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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英國本科畢業論文范文

一個明媚的秋天的下午，在盧老師的辦公室，他接受了本刊的專訪。

《大學生》：從您發表的文章看，您認為我們的大學生學習量，也就是學分要求普遍過大。

盧曉東：2014年北京大學教育學院陳曉宇、朱紅教授領導的課題組完成的“高等理科教育本科改革”調研中，受訪的275名專家中有240名專家提供了本校本專業畢業總學分要求，均值165學分?？倢W分數分布于150～180之間的高校占65%，其中160～170學分的比例最高，達到31%。22%的專家表示其所在學校規定的本科畢業總學分數超過180學分。這反映出我們大學規定的學習量確實過大。

《大學生》：境外高校的學分要求是怎樣的？對學生的教學效果如何？

盧曉東：美國高校本科生學習量要求為120～128學分之間，1學分意味著課堂教學1小時加課外2小時，學期教學周數13～15周。美國本科生的規定學習量確實較少，但培養出的學生一般被認為富有創新精神。

就學分而言，日本在1931年頒布了《大學設置基準》，其中第三十二條規定，“學生如需畢業，經在大學學習四年以上，取得124以上學分”。由于是國家立法，84年來沒有大的折騰和變化。日本在2000年之后諾貝爾獎取得突破，幾乎平均每年一位。

英國本科教育基本是三年制，學習量世界最少。但我們看到，英國在創造性人才產出方面是一個獨特的國度，進化論和DNA雙螺旋結構、盧瑟福和原子模型、青霉素、圖靈和計算機、石墨烯、試管嬰兒……英國在現代文明中發揮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我國臺灣地區高等教育在創造性人才培養方面也很成功，其本科學習量為128學分，也很少。香港之前的學制學習英國，為三年制，學習量很少，培養出的典型創造性人才包括菲爾茨獎獲得者丘成桐。2012年香港完成學制改革，大學學制由英制的三年改為美制的四年，學習量有所增多，但四年制大學本科基準學習量也定為128學分左右。

《大學生》：為什么學習量與創造力之間不一定成正比，甚至學習量太大反而影響創造力？

盧曉東：法國古典哲學家蒙田在其《隨筆集》中專門論述過“學究式教育”，他對學習量過多舉過兩個精辟的比喻。他說，“我們公主中的公主提到某人時對我說過這樣的話，把其他那么多人博大精深的思想放在頭腦中，自己的思想為了讓出地方就擠壓得很小了”“我想說的是植物吸水太多會爛死，燈灌油太多會滅掉，同樣，書讀得太多也會抑制思維活動。思想中塞了一大堆五花八門的東西，就沒有辦法清理，這副擔子壓得它萎靡消沉”。

從認識論上來講，如果認為學得越多就越有創造力就存在一個悖論：創造新學科的本質是突破舊學科范式，所要突破的東西如何能夠成為新學科范式的基礎呢？遵循舊的邏輯會導致一種情況，如果學生對舊范式非常熟悉并精確掌握，他是否會對舊范式產生某種信賴，甚至信仰而非懷疑，因而不愿意、或者說更加難以突破舊范式呢？事實上，美國科學史家、科學哲學家庫恩早就指出了這種危險：如果所有的科學家都曾經是并仍然是常規科學家，那么某一特定的科學就會囿于某一范式而不能超越它而進步。

“范式陷阱”這個概念可以描述學習量過多的后果。在舊范式中沉浸越深者，在舊范式中學習越多、掌握更加精確、不斷在舊范式中取得成功的人，陷入舊范式陷阱越深，就越難以跳出陷阱而做出創造。經濟學家斯特芬在《創新經濟學手冊》中專章論及“科學經濟學”，他指出：“存在軼事證據表明，過多的知識對于研究者的創新發現而言不是一件好事，因為過多的知識阻礙了研究者。這給我們一些思考的暗示。例如，許多超常規的研究常常由年輕科學家完成，因為年輕科學家相對年長者知道得更少，因而在選擇研究的問題以及解決問題的方向時不會被阻礙”。

《大學生》：這些觀點令人耳目一新，給我們以前普遍的做法敲了警鐘。

盧曉東：我們是該思考，在培養創造性人才方面是否存在嚴重缺陷。我們的大學（加上中小學）讓學生學那么多東西，是否會把學生自己的思想都擠壓得沒有地方了呢？沒有自己的思想，創造性何來？我們的學校教育讓學生學了太多東西，是否抑制了學生的思維活動，從而使得學生難有創造力呢？

比如有的高校要求的學分總量竟超過180分，尤其在許多大學中，成立的以培養創新人才為目標的“教改綜合班”，竟然規定了超高的學分要求。如一個學校規定：“前兩年集中強化數理、計算機和英語基礎，共修學分達125學分?！边@意味著該校綜合班學生四年的學習量很可能達到250學分！

另一個大學對以培養拔尖創新人才為目標的“強化學院”，其學分制實施方案（2004年12月）規定：“畢業最低總學分（含畢業論文、畢業設計及其他實踐教學環節的學分），文科類185學分；理科、工科類188學分，其中要覆蓋所選專業主干課程。課堂講授原則上17學時計1個學分”。

上述兩校的做法并不是個案，從中看出潛在邏輯：“強化出人才”，教育的目的之一在于讓學生了解和熟悉既有學科范式。目前基于常識的觀點認為，學生對舊學科范式的把握程度是其創造新學科范式的基礎，只有把舊學科范式掌握得非常熟練和深刻，學生才能創造出新的學科范式。也許一般學生沒有很強的學習動力和智慧潛力，但選的優秀同學有這樣的潛力，因而讓這些優秀的學生學習很多知識，他們就能夠成為創新者。

實際調查也證明了這樣的做法是無效的，“高等理科本科教育改革”調研專門針對學生完成了“全國大學生調查分析報告”，從學生角度了解學分總數對學習成效的影響。研究表明，“學分總數在回歸分析中，沒有發現對學生學業能力、創新能力存在顯著影響”。

《大學生》：學得太多未必好，當然不學也不對，大學生的學習量存在一個適度的問題。在您看來，適度的學習量應是多少？

盧曉東：大學生確實需要適度的學習量。經由教育制度比較，如果以120～128學分為參考基礎，考慮大陸另外有12～16學分政治理論課學分，我們大學生四年的學習量應當在130～140學分之間，上限不建議突破140學分。以15學時等于1學分計算，總學時大致可以把握在2200～2400學時之間。

《大學生》：現在有沒有大學的先行者，已經按這樣適度的學習量來做？北大能否給全國大學帶個頭？

盧曉東：北大從10多年前就已經把同學的學分總量要求降到140個學分以內，這些年一直堅持著這樣的總量要求，沒有因為一些因素而改變。其他也有一些大學已先行開始減少本科畢業應修學分數，如中國人民大學已經開始對本科生的學習量進行調整，在2013年“中國人民大學本科教育改革路線圖”中第一條就是：學生的學分要求降到最低129分，最高157分。這在高校中算是非常低的。此外，哈爾濱工業大學、山東大學和北京聯合大學等都非常大比例地減少了學習量要求，為學生疏離范式陷阱以及更深入地自主學習給予了可觀的空間和時間。

建議修訂高等教育相關法規，將本科畢業的學習量固化在130～140學分之間，以讓大家有個共同的遵循，也防止在實際中出現反復的波折。

《大學生》：可以想象，學習量減少后，大學生有了更廣闊的選擇空間，來做自己喜歡的，更適合自己的事情。學校如何適應這種變化，給他們提供更便利的學習環境和更多的選擇途徑？

盧曉東：學校可做的很多。

一是通過通識教育給學生選擇背景和原則。

二是自由選課。在全校范圍內任意選課意味著，當學生在電腦上打開選課系統，他可以看到全校所有院系的課程，并跨越院系藩籬選擇所有課程，甚至跨越本科課程和研究生院的藩籬選擇課程。在必修與選修的維度上，可以給予學生30%～40%選修課比例，將必修的比例控制在60%～70%之內。這樣的自由選課會帶來許多“意外”，一個物理學專業的畢業生會選擇攻讀哲學碩士，之后又選擇“石油工程”專業博士；德語專業的畢業生會報考化學專業碩士并且如愿以償；一名力學專業的研究生選擇了生物學本科課程，竟然“意外”成長為生命科學領域的院士（如程和平院士）。這些都是北大學生中的真實故事。

三是以住宿學院和文理學院去除學生的專業身份束縛。

四是發展個人專業。所謂個人專業，是指個人專業的課程教學計劃不是由教師組織完成，而是由學生按照自己的興趣，在全校（甚至更大范圍）課程中自行組織完成。

五是自由地轉專業。

六是自由選擇輔修或雙學位。高校應按照學分制模式，為每一個專業構建一個輔修/雙學位專業供學生自由選擇。人數較多時，可以單獨開班；人數較少時，完全按照學分制管理。如塔里木大學主修歷史專業的同學可以輔修“棗科學”；西北工業大學主修會計專業的同學輔修“3D打印”；西南師范大學主修“兒童心理學”的同學輔修“古典音樂作曲”。

《大學生》：這些力度不小了，讓我們再放飛設想，還能給同學們哪些盡可能寬松的成長環境？

盧曉東：比較大的政策改變還可有一些。

一是大學間轉學。轉學具有雙重意義。第一，轉學是普遍的激勵。麥可思2014年對大學新生的調查表明，六成大學新生對學習缺乏動力。轉學就是當下亟需的新動力。第二，轉學是新的學習機會和環境。實現大學間轉學需要“985”和“211”高校系統調整不同年級的學生人數結構。

二是開放的暑期學校。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等校的實踐表明，開放暑期學校具備實踐可能并已產生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