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想要寫出一篇引人入勝的文章？我們特意為您整理了官方建筑進展趨勢的成因范文，希望能給你帶來靈感和參考，敬請閱讀。

本文作者：彭小青 單位：東南大學建筑學院

自1894-1895年清王朝在甲午戰爭中遭遇慘敗到1901年《辛丑條約》簽訂，連續不斷的民族危機成為推動中華民族覺醒的契機，中國進入社會急劇變革的時代，開始了制度層面的文化嬗變。1901年，內外交困的晚清政府宣布變法，并逐步推出各項新政，實施以官制、兵制、學制等為對象的各項改革措施，其中官制與學制改革對建筑活動影響較大。官制改革因各部的設立產生了建造各部建筑的需要;而學制改革也產生建造官辦學校校舍的需求，并推動20世紀初中國的留學熱潮，為中國第一代建筑師的產生創造條件。與建筑活動密切相關的還有清政府的“預備立憲”和立憲運動，其結果是1909年10月，各省咨議局相繼成立。“預備立憲”和立憲運動對廣州建筑活動的影響首先是廣東省咨議局的建造。

隨著清末“新政”的實行與“預備立憲”和立憲運動的開展，在全國建造了一批官方建筑，這種建造活動一直延續到民國以后的一段時間。清末新政和預備立憲運動是清末政府自上而下推行的制度層面的改革，雖然其主觀目的在于維護清王朝統治，但客觀上卻開啟了中國引進并效仿西方政治制度的先河，西方文化的引入再不僅僅是如洋務運動時期以形而下的器物形態出現，這無疑使西方文化的全面引入更為暢通。政府在效仿西方國家推行政治制度改革的同時，為了體現改革的徹底性，出于政治形象的需要，與此相關的建筑都采用了當時主流的西式建筑形式，即西方復古主義、折衷主義建筑形式。

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隨著西方各國在中國勢力范圍的擴張，大批外國正規建筑師進入中國市場，他們帶來了更正統的西式建筑風格，逐漸取代之前相對簡陋、單調的殖民地外廊建筑式樣。1900-1927年是西方復古主義與折衷主義建筑在近代中國主流城市發展的盛期。因此，這一時期的中國官方建筑，即政府投資建造的一些重要政府機構、銀行以及某些學校建筑幾乎都采用西方復古主義及折衷主義建筑形式。廣州這一時期重要的官辦建筑有廣東省咨議局、兩廣優級師范學堂、廣東河南士敏土廠，以及粵海關大樓、廣東郵務管理大樓、廣東財政廳大樓等（圖1）。

復古主義與折衷主義建筑在中國近代建筑史上具有重要地位。自19世紀末隨西方正規建筑師的到來開始在中國出現，并逐漸取代殖民地式建筑成為主流發展趨勢，其影響力一直延續到1937年抗戰爆發。廣州近代一批重要的大型公共建筑也集中建設在1900-1927年西方復古與折衷主義建筑發展的盛期。20年代中期以后，西方復古主義及折衷主義建筑雖在官方建筑領域仍時有建造，但多運用在重要性不是很強、體量也相對較小的建筑上，如廣州市自動電話總所、消防總所、東屠場、西屠場等。而與此同時，以恢復中華優秀文化傳統為主旨、以中國傳統建筑表現形式為特征的具有一定政治意義的中國固有式建筑形式開始出現在一系列重要大型公共建筑之上。這一時期廣州官方行為主導的重要大型建筑有中山紀念堂、中山圖書館（1928-1929），市府合署（1930-1934），越秀山仲元圖書館等，此外，這一階段以政府投資建造的還有中山大學物理系、法學院教學樓等一批教學建筑等（圖2、圖3），這些建筑普遍采用了以中國傳統大屋頂為主要特征的民族建筑形式。

以20世紀20年代后期為轉折點，廣州官方重要大型建筑從模仿西方復古主義及折衷主義建筑形式向中國民族建筑形式的回歸既非建筑自身發展規律使然，但也絕非孤立、偶然的建筑現象，它的出現同樣與風云變幻的近代中國歷史背景密不可分。近代中國在西方文化的強烈沖擊下，先后經歷了以洋務運動、清末新政及立憲運動等為表現特征的從器物層面到制度層面的文化嬗變。自1915年新文化運動的蓬勃開展，中國思想文化領域進入后期精神層面的文化嬗變階段，中華民族的文化反省達到新的層次。新文化運動時期開展了關于比較中西文化的激烈爭論，這場前所未有的論戰其核心問題是外來文化如何與中國國情相結合的問題。雖然這場爭論最終并無結論，但促使中國人重新思考許多有關中西文化的問題，也促進了中國民族意識的覺醒。[1]1925年3月孫中山逝世后，中國歷經了一系列事變和運動：1925年的五卅慘案、省港大罷工及廣州沙基慘案，1926年的三一八慘案及國民黨北伐戰爭。這些運動激發了洶涌澎湃的民族主義浪潮。1927年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借全國強烈的反帝聲勢，發起了關稅自主及改定新約的進步運動，并取得成效，一定程度增強了國人的自信心。此外還以政府行為倡導儒學、鼓吹尊孔復禮，恢復封建倫理道德，對“中國固有文化”大加提倡，而30年代初日本帝國主義侵華，中華民族亡國滅種危機的加劇使民族主義情緒空前高漲。面對舉國高漲的愛國主義思潮，國民政府為了凝聚民心、鞏固政治統治的需要，一改此前官方建筑效仿西方復古主義、折衷主義建筑形式的做法，大力倡導中國傳統建筑文化。首先在南京中山陵等一系列政府投資的建設項目的設計競賽上都公開強調了“中國固有形式”的設計準則。

以1925、1926年南京中山陵與廣州中山紀念堂設計方案競賽中國建筑師呂彥直的設計方案獲獎并得以實施為前奏，官方的大力提倡與財力、物力方面的全面支持大大提高了中國建筑師致力于中國民族建筑形式探索的積極性。從1927年開始，中國建筑界在政府主導下掀起探索中國建筑民族形式的熱潮，集中體現在官方建筑上。這一時期，南京、廣州、北京等地都建造了一批中國固有形式建筑。在此之前，中國建筑設計領域主要為西方建筑師所把持，這批官方建筑的建造，為中國建筑師提供了施展才華的機會，從此，中國建筑師開始展露鋒芒，躋身于中國近代建筑領域的最前沿。早在19世紀，為使在華傳教事業的順利展開，西方建筑師在教會建筑尤其是教會學校建筑中進行了一系列中國傳統建筑形式的探索。20-30年代，中國建筑師關于“吾國固有之建筑形式”的討論與實踐熱潮正是在早期西方建筑師探索教會學校民族建筑形式的成果之上繼續展開的。中國建筑師在接受西方近代建筑技術、近代建筑功能的同時，力求繼承中國建筑藝術的優良傳統，創作出一批優秀的中國民族形式建筑作品。在民國時期的特殊歷史條件下，派系紛爭、內憂外患，國民黨政權一度分裂為南京、廣州兩個政府，廣州一時成為兩廣至西南方面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1928-1937廣東開始了陳濟棠主粵時期。陳濟棠利用廣東半獨立的條件，全力發展廣東的經濟建設，廣州進入近展的黃金期。在經濟建設取得卓越成效的同時，城市建設也得到大力發展。政治地位的重要性使廣州迫切需要樹立代表民族崛起的城市形象，體現在城市建設中，是這一時期官方支持的“中國固有式”民族形式建筑的實施，成長起來的嶺南第一代建筑師擔當了重要的設計工作。正是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廣州官方建筑領域才出現了廣州中山紀念堂、中山圖書館、等一系列民族形式的優秀建筑。

官方建筑活動最重要的特性在于它是一種非市場經濟、非商品化的建筑活動，它可以不計成本，并往往以政府行為制定建筑風格。因此，才在以市場經濟、以商品化建筑為主體的中國近代一些城市，形成上述中國第一代建筑師在政府行為支持的官方建筑領域探索中國建筑民族形式的特殊的建筑文化現象。[2]雖然官方行為往往將建筑活動限定在一個指定的建筑形式范疇，對建筑師的創作活動產生一定程度的制約，但卻成就了近代一批優秀的中國民族形式建筑作品。

在中國近代特殊歷史背景之下，建筑發展時時被戰爭、政權更迭與思想文化觀念的轉變等社會因素所左右，建筑自身的發展規律反而作用非常微弱。廣州作為中國歷史最為久遠的商港城市，在近代中國建筑歷史發展中發揮著重要作用。縱觀近代廣州的建筑發展歷史，各種建筑現象的產生與發展都深受到社會環境的影響。廣州近代官方建筑從全盤西化向中國民族建筑形式的轉變，正是特定時期社會合力作用的結果。近代廣州建筑的發展是近代中國建筑發展的縮影，廣州建筑活動的展開與建筑現象的出現不但是近代廣州特定歷史環境影響的結果，更與近代中國政治、經濟、文化等因素綜合而成的社會環境緊密聯系，我們只有從社會、歷史、文化的深層角度充分理解中國近代歷史進程的大背景下建筑現象產生的原因，才能真正理解發生在這個宏觀歷史大舞臺上的一些微觀建筑現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