一、職業教育對新農村建設的經濟意義

從理論上講,經濟意義著重體現在能夠產生巨大的物質力量上,而職業教育能夠深入到農村、山村,從教育層次上講,它增加了農村人口的教育數量,提升了農村人口的教育質量。根據馬克思對生產力的解說,使我們更加清楚地看出科技的巨大作用,用公式表示是:生產力=科學技術×(勞動者+勞動對象+勞動資料)。從實踐的角度分析,職業教育培訓與經濟活動、生產活動的貼合點越來越近,部分職業院校開始校企結合,走產、學、研相結合的道路,受訓者直接了解最新操作技術情況,接觸最新操作設備,真正達到了技能與知識相一致的目的,開發了現有資源,形成了巨大經濟效益。職業教育深入進農村,使農村勞動力接受職業教育的機率增大,有益于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得到更多的經濟回報反作用于農村經濟建設。

二、職業教育推動著新型農村勞動力的轉移

目前我國有1.2億進城務工農民,每年還有新增農村勞動力600多萬人,進城務工人員已占我國制造業和服務業一線從業人員總數的50%以上,其中85%以上是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有80%人員沒受過職業技術培訓。可見,農村勞動力的轉移數量上占優勢,但質量上還存在嚴重不適合社會需求的一面,因為貼合市場需求的農村勞動力嚴重不足。這種亟待解決的問題要求我們必須深入開展農村勞動力的職業培訓和引導,加強職業教育,提高農村勞動力素能。通過職業教育使新型農村勞動力全面轉移,拓寬就業渠道,影響農村經濟建設。此外,通過職業教育還可以使農村建設出現更多的知識型人才,激發農村潛在的市場,共同推進新農村建設。一方面,進城務工人員通過職業培訓,強化了技能,了解了農業以外的技術行業,把技術的思想引入到了農業生產中,促進著農業生產;另一方面,通過職業教育還可以培養農村勞動力進行技術開發與改造,自主創新,自主創業,參加到鄉村建設當中,走進致富之路;再一方面,新農村建設需要更多的技能型人才的參與,更需要知識水平有限的農村勞動力來強化技能,對其進行職業教育顯得尤為重要。進而,新型農村勞動力不斷增加,加速了新農村建設的步伐。

三、職業教育加速了農村城市化進程

城市化是一個熱門話題,是世界矚目的重要問題,是發展中國家亟待解決的問題,也是社會發展的趨勢所在,同樣是職業走向專業化并到一定歷史階段后必定會產生的一種社會現象。因此,要實現城市化,就必須以城市化人口比重、城市生產、生活方式擴大等為主要標志。事實上,職業教育不僅可以推進勞動者技能提升,更重要的是它蘊含著勞動者朝哪個方向轉化的問題。其一,農村接受過職業教育的人群希望實現自我,去適合自己展示的舞臺上盡情發揮,促進了農村技術人口從農村地區逐步遷移往城市地區。反過來,大量的農村人口轉化為非農人口后,促使城市人口比重很大程度提升,加速了城市化進程。其二,在第一方面的引導下,城市規模不斷擴大,無形中輻射了農村經濟建設,使農村的小城鎮逐步攀升,又加速了城市化進程。其三,在農村職業教育發展的推動下,農村勞動力接受新技術、新技能的同時,也接受了新的生活方式,使得農民的生活水平、生活質量提高,進一步加強了農村城市化進程。法國學者菲利普?潘什梅爾(Phillipepinchemel)認為,評價一地區城市化程度的指標,稱為城市化指數,計算公式為:城市化指數=(地區城市人口密度/農村人口密度)×(城市人口/全國總人口)×100%。由此可見,目前在受教育層次增多尤其是職業教育深化的大環境下,城市人口密度攀升,農村人口密度降低,城市人口相對于全國人口增長速度要高、要快,所以我國城市化指數又不斷提高之勢。一定意義上職業教育加速了農村的城市化進程。

總之,職業教育的科技意義重大,在實際中更應著力推廣職業教育,使它給社會帶來更巨大的效應,促使職業教育強起來。同時,更應加強城鄉間的技術交流,認真解決職業教育和培訓中存在的諸多問題,使得以職業技能培訓為主的實踐型、專業型和創新型農村勞動力人才不斷涌現,共同致力于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

一、近代關內移民對東北農業經濟發展的積極影響

關內人口大規模地遷移到東北之后，他們通過自己的辛勤勞動，改變了東北農業落后之現狀，使東北農業呈現出一片欣欣向榮的局面。具體來看，近代關內移民對東北農業經濟發展所帶來的影響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關內移民加速了東北土地的開發與利用，大幅度提高了糧食產量

土地開發與利用的前提就是擁有大量的勞動力。東北地區雖有大量富饒的土地，但由于先前勞動力十分缺乏，因此土地的開發與利用的程度十分有限，大量的土地荒蕪待墾，糧食產量也相對較低。伴隨著關內移民的逐漸增加，東北土地的開發便擁有了足夠的勞動力，耕地面積便開始逐漸擴大。在1914年，東北地區有耕地14019.2萬畝，而到1932年的時候，增加到30618.6萬畝，18年的時間翻了一番多。特別是1927年至1929年三年的時間里，耕地面積增加速度十分明顯，這恰好印證了人口大規模遷移與土地開發的關系，因為這三年正處于關內人口大規模向東北遷移的高潮時期。到1933年，東北三省除了遼寧之外，吉林和黑龍江兩省都跨入了全國十大農業省行列，其中吉林耕地面積居全國第六，黑龍江耕地面積居全國第十，由此可以看出關內移民對東北土地開發的作用與貢獻。作為農業生產的基本資料，土地大規模開發所帶來的直接收益就是糧食產量的增加，這也是關內移民對東北農業經濟發展所帶來的重大貢獻之一。關內移民到東北之后，他們通過自己的辛勤勞作，創造了一次又一次的糧食豐收。1912年，東北三省的糧食產量僅為800余萬噸，到1930年時，增加到了1800余萬噸，每年凈增60余萬噸。特別是在1924年至1930年六年的時間，高粱、谷子、玉米、大豆四類農產品的產品呈現出明顯增加的態勢，以大豆為例，1924年大豆的產量為150萬噸，1930年達到了310萬噸。在大機器生產還沒有得到推廣的年代，東北糧食產量的增加可以說主要依靠的就是人力，而這個人力正是由龐大的關內移民所提供的。正是東北土地大規模的開發和糧食產量的不斷提高，促使東北出現了松花江中游、松嫩平原、牡丹江流域等幾個主要的產糧基地，為東北成為全國聞名的產糧區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2.關內移民帶來新的農作物品種和新的種植技術，改變了東北地區的農業生產結構

在清末以前，東北地區是我國邊疆地帶，當地人口以少數民族為主，漢族人口十分稀少。而少數民族在農業生產方式上多以漁獵和牧業為主，因此在很長一段時間內，東北的農作物種植業十分落后，農業生產結構十分單一。近代關內移民遷入東北之后，帶來了大量的農作物新品種，其中包括玉米、水稻、旱稻、煙葉、甘草、亞麻以及各種蔬菜瓜果品種，這極大地豐富了東北地區的農作物品種。伴隨著這些農作物品種一起引入的，還有先進的農作物種植技術。東北少數民族的生產方式較為落后，基本處于原始刀耕火種的狀態，這種生產方式不僅僅產量較低，而且容易對土地資源造成毀滅性的破壞，不利于土地資源的再次開發與利用。關內移民遷往東北之后，將當時中原地區先進的農業生產工具、技術和方式帶到了東北，比如中原地區廣泛使用的鐵犁、磨盤、鋤頭就是由關內移民帶到東北的，這直接提高了東北地區農業的生產力。不僅如此，關內移民還將中原地區的休耕輪作法帶到了東北，這改變了東北地區粗放式的農業生產方式，對于東北地區在農業生產過程中合理利用土地起到了很大的促進作用。正是農作物新品種和先進種植技術的引進，直接改變了東北地區以漁獵和牧業為主的農業生產結構，使得東北農業開始與關內農業的生產結構一致，為其農業經濟的繁榮創造了條件。

3.關內移民促使了東北地區農業貿易的繁榮

摘要：本文圍繞農村人口老齡化問題展開了分析與探討，從人口老齡化的現狀入手，針對農村人口老齡化對農業經濟的短期與長期影響進行了深入探討，以期為加快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建設提供參考。

關鍵詞：人口老齡化；農村；現狀；農業經濟；影響

農業是支撐國民經濟建設與發展的基礎性產業，是國家自立自強、社會和諧穩定的根本前提。農村人口老齡化速度加快，勢必對農業生產造成阻礙，從而對社會經濟發展產生深刻影響。

1農村人口老齡化現狀

依據國際通行標準，當社會人口年齡結構中，60歲及以上人口占總人口的10%以上，或者65歲及以上的人口大于7%時，就可以被認定進入了老齡化。我國從1999年就開始進入老齡化階段。據第六次人口普查數據顯示，2010年我國農村60歲以上的老年人口為9930萬人，占全國老年人口總數的55.92%，農村老齡化進程明顯比城鎮要快。另據國家統計局統計，2014—2019年，我國60歲以上的老年人口以1000萬人/年的速度遞增，據預測2020—2040年，老年人口平均每年要增加1200萬人。我國農村人口老齡化嚴重，其與人口出生率下降、死亡率降低、預期壽命延長有關。另外，由于農村的生產率低下，農村的遷出人口遠遠超過遷入人口，年輕勞動力流失直接加劇了農村老齡化的問題[1-2]。我國人口老齡化格局大致呈現出漢族地區快于少數民族地區、東部發達地區快于中西部地區、農村地區快于城鎮地區等特點。農村人口老齡化呈現出速度加快、分布不均、老齡化提前及人口收入低等特征。

2農村人口老齡化對農業經濟的影響

發展生產是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中心環節，生活富裕是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目標，農村人口老齡化對農村的生產發展及經濟建設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了解農村人口老齡化對農業經濟的影響，對我國新農村建設及國民經濟發展都具有重大的意義。

本文作者：朱恒金、馬軼群 單位：南京審計學院、河海大學商學院

任保平和王蓉（2011）[7]建立了包含工業化率等19個指標的評價體系綜合評價我國東部地區的經濟增長質量。顯然，構建指標體系較容易被接受和理解，是進行實證分析的基礎，但是，在研究中可能會遺漏體現經濟增長質量的其他要素；二是探討經濟增長質量的內涵，肖紅葉和李臘生（1998）[8]從經濟增長的穩定性、經濟增長的協調性、經濟增長的持續性和經濟增長的潛能四個方面考察了中國經濟增長質量。王積業（2001）[9]將經濟增長理解為數量擴張與質量提高兩個方面，并以此確定經濟增長質量的基本內容是經濟增長過程中技術進步的作用和要素使用效率的提高。劉樹成（2007）[10]也認為提高經濟增長質量是指能夠持續提高經濟增長態勢的穩定性，經濟增長方式的可持續性，經濟增長結構的協調性以及經濟增長效益的和諧性。這樣界定的優點在于可以給予經濟增長質量一個明確的、完整的范圍，避免遺漏經濟增長質量中較重要的要素，缺陷則在于不利于進行實證分析。為了彌補兩種界定的不足，本文考慮可以在經濟增長質量內涵界定的基礎上，選取具有代表性的指標，構建反映經濟增長質量的指標體系。參考已有研究，本文將經濟增長質量界定為經濟增長方式質量、經濟增長過程質量和經濟增長結果質量。不難發現，三個方面彼此之間存在著緊密的聯系，而且能較全面的揭示經濟增長質量的內涵。由此，本文將在明確的范圍內構建這三個方面的指標，探討勞動力轉移如何從這三個方面影響中國經濟增長質量。

經濟增長方式分為粗放型增長與集約型增長兩種類型，其反映了經濟增長的潛能，在經濟增長中體現為高效地使用各種生產要素。粗放型增長的動力來源于要素的投入，一旦要素投入下降或者要素投入增長不能滿足經濟遞增的要求，經濟增長就難以為繼。集約型增長主要源于技術進步和要素的優化配置，在發展中國家要素的優化配置顯得尤為重要，它是克服資源有限性的有效手段。肖紅葉和李臘生（1998）[8]認為有兩個原因決定粗放型增長不可能長期持續，一是社會資源的稀缺性，決定了長期保持要素投入的遞增是不可能的；二是邊際產出遞減規律，即使是資源投入遞增能夠保證，經濟增長速度也會逐漸地趨于降低。因此，只有集約型方式實現的經濟增長才是高質量的增長，集約型方式能夠保證同樣的要素投入帶來更快的經濟增長，或者是使用較少的要素能達到同樣的增長率水平。粗放型增長方式向集約型增長方式的轉變說明經濟增長質量的提高，反之，則意味著經濟增長質量在降低。集約型不僅應體現資本要素使用的集約，也應體現勞動要素使用的集約，特別是在中國人口紅利即將消失的時期（蔡昉，2006）[11]，勞動力的價值就顯得更為重要，因為勞動力轉移是由低生產率的農業部門向高生產率的非農部門轉移，其能夠提高勞動要素的使用效率，實現勞動力資源的優化配置，因此，本文做出如下假設：假設1：勞動力轉移會增強經濟增長方式質量。

高質量的經濟增長過程是穩定、協調和持續的。首先，穩定性是指經濟增長過程的平穩性，較小的經濟產出和價格波動意味著較高的經濟增長質量，經濟增長的相對穩定是經濟健康發展的基礎，是維護經濟發展的良好秩序必然要求。勞動力轉移對經濟增長的作用不言而喻，但是近年來，東南沿海地區屢遇“民工荒”，勞動力轉移的不穩定性對經濟產生了較大影響，這意味著持續穩定的勞動力轉移能夠增強經濟增長的穩定性；其次，協調性是指經濟運行過程中協調的產業結構，協調的收入分配結構和協調的生態環境結構，協調性是未來經濟持續快速增長的前提，同時也意味著經濟運行處于良好的狀態，因此，協調的經濟關系是經濟發展的關鍵。勞動力是向非農產業的轉移，在轉移中可以增加非農產業的產出和就業比重，進而實現不同產業就業和產出的協調發展。由于勞動力轉移的目的主要是以增加收入為主，通過轉移可以縮小收入差距，實現收入分配結構的協調。勞動力轉移對環境的影響現有研究較少，李曉春（2005）[12]使用擴展的哈里斯-托達羅模型分析了國內勞動力轉移與環境污染的關系，認為在我國城鄉分離的二元經濟結構下，農村勞動力向城市部門遷移，在增加工業產出的同時，也使得當地環境污染增加。但與李曉春的理論分析不同，史安娜和馬軼群（2011）[13]實證研究表明勞動力轉移目前并未對環境污染產生顯著的影響，認為出現這樣的結果可能與中國勞動力轉移特點有關；再次，持續性主要反映在投資消費結構上，投資和消費是經濟增長的重要推動力，較高的投資和消費水平能夠推動持續快速的經濟增長，它是經濟實現騰飛的前提，也是良好的經濟增長狀態的客觀表現。當企業通過雇傭廉價農村勞動力獲得較高收益時，勞動力轉移就形成了企業維持或降低現有投資水平的動力，同時，農村勞動力長期在農村生活形成的消費習慣不會因其轉移到非農產業就發生較大改變，這說明勞動力轉移可能會抑制經濟增長過程的持續性。鑒于以上分析，本文做出如下假設：假設2a：勞動力轉移會增強經濟增長的穩定性。假設2b：勞動力轉移會增強經濟增長的協調性。假設2c：勞動力轉移會降低經濟增長的持續性。

經濟增長的最終目的就是要保證整個社會的最終產出水平不斷持續地提高，并通過社會產出的增加和產品的豐富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研究中通常使用人均GDP衡量經濟增長結果質量。社會資源的優化配置是實現這一目標的關鍵，生產要素從邊際產出較低的部門向邊際產出較高的部門流動是要素優化配置的重要途徑，因而也是經濟增長的重要源泉。勞動力轉移即為社會勞動力資源優化配置的過程，農業部門勞動力的邊際產出低于工業部門勞動力的邊際產出，在就業數量沒有發生改變的前提下，勞動力從農業向非農產業轉移會提高勞動力的配置效率，并因此推動經濟增長（Lewis，1954）[14]。因此，本文做出如下假設：假設3：勞動力轉移會增強經濟增長結果質量。

在已有的研究中，多是構建指標體系計算總的經濟增長質量指數（鈔小靜和惠康，2009）[15]，這樣可以簡單的通過一個指數就反映出經濟增長質量的變化，但是，考慮到經濟增長質量是多方面內容共同構成的，一個總的指數無法清楚的看到經濟增長質量不同方面的變化，得出的研究結論也沒有非常明確的針對性，為了從不同方面探討勞動力轉移對經濟增長質量的影響，本文依據前文的分析選取不同指標來分別衡量經濟增長方式質量、經濟增長過程質量和經濟增長結果質量，其中，經濟增長過程質量分解為穩定性、協調性和持續性三個部分（見表1）。2.勞動力轉移的度量本文使用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就業人數的變動反映勞動力轉移（LTRAN）的狀況，因為兩大產業從業人員總和在全社會就業結構中的比重越大，說明農村勞動力向非農產業轉移的數量越多。這樣的度量可以體現出嚴格意義上的勞動力轉移，即永久性地從農業生產向非農業生產的轉移。

本文處理的數據來源于《中國統計年鑒》和《新中國六十年統計資料匯編》，選取是1978—2010年度數據。為了保持數據的一致性，本文利用各年的消費價格指數換算為1978年的不變價。其中，資本存量使用單豪杰（2008）[16]估算的中國總資本存量數據，由于單豪杰估算的資本存量是以1952年的不變價計算的，本文將資本存量數據重新換算1978年的不變價。根據研究需要，本文需要分別計算出經濟增長方式質量指數（EGMOD）、經濟增長穩定性指數（EGSTA）、經濟增長協調性指數（EGCOO）、經濟增長持續性指數（EGCON）和經濟增長結果質量指數（EGRES）等五個指數。由于經濟增長質量各指標的計量單位不相同，且存在正指標和逆指標，首先，要消除量綱差異，本文將采取如下指數化方法：在上述標準化方法中，xi為每個指標的具體計算數值，maxx和minx分別代表了該項統計指標中的最大樣本數值和最小樣本數值；其次，要進行逆指標轉正，本文的逆指標主要有單位產出能耗比、產出波動率、通貨膨脹率、城鄉收入比、單位產出廢氣排放、單位產出廢水排放、單位產出廢棄物排放等。這些指標的數值越高，則對總體評價存在更高的負面影響。為了便于計算，我們先把逆指標轉化為正指標，然后再在此基礎上，通過上面的指數化無量綱處理，轉變為正指標標準化分值。在由逆指標向正指標的轉化過程中，這些指標首先按上面的公式進行標準化。在此基礎上，用100減去數值，所得結果便是與逆指標對應的正指標數據，由此實現由逆指標向正指標的轉化。對計算結果再次標準化，便可得到可以用于計算指標的數值。

摘要：從1995年到2025年中國農村人口向城市遷移的變化研究表明，由于1978年經濟改革和開放政策，許多投資者開始在中國設立工廠，吸引了很多人從農村搬到城市。從1995年到現在，鄉村到城市移民的數量不斷增長。城鄉移民提供了足夠的勞動力，向城市和其他農民騰出土地。這種集中的遷移模式為的經濟社會發展做出了巨大的貢獻，而這也給中國政府帶來了一個巨大的社會挑戰。文章從正反兩面討論城鄉遷移對中國社會的影響。

關鍵詞：城鄉移民；經濟影響；移民趨勢

近年來，中國的城市化迅速發展，其中最重要的一個原因是城鄉移民。中國曾經是一個農業大國，因此，大多數農民依靠土地來謀生。然而，隨著工業的發展，務農不是一個增加經濟來源的最好辦法。此外，城市地區的經濟快速增長，導致城市就業崗位增多，對各種勞動力的需求增加。來自bjreview.com.cn網站的一篇文章提到，“自從改革開放政策在1978年推出的時候，中國在城市化方面取得了重大進展”。越來越多的外國投資者已開始在中國設立工廠，并且提供了大量的就業機會。一些農村勞動力決定放棄農業，轉而在城市追求更高的收入和更多的機會。從那以后，中國人口從農村轉移到發達地區。從1995年到現在，城鄉移民的數量不斷增長。城鄉移民為城市發展提供了足夠的勞動力。然而，它給我們的生活帶來很多問題，如房價壓力，環境問題等等。此外，盡管在市區工作幫助鄉村人民得到了更高的收入，但他們在城市的生活條件不如他們所想。大部分人無法享受到社會福利和先進的資源。據此，本文討論了自1995年以來農村向城市遷移的簡要情況，移民的年齡結構、生活條件、遷移的原因，以及其影響和對未來的預測。

一、研究方法

本研究中，在互聯網上的信息搜索是獲取中國的城鄉移民信息的主要方法。我們進入一些權威網站，發現可靠的信息，比如學術文章，專業人士分析，報紙的報道，雜志等等。此外，表格、圖表和一些權威的數據也包括在內。

二、研究成果

（一）1995年移民情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