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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關于世界經濟危機下對我國經濟問題的幾種看法

自2007年美國爆發次貸危機以來，次貸危機迅速變成了席卷全球的金融風暴，全球范圍內眾多的基金公司、投資銀行、商業銀行紛紛倒閉，全球經濟進入嚴冬。面對如此嚴峻的挑戰，中央出臺了4萬億救市的計劃，制定了十大產業振興計劃，采取多種措施鼓勵消費、刺激內需。各地方也積極配合政府的號召，各種刺激內需的方法紛紛出臺。然而中國經濟問題是否只是單一的內需不足問題，這種內需不足是否只通過簡單的刺激就可以解決？關于如何看待經濟危機背景下我國經濟發生的問題，目前有幾種不同的看法。第一種看法是，目前中國經濟的問題是由世界或美國的經濟危機引起的，持這種觀點的人數是最多的。第二種看法是，在美國經濟危機發生前，中國經濟就已經存在問題了。著名的經濟學家吳敬璉就持這種看法。在他看來，由于中國發展方式轉變的問題一直沒有解決，舊發展方式中積累的問題越來越多，因此，即使沒有這場經濟危機，中國經濟的發展也會出現問題。第三種看法是，認為目前中國經濟的問題與世界經濟危機沒有什么太直接的關系，造成目前出口困難的原因與其說是世界經濟危機的影響，不如說是人民幣升值、原材料價格上漲、勞動力成本提高等多種因素的綜合影響。社會學界的孫立平教授在此基礎上提出了第四種看法，即認為，目前中國經濟的問題是內因和外因共同作用的結果。外因即經濟危機導致的世界經濟整體下滑，外部需求減少，出口困難；內因則是我國處于從生活必需品時代向耐用消費品時代的轉型過程，而這個轉型卻遲遲轉不過去，由此造成在外部需求萎縮的情況下，國內市場消化不了如此多的產能，整個中國經濟進入嚴冬時期［1］17。我個人基本同意孫立平教授關于內因和外因相互作用的論述，但認為，這種內因更是城鄉二元結構———這一結構性硬傷———造成的畸形的國內需求市場。從這樣一個角度看目前中國經濟出現的問題，可以得出：盡管我們目前的問題是由美國的經濟危機引起的，但我們現在所面對的問題，其實更類似于傳統經濟危機中的問題。故中國目前發展遭遇的困境，與其說是經濟問題，不如說是社會結構問題，是城鄉二元社會結構體制造成的農村公共產品供給缺位以致農村市場需求發育不足的問題。

二、以農村公共產品的供給構筑走出經濟危機的堅實基礎

一直以來我國的主要目標就是建構一個現代國家所必需的現代工業體系。為實現這一國家目標，大量從農村汲取資源，通過農業稅、“剪刀差”等形式將大量的農業積累轉為工業積累，并采取“城鄉分治”的管理體制，即以戶籍制度為核心在城市和農村分別采取不同的政策和體制，實施城鄉不同、工農有別的國民收入和利益分配格局，從而形成了迄今為止還存在的城鄉二元社會結構。這種城鄉之間的差距不僅僅表現在經濟發展水平和居民收入上，更反映在政府提供的公共醫療、義務教育、最低保障等基本的公共產品上。例如，多年以前城市就已經普及的醫療保障，農民居民卻只是最近兩年才享受到農村合作醫療的照顧，并且還沒有普及。另外，農村居民收入中的一項重大支出就是教育，義務教育經費的不足，使農村居民自己承擔大部分的教育費用。這種城鄉公共產品供給的嚴重失衡，使農村居民、尤其是農村貧困群體難以獲得基本的公共服務，由此嚴重限制了農村居民收入水平和消費能力的提高。這種由于畸形的社會結構導致的內需不足，需要通過社會改造、社會改革、社會進步才能有所改變，才能促進社會的進步和發展。在我們國家的今天就是要通過完善農村公共產品的供給來完善社會結構、構筑走出經濟危機的堅實基礎。

第一，利用經濟危機的機會加大農村生產性公共產品的供給力度。農村生產性公共產品是與農業生產過程直接相關的各類生產性消費，農業生產嚴重依賴農村生產性公共產品的供給。生產性公共產品的供給是農業和農村經濟健康發展的重要基礎，是農民增收致富的重要保障。另外，生產性公共產品的供給還可以有效地提高私人產品的邊際投資產出，農民可將節省的資金投入到其他生產經營活動中以增加收入，從而提高農民的消費能力，擴大市場的有效需求，進而刺激和拉動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據測算，生產性公共產品的供給對農業總產值有明顯的促進作用，產出彈性系數為0．643，即每增加1元的生產性公共產品供給，農業總產值將增加0．64元。并且，這個貢獻具有長期邊際收入效應［2］59。但是，我國在這一方面的投入卻嚴重不足，就拿對農業生產最基本、最重要的水利設施來說，改革開放30年來幾乎沒有進展。據水利部統計，改革開放30年來，我國相繼建設各類水庫827座。而數據顯示，從1949年至1979年的30年間，我國共建成大、中、小（10萬立方米以上）型水庫8．6萬座。截至目前，全國已累計建成大中小型水庫87085座。827對比87085，30年來我國農田水利一直處于“吃老本”的狀態［3］256。且這些水利設施多數年久失修，幾乎不能使用，每年數千萬畝的耕地受旱就充分反映了這一情況。現在農村居民大多數都要自己打井、自己購買水泵、水管、電纜等設備，這一套下來要花掉兩千元左右，使種地的成本大大提高，不少地區出現拋荒現象。這不僅嚴重制約了農業生產的發展，也影響了農村居民收入的提高，大大降低了農村居民的消費能力。在經濟危機的情況下加大農村生產性公共產品的供給力度，短期就可見到的效益就是可以解決大量返鄉農民工的就業問題，避免失業危機，并使其保持一定的消費能力。金融危機發生之初，農業部調查給出的失業民工人數為2000萬。如此大數量的人群重新返回那因為不能滿足他們的生活而使他們被迫離開的鄉村，如果再沒有工作，就更惡化了他們的生活。如果利用這支龐大堅實的勞動力隊伍大力進行農村生產性基礎設施的建設，不但可以為農村以后的發展奠定一個堅實的基礎，還可以解決農民工的就業問題。另外，他們通過建設工作獲得收入，也可以保持一定的消費能力。有了工作，人們就可以對未來有一個穩定的預期，這客觀上也促進了社會和經濟的平穩恢復。

第二，利用經濟危機的機會加大農村社會性公共產品的供給力度。農村社會性公共產品供給主要包括義務教育、文化、衛生、醫療、體育等社會事業、社會福利和社會保障以及計劃生育、行政法律等。與生產性公共產品相比，農村居民享受到的社會性公共產品供給更是少之又少。可憐的九年義務教育到了農村地區也大打折扣，不僅教育條件差，而且農民自己承擔了絕大部分的教育費用。其它的文化、衛生、體育、社會福利更是沒有。其次，在其它國家都是一體化的社會保障制度，在我國卻只有城市居民才能享受到，8億農民只能自己攢錢自己保障。幾十年來農村居民一直懷著“有啥別有病，沒啥別沒錢”的忐忑心理，生活在“小病靠挨，大病等死”的處境里，他們最大的愿望就是別有病，否則一人有病、全家致貧。另外，大多數農民沒有可以依靠的社會養老體系，老年人的生活主要依靠土地上的勞作和子女的供養。農村居民懼怕變老，懼怕生病。上學、醫療、養老成了農村居民頭上的三座大山，使他們不敢花錢，也沒有錢可花。這不僅使農民的基本權利得不到保障，更嚴重制約了農村居民的消費能力。在出口嚴重受阻，內需尤其是廣大農村市場的需求成為經濟發展的關鍵支撐的情況下，建立惠及廣大農村居民的社會保障制度就成為下一步經濟發展的關鍵。通常我們都會以為，社會保障要花錢，必須等到經濟繁榮、政府財政收入比較多的時候才有能力進行社會保障，這也是我們在社會保障領域經常聽到的聲音。然而，在30年代大蕭條中，美國的經濟狀況也很糟糕，政府財政收入狀況也不好，然而卻堅定的建立了社會保障制度。結果社會矛盾不但沒有激化，反倒為走出大蕭條和美國之后的迅速發展打下了堅實的基礎。為什么會這樣？其直接原因是窮人借此度過了經濟危機，人們建立起了對未來的穩定預期，人們可以花錢了，這就解決了生產過剩和產品積壓的問題，而這恰恰是傳統經濟危機的重要問題。這同樣也是目前我國經濟危機中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

三、最大的機遇是實現社會結構的完善

在這場經濟危機的大討論中，人們經常說得一句話就是，這場經濟危機對中國既是挑戰也是機遇。當前最大的機遇就是在經濟危機的壓力之下，進行社會改造，建立合理的社會結構。國家可以加大投資保持GDP的增長，可以改進技術、改變生產方式生產更多、更好的產品，但如果這些東西都賣不出去，一切都無從談起。因此，要應對今天的經濟危機，激活內需尤其是激活8億農民的內需是一切的前提和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