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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漆彥忠 單位：許昌學院法政學院

由于《農民專業合作社法》及其配套政策的實施，特別是財政部門、農業部門加大對農民專業合作社的示范和扶持，一些已經成立的農村專業經濟協會，為了獲得扶持資金，紛紛重新到工商管理部門登記更名為農民專業合作社，或者在登記為專業協會的同時又申請登記為專業合作社，但實際的組織性質仍然是非營利性的社會團體，或者既是非營利的社會團體又從事營利性的農業生產經營活動。這種狀況說明了現有新型農民專業合作經濟組織發展的外部制度環境和平臺仍然是不完善的，沒有理順相關的監管關系，從而極大地影響了農民專業合作經濟組織的健康發展。

農民專業合作經濟組織的產生與發展是農民生產能力增長的必然要求。自給自足條件下，農民不需要聯合組織，生產以家庭為單位，相互孤立，自成生產體系。只有當外部因素影響著家庭生計的成敗，而且這種外部沖擊力又絕非個體化農民能單獨控制的時候，組織才可能開始形成。現代農業的轉型使得農民從自足性生產轉向了外向型生產，不僅要解決土地管理問題，還要處理來自市場的風險，家庭孤立式農業生產模式已經不能滿足現代農民生產的需要，相互聯合成為必然。從這一意義上講，農民組織是農民為增進自身利益而采取的集體行動。正因為此，開放以來，為應對激烈的市場競爭，農村組建了一些帶有合作社性質的互助性組織，如專業技術協會、研究會、專業合作社、股份制合作社等。但這種時代所需的新型組織在其發展過程中卻面臨著巨大困境。趙泉民在其《農民合作組織發展困境分析》一文中指出了農民合作組織面臨的4個方面的發展難題。一是生發機制上的“政府性”，致使農民處于“被組織”、“被合作”的境地。本質上，農民經濟組織屬于民間組織行政，在其生發機制中表現為“自發性”而非“政府主導型”。現實中，后一種生發機制的存在導致農民經濟組織內部事務管理上的外部介入，形成“政社不分”的局面。二是內部決策上的“一股獨大”，強化了農民合作社的“資本化”趨勢。“一股獨大”下的農民合作社已喪失了以“人的結合”為原則的真諦，異化為“資本結合”的“偽合作組織”或“假合作組織”，排斥了農民自我的參與，挫傷了農民合作成員的積極性，并帶來極大的負面效應。三是運行機制上“重組建”、“輕管理”，造成合作組織可持續發展能力不足。四是資金供給機制上的“難貸款”與“貸款難”困境，制約著合作組織的成長。這4方面的困境在某種程度上扭曲了新型農民專業合作經濟組織的性質，背離了合作經濟組織發展的初衷，并帶來嚴重的負面效應，成為當前新型農民專業合作經濟組織發展的主要困境。

從構成來看，現有農民專業合作經濟組織存在發展規模偏小、內部關聯弱化、結構松散、管理缺失等問題。大多農民專業合作經濟組織是由村落內部或鄰近村莊從事同一農業生產項目的十幾戶或幾十戶農民組成，組織結構比較松散，覆蓋面窄，服務功能較弱。組織所開展的活動往往根據組織成員所從事的農業生產經營活動的季節性和市場特點而決定，缺少經常性和正規性。同時，農村專業經濟協會內部管理機制不夠完善，組織機構也不夠健全。農村專業合作社大多屬于“大戶”領辦型，許多農戶是“應邀”入會，對于合作社的宗旨、義務、意義及運作程序等并不太了解。一些社員反映，加入合作社后，合作社并沒有什么活動，還是各自為戰。這種情況正說明了農民專業合作組織內部的弱關聯性。外部關聯的弱化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其一，市場關聯關系的弱化。從某種意義上說，外聯市場的存在是農民合作經濟組織生存的基礎。從生發原理上看，合作性經濟組織主要是農民為了解決外向型生產而需要增強其抵御市場風險的能力自發結合的互助和合作的經濟組織，因此，在合作組織運營期間，必須首先解決外聯市場問題，否則其生存則是名存實亡。其二，產業關聯關系的弱化。農民專業合作經濟組織除了合作性之外，還存在“專業性”。“專業性”對于農民生產來說主要指生產產業的專一化和精細化。而產業的“專一化”或“專業化”是和產業的“關聯化”相互依存的，由此形成專一但又相互關聯的產業鏈。專業合作經濟組織只關注產業鏈上的一個環節很顯然存在很大的風險，由此導致其短暫的生命力。因此，產業之間的關聯是專業合作經濟組織必須要考慮的問題，而“專業化”也應當從產業鏈的角度來理解。

易遠宏在探討完善我國新型農民專業合作經濟組織發展的對策時提出了當前農民專業合作經濟組織“促進農村經濟發展的作用不顯著”這一問題，認為目前的新型農民專業合作經濟組織存在如下問題：一是以會員業務聯系為基礎，忽視了勞動聯合和資產聯合；二是未能借助信息化促進合作組織發展；三是忽視品牌戰略，組織功能缺位等。由這3個方面的問題說明新型農民專業合作經濟組織促進農村經濟發展的作用不顯著。誠然，農民專業合作經濟組織在發展中確實存在以上問題，但這些問題均屬于合作經濟組織自身運營過程中未能理順的關系，與整體性農村經濟與社會的發展關聯并不是很大。但農民專業合作經濟組織“促進農村經濟發展的作用不顯著”的問題的確是存在的，主要是發展向度上的“盲從性”引起的合作經濟組織與農村社會整體轉型相脫節所導致的。新型農民專業合作經濟組織發展向度的“盲從性”主要是指合作經濟組織在生發過程中過強的“自發性”而導致的整體發展去向的失序現象。市場經濟運作規則表明，市場主體自我的發展必然導致整體生產的無序化，其中需要介入宏觀調控。在合作經濟組織運行過程中，如果缺乏有效的監管和指導，則會與整體農村經濟發展及社會轉型逐漸脫節，導致經濟組織發展對社會經濟發展的弱作用。顯然這一問題主要存在于宏觀規劃和管理方面，并非合作經濟組織自身運營所致，因此，需要加強農村社會整體轉型向度與合作經濟組織發展向度之間的同一化，克服經濟組織發展向度的“盲從性”，使之在農村社會整體發展轉型過程中充分發揮出應有的作用。

一是應當從整體與全局的角度宏觀性地考慮合作經濟組織與其他主體、對象及配套軟硬件環境之間的關系，確定主要關系體系，把工作的重心和重點放在這些關系體系上。二是要從運行的角度確定不同關系之間的強度與向度，厘清各種關系的層次與順序，避免一哄而上、一哄而散，破除各關系之間的斷裂現象。最后，整合關系的失序，給予必要的調控和引導，尤其是從理念上理順各種關系體系，強化農民個體對各種復雜關系的認識，增強其使命感和積極性。

從常理理解，合作的前提是信任。不管是以協會形式出現的合作經濟組織還是以合作社形式出現的合作經濟組織，如果內部缺乏信任，相互猜忌，留存私念，必然導致合作的失敗。應該說農民之間的信任以及對合作經濟組織功能的認可是構建新型農民專業合作經濟組織的基礎，其中也包含地方政府的公信力，尤其是實施政府推進型的合作經濟組織表現更為突出。因此，在考慮各種總體性關系的基礎上還需要大力促成合作經濟組織生發來源的構建。一是樹立典型和榜樣，從農村內部尋求信譽素質較好的“精英”、“能人”進行帶動，以形成組織者與參與者利益的相關性，增強信任基礎。二是構建完整的管理和運營制度，明確權利與義務、權責與關系，采取“制度管理”，避免“人為控制”。三是加強教育，引導自律，破除私念和貪占意圖，尤其對合作組織的管理者要時刻進行督導，使其以身作則，良好表率。

在新型農村專業合作經濟組織構建過程中，政府所扮演的角色是“倡導者”和“扶持者”，而非“干預者”或“參與者”。要尊重農民意愿，但需強化倡導；要合理指導，但非強力指控。具體來說，一要依據情況確定現階段合作組織發展的總體思路，在發揮資源優勢、依托主導產業和典型示范的基礎上，推進農民專業合作經濟組織更快更好地發展。二要突出重點，行使“有限政府”扶持政策，在財政、稅收、信貸、市場管理等方面加大對農民專業合作經濟組織的支持和保護力度，安排專門資金，鼓勵支持農民專業合作經濟組織開展信息、技術培訓、質量標準與認證、市場營銷等方面的服務創新。三要給予新型農民專業合作經濟組織以身份認同，實現合作與互利，共同發展。如結合政府職能轉變，有關政府部門可以將農民培訓、技術推廣、良種試驗等服務項目通過公開招標的方式委托給符合條件的農村專業經濟協會；政府采取“購買服務”的方式給予合作經濟組織身份認同，提高其公信力。

合作經濟組織是一種工具和手段，也是農業產業化、農村城鎮化和農民非農化的過渡形態，其最終目標是以此為引擎和載體，實現農村社會的現代化轉型，即農業產業式經營、傳統農民身份轉變以及最終實現城鄉一體化。所以，在其發展到一定程度和水平時將會面臨農村基本制度變遷的問題。如現有農村土地家庭聯產承包制度。有研究者指出：“目前我國農村土地經營權分散于各個獨立的農戶家庭，而土地的所有權歸集體所有，土地產權不清晰，流轉不規范，管理制度體系不完善，成為農業規模經營和農民專業合作經濟組織發展的瓶頸。因此，進行農村土地制度改革，建立健全土地流轉制度，是發展農民專業合作經濟組織的重要舉措。”并據此提出了土地流轉法律化和增加土地使用權益2種辦法。筆者并不茍同其第二種方法，但適當考慮土地規模化經營確實是合作化經營的要求之一。另如農村空巢老人養老問題、農村留守兒童教育與管理問題，也需要相關制度加以規制，以實現新型農村專業合作經濟組織更大效能的發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