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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研究法論文范文

一、憲法變遷的概念

憲法變遷是憲法規范的變動形式之一，一般是指憲法條文本身沒有發生任何變化，但隨著社會生活的變遷，憲法條款的實質內容發生變化并產生一定的社會效果。也就是說，當憲法規范與社會生活發生沖突時，某種憲法規范的含義已消失，在規范形態中出現適應社會生活實際要求的新的含義與內容。德國的公法學者葉林納克(G•Jellnek)最早從憲法學的角度提出了憲法變遷的概念并把它理論化、體系化。葉林納克認為，憲法修改是通過有意志的行為而形成的憲法條文的一種變更，而憲法變遷則是指條文在形式上沒有發生變化即繼續保持其原來的存在形態，在沒有意圖、沒有意識的情況下基于事態變化而發生的變更。[1]葉林納克系統地提出了發生憲法變遷的幾種情況：1.基于議會、政府及裁判所的解釋而發生的變遷；2.基于政治上的需要而發生的變化；3.根據憲法慣例而發生的變化；4.因國家權力的不行使而發生的變化；5.根據憲法的根本精神而發生的變化。憲法變遷與憲法修改都是憲法規范變動形式，具有同等的憲法效力，但兩者的性質是不同的。憲法修改是按照憲法規定的程序，有意識、有目的地對憲法規范進行變更的明示的行為；而憲法變遷是一種基于社會生活的變化所引起的憲法規范實質內容的變更，憲法條文本身則繼續保持不變。憲法變遷一般從兩種意義上加以使用：一種是法社會學意義上的變遷，即把憲法規范內容與現實的憲法狀態之間發生的矛盾認定為客觀的事實；另一種是法解釋學意義上的變遷，即以規范與現實的矛盾為前提，某種成文的憲法規范失去原來的意義而出現具有新內容的憲法規范。憲法學上討論的憲法變遷主要是法解釋學意義上的變遷。從憲法變遷概念產生與發展的歷史過程來看，在社會生活急劇變化時期，憲法變遷存在的可能性相對來說更大一些。由于憲法修改程序的嚴格性，故某些規范與現實的沖突便通常采用憲法變遷的形式。在有些國家，憲法變遷是進行憲法修改的必要的準備工作，憲法修改正是在憲法變遷積累的經驗基礎上進行的，用以豐富憲法規范適應社會生活的形式。

二、憲法變遷的性質

憲法變遷理論中爭議最大的問題是對憲法變遷性質的認定。實踐中應在多大范圍與程度上認可憲法變遷的社會效果以及憲法變遷對體制的具體運行是否具有直接約束力的問題均直接涉及到憲法變遷的性質。圍繞憲法變遷的性質，主要有三種學說：一是事實說，認為同成文憲法規定相抵觸的憲法狀態中不能允許新的憲法規范的產生。實踐中存在的違背憲法規范的社會現實實際上是一種對憲法權威的侵犯，構成違憲的事實。對憲法變遷概念的認識實際上是默認違憲事實的合法存在，故不能提倡；二是習慣法說，認為同成文憲法規范相抵觸的憲法狀態中所產生的憲法規范實際上成為一種憲法上的習慣法。由于規范與現實相互矛盾，成文憲法規范實效性的發揮遇到障礙時新的憲法規范以習慣法的形式出現，進一步充實了憲法規范本身的內容。習慣法的合理性與社會規范意識的存在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緩和規范與現實的矛盾，避免實踐中可能出現的規范空白；三是習律說，根據英國憲法理論中的習律概念說明憲法變遷的法律性質。同成文憲法規范相抵觸的實效規范不僅是一種違憲的事實，而且不宜以習慣法的角度完全承認其法的性質。憲法變遷作為一種習律，其法律性屬于“低層次法”的范疇，有的學者把它表述為“未完成的變遷”。[2]上述三種學說從不同的側面反映了學者們對憲法變遷理論與實踐價值的判斷。這些判斷表現為三種情況：一種判斷是對憲法變遷價值的肯定。認為當社會現實中符全一定條件時應肯定憲法變遷在實踐中的積極意義。比如，同憲法條款相抵觸的國家行為在長時期內反復出現，并得到國民法律意識的認可時，這種國家行為便具有法律性質，可以改變某種憲法條款。這一觀點強調了憲法的實效性，認為無實效性的憲法規范是沒有生命力的。第二種判斷是否定憲法變遷的價值，認為對違反憲法的國家行為不應在事實上給予承認，不具有任何法律性質。其主要理由是：憲法規范與社會現實相互矛盾時，基本的解決方法應是通過憲法的修改程序來完成修憲任務；如果承認憲法變遷的事實，無疑會影響剛性憲法的性質；在現代憲法中，通常都要規定憲法的最高法規性，憲法變遷的事實實際上沖擊了憲法的地位。第三種判斷是一種折衷的觀點，認為違反憲法規范的國家行為在特定的條件下具有一定的規范力，但不具有改變憲法條款的效力。筆者認為，從憲法規范的理論與實際運行過程看，第三種判斷是比較妥當的。因為，如果簡單地肯定憲法變遷的價值便有可能為違憲的國家行為提供正當化的基礎，直接破壞秩序。但對那些忠于憲法的基本理念且意在補充憲法規范不確定性的變遷事實則應采取有條件認可的原則。對憲法變遷性質的理解，直接關系到憲法變遷的界限與具體分類問題。按照憲法變遷的動機一般可將其分為依憲法解釋的變遷、依憲法慣例的變遷、補充憲法規范的不足等形式；依變遷的性質又可分為根據形勢的變化、通過積極的作為而形成的變遷與國家權力的不作為而發生的變遷。憲法變遷的不同形式都以相應的界限為其存在的條件。

三、憲法變遷的界限

多數憲法學者在談到憲法變遷的理論價值時，通常都要提出憲法變遷得以產生與存在的具體界限。在特定歷史條件下產生的憲法變遷現象具有特定的界限而并不具有任意性。憲法變遷的產生一般需具備物的要件與心理的要件。物的要件指在一定期間內存在并反復出現的憲法事例；心理要件則指對憲法事例國民給予的一定認可。社會的變化、憲法與社會矛盾的加劇、國家權力運行的特殊的政治必要性等因素都可能導致憲法變遷事實的出現。但在確定了憲法的最高法規性的條件下，社會變革對憲法本身價值的沖擊是極其有限的，因為社會變革的合憲性是的基本要求。從這種意義上說，嚴格地限制憲法變遷的意義與適用是實現理念的重要內容。

憲法變遷界限所涉及的理論問題之一是規范與現實價值的平衡與選擇。憲法的最高價值首先表現為規范的最高性與權威性。規范本身意味著“為共存而形成的妥協的結果”，這種結果在一個社會中被封為“最高的價值”(obersterwert).當然，規范與現實價值的平衡中所說的規范不同于傳統實證主義憲法學所主張的“當為的規范”(SOLLEN)理論。憲法規范適應社會現實并為合法的政治權力的運行服務是憲法保持其生命力的重要條件。但現實的變化與現實政治關系的存在應以憲法規范的價值體系為基礎，故不能以政治的必要性與形勢的變化簡單地否定規范的價值。在追求法治理想的國家中，國家生存的必要性與憲法規范存在的意義是相同的，兩者的一體性是體制發展的基礎。憲法變遷的界限在憲法規范本身內部是難以確定的，所以，應從規范與現實的相互關系中去尋找規范所能容納的現實要求。過于現實化的規范可能失去對現實生活的調整能力，某些明顯的違憲行為亦可能得到合法化的基礎。在當代的實踐中，人們更應關注規范價值的維護問題，以避免憲法的運用陷入實用主義化的局面。在憲法變遷理論中涉及的另一個問題是憲法實現(Aerwirklichungderverfassung)概念的使用問題。憲法實現是基于憲法的規范性形成符合憲法規范精神的社會現實的過程。從某種意義上說，憲法規范的具體運用過程構成了憲法實現的具體形態。憲法規范的現實適應性與現實的憲法適應性是相互依存的，保持其平衡是憲法學的重要課題。由于規范與現實經常處于沖突和矛盾之中，故憲法實現概念中自然包含著兩者的不協調性。有的學者提出，憲法實現的概念反映了與憲法規范相互矛盾的社會現象。如果在實踐中不能正確地使用這一概念便可能導致輕視憲法權威的結果，使社會現實的規范效力處于憲法規范的規范效力之上，違憲現象得不到有效的解決。這時憲法變遷的意義所產生的影響是非常有限的，一方面違憲行為得不到正當化，另一方面通過憲法政策的功能使違憲的社會現實重新回到憲法規范約束的范圍之內。從憲法政策學的角度講，任何違憲的社會現實都不能以任何借口得到正當化與合法化。對違憲現象的默認與認可，最終將導致社會生活秩序的破壞與人們意識的薄弱。

憲法變遷理論的運用具有特定的歷史背景與適用范圍。有的學者認為，憲法變遷是在憲法優位觀念還沒有確定的背景下產生的，反映了政治權力調整過程中憲法學所處的軟弱地位。在實踐中規范并不是以消極形式去適應現實的變化，規范的調整是積極而多樣化的，合理行為的基礎是合憲性。由于社會發展的特定條件，當規范的內容來不及通過正規的修憲程序得到調整時雖可采用憲法變遷的方式，但必須加以嚴格的限制，既不得擴大解釋也不得固定化。特別是涉及國家政策的制定或調整時，輕易采用憲法變遷可能導致弊多于利的局面。世界各國的經驗表明，實證主義憲法學與實質主義憲法學都有其不可克服的矛盾，故應綜合憲法本身的各種內在因素，以維護其本質的價值。憲治理想的實現是一個長期的過程，要經過大量的實踐，使社會主體體驗豐富的生活，進而形成依憲法辦事的習慣。

在有關憲法變遷界限的理論研究中，德國憲法學家KonradHesse的研究成果具有一定的代表性。1973年他在《憲法變遷的界限》一文中系統地闡述了憲法變遷的理論與實踐界限。他認為，憲法變遷存在的條件之一是要有明確的標準，從法律和規范意義上確定憲法變遷的內容與具體步驟，超越變遷界限的憲法變動不具有正當的基礎，也無法明確合憲行為與違憲行為。[3]在分析憲法變遷的運行機制時，他對從規范與現實的沖突中觀察憲法變遷的理論觀點提出了不同的意見，認為不能從憲法狀況與實定憲法之間的對立角度認識變遷的意義，因為變遷的內容并不是依條文而確定的(mitbestimmt)憲法規范的內容，而是其他的內容，即規范中反映了某種現實的要求。規范與現實的統一是憲法價值的必然要求，表面上的分離并不否認本質上的相互連貫性。具體論證憲法規范的規范領域變更的依據主要有“事實的規范力”(normativeKraftdesFaktischen)與“國家生存的必要性”(LebensnotwendigkeitendesStaates)。[4]在他看來，缺乏界限的憲法變遷是一種會給整體的憲法秩序帶來全局性損害的現象，構成憲法破壞或憲法廢止。[5]

四、憲法變遷事例的分析

各國在憲法的運用過程中都在不斷地完善憲法得以適應社會生活的運行機制與形式，并積累了豐富的經驗。有關憲法變遷的理論與實踐中形成的一些事例是值得我們認真研究的。德國的在1971年的判決中對憲法現實的變遷作了如下說明：當一定的社會領域中出現無法預料的新的狀況，或因人所共知的事實進入整體發展進程中具有新的意義時，憲法規范的意義便已發生變遷。在這里一方面確定了憲法變遷的理論界限，另一方面肯定了變遷的實踐意義。在美國的實踐中憲法變遷的意義是比較廣泛的，1803年司法審查制的確立、總統選舉制的運行過程以及有關人權條款的擴大解釋等，基本上均通過憲法變遷的形式得到實現。在英國，通過大量的憲法習慣同樣實現了憲法變遷，如國王權限的演變、議院內閣制的確立、政黨活動的形式等。憲法變遷問題在日本則主要表現為對憲法第九條的解釋與具體運用，第九條中規定的和平條款本身雖然沒有任何變化，但其條款的內容卻已發生某種變化。這種變化是否意味著發生了憲法變遷，對此日本學者之間意見不同。有的學者認為，第九條的變化并不是憲法變遷，其理由是：有關和平主義根本問題的調整必須經過國民的討論，不能以變遷的形式來決定；憲法上已規定了嚴格的修憲程序；多數憲法學家認為自衛隊的存在是違憲；最高法院對第九條與自衛隊的問題沒有作出總體判斷。但在實際的運行中根據政府的憲法解釋，第九條的和平條款已發生部分變質，政府強調國家固有的自衛權，并制定了《國際聯合國和平維持協力法》，從而使自衛權的行使得以合法化。這種憲法變遷是脫離其界限的變遷，對價值的維護是極其有害的。在其他國家的實踐中我們也可以發現不同形式的憲法變遷，有的變遷帶來了積極的社會效果，有的則帶來了消極的效果。由于實踐的多樣性與社會變動的急劇性，故在憲法規范的調整中只采取正規的形式是不夠的，有必要以非正規的形式來加以補充。在實現理想的過程中，適當地采用憲法變遷是必要的，但變遷的時機和內容必須限定在一定的界限之內，并及時地把非正規的形式轉化為正規的形式，以保證的價值性與操作性的統一。

注釋：

[1]葉林納克：憲法修改與憲法變遷，轉引自KONRADHESSE：《西德憲法原論》，三英社，1984年版，第76頁。

[2]參見川添利辛：憲法變遷的意義與性質，載《法學家》，1985年增刊。

[3]KonradHesse：西德憲法原論，法文社1985年版，第74頁。

第2篇：研究法論文范文

論文摘要:在回顧以凱爾森為首創的純粹法學的基礎上,主要論及其成為行政法的方法論淵源,從五個方面延伸:一、經驗的實質的方法;二、準立法者;三、法位階說;四、法化;五、法律關系等,進而提出純粹法學在方法論上對未來行政法學發展的借鑒意義。

范揚曾言:“行政法學為法學之一分科,當以就法律的現象及以法學的方法組織而成立者,較為合于理想。著者于方法論一端,不敢謂有深造,但平時亦頗注意,尤其近時發達之純粹法學學說,覺其頗有可采之處。”[1]筆者素來知道純粹法學在法理學尤其是德國法哲學中的意義、在憲法裁判權領域、法與國家關系、國內法與國際法的作用,而對其于行政法的方法論的作用,略知一二,于是進行探究,形成此文。

一、純粹法學概述

純粹法學是現代西方法哲學中分析實證主義法學的一個主要流派,它以“科學”的方法對法學基本概念的界定和分析作為基本任務。在20世紀40年代中期以前的西方法學理論界影響極大,凱爾森是這一理論的首倡者,其代表人物還有奧地利法哲學家維德羅斯、德國法學家孔茲。純粹法學在方法論原則和研究目的等方面與奧斯丁的分析法學一致,但是比奧斯丁的著述更嚴格、更徹底地貫徹了分析法學的方法。同時純粹法學以新康德主義哲學為思想基礎,“把一切‘非法律因素’從法學理論中排除出去,建立一個純粹的法學理論。”[2]純粹法學嚴格區分實然與應然,純粹法學只涉及后者,但作為實證主義的理論,純粹法學僅能以法律規范的形式的(邏輯)結構為對象,而不是其內容。

其主要特征有:一是方法論是描述法(說明的)觀察方式,與規章的(規范的)觀察方法劃分開來。其絕對目的是認識和描述對象,試圖回答法是什么和怎么樣的,而不是回答法應當如何。二是法律規范的運用,即法學是關于法律規范的科學,以具有法律規范的特征,使某種行為合法或非法的規范為對象的科學。作為法律體系的基本結構單位的法律規范不再是個別的、孤立的,而是相互聯系。什么是法律規范?純粹法學認為,“法律規范就是意志的客觀意義。”[3]法學必須嚴格區別“應當”和“是”這兩個不同領域。

規范是“應當”這樣的行為,而意志行為是“是”這樣的行為,意志行為的意義總是意在針對一定的人類行為,可以是命令、授權或許可他人以一定方式行為,其意義才能成為具有客觀效力的法律規范。法律的這種“應當性”是法律的根本特征之一。這不僅使法律區別于自然界的定律和社會現實,而且使法學區別于具有自然科學性質的社會學。三是兩種不同類型的靜態秩序和動態秩序體系相結合。靜態的法律秩序就是指由基本規范組成的法律體系,動態的規范體系是由基本規范權威的委托授權而形成的規范體系。因此,所謂的法律秩序就是法律的等級體系。四是國家和法律一元論主張。“國家只是作為一個法律現象,作為一個法人即一個社團來加以考慮。”[4]國家并不是一種現實實體,而是法學上的輔助結構。國家是由國內的法律之創造的共同體。國家作為法人是這一共同體或構成這一共同體的國內的法律秩序的人格化。傳統法律理論在處理法律與國家關系上的基本錯誤在于堅持法律與國家的二元論,從而使法律理論變成一種意識形態。二元論理論的目的在于讓法律為國家辯護,使國家從一種純粹的權力事實變成一種受到法律統治的合法制度。二元論的目的不在于理解國家的本質,而在于強化國家的權威。純粹法學直接反對傳統國家理論把國家作為權力和義務的主體,并把它從屬于法律是為了防止國家權力的專斷導致對公民權利的侵害。其理論主張,所謂的國家的權力和義務只不過是某些特定的個人的權力和義務。國家的義務只有在對某種可歸于國家的作為或不作為規定了制裁的條件下才能存在。

二、純粹法學是行政法學發展的方法論淵源

關于法律的研究方法,有些許種,也有如法學史家的任務,是為了現存的情況而理解法律的意義。加達默爾提出歷史理解的真正對象不是事件,而是事件的意義。“誰想對某個法律作正確的意義調整,他就必須首先知道該法律的原本意義內容,所以他必須自身作法學歷史性的思考”[5]。即布羅代爾言“從事件到結構,再從結構和模式回到事件”。以下,我們具體從幾個方面考察純粹法學如何是行政法的方法論淵源。

(一)經驗的實質的方法

純粹法學用經驗的、實質的方法來研究法律,而行政法學亦采用此方法。一些研究不外乎如此,即“欲使理論認識結果具有‘合理討論之可能’及‘批判可能性’,須用以下二種方法,始能獲致。其一,邏輯的、形式的方法。其二,經驗的、實質的方法。”[6]故凱爾森的理論首先是一種實證主義的理論,因為他把其理論的研究對象嚴格地控制在實在法的領域,即所謂的“共同體的法”,比如美國法、法國法、墨西哥法。凱爾森把法學理論的主題限定在法律規范及其要素和相互關系,法律秩序及其結構,不同法律秩序的相互關系,法在法律秩序中的統一。體現其精髓的那句話是:“所提出的一般理論旨在從結構上去分析實在法,而不是從心理上或經濟上去解釋它的條件,或從道德上或政治上對它的目的[進行評價。”[4]他把法理學的研究范圍限定在一個共同體的實在法,嚴格區分法律科學和政治學及法律社會學,進而明確區分經驗的法和先驗的正義,拒絕把純粹法的理論變成一種法的形而上學,從對實際法律思想的邏輯分析所確立的基本規范中去尋找法律的基礎,即它的效力的理由。

而行政法也是偏向于用經驗的、實質的方法去考察,并以此為框架構建行政法體系及現行的行政法律制度。行政法的定義規定,公共當局的權力是從屬于法律的,就像國王與大臣以及地方政府和其他公共團體一樣。所有這些下級權力都有兩個固有的特點:第一,它們都受到法律的限制,沒有絕對的和不受制約的行政權力;第二,也是必然的結果,任何權力都有可能被濫用。因此,行政法的首要目的就是要保證政府權力在法律范圍內行使,防止政府濫用權力。簡言之,行政法致力于行政法律規范及其各要素和相互關系,其目的是為了達到行政法在行政法律秩序中的統一。故“行政法學與行政學或政策學,究有分際,彼此不容侵襲;應屬行政學詳細討論之點,則著者不得不認為非法學的問題,而勉力避之矣”[1]。其含義也就是:其一,就學科間分野而言,旨在排除行政學或政策學對行政學的干擾,確定行政法學研究的適當對象;其二,側重于從純粹法學的立場分析和組建現行的法律制度,而不過多地以超驗的價值判斷來評論法律。

(二)準立法者

凱爾森的純粹法學承認“準立法者”所立之法,行政法學在其構建發展演變過程中也沿襲這一傳統。純粹法學承認“法官在法律漏洞或法文不明確的范圍內,可以自由地創造法律,無異承認法官在一定限度內,具有準立法者的作用,有權造法”[6]。

英美行政法的現實和趨勢也無法回避“準立法者”的行為。古德諾在《比較行政法》和《美國行政法的原則》這兩部美國行政法學的開山之作中,他試圖擺脫傳統“平衡憲法”的束縛。他不強調分權與制衡,尤其是不強調議會和法院對行政的控制,而是強調行政法既要注重保障個人自由權利,

又要尊重行政自由裁量權和提高行政效率。于是尊重行政自由裁量權成了普適的準則。“美國人應當根據一種對公共官員的信任理論來重建政府”這種思潮在羅斯福執政時期達到高峰,凱恩斯主義也為政府干預提供了新的理論基礎。即使是上世紀30年代末,社會各界對行政專橫和法治的重新關注的壓力下成立了“美國檢察總長行政程序調查委員會”,重新肯定法律尊重政府官員為公共利益和行政效率而運用自由裁量權的必要性。即便到了全球化時代的行政法,盡管其發展方向是多元主義或市場導向型行政法模式,世界經濟一體化和國際市場的壓力要求政府更具效率、靈活性和回應性,國際統一貿易規則的推行最先廢止、取代和修正了國內管制性法律,后延及對行政程序和司法審查的改革。國際貿易與全球競爭、全球化環境與發展問題等均已超出一國行政法的調整范圍,隨著商貿、政治與文化等渠道的多邊接觸和互動影響,創造一個新的國際行政法體制成為可能。

在當代行政法的發展中也有這樣的走勢,即解釋立法。盡管行政法規大量增加,然而現在行政事務細密繁雜,非法律法規所能列舉,客觀形勢變化無常,亦非法律法規所能適應,而隨時發生的特殊具體事項,更非抽象的法律法規所能規范無遺,況且立法者在制定法律法規時,事實上也無法毫無遺漏地預測將來可能發生的一切事件,尚須采用解釋的方法予以解決。為此,立法、行政及司法機關對法規均有解釋權,其中行政機關因處于行政法的執行機關地位。故解釋法規、法令的機會最多,所作的釋例數量極為可觀,起到“補偏救弊”的作用。雖然行政法的內在架構對此發展趨勢進行限制,但是歷史傳統還是推動著行政法一如既往地前行。

(三)法位階說

純粹法學的法位階說成為了行政法學對法律規范的層次進行劃分的根據。凱爾森的法位階說,認為首先一個國家之法體系,猶若一個圓錐形,法院之判決以及行政機關之處分等,皆構成此圓錐之底層,此種底層之法規范,與實際的社會相接觸,而發生規范的作用。底層之上的法規范為法律,法律之上的法規范為憲法,憲法的規定具有高度的一般性或概括性,其用語較為抽象。法律的規定則較具體,其下層之法院判決或行政處分,則已與實際個案接觸,不再含有抽象的成分[6]。

其次,從法律的創造以及具體化的過程言,下位規范的內容當然應受上位規范內容所拘束,惟此之所謂拘束,并非意味著毫無裁量余地,僅在依據上位規范創造下位規范時,其創造的范圍,須由上位規范加以規律而已。換言之,上位規范猶若一種“框”,法律的解釋,即在認識這種“框”。在“框”內有許多造法的可能性,每一種造法可能性,只要符合上位規范的“框”,即屬合法。上位規范只能在指示此“框”內可“制定法律”、“作成判決”,并未具體的指示須制定何種法律或須作如何之判決。在“框”內造法,仍擁有甚多之自由[6]。

所以其“框”之理論,也可以這樣理解,法律規范之事項,茍在“框”之中心,最為明確,愈趨四周,則愈為模糊,其色彩由濃而薄,幾至分不出框內或框外,此等法律事實,是否為法律之規范所及,曖昧不明,自須由法官予以利益衡量,始克明朗。蓋立法者于制定法律時,殆就“框”中心之事例而為設想,此乃一般之原則也[6]。

最后,法位階說的突出體現還在于效力(實效)是法律規范的基本特征。凱爾森認為,效力(實效)是法律規范的基本特征。法律規范的效力從何而來?來自于另一個更高的規范。凱爾森把法律規范分為高級與低級規范,“決定另一個規范的創造的那個規范是高級規范,根據這種調整而被創造出來的規范是低級規范。”法律秩序“是一個不同級的諸規范的等級體系”。在這個體系中,“一個規范(較低的那個規范)的創造為另一個規范(較高的那個規范)所決定,后者的創造又為一個更高的規范所決定,而這一回歸以一個最高的規范即基礎規范為終點,這一規范,作為整個法律秩序的效力的最高理由,就構成了這一法律秩序的統一體。”[7]由基礎規范經憲法規范到一般規范再到個別規范,每上一級規范決定并授權下一級規范形成一個秩序井然的嚴密體系。如在這一體系中,一個行政命令如果取得一個法規的授權和認可,它就是有效的;法規如果符合憲法,該法規即有效;如果一部憲法的制定得到先前一部憲法的認可,則該憲法有效;第一部憲法的有效性則來自基礎規范,基礎規范來自于預先設定。這一預定的作用在于它賦權給人類第一部憲法的制定者,只有他們有權制定法律。即基礎規范的任務就在于創立法律規范。

在行政法中,法位階說也起著指導范式的作用。憲法在行政法的法規范體系上,立于最高的位階,優越于其他法規范。而行政法的一般法原則乃屬于整體或部分法律秩序的根本基礎。因此也屬于最高位階。而法律則優越于法規命令與地方自治法規,法規命令優越于職權命令與自治規章。一切中央法規范優越于地方法規范。如各級地方自治法規與中央公布之法律或法規命令相抵觸者,應認為無效。根據法位階理論,僅于相抵觸之規范本身有效為前提,因此如中央法律抵觸憲法地方自治權之規定而無效時,則該法律并未優越于現行地方自治規章。

倘若相同位階的規范競合時,則一般適用于下述法規解決:新法規定優越于舊法規定,特別法規定優越于普通法規定。倘若依據上述法則仍無法解決其矛盾時,則相互矛盾的規定彼此互相廢棄,均屬無效,因而產生需要填補的法律漏洞。又在法律的領域,一般抽象的法律,優越于執行該法律之法律規定。另上級機關所頒布之法規命令優越于下級機關之法規命令[8]。

(四)法化

實在而言,純粹法學將行政法學這門學科進行了“法化”[9]。相對于傳統學術理論而言,具體的行政法規定在法律之中,并且通過行政命令得到進一步執行。行政法卻通過行政處分進一步將之具體化,通過適用法律以及遵守法律的行為轉換為社會的文化。換言之,行政法必須由國家機關加以適用,并由人民加以遵守。在從憲法到最后因遵守或強制而實現,有關行政法生成形成的階層結構中,對于法律經驗的傳統行政法學而言,這是相當容易理解的。因此傳統行政法學的概念首先表現在從“歸納”到“獲得經驗”的行政法抽象概念上,其次表現在這個客體之上建構的一般法學上秩序化與體系化概念。故在對行政法總論的研究方法就表現在企圖建構出非常概括的制度來涵蓋生活中各領域的行政法建制,特征是體系性和客觀性。

如果說傳統行政法是通過經驗來掌握的實證法形式展現行政法。那么,純粹法學的思考路徑則迥然相異。它將經驗可掌握的對象、行政法的對象、學術上的對象融合為一體。行政法并不意味著實證法本身。純粹法學舍棄具體實證法律上的經驗回顧,建構行政法的學術上基礎概念,當作其方法論上遵從應然一元理論的法律思想客體。于是,認識的客體與經驗的客體的結合成概念上的同一性。故行政法理論是一般法理論中無法區分出來的一部分。在此,我們可以說純粹法理論所針對強調的只在于“方法”,更甚至于,對于一個著眼于形式邏輯的規范思想而言,純粹法理論強調的是一個應然性建構的概念結構,即方法決定、創造了對象。

純粹法學的對象是對象的思維而非對象本身。它雖然提及到傳統學術是從實在法秩序的行政法中建構出來的基本概念,但是它視這些均只是概念

上掌握的意識形態而已。對它而言,行政法僅止于一個應然一元法學理論思考上而非獨立的“規范集合”。純粹法學藉由法規范思考模式之助,將這些概念“去意識形態化”,并在形式邏輯上進行拆解,終于在規范應然層面上使之統一化。或具體而言,如“法人”(國家)僅可能是法規范的集合,它只是整體法秩序的部分秩序,而這個整體法秩序也只是全球國際法秩序中的部分秩序。如“機關”也僅僅可能是法規范的集合,它只是整體法秩序的部分秩序,而這個法規范的集合也只是整體法秩序的部分秩序。還有如“權限”,它也只是法規范的集合,也僅是廣泛部分法秩序中的其中一部分,而這個廣泛部分法秩序也只是整體法秩序的部分秩序。

相較于其他法律學科來說,行政法學是一個極為年輕的學科,基于這一角度出發,行政法學總想避免與民法的立法、法制史或自然法方法混用,力求擁有一個盡可能異于民法學的獨立方法。于是行政法中假設有一個行為“人”,代表他的利益,遵守特別重要的目的(這個人在民法領域中頂多扮[演被動或者想像的角色)。這個“人”就是“國家”。這個“人”一方面在法律上被視之為如自然人,但是另一方面因為他的重要性、價值與強度卻又遠遠異于屈服在他之下的個體——公民,所以法秩序下的法律關系主體,可能是國家也可能是公民。這一論說略顯牽強,原因是如行政處分中并未蘊含與民法可相比擬的(行政——個人間)法律關系。它除了作為一個源于高位權力的單方產物外,沒有其他可能。純粹法學一方面反對基于對規范考察中納入無關的要素或概念,例如權力或高位權力,一方面也消彌了至少在本質無異的區別。這動搖了行政法作為公法,而與私法相區別的傳統公私二元理論。對于行政法這門學科作出貢獻的純粹法學,并非強調行政法異于民法而作為公法之獨特體系,而是將行政法此學科進行“法化”。

(五)法律關系

在行政法學中“法律關系”理論的發展,深受凱爾森純粹法學的影響[10]。在其純粹法理論中,法律關系占據極重要的地位。前期其理論中的法律關系指的是主體們與法或法秩序的關系(權利與法規)的關系、義務與法規的關系以及主體關系本身與法規的關系。他特別反對所謂的上下隸屬秩序的關系,將國家與其他法律主體等同視之,并與其他法律主體一同面對秩序。后期其理論將國家與法等同視之,通過這一架構,國家就是一個法秩序,法秩序整體就是作為法律主體來掌握,而國家也可當作一個法律主體。凱爾森在后期的《純粹法學》一書中一再聲稱,他視法律關系為兩個主體間的關系。其中不僅包括有義務為特定行為之一方以及作為義務相對人的他方間的關系,同時還包括被授權適用規范者與被授權制訂規范者之間的關系,還甚至包括被授權制訂規范或適用規范者以及因為這個規范而被授予權利或承擔義務者之間的關系。法律關系由此是指由法規范所形成的兩個或多個主體之間的關系。純粹法學這一理論的鋪墊,為現代法律關系理論的拓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根據這種對法律關系的理解,個人之間的社會關系由法規范加以形成,社會領域就包含了法的領域,各種法的關系也同時反映了社會的關系。這樣也不用對規范制訂主體與規范適用主體之間的法律關系進行概念界定,原因是它屬于法律關系中的一個下位概念,這種關系可以用內部職務的內部機關關系稱之。只是這種內部職務或功能上的賦予義務,是基于人的行為形式而從法規范上加以規定的,也是由法加以決定的。如此以來法律關系就成為了以“法”作為手段所作用的社會關系。

因此,整體的法秩序便解釋成一個法律關系秩序。“一個法律秩序的類似的等級結構。”[11]法律關系可能僅取決于法規范條文規定,同時且還可能取決于事物的特性,如社會、政治等其他因素。即大部分法律關系除了法規范決定外,還受到事物特性的影響。也即行政法學的概念和體系建構應從個別法律關系中尋找基礎。

純粹法學對行政法學的方法論的形成,其著眼點遠遠不止以上幾個方面,還有其他諸多方面,如“展開了實證行政法學與規范行政法學的研究,前者是關于事實判斷的,而后者是關于價值判斷的。”[12]如對傳統國家三要素的否定,建立國家四要素,再如強調法律規范效力的實在性和普遍性等等。

三、研究純粹法學在方法論上對未來行政法學發展的借鑒意義

上世紀,以法律社會化的背景,引發了自由法學和社會法學的勃興,修正了法律理論的學術價值和作用。繼之,純粹法學、批判法學、現象法學、價值論法學等問世,它們交匯為一種價值開放的重要法學方法論,行政法學自此走出誤區而形成結構嚴謹、體系完備、理論成熟、具有相當規模的體系。近20年來,西方國家進行了一場以公共選擇理論和管理主義為取向的改革,置換了行政官僚制的政治經濟學基礎,對行政法尤其是政府管制與行政規章進行了結構性的改造。筆者思索:對于新的理論出現,作為傳統的行政法的理論基礎之一的純粹法學能否為行政法的制度創新繼續提供規范性基礎和學術支持?面對21世紀經濟全球化以及各國經貿行政法律制度的趨同[13]。如何在新的背景下運用法學方法論?“一直存在爭議的是:法學方法是應當單獨應用,還是應當結合應用其他社會學科有關法律作用的認識成果?……我們認為,應當反對行政法學必須唯現實是從的做法,廣泛應用來源各不相同的方法研究行政法有助于問題的解決。”[14]從純粹法學對上世紀行政法學發展的影響,應該能得到某種啟示。綜之,一方面通過反思傳統法理論的學術根源和學術傳統,把握一種對行政法模式的技術性調整和改造。另一方面“通過新的模式如‘公共選擇理論’、‘利益代表理論’來超越傳統。”[14]這兩方面的結合應當為未來行政法的發展提供了某種合理性基礎。

論文關鍵詞:行政法純粹法學方法論

論文摘要:在回顧以凱爾森為首創的純粹法學的基礎上,主要論及其成為行政法的方法論淵源,從五個方面延伸:一、經驗的實質的方法;二、準立法者;三、法位階說;四、法化;五、法律關系等,進而提出純粹法學在方法論上對未來行政法學發展的借鑒意義。

參考文獻:

[1]范揚.行政法總論·序言部分[A].羅豪才,孫琬鍾.與時俱進的中國法學[M].中國法制出版社,2001.95.

[2]張文顯.二十世紀西方法哲學思潮研究[M].法律出版社,1996.86.

[3]HansKelsen.PureTheoryofLaw[M].UniversityofCarlifornia,BerkeleyandLosAngoles,1967.5.

[4][奧]凱爾森.法與國家的一般理論[M].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6.203,5.

[5]加達默爾[.洪漢鼎譯.真理與方法[M].上海譯文出版社,1999.419.

[6]楊仁壽.法學方法論[M].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9.26,73-74,73-74,73-74,73-74.

[7]張明新.純粹法學述評及其對中國當代法治的啟示[J].南京大學學報,2001,(1).

[8]翁岳生.行政法[M].中國法制出版社,2002.166.

第3篇：研究法論文范文

關鍵詞：鋼琴練習方法

學習鋼琴需要一個漫長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學習者要進行大量的練習，逐漸掌握鋼琴彈奏的一些技能技巧。如何運用科學的方法練習，是每位鋼琴學習者最應該重視的事情之一。這里僅對鋼琴練習中存在的一些現象淺談幾點個人認識。

一、認真讀譜

這是很多學生最容易忽視的一個問題，趙曉生先生曾說過：“樂譜是作曲家留給人類的公開信。樂譜上記載著作曲家希望傳遞給他人的全部信息。”這里的全部信息包含的要點很多，其中幾個要點在練習中必須要做到。

1.音高

音高包括：譜表、調號、每個音符在五線譜上的準確位置。這三點對于每位學習鋼琴的學生來說似乎是不需要進行著重強調的，但是一些學生卻經常在上述三點中出現這樣的錯誤：

第一，錯譜表。通常學生認為，右手彈奏的是高音譜號，左手彈奏的是低音譜號。所以當曲子中出現臨時改變譜號的標記時，容易忽略它，結果出現錯誤。

第二，錯或記不清調號。調號在一首曲子中的作用非常重要。彈奏中調號出現錯誤，使該升的音沒有升，該降的音沒有降，音高出現錯誤。

第三，在有大量加線時，看錯音高的位置。

音高是音樂作品的基礎，保證每個音符都讀準確了，是對每位學習鋼琴學生的最基本要求。想要在彈奏中音高不出現錯誤，就要細心。

2.節奏、節拍要正確

在練習中，節拍要準確，速度要統一，這是最基本的要求。而在練習時，一定要注意一些影響節拍準確的情況。

第一，個音符的時值彈奏要正確。避免出現有的音符時值彈奏不足，有的音符卻彈奏時值過長的現象。如果這樣彈奏會影響全曲的節奏統一性和穩定性。

第二，注意休止符。休止符是無聲音樂，在音樂作品中起到“此時無聲勝有聲”的藝術效果。可是一些學生在練琴中很容易忽略它的存在，或是忽略了它的停頓時值。從節奏、節拍角度來說，休止符都是占拍子的。因此絕不能忽視它。

如：在莫扎特《幻想曲》（鋼琴基礎教程第四冊）中，第16小節最后一拍半的休止；第17小節附點八分休止和第19小節最后一拍半的休止，不少學生在彈奏中沒有把這些休止符的時值停頓準確，破壞了這首樂曲幻想與浪漫的意境和節奏的統一性。

第三，遇到較難的節奏時，需要根據曲子的單位拍或拍子計算一下準確的時值。如：《車爾尼740》12條。這首練習曲的拍號是2/4拍，每小節有兩拍，但是在第1、3、5小節中，右手出現了一個節奏難點，即第2拍中的后1/8拍。如果只憑感覺去練，不少學生感到很難彈準這個節奏。為了能讓學生準確彈奏第2拍中后1/8的節奏，可以讓學生按每拍8個三十二分音符來計算時值，那么這個節奏難點就較容易克服。

3.注意指法

正確的指法可以提高練琴質量，克服技術困難，更好地掌握音樂風格。在練習中要明確的是：練習曲的指法不容改動。練習曲都是為了訓練某一手指技巧，所標記的指法是專門為這一特定課題服務的。所以必須嚴格遵照，否則達不到訓練要求。如：《車爾尼299》第23條，這條練習曲是以強化訓練右手的4、5指為目的。有些學生因為覺得4、5指的靈活性與獨立性不如其他手指，就隨意地將這些指法改動，結果失去了這首練習曲訓練的目的和意義。

對各類樂曲的指法，是以方便表現音樂和演奏為前提，故可以合理地有所改動，但絕不是所有的指法都能改動。同時還要遵循，指法一旦設定，練習中就不能隨意改動的原則。

對于樂譜中沒有標記指法的地方，不能隨心所欲地亂用指法。尤其是在每一樂句的開始處，旋律線的轉折處等，千萬不能不加思索地使用自己認為最易彈奏的指法。因為，有時候自己認為最易彈奏的指法，不一定是合理的指法。若使用不合理的指法，必然會有潛伏在彈奏中的不合理因素，容易造成“隱患”。

總之，讀譜是練習中的重要環節，從一開始讀譜時，就必須非常認真仔細。第一步讀譜做到位，就為以后的練習打好了基礎。

二、分手練習

一般情況下，人的注意力不能同時注意到兩件或兩件以上的事情，而鋼琴的彈奏，恰好是兩只手做兩件事。所以一開始練習我們就雙手合奏（視奏練外），難免會產生很多錯誤，這些錯誤產生后學生一般都不易及時發現，結果成為日后彈奏中的一個障礙。

分手練習的好處，是將注意力集中在一只手上。這樣就可以把一只手的音高、節奏、指法、觸鍵等都做到符合要求，尤其是在較難的段落，就更要運用分手練習的優勢，仔細分析困難所在，各個擊破，為雙手練習準備必要條件。分手練習的另一個好處，是在練習過程中會把音樂中的各種因素聽得更清楚、仔細。

有不少學生不愿意分手練習，覺得耽誤時間，實際分手練習才是盡快學會曲子的捷徑。分手練習到什么程度可以雙手合練呢？一般分手練習到已經不需要集中全部注意力就可以順暢地彈奏下來時，便可進行雙手合奏了。如果練習內容是復調音樂，那么分手練習的熟練程度應該比主調音樂的熟練程度還要更高，然后再雙手合練，效果會更好。

三、慢速練習

進行慢速練習千萬不要陷于“為慢而慢”的思維中去，如果抱著這種漫無目標的思想去慢練那是等于浪費時間。慢速練習就像“放大鏡”一樣，可以看清楚和想清楚在練習中出現的問題，幫助我們能更好地完成一首曲目的演奏。

但是，在慢練中彈奏者一定要保持清醒的頭腦，即思維和注意力要高度集中。只有在這種狀態下進行的慢練，彈奏者才能彈得清楚和準確。因此，多靜下心來做一些慢速練習是非常有益的。

四、動腦練琴

在練琴的過程中，每個動作的完成都是在大腦的監控下進行的。如果在練習中，大腦沒有進行監控，那么這種練習是無用甚至是有害的。因此動腦練琴這種方法要始終貫穿在練習之中。因為這在鋼琴練習中，是最基本、最不可缺失的一條練習方法。老師常告誡學生“一百次不動腦子的練習，不如一次動腦子的練習”。可見動腦練琴非常重要，往往能起到事半功倍的學習效果。

總之，在練習中關鍵還是要養成一個正確的習慣，因為正確的練習習慣比練習本身更重要。同時，作為一個練習者在練習中還必須要有持之以恒的精神。

參考文獻：

[1]魏廷格.鋼琴學習指南——答鋼琴學習388問[M].北京：人民音樂出版社，1997.

第4篇：研究法論文范文

立本身并非是目的，而是實現公正的工具，司法獨立——尤其是獨立于行政機關——本身不具有終極意義的價值，它本身不是一種目的而是一種工具性的價值，它的最終的目的是確保另一項價值的實現——法官公正無私的解決爭端。”（2）“司法獨立不過是自在自為的物質表現形式，法律存在的價值是追求正義和理性，獨立的司法可以追求正義和理性的為目標，這是它的內在的價值和沖動。”（3）“司法獨立是法治社會的基本要求，是實現公正走向正義的必經之路。”（4）又以上的論述，我們不難看出司法獨立的重要性，它是實現法治的必由之路，是解決市民社會和政治國家，個人權利和國家權利對抗矛盾的根本方法，這就是我們為什么要在我們的國家實現司法獨立的根本的原因。

但是現實往往是出忽意料的，我們的司法機關現在正是面臨著獨立難的問題。“多年以來，在我國的司法實踐中，司法權受到干預的情況比較嚴重，對法官的公正執法產生了消極的影響。”（5）“司法機關獨立行使職權的原則仍不能得到充分的保障”（6）“在中國，司法機關獨立依法行使審判權的原則。。。。。。作為實踐仍然不夠完善。”（7）面對如此種種的問題，不由的不引起我門的深思，為什么好的制度卻被拋棄，壞的制度卻可以得意滋生？真要實現司法獨立，這個獨立的機關是誰？這些機關又是向誰獨立？如何獨立？我將在下文中對這些問題加以論述。

一，誰獨立

第5篇：研究法論文范文

（一）概述

船旗國法,即船舶所懸掛的國旗所屬國家的法律。在許多情況下,船旗國法被認為是用來解決海事法律沖突的具有決定性的法律,船旗國法原則也構成了海事沖突法中最基本的法律選擇原則。事實上,與船旗國法有關的問題和船旗國法原則的適用問題是十分復雜的,因此需要對船旗國法原則在海事沖突法中的地位和作用給予重新審視和評估。

船舶國籍是指船舶所有人(或船東)按照某一國家的船舶登記規則進行登記,取得該國簽發的登記證書,懸掛該國國旗航行,使船舶隸屬于登記國的一種法律身份。它表明了船舶與其登記國之間特定的法律關系,而這種關系的媒介或紐帶就是船舶國籍。

在海事沖突法上,船舶國籍具有重要意義,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第一,船舶國籍是區分內國船舶和外國船舶的重要標志。內國船舶是指擁有內國國籍證書并懸掛內國國旗航行的船舶;否則,為外國船舶。按照各國法律規定,內國船舶與外國船舶的法律地位是不相同的。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的海商法規定,內河及沿海運輸、貿易和捕魚只能由內國船舶經營。如美國自東海岸至阿拉斯加之間的運輸雖然經過巴拿馬運河,但依美國法仍屬沿海運輸,外國船舶不得經營。《中華人民共和國海商法》(以下簡稱《海商法》)第4條也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港口之間的海上運輸和拖航,由懸掛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的船舶經營。”此外,內國船舶在稅收和海事賠償責任限額等問題上,也比外國船舶享有較為優惠的待遇。就外國船舶而言,除存在條約或互惠關系,或者內國法律有特別規定,或者遇有海難事故之外,不得在內國管轄的水域自由航行和停泊,更不用說從事貿易和營運活動了。進一步來看,船舶國也是判斷某一海事關系是否含有國際因素,即是不是涉外海事關系的重要依據之一。

第二,船舶國籍是內國國家對內國船舶行使公法意義上的管理、監督和管轄的權力的重要依據。國家對懸掛其國旗的船舶實行管轄與控制是1958年《公海公約》和1982年《海洋法公約》規定的義務。根據上述公約,無論是不是沿海國,凡懸掛其國旗的船舶都有權在公海上航行。除國際法規定的特別事由,如從事海盜行為、販賣奴隸、進行未經許可的廣播等,船舶原則上只受船舶國籍所屬國政府的專屬管轄,并受該國政府的保護。懸掛兩個以上國家的國旗航行的船舶,應視為無國籍船舶。無國籍船舶不僅不能受到國際法的保護,還將被視為海盜船,任何國家都有權對其采取強制措施。在戰爭期間,船舶國籍還是表明船舶是否具有中立性的重要標志。而且,國家有權依船舶國籍標準對內國船舶實施行政、技術和社會事項等方面的有效監管。此外,船舶在發生海難或其他意外事故,或者發生刑事或民事糾紛,且用盡當地救濟措施或當地當局拒絕司法時,可以尋求船旗所屬國家的外交保護及領事援助。

第三,船舶國籍是一國法院對某些海事法律關系行使司法管轄權、進行法律選擇的重要的連結點。連結點,也稱為連結因素或連結根據,它是法院借以確定涉外民事法律關系應當適用什么法律的根據。從形式上看,它是將沖突規范所涉法律關系與一定地域的法律聯系起來的紐帶或媒介;而在實質上,連結點反映了該法律關系與該地域的法律之間的內在的實質的聯系或隸屬關系。正如英國學者戚希爾和諾斯所指出的那樣,所謂連結點或連結因素,就是指那些能在法院需要處理的事實情況和某一特定法域之間建立起“自然聯系”的明顯事實。在海事沖突法中,船舶國籍是一個重要的連結點,船旗國法原則也是很多海事法律關系的準據法原則。同時,船舶國籍也是很多國際條約和國內立法規定的海事管轄根據之一。

在海事沖突法中,船舶國籍的重要性集中體現在船旗國法原則上。這里,船旗國法原則是指某些類型的海事法律關系應當適用船旗國法,即應當以船旗國法作為其準據法。這是一條典型的海事沖突規范,其連結點就是船舶國籍。這也就是說,船舶國籍是特定海事法律系與其準據法之間的客觀聯系,是船旗國法原則得以適用的客觀依據和基礎。而船旗國法原則的適用則體現了船舶國籍所屬國家的法律對該船舶及其所涉海事法律關系的有效管轄,集中反映了船舶國籍在海事法律關系中的意義和作用。沒有船舶國籍,就無所謂船旗國法原則;而船旗國法原則在海事沖突法上的廣泛適用,更加凸現了船舶國籍的重要意義。

船旗國法原則作為某些海事法律關系的準據法原則,具有兩個明顯的優點:一是在多數情況下,船舶懸掛哪一個國家的國旗———具有何國國籍———是很容易識別的,因而船旗國法的確定變得簡便易行;二是船旗國法原則的適用還能實現使有關海事法律關系的處理結果達到一致的價值要求。因為船旗國法是同一的,所以無論海事法律糾紛交由何國法院審理,其判決結果總是同一的。

二、船旗國法原則的適用范圍

一般認為,船旗國法是最適宜于國家航運業及其船舶的法律。立法者在制定海事法時,首先考慮的也是本國的航運業及其船舶。綜觀國際社會的法律實踐可知,船旗國法原則主要適用于以下幾方面:

第一,船舶物權。盡管對于物權的法律沖突,無論是動產物權的法律沖突還是不動產物權的法律沖突,世界各國一般主張依物之所在地法加以解決,但是船舶物權的法律沖突卻不宜適用物之所在地法原則。這主要是由于船舶因營運需要而處于運動之中,難以確定其所在地。況且,當船舶航行于公海時,由于公海法律地位的影響,任何國家的法律之效力都不能及于這一地域,因而不存在沖突法意義上的所謂“物之所在地法”。因此,各國學者大都主張,應當以船旗國法(亦稱船舶登記地法)作為船舶物權法律沖突的準據法。例如,巴蒂福爾主張以船舶國籍建立船舶與其所屬國之間的法律關系,從而頒布其船舶物權法。⑨沃爾夫認為:“在航海船舶的情況下,船旗的法律代替動產所在地法;在由幾個地區組成的國家,例如聯合王國,登記地具有決定意義。”我國臺灣地區學者陸東亞教授也指出,船舶物權依船籍國法。而且,各國海事沖突法及有關國際條約的規定與上述學者的主張基本上是一致的。如1978年《奧地利聯邦國際私法法規》第33條第1款規定,水上或空中運輸工具的物權依注冊國的法律。1928年《布斯塔曼特法典》第275條、第277條和第286條分別規定:“轉移所有權所需要公告的方式,受船旗國法律的支配。”“關于船舶出賣后各債權人的權利及此項權利的消滅,依船旗國法律調整。”“船長對于船舶押款的權限,依船旗國法律予以確定。”此外,意大利、英國、法國、日本、阿根廷、保加利亞和前南斯拉夫等國立法也有類似規定。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一般原則并不排除權利人行使法定留置權或法定扣押權時適用物之所在地法,或者有關債權人把在外國領水內的船舶依其實際所在地法予以處置的權利。而這兩類情況下的物之所在地法通常是那些與國家或公共秩序密切相關的立法。

第二,海上侵權行為。海上侵權行為是特殊類型的侵權行為之一。由于其情況的復雜性,各國有關海上侵權行為的法律選擇規則存在較大差異。不過,船旗國法原則仍然是多種情況下的海上侵權行為法律沖突的準據法原則。

1.對于發生在領海內的侵權行為,各國一般適用領海所屬國法律。這主要是由于領海所屬國國家的效力完全及于領海所致。但是,在其行為后果局限于船舶內部而不影響領海所屬國的利益和法律秩序(如船上乘客或船員因相互斗毆而致人身或財產損害)應適用何國法律的問題上,有些國家主張適用船旗國法。但是,對于發生在領海內的船舶碰撞,更多的國家傾向于適用領海所屬國法律。如《意大利航海法典》第12條規定,如果船舶具有同一國籍,其碰撞應適用該船旗國法。除此之外,應適用作為法院地法的意大利法律。但是,發生在領海、內水的船舶碰撞應適用侵權行為地法而無論雙方船舶是否有過失。

2.對于發生在公海上的侵權行為,如果其后果局限在船舶內部而未及于其他船舶或海上設施,各國一般適用船旗國法。由于公海上“私法”的缺失,這里的船旗國法便是唯一與該海上侵權行為有最重要聯系的法律了。除上述情況以外的發生在公海上的侵權行為,如公海上的船舶碰撞或者船舶對公海設施(如海底電纜、海底管道和人工島嶼等)的損害等,一般應適用法院地法。在發生于公海上的船舶碰撞的法律適用問題上,英國、美國和荷蘭等國家特別強調法院地法的適用,即使碰撞船舶具有相同國籍也不例外。而影響這些國家在此問題上的態度的因素主要有公海的特殊法律地位、個案公正和避免在碰撞船舶所具有的不同船旗國法之間抉擇的難題以及法律適用上的便利等。

第三,海難救助。在合同救助的情況下,海難救助一般適用合同準據法。但在非合同救助的情況下,以船旗國法原則作為海難救助的準據法原則有其合理性。除了船旗國法易于確定和適用船旗國法原則易于獲取一致的判決結果等優越性之外,對于在公海上進行的海難救助,如果當事船舶具有相同國籍,那么適用船旗國法原則就更加合理和易于被當事船舶認同。當然,無論如何,船旗國法原則都不構成適用當事船舶自主選擇的法律的障礙。日本學者北脅敏一甚至認為,如果海難救助的當事船舶有共同的船旗國法,那么該海難救助適用其船旗國法,這應當是當事船舶之間默示的意思表示。如果海難救助發生在公海上,那么該海難救助適用提出請求的船舶的船旗國法;而當事船舶國籍相同時,該海難救助適用其共同的船旗國法。實踐中,阿根廷法律規定,如果救助作業發生在公海上,那么海難救助適用救助船舶的船旗國法。而希臘法律規定,海難救助報酬的分配受救助船舶或者獲救船舶的船旗國法管轄。第四,共同海損。在共同海損的法律適用問題上,各國一般允許有關當事人選擇準據法,

包括某一國家的立法和國際統一實體私法(如《1974年約克—安特衛普規則》等),以避免或消除法律沖突,也有很多國家立法和國際條約支持船旗國法原則。例如,阿根廷法律規定船旗國法是確定共同海損成立與否及其手續和分攤義務的準據法。《1940年關于國際通商航行法的公約》規定,海損的性質、有關共同海損的條件和手續等,均適用船旗國法。《布斯塔曼特法典》也規定,確定為單獨海損或共同海損以及船舶和船貨各自應分攤的比例額,適用船旗國法。

第五,海事賠償責任限制。為了減少或避免法律沖突,國際社會制定了有關海事賠償責任限制的國際公約,如1957年《船舶所有人責任限制公約》和1976年《海事索賠責任限制公約》等。但是,公約的規定缺乏周延性,而且各公約的規定不完全一致。因此,海事賠償責任限制的法律沖突依然存在。在海事賠償責任限制的法律適用上,主要有同則主義、異則主義和船旗國法主義等三種主張。其中,船旗國法主義認為,船舶所有人責任限制適用船旗國法。這里,適用船旗國法的意義主要表現在如下三個方面:首先,船旗國法原則增強了船舶所有人對其責任限制的可預見性和其責任限制本身的穩定性;其次,有助于簡化各船舶所有人與其債權人之間的關系問題,并對此作出統一而便捷的處理;再次,有利于促使各國相互尊重其他有關國家的海事賠償責任限制制度,保護船舶所有人的合法權益。在實踐中,英國《1894年商船法》規定,除法律另有規定之外,關于船舶和船員的事件,包括船舶債權及所有人責任限制,均適用船旗國法。此外,意大利和阿根廷等國也有類似的立法。

三、船旗國法原則的局限性

在方便旗船盛行的今天,船旗國法原則的適用幾乎失去其應有的意義。這是因為當船舶懸掛方便旗航行時,其旗國法與船舶本身往往沒有什么實際聯系,因而并不是解決有關海事法律沖突的“最好”的法律;而且,基于選擇船旗的實際自由,一艘船舶可以依實際需要而懸掛不同國家的國旗航行。這意味著同一艘船舶可能應對著多個船旗國法,從而導致通常意義上的船旗國法的不確定。更有甚者,有些方便旗國家沒有最基本的海事立法,必然導致準據法的落空。更進一步分析,上述情況的出現是船東或租船人選擇船旗的自由與國家據此具有的航運管理權發生沖突的必然結果。在許多情況下,船東或租船人選擇船旗的主要理由并不是要服從該國的法律,而是想規避其他國家的法律——稅收、對船員的要求、社會保險、可接受的最低標準的船員勞動條件和環境等。

此外,在光船租賃的情況下,船東僅僅以光船的形式把船舶租給承租人,并收取租金,有關船舶的經營管理包括雇傭船員均由承租人負責。也就是說,是承租人而非船東對船舶行使著實際控制權。因此,船舶與船東之間的聯系是十分微弱的。當船舶光船租給外國人時,實際產生了船舶國籍(船旗國法)的確定問題。對此,國際上主要有三種作法:一是船舶保留原國籍,即光船租進的外國船舶不允許在本國登記,光船租出的本國船舶不得在外國登記。日本、韓國、馬來西亞、意大利、希臘、比利時、奧地利、荷蘭、新西蘭和中東各國等采用這種作法;二是船舶取得承租人所屬國國籍,光船租進的外國船舶可在本國登記,光船租出的本國船舶亦可在外國登記。德國、西班牙、澳大利亞和巴拿馬等國采用這種作法;三是允許以光船租進的外國船舶終止原國籍后在本國登記,不允許以光船租出的本國船舶在外國登記。俄羅斯、法國、利比里亞和波蘭等國采用這種作法。實際上,當船舶光船租給外國承租人時,原船旗國很少有機會管理船舶,有些國家更是對此不感興趣。因此,在多數情況下,光船承租人所屬國法律的介入便順理成章了。也就是說,原船旗國法已在很大程度上被光船承租人所屬國法律所取代了。

第6篇：研究法論文范文

1999年11月15日，中國與美國關于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雙邊協議終于在北京簽署，標志著中國入世取得了突破性的進展。2000年5月，中國與歐盟的雙邊協議也在北京簽署，目前僅剩下寥寥4、5個國家的雙邊協議沒有簽訂。根據有關專家的預測，中國今年入是已成定局。

不久前世界貿易組織總干事穆爾在出席非洲統一組織第36屆首腦會議上說，在解決一些技術性問題后，中國能夠在今年底以前加入世貿組織。國家對外經濟貿易合作部副部長、中國對外貿易首席談判代表龍永圖最近在述及中國入世歷程中談到，14年入世，1年作準備，6年解決市場經濟問題，6年解決市場開放問題，剩下的這一年就僅是需要解決程序上的問題和法律文件的準備。因此，中國入世問題再度成為新千年全球關注的焦點。

中國旅游業是與入世有密切相關的行業，它在進入WTO以后會面臨怎樣的沖擊、又會有什么樣的發展，也即所謂機遇與挑戰的問題，業界及學術界多有奇文闡述，其中不乏真知灼見者。但就目前所發表的文章來看，大多數是從經濟學的視角和行業經營的層面來論述的，而鮮有以法律的觀點對中國旅游業與入世關系進行探討，這不能不說是某種缺憾。

在入世已近山雨欲來風滿樓之際，個人以為，對于入世后旅游業的發展，不能僅僅停留在單一的戰術應對策略的思索，而應該全面、客觀地認識入世的利弊，從戰略的高度做好挑戰。目前，我們欣喜地看到，旅游界已在積極面對入世作出應對調整，以北京國旅、神州旅行社等五家旅行社強強聯合，組建成實力雄厚的旅行社集團概然面對入世后外資旅行社入華的沖擊。但同時，在國外資本極為重視、國內旅游業賴以平穩、健康發展的旅游外部環境的健全，尤其是其中的重要的組成部分—旅游法律環境的完善方面，仍不見有重大舉措和進展，這不得不使人產生一個疑問：中國旅游業，WTO關前你是否已經準備好了？

（一）

根據旅游學發展的理論，一個國家旅游業的健康發展需要自身條件的具備和外部環境的完備兩個方面。自身條件的具備不許贅述，而就外部環境言，主要有政治環境，即應具備發展旅游業的的良好的和平條件、保證游客生命和財產安全的保護政策和治安環境。而旅游業是脆弱的行業，其主要是基于這一點而言的。其二為社會環境。社會環境即旅游資源，在旅游發達國家已達成共識，如旅游目的地風俗民情、旅行社、賓館等其他旅游企業的規范與否均為此類。其三為法制環境，這在國內旅游企業的經營中并非十分注重，在長期人治傳統土壤的中國旅游企業經營者，更關心的是人的網絡，而非法的保障。但在國外旅游投資者看來，法制環境是旅游經營的決定性因素，因為法律作為國家意志的體現，可以對其他方面，如社會環境等進行強制性的規范，，使旅游經營環境的其他方面達到和國家旅游導向和態度的一致性。

所謂旅游業的法制環境，主要指的是與旅游業有關的法律、行政法規、條例、地方法規、管理制度等、法律法規、法律制度對旅游業的影響。這些規定旅游法律關系各主體之間的權利、義務及相關法律責任的各類規范和制度，是旅游業得以良性發展的保障，為旅游業的快速增長營造了良好的完備的法律秩序。

旅游法制環境的構成，由旅游立法、旅游執法和旅游法律意識等諸方面構成。就立法角度而言，既包括了旅游法律的國內淵源，也包括了國際淵源。旅游法律的國內淵源，指的是由國家立法機關、行政主管機關及相關行政管理部門和縣級以上立法機關、人民政府頒布的法律、法規和政策。就法律效力來看，應由旅游基本法、旅游專門法規、旅游相關法規、地方法規這樣一個完整的體系構成。并以此指導旅游業的發展，保證國家旅游發展計劃的實施。

在即將入世之際，我們可以預見到中國旅游業的競爭將會變得越來越激烈，國內旅游經營者將會從目前處在國家產業保護政策的羽翼下一下子推向市場，與外國旅游企業在國際國內市場上進行公平的角逐。他們不僅受到國內旅游法律法規的規范，，而且還適用有關國際旅游界的

與旅游業的高速增長大相徑庭的是旅游法制建設的嚴重滯后，盡管自1985年《旅行社管理暫行條例》頒布以來，國家的立法機關、行政主管及相關部門、縣級以上地方立法及政府陸陸續續頒布了一些有關旅游業的法律、法規和文件，對旅游業的初期發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在中國邁向旅游強國的今天，在加入WTO之后旅游業的國際化程度越來越高的情形下，仍以現行旅游法規對旅游市場進行規范，舉個不恰當的例子，好比是駕駛一輛頂級法拉利跑車正在極速飛馳，但糟糕的是它的剎車制動系統先天不足，跑的越快車毀人亡的概率越高。因此，入世后，應充分利用過渡期的時機，在旅游立法方面加快步伐。

就旅游立法的角度而言，從旅游發達國家的情況看，旅游法律的建設是與旅游業的發展緊密結合的。尤其是二次世界大戰后全球旅游業如雨后春筍般的快速發展，旅游業日益成為一個國民經濟的主要和獨立的產業，無論其形式、規模和內容均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出現了不少需要規范的新矛盾和亟需解決的新問題。正是在這種背景下，本世紀50—60年代期間，一些旅游發達國家正式提出“旅游法”這一概念，旅游法作為一個新興的法律部門在旅游發達國家應運而生了，成為源于民法、商法等法律體系而又相對獨立的部門法。反觀我國，由于旅游法制建設的相對滯后，直到如今，旅游法在中國法學界仍然沒有一席之地，同時旅游界中人有很少懂法旅游者，因此陷入了一個尷尬的境地。我認為這是極不正常的，而這也是既學過法律、又在從事旅游教學和科研的我選擇旅游法律作為主攻方向的原因所在。

依據加入WTO后，旅游業實行高度開放的政策，通過競爭提高旅游資源的配置的實際，我國在旅游立法方面工作應該主要從以下幾個方面著手：

1、加快制定旅游業的“憲法”—《中華人民共和國旅游法》

我們知道，所謂旅游法，有廣義概念和狹義概念之分。從廣義而言，指的是調整旅游活動中各種社會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稱，也即包含整個旅游法律規范的體系，它既有國內法體系也包括國際旅游公約、條約等國際法規范，也有實體性規范和程序性規范；就狹義理解，主要指的是旅游法，即規范旅游行業的基本法。

《中華人民共和國旅游法》是我國的旅游基本法，早在1982年國家旅游局就組織專家成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旅游法》起草領導小組和工作小組，并于1985年年底提交了第一稿送審稿。此后至今，已經進行了十余次的修改、送審，其體例、構架、原則精神等基本已經成熟，但總因旅游業行業跨度大、涉及多方的利益等原因而遲遲難以頒布。在2000年3月召開的九屆人大三次會議上，人大代表提出的有關旅游議案數量首次進入前10名。

《中華人民共和國旅游法》是規定我國旅游業發展的基本原則、宗旨和旅游活動各主體間，即旅游者、旅游經營者、旅游行政管理部門和境外旅游組織之間權利義務關系的基本法律。并對國家發展旅游業的根本宗旨、行政管理部門的權限和作用、旅游企業的經營活動規范、旅游者合法權益保護、旅游資源開發利用保護和旅游涉外關系、社會各方面對旅游業的發展的職權利以及旅游涉外關系等問題作出規定。在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之后，只有一個較為成熟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旅游法》，才能為旅游業日益激烈的國際競爭提供政策保障，確定基本的市場競爭規則，并借此解決長期困撓旅游界的問題。

目前，制定和頒布《中華人民共和國旅游法》的各項條件已經基本具備，首先，旅游業的產業地位已經獲得全社會的普遍認可，依法治旅成為管理層、經營者和旅游者的共同要求。其次，外國旅行社、中外合資（作）旅行社進入旅行社行業、外商獨資飯店進入限制取消，3年內可設立外商全資飯店、外資參與旅游資源開發、國民待遇等均需要在旅游基本法當中明確。第三，旅游業的進一步發展受到了條塊分割、行業壁壘等因素的制約，協調好旅游企業及其相關行業的關系已經成為當務之急，同時各方面的正當權益也亟需保護，而這只有通過旅游基本法才能予以保證。第四，我國目前已頒布的旅游法律、法規，盡管法律效力并不高，但涵蓋面較廣，凡旅游業的主要部門如旅行社、飯店、旅游景點景區管理、旅游投訴等方面均已涉及，這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旅游法》的制定奠定了基礎。

2、修改“老化”、與WTO原則相違背的法律和法規

中國的旅游業是在1978—1988年間得到迅速發展的，至1986年正式列入國家計劃，標志著其產業地位的確立。我國的旅游法制建設同樣也是在這一時期奠定基礎的，1985年5月由國務院頒布的《旅行社管理暫行條例》是我國關于旅游業管理的第一個法規，標志著我國旅游立法工作的建設性發展。目前，我國大部分旅游法規是在1980年后期、1990年代中期以前頒布制定的，而據以制定這些法規的旅游業實際情況、旅游經營體制等基礎條件發生了極大的變化，因此他們在很多方面均顯得落后于現實，自然也失去了對市場的規范和指導作用，事實上已經成為失去無效的法律，甚至于對旅游事業的發展帶來了負面影響。如《國務院辦公廳關于旅游飯店閉路電視的管理辦法》、《海關總署關于外商投資的賓館、飯店、餐飲業進口自用洋酒問題的批復》、《風景名勝區管理暫行條例》、公安部《關于當前旅館業治安情況和加強管理工作的意見的通知》、鐵道部《旅游企業購買火車票結算辦法的有關規定》、國家旅游局、民航局《旅游企業購買飛機票結算辦法的有關規定》、國家外匯管理局《涉外價格和收費標價、計價管理暫行辦法》、中國人民建設銀行《關于頒發<旅游旅館設計暫行標準>的通知》；中國人民建設銀行、國家旅游局、城鄉建設環境保?げ俊堵糜溫霉萆杓圃菪斜曜肌罰還衣糜尉幀堵糜位窘ㄉ韞芾碓菪邪旆ā飯衣糜尉幀豆賾諮細窠乖諑糜我滴裰興階允帳諢乜酆褪杖⌒》訓墓娑ā返取?BR>現在，中國加入WTO已不再遙遠，作為世貿組織非歧視原則、國民待遇原則的體現，強調所有世貿組織成員均享有平等的待遇，屆時，非市場因素將逐漸淡出，中外旅游經營企業的競爭遵從的將是同樣的游戲規則。因此，應有計劃、系統地對現有已公布的旅游法律、法規按照入世后的旅游市場和中國的實際，對與WTO原則不相符合的部分作出修改。

根據發表的中美世貿雙邊協議文本，中國已承諾在所有重要服務行業，在經過合理的過渡期后，將不再限制包括旅游業在內的所有服務行業的市場準入，旅游業傳統的兩大支柱—旅行社和飯店業首當其沖，允許外國旅行社進入中國，允許外商全資經營飯店。目前，我國有關旅行社和飯店的法規顯然帶有服務貿易壁壘的傾向，如在旅游業中對外資市場準入程度最低的的旅行社行業表現尤為明顯。1996年10月頒布的《旅行社管理條例》中，依然將旅行社行業作為特許經營行業，規定了復雜的申報審批程序及其高額注冊資金的限定，實行《旅行社業務經營許可證》制度，只有領取《許可證》后才能辦理工商注冊登記。該法規對“人”的活動和資格限制較多，外國旅行社在中國境內不得從事旅游經營業務，只能在經國家旅游局批準后才能在華設立從事咨詢、聯絡、宣傳活動的辦事機構。1998年12月國家旅游局和國家對外貿易經濟合作部聯合《中外合資旅行社試點管理辦法》，規定外國旅行社只能在部分地區試辦合資旅行社，并強調中方的絕對控股權。

至于賓館飯店的管理，與旅行社一樣在法律上存在著市場準入限制條款，此外，在飯店的登記開業管理，尤其是飯店的治安管理方面，我們看到相當多的規定仍然與國際慣例有一定的距離，如異性同開一間房要出示身份證和結婚證、警察可以無需搜查令即可以在任何時候進入客房等等，所以當前年四川省旅館業管理的地方性法規，借鑒了國際飯店業經營的規則，明確規定警察不得隨意進入客房、異性開房不需結婚證時，在全國引起了軒然大波。應該講飯店業是旅游行業中國際慣例化程度最高的，但在國際旅游者非常注重的個人隱私權的尊重方面國家相關法律并沒有具體明確的規定。

再如十余年來一直在旅游界爭論不休的小費問題，根據國際旅游服務業的慣例，服務人員收取小費是合法允許的，并且也是衡量其服務水平的主要尺度，而在我國，因為有1985年國家旅游局的《關于嚴格禁止在旅游業務中私自收授回扣和收取小費的規定》，因此收取小費在我國嚴格來說是違法行為。一個15年前與國家旅游局糾正行業不正之風文件幾乎同時下達的行政法規，明顯帶有應急性和草率性，由于他對所謂收受小費的性質論定帶有當時社會存在的痕跡，對私自收受小費金額的標準更與當前社會生活水平的實際相去甚遠。這樣的法規在我國旅游立法中不在少數。事實上，早就有旅游企業置之不理，制定了本企業有關小費的政策，《關于嚴格禁止在旅游業務中私自收授回扣和收取小費的規定》實際上已是名存實亡。最近北京一家中外合資旅行社公開向社會和企業員工宣布在導游服務中，導游員可以光明正大地收取小費，旅游者可以根據該旅行社的指導性小費比例數向導游員、司機及其他優質服務的人員支付小費。選擇在中國行將入關時挑戰小費這一旅游界最為敏感的問題之一，是否就是修改一部本無生命力的法規的導火索？！該是對一批老化過時的旅游法律、法規文件實行“安樂死”的時候了。

3、抓緊旅游專門法的立法活動，建立體系完備的涵蓋旅游業主要領域的部門法。

我國目前在旅游業各個主要方面，如旅行社、飯店、景點、旅游安全、旅游投訴、旅游市場管理、旅游運輸管理等領域雖然均有相應的法規，但大多是“條例”、“暫行條例”、“通知”之類，顯而易見的是這些法規的法律效力較低，有的還只是政策性的文件。到目前為止，我國既沒有《旅行社法》、《飯店法》，也沒有《導游法》、《景點景區管理法》，更枉論《旅游保險法》、《旅游者權益保護法》、《旅游合同法》了。其他如采用符合WTO原則和國際慣例的法律手段、加強對國內旅游企業的保護，防止外國實力雄厚的旅游企業的壟斷行為，均是旅游立法中應該考慮的。這些法規對旅游業有關領域的行業經營活動、行為準則、旅游經營者和旅游消費者的權利義務均作出可行的、針對性強的規定，這是維護旅游業自由和公平的市場結構、加快市場經濟機制完善的必需，也是依據WTO透明度原則，為入世后的旅游業提供一個良好的法律環境。

（三）

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在旅游國際化的進程中，不僅要有體系完備的旅游法律，而且我們還應十分重視旅游法律環境的另一個重要構成—旅游執法。

旅游執法也就是旅游法律的適用，它是旅游法律實施的重要方式之一。主要指國家機關及其工作人員，依照法定的職權和程序，把法律規范運用到具體的人或組織，并對違法者實行制裁的專門活動。換言之，只有具有法定權利的國家機關和公職人員，才有權適用法律。

1978年我國開始實行改革開放政策以來，旅游業的體制改革工作得到了非常大的發展，逐步在各方面確立了市場經濟機制。市場經濟即法制經濟，旅游業同樣也被納入了社會主義法制的軌道。國家除了制定和頒布了一系列的旅游專業法規、文件外，在對旅游業進行宏觀管理和行業管理上，更多采用了法律手段和經濟手段。

在法制建設的“十六字方針”中，“有法可依”實際上指的是旅游立法活動，而“有法必依、執法必嚴”指的是法律的貫徹和執行。沒有執法，再好的法律也只是一紙空文。在一定程度上講，中國旅游業法制環境的完善最艱巨的任務不在立法，而在執法。有法必依不能只是停留在口頭上，更應貫徹在執法實踐中。

國家旅游局作為旅游行業的主管部門，十分重視旅游法規的執行和貫徹，除了在各地建立旅游行政管理機關以外，國家旅游局設立了政策法規司，在各地旅游局下設立了政策法規處或者政策法規室，具體負責旅游法制工作。在強化旅游執法工作方面，建立了較為完善的執法制度，既有常規的年度檢查、日常檢查，也有專項檢查、個案檢查，從旅游市場秩序、財經制度、遵守行業法規等方面進行檢查，強化執法工作。1995年，為了加強對全國旅游服務質量的監督管理工作，切實維護海內外旅游者的權益，國家旅游局在全國范圍內分級設置了旅游質量監督所。為了提高旅游執法干部的執法水平，各級旅游行政管理部門通過挑選優秀高校畢業生、舉辦各種形式的培訓班、加強日常業務、法律知識的學習等方式，培養既有豐富實際工作經驗，又有高度政策水平的旅游執法隊伍。

但是，作為行業管理機構的國家各級旅游局，依據其工作職責范圍來看，其權威性并未得到法律上的支持，是在政府各管理部門中最少法律權威性的部門，這與旅游業的跨行業、涉及面廣的現實發生了不協調。而且，由于條塊分割，旅游局只能主管旅行社和飯店兩個部門，作為旅游業重要構成之一的旅游景點景區，則分屬于建設部、文物局、宗教、園林等部門，這對開展大旅游，改善旅游法制環境極為不利。為了改變這種窘境，上海市旅游行政主管部門進行了有益的嘗試，成立了由與旅游業有密切關系的相關行業共同組成的機構。但事實上，他仍是各利益部門的松散協調機構。從世界上其他旅游發達國家的情況分析，無論是老牌的旅游強國、還是新興的旅游國家，均非常重視國家旅游管理機構權威的確定，有的甚至是內閣級的獨立機構。加入世貿組織以后，為了加強對旅游業的領導，提高旅游業的國際競爭力，應該提高旅游主管部門的職權，甚至可以賦予其重大權力，使其對涉及旅游業的方方面面有完全的處理權，并以法律的形式對這種地位予以確認。

第7篇：研究法論文范文

一、執行拍賣之法律性質的法理分析

權利與義務是相對概念，權利的實現有賴于義務的履行，若債務人不履行債務，債權人即須采取救濟手段來實現其債權。由于社會文化的進步及國家權力的增強，近代國家已確立國家救濟制度，即由國家擔當實現權利的任務，債權人享有的只是強制執行的請求權，而強制執行已是實現權利最后且最有效的公權力救濟方法。執行拍賣是強制執行程序中的重要一環，史尚寬先生認為：“強制執行法上的拍賣，乃系國家依其執行機關所行標的物之變價行為。[1]所以執行拍賣是強制執行權的行使，是公權力的行使，屬于公法范疇也是理所當然。但是，執行拍賣畢竟是拍賣中的一種，在執行拍賣的手續上，拍賣公告是買賣引誘，應買人的出價是一種買賣要約，拍賣則是買賣的承諾，最后是拍賣人與買受人之間成立了買賣契約。這個過程與一般貨物買賣的協議磋商過程相似，而且執行拍賣恰是拍賣人將拍賣物交付買受人所有并喪失所有權，買受人則接受拍賣物并支付約定價金，是有償受讓拍賣物的行為，符合買賣關系的一般特征，與私法上的民事行為相似。因此；執行拍賣又同時具有私法性質。但是，由于強制拍賣以查封為前提，不以拍賣物所有人的意志為轉移，這與私法上買賣關系應建立在雙方當事人意思自由為前提又發生沖突。對此，我們主張折衷說，即執行拍賣是一種比較特殊的買賣行為，兼有公法處分和私法買賣的雙重性質，從強制拍賣中執行機關不顧債務人的意思而將拍賣物的所有權移轉于第三人看，具有公法處分的性質；另從根據執行拍賣而將債務人所有的拍賣物轉移給買受人及買受人因此給付價金來看，又具有私法買賣的性質。我們在處理執行拍賣糾紛時，不能單純從公法或單純從私法方面出發來處理問題，而且在今后制定執行法時，針對執行拍賣的特殊性，法律應該對執行拍賣作出一些有別于純私法上的普通買賣、有別于純公法上的國家征收拍賣的特別規定。

二、執行拍賣之公信力問題

執行拍賣具有公法上處分及兼有私法上買賣的法律性質。首先，確定執行拍賣公信力是維護社會交易安全的要求。將執行拍賣作為一種特殊買賣關系來思考時，執行拍賣是一種物權的變動方式，同時，也是社會交易市場的組成部分。從有利于維護商品交換的正常秩序，促進市場經濟有秩序發展的角度出發，拍賣物的買受人基于對社會交易的充分依賴及善意而取得的拍賣物，應及時予以法律上的保護，承認其交易的公信力。其次，確立執行拍賣之公信力是執行拍賣公法性質的內在要求。執行拍賣的特色，是具有公權處分的性質，國家強制執行機構憑其公權力所進行的拍賣行為，不僅能取信于一般民眾，而且必須負起拍賣的法律效果。凡是基于信賴法院拍賣行為的人，無論是買受人或是一般民眾，都應受到公信力的保護，由于法院拍賣行為是國家機構具有公信力的執行行為，所以不管債權人的債權是否真正存在，也不管買受人的意思是否為善意或惡意，更不管拍賣物是否真正屬于債務人所有，買受人都能因信賴法院拍賣有公法上的效力，而取得拍賣物的所有權。基于此種理由，臺灣地區強制執行法第98條規定：拍賣不動產，買受人自領得執行法院所發給權利移轉證書之日起取得該不動產所有權，無須以登記為取得所有權之生效要件。第三，確立執行拍賣之公信力有利于法院開展執行換價活動。如果普通民眾對執行拍賣的公信力有懷疑時，必然影響法院對被執行財產的換價行為，也同時影響執行工作的順利開展。為了充分闡述執行拍賣的公信力問題，本文著重就依無實體權的執行依據的執行拍賣及拍賣第三人財產的法律效果進行分析，以論證執行拍賣公信力之必要性。

（一）法院根據無實體權利的執行依據所進行的執行拍賣

根據《執行規定》第2條規定，有6種法律文書可以成為執行依據，而執行機構只能形式審查執行依據，不能對執行依據進行實體審查。因此，存在有些執行依據的實體權利并不存在的可能性，法院憑這些并無實體權利的執行依據進行強制執行、查封、扣押被執行人的財產，并委托進行拍賣，將拍賣物拍賣給買受人。在執行拍賣程序終結后，如果債務人通過再審或其他程序獲勝原執行依據后，買受人所取得拍賣物的所有權是否受影響？債務人的權利該如何保護？債權人應承擔什么責任？如果單純從執行拍賣是私法上買賣關系來看，債權人對債務人無實體請求權，執行拍賣對于債務人自然無法律上約束力，債務人可以基于所有權人的地位向買受人追回其財產，債權人對買受人承擔權利瑕疵擔保責任。但執行拍賣首先是具有公法性質的處分，買受人基于對公法處分的信賴及對社會交易安全的信賴而參與的競買理應有法律上的效果。在對財產靜態安全保護與動態安全保護發生沖突時，債務人僅能以不當得利或損害賠償的法律關系，另行債權人請求償還損失，不能因債權人請求權不存在，其執行依據喪失而主張法院拍賣無效，也不能因此影響買受人已取得拍賣物的所有權，這就是法院拍賣公信力的要求。

（二）強制拍賣非屬債務人財產的法律分析

既然債務人的財產是其債務的總擔保，因此，執行機構也只能就債務人的財產進行執行拍賣，不得對第三人財產進行執行。但在有些場合，執行機構無法辨認，例如動產因無登記制度，不容易判斷是誰的，而且有些放在被執行人處的財產是以所有權保留買賣，所有權尚未轉移給被執行人，在被執行人下落不明的情況下，更無法一時作出判斷；又如在執行被執行人個人財產時，其個人財產與家庭其他成員財產也難以分辨，在此情況下，很有可能將第三人的財產進行執行拍賣。因此，如果法院誤將第三人財產予以拍賣，那么，買受人所取得拍賣物是否有效？第三人的權利該如何救濟？對此，臺灣地區“最高法院”1967年臺上字第1175號判決指出：“強制執行中拍賣之不動產為第三人所有者，其拍賣為無效。該第三人之所有權不受影響。”[3]1964年臺上字第2261號判例略謂：“執行法院拍賣查封之不動產，以其價金分配于各債權人者，縱該不動產嗣后復經確定判決認為不屬于債務人所有，不能轉移于買受人，而買受人因此所受價金之損害，亦只能向直接受其利益之債務人請求償還。”[4]分析這種態度，無非是基于私法買賣關系中無權處分無效的原理，認為法院無權處分第三人財產，故其拍賣也當然無效，而無效自始沒有法律效力，理應返還，故認為第三人財產無辜被侵害時，應受保護準許回復其所有權的做法也是合乎正義精神的，同時能維護所有權人的權益。但是此觀點僅是從私法上公平觀念出發，如果同時從公益的角度考慮執行制度的公信力及法律安定性的價值，則是一個價值取向的判斷和取舍問題，如果第三人的財產權得到保護，那么，買受人的權利如何得到保護？買受人一方面已交納價金，另一方面卻不能取得拍賣物所有權，向債務人請求返還，又無實際效果。因此，對相信法院公信力的買受人是很不公平的。“維護所有權之靜態安全固然重要，但在今日交易繁多之社會，保護所有權之動態安全更加重要。私人交易之場合，民法上尚有即時取得制度，保護交易之安全，何況國家法院機構主持之公開拍賣，豈能不顧其執行制度之公信力及交易之安全？”[5]因此，我們認為交易安全的公法上的利益應該重于私人間純粹的公平觀念，同時，法律應該有特別保護的必要。所以，第三人不得以所有權人地位或以不當得利為理由向買受人請求返還拍賣物。

至于第三人所受的損害，視情況向執行機構、債權人或債務人請求償還其利益或賠償其損害。如執行機構已將拍賣價金交付給債權人并將余款交付給債務人，可向債權人及債務人分別請求返還。如價金尚在執行機構，向執行機構請求返還。因為在法理上，第三人所有權雖然因拍賣而消滅，但其拍賣的價金成為物上代位請求權，第三人可請求返還。另外，從公平的角度出發，只有與債務人關系密切的第三人，其財產才有可能被誤拍賣。只要法院盡了注意義務，如從正常程序無法判斷該財產為第三人所有，法院不應承擔責任，以維護公法的嚴肅性。此外，法院在程序上還有給第三人在執行中提出異議的機會，也只有在第三人沒有提出異議或異議被駁回的情況下，其財產才會被拍賣。只有在能證明執行員故意違背其職責，明知而為之的情況下，第三人可以侵權行為理由向執行機構請求損害賠償。

三、買受人的法律保護

買受人是因強制拍賣而產生新的主體，其權利應受到法律保護。也只有充分保護買受人的權利，才會維護法院拍賣的公信力，才會調動競買人的積極性，從而推動法院換價工作的順利開展。

（一）買受人取得拍賣物所有權的性質

如果純粹從執行拍賣的公權性質來理解，就象買受國家機關罰沒的財產一樣，應理解買受人取得拍賣物的所有權是原始取得。所謂原始取得，不是基于他人既存的權利以取得物權，而是基于拍賣人的公法行為，由公法機構原始地、直接地給予拍賣物所有權，而非繼受前所有權人的所有權。既然是原始取得，那么買受人不承擔拍賣物上的負擔，也沒有瑕疵擔保請求權。但是，從上述關于強制拍賣的法律性質來分析，強制拍賣是一種特殊的具有公法性質的買賣關系，除了維護強制拍賣公信力外，特別是在當今世界，為了充分發揮物的作用，在物上除設定所有權外，還可能設有其他各種負擔，如用益物權或擔保物權等，這些權利如果在拍賣前就已經存在，卻因拍賣一下子全部解除，不但有背公平之理念，而且會引起新的糾紛。[6]所以，這部分物上負擔仍應隨物由新的買受人承擔。另外，由于物上各種負擔的存在及權利瑕疵存在的可能性，也應該賦予買受人有主張的權利。因此，我們認為，買受人取得拍賣物所有權的性質為繼受取得，而非原始取得。

（二）買受人是否有物的瑕疵請求權

我們知道，在一般貨物買賣中，買受人有物的瑕疵和物的權利瑕疵請求權，那么，在強制拍賣中，買受人是否擁有拍賣物的瑕疵請求權？所謂物的瑕疵，是指拍賣物本身的瑕疵，如價值瑕疵、效用瑕疵、質量瑕疵等，買受人因該瑕疵的存在失去了其有權期待拍賣標的價值。在買受人支付價金領回拍賣物后，發現拍賣物有上述部分問題時，是否有權利向出賣入主張？但“從總體上看拍賣標的是一種特殊商品，大多數拍賣標的在拍賣前都已經過人們一定時期的使用，要求這樣的商品保持如剛出廠產品般的完好程度是不現實。的。因此，拍賣標的存在瑕疵不足為怪。”[7]對此，我們認為，因為拍賣物是實物，在拍賣前已有公告程序，并將拍賣物公開展出，所以該物有無物的瑕疵，應買人均能知悉。在買受人于契約成立時，明知拍賣物有物的瑕疵，或出賣人未保證無瑕疵而買受人因重大過失不知物的瑕疵，除非出賣人故意不告知其瑕疵外，出賣人不負物的瑕疵擔保責任。所以，在執行實踐中，我們應事先聲明不對拍賣物的瑕疵負責，買受人自擔風險參與競買，理應自行承擔瑕疵風險，而不應在買受以后另行主張物的瑕疵權利，否則，讓拍賣人始終處于不特定的擔保責任的威脅之下，不利于法院執行拍賣換價之開展，也不利于維護拍賣的秩序。

（三）買受人是否有物的權利瑕疵請求權

第8篇：研究法論文范文

1.1認識錯誤的概念刑法中的認識錯誤，是指行為人對自己的行為在刑法上的認識與客觀實際情況存在不正確的認識。行為人發生這種錯誤時，就產生了是否阻卻故意的問題。[1]故意與過失是認識因素的范疇，行為人的認識因素不同，故意或過失會影響到行為人的意志因素，進而影響到犯罪行為的罪過形式。

1.2認識錯誤的分類我們知道，認識錯誤及其對刑事責任的影響關系密切。故意或過失作為認識因素的兩個方面，認識正確與否直接影響到刑事責任的承擔。可見，在發生認識錯誤的場合下對行為人的刑事責任追究理應有所不同。因而就有了認識錯誤的分類。我國刑法理論采取傳統的分類方法，把認識錯誤分為法律上認識的錯誤和事實上認識的錯誤。[2]

2認識錯誤對刑事責任的影響

2.1法律認識錯誤及刑事責任法律認識錯誤，有學者稱之為“違法性錯誤”。本文采納“法律認識錯誤”的說法，是指行為人對自己的行為在法律上是否構成犯罪、構成何種犯罪及刑事處罰存在不正確的認識。法律認識錯誤通常包括以下三種情況：

2.1.1想象犯罪行為不構成犯罪，行為人誤認為構成犯罪，即刑法理論上通常所說的“幻覺犯”。這種認識錯誤不影響行為的性質，即行為人是無罪的。

2.1.2想象不犯罪行為在法律上規定為犯罪，而行為人誤認為自己的行為不構成犯罪。這種認識錯誤不影響對行為性質的認定，即行為人的行為性質是按照法律的規定來處理，而不是以行為人的意志為轉移。

2.1.3行為人對自己實施的行為在罪名和罪數、量刑輕重有不正確的理解行為人認識到自己的行為已構成犯罪，但對其行為觸犯了何種罪名，應當被處以怎樣的刑罰，存在不正確的理解。筆者認為這種錯誤認識并不影響其犯罪的性質和危害程度，既不影響定罪，也不影響量刑，司法機關按照他實際構成的犯罪及危害程度定罪量刑即可。

2.2法律認識錯誤對刑事責任的影響關于法律認識錯誤對刑事責任的影響，在刑法理論上存在否定說與肯定說二種學說。否定說認為“不知法不免除法律責任”。筆者贊同“不知法不可免責”的觀點，不承認法律認識錯誤可以阻卻刑事責任。總之，筆者認為，法律上的認識錯誤，不論上述列舉的何種情況，都不影響對其行為性質的認定和追究其刑事責任，對法律認識錯誤的處理原則是：不免責，按照法律的規定定罪量刑即可。

2.3事實認識錯誤與刑事責任所謂事實認識錯誤，是指行為人對其行為的事實狀況的錯誤認識。事實認識錯誤可能對行為人的刑事責任產生不同的影響。本文試圖從客體的認識錯誤、對行為性質、犯罪對象錯誤、犯罪手段錯誤、打擊錯誤、因果關系認識錯誤[3]。五個分類對事實認識錯誤及其刑事責任進行論述。

2.3.1客體的認識錯誤客體認識錯誤，是指行為人對侵害的客體的認識與實際情況不符合。客體認識錯誤可能影響罪過形式、犯罪的既遂與未遂，甚至可能影響犯罪的成立。

2.3.2犯罪對象的認識錯誤所謂犯罪對象錯誤，是指行為人預想加害的對象與實際加害的對象不一致。

對行為對象的認識錯誤，有以下幾種情況：①誤把甲對象作為乙對象加以侵害，而二者體現相同的社會關系。②誤把甲對象作為乙對象加以侵害，而二者體現的社會關系不同。③誤將犯罪對象作為非犯罪對象加以侵害。④誤將非犯罪對象作為犯罪對象加以侵害。

2.3.3行為認識錯誤行為認識錯誤是指行為人對自己行為的性質或方式的認識與實際情況不符合。行為認識錯誤主要包括兩種情況：第一，行為性質認識錯誤。第二，行為方法認識錯誤。即行為人實施行為時對自己所采取的方法產生不正確認識，從而影響危害結果的發生。

2.3.4犯罪手段的認識錯誤指行為人對自己所采用的犯罪手段的認識錯誤。主要包括以下三種情況：①行為人所使用的手段本來會發生危害結果，但行為人誤認為不會發生危害結果。②行為人本欲使用會發生危害結果的手段，但由于認識錯誤而使用了不會發生危害結果的手段。③行為人所使用的手段根本不可能導致危害結果的發生，但行為人因為愚昧無知而誤認為該手段可以導致危害結果的發生。

2.3.5打擊錯誤打擊錯誤，也稱行為誤差，是指行為人對自己意欲侵害的某一對象實施侵害行為，由于行為本身的差誤，導致行為人所欲攻擊的對象與實際受害的對象不一致。筆者認為，如果這種打擊超出了同一犯罪的法定構成要件，就不能認定為同一犯罪，而應在主客觀相統一的范圍內認定犯罪。

2.3.6因果關系認識錯誤因果關系認識錯誤，即行為人對其所實施的危害行為和造成的結果之間的因果關系的實際發展進程的認識錯誤。因果關系的認識錯誤主要包括以下四種情況：①危害結果雖然發生，但并不是按照行為人對因果關系的發展所預見的進程來實現的情況（有學者稱為狹義的因果關系的錯誤）。②行為人實施了甲、乙兩個行為，傷害結果是由乙行為造成的，行為人卻誤認為是甲行為造成的（有學者稱為事前的故意）。③犯罪結果已經因行為人的危害行為沒有故意地實施了可能產生一定結果的行為后，才產生故意，其后放任事態的自然發展，導致了結果發生（有學者稱事后故意）。④犯罪構成的提前實現，是指提前實現了行為人所預想的結果。筆者認為，要認定這種行為是否成立故意犯罪既遂，關鍵在于行為人在實施第一行為時，是否已經著手實行，如果能得出肯定結論，則應認定為故意犯罪既遂，如果得出否定結論，則否認故意犯罪既遂。

2.4事實認識錯誤對刑事責任的影響關于事實認識錯誤對刑事責任的影響，理論上大致有三種學說：具體的符合說、法定的符合說、抽象的符合說。理論和實踐中的通說是“法定的符合說”。依此學說，只要侵害的是同一性質的法益或在構成要件上相一致，就成立了故意。通過上述分類分析，當發生事實認識錯誤的情況下，行為人如何承擔罪責？因為筆者承認事實認識錯誤可以阻卻刑事責任，故筆者認為，根據我國實際情況，對于具體事實錯誤的處理，可以利用法定符合說；而在抽象事實錯誤的場合下，應堅持“主客觀相統一”的原則。當實際的犯罪事實較重而行為人沒有認識到其重時，應依輕罪處理；當客觀犯罪行為輕時，則一律依輕罪處罰。

關于認識錯誤，我國雖然沒有明確規定，但作為一種理論，在司法實踐中得到承認的。對于具體事實錯誤的處理，可以利用法定符合說，而對抽象事實認識錯誤的場合，則應堅持主客觀一致的原則，既反對只根據行為人的主觀想象定罪，也不能單憑客觀后果而歸罪。對于法律認識錯誤的處理，就我國的國情，仍應堅持“不知法律不免責”的傳統原則，反對“不知者無罪”的肯定說。

摘要：本文對刑法上認識錯誤的概念、分類及歷史沿革進行了介紹，并詳細論述了認識錯誤與刑事責任的關系，對認識錯誤對刑事責任的影響提出了一些個人的見解，以期達到深化認識錯誤理論的目的。

關鍵詞：法律認識錯誤事實認識錯誤刑事責任關系

參考文獻：

[1]張明楷.《外國刑法綱要》.清華大學出版社1999版.第220頁.

第9篇：研究法論文范文

同許多含糊不清、令人生厭的概念一樣，“法律淵源”（sourcesoflaw，fontesjuris，Rechtsquellen）這一語詞讓許多國際法學家頭痛不已。究其原因，乃在于這個用語的詞義并非單一性的，而是如詹寧斯所言，大致包含四種意思：1.歷史意義的淵源；2.作為識別法律規則的標準的技術意義的淵源；3.法律的可接受的和被承認的有形證據；4.制定、改變和發展法律的方法和程序。這種多義性導致的后果就是“法律淵源”與其他概念，諸如法律的起因、法律的依據、法律的形成過程等攪和在一起，使人難以看個清楚明白。一些學者為給“法律淵源”一個“名分”并進而厘清上述概念間的關系，作了許多積極的探索，但其觀點都不甚讓人信服。如奧本海經典的“泉源”之喻受到了帕里（Parry）的批評；薩蒙德（Salmond）關于“形式淵源”（formalsources）和“實質淵源”（materialsources）的區分也遭到了布朗利（Brownli）的質疑。于是有的學者干脆說：“法律的‘淵源’一詞的含混不清似乎使這個術語變得不具什么用處。人們應當不用令人誤解的形象的措詞，而應當采用一種明顯地、直接地描述人們心目中的現象的措辭。”這種“一扔了之”的處理辦法固然省了不少麻煩，但它同樣抹殺了法律淵源作為一個長期被人們所接受和沿用的概念的價值和意義。正如王鐵崖先生所言，“盡管如此，國際法的淵源，作為國際法原則、規則和制度存在的地方，還是一個有用的概念。”故理智之態度乃是明確一個概念的使用語境，限定其用法而確定其含義，縛其多義之“翅膀”而令其難以自由飛翔.基于此立場，本文所稱國際法的“淵源”是指：國際法效力產生的途徑和過程；或者說“國際法效力的依據”。以此為前提，下面來探討作為國際法淵源的國際習慣法。

二、國際習慣法的當下命運

習慣作為法律規則的淵源由來已久。羅馬法將法律分為“成文法”（jusscriptum）和“不成文法”（jusnonscriptum），認為“不成文法是由經慣例檢驗的規則組成的；因為使用者的同意所核準的長期沿襲的習慣與成文法（statute）并無二至。”早期國際法學家和他們的先驅一樣把習慣法描述為長期、不間斷的慣例的不成文法。“國際法之父”格老秀斯深受這個古典傳統的影響，認為“萬國法的證明與不成文的國內法相似；它可以在未遭毀損的（unbroken）習慣和深諳其中門道的那些人的證言（testimony）中被找到”。瓦泰爾（Vattel）在十八世紀末葉和十九世紀早期的主要國際法著作中把習慣法定義為“在長期的使用中被尊崇，并為國家在其相互交往中作為法律加以遵守的格言和習慣”。晚近，布萊爾利（Brierly）稱之為“一種慣例，為其遵循者感到有義務的”。

對于絕大多數國際法學者而言，國際習慣法和國際條約并列為國際法淵源的兩個主要形式。事實上，20世紀以前習慣是國際法最重要的淵源。但是今天國際習慣法看上去有些時運不濟：它在《國際法院規約》所列舉的國際法淵源中僅居次席，而位于國際條約之后。這是由諸多因素決定的。一方面，條約與習慣相比具有明確性，所包含的規則為國家的明示所同意，對國家有直接的拘束力，并且制定和更改更加靈活；相反，習慣確定的時間、內容和適用范圍往往是不清晰的，容易產生爭議，而且形成需要有一定的時間經過。另一方面，這也是二戰以后國際形勢發展的必然趨勢。二戰后社會主義國家和第三世界國家大量涌現，力量不斷壯大。在這些深受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壓迫的國家看來，既有的國際習慣法滲透著傳統西方價值觀，因此堅決要求進行根本性的修訂。國際社會整體規范的改變迫在眉睫，但習慣的不成文性質所隱含的不穩定因素和發展的時間上的拖延使它在與條約的競爭中敗下陣來。此外，與習慣法鼎盛時期相比國際社會成員規模大大增加（在一百年間，從40多個激增到170多個），而且更為重要的是它們之間在經濟上、政治上、意識形態上分歧很多，這就導致一項一般規則想要取得不同的國家的大多數支持變得“難于上青天”。國際習慣的“失寵”也就在所難免。

但若就此斷言國際習慣法“窮途末路，氣數將盡”，則為時尚早。首先，習慣同樣具有條約所沒有的優點。按照1969年《條約法公約》第34條規定，“條約非經第三國同意，不為該國創設義務或權利”。也就是說，條約的效力僅及于締約國，而不能逾越此范圍對第三國產生拘束力（其同意除外）。而迄今為止尚沒有一個所有國家普遍參加的條約（《聯合國》也不例外），且條約的數量總是有限的，因此它適用范圍和涉及領域必然存在局限性。相對而言，國際習慣法則具有更加普遍的適用性。如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在1820年所作的判決一樣，它通常被認為“（國際）社會的普遍之法”。當然，有些國際習慣可能只是區域性的，或者在一項習慣（即使是一般國際習慣法）形成過程中明白反對的國家被發現不受其拘束，但可以設想一下，國際習慣法和國際條約一道構成了一個或多或少完備的法律體系。事實上，一套由條約和習慣法構成的法律規則仍然是不完備的。從這種意義上說，國際習慣法具有其存在的獨立價值。

不但如此，習慣還是國際法以及一般法律的最古老和原始的淵源。因此，“雖然國際法院必須首先考慮對當事各方有拘束力的任何可適用的條約規定，但在發生疑問時，條約要以國際習慣法為背景加以解釋，而且國際習慣法在它包含有一項強制法規則而條約與之相抵觸的的范圍內就將優于條約。”同時，在國際習慣法被收錄（embodied）到公約后，它并不因此失去此后獨立的有效性而僅僅依賴于相關的公約。也就是說，“當公約被拒絕承認或里邊有條款規定聽憑保留，拒絕或保留的一方可不再受其拘束”這種觀點是沒有根據的。國際法院明確指出：“法院不能駁回依據習慣的和一般的國際法原則所提出的主張，僅僅是因為這些原則已經被‘銘刻’（enshrined）進了所依據的公約的文本中……公認的，上面提到的原則已被編撰或體現在多邊協議的事實并不意味著它們停止存在和作為習慣法原則適用，即使是對公約成員國。”這樣的習慣法原則包括禁止使用武力、不干涉、尊重國家獨立和，等等。

最后，國際形勢的發展不盡然對國際習慣不利。應時代所需，國際習慣法在至少在三個方面仍將扮演重要角色。第一，由于在國家群體之間存在眾多的的沖突和考慮所有緊密相關的因素的復雜性，迅速產生的新的經濟需求經常不能及時被條約整理和調整。與此相對照，由一個或更多國家提出的有關一定爭議的解決辦法，最后可能滿足了其他國家的利益和需求，并逐漸致使習慣規則出現。關于這點的一個典型例證是新近出現的有關大陸架的規范。第二，在一些基本原則（fundamentals）領域，國際社會新顯現的需求會導致在國家群體間發生沖突，并致使經由條約規則來加以規范變得極其困難。結果，國家所面臨的唯一選擇可能是出于給“廣泛同意”的范圍劃定界限而非制定具有法律拘束力的規則目的，致力于復雜的磋商程序。聯合國在此領域功績卓著。各個國家可在這個國際講壇上相互交換意見，消除隔閡，有可能達成某種程度的和解。多數國家間最終消除對立，并在行為的一般標準上達成共識。后一種結果和起草條約一樣，制定規范的核心（nucleus），形成此后實踐的基礎。這種“行為的一般標準”無疑在此前規范的真空和今后通過制定條約產生詳細的規則間搭起了一座“橋”。而這恰恰是習慣法重要性的表現。在近幾十年所形成的“禁止種族歧視和迫害”等習慣法規則可資為證。第三，新產生的國家沒有也不可能對國際習慣法予以全盤否定。一些習慣法規則如果被新獨立的國家認為或多或少具有可接受性，那么它在相關領域就會出現通過修訂和細化而“茁壯成長”的態勢。有關戰爭的規則、有關條約法的規則（“條約必須遵守”）等等習慣法都是如此。

三、國際習慣法的構成要素

在西方對習慣法的表述上，特別是在早先國際法學者的著述中，常出現“習慣”（custom）和“慣例”（usage）交混使用的情況。這同樣影響了我國學者對這兩個概念關系的認識，而常常用“慣例”替代“習慣”。嚴格來講，二者有著明顯的區別：慣例代表了習慣的“混沌”時期，當習慣形成之日，即慣例終止之時。慣例只是一種行為的國際習常（habit），而沒有足夠法律的證明（attestation）。它可能是相互抵觸的，而習慣必須前后一致，統一不悖。custom是《國際法院規約》明文正典記載的國際法淵源之一，“官袍加身”，具有法律拘束力；而usage相比之下只能算是“鄉野村夫”了。

問題是，在概念上作內涵和外延的區分并不難，但在實踐中如何加以識別就非輕而易舉了。這就勢必要明確“習慣”的構成因素有哪些，以此來判斷特定場合是否存在一項國際習慣法。在這一問題上學者們見仁見智，但往往殊途同歸。如布朗利認為習慣的要素有四個：1.持續時間；2.常例的一致性和一貫性；3.常例的一般性；4.“法律和必要的確念”（Opiniojurisetnecessitotis）。前蘇聯有學者認為國際習慣具有三個要素：1.長期適用；2.普遍承認；3.確信法律上的拘束力。但事實上，上述觀點除了最后一個要素外都是對常例（practice）特征的說明。與此不同的是大多數學者都直接采用二元概念（dualistconception），認為國際習慣法的構成要素有兩個：“通例”（generalpractice）和“法律確念”（opiniojuris）。在“大陸架（利比亞訴馬耳他）”案中，國際法院認為國際習慣法的本質必須“主要的在國家實際實踐和法律確念中尋找”。這種理解符合《國際法院規約》第38條第1款（b）項的規定，具有成文法律依據，因而更加具有合理性。在這兩個因素中，“通例”即國家的實踐，是社會學的因素、客觀的因素，而“法律確念”是心理學的因素、主觀的因素；或者說，前者是數量的因素，后者是質量的因素。下面分別詳細來論述一下這兩個因素：

第一，國際法學者一般認為“通例”，即國家的實踐具有以下幾個特征：時間性（temporality）、連續性（continuity）、一般性（generality）。只有當慣例具備這些條件才能成為國際習慣的基本要素之一。

1.時間性。國際習慣的經典定義是“長期使用的不成文法”，強調的是持續時間的長期性。這是因為先前國際關系簡單，國際交往有限，國家實踐不足，導致慣例的形成通常需要相當長的時間過程。時間因素也因此顯得格外重要。但隨著人類文明的發展，科技的進步，國際交往日益頻繁和活躍，形成慣例所需的時間也大為縮短。國際法院在“北海大陸架案”（1969）中認為：“僅僅一個短時間的過程不一定會妨礙或者其本身不一定會妨礙在原來純粹為協定規則的基礎上形成一項新的國際習慣法規則”。在該案中，國際法院承認1958年《大陸架公約》關于大陸架劃界的等距離方法經過短短十年時間已經形成了國際習慣法規則。這意味著國際法院在其有關判定是否存在國際習慣的司法實踐中已不再將時間因素當作重點來考慮。有關外太空管理的習慣法規則的迅速出現也是一個例證。這一現象同樣得到了學者的認同。童金認為：“時間性，換句話說，時間因素在國際法慣例規范的形成過程中也起著重要的作用。但是時間因素本身并不能推定國際法慣例規范的存在。如果從法律上看慣例規則必須是‘古老的’或年代相當久遠的，就更缺乏根據了。”布朗利說，“時間的經過當然的構成一般性和一貫性的部分證據，但當一項實踐的一貫性和一般性被證明之后，特別的時間經過就沒有必要了。”這就是說，他并沒有將時間因素和其他因素作同等對待。鄭斌提出的“即時的國際習慣法”（instantinternationalcustomarylaw）概念雖然遭到一些學者的反對，但它同樣向我們傳達了一個有意義的訊息：時間要素已經不成為國際法習慣形成的主要問題。

2.連續性，即一貫性（consistency）或劃一性（uniformity）。“連續性”是一個評價問題，在許多案件中裁判者擁有相當大的自由裁量權。完全的劃一性是沒有必要的，但要求有實質性（substantial）的劃一。國際法院在“連續性”上的主導意見出現在“庇護案”中，“依據一項習慣的一方……必須證明這項習慣是以-它對于他方已經形成有拘束力-這種方式確立的；所引據的規則……是符合有關國家所實施的一項經常和劃一的慣例……”接著法院從反面論證道：“法院所獲知的事實顯示，在行使外交庇護權的實踐中和不同場合所表示的官方意見中，存在如此多的混亂和不一致，如此多的不肯定和矛盾；在為某些國家所批準而為其他國家所拒絕的迅速連續的各庇護公約中，存在如此多的不一貫性；以及在各實例中，實踐受到政治意愿如此多的影響，故而是不可能從這一切中來辨明任何被接受為法律的經常的和劃一的慣例的……”換句話說，在該案中阻止一項國際習慣規則形成不是重復的缺失（absenceofrepetition），而是實踐中大量的不一貫性的存在。在“尼加拉瓜訴美國案”中，國際法院認為：“并不期望在國家的實踐中，對有關規則的施用應該是完美的，即國家應該以完全的一貫性戒絕使用武力和干涉別國內政。法院并不認為，對于一項規則成為習慣法，相應的實踐必須完全嚴格地與該規則保持一致。為了推導出習慣規則的存在，法院認為國家的行為應在大體上與該規則保持一致就足夠了。至于與特定規則不一致的國家實踐的情況，一般應被視為是對那項規則的違背，而不是承認一項新規則的暗示。”

總而言之，實踐中“大量的”不一貫（即相當數量的實踐違反有關“規則”）將阻止一項習慣法規則的產生。而像國際法院在“英美漁業糾紛案”中聲稱的那樣，“少量的”不一貫不能產生同樣的效果。在另一方面，如果沒有實踐違反聲稱的習慣法，似乎少量的實踐也足以產生一項習慣規則，即使該常例僅涉及到小部分國家并且只持續了很短的時間。

3.一般性。一般性是指國家就一項慣例參加或接受的廣泛程度要求，主要涉及到兩個問題：（1）廣泛程度；（2）參加或接受的方式。對于問題（1），應該明確“一般性”是個相對的概念，不能進行抽象的定義。它包含在所有國家-主要指有能力參與規則形成過程和有特別利害關系的國家-的實踐中。“一個常例可以成為一般的，即使它沒有得到普遍的接受；并不存在既定的標準指示一個常例應達到何種廣泛的程度，但它必須反映，在相關活動別有關的國家的廣泛接受。”因此，對于有關海洋的國際習慣法而言，海洋大國和臨海國的實踐比內陸國的實踐具有更加重要的意義。

無疑，“一般的”實踐不等于要求“普遍性”（universality），即不要求是所有國家或其他國際主體無異議的實踐。這意味著，一個國家可以受到其他國家通例的拘束，即使這違背它的意愿，如果它沒有在該規則出現之時提出反對并堅持反對（persistentobjector）的話。問題是，按照“堅持反對者學說”（doctrineofpersistentobjector）的理解，“一個國家如果在國際習慣法的一項規則產生過程中堅持反對，就不受該規則的約束”，這很有可能為強國破壞國際習慣法規則提供可乘之機。國際習慣法本身是一個比較脆弱的規范體系，因此應對其加以“小心呵護”而對阻止或妨礙行為作嚴格限制。基于此，一個國家堅持反對一項習慣規則，只有當這一行為得到其他國家的默認之后，才能脫離該規則的拘束。反之，如果其反對行為未得到其他國家的默認，則仍然受該規則的拘束。當然，如果多數國家反對一項習慣規則，則該規則無從產生，不發生對有關國家有無拘束力的問題。

對于問題（2），從“一般性”的內涵可知，它的形成要有國家的參加或接受行為。法律上的行為分為作為和不作為兩種方式。關于不作為能否產生習慣法曾構成“荷花號案”（1927）的爭論焦點之一。但現在一般已不再視其為問題。正如童金教授指出的那樣，“不僅國家的積極作為，還有一定情況下的不作為，都可以導致國際法慣例規范的產生。”國家積極的作為即直接表明了國家的立場和態度。但國家的不作為，什么情況下可理解為“沉默即默許”，什么情況下僅僅是因為國家對該主題缺乏興趣還有疑問。在后一種情況中，國家的不作為行為本身并不包含任何意思表示，即既不意味著同意，也不意味著反對。而“如果國家的行為不附有一種意見，認為其行為是義務或權利，那么，所確立的是所謂‘慣例’，而不是造法的習慣。”因此既不能全盤否定不作為對于形成國際習慣法的意義，同時也不能一概認為不作為可以產生習慣法規則。在上述“荷花號案”中，國際法院認為，“即使在已報告的案例中很少有司法判決足以在事實上可以證明法國政府的人所認為的那些情況，這僅僅表明各國在實踐中不進行刑事程序，而不表明它們承認它們自己有義務這樣做；因為，只有如果這種不行為是依據它們感到有義務的不行為，才可能說有一項國際習慣法”。法院雖然沒有否認不作為可以成為慣例的一部分，但是表明不作為如果沒有滿足“法律確念”的要求就不能形成國際習慣法。

第二，當從國家實踐中推斷習慣法規則時，不僅要分析國家做了什么，而且要分析它們為什么那樣做。這就引出了形成習慣法的心理學因素：法律確念，或者如《國際法院規約》第38條第2款所稱的-“經接受為法律者”。

在國際習慣法的兩個構成要素孰輕孰重這一問題上存在不同認識。凱爾森認為習慣是一種造法事實，在各國之間的關系上，“習慣，即各國長期確立的實踐，創造了法律”。這事實上否定了“法律確念”的意義。卡特則直接說：“法律確念不是習慣的一個必需要素。但當它呈現時，它有助于將習慣和出于禮儀或其他理由采取的行為區別開來。”但如布朗利所言，“慣例是一種通例，只是不反映法律義務”。正是“法律確念”使“國際慣例”轉成為“國際習慣”。現代分析哲學將“實在”分為“自然的、物理的實在”和“社會的、制度性的實在”兩種形式。用來闡釋制度性的實在的一個典型例子貨幣。為什么當我們捏著這些花花綠綠的紙張的時候會獲得擁有財富的滿足感？而事實上這些染著某種顏色的纖維素構成物在物力上、化學上，并無神奇之處。為什么當我們設法制造出與它們一模一樣的東西時，得到的不是貨幣而是“假幣”，甚至我們因此要受到刑事處罰？類似困惑的唯一答案可能就是：一種現象，當且僅當我們認為是貨幣它才是貨幣。類似的，國際習慣法作為一種“制度性實在”，當且僅當國際主體認為它是國際法它才是國際法。這就是心理學因素的意義，即國家承認慣例所形成的規則有法律拘束力，則這種“法律感”使國家受其拘束。不惟如此，就功能而言，“法律確念”可以被視為一種“溶媒”（solvent），將對國家實踐實例在歷史上的闡釋（rendition）轉換為一種更加流動的形式：一項國際習慣法可被應用到解決當下問題中。如果缺少了“法律確念”可能僅存在一個或多或少缺乏法律意義的歷史經驗。這一點是毋容置疑的。通過上文的分析可以得知，慣例的時間性、連續性和一般性都是相對而言的。一項國際習慣法規則之所以能夠跨越“時間的斷層”（習慣通常只在爭議時才浮出水面，而大部分時間則似有似無）和國家實踐的模糊曖昧，而在不同的時空中作為法律規范得到應用，是因為它獲得了國際主體的“法律信念”。因此，正是“法律確念”使國際習慣法從上述幾點可以看出在國際習慣法的兩個構成因素中，“法律確念”比“通例”更為重要。

“法律確念”常常被定義為“國家感到的，一種特定行為模式乃國際法之要求的確信”。這一定義預示了所有的習慣法規則都是根據義務制定的。但情況并非如此簡單，它同樣包含“許可性”規則，即允許國家以特定方式行動。例如，可在本土內對外國人的犯罪行為提起刑事控訴。所以，對于“義務性”規則而言，傳統的定義是正確的；對于“許可性”規則而言，“法律確念”意味著“國家感到的，一種特定行為模式乃國際法所許可的確信”。對二者的區分主要是為了在證明程度上加以區別。如果一些國家以特定方式行為（或者聲稱他們有權利以那種方式行為），而利益相關的國家沒有對該行為（或聲稱）主張它們是違法的，那么一項許可性規則因此而得證明。但義務性規則就非僅限于此，還需要證明國家把行為看作是一種義務性的舉動。

問題是，如何在實踐中判斷這種心理學或主觀的因素是否存在？事實上，它并不是抽象地出現的，而是產生自國家的行為所構成的實踐。因此學者們有一點共識，即不是尋找國家心理學確信的直接證據，而是從國家的言行中間接加以推導出“法律確念”的存在，但在具體方法或進路（approach）上有所差異。如阿奎斯特認為，“官方言論并不需要；法律確念可以在行動或遺漏（omissions）中收集到。出于此目的，必須記住在國家間相互關系中支配國家行為的國際法規則；因此不僅需要分析一個國家的作為或不作為，而且要分析其他國家如何反應。如果一些國家的行為激起其他國家主張該行為非法的抗議，這些抗議可以剝奪該行為作為習慣法證據的價值。”布朗利從國際法院的實踐中總結出兩種證明的“進路”：在一些案件中，國際法院樂意根據通例、文獻著作中的一致性觀點、國際法院先前的判例或其他國際性裁判所提供的證據推定法律確念的存在；但在很少部分案件中，法院采用了一種更加準確的方法，要求提供在國家的實踐中承認系爭規則效力更為確實的證據。至于選擇那種進路，則取決于爭論問題的性質。另有學者認為，“一個人怎樣才能知道‘法律義務感’已經完成了它的工作？一種辦法是詢問國家，當它們以一種一貫的方式行為時僅僅是出于便利還是它們承認如此行為是因為它們感到受國際法的強制。但這可能是一個關于事實的難題。……國家可能經常以習慣的方式行為，卻沒有必要宣告它們這樣做是因為某程度上感到了法律的拘束。事實上，與習慣法規則很好地被遵循時相比，國家有關國際習慣法規則的聲明更可能在那些規則的沖突和疑惑情況下產生。”他接著說：“法學家和法官而非國家，對國際常例在一定階段變成國際習慣法觀點的表達而言是更有幫助的淵源。……法官們和國際法學家們對國際法作貢獻的一種顯著的途徑是：通過對國家實踐的解釋和當這樣的實踐已經達到它可能真正地被認為是國際習慣法時發表意見。經常地，不是國家而是法學家和法官成為那有魔力的一劑（potion）-法律確念-的有效釀造者。”從中不難看出，并不存在唯一的標準可據以判斷國家的實踐中隱含“法律確念”，但它可以在相關證據中找到“蹤跡”。

關于“法律確念”，還有一點需要明確的是由“個別法律確念”（opiniojurisindividuales）形成的特殊習慣（specialorparticularcustom）或區域習慣（regionalorlocalcustom）的效力問題。在“印度領土通行權案”（1960）中，國際法院明確表示這樣形成的習慣對有關國家是有法律拘束力的。但作為國際法的淵源的習慣必須是一般性習慣，或者嚴格地說是普遍性習慣，而特殊習慣或區域習慣不能形成普遍適用的國際法原則、規則或規章，除非得到其他國家的接受、承認或默認。

注釋：

Jennings，inBernhardt，Vol.Ⅱ，p.1165.轉引自王鐵崖著：《國際法引論》，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47－48頁。日本學者廣部和也指出“法律淵源”是一個多義詞，大體有四種含義：①給予法律以拘束力的事物；②法律的產生和發展的主要原因；③法律的存在形式；④認知法規的資料。（參見「日寺澤一、山本草二主編：《國際法基礎》，朱奇武等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3年版，第33－34頁。）

參見勞特派特修訂：《奧本海國際法》第八版，王鐵崖、陳體強譯，商務印書館1981年版，上卷，第1分冊，第17－18頁。但詹寧斯、瓦茨修訂的第九版《奧本海國際法》（王鐵崖等譯，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5年版）把該部分內容刪去了。

「美漢斯·凱爾森：《國際法原理》，王鐵崖譯，華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254頁。

王鐵崖著：《國際法引論》，同前注，第50頁。

“語言一旦長上了翅膀，就自由飛翔。”相同的概念，在不同的個體的理解中有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含義。

SeeThomasEhrlichandMarryEllenO‘Connell，InternationalLawandtheUseofForce.Little，Brown&Company.1993.p.164.

AntonioCassese，InternationalLawInADividedWorld.ClarendonPress.Oxford，1986.p.181.

《聯合國》對于締約國沒有拘束力，它“仍然是一項多邊條約，不過是一項具有某些特殊性質的多邊條約而已。”（參見詹寧斯、瓦茨修訂：《奧本海國際法》第九版，同前注，第1卷，第1分冊，第19頁。）

ThomasEhrlichandMarryEllenO‘Connell，InternationalLawandtheUseofForce.P.164.

同上，p.165.

詹寧斯、瓦茨修訂：《奧本海國際法》第九版，同前注，第1卷，第1分冊，第15頁。

L.C.Creen，InternationalLaw：ACanadianPerspective.2ndEd.TheCarswellCompanyLimited，1988.p.60.

SeeAntonioCassese，InternationalLawInADividedWorld.p.181-183.

有關著作有周鯁生的《國際法》（商務印書館1976年版）、臺灣學者沈克勤的《國際法》（臺灣學生書局，1980年增訂五版），等。我國外交文件和國內法規用“國際慣例”代替“國際習慣”的例子可參見王鐵崖著：《國際法引論》，同前注，第68－69頁。

BarryE.CarterandPhillipR.Trimble，InternationalLaw.2ndEd.Little，Brown&Company.1995.p.142.

IanBrownlie，PrinciplesofPublicInternationalLaw.4thEd.ClarendonPress.Oxford，1990.p.5-7.

「蘇聯科熱夫尼克夫主編：《國際法》，商務印書館1985年版，第12頁。

ICJRep.1985，29.SeePeterMalanczuk，Akehurst‘sModernIntroductionToInternationalLaw.7threv.Ed.LondonandNewYork.1997.p.39.

HiramE.Chodosh，“NeitherTreatyNorCustom：TheEmergenceofDeclarativeInternationalLaw”，inTIlJ，Vol.26，No.1，p.99.note1.轉引自王鐵崖：《國際法引論》，同前注，第72頁。

IanBrownlie，PrinciplesofPublicInternationalLaw.4thEd.p.5-7.

ICJReports，1969.p.43..轉引自王鐵崖：《國際法引論》，同前注，第75頁。

「蘇聯格·伊·童金著：《國際法理論問題》，世界知識出版社1965年版，第71頁。

IanBrownlie，PrinciplesofPublicInternationalLaw.4thEd.p.5.

SeeRodolfBernhardt，EncyclopediaofPublicInternationalLaw，1995.p.902.SeealsoG.J.H.vanHoof，RethinkingtheSourcesofInternationalLaw，1987.p.36.參見王鐵崖著：《國際法引論》，同前注，第76頁。

IanBrownlie，PrinciplesofPublicInternationalLaw.4thEd.p.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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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caraguav.US（Merits），ICJRep.1986，p.98.SeealsoPeterMalanczuk，Akehurst‘sModernIntroductionToInternationalLaw.7threv.Ed.p.41.

UKv.Norway，ICJRep.1951.116.p.138.

PeterMalanczuk，Akehurst‘sModernIntroductionToInternationalLaw.7threv.Ed.p.42.

TheRestatement（Third），Vol.1，para.102，25..SeealsoPeterMalanczuk，Akehurst‘sModernIntroductionToInternationalLaw.7threv.Ed.p.42.

「蘇聯格·伊·童金著：《國際法理論問題》，同前注，第74頁。

「美漢斯·凱爾森：《國際法原理》，同前注，第257頁。

PCIJPublications，SeriesA，No.10，p.28.轉引自王鐵崖著：《國際法原理》，同前注，第78頁。

「美漢斯·凱爾森：《國際法原理》，同前注，第257頁。

BarryE.CarterandPhillipR.Trimble，InternationalLaw.2ndEd.p.144.

IanBrownlie，PrinciplesofPublicInternationalLaw.4thEd.p.5

「美約翰·塞爾著：《心靈、語言和社會-實在世界中的哲學》，李步樓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01年版，第107頁。

SeeThomasEhrlichandMarryEllenO‘Connell，InternationalLawandtheUseofForce.pp.166-7.

SeePeterMalanczuk，Akehurst‘sModernIntroductionToInternationalLaw.7threv.Ed.p.44.

PeterMalanczuk，Akehurst‘sModernIntroductionToInternationalLaw.7threv.Ed.p.45.

IanBrownlie，PrinciplesofPublicInternationalLaw.4thEd.p.

ThomasEhrlichandMarryEllenO‘Connell，InternationalLawandtheUseofForce.p.167.

鄭斌認為“法律確念”有“一般法律確念”（opiniojurisgeneralis）和“個別法律確念”（opiniojurisindividuales）之分。參見王鐵崖著：《國際法原理》，同前注，第83頁。

王鐵崖著：《國際法原理》，同前注，第84－85頁。

參考書目：

中文

l王鐵崖著：《國際法引論》，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

2周鯁生著：《國際法》，商務印書館1976年版。

3（臺）沈克勤：《國際法》，臺灣學生書局1980年增訂五版。

4「英勞特派特修訂：《奧本海國際法》第八版，王鐵崖、陳體強譯，商務印書館1981年版。

5「英詹寧斯·瓦茨修訂：《奧本海國際法》第九版，王鐵崖等譯，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1995年版。

6「美漢斯·凱爾森：《國際法原理》，王鐵崖譯，華夏出版社1989年版。

7「美約翰·塞爾著：《心靈、語言和社會-實在世界中的哲學》，李步樓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01年版。

8「蘇聯格·伊·童金著：《國際法理論問題》，世界知識出版社1965年版。

9「蘇聯ф·и·科熱夫尼克夫主編：《國際法》，商務印書館1985年版。

l0「日寺澤一、山本草二主編：《國際法基礎》，朱奇武等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3年版。

英文

l、IanBrownlie，PrinciplesofPublicInternationalLaw.4thEd.ClarendonPress.Oxford，1990.

2、PeterMalanczuk，Akehurst‘sModernIntroductionToInternationalLaw.7threv.Ed.LondonandNewYork.1997.

3、ThomasEhrlichandMarryEllenO‘Connell，InternationalLawandtheUseofForce.Little，Brown&Company.1993.

4、AntonioCassese，InternationalLawInADividedWorld.ClarendonPress.Oxford，1986.

5、L.C.Creen，InternationalLaw：ACanadianPerspective.2ndEd.TheCarswellCompanyLimited，1988.

6、BarryE.CarterandPhillipR.Trimble，InternationalLaw.2ndEd.Little，Brown&Company.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