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社區化管理的背景追溯

我國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以來，隨著單位制的解體、政府職能的轉變和現代企業制度的建立，城市經濟、社會結構和社會管理體制發生了巨大變化，原先的“計劃經濟”轉到了“市場經濟”；原先“單位人”成為了“社會人”；原先的“靜態封閉”轉變成“動態開放”，使城市特別是大、中型城市社會管理面臨著諸多社會矛盾和問題，如下崗失業群體增多、低收入人群增加、外來人員大量涌入城市、社區管理基礎薄弱、管理資源配置滯后。尤其反映在社會治安方面，表現為治安環境日益復雜、重點人員漏管失管、侵財類案件和黃毒案件多發等，給城市管理帶來了諸多的新難題，給社區管理的傳統體制帶來了嚴峻的挑戰。

二、社區化管理的重要意義

推行社區化管理是貫徹科學發展觀，落實中央政法委“三項重點工作”部署，遵循社區建設理念，推進社會管理創新的重要舉措；是適應當前社會形勢和城市社會發展、回應人民群眾新期待新要求的積極探索。對于處在加快城市化進程中的上海城郊結合地區，社區化管理無論是在推進城鄉一體化發展、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還是在加強居民自治的社區政治建設等方面均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一）推行社區化管理符合上海城市化發展戰略，是推進城郊結合地區城鄉一體化發展的現實需要

數據顯示，2011年，我國的城鎮化率已達到52.6%，相當于7億人口“擠”在城市。城市化的躍進必然隨之產生大批的社區。黨的十八大提出，“要推動城鄉發展一體化”、“要加大統籌城鄉發展力度，促進城鄉共同繁榮”。中央要求上海率先實現現代化、率先全面建成小康。根據中央要求和上海經濟社會發展的實際，上海“十二五規劃”建議中明確指出，要“堅持城鄉一體、均衡發展，把郊區放在現代化建設更加重要位置，進一步將建設重心轉向郊區。”這既表明了上海郊區的建設和發展在整個上海城市現代化發展戰略中的重要位置，同時也給城郊結合部加快推進城鄉一體化和建設現代化新區提供了大好機遇。

（二）推行社區化管理是適應上海城郊結合地區特點，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內在需要

［摘要］基層是城市社區公共文化服務建設的重難點，要想提高城市社區公共文化服務水平，就必須要推動社區公共文化服務向管理職能傾斜，積極構建“政府—社會—居民”的合作體系，實現公共文化服務城鄉一體化發展，真正發揮出公共文化服務社區、治理社區、維護社會和諧穩定發展的功效。基于此，首先分析了城市社區公共文化服務建設現狀，闡述了其存在的問題，最后提出了具有針對性的解決方案。

［關鍵詞］城市社區；公共文化服務；建設

前言

隨著我國城市化進程加快，社區體系逐漸成熟完善，而公共文化服務也在“探索—普及—深入”的進程中不斷創新。雖然我國社區公共文化服務取得了可喜成效，但建設體系依舊面臨諸多問題，極大地制約了城市社區公共文化服務的發展，我國城市建設和社區文化體系發展還有待進一步完善。可以說，提高社區公共文化服務水平是實現基層社會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必然要求，是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基礎和保障，是提高我國軟實力的重要舉措。

1城市社區公共文化服務建設現狀

1．1公共文化服務建設資金不足

當前，我國社區公共文化活動開展與設施建設的資金來源主要依靠公共財政，省市政府免費投放設施數量較少，至多予以一定資金補助，多數社區公共文化活動開展和設施設備建設經費都由各社區日常運轉經費或其所轄街道辦事處自行承擔，若要舉辦大規模公共文化活動，還需要向上級部門申請，而上級部門所給予的幫扶具有較強限制性，缺少延續性［1］。街道辦事處財政中也只能拿出一部分用于公共文化活動建設，若這些經費用于活動場所建設，那么其他公共文化服務項目難以維系，無法做到兼顧。而社區日常運轉經費也僅能維系社區正常辦公，無過多資金用于公共文化服務。所以使得很多小型活動只有在申請到足夠經費后才能開展。

摘要：農業地區社區管理有利于城鄉一體化全面發展，有利于推進農業現代化，有利于“美麗鄉村”的實現。為加快建設美麗鄉村，以農村社區管理存在的問題為切入口，分析農村社區管理中存在的機制體制運行僵化，服務管理水平不高，居民文化素質不高，傳統落后生活方式難以改變，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水平不高等主要問題，提出運用貝葉斯模型理論構建農村社區管理新模式，以促進農村社區管理健康有序的發展。

關鍵詞：農業地區；貝葉斯理論；農村社區管理；城鄉一體化

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簡稱）大報告中強調，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建立健全城鄉融合發展體制機制和政策體系，加快推進農業農村現代化［1］。2017年國家一號文件指出，要深入開展農村人居環境治理和美麗宜居鄉村建設。選擇適宜模式開展農村社區管理建設，加快修訂村莊社區規劃建設管理，大力推進縣域鄉村建設規劃編制工作。因此，推進鄉村社區管理建設是推進農業現代化實現的重要渠道，是實現“美麗鄉村”的重要手段。由于傳統農業生產的影響，農村居民社區在管理方面呈現出較為粗放的狀態，面臨著諸多的瓶頸問題，亟待從制度上和管理上解決這些問題和困境。貝葉斯模型是基于概率推理的圖形化網絡模型，是通過一些變量的信息來獲取其它概率信息的過程建立起來的，基于概率推理的貝葉斯網絡是為了解決不定性和不完整性問題而提出的，它對于解決復雜設備不確定性和關聯性引起的故障有很大的優勢，在農村社區管理中是一個有益的嘗試［2］。

1農業地區社區管理的重要現實意義

1．1農業地區社區管理有利于城鄉一體化全面發展

農村社區管理是當前城鄉“二元結構”的重要體現，通過實現城鄉動態發展，是徹底解決“三農”問題的重要舉措，有利于統籌城鄉發展，促進農村社會各方面協調發展。加強新型農村社區建設，對于提升農民的生活質量、加快農村經濟發展、大幅提高農民收入，全面推進農民就業，具有重要推動作用。同時還有利于農村社區居民和諧關系的建立［3］。進一步提高農民的文化素質和文明程度，不斷豐盈農村基層文化生活口味，提升村民自治制度水平，全面推進“四個民主”的早日實現。

1．2農業地區社區管理有利于推進農業現代化

一、城鄉居保經辦管理的特點

無錫市城鄉居民養老保險制度是一種兜底性的養老保障制度，惠山區城鄉居保參保的對象主要為居住在農村的居民。要將城鄉居保制度切實的貫徹落實到位，首要解決的是城鄉居保經辦管理問題。而農村居民的生產生活不同于城鎮居民，有其自身規律和特點，不能簡單地將城鎮社會保險的經辦管理模式復制到城鄉居保。城鄉居保主要有以下特點：一是農村居民居住分散且數量大，農村部分地區交通不便，計算機網絡、銀行網點等服務基礎設施薄弱；二是城鄉居保參保以自愿為原則，業務靈活性大，參保繳費沒有強制性要求。每年在固定時限參保，按年繳費；三是農村居民沒有固定的上下班時間和固定收入，多數時間忙時在家務農，閑時外出務工。依據以上特點，無錫市惠山區創新工作思路，因地制宜，在經辦管理上下足了功夫，建立起規范、高效、便民的經辦管理服務模式。

二、主要做法及取得的成效

（一）加強組織領導，提供制度保障

成立了城鄉居保工作領導小組，實行“一把手”負責制。強化目標任務考核，區政府將居民養老保險工作列為每年重點工作目標任務，區、鎮、村層層簽訂目標任務責任狀，保證了任務到人、責任到人，工作上做到有部署、有督促、有檢查、有落實。制定《惠山區居民養老和居民醫療保險制度的實施意見》：一是實現了城鄉一體化養老保險制度的全覆蓋；二是加大了公共財政的投入力度，拓寬基金籌集渠道；三是針對并軌過程中惠山區部分老農保人員按新辦法不能轉入居民養老保險的，實行老人老辦法，實現了新老制度無縫對接，為居民養老保險工作的順利開展提供了切實可行的制度保障。同時，建立被征地農民、居民養老保險、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相互銜接制度。

（二）加強基層平臺建設，打造便民服務體系

一是投入資金為每個鎮、村統一配備了社保查詢一體機、LED顯示屏（或電視機）、計算機、掃描儀、一體式打印機、票據打印機等。建立起村（社區）采集數據、鎮、區初審匯總、市集中審批的三級網絡工作模式，使城鄉居保工作開展更加快捷通暢。二是在全區建立110個村（社區）服務站，區、鎮（街道）、村（社區）都配備了兼職或專職經辦人員，實行定人定崗、職能清晰、責任明確，業務操作、內部控制等各項管理制度。城鄉居保工作職責、服務承諾、工作流程等統一上墻，方便群眾辦理業務。現在居民足不出村就可辦理參保登記、個人繳費、待遇領取、權益查詢等業務。

一、城鄉一體化背景下社區黨員分類式教育管理的時代需求

“治國安邦，重在基礎；管黨治黨，重在基層。”城市社區黨組織是黨在城市基層開展工作和發揮戰斗力的落腳點，而社區黨員是新時代加強黨的政治建設的助推者、實踐者和組織者。社區黨員教育管理工作是基層黨建的基礎工作和長期任務。指出：“加強黨的建設，首要任務是加強思想政治建設，關鍵是教育管理好黨員、干部。推動全面從嚴治黨向縱深發展、向基層延伸，迫切需要從嚴教育管理黨員。”如何增強黨員教育管理工作的針對性和有效性，推動黨內教育從“關鍵少數”向廣大基層社區黨員拓展，健全黨員創先爭優長效機制已成為新形勢下基層黨建工作面臨的重要課題與創新點。近年來，隨著經濟體制的轉軌，社會流動性的增強，以及社區各類新型組織的出現，越來越多的“單位人”涌入社區，組織關系落戶社區黨組織的在職黨員、離退休黨員、待就業黨員、“兩新組織”黨員及“流動黨員”等各種類型的社區黨員數量大幅增加，黨員隊伍成分和來源也變得多樣和復雜，黨員教育和管理工作成為社區黨建工作的熱點難點問題。另一方面，隨著城鄉統籌發展背景下城鄉一體化進程的加速，農村發展出現了土地向規模化經營集中，工業項目向園區開發區集中，農民向整體安置社區集中的“三集中”趨勢，新型社區尤其以整體安置型失地農民為主體的社區在基層組織中所占的比重不斷增大，其黨組織覆蓋、黨員教育、組織關系管理及先鋒作用發揮也成為新形勢下基層黨建工作的薄弱環節。因此面對基層社區黨員隊伍出現的老齡化、動態化、多元化、復雜化等新變化新現象，社區黨組織亟須解放思想、開拓創新，針對黨員的不同類型和來源，從實際出發以分類式教育模式和差異化管理手段實現黨組織對社區黨員的有效監督與管理服務，進而破解城市基層黨建工作的問題短板，進一步推動城市黨建引領區域高質量發展。

二、城鄉一體化背景下社區黨員教育管理工作現狀與困境分析——以常州市青龍街道為例

“黨員教育管理由黨員教育和黨員管理兩個方面構成。所謂黨員教育就是根據黨的事業發展的需要，采取各種有效的形式、方法對黨員進行思想理論教育、黨性教育、黨的路線方針政策教育、現代科學文化和技術業務教育，從而增強黨性，提高黨員自身素質。”黨員教育是加強和實現黨領導一切的根本保證，也是開展黨員管理工作的途徑和前提。常州市天寧區青龍街道地處常州市省級開發區——天寧經濟開發區范圍，區域面積24.04平方公里，人口6.6萬人。隨著常州市區域規劃、產業結構的調整和城鄉一體化的推進，青龍街道從2005年開始進行了大規模撤村建居、棚戶區改造，十多年的拆遷安置和開發區建設使得青龍街道的社區黨員教育管理工作具有其他城區和街道所不具備的多樣性、復雜性、典型性和艱巨性等特征，離退休黨員、在職黨員、未就業黨員、返遷過渡期黨員、動遷安置社區黨員、流動黨員、非公企業黨員、農民黨員、失聯黨員等各種身份和類型的黨員在青龍街道的村、社區黨支部都有存在，黨員教育管理工作倍感壓力。根據青龍街道黨工委的全面調查摸底及深入座談調研，目前青龍街道村、社區黨組織共包括3個純城市社區黨組織、5個動遷進程中村黨組織、5個拆遷安置型社區黨組織等共13個社區黨組織，下設30個黨支部，管理黨員1366名，其中60歲以上黨員688名。近年來，針對社區黨員身份多樣性、組織關系復雜性、居住流動性大等特點，青龍街道改變原來“一刀切”“大把抓”“垂直型”黨員教育管理方式，解放思維創新工作方法，在統籌城鄉基層黨建的實踐中，從黨員隊伍實際情況出發，把黨員教育、管理、監督、服務和激勵有效結合起來。街道根據同類型黨員的特點和組織關系特殊性探索實施不同形式不同機制的教育管理服務模式，創新實踐集中性教育和經常性教育相結合，傳統教育載體與新媒體教育載體相互補，黨性教育與服務群眾相統一，政治理論學習與社區志愿服務相融合的黨員學習教育機制，形成了包括“項目式”“參與式”“動態式”“關愛式”“聯合式”“激勵式”等黨員分類教育管理的多種模式，推進城鄉一體化進程中黨員教育管理監督工作的健康有序運行。然而隨著組織關系掛靠社區的黨員數量日益增多，城鎮化建設進程中本地黨員大量流出等情況出現，村、社區基層黨組織黨員教育管理出現“八難”現象：即參加組織生活難、集中座談難、談話溝通難、交納黨費難、保持聯系難、開展活動難、發揮先鋒作用難、掌握其表現難。在筆者深入社區進行深度調研摸排中發現，青龍街道基層黨組織在黨員教育管理過程中主要存在以下幾方面的困惑。純城市社區在職黨員組織生活參與度不高，黨性教育有難度。在此調研報告中涉及的社區在職黨員主要是指：“以社區黨組織對黨員實現直接管理或者說黨組織關系直接隸屬于社區黨組織并且居住地在該社區的在職黨員。”城市社區中這類黨員年齡基本在60歲以下，職業類型復雜多元，大部分屬于“兩新組織”黨員。與城市社區中離退休黨員積極參與社區活動、踴躍參加組織生活、熱心社區公益事業所不同的是，部分社區在職黨員常常以“平時工作忙沒時間、周末要做家務帶孩子”等為借口推脫社區黨支部的每月主題黨日活動及社區志愿服務活動。他們有的不重視自己的政治身份甚至不愿暴露自己的黨員身份，除了按期繳納黨費外，對正常的組織生活以及社區組織的活動不積極、不熱心、不關注，先鋒模范作用難以體現。究其原因，一方面由于其工作繁忙、時間不充分、家庭負擔繁重；另一方面由于部分純城市社區在職黨員黨性觀念淡薄，對社區黨組織的工作缺乏深刻的認識，對參加黨組織活動存在抵觸情緒和排斥態度，缺乏積極主動的參與意識，缺乏對社區黨組織的組織歸屬感和存在感。返遷過渡期黨員流動性大、居住分散，集中管理有困難。近五年來，由于城鄉一體化進程的快速推進，青龍街道的拆遷片區和棚戶區改造面積大幅增加，黨員群眾原來居住的街道東風、常青、三里、亞新和福成北塘村（社區）正處于動遷過程中或待拆遷中，部分居民原來的住宅已經拆遷，新居還在建設過程中，居民以在外租房的形式進入返遷過渡期，受拆遷工作進度和安置社區建設進程的影響，返遷過渡時間有的長至七八年。拆遷改造區域黨員由過去的“集居”變為了“散居”，流動性大。由于拆遷后黨員居住集中度較低，原村黨組織很難把黨員組織在一起開展活動。黨員居住地的分散使得黨組織難以關心照顧到每一名黨員，也難以全面了解掌握每一名黨員的現實表現情況，部分黨員的教育管理工作出現了“斷檔”，黨員開展創先爭優活動也出現了“難題”。由于整個行政村還沒有完全撤掉，所以原來的村黨總支和黨支部依然存在。據統計，這五個動遷進程中及待拆遷村黨組織有不少黨員居住地已經遷移出原村組，處于返遷過渡在外分散居住狀態，其中年齡超過60歲的黨員占近60%，年齡最大的黨員已經超過80歲，100多名黨員處于拆遷過渡在外分散居住狀態，但黨組織關系仍在原村黨支部。大部分年老黨員黨性意識強、組織紀律性高，盡管居住分散、交通不便，他們仍然堅持回到原村黨支部進行每個月的黨組織生活會和主題黨日教育學習活動。但是年老黨員主動回村學習也給動遷村黨支部黨員組織教育工作帶來不小的管理風險。因此如何讓返遷過渡期黨員“流動不流失”，“離村不離黨”，“散居不散隊”，并減少動遷黨員回村參加組織學習的各種突發意外風險是目前城鄉一體化進程中農村黨組織開展黨員教育管理服務工作所面臨的難題和挑戰。整體安置型社區黨員面臨“雙重管理”困境。經濟利益的多樣性、社區居民的流動性、社區文化建設的滯后性、社區黨員身份背景和組織關系的復雜性、農村黨建工作的慣性給整體安置型社區黨員教育管理工作以及激勵機制的形成帶來不小的挑戰。常州市青龍街道從2005年到2017年已建成五個整體安置型社區，社區黨組織從無到有逐步完善，部分返遷過渡期的黨員群眾逐步入住各安置社區。目前青龍街道的五個整體安置型社區黨員人數有650多名，占到整個街道村、社區黨組織黨員隊伍近半數，其中60歲以上黨員有305名，黨員群體年齡偏大，社區黨組織亟須吸收年輕黨員。一方面，安置型社區黨員組織關系的復雜性以及黨員對新居住地社區黨組織的距離感也為安置型社區黨組織和原村委黨組織開展黨員“雙重管理”帶來困難。另一方面，不少黨員已長期居住在安置社區，但是組織關系仍然在原村黨組織，因此對居住地社區黨組織認同感、歸屬感不強，為安置型社區黨組織引導“村民”向“市民”轉變，切實發揮新社區黨組織和黨員在維護居住地社區穩定，促進社區融合的先鋒模范作用帶來了相當的挑戰與難處。

三、常州市青龍街道社區黨員分類式教育管理機制的實踐路徑

1.開啟“互聯網+社區黨建”工作新模式，突破黨員學習教育的時空桎梏傳統黨建的一大特點在于其動員模式、教育管理和監督考核主要是依靠黨組織自上而下、層層動員、上情下傳。黨員教育方式主要采取集中開會、現場座談、文件研習、講座報告、心得撰寫等方式。近年來隨著互聯網的迅速普及和使用，“網絡黨校”“網上黨支部”等黨員教育創新載體的出現體現了互聯網技術與基層黨建的深度融合，通過“互聯網+”的便捷途徑與平臺，不斷加強黨員管理、強化黨建宣傳、嚴格黨員學習教育，推動“互聯網+社區黨建”新工作模式的形成與發展。“互聯網+基層黨建”的出現給新形勢下社區黨員教育管理工作帶來了新機遇、新挑戰、新突破。一是構筑“青春E支部”打造“互聯網+青春黨建”模式，激發社區青年黨員活力。改變傳統的黨性教育手段，借助微信功能開展靈活便捷的“線上黨務”，社區黨員尤其是工作繁忙、生活節奏快、家庭壓力大的年輕在職黨員可以不受時間的限制通過網絡資源隨時隨地接受黨性教育和黨課培訓，達成學習教育方便、快捷、高效的目的。二是探索打造“智慧青龍”信息化、交互式黨建平臺，深入創新“互聯網+黨建”模式。一方面，可以通過新型黨建平臺直觀、全面、開放地展現青龍街道的黨組織信息、黨建工作資源和基層黨組織的特色工作，讓在職黨員教育管理工作在各社區、村委相互學習、交流，在取長補短中形成良性循環。另一方面，可以通過平臺開辟“評議”“建言”功能，開展“群眾評議黨員、黨員評議黨組織”自下而上的民主評議活動以及社區治理建言獻策活動，讓黨組織和黨員接受黨員群眾的監督，鼓勵黨員群眾就基層黨建、小區治理、社區建設等方面反映問題，激發在職黨員的社區歸屬感、責任感，同時激發在職黨員的社區參與活力度

2.探索創新“1234”黨建工作法，破解返遷過渡期村（社區）黨員教育管理難題“1”是建立“一張返遷過渡期黨員信息聯系卡”。青龍街道原村（社區）各黨組織對涉及拆遷的黨員逐戶上門走訪摸排，掌握黨員流向、登記聯系方式，按照一戶一檔建檔立冊，將黨員的過渡期居住地、家庭情況、聯系方式等詳細記錄在冊，使拆遷流動黨員“離村不離黨、流動不流失”，做到黨員流向、聯系方式、居住條件、思想狀況、就業狀況、家庭情況“六個清”。動遷村黨總支、各支部與動遷黨員保持常態化聯系，設立每月固定學習日和黨員活動日，及時將黨組織的工作開展情況、服務信息、活動通知等傳達給每名黨員，確保黨員參加黨組織的活動零掉隊。“2”是建立“留守支部主陣地+返遷過渡期黨小組”兩種支部設置模式。青龍街道為解決黨員居住分散、參加組織生活不方便的問題，堅持就近、方便原則，各村黨總支探索創建“留守支部主陣地+拆遷過渡期黨小組”的黨員教育管理服務模式。一是采取黨員動態“雙重管理”模式。在拆遷過渡期黨員集中過渡暫住社區成立專門的拆遷過渡期黨小組，分別由黨性修養高、熟悉情況、經驗豐富、群眾威信高、樂意奉獻的骨干黨員負責拆遷過渡期黨小組工作，及時將拆遷黨員納入支部管理，建立工作和活動場所，確保拆遷過程中黨建陣地不丟、組織結構不散。二是在原有拆遷解體村保留原村黨支部，使得仍然愿意回到原村委黨支部過組織生活的動遷黨員有“家”可回，實現對拆遷流出黨員的“雙聯雙管”。“3”是實行“就近參學、上門送學、網絡共學”三種黨員教育管理方式。青龍街道原村（社區）各黨組織結合各自村民及黨員過渡期生活工作實際情況，探索開展“就近參學、上門送學、網絡助學”常態促學三種方式。一方面，對于黨員動遷以后不能將組織關系轉走的黨員，如果身體狀況較好，動遷過渡居住地點離原村委黨支部又比較近，交通比較便利的黨員，黨支部提前排定并公開主題黨日活動和民主生活會計劃，與動遷之前一樣，回原支部參加學習活動。另一方面，對于動遷過程中集中居住在幾個臨近社區的黨員，依托拆遷回訪工作載體，原動遷村黨支部建立動遷過渡期黨員居住地臨時黨小組，實行上門送學。“4”是完善四項黨員管理服務機制。面對動遷過渡期黨員教育的種種不利現狀，青龍街道不斷解放思想、與時俱進、創新完善“黨員雙重管理工作機制、黨員組織聯系工作機制、黨員關愛幫扶工作機制、黨員先鋒模范作用發揮機制”等四項黨員管理服務機制。一是建立黨員雙重管理工作機制。所謂“雙重管理”就是在保持黨員組織關系不變的前提下，黨員日常教育管理、參與社區活動以居住地社區黨組織為主，但在村級重大事項決策、換屆選舉、集體經濟利益分配等方面仍在原來的村不變。二是建立黨員組織聯系工作機制。以涉遷黨員現居住地為基礎，原村（社區）黨組織按照“劃分區域、分片管理”的原則，為每個片區選聘一名黨員小組長，負責日常黨員管理工作，建立“分區域聯系、服務管理到人”的工作機制，同時建立信息溝通機制。運用新媒體技術，定期為涉遷黨員傳遞黨建信息，確保拆遷黨員“聯系不斷線、管理不斷檔”。三是建立黨員關愛幫扶工作機制。青龍街道亞新、常青、東風等村黨總支通過開展大走訪大調研、慰問談話、結對幫扶等“走幫扶”行動，整合資源，為返遷過渡期的貧困黨員、老黨員、就業困難黨員、體弱多病黨員、殘疾低保黨員、高齡空巢黨員解決生活之憂和發展需求，提供了優質高效的關懷服務，促進失地黨員、失地群眾創業就業，確保“失地不失望”，“失地不失業”，“失地不失聯”。四是建立黨員先鋒模范作用發揮機制。開展動遷過渡黨員聯戶活動，青龍街道各動遷村委的黨支部組織過渡期骨干優秀黨員和村干部聯系暫住地周邊區域的原支部黨員及群眾，隨時掌握拆遷過渡黨員群眾的思想動態，家庭生活狀況并做好群眾思想穩定、矛盾化解、信息反饋等工作，并且以拆遷黨員的“當事人”身份優勢，當好政策的宣傳員、協調員、示范員，確保在等待回遷的過渡期內，支部能找到每名黨員，黨員能聯系每個支部，黨員能發揮模范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