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一篇好文章的誕生，需要你不斷地搜集資料、整理思路，本站小編為你收集了豐富的支農心得體會主題范文，僅供參考，歡迎閱讀并收藏。
（一位武大學子在竹山農商銀行實習，所感所悟得到省聯社劉理事長和市行朱董事長的一致好評，號召近年來新入職員工向他學習。鄖西農商銀行陳鵬書記要求全行將以此為榜樣，教育新員工，帶動老員工，爭創新業績，在全行掀起學習實踐。）
2015年8月5日，我正式加入到鄖西農商行這個大家庭，成為鄖西農商銀行馬安支行一員。轉眼間，在馬安支行已半月有余，短短的時間里，讓我感觸很深。
盡快適應新環境、新工作以及新的人際關系
新工作要從轉變自己的角色定位開始。從進入鄖西農商銀行那刻起就要時刻牢記自己的位置，要確自己的崗位職責與責任使命，盡快適應新的環境，融入新的人際關系，努力學習，不斷提升工作技能。
培養謙虛謹慎的學習態度
初入職，對銀行的系統操作基本上是從零開始。首先要學習銀行的規章制度，柜員每天和金錢打交道，這就要樹立一個正確的價值觀，通過學習銀行規章制度樹立高度的責任感，明白哪些可為哪些不可為，怎樣保障客戶的財產安全；其次要扎實地學習柜面操作以最快的速度、最優質的服務為顧客辦理好每一筆業務是柜員的基本要求，這就需要柜員掌握嫻熟的操作技巧和準確理解客戶意圖的能力，這都是我急需學習的。馬安支行的每位同事都是我的老師，需虛心請教、耐心學習，提高自身素質，熟悉各項規章制度，掌握各種業務操作技能，才能使自己早日成為一名合格的鄖西農商銀行員工。
像對待自己的親人一樣去對待客戶
猶記得，第一天報道座談時，行領導告誡我們對待客戶要像對待自己的親人一樣。銀行是一個服務行業，滿足客戶需求是我們的價值體現。每天晨會，大家都會高聲誦讀我行的服務理念——"一切為了客戶，為了客戶一切".只有懷著感恩之心，像對待自己的親人一樣對待客戶，想客戶之所想，急客戶之所急，全心全意地為客戶服務，方能贏得客戶的認可與贊許。
成功的秘訣就是簡單的事情重復做，重復的事情認真做。
日常工作中，一天做好一件、兩件簡單的事情并不難，難得是把簡單的事情每天持之以恒地做。把簡單的事情做好，需要責任心、耐心以及平常心，只有高度的責任心才會促使自己認真去做，只有有耐心和平常心才會使自己不計得失的每天重復做，以此才能做到簡單的事情重復做，重復做的事情認真做。
根據中央部署和部黨組的要求， 農業司結合實際情況制定了《農業司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實施方案》，在把握教育實踐活動的總體要求，不折不扣完成“規定動作”的同時，抓住“三農”工作特點，創新活動方式，精心謀劃和實施好“自選動作”，將三個環節的活動內容細化為“學、走、評、改”四個步驟。
一是“學”——學習理論交流體會，把握群眾路線實質。采取黨員自學、黨小組討論、集中學習、座談研討、撰寫心得等多種形式，認真學習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和黨的十報告、一系列重要講話精神、黨的光輝歷史和優良傳統等材料，鼓勵黨員干部撰寫學習體會，參與座談討論，積極投稿交流。
二是“走”——走基層進鄉村，踐行群眾路線要求。舉行一次以“貼近群眾轉作風，同心共筑中國夢”為主題，以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為主要內容，以走入農村、走訪農戶、走進田間地頭為主要形式的主題黨日活動，向農民群眾學習，在基層接受教育，提高對黨的群眾路線和“中國夢”的認識。結合兩會建議提案辦理工作，赴地方與人大代表、政協委員及基層同志進行調研座談，面對面溝通交流，聽取他們的意見與建議。圍繞司里重點研究課題，把課題研究與教育實踐活動有機結合起來，深入基層調研，進一步研究完善財政支農政策。
三是“評”——評議“”，查擺問題剖析根源。緊緊圍繞“”問題，有針對性地向農口部門財務司局及糧食主產省區財政廳征求意見，了解他們對我司作風建設、廉潔自律、完善支農政策等方面的意見和建議。同時，征求全司黨員干部對司領導班子及其成員的意見。開展多種形式的談心活動，司級和處級干部對照為民務實清廉要求，查擺自身“”方面存在的問題，進行黨性分析和自我剖析，撰寫對照檢查材料。召開專題民主生活會，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
及決策民主基礎上的矛盾化解機制，來實現和諧社會的可持續發展。
關鍵詞：農村轉戶移民群；社會管理；戶籍制度改革；法治命題
中圖分類號：df34
文獻標識碼：a doi：10.3969/j.issn.1008-4355.2013.04.09
一、契入改革進程的時代課題：農村轉戶移民群之社會管理創新
自人類邁入機器工業時代始，城市化水平便成為該時代衡量社會進步程度的重要測度性指標。城市化是一個具有豐富內涵的歷史動態式概念，但其實質含義是恒定的：隨著非農產業的不斷發展，農村人口逐漸減少，城市人口數量則相應穩步上升。此乃城市化概念的核心蘊義，也是各國立法予以制度保障的明確方向。但觀之中國，建國后的戶籍政策和相關立法卻背離此義，嚴控農村人口移入城市，固定與僵化城鄉二元結構，造成戶籍分域的隔離與歧視。改革開放后，農村居民要求放寬戶口遷移控制的呼聲高漲，為回應民意并適應經濟發展的走勢，中央和各地在農村人口轉戶問題上開始朝向革新意志的制度摸索。從封閉的禁錮走向開放的流動，我國戶籍制度改革正在完成由被動到主動的超越，這種超越使得我們必須直面社會管理角度一系列前所未有的新型法治課題。
（一）研究之背景：以巨量農村人口的城市遷移為歷史圖景
歷覽各朝，戶籍制度皆是對轄區人口進行管理的重要社會制度，但在中國的計劃經濟時期，該制度卻被異化為分隔城鄉、阻滯遷徙的壁壘政策。改革開放以來，大量農民為城市市場經濟的活躍度及就業機會的開放性所吸引，從而離土離鄉謀求更廣的生存空間，以解決土地供養的有限性困境。但是，進入城市發展的職業群隊，無法越過戶籍制度的藩籬從而歸入市民階層，成為身份尷尬的城、農兩棲成員。他們同他們的家庭最渴望的就是能放寬戶口遷移的控制，對其入城就業定居的客觀事實進行戶籍確認，從而能享受城市戶口所連接的諸多利益保障。民眾訴求如此強烈，使得中央政府開始對戶口政策進行必要的調整，北京、上海、深圳、重慶、成都、長沙等城市陸續在戶籍制度上進行大膽的改革。于當下之中國而言，農村居民轉戶入城，已成為重要的社會發展態勢。
這場戶籍制度改革發軔于20世紀80年代初，旨在逐步取消計劃經濟時期戶口遷移的指標限制，改革采取了適合中國特點的模式，實行人口轉移審批制與分點試驗方式。就國外的經驗來看，對于轉移人口的注冊登記，適用尊重遷徙自由、承認居住現實的登記制，多數國家規定：在現住地居留期滿，戶口管理部門即將其作為當地常住人口登記。我國城市的現實容量有限，土地的農業活動尚未形成產業效益，對于農村人口向城市的轉移仍主要采取審批制。[注：審批制是指雖然有人口遷轉的事實，但不能滿足準入條件者，仍不能獲得當地的居民戶口。盡管我國的改革中也出現了取消資格審查、整體轉戶的模式，但全國各地的主要革新思路仍然是保持農村戶籍轉城市戶籍的轉移審批制。 ]進入21世紀以來，各地實施了不同的遷戶政策，改革已進入到深度的攻堅階段，2010年，國務院將戶籍制度改革列入經濟體制改革的11個重點領域，“十二五”規劃明確提出要“積極穩妥推進城鎮化”。在戶籍制度改革中，大量農村居民遷入城市，僅以四大直轄市視之：1998年至2009年底，上海市的農業人口由379萬人降低為166萬人；北京市2009年底的城市人口數量突破了該市2020年的控制目標；截至2010年8月，重慶市全面啟動戶籍制度改革1年，已有223萬多人轉戶入城；天津市2010年末全市農村人口只余265.70萬人，城鎮化率為79.55%，比2000年提高7.15個百分點。2011年10月，國家人口計生委《中國流動人口發展報告2011》，報告預測未來10年全國將累計轉移1億以上農村人口進入城鎮。可見，在我國尚無法一步到位消弭城鄉居民身份差距的現
中，農村人口轉戶遷移入城，已是不可阻遏之時代洪流，同時，它也引出社會管理工作之時代新課題：在巨量農村人口入城的沖擊與挑戰面前，如何作創新之舉。
（二）探索之方向定位：以城市群體分化的管理需求為價值取向
在這場洪波巨瀾的時代變革中，城市社會結構發生了重大的變化，分離出城市原住居民群和農村轉戶移民群這兩個新舊居民群體。綜觀學術界之探索，已有的研究局限于以職業分類、組織資源、經濟資源和文化資源的占有狀況為標準來區分城市人群[注：例如，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當代中國社會結構變遷研究”課題組根據對全國城鄉抽樣調查數據的分析，并以職業分類為基礎， 以組織資源、經濟資源和文化資源的占有狀況為標準， 將我國城鄉社會成員劃分為社會上層、中上層、中中層、中下層及底層等五大社會等級、十個階層。其中，處于底部的兩個等級是中下層（包括個體勞動者、一般商業服務業人員、工人、農民） 、底層（包括生活處于貧困狀態并缺乏就業保障的工人、農民和無業、失業、半失業者） 。該課題組于2004 年出版論著《當代中國社會流動》，將上述十個社會階層又分為優勢地位階層、中間位置階層和基礎階層等三大社會等級， 其中，基礎階層包括商業服務業員工階層， 產業工人階層， 農業勞動者階層， 城鄉無業、失業、半失業者階層。 ]，而本文認為，這種區分方式僅是上下層屬的平面縱式劃分，除此之外，我們還必須關注群團空間隔離的立體維度展呈狀況。由此，本文主張：以城市環境認同感、融入度、文化形態、倫理觀念、生活方式為標準，我們必須承認，于戶籍制度改革的進程中，城市社會結構已界分出城市原住居民群和農村轉戶移民群，在兩者之外，還有一直在城市謀生但沒有放棄農村居民身份的流動職業農民群。具體析之，農村轉戶移民層中包括初次脫離土地農作移居城市的新興移民群，以及早已進入城市生活就業后于戶籍改制中獲取市民資格的歷史移民群，這是我國戶口改革基本取向背景下的正常階層分化，分化導致社會關系復雜度加深，也帶來更多的社會問題，社會管理必須直面此變化，裹挾深入時代的改革勇氣，開展制度創新與實踐摸索。 傳統的社會管理模式是在區域城市人口生活方式、文化形態、倫理思想等分殊較小的基礎上設定的，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城市中的流動人口數量增多，社會管理加入了一些創新思路，比如通過補進利益、突發應急、治安綜治等手段，來平衡城市流動人口的利益、控管流動人口的秩序。但在國家戶籍體制改革的轉型期里，針對轉戶農民群體的社會管理問題，這種補丁式完善創新已不敷其用。轉戶農民是比流動人口更為巨量的人群，轉戶農民的城市化治理，是比處理流動人口更為艱難的重大社會課題，而轉戶農民又是一個在生活和文化上與城市相異、在經濟與心理上處于弱勢的群體，為避免他們成為邊緣人群，就必須進行社會管理法律制度的創新。目前相關的學術研究并未著力于此課題，雖然近年來以
農民入城為
主題撰文進行釋論者有所增加，但基本上都偏重于檢視轉戶數量上的直接成效，對社會管理創新問題的探索深度不夠，語焉不詳、未中肯綮的簡單考釋與評說，對于社會管理的法治助益也較少，如此水平的學術現狀，與我國第三次經濟轉型期的發展形勢極為不配，為填補相關理論之不足，本研究將進行全面探進之嘗試，以求促進理論界的研討充分地活躍起來。
有鑒于此，本文探索的方向定位為：圍繞農村轉戶移民群社會管理的需求，分解出三個法治子命題，將群體對社會需求的及時回應上升為法律規范，依法而治。具體而言，首先要研究對轉戶移民群的民生保障問題；其次，要挖掘對此群體民眾秩序的治理問題；再次，還要考量釋解其民意沖突的路徑問題。從三個維度來統合共治的學術文本建言，旨在摸索對農村轉戶移民群進行創新型社會管理的法治化進路，為我國社會的安定、協調發展提供學術支持。
二、利益配給的實質公平：民生保障中現代化法治理念之輸入
給予不同出身、文化、職業等背景之公民同等的社會待遇，是基礎性的形式公平，乃傳統的法治理念；慮及公民間的具體差異，傾斜配置社會利益，并將差異的負面影響降至最低，這種實質公平才是法治的現代化理念。在中國戶籍制度改革的重要歷史時期，出現了農村轉戶移民群這樣一個新興的城市公民群，群體的農耕社會特征、鄉土文化意識、宗族脈
系傳統置放在城市環境中，成為其無法嵌入城市人群的異質性標識，同時，該群體的經濟、心理弱勢也延宕了他們與城市自相容到相融的過程。因此，對于如此龐大的一個異質并弱勢的群體，應該在保障其民生水平的利益配給制度中引入實質公平理念，才能真正實現社會正義。
（一）立法應當對社會保險利益進行傾斜配置
對于農村轉戶群體的社會保險問題，關鍵節點在于立法中如何有理有節地強化實質公平理念。考察目前全國各地的相關制度，就農村轉戶移民群的社會保險待遇處理，有三種模式：第一類是城鄉統一待遇型，如云南省紅河州和四川省成都市[注：作為西部的經濟優勢城市，該市自2011年4月1日起，將非城鎮戶籍從業人員綜合社會保險與城鎮職工社會保險全面并軌。 ]，高揚城鄉民眾權益同等的旗幟，重新整合社保方案，轉戶者參加的是城鄉一致的社會保險；第二類是選擇交叉待遇型，如重慶、陜西、寧夏、青海、云南等省市，此模式尊重轉戶者意愿，由其選擇轉歸待遇標準較高的社會保險序列，既可保留某類農村社保待遇，延續農民的優惠政策，又可參加某個城鎮居民社保子項，交叉享受社保待遇；第三類是變更為城鎮居民待遇型，如廣西、內蒙古、新疆、甘肅、貴州等省（自治區），轉戶農民進入市民的社會保險行列，平等地享受城鎮居民社保的各種待遇。
檢視這三種模式，紅河州與成都市城鄉社保綜合一體化的程度之高，在全國亦為典范，但我國其他省市基于社會發展現實的局限，無法跟進復制。從實質公平的角度評價，選擇交叉待遇型更適合于轉戶的過渡期，以重慶為例，在創新中，出臺了全國彈性最大的轉戶退地辦法；在社會保險問題上也注意到對這一群體的偏重保護，譬如，該市規定轉戶農民在入籍之后退地之前即可參加城鎮職工養老保險，退地后還可變更為農轉非征地養老保險，享受較高水平的保險待遇；再如該市轉戶農民可自由決定參加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或者城鄉居民合作醫療保險等。賦予轉戶農民在進入社會保險序列時有極為寬泛的選擇權，彰顯的正是實質公平的核心理念，這種社會管理的創新理念，在我國其他地區具有廣泛的可借鑒意義。因此，地方立法在轉戶改革的攻堅階段，應該大膽深入貫徹社會管理的創新理念，在社會保險制度的實質公平問題上，可以考量優于城鄉雙層體系內的繳費標準和過渡階段待遇，設定傾斜保護期，期終后再定位于同等標準待遇。
（二）立法應當對社會福利、救助事項進行合理安排
與社會保險需要履行繳費義務不同，社會福利、救助選取單向配給的路徑，不需要公民繳納費用，且利益供給的覆蓋面更廣，涵括就業、居住、教育等各個民生領域，喪失土地利益的農村轉戶移民群，會非常關注社會福利、救助制度能提供何種程度的保障，因此，立法必須有明確的表示與具體的安排。從有助于對農村轉戶移民群這個弱勢群體予以幫扶的角度，以下幾個主要問題應予關注：
第一，要盡力滿足住房之需。在戶籍制度改革中，很多地區通過轉戶條件中的住房標準來化解移民群體的居住壓力，比如天津、貴州[注：貴州省2009年6月24日開始實施《省人民政府批轉省公安廳關于推進戶籍制度改革的意見的通知》，通知指出：“凡貴州省籍農業人口在我省城市、城鎮有相對固定工作（務工、經商等）和相對固定住所（公有住房、集體住房、私有住房、租賃房屋以及其他房屋）半年以上的，可以辦理本人、配偶及其直系親屬的城市、城鎮非農業常住戶口。凡本省籍農業人口投靠居住在我省城市、城鎮非農業戶口且生活、居住有保障親屬的，可以辦理城市、城鎮非農業常住戶口。” ]、云南[注：云南省在2007年《云南省人民政府關于深化戶籍管理制度改革的意見》中明確指出：以準入條件取代人口控制指標，申請人在居住地同時具備有合法固定住所和穩定生活來源這兩個條件，準予在居住地落戶。合法固定住所是指：取得《房屋所有權證》的住宅；單位分配給職工長期居住未出售產權的住宅。穩定生活來源是指有合法收入、能夠自食其力、不需要領取最低生活保障金。 ]、內蒙古[注：2006年1月1日起，的戶籍管理制度規定：“凡購買經城建部門批準興建并取得房屋產權證的商品房或自建房屋的，不受面積限制，允許房屋產權所有人及其共同居住的直系親屬落當地常住戶口。” ]、甘肅[注：2011年甘肅戶改試點嘉峪關市戶籍改革制度中規定的可以轉戶的人員包括：在嘉峪關市
購買商品房或二手房，人均面積在15平方米以上（達到基本住房保障標準以上），并有合法穩定收入的外來人員；在市區從事經營的個體工商戶，連續繳納稅費3年以上，且在本市有合法固定住所的人員；暫住滿3年，擁有合法固定住所，且與用人單位簽訂勞動合同并不間斷繳納社會保險費3年以上的人員。 ]、青海[注：依據2010年12月《青海省深入推進戶籍制度改革方案》，全面放寬省內其他地區城鎮落戶政策：1.凡符合“有合法固定住所、有穩定職業或穩定生活來源”兩個基本條件的暫住人口，準許本人及其配偶和未婚子女在居住城市（鎮）落戶；2.本省籍農牧民，在本州（地、市）城鎮內租房居住1年以上、有穩定職業和生活來源的，準許本人及其配偶和未婚子女落戶；3.在城市（鎮）范圍內居住的失地農牧民，需要依法安置的，按照自愿原則，就地轉為城鎮居民戶口。 ]、昆明等省市將有城市住房作為轉戶的必要條件，還有部分地方采取利益的對換來保障住房，如長沙、廣州、義烏等城市都曾試點以宅基地永久使用權置換城鎮房產。然而，這種解決方式畢竟是有限的，在改革進程中各地的轉戶門檻都普遍降低[注：例如，云南省人民政府2011年《關于加大城鄉統籌力度促進農業轉移人口轉變城鎮居民的意見》，明示放寬遷移落戶條件：云南籍居民，在鄉鎮落戶，不受條件限制。在縣城有合法穩定職業或者有合法穩定住所，本人及其共同居住生活的配偶、未婚子女、父母，均可在居住地城鎮落戶。在州（市）和縣級所在地有合法穩定職業滿1年或有合法穩定住所，本人及其共同居住生活的配偶、未婚子女、父母，均可在居住地城市落戶。 ]：有些省市將住房條件擴展至有使用權即可，其住房利益的延續穩固性取決于租住者的后續支撐能力，或者要依附于房屋使用者在單位的職業身份是否穩固[注：例如，云南的轉戶條件中所指“合法固定住所”包括單位分配給職工長期居住且未出售產權的住宅。 ]，另外還有很多地區只將住房作為轉戶的選擇性條件，如重慶[注：根據2010年8月1日施行的《重慶市統籌城鄉戶籍制度改革農村居民轉戶實施辦法》規定，凡具備下列條件之一，本人及其共同居住生活的配偶、子女、父母可登記為主城鎮居民：在主城九區（一）購買商品住房；（二）務工經商五年以上，具有合法穩定住所；（三）投資興辦實業，三年累計納稅10萬元或一年納稅5萬元以上的，具有合法穩定住所。凡具備下列條件之一，本人及其共同居住生活的配偶、子女、父母可登記為城鎮居民：在遠郊31個區縣城（一）購買商品住房；（二）務工經商三年以上，具有合法穩定住所；（三）投資興辦實業，三年累計納稅5萬元或一年納稅2萬元以上，具有合法穩定住所。農村居民本著自愿原則，可就近就地登記為其他城鎮居民。 ]、廣西[注：2011年 《廣西壯族自治區人民政府關于深化戶籍制度改革的意見》規定：凡是在城市市區具有合法穩定住所（含擁有產權的房屋、公租房、單位集體宿舍、親屬住所）、務工經商有一定期限的本自治區籍農村居民及其配偶、直系親屬可轉為城市居民。在縣（市）城鎮及其鄉鎮的本自治區籍農村居民可就近就地轉為城鎮居民。自治區籍優秀農民工及其共同生活的配偶、直系親屬自愿轉為城市居民的，將不受居住時間限制。 ]，或者根本不納入轉戶要求[注：比如西部一些省市對于就近就地轉為城鎮居民者沒有住房條件的要求。 ]，無房或房屋不足的轉戶農民就會在城市中無所棲靠，加之其適應城市勞動力市場還有一個較長的過渡期，所以，社會的保障性住房制度應該適當向這類人群傾斜，即各地在依法確定公租房、廉租房、經濟適用房的配給條件時，不僅要拓展應用于轉戶農民，還可以考量適度降低門檻，同時輔以發放租房、建房補貼等方式解決住房困難問題。 第二，應強化對就業的促進。大量的轉戶農民遷入城市后，城市的勞動供需關系變得緊張，對此，從勞動力市場的區域宏觀調控到就業促進的地方立法，都應該積極應對。目前全國各地戶改中就業促進的相關制度都著眼于城鄉一體化統籌，及轉戶農民與城鎮居民享受同等的就業扶助政策[注：如成都宣布全域建立城鄉統一的就業失業登記管理服務和相應的就業配套制度體系；甘肅建成城鄉一體的勞動力市場，提供統一的勞動就業管理和就業信息服務；寧夏規定農民進城落戶后，在技能培訓、就業創業等方面與銀川市居民享受同等待遇；青海規定轉戶農牧民有勞動能力和就業愿望的，可納入城鎮失業登記服務范
圍，與當地城鎮居民享有同等的就業扶助政策；廣西建立統一的就業失業登記制度、城鄉一體的職業技能培訓制度，以及鼓勵城鄉勞動者自謀職業和自主創業的機制和創業孵化基地，等等。 ]，對農村轉戶群體的特殊關懷不足[注：只有少數地區針對農村轉戶群有特別的就業促進制度，如廣西專門提出加大農村勞動力轉移就業技能培訓力度，對進城求職人員進行就業技能培訓，提升進城求職人員勞動技能和綜合競爭能力；青海規定以提升綜合素質和轉移就業為目標，對勞動年齡段人口進行多種類型、多種層次、多種方式的技能培訓和創業培訓，促進轉戶居民由農業向非農產業轉移。 ]，由于轉戶農民的職業轉換能力和競爭能力問題，隱藏在戶口背后的差距仍然存在，因此，實質公平理念下的傾斜回應對策必須加以補足。地方的就業促進立法可創立人力市場與移民集中片區點的聯動機制，推進失業移民的城市崗位適應性培養計劃。勞動用工立法也必須照應這一群體的職業轉型需求，在就業機會提供與勞動技能培訓方面貫徹科學發展觀，以移民群體的城市職業能力發展為目標。不僅如此，還要支持轉戶農民找尋職業自足的合理出路，探索就業組織的新形式。[注：在此方面，上海的經驗可值借鑒：2005年12月，上海市通過了《促進就業若干規定》，將非正規就業勞動組織作為勞動者自主創業的一種組織形式明確下來。這種包括小商販、家庭工廠、個體戶、街頭流動攤販等各種在非正規部門的就業形式，具有安置成本和技能要求低、就業空間和增長潛力大的特點，適合于為轉戶農民等弱勢群體謀生拓寬職業道路，上海市將對非正規就業的鼓勵上升到地方人大立法的首次嘗試，值得各城市學習，也為中央層次的立法做出了地方的嘗試性探索。
]另外，為避免轉戶農民成為城市中的異質性人群，防止其因為失業而流離失所，不僅符合條件的轉戶農民可以從農村低保改為城市低保，而且在確立低保線與給付利益量時，也可針對這個群體的實際困難進行調整。
第三，須保障轉戶成員的受教育權。一方面，隨著轉戶的農村人口大量進入，需要在科學平衡區域間教育資源的前提下，頒行配套性立法文件，強力保證其子女的受教育權；尤其要注意中西部地區，這些地區教育師資和經費嚴重匱乏、學科結構不科學、教育的弱保障力與低效率問題極為尖銳，隨著轉戶的農村人口大量進入，本就缺弊叢生的西部教育問題更是亟需大力調整與完善。另一方面，各地集中社區或地域片區居住的轉戶群落，還應該針對各年齡成員，組織城市文化的學習，建造各級培訓學校、博物館、科學館、文化室、社區圖書室等教育設施，公共文化服務與數字化工程并進，為各種年齡層次的轉戶農民增加提升知識素養的機會。
三、多元兼治與城鄉聯治：民眾秩序管理模式構設之突破
城鄉公民新群體的分化，使得社會的多元多變性更加凸顯，相應地，社會管理的復雜性與難度也增大，轉戶農民脫離集體經濟組織，從鄉民社會走向現代城市社區，由村隊集體管理轉變為社會轄區管理，這種變化不僅需要管理量的增加，更需要管理模式的創新。但面對這樣一個特殊的新興弱勢群體，我們既無國外的先驗樣本以資借鑒，也無歷史的素材提供參考，惟有大膽創新，才能開放出對變革時期新社會群體人本關懷的價值精神。
（一）多元兼治的民主模式
在熟悉城市生活的過渡期，農村轉戶移民群對外界強壓力的感知敏感且反應激烈，基于其波動不穩的脆弱心理，政府機關的一元強力干預模式
容易激發猛烈的逆抗情緒。在政府一元式治理模式中，官權有恣意擴張的傾向，城市轉戶移民群在鄉土村社自由耕作的環境中成長，其接受壓制的順應性小于城市市民，政府社會管理若欠缺科學性，極易引發轉戶移民群體的主動對抗。基于此，從提高社會管理的接受度視之，我們可以嘗試構筑民本位的多元兼治組織體系，創建與轉戶農民群特征契合的多元社會治理機制，實現各社會管理主體的功能協作與互補。
由此，我們獲得了一個明確的創新方向：為抑制轉戶這個特殊時期的多因不安，需要開拓與政府單一主體剛性制度約束不同的社會共管范式，即由政府主導治理、加入中間力量的協治與民眾的自治，變政府一元歸治的社會管理模式為社會分治模式；在鍛煉民眾自律自治能力的同時，凸顯ngo、npo等第三部門的協治功能，激勵這些不以營利為目的的非政府組織，包括協會、社團、基金會、慈善信托、
營利公司或其他法人等參與社會管理，通過對農村轉戶移民群的多元治理，達成現代國家的善政目標。多元兼治的民主模式，其路向特征為：黨委領導、政府負責、社會協同、公眾參與，就此，山東省泰安市的平安協會模式[注：山東省泰安市平安協會創立于2006年，由于汶南鎮警力嚴重不足，多個企業、行政村共同出資組織專職治安隊晝夜巡邏，此后，這一作法被其他鄉鎮效仿，在泰安市逐步推行，其功能也拓展到化解各類社會矛盾和預防群體性事件等領域，協會通過交納會費、社會捐助、政府補助等形式籌集資金，用于鎮、村治安防控體系建設和矛盾糾紛化解。 ]具有創新的參鑒價值。平安協會作為民間組織，是沿著群眾路線調解內部矛盾、保障和諧社會的成功嘗試。針對農村轉戶移民群，我們需要更多的此類組織，作為社會大眾掌握管理話語權的團體性支撐力量，共同探尋政社同治、官民合力的協作管理方案。
在多元兼治的民主模式中，依法建設服務型政府是核心工程，對此，行政法的授權與限權功能要兼重，要強調行政問責、行政復議等層級間法治督檢方式，增強人大和社會對政府管理行為的監督力度。在政府之外多元主體的參治中，法治的導向是為共治的社會組織確立法定地位，賦予依法認可的權力。在轉戶農民群的社會管理制度創新中，我們要充分運用“兩新組織”的社會培育成果，無論是促進就業的新經濟組織，還是參與民眾秩序管理的新社會組織，都必須放入法律協同的框架中。即新經濟組織的法律形式確認要破除舊有觀念，從真正便利于轉戶農民就業的角度進行規范化；新社會組織則按照《社會團體登記管理條例》予以認定，并以立法文本力量來規制其從事所登記的各項活動。 （二）城鄉共治的聯結模式
由于不同地區戶籍制度改革對于轉戶農民的土地利益處理方式不同，因此，會出現農村轉戶移民群的城鄉雙棲性，即身居城市、地留農村、跨域兩界。例如，1997年國家試點小城鎮戶籍制度改革，2001年3月30日國務院批轉公安部《關于推進小城鎮戶籍管理制度改革的意見》，允許在小城鎮已就業、居住的農村人口辦理小城鎮常住戶口，落戶人員可保留其承包土地的經營權，此意見在縣級市市區、縣人民政府駐地鎮及其他建制鎮實施。根據重慶戶籍改革的“335配套政策”，允許轉戶農民3年內繼續享有宅基地和承包地的使用權、經營權、收益權以及使用權的流轉等權益，允許其繼續保留已經確權到戶的林地使用權[注：即“3年過渡”、“3項保留”、“5項納入”，其中，“3年過渡”是針對“農轉城”原農戶的相關土地退出設定3年過渡期，3年內繼續保留宅基地和承包地的使用權、經營權、收益權以及使用權的流轉等權益，3年后農民是否退地，堅持自愿原則。“3項保留”是指保留農村林地使用權、保留原戶籍計劃生育政策規定范圍享有的優待、保留享有農村種糧直補、購置農機具直補等同承包地相結合的各項補貼的權利。“5項納入”是指轉戶農民在“就業、社保、住房、教育、醫療”五大保障方面一步到位，使之融入城鎮社區，享有同等的城鎮居民權益。 ]；陜西省2010年9月啟動戶籍一元化改革，轉戶的農村居民在5年內可以選擇繼續享受原有的宅基地、責任田的政策，5年后，在享受城市的就業、社保、住房等待遇時，放棄農村承包地、宅基地和林地[1]。成都市2010年《關于全域成都城鄉統一戶籍實現居民自由遷徙的意見》指出，成都將為500萬以上的農業人口撕下“農民”的身份標簽，農民可以帶產權進城，不再以犧牲承包地、宅基地等財產權為代價[2]。廣西壯族自治區人民政府2011年2月出臺了《廣西壯族自治區人民政府關于深化戶籍制度改革的意見》，該意見進一步放寬了農民工進城落戶條件，保留進城落戶農民工土地承包經營權和農村原有的宅基地使用權[3]。銀川市2011年7月試行深化戶籍管理制度改革的九條政策，其中即有“銀川市農村戶籍人口可以在不放棄土地承包經營權、不退出農村宅基地的情況下，申辦城鎮常住戶口”的內容[4]。居住的城市化與收入利益的農村保留并存，是對社會管理的一次高難度挑戰，如果在社會管理創新方面不挖掘城鄉聯治的方式，戶籍制度改革過渡期的社會問題就得不到真正的解決。
這是前所未有的巨大挑戰，之前農民工群體在城市出現時，曾給社會秩序的管理帶來過類似的激撞和震蕩，但由于在戶籍未作改動的情形下，絕大多數農戶都有留守農村處理土地利益問題的戶員，而農民工又具有很強的流動
性和回歸性，因此，在民眾秩序的管理模式革新中，并沒有過多地探索城鄉聯結的課題。但在當下，農民轉戶移民群相對穩定地安居城市，整戶搬遷者眾，對于其暫時或永久保留的土地利益，在農村已基本無家人負責日常管理，這種人身與財產異地分離的格局，必須有城鄉協力的法治化手段來作對治工具。城市社會管理主體與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如何共同協作，如何向戶改中不斷發展的城市化態勢發言，是不能回避的必答題。解題的核心要點在于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必須盡快在政府的指引和支持下，集約化、產業化運作轉戶農民的土地，或是鼓勵轉戶農民在農村土地的統籌使用中以各種法律許可的方式進行流轉，并切實保障產出的土地收益或流轉所得能安全歸至轉戶農民處。與此同時，城市社會秩序的多元治理主體也應保持與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及農村治管社會秩序其他主體的溝通聯系，從經濟保障、治安聯控、信息共享等方面達成合作。
在城鄉共治的聯結模式中，社會秩序的安定深因來自于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對群體留存的土地利益之保障，而從更廣角的視域看，此問題則涉及立法在多大程度上放開承包地市場流轉的形式，就轉包、出租、土地入股、土地信用合作社和農村土地交易市場等多種流轉途經而言，法律應作更完善到位的指引，惟有實現承包地的資本價值，居于城市的農村轉戶移民群才能安定其心。當然，與此同時，城鄉兩域的管理主體還必須在分權、協作、擔責等重要問題方面依法落實各自的權限和職責，將城鄉聯治的重大課題在法治實踐中加以研論。
四、決策民主語境下的矛盾化解：民意表達與沖突釋放之路徑摸索
農村轉戶移民群是城市群體中的弱核社會圈，基于文化知識的普遍欠缺，以及初入城市對政府決策的疏離，其民意表達的通道不暢，沖突釋放的途徑狹囿，若不能建立起利益訴求的表達機制，若不能依據其特殊性實施有效的社會沖突管理辦法，疏導社會矛盾，會愈發深化民眾與政府及民眾內部的間離，極不利于和諧社會的構建。因此，本部分擬就社會管理中決策民主和矛盾化解的法治創新路徑，展開另一個向度的探析。
（一）程序路徑：政府管理決策的聽證制度
聽證所承托的精神，是法律最為可貴的品格——公正。在對農村轉戶移民群的社會管理建制中構設完整的聽證制度，是在社會治理方面對利益相關人懷有高度尊重的作法，完善聽取弱勢群體意見的聽證程序，也將是立法飛躍式的進步。政府管理決策聽證屬于行政聽證，我國行政聽證中常見的是重大行政處罰聽證、政府價格聽證，而其他社會管理中的決策聽證并不多見，本部分將此主題作為研究的創新點提出，以決策聽證的主題選擇、參與代表、公開議程推進等為省思角度，以實踐效果為探索方向，完成基本制度的內省和完善構想。
對于決策聽證的主題，由于是針對農村轉戶移民群的政府決策，其主題方案應當納入民主化建設的內容， 以使政府的關注點與該群體的關注點獲得溝通，在確定政府社會管理重心和階段性工作重點方面， 使政府與移民群達成共識， 這既有利于制定適應現實需要的社會政策，也有利于提高政府的公共執行力， 更有利于公眾對政府政策執行的監督，同時也會最大限度地減少社會利益沖突的可能性， 使利益沖突的潛在因素在公共政策選擇過程中得到有效化解。
厘定合適的政府決策聽證主題后，聽證代表的選取至關重要。代表的決選，不僅需要衡量其與聽證項目相關位置的遠近，即享有的決策聽證權與中心主題的半徑距離，還要測度其就政府決策問題的作用能力，那些適用于轉戶農民群的政府決策，利益的關涉性使得該群體靠近決策的中心部位，但由于該群體的知識素養與影響能力的局限，其對問題的認識、揭示和表達能力可能較差，可以引入利益訴求的中間傳遞組織。由ngo、npo等第三部門進行代言與協助，以及媒體作為第四力量的介入，制造媒介輿論效力，對政府決策施加正向影響。“第三部門”和“媒體輿論”是具有強烈扶弱感情的概念，同時其利益的中立性與認識的客觀性，又特別適合于為異質與弱勢集于一身的新移民群體助力。成功的政府決策聽證，還必須保證公開性，尤其是對于影響這樣一個劣勢群體利益的決策，就更需要貫徹公開公平的原則。隱而不宣、秘密進行的政府決策模式有悖于程序公正之本義。所謂秘密進行以免聽證會代表意見受到牽制或左右的擔心是多余的，公眾輿論是更廣泛的意見表達，不能因為聽證會
有專門的意見代表而排斥程序之外的意見的滲透，相反地，還應該多建立公眾與聽證會代表之間的意見互通渠道。 政府決策聽證是決策主體與接受調整的利益相關主體間一次關系的整合，是社會管理的社會化走向， 包含著民主化和法制化的本意，因此，關涉農村轉戶移民群的政府決策聽證，應當從法律制度設計層面保障其充分民主化。更進一步闡論，政府為了執行社會管理職能，在決策中從主題選定到表決實施都應該有法律保障的民意介入，單一的執行民主，須邁向全面的決策制定與執行民主，這才是民主化社會管理建設的實質內核。
（二）手段路徑：處理民意沖突的新型方式
在中國，對農村轉戶移民群的民意沖突進行管理手段的創新，沒有熟悉的經驗可談，但也不能將社會矛盾的處理僵化在傳統中，面對這種新生群體，我們必須在法治路徑中找到一種創新辦法。
就農村轉戶移民群與政府的官民沖突，我們可以創制第三方觀察的輔助手段，即在官民矛盾升級為行政訴訟前，除了行政復議可以救濟外，引入社會中間層，或具有社會監督功能的檢察機關，對于官民糾紛提供第三方建議書，就糾紛癥結、過錯界清與責任認定向行政機關遞交“觀察意見”，讓政府能冷靜、客觀地處置與農村轉戶移民群的紛爭。必須指出的是，農村轉戶移民群與政府間的一些矛盾，是因政府社會管理執法活動的非公正文明性導致的，目前中國一些執法機關和人員仍固守著官本位的思想，以強調管制、審批、命令為行動目的，社會管理過程粗暴，動仄擺架子、顯特權、裝威風，執法態度冰冷、生硬、蠻橫，重私利人情，效率低下，從而形成強權弱責的執法結果，造成農村轉戶民眾的抵觸情緒。因此，本文提出創制第三方建議機制來幫助化解矛盾，旨在復歸政府社會管理活動的人民本位思想，即開展以人為本、重責輕權的便民型管理活動。第三方建議書能提醒各級各類機關，其社會管理活動都應該體現利民、廉潔、高效的原則，尤其是針對弱勢群體的管理，無論是基于與納稅人的契約論，還是人民委托說，抑或民眾顧客理念，其行動的本位思想必然是人民，其不僅要關注執法活動的行為邊界，塑造有限政府，還必須控制其執法管理的層次幅度，理順上下級、內部部門間、與社會中間層級的關系，杜絕執法中的越位、錯位、缺位弊病，控制執法成本，以利民、經濟、效率為行為準則。
就社會群體之間和群體內部的沖突，秉持社會管理的創新精神，可吸納一些在原農村有威望、輩分高、辦事公道的轉戶公民，參與處置矛盾糾紛，此作法特別適宜在轉戶農民群的集中安置地域采用，因其與該人群原本的宗族觀契合，也是過渡適應期內較為得當的管理輔助方式。依循共性與特殊性是釋解一切矛盾的行動經緯，轉戶群的民意沖突處理模式只有在其經緯上運作時才能發出能量，將其扭離經緯，沖突非但不能得到釋放，還可能升級激化。這里所指稱的特殊性表現為：這一群體對于脈系親緣關系的依賴度與信任度很高，就其遵從的倫理觀而言，沒有必要草率地加以扼殺，而是應該引導其認可的調處主持者或組織按照現代法治觀念進行。站在更為主動的立場上，我們還可以在人民調解委員會中給威望足、輩分高的族群成員安排位置，也可建立族系協調委員會幫助預警矛盾與平定紛爭，甚至可以就這類群體訴至法院的內部糾紛，在人民調解員中引入其宗群長者。
對農村轉戶移民群進行社會管理的創新控制系統構造，是當下戶籍制度改革中社會管理的亟需，在社會治理法律控制系統的運作紐帶上，我們輸入社會需求信息，輸出法律規制文本，在轉戶農民的社會關系鏈上產生各種法律關系，并定型化相關的傾斜式保護模式，能保障社會前進的健康與持續。本文作此論述，意在彌補社會管理于特殊城市群體生成后理論創新的空缺，也是對社會發展實踐的完善提出之嘗試性建言。
參考文獻：
[1]佚名.陜西啟動戶籍一元化改革 五年內交叉享政策待遇[eb/ol].（2010-09-19）[2013-03-31].http：//news.sohu.com/20100919/n275101540.shtml.
[2] 佚名.成都2012年實現城鄉統一戶籍 農民可帶產權進城[eb/ol].（2010-11-17）[2013-03-21].http：//hb.qq.com/a/20101117/000901.htm.
[3] 佚名.廣西將全面建立城鄉統一戶口登記制度[eb/ol].（2011-02-16）[2013-03-25]. http：//news.163.com/11/0216/04/6t05ive000014aed.html.
[4] 鄭崢，張曉璐.銀川
重磅推出9條戶籍改革政策[n].寧夏日報，2011-07-23（01）.
a legal perspective on the analysis of innovative society control of ruraltourban migrants with transferred household registration
jin li
（southwest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chongqing 401120， china）
abstract：since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policy， both the central and local governments have implemented hukou （household registration） system reform that has pushed hundreds of millions of rural nonfarm households migrate to cities， which brings a huge impact and challenge to social management. it is urgent to solve the three problemsthe livelihood protection， the public order governance and coping with opinion conflictin the face of the management needs in the hukou reform. accordingly， this article explains the way to realize harmonious society through the interest rationing， multigovernance and ruralurban joint governance and conflict resolving on the basis of democratic decisionmaking under the guidance of substantial fairness， bringing in the modern spirit of law， breaking the traditional management model and building the path of dredging public opinion as the research methods.
關鍵詞 職教集團 職業教育 協同創新 服務
中圖分類號：G710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400/ki.kjdkx.2015.02.002
Enhance the Capacity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to Serve the Community through Agriculture Vocational Education Group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ZOU Yongxin， XIAO Zhiyuan， WU Xia
（Guangdong Vocational College of Science and Trade， Guangzhou， Guangdong 510430）
Abstract Agricultural Vocational Education Group through the establishment of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mechanism， play to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advantages of building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center platform， promote research， agriculture， science closely， improve teaching quality and service "three rural" capability， preliminary results are summarized; for group faced difficulties in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work is analyzed， and the corresponding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to promote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improve services for the local economy and industry capabilities， make contributions for Guangdong culture system for building high-level technical skills of modern agriculture personnel， content rich Guangdong modern Agricultural Vocational Education System service Guangdong Modern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and construction of new socialist countryside.
Key words vocational education group; vocational education;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service
經廣東省教育廳、省農業廳批準，廣東科貿職業學院（簡稱“學院”）牽頭成立了廣東農業職業教育集團（簡稱“集團”）。集團以相關涉農類職業院校、相關企事業單位和行業協會等為主體，現有成員單位50多家。集團突出農業特色優勢，整合教育資源，創新辦學體制與機制，實現校企雙贏;成立以來召開2次“職業教育發展論壇”，共有800多人參加;舉辦各類培訓班10多場次;根據行業協會發展，為政府部門出謀劃策。為構建廣東現代農業高級技術技能人才培養體系、豐富廣東現代農業職業教育體系的內涵、服務廣東現代農業發展和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做出了應有的貢獻。
1 開展協同創新，成效初顯
通過集團平臺，緊緊圍繞職業教育強省、現代農業強省和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需要，建立協同創新機制，發揮特色和優勢，建立協同創新中心平臺，推動產學研、農科教緊密結合，提升教育教學質量和服務“三農”能力。
（1）推進“校企所協”深度融合的協同模式。在集團的框架下，借助雄厚的行業基礎，與企業緊密結合，多層次促進校企合作。重點借助學院領導及部分專業骨干在省級或以上協（學）會擔任了主要領導職務的優勢，完美“校企所協”深度融合協同模式。通過以“院”為主體，以“所”為依托，以“企”為基地，以“協”為平臺，探索并推進科技創新和人才培養改革，不斷提升服務行業經濟發展能力。在組織管理、人員團隊、人才培養、科研組織、資源共享五個方面的協同，形成了系列管理制度，為科技創新、人才培養的持續發展提供有力保障，為團隊、科研、教學水平的提高打下了堅實基礎。
（2）以行業重大需求為引領，搭建“三農”服務平臺。以集團為組織載體，圍繞廣東現代農業產業體系建設，搭建“三農”服務平臺，開展科技服務。如以家禽業重大需求為引領，匯聚一園（省現代農業科技創新園）三所（省家禽科學研究所、省動物科學研究所、省動物衛生研究所）四協會（省家禽業協會、省肉鴿行業協會、省飼料協會、省農村經濟學會）和多所學校及眾多企業的人才、資源優勢，構建資源互補、優秀創新人才凝聚、運行機制靈活的協同創新發展模式，成立廣東家禽應用技術協同創新發展中心，下設4個平臺（黃雞產業化、鴿業技術、飼料營養技術及家禽產業經濟信息研究平臺），以提升人才培養和科研水平。充分發揮畜牧獸醫、飼料營養等專業的引領作用，帶動專業群發展。利用創新平臺，形成培養標準共同制訂、課程資源共同開發、師資隊伍共同培育、實踐基地共同建設、教育教學共同管理、就業服務共同擔當的機制;建設農村科技服務團隊，開展農業領域新產品、新技術、新工藝等研究與服務，為廣東新農村建設、農業增效、農民增收做貢獻。
（3）協同培育“三農”服務團隊，成效突出。依托集團平臺，主動聯合相關企業、科研院所和地方政府，協同開展優良品種培育、農產品質量安全、飼料檢測、農村政策法規以及面向“三農”新產品、新技術、新工藝等相關專題研究與開發、服務，為廣東“三農”出謀劃策，做好規劃。如根據家禽業遭遇禽流感，聯合省家禽業協會、企業提出應對措施，為政府部門出謀劃策。定期舉辦新技術培訓和學術會議，傳授最新種養技術。如為全省飼料加工企業進行飼料檢驗化驗員培訓300多人，為全國養殖業培訓技術員、農戶約6000人。提升了集團服務“三農”能力，培育了多個農村科技服務優秀骨干團隊及一大批農村科技服務優秀師生，獲省科學技術廳認定學院為省農村科技特派員法人單位，認定省農村科技特派員團隊8個。
（4）協同開展科技服務，特色凸顯。集團通過開展農業科學研究和技術服務，促進農業產業化水平的提高，推動廣東現代農業產業的發展，帶動農戶2000戶以上，提升技術水平，為農業和地方經濟創造了較大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拓寬了科技協同創新領域，凸顯了特色。如廣東家禽業產學研用團隊多年來承擔了國家、省部級等各級各類項目28項，其中國家級項目3項;獲全國農牧漁業豐收獎2項、省級科學技術獎4項、省級農業技術推廣獎6項，國家專利6項;公開出版教材、專著28部，合作的教材注重“貼近實際、貼近基層、貼近群眾”的“三貼近”原則，得到社會的廣泛認可;在國際、國內學術刊物185篇;主辦的《南方農村》、《廣東禽業》、《廣東鴿業科技》刊物，成為政府、學者和農民之間聯系的紐帶，學術交流的好平臺，農村工作者的好參謀，為專業技術人員的工作、種養戶的生產及在校大學生的學習提供了幫助與指導;開展“三下鄉”社會服務，在多個動植物種養場、飼料廠、園藝場、茶園等進行技術指導、技術支持和合作，服務了100多個企業，提供技術咨詢15000人次。
2 開展協同創新存在的問題
集團在協同創新工作中面臨五個難點：一是校企深度合作有難度，協同單位與行業企業合作缺少法律和制度保障;二是科技創新開發需要聯合攻關，現實情況是平臺還要加強;三是農業科技一些成果地位偏低、行業產業發展關鍵技術有待突破;四是農業科技創新項目研究的有效供給不足，從實驗室研究到現場應用的資金投入不足，導致科研成果推廣有難度;五是科研成果轉化率偏低，成果的應用、推廣和產生效益整體不夠。總的說來，推動“集團健康成長并發揮更大作用”是一項龐大長期的系統工程，需要不斷地探索與實踐。當前，集團的綜合實力有待提升，還不能適應廣東現代農業發展的需求，迫切需要突破創新機制障礙，力促各創新力量的協同創新，促進教育與科技、經濟、文化事業的融合發展，實現人才培養質量、科研能力、服務經濟社會發展和推進文化傳承創新同步提升。
3 協同創新，提升服務社會的能力
（1）爭取政策支持，發揮政府統籌、引導作用。爭取廣東省教育廳與廣東省農業廳支持集團建設，共同把集團建成廣東現代農業高技能人才培養示范基地、現代農業繼續教育示范基地、現代農業關鍵技術推廣應用中心。如爭取省教育廳對集團協同培養人才的專業建設、課程改革、師資隊伍建設、實習實訓基地建設等方面給予重點指導;對集團建設省級示范性高職院校給予政策支持和資金保障等。爭取省農業廳大力支持集團建立政校企合作的體制機制，逐步完善政校企合作的聯席制度;引導、支持行業企事業單位積極與集團開展多方面合作，支持集團在行業內開展產學研合作、進行現代農業關鍵技術的推廣;支持集團參與農業行業發展的課題研究，為集團提供與行業實質流的機會，從而更好地服務現代農業，充分發揮集團作為全省現代農業繼續教育培訓基地的示范作用。
（2）優化協同機制，促進“校企所協”深度融合。優化構建集團“校企所協”協同激勵機制，以提高協同單位參與合作的積極性和主動性，營造有利于合作大環境，提高合作成效。以科技服務為抓手，以人才培養為基礎，充分體現“重實效、重發展、重貢獻”的內涵，出臺服務團隊、服務平臺及考評獎勵等系列激勵制度;確立協同合作目標任務、責任人和責任單位，完善協同各方人員業績考核制度;多途徑加大宣傳力度，開展系列的學習活動，弘揚“三農”服務專家的求真務實、勇于創新的科學精神，營造良好的“三農”服務氛圍，鼓勵教師、科研人員更好地服務現代農業。
（3）加強資源整合共享，充分發揮效能和作用。不斷吸收擴大集團成員單位，以設備、技術人員、校舍和共同育人為紐帶，在學生實習實訓、對外開展技術咨詢、技術培訓、社會服務、應用技術研發和成果利用等方面搭建合作平臺，實現互惠互贏。合作平臺充分利用協同各單位資源，對各種創新要素加以整合，充分發揮這些要素的效能和作用，形成培養高級技術技能人才和持續開展技術創新的長效機制。如學科、專業與省內相關企業、科研院所、行業協會，簽訂合作協議，依托項目部、教師工作室、企業工作室、“校中廠”、“廠中校”及生產性實訓車間、研究所等載體，通過“校企所協”互兼崗位、互聘職務、聯合攻關等方式，拓寬科技創新、社會服務協同創新渠道，打破體制束縛和身份界限，拆除“校企所協”之間的藩籬，實現人才無縫對接、互派共育。
（4）加強“三農”服務專家型團隊建設，提高服務能力。通過完善集團相關制度，充分調動教師和企業科研人員的積極性和創新性，按照人才培養和專業建設需要，加強“三農”服務專家型團隊建設。如實施“百師百村百場”工程，開展百師接百村進百場活動，3年內組織100名專家教師對接100個村（經濟社），深入100個農場開展“三農”技術、經濟問題研究，積極承擔農村職業教育農村干部培訓、農民專業技術培訓等科技服務工作，從而全面提升集團專家教師的專業應用能力、教學能力、實踐能力、科技開發能力和服務“三農”能力。
（5）協同開展科研項目，為“三農”服務。依托“三農”服務平臺，匯聚各方創新主體的力量，聯合攻關，通過項目帶動科技服務，按照“實施一個項目，推廣一批技術、培養一批人才、致富一方百姓”方式，將技術支撐、成果轉化、人才培養、試驗示范有機結合起來，最大限度地滿足廣東農業和農村經濟發展對人才、行業生產關鍵技術的需求。
（6）促進科研成果應用，提高成果轉化率。鼓勵集團成員單位以項目為紐帶，集成由新技術研究、成果開發、推廣及配套服務在內的相關專業人員組成的科技研究與綜合科技服務團隊，為項目取得成效提供專業技術支撐;通過項目實施，相關協同單位主動拉近距離，將研究成果直接應用于生產第一線，推動科技成果產業化，并推廣應用;通過產（下轉第31頁）（上接第4頁）品開發、技術轉讓等多種方式，加快科技成果轉化;引導集團內協同平臺主動融入現代農業科技創新園建設，促進科技含量高、產業前景好的精品項目入園轉化。
關鍵詞:河北省;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體系
中圖分類號:F323.8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3890(2010)10-0024-04
隨著農村人口老齡化社會的到來,農村養老問題日益突出。如何理性地分析現有的以家庭養老為核心的農村養老模式,如何在現有的農村經濟發展狀況、收入水平、文化觀念等條件下構建適合河北省省情的社會養老保險制度體系愈加必要。為此,筆者在分析國內其他養老保險模式的基礎上,提出河北省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體系建設的設想以就教于各位同仁。
一、國內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典型模式案例及分析
(一)北京模式
1. 北京模式制度設計。根據《北京市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體系建設指導意見》文件精神,政府組織引導、農民自愿參加,以個人賬戶為主,建立待遇調整機制,形成積累式的養老保險制度體系。即:三方分擔的個人賬戶+待遇調整+制度對接。北京市財政安排專項資金對參加農村社會養老保險的農民實行補貼,還安排一定比例的資金,作為待遇調整儲備金。制度還明確了農村社會養老保險與城鎮職工養老保險的銜接問題,對農轉非、農民工的社會養老保險如何轉移等問題都作了明確的規定。
2. 北京模式的制度特點。(1)通過政府財政補貼方式設立基礎養老金制度。基礎養老金所需資金由市、區(縣)財政共同籌集,分別列入市、區(縣)財政預算。市財政資金根據區(縣)功能定位向遠郊山區(縣)適度傾斜,以最大限度地實現社會公平。(2)適應參保人多種需求實行彈性繳費。考慮到了參保人的個性需求,尤其是遠郊及近郊農民的承受能力,同時最低繳費標準更容易被大齡農民接受。(3)制定制度銜接和轉換的新辦法。新制度為新老農村養老保險制度體系的銜接和“城保”和“農保”之間的轉換制定了新辦法。
(二)青島模式
1. 青島模式制度設計。青島市按照堅持“一個相適應,三個相結合”的原則,穩步實施新型農村養老保險制度體系試點工作。具體的制度設計為:制度覆蓋除在校學生和已參加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的人員外所有本市農業戶口、年滿18周歲及以上人員;養老保險費按年或按季繳納,繳費基數為各區(市)上年度農民人均純收入,個人繳費比例各區(市)可劃分若干檔次并確定下限和上限,由參保農民自主選擇;保險費由個人、村集體和區(市)、街道(鎮)財政共同承擔,村集體補助比例由各區(市)根據當地實際確定補助的下限標準,區(市)、街道(鎮)財政根據負擔能力對農村基本養老保險分別給予適當補助,所需資金從本級財政收入和土地收益中列支;采取個人賬戶和社會統籌相結合的制度模式,個人繳費和村集體補助費全部記入個人賬戶,用于支付個人賬戶養老金;區(市)、街道(鎮)財政補助用于建立統籌基金;養老金按月領取,待遇發放包括基礎養老金和個人賬戶養老金兩部分。
2. 青島模式的特點。(1)全覆蓋和全口徑。制度明確“凡具有本市農業戶口、年滿18周歲及以上人員,除在校學生和已參加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的人員外,均可參加當地農村社會基本養老保險”,覆蓋范圍非常廣泛。全口徑是指對參保對象參保的條件中只有年齡的下限而沒有上限。(2)政府主導、參保靈活。該市將建立新型農村養老保險制度體系列入了對區(市)政府的目標責任考核內容;建立了社會保險儲備金制度,保證了資金來源的長效性;為加強各相關部門之間的協調配合,建立了縱向、橫向的聯動工作機制。(3)引入多元化籌資機制,規定個人、村集體、市(區)、鎮(街道)四方共同籌集資金,各地區在青島市出臺的《關于建立農村社會基本養老保險制度體系的意見》的基礎上,都明確規定了各自繳費和補貼的比例或范圍。(4)分步驟、分層次、有差別。針對農村不同地區存在生產水平、收入水平、消費水平差距較大和農民群體生活方式類型多樣化的現實,堅持分類指導的原則,分步驟、分層次、有差別的推行新型農村養老保險制度體系的建設。
二、河北省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體系建設存在的問題
在國家有關政策的指引下,經過20多年的研究和實踐,河北省農村養老保障事業有了長足發展,取得了不少實踐經驗和理論成果。但是,由于河北省作為全國農業大省之一,總體經濟水平偏低,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體系建設仍然存在著許多問題,主要體現在以下五個方面。
(一)參保率低,覆蓋面狹窄
河北省農村覆蓋區域廣闊,不同地域經濟發展差距明顯,這一定程度上造成參保人員年齡和地區結構上的不均衡。
(二)缺乏社會保險應有的社會性和福利性
民政部《基本方案》和省有關文件明確規定,資金籌集應遵照“個人繳納為主,集體補助為輔,國家予以扶持”原則,但由于經費落實等多種原因,在實際執行過程中,國家政策扶持并未體現出來,甚至連管理費也要從農民繳納的保險金中扣除,至于集體補助,多數農村地區由于集體經濟落后,鄉鎮企業不發達,集體根本無力或不愿提供補助。
(三)制度上存在不穩定性
河北省各地方政府出臺的農村養老保險辦法,基本上是在民政部頒布的《基本方案》的基礎上稍作修改形成的,這些辦法普遍缺乏法律保障,造成各地對養老險的建立、撤銷、保障金的籌集、運用以及養老金的發放等都只是按照地方政府部門的意愿來執行的,甚至有一些地方把推行農村養老保險制度體系當作政績的突破口,凡要求縣改市鄉改鎮、要求扶貧濟貧款和參加雙擁評比的農村基層,都必須完成社會養老保險的任務。此外,在少數富裕地區實行集體補貼方面也存在著執行上的隨意性,干部與群眾在享受集體補貼方面差距過大。
(四)保險基金保值增值困難,基金流失嚴重
農村的社會保障基金管理缺乏法律保障,不僅難以保證保值增值,而且各地擠占、挪用和非法占用基金的情況時有發生。有的將社會保障基金借給企業周轉使用,有的用來搞投資,更有甚者利用職權貪污揮霍,致使農民的“保命錢”大量流失,嚴重影響了基金的正常運轉,基金的安全性得不到保障,給基金的發放工作留下了極大的隱患。
(五)保障水平低,難以真正起到保障作用
由于受多數農村經濟發展水平限制以及客觀因素的影響,很多農村居民對養老保險制度體系信心不足,多數農民投保時都選擇了低保費投保,使現行的農村養老保險制度體系目前只能發揮基礎性的最低生活保障作用,難以起到真正的養老保障作用。
以上問題的存在,在很大程度上制約了河北省農村養老保險事業的發展,影響了河北省農村養老保險制度體系的建設進程,迫切需要根據河北省農村經濟發展的實際情況和養老保險制度建設現狀,深入調研,仔細研究,在國家有關政策的指導下,借鑒兄弟省份成功經驗,探索河北省新型農村養老保險制度體系建設的步驟、體系結構,以期形成一個更加合理并具有可持續發展的新制度體系。
三、進一步完善河北省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體系建設的政策建議
(一)完善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的政策與法律保障體系
1. 在國家總體框架下,建立河北省統一的社會保障制度基本制度框架,規范農民參保的渠道和獲得保障的社會權益,使農民全面參與并分享到新型社會保障制度體系建設的成果。一是要在農村建立全面的農民個人信用系統,用法律的手段為每個農村居民建立基本的個人賬戶或家庭賬戶,構建以統一的個人信息系統為基礎的農村居民社會養老保險賬戶。二是要注重建立統一的社會保障制度與過渡性的社會保障制度相結合。三是要通過立法,完善農村社會養老保險、農村新型合作醫療與社會救助保障體系,建立政府政策扶持機制。
2. 進一步明確國家、省、地市、縣鄉等各級政府的職責,加大政府的財政支持力度。政府應分擔農村養老保險的風險,必須在明確個人繳費責任的基礎上,明確國家的注資方式和責任。中央財政應加大對農村社會保障的支付力度,有意識地向中西部地區傾斜,整合資源,充分發揮公共財政職能,推進農村社會保障基本制度的建立和體系建設。
3. 及時頒布法律和條例,要用法律的形式加以保障,形成明確、穩定、長期的法律關系,建立彼此之間的契約關系。只有法律的保障、政府的支持和農民的信任,才能確保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順利建立和有效運行。
(二)拓寬基金籌資渠道,多渠道籌資融資
養老保險基金的籌集是整個制度的起點和首要環節,對社會養老保險制度進行創新,必須要多渠道、多形式地籌集基金。
1. 國家財政投入作為社會主體,具有不可推卸的投入責任。從“七五”時期到“十五”時期,財政收入分別比上期增長65.89%、82.74%、126.25%、125.55%,逐年增長的財政收人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我國財政對農村社會保障的支持能力,為農村建立全面的社會保障體系提供充分的物質保證。
2. 集體、用人單位繳費。集體或企業是社會的基本經濟單位,有責任為其成員提供必要的養老保險資金,特別是對使用農民工的用人單位。從理論上講同工同酬,實際中民工應該同城鎮工一樣享有必要的社會保險待遇。
3. 農村居民個人繳費。針對農民收入來源不穩定、可支配現金少的特殊情況,可以實行彈性繳費的原則。
4. 其他方式。如:計劃生育獎勵資金、財政扶貧資金、土地出讓金補助、社會捐助、公益資助等籌資方式。
(三)建立農村社會基本養老保險個人賬戶和社會統籌基金
1. 農村養老保險制度,采用“賬戶+統籌”基本模式,允許統賬比例多樣化。采用“賬戶+統籌”農村養老保險模式,易于和現有的城鎮職工養老保險制度模式組合銜接。考慮到農村的現狀和社會保險所應發揮的作用,目前不易實行完全個人積累制,而應實行個人賬戶為主、社會統籌為輔,充分發揮個人賬戶自我積累、自我保障的功能,同時發揮統籌金的互助共濟作用。
2. 建立靈活多樣的繳費方式和支付方式。(1)針對農民收入不確定的實際情況,應連續采用原制度模式中成功的作法。(2)實行彈性領取時間。對農民的養老金領取時間不作硬性規定,而是根據本人情況靈活掌握,并對延后領取的農民實行待遇支付方面的獎勵,應得部分并入個人賬戶。(3)建立待遇調整機制。改變過去完全靠個人賬戶積累,待遇一經確定終生不變、難以長期保障參保人員基本生活等問題,從而使社會養老保險發揮更大的作用。(4)靈活的個人賬戶管理模式。允許個人賬戶基金作為個人資產可以轉移、繼承和進行金融活動,保障農民的養老金能在不同地區之間進行有效流轉。
(四)在統一的框架下選擇漸進式和多樣化的經辦模式
考慮到河北省內各地經濟發展水平的不平衡性,應當按照突出重點、分類指導、分步實施的策略,做好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工作。
1. 在地域上,可從經濟發達地區率先突破,逐步向次發達地區延伸。按照保障水平與經濟社會發展水平相適應的原則,根據當地農村的實際情況,可先在經濟條件較好的地區進行試點,待各方面試點較成熟后再向其他地區推廣新的農村基本養老保險制度。
2. 在人群上,建議先將處于城鎮化邊緣的農民工、被征地農民和有條件的地方的農民為重點,實行新的農村基本養老保險制度,逐步覆蓋到所有農民。
3. 在參保年齡上,建議以已超退休年齡和臨近退休年齡的農民為重點,逐步擴大到所有適齡的農民。
(五)健全管理體制,完善信息系統
1. 建立健全農保經辦機構,補充經辦人員,為建立和實施新型農保制度提供保證。同時將農村養老保險工作啟動經費全部納入財政預算,調整充實農保經辦機構工作人員,建立必要的工作網絡。
2. 建立健全信息網絡系統,開發河北省農村養老保險個人賬戶管理信息系統,構建新型農保制度的基礎平臺。
3. 加強宣傳,營造和諧的發展氛圍,促進農民真心關心農村養老保險工作。
4. 創新基金運營模式,讓養老保險基金成為農村生產發展基金,積累財富,形成良性環境。
參考文獻
[1]王海江.我國農村養老保險面臨的挑戰和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的建立[J].人口學刊,1998,(6).
[2]陳香親.建設有中國特色的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J].西北人口,2001,(3).
[3]陶勇.二元經濟結構下的中國農民社會保障制度透視[J].財經研究,2002,(11).
[4]“Averting the old Age Crisis”.A World Bank Policy Research Report,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4,P.5.
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需要大量的資金投入，而金融支持無疑又是舉足輕重的，如何通過有效的金融支持扎實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是金融部門必須承擔的歷史責任和必須面對的重大課題。
一、金融服務情況
1、金融基礎設施及系統電子化網絡建設情況。目前，縣域商業銀行與郵政儲匯機構均有較先進的支付清算系統、銀行卡網絡體系比較健全，市場體系功能完善。農村信用聯社金融基礎設施建設滯后，系統內電子化網絡建設進展緩慢，會計基礎核算基本以手工核算為主，農村金融服務方式、服務手段落后，電子化、票據化程度較低，支付結算體系建設落后。
2、支付結算情況。金融機構服務功能逐步衰退。隨著國有商業銀行機構網點的收縮，信貸業務向中心城市集中，原有的業務品種急劇減少，新品種又發展不起來，縣域網點逐漸演變成了“存款服務所”。目前，大小額支付系統在縣域已推廣運行，各國有商業銀行的分支機構主要通過系統往來進行業務處理，而農村信用社則主要通過信匯方式進行處理。
調查顯示，縣域各金融機構的支付結算方式仍比較單一，所使用的支付工具也比較少，縣級金融機構主要辦理支票、匯兌和信用卡業務，由于這些金融機構不僅市場占有率下降，而且已有的功能也逐步喪失，其最終退出縣域這塊陣地也就成為必然。最為重要的是，以支持“三農”為己任的農村信用社結算手段落后，資金流通不暢，連接城鄉的信用社還未在全省乃至全國實現資金存取的通存通兌，很難真正成為為縣域經濟服務的金融主力軍。
二、金融支農現狀與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要求存在著明顯的不適應性
（一）金融支農體系的不完備與引導全社會力量支持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要求不相適應。金融支農體系的不完備，一方面表現為金融支農機構設置的不完備,__市作為特種種植農業大市和經濟欠發達地區，農業基礎設施建設較為落后，農業生產和農民生活受自然氣候等條件影響較大，尚沒有擺脫靠“天”吃飯的局面，由于沒有相應設立農業保險機構，不能為農業生產和農村經濟發展提供保駕護航作用。金融支農體系的不完備，另一方面表現為金融支農定位、機制的不完備，弱化了金融支農作用的發揮。由于國有商業銀行實施了向大中城市轉移的戰略，對縣域分支機構進行了整合、撤并，并集中上收了信貸資金的審批權限，造成縣域分支機構僅有小額質押貸款權限和額度較小的個人消費貸款權限，其支持縣域經濟特別是支持農業和農村經濟發展的作用得不到發揮；從農業發展銀行來看，盡管其業務功能由糧食購銷企業貸款擴展到可以向農業產業化龍頭企業貸款，但受其信貸資金來源（不能吸收儲蓄存款，靠上借資金發放農業產業化龍頭企業貸款）的限制，其支農作用受到了影響；而作為金融支農主體的農村信用社，盡管在人民銀行支農再貸款的扶持下，在支持農業生產和農村經濟的發展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但由于對農村信用社資金支持渠道不順暢影響，其支農實力大大折扣。
（二）農村信貸資金供給渠道狹窄和資金大量外流并存，與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巨大資金需求不相適應。從目前的現實來看，受信貸資金審批權限的制約，縣域國有商業銀行逐漸演化成為上級行的“吸儲器”，加之郵政儲蓄機構的只存不貸，對農村信貸資金的供給除了人民銀行少量的支農再貸款外還沒有其他渠道，使得農村經濟發展的資金血液被大量抽走，流向了大中城市。20__年末，__市縣域國有商業銀行上存資金為__億元，比20__年增加了__億元，增長358％。郵政儲蓄機構20__年匯劃資金余額為__億元，比20__年增加了__億元，增長77.4％。農村信貸資金供給渠道狹窄和資金大量外流并存，與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要求和巨大資金需求形成強烈反差。
（三）傳統的金融經營理念、經營方式和金融產品與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需要不相適應。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中心任務是發展農村生產力，其中重要的一點是：不僅要注重農民的生產生活條件和居住環境改善，更要注重促進農村經濟社會的全面發展。這就對金融機構支農的經營理念、經營方式和金融產品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面對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這一嶄新的課題，國有商業銀行無論是在金融支農的理念、經營方式方面，還是金融支農產品方面都存在著明顯的不適應性；農業發展銀行雖然擴展了業務范圍，但還處于起步和探索階段；做為金融支農主體的農村信用社，仍然習慣于“春放秋收”傳統的經營理念和以存貸款為主的經營方式，金融產品創新滯后，且受自身資金實力、農村金融的不充分競爭等因素的影響，貸款期限以1年為主、貸款額度以幾千元為主、貸款利率以“一浮到頂”為主，影響了支農效果的發揮，特別是貸款利率“一浮到頂”的做法與國家的惠農政策是相悖的。
（四）農村信用社的服務設施、手段落后與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需要提供的金融服務不相適應。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需要高效、快捷、便利和多元化的金融服務做支持。但目前農村信用社的電子化建設水平還比較落后，還沒有建立獨立的聯行清算體系，特別是大部分處于農村基層的信用社還維持在手工操作的原始水平，這顯然與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需要提供的金融服務不相適應。
四、幾點建議
（一）改革現行的農村金融體系，改變農村信用社“一農支三農”的尷尬局面，形成多元化的農村金融服務體系是客觀需要。
現行的農村金融組織中，國有商業銀行由于公司化改革方向明確，目標是利潤而不是“效益”，而農業貸款具有風險高、期限長、額度大、成本高、收益少等特點，使一般的商業銀行在服務農村這個弱勢行業上無利可圖，必然退出農村，向城市發展。況且，農村有很多現實的、有還款能力且能盈利的資金需求多數得不到滿足，加上政府引導不夠，致使融資渠道不暢，籌資成本過高，必然是產業化項目落實少，導致“三農”發展的有效信貸需求嚴重不足。而分布在農村的分支機構中，農業銀行占多數，但農業銀行已不再姓“農”；而其他商業銀行分支機構即便存在，也在“吸血”，而不輸血；郵政儲蓄機構只組織存款，不使用資金，充當“抽水機”的角色，將農村資金反“抽”到城市。這種種的制度安排，造成了現行農村金融體系整體服務功能弱化。客觀上使服務“三農”的金融機構只有農村信用社一家，這個“農民自己的銀行”盡管改革步履蹣跚，也要其承擔“一農支三農”的重任，當然是“獨木難支”！且由于自身籌資能力和經營性質的制約，難以補“三農”領域的投
資缺口。這方方面面的困難和問題客觀上需要借力完善農村金融服務體系，確保新農村建設的資金支持。（二）改革政策性銀行，完善政策性銀行服務功能，使其在新農村建設中發揮更大的作用。為適應新農村建設的需要，農業發展銀行改革的方向應是完善其功能定位，充分發揮農業政策性融資的作用。從發達國家的經驗看，農業政策性金融機構屬于財政投融資范疇，是財政手段的延伸，是財政和金融的有機結合，能有效彌補財政支農職能的不足。這也應成為我國農業發展銀行的改革方向。在新農村建設中，在商業銀行不能提供有效金融支持的情況下，作為政府的宏觀調控工具，農業發展銀行可以成為資金回流農村的載體，同時在合作性、商業性金融服務薄弱的領域以及在彌補市場功能缺陷方面發揮方向性、基礎性主導作用，引導企業、個人、社會等多元化資金投向農村。凡此種種，呼吁農業政策性金融這些功能，發揮應有的作用。
[關鍵詞] 新生代農民工;半城市化;社會復合治理;路徑分析;思路與對策
[中圖分類號] F320 [文獻標識碼] B
一、問題的提出
在舊生代農民工落葉歸根、逐漸退出歷史舞臺的背景下，在代際更替中成為農民工群體主體的新生代農民工已經成為新型城鎮化的主導力量。相比父輩，生長在城市、遠離農村和農業、具有較高文化素質和處于迥異時代背景的新生代農民工在價值取向、社會心態、個人訴求、行為邏輯、參照目標、身份認同、生活方式等諸多方面體現出顯著不同的特征，因此對農村和土地的眷戀有所消減，而對進入城市社會有著較強的期盼和憧憬。
然而根源于戶籍制度的城鄉二元體制使新生代農民工雖然在經濟上、甚至在身份上融入城市，但是卻面臨著就業歧視、社會網絡狹窄、人力資本匱乏、心理認同度低等問題。新生代農民工城市融入過程中存在經濟上融入，社會和心理上嵌入的非實質性融入現象，傳統的由戶籍制度導致的二元結構正在城市內部演變成為新的二元結構，即新生代農民工處于半城市化狀態，處于城市與農村的雙重邊緣，是一群沒有認同或認同內卷化了的、懸空的一代，這使得新生代農民工成為真正市民、與城市融入的夢想遭遇到前所未有的諸多尷尬與無奈。
隨著新型城鎮化進程的不斷推進，人的城鎮化已經取代物的城鎮化成為新型城鎮化戰略的核心，在城鎮化過程中需要注入人文關懷、需要融入人性理念，讓新型城鎮的每一個角落都能彰顯人性的光輝。新生代農民工半城市化問題不解決，不僅會使新型城鎮化進程和新型城鎮化的質量受到影響，而且也影響社會的和諧穩定。然而，新生代農民工城市融入是一個復雜的課題，不僅要跨越城鄉二元制的藩籬即取得城市戶籍，還要能夠形成城市的生活方式、價值觀念，擁有一定的融入城市所必需的心理資本，獲得本地市民的情感接納和社會資本，并且擁有在城市安居興業所必需的人力資本。
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提出“全面放開建制鎮和小城市落戶限制，有序放開中等城市落戶限制”，十三五規劃綱要中也提出“加快農村轉移人口市民化，深化戶籍制度改革、實施居住證制度、健全促進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的機制，加快新型城鎮化步伐”。無論是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還是十三五規劃綱要，都從政策、制度或機制上給予外來人口更多的、更公平的享受市民待遇的機會。因此，在這一趨勢下如何使新生代農民工更好地融入城市，彰顯新型城鎮化過程中人文關懷和人性理念，是非常有意義的研究課題。
鑒于新型城鎮化所提倡的人性關懷以及新生代農民工的獨特性，基于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和十三五規劃綱要提出的農村轉移人口市民化的政策、制度和機制保障，研究影響新生代農民工半城市化問題的成因并尋找解決半城市化問題的合理路徑，對于新生代農民工真正融入城市、持續改進我國城鎮化質量、推進我國新型城鎮化進程意義重大。因此，本研究在對文獻進行梳理的基礎上，利用SPSS22.0統計分析軟件，以對新生代農民工半城市化問題成因進行的問卷調查得到的抽樣數據為基礎，選取影響新生代農民工市民化意愿影響因素為自變量，以新生代農民工市民化意愿為因變量，通過單因素卡方檢驗及二元logistic回歸分析，驗證新生代農民工的半城市化狀態與心理資本、社會資本、人力資本的相關關系，在此基礎上建立基于三種資本協同的新生代農民工城市融入模型，并以城市融入模型為基礎，提出了新生代農民工半城市化問題的社會復合治理解決思路與對策。
二、國內外研究現狀
基于中國特有的城鄉二元模式以及戶籍制度對于新生代農民工城鎮化的影響，在城鎮化、半城市化、城市融入以及新生代農民工問題方面的研究形成了中外分化格局。
第一，西方學者在早期人口遷移理論的基礎上，以流動人口和移民為研究對象，關注城鎮化以及流動人口和移民的城市融入狀況。
西方早期的人口遷移理論，利用歸納方法對人口遷移狀況進行解釋，力圖發現人口遷移內在的規律和特征。其中建立在一定假設基礎上的推拉理論、預期收入理論、勞動力轉移理論等都從工業化、城市化視角研究農業轉移人口問題，成為現代人口遷移研究的基礎。在此基礎上，西方學者深入探討了城鎮化與經濟社會發展之間的關系及其后果，提出了由城鎮化所導致的“城鄉發展失衡”、“過度城市化”等今天依然困擾世界城市發展的問題。20世紀80年代以后，西方的人口遷移與城鎮化問題研究逐漸從宏觀視角轉向對于轉移人口個體及家庭遷移動因或遷移行為等微觀層面的研究。
西方學者的半城市化研究始于20世紀50年代的對于半城市化現象的論述，后來演變成為從特征、過程的角度定義半城市化，并對半城市化問題發展機制、發展現狀以及產生的后果進行深入探討。由于不存在城鄉二元體制，西方學者對于流動人口半城市化的解決機制研究主要聚焦于心理層面，如社會熔爐理論、社會同化理論提出的流動人口通過接受當地主流文化、建立社會網絡并實現心理認同的同化過程。
西方學者的研究雖然在與中國迥然不同的國情和制度背景之下展開，但為中國錯綜復雜的城鎮化問題提供了深入研究的良好平臺，為中國農村人口市民化問題的解決提供了良好的借鑒。
第二，國內學者以普通意義上的農民工群體流動為研究起點，進而考慮新生代農民工獨特性以及其在農業轉移人口中的主體作用，對新生代農民工的城鎮化及半城市化問題進行深入研究。
20世紀80年代開始，來自社會學、人口學、經濟學、管理學、政治學、地理學等學科的諸多學者，基于各自學科視角對農民工群體的流動問題展開研究。研究內容從早期關注的流向、規模、人口學特征等人口流動的靜態特征，逐步演變為流動過程、工作和生活狀態、行為方式、社會融合等社會經濟動態特征，以及人口流動對流入地和流出地的經濟社會影響等。
以王春光（2001）首次提出新生代農民工的社會認同與城市融入問題為標志，學界開啟對農民工代際特征以及新生代農民工的熱烈討論。在王春光城市融入與半城市化研究的基礎上，學界在三個方面就新生代農民工的半城市化及城市融入問題進行廣泛探討。第一，對農民工半城市化狀態進行驗證和分析。通過考察新生代農民工的工作和生活方式、社會認同、群體特征、權益保障、心理狀態、就業狀況、城市融入等方面，指出雖然在消費方式、生活方式方面，新生代農民工已經基本市民化，但非正規就業和發展能力的弱化、居住邊緣化和生活“孤島化”以及社會認同的“內卷化”都使其處于城鄉兩棲的半城市化狀態，影響中國的城鎮化進程。第二，對于新生代農民工半城市化現象的形成原因進行分析，居于主流的觀點是我國城鄉二元體制的戶籍制度導致新生代農民工半城市化的“制度決定論”。還有學者提出，新生代農民工自身人力資本、物質資本和社會資本的匱乏也是導致其半城市化的原因。第三，農民工的半城市化狀態已經呈現出結構化、長期甚至是永久化的特征，因此學界展開了對農民工半城市化的演進趨勢及成本測算的相關研究。
經過修正的西方人口遷移和城鎮化的相關理論等被廣泛運用于我國城鎮化研究。然而，由于我國與西方城鎮化在宏觀場景、推動力量、歷史歷程、政策安排與現實后果方面都存在巨大差異，因而在借鑒和運用西方相關理論時，應該結合我國實踐并結合時代特征。與此同時，伴隨著新型城鎮化的推進，中國的城鎮化研究水平也日益提高。在研究技術上，早期以規范研究為主，發展到目前占主流的各類實證研究，學者們大量使用的實證方法如Logit模型、OLS回歸分析、Profit模型等分析方法，取得了許多令人矚目的研究成果。
怎樣實現新生代農民工從半城市化到完全市民化？影響新生代農民工融入城市的關鍵因素是什么？又如何避免半城市化所導致的城市貧民窟現象？以上問題的解決對我國新型城鎮化的推進意義重大。然而，縱觀國內外對新生代農民工半城市化的相關研究，居于主流地位的“制度決定論”已經無法很好解決當前新型城鎮化提出的“全面放開建制鎮和小城市落戶限制，有序放開中等城市落戶限制”的戶籍制度改革趨勢下新生代農民工仍舊處于半城市化狀態以及無法融入城市等問題，因此，亟需從新生代農民工軟實力――心理資本、社會資本和人力資本的視角打破以往研究中影響新生代農民工市民化各種因素各自為政的桎梏，通過三種資本的協同作用對新生代農民工的半城市化問題提出解決思路。
三、基于心理資本、社會資本、人力資本協同的新生代農民工半城市化實證研究
通過對國外勞動力遷移、城市化進程和半城市化現象進行簡單的梳理和分析，以及對我國新生代農民工半城市化和城市融入問題進行回顧，本研究歸納出了新生代農民工“半城市化”的表現特征、成因及演變趨勢，新生代農民工市民化的影響因素及面臨的問題。經過文獻梳理和歸納，新生代農民工市民化的影響因素為：人口學因素、心理資本因素、社會資本因素、人力資本因素、制度因素。
以1980年后出生、16周歲以上農村戶籍外來務工人員的市民化傾向及其影響因素為研究對象，進行了新生代農民工半城市化問題的大型問卷調查。本次調查共回收有效問卷1132份，問卷Cronbach'salpha系數=0.8647，表明問卷具有較高的信度。實證分兩部分。首先，在問卷調查獲得統計數據的基礎上，本文在5%的顯著性水平上，利用SPSS22.0統計軟件，采用單因素卡方檢驗對第二部分提出的理論框架，即各個影響因素與新生代農民工市民化傾向的關系進行單因素驗證。實證結果表明，所有因素的顯著性值都小于5%，可以認為這些因素單獨與新生代農民工市民化意愿相關。其次，運用SPSS22.0統計軟件對數據進行處理，進行了新生代農民工城市化傾向影響因素的logistic回歸分析。對于單因素卡方檢驗結果顯示顯著相關的因素，可以運用二元logistic回歸分析研究在其它因素影響下每一因素對于市民化意愿的影響以及各因素的相對影響程度。由于因變量新生代農民工市民化傾向（有市民化傾向=1，沒有市民化傾向=0）為虛擬變量，且為只有兩種結果的定性變量，故可以采用二元logistic回歸模型對新生代農民工市民化傾向影響因素進行分析。
在模型設計中，可以假設P為有市民化傾向的概率，而1-P為沒有市民化傾向的概率，對P進行logit轉換，記為logitP，以logitP為因變量建立的線性回歸方程為：
Log itP = a+b1x1+b2x2+…+bnxn （1）
由（1）可以導出：P= （2）
（2）式為logistic回歸模型。在式中，a為常數項或稱為回歸截距，bi為第i個影響因素的logistic回歸系數，xm為作為第i個影響因素的自變量。
本研究在選入變量α=0.05的水平上，運用SPSS22.0統計軟件對被調查的1132個樣本的截面數據進行logistic回歸處理。在對數據進行處理的過程中，采用自變量組分步強制納入法，分別就人口學因素、心理資本因素、社會資本因素、人力資本因素、制度因素五組自變量對新生代農民工市民化傾向的影響作用進行分析。實證研究的結果表明：心理資本因素、社會資本因素和人力資本因素均對新生代農民工市民化意愿影響顯著;雖然制度因素的影響更加顯著，但國家一系列解決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問題的政策措施出臺后，制度因素的影響將產生變化;人口學因素對市民化意愿的影響不確定。
四、基于心理資本、社會資本、人力資本協同的社會復合治理的解決思路與對策
張紅芳，吳威（2009）認為，心理資本、社會資本和人力資本具有協同關系，三者的協同是開發個人潛能、形成組織競爭優勢的關鍵。林竹（2011）認為，通過心理資本、社會資本和人力資本的協同可以解決新生代農民工的就業問題。張洪霞（2013）也認為，通過三者的協同可以解決農民工的社會融入問題。本研究認為在國家制定出臺了一系列農村轉移人口市民化的政策、制度和機制保障的情況下，通過心理資本、社會資本和人力資本三者的協同可以提高新生代農民工的城市融入程度，解決其半城市化問題。
所謂社會復合治理主要指社會治理結構從政府作為單一主體排斥其他主體參與，向多種社會主體協同以促進治理績效優化和提升社會整體治理能力轉變過程中的一種新型治理形態。作為一種新型治理模式，復合治理的治理主體強調多元參與主體的“復合型”協同參與，更加注重社會組織參與主體在治理機制中的平等地位;治理過程強調政府與社會組織間的“雙向互動”，即通過政府部門的主動作為和其他各主體的全面參與，實現“雙方”的優勢互補，建立良好的互動伙伴關系;治理結構強調多元參與主體間的橫向互動，與傳統科層組織形成網格狀治理結構，各個參與主體成為連接多渠道治理路徑的結點，其網絡觸角涉及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對社會需求反應更為及時靈敏。因而，新生代農民工半城市化問題的解決作為社會治理的重要內容，應該引入復合治理的理念，引導第三方組織和企業與政府進行“復合型”協同型參與，構建政府、企業和公民社會三維結構下的多元主體復合治理模式，有利于打破單一主體的政府治理模式，提高問題的解決效率。所謂社會復合主體是指在促進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的創新行動過程中，多個不同社會主體共同參與、主動關聯所構成的多層架構、網狀聯結、功能融合、優勢互補的新型主體網絡。據此加以引申和延展，新生代農民工半城市化問題解決的復合主體則是指以政府為主導，形成政府、企業和社會組織“三位一體”的復合主體，旨在打破不同主體間的“部門分體制”，塑造一種互相嵌入、功能互補的互通互聯協同治理模式。其核心思想體現在：一是注重“政府―企業―社會”三維合作的組織模式，也注重不同主體的主動性和專業性，促進各主體的優勢復合發揮。二是復合治理主體構建了主體間相互融通，共同分享，優勢互補的互動平臺，打破了治理全過程不同環節、領域的部門割裂、主體分立。三是實現主體間互聯互通的內部化，對于有效整合多主體間的社會資源，加強融通協同，提高治理效率具有實然性。因此，如何在實踐中構建政府與企業主體、政府與第三方組織及企業主體與第三方組織之間“雙向互動”的良關系，形成優勢互補和犄角支撐的耦合型治理格局，是深化和創新半城市化問題解決路徑的一種新探索。在這一社會復合治理結構的支撐下，運用政策、法律、社會、經濟等多種手段，通過全方位培訓增加新生代農民工人力資本，從而增強對城市居民身份的自我認同以增加其心理資本，增加其職業交流并在此基礎上增加以業緣為基礎的社會資本;通過各主體努力增加其與城市居民的溝通、交流渠道以增加其社會資本，從而使其擁有心理歸屬感，并擁有更多信息渠道從而增加其人力資本;通過網絡組織進行的包括心理援助和心理咨詢在內的心理培訓，加強對其挫折心理的疏導，提高新生代農民工的心理資本，促進其主動融入城市以提高社會資本，激發其自身強烈的成就動機以提高人力資本。
[參 考 文 獻]
[1]張兆曙.城市議題與社會復合主體的聯合治理――對杭州3種城市治理實踐的組織分析[J].管理世界，2010（2）
[2]曹堂哲.公共行政執行協同機制――概念、模型和理論視角[J].中國行政管理，2010（1）
[3]何繼新，陳真真.公共物品供給復合主體“復合型”協同機制研究――基于“價值鏈”理論視角[J].吉首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6（3）
[4]汪錦軍.構建公共服務的協同機制：一個界定性框架[J].中國行政管理，2012（1）
[5]張洪霞.新生代農民工社會融合的內生機制創新研究――人力資本、社會資本、心理資本的協同作用[J].農業現代化研究，2013（7）
[6]陳藻.農民工“半城市化”問題研究――基于成都市的調查分析[D].西南財經大學，2013（4）
[7]林竹.農民工就業：人力資本、社會資本與心理資本的協同[J].農村經濟，2011（12）
（三）開門納諫，邊學邊改求實效。在“萬名黨員送溫暖、聽意見”活動中，收集意見萬余條，歸納、梳理為6個大類200余條。啟動了“萬人大調查”活動，召開了人大代表、政協委員、基層干部群眾和離退休老干部代表等6個不同層次的征求意見和建議座談會。針對群眾反映市政公用設施維護難等問題，我市建立了“市政110”，受理城市公共服務和家政有償服務，試運行以來共接警X件，已處置X件，群眾滿意率達95。針對黨員干部中存在的賭博現象，開展了嚴禁參與賭博專題教育活動，堅決制止黨員干部參與賭博。
下一步，我們將按照XX市委的總體安排，根據督導一組提出的意見和要求，堅持時間服從質量的原則，扎實地把先進性教育活動推向深入。
一是在加強組織領導上狠下功夫。建立健全領導責任制和領導干部聯系點制度，繼續發揮領導干部的示范帶頭作用，進一步加強督查指導。
二是在強化宣傳發動上狠下功夫。充分發揮各種媒體的輿論引導作用，采取文藝演出、報告會、交流會、知識競賽、專題片等多種形式，進一步營造良好輿論氛圍。
為積極穩妥地解決好農村信用社系統職工的養老保險問題，統一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制度，完善社會保障體系，促進農村信用社的改革和發展，現將農村信用社參加基本養老保險社會統籌有關事宜通知如下：
一、農村信用社在編正式職工（包括原固定工和合同制職工）和符合國家規定的離退休人員從2001年1月1日起參加地方的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社會統籌（以下簡稱參加地方統籌）。
二、農村信用社參加地方統籌后，其基本養老保險繳費比例、統籌項目和待遇標準，在省、自治區、直轄市（以下簡稱省區市）范圍內原則上要基本統一，其中，基本養老保險單位繳費比例按國家有關規定執行。農村信用社參加地方統籌后的具體管理方式由各省區市研究確定，具備條件的地區，可以將農村信用社系統基本養老保險直接納入省級管理。
三、農村信用社參加地方統籌前已經離退休的人員，養老保險待遇原則上維持不變。其中，屬于勞動保障部門核定的統籌項目內養老金，從統籌基金中支付，由社會保險經辦機構確保發放；統籌項目外的部分，由農村信用社負擔。
參加地方統籌后退休的人員，其基本養老保險待遇要按照平穩過渡的原則，逐步向所在省區市統一的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制度并軌。
四、對已經實行系統內養老保險統籌的農村信用社，其為職工建立的基本養老保險個人帳戶，要移交地方社會保險機構管理，并由地方社會保險機構按國家有關規定進行規范。今后，國家統一調整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個人帳戶規模時，農村信用社職工個人帳戶規模相應調整。
各省級勞動保障、財政部門要會同人民銀行分行、農村信用社，對2000年底以前的養老保險統籌基金提取、使用、管理等情況進行認真審核，并對養老保險基金收支進行清算，結余基金要全部移交地方社會保險機構，納入財政部門設立的社會保障基金財政專戶管理。凡違規違紀擠占挪用的，要限期收回；對有關責任人要依法處理。
五、對于目前未實行養老保險統籌的農村信用社，其職工自2001年1月1日起按當地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規定參加地方統籌。在地方社會保險機構統一為職工建立個人帳戶至2000年底之間，職工的個人帳戶不予補記，職工在此期間的工作年限也不視同繳費年限；但職工在地方社會保險機構建立個人帳戶以前的連續工齡應作為視同繳費年限。
六、各地要按照國家有關規定，對農村信用社退休人員，特別是1998年6月25日勞動保障部下發《關于不得違反國家規定辦理企業職工提前退休的緊急通知》（勞社發明電〔1998〕5號）之后辦理退休手續的人員，進行認真審核清理。不符合退休條件的人員，由農村信用社自行安置，達到國家規定的退休年齡后，其基本養老金再納入統籌基金支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