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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語言戰略是國家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基于對語言戰略的梳理和認識，分析和探索“一帶一路”背景下大學英語教學所應包含的語言戰略的價值取向，以國家戰略為依托，以社會實際發展為依據，以促進、維護和拓展國家利益為己任，這樣才能真正體現大學英語教學的學科價值。具體從國家利益的四個方面，即政治利益、安全利益、經濟利益和文化利益分析和探索大學英語教學所應承載的語言戰略價值取向。

關鍵詞：語言戰略；大學英語教學；國家利益；價值取向

隨著“一帶一路”倡議的提出和相關建設的持續推進，我國在國際事務中將承受更多的國際擔當。在此背景下，對外語人才的需求不僅僅體現在行業或專業上，更為急需的是大批具備國際化視野的復合型人才，這對當下外語人才的培養提出了新要求，也指明了方向。近年來的語言研究動向之一是強調以社會現實需求為動力，把語言作為社會構建要素和國家戰略資源的重要組成部分［1］。在語言教育目標不再單一化的現實環境下，大學英語教學不應該也不可能僅僅局限于諸如語音、語素、語義、音節等語言教學的微觀技術層面，所承擔的歷史使命也已不再局限于象牙塔內、書齋之中，而是在人才培養、方向引領和教育價值探索方面需有所擔當和作為。以國家戰略和社會需求為邏輯起點，從國家利益和國家博弈視角看待大學英語教學的價值負載，將語言教學與國家、民族和社會發展的命運緊密聯系，對語言教學研究進行深化和拓展。語言戰略是國家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特別是在“一帶一路”建設背景下，語言戰略已成為國家戰略推進的邏輯先聲。本文基于對語言戰略的梳理和認識，分析和探索在“一帶一路”背景下，大學英語教學所應包含的語言戰略的價值取向，以語言戰略為統領，提升大學英語教學在國家語言和文化戰略中的地位，為國家戰略目標的實現提供人才支撐和智力基礎。

一、語言戰略概述

語言戰略研究的興起和蓬勃發展絕不是偶然的，而是語言研究轉向的必然結果，且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語言規劃研究的使用價值和現實意義。語言規劃是一種長期、細致的努力和追求，它的發端就帶有戰略性目標，關注與語言有關的現實世界問題，其整個研究過程必然是有價值負載的［2］。20世紀80年代，美國語言學家理查德•魯茲提出了語言規劃的三種主要價值取向，即語言問題觀、語言權利觀及語言資源觀［3］。這三種價值取向分別將語言作為問題、權利和資源來對待，反映了不同歷史時期的社會發展和國家戰略需求，為對待和處理社會語言問題提供不同的管理對策，隨著社會發展和國家戰略的演變而作出應對和調適。在當今世界全球化浪潮中，語言資源觀作為一種戰略思維，在語言規劃和語言政策研究中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視。它將語言看作是一種重要和特殊的國家戰略資源，從資源角度明確了語言的戰略價值。這不僅能夠提升社會語言生活中人們的語言政治意識，還有利于發展人們作為國民的戰略認知能力。《劍橋語言政策》一書中，將語言戰略定義為是語言政策或語言管理所承載的重要的價值取向，又是能因應具體變化而進行調適的一整套可持續性語言規劃方案和途徑［3］。語言戰略作為一種價值取向，是以國家利益為根本，基于國家特定時期的治國理念與發展戰略的現實考慮，全局性、前瞻性和系統性地考量國家和社會面臨的現實語言問題，在宏觀上指導語言規劃和語言政策的制定和實施，視語言資源為國家戰略能力的要素之一，將其歸入到國家的政治、經濟、軍事、文化、教育等領域的可持續發展框架中，協調語言資源配置，作出總體規劃和行動方案。近年來，各國政府充分意識到語言對于社會發展的重要性，制定本國語言戰略，積極打造“語言武器”。如有目標地對語言的發展進行規范和引導，使它與國家安全、文化安全、經濟增長和社會穩定緊密相關［4］。許多國家已將語言作為軟實力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納入國家戰略，著力增強國家語言能力。很多發達國家加大力度實施語言戰略，以保持其戰略優勢地位，如英格蘭教育與技能部于2002年了語言戰略文件《全民語言教育：為了生活學習語言》，旨在呼吁英國公民提升語言能力和跨文化理解能力，因為它們已成為21世紀知識社會中作為一個公民的基本素養，而不再是無關緊要的附加本領［5］。同時，很多發展中國家對語言軟實力的認識也上升到了國家發展的戰略高度，積極進行語言規劃，促進并加強語言教育及語言資源建設，謀求強國之路，拓展國家利益，提升國際話語權。2007年，我國教育部了《國家語委語言文字應用科研工作“十一五”規劃》，明確提出語言戰略是國家發展戰略的有機組成部分，對宏觀語言戰略必須進行及時研究，有關語言戰略的行動計劃也要相應地設計落實，同時在應對重大語言問題上需要做出科學的預案。這表明我國已經充分意識到了國家的發展急需語言戰略研究的啟動和開展，語言研究已上升到了國家戰略層面。

二、大學英語教學的語言戰略價值取向

當前，我國正面臨著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和“一帶一路”建設等新形勢和新使命，大學英語教學研究和實踐必須具有語言戰略的價值取向，緊跟國家戰略步伐，根據社會實際發展需求，以促進、維護和拓展國家利益為己任，這樣才能真正體現大學英語教學的學科價值。國家利益大致可以分為政治利益、安全利益、經濟利益和文化利益，因此可以從這四個方面來分析和探索大學英語教學研究和實踐所應承載的語言戰略價值取向。當然，這四個方面彼此之間存在聯動機制，它們相互驅動、維持和引領。

1．政治利益

當今英語依然是全球政治舞臺上使用范圍最廣、最有影響力的國際語言。出于國家生存與發展考慮，我國在提升國民的英語應用能力，促進本國與國際社會在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進行溝通和交流上做了長期和大量工作，在國際事務中日益發揮重要作用。然而，我們不能單純地認為學習英語只是為了擴大知識范圍，無關政治因素，這種看法忽略了語言學習的深層思維認知。學習英語時，英語所承載的西方政治意識形態和價值觀念體系會潛移默化地影響并改變學習者的思維模式和行為習慣，這在一定程度上也必然會干擾本國的意識形態教育，影響國家政治利益的走向。我國外語教育奠基人之一王季愚先生早在20世紀60年代就提出外語教育應該與思想政治教育相結合，以幫助學生樹立正確的人生觀［2］。如果大學英語教學研究的注意力只集中在英語的音素、音節、構詞、句法等純學術細節上，而不關心與英語相關的社會和政治因素，那我們的教學研究就失去了根本和真義。隨著對語言研究的深入，不難發現語言的交際功能中包含著意識形態和價值觀的隱形進程，這就是為什么要警惕“英語霸權主義”的原因之一。語言教學會影響學生的心理定勢和價值取向，因此，在大學英語教學中有必要引導學生對不同國家的政治體制、歷史沿革和國情民生進行對比分析和判斷，而不是不加思考地盲目全盤接受英語語言材料的內容。同時，大學英語教學在培養話語建構能力、提升國際話語權方面責無旁貸。國際話語權在本質上體現的是一個國家在國際社會權力格局中的地位和影響力。作為一種軟實力，國際話語權可以輻射到政治、經濟、軍事、文化、外交、傳媒等各個方面［6］。新時代的大學英語教學不能止步于一般意義的語言技能訓練，而要著眼于培養學生具備與世界對話的能力，助力“一帶一路”建設下的政治互信，打造世界理性認識和評價中國的交流通道，增進國際理解，爭取國際話語權，增強國家軟實力。誠然，僅憑大學英語教學體系無法完成這一宏大目標，但是依然可以大有作為。無論是課程設計者和實施者，還是課程學習者，在完成語言訓練的基礎上，樹立與國家戰略緊密聯系的意識，超越語言文本，深入理解并積極探索語言背后國際社會中的政治博弈和利益較量。

2．安全利益

指出，“國家安全的內涵和外延比歷史上任何時候都豐富，時空領域比歷史上任何時候都要寬廣，內外因素比歷史上任何時候都要復雜”。國家安全是安邦定國的基石，是民族生存和發展的依靠。語言安全作為國家安全的一部分，有兩層含義：一是語言文字的使用價值，即能夠滿足國家發展和社會穩定的需求；二是語言文字的安全價值。由于語言文字本身的狀況和語言文字的使用會產生一些與國家和社會安全相關的語言問題，需確保這些語言問題不會影響國家和社會的安全［7］。語言安全成為當前大學英語教學中一個不可忽視的話題，主要原因在于對于英語語言本身使用和地位方面的認識偏差，忽略了英語語言對于國家安全、政治穩定和社會發展等的影響。英語已經是當今世界公認的通用語言，學習和掌握英語并不意味著不加思辨、沒有理性地接受英語語言所承載的文化價值觀、思維模式和意識形態，也不意味著英語可以取代本民族語言及削弱本民族語言的張力，擠壓本民族語言的學習和使用。陳美華等［8］指出，我國當下的外語教育，尤其是英語教育中，隱藏著一種“自我殖民”的危險傾向。這種在英語教育中的暗流涌動將嚴重影響我國國家文化安全，誤導學生的價值觀走向。在“顏色革命”等復雜的國際環境下，教育工作已不能獨善其身，囿于課堂，止步課本，欠缺對國家戰略與社會磨礪的認識，忽視影響青年學生價值觀形成的內外因素（如國際、國家、社會及個人等），以致造成難以預測的后果。語言戰略視角下的大學英語教學要求教師在課程實施中加強高校外語思政教育，積極思考如何引導學生對語言安全具有充分的敏感性和預見性，幫助學生認識到文化霸權主義對國家意識形態的危害，樹立對英語文化沖擊和影響的批評意識，時時警覺英語的話語傳播對國家文化的安全隱患，從而使學生在學習和運用英語的同時，能夠作出正確的價值判斷和價值選擇，以國家戰略和國家利益為價值取向，維護國家利益和社會安全。

3．經濟利益

在經濟全球化背景下，語言溝通和交流的資源價值日益受到重視。對于語言資源來說，最重要的價值莫過于為國家戰略發展服務，滿足國家和社會的需求，提升國際競爭力，拓展國家的經濟利益，同時也滿足個人發展需求。因此，有必要認真思考語言資源的價值，對語言資源進行充分挖掘、整合和開發。英語作為國際通用語，為促進國家經濟實力和社會發展提供了重要支撐。從語言戰略的視角來看，英語是一種可開發利用、具有經濟價值和效益的語言資源，英語學習則是將語言資源轉換并提高人力資本價值的有力途徑。經濟學家對語言作為人力資本、語言能力在勞動收入差距中的作用等關于語言與經濟相關性的研究，已從理論上揭示了語言的經濟功能和經濟效益［9］。長期以來，就需求分析而言，大學英語一直偏重于“內需型”，即滿足學習者升學或有限的求職之需，在一定程度上缺少與社會和企業發展、國家戰略等需求的有效對接。一門學科只有對國家有貢獻的時候才會得到國家的重視，才有可能實現長遠的發展。作為一門基礎學科，大學英語教學研究的成果轉化不能僅局限于學科范圍之內，不能只體現學科自身發展的需求，而是要重視和體現在與企業發展、國家戰略等相關的語言服務上。首先，大學英語的課程設置不僅要滿足內需的英語教育，更需要關注并加強與政府、企業、社會組織之間對英語人才需求的信息溝通與交流，提高大學英語課程的經濟效益，即課程所投入的成本能夠產出符合國家、社會迫切需求的人才，優質人力資本的源源供給是經濟發展的命脈之一。其次，大學英語課程在人才培養目標上，從一般通用型向專業型過渡，即以培養和儲備“英語＋專業”或“專業＋英語”的復合型人才為取向，滿足國家對英語復合型人才的“外向型”需求，只有人力資源足夠強大，才會有助于提升國家的經濟創造力和發展力；同時，這樣的培養目標也有助于增強學習者自身作為人力資本的核心競爭力，在日益激烈的國際競爭中實現個人價值的經濟目標。

4．文化利益

長久以來，我國英語教育中偏重“西學東漸”，將西方先進的科學技術和文化知識視為圭臬，給中國本土的文化認知帶來了不小的沖擊。當下，“一帶一路”建設向大學英語教學提出了新時代的新使命，既要讓英語語言文化繼續“走進來”，也要讓中國文化昂揚“走出去”。這樣的雙重使命，鼓勵雙向的東西方文明互學互鑒和文化會通，以及大力弘揚、傳播和分享具有中國特色的優秀文化思想、文化視野、文化成果和核心價值觀。有學者建議，加強由中國自編的雙語教材，把中國的現代文化思想及經濟、社會發展經驗用外國人熟悉的語言地道準確地寫出來，促進真正的相互交流與理解［10］。因此，大學英語課程不是一項單純的語言教學，而是要以積極推進國家語言戰略為己任，助力漢語國際化，將英語作為國際通用語的勢能轉化為漢語國際傳播的動能，推動世界認識和理解中國。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進行文化交流，推廣中國優秀文化中具有普世性的價值，塑造良好的國際文化形象。在全球政治多極化、經濟一體化浪潮下，文化領域已成為政治斗爭和意識形態較量的重要領域，文化軟實力建設不容小覷，已成為全球競爭的戰略重點，著力提升國家文化軟實力是國際主流社會達成的共識。我國文化軟實力的提升還應表現在擴大漢語在國際政治事務中的話語權，從而維護國家文化利益。在這樣的背景下，大學英語教學需要在課程知識體系中加強學生國際文化素養的培養。具體來說，在原有以歐美文化為主的跨文化教學基礎上，大學英語教學中還應借助英語媒介，了解并批判性地借鑒社會學、人類學及民族學的研究成果，擴充“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文化知識，借鑒世界不同的文化要素，關注文化鑒賞與文化比較，拓寬在文化身份和混合文化等方面的視野，增強國際交流和國際對話意識。因此，如何將語言資源轉化為文化資源，更好地完成文化傳承和對外交流的重要使命，是新時代大學英語教學改革亟需解決的問題。

三、結語

大學英語課程的語言戰略價值取向越來越受到頂層設計者和課程實施者的重視，這將更有利于大學英語課程改革研究的深入和發展。將大學英語課程研究置于語言戰略的視野，從國家政治利益、安全利益、經濟利益和文化利益四個方面分析和探索大學英語教學所應承載的語言戰略價值取向，為推進大學英語課程改革，引領課程改革對接國家戰略的價值導向，提高課程改革中對語言資源的管理水平，更好地處理英語和漢語之間的語言關系，維護和拓展國家利益，作出應有的貢獻。

參考文獻：

［1］趙蓉暉．語言戰略與語言政策研究漸成體系［N］．中國社會科學報，2014－12－29（B04）．

［2］王雅君，沈騎．中國外語教育規劃觀的傳承與發展：王季愚外語教育規劃思想略論［J］．語言政策與語言教育，2018（1）：1－10．

［3］沈騎，夏天．論語言戰略與國家利益的維護與拓展［J］．新疆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4（8）：112－118．

［4］趙世舉．打造“語言武器”［N］．中國教育報，2013－11－15（05）．

［6］陳正良．國際話語權對國家軟實力影響效用探賾［J］．觀察與思考，2017（1）：35－43．

［7］陳章太．語言資源與語言問題［J］．云南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9（4）：1－7．

［8］陳美華，陳祥雨．當代中國文化軟實力建設背景下的國際文化傳播與語言規劃［J］．藝術百家，2013（6）：40－44．

［9］趙世舉．語言是保障國家經濟安全的要素［N］．中國教育報，2013－12－13（05）．

［10］謝倩．我國中長期外語教育政策規劃的初步設想［J］．語言文字應用，2013（1）：21－27．

作者：伍軼 方燕 單位：東華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