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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是從中德兩國在會計環境上的異同點進行比較研究入手，運用文獻收集法、比較分析、系統分析、制度分析等理論與方法發現其對會計制度的影響，對我國會計制度國際化進程具有一定的啟示和借鑒意義，并為加速我國會計制度國際化進程，降低成本提出相應的方法措施。

【關鍵詞】中德會計環境；會計制度；影響；國際化

一、研究背景及意義

會計制度國際化是指會計提供的信息可以滿足國際經濟管理的需要；企業內部管理盡量采用國際先進的管理方法，在會計事務處理中采用標準化、規范化和國際上通行的做法。我國會計制度的國際化，就是改革我國會計體系中不適應國際會計慣例的方面,在體現中國特色的同時，會計工作的具體目標、會計信息的質量要求、會計制度的制定、會計報表的編報等方面盡可能與國際會計慣例相吻合。其終極目標應是世界各國會計理論取長補短、相互促進、逐漸成國際通用的商業語言。隨著我國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我國的國民經濟正走向日益開放的全球化的時代。我國的會計制度國際化是國際經濟發展的客觀要求,也是歷史的必然。這是因為我國的市場經濟是世界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根據我國加入WTO應盡的義務，我國的市場將更加開放，改革將更加深入，決策將更加透明，會計作為國際通用的商業語言，在促進國際貿易、國際資本流動和國際交流方面發揮的媒介作用將更加突出。要參與國際經濟大循環，我國需要建立一套與國際會計慣例相協調，與市場經濟相適應的會計制度。當然，任何一項制度變遷都是有成本的，會計制度國際化也不例外。從我國會計制度國際化的成本、風險和利益出發，尋求更有效率的國際化路徑，應該是我國會計制度國際化的基本路徑取向。中德兩國在會計環境上具有一些相似的特征，更存在一些差異性，通過兩者的比較發現其對會計制度的影響對中國會計制度的完善及國際化進程具有一定的啟示和借鑒意義。

二、中德會計環境差異對會計制度影響的比較分析

1.政治經濟體制的差異及其對會計制度的影響

我國實行的是以公有制為主體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這是我國經濟區別于國外經濟體的本質特征。在這種以社會主義公有制為主體的體制下，國有經濟占主導地位并發揮主導作用，國家顯然是首要的，最大的投資者，也必然成為企業會計信息的重要使用者。正是因為如此，我國強調滿足國家宏觀調控和公眾利益需要，定位于“受托責任觀”的會計目標。德國是一個以私有制為基礎的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實行的是社會市場經濟，這一點與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有些共同之處，但其本質仍然是以私有制為基礎的資本主義經濟。通過銀行貸款是德國企業資金的主要來源，因而在資產計價和收益計量方面極為穩健，在實務中表現為嚴格遵守歷史成本，是“受托責任觀”與“決策有用觀”的結合。通過對中德政治經濟體制的比較，會發現所有制的不同對會計信息使用和會計目標有著直接影響，誰是財產所有者，誰就是最大的會計信息使用者。多種所有制并存，使得會計信息呈現多樣性，會計目標也要滿足各方面的信息需要。

2.法制環境的差異及其對會計制度的影響

我國屬于大陸法系，但由于歷史的原因，我國的法制建設，在立法、執法方面，與發達國家相比尚有一定距離。我國既強調法律的嚴肅性，穩定性，也認同政府規章的靈活性。在實際會計工作中，《會計法》是我國會計的“根本大法”，此外，還有準則、制度及主管部門的有關補充規定等會計規范。德國是一個高度法治的國家并且是大陸法系的典型代表，法律條文規定詳細，具有“對事不對人”的鮮明特點。受其影響，德國會計記賬的基本原則、會計報表的編制和審計方面均有法律明文規定，而且較詳細。在德國的法律體系里，會計是由最嚴厲的法律來加以規范的，可見德國法律對會計制度的重視。法律制度對會計尤其是會計信息資料有重要影響。只有完善的法律制度才會有會計的健康發展,“對事不對人”，有法必依，執法必嚴，才能促使會計職業行為人員誠實守信。

3.社會文化的差異及其對會計制度的影響

“禮儀之邦”一直是對中華民族的美稱，講求人和、重人倫情感不重法治，社會傾向權力等級差別，同時認同“國家利益高于一切”。在這一特有的文化環境下，我國在會計目標及會計信息披露要求滿足國家需求，對國家應當無所保密。這些，使我國會計制度很注重規避風險，但同時又傾向“借鑒”和“趨同”。德國屬于群體導向文化，有強烈的德意志民族主義意識。德國人對自己的會計制度過于自信，缺乏對他國經驗的借鑒，在很多會計要素的定義中都難覓英美等主流國家會計要素的蹤影，這無形中影響了德國會計改革與發展的進程。中德兩國社會文化環境的迥異對會計制度的影響是明顯的，會計制度的制定應根基于各國本身所特有的文化土壤。但是，作為一項制度或者法律，會計政策的選擇要切實反應本國國情并行之有效。

4.教育水平的差異及其對會計制度的影響

新中國成立以來，教育事業得到了巨大的發展。但在改革開放后，在與發達國家的比較中，我國的教育日益顯露出許多弊端：在辦學方向上，過分強調“精英”教育，大量的資金投入到重點中小學、重點大學，而職業中學以及職業教育卻形同虛設；在教育理念上，我們當前的授課方式仍以教師講授、學生聽講記筆記為主，使得學生的思維較呆板缺乏想象力和創新力；在辦學體制上，我國的教育水平不夠高，就是官辦教育處于壟斷地位，以及教育的計劃經濟成分過重。教育不是向學生負責，也不是向市場負責，而是向上級負責。而德國自19世紀由教育學家洪堡提出教學與科研相結合的教育大綱后，率先建立了現代大學體系并一躍進入世界先進行列。德國大學的教育體制，十分重視個人主觀能動性的發揮，注重調動學生的學習和研究潛能，其為培養新型人才和社會精英，營造了良好的生存和發展環境。而德國大學也成為全面介入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的多功能場所。因此，中德兩國社會文化環境的迥異對會計制度在制定、理解和應用上的影響是十分明顯的。中德兩國在會計環境上具有一些相似的特征，更存在一些差異性，通過兩者的比較發現其對會計制度的影響對中國會計制度的完善及國際化進程具有一定的啟示和借鑒意義：（1）對適用于我國會計環境需要的會計理論與方法加以歸納、總結和推廣，爭取得到世界會計同行的認可和贊同，并使其成為國際上認可的方法。（2）對相異于我國會計環境的會計理論與方法應大膽借鑒，充分利用國際會計資源解決我國的現實問題。

三、改善我國會計環境，健全我國會計制度，推動我國會計國際化進程的必要性及成本分析

會計制度國際化有利于處理國際經濟活動中的各種關系，以便促進國際經濟關系的發展，擴大國際間經濟合作，吸引國外資金、技術、設備和人才。會計制度國際化可以滿足企業跨國經營的需要，有利于提高我國的經營管理水平。我國不僅需要建立一套與國際會計慣例相協調，與市場經濟相適應的會計制度，而且更需要一大批掌握現代會計理論和熟悉現代國際會計實務的專業人才。采用國際會計標準培養一大批具有國際水準的專業會計人才，一定會推動我國的會計事業發展，促進企業參與國際市場競爭。當然，任何一項制度變遷都是有成本的，會計制度國際化也不例外。

1.交易成本，主要包括：設計費用；調整費用(制度的修改、完善)；新制度明確確立的成本。制度變遷是漸進式的，漸進式的制度變遷是在舊制度的邊緣衍生出一些新的制度安排，通過新制度的不斷發展來漸次消減舊制度的空間，促成舊制度的變遷，然后達到整個制度的創新。任何一項新會計準則的制定和頒布都要經過大量專家、學者的討論才進行起草、制定，而且還要經過后期的多次修訂，需要花費大量的制度的創新成本和時間成本。

2.公眾對于新制度的適應期的成本。新的制度實施的初始階段往往不能達到制度運行效率最優，因為公眾的心理和行為與新制度會有一個磨合期。

3.執行成本，如宣傳費用、試點費用等。

4.制度變遷中瓶頸區間的成本。制度變遷是源自成本-收益分析的，只有既有制度導致收益下降甚至為負時，制度變遷才會發生，此時就很可能遭遇制度變遷的阻力。因此在瓶頸區間內，要對制度變遷進行系統操作，創造必要的環境和輔助條件使某些局部的變遷得以進行，就不可避免地要付出成本，但我們應盡量降低這些成本。

5.會計準則的組織與協調成本，主要指學習和動員組織成本。我國會計制度變遷還面臨著公眾對新制度認知不足的困擾，因此為新制度確立而支付一定的學習和動員組織成本是必要的。即便是我們引進了英美德等國家的成功理論經驗,也并非簡單直接地植入新制度中即告成功，還有個消化吸收的問題。

6.轉換成本，包括與會計準則相關的法律、規章和制度的修訂成本。

7.會計信息質量成本，既包括強行規定執行新會計準則而使得會計信息相關性降低的成本，也包括轉換中企業利用可選擇的會計處理方法粉飾利潤引發的成本。

8.稅收成本，采用新會計準則報告的會計利潤會發生變化，傳統認為新準則下的利潤會低于采用之前的利潤，因而會減少政府稅收。

四、完善我國會計制度，加快我國會計制度國際化進程的措施

1.以制度借鑒為前提，加強國際會計與中國會計的比較研究。會計國際化受諸多因素制約，成本高昂，借用其他國家制度變遷的經驗教訓推動本國制度國際化，可以充分利用后發優勢，大大減低制度創新的費用，加速會計國際化過程。通過設立專門的國際會計研究機構，以搜集、整理和研究國外先進的會計信息和資料，取其精華，為我所用。通過虛心學習以提高和充實自身，學習和了解西方發達國家成功的會計經驗，使我國的會計變得完善和先進起來。

2.以與國際財務報告準則（IFRS）趨同為目標。加入WTO前后我國會計制度國際化最大的不同點是：加入WTO前，會計制度國際化目標的定位主要強調與國際慣例協調；加入WTO后，隨著經濟國際化程度的不斷提高，建立以資本市場為導向、與IFRS趨同的會計制度就成為后WTO時代中國會計制度變遷的主要戰略目標。目前，IFRS在國際之間的會計協調方面正發揮著日益重要的作用。我國在會計準則制定方面是一個后起的國家，這使我們有可能參照IASB已經形成的IFRS制定本國的會計準則體系，使我國的會計準則體系目標一開始就定位于“國際水平”，謀求后發優勢。

3.縮小國際化的成本。中國在不利于自身的國際制度未改變的情況下進行會計國際化、特別是向IFRS趨同的過程中，不能消極等待。為了盡可能地降低國際化成本，一個非常有效的措施便是主動進入國際制度內部，對IFRS的制定施加影響，縮小國際化的成本。將我們面臨的實際困難和問題，通過多種渠道和方式反映給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組成優秀精良的隊伍，為IFRS的制定出謀劃策，對IASB的各種報告和征求意見稿發表意見，提出建議，使國際會計制度能夠較多地體現中國這樣一些發展中國家的情況和需求。

4.鑒于發達國家主導國際會計制度的現實，要在國際會計制度制定過程中更有發言權，區域間合作就顯得相對重要。我們應積極與經濟背景相似、經濟發展水平相當的國家開展區域間溝通、對話和合作，以提高我國在國際會計準則制定中的影響力。例如，應當加強與亞洲國家準則制定機構間的溝通和合作，對IASB和IFRS提出意見和要求，可以擴大亞洲國家在IFRS制定中的影響，使IFRS更多地體現亞洲國家的情況和需求，積極謀求自主制度的發展，突破國際壟斷。

5.按照國際會計規范的構成構建我國會計制度的結構框架，包括，加快具體會計制度的制定、頒布和實施，盡早實現從行業會計制度向具體會計制度的轉變；參照國際會計制度體系的構成，補充和完善我國會計制度的相關內容等。

6.強化會計制度執行的約束和監督機制。會計主體采取不同的會計處理原則、程序和方法，會得出不同的業績信息，從而影響到會計主體與國家之間的利益分配。因此，會計主體出于增進自身局部利益的考慮，往往會偏離會計制度的規定，選擇執行有利于自身的會計行為。這表明如何強化會計制度執行的約束和監督機制，確保會計制度應有的嚴肅性，是深化會計制度改革的一項重要內容。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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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艷 單位：貴州財經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