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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旅游管理地域分析范文

關鍵詞：旅游環境承載力；城鎮化水平；動態關聯；沿海地區

中圖分類號：F590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1-148X（2017）04-0178-08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迅猛發展，城鎮化水平也以年均1%的增長率不斷推進，其中，沿海地區的城鎮化速度最快、發展水平最高。依托3大旅游區、11個省域與54座城市，沿海地區已形成龐大的產業規模與完善的產業體系，成為國家旅游產業格局中的核心區域和重要引擎。隨著我國沿海地區進入后工業化階段，大力發展第三產業，尤其旅游業將會是推動新型城鎮化的重要引擎，有助于為“產城互動、內涵增長與生態宜居”的戰略提業支撐與發展動力，而確定承載閾值、提升承載能力則是新型城鎮化進程中保證旅游業可持續發展的首要問題。因此，從人地協調關系的視角探討城鎮化進程中旅游環境承載力演化規律，揭示二者的交互作用機理與協同提升路徑，具有重要的理論價值與現實意義。

本文選取沿海11省域為研究對象，從旅游環境承載力與城鎮化水平交互作用視角出發，構建綜合評價指標體系，并運用向量自回歸模型（VAR）和脈沖響應函數驗證二者的作用關系與動態效應，以期為中國沿海地區旅游業可持續發展與新型城鎮化順利推進提供理論參考。

一、旅游環境承載力與城鎮化水平關聯作用

旅游環境承載力與城鎮化水平的作用關系是人類社會發展與環境系統演進長期相互作用的結果，是一定地理范圍內旅游產業環境建設與城鎮化推進的雙向互動，既包括城鎮化對旅游環境承載力的脅迫效應，也包括旅游環境承載力對城鎮化的反饋作用。

首先，旅游環境承載力反映了人類及旅游社會經濟活動與旅游資源、旅游環境間作用關系，在不同時空范圍內存在相對的理論閾值范圍，當超過該范圍時，旅游環境系統的功能結構將發生轉變，綜合承載能力降低。

其次，環境是城鎮化推進的基礎載體，引導并約束著城鎮化的發展方向與水平。發達的產業經濟、完善的旅游服務、豐富的旅游資源與良好的生態環境會對游客產生有效吸引，帶動以旅游業為代表的第三產業發展，同時也提高了城鎮化綜合水平。當經濟社會發展需要的生產、生活及生態空間日趨擁擠，資源的浪費與破壞現象加重，城鎮化推進對區域旅游產業環境產生負面{迫效應時，環境則無法為城鎮化工作提供持續供給，反之還會由于阻礙區域經濟發展、排斥外來人口居住、降低產業投資環境競爭力以及政策法規干預等多重因素對城鎮化推進產生負向反饋，成為其發展道路上的阻礙與瓶頸。

綜上，旅游產業環境與城鎮化之間存在復雜交互的耦合關系。重視城鎮化進程與旅游環境承載能力的協調關系，確定沿海地區旅游發展規模和旅游環境承載閾限，是未來新型城鎮化過程中旅游業可持續發展的關鍵因素。

二、評價體系與研究方法

（一）評價體系構建

旅游環境承載力是在一定時空范圍內，在確保旅游資源合理開發利用和生態環境良性循環發展前提下，旅游環境復合系統能夠承載的最大旅游活動強度。在旅游環境承載力水平測度上，結合沿海地區旅游產業的特殊性與旅游環境的脆弱性，構建包含經濟環境、社會環境、資源環境與生態環境四大子系統的綜合評價指標體系。在城鎮化水平測度上，本文借鑒已有研究成果[1]，建立經濟城鎮化、社會城鎮化、人口城鎮化與生態城鎮化四維視角綜合評價體系，選取22項與15項具體指標對沿海地區旅游環境承載力和城鎮化水平進行測度、評價與分析（如表1）。

首先，為避免多種量綱帶來的指標不可比性及正負取向差異，采用極差變換法對數據進行標準化處理。其中，指標值越大評價結果越好的指標為正向指標，處理方法如式（1）；指標值越小評價結果越好的指標為逆向指標，處理方法如式（2）：

式中，xij為省域i指標j的原始值，maxxj和minxj分別為指標j的最大值與最小值；Zij為省域i指標j的極差標準化值（屬性值）。

其次，為消除主觀因素對指標量化的影響，使用均方差權值法計算旅游環境承載力與城鎮化水平評價體系中的指標權重Wj[2]。該方法適用于多指標要素集成分析，便于對研究單元的綜合評價值進行橫向對比。具體步驟如下：

式中，m分別是旅游環境承載力測度體系中經濟環境、社會環境、資源環境以及生態環境4個準則層包含的22個指標數以及城鎮化水平測度體系中經濟城鎮化、社會城鎮化、人口城鎮化與生態城鎮化4個準則層中包含的15個指標數。

最后，采用多指標加權評價模型測度旅游環境承載力與城鎮化水平，步驟如下：

分別計算各指標基于權重與屬性值的得分：

（二）向量自回歸模型

向量自回歸模型（VAR模型）平等對待系統內每個變量，將系統中每一個內生變量作為系統內部所有內生變量滯后值函數來構造模型，降低了主觀決策的隨意性，可預測時間序列模型，解釋不同經濟沖擊對經濟變量的影響[3]。將沿海11省域旅游環境承載力（Cap）與城鎮化水平（Ul）作為內生變量，分別運用脈沖響應分析和方差分解探討二者的作用效應、沖擊程度與貢獻率，模型如下：

（三）數據來源

遵循數據的易得性、客觀性與典型性原則，旅游環境承載力測度指標的原始數據來源于2002-2013年的《中國統計年鑒》、《中國區域經濟統計年鑒》、《中國旅游統計年鑒》、《中國環境年鑒》、《中國建設年鑒》、《中國城市建設年鑒》、《中國海洋環境質量公報》以及中國統計局網站、中國旅游局網站、各省市統計局網站與旅游政務網；城鎮化水平測度指標的原始數據來源于2002-2013年的《中國旅游統計年鑒》、《中國統計年鑒》、《中國區域經濟統計年鑒》、《中國建設年鑒》、《中國城市建設年鑒》、《中國能源統計年鑒》、中國統計局以及高校財經數據庫等。

三、實證結果分析

（一）沿海地區旅游環境承載力與城鎮化水平的測度與評價

從時序演變趨勢來看，根據表1評價體系與公式（6）分別測算2001-2012年沿海11省域的旅游環境承載力與城鎮化水平。如圖1所示，旅游環境承載力盡管不高，但整體發展態勢平穩；從子系統的承載水平來看，旅游社會環境承載力比較穩定，旅游經濟環境承載力持續增強，而旅游資源環境承載力與旅游生態環境承載力偶有波動，一方面印證了沿海地區社會公共服務與基礎設施條件成熟，經濟實力雄厚的事實，同時也說明了自然環境系統的不穩定性，伴隨各地A級景區的申報熱潮，旅游資源與生態空間日趨擁擠，難以保證持續有效的承載閾值與水平。資源空間是有限的，但發展需求是無限的，未來亟須協調好各子系統的均衡關系，促進旅游產業可持續發展。在城鎮化推進方面，近12年來，沿海地區城鎮化水平經歷了迅速發展期（2001-2004年）、矛盾突出期（2005-2006年）與調整升級期（2007-2012年），在國家有關城鄉統籌綜合配套政策的推行下、在新型城鎮化發展道路戰略目標的指引下，區域經濟趨于集約化與高效率，人口綜合素質不斷提高，城市基礎設施面貌改善，環境治理不斷加強，城鎮化綜合水平有一定提高，其發展速度高于全國平均水平；從各子系統城鎮化建設來看，除生態城鎮化水平存在輕微波動外，經濟城鎮化水平、社會城鎮化水平以及人口城鎮化水平皆穩步上升，為實現未來城鎮化工作的順利推進，應當兼顧處理好經濟、社會、人口與生態四大子系統建設工作的速度與水平，堅持走生產發展、生活富裕、生態良好的文明發展道路。

從空間分異特征來看，選取2001年、2006年與2012年截面數據，計算各省域旅游環境承載力、城鎮化水平與沿海平均水平之比，輸入至Arcgis地理信息數據庫中作為屬性數據，利用Jenks 最佳自然斷裂法[4]將比值劃分為高、較高、較低、低不同等級，綜合比較所有省域不同年份得分，對應劃分出4種類型的臨界值，揭示沿海地區旅游環境承載力與城鎮化水平的空間分異特征與演變規律。從圖2（上三）可以看出，2001年沿海地區旅游環境系統狀態良好，出現了江蘇、廣東兩個高值中心與河北一個低值中心，江蘇與廣東擁有豐富的旅游資源、發達的經濟水平、先進的科學技術與成熟的教育體系，基礎設施與公共服務等保障功能完善，以旅游業為代表的第三產業服務業發達，旅游經濟環境、社會環境、資源環境與生態環境等環境子系統耦合度較高，整體承載力優良；河北經濟發展落后、相關社會保障體系尚不健全，且環境污染問題嚴重，生態系統脆弱，導致區域環境容納的旅游活動規模較小；在剩下的省域中，山東、浙江、廣西與海南的旅游環境承載力較高，遼寧、天津、上海與福建處于較低水平。2006年，旅游環境承載力高值中心新增了山東省域，河北、遼寧與上海通過加強自身綜合環境建設，優化了旅游環境承載力，但天津、廣西與海南的旅游環境承載力出現了下降，未能處理好旅游發展與環境建設間關系。2012年旅游環境承載力的高值中心區較2006年沒有發生變化，但低值中心區擴張明顯，由2006年僅包含天津增至天津、上海、廣西與海南四大省域，旅游產業環境系統具有較大的脆弱性與不穩定性。

由圖2（下三）可知，2001年沿海地區城鎮化水平整體不高，出現了上海一個高值中心和河北、山東、福建及廣西四個低值中心，其中，上海作為我國直轄市與全球金融中心，對外開放早，基礎設施建設與服務保障體系完善，流入人口多，城鎮化發展迅猛；河北與山東作為傳統農業大省，經濟基礎相對落后，農村人口比例較大，社會保障覆蓋率不高，城鎮化水平偏低；廣西地處偏遠的少數民族聚居區，經濟基礎薄弱，城鎮化進程緩慢。與2001年相比，2006年城鎮化水平的高值集聚區向北移動，廣東與海南城鎮化水平降低，表明城鎮化推進的不穩定性，應進一步縮小城鄉居民生活水平差距，降低失業率，提高醫療衛生設施水平與綠化覆蓋率，優化系統環境。2012年城鎮化水平中高值區域擴張，低值區僅包括廣西與海南，上海城鎮化水平降低，主要原因在于上海城鎮化起步較早，發展任務已從規模與數量擴大向內涵與質量提升轉變，增速趨于平穩；河北和福建通過利用原有工業基礎，改造傳統農業，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推動了產業結構優化升級，通過加大環境治理優化了生態環境；廣西和海南城鎮化水平仍然最低，政府應當積極發展第二第三產業，不斷增加就業崗位，促進農業勞動力向非農產業轉移、農村人口向城鎮集聚，統籌城鄉協調發展，從水平與質量上共同推進城鎮化建設水平。

（二）沿海地區旅游環境承載力與城鎮化水平的動態計量分析

1.稻菁煅

由于使用時間序列數據，為避免偽回歸，需要檢驗數據平穩性。對數據取自然對數能使其趨勢線性化，在消除異方差現象同時，并不改變原數據的協整關系[5]。分別對沿海地區旅游環境承載力（Cap）和城鎮化水平（Ul）取對數，用LnCap和LnUl表示，采用ADF方法檢驗LnCap與LnUl時間序列的平穩性，結果如表2所示，LnCap與LnUl的原始序列檢驗統計量均大于顯著性水平1%、5%與10%的臨界值，屬于非平穩序列，一階差分檢驗發現二者均在5%水平下拒絕原假設，屬于平穩序列，表明旅游環境承載力（Cap）與城鎮化水平（Ul）存在長期穩定相關性，可以利用向量自回歸模型檢驗關系。

注：表中Δ表示一階差分；原假設為存在單位根；檢驗類型（C，T，K）中的C、T、K分別表示單位根檢驗方程中包含常數項、時間趨勢和確定的滯后階數；*、**、***分別表示在1%、5%、10%的顯著性水平下拒絕原假設（下同）。

采用Johansen協整檢驗分析變量LnCap與LnUl是否存在長期均衡關系，如表3所示，協整檢驗的跡統計量與最大特征值統計量均通過了5%水平的顯著性檢驗，設LnCap為被解釋變量，LnUl為解釋變量，則表達式如下：

從式（9）可以看出，旅游環境承載力與城鎮化水平存在長期顯著負相關性，城鎮化水平增長1%，旅游環境承載力提升-0569797%。

2.脈沖響應分析

由單位根檢驗結果可知，LnCap和LnUl一階平穩且存在長期均衡關系，可以建立VAR模型。滯后1-3階VAR模型最優自回歸階數檢驗結果表明，在5%顯著性水平下，LR、FPE、AIC 、SC和HQ指標的最優滯后階數皆為1，因此構造具有長期均衡協整關系的VAR（1）模型，檢驗結果如表4所示。

注：*表示根據該準則選定的階數。

運用計量經濟學Eviews軟件基于LnUl與LnCap序列數據建立模型，依據計量結果得到各項參數，構建的VAR（1）模型如下：

VAR模型各方程系數下圓括號中數據是參數估計標準差，方括號中數據是參數估計值的t統計量檢驗值，參數估計值在10%的檢驗水平下大多顯著，模型擬合優度較高，效果優良。

如圖3所示，VAR有一個特征根（0904364）接近1，且所有特征值都落在單位圓之內，說明VAR模型比較穩定，能夠進行脈沖響應分析和方差分解。

圖4是基于VAR（1）模型的廣義脈沖響應函數曲線，沖擊響應期設定為10年。由圖4（1）可知，旅游環境承載力對自身一個標準差新息在10年內皆為正向響應，響應程度逐漸減弱。在第一期就立即做出了積極響應，在第2期達到最高值，隨后緩慢下降并趨于平穩，表明旅游環境承載力與其滯后值有一定正向關聯。

由圖4（2）可知，旅游環境承載力對來自城鎮化水平的擾動沒有立即做出響應，第1期的響應等于零。在本期給旅游環境承載力一個標準差的沖擊后，對城鎮化水平產生負向響應，在第3-4期負向響應達到極致，隨后這種負向效應一直保持穩定，程度持續減弱且趨于0，與協整檢驗結果相對應，即城鎮化加快會降低旅游環境承載力，而這種作用在初期表現較為強烈，之后逐漸趨弱。原因在于初期的城鎮化加快導致了旅游資源的不合理開發與過度消耗，容易引發環境污染與生態破壞系列問題；在國家大力倡導新型城鎮化與綠色城鎮化戰略背景下，當城鎮化發展至一定水平時，將會從注重發展水平與速度的粗放式發展向注重發展質量與效率、協調人類社會經濟與自然環境生態的集約式發展轉變，追求人口素質、社會經濟、生態環境、空間格局以及生活方式等全方位的改善和提高，與旅游產業環境優化的目標相一致，因此對承載力的脅迫效應降低并趨于零。

由圖4（3）可知，城鎮化水平對旅游環境承載力擾動在10期內的都為正向響應，響應程度逐漸減弱。具體來看，城鎮化水平對來自旅游環境承載力的擾動在第1期就立即做出響應且達到峰值，在3-5期降到最低，5-7期出現短暫上升，此后趨于平穩，表明城鎮化初期對旅游環境承載力響應較為強烈，該階段的旅游環境承載力提升意味著旅游產業發展的經濟、社會、資源與生態環境改善，發達的經濟水平、完善的社會服務保障體系、豐富的旅游資源與良好的生態環境直接帶動了農村人口向城市地區大量聚集，有助于解決農村剩余勞動力就業問題，促進城市規模不斷擴張。隨著城鎮化進程日趨合理，保持社會、經濟、文化、環境的協調發展已成為城鎮化推進的發展目標與內在要求，生態文明建設工作也達到一定水平，沿海地區旅游環境承載力對城鎮化進程的作用開始趨弱。

由圖4（4）可知，城鎮化水平對自身的標準差新息響應在前3期為正向響應，第3-10期為負向響應，表明發展初期對經濟、社會、人口與環境等因素的綜合考慮有利于區域城鎮化的健康發展與穩步推進，但隨著各地區對城鎮化發展水平及速度的盲目追求與攀比，資源浪費與環境破壞等問題加劇，阻礙了城鎮化進程的可持續性。

3.方差分解

通過方差分解進一步分析每一個結構沖擊對內生變量變化的貢獻度，評價不同結構沖擊的重要性。對已建立的 VAR（1）模型進行預測方差分解，結果如表5所示，旅游環境承載力預測標準差逐漸增大，這是由于2期預測包含了城鎮化水平在1期預測的不確定性。在第1期預測中，旅游環境承載力預測方差全部由自身擾動引起，這是由于方差分解第一個輸入的變量是“LnCap”。在第2期預測中，旅游環境承載力預測方差有9886%部分由自身擾動引起，只有114%部分是由城鎮化水平擾動引起。隨著時間推移，旅游環境承載力預測方差中由旅游環境承載力自身擾動引起的部分下降，但其變化貢獻度所占比重仍然最大，城鎮化水平擾動引起的部分在第9-10期增長基本穩定，貢獻度保持在45%左右。

注：Period是方差分解的時期數即價格標準差的預測期；S.E.表示預測的標準差。

另外，城鎮化水平的預測標準差隨時間推移不斷增加。從整w來看，與旅游環境承載力預測方差發展形勢不同，城鎮化水平預測方差受自身擾動引起部分的貢獻度先上升后下降，與受旅游環境承載力作用的擾動方向恰好相反。具體來看，在第1期預測中，旅游環境承載力對城鎮化水平預測方差的貢獻度達到最大，隨后逐漸下降，在第5期達到低值，從第6期開始逐漸增強，而該階段的城鎮化水平受自身擾動的影響程度開始降低，從第7期開始，城鎮化水平分解結果基本穩定，預測方差有38%左右由自身擾動引起，62%的部分由旅游環境承載力擾動引起。

四、結論與建議

本文基于多要素綜合評價指標體系，測度評價了沿海地區的旅游環境承載力及城鎮化水平，運用脈沖響應模型和方差分解，探討二者的交互作用與動態響應關系，主要結論如下：2001-2012年沿海地區旅游環境承載力與城鎮化水平有所提高，存在較為顯著的空間差異。二者存在唯一的協整關系，從長期來看，城鎮化水平會對旅游環境承載力產生持續負向影響，但當城鎮化發展到一定水平時這種影響會減弱；旅游環境承載力對城鎮化產生正向作用，影響程度較為平穩；旅游環境承載力對自身沖擊產生正向響應；城鎮化對自身沖擊先為正向響應后為負向響應，總體呈現波動狀態。預測方差分解結果表明，沿海地區旅游環境承載力對城鎮化預測方差的貢獻水平較高，呈現先下降后上升的發展趨勢；而城鎮化水平對旅游環境承載力預測方差的貢獻水平盡管較低，但始終保持了持續上升的發展態勢。據此，提出以下政策建議：

首先，改變發展模式，優化資源利用方式。結合區域實際情況，制定差異化發展策略，科學推進城鎮化進程，樹立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的新型城鎮化理念，形成自身獨特的發展模式；因地制宜開發旅游產業資源，加大土地資源、水資源、森林資源的整治力度，健全落實旅游環境承載力預警系統。其次，努力促M旅游產業結構轉型升級，優化旅游產業空間分布。這不僅有助于吸納剩余勞動力就業，促使資金、技術、理念等生產要素流通，減少城鎮化進程中的各種社會矛盾，還有助于降低因城鎮化的快速推進給區域旅游產業環境產生的壓力。最后，嚴格控制環境污染，構筑服務支撐體系。城鎮人口比重的增加是城鎮化的重要表征，但人口集中容易導致資源與空間的過度占用，產生資源短缺、旅游體驗質量下降等問題，未來應有序擴大城鎮規模，加強新建城鎮公共基礎設施建設，建立健全公共服務體系。面對城鎮化帶來的交通、住房、能源等資源消耗問題與環境污染問題，實施有針對性的生態移民，加強相關法制規章建設，深化旅游地社區居民的環保和集約意識，努力提高能源利用效率，為城鎮化發展提供支撐與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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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17-01-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