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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老子“無為而治”的內涵

老子的“無為而治”是對生命智慧的理解，其主要內容是“為無為”和“無為而無不為”。老子說“治大國，若烹小鮮”即治理國家要像煎小魚一樣，要“無為”，不可“有為”。“道”的“無為”表現在它對天地萬物順任自然，任憑它們自然生長變化而不加占有、不加依恃、不加主宰，即“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自化也好，自正也好，自富也好，自樸也好，都以政府好靜、無事、無欲為前提，只有政府不去亂插手市場、干預經濟活動，才會有市場的繁榮；只有政府依法行政，少管閑事，才能使民眾真正地享受地“安其居，樂其俗”；只有政府不專權獨斷，積極發揚民主，才會有社會和諧、人民幸福生活的局面。

二　行政管理中的職能部門應樹立“無為而治”的理念

在任何一個機構中都存在著領導與被領導的關系。領導者的工作是宏觀的、全局性的，主要是制定大政方針、謀劃發展戰略、把握發展方向，而非什么事都管。處理好“為”與“不為”的關系，有所為、有所不為，是領導者應具的領導藝術。只有善于在小事上“無為”，才能在大事上更好地“有為”。抓好大事則會事半功倍，專管小事則可能事倍功半。這就是道家“無為而治”給我們提供的“抓大放小”的領導策略。

“無為而治”的最終目的是得到大治和大發展。“無為”表明的是管理者不必事必躬親。如果事必躬親，管理者自身就會陷入細末瑣事，就有可能忽略了“大政方針”的籌劃和把握，從而員工的創造性也極大地受到抑制。因此，“無為而治”的根本內容則是管理者與被管理者都得以“解放”各自不同的智慧能量。“無為而治”運用到行政管理中，要求行政管理部門、行政干部領導們要善于將“務實”與“務虛”結合起來，就成為一種融入高超智慧的管理藝術。

政府決策的穩定是取信于民和社會穩定的前提。道家歷來重視政策的穩定，老子“無為而治”思想中就強調“治大國若烹小鮮”，不可亂翻亂動，否則，國家就會陷入一片混亂。科學的決策必須正確把握事物發展的趨勢，把握群眾的情緒和意志，善于從戰略的高度作出決斷，特別要注意決策的可行性分析，這樣的決策才會具有連續性和穩定性。否則，只顧眼前利益，甚至急功近利，只能導致決策的隨意性和盲目性。“初一十五不一樣”、“上有政策、下游對策”正是這種決策行為的寫照。所以，老子認為，管理者、決策者切不可盲動，應該“致虛極，守靜篤”，鎮靜自若地處理好一切事務。當然決策的穩定性又是相對的，當事物的發展需要我們的決策要與時俱進的時候，就必須順時而變，推動決策的升級。特別是在當前中國的社會轉型期，政府決策一方面要通過各種政策和法律法規，保護政策的連續性和客觀穩定性。另一方面，也不能忽視政策的穩定性和動態性、可變性的統一。同時，政府要根據社會的需要提供管理，審時度勢、量力而行。時機不成熟之前不要強為。正如制度經濟學所主張:政府的管制應是基于外部收益的存在，且提供管制的預期收益要大于實施成本時，才能做出管制行為。

三　　分清“無為”與“有為”的界限

和諧社會有賴于政府、行政管理部門的少干預或不干預。“道”的“無為”表現在它對天地萬物順任自然，任憑它們自然生長變化而不加占有、不加依恃、不加主宰。但是，必須要明確的是，老子的“無為”并不是一個否定性的概念，不是不為，而是不強作妄為，不亂為。也就是說，當為之為還是要為的。當今很多行政領導干部把老子的“無為而治”另辟蹊徑地理解，認為就是我在我的位置上是都不干，不求無功但求無過，我就是“無為”，遇到問題我也放任自流，讓一切順其自然，讓結果來證明結果，我且得過且過地混日子。殊不知，這樣的“無為”與老子的“無為”其實天差地遠，老子的“無為而治”,并不是無政府主義或要求政府無所作為,而是反對違反事物本性的妄為。老子的無為并不是什么事情都不干，認為“無為”即什么都不干的看法是對老子“無為”思想的一種誤解。老子“無為而治”的理念，目標指向是在“為”上。“無為”是方法論，是為了“無不為”，不能“無不為”的“無為”是沒有絲毫價值的，真正的“無為”可以做到：無不為、無不治、天下莫能與之爭、成其大、不為而成。

在現代行政管理中，“無為”精神就是要求行政管理不能越權執政，不能限制基本人權，對非基本人權的限制也必須有法律的授權并且程度適當，不能立自利之法、不公之法、無效益之法和違背自然生態規律之法。

四　政府要發揮行政主導作用，以“無為”實現“有為”

但是過去，我們的政府“無所不管”，一張大手，管天管地管空氣，這就難免陷入行政管理的洼地中不能自拔，也不利于政府服務的更好發揮，同時還累得一身“病”。甚至某些政府部門出臺的條條框框太多，這也不能干，那也不能說，甚至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既當運動員，又當裁判員。傳統的政府行政管理的無所不包顯然已經不能適應當今的市場經濟，因此，要根據政府職能轉變的要求，把原來由政府承擔的部分管理職能轉移給社團、行業組織、社會中介組織等各類社會組織。對各類社會組織，政府要堅持培育發展和監督管理并重的方針。將“無為而治”運用于管理工作，就是要求管理者要遵循自然規律，嚴格按規律辦事；要善于因勢利導，順其自然，為當為之事，不為不當為之事。積極鼓勵各類社會組織參與社會管理的積極性和主動性，培育和健全各類社會組織，使其成為承擔政府管理社會事務的具體組織者和運行者，成為政府職能轉移的載體。改變以政府為唯一中心的“單中心”治理結構，建立政府與其他社會管理主體共同管理社會事務的“多中心”治理結構。要加強對社會組織的管理和監督，適應依法行政的要求，主要依靠法律法規對社會組織進行管理，加強社會組織自律機制的建設，使之形成自我發展、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約束的運行機制，規范運作，健康發展。實行政社分開，政府主動退出某一些領域，讓位給社會組織，為社會組織的發展和開展活動創造條件。

從當今政府的功能定位來看，自然無為應是社會轉型期公共政策的合理價值走向。如今，我國不論是政策的導向功能、調控功能，還是分配功能、約束功能，都在向著這個方向發展。改革只有順應規律變化的這一大趨勢，才能充分發揮應有的功能。當然，僅憑行政機關自覺、自律，不可能實現“無為”精神“無為而治”的實現，必須依賴健全的監督機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