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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社會主義是建設生態文明的制度基礎

生態文明承認人對自然的超越性與人對社會的超越性，也堅持自然對人及社會對人的前提意義，主張社會整體利益與個體利益、長遠利益與短期利益的有機統一，這與社會主義的根本主張完全一致。馬克思指出，在私有制的基礎上人與人的關系是相互對立的，人與自然的關系也必然是尖銳沖突的。只有拋棄私有制，解決了人與人之間的對立，即在共產主義社會才能達到人與人和人與自然的雙重和諧。“這種共產主義，作為完成了的自然主義＝人道主義，而作為完成了的人道主義＝自然主義，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間，人和人之間矛盾的真正解決。”通過否定小私有制和資本主義私有制建立起來的社會主義公有制，使勞動者成為生產資料的主人，生產是為了滿足整個社會成員的物質文化生活需要；各生產單位的局部利益服從全社會的共同利益，人們在生產中的互助合作關系將充分實現；不同的部門、企業和職工之間將由全社會的整體利益和長遠利益聯系起來，而不再互相對立。建立在公有制基礎上的生態文明社會是消除自然的異化與人的異化的社會，強調的是人類在發展過程中長遠利益與眼前利益的統一、全局利益與局部利益的統一，主張利他主義而非利己主義，顯然，建立生態文明的根本要求與公有制基礎上的社會主義制度的根本特征相一致。公有制是生態文明的生產資料所有制基礎。社會主義是實現生態文明的制度保障。我國提出建設社會主義文明的理論自信正是源于我們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道路自信和制度自信。

二、資本主義制度與全球生態危機的演化

建設社會主義生態文明的理念是對西方發展模式的反思。發達國家在世界經濟的領先地位使各國的發展思維深受西方模式的影響，“先污染，后治理”的西方經濟發展之路幾乎被默認為發展中國家的必然選擇，然而當眾多的發展中國家走上這條道路后，它們面臨的卻是環境惡化、兩極分化、社會動蕩的生態、經濟、社會皆無法持續的狀態。回顧歷史我們發現，不同社會制度普遍面臨生態問題。畢竟人類的有意識的生命活動注定了人類與自然的矛盾，但這無法得出生態問題與社會制度無關的結論。前資本主義面臨的諸種生態環境問題，遠不如我們今天如此嚴峻：在漫長的原始社會、奴隸社會以及封建社會，由于生產力水平的限制，人類對自然的開拓還較為有限，而以農業為主導產業的時期，因為農業這種以土地為主要的生產資料，以有生命的動植物為勞動對象的產業，客觀要求人與自然環境的和諧共生關系，所以在以農業為主導產業的人類社會，雖然存在生態問題，但都是局部的，沒有釀成全局性災難性的后果。生態問題真正成為人類生存與發展的夢魘，是在工業文明開始以后。日本學者通過長期研究，證實地球環境污染始于1800年左右。這與歐洲的工業革命恰好同步。表面看，工業文明帶來的技術飛躍似乎是生態危機產生的原因，深入分析則會發現生態危機的根源在于與工業文明相伴生的資本主義制度。生產力的巨大進步為人類向自然界的大規模開拓提供了可能，而建立在私有制基礎上的資本主義社會才使生態危機成為必然。生態危機根源于資本的內在邏輯。資本是能夠帶來剩余價值的價值，這就決定了資本運動的無限性。作為資本，它“只有一種生活本能，這就是增殖自身，獲取剩余價值”，對剩余價值或者說對利潤的無限貪欲，驅使資本家不停地進行資本積累，不斷地把剩余價值資本化，“剩余價值以從無生有的全部魅力吸引著資本家”。

在剩余價值規律的決定作用下，自然也必然服從這一邏輯。對于資本家而言，只有當自然為資本獲取利潤服務時才有意義。為了利潤，資本顛倒和割裂了經濟系統與生態系統的內在聯系：資本追求剩余價值的本性使資本無限擴張，無視生態環境要求經濟方面投入與產出的均衡和生物鏈條的矛盾。縱觀資本主義發展史，也正是一部全球生態環境的破壞史。早期資本家通過“圈地運動”把田地等生產資料和環境等公共產品變成其私有財產，變成市場上的商品，為其獲取利潤服務。同時，失去了土地的農民為了維持生存與發展，只能走進資本家的工廠，成為雇傭勞動者，人的異化與自然的異化在資本的要求下同步進行。“羊吃人的‘圈地運動’中已經蘊含著環境問題本質的胚胎形式。”隨著資本主義的全球擴張，這種無視生態環境的資本邏輯滲入到世界各地。資本所到之處，在利潤最大化的原則下，各種自然物都成了市場的“資源”，而自然物一旦具有了這種“資源”的性質，它們就在被迅速市場化和商品化的過程中越來越集中到了各種權勢集團和資本集團的手中成為少部分人獲取利益的手段，而讓大部分人去承擔資源耗竭和環境破壞的災難性后果。隨著全球化進程的加快，發達國家在積累了巨額財富后，為緩解國內日益猛烈的環境運動的巨大壓力，把那些污染嚴重的行業轉移到第三世界，然后利用技術上的壟斷地位，集中力量發展技術水平高、產品附加值大的產品，既保證了高額利潤，又使這些發達國家擁有了清潔的環境。發達國家回避自己在工業革命以來對全球生態危機欠下的債務，而拿出環保衛士的姿態對發展中國家的環境問題橫加指責。雖然資本主義國家口口聲聲講環保，但面對經過各國艱苦努力達成的共同應對全球環境問題的《京都議定書》，美國率先拒絕簽字，金融危機之后，更多的發達國家無視人類的共同利益，加入到混淆生態問題歷史責任的隊伍中，極力弱化自身減排指標和對發展中國家提供資金、轉讓技術的義務，另一方面又試圖將減排負擔轉嫁給發展中國家。這充分表明資本主義國家在資本的利潤面前，人類的共同未來只能讓步。

三、社會主義國家出現生態危機的反思

既然生態危機是資本主義制度的產物，從理論上來說，社會主義國家應該不存在生態危機，然而現實狀況并非如此，社會主義國家也曾受困于環境問題。蘇聯對環境的掠奪式開放，無視環境保護造成嚴重的環境污染。我國也不得不面對生態危機日益加劇的事實。在經濟迅速增長、人民生活水平空前改善的同時，我們目前面臨著新中國成立以來規模最大、涉及面最廣、后果最嚴重的生態破壞和環境污染。造成社會主義國家生態危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根本原因是戰爭與革命的背景下形成的傳統社會主義模式對經濟增長的過度追求，把“物質財富的增長作為經濟發展乃至整個社會發展的核心，堅信經濟增長必然帶來社會財富的增加和人類文明及福利的進步的觀念”，對經濟增長速度的過度追求實質是西方社會資本邏輯的集中體現。在以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為主導的當今世界，西方文化霸權主義把西方的價值觀念、生活方式等通過大眾傳媒、經濟活動、政治交往等途徑滲透到各國的治國理念之中，也包括各社會主義國家。無論是計劃經濟時期對經濟計劃超額完成的追求，還是改革開放后各級政府對GDP增長速度的狂熱，把經濟增長速度視作解決一切問題的關鍵。為了保持在經濟增長速度上的優勢，國民經濟活動不惜對自然資源破壞性地開發利用。長期依賴于粗放型經濟增長的高投入換來經濟增長的高速度，使能源和礦產資源等不可再生產品越來越處于難以為繼的窘境，在盲目樂觀地認為生態危機是資本主義特有的產物時，卻不覺陷入了西方的霸權語境，去面對生態危機的夢魘。造成我國生態危機的另一個重要原因是公有制的組織形式及運行管理還處在探索之中。

企業作為市場競爭的主體，在經濟利益的驅動下，總是希望以較小的投入，獲得較大的經濟效益，這就使企業的行為陷入資本的邏輯。想超越這種邏輯，只有使企業的生產目的跳出對利潤的追求。從邏輯上說，公有制企業的生產目的可以實現這一超越。但實踐上，必須找到適合的公有制實現形式和運行模式，否則理論難以轉化為現實，近年來國有企業造成的嚴重環境污染問題就是這種矛盾的體現。2009年環保部門監測的7043家國家重點監控企業中，有2713家企業超標排污，約占監測總數的四成。國有企業作為公有制的實現形式，代表國家利益和人民利益，本應承擔更多的社會責任，結果卻成為污染大戶而備受公眾詬病。在各級政府長期的GDP政績觀指導下，國有企業承擔的是推動經濟增長速度的目標，環境保護不在考慮之列，此時國有企業的行為與非公有制企業追求利潤的目標并無二致，也就不能跳出資本邏輯的影響。政府的錯誤導向造成國有企業無法在環境保護上有所作為，在對國有企業的污染行為指責中，公有制與生態文明的關系被淹沒了。此外，西方消費主義的示范作用加劇生態危機。消費主義不以追求商品的使用價值為目標，而把消費本身當作目的，把消費品的檔次和品牌當作判斷社會階層高低的符號。世界奢侈品協會2012年1月最新公布的數據顯示，中國的奢侈品的消費總額已經達到世界首位。消費主義濫觴之下，真實合理的消費需求逐漸被無限的物欲追求淹沒，揮霍浪費、過度消費、超前消費大行其道，人們“迷戀物質消費，過度追求物質的享樂和擁有，忽視了精神塑造和自身能力提高，只強化個人消費權利而漠視社會責任使命”，許多商品在使用價值還未消失的情況下就當作廢物進了垃圾場。對于各種人均自然資源占有量都處于世界平均擁有量之下的資源緊缺國家而言，不斷呈現增長之勢的消費主義極大地敗壞了社會風氣，使我國的資源緊缺形勢更加嚴峻。

四、發揮社會制度優勢加強生態文明建設

殘酷的現實告訴我們，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只是提供了建立生態文明的可能性，而如何把這一可能性變成現實，還需要使社會主義制度從根本上擺脫西方霸權語境下的資本邏輯思維，市場經濟在資源配置的效率上是毋庸置疑的，然而，如何使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協調起來，如何用社會主義的制度優勢抑制市場經濟的不足，對我國卻是一個全新的課題。同志曾經說過：“我們搞的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社會主義幾個字是不能沒有的，這并非多余，并非畫蛇添足，而恰恰相反，這是畫龍點睛，所謂點睛，就是點明我們市場經濟的性質。”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立之初，我們必須承認體現市場經濟共性的政策多，實踐中照搬西方國家的做法比較普遍，而在如何發揮社會主義的制度優勢上，做得還遠遠不夠，這正是改革開放在帶來經濟迅速發展的同時，中國社會所面臨的諸多不和諧甚至尖銳沖突的根本原因。這種沖突越來越說明中國走向人與人、人與自然、人與社會的生態文明之路恰恰就是社會主義制度與市場經濟融合的同步過程。在市場經濟發展的道路上，我們能否堅持社會主義不動搖，關系到改革開放事業的成敗，關系到社會主義事業的生死存亡，關系到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建設社會主義生態文明，是一個長時期的過程。但從生態文明與社會主義關系出發，當務之急有三個最重要的制度問題。首先，放棄GDP政績觀，逐步建立綠色GDP體系。GDP政績觀是資本邏輯的根本表現。只有真正放棄以GDP增長解決一切矛盾的思想，建立綜合考慮經濟、社會、環境可持續發展的綠色GDP體系，才能克服資本的邏輯，超越西方發展模式的制約。“綠色GDP”，指綠色國內生產總值，是對GDP指標的一種調整，是扣除經濟活動中投入的環境成本后的國內生產總值，實質上代表了國民經濟增長的正效應。但綠色GDP的建立，是一個長期的系統工程，由于環境資源和服務功能的價值量轉化的難題，對綠色GDP的建立不會是一朝一夕就可以完成的，但是把環境質量改善納入各級領導政績考核體系，是比較可行和迅速見效的第一步。

隨著“環境保護一票否決制”的推行，各地對于環境保護的高度重視說明了改變傳統GDP政績觀已初見成效。其次，積極探索公有制的多種實現形式和管理形式，發揮國有經濟在生態文明建設中的主導作用。公有制是社會主義制度的根本特征，也是生態文明制度建設的生產關系保證。國有經濟作為公有制的重要組織形式掌握國民經濟命脈，對國民經濟發展起著主導作用，隨著各級政府放棄發展主義的思維，跳出資本的邏輯，可以從經濟、社會、環境的可持續發展要求出發，把服務于整體和長遠利益的經濟行為由國有經濟落實，并通過國有經濟與其他經濟形式的經濟往來貫徹政府的意圖，引導其他所有制經濟走生態文明道路。同時積極探索公有制的多種實現形式，既充分調動生產經營者的積極性，保護其合法權益，又使其服從宏觀調控，保障社會的整體利益與長遠利益。最后，推動建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消費文化。“社會主義不僅要滿足人的需求，它更深刻的本質在于：改變人的需求。”消費主義的實質是資本的邏輯在消費領域的體現，與追求實現“人的全面發展”的社會主義制度格格不入，也背離了中國傳統文化中提倡勤儉節約、適度消費的美德。我國政府可以而且應該通過消費者教育、消費示范和推進“綠色消費運動”，以法律、輿論媒體等方式，倡導消費中的生態文明理念，并逐步使之成為消費者的內在意識。在消費領域剔除資本邏輯的泛濫，使人類從無休止的物質追求中解脫出來，實現人類社會從注重物質生活向注重精神生活轉變。“黨的十八大報告提出我國要大力推進生態文明建設，同時也強調要將生態文明制度化，這標志著我國已經進入追求生態文明的生態時代。”生態文明的理念反映了我黨對社會主義本質認識和生態問題認識的深化，超越了西方把生態問題歸因為倫理、技術或市場失靈的各種流行理論，是基于馬克思的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現代生態觀建立的結果。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生態文明之路，既不可能是傳統僵化的計劃經濟模式，更不可能是西方資本主義道路。從生態文明理念出發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發展道路必將引導中國走向一個人與自然、人與人、人與社會關系融洽的和諧社會。

作者：許婕 張超 單位：東北林業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