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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當前，家庭教育公共服務需求不斷豐富升級與家庭教育公共服務供給現實需求間的矛盾日益尖銳，迫切要求政府部門不斷創新家庭教育公共服務供給機制，提升服務品質。協同供給具有堅持需求導向、供給主體共軛、供給結構網絡化以及供給環境共享的特征，在供給路徑上強調政府、市場、第三部門于“戰略—組織—行為”層面進行深度一體化的協作，為解決當前家庭教育公共服務供需矛盾創建可行路向。

關鍵詞:家庭教育;公共服務;協同供給

公平正義是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核心價值理念。家庭教育公共服務作為一項惠及億萬家庭的社會公益活動，日漸成為社會公共服務體系建設的重要內容之一。伴隨著經濟社會的穩步發展，全社會對家庭教育公共服務需求呈現出激增與升級的態勢，然而我國家庭教育長期以來主要是由個體、家庭承擔。一項調查顯示:北京、上海、廣州等八個大中型城市家庭子女教育支出的比重占據家庭總收入近三分之一，家庭教育外部資源保障較為薄弱，公共服務還不能滿足群眾需求［1］。針對這一供需矛盾，《關于指導推進家庭教育的五年規劃(2011—2015年)》(以下簡稱《新規劃》)提出“推進完善基本的家庭教育公共服務”的發展目標。這一目標的實現對于處在起步階段的家庭教育公共服務而言無非是一個漫長而復雜的過程，單純依靠某一方力量是無法完成的，需要各供給主體協同合作。因此，基于協同供給的內涵、特征與現實依據，構建“政府—市場—第三部門”間有效協同供給路徑，成為本研究主要探討的議題。

一、家庭教育公共服務協同供給的內涵

“協同”一詞自古有之，《漢語大詞典》將“協同”解釋為“諧調一致，和合共同”。“協同”與“合作”“協調”之間既有聯系又有區別。美國學者邁爾斯等人指出，“協同”在哲學層面上與“合作”有著不同的過程，協同的預期結果是相對明確的，未來回報的分配可以事先協商，而合作各方則是以自身利益為基礎開展活動的［2］57。旺•科魯夫則指出，“協作”往往涉及不可預知的結果，并嚴重依賴信任以及對誠實與公平價值觀的共同承諾，與“合作”不同，協同方要盡可能顧及對方的利益，就像對自己利益的考慮一樣［3］。因此，相比“合作”而言，“協同”更加強調為了實現共同利益，在誠實公平與風險共擔的環境下，通過構建利益共同體來展開協作。“協調”在《漢語大詞典》中釋義為和諧一致，配合得當。“協調”強調在系統目標確立之后，各要素對系統目標的服從與貢獻，而“協同”強調系統各要素在系統目標下的共贏與互惠［4］30，二者都強調系統各要素的同一性，但“協同”更關注同一性的內在根據以及在同一性背景下新結構的創建。因此，相比“協調”而言，“協同”側重于通過構建新結構以實現利益共享。“家庭教育公共服務協同供給”是把協同思想引入家庭教育公共服務供給的過程，指的是供給主體系統各要素為了實現系統整體目標與直接戰略目標而協調自身關系，創新供給方式，構建供給共同體的過程。具體而言，包含以下幾層要義:其一，協同供給的整體目標在于通過保障家庭教育公共利益以彰顯社會公平正義。協同供給的直接目標是改變過去單一供給主體無法滿足家庭教育發展需求，家庭教育公共服務資源保障薄弱的現狀。其二，協同供給主體主要包括各級政府、市場以及第三部門，各主體各司其職、取長補短，從而豐富供給資源，形成供給合力，以產生“1+1﹥2”的協同效應。其三，協同供給的方式是合作與競爭，不僅注重各主體間的多向度協作，而且強調通過良性競爭，提高服務品質，實現系統內各要素的互惠與共贏。

二、家庭教育公共服務協同供給的特征

家庭教育公共服務協同供給旨在通過促進政府、市場、第三部門的互動與協作，謀求供給方式創新，實現供給路徑優化，相比單一而碎片化的供給，家庭教育公共服務協同供給在供需導向、主體關系、結構及環境等方面均呈現出獨有的特征。

(一)堅持需求導向

家庭教育公共服務需求是家庭教育公共服務協同供給的導向與基礎，是提升家庭教育公共服務協同供給品質的內在動力。此外，從服務的本質來看，家庭教育切實需求應成為家庭教育公共服務體系建設的出發點與落腳點。由于政府、市場、第三部門自身屬性與功能的迥異，三者往往基于不同甚至是潛在對立的價值訴求來為家庭教育提供服務，政府通常堅持公平正義導向，而市場則帶有明顯的利潤導向，第三部門主要是慈善公益導向。供給價值觀的差異致使三者間往往根據自身特點采取單一而獨立的供給導向而忽視了供給對象的真實需求。因此，如何凝聚三大主體，找尋三大主體間的契合點，使之合成供給合力就顯得尤為重要。家庭教育公共服務協同供給強調以家庭教育發展需求為中心，圍繞著服務需求來協調供給主體間的責權關系，從而為轉變供需導向，避免單一供給導向“失靈”現象，提升三大供給主體的協作能力創造契機。

(二)供給主體共軛

“軛”本意指兩頭牛背上的架子，“共軛”使兩頭牛同步前行，寓意為按一定的規律相配的一對。“共軛”也是有機化學的一個重要概念，指原子群落在相互影響與外界試劑的作用下使分子性質發生系列變化，這種分子性質的改變叫作共軛效應，并且這種效應具有穩定性、持續性。家庭教育公共服務協同供給注重激發供給主體的共軛效應，主要包括三層要義。一是供給主體內共軛。即政府、市場以及第三部門各主體內部組織共軛，如圖所示G1－G2－G3－G…、M1－M2－M3－M…及N1－N2－N3－N…間的共軛，如強化婦聯、教育局、文明辦、衛生局、民政局等有關政府部門間的協作，合成局部合力，但這樣的合力仍然局限于單一供給單元即供給主體內部，多是“點對點”的協同，缺乏與其他供給單元的互動。二是供給主體間共軛。增強“政府(G)—市場(M)—第三部門(N)”三大主體間的溝通與協同，形成“G—M—N”的協同局面，實現各個供給主體由獨立運動向聯合運動轉變，激發三大主體間的聯動效應。三是供給主體外共軛。各級部門要關注供給的外部生態環境，積極創設良好的協同供給環境，注重發揮家庭教育發展與社會進步的協同效應(詳見圖1)。需要說明的是三大層次的共軛是三位一體，彼此影響，相互促進的辯證統一關系。

(三)供給結構網絡化

日益豐富且升級的家庭教育公共服務需求以及供需矛盾決定供給結構需要變革。我國行政體制主要采取自上而下的執行模式，使得下級政府與人員缺乏創造性與靈活性，上下層級及水平層級間溝通與協作不夠暢通。我國教育行政體制作為從屬性教育行政結構［5］，往往受到一般行政體制負面效應的影響與制約。因此，如何重組家庭教育公共服務供給結構就顯得格外重要。協同供給為重組家庭教育公共服務供給結構提供可能空間，其中，網絡化是協同供給結構的顯著特征，主要包括垂直維度與水平維度的網絡化。垂直維度網絡化要求摒棄等級制的供給邏輯，通過簡政放權，創建合作共同體，強化不同層級的合作，激發各層人員的活力。例如上海市各區縣婦聯、教育局、計生委、衛生局聯合掛牌在各區縣建立一所0－3歲早教指導中心，早教中心負責各區縣早教事務的管理、指導、培訓等工作，而具體服務工作則主要依靠各鄉鎮、街道早教服務網點(實驗基地、指導站/點、社區寶寶苑等)，從而形成“一中心多站點”的平等合作格局。水平維度網絡化強調供給主體以公益性合作共識為指引，重組責權關系，密切各供給主體的橫向聯系，增強供給主體的合作力。例如上海市各區縣婦聯、教育局、計生委、衛生局聯合發文建立托幼聯席會議制度，四部門作為該制度的成員單位，具有同等身份與平等權力，為四部門各司其職、平等合作提供了保障。

(四)供給環境共享

供給環境是供給活動的外部生態系統，良好的供給環境即正外部性是協同供給的重要保障，也是協同供給的一個顯著特征。家庭教育公共服務需求特征決定了供給環境的開放性與信任性。家庭教育公共服務需求是一個豐富多維的體系，涉及社會生活的眾多方面，這就要求供給系統必須以海納百川的姿態來整合多類資源。具體而言，供給系統的開放性與低結構性為鼓勵準供給主體入駐，保障供給資源的豐富性以及促進供給信息流通創造了有利條件;相反，封閉而高結構的供給系統則切斷了家庭教育公共服務供給體系內部各要素以及內部與外界的聯系，導致供給資源匱乏，溝通信息流動不暢，供給要素協同運動受阻。例如，在上海市托幼聯系制度下組織一項大型主題宣傳活動，不僅要求四部門聯手協作，而且需要得到城市管理、交通、公安、宣傳等部門的支持。在一個共同體中，信任水平越高，合作的可能性越大［6］200。誠信作為一種特殊的“生產關系”或“社會資本”，是展開合作，發揮家庭教育公共服務協同供給效應的前提與基礎。協同供給主體是多元的且各個供給主體有著不同的價值訴求，各主體往往基于共同的目標與信任關系展開合作。

三、家庭教育公共服務協同供給的現實依據

公民是公共服務的中心［7］6。堅持需求導向，解決供需難題是重視人、彰顯公民中心的具體表現，而實施多中心協同供給則是落實需求導向，克服單中心供給弊端，提升公民滿意度的必由之路。

(一)家庭教育公共服務需求是協同供給的內在動因

馬克思指出:“沒有需要，就沒有生產。”［8］12“人們奮斗所爭取的一切，都與他們的利益有關”［8］83。需要是推動實踐活動的內在動機與根本動力。日漸豐富且升級的家庭教育公共服務需求是推動家庭教育公共服務協同供給，促使家庭教育與經濟社會共生發展的強大引擎。

1．保障性需求膨脹，家庭教育公共服務需求日趨豐富

伴隨著區域間、社會群體間差距日益顯著，社會公平正義逐漸成為社會各界關注的焦點。保障性需求關涉公民基本權利，其本質是緣于對弱勢群體需求的關注以及對社會“底線公平”的訴求。“底線公平”是社會公平正義的最后一道屏障，更是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底線”，并隨著時展而動態變化。家庭教育公共服務“底線公平”主要指的是對弱勢群體家庭教育需求的關注與滿足。長期以來，人們往往從狹義角度將家庭教育理解為發生在家庭環境內部的，長輩對晚輩的教育活動，家庭教育偏向“家庭化”，教育關系固化單一。受此影響家長對家庭教育的需求主要局限于具體微觀的家教內容、方法等，尤其是弱勢群體家庭。然而，隨著經濟社會發展與教育改革步伐的日益加快，人們對兒童發展與家庭教育的認識與期待水平不斷提升，家長對家庭教育保障性需求不再局限于傳統層面，其需求日益豐富，相應的“底線公平”也在發生變化。一項研究顯示，鄉村家長對家教知識需求涉及孩子德育、智育、安全健康教育、理想教育、生活教育以及文娛教育等多方面內容［9］210。另外，家長家庭教育的需求已突破狹義家教范疇的桎梏，其內容涉及全社會的多個部門和領域并且需求度較高(詳見表1)。可見，家庭教育逐步外化，走向社會，急需社會支持。

2．發展性需求凸顯，家庭教育公共服務需求不斷升級

所謂發展性需求指的是關涉某一類群體共同的、個性化的、更高層次、更高質量的需要。家庭教育發展性需求凸顯主要體現為以下兩點:一是需求層次不斷提升。馬斯洛指出人的需要具有層次性，高層次需要的產生是以低層次需要滿足為基礎。隨著經濟水平的提高與社會競爭的日益加大，部分群體在基本需求得到滿足后對家庭教育不斷提出新的要求，旨在通過獲取高質量的家庭教育以提高家庭生活質量，達成下一代“人力資本”增值的目的。一項關于家庭教育需要的調查顯示，期望與成功家長交流的家長占總人數的57．0%，期待得到專家直接指導的家長占34．7%，并且這兩項需求分別占據整體需求的第一位與第三位［9］218－219。可見，發展性需求總量快速攀升且占據較大比重，需求結構不斷升級。二是個性化需求增加。其主要體現為需求內容擴展化與服務渠道豐富化。富裕家庭、新婚夫婦、孕婦等特殊群體對家庭教育的獨特需求日益凸顯，服務渠道不再局限于傳統模式，亟須引入新型傳播媒介豐富服務內容、擴展服務渠道。

(二)家庭教育公共服務供需矛盾是協同供給的客觀要求

公共服務的科學性取決于對社會公共問題的準確考量與定位。厘清家庭教育公共服務中存在的問題是科學決策的前提與基礎。我國家庭教育公共服務尚處在起步階段，供給機制尚不完善，主要存在以下兩大問題。

1．外部參與孱弱，供給主體過于單一

作為家本位的社會，長期以來我國兒童撫育的責任主要由家庭、家族以及社區來承擔，獲得外部的正式支持較少。伴隨著經濟發展與社會改革的深入，近幾年家庭教育事業取得重大發展，如將家庭教育工作經費納入地方財政預算或設立專項經費，家庭教育工作隊伍與陣地建設取得突破等，但仍然主要是以政府供給為主，缺乏政府外的供給。一是缺乏市場參與激勵機制，市場參與不足。首先，市場主要是以經濟效益為導向，通過收費賺取利潤，而家庭教育公共服務強調非排他性，追求公益性與普惠性，這就使得市場在進入該領域時無法獲得直接的經濟利益，這一矛盾成為阻礙市場進入家庭教育公共服務領域的深層次原因。其次，當前我國缺乏引導激勵市場參與的有效機制，使得市場缺乏進入該領域的動力與熱情。二是第三部門發展滯后，供給能力薄弱。由于歷史因素，特別是受到計劃體制的影響，政府成為公共服務的唯一供給者，第三部門(主要是非政府組織(NGO)與非營利組織(NPO))發展相對緩慢，導致其供給能力有限。

2．資源保障薄弱，資源配置失衡

由于家庭教育公共服務需求的激增與升級，單純依靠政府供給顯然已力不從心，需求與供給間的矛盾日益凸顯。一是供給總量不足。由于缺乏正確的認識與體制機制保障，政府對于家庭教育的財政投入不足，家庭教育經費主要從兒童工作和婦女工委辦工作經費中統籌開支，絕大多數省份，特別是市縣(區)級政府普遍無家庭教育專項工作經費［10］276，家庭教育公共服務缺乏獨立穩定的財政保障。此外，在人力與場地資源支持方面也是有限的，服務人員往往憑借一股熱情參與進來，缺乏相應的培訓與專業性。社區雖然成為家庭教育工作的主陣地，但較多社區普遍缺乏活動場所，家庭教育公共服務的人力與場地保障處在兩難境地。二是資源配置區域性失衡。政府是發展家庭教育公共服務的主導力量，各地政府的支持程度將深刻影響家庭教育公共服務的發展。當前，我國各地政府的支持程度與區域間經濟政治發展水平呈正相關。例如，上海市政府依據自身雄厚的經濟實力將家庭教育公共服務納入地方財政，保障家庭教育相關經費開支，而中西部多數地區由于政府經濟能力有限，政府無法真正履行家庭教育公共服務的支出責任。三是資源配置群體間失衡。家庭教育公共服務資源的有限性決定了資源配置的非均衡性。不僅表現為區域間失衡，而且在同一區域內的不同群體也存在失衡現象，本地戶籍居民較外來務工人員以及弱勢群體往往獲得更多更好的家庭教育服務。

四、家庭教育公共服務協同供給的實現路徑

家庭教育公共服務需求特征以及供需矛盾使得傳統“點對點”的單一供給已無法滿足要求，驅動家庭教育公共服務供給必須朝著全方位、網絡式的協作化方向進行變革。協同供給強調供給主體在“戰略—組織—行為”界面開展三位一體的深度協作，有效回應了家庭教育公共服務供給變革要求。

(一)戰略協同———協同供給的全局部署

家庭教育公共服務協同供給的實現是一個長期而復雜的過程，涉及社會眾多組織與部門。因此，有必要對協同供給進行總體的戰略部署與規劃。戰略協同作為一種對全局協同的謀劃，為協同供給的開展打下良好的全局基礎。本研究認為戰略協同主要包括兩點要義。一是協同供給主體文化與價值觀。三大供給主體作為相對獨立的供給單元，有著自身的文化與價值觀，基于不同的文化背景，三者往往偏向單一而獨立的供給導向，缺乏有效的協作與整合。這種單一供給導向影響著供給有效性的提升。供給主體在文化與價值觀上的認同感與協同的可能性、協同的程度呈正相關，認同感越強，協同的可能性越大，程度越深。因此，堅持求同存異，培育家庭教育公共服務供給主體間的共同文化與價值觀，以需求導向為基礎找尋與構建共同愿景成為協同供給的重要內容。二是協同供給環境。人的活動離不開時空環境的影響與制約，良好的環境對活動順利開展具有重要的促進作用。開放與信任是衡量環境的兩大重要指標，二者相互關聯，開放是基于良好的信任關系，而信任則進一步促進開放。無論是同一文化與價值觀背景下主體內協同，如婦聯、教育部門、文明辦、衛生部門、民政部門等相關政府部門的協同，還是差異文化與價值觀背景下主體間協同，即“G—M—N”間協同以及復雜環境下主體外協同，都離不開信任且開放環境的影響。

(二)組織協同———協同供給的支撐平臺

家庭教育公共服務協同供給涉及不同利益訴求的主體，是一種跨界合作的組織關系。如何運作這一跨界組織成為協同供給的重要內容。一個成熟的組織離不開主體、目標、利益三大要素。因此，組織協同主要包括三大要點。一是主體協同。主體協同具有豐富的層次性，不僅注重主體內及主體間的協同，而且強調供給內部要素與外部生態的協同以充分贏得社會力量的支持、參與。二是目標協同。目標為組織的形成與發展提供不竭動力，目標的一致性是聚合不同供給主體行為的驅動力。《新規劃》提出“推進完善基本的家庭教育公共服務”的目標，這為平衡三大供給主體“公平—利潤—公益”目標，統籌三大供給主體行為提供指引。三是利益協同。利益分配矛盾是影響供給主體協同動機的重要因素，如果政府、市場、第三部門之間缺乏合理的利益分配機制，使得利益分配失衡，那么就有可能導致協同供給成為“一次性事件”，甚至中途夭折。因此，實現供給主體間的“風險—利益”平衡，建立風險同擔、利益共享的評估監督機制，對于推動供給主體間長期、穩定、互惠、共生協作至關重要。

(三)行為協同———協同供給的實施保證

行為協同是家庭教育公共服務協同供給體系建構的微觀層面，直接面對服務的消費者，是發揮協同供給效力的實踐環節。行為協同主要是通過制定相應的體制機制來明晰各供給主體的具體操作細則，使得協同供給在行為層面上有章可循。具體而言，主要包括以下五點:一是協同供給決策機制。政府、市場、第三部門作為平等的供給主體，理應享有平等的決策權，這對于提升家庭教育公共服務協同供給決策的科學化、民主化、透明化具有重要意義。二是協同供給管理協商機制。通過建立協同供給管理協商機制促進供給主體間的合作協商，從而形成取長補短，優勢互補，共同完善家庭教育公共服務體系的局面。例如美國為了更好地統籌各州家庭教育發展，成立了兒童和家庭委員會，為跨部門協作提供機制保障。三是協同供給法規政策保障機制。相對于發達國家“立法先行”，我國家庭教育公共服務法規建設較為滯后，缺乏嚴肅、穩定、權威的制度保障，嚴重制約著家庭教育公共服務的穩健發展。四是協同供給財政保障機制。財政作為家庭教育公共服務發展的物質基礎，與家庭教育公共服務發展有著密切的關系。在我國，目前尚無專項家庭教育公共服務財政保障機制，財政來源渠道單一、數量不足成為制約家庭教育公共服務發展的一大瓶頸。五是協同供給監管評估機制。監管評估機制是對協同供給過程與結果的管理，科學的監管評估機制是及時發現與解決協同供給中問題，促進協同供給持續發展的有力工具。總之，家庭作為社會的細胞，如何化解當前家庭教育公共服務供需矛盾直接關系到億萬家庭的切身利益。協同供給憑借自身特性成為解決這一矛盾的有效路徑。政府作為協同供給的主導者，必須協同市場、第三部門在“戰略—組織—行為”層面開展深層次、一體化的融合與協作，為解決當前家庭教育公共服務的現實困難創造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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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張晉 劉云艷 單位：西南大學教育學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