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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環境污染論文范文

以單獨的省或直轄市為研究對象的研究，結論也有較大的差異，造成這種差異的原因，既有選取的時間范圍方面的原因，也有各個地區產業結構、經濟發展水平等方面的原因。除此之外，還有數據方面的原因，比如各個地區數據統計口徑可能存在差距，甚至同一地區不同年份統計口徑都可能存在差異。所以統計范圍過大，可能會造成數據質量的損失，以全國為研究對象明顯會存在這樣的問題。基于此，本文將以西部具有代表性的城市重慶為研究對象，研究重慶市在西部大開發進程中環境污染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以重慶市作為研究對象的主要原因有:一是因為重慶市作為西部大開發的代表城市，可以大致評判西部大開發進程中經濟增長與環境的關系，研究成果對西部大開發的其他城市也有一定的借鑒意義;二是因為西部的其他城市或省份數據不全，對全面研究西部地區經濟增長與環境污染造成一定的困難，而重慶市的數據相對來說更加全面、更容易獲取，所以選擇重慶市而不是整個西部地區作為研究對象。

二、數據說明及描述

(一)數據說明

本文使用1995－2012年重慶市經濟與環境污染指標的數據，選用工業廢水排放量(water)、工業廢氣排放總量(air)、工業二氧化硫排放總量(so2)、工業煙(粉)塵排放量(dust)以及工業固體廢棄物排放量(solid)等五類環境污染指標數據。由于統計年鑒中國知網上沒有直接給出1995年重慶市人口的數據，本文使用重慶市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數據和201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的數據的平均數近似替代重慶市1995年總人口。以上的經濟、環境、人口數據均來源于重慶市統計年鑒。

(二)數據描述

通過觀察五類污染指標的1995－2012年間的時間變化趨勢，筆者發現:

(1)在2000年之前重慶市的工業廢氣排放總量維持在較低的水平，然而在2000年之后，重慶市工業廢氣排放總量快速增加，一直到2009年達到頂峰，之后逐漸減少;

(2)二氧化硫污染物總體上呈現先減后增的“N形”趨勢，二氧化硫污染物總量在2002年之前一直呈減少之勢，之后一直增加，直到2006年又呈減少之勢;(3)工業廢水排放量、工業煙(粉)塵排放量和工業固體廢棄物排放量就總量而言，除個別年份之外基本呈遞減的趨勢。生的污染物的排放量，更能體現經濟增長的效率和環境代價，可體現經濟增長的質量，所以本文使用該指標來分析重慶市經發展經濟過程中付出的環境成本。單位GDP所產生的二氧化硫、工業粉塵、固體廢棄物、廢水、廢氣呈遞減的趨勢，說明經濟增長所帶來的環境成本在逐步減小。每萬元GDP產生的五類污染物逐年下降有，可能是因為GDP的增長速度快于污染物排放量的增長速度造成的。

三、計量模型與實證結果

根據以上的回歸模型，可以看出重慶市經濟每增長1個百分點，會使重慶市工業廢氣增加約0．91個百分點，工業粉塵的排放量減少約1．65個百分點，二氧化硫的排放量減少約3．91個百分點，固體廢棄物排放減少約0．53個百分點，廢水的排放量減少約1．74個百分點。這表明隨著西部大開發的逐步深入，外來投資的增加使得重慶市的環境有所改善，主要體現在經濟的增長使得重慶市的工業粉塵、二氧化硫、固體廢棄物、廢水排放量在一定程度上有所降低;相反，經濟的增長使得重慶市工業廢廢氣的排放量較大的增加。另外，本文通過利用五類環境污染指標與GDP關系圖的分析可以得出:

(1)重慶市廢氣排放量與經濟增長呈倒U形關系，并且在人均GDP達到24000元時，廢氣排放量達到最大值，超過24000元，廢氣排放量逐漸減少;

(2)重慶市工業粉塵排放量與經濟增長大致呈U形的關系，并且在人均GDP為28000元時達到最低的，超過該值，粉塵排放量則逐漸增加;

(3)重慶市人均工業二氧化硫排放量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大致呈N形的關系，并且分別在人均GDP為9000元和15000元時，工業二氧化硫的人均排放量分別達到極小值和極大值;

(4)重慶市人均固體廢棄物的排放量和人均廢水排放量與經濟增長之間呈反向變動，即隨著人均GDP值的增大，人均固體廢棄物的排放量和人均廢水排放量逐漸減少。

四、結論

本文運用重慶市1995－2012年間經濟增長與環境污染的數據，通過建立計量模型，研究經濟增長與環境污染之間的關系，本文得到如下結論:

(1)重慶市在發展經濟的進程中，經濟增長的質量不斷提高，即每萬元GDP產生的五類污染物的數量逐漸降低;

(2)重慶市經濟增長會使得工業粉塵、工業二氧化硫、固體廢棄物的、廢水的人均排放量在不同程度上下降，但是會使得工業廢氣的人均排放量增加;

第2篇：環境污染論文范文

1.1農村環境污染客觀成因

1.1.1農業生產污染也叫農業面源污染。農業的迅猛發展，農藥、化肥、農膜的不合理使用，種植業復種指數較高，大棚等設施栽培不斷擴大，使土地板結，有機質減少，土壤肥力下降。畜禽糞便、養殖場污水得不到徹底處理就排放水體；秸稈綜合利用率不高，農村勞力逐步缺乏，部分地方焚燒秸稈或堆扔入溝河，使河流富營養化程度變高。農用殘膜散落在田間地頭、樹枝、隨風飄揚，秸稈、畜禽糞便堆放在房前屋后、路邊，不但造成對土壤、水源等自然生態的污染，可能的細菌、微生物繁衍傳播，影響城鄉廣大居民的身心健康，也嚴重丑化著農村整體形象。

1.1.2人居生活污染主要來自于生活污水和生活垃圾造成的農村環境污染廣大農村地區廚房炊事用水、沐浴、洗滌用水等這些用水分散，目前沒有任何收集處理的設施，基本是隨著雨水的沖刷，隨著地表流入河流、湖泊、溝渠、池塘、水庫等地表水體、土壤水和地下水體，對于農村水環境造成了很大的污染，也對村內生活環境造成一定的污染。農村生活污水造成的環境污染不僅是農村水源地潛在的安全隱患，還會加劇淡水資源的危機，使耕地灌溉得不到有效保障，危害農民的生存發展。生活垃圾多數地方沒有處理或者處理效率低。除政府投資試點的垃圾集中清運村能夠實現使用垃圾池對瓜果皮、爛菜葉、紙屑、包裝袋（盒）等日常生活垃圾集中進行存放集中處理外，大多數村依然存在生活垃圾和廢棄雜物隨手倒在自家門口、村沿街溝渠、河灣、池塘等，亂堆亂放現象嚴重。一到起風的日子垃圾到處亂飛，造成河流污染、蒼蠅亂飛、臭氣熏天的惡性反應，嚴重影響村容村貌及村民生活健康。

1.1.3工商業污染隨著經濟發展，廣大農村地區逐步出現了一些淀粉、面粉、造紙等加工企業，個別地方還有采礦業、冶煉業、水泥生產，一些污染較大的企業從大中城市遷移到農村。鐵礦企業的廢石和尾礦砂已成為影響農村地區生態環境的主要因素；同時，工業煙塵、粉塵的排放嚴重影響了周圍村莊的生活環境。一些地方采礦過度、經營粗放，造成礦區地表塌陷、水土流失，嚴重破壞了農村生態環境。一些工業行業、企業的各類廢棄物、垃圾和污水形成了新的農村環境污染。

1.2農村環境污染的主觀成因1）農村居住環境改善緩慢，村莊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設施規模小、配臵不均、經濟性差，偏遠鄉鎮的村衛生廁所普及率幾乎為零，排水、污水處理等設施基本空白。一句話，政府給予農村的關注和投入還遠遠不夠，農村行路難、用水難、環境差的問題還沒有從根本上得到解決。2）從農村居民自身來講，經濟發展所帶來的進步與生態環境建設的滯后存在著較大距離。農村比較富裕的物質生活同農民生活質量、居住環境存在距離。傳統的圈廁、畜禽放養“、三大堆”等，對群眾生活質量、居住環境造成直接的影響，同富裕的物質生活不相符。舊的陳規陋習與日益發展的現代生活氣息之間存在反差。經濟觀念的轉變同某些方面一些道德失衡之間存在距離。經濟的發展與經濟觀念相互促進，但某些方面經濟失衡，甚至自家門前雪也要別人來掃，而屋內卻窗明幾凈。

2甘肅農村環境污染凸顯上升趨勢

2.1人居污染直線上升據統計，甘肅農村每年產生生活污水約10多億t，而96%的村莊沒有排水渠道和污水處理系統，生活污水隨意排放。農村生活污水有以下特征：①面廣、分散。村莊分散的地理分布特征造成污水分散，難于收集。②來源多。除了來自人糞便、廚房產生的污水外，還有家庭清潔、生活垃圾堆放滲濾而產生的污水。③增長快。隨著農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農村生活方式的改變，生活污水的產生量也隨之增長。④處理率低。據調查，每個農民年均產生約220kg生活垃圾、500kg糞尿和1.3t生活污水，由于很少有生活污水處理設施，污水隨意排放，滋生蚊蠅，傳染疾病。人居垃圾以生活垃圾和廚房垃圾為主。據估計，人均生活垃圾產量0.86kg/d（濕基）。甘肅省多數農村所有垃圾未經分類收集，少數村雖有垃圾池，但是垃圾收運轉運體系尚未建立，收運轉運嚴重滯后，生活垃圾棄置在路邊、房前屋后的空地、洼地、池塘邊、河岸邊。進入垃圾池的垃圾收運轉運不及時，普遍存在池滿溢出現象。一些村莊已基本處于垃圾的包圍之中，給當地村民的生活及健康帶來極大的影響。隨著農村生活條件改善，人居垃圾種類數量直線上升。

2.2畜禽養殖污染處理不夠甘肅省畜禽糞便年產量約4400萬t，由于多數養殖場沒有綜合利用的糞便污水處理設施，堆放的糞便、污水不僅污染了空氣和水體，而且傳播病菌、危害農田生態。大部分畜禽養殖戶沒有較為標準的糞污處理設施，生產的糞污多用編織袋裝袋后堆放在道路兩旁或其他公共場所，或直接堆放于任意空地；部分養殖戶生產污水隨意排放，并沒有做到有效、合理利用，反倒影響了生態環境和人居環境，周圍群眾對此反響強烈。此現象，在甘肅省中東部人口相對密集地區尤為明顯。

2.3農業面源污染日趨加重有關監測資料顯示，甘肅省遭受各類污染的農田面積已超過86.67萬hm2，每年因此造成經濟損失2600多萬元，而全國因耕地污染每年造成的直接經濟損失超過200億元。農業面源污染不僅造成有害物質在農作物中累積，威脅著城鄉群眾的身體健康，而且制約著農村經濟可持續發展。隨著近年來農業集約化程度的提高，化肥、農藥、地膜的使用量逐年加大，大量的有毒、有害物質進入農業生態系統，造成一些地方農業生態破壞與環境污染日趨加重。農業生產中大量使用化肥和農藥導致部分農產品中農藥殘留量、重金屬和硝酸鹽等有害物質超標；地膜的廣泛應用帶來的“白色污染”給農業環境的壓力越來越大；另外農作物秸稈和畜禽糞便等農業生產殘留物綜合利用水平不高，秸稈的焚燒和糞便隨意排放，不僅浪費了大量寶貴的生物資源，而且造成了空氣、土壤和地下水等的污染。據了解，在甘肅省農村，除一些企業固定排放污染物帶來點源污染之外，農民、農業自身帶來的生活垃圾，種養業、化肥農藥等面源污染，通過地表徑流和農田滲漏，嚴重影響了耕地質量。

3農村環境與生態農業的辯證關系

生態農業是農村環境綜合治理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生態農業能最大程度地從源頭上減少農業生產帶來的各種環境污染，包括對秸稈的循環再利用，減少化肥、農藥等外來無機質的投入，對畜禽糞便的處理再利用等。但不能徹底根除這種污染，如農用殘膜、難以開展生態農業生產的分散農戶的種養業都會持續帶來農業污染。關于農業生產造成的污染，要立足于發展高效農業的同時，通過開展生態農業建設是控制其污染的有效途徑。通過加大先進農業生產技術的科研攻關力度，積極推廣先進的耕作技術，實現農業產業結構合理化、生產技術生態化、生產過程清潔化、生產產品無害化。大力發展農村循環經濟，推行清潔生產，積極推動鄉鎮企業結構調整，鼓勵發展技術含量高、物耗少、污染輕、效益好的產業和產品，把產業結構調整和推廣清潔生產工藝、實用治理技術、發展環保產業結合起來。

4大力發展生態農業，開啟農業環境污染治理之旅

4.1生態農業內涵生態農業，簡稱ECO（eco-agriculture的縮寫），是按照生態學原理和生態經濟規律，因地制宜地設計、組裝、調整和管理農業生產和農村經濟的系統工程體系。它也是農、林、牧、副、漁各業綜合起來的大農業，又是農業生產、加工、銷售綜合起來，適應市場經濟發展的現代農業。

4.2生態農業模式2002年，農業部向全國征集到了370種生態農業模式或技術體系，通過專家反復研討，遴選出經過一定實踐運行檢驗、具有代表性的十大類型生態模式。根據甘肅省的實際，草地生態恢復與持續利用生態模式及配套技術、生態種植模式及配套技術、生態畜牧業生產模式及配套技術、設施生態農業模式及配套技術4種模式適合于甘肅省示范推廣，其中以循環生態農業模式更適合當下推廣。而目前比較常用的有復合生物系統循環模式，秸稈直接還田循環利用模式，種養結合循環生產模式，農業廢棄物再生循環利用模式，本文在此進行介紹和推介。

4.2.1種養模式利用玉米秸稈開展養畜，主要采取將玉米摘除棒穗后進行黃貯或連帶棒穗進行田間收獲玉米秸稈，粉碎后用作青貯飼料；或將玉米秸稈進行塑料袋青貯和窖式青貯，成為青鮮的飼料；或將玉米秸稈加工壓縮成營養成分高的“畜餅干”。通過“飼料—養殖—沼氣”模式，“過腹”還田。目前全省建成青貯氨化池4萬多個，建設秸稈養畜示范縣10個、示范村77個、示范戶1.5萬戶。秸稈養畜加強了種植業與養殖業的結合，實現了農業生態系統內的物質循環利用，促進了畜牧業增效和農民增收。4.2.2畜禽糞污循環利用模式將畜禽糞污處理再利用，集能源、環保、資源為一體的畜牧循環經濟模式。甘肅省定西市隴西縣探索建立循環經濟生態園，以肉牛、肉羊良種繁育、科學種植養殖示范、生態能源循環利用示范為主，通過“向農民收秸稈做牛羊飼料，用牛羊的糞便制沼氣，再用沼氣池產生的沼液沼渣當有機肥料，在陽光聯棟溫室里種植食用菌、反季節蔬菜和花卉”的循環生產，實現“節能、環保、無污染、零排放”的循環生態平衡。生態園一年向周圍農民收購5000多t秸稈，僅這一項，為周邊農民增收100多萬元。

4.2.3生態保護型發展模式把現代化技術與傳統農業通過合理的投入，使農業生態系統維持在理想的狀態并能保持良好的物質能量循環，從而達到人與自然協調發展。如千畝果園清潔生產生態化模式，重點抓生產無害化和廢棄物資源化兩個關鍵環節，以點面結合防治面源污染。通過推廣生態肥、配方肥、有機肥和病蟲草生態控制、秸稈資源化利用技術，優選農業投入品，修建農業投入品廢棄物收集池，將農作物秸稈、有機垃圾等混合發酵生產有機肥，從而解決農業投入品和秸稈廢棄物造成的污染問題。又如“一池六改”，即：沼氣池、改廁、改圈、改廚、改院、改水、改路為主的家園清潔模式處理人畜糞便；以聯戶污水處理系統和垃圾物業管理為模式，解決垃圾、污水污染問題，實現了家園清潔，提高了農民生活質量。

4.2.4秸稈多項利用近年來，隨著中部廣大地區地膜雙壟溝播技術推廣，秸稈數量直線上升，除為養殖業提供飼料以外，還造成了農村環境的大面積污染，房前屋后、道路兩旁堆積如山，甚至焚燒，煙霧繚繞。秸稈的再利用和處理是當務之急。利用處理主要有4個方面。1）秸稈飼料化。通過青貯、黃貯、秸稈加工壓縮、氨化和微貯等技術處理，讓秸稈過腹還田。2011年，全省飼料化利用秸稈量750.77萬t，約占秸稈資源總量的45.97%。河西、中部、東部、南部飼料化利用率分別為60.03%、39.83%、35.94%、41.66％。秸稈處理技術推廣多年、也相當成熟，但由于農村生產關系變革、勞動力變得越來越短缺的情況下，具體實施起來困難不少。關鍵還是要實行訂單農業、發展農業合作社、疏通銷售渠道、配套基礎設施建設，找到有效處理利用的切入點，做到處理全覆蓋、不留死角。2）秸稈肥料化。有兩種方式，一種是直接生產有機肥，以生物發酵和無公害化處理的有機物質為基礎，配以各種作物所需的營養元素和生物菌劑，經科學配伍，制成具有農藥效果的多功能新型肥料。通過引進秸稈有機肥生產工藝，建立加工企業，對秸稈進行肥料化處理。二是秸稈粉碎直接還田，也是近年現代農業研究出來的一項新成果，要不斷示范推廣，完善機械處理工藝。秸稈肥料化不但能讓廢棄秸稈變廢為寶，還可有效降低化肥的使用量。3）秸稈新能源化。近年秸稈沼氣、氣化、固化成型、高效爐灶炕等利用得到較快示范推廣，秸稈能源化利用在綜合利用中的地位和作用進一步顯現。筆者認為，通過引進秸稈固化生產工藝，加工生產固化秸稈新能源、替代煤炭等農村傳統能源有較大的發展前景，也有生態價值。4）秸稈還可作為食用菌基料、工業原料（造紙、板材、建材）等多種用途，根據實際情況進行引進和研發。

4.3其他農業污染的生態治理

4.3.1農膜農膜的使用量逐漸上升，但廢棄農膜的污染也相當嚴重，農膜的回收利用是農村環境治理工作的熱點問題。殘膜治理工作有兩個方面，一是建立社區殘膜回收站，組織人員對農用殘膜進行收集并及時上交加工場進行處理；二是加大對可回收利用農膜的研制開發和對廢棄農膜的再加工利用研發工作。

4.3.2尾菜尾菜是一些自然條件相對較好農業生產區域的重要農業污染源，道路兩旁、田間地頭到處有尾菜，有些地方污染還相當嚴重，如不及時處理，還會造成連鎖污染。處理方式主要通過回收、建立尾菜處理廠進行集中處理。

第3篇：環境污染論文范文

國內外學者關于對外貿易對環境污染影響的研究成果已經非常豐富，但是很少關注腐敗對于一國對外貿易環境污染效應的影響，更多地是關注腐敗對環境的影響(Coleetal．，2010)，例如，Rehmanetal．(2007)以南亞四國為樣本，實證研究貿易、腐敗對環境的影響，發現腐敗上升直接抑制了貿易對環境的改善作用。本文將首先分析腐敗作用于對外貿易環境污染效應的影響機理，然后基于1992～2009年省級動態面板數據，運用系統廣義矩估計法克服內生性問題，實證研究不同程度腐敗對于地區對外貿易的環境污染效應有何影響。

二、腐敗作用于對外貿易環境污染效應的影響機理分析

1．腐敗通過作用于規模效應改變對外貿易對環境污染的影響

當腐敗水平較低時，收入差距較小，這有助于拉動國內消費需求，但不利于出口規模的擴大，在改善當地環境的同時擴大了進口品的需求，從而進一步改善了當地環境;反之，腐敗水平上升會導致收入差距拉大，致使國內內需不足，促使企業擴大出口規模從而惡化了當地環境，同時，內需不足一方面會直接減少國內市場對進口產品的需求，另一方面使得國內市場競爭更為激烈，促使一國采取貿易保護而減少進口，進而惡化了當地環境。

2．腐敗通過作用于結構效應改變對外貿易對環境污染的影響

當腐敗水平較低時，收入差距較小，伴隨人們收入的增加，消費結構和產業結構會整體優化，這有助于提高出口商品的結構，減少高投入、高耗能、高污染產品的出口，從而改善了當地環境;反之，腐敗水平上升會導致收入差距拉大，廣大低收入群體的存在不利于消費結構和產業結構的升級，進而致使出口商品結構低下，出口商品技術含量較低，附加值較低，從而惡化了當地環境。

3．腐敗通過作用于技術效應改變對外貿易對環境污染的影響

一方面，當腐敗水平較低時，用于進口技術和設備的資金就較多，這有利于促進當地環境技術的提升，進而有助于對外貿易通過技術效應改善環境;反之，隨著腐敗水平的上升，用于進口技術和設備的資金就會減少，這不利于促進當地環境技術的提升，進而阻礙了對外貿易通過技術效應改善環境。另一方面二是當腐敗水平較低時，用于研發支出、教育支出、健康衛生支出、社會保障支出的資金就較多，也有助于金融資源的有效配置，這些有利于促進研發水平、人力資本和金融發展水平的提高，有助于吸收對外貿易的技術外溢效應，進而有助于對外貿易通過技術效應改善環境;反之，腐敗水平的上升會降低用于研發支出、教育支出、健康衛生支出、社會保障支出的資金，也不利于金融資源的有效配置，阻礙了研發水平、人力資本、金融發展水平的提高，不利于對外貿易通過技術效應改善環境。

4．腐敗通過作用于環境規制改變對外貿易對環境污染的影響

伴隨著人們收入的提高，人們對于環境規制的要求也越來越高，當腐敗水平較低時，外貿企業所面臨的激烈市場競爭會促使政府通過提高環境規制而提升社會福利，并且通過行賄以左右政府降低環境規制的概率較低，這些有利于對外貿易改善環境。相反，當腐敗水平較高時，外貿污染企業會加大行賄力度，提高政府降低環境規制的概率，因而不利于對外貿易改善環境。綜上所述，本文提出以下假設:當一個地區腐敗水平較低時，對外貿易會改善當地環境質量，當腐敗達到一定水平后，對外貿易會加劇當地環境污染。

三、實證研究

1．模型設定、變量測度和數據說明

對于環境污染水平的測度，現有文獻一般用單一或幾個環境污染指標或綜合環境污染指數來衡量，多數文獻是采用單一或幾個環境污染指標作為被解釋變量，本文借鑒多數學者的做法，采用人均工業廢氣、廢水、固體廢棄物排放量來測度。對于經濟規模的測度，本文用人均國內生產總值來衡量。環境庫茨涅茨曲線(EKC)假說認為，當一個國家經濟規模較低時，環境污染的程度較輕，但是隨著人均收入的增加，環境污染由低趨高，環境惡化程度隨經濟規模的增加而加劇;當經濟規模達到一定水平后，隨著人均收入的進一步增加，環境污染又由高趨低，其環境污染的程度逐漸減緩，環境質量逐漸得到改善，即環境污染和經濟規模之間呈倒U形關系，因此，為了驗證該假說，我們在模型中加入了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的平方。對于產業結構的測度，本文用第二產業產值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來衡量。一般理論認為，在一國經濟發展的初期階段，工業化往往需要利用大量的資源，消耗大量的能源，加劇了環境污染，但當經濟發展達到一定水平時，經濟增長方式會逐漸轉向集約型增長，產業結構也會升級，此時第二產業在國內生產總值中的比重會趨于下降，第三產業比重會迅速提升，從而會改善環境質量。對于技術進步的測度，本文借鑒許和連和鄧玉萍(2012)的做法，采用資本勞動比來衡量技術進步。資本勞動比較高意味著技術效率較高，能夠提高技術進步速度和減污技術能力;并且，資本勞動比上升往往意味著產業由勞動密集型向資本技術密集型轉變，產品的資本技術含量也將隨之增加。一般理論認為技術進步使得企業采用清潔生產技術進行生產成為可能，因此會減少污染排放量，改善環境。這里需要對資本進行計算，我們使用“永續盤存法”①。勞動力投入量用各地區年末就業人數來衡量。對于環境規制的測度，本文采用環境污染治理投入和排污費收入之和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來衡量。一般理論認為，隨著人們收入水平的提高，人們對環境質量的要求也越來越高，政府也將提高環境規制，加大環境污染的治理力度和懲罰力度，進而改善環境質量。對于對外貿易的測度，本文采用進出口總額來衡量。一方面，對外貿易為發展中國家帶來了先進的技術，使發展中國家了解國際環境標準和國別標準以及國外消費者的環境偏好，當這些被發展中國家消化吸收后可以改進其自身的生產方式，推動改善環境管理，加強環境措施和提高環境標準。另一方面，發展中國家一般有著比較低的環境規制，對外貿易會使發展中國家成為“污染避難所”，促使發展中國家降低環境規制以維持或增強國際競爭力，出現所謂向底線賽跑的情形，從而惡化了環境。總之，對外貿易會通過規模、結構、技術和規制等多種渠道對環境污染產生影響，是否改善或惡化環境取決于這些渠道作用的綜合結果。對于腐敗的測度，本文采用每十萬地區總人口中貪污賄賂和瀆職侵權人數來衡量。腐敗往往會通過扭曲一國環境政策、降低環境管制力度、阻礙環境治理投入、減少環境技術的研發投入和引進投入等渠道加劇一國環境污染。對于外商直接投資的測度，本文采用各地區的實際利用外資金額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來衡量。一方面，外資流入把“綠色”節能技術或“清潔”技術傳播到發展中國家，并通過技術示范和溢出提高發展中國家企業的生產率，節約要素資源稟賦投入并改善環境質量，即外資的技術效應降低了環境污染;另一方面，外資看重發展中國家的廉價勞動力并向發展中國家轉移污染程度高的加工制造業，且發展中國家地方政府競相降低環境規制吸引外資致使環境惡化，即外資的結構效應和環境規制效應加劇了環境污染。因此，外商直接投資對環境的影響尚不能確定。上述變量的原始數據來源于《中國環境年鑒》、《中國統計年鑒》、各地區的統計年鑒和《中國檢察年鑒》。

2．內生性問題

如果這里直接對計量模型進行回歸可能會因解釋變量的“內生性”而導致估計偏差，內生性來源于幾種因素:一是引入了被解釋變量一階滯后項作為動態項，該項易和隨機誤差項存在相關關系;二是各地區往往以犧牲環境為代價換取經濟的高速增長，即更多的環境污染通常會促進經濟增長，經濟增長又能夠進一步吸引外資流入，并且經濟增長也能夠帶來更高的貿易開放度，因此，更多的外資流入和更高的貿易開放度可能是結果，而不是原因。可見，即使回歸結果表明外資、對外貿易與環境污染關系顯著，也不能斷言兩者對后者有加劇作用，這里最小二乘法已經不能一致和無偏地估計系數，因此本文運用系統廣義矩估計方法進行實證分析。

3．實證結果分析

腐敗對于地區對外貿易環境污染效應的影響見表1。從表1可知，模型1的回歸結果表明，沒有引入腐敗變量時，對外貿易加劇了環境污染，但并不顯著。在模型2中引入了腐敗這一變量，回歸結果顯示腐敗通過扭曲環境政策、降低環境管制力度、阻礙環境治理投入、減少環境技術的研發投入和引進投入等渠道加劇了環境污染。在模型3中進一步引入了對外貿易和腐敗的交互變量，發現該交互變量的回歸系數顯著為正，這說明腐敗水平的增加通過規模效應、結構效應、技術效應和環境規制加劇了對外貿易的環境污染，這也說明對外貿易惡化環境是有條件的，而其中一個條件是腐敗水平較高。從模型3中的回歸結果還可知，由于加入了對外貿易和腐敗的交互變量，對外貿易的回歸系數由不顯著的正數變為顯著的負數，這說明控制腐敗對對外貿易的環境污染效應后，對外貿易改善了環境質量。這可能是由于中國貨物出口和服務出口商品結構的升級，貨物出口中的高新技術產品出口比重和服務出口中的新興服務出口比重均大幅增加，2009年高新技術產品出口比重和新興服務出口比重分別為31．%和3．3%，出口商品結構升級降低了環境污染;還可能是由于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中國每年平均花費一百多億美元進口了大量的技術和設備，促進了技術進步，加上中國的研發水平提高、人力資本增加和金融發展，提高了對外貿易技術外溢的吸收能力從而進一步改善了環境質量;并且還可能是由于對外貿易增加了中國的就業人數，提高了人均收入，從而致使人們對清潔環境的需求增加，促使中國環境標準提高，導致環境污染下降;最后還可能是由于國外綠色壁壘、技術性貿易壁壘等因素，使中國污染密集型產品的出口所占的比重很小(2009年僅為2．72%)，并且仍有下降的趨勢，從而致使環境污染下降。上述這些效應超過了出口增加所引起的環境污染規模效應。模型3中的回歸結果顯示對外貿易的回歸系數為負數，對外貿易和腐敗交互變量的回歸系數為正數，兩者方向相反，所以對外貿易對環境污染是否加劇將取決于腐敗水平。本文依據回歸系數計算出對外貿易加劇環境污染的腐敗水平臨界值約為2．97①，也就是說當腐敗水平低于2．97時，對外貿易會降低環境污染，改善環境質量，對比2009年全國各省(自治區、直轄市)的腐敗水平可以發現只有北京、上海、河北、江蘇、安徽、江西、山東、廣東和四川的腐敗水平低于臨界值，對于這9個省市而言，對外貿易改善了環境質量，而全國其他20個省(自治區、直轄市)的腐敗水平均高于臨界值，這意味著這些省市的對外貿易加劇了環境污染。這也證實了本文的假設，即腐敗水平較低時，對外貿易改善了當地環境質量，而當腐敗達到一定水平時，對外貿易加劇了當地環境污染。進一步從區域角度來看，2009年東部地區的平均腐敗水平約為2．89，中部和西部地區的平均腐敗水平分別約為3．6和3．91，說明在我國三大區域中只有東部地區的對外貿易改善了環境質量，而中西部地區的對外貿易加劇了環境污染。下面會進行穩健性檢驗，即分別基于東中西部地區數據進一步驗證該結論②。從表1還可知其他變量與環境污染的關系。經濟規模與環境污染成倒U型曲線，說明EKC假說在中國成立，符合預期;產業結構降低了環境污染，這可能是由于第二產業內部行業結構調整在由粗加工向精加工轉變，在由污染產品向清潔產品的方向轉變，環境與經濟協調發展的新型工業化道路已初見成效;技術進步、環境規制變量均改善了環境質量;而外商直接投資可能由于結構效應和環境規制效應大于技術效應，致使其加劇了環境污染，但這并沒有通過顯著性檢驗，這可能是因為本文采用實際利用外資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來衡量外商直接投資，而中國各地區的實際利用外資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均太小，2009年最高的地區也低于10%，各地區平均值僅為3%。

4．穩健性檢驗

為了驗證東部地區的對外貿易改善了環境質量，而中西部地區的對外貿易加劇了環境污染的結論，本文構建以下模型:lnEPit=C+β0lnEPit－1+β1lnVGit+β2lnVG2it+β3lnISit+βlnTEit+β5lnEIit+β6lnTit+β7lnCOit+β8lnFit+μit該模型中的變量含義與上述模型相同，我們分別基于東中西部地區的動態面板數據，利用系統廣義矩估計克服內生性，運用Stata11．0軟件進行回歸，結果見表2。從表2可知，東部地區的對外貿易改善了環境質量，在10%的水平上通過了顯著性檢驗。原因可能有以下幾方面:一是東部地區的出口貿易中高新技術產品和新興服務出口比重高，出口商品結構升級降低了環境污染;二是東部地區的研發水平、人力資本和金融發展水平高使得東部地區進口的技術得到了較好的消化和吸收，使得進口的設備得到了較好的利用，進而促進了技術進步，并且也使得該地區較好地吸收了對外貿易的技術外溢，進一步改善了環境質量;三是較高比例的東部地區生活、生產所需的一些污染嚴重的產品是通過進口非本地區生產滿足需求，這降低了環境污染;四是東部地區通過對外貿易大幅提高了該地區的人均收入，致使當地人們對環境質量要求增加，促使該地區制定更高的環境標準，導致環境質量改善。上述這些效應超過了東部地區出口增加所引起的環境污染規模效應。中西部地區的對外貿易加劇了環境污染，也在10%的水平上通過了顯著性檢驗。原因可能有以下幾方面:一是中西部地區承接了東部地區的勞動密集型產業轉移，由于自身的產業結構水平不高致使中西部地區的出口貿易中高耗能、高排放產品和傳統服務出口比重高，出口商品結構水平低下從而加劇了環境污染;二是中西部地區雖然也進口了不少技術和設備，但由于研發水平、人力資本和金融發展水平較低，這些技術和設備并沒有得到好的消化、吸收和利用，并且也使得對外貿易的技術外溢效應吸收有限，致使對外貿易通過技術效應改善環境質量的作用很有限;三是中西部地區生活從而生產所需的一些污染嚴重的產品并不是通過進口滿足需求，而主要是本地區生產，這加劇了環境污染;四是中西部地區通過對外貿易提高人均收入的程度有限，當地政府更多著眼于通過對外貿易增加國內生產總值，當地的人們更多地希望在進出口企業就業以增加收入，對于環境質量的要求普遍不高，環保意識低于東部地區，促使中西部地區制定的環境標準低于東部地區，進而使環境質量改善有限，這也使東部地區的一些無法滿足該地區環境標準的企業搬遷到中西部地區，更加劇了環境污染;五是中西部地區出口貿易增加所引起的規模效應也加劇了環境污染。綜合上述分析，中西部地區的對外貿易加劇了環境污染。從表2可知，腐敗等解釋變量以及東部地區產業結構的符號和顯著性與表1的回歸結果相同，而中西部地區產業結構的符號與表1的回歸結果相反，即中西部地區的產業結構加劇了環境污染。這說明中西部第二產業內部行業結構依然是以粗加工為主，更多地是勞動密集型的產品，這些產品往往附加值低，能耗高，污染高，可見中西部地區要實現環境與經濟協調發展的新型工業化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必須轉變經濟增長方式，調整產業結構以改善環境質量。

四、相關政策建議

第4篇：環境污染論文范文

1.1入海河口海水水質超標現象嚴重

近年來，河流攜帶入海的污染物量比重越來越大，2007年，河流攜帶入海的污染物量為4.2萬t，占總入海量的比例大約為65%；2008～2012年，河流攜帶入海的污染物量大約在3.9～9.4萬t不等，占比逐步由79%升至91%左右。入海河流水質對海水水質產生較大影響，如欽江、茅嶺江注入的茅尾海海域，南流江、大風江注入的廉州灣海域，COD、氮、磷濃度相比高于其它海域，特別是茅尾海海域，無機氮普遍超標。2012年，在廣西9條入海河流的11個水質監測斷面中，南流江攜帶入海污染物為36425t，欽江為15693t，茅嶺江為8189t，北侖河為6008t，防城河為5967t，大風江為3801t，白沙河為2670t，西門江為1062t，南康江為969t。入海河流攜帶的入海污染物，如高錳酸鹽、總氮、總磷、石油類、重金屬等均比以前年份明顯增加。除茅嶺江入海河口水質多年來基本能達《地表水環境質量標準》Ⅲ類標準外，其余監測斷面的水質均不同程度出現超標，甚至有V類、劣V類水質情況出現，超標因子主要有氨氮、總磷、化學需氧量等。

1.2海域沉積物重金屬污染物含量增加

隨著港口碼頭的開發建設以及臨海鋼鐵工業的發展，重金屬污染物開始在海洋沉積物中累積富集，造成鐵山港、廉州灣、防城港、珍珠港等海域鉻金屬含量呈有顯著性上升趨勢，珍珠港海域沉積物中銅含量也有顯著增加的現象。重金屬污染物含量增加來源于兩個方面，一是城鎮入海排污口未達標廢水排放。據調查，2012年，所監測的17個廣西沿海城鎮排污口中，僅有1個排污口的廢水達標排放，達標率僅5.9%，其余16個排污口的廢水未達標排放。未達標排放超標因子主要為磷酸鹽、生化需氧量、化學需氧量、氨氮等；二是工業企業污染物排放。2012年，廣西沿海欽州、北海、防城港三市共有廢水外排的工業企業276家，年排工業污水量7763.76萬t，化學需氧量22060.96t，氨氮748.81t，石油類66.14t，重金屬1306.6kg。大量的工業污水排放使附近海域各類沉積物因子產生明顯變化，而這些因子對廣西近岸海灣沉積物環境質量產生一定影響，造成鋅、有機碳、石油類、鉛、砷、銅、鎘、硫化物和總鉻等沉積物因子超標現象。2002～2012年，廣西近岸海域中鋅的超標率為4.8%，有機碳、石油類和鉛超標率為2.4%，砷和銅超標率為1.7%，鎘超標率為0.7%，硫化物和總鉻超標率為0.3%。不同海灣中的沉積物因子均出現嚴重的超標現象，例如，廉州灣，鋅超標率為20.0%，石油類和有機碳的超標率分別為11.4%、5.7%；茅尾海，砷和銅超標率為6.5%；防城港灣，鋅和鉛超標率分別為8.6%、6.7%；珍珠灣，鋅超標率為10.0%。反映出廣西沿岸海灣沉積物重金屬污染有加重的變化趨勢，此外，生活污水、規模養殖、港口船舶等不同途徑排放入海的污染物及其廢水、污水也會造成海岸帶重金屬污染趨勢的加重。

2海岸帶海洋環境污染風險影響分析

廣西北部灣海岸帶海洋環境污染風險影響主要來源于臨岸石化工業企業污染、有色金屬重金屬污染、港口碼頭船舶溢油污染等。廣西沿海欽州、北海、防城港三市現有石油開采煉制及石油產品加工企業5家、油類貯存庫12家、涉油港口及碼頭8個,其中規模最大的為中石油廣西石化欽州1000萬t煉油項目、中石化北海煉化項目（20萬t/年聚丙烯）項目。除海上石油開采位于潿洲島西南方約30km的海域外，其它石油煉制企業分別位于鐵山港、欽州港經濟開發區。這些石油開采及加工企業每年都將向近岸海域排放大量的工業廢水，對近海海域環境質量造成不同程度的影響。此外，涉油港口及碼頭船舶溢油污染，也是海岸帶污染風險主要來源之一。

2.1石化工業企業污染風險影響

根據《廣西壯族自治區工業和信息化發展“十二五”規劃》，“十二五”期間，廣西依托兩大煉油、石化項目，將建成沿海大型儲油工程，原油和成品油碼頭，深度開發石油化工后續產品，發展乙烯、丙烯腈、芳烴、合成樹脂、合成橡膠、合成纖維、重交瀝青等，原油加工能力規劃達到2600萬t，乙烯100萬t，芳烴100萬t。其中，欽州港、潿洲島將建成30萬t級原油碼頭及其配套工程，欽州港將建成2000萬t原油儲備庫等工程。這些石化工業企業主要分布在鐵山港灣口西側啄羅作業區，潿洲島西北部及西南部，欽州港經濟開發區的三墩及金鼓江口沿岸，防城港東灣、企沙半島西部海域。根據規劃布局及潛在環境風險分析，潿洲島西南部油田區是溢油和石化有機物污染的易發區域，存在溢油事故和石化有機物泄露的環境污染風險。

2.2有色金屬重金屬污染風險影響

廣西工業與信息化“十二五”規劃指出：要充分利用廣西地緣及沿海港口優勢，引進國外紅土鎳礦資源，采用國內外先進適用冶煉技術，積極發展鎳、鉻合金及其精深加工不銹鋼產品，延伸不銹鋼產業鏈，開發不銹鋼制品。沿海三市工業與信息化“十二五”規劃對鎳鉻合金及其精深加工產業發展也有了明確目標，規劃建設的項目分布在沿海工業園區，原料主要來自海外，采取先進生產工藝和完善的污水、雨水收集處理設施后，廢水可以做到不外排，生產廠區廢水對海域的影響不大，但是，來自海外的原料礦山地質環境復雜，部分原料含有重鉻、鎘等金屬，裝卸過程中如果撒落在碼頭前沿水域，直接造成港口附近海域水體和沉積物鉻、鎘重金屬含量升高；進港的紅土鎳礦等原料在碼頭露天堆放，目前大部分堆場沒有完善的雨水、滲濾液收集處理設施，遇到降雨，碼頭區初期雨水、堆場滲濾液收集不完全處理不達標，直接從碼頭前沿排入海域，造成港口碼頭附近海域水質、沉積物重金屬含量升高。從2000～2012年水質監測結果看，廣西近岸海域水質重金屬污染指標的變化明顯，重金屬含量很低，2008年以來污染指數基本維持穩定狀態（小于0.15），從檢出率分析，汞、鎘的檢出率有上升的趨勢；2002年，廣西近岸海域表層沉積物重金屬污染指數有上升趨勢。由此可見，隨著“十二五”沿海有色金屬冶煉項目的增加，勢必會影響到沉積物重金屬含量升高的可能。

2.3港口碼頭船舶溢油污染風險影響

隨著廣西沿海地區港口建設快速發展，每年進出港的船舶數量快速增加，自2001年至2009年，廣西沿海各港口進出港船舶數量增加5倍；2001～2012年，廣西沿海港口貨物吞吐量增長10倍，說明進出港船舶大型化趨勢明顯，船舶裝載燃油數量及燃油倉單倉燃油量增加，一旦發生船身損壞的溢油事故，將會產生較大溢油量的溢油事故風險影響。特別是欽州港，自2009年以來，貨物吞吐量年均增長約1000萬t，進出港船舶大型化更加明顯，除布置了原油碼頭外同時還有海上原油過駁裝卸作業，成為我國沿海港口海上原油過駁的第一大港，發生溢油事故的風險的可能性更應該引起我們的關注。

3海岸帶海洋環境污染面臨的問題

3.1臨海工業企業布局部分重疊

廣西沿海城區/縣城工業園規劃整合度低，不利于資源優化配置及產業鏈延伸。廣西沿海三市臨海工業園以重化工業布局外，沿海的有些市縣也根據本地現有企業情況和資源稟賦出發，規劃建設了多個工業區，而工業區的產業規劃導向趨同。此外，除了臨海工業區外，沿海的市縣也設置了多個城區產業園。市縣間、城區內的產業園主導產業也多有同構化傾向，如北海市工業園、北海市高新技術產業園區、北海市出口加工區、欽州中國-馬來西亞產業園、欽州高新技術開發區、靈山縣工業區、防城港市大西南臨港工業區等。從整個北部灣經濟區來看，沿海三市的臨海工業區、各市縣的產業園規劃的主導產業部分重疊，造成了資源及環境容量的爭奪，不利于污染物的綜合治理。北部灣經濟區應整體全面規劃各個產業園區的導向及其定位，城市之間要整合資源，實現資源的優化配置，實施錯位的發展戰略，在重大項目和重大產業布局上，充分考慮各個城市的資源環境優勢與限制因子，避免雷同、重復建設。按照《廣西北部灣經濟區發展規劃》要求，防城企沙工業園區主導產業為鋼鐵業，而根據2012年環境統計，沿海三市的鐵合金冶煉及有色金屬制造共有29家，其中欽州市轄區多個工業園就分布27家，而產值較大的鐵合金冶煉企業則建于北海鐵山港；在磷化工布置方面，根據《廣西北部灣經濟發展規劃》，欽州港工業區應布置磷化工，然而目前防城港的磷化工企業的產值占了廣西沿海三市產值的88.2%。此類現象反映了各地在產業園區的規劃建設上缺乏協調性，產業的布局與《廣西北部灣經濟區發展規劃》要求存在明顯矛盾。臨海工業企業布局重疊，不但不利于資源的優化配置，而且工業企業都存在污染環境問題，尤其是重化工業。重復建設，就是意味著污染潛在風險加大，對人口、環境、資源的影響就會更加嚴重。

3.2環境風險污染物種類多樣化

隨著《廣西壯族自治區工業和信息化發展“十二五”規劃》的實施，一批依托原油煉制企業副產品為原料的石化企業將建成投產，這些石化企業除溢油風險外，將增加甲醇、苯類、酯類、丙烯腈等石化有機污染物泄露風險。除之此外，臨港工業園區的生產項目中，污染物種類產生多樣化，許多含有風險項目，存在潛在的環境污染風險，如磷酸泄漏會造成極大的環境風險。“十二五”期間，廣西還將依托煉油、石化兩大項目，將建成沿海大型儲油工程，原油和成品油碼頭，深度開發石油化工后續產品，發展乙烯、丙烯腈、芳烴、合成樹脂、合成橡膠、合成纖維、重交瀝青等。此外，根據北部灣港總體規劃，考慮到廣西沿海臨港工業的大發展，將形成吞吐量突變，加之西部大開發對廣西港口需求，廣西北部灣港2015年、2020年貨物吞吐量將分別增加到2億t、3.5億t。防城港漁澫港區、欽州港金鼓港區、大欖坪港區和鐵山西港區將兼顧石油和化工類接卸，這些港區要逐步實行分工承接不同類型的貨物種類，例如，液體化學品主要由金谷港區的鷹嶺作業區和金鼓江作業區承擔接卸。主要危險品主要類別有：石油制品及其他散裝液體化學品，其中后者主要包括甲醇、乙醇、硫酸、農藥和磷酸等；石化危險品主要由防城港漁澫港作業區承擔接卸，主要危險品主要類別有：燃料油、汽油、柴油、甲醇、乙醇、石腦油等。這些石化品種不但種類多樣，而且還有毒及易燃，一旦發生事故災害，就會危及人的生命和財產的安全，同時還造成環境污染風險。

3.3應對海上溢油污染風險處置能力不足

廣西沿海海上溢油污染風險處置能力主要集中于海事部門，但設備的配置及使用存在如下問題。一是：作為區域性的溢油應急處置中心主要是以欽州溢油應急反應基地為主的區域溢油應急處置中心，設備包括“海特191”中型溢油應急回收船和國家中型應急設備庫，其中“海特191”中型溢油應急回收船可一次性回收中高粘度浮油640m3，收油效率每小時可達200m3，國家中型應急設備庫具備一次控制500t溢油綜合清除能力。其功能主要為欽州港及周邊海域應急服務，特別是防止溢油向茅尾海紅樹林自然保護區和海洋公園漂移，降低溢油進入茅尾海和污染茅尾海內生態敏感區的風險。設備庫選址位于勒溝作業區，北海及防城港目前還沒有溢油應急處置基地，應對海上溢油污染風險處置能力明顯不足；二是：目前廣西沿海溢油應急設備大部分分散儲存于企業的應急設備庫中，由于目前港區內各企業沒有簽訂聯防聯控協議，一旦其他海域發生較大的溢油事故，不能及時將各企業的應急設備調往現場處置溢油事故；三是：廣西沿海三市港區現已建成的碼頭業主還有相當部分沒有進行防治船舶污染海洋環境風險評估，正在生產的碼頭、港口大部分沒有按照《港口碼頭溢油應急設備配備要求》配備相應的防治污染設備和器材。另外，溢油應急設備主要用于油類等難溶于水的物品收集處置，難以處置易溶于水的化學物品。由此可見，隨著廣西沿海工業發展及港口碼頭船舶的增多，環境污染的風險增大，應對海上溢油污染風險處置能力不足。

4海岸帶海洋環境污染防治對策

4.1工業企業污染防治對策

積極貫徹《循環經濟促進法》和《清潔生產促進法》，以循環經濟和清潔生產為手段，加強工業園區和工業企業的物質綜合利用和循環利用，節約能源，減少污染物排放。堅持自愿性清潔生產審核與強制性清潔生產審核相結合的原則，積極推進清潔生產實施，從源頭和全過程控制污染物產生和排放，重點開發研究節能、節水、污染防治和資源綜合利用技術，制定和頒布實施排放入海主要污染物總量控制管理辦法，減少污染物的入海排放。加強沿海地區各市工業企業和入海直排口的環境監管和達標考核，確保實現達標排放。新建排污口選址必須充分考慮海域水質保護需求，設置不合理的排污口要予以調整或取締。調整產業結構，優化產業布局，逐步形成有利于資源節約和環境保護的工業體系。加強工業企業準入機制建設，嚴格限制資源消耗型、環境污染型企業在沿海地區的布局。加強工業企業園區化建設，實施工業園區集中排污、廢水集中處理、限制零星向海排放的制度，采取綜合治理措施，減輕海洋環境污染。

4.2船舶和港口污染防治對策

強化船舶和港口污染防治管控，實施船舶及其相關活動的污染物零排放計劃。加強船舶污染物接收處置設施建設，規范船舶污染物接收處理行為，完善主要港口船舶污染物接收處置設施建設，配備油污水回收船，對港口船舶油污水壓載水、洗艙水集中處理，達標排放；加強漁港漁船的監督管理，新建漁港要同步建設廢水、廢油、廢渣回收與處理裝置，中心漁港和一級漁港要安裝廢水、廢油、廢渣回收處理裝置，滿足漁船油污水等的接收處理要求，并依法辦理危險廢物經營許可證，禁止隨意向漁港和漁業水域傾倒垃圾、廢舊魚箱等廢棄物，要設置漁港生活垃圾接收處理設施和設備，實現集中統一處理，防止垃圾污染。在近岸海域航行的船舶實施含油污水“鉛封”，實現近岸海域船舶含油污水“零排放”。在遠洋船舶和沿海外貿港口中配置船舶壓載水和沉積物滅活設備的設施，防止外來生物入侵。在煤炭、礦石運輸量較大的港口新建雨污水應急系統，滿足暴雨時收集初期雨水的需要。

4.3城鎮生活污染防治對策

沿海城鎮生活污水的排放給近岸海域環境造成直接的污染。所以，一要加快城鎮生活污水處理廠和配套管網建設，堅持“廠網并舉，管網先行”，與城市道路、舊城改造、小區建設等工程統籌考慮、協調實施的措施，減少城鎮生活污水的污染；二要強化城鎮生活垃圾污染控制，加快建立合理的生活垃圾收運、處理處置體系，統籌城鄉生活垃圾處理與管理，推進城市生活垃圾處理向無害化、減量化、資源化發展。合理布局和建設生活垃圾處理設施，促進不同區域城市的生活垃圾處理設施協調發展。進一步提升城市生活垃圾無害化處理能力和處理水平，配套完善城市垃圾轉運設施。大力推進縣城的生活垃圾無害化處理設施建設，重點建立和完善縣城生活垃圾收運體系。進一步推進生活垃圾處理收費制度，完善生活垃圾處理市場競爭機制，推動生活垃圾處理產業化發展；三要加快完善城鎮污泥處置及污水再生利用工程，積極鼓勵污水再生利用工程建設，建立健全污水再生利用產業政策，加強新工藝新技術的開發利用，提高污水再生利用水平，合理處置污水處理廠污泥，鼓勵污泥的無害化綜合利用。

4.4海水養殖污染防治對策

大力發展生態漁業，減少氮磷污染物排放。加大對海洋水產養殖項目的管理，根據環境容量，合理調整養殖布局，科學確定養殖密度，優化養殖生產結構。加快推進養殖池塘標準化改造，改進排水系統，配備水質凈化設備，推廣應用節水、節能、減排型水產養殖技術和模式，大力發展工廠化循環水養殖，推廣高效安全配合飼料，減少養殖污染排放。禁止直接向海投放肥料，改善養殖環境和生產條件。加強標準化海水養殖示范場（區）的建設，對新建的養殖場要嚴格執行“三同時”環保驗收的制度。逐步推行養殖廢水棄物處理與利用技術，嚴格控制養殖污水的排放，對養殖廢水污染的管理要納入總量控制，在相對集中的規模化養殖場或養殖小區，建設廢水處理利用設施，有效治理養殖集中區的污染，減輕海水養殖業的污染，發展生態健康養殖。

4.5流域農業面源污染防治對策

第5篇：環境污染論文范文

1.環境污染侵害由私法救濟到社會化救濟

由于當代社會環境侵權行為的特殊性，不論是侵權行為法遇到的理論困境還是現實問題，都導致在解決糾紛、填補利益的過程中面臨諸多問題，要擺脫上述困境，就必須超出“損害要么由加害者承擔，要么由受害人自擔”的狹隘眼界，構筑環境損害賠償社會化制度，即環境侵權所產生的賠償責任不再由加害人獨自承擔，而是還要由國家、社會、法人組織或者社會上不特定的多數人來分擔賠償責任，使“傳統的自己責任、個人責任原則下的損失轉移轉化為現代的社會責任原則下的損失分配、損失分散”[1]，將環境侵權行為所生損害與責任保險、社會安全體制等密切銜接，從而使環境侵權損害的填補不再是單純的私法救濟，既及時、充分地救助環境受害人，又避免環境加害人因賠償負擔過重而破產。

2.可持續發展理念的貫徹

可持續發展實際上需要有效地解決經濟效益、生態效益與社會效益之間的沖突。國家通過環境法來為環境污染或環境破壞設定可以容忍的限度，其目的即是為了滿足整個社會對經濟效益的追求。然而在追求經濟、促進社會發展的過程中，環境污染的發生不僅頻繁而且后果嚴重。單個污染企業承擔責任的能力有限，致使污染受害者和公共環境損害往往得不到應有的賠償。為分散企業環境污染賠償責任，最大限度地保護受害者。盡量減少社會和國家的損失，有必要探索建立我國的環境污染責任保險制度，從而實現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和實現更加抽象的社會正義。

3.和諧社會實現的保障

發展保險業是完善社會保障體制，構建和諧社會的必然要求，也是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和諧社會的構建著眼于方方面面，對于民生的基本保障和實現是其追求基本價值之一。如前所述，環境責任保險制度就是對復雜的突發性環境污染事故造成的損失進行賠償的一種合理機制。這一制度的構建不僅可以分攤污染者的賠償責任，避免他們因無力賠償而即將面臨的悲慘命運，而且可以使被害人在損害一發生時就及時向保險人提出請求，迅速獲得理賠，以填補其遭受的損失。這樣既節省時間和金錢，又避免了求償無門的情形，還能減輕司法訴訟量，及時解決法律糾紛，從而實現高效訴訟的價值目標，最終達到雙贏的局面。

二、中國環境污染責任保險承保范圍需明確的問題

（一）關于持續性環境污染事故能否納入承保范圍

目前在各國理論和實務中，對于突發性環境污染事故屬于承保范圍已成定論。難點在于對于漸進性或累積性污染事故是否應該承保的問題。

1.從理論上探討對于持續性污染是否屬于可保風險的問題。

依照我國保險法律和保險實務，“可保風險”以風險發生的可能性、偶然性和不確定性為其根本特征。持續性污染，從無限制的長期來講，污染積累到一定程度，污染事故必然爆發，但環境污染責任保險合同與一般的保險合同一樣，保險人和被保險人會在合同中約定保險責任期間。在該期間保險事故可能發生，也可能不發生，危險的發生并非保險人和投保人在訂立合同時完全可以確認的必然事情，因此，符合“危險的發生存在可能”的特征。同時，累積性污染事故發生的時間也是不確定的、事故造成的后果嚴重性程度也是不確定的，這符合可保風險的偶然性特征。

2.實務中將累積性污染事故納入中國環境責任保險的范疇是否可行

當然，將所有的環境侵權行為都納入責任保險的范疇無疑是最理想的。但一項法律制度的實際效果，既與其法律規范的完善程度有關，更與其滿足社會生活的需要程度，以及在程序上的可執行程度有關。考慮到中國目前環境責任保險所依托的相關法律規范并不完善，而環境責任保險制度的實施和完善也需要一定的進程，再加之中國保險業特別是責任保險還很不發達的情況下，將累積性污染事故納入環境責任保險的范疇條件尚不具備。

（二）關于生態損失是否應納入環境污染責任保險所涉及的損失賠付范圍

環境污染責任保險所涉及的損失賠付范圍有以下幾種：第一，因環境污染而造成的第三人人身傷亡或財產損壞、滅失而產生的損失；第二，因環境污染事故而產生的救助費用和訴訟支出，以及為查明和確定保險事故的性質、原因和保險標的的損失程度所支付的必要的、合理的費用；第三，由于環境污染而導致被保險人的財物損失；第四，因環境污染而導致的生態破壞而引起的損失。一般來說，對于第一種損失列入損失賠付的范圍是毫無疑義的。從我國保險法的相關規定來看，對于第二種損失列入損失賠付范圍也是有法律依據的。我國《保險法》第42條第2款規定：保險事故發生后，被保險人為防止或者減少保險標的的損失所支付的必要的、合理的費用，由保險人承擔……。”該法第49條規定：“保險人、被保險人為查明和確定保險事故的性質、原因和保險標的的損失程度所支付的必要的、合理的費用，由保險人承擔。”該法第51條還規定：“責任保險的被保險人因給第三者造成損害的保險事故而被提起仲裁或者訴訟的，除合同另有約定外，由被保險人支付的仲裁或者訴訟費用以及其他必要的、合理的費用，由保險人承擔。”但是，對于第三、第四中損失是非應當乃如環境污染損害賠償的范圍呢，目前尚未有定論。

三、中國環境污染責任保險范圍的思考

（一）中國環境污染責任保險的承保范圍的思考

環境污染的發生形態有突發性和持續型兩種。突發性的環境污染在發生前沒有明顯的征兆，一旦發生損害立刻顯現，受害人的受損程度的認定也較為容易。持續性環境污染事故侵權持續時間長，侵權原因復雜，往往是多種因素復合累積的結果。受害人對侵權行為的存在往往缺乏深刻的認識，以至對侵權行為何時發生、侵權人為何人都不知曉。因此，對持續性的環境污染事故造成的損害進行救濟是較為困難的。

環境責任保險作為對環境污染損害的救濟方式，將所有環境污染損害都納入環境責任保險的承保范圍，無疑是最為理想的。但鑒于我國保險業的發展水平、環境污染的現狀及相關民事法律的完善程度，目前僅將突發性的環境污染事故納入環境責任保險的承保范圍是較為適宜可行的。待條件成熟后，再將持續性的環境污染事故納入承保范圍[5]。這類似于法國“分步走”的做法。當然，擴大承保范圍是大勢所趨。但這勢必會增加保險公司的風險，使它們出于自身利益的考慮而有可能不愿承保。所以為了避免和鼓勵保險公司承保持續性的環境污染事故，就需要政府在政策上予以扶持，對此中國在借鑒國外成功經驗的基礎上可以采取以下幾種做法：（1）注入保險基金；（2）由政府主持成立由多家保險公司組成環境責任保險集團以分擔承保的風險；（3）效仿法國的做法，成立一個專門負責環境責任保險的機構；（4）建立一個法定的環保監測部門，專門從事對有關環境責任保險承保范圍內的環境侵權行為的監測，分擔保險公司在辨別、確定理賠范圍時所花費的時間、費用及人力等資源，減輕保險公司的業務負擔，使其成為保險公司的一個隸屬部門專為環境責任保險這項保險業務服務，發揮其良好的補充減負之功效。

（二）中國環境污染責任保險賠付范圍的思考

對于前面所提到的“第三種損失”，筆者認為，根據責任保險的特征原則上應該屬于除外責任，比如因污染而引起的被保險人自己所有或照管的財物損失，以及由于環境事故而導致工廠全部或部分停產而引起的損失，被保險人自己的損失不是我們這里所要討論的問題，可以從企業財產保險的險種設計上尋找解決問題的途徑。但對于自有場地污染應該借鑒發達國家的立法實踐及其環境責任保險的發展歷程納入到損失賠付范圍之內。美國的判例一般認為公眾的健康與安全較保險單的任何明示約定更為重要，當被保險人污染了場地而又無力治理時，損害的又會是公眾環境權益了，所以從環境法的公益性出發應該將自有場地污染納入到環境責任的賠付范圍當中。

至于生態損失，筆者認為目前尚不宜納入損失賠付范疇。當然，隨著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的理念在法律體系的滲透，以及人類對于生物多樣性、環境權的日益關注，生態損失的賠付將會成為法律所無法回避的一個難題。當然考慮到我國目前環境責任保險才剛剛起步，不顧及實際情況將所有損失不加區分都納入賠付范圍很容易引發保險人因資金缺乏而無力支付巨額賠款的支付機制惡化，這不僅使環境責任保險無以為序，而且也極容易引起保險市場乃至整個金融市場的混亂。所以對于生態損失的保險賠付要依托于相關理論的進展，法律制度的完善以及高度發達的保險業。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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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汪勁.環境法學[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

[4]柯澤東.環境法論(二)[M].臺北:臺灣大學叢書編委會,1988:107.

第6篇：環境污染論文范文

環境損失計量是企業根據環境污染狀態進行環境損失的實物量化與貨幣化，并對貨幣化的環境損失按照會計的要求進行確認與記錄的過程。

環境損失計量應以環保部門公布的環境監測數據和企業從環境交易或事項中取得的環境狀態數據為基礎，其概念構架包括四類變量：環境污染狀態、環境污染導致的實物型損失、實物型損失的貨幣化、實物型損失的確認與計量。以這四類變量為基礎，逐漸形成三個計算過程：①根據環境污染狀態計算環境污染導致的實物型損失；②將實物型損失貨幣化；③對貨幣化損失進行確認與計量。需要指出的是，這四個變量和三個計算過程均具有時變性，即：環境損失的發生時間及其計量過程具有時序性與動態性特征，發生空間、表現形式與計量方法具有多樣性與變化性特征。

二、環境污染計量的四類變量

1.環境污染狀態。①以污染物排放量形式表現的變量，如廠區的二氧化硫和其他有害氣體的濃度、污染物產生速度等；②企業權責范圍內的污染物排放量，如“三廢”的排放量等；③企業權責范圍邊界的污染物流出量與流入量，如環境責任主體因污染破壞造成的影響程度。污染狀態變量決定了企業因為環境污染導致的實物型損失變量的大小與權責份額，是環境損失計量的起點。

2.環境污染導致的實物型損失。①急性實物型損失，如有毒液體的排放導致的森林樹木毀壞、有毒氣體的排放導致的人員傷亡和野生動物滅絕等；②慢性實物型損失，如濃度較低的有害氣體和液體，由于長時間的排放導致的水土流失、氣候惡化、土質改變等；③尚未完全確認的實物型損失，如地表下陷、氣候惡化等導致歷史文物的毀損和風景資源的破壞等。其中①、②類大多是具有可視性或者是可測性的顯形損失，能夠而且必須計量；③類是可視性和可測性較低或很低的隱性損失，不容易準確計量。

3.實物型損失的貨幣化。其在內容上包括傷害型損失、防御型損失等；在價值構成上包括直接損失和間接損失；在計算方法上可以采用現實市場價格法；在計量模式上可選用名義貨幣或一般購買力計量單位，選用歷史成本、現行成本、現行市價、可變現凈值與未來現金流量現值等計量屬性。

4.實物型損失的確認與計量。實物型損失的確認：要求在企業的環境責任與經濟效益范圍的基礎上，按照權責發生制原則以及可定義性、可計量性、可靠性與相關性等標準進行初始確認與再確認。實物型損失的計量：要求在對其確認的基礎上，選擇合理的計量方法與計量模式，按照可定義性、可計量性、準確性、一致性、有用性、可靠性與效益性等標準對引起環境損失的交易或事項進行貨幣化與分配，它具有間接性、異質性、模糊性、差異性和可驗證性的特點。

三、環境污染計量的三個計算過程

1.根據環境污染狀態計算實物型損失。污染破壞程度一般是用污染物濃度來反映的。該計算過程的關鍵是建立污染物濃度與導致各種實物型損失之間的函數關系。這些函數關系的類型取決于環境污染的三種主要形式：①扇式影響，即一種環境污染產生多種影響，使函數表現為疊加型；②鏈式影響，即一種環境污染產生的影響沿其因果鏈依次傳遞，使函數表現為關聯型；③網式影響，是扇式影響與鏈式影響的綜合，使函數表現為關聯疊加。

2.實物型損失的貨幣化。實物型損失的合理貨幣化是保證環境會計信息可靠的又一重要環節。該計算過程應重點考慮污染可能造成的價值損失，如水污染會造成農田污染損失，農田污染又會加劇水污染的損失。實物型損失的貨幣化函數應用十分廣泛。

3.貨幣化損失的確認與計量。企業應按照權責發生制原則、劃分資本性支出和收益性支出等原則的要求對貨幣化損失進行確認與計量。其日常賬務可用待攤方法和預提方法進行處理：①待攤方法。在企業發生污染損失金額較大且受害期較長時，按總損失扣除殘料價值、可收回的賠償款后的金額，借記“待攤費用”或“長期待攤費用”科目，貸記“銀行存款”、“應付環保賠償款”、“應交環保稅”等科目；分期攤銷時，借記“環境損失-污染損失”科目，貸記“待攤費用”或“長期待攤費用”科目。②預提方法。逐期預提環境損失支出時，借記“環境損失-污染損失”科目，貸記“預提費用”科目；實際支付時，借記“預提費用”、“應付環保賠償款”、“原材料”等科目，貸記“銀行存款”等科目。企業還應在期末或至少每年年終，對環境污染造成的生態資源、固定資產、無形資產、存貨等減值計提準備。

四、環境污染計量模型

1.環境污染治理模型——外部負效應分析。從經濟學的角度來說，外部負效應是指一個經濟主體在經濟活動過程中對另一個經濟主體造成了額外的成本。換句話說，如果行為的實施者造成了額外成本，由此產生的就是外部負效應。

假定某社區有一大型重工業企業，在生產過程中產生了大氣污染和水污染，造成該社區居民健康受到損害，醫藥費用開支增加，如果將這種費用開支的外部負效應計入企業的總成本，它的生產量就會減少，同時污染也會減少。外部負效應產生一個外部邊際成本，產品產量越大，造成的污染越嚴重，外部成本也越大。這時，整個社會為生產該產品所花費的社會邊際成本應等于該企業的邊際成本與外部邊際成本之和。因此，該產品的有效率的均衡產量和均衡價格應由社會邊際成本與市場需求狀況決定。顯然，企業不計算外部負效應時將過度生產，從而造成嚴重的污染。

2.限制污染排放模型——最優排放量分析。環境污染并不是工業化、城市化的必然結果。污染物排放總量控制，就是為了保持城市的環境目標值，將排入城市環境的主要污染物控制在環境容量所能允許的范圍之內。

我們可以用邊際分析法來確定污染物的最優排放量。一般來說，各種污染產生的邊際損害是遞增的，即污染越多，其邊際損害也越大，而社會的邊際收益則因污染的排放而遞減。污染的最優排放量由其邊際損害和邊際收益變化曲線的交點所確定。當污染排放量低于最優排放量時，社會的邊際收益超過邊際損害，污染排放就是符合標準的；當污染排放量高于最優排放量時，污染的邊際損害大于其邊際收益，污染排放則是有害的。

3.環境綠化管理模型——外部正效應分析。從經濟學的角度來說，外部正效應就是指一個經濟主體在經濟活動中對另一個經濟主體造成了額外的收益或好處。換句話說，如果行為的實施者造成了額外的收益，使得其他經濟主體（廠商或個人）無償地獲得額外的好處，由此產生的就是外部正效應。

第7篇：環境污染論文范文

制度背景、社會經濟結構等方面存在著差異，各國在實踐中制定出了各具特色的跨域環境污染治理策略。對我國跨域環境治理進行有針對性的制度設計和安排，除了了解我國的現狀及根源之外，了解和學習其他國家和地區地方政府跨域環境治理的實踐經驗也是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一）西澳大利亞

政府在區域綜合治理的執行中做出了一些關鍵決定。首先，執行需要通過對現有機構的各種政策和行動加以協調才能展開。其次，需要建立一個小型秘書處來推進所期望的協調。第三，應該建立優先權。西澳大利亞政府認為體制安排不需要過于復雜，最好利用現有能力安排出更多的管理人員，因此不需要建立新的立法和行政機構。這種協調機制就產生了綜合流域管理協調小組，后來由一個稱為流域管理辦公室的小型秘書處為該小組服務，并且也建立了由具有技術專長的人員組成的技術顧問小組，以便與社區流域小組溝通交流并行工作。

（二）法國

多方參與是法國的環境污染跨域治理中的一個重要特征，法國強調多方參與，以增強管理的民主化、科學性與透明度。各級流域機構中除了中央及地方代表外，還吸納用水者、相關專家等作為其組成成員，如《水法》規定：“應當由國家代表建立一個地方水委員會，以便起草、修正和監督水開發和管理規劃的執行。此外，在地方政府的職責問題上，規定:“在每個流域，流域委員會總部所在地的地方行政首長應當指導和協調在該地區國家水資源調度和管理方面的政策，以便促進該地區相關部門和地區對中央權利下放后工作的連貫性和協調統一。”

二、實現區域綜合治理聯動解決環境危機

（一）草擬京津冀環境行政立法，有法可依

現如今，市場經濟日益發展，政治、經濟體制改革不斷深入,環境法存在和發展的經濟和社會基礎發生了顯著的變革,傳統的環境行政法律關系在主體、客體、內容方面也產生了一些變化,以環境行政法律關系為基礎的環境行政責任制度也隨之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創新和完善。我們本著三方聯動的理念共同解決環境惡化，提升經濟效益。大力加強環保團隊的聯動建設，引進三方高端技術人才，深入實地考察，開發新型清潔能源，加大執法力度，打擊某些偷排企業，揭發“捉迷藏”把戲，做到有法可依。

（二）建立京津冀環境行政協調工作機制

法國環境法典規定：“為履行其職責，生活質量部長，必要時，可以求助于其他部長領導下的部門和機構。”環境行政協助是我國環境行政權一體化的要求。隨著環境法的日益完善和發展，納入環境法的管理對象越來越龐雜，環境管理部門的分工越來越精巧、細密，職能越來越獨立，但環境要素是一體的，不可能把它們截然分開，這就需要環境管理部門在環境管理過程中，更加體現一體化的要求，行政體制是一個組織嚴密的體系，是一個分工協作的大系統。行政體系內部給機構實體只是一種分工協作的關系，而非對立關系，各機構的總體目標、總體利益是一致的。必須依法建立行政協助關系，并保證行政協助的方便性、目的性、靈活性。

(三)完善環境行政機制

第8篇：環境污染論文范文

公路運輸引起的環境污染主要有以下特征:形式多樣性:危險壓縮氣體和液化氣體、腐蝕品、易燃爆炸等污染事故。發生的突然性:一般環境污染是固定污染源排放引起，而公路運輸引發的突發性環境污染事故是流動的，無固定的污染源和排污方式，事故發生突然，不可預測。發生的不可控性:當前各轄區交通便利，運輸發達，每個轄區公路運輸線均較長，公路運輸中引發的突發性環境污染事故在長距離的運輸線上無法控制。危害的嚴重性:一般固定環境污染多產生于企業生產過程中，隨著生產周期連續或者間斷排污，每個企業都有污染處置和應急措施，發生環境污染，可采取停止生產或者應急設施處置。只要采取措施得當，其危害性不會太大。而公路運輸中引起突發性環境污染事故，往往在極短時間內一次性大量泄漏環境污染物，短期內無法控制，無相應的污染處置設施，破壞性大，損失嚴重。處置的困難性:由于事故的事發突發，其污染物又無相應處理設施，所以很難在短時間內加以控制，加之污染面處于交通線中，其復雜的周圍環境又給處置帶來了困難。

2.公路運輸中引發的環境污染應急處置存在的問題

2.1應急聯動管理權不確定

應急聯動在處理危機事件時基本上實行“按災種，分部門”、“條塊結合，以塊為主”的管理模式。一方面，各職能部門只對涉及各自領域范圍內的突發事件響應處置，當公共危機處于多個領域交叉時，各部門在公共危機的管理權認定往往存在爭議，各職能部門誰也不愿意牽頭，“三不管”狀況時常在應急處置中發生。另一方面，對于事故的預測以及其性質、發展和影響的判斷，往往無法馬上確定歸屬于何等級別響應、何等部門職責，也是導致管理權不確定的重要原因。

2.2應急聯動不暢

地方各部門實施的“分工負責”制，由于地方黨政領導對有關政府職能部門和社會單位的協調督促不夠，致使應急聯動的各職能部門各自為政，未從全局觀出發，只片面應對屬于本部門的突發事件，與其他部門配合協調不夠。當發生需要多個部門共同應對的“綜合性”突發事件時，各部門各自響應、各自為政，互不配合。特別是當部門之間的職責相互交叉時，部門之間相互推諉，以致延誤最佳解決突發事件時機。且各部門應急管理資源難以有效調動和利用。以至于出現了“不聯不動、聯而不動，聯而慢動、聯而亂動”的局面。

2.3應急聯動體系建設落后

公路運輸引發的突發性環境污染事故應急處置體系建設滯后，缺乏專有的協調聯動的建設體系。地方應急主管部門都編制了突發公共事件應急預案，然而這些預案只從宏觀上作了一般指導，具體可操作性不強。而各部門應對的公共綜合危機應急預案只從各自領域出發，未從各部門職責相互交叉以及部門分工協調入手，致使各部門預案分布零散，整體性和規范性不強，應急聯動協調規定不夠具體，相互之間缺乏銜接甚至矛盾的情況，其效力還遠遠達不到聯動效果。

2.4應急處置人員在環境保護意識薄弱

公路運輸中發生交通事故后，交警和消防人員一般首先趕到現場，現場應急處置多數采取消防水措施。一些污染物隨著消防水流入事故現場附近農田、河流或者飲用水源，造成次級環境污染事件。現場處置人員環保意識薄弱，處置措施單一和粗放，未考慮次級污染后果，往往在處置過程造成更大環境污染。

3.公路運輸交通事故環境污染應急處置對策

3.1建立健全危險化學品的安全管理的機制

危險化學品因涉及不同的管理部門，難以采取聯合執法查處行動。因此，必須按照國家危險化學品管理規定，各司其職、齊抓共管，使危險化學品的安全管理工作走向法制化、規范化。認真執行國家危險廢物轉移聯單管理制度和危險化學口品運輸規定。危險廢物轉移聯單管理是一項重要的環境管理手段，環境部門要將此項工作作為今后管理工作的重點。有關部門必須加強宣傳，加大監管的力度，規范危險廢物和危險化學品的轉移行為。

3.2加強多部門協助處理和應急聯動機制

環境污染事故處置工作是全社會共同協助處理的大事情，各級環境保護行政主管部門在環境污染事故處置中緊緊地與安全生產、公安、消防、衛生、氣象、國土資源、海洋、漁業、交通、鐵路、水利、海事、通訊等部門建立環境污染事故應急反應和處置支援網絡，切實加強各部門之間的合作。

3.3健全環境污染事故應急處置預案

環保部門根據自身組織指揮、情況處置、車輛保障、通信保障、器材保障和網絡建設等方面設有的具體方案，建立多部門協調處置突發性環境事故的應急預案，確保環境污染事故發生后協調一致，一聲令下就能迅速行動。

3.4加強信息網絡軟件和應急設備硬件建設

一是要改進通信手段，進行無線上網，確保信息的及時傳遞。建立信息基礎數據庫，為指揮決策提供科學依據。二是加大對應急監測儀器設備的投入力度，確保在突發性環境污染事故時快速監測，為負責處置的環境管理部門快速提供決策。

3.5加強學習培訓，提高應急處置能力

應急處置工作人才的培養是完成各項任務的關建。在抓好理論基礎知識學習的同時，注重在實戰中培養人才，不斷總結實戰中的經驗和教訓，提高應急處置能力。

4.結論

第9篇：環境污染論文范文

1.1樣品的采集

1.1.1糧食和蔬菜樣品采集

在兩電鍍廠周邊1.5km范圍內，涉及大孫各莊鎮后嶺上村、大崔各莊、佟辛莊和薛家莊，以及木林鎮陳家坨村、李各莊和業興莊，采集9-10月份間公共種植、養殖已成熟可供食用或食用原料的產品，同時在1.5km范圍外采集相應種類樣品作為對照，涉及村莊包括大孫各莊鎮的郭家塢村、四福莊、大石各莊、大壩洼莊，木林鎮的東沿頭村、蔣各莊、魏家店和楊鎮的下坡村、二郎廟，以及李橋鎮的王家場村。2011-2013年3年間共環境監測樣品144件，主要環境監測樣本類別為蔬菜（包括白菜、蘿卜、玉米、小麥、菜花、油菜、生菜、菠菜和柿子椒）和糧食作物（包括玉米和小麥），其中有19件樣品為對照（包括10件蔬菜和9件糧食作物）。

1.1.2土壤樣品采集

每一環境監測地區，選取被采集農作物種植的土壤作為采集對象，范圍以電鍍廠為中心，在東、南、西、北四個方向各布一個采樣點，最遠端距離電鍍廠1.5公里。同時根據采集土壤上農作物的覆蓋率可以增加土壤的采樣點，農田土壤環境環境監測采集耕作層土樣，一般為0～20cm深土層。為保證樣品的代表性，采取對角線法、梅花點法或棋盤式法采集混合樣，每個采樣區的樣品為農田土壤混合樣，采樣量為1～2kg，對所得混合樣反復按四分法棄取，最后留下所需的土量，裝入布袋或塑料袋內檢測。

1.2檢測方法

農產品和土壤中的鉻參照GB/T5009.123-2003《食品中鉻的測定方法》和《環境環境監測分析方法》進行檢測。

1.3質量控制

開展環境監測工作同時參加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組織的重金屬分析質量考核，由北京市疾病預防控制中心統一提供部分環境監測的關鍵耗材。在環境監測中出現異常結果時，將樣品送到市疾控中心進行復核。檢測中同時使用標準參考物質，并保證測定結果在準許范圍內。對于沒有相應標準參考物質的項目，實驗時做樣品加標試驗，控制加標回收率為80%～120%。每個檢測樣品進行兩次平行測定，平行測定結果滿足相應分析方法的誤差要求，報告檢測結果平均值。

1.4統計學分析

應用SPSS13.0軟件對環境監測數據進行統計學分析，組間比較用兩獨立樣本t檢驗和方差分析，兩兩比較用q檢驗，以α＝0.05為檢驗水準。富集系數為作物重金屬含量與所在土壤重金屬含量的比值，他可以用來表示重金屬在植物體內的積累特征及遷移難易程度，測出土壤樣品及相對應的蔬菜樣品中重金屬含量后，可計算該地區重金屬富集系數，以篩選出該地區適合種植的蔬菜品種。其計算方法為：富集系數＝［作物重金屬含量（鮮重）/土壤中重金屬含量］×100％。

2環境監測結果與分析

2.1區內部分農作物鉻污染整體環境監測情況

2011-2013年對區內采集的部分農作物中鉻污染狀況進行環境監測，總體合格率為93.8%。雖然兩類農作物P50值均低于國家標準限值，但蔬菜P90值0.662mg/kg則高于0.5mg/kg的國家標準限值，說明重金屬鉻在區內部分蔬菜中存在一定程度的污染。通過對兩類農作物鉻污染水平進行比較，顯示蔬菜被鉻污染更嚴重（F＝11.885，P＝0.001；t＝-2.226，P＝0.029），見表1。

2.2糧食中重金屬鉻環境監測情況

對各年糧食中鉻污染情況進行環境監測，P90值在2011年和2012年分別為0.217mg/kg和0.172mg/kg，較為平穩，但2013年達到0.490mg/kg，呈現上升趨勢，見表2、圖1。

2.3蔬菜中重金屬鉻環境監測情況對各年糧食中鉻污染情況進行環境監測，整體合格率為87.7%，所有不合格樣品均為2013年采集，2013年樣品合格率僅為64.0%。P90值由2011年的0.232mg/kg到2012年的0.164mg/kg表現較平穩，但到2013年達到1.44mg/kg，遠高于0.5mg/kg的國家標準限值上升趨勢明顯，提示存在污染。2013年蔬菜中鉻含量水平也高于前兩年，差異有統計學意義（F＝8.904，P＝0.001；q檢驗兩兩比較P值均為0.001），見表3、圖2。

2.4距電鍍廠不同距離農作物鉻污染環境監測情況

對兩電鍍廠所在村（包括大孫各莊鎮后嶺上村和木林鎮陳家坨村）、電鍍廠周邊1.5km范圍內村莊（包括大孫各莊鎮的大崔各莊、佟辛莊、薛家莊，以及木林鎮的李各莊和業興莊）、1.5km范圍外村莊（包括大孫各莊鎮的郭家塢、四福莊、大石各莊、大壩洼莊；木林鎮的東沿頭、蔣各莊和魏家店；以及楊鎮的下坡村、二郎廟和李橋鎮的王家場）內農作物鉻含量進行比較顯示，1.5km范圍內村莊采集農作物鉻含量高于電鍍廠所在村和1.5km范圍外村莊，且有統計學意義（F＝4.683，P＝0.011；q檢驗兩兩比較，P值分別為0.003和0.039），見表4。圖22011-2013年蔬菜中鉻污染水平變化趨勢2.5不同種類農作物富集系數差異根據農作物鉻富集系數含量高低可分為3類，一類為油菜、白菜、菜花，富集系數最高；其次為二類，包括生菜、小麥、玉米；蘿卜、菠菜、柿子椒為三類，富集系數最低，其中富集系數最高的農作物是最低的農作物近五倍，見表5。

3結論

通過對順義區兩個重點電鍍廠前期進行基本情況調查，兩廠主要對金屬表面進行耐磨耐腐處理時需要用到鍍鉻工藝。工廠用水均為自備井水，含鉻的廢水經過pH值調節、還原反應、混凝反應以及沉淀后，中水在生產中得到重新利用或在廠后河道排放，沉淀后的廢渣有專業部門進行集中轉運處置。但通過本次對兩廠周邊1.5km范圍內外農作物鉻含量進行環境監測比較發現，1.5km范圍內農作物尤其是蔬菜依然存在鉻污染情況。同時2013年還檢測出部分蔬菜鉻超過國家標準限值，蔬菜檢測合格率僅為64%。順義區曾在2011年針對重金屬污染企業開展過專項檢查，但是時隔兩年環境監測力度有所下降，勢必造成相關企業對工業廢水廢渣控制不利，導致2013年度鉻對部分農作物的污染。同時通過對不同農作物鉻污染情況進行比較顯示，不同類作物對鉻的蓄積作用存在較大差異，本次環境監測發現，油菜、白菜、菜花等農作物更易富集鉻，這與2006年宋波等人對北京市蔬菜中白菜富集作用較弱的調查結果不符［3］，出現這樣結果不一致的情況可能與采樣地點不同、土壤污染情況不同有關。生菜、玉米、小麥富集系數較低；最后蘿卜、菠菜、柿子椒富集系數最低，這與韓靜等人研究結果相符［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