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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文學的危機論始于1959年韋勒克《比較文學的危機》[1]，我將從危機的肇始與恒常反思、危機的表現與形成探究、危機的應對與探索實踐這幾個維度對于歷年來的諸多文獻與學術專著進行梳理，通過探索學科的發展方向，把握比較文學學科本質，明晰學科未來發展道路。

一.危機的肇始與恒常反思

在《比較文學的危機》一文中，韋勒克擔心比較文學的危機已經來臨，一方面是他對于比較文學仍舊抱有信心，另一方面是對于學科價值及其意義的深刻自我懷疑。1984年，韋斯坦因聲稱比較文學處于“永久危機”[2]，1993年，蘇珊·巴斯奈特認為“比較文學作為一門學科氣數已盡”[3]，2003年斯皮瓦克出版《一門學科之死》[4]，宣稱比較文學已經死亡。比較文學作為一個新興學科，處于一個不斷反思與前進的動態過程之中。

二.危機的表現與形成探究

韋勒克在《比較文學的危機》中提出了三點，一是比較文學這個學科沒有確定明確的研究內容和專門的研究方法，二是機械地把比較文學研究局限于淵源和影響的研究，三是出于文化民族主義的動機而忽略邊緣地區的文學，使得文學研究失去了客觀的考察立場。在1975年國際比較文學大會上，一份《格林報告》[5]提出了彼時比較文學危機的新形式，一是由于比較文學提出了跨學科的研究方法，學科的交叉致使學科松弛，出現了學科界限模糊的后果，這可能會致使比較文學這個學科最終消失，二是由于其歷時研究轉向了共時理論研究，忽視了文學文本而去探討理論的建構。1997年，劉象愚在《比較文學的危機和挑戰》[6]中回顧了此前的諸多次危機，指出了從韋勒克提出過分注重文學外部的事實聯系，忽視文學內在審美本質的實證主義傾向，到之后二十多年，危機又表現為極端的形式主義傾向，強調文學內部研究，無視文學的社會性和歷史性等外部因素。此時比較文學的危機仍表現在外部研究與內部研究無法協調而導致的兩極分化。劉象愚指出，到了20世紀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此時的比較文學向文化領域擴展，比較文學與比較文化的概念被混淆，使得學科界限逐漸模糊，使比較文學喪失了文學研究的本質特征。比較文學轉向研究不同文化間的聯系與碰撞，劉象愚稱之為比較文學的非文學化和泛文化化。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還可追溯到當時熱烈討論的后現代思潮。在這場思潮之中，對于文學以及文學研究影響最大的是解構主義，諸多的沖擊，比如作家已死、文學已死，文字成為了滑動的、漂移的能指，以游戲的態度對待文學創作，試圖消解真理、價值等所有的終極觀念。劉象愚還提到了新歷史主義對于文化研究轉向的影響，新歷史主義對于歷史真實的顛覆，對于整個人類文化的研究使得文學研究進一步加快速度轉向了文化研究。

三.危機的應對與探索實踐

1959年，韋勒克提出比較文學的危機，他給出的藥方是“文學性”，他對于文學研究的美好愿景是“文學研究成為一種想象活動，是人類最高價值的保存者和創造者”。1993年國際比較文學大會，《伯恩海默報告》提出了比較文學要面臨的兩個轉向，一是要求比較文學轉向全球主義，拋棄傳統的歐洲中心態度，轉向多元文化和不受重視的語言文化，二是要求比較文學以文學為中心轉向文化生產研究以及各種各樣的話語研究。[7]2006年，蘇珊·巴斯奈特提出了四個比較文學的發展方向，后殖民主義比較文學研究、文化研究、女權主義比較文學研究、翻譯研究。[8]后殖民主義批評原本是自比較文學內部生長而獨立出來的研究，后殖民比較文學學者努力探討與嘗試的實踐，一是批評以“歐洲中心”為典型代表的西方普世價值，指出這種觀點具有狹隘的民族主義的局限，二是將目光轉向了歐洲以外的其他國家，試圖揭露文學為政治服務的本質，尤其是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的政治。文化研究的轉向是最為迅速的，存在于傳統文學內部的種種權力關系被一一推翻，如大眾和精英。值得關注的一點是，女權主義的理論視野應用到了比較文學研究之中，該理論以女性作為“他者”來質疑以及挑戰文學中的經典作品，以文學文本來考察現實生活中的權力關系，重新建構文學主體與闡釋文學經典，可以推動比較文學研究打破常規，實現理論上的突破。此外，翻譯研究也愈將成為比較文學研究中的重要發展方向。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翻譯研究發生了一個轉向，從重視語言的研究轉向了重視文化研究，以社會文化為重要的議題。以上便是西方學者對比較文學未來道路的展望與探索。但是停留在論證比較文學是否要死亡始終缺乏一定的實踐意義。我認為可從以下角度進一步思考，一是要認識我們的時代,二是認識到比較文學的現狀,三是思考我們未來要如何從事比較文學研究。2003年國際比較文學大會，《蘇源熙報告》指出，我們正處于一個單極性時代、不平等時代、體制性轉變時代、信息爆炸時代。[9]所謂單極性時代，正與多極性時代對立，指的是當今國際政治權力格局中美國的位置，蘇源熙提醒比較文學學者，必須意識到國際政治環境，進而反思比較文學的位置。不平等時代指與全球化密切聯系的經濟與政治的不平等，要求我們時刻意識到不平等存在的根源。體制性轉變的時代，指全球經濟越發聯系密切而國家的概念則相對衰落，這對于比較文學的影響是體制性的。信息爆炸的時代指如今的信息眾多、易于獲得，信息本身的價值和意義變得沒有那么重要了。比較文學正是處在這樣的時代，面臨著諸多的挑戰，但是比較文學的優越處也是在于以多重框架、多重角度看待和理解世界。2017年，北京大學主辦了比較文學與人文學主題對談會，這場會議有諸多學者參與，可從中知當下中國學者的探索與思考。在會議上，許多學者提出了切實可行的研究方法與反思性的見解。梁展教授認為，如今不僅是比較文學面臨著學科危機，甚至文學也面臨著“死亡”，他認為，要應對比較文學的危機可以借鑒相關學科的研究方法，比如學習比較政治學、比較文學經濟學等學科，通過雙向追問來應對當下的危機。戴錦華教授認為，如今中國不能把歐洲的知識仍舊當作是普世性的知識，因為反觀現今的歐洲，已然萎縮成為了一種地方性的知識，還是要堅持比較文學的跨學科研究，并以此為基點來反思中國的文學生存環境以及文化生產狀況，要轉換為一種新的知識形式。秦立彥教授從文學的本質主義出發，認識到雖然中國的話語權和地位在不斷提升，但是歐洲中心作為主流的敘事仍在世界文學場域之中存在，世界文學是一個競爭性的場域，權力是與之密切相關的。他提醒道，中國學者若是企圖把中心從歐洲變成自己，應該反思這種想象。要了解到比較文學的現狀，還可以追蹤到2019在澳門召開的國際比較文學大會，大會的主題是“世界各地文學與比較文學的未來”，從主題中，我們可知比較文學著眼于世界文學，致力于打破傳統的歐洲中心主義思想，不斷探索比較文學的未來道路。但是我們也要認識到，如今文學研究方法的創新趕不上方法論窮盡的速度，我們思考如何進行比較文學研究之時，還是要從文學本體出發，以廣博和精細作為兩個橫縱坐標，打通某些相關聯的文學時期以及文學文體，堅持比較文學的跨學科研究方法，結合當下多媒體的廣泛應用，掌握不同語言的豐富內涵，在多元信息的沉淀之上進行闡釋與研究。綜上，比較文學似乎永遠處于某種危機之中，但是學科的意義與未來的發展還是要落實到切實的具體研究之中。思考我們未來如何從事比較文學的研究，要回顧與反思在二十世紀學科起源之初，在民族主義的背景之下，比較文學曾試圖建立一個普世性的詩學，找到一個普世性的文學原則。到如今的二十一世紀，比較文學提倡傾聽過去被迫沉默的聲音，提倡文化的多元，時刻自我反思，站在學科研究的理論前沿，這便是比較文學危機論探討的意義所在。

作者:沈康婷 單位:浙江工業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