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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人民幣匯率論文范文

一、人民幣匯率不是中美貿易逆差的主因查閱最全面的金融信息和最有價值的金融資源請登陸中國金融資源總庫

根據中國海關統計，2004年前十位貿易順差來源地資料顯示：2003年中國對美國貿易順差為586.1億美元，而美國方面的統計中國對美國貿易順差為1240億美元。從兩份不同的統計數據說明：2003年中美兩國貿易順差是誤差600多億美元，顯然兩國統計數字有很大出入。

1、中美貿易差額統剖析

中美兩國統計數字差別如此之大主要有二個方面的原因：(1)、美國統計時將中國通過香港部分轉口貿易重復計算在中國對美國的出口方面.(2)、美國貿易數據的收集過程存在很多問題。而中國由于＿直有出口退稅的政策，并實行嚴格的外匯管理，中國的進出口數字是比較準確的，而美國由于規定對幾千美元小額的數據不納入統計資料，因此，這一部分也造成無法統計進去。

1999年6月7日出版的美國《商業周刊》報道說：“據美國商務部自己的估計，美國每年有10%的商品出口沒有向該部報告，如果把所有的出口都計算在內，1998年美國的外貿逆差只有1010億美元，而不是政府統計顯示的1690億美元的創記錄水平”。

2、中美貿易逆差是什么原因造成

(1)、美國政府對高新技術產品出口管制政策，是中美貿易不平衡的重要原因。美國總是從安全的角度來考慮中美貿易問題，1979年以來，美國對中國﹁直實行出口管制政策，美國不能以犧牲美國對安全的考慮而換取對中國出口貿易的增長，但卻轉過身來對日益增長的中美貿易逆差感到不滿，這其實對中國很不公平。

(2)、美國在華投資的跨國公司是貿易差額的又一個重要原因。中國盡管對美國存在偏高貿易順差，但這些貿易順差的很大一部分來自美國在中國的跨國公司，根據中國的統計數據顯示：中國進出口額中的56%是由外資企業實現的，中國正成為美國的跨國公司削減生產成本、增加利潤的主要渠道之一。

(3)、美國的貿易統計報告并沒有將跨國公司匯回美國國內的投資收益計算在內。根據中美商會及其在上海的姊妹商會9月26日聯合公布的一項調查報告顯示：在長達4年的調查期內，美國公司去年的盈利狀況最佳。在中國開展業務的美國公司中，有254家接受了這次調查，其中75%的公司實現盈利，并有10%的公司利潤非常豐厚，還有44%的公司回答2002年收入大幅增長。另外，調查還出人意料地發現，在競爭如此激烈的中國市場，美國公司2002年所獲得的利潤率居然高于他們在全球的利潤率，而這些美國公司匯回美國國內的收益并未被統計在內。因此，如果包括這一部分美國對華貿易逆差基本不存在。

3、撩開美國對外貿易赤字的面紗

美國的進口大量來自本國公司在國外設立的生產線，換言之，美國跨國公司從海外子公司輸入貨物，現實的貿易許多都是公司與公司，而非國家與國家之單證貿易。據美國《巴隆氏》金融周刊數據顯示：這類海外子公司1996年的銷售額達2萬億美元，在當地市場的銷售額占65%，其余35%則輸往美國，而這35%在美國外貿統計時均被視為對美貿易逆差。

英國經濟學家朱利葉斯就曾經對美國貿易收支統計中，如果加上其海外子公司在當地重復計算，那么，1986年美國的貿易收支就從1440億美元的逆差變為570億美元的盈余了。另據美國商務部統計，1995年美國跨國公司子公司的銷售額超過2.1億美元，加上同年商品服務出口額7940億美元，幾乎達3萬億美元，而外國對美國出口及外國公司在美國的子公司的內部銷售額合計為2.4萬億美元，今天的美國就不是世界最大的貿易逆差國，而是世界上少數幾個大貿易順差國之一了。

美國向國外的出口額和美國跨國公司在國外市場上的銷售，兩者之和2002年達3萬億美元。同期，美國的進口額和外國跨國公司在美國市場上的銷售，兩者之和為2.4萬億美元，因而造成了美國對世界各國的貿易總盈余6000億美元，這就是分析美國對外貿易赤字時所應全面把握問題的實質所在。

4、美國貿易赤字的真正原因

(1)20世紀70年代，因兩次石油危機導致世界石油價格兩次大幅上漲，加上來自日本及發展中國家強勁的經濟競爭力和美元匯率之強勢，這些都使得美國商品、勞務的貿易赤字在1987年達到1520億美元的高峰。

(2)美國惡化的低儲蓄率，美國必須從國際金融市場上籌措建設資金，即融通資金以進行大量投資建設。但世界各國要能貸款給美國，它們必須通過國際貿易盈余（貿易順差）來創匯，以積累資金供“美國需求”之用，即美國的貿易赤字反應了美國國內低儲蓄率與高投資率之間的“缺口”及其解決辦法，或者說，美國的巨額貿易赤字是其為長期低儲蓄率所付出的必要代價。

(3)美國跨國公司在美國進口貿易中所扮演的“自己人”角色，即部分貿易赤字實際上是“商品回流”。

二、人民幣匯率并非是美國制造業失業率增加的原因

1、勞動生產率的提高使制造業就業人數下降是全球化趨勢

制造業是美國主要的物質生產部門。隨著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制造業的比重不斷下降，然而，比重的下降并不意味著制造業產量的縮減，1997年制造業生產的產品大約為1960年的16倍，正是勞動生產率的提高使利用較少的勞動資源創造更多的物質財富成為可能。

調查研究發現，美國的制造業工人并非最大受害者，從1995年至2002年，美國大約削減了200萬個制造業崗位，降幅為11%，但同期的巴西制造業人數減少了20%；日本減少了16%；中國減少了15%。制造業人數下降的原因在全世界都大同小異：科技進步和競爭壓力使工廠的生產效率不斷提高，能夠在減少工人數量的同時提高產量，雖然制造業就業人數下降許多，但全球的工業產值卻增長了30%。

中國從1995年至2002年，制造業人數從9800萬人降至8300萬人，降幅達15%，超過美國的11%，這些都是客觀統計數據。

因此，勞動生產率的提高使制造業就業人數下降是全球化趨勢。

2、美國的一輪商業周期結束是失業率增高的又一重要原因

不斷創造新的工作機會一直是20世紀90年代美國經濟的最突出特色之一。90年代美國就業增長了16%，每年平均增長率為1.5%，是工業化國家中就業增長最快的國家之一，但是隨著美國一輪經濟周期的結束，情況發生了變化，2003年美國的失業率為6%，其它工業化國家如法國為9%；德國在10%以上；世界上經濟最自由的香港地區的失業率也已超過8%，而發展中國家的顯性失業率與隱性失業率之和就可能更高了。因此，各國政府都面臨著不斷創造就業機會以解決龐大的失業人口的嚴重問題。

3、9·11恐怖襲擊也是造成美國制造業失業率增高的重要原因

9.11之后，美國的各個行業都受到了創傷，航空業無疑是受恐怖事件打擊最嚴重的行業。美洲航空公司裁員和聯合航空公司裁員2萬人的消息則像瘟疫一樣傳染了整個航空業，一時間裁員風盛行。

僅在2000年第四季度，加州失業率就較一年前增加了14%，達到15.5萬人。印第安納、密蘇里、賓夕法尼亞及威斯康星州的裁員人數緊隨其后，分別達到了8.1萬、6.4萬、5萬和4.6萬人。

從行業來看，傳統的制造業和高科技業是這次裁員潮的“重災區”，這兩個行業的工作在經濟下滑沖擊下成了名副其實的“玻璃飯碗”。按照美國勞工部的統計，2000年全年美國的裁員人數增加了17%，達到184萬人，制造業就占全部裁員人數的42%。

因此，當前的人民幣匯率和中國的匯率機制，并不是影響美國制造業失業率增高的原因。把美國制造業失業率增高的原因，說成是因人民幣匯率所造成的理由是極不公正和客觀的，也是對國際社會極不負責任的一種表現。

三、人民幣匯率制度選擇及其對策建議

從中短期看，固定釘住美元的匯率制度不能改變

從長期看，根據國際經驗，一個開放的經濟、貿易大國，最佳的匯率制度應該選擇浮動匯率制度，以動態變化的匯率來適應快速變化的國際貿易和投資環境的變化。但是，當前中國的國情仍然不能這么做。

其一，中國的工業化（城市化）進程中，由農村釋放出來的多余勞動力就業問題是目前中國經濟最大矛盾之一。如果中國現在讓人民幣匯率自由浮動，人民幣升值的可能性最大，并且升值將導致中國產品出口價格大幅提高，中國產品將失去價格競爭力，中國不僅無法成為“世界工廠”，連目前取得的良好的制造業發展態勢也將出現衰退制造業衰退的第一個直接影響就是失業率上升，很可能引發系列的經濟、社會和政治問題。

其二、美國是世界最強大的經濟大國，其GDP將近占世界總量的三分之一。全世界的貨幣除了美元之外，基本上都很容易被它國操縱或被國際炒家狙擊，而美元卻從未發生過，人民幣固定釘住美元后，可使人民幣匯率更趨穩定。

其三、美國作為中國最大的貿易伙伴，人民幣釘住美元的穩定匯率政策有許多好處。如：有利于中國的進出口企業有效地避免匯率波動帶來的匯率損益、準確地估計成本與收益、便于國際貿易結算、增強國際投資者的信心和吸引外資的流入等。因此，釘住美元對于中國企業來說，最容易理解也最透明，最容易進行成本核算。

第2篇：人民幣匯率論文范文

近來，美國一部分人不斷在人民幣匯率問題上對中國發難。2002年起，先后有美國制造商協會（Preeg，2002）、健全美元聯盟（CoalitionforaSoundDollar）、公平貨幣聯盟（TheFairCurrencyAlliance）宣稱，中國進行匯率操縱，使得人民幣匯率較購買力平價嚴重低估，阻礙了美對華出口，造成美中上千億美元的貿易逆差，違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協定和世界貿易組織（WTO）協定，因此要求美國政府積極交涉乃至尋求WTO爭端解決。本文通過對IMF和WTO法律文件的分析認為，這些責難缺乏依據、現行人民幣匯率制度和政策并不違反IMF和WTO規則。

根據1944年6月《聯合國貨幣金融會議最后議定書》，建立了IMF管轄國際金融體系（主要為匯率制度和外匯措施），成立國際復興和開發銀行（又稱世界銀行）負責戰后重建和發展，而負責貿易規則的任務后來落在關稅和貿易總協定（GATT）身上，后者為1995年成立的WTO所取代。因此，本文第一部分剖析IMF法律文件，第二部分研究WTO協定，第三部分回顧中國加入世貿談判情況，最后分析人民幣匯率水平問題。

一、從IMF對匯率安排的要求看人民幣匯率制度和政策

（一）IMF的匯率制度規定

1973年8月15日，美國單方面宣布美國停止美元兌換黃金后，布雷頓森林體系即告崩潰。國際貨幣體系從釘住美元為主的固定匯率體系進入固定匯率與浮動匯率體系并行的時代.應美國的要求，IMF相應修訂了協定，有關匯率制度的規定主要體現在IMF協定第四條、第八條第四款和第十四條。

第四條第1節規定了會員方的義務：應努力以自己的經濟和金融政策來達到促進有序經濟增長的目標，既有合理的穩定的價格，又適當照顧自身國情；應避免操縱匯率或者國際貨幣制度來妨礙國際收支有效的調整或取得對其他會員方不公平的競爭優勢；努力創造有序的基本經濟和金融條件和不會產生反常混亂的貨幣制度去促進穩定。IMF1977年作出的第5392—（77／63）號監管決定解釋：匯率操縱是指長期、單向、大量干預外匯市場。

第四條第2節規定了匯率制度的種類，包括：（1）一個會員以特別提款權或選定的黃金之外的另一種共同標準，來確定本國貨幣的價值。（2）通過合作安排，會員方使本國貨幣同其它會員方的貨幣保持比價關系。（3）其它外匯安排。這樣，固定和浮動匯率制度并行不悖。

第八條第四款規定會員應當實行經常項目可兌換：避免限制經常項目支付，避免實行歧視性貨幣措施或多重貨幣匯率，兌換外國持有的本國貨幣（接受該條的國家稱為第八條款國）。但對經常項目可兌換條件不成熟的發展中國家，第十四條第2節規定，經IMF批準可以暫時維持現行外匯限制（援引該條的國家稱為第十四條款國）。會計

（二）IMF對匯率的監督

為避免重蹈20世紀30年代各國以鄰為壑的競爭性匯率貶值政策導致世界經濟危機的覆轍，IMF被賦予了監督國際匯率制度的職權。IMF協定第四條第3節規定，IMF有權監督指導會員方匯率政策。第二十六條第2節等規定，如果成員方拒不履行IMF的裁決，IMF可以處予取消使用IMF普通基金的資格，乃至經85%的投票權表決逐出IMF，但并不存在類似WTO爭端解決程序或交由WTO解決的先例。同時，第四條第3節規定，IMF匯率的監督指導，應該尊重、關注會員方內的國情及社會和政治政策。

IMF對成員國的審查監督每年進行（稱為第四條款磋商），重點是宏觀經濟政策（包括匯率政策），也審查第八條款國的匯兌措施是否違反經常項目可兌換原則，第十四條款國取消外匯限制的條件是否成熟。在實際監督中，IMF在匯率水平上態度靈活，更多地尊重東道國的意見，并不強加于人。甚至在危機前后，IMF對匯率水平是否恰當多與東道國充分協商。例如，1994年墨西哥貨幣危機、1997年泰國貨幣危機，1998年巴西金融危機中，IMF沒有強求這些國家調整匯率水平，直到市場力量迫使政府放棄不現實的匯率水平。美國的財政赤字問題卻是世界長期發展的潛在威脅。IMF在《2004年世界經濟展望》中批評美國不可持續的財政赤字政策，認為這是貿易赤字的主要原因，威脅世界經濟的穩定。

（三）基金組織中固定匯率制度成員多于浮動匯率制度成員

在現實中，各國都根據自身經濟發展水平和運行狀況自主選擇匯率制度和匯率政策。根據IMF《2003年度報告》，截止2003年4月30日，世界上共有8種匯率制度，按照匯率彈性從小到大分別為：沒有本國法定貨幣的匯率安排、貨幣發行局制度、傳統的釘住匯率安排、平行釘住、爬行釘住、爬行區間浮動、無區間的有管理浮動和自由浮動。在187個IMF成員中，采取上述制度的分別為41、7、42、5、5、5、46和36個。通常前6類歸為固定匯率制度，后2類劃入浮動匯率制度，這樣，IMF會員采用固定、浮動匯率制度分別為105和82個，固定匯率制度占多。

縱觀世界各國，匯率的彈性是與經濟發展水平和市場化程度基本呈正相關。在國際資本流動規模巨大的今天，自由浮動匯率制度幾乎是發達國家的專利。雖然亞洲金融危機后，有一些國家采取了自由浮動匯率，但多數壽命很短。1999年到2002年IMF成員改變匯率制度多達78次，其中放棄自由浮動的為Z7次，僅2001年和2002年就分別有10個發展中國家和8個新興市場國家從自由浮動轉向無區間的管理浮動，自由浮動的成員從1999年的48個減少到2003年的36個。

理論上說，除了自由浮動匯率制度外，其它匯率制度都多少需要一定的干預。實際上，即使是前者也不可能完全放任匯率不管，差別在于干預的方式、頻率和力度。極少數發達國家（如美國）對匯率采取“善意的忽視”，但是偶爾通過官員“放風”來引導匯率走勢。而另一些發達國家，如加拿大，采用了綜合考慮利率和匯率的貨幣狀況指數進行調控，有時（如在亞洲金融危機時期）也直接入市干預。還有些國家采取間接干預，如通過調控利率調節匯率。總之，對匯市的干預是各國進行宏觀調控和維護穩定的匯率制度的通用手段。

（四）中國沒有操縱匯率以阻礙國際收支調整或獲得所謂“不公平”競爭優勢

衡量幣值高估還是低估不能以Preeg所用的雙邊匯率為基準，而應以多邊匯率作參照系，而IMF等國際組織普遍采用實際有效匯率（RealEffectiveExchangeRate），根據測算，從1995年初到2002年末，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上升了21.37%.研究表明，不論是出口還是凈出口，與中國GDP增長的相關性較大，而與人民幣匯率的相關性并不顯著（xu，2000）。例如2000年，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隨美元處于最為堅挺的時期，但中國出口增長27.8%，進口增長35.8%；相反，2003年，人民幣匯率隨美元走軟，出口增長34.6%，進口卻增長39.9%，外貿順差同比縮小了16%.

我國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的、單一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其基礎是銀行結售匯制度，機構和個人買賣外匯都通過指定銀行進行。指定銀行又根據核定的結售匯周轉頭寸上下限，將多余或不足的外匯頭寸，在銀行間外匯市場進行平補，進而生成人民幣匯率。該匯率制度是單一匯率，沒有歧視性匯率安排。銀行間外匯市場遵循公開、公平、公正的原則，按照價格優先、時間優先方式撮合成交。中央銀行依靠法律和市場手段，調控外匯供求關系，保持匯率基本穩定。匯率穩定，是中央銀行在銀行間外匯市場通過市場手段，進行宏觀經濟調控的結果，并不是為了阻礙國際收支調整或獲得所謂“不公平”競爭優勢。在每年第四條款磋商中，IMF從未對我國匯率制度安排提出異議，也證明了目前人民幣匯率是符合IMF協定的。

（五）外匯儲備的標準

美國和日本某些人認為，中國的外匯儲備超過了世界銀行的標準，目的是為了獲得對他國不公平競爭優勢，這也是站不住腳的。首先，世界銀行并不管轄外匯儲備標準。相反，根據WTO有關規定（見第二部分），締約各方應接受IMF對外匯儲備的結論，而IMF對華第四條款磋商沒有質疑中國的外匯儲備。其次，外匯儲備是否充足并沒有一個統一的標準。世界銀行所謂的外匯儲備占進口的25%，只是一個最低要求。世界銀行專家認為，低于這一標準，容易發生金融危機。第三，儲備水平還要考慮許多因素。亞洲金融危機表明，外匯儲備需要考慮資本流動的因素。世界銀行專家認為，影響儲備的因素，還應當包括償還外債和維持對金融體系的信心等。而目前中國銀行體系，尤其是四大國有商業銀行的不良資產比例高達20.39%，最后都需由政府負擔。因此，中國的外匯儲備需要維持較高的水平，以維護投資者信心。

此外，中國的儲備相當一部分來源于資本流入而非貿易順差。從1990年代起，中國在發展中國家吸引FDI中名列前茅。截止2003年底，中國吸收FDI超過4500億美元，外債流入1800億美元。這些資本流入中有許多最后反映為外匯儲備的增加。因此，外匯儲備中只有一部分來源于貿易順差，更多的部分來源于資本流入。例如，2000年到2002年，國際收支中的資本和金融帳戶順差達到800.1億美元，而經常項目順差只有733.5億美元。會計

二、從WTO對外匯事務的規定看人民幣匯率制度

（一）WTO對外匯事務的規定

GATT烏拉圭回合談判的成果之一是成立了WTO，此外還達成了一系列的多邊協議和協定，構成了當今國際貿易行為規范的框架，也使WTO和IMF的關系有所發展。WTO涉及外匯安排的條款，新添了《服務貿易總協定》（GATS）和《與貿易有關的投資措施》（TRIMs）等協定。具體規定如下：

1.貨物貿易領域。WTO成立后，根據《WTO關于與IMF關系的聲明》（以下簡稱《宣言》），除非最后文件另有規定，WID與IMF的關系基于規范GATT1947締約方全體與IMF關系的條款。因此，在貨物貿易領域，WTO與IMF關系遵循GATT與IMF的關系。GATT章節涉及外匯事務的實質性規定主要有國際收支保障條款以及外匯安排，內容如下：

國際收支保障條款。GATT第十一條、第十八條分別授權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為維護國際收支平衡采取進口數量限制和征收關稅附加稅（稱為國際收支保障措施）。為防止濫用國際收支保障措施，GATT設定了嚴格的條件，其中最重要的是該國的國際收支出現困難和儲備下降及兩者的威脅，或者儲備過低，而國際收支和儲備狀況由IMF認定，GATT締約方全體都必須接受IMF的結論。

外匯安排。GATT第一條規定，在有關進口和出口的全部規章手續方面，成員必須對其它成員實行最惠國待遇。對外匯措施來說，這與IMF要求一致（如前所述）。GATT第十五條對成員的外匯安排進行了規定。第一款規定，GATF應與IMF進行合作，以便雙方在IMF管轄范圍內的外匯問題和GATT管轄范圍內的數量限制和其他貿易措施方面相互協調政策。第二款規定，在外匯安排問題的所有情況下，締約方全體應與IMF進行充分磋商，接受IMF提供的關于外匯、貨幣儲備或國際收支的結論。第4款規定“成員不得通過外匯措施而使本協定的各項條款的意圖無效，也不得通過貿易行動使《IMF協定》各項條款的意圖無效。”第5款規定，如果一成員的外匯限制與本協定對數量限制所規定的例外不一致，締約方全體可以向基金報告。第8款規定，本協定不阻止一締約方依照《IMF協定》，使用外匯管制或外匯限制。

GATT上述條款說明：GATT管轄關稅和非關稅措施，而外匯事務基本由IMF管轄，但雙方應當互相協調政策。GATT締約方有關儲備、國際收支、外匯限制、貨幣制度等方面的政策問題，應當要提交IMF裁決。一GATT締約方可采取符合IMF協定的外匯限制，不受GATT管轄。

2.服務貿易領域。GATS涉及外匯安排的是第十一條、第十二條、《關于金融服務的附件》，此外還包括《關于金融服務承諾的諒解》和《金融服務協議》。GATS第十一條明確了WTO和IMF在服務貿易項下外匯管理方面各自的管轄權，指出，任何規定不得影響IMF成員在《IMF協定》項下的權利和義務，包括采取符合《IMF協定》的匯兌行動；除在嚴重國際收支困難或其威脅的情況下外，一締約方不得對與其具體承諾有關的經常項目交易的國際轉移和支付實施限制，也不得對任何資本交易設置與其有關此類交易的具體承諾不一致的限制。同時，《關于金融服務的附件》對金融服務管轄范圍進行了限定。中央銀行和貨幣管理機關和任何其它公共實體為推行貨幣或匯率政策而從事的活動屬于“在行使政策職權時提供的服務”，不在GATS涵蓋范圍內，因此不受WTO管轄。“金融服務提供者”也不包括中央銀行。因此，GATS中關于外匯事務的條款，基本與GATT一致，均未涉及匯率制度。根據GATS第十二條，對服務貿易采取國際收支保障措施時，是否發生嚴重國際收支和對外財政困難或其威脅，也應接受IMF裁定。3.與貿易有關的投資領域。TRIMs附件第二條規定：不得要求企業自求全部或部分外匯平衡（外匯平衡條款）。因此，WTO對發展中國家通常使用的經常項目外匯管制手段之一—外匯平衡條款享有管轄權。

綜上所述，貨物貿易項下，WTO成員的外匯管制和匯率制度是IMF的管轄范圍，WTO必須接受IMF結論，即IMF對外匯管制和匯率制度享有單獨管轄權。服務貿易和與貿易有關的投資的外匯管理方面，IMF擁有管轄權，但WTO也對與成員的極少數具體服務開放承諾有關的經常性、資本性國際交易外匯限制和外匯平衡措施分享管轄權。匯率制度則是在IMF單獨管轄范圍內。

（二）中國加入WTO有關外匯問題的談判情況

2001年6月，WID中國工作組會議的多邊談判在日內瓦恢復。會上，美國要求在中國加入WTO議定書和工作組報告中加入外匯事務的條款，旨在將中國的外匯事務納入WTO爭端解決機制。有關外匯問題的案文主要是：要求中國向WTO承諾外匯安排，開放部分資本項目，提供外匯管制的完全信息。對此，中方認為，外匯事務應當由IMF管轄，并不在WTO爭端解決機制范圍內。因此，中國就此問題與美方進行了多次雙邊磋商，WTO中國工作組舉行了八輪多邊談判。經過艱苦談判，最后各方達成協議，中國加入WTO議定書和工作組報告刪除了要求中國承諾外匯制度，包括匯率制度的案文。

WTO中國工作組報告有關匯率制度見第31—32段。文中，中國代表介紹了中國現行匯率制度，即實行以市場為基礎的、單一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中國人民銀行根據形勢對外匯市場進行干預，WTO成員（包括美方）當時對此均未提出異議（當然，如前所述，GATT規定成員應當轉向IMF提出）。2003年對中國的過渡審議機制各成員也未涉及中國匯率制度和政策問題。會計

（三）以美中雙邊貿易逆差為依據指責中國使WTO協定意圖無效是對WTO多邊規則的曲解

Preeg據第十五條第四款認為，中國的匯率政策使得GATT條款的意圖無效。因此違反了GATT規則。這是對WTO協定的曲解。

首先，WTO是一個多邊組織，它判斷貿易問題、解釋WTO協定是從多邊角度著眼的。因此，縱然中美雙方對雙邊貨物貿易赤字的統計存在分歧（雙方差距超過3—4倍，見Bronfenbrenner等人的總結，第74頁），對WTO來說，強調的是一國與其它國家的貿易總差額。即使中國對美貿易順差如美國所稱，在2003年超過1346億美元，但是，中方對日本和東亞新興市場國家卻是大量的貿易逆差，使得世界各國的貨物貿易總順差在2003年只有255億美元左右，占GDP的1.87%，在WTO看來不算大。加上中方的服務貿易赤字（2002年約為68億美元），則比例還會更小。因此，中國外匯安排沒有使WTO協定的意圖無效。換言之，美方從中美貿易赤字角度指責中國低估人民幣匯率，違反WTO規則，本身就是站在狹隘的雙邊角度，并不符合WTO規則。

其次，姑且不說WTO管轄權問題以及何謂GATr條款的意圖，如果完整地看，就會發現第4款實際上要求成員在貿易措施和外匯措施上相互協調，是一個平衡條款。GATT進一步解釋：“‘使…無效’一詞旨在表明，例如，任何侵犯本協定任何條款文字的外匯行動，如在實際中不存在明顯偏離該條款的意圖，則不應被視為違反該條款。因此，一締約方符合《IMF協定》而實施的外匯管制的一部分，如要求出口結算使用本國貨幣或IMF一個或多個成員貨幣的締約方，不會因此被視為違反第11條或第14條。”換言之，GATT第十五條第四款是為了防止外匯措施明顯偏離GATT條款。因此，Preeg文是在斷章取義。

再次，WTO并不管轄匯率制度。Preeg認為，根據第十五條關于WTO可與IMF充分磋商的規定，美國可就人民幣匯率問題訴諸WTO爭端解決機制。但是，如前所述，第十五條規定，在磋商中，“締約方全體應接受IMF提供的關于外匯、貨幣儲備或國際收支的所有統計或其他事實的調查結果”，即WTO聽從IMF裁決，既無規定也無先例將外匯安排納入爭端解決機制。

三、購買力平價理論和貿易問題的關系

（一）絕對購買力平價不能作為評估匯率水平的依據

撇開匯率制度和匯率政策問題，人民幣是否匯率低估的問題，涉及匯率的參照系選取問題，也就是匯率決定理論。Preeg提出人民幣匯率較絕對購買力平價低估了40%，就此認為中國取得了不公平的競爭優勢。購買力平價理論著眼于商品市場，從貨幣的交換職能出發，把貨幣的國內購買力作為確定各種貨幣之間比價的一種匯率決定理論。自古斯塔夫。卡塞爾（GustavCassel）提出該理論后，吸引了大量研究和檢驗，目前基本共識是，長期來看相對購買力平價基本成立，即匯率水平由國內外相對物價水平決定；絕對購買力平價并不成立，一般只是用以衡量福利和生活水平、進行跨國比較的指標，不能作為確定匯率水平是否合適的依據（Visser，2002）。從下表可以看出，平均而言，經濟越不發達，匯率對絕對PPP偏離越大。

名義匯率對PPP的偏離度

經濟體類型匯率對PPP偏離度低收入-75%中低收入-64%中高收入-40%高收入非OECD成員-37%OECD成員-12%

來源：1.匯率：《國際金融統計2003》，IMF.2.PPP：《世界發展報告2003》，世界銀行。

發展中國家匯率與PPP偏離度較大的原因包括：現實情況與PPP完全競爭市場假定有很大距離；非貿易品的大量存在（中國的比例約占50%）；國內外生產率變動存在差異，產生巴拉薩—薩繆爾森效應；各國消費結構不同和偏好變動；PPP測算技術、資本流動、預期和其他因素的影響.

（二）人民幣匯率變動與相對購買力平價大體相符

直接將相對購買力平價運用于中國這樣一個外貿市場多元化的高速增長的轉軌經濟國家并不可取，需要進行四項修正（或擴展）：用多邊相對價格變動（dP*／P）替代雙邊價格變動、計算生產率差異（dδ，即巴拉薩—薩繆爾森效應）、考慮關稅減讓（df）和出口退稅率變動幅度變化（dv）的影響。同時我們采用貿易大體平衡的年份的匯率作為基期匯率，得出可貿易品購買力平價。計算公式為dsppp=d（P*／P）+dσ-dV+df，我們稱之為人民幣PPP的生產率—市場化修正模型。據此估算出，以1987年匯率為均衡匯率（當年貿易逆差占GDP的-0.3%，則1998和2002年，可貿易品購買力平價分別為8.37和7.52元／美元，名義匯率分別高估1%和低估9%（溫建東，2004）。考慮到2003—2004年中國通貨膨脹、出口退稅率下調、關稅減讓、資源瓶頸制約生產率提高等原因，2004年兩者的差距將大大縮小，基本持平。因此，人民幣匯率并不存在明顯的低估。

（三）中美貿易赤字增長的主要原因

第3篇：人民幣匯率論文范文

同時，在中國國內，資本賬戶的開放問題也一直是理論界和政府決策層關注的熱點。國內有很多學者認為，缺乏彈性的匯率制度會影響中國政府的宏觀經濟政策的效率。根據“蒙代爾三角”，在允許外資流入的情況下，固定匯率制度與靈活的貨幣政策是無法同時兼得的。在復雜多變的國際經濟形勢面前，缺乏彈性的匯率制度可能意味著中國政府駕御全球經濟的手段和能力受到限制。結合國際上要求人民幣升值的呼聲，實行市場化的浮動匯率制度就被很多人認為是中國政府理應做出的合理選擇。事實真的如此嗎？

任何事物的發展都有一個過程，匯率制度的市場化改革，乃至資本賬戶的開放，自然也不例外。從相對固定的盯住匯率制度到市場化的浮動匯率制度，這中間的過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在過去10多年中，世界范圍內此起彼伏的金融或貨幣危機，通常都是與過快的匯率制度改革聯系在一起的。東亞、南美、俄羅斯，都曾遭遇這樣的問題。這為我們提供了直觀的經驗。所以，漸進的改革和開放可能是一個更合理的選擇。這是一個很直觀的判斷。但是，對于匯率制度改革這樣的重大理論性和政策性問題，僅有一些初步的、直觀的判斷，是遠遠不夠的。直觀的經驗和感覺無法支撐理論觀點和政策選擇。這就需要我們進行更深層次的探討。我們既要從理論上探討當前中國匯率制度安排的合理性，分析其合理的發展方向；又要結合中國經濟當前的發展狀況，分析不同匯率制度的可行性及其未來的走向。

匯率制度的改革牽涉方方面面的因素，原因在于匯率形成和調整過程的復雜性。在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以后，各國不再規定本國貨幣的含金量，國際貨幣領域進入一個“無本位”、“無秩序”的時代。自此，貨幣在國際上就變成一種純粹的信用貨幣，其價值沒有任何明確的實物商品作為支撐。無論是購買力還是國家經濟實力，都不能為評判各國貨幣的相對價值提供一個穩定的、可量化的標準。

離開這一基礎，可能出現的是兩種情況：在固定匯率制度下，匯率受制于國家特定的經濟、政治戰略，是依靠政府力量來設定和維持的；在市場化的浮動匯率制度下，匯率日益被供求力量的對比所主導。就浮動匯率制度來說，我們知道，能夠對市場供求產生作用的因素，不只是投資、生產、GDP或經濟增長率這些可以觀察的經濟力量，甚至還有各種無形的心理因素。所有這些因素都會影響市場上的供求狀況，進而影響匯率的形成和變動，使得外匯市場上的匯率波動無常。

在諸多復雜的影響因素中，預期問題不僅是理論研究上的一個熱點，也是市場實踐中人們始終關注的一個問題。“羊群效應”、“匯率超調”以及“市場心理”或“市場情緒”等詞匯，經常會出現于有關外匯市場和資本市場行情的研究報告中。這都是和預期因素相關的。預期影響匯率的一個典型案例就是所謂的“比索問題”（Pesoproblem）。

在80年代，很多人在研究墨西哥的資本市場收益率時，發現墨西哥的平均資產收益率持續高于美國的同類資產，他們把原因歸結為人們對墨西哥比索在未來貶值的預期。因為在當時，人們普遍認為比索的幣值被高估了，基于這樣的判斷，人們預期比索在未來的某一天必定要貶值。貶值意味著所持有的比索資產在未來只能換回更少的外國貨幣。

所以，他們在當時只愿意支付較小價格來購買比索資產，故而比索資產的平均收益率較高。這一現象被一些學者稱為“比索問題”。后來，“比索問題”被進一步發展為所謂的“災害性事件預期”（CatastropheExpectation）。就是說，在面對不確定的未來時，人們總會預測未來的某一天可能會出現某種不利的意外事件。當這種意外事件能夠帶來極大的損失時，人們在當前就會要求有某種保險手段。或者直接向保險公司投保，如戰爭險、意外傷殘險等；或者要求在現在的交易行為中直接得到補償，如上面所說的壓低現在的資產價格。對貨幣貶值的預期被推廣為對所有可能發生的災害性事件的預期。在開放、自由的環境中，災害性事件預期的影響會進一步擴散和自我強化。在上面所說的比索問題中，幣值高估使人們預期貨幣在未來會貶值，導致資產收益率提高；這會引起更多的外資流入，進而推動比索的匯率進一步上升；人們更加相信比索在未來某一天一定會貶值，而且貶值幅度將更大；這就要求比索資產提供更高的收益率。在這個過程中，貨幣的匯率不斷上升。這樣的循環會將匯率推到一個不可維持的高水平上，資本市場無法提供外資所要求的高收益率，進而出現外資大規模撤出的現象，貨幣急劇貶值。在這個過程中，貶值的預期得到了自我實現。

在理論上，預期的影響或者“比索問題”，已經是人們所熟知的一個經濟現象。這也是過去許多發展中國家在實行浮動匯率制度時遇到的一個現實困境。對于諸多發展中國家來說，本幣匯率在改革以前通常是高估的。實行市場化的浮動匯率制度，使得“比索問題”既具備了產生的條件，也具備了擴散和自我強化、自我實現的條件。

具體到中國的匯率制度改革，上述的理論邏輯能否同樣適用呢？中國的經常賬戶和資本賬戶都呈現順差，這也是國際上很多人認為人民幣幣值被低估的理由。從這一點出發，人民幣似乎應該升值，實行浮動匯率制度似乎并不會遇到上述的那個困境。但事實并非如此。中國是一個尚處于改革和發展之中的國家，在今后一個較長的時期內，整體經濟依然會處于一個結構調整期中。這種結構性調整任務加大了中國經濟前景的不確定性。目前，經常賬戶和資本賬戶的雙順差抵消了這種不確定性的影響，使得后者沒有引發人民幣貶值的預期。在實行浮動匯率制度以后，人民幣匯率可以更準確地反映市場上的資金供求狀況，人民幣升值的壓力被釋放，經常賬戶和資本賬戶的收支狀況必定要重新調整。在此以后，市場上的預期就會發生變化，經濟的結構性調整所帶來的不確定性，使得人民幣匯率的未來走勢面臨更大的不確定性，從而引發人們的貶值預期。發展到這一步，人民幣將遭遇“比索問題”，中國實行浮動匯率制也同樣要面臨那個現實困境。

上面的理論邏輯支持了浮動匯率制度不適合中國的觀點。反過來說，當前中國合理的選擇仍然是聯系匯率制度。接下來就必須說明在當前現實的條件下，中國的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以及整個資本賬戶的開放應該作一些什么樣的具體安排。

首先，聯系匯率制度并不是一成不變的。不僅其盯住對象可以調整，而且，還可以在其中逐步引入更多的市場因素。過去，中國在國際分工中的位置，使得美國成為中國最主要的資金和貿易往來對象。基于這樣的情況，人民幣匯率一直是以美元為盯住對象。隨著中國在全球分工體系中位置的變化，中國與亞洲、歐洲之間的貿易和資金往來越來越多。這就要求人民幣的匯率應該盯住一籃子貨幣，包括日元、歐元等國

際上主要的貨幣。其中各種貨幣的相對比例應該隨著對外貿易和外資結構的變化而做相應的調整。而且，在設定人民幣與一籃子貨幣之間的匯率時，應該充分考慮市場上資金的相對供求狀況。

在這里必須注意的一點是，在當前中國經濟的現實條件下，市場上的資金供求狀況不能成為人民幣匯率形成和調整的決定因素。因為中國經濟在今后較長一段時期內仍然會處于一個結構調整期中，反映在國際收支上，同樣也要面臨結構性調整的任務。雖然在浮動匯率制下，匯率機制的自發作用也能夠調整國際收支，但是它對于國際收支的結構性調整往往是無效的。所以，在人民幣匯率的形成和調整過程中，必須更多地體現政府對經濟進行結構性調整的自覺性。

其次，必須協調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和資本市場開放之間的關系。改革人民幣匯率制度和開放資本市場是中國開放資本賬戶的兩個重要環節。這兩者是相互影響的，所以必須考慮它們之間的關系。

前面已經說過，浮動匯率制度不是中國的合理選擇。只有在中國經濟的結構性調整任務基本完成以后，實行浮動匯率制才能避免“比索問題”帶來的困境。所以在今后一段時期內，資本市場的開放應該先于人民幣匯率的市場化改革。一方面，中國經濟的結構性調整需要大量的外資，這對資本市場的開放提出了現實的要求；另一方面，在人民幣匯率市場化改革以前，國際收支的順差可以抑制對人民幣貶值的預期，維持人民幣升值的預期，這有助于把外資所要求的收益率水平控制在我國資本市場能夠提供的程度之內。這對于吸引外資、發展中國的資本市場、促進中國的經濟結構調整，都是有好處的。

第4篇：人民幣匯率論文范文

購買力平價理論由瑞典經濟學家卡塞爾(GustavCassel)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正式提出，在20世紀20年代得到廣泛關注，很多學者參與到這一理論的研究和討論上來。

(一)購買力平價理論的提出背景

從1916年到1936年的20年中，卡塞爾至少發表了25種英文著作來闡釋購買力平價理論(Officer，1982，p86)，他對購買力平價理論及其相關問題進行了系統研究。

卡塞爾提出購買力平價理論，主要是試圖為一戰后各國重新確定匯率水平提供一個方法和理論根據。在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后，很多國家放棄了金本位制度，大量發行銀行券，使貨幣的購買力以不同程度大大下降，所以戰后不能直接按照戰前的金平價制定匯率。如果要恢復戰前的金本位制度和鑄幣平價，就必須收縮貨幣，降低物價水平，但這會造成經濟衰退和失業上升，使已經遭到戰爭破壞的經濟雪上加霜。卡塞爾認為無需用沉重的代價回到過去的金平價上面，他提出了在紙幣制度下兩個獨立的貨幣之間的匯率決定原則，即購買力平價理論。(Cassel，1922[1923]，pp.137-138)

(二)購買力平價理論的內容

卡塞爾認為應該根據兩國貨幣的相對購買力來確定它們之間的匯率，他的邏輯是：對一個國家的貨幣的需求，其實是對這種貨幣的購買力的需求，所以貨幣的匯價應該由它們的相對購買力來決定。但卡塞爾隨即指出這只是匯率決定的一個基本原則，實際上購買力平價無法計算出來。因為在本國持有外國貨幣不等于就直接擁有它在外國所代表的購買力，交通運輸成本、關稅、配額以及非關稅壁壘等條件的限制，會使本國擁有的外幣的價值受到影響，匯率也就不完全是不同貨幣的相對購買力的可靠反映。

因此卡塞爾提出了一個計算均衡匯率的可行的方法。這個方法是，首先選擇一個基期，保證基期的匯率是均衡匯率。卡塞爾對“均衡匯率”的定義是能夠使貿易收支平衡的匯率，就一戰后來說，他把1914年戰爭爆發前的金平價看作是均衡匯率。當期的匯率可以通過基期的匯率乘以兩國的通貨膨脹率的比值得到，卡塞爾把通過這個方法計算出來的匯率叫做購買力平價，他認為可以根據這個平價來決定一戰后各國之間的匯率水平。(Cassel，1922[1923]，pp.140-141)

(三)購買力平價的運用

當戰爭等擾動因素使正常的匯率中斷，或者某個國家的匯率被認為高估或低估的時候，購買力平價通常被用來作為均衡匯率指標。一戰后和二戰后，購買力平價理論在重建國際貨幣體系和制定各國的匯率時都被作為一個重要的理論依據。中國在上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討論人民幣匯率改革問題時，理論界也曾提出按照購買力來制定人民幣匯率。

此外，股票經紀人、公司理財者也把購買力平價作為判斷各種貨幣預期相對強弱的拇指規則，以用來進行投機或投資決策。在國際收入比較上面，購買力平價被作為換算工具，用來比較各國的主要國民經濟指標，這樣能夠避免按照市場匯率轉換而產生的偏差，因為市場匯率一般傾向于低估發展中國家的實際收入水平。

(四)購買力平價的運用和物價指數的選擇

用名義匯率對相對價格進行最小二乘回歸的檢驗結果，通常都拒絕購買力平價理論，除了發生高通貨膨脹的國家外。考察實際匯率的“隨機游走”假設，結果也沒有證據表明匯率在長期收斂于購買力平價(AdlerandLehmann，1983)。而長時段數據的研究基本都支持購買力平價理論(LothianandTaylor，1996)，利用面板數據考察實際匯率，檢驗結果表明工業國家的數據比較支持長期購買力平價(FrankelandRose，1996)，而發展中國家的數據得出的結論則不一致。

2、巴拉薩-薩繆爾森效應

購買力平價理論的提倡者雖然承認市場匯率對購買力平價有偏離，但他們認為這種偏離是暫時的，匯率最終會趨向于購買力平價所決定的均衡匯率。巴拉薩(Balassa，1964)和薩繆爾森(Samuelson，1964)則不以為然，他們認為市場匯率對購買力平價的偏離是系統性的，這一思想被稱為“巴拉薩-薩繆爾森效應”。

(一)巴拉薩-薩繆爾森效應的歷史背景

巴拉薩-薩繆爾森效應的思想其實早在20世紀30年代就由哈羅德提出過，但在當時并沒有引起重視。30年后，這一理論引起廣泛關注，與當時的歷史背景有極大關系。

第二次世界大戰后，西歐國家在戰爭中遭到嚴重的破壞，戰后重建需要大量進口，而外匯儲備卻非常有限，所以出現了所謂的“美元荒”。與西歐相反，美國經濟在二戰中得到了極大的發展。美國提出幫助歐洲重建的“馬歇爾計劃”，刺激了西歐經濟的發展，1950年，西歐各國經濟已經基本恢復到戰前的水平，國際收支開始出現順差，逐漸積累起美元和黃金儲備，并由美元短缺逐漸變成了美元過剩。

與此同時，美國由于大量的對外援助、貸款計劃和國外駐軍費用支出，基本收支從1949年到1964年一直處于赤字狀態，僅在1961年有少量的贏余。一開始美國并沒有將國際收支赤字當作一個嚴重的問題，但隨著赤字的不斷積累，國外的美元持有量增加，美國的黃金儲備開始流失，影響到對美元的信心問題。

美國50年代持續的國際收支赤字，最終引發了1960年美元危機，從而引起了美國政府的重視。1962年美國第87屆國會的聯合經濟委員會專門開會討論美國的國際收支和匯率問題，哈佛大學經濟學家Houthakker在此次會議上作證，他認為美元匯率高估是國際收支赤字的根源，因而他建議使名義匯率貶值。Houthakker是以購買力平價作為均衡匯率，來衡量當時的匯率水平的(Houthakker，1962，p.297)。

(二)巴拉薩-薩繆爾森效應的理論內容

Houthakker(1962)的研究方法和結論遭到了巴拉薩和薩繆爾森的反對，他們分別寫文章批駁Houthakker(1962)，同時也批駁了整個購買力平價理論，他們認為市場匯率對購買力平價的偏離是系統性的。

1.薩繆爾森的闡述

薩繆爾森(Samuelson，1964)對購買力平價理論的批評可以概括為以下四個方面：

(1)批判絕對購買力平價賴以成立的基礎——一價定律。薩繆爾森指出由于很多商品不進入國際貿易，所以無法實現套利和一價定律。并且，即使每種商品都符合一價定律，但由于進入各國一般物價水平的商品及權重不同，匯率也不會等于計算出的購買力平價。

(2)批判生活成本指數，薩繆爾森認為生活成本指數依賴的也是商品套利和一價定律。他指出不可貿易品無法實現套利，雖然人口的跨國流動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消除這些產品的價格差別，但并不足以保證生活成本平價的完全實現。

(3)批判購買力平價理論所認為的價格與匯率之間的因果關系。薩繆爾森指出不但匯率影響價格，而且價格也會影響匯率，所以他認為購買力平價理論只考慮價格變化對匯率的影響是缺乏說服力的。

(4)批判用出口品相對價格指數計算購買力平價的做法。薩繆爾森指出兩國出口商品的種類可能完全不同，用不同商品的相對價格決定匯率是沒有意義的。

2.巴拉薩的闡述

薩繆爾森(Samuelson，1964)雖然全面地批判了購買力平價理論及其相關的各種問題，指出不同國家的不可貿易品價格水平存在差別，以及富國的一般物價水平比窮國高，因而富國的匯率相對于購買力平價是高估的——這正是巴拉薩-薩繆爾森效應的核心思想。但薩繆爾森沒有進一步闡述不可貿易品價格差別的原因和機制，而巴拉薩則系統地做了這方面的工作。下面介紹巴拉薩(Balassa，1964)的工作。

巴拉薩首先也對購買力平價理論提出了批評，他說，如果按照Houthakker的計算方法，不發達國家的匯率都被低估了，如果按照Houthakker的建議調整美元匯率的話，其他不發達國家的匯率也都應該升值。巴拉薩認為這是不可行的。

巴拉薩進一步指出了匯率系統偏離購買力平價的原因。其核心思想如下：

(a)套利使可貿易品部門服從一價定律，即按照市場匯率轉換后各國的可貿易品部門價格相等；

(b)在價格等于邊際成本的假設下，可貿易品部門工資的國際間差別對應于其勞動生產率的差別，而勞動力的內部流動使一國可貿易品部門和不可貿易品部門的工資相等；

(c)因為服務業勞動生產率的國際間差別比可貿易品部門小，而工資在一國內部又是相等的，所以勞動生產率越高的國家，其服務業價格越高；

(d)因為服務業部門進入一般物價指數的計算，但卻不直接影響匯率，所以勞動生產率較高國家的購買力平價會低于其市場匯率；

(e)可貿易品部門勞動生產率的國際間差別越大，工資和不可貿易品部門價格的國際間差別就越大，進而購買力平價與市場匯率的差距也就越大。

上面的分析表明名義匯率對購買力平價的偏離是系統性的，勞動生產率越高的國家，其一般物價水平也越高。

(三)巴拉薩-薩繆爾森效應的經驗證據

無論是橫截面數據回歸還是時間序列數據分析，都表明一個事實：高收入區段存在比較顯著的巴拉薩-薩繆爾森效應關系，而在低收入區段這一關系不太顯著。

3、人民幣匯率升值分析

巴拉薩-薩繆爾森效應和購買力平價理論在一定條件下是不矛盾的。巴拉薩-薩繆爾森效應預測，人均收入(勞動生產率)越高的國家，其相對價格水平越高，兩個具有相同收入水平的國家，其價格水平應該相等。購買力平價理論的實證研究表明，長時段數據支持購買力平價理論，也就是說名義匯率在長期收斂于購買力平價所決定的均衡匯率。因為在長期，經濟一般有收斂的趨勢，尤其是發達國家，所以經過較長一段時期，兩個國家的人均收入或勞動生產率逐漸接近，其價格水平也逐漸接近，匯率趨向于購買力平價。在經濟追趕完成的那個時點上，巴拉薩-薩繆爾森效應所預測的均衡實際匯率與購買力平價所預測的匯率是相等的。從這個意義上可以說，巴拉薩-薩繆爾森效應揭示了經濟追趕過程中實際匯率的演變形態，而購買力平價理論則揭示了追趕完成后實際匯率的狀態。

中國經濟在過去的20多年中經歷了長期快速增長，并且仍處于追趕過程中，與巴拉薩-薩繆爾森效應假說所要求的條件相吻合。從這一視角來考察人民幣實際匯率，具有重要的認識意義和政策意義。學術界對這一假說的意義也逐漸重視起來，最早直接利用巴拉薩-薩繆爾森效應假說研究人民幣實際匯率的文獻出現在2001年，此后有十幾篇類似的文獻陸續出現(盧鋒，2006a)。通過網絡檢索，最近這類文獻還在大量涌現。

巴拉薩-薩繆爾森效應假說認為，一國在長期經濟追趕過程中實際匯率會出現升值，這正是我國目前人民幣匯率不斷升值的理論根據，我國經濟持續二十多年的快速增長是人民幣匯率升值的基本面因素。隨著我國經濟繼續不斷的快速發展，人民幣匯率還會繼續升值。

至于中國在經濟改革的初期，實際匯率演變與巴拉薩-薩繆爾森效應預測不符合的情況，則有其它的原因可以解釋，并不說明巴拉薩-薩繆爾森效應無效。Itoetal.(1997，p.7)從體制轉型的角度解釋中國實際匯率隨經濟增長而下降的現象，他指出中國的實際匯率在計劃經濟時期被高估了，從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轉型過程中，實際匯率有一個向正常水平的回歸。盧鋒(2006b)也從體制轉型的角度解釋人民幣實際匯率的演變情況。

4、結論

經過20多年的快速增長，人民幣實際匯率調整將成為我國經濟未來發展所面臨的一個重要課題。巴拉薩-薩繆爾森效應以其簡明清晰的理論邏輯和比較強的經驗證據，對研究人民幣實際匯率具有重要借鑒意義。與這一標準理論的方法論相一致，應當把勞動生產率的相對追趕作為觀察分析人民幣矛盾運動的基本視角。在具體研究過程中，要加強對我國勞動生產率、工資、國際收支等變量的直接度量，減少相關變量度量誤差對分析帶來的負面影響；同時要結合我國體制轉型等特殊影響條件，不斷深化對人民幣實際匯率演變規律的認識。

參考文獻：

[1]Samuelson，Paul(1964).“Theoreticalnotesontradeproblems.”ReviewofEconomicsandStatistics，46(2)：145-154.

[2]干杏娣.《經濟增長與匯率變動——百年美元匯率史》.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1年.

[3]盧鋒.“人民幣實際匯率之謎(1979-2005)——中國經濟追趕實踐提出的挑戰性問題”.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中文討論稿》No.C2006003.2006.2.

[4]盧鋒.“體制轉型與匯率演變——人民幣實際匯率長期走勢研究之三”.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中文討論稿》No.C2006009.2006，4.

第5篇：人民幣匯率論文范文

關鍵詞人民幣匯率釘住匯率有管理浮動匯率匯率制度改革

自1994年開始，我國建立起以市場供求為基礎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但近年來的市場表現說明，人民幣匯率已經異化為單一釘住美元的固定匯率制。雖然這一制度在穩定外匯市場、擴大出口和吸引外資等方面都發揮過積極作用，但是在目前的國內經濟和國際金融形勢下，其弊端也逐漸暴露出來。因此，改革人民幣匯率勢在必行。

1人民幣匯率存在的主要問題

1.1現行的單一釘住匯率比較刻板，不能及時反映對外經濟關系的巨大變化

當我國和歐美等發達國家經濟周期不盡一致，尤其是兩種貨幣的利差較大時，我國貨幣政策操作的難度增加。一般地說，一國匯率制度或貨幣政策的安排是同它的經濟周期相一致的。在釘住匯率下，釘住國的匯率必然隨著被釘住國匯率的變化而變化。當釘住國的經濟周期同被釘住國不一致時，釘住國匯率變化的方向很可能對其經濟的發展是不利的。這種情況必然帶來其國內貨幣政策的扭曲，降低貨幣政策的有效性。

1.2在世界經濟發生急劇變化的情況下，決定出口不是名義匯率而是實際有效匯率

人民幣名義匯率不能真實反映市場的供求變化狀況，加劇了國內外物價的脫節，不利于對外經濟貿易的發展。當我國貿易出口競爭國的匯率大幅波動時，不利于發揮人民幣匯率機制的調節作用。而實際匯率的貶值將改變國內需求與國外需求的比例，促使出口增加。而實際匯率的升值將導致出口能力下降。1994年匯率并軌以來，我國的名義有效匯率變化不太大，但實際有效匯率升值了30％以上。但由于我國的人民幣匯率是釘住美元的，當我國貿易出口競爭國通過貶值擴大出口時，就必然對人民幣匯率的變化產生很大的壓力。為了釘住美元，我國不得不在貿易中做出較大的犧牲。

1．3不利于培育金融機構和企業的匯率風險意識和促進資本市場的發展

匯率風險來自于匯率變化的不確定性。由于匯率的變化，使得在外匯交易和進出口貿易結算中的風險不斷增加，金融機構和進出口企業作為外匯交易和貿易的主要參與者，必須增強風險意識，并運用靈活的風險管理技巧，才能規避交易中的風險。然而，在單一釘住匯率條件下，匯率的變化被人為的因素所左右，從表面上看，匯率的風險降低了。但由于被釘住的匯率是浮動的，因此這種人為地控制匯率變化是根本做不到的。它在一定程度上會淡化人們的風險意識，對于外匯交易的主體必然是不利的。

1.4人民幣匯率的形成機制不完善，對國內企業實行的強制結售匯使得中央銀行承擔了每天外匯供求差額的責任

強制性的結售匯不僅使國內企業和外資企業處于一種不平等的競爭地位，而且強制性的結匯還使中央銀行處于被動地位。目前我國外匯儲備已超過4000億美元，但當外匯儲備增加到一定數量后，如果在國內企業外匯需求不多的情況下，中央銀行還要繼續買入市場多余的外匯。而買入外匯的同時需要支付人民幣，這在通貨膨脹的情況下將會影響國家宏觀貨幣政策的有效性。

1.5加劇了資本外逃

資本外逃是一種不正常的資本流動，隨著國際資本的頻繁流動，許多新興市場國家相繼出現資本外逃的現象。我國在20世紀90年代，也出現了較嚴重的資本外逃現象。然而，我國資本外逃的原因卻不同于墨西哥、俄羅斯和東南亞國家：一是我國的資本外逃不是因為投資者出于恐慌或懷疑而導致短期資本流動；二是我國的資本外逃也不是對政治或經濟危機、稅負加重、惡性通貨膨脹等因素所作出的反映。實際上我國資本外逃的原因除了在于來自壓抑的金融環境、不成熟的金融市場以及不完善的法律監管外，還在于對外匯風險的規避。雖然政府承諾保持不貶值，但是在人民幣匯率釘住美元的情況下，周邊國家貨幣的貶值卻加劇了人們對人民幣貶值的預期，資本外逃成為一種現實的選擇。

2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的基本思路

2.1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的促進因素

2．1．1國內金融市場的更加開放

根據國民經濟與社會發展第十個五年計劃，我國金融業的發展將進入新的階段，要建立和完善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金融市場體系和組織體系。從目前的改革來看，利率市場化正在逐步推進，貨幣市場的改革和發展已取得明顯成效，資本市場的發展也進入新的階段。特別是我國加入WTO后，外貿和外資的總量、流向和結構都將發生顯著變化，從而對外匯市場的供求基礎產生影響；外資金融機構進入國內市場后，將對國內金融交易服務提出全新的要求；服務于銀行間外匯市場的交易中心，也將受到來自國外金融中介機構激烈競爭的挑戰。

2．1．2國際金融市場發展趨勢多變

從國際金融市場的發展趨勢看，一是經濟和金融的國際化推動著金融市場的一體化，因特網技術的發展將使一體化進程不斷加快；二是金融市場的電子化極大地提高著市場發展的速度和效率；三是市場創新層出不窮，在活躍市場的同時也使市場投機活動日益猖獗，市場風險進一步加大，市場監管的難度進一步加大。

2．1．3亞洲貨幣合作的進程加快

亞洲金融危機的教訓表明，過分依賴美元的匯率安排威脅到了亞洲經濟的穩定發展，亞洲國家要維護金融穩定，不能依賴不斷增加的外匯儲備，必須積極開展亞洲貨幣合作。其模式有中國與東盟十國之間建立自由貿易區，中國、日本、韓國三國之間建立自由貿易區，日本與東盟十國之間建立自由貿易區三種模式。不論哪種模式，加強亞洲地區的貿易和金融的合作，已成為亞洲各國和地區的普遍要求。隨著我國與周邊國家經濟貿易關系的加強，從國際經濟政策協調的角度，我國應當以積極的態度推進亞洲的貨幣合作。通過貨幣合作促進成員間貿易的進一步增長、穩定成員間匯率和促進區域的金融穩定。

2.2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的目標和思路

根據我國實際，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主要是解決兩個方面的問題：一是確定匯率水平；二是確定匯率調整方式。改革的基本思路是一切從實際出發、循序漸進，絕不能操之過急、一蹴而就。同時應綜合考慮多方利益，把匯率制度改革同我國貨幣政策獨立性、國際收支狀況、國際貨幣合作及國際匯率制度的新趨勢聯系起來，制定好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的近、中、長期目標。

（1）近期目標是逐步由單一釘住過渡為釘住一籃子貨幣，以適應貿易與資本流動對匯率的影響。中國是一個大國，不能像一些小國那樣只對美元作出反映。當前，歐元誕生后的國際貨幣市場已呈現美、歐、日三分天下的態勢。由于中國與世界上很多國家進行貿易與資本往來，一旦國際貿易形勢與世界貨幣市場發生變化，與美元的單線聯系將無法全面反映這些因素的變動。因此，恰當的選擇應該是釘住一籃子貨幣，通過籃子貨幣及其權重將中國與外國的經濟聯系程度進行合理反映。事實上我國貨幣當局近年來一直采用一籃子貨幣來監測人民幣匯率的波動及其合理性。尤其是美國、日本、香港、歐盟、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新加坡、泰國、韓國和臺灣十大經濟體與國內的貿易占對世界貿易總額的80％以上，可以將上述十個經濟體作為一籃子貨幣。基本思路是設計一個多種貨幣所構成的虛擬貨幣，人民幣匯率在進行調控時不再釘住美元，而是釘住人民幣與該虛擬貨幣的匯率。同時，該虛擬貨幣應具備三個特征。一是包含中國主要貿易伙伴國的幣種，二是該虛擬貨幣的匯率能夠反映中國產品在所有境外市場上的總體競爭力，三是該虛擬貨幣的升值與貶值反映出短期國際資金流出（入）中國市場的可能變化方向。

（2）中期目標是擴大人民幣匯率的浮動幅度，實現人民幣彈性目標匯率制。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把彈性匯率分為兩大類。一類是有限彈性制，包括對單一貨幣的有限彈性和合作安排下的有限彈性；另一類是較大彈性制，包括按照一套目標調節匯率、管理浮動和獨立浮動。從我國的現實情況看，有限彈性難以實行，因為我國不能像亞洲和拉美洲的一些小國那樣長時期地只對美元做出彈性安排，也不能像歐元區那樣對外實行共同浮動。另外，我國也不能實行獨立浮動，因為人民幣不是自由兌換貨幣；也不能實行管理浮動，因為我國當前的匯率調控手段并不像西方國家那樣先進。因此，我國只能按照一套指標調節匯率即實行目標管理。所謂目標管理就是對國民經濟計劃給定的目標，確定人民幣對外幣匯率的目標范圍或變動幅度，一旦匯率超過了這一范圍，政府就進行干預，使其恢復到目標水平；或者根據經濟情況變化而修改目標范圍，使匯率真正反映外匯的供求關系。當然人民幣匯率區間大小的確立應綜合考慮一系列因素：包括實際有效匯率；月度交易余額；季度國際收支余額的變化；國際儲備的充足性與變化趨勢；人民幣利息水平。就目前形勢而言，擴大人民幣浮動幅度應分步驟實施。

（3）遠期目標是逐步推進人民幣資本項目可兌換，實現人民幣的有管理浮動并最終實現自由浮動。國際經驗表明，資本管制只能起到短暫的隔離作用，而不能長期有效地保護一國經濟與金融的發展。目前，我國已經實現經常項目下的自由兌換，但資本項目下的外匯交易仍受到嚴格管制，這也正是當前我國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對人民幣匯率進行管理與控制的一個重要原因。加入WTO后，隨著貿易自由化的推進和我國金融市場機制的逐步健全，在中國放開資本項目的呼聲日漸升溫并提上議事日程。為防止我國經濟遭受激烈的沖擊，應該逐步地取消人民幣資本項目管制，從而為人民幣將來的完全自由浮動與國際化提供一個市場制度基礎。

參考文獻

1陳彪如．邁向全球化經濟的思索［M］．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1995

2戴相龍．對中國金融改革主要問題的思考［J］．中央財經大學學報,2002（8）

3張學友，劉本．人民幣匯率的選擇.西部論叢,2002（8）

4李婧．人民幣匯率制度選擇［J］．世界經濟，2002（3）

第6篇：人民幣匯率論文范文

目前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是建立在人民幣經常項目可兌換的基礎上的，其外匯市場仍屬于初級市場，缺乏系統完善的運行機制，在形成機制方面存在的問題主要表現為：

從交易主體上看，現行外匯市場組織體系不健全。按照國際慣例，規范的外匯市場組織體系應由一國中央銀行、外匯銀行、客戶和外匯經紀人組成，而我國外匯市場主體只有外匯銀行和中央銀行。可見，我國現行外匯市場組織體系殘缺，具有強烈的排他性和壟斷性，缺乏廣泛性。

從交易性質上看，現行外匯市場還只是一個與現行外貿外管體制相適應的本外幣頭寸轉換市場，并非具有現代市場形態的金融性外匯交易市場。

從市場開放程度上看，現行外匯市場壟斷程度太高，是一個不完全競爭的，供求關系扭曲的市場。這種狀況形成了市場雙邊壟斷的供求格局，即中央銀行居于買方壟斷地位，中國銀行居于賣方壟斷地位。這種嚴重缺陷導致了現期匯率明顯地偏離市場匯率，而遠期匯率則人為地排除了市場風險因素。

從交易內容和品種上看，現行外匯市場交易的內容和品種過于單一化。目前我國外匯市場的交易幣種僅僅是美元、日元、港元和歐元；交易品種只有即期交易，還缺乏調期、期貨、期權等業務品種。這種現狀不僅不能滿足我國企事業單位對多樣化外匯交易的需求。

完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的對策

任何匯率制度不可能適應所有國家，也不可能適應某一國所有時期。我國應根據加入WTO后社會經濟條件的變化，增加對外匯市場和人民幣匯率的宏觀調控能力，讓人民幣匯率充分反映外匯供求關系，并有效調節國際收支平衡。

加快建設貨幣市場

發達的貨幣市場是人民幣匯率政策傳導的重要媒介，中央銀行可以根據宏觀調控目標的需要，通過貨幣市場的操作，增加干預外匯市場的主動性。如：當外匯供大于求時，中央銀行可以在外匯市場上買進多余的外匯，同時在貨幣市場上賣出等值的短期國庫券。這樣既維護了匯率穩定，又不增加貨幣供應量，從而可以改變目前中央銀行被動吞吐外匯的局面。目前我國貨幣市場發展嚴重滯后，今后應集中精力，分層次地推進各子市場建設，盡快培育發達的貨幣市場。

適度增加人民幣匯率彈性

由國際收支理論的貨幣分析法可知，為了維持固定的匯率水平，一國國際儲備變動和基礎貨幣供應必須服從于匯率穩定的需要。而實行彈性較大的匯率制度，不僅可以支持貨幣政策的自主性和有效性，保證貨幣政策的實施效果；也會防止投機性資本流入，減輕國外輸入的通貨膨脹壓力；還可以提高企業和個人的匯率風險意識。因此，人民幣匯率應逐步擴大浮動空間，并根據市場狀況在規定幅度內靈活調整。同時，通過匯率微調，主動調節國際收支，使匯率成為調節國際收支的重要杠桿。

完善外匯賬戶管理和銀行結售匯體制

外匯賬戶集中反映了企業和個人的外匯資金收付，因而成為外匯收支監管的重要關口。加入WTO后，要逐步放松經常項目外匯賬戶開立使用的限制。這樣，既可便利企業的外匯收付，也有利于通過外匯賬戶來規范企業的外匯收支行為。目前，合并經常項目外匯賬戶的改革試點正在進行。由于外匯賬戶管理和銀行結售匯體制密切相關，因而上述改革措施將有力推動強制結匯向意愿結匯的轉變。實行意愿結售匯制，現匯帳戶中的外匯既可以保留，也可以在外匯市場賣出。意愿結匯可以使央行擺脫外匯供求市場的被動地位，將外匯儲備和匯率政策作為宏觀調控的手段；可以提高企業的出口積極性，與外資企業享有同樣的國民待遇；使企業、銀行、央行各持有一定數量的外匯，可以加快外匯周轉資金，提高外匯風險管理能力。避免出現外匯儲備量大而企業普遍缺乏外匯，被迫發行外債的情況，更好的發揮外匯資產的效應。

積極完善現行外匯市場，向標準化、規范化的外匯市場靠攏

為了適應WTO的要求，應加快我國外匯市場標準化、規范化建設的步伐，具體表現在：逐步擴大我國外匯市場主體參與范圍，放寬對交易中心會員持匯規模的限制，完善我國外匯市場組織體系；在交易性質上，實現向現代市場形態的金融性外匯交易市場轉變；豐富外匯交易的內容和品種；完善中央銀行市場干預機制。重點要完善中央銀行干預外匯市場的操作方式，終取消強制結售匯制，建立起外匯資金的央行、商行、企業的三級“蓄水池”從而完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允許其按外匯市場供求狀況自由浮動。

另外，隨著我國金融市場對外開放程度的加深，短期投機性資本可能通過各種渠道流進流出。短期投機性資本對國民經濟運行中各種變動因素極為敏感，受心理預期因素的影響尤為突出。為了防止其對匯率制度的攻擊，政府應建立起言行一致或確保政策連貫性的聲譽，使政府發出的干預信號具有可信性，并影響投機者對人民幣匯率的預期。

參考資料：

1.陳小五，《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存在的問題及相應對策》，《國際金融報》，2002.4.23

2.關曉紅，《完善人民幣匯率形成和運行機制芻議》，《國際經貿探索》，2003年4月第2期

3.傅麗華，《加入WTO對我國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的挑戰》，《銀行與經濟》，2001.7

4.章和杰，《擴大中國匯率浮動區間的設想》，《金融與保險》，2002(3)

第7篇：人民幣匯率論文范文

1.在一般的貿易進出口研究中也許可以簡化分析而忽略一些因素，但對加工貿易進出口的研究卻不能單單采取這種方法，理由是加工貿易進口是出口的投入產品，或者說加工貿易進口是出口的引致需求，因此兩者之間必存在重要關系。于是我們假設加工貿易進口為m，出口為x，又設出口是進口的函數：x=x(m)（2.1）考慮到加工貿易進出口之間的關系，我們在考察匯率變動與加工貿易出口影響時把匯率作為外生變量進行分析，建立分析模型，于是將問題轉化為求解目標函數最大化。首先給出加工貿易出口商的利潤函數與約束條件分別為：（2.2）這里x表示本國加工貿易商品出口，其價格為px；m表示中間產品進口，其價格為pm，e表示匯率。對（2.8）利潤函數關于匯率求偏導數有：（2.3）引入彈性概念，定義加工貿易商品出口對進口的需求彈性為Exm=，則（2.3）可整理得：（2.4）由（2.10）可以發現，匯率變動對加工貿易出口具有積極推動作用當且僅當滿足條件>1。又假設加工貿易出口初始貿易順差為零，則有pxx=epmm，于是只要滿足條件Ex+Em-EmExm>1，即可使匯率變動對加工貿易出口帶來改善作用。這里需明確一點，一般當匯率貶值時將導致本國加工貿易出口增加，而進口相應減少，但是數據表明近年來我國及浙江、江蘇等地區的情況恰好相反，加工貿易進出口同向變動，這其中的原因尚待解決。本文認為，既然匯率變動使得加工貿易進出口同向變動，那就無需對進口出口都進行分析，又由于出口是進口的函數，因此只需分析出口即可。

2.市場定價理論匯率對進出口需求彈性只是匯率變動對貿易進出口影響的一個方面，市場定價也是匯率變動對貿易影響的一個重要方面。市場定價就是商品的價格由一個充分競爭的市場決定，而不是在壟斷市場或寡頭壟斷中定價，商品只有進行市場定價才能真正反應其真實價值。一般市場定價策略可分為三種：成本加成定價、商品需求彈性定價和邊際成本定價。成本加成定價是商品生產商把出口商品的價格定為商品的成本加上商品的邊際利潤，用公式可表示為：價格=單位成本+邊際利潤=單位成本+單位成本*成本利潤率=單位成本*（1+成本利潤率）這種定價方法在正常情況下保證了企業能夠獲得利潤，而且此方法所的商品價格不會因該商品市場需求的增加而提高，因此保證了定價的穩定性。同時，若該商品的競爭企業都采用此方法定價，則最終制定的商品價格也會趨于相近，從而避免了價格競爭。

二、人民幣匯率改革及浙江省加工貿易發展現狀

1.人民幣匯率制度的改革隨著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不斷落實，人民幣匯率制度也經歷了漸進式的不斷改革。人民幣匯率制度的改革受到中國經濟結構、政策及對外經濟合作等方面的影響。在2005年以前，我國基本實行固定匯率制。為了刺激出口，1985年我國采取人民幣貶值政策，使得當年至1994年人民幣匯率持續下跌,到1994年已跌到1美元兌人民幣約8.62元。但是這段時間內，我國進出口貿易數據表明匯率貶值對改善貿易收支的效率并不大，出口增加并不明顯。就浙江省而言，從1986年至2010年進出口貿易總額的變化趨勢也是不同的。其中1986年至1993年出口增幅并不明顯，但進口增幅卻較為明顯；1994年起匯率制度改革使得浙江省出口額急劇增加，而進口增幅有所下降，從1994年到2005年浙江省進出口額都呈現不同幅度的波動；2005年至2010年匯率再度調整使之平穩下降，而浙江省進出口出現小幅波動。總體而言，我國人民幣匯率制度的改革及調控正朝著理想的目標邁進，而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也朝著自由浮動的市場化機制演變，這對于浙江省對外貿易及整體經濟水平乃至全國國民經濟發展而言都是有積極意義的。

2.浙江省加工貿易發展現狀從20世紀80年代以來，浙江省加工貿易快速崛起，而且浙江省作為我國對外貿易大省，其加工貿易在規模上和發展速度上都具有一定的優勢。現今加工貿易已成為浙江乃至全國重要的對外貿易方式，它對推動區域及整個國民經濟水平和經濟結構轉型升級都具有很大作用,從圖中可以看出，浙江省加工貿易發展狀態良好，其增勢總體上是保持平穩，而且從2002年起出口增幅較明顯地大于進口增幅，只有1998年與2009年加工貿易進出口都出現一定程度下跌，其原因很可能是1997年與2008年金融危機。但慶幸的是兩次金融危機都只令第二年進出口下跌，后一年加工貿易進出口增勢繼續出現，到2010年浙江省加工貿易出口總額已達到330.1億美元，進口總額達到157.5億美元，由此說明浙江省加工貿易發展態勢是比較可觀的。

三、人民幣匯率對浙江省加工貿易出口影響實證分析

1.模型設定、變量選取及數據來源

（1）模型設定及變量說明本文重點用計量方法分析人民幣匯率變動對浙江省加工貿易出口的影響，有不少文獻將貿易國GDP、匯率兩個指標作為貿易出口的解釋變量，如黃燕君（2007）提出區域出口量是貿易國經濟狀況和地區貨幣名義匯率的函數。因此本文將浙江省加工貿易出口的計量模型設定如下：其中EX是反映浙江省加工貿易出口的指標；FGDP是主要貿易國經濟狀況指標，作為人民幣匯率指標ER的控制變量；ER是人民幣匯率指標；ε是隨機擾動項。考慮到2005年匯改制度，本文設置虛擬變量D1來考察制度變化的影響；同時注意提到金融危機使1998年和2009年加工貿易出口下跌，故設置虛擬變量D2來考察金融危機的影響。其中虛擬變量D1和D2（2）數據來源及說明基于數據的可獲得性和統一性，本文決定采用1996年至2010年的年度數據。其中各指標數據來源及說明如下：EX———浙江省加工貿易出口總值，數據來源為歷年《浙江省統計年鑒》相關數據計算并整理得到，單位：萬美元；FGDP———美國名義GDP，數據來自OECD數據庫，單位：億美元；ER———以美元為兌換標準的人民幣匯率年平均價表示，數據來自《中國統計年鑒2011》，單位：人民幣元。

2.實證分析

（1）實證分析一利用Eviews軟件對方程（4.1.3）進行OLS估計結果可以看出，ln(FGDP)的系數符號為正，并在1%的水平下顯著，這表明美國國內經濟水平與浙江省加工貿易出口之間存在顯著的正相關性，因此美國經濟的發展極有可能帶來浙江省加工貿易出口的發展。從系數值可以知道浙江省加工貿易出口對美國國內生產總值的彈性為3.629，即美國GDP每增加1個百分點將會使浙江省加工貿易出口值提高3.629個百分點。而人民幣匯率指標ln(ER)的系數符號為負，這說明現階段實行人民幣貶值（即ER值增加）并不能使浙江省加工貿易出口得到增加，相反可能會降低出口值。但它的t統計量只有-0.884，因此人民幣匯率指標對浙江省加工貿易出口的影響并不顯著。

（2）實證分析二考慮到人民幣匯率的變動可能對浙江省加工貿易出口產生滯后效應，而且實證分析一也表明金融危機對浙江省加工貿易出口的影響并不顯著，因此這里對模型（4.1.3）進行改進：從表2結果可以看出，仍然只有ln(FGDP)和D1的系數是顯著的，并對浙江省加工貿易出口有正面影響；而滯后一期的人民幣匯率對浙江省加工貿易出口也沒有顯著影響。這就進一步證實了現階段浙江省發展加工貿易出口不能單靠變革人民幣匯率制度，而應尋求其他有效途徑。

四、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及浙江省加工貿易出口升級的建議

1.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建議第一，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應沿著漸進式路徑進行，保持人民幣匯率平穩變動。雖然實證分析表明匯率變動在近期對浙江省加工貿易出口沒有顯著影響，但就整體來看，若人民幣匯率增幅過大，則不利于處于較低端的加工貿易企業的發展，從而影響整個區域經濟的穩定發展。第二，在人民幣匯率改革時要積極采取政策措施扶持浙江省加工貿易業的發展。從實證分析可以看出現階段人民幣匯率變動對浙江省加工貿易出口的影響不顯著，而據彈性理論得到匯率變動在理想狀態下推動加工貿易出口的條件為Ex+Em-EmExm>1，因此人民幣匯率改革要努力朝這個方向發展。

2.浙江省加工貿易出口升級的建議第一，優化加工貿易進出口商品結構。要充分利用高科技改善傳統加工貿易企業，努力開發高科技產品，加快浙江省加工貿易出口轉型升級的步伐。第二，優化加工貿易出口產業結構，拓寬海外市場。實證表明匯率變動不顯著影響浙江省加工貿易出口，因此要增加出口不能單靠人民幣匯率貶值，而應努力優化加工貿易出口產業結構，提高自身競爭力，擴大海外市場。

五、結論

第8篇：人民幣匯率論文范文

美元匯率、人民幣匯率以及中國的通貨膨脹一直是中國08年之前若干年的熱點問題之一。其間攙雜著其他的各種問題，包括貿易順差（失衡）、外匯儲備、利率政策、貨幣的流動性等等。在08年金融危機爆發之后，雖然有過一段時間通貨緊縮的危險，但是，在各國的以注入流動性為主的積極的貨幣政策的影響下，隨著我國4萬億次級消費的資金進入貨幣市場之后，我國率先從金融危機的陰霾中走出來，目前，潛在的新一輪的通貨膨脹風險已然存在，已經引起了廣泛的關注，所以，我們研究通貨膨脹和人民幣匯率的關系仍然有著現實的意義。

1.通貨膨脹與匯率的關系分析

通貨膨脹被西方經濟學稱為公眾的頭號敵人，其表現為國內價格持續的上漲。而通貨膨脹和匯率的關系也非常復雜，因為存在著理論和現實不符的事實。

首先，通貨膨脹和匯率存在負相關關系。根據購買力平價理論，通脹水平高的國家其貨幣必然對通脹水平低的國家的貨幣貶值。但是購買力平價理論有兩個不足，其一在于其假設商品能被自由交易，并且不計關稅、配額和賦稅等交易成本；其二是它只適用于商品，卻忽視了服務，而服務恰恰可以有非常顯著的價值差距的空間。

其次，匯率取決兩種貨幣的供求關系。如上述的國際借貸說、利率平價理論的本質是通過改變兩種貨幣在國際金融市場（廣義的非特定地理區域的）的供求關系而影響兩種貨幣的相對價格，這有點類似普通商品的供求關系決定價格，如同“一只無形的手”作用于外匯市場。只不過引起兩種貨幣供求變化的因素是多種的，包括國際貿易、資本流動（直接投資、證券市場融資、國際轉移支付等）、利率差導致的套利行為、金融投機行為等等。

有專家認為，2007年1月～8月，歐元對美元升值大約12%左右；同時人民幣對美元升值有限，同時由于中國的巨額貿易順差是的人民幣本身具有升值的壓力。正是人民幣對外升值有限，使得對內表現為巨大的通貨膨脹。

2.中國近階段的情況較為特殊，即“貨幣對內貶值而對外升值”。

貨幣具有的購買能力也稱為對內價值，相當于物價的倒數（物價越高，貨幣購買力越低，反之亦然）；以另外一國貨幣表示的本幣價值（間接標價法）即為匯率，這也被稱為貨幣的對外價值。理論上貨幣的對內與對外價值應該一致。但多種主客觀因素會使得貨幣的對內與對外價值偏離，包括：

（1）外匯在外匯市場上作為一種商品受到供求關系的影響并發生波動，從而導致貨幣的對內和對外價值發生偏離，甚至長期和大幅度的偏離。

（2）通貨膨脹會降低貨幣的對內價值，從而使價值分離。

（3）利率的提高會提升貨幣的對內價值，會產生價值分離。

（4）在釘住及聯系匯率時，被釘住的貨幣升值或貶值從而使釘住貨幣發生內外價值偏離。

（5）其他各種因素，如政府管制、投機及心理因素，等等。

目前，中國國內存在著較為嚴重的通貨膨脹，根據統計局公布的數字2008年6月CPI漲幅7.1%上半年GDP增長10.4%，導致人民幣對內大幅貶值，國家統計局發言人李曉超表示：雖然近兩個月居民消費價格出現了回落，但是目前的價格水平還處在較高的位置，價格長期在高位運行，不僅影響國民經濟平穩較快地發展，而且還影響到百姓的生活，特別是低收入群體居民的生活。所以，我們還要繼續控制價格的過快上漲，防止通貨膨脹。

同時我國對外貿易存在“雙順差”，國際上對于人民幣升值的壓力依然持續存在，興業銀行首席經濟學家魯政委表示,人民幣升值正承受著國內國際的壓力。在國內,隨著中國出口增速下滑,出現了人民幣升值放緩的呼聲。海關統計顯示,6月貿易順差達213.5億美元,比去年同期下降了20.6%,凈減少55.4億美元。雖然同比下降,但順差數據仍舊是今年以來月度最高,“順差依舊巨大,國際上對人民幣繼續升值還是有一定壓力。”

隨著我國外匯儲備的不斷增加，我國流動過剩的局面日益嚴重，外匯占款的規模不斷擴大，并且由于持續存在人民幣升值的預期，熱錢不斷涌入，央行由此也面臨著巨大的對沖壓力。人民幣不能自由兌換、人民幣尚未成為國際儲備貨幣這兩大特殊因素，決定了人民幣兌美元的升值僅限于相對貨幣之間（如人民幣對美元）的升值，人民幣匯率升值很難達到提升國際購買力的效果，反而會由于外資的涌入，導致流動性泛濫，進而使物價上漲，引發人民幣對內貶值

目前看來，只有對內疏導通貨膨脹壓力,削弱長期貶值傾向,對外平衡貿易收支,化解短期升值壓力,才能改善人民幣現在這種進退兩難的困境。

二、相關文獻綜述

自2005年7月21日啟動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以來,人民幣對美元匯率連續幾年來持續呈現小幅上揚態勢。特別是08年以來,人民幣對美元升值步伐進一步加快，破“6”已在市場人士預料之中。世界經濟形勢不確定因素增多,美元持續貶值,人民幣匯率走勢格外引人關注。在金融危機爆發以來，我國匯率出現小幅反向變化，但是，仍舊超過08年的值。針對人民幣是否應升值的問題，國內國外學者有著激烈的爭論。

2006年，喬海曙、王軍華在《投資與通貨膨脹關系的實證檢驗》一文中用單位根檢驗和Granger因果檢驗的方法，對投資和通脹之間的關系進行了分析，證實了投資和通脹之間存在著因果關系。

2006年，王喜平在《外資流入與通貨膨脹的Granger因果關系》一文中采用因果檢驗和誤差修正模型對1983年～2003年年數據進行分析，發現短期內外資流入是通貨膨脹的Granger原因，反映外資流入與通貨膨脹長期關系的ECM對通貨膨脹也存在單向Granger因果關系

2006年，李洪凱在《中國通貨膨脹的外部影響因素分析》一文中的研究表明，包括能源和原材料的國際初級產品價格變動并沒有在CPI中表現出來，國際初級產品價格的大幅上漲不能成為推高我國物價水平的原因。

2007年，鮑銀勝在《評論:人民幣何以對外升值對內貶值》一文中提出了人民幣不能自由兌換、人民幣尚未成為國際儲備貨幣這兩大特殊因素，決定了人民幣兌美元的升值僅限于相對貨幣之間（如人民幣對美元）的升值，人民幣匯率升值很難達到提升國際購買力的效果，反而會由于外資的涌入，導致流動性泛濫，進而使物價上漲，引發人民幣對內貶值的觀點

2007年，武建東在《中國完全可以市場化的方式主導人民幣對外匯交易的定價機制和交易體系》一文中提出可考慮將現行的強制結售匯體制改為中國自主結售匯體制。

易綱(1997)、謝多(1997)、張斌(2001)、YuYongding(2001)都曾提出過類似將強制結售匯體制改為比例結售匯體制，同時提高銀行的結售匯周轉頭寸的限額，將變周轉頭寸的最高限額為最低限額。或者對外資流入采取適當的控制措施，以防止國際收支的過度不平衡，解決或部分解決外匯占款問題的觀點。

2008年，俞喬在《中國經濟存在兩大矛盾》一文中指出今年中國經濟從金融層面來看，國民儲蓄率高居不下，經濟中存在極大的流動性，國家積累了巨額的財富，不得已而轉向國外購買金融資產以對沖流動性，化解通貨膨脹壓力；而國內大量的投資機會和社會公眾又難以獲得資金，內部融資需求難以滿足。

2008年，馬濤在《在效用損失外匯儲備過多的后遺癥》一文中明確提出了外匯儲備過多對政府和社會產生負效用，大規模外匯儲備引發的外匯占款是當前通貨膨脹的重要誘因；同時意味著將一定量的國內資源提供給國外使用；強制結售匯形成的巨額外匯儲備體現了政府與民眾之間的不公平分配；弱化了我國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并指出應建立適度的外匯儲備存量，不宜過多持有外匯儲備

2008年，巫燕玲在《結匯核查緝捕熱錢單邊升值預期可能將反轉》中認為近期投資者對人民幣升值的預期正在減弱，但熱錢與人民幣升值的矛盾與斗爭仍在繼續

三、理性思考

筆者認為，我國目前所面臨的較高的通貨膨脹率以及人民幣面臨的“對內貶值對外升值”的兩難處境，一方面兩者都存在著各自特有的客觀因素，一方面兩者也具有一定的聯系：

1.人民幣不能自由兌換、人民幣尚未成為國際儲備貨幣這兩大特殊因素引發人民幣對內貶值

首先，人民幣并非自由兌換貨幣，決定了：

（1）人民幣兌美元升值僅限于相對貨幣之間的升值，并不代表人民幣國際購買力的提高。

（2）人民幣難以形成真正有效的匯率機制，反映真實的匯率水平

（3）在外部資金不斷流入的情況下，導致了外部資金對中國資本市場的單向流動

其次，由于人民幣目前還不能與美元一樣，成為世界主要儲備貨幣，國際大宗商品、金融產品標價也不是以人民幣來標價的，由此決定了人民幣兌美元升值只是相對貨幣之間的升值行為。在美元大幅貶值、美元標價仍在國際大宗商品標價體系中占主導地位的條件下，人民幣并不能通過相對于美元升值的途徑去抵御國際通漲壓力。在美元不斷貶值的背景下，人民幣只能成為國際通脹的被動接受者。在美元不斷貶值的趨勢下，國際原料價格大幅上漲使我們并沒有得到多少實惠。而外部投機性資金出于人民幣升值的預期進入中國資本市場，推升資產價格，卻使中國國內面臨成本推動型通脹壓力，并加劇了人民幣雖然表面上升值，但實際購買力卻相對下降，這個奇怪的經濟現象。

外部資金對中國資本市場的單向流動，在很大程度上導致了國內貨幣資金供給增加，使中國經濟面臨通脹壓力。外部資金對人民幣計價的資產進行投機性炒作，必將使人民幣匯率、國內資產泡沫之間呈現“水漲船高”式的聯動關系，進一步加大了國內資產價格泡沫。導致資產價格快速上漲，而人民幣對內實際貶值。這將在很大程度上會影響中國國內的金融穩定。

2．建議

在金融危機的影響下，在緊縮的世界大背景下，我國實行積極的財政貨幣政策是政治要求，但是，我國原先所存在的內外不均衡的問題仍然不容小覷，在緊縮的環境中，處理好潛在通貨膨脹和人民幣匯率的關系仍然是關系我國發展的一個重要問題。

面對“內憂外患”筆者認為我國應首先處理好以下兩方面：

首先應理順資產價格。提高中國居民的收入水平、提高出口商品價格，將是抑制貿易順差的有效手段。

其次，進一步改革和完善我國匯率制度，同時要加強對境外投機資金入境的監管，這是特殊條件下抑制我國國內資產泡沫、防范金融風險的重要手段。

針對人民幣是否應升值，不同學者有各種不同的見解。同時，西方發達國家也不斷的向中國施壓,要求中國讓人民幣升值,其背后的目的是為了其本國的國家利益而棲牲中國的利益。人民幣絕不能迫于政治壓力而升值，日本的當初就是我們的前車之鑒。但是，人民幣確實存在升值的壓力，并且以最近兩年人民幣持續升值的表現看，人民幣升值的前景越來越清晰，人民幣長期以較大幅度升值是符合經濟規律并有利于實現中國更大利益的。但是，短期更適合逐步升值。

[參考資料]

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問答(一).中國金融,

第9篇：人民幣匯率論文范文

（一）強制結售匯制的缺陷。雖然目前我國對經常項目的外匯支出基本上沒有限制，但是對資本項目仍實行較為嚴格管理，這種體制下形成的外匯交易受到體制約束，不能充分、完全、真實地反映市場的供求關系。加之，在近幾年的實際運行過程中，由于出口貿易增長快，外貿出現大量順差，加上外資的大量流入，特別是1996-1999年年間，人民幣的利率水平高于美元，造成結匯額大于售匯額。表現在銀行業間外匯市場上，外匯持續供大于求，而且同期外匯需求則相對不足。在銀行間外匯市場主體缺乏，市場機制尚未健全的情況下，想通過市場機制來調節外匯供求根本無法做到。雖然央行幾次調整了外匯指定銀行的結售匯頭寸，仍然無法從根本上改變外匯供求關系，于是造成中央銀行被動入市進行干預，充當外匯交易最后差額的承擔者，失去了外匯調控的主動權。

（二）匯率缺乏彈性。1994年以來，除1999年外，我國國際收支無論經常項目和資本項目都呈現雙順差的局面。外匯市場上人民幣長期處于供大于求的情況，央行對外匯市場的干預不可避免。這表明，人民幣匯率水平不是純粹由市場真實供求所決定。在較大程度上，受國家宏觀經濟政策所制約。近兩年來人民幣對美元的匯率，只是在1美元兌8.23-8.28元人民幣之間波動，波動幅度和彈性區間極小，匯率基本上釘住美元。

（三）金融市場的不完善。由于利率尚未實現市場化、資本項目未放開、資金不能自由流動、市場金融工具匱乏，這都是造成我國外匯市場仍然是一個不成熟、不完善的市場。因此在今后的一段時期里，央行的干預和國家宏觀經濟政策的取向對外匯的供求起到較大的調節作用。

改革面臨的思考

（一）如何處理把握好市場供求與國家宏觀政策調控的關系。在逐步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運行體系中，最終必須實現人民幣資本項目可兌換，才能使外匯資金供求完全放開，真正實現由供求確定匯率運行機制。但需注意的是，資本項目的放開是要具備條件的，放開應逐步有序的進行。在過渡時期，即使逐步實現了資本項目可兌換的情況下，也不能忽視國家宏觀經濟政策的取向和央行的干預調控作用。

（二）如何保持和實現匯率的穩定與均衡。如何確定一國貨幣的匯率水平，保持一種“最佳”或“適當”的匯率狀況，這涉及所謂“均衡匯率”問題。也就是說，使匯率的變動與經濟內部和外部關系獲得一種協調、合理的關系，能促進和達到內外平衡和總供給與總需求的平衡，充分發揮匯率在國民經濟的杠桿調節作用。為此，應進一步鼓勵和推動人民幣匯率的基礎理論研究。比如，對國際價值論、購買力平價論、出口換匯成本、均衡匯率模型、匯率預警模型以及其他理論模型和相關方案，比如盯住單一貨幣或一籃子貨幣、爬行浮動、管理浮動、單獨浮動等都值得深入研究和探討。

（三）如何在我國加入世貿組織和金融市場將全方位的開放框架下，構建和完善人民匯率機制。世貿組織所倡導的基本原則是：自由競爭原則、自由貿易原則、非歧視原則、透明度原則。在這種原則下，為適應和迎接經濟金融全球化的挑戰，為實現經濟金融與國際接軌，就必須消除國內外資本自由流動的障礙，這就要求做到國內外資金價格市場化、進而匯率的市場化。也就是說，在逐步實現資本項目開放的條件下，實現人民幣的自由兌換，這是構筑人民幣與外幣價值比較和自由兌換所形成的市場均衡匯率的基礎。只有這樣，才能把國內外市場的價格信號、更直接、更迅速、更準確地反映出來，才能使中國經濟與實現自由競爭和自由貿易原則的國際經濟融合，才能實現國內價格體系逐步與國際市場價格體系靠攏，才能作到競爭機制按照透明度的原則和共同的游戲規則在各個層面上反映出來。這是一個緊迫的大課題和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但絕不能一蹴而就，必須逐步有序地進行。

幾點建議

以當前形勢來判斷，人民幣的匯率總體水平應保持不變，這有助于匯率的穩定，有助于我國和世界經濟貿易的發展。可考慮如下改革措施。

（一）應該對我國建國以來，各個時期，各個階段人民幣匯率制度的形成、特點，問題，結合當時的經濟政治的背景和對外經濟貿易等方面的情況，進行認真總結和反思。特別是當前，人民幣受到國外升值的強大壓力時，更應該沉著應對。要總結成功的經驗，也要總結不利的教訓。

（二）改變盯住美元為“一籃子貨幣”掛鉤的匯率機制。選擇我國對外經貿往來中經常使用的若干種貨幣，按其重要程度確定權重，根據這些貨幣在國際市場上升降幅度，加權計算出人民幣的匯率。這樣的改變，將有助于人民幣匯率的水平更趨于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