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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過去的40多年，我國經濟建設方面取得的成就舉世矚目，國內外學者普遍認為，我國經濟增長的相當部分來源于人口紅利。人口紅利具體是指在一個國家的總人口中，勞動年齡人口的比重較大，同時具有較低的撫養率。這一人口條件對經濟發展十分有利，促使高儲蓄、高投資和高增長成為整個國家的經濟特點。從70年代改革開放至今，中國經濟增長的速度十分迅速，促成“中國經濟奇跡”的很大一部分來源于人力資本因素。然而過去的幾十年我國的發展模式過于粗放，所謂粗放型經濟，就是投入勞動和資本后產值就出來了，而并不注重產出的過程。說明過去我國沒有重視提升勞動力素質，而且勞動力素質的提高投入產出最大價值的過程息息相關。技術創新離不開人力資本質量的提高，而技術創新又是經濟增長的源泉，是推動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不可缺少的一環，同時也是消滅貧困和解決不平等的重要保證。

關鍵詞：人口紅利；社會總撫養比；人力資本；馬爾薩斯陷阱

一、背景介紹

人口增長與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是長期以來人口經濟學界爭論不休的一個問題，馬爾薩斯提出的“馬爾薩斯陷阱”在新增長理論興起后頗受質疑，新增長理論認為存在“人口紅利”現象會促進經濟的發展。過去的40年，我國經濟建設方面取得的成就舉世矚目，國內外學者普遍認為，我國經濟增長的相當部分來源于人口紅利。人口紅利具體是指在一個國家的總人口中，勞動年齡人口的比重較大，同時具有較低的撫養率。這一人口條件對經濟發展十分有利，促使高儲蓄、高投資和高增長成為整個國家的經濟特點。國內外先行國家的成功發展經驗表明，大部分先行國家在經濟發展過程中都在一定程度上享受過人口紅利對經濟增長的貢獻。我國自實行計劃生育政策以來，在有效遏制人口過快增長，人口與資源、環境取得協調發展的同時，年齡結構也發生了顯著改變，為經濟高速增長提供了客觀條件，這一時期也被認為是我國人口紅利的黃金時期。因此可以確定，中國奇跡的發生離不開人口紅利的促進作用。因此，深入研究人口紅利的衡量標準及其對經濟發展的促進作用，對指導我國今后繼續發展、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體系具有重大的指導意義。然而，人口紅利并非“取之不盡，用之不竭”。國內外學者普遍認為，我國的人口紅利正逐漸減弱甚至消失，人口紅利已經從黃金時期轉入白銀時期。因此，如何合理預測人口紅利的剩余作用時間，并將這種優勢最大限度地發揮出來，是當下處理人口問題的關鍵。只有抓住人口紅利的末班車，順利將人口紅利由“數量型”轉為“質量型”，才能在2020決勝全面小康這個關鍵節點上，使其對經濟增長的作用最大化。

二、理論基礎介紹

自古以來，世界一流經濟體國家無一不擁有巨大的人口基數，也都或享受過龐大的人口基數對經濟發展的促進作用，或經歷過龐大人口基數對經濟發展的限制，或二者兼有之。歷史上不同經濟學家關于人口增長與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也一直爭論不休。

（一）馬爾薩斯的人口理論馬爾薩斯的人口理論基于兩個前提：①人類離不開必需品——食物；②男女之間的欲望是不可避免的，并且幾乎保持不變。所謂“人類本性的固定法則”就是指這兩個前提，以該法則為出發點，不難得出一個最基本的經濟比例：食物或生活資料的增長與人口增殖之間的關系。馬爾薩斯認為人口在充足食物供應的情況下呈幾何增長，但是生存手段的增長是人口，因為生存手段只能通過減少土地利潤的定律在數學上增長。它遠遠落后于增長。除非采取強有力的措施遏制人口增長，否則將難以維持人與自然之間的平衡。但是，馬爾薩斯不相信這兩個系列反映了人口規律，并建議在兩個系列之間保持平衡的唯一方法就是抑制人口增長。馬爾薩斯認為，人類世界上的所有災難都是人口與信息平衡過程的產物，人類發展必須始終伴隨著災難。因此，馬爾薩斯被稱為關于人類社會的非常悲觀的人口學者。他用三種理論總結了統治人類命運的所謂永恒自然人口法：①人口限制原則。說明人口與生存手段之間必須存在某種正常的比例關系。換句話說“人口增長必須通過生存來限制”；②人口增長原則。即“增加生活水平，就意味著增加人口”；③人口平衡定理。這個定理是馬爾薩斯人口統計原理的核心“人口的主要增長受到貧困和邪惡的壓制，實際人口可以與生活資料保持平衡”。人口平衡定理與前兩個定理密切相關。最終，人口與生存手段之間存在平衡，但是這種平衡不是自然而然的，而是各種限制的產物。馬爾薩斯的生物種群增長方法指出：在一個孤立的生物種群中，總生物種群的變化率N（t）與總生物種群成比例，其數學模型為：馬爾薩斯基于以上觀點得出來一些結論：①貧窮和犯罪是人口法律的結果，而不是社會經濟和政治制度的結果；②私有制是消除人口增長過快的唯一途徑；③工人的工資符合人口規律，工資水平隨人口的增加和減少而變化；④扶貧法會促進人口的增長。

（二）布魯姆和威廉姆森——人口紅利當一個社會的經濟處于馬爾薩斯陷阱時，抑制人口增長對于其經濟跳出陷阱是有益的。但是在沖出人口陷阱之后，人口增長和年齡結構變化對于經濟發展不一定是壞事，甚至有可能促進經濟增長。廣義的經濟增長理論可以追溯到以亞當•斯密為代表的古典學派，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提出人口增長有利于經濟發展，除亞當斯密以外的大部分古典學派和新古典經濟學家在理論分析中將人口因素抽象化，把人口作為經濟增長的外生變量。隨著新增長理論的興起，人口增長又被看作經濟增長的內生變量，美國經濟學家多馬、英國經濟學家哈羅德論述了人口增長和勞動生產率提高與經濟增長的關系；舒爾茨等經濟學家研究了勞動力素質對經濟增長的推動作用。人口學家布魯姆和威廉姆森認為，人口轉型過程中有一個階段的人口年齡結構對經濟增長起到重要的促進作用，并將這種作用稱之為“人口紅利”。人口紅利具體是指在一個國家的總人口中，勞動年齡人口的比重較大，同時具有較低的撫養率。這一人口條件對經濟發展十分有利，促使高儲蓄、高投資和高增長成為整個國家的經濟特點。人口年齡結構的變化對經濟發展有兩個影響：一方面，人口年齡結構的變化改變了勞動力投入并影響了整個社會的勞動供給，即社會上的工人數量發生了變化，從而導致了經濟變化。另一方面，由于受撫養人數的變化，人口年齡結構的變化將改變對個人、家庭和社會年齡結構的期望。收入、消費和儲蓄將做出相應的調整，這些調整可以通過積累資本來進行，變化影響經濟增長。本文所述的人口紅利現象改變了人口的年齡結構，減少了家屬在總人口的比例，增加了工作人口比例，并導致經濟增長。

三、人口紅利對經濟的影響

（一）人口紅利的界定標準在人口紅利的界定標準方面，國內外學者主要有兩種不同意見。第一種是用人口撫養比來衡量。人口撫養比是指總體人口中非勞動年齡人口數與勞動年齡人口數之比，通常用百分比表示。說明每100名勞動年齡人口大致要負擔多少名非勞動年齡人口。根據勞動年齡人口的兩種不同定義（15歲～59歲人口或15歲～64歲人口），計算總撫養有兩種方式。學界通常用人口撫養比下降來定義人口紅利，即當一個國家的人口撫養比較低時，可為經濟發展創造比較有利的人口條件。并且更進一步地將人口紅利分為人口暴利、人口高利、人口紅利和人口微利四種類型。第二種方法是用“有效生產者”與“有效消費者”的比值來衡量。提出該種衡量標準的學者認為，“有效生產者”并不等價于勞動年齡人口，一方面由于摩擦性失業等因素的存在，適齡勞動人口不能全部成為投入生產的有效勞動力；另一方面并不是所有非勞動年齡人口都處于被撫養狀態，許多65周歲以上的老年人仍有勞動能力并從事適量的生產經營活動。因此片面利用總撫養比衡量人口紅利并不準確。然而由于非勞動年齡人口創造的價值存在難以計量的特點，故本文仍然采用人口撫養比的方法衡量人口紅利。總撫養人口由0歲～14歲人口和65歲以上人口兩部分共同組成，然而這兩部分人口數量是相互獨立的，隨著時間變動，二者可能同方向變動亦可能反方向變動。因此總撫養人口比變動就可能包含多種原因，比如總撫養人口比降低時，既可能因為少年撫養人口數量減少也可能因為老年撫養人口減少，更可能二者兼有之。與人口紅利相對應的概念被稱為人口負債。對于社會是處于人口負債還是人口紅利，或者是處于二者之間的盈虧平衡狀態，要取決于少兒撫養比和老年撫養比之和，即社會總撫養比。

（二）人口紅利對經濟的影響1.影響勞動供給人口紅利的存在意味著年齡結構出現“中間大，兩頭小”的特征，即勞動年齡人口比重的增大，由此導致總撫養系數的減小。總撫養系數的減小意味著平均每一個勞動年齡人口需要撫養的非勞動年齡人口減少，這樣能將更多的勞動力從非生產性勞動中解放出來，直接導致勞動參與率的提高，由此導致勞動供給的增加。同時，總撫養系數的降低除了會意味著社會相對撫養負擔的減小，也意味著大多數家庭規模的絕對縮小，對于承擔大部分家務的家庭成員來說，他們必須投入在家庭中的勞動時間會有所縮短，會有更多的時間參與社會財富的創造。2.影響人力資本積累勞動年齡人口比重的增大除了會影響勞動供給這一流量概念，同時也會影響社會的人力資本。社會的人力資本包括數量和質量兩份方面。對個人來說，不同年齡階段的勞動生產率不同，隨著年齡的不斷增長，勞動生產率呈現“倒V型”，因此社會的總人力資本積累會隨著勞動年齡人口比重的變化而變化。若一個國家或地區勞動年齡人口所占比重大，同時伴隨的是人力資本存量增大。此外，總撫養系數較小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著少兒撫養系數的減小，家庭教育目標也由“數量型”轉為“質量型”，這意味著家庭會更注重對子女的教育。教育是提升人力資本質量的基石和必要條件，教育程度的加深會促進社會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因此，人口紅利可以從數量和質量兩個方面影響人力資本的積累。3.影響儲蓄率根據弗蘭科•莫迪利安尼提出的儲蓄生命周期假設，個體要使整個生命周期的效用最大化，需要根據自己一生的預期總收入來平滑各個時期的消費。個人在少兒時期和老年時期即被撫養時期，消費大于收入，屬于負儲蓄人口；而在勞動年齡時期，由于勞動生產率和勞動時間的雙重貢獻，促使其收入大于消費。從整個社會來看，勞動年齡人口比例的上升有利于儲蓄率的提高。

四、面臨的挑戰及對策

（一）面臨的挑戰1.勞動力素質影響人口紅利的實現截至2019年，我國平均受教育年限為13.6年，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但同發達國家相比仍然存在明顯差距。建國以來我國受到高等教育的人數只占總人口的4%不到，與發達國家差距較大。在總量極其龐大的勞動力中，仍有大量人力資本資源可以開發。2.“未富先衰”現象嚴重我國不僅是人口大國，同時也是世界上老年人最多的國家。與發達國家相比，我國是在經濟發展水平低、社會保障體系尚未健全的情況下出現老齡化情況的。2000年人口普查反映出我國人口年齡結構發生了較大變化：0歲～14歲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為22.89%，比1990年人口普查下降了43.8個百分點；65歲及以上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為6.96%，比1990年人口普查上升了1.39個百分點，預計在2020年底我國65歲及以上人口將會占比達到23%。一方面老年人口比重的增大會向我國的社會保障體系提出挑戰，另一方面，老年人口比例的上升意味著勞動年齡人口比例的下降，人口紅利是否會繼續存在甚至轉變為人口負債是值得注意的問題。

（二）相應對策1.大力發展教育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經濟增長迅速，人力資本被認為是“中國經濟奇跡”的主要促進因素。然而過去的幾十年我國的發展模式過于粗放，所謂粗放型經濟，就是投入勞動和資本后產值就出來了，而并不注重產出的過程。說明過去我國沒有重視提升勞動力素質，而且勞動力素質的提高投入產出最大價值的過程息息相關。人力資本質量的提高是技術創新與經濟增長的源泉，是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重要推動因素，是減少貧困和不平等的重要保證。因此大力發展教育從而影響勞動力素質并最終反映在投入產出比上，是我國改進人力資本積累的關鍵。2.完善社會保障體系針對人口老齡化嚴重問題，首先應加快建立健全社會養老保障體系，加大公共財政在社會保障和醫療方面的支出，從而應對未來嚴峻的人口老齡化趨勢是當下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要積極探索解決養老服務中的痛點、難點問題，破除發展障礙，發揮市場靈活供給的優勢，推進多層次養老保障體系建設。一方面，應繼續做好政府主導的養老服務事業；另一方面，應積極引導社會力量興辦養老產業，促進二者相互補充，形成合力，共同推進養老服務發展。

五、結語

在2020全面小康這個關鍵的節點上，能否充分利用人口紅利的剩余優勢，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體系建設添磚加瓦是每一個華夏兒女共同努力的方向。過于的發展已經被定格在歷史的足跡中，通過反思歷史、總結經驗，并把握現在、展望未來，我們必將迎來一個又一個“中國奇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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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張浩男 單位：西南大學經濟管理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