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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統計學研究對象范文

關鍵詞：活血保心丸 冠心病心絞痛 血液流變學 療效研究

Invigorates the blood to guarantee the heart pill to coronary disease angina pectoris patient blood rheology influence and curative effect research

Liu Bin

Abstract:Objective:Discusses invigorates the blood to guarantee the heart pill to coronary disease angina pectoris patient blood rheology influence and the clinical curative effect.the method:Uses the stochastic comparison research,the object of study comes from coronary disease patient who in April,2006 ~2009 years in May comes my courtyard seeing a doctor,will conform to the diagnosis standard 90 example coronary disease angina pectoris case of illness to divide into the treatment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each 45 examples stochastically,two groups will press coronary disease two level of prevention treatments,the treatment group add in this foundation with invigorate the blood to guarantee the heart pill to treat 3 weeks,around the observation treatment the blood rheology target,cease activity the electrocardiogram and the clinical symptom change situation.Results:But the treatment group the blood rheology target improvement remarkable the control group improves not obviously around the treatment,the two difference has the remarkable significance (P

Keywords:Invigorates the blood to guarantee the heart pill Coronary disease angina pectoris Blood rheology Curative effect research

【中圖分類號】R45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8-1879(2010)12-0053-02

冠心病心絞痛患者往往合并高粘血癥，血液粘稠度增高，可使心臟負荷增加，血輸出量減少，微循環灌注減少，在有冠脈狹窄時，因血液阻力增大伴血液粘度增加，可使冠脈血流量大大減少，使心臟缺血缺氧，從而造成嚴重后果。我院應用活血保心丸治療冠心病心絞痛合并高粘血癥患者90例并觀察療效，現報道如下。

1 臨床資料

90例患者均為住院患者，均符合世界衛生組織缺血性心臟病的診斷標準，無急性心肌梗死酶學和心電圖改變，血液流變學指標均異常，血液粘稠度顯著升高?；颊唠S機分為兩組，治療組45例，男性29例，女性16例；年齡45～80歲，平均57.5士6歲；伴有高脂血癥26例，2型糖尿病18例，高血壓病38例。對照組45例，男性32例，女性13例，年齡42～75歲，平均56.3土5.6歲；伴有高脂血癥17例，2型糖尿病13例；高血壓病36例。兩組性別、年齡、伴隨疾病及血液流變學異常的比較均無顯著性差異，具有可比性(P>0.05)。

2 治療方法

兩組均按冠心病二級預防治療，包括抗血小板聚集(阿司匹林腸溶片)、抗凝(低分子肝素鈣)、擴冠(硝酸酯類)、調脂(辛伐他汀)、β受體阻滯劑和ACEI類藥物，伴有高血壓病患者服用降壓藥，伴有糖尿病患者予控制血糖。治療組在上述基礎治療的基礎上加用活血保心丸(由我院制劑室制備，其處方組成：丹參15 g、紅花15 g、川芎12 g、郁金12 g、葛根12 g、刺五加12 g、山楂20g。將以上中藥七味，如法炮制，烘干，配料、粉碎過100目篩，混勻，取上述藥粉加入適量的煉蜜做成每粒重9克的蜜丸即得。) 一次2丸，一日3次，3周為1療程。

觀察方法。觀察治療前后患者癥狀、血液流變學指標、靜息心電圖變化。

療效標準。血液流變學指標 顯效：全血粘度、血漿粘度、紅細胞聚集指數、纖維蛋白原均恢復正常。有效：上述各項指標下降50％以上。無效：上述各項指標下降程度均低于50％。

心電圖療效。顯效：心電圖恢復至大致正?；蜻_到正常心電圖。有效：壓低的ST段治療后回升0.5mv以上，但未達到正常水平，倒置的T波變淺25％以上或T渡由平坦變為直立。無效：心電圖基本與治療前相同或提示心肌缺血加重。

臨床癥狀療效。顯效：心絞痛基本消失或心絞痛每周發作小于2次。有效：心絞痛發作次數減少一半以上。無效：癥狀無改善。

統計學處理。血液流變學指標以均數±標準差(x±s)表示，統計學差異采用t檢驗。心電圖療效及臨床癥狀改善以百分率表示，采用卡方檢驗。

治療結果。血液流變學改變治療組血液粘稠度明顯下降,見表1。

3 討論

冠心病是指冠狀動脈粥樣硬化導致心肌缺血、缺氧而引起的心臟病，在此基礎上，出現冠脈內斑塊破裂發生不全堵塞性血栓，致心絞痛發生［1］，血粘度增加時，冠狀動脈內血流阻力增加，微循環灌注減少，加重心絞痛程度，嚴重者可發生急性心肌梗死，出現心律失常、心力衰竭、心源性休克或猝死，直接危及健康［2］。中醫學認為冠心病心絞痛屬“心痛”“胸痹”范疇，其病機多為瘀血阻滯、心脈痹阻，治療上多采用活血化瘀方法。活血保心丸由丹參、紅花、川芎、郁金、葛根、刺五加、山楂經過現代工藝加工而成，具有活血化瘀、通脈舒絡之功，方中丹參性寒味苦，入心肝二經，現代藥理研究證實，丹參具有降低血液粘稠度，減少紅細胞聚集，擴張冠狀動脈，增加冠脈血流量，改善微循環的作用，可降低心肌耗氧量，防止心肌細胞損傷，促進心肌細胞的恢復。紅花性味平，入心肝經，現代藥理研究表明，紅花提取物有增加冠脈血流量的作用，并且可以顯著抑制血小板聚集，降低血栓長度和重量，明顯提高纖維蛋白原的溶解性，有一定緩解血栓并抑制生長的作用［3］。葛根所含的葛根素能提高前列環素(PGI)及高密度脂蛋白水平，使升高的血漿血栓素A／PGI的比值降低或恢復正常。山楂對動脈粥樣硬化和高脂血癥有預防作用，諸者合用，共奏活血化瘀之功，從而達到治本的目的。通過本研究，表明活血保心丸有顯著降低冠心病心絞痛患者的血粘度，改善心肌缺血，有效緩解心絞痛的作用，其療效確切。

參考文獻

［1］ 陳紀林，徐義樞，陳在嘉．不穩定性心絞痛溶栓治療現狀的評述．中華心血管病雜志，1997，6：4 09

第2篇：統計學研究對象范文

[關鍵詞] 應激性高血糖；腹部手術；血糖控制；應激反應

[中圖分類號] R587.1 [文獻標識碼] B [文章編號] 1673-9701（2014）27-0144-04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different stress hyperglycemia blood sugar control target of the impact of severe abdominal surgery. Methods Chose open abdominal postoperative stress hyperglycemia 76 patient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group A and group B， each of 38 cases， A and B， respectively， to 7.8～10.0 mmol/L or 5.6～8.3 mmol/L as glycemic control targets， used the same insulin intervention programs， compared two groups of blood glucose time， biochemical parameters， glycemic control adverse reactions， complications， length of hospital stay. Results A group and B group blood sugar control standard time， the differences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P

[Key words] Stress hyperglycemia ； Abdominal surgery ； Glycemic control ； Stress response

應激反應是重大創傷對機體產生的刺激引起的一系列非特異性病理生理反應，手術是明確的應激反應刺激源，血糖是重要的應激反應指標，無糖尿病史患者仍可能在術中或術后出現應激性高血糖，即2次以上隨機血糖≥11.1 mmol/L[1]。血糖升高或波動對患者術后恢復有不良影響，可能促進機體神經系統、內分泌系統、免疫系統等各系統應激狀態，增加術后并發癥發生率。目前術后血糖控制的目標仍未定論，其中（7.8～10.0） mmol/L 和（4.5～8.3） mmol/L 是獲得較多研究支持的目標范圍，2010年版中國指南中推薦前者[2]，而美國波特蘭標準則推薦后者[3]，但均針對有糖尿病史的患者，對應激性高血糖術后血糖控制目標并未明確推薦。本研究對以上兩種血糖控制目標對臨床患者的影響進行對照研究，旨在為臨床處理應激性高血糖提供參考。

1對象與方法

1.1研究對象

選擇2012年2月～2013年12月于我院進行開腹腹部術后發生應激性高血糖患者，納入標準：年齡≥18歲；均為住院擇期手術；術后12 h血糖檢測2次及2次以上隨機（間隔≥2 h）血糖≥11.1 mmol/L[1]；術前空腹血糖0.05），見表1。

1.2方法

所有患者術后均進行常規監護、吸氧、抗感染、胃腸減壓、營養支持等常規處理，凡需輸注含糖液體均按4 g葡萄糖需加1U胰島素。A組血糖控制目標：根據中國糖尿病防治指南術后血糖控制目標為隨機血糖（7.8～10.0） mmol/L。B組血糖控制目標：根據美國波特蘭標準術后血糖控制目標為隨機血糖（4.5～8.3） mmol/L。兩組血糖控制方法相同：給予50 U胰島素+生理鹽水配置成50 mL溶液，采用微量泵靜脈輸注，根據患者血糖范圍采用不同的輸注速度，并配合胰島素靜脈推注；初始血糖值（11.1～13.3） mmol/L，無需靜脈推注胰島素，胰島素靜脈輸注速度為（1.5～2） U/h，每30分鐘測1次血糖，下降值若>2.2 mmol/L可維持速度，若≤2.2 mmol/L則靜脈輸注增加1 U/h；初始血糖值13.4～16.7 mmol/L，胰島素靜脈推注（4～6） U+靜脈輸注速度為（2.5～3） U/h，每30分鐘測1次血糖，下降值若>2.8 mmol/L可維持速度，若≤2.8 mmol/L則靜脈輸注增加2U/h；初始血糖值>16.8 mmol/L，胰島素靜脈推注8～12U+靜脈輸注速度為（5～6.5） U/h，每30分鐘測1次血糖，下降值若>5.6 mmol/L可維持速度，若≤5.6 mmol/L則靜脈輸注速度為此前2倍；若3次復查測血糖均無明顯下降則應遵醫囑增加胰島素推注并調節輸注速度[3-5]。兩組血糖達標后可停用胰島素輸注，A組繼續輸液采用糖液體均按4 g葡萄糖需加1U胰島素方案至血糖降至正常范圍內，每2小時監測1次血糖。

1.3觀察指標

血糖達標時間、術后24 h生化指標（白細胞計數、中性粒細胞計數、降鈣素原、C反應蛋白）、血糖控制不良反應（低血糖、嚴重低血糖、高滲性昏迷）、并發癥（切口感染、腹腔感染、肺部感染、敗血癥、死亡）、住院時間。

1.4統計學處理

采用SPSS18.0統計學軟件進行分析，計數資料采用χ2檢驗，計量資料采用均數±標準差表示，正態分布數據進行t檢驗，非正態分布數據采用非參數檢驗，P

2結果

2.1兩組患者血糖控制達標時間及生化指標比較

A組和B組分別將血糖控制在（8.34±1.25）mmol/L和（6.23±1.13）mmol/L，差異有統計學意義（t=3.212，P

3討論

開腹手術患者在圍手術期均處于高度的應激狀態，尤其在術中及術后伴隨手術造成機體創傷則促使下丘腦-垂體-腎上腺軸呈現過度興奮，而血糖是應激反應敏感指標。應激性高血糖發生機制尚未明確，胰島素靶器官敏感性降低、胰高血糖素升高、胰島素抵抗程度增加、細胞因子表達異常、腸內營養等可能與其發生有關[6，7]。高血糖可降低患者免疫系統抵御能力，增加過氧化物及氧自由基生成對機體產生繼發性損傷增加術后感染及死亡風險[8]。術后血糖控制目標一般針對糖尿病患者，強調術前、術中及術后血糖控制及維護其平穩性，而應激性高血糖的術后控制目標也多沿用，并均經歷了由較低血糖范圍向較高血糖范圍發展的歷程，早期認為術后應將血糖控制在正常血糖范圍即（4.4～6.1） mmol/L，近年來研究認為血糖控制在8.3 mmol/L或10.0 mmol/L以下均可具有更多獲益[9，10]。對于出現應激性高血糖的患者則應考慮患者自身并無胰島功能絕對異常，血糖控制寬容度則需進一步探討，本研究采用目前較常用的兩個血糖控制范圍作為目標，（7.8～10.0） mmol/L控制度較寬容，而（4.5～8.3） mmol/L則更嚴格，得到多項臨床研究及指南支持推薦。

血糖控制采用強化胰島素治療，根據不同血糖值應用胰島素注射和胰島素輸注不同劑量和速度的配合達到減低血糖的目的，在此過程中需要頻繁監測血糖，避免過度降糖出現低血糖等不良反應[11]。本研究所采用的血糖控制方法是以國內外多項文獻推薦方案[3-5]，兩組血糖控制均達到分別設定的目標范圍，但A組由于控制范圍較為寬容則達標時間明顯較短，而愈嚴格的血糖控制目標血糖監測次數愈多增加了護理工作量，因此，A組相對的護理強度也較低。不僅如此A組目標寬容也能避免長時間胰島素強化治療引起的血糖不穩定和過度降低引起低血糖甚至嚴重低血糖而增加不良反應的發生，結果顯示，A組低血糖發生率明顯低于B組，并無嚴重低血糖病例，血糖控制更為平穩，降糖相關不良反應更少。由于兩組均進行密切血糖監控及時調整劑量和速度，無高滲性昏迷病例，該方案強化胰島素治療效果明確。

高血糖和應激狀態都會導致患者免疫系統功能紊亂，抵抗力下降，白細胞計數和中性細胞計數是常規的非特異性感染指標，對判斷患者感染風險具有一定的臨床價值[12]。本研究結果顯示，兩組白細胞計數和中性粒細胞計數均無明顯升高，且差異無統計學意義，說明A組所采用的（7.8～10.0） mmol/L目標術后血糖范圍雖明顯較B組高，但并未增加感染風險。觀察兩組術后感染相關并發癥比較顯示，A組切口感染、腹腔感染、肺部感染、敗血癥率與B組無明顯差異，但并發癥例數絕對值B組則均較A組更多，由于本研究納入病例數較少，不能排除兩種血糖控制目標術后感染相關并發癥存在差異的可能。降鈣素原是全身細菌性感染的標志之一，B組降鈣素原水平明顯高于A組，其感染病例數也較A組為多，也支持B組血糖控制目標可能較A組血糖控制目標對術后感染發生的影響更大的觀點。C反應蛋白是急性反應非特異性標志物，B組C反應蛋白水平也明顯高于A組，可能與應激反應強度有關，由于B組所采用血糖控制目標更為嚴格，胰島素強化治療強度更大，持續時間更長，血糖監測次數更多，都可能形成額外的應激源對機體產生刺激，從而加劇應激反應而促使免疫系統功能降低，感染相關并發癥發生風險可能升高[13，14]。

應激性高血糖雖然屬于非器質性胰島功能紊亂疾病，但高血糖及應激反應的疊加效應可能對患者預后形成威脅，而積極適度的血糖控制干預措施和血糖監測更符合機體適應性規律，更有利于血糖的平穩回落，減少由于大幅度血糖波動、高強度治療干預引起的應激刺激[15]。筆者推薦將術后應激性高血糖患者血糖控制在10.0 mmol/L即可，下限以7.8 mmol/L為宜，保持適度干預促進患者逐漸恢復正常胰島素分泌及應答功能，故腹部手術后應激性高血糖患者血糖控制在（7.8～10.0） mmol/L范圍更有利于減輕患者術后機體免疫系統應激反應，降低低血糖發生率，并不增加術后感染發生，具有良好的術后獲益和安全性。

[參考文獻]

[1] 高敏，向明芳，張萱，等. 皮下動態葡萄糖監測系統在腫瘤患者術后應激性高血糖強化胰島素治療中的應用[J]. 中華現代護理雜志，2013，33（35）：4319-4322.

[2] 中華醫學會糖尿病學分會. 中國2型糖尿病防治指南（2010年版）[J]. 中國糖尿病雜志，2012，20（1）：后插1-后插36.

[3] Kuttikkadan A Rony，Thekkuttuparambil A Ajith，John Mathew，et al. The medicinal cracked-cap polypore mushroom Phellinus rimosus attenuates alloxan-induced hyperglycemia and oxidative stress in rats[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edicinal Mushrooms，2013，15（3）：287-300.

[4] 沈春瑾，朱穎，饒穎臻，等. 圍手術期調整胰島素注射時間對2型糖尿病合并胃輕癱患者預后的影響[J]. 中國基層醫藥，2013，20（13）：2062-2063.

[5] 楊金旭，石澤亞，劉小明，等. 血糖控制目標對術后應激性高血糖預后的綜合評價體系研究[J]. 中國現代醫學雜志，2013，23（9）：105-108.

[6] Adeghate E，Kalasz H Veress.Medicinal chemistry of drugs used in diabetic cardiomyopathy[J]. Current medicinal chemistry，2010，17（6）：517-551.

[7] 續琴，張靜，胡智飛. 個體化護理對泌尿系統疾病合并糖尿病患者的效果分析[J]. 中國藥物與臨床，2013，13（10）：1378-1379.

[8] 蘇杰，馮禎聲，邱光庭，等. 胃癌合并糖尿病行不同手術方案對術后血糖改變的影響[J]. 中國綜合臨床，2013，29（5）：536-538.

[9] 黃培穎. 非糖尿病患者手術后的血糖管理研究進展[J]. 中華臨床醫師雜志，2013，5（3）：1186-1188.

[10] 鄭四鳴，陸才德，周新華. 糖尿病對胰腺癌胰十二指腸切除術后并發癥的影響[J]. 中華普通外科雜志，2013，28（9）：649-653.

[11] 劉同華. 胰島素強化治療對嚴重創傷伴有應激性高血糖患者中性粒細胞凋亡和炎癥反應的影響[J]. 實用醫學雜志，2013，29（20）：3328-3330.

[12] Kusampudi Shilpa，Thangaraj Dinesh，Baddireddi Subhadra.An in vitro model to probe the regulation of adipocyte differentiation under hyperglycemia[J]. Diabetes & Metabolism Journal，2013，37（3）：176-180.

[13] 張巖，田素禮. 普外科患者圍手術期應激性高血糖及胰島素抵抗的診斷與處理[J].中國現代普通外科進展，2013，16（9）：747-749，756.

[14] Duraisamy Gomathi，Ganesan Ravikumar，Manokaran Kala iselv. Efficacy of evolvulus alsinoides （L.） L. on insulin and antioxidants activity in pancreas of streptozotocin induced diabetic rats[J]. Journal of Diabetes and Metabolic Disorders，2013，12（1）：39.

第3篇：統計學研究對象范文

關鍵詞：世界話語，個體和概念，符號和含義，四部分詞語模型

中圖分類號：N0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3―8578(2011)02-0008―07

一　維斯特“世界話語”產生的學術背景

奧地利的術語學研究有著較為悠久的傳統，我們可以在奧地利語言批評和哲學領域中找到術語學研究先行者的蹤跡。自1895年始，在維也納的大學里就有“歸納科學的哲學”這么一個教席。1922年，維特根斯坦在這個席位上主持研討會，當時他出版了著名的《邏輯學一哲學研究論文》，該著作對哲學邏輯實證主義維也納學派的奠基人莫里茨?石利克起到了決定性影響。實際上哲學邏輯實證主義維也納學派對后來成為術語學維也納學派締造者的歐根?維斯特也產生了重要影響。

從科學的角度看，奧地利的自然科學家和語言哲學家之間一直存在著緊密聯系。語言批評這種形式，正是為了提高語言運用在數學、物理和機械力學等領域中的效率而產生的。歐根?維斯特正是從研究電工技術中的國際語言標準化(1931年)開始了語言批評，也開始了他創立作為獨立學科的普通術語學之旅。

在19世紀與20世紀之交的維也納，一位名叫弗里茨?毛特訥的新聞記者著手辨析和描述語言界限的工作。約在1906年，毛特訥寫了一部題為《對語言的批評作些貢獻》的哲學著作，他的結論是：所有的哲學問題在根本上就是語言問題，科學語言完全是不恰當的。這促使維也納哲學邏輯實證主義的代表人物們認識到進行語言批評的必要性，不過他們與毛特訥的觀點保持了距離。　哲學邏輯實證主義維也納學派是在1929年隨著一本名為《維也納學派的科學世界觀》的小冊子的出版，而為公眾所熟悉的。石利克以他的著作《普通認識理論》(1918年)而成為哲學邏輯實證主義維也納學派的奠基人。

歐根?維斯特的早期學術思想是受弗里茨?毛特訥影響的。在他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專題論著《在技術，特別是電子技術中的國際語言標準》(1931年)和他1959―1960年發表的《從術語角度，以圖示的形式描述世界話語》的研究性論著中，都對毛特訥的觀點進行了吸收。

后來，維斯特的哲學觀點漸漸向哲學邏輯實證主義維也納學派靠攏。在《在技術，特別是電子技術中的國際語言標準》里，歐根?維斯特探討了語言哲學特別是語言批評的問題，邏輯實證主義維也納學派的哲學觀念極大地支持了維斯特的論點。維斯特在1932年研讀了維也納學派代表人物魯道夫?卡納普的著作《世界的邏輯結構》，發現其中包含著對形成其術語學理論具有重要意義的方法論聯系。此外，歐根?維斯特還認真研讀過索緒爾1923年出版的《數學哲學導論》。

可以說，歐根?維斯特是一臺“積分儀”，他接納了哲學邏輯實證主義維也納學派的先驅者關于語言批評和邏輯實證主義的哲學觀點，并且把這些觀點與那些語言學大師的認識相融合，最終走上獨立的學術發展道路，形成了與實踐緊密聯系的普通術語學理論。1959―1960年，歐根?維斯特對“世界話語”的論述，正是在奧地利語言哲學界倡導語言批評這一大背景下產生的，是對當時“世界話語”理論的推陳出新，也為70年代初普通術語學的形成作了基礎性理論準備。

二　歐根?維斯特的“世界話語”簡介

有關“世界話語”(das Women der Welt)這個概念，德國的語言學家萊奧魏斯格貝爾早已經注意到了它的基本語言過程：認為它是人類世界在詞語中的鮮明體現。1959―1960年，歐根?維斯特又從自然科學、語言科學、心理學和邏輯學的視角重新描述了這個外部世界的語言進化進程或稱話語進程。

歐根?維斯特采用示意圖的方法，從術語學角度出發，對“客觀世界”的“話語”和在說話中出現的多種多樣的關系進行了描述。他從(1)個體和概念，(2)符號和含義，(3)模仿，(4)說話，(5)自然符號等幾個方面人手，對“世界話語”進行了闡述。

維斯特首先認為，“話語”可以利用兩種基本關系進行說明：一是“個體”和“概念”之間的關系，一是“符號”和“含義”之間的關系。

(一)個體和概念

維斯特借助孩子感知和意識的發展，運用生動的語言向人們表述了個體和概念的關系。

1.對象客體

他認為，通過孩子是如何感知世界的，人們得出這樣的觀點：可覺察的印象是從客觀構成物出發的，這些客觀構成物部分屬于它自己的軀體，部分又與它的軀體相分離。其軀體四肢，其存在環境中的單個的人和動物、家具和植物，就連地球和天空都是不同的。其中，有許多的事物是運動的，或者以其他的方式活動著。

用哲學語言來說，一個人的思想對準的或者可以對準的所有事物，就是“對象客體”。在這個意義上講，事態也是對象客體。

2.個體

在人的早期，孩子只與“個體對象”(即“個體”)打交道。因為，每一個感覺到的對象，對于孩子來說是某種唯一性的東西，就像一個特定的人那樣。個體對象是一個在時間上存在是確定的事物，它屬于時間世界。譬如，我窗前的這棵樹，或者我在一個確定時刻所感覺到的(身體或者精神上的)疼痛。

3.概念

如果個體對象不再在場，孩子也能夠記起它。如果這種記憶帶有如形狀、顏色等的直觀印象，它就是一種“表象”；如果這種記憶是不直觀的，它只記錄下為了識別這個個體所需要的那些個體的本質，那么，這個記憶就包含了一個“概念”。　一個個體的概念就是一個“個體概念”。如：“拿破侖”，或者“我的自來水筆”。

成長中的孩子又注意到，世界上存在著若干種個體對象，譬如蘋果，它們彼此之間“相像的讓人很容易混淆”，成年人用同一個名字“蘋果”對它們加以命名。在這里，孩子通過把這些對象相區分的特征省略掉，而得到了這類對象的個體概念“蘋果”。

在圖1中，從不同的個體概念A1，A2等出發而得到了唯一的共同概念A，它可以通過已存在的對象a1，a2/sub>等(或者通過另一些落到概念A下面的個體)得以“現實化”，這些個體稱為概念的“代表”。

4.個體系統(組成部分系統)

在某確定全景中的所有個體對象共同構成了一個復合體，這是一個具有唯一性的、綜合性很強的個體。

這樣的復合體在思想上是否可以分解并且怎樣分解成部分，在很大程度上則取決于對這個復合體進行研究和描述的人是怎么想的。

有時，一個復合體的各部分可以清晰地分開，譬如兩個正在運動著的人，或者兩個天體。而在很

多情況下，對復合體的劃分只是一種思想上的創作，譬如將地球劃分成地區或者國家。

這種只是以某種方式在思想中進行劃分的由部分組成的復合體，科學上稱為“系統”。由個體組成的系統是一個“組成部分系統”。大的個體拆分成部分，由此產生了部分系統，這個拆分過程稱為“分解”。

思想上進行分解是(形成)“話語”的第一步，它是人類對世界進行精神詮釋的第一步。

分解過程是可逆的。譬如，通過“一體化”或者“聯取”，由磚瓦可以建成一座房子；經過若干的思想上的一體化過程，由許多的國家可以出現一個統一的歐洲；男人和女人構成了一種人類配對。但進行一體化的是個體，而不是概念?！≡~語“個體”可用來表達“個體對象客體”這個名稱。從哲學意義上說，“個體”的意思還相當于“時間世界里的一次性對象”，這與“概念”不一樣。個體可能是一個很大的復合體。

5.概念系統(抽象系統)

正如若干個個體概念概括成了一個普通概念(即它們共同的“大概念”)一樣，若干個普通概念也可以再進一步概括成具有更高抽象程度的概念。譬如，不同的個體蘋果共同概括成了普通概念“蘋果”。概念“蘋果”和概念“梨”“李子”等共同概括成了大概念“水果”。

因此出現了一個多層次的“抽象系統”，與組成部分系統一樣，它也可以通過一個“樹形圖”來描述。

對概念的概括，從個體概念中抽象出更高級的大概念，與導致了個體概念形成的“分解”一樣，在很大程度上依賴于人類的判斷。

因此，“抽象”是形成話語的第二步。從更高程度上講，與第一步相比，“話語”這個名稱與第二步更相適宜，因為，借助抽象才可能形成種類名詞(形成話語的第三步)。反過來，借助種類名詞也才可能實現抽象。

6.概念的形成

有兩條相反的途徑都可以形成新概念：概念外延的擴大和概念外延的縮小。也就是通過減少和增加概念的特征。第一條途徑是由個體概念出發，也就是從經驗出發。這在圖1中，是用“抽象”來表述的。在概念域中，它指向上。另一條途徑是在相反方向上進行的，在圖1中，它是指向下的。新的特征補充到了起始概念上，這個過程叫做“限定”。譬如，概念“植物”經過限定而成為概念“樹”。經過概念的限定，也可以創作出虛構的概念，譬如：“半人半馬怪”。

“抽象”和“限定”也可以理解為處于相同序列等級的兩種概念的連接，也就是把這兩個概念理解成概念的配對：在抽象過程中，構件概念的外延被集中了起來，這個過程稱為“邏輯析取／邏輯或”。在進行限定時，概念內涵被結合了起來，這個過程稱為“概念合取／邏輯與”。譬如，從概念“男人”和“女人”出發，經過邏輯或／邏輯析取產生的是共同的大概念“人類”，經過概念合?。壿嫾赢a生的則是“兩性人”。個別概念的抽象和限定過程，對應于思維進程的歸納和演繹推論。

(二)符號和含義

針對“符號和含義”，維斯特在“世界話語”中，共分了12個部分進行了論述，限于篇幅，筆者只著重分析前7部分。

1.個體符號

如果某談話者想把談話伙伴的注意力引向某一個體對象客體的話，那么首先，這個個體對象客體對于這兩個人來說應該是看得見的，或者是談話者或者是談話伙伴隨身帶著的，因此，談話者只需指向這個個體對象客體，或者出示一下這個個體對象客體就行了。

但是，如果這個個體對象客體不在現場，在此情況下，可供談話者“調遣”的，則只可能是這個對象的個體概念，而且前提條件是，這個個體已經在這兩個人的頭腦里了。個體概念是這樣給喚入到談話伙伴的意識中的：談話者把一個替代對象客體展示給談話伙伴，而這個替代對象是已由習俗或者協議確定下來了的，它可以代表原始的對象客體。這樣的替代對象就是為原始對象客體設計的“符號”。

因此維斯特認為，作為符號使用的對象客體應具有的條件是：它是隨時“可供調遣”的。有兩種可能情況：一種情況是，如果它是個體對象客體，則它是容易移動的；另一種情況是，如果它是一個概念，則它隨時可轉化成現實，也就是說它是一個適合的普通概念。

以某種語音符號或者文字符號表示的普通概念作為符號使用會更便捷一些。因為語音概念(音位或者音位連接)和書寫符號概念隨時容易被現實化。

2.普通概念的符號

普通概念必須借助符號得以識別。因為，人們不可能對普通概念進行指明。如果人們指向某普通概念的某個個體代表時，獲得的只是這個特殊代表的個體概念。因此，如果作為符號的合適的普通概念沒有與這些個體代表對應上的話，那么，形成永久性的普通概念，則是不可能的。

因此，符號輸送，特別是命名――是形成世界話語的第三步。但是，我們不能理解成第三步就緊跟著第二步。在概念的形成(第二步)和其命名的形成(第三步)之間存在著很強的相互作用。符號所表明的就是它的“含義”。

3.四部分詞語模型

“個體一概念”和“符號一含義”這兩種基本關系，在每種語言中都是無間斷的，而且同時起作用。維斯特采用“四部分詞語模型”對此進行了清楚的說明(圖2)。

這個模型包括了四個域。上面兩個域對應著概念世界，它們描述了來自語言系統(“語言”)的片段。下面兩個域對應著個體世界，在說話(“口語”)時，它們才露面。

圖中域右下方的兩個個體對象客體概括成了一個共同概念(域右上方)。用作符號的另一個概念(左上方)與這個概念對應，譬如語音概念或者書寫符號概念就可以用作符號。在說話時，符號一再得以現實化(域左下方)，譬如通過語音個體或者書寫圖形個體，但每次都有些不同。

4.“符號一含義”對應的本質

符號和含義最初只是在人們的頭腦里相互對應的。如果符號是基本的，也就是說，符號不是由帶有含義的要素組成的，那么，在符號和含義之間的初次對應則是隨意的。這屬于語言符號的本質問題。如果某種對應已經成了語言習俗，隨意的改變就很難實行了。

在人們頭腦中的符號和含義之間的對應究竟如何?

得到公認的是，符號(特別是語音符號)是與它的含義相互制約，互為條件的。如果沒有含義，一種語音形式只是一種物理學上的聲音；沒有符號，概念也就不存在。“符號和含義”這個通過一體化出現的整體究竟該如何稱謂?維斯特時代的學者們，有的稱其為“關系單位”；也有人稱“名稱單位”。

當時那些說“符號”或者“詞語”，而不說“名稱單位”的語言學家實際上已經認識到，標準語已經不能完全滿足實踐的需要。

還有一種反對在“名稱單位”的意義上使用“詞語”這個詞匯的意見：一個名稱單位的符號部分，常常不是由一個單個的詞語(詞體)組成的，而是由一個或多或少存在的詞組組成。這里涉及到的“詞語”“詞體”和“詞組”的大概念，從古到今都被稱為“術語”(Terminus)。20世紀以后，其同義詞“名稱”也被人們普遍接受。這種表達相當于過

去采用的表達“指稱”，它可以理解成是“名稱”和“圖示符號”的共同大概念。

5.三部分詞語模型

奧地利研究者Knobloch曾在語言論壇中發展了一種表述語言關系的三角詞語模型(圖3)，維斯特在“世界話語”中分析了它的不足。

圖3中的表述“詞語內涵”和“對象客體”，與圖2中的表述“含義”和“個體”具有相同的意義。如果我們把四部分模型中的左邊兩個域癟下去，變成“語音體”這個點，四部分詞語模型也就成了三部分詞語模型。三部分模型的不足在于：在概念世界(語言系統)和個體世界(語言的使用)之間的鴻溝只給填平了一半。

三部分詞語模型的出現是與語言大師索緒爾和特魯別茨科伊之前普遍流行的考察語言關系的研究方式相對應的。這兩位研究者對語音形式概念(“語音形象”“音位連接”)和它變化著的現實進行了區分，他們對三部分模型仔細研究之后認為：模型中三角形的左端應該被剪開，它可拆開成兩個點，因為，在“音位”和“音位變體”之間是有區別的。

6.感官形式

四部分詞語模型只對基本符號是普遍有效的；也就是說，只有當基本符號在其基本含義上使用時四部分模型才是適用的。對于在語言領域中數量龐大的復合符號和借用符號而言，四部分詞語模型則有必要進行擴展(圖4)。

在概念世界中，在符號域和含義域之間再插入一個域，這個域對應于“感官形式”。

“感官形式”是復合符號或者借用符號的詞語含義，譬如詞語“頭”和“鼻子”的解剖學上的基本含義就是這樣。“感官形式”同時既是含義又是符號，它是可覺察符號的基本含義，如一種語音符號的基本含義。就此而言，它是一種概念，但一般來說它不是語音概念。

“感官形式”維斯特也曾把它稱為“概念形式”，以后又把它稱為“語義形式”?！≡趫D4中，點“可覺察的符號”和“最終含義”二者可以通過兩條不同的線路相連接。通過第二條線相連接時，感官形式就給排除了。選擇哪條路線因人而異，取決于某確定名稱的感官形式對于某個人來說是否活躍。

7.符號連接

感官形式的另一種類型，即“復合感官形式”也很常見。復合感官形式反映了概念的連接。

但是，這種反映常常是不完全的。如果把符號看成是一種名稱，那么它的各“組成部分概念”之間的關系只能在詞組中體現。

盡管符號不是詞，我們也可以依據符號的“句法”把它們相互連接起來。在進行符號連接時，我們要遵守確定的規則。

譬如，“說印度日耳曼語系的人”(Indoger-mane)是“印度人”和“日耳曼人”這兩個大概念通過“邏輯析取”(邏輯或)形成的；“同時是商人和工程師”是組成部分概念“工程師”和“商人”通過“邏輯合取”(邏輯加)形成的。詞語連接“發動機一發電機”，“帶有發動機的發電機”是通過“邏輯聯取”(一體化)出現的。

維斯特還探討了“次要符號”“雙軌符號”“基本符號的分解”“制定的和生長的概念”和“主觀概念和客觀概念”這幾個問題，限于篇幅，筆者在此省略。

(三)其他論述

維斯特在“世界話語”中所論及的話題，還有“模仿”“說話”“自然符號”。

在“模仿”這一節，他分析了“純粹的模仿”“語言的過渡”，并也為“模仿”設計了一個四部分詞語模型，而對它的術語學意義進行了剖析，指出“模仿”是語言形成的一種過渡，但是，模仿不描述普通概念，而只描述個體。同時維斯特也對索緒爾曾采用過的特殊兩部分詞語模型進行了批評，指出這個模型對符號與含義之間特殊對應的描述并不充分。

維斯特對“說話”也做了細致的術語學分析，他同樣為這個過程設計了兩個并列放置的“四部分詞語模型”，仔細分析了消息的發送和接收過程。同時，在這里，維斯特也對說話時的“被指者”進行了分析，指出“被指者和符號的固定含義是有區別的”。他還談到說話時的“主觀定位”，提到了“指示詞語”在說話時所起的重要作用。

在“世界話語”的最后，維斯特談到了“自然符號”，指出了它與“習俗符號”的不同。

三　對普通術語學的影響

歐根?維斯特對“世界話語”的論述，在維也納術語學派的基礎理論框架中占有一席重要之地，因為，維斯特在這里實際探討了“普通術語學”的一些基礎性問題?！捌胀ㄐg語學”和語言學之間有著本質的不同，術語學家談概念，而語言學家則談“詞”的內容。因為要對術語概念進行系統化研究，術語學必須引用邏輯學和本體論的知識，并且還要和信息科學相互交織。

在本文前面已經提到，歐根?維斯特并不是最早研究“世界話語”的學者，但他是第一個從術語角度對“世界話語”進行思索的人。實際上，維斯特在1959―1960年對“世界話語”的研究，其中很多的話題遠超出了術語學的范疇。但是在這里，維斯特關于“普通術語學”基礎性問題的思索已經較為成熟了，在他后來寫的《普通術語學和術語詞典編纂學導論》中所形成的觀點，在此已經初現端倪。

第4篇：統計學研究對象范文

關鍵詞　丹參川芎嗪注射液　不穩定型心絞痛　血漿D-二聚體

丹參川芎嗪注射液可以用來治療閉塞性腦血管疾病，如腦供血不足、腦血栓形成、腦栓塞及其他缺血性心血管疾病，如冠心病的胸悶、心絞痛、心肌梗死、缺血性中風、血栓閉塞性脈管炎等癥。對于冠心病的治療，除西醫治療外，中藥治療也是一種行之有效的方法。本研究通過臨床應用丹參川芎嗪注射液治療冠心病不穩定型心絞痛（UAP）患者，觀察其確切的臨床療效，并對治療前后血漿D-二聚體測定值的變化做比較，進一步探討丹參川芎嗪的臨床應用價值。

資料與方法

研究對象：選擇2010年9月～2012年9月臨清市人民醫院住院患者，根據世界衛生組織（WHO）關于缺血性心臟病的命名和診斷標準，確診為UAP患者120例，男68例，女52例，年齡50～70歲，平均59±11歲，選擇的病例表現為近期胸痛發作次數增多，疼痛時間較長，胸痛程度加重，可伴出汗。入院后經常規應用抗UAP，如硝酸酯類藥物改善心肌缺血，腸溶阿司匹林抗血小板治療等，療效不佳，且心絞痛發作時有心電圖有明顯的ST段動態演變，經心電圖及心肌損傷血清標記物（如，肌紅蛋白、心肌酶、肌鈣蛋白）檢查臨床排除急性心肌梗死、梗死后心絞痛及抗凝禁忌者。將120例患者隨機分為丹參川芎嗪治療組（治療組）60例及復方丹參注射液對照組（對照組）60例，兩組其他治療方法相同，如抗血小板治療，抗缺血治療等。兩組基本資料基線比較，經統計學處理無顯著性差異（P

治療方法治療組：在基本治療基礎上加用丹參川芎嗪注射液10ml，靜脈滴注，每天1次，10天為1個療程，間隔7天再進行第2個療程的治療。對照組：在原治療基礎上（如硝酸酯類藥物改善心肌缺血，腸溶阿司匹林抗血小板治療等），加用復方丹參注射液20ml靜脈滴注，每天1次，10天為1個療程，間隔7天再進行第2個療程的治療。且分別于治療前及治療結束后抽空腹靜脈血進行血D-二聚體的檢測。對照組有2例患者未堅持治療而剔除。

療效判定標準：①顯效：心絞痛發作次數＞80%，口服或靜脈用硝酸酯類藥物消耗量＞80%，心電圖ST-T改變基本恢復正常；②有效：心絞痛發作次數及口服或靜脈用硝酸酯類藥物消耗量均減少50%～80%，心電圖ST-T改變＞50%或T波恢復正常；③無效：心絞痛發作次數及口服或靜脈用硝酸酯類藥物消耗量均減少＜50%，心電圖未發現明顯改善。

D-二聚體的測定采用膠體金免疫滲透試驗，試劑盒由挪威AXIS-SHIELD　PoC　AS公司提供。

所有數據使用SPSS16.0統計軟件分析，計量資料采用均數±標準差表示，樣本均數間的比較采用獨立t檢驗，計數資料以百分率表示并行卡方檢驗，以P

結　果

第5篇：統計學研究對象范文

關鍵詞 教學模式 教學活動 對比分析 績效分析

中圖分類號：G642 文獻標識碼：A

0引言

計算機程序設計是高校計算機相關專業的專業必修課，同時也是其他非計算機專業的公共基礎課，2012-2013年第二學期，筆者以助教身份，承擔了云南師范大學12級本科《面向對象VB程序設計》的教學工作，在教學過程中，積極探索，力求探尋計算機信息基礎的教學方法。本文正是在總結和對比了兩位計算機基礎課程老師的教學過程中教學模式，以及對教學績效影響的基礎上形成的。

1相關理論

1.1面向對象

面向對象（Object-Oriented， OO）認為客觀世界是由某些共同特征組成的對象，有其自己的運動規律和內部狀態，客觀存在的一切事物都是對象。簡單對象又可以以某種方式構成相較復雜的對象，對象之間的組合及相互作用就構成了系統。面向對象的三個重要階段是：面向對象的分析（Object-Oriented Analysis， OOA），面向對象的設計（Object-Oriented Design ，OOD）和面向對象程序設計（Object-Oriented Programming，OOA），面向對象中包含：類、對象、封裝、繼承、多態等重要概念。

1.2Visual Basic（VB）

美國微軟公司1991年推出了Visual Basic（簡稱VB），VB是支持OOP的程序語言（Object-Oriented Programming Language， OOPL），它支持類、對象、繼承、多態和消息通信等OO概念的機制。

1.3 S-T分析

S-T分析是一種采用圖形的方法直觀表現教學性格，對教學過程及其結構進行定量處理與評價的課堂結構分析。其主要特點是：將教學中的行為僅分為學生（以S表示）行為和教師（以T表示）行為兩類，減少教學過程中行為分類的模糊性，增加了客觀性。在教學過程中，T行為主要包括教師的講話行為和板書、演示等行為，S行為包括T行為以外的所有行為，包括了做筆記、思考、沉默、實驗等。

1.4 Rt和Ch圖

Rt和Ch分別表示教學過程中的T（教師）行為占有率和行為轉換率。占有率Rt表示教學過程中T行為所占有的比例。行為轉換率Ch表示在教學過程中T行為與S（學生）行為之間的相互轉換次數與總行為的采樣數之比。假設教學過程中，行為的采樣數為N，其中T行為數為，S的行為數，則有：

通過課堂上記錄的學生行為（S）和教師行為（T）總數，計算出學生行為的占有率Rs、教師行為的占有率Rt和師生行為轉換率Ch。如果該課堂的Ch≥0.4時，則該課堂互動模式為對話性，當Rt≥0.7時，則該課堂互動模式為講授型；當Rt≤0.3時，則該課堂互動模式為練習型；當Rt處于0.3與0.7之間，并且Ch

在上圖中，橫軸Rt表示教師的講授和演示，縱軸Ch表示教學中的對話性。

2研究方法

通過對《面象對象的VB程序設計》這門課程，選擇了兩個教學班級，對教學過程進行實際觀察，設定采樣的時間間隔為30秒，將每個采樣點的行為類型記錄在S-T數據記錄表，分別稱兩位授課老師為教師甲和教師乙，對兩個教學班級分別稱為：甲班和乙班，分別對應甲乙兩位教師所授課班級。

基于信息的收集，將教學模式用兩種方式來表示，一種是以S、T行為隨時間變化的S-T圖，一種是以表現教學性格的Rt-Ch圖。

然后再通過對兩個班級期末成績進行多維度分析，以尋找兩個不同教學班級在不同的教學模式下，對教學績效的影響。

3數據分析

本次選擇的兩位教師，教師甲為有過課堂教學經驗的教師，而教師乙是第一次上講臺，為去除學生的集團差異因素引起的誤差，特意在選擇對比班級的時候，選擇了兩個專業相近（均為文科專業一年級學生）的學生組成的班級，因此測試結果可以去除學生方面引起的誤差，另外理論課時、實踐課時，兩個班都是每周4個學時 ，教材由學校統一指定，教學內容完全一致。因此，教材、課時和學生方面對測試的結果影響基本可以消除。

3.1教師S-T實際記錄及教學模式分析

教師甲的S-T實際記錄表如圖1所示，S-T計劃圖、實測圖及Rt-Ch圖如2所示：

教師乙的S-T實際記錄表如圖3所示，S-T計劃圖、實測圖及Rt-Ch圖，如圖4所示：

從甲乙兩位教師的S-T圖，Rt-Ch圖，我們不難看出，兩位老師的占有率Rt值都比較高，占有率Rt值較高的原因，其實和這門課程有關，《面象對象VB程序設計》是一個內容多、實踐性強的課程，再加上本門課程抽象內容較多，要將抽象內容講述清楚，且要根據學生的理解程度，對教學進度進行控制，故而二位老師的占有率Rt值會偏高。

第6篇：統計學研究對象范文

[關鍵詞]年級；社會支持；應對方式；社會支持評定量表；應付方式問卷

社會支持、應對方式作為生活事件與應激反應的中介變量，共同影響個體的心理應激和反應過程，也影響身心健康的癥狀表現。社會支持是指以個體(被支持者)為核心，由個體和他人(支持者)通過支持所構成的人際交往系統，應對是個體面對壓力時為減輕其負面影響而作出的認知和行為的努力過程。近年來，不少研究者對某個特定人群的社會支持、應對方式及其相關性進行了研究，結果證明個體社會支持狀況與應對策略存在顯著的相關。

大學階段是生理心理發育及適應社會的關鍵時期，也是心理沖突和壓力的高發時期，因此大學生常被作為研究社會支持和應對方式的對象，只是以往的研究多從性別、生源地、專業等角度進行比較，對年級差異的探討相對較少。研究證明不同年級大學生的壓力特點存在顯著差異，心理健康狀況也存在顯著差異，這意味著研究大學生社會支持和應對方式特點的年級差異將具有重要意義。

1　對象與方法

1.1　對象　采取方便取樣的方法，選取重慶市3所高校(重慶大學、西南大學、重慶師范學院)大一至大四年級的本科生，發放問卷400份，獲得有效問卷379份，有效率為94.75％。其中，男生122人，女生157人；大一111人。大二93人，大三95人，大四80人。

1.2　方法

1.2.1 社會支持評定量表(SSRS) 該量表共有10個條目，包括客觀支持(2、6、7題)，主觀支持(1、3、4、5題)和支持的利用度(8、9、10)3個維度。本研究考慮到大學生的實際情況，對量表中的一些項目進行了修訂；第4題中的“同事”改為“同學”第5題刪去“兒女”一項；第6、7題中的“配偶”分別改成“戀人”，并且均加入“教師支持”一項。已有研究表明修訂后的量表有較高的信度和效度。

1.2.2　應對方式問卷　該量表共62個題目，包括解決問題、自責、求助、幻想、退避、合理化6種應對方式。

1.3　統計學處理　全部數據輸入SPSS 11.0統計并進行統計分析，方法采用單因素方差分析、t檢驗和單因素相關分析。

2　結果

2.1　不同年級大學生社會支持差異分析　見表1。

表1顯示，不同年級學生獲得的客觀支持、支持利用度以及總分支持存在顯著差異(P＜0.01)，但主觀支持差異不顯著。

2.2　不同年級大學生應對方式差異分析　見表2。

表2顯示，不同年級學生的應對方式在自責、幻想、退避、合理化4個方面均存在顯著差異(P＜0.05或P＜0.01)，在問題解決、求助兩個方面的差異不顯著。

2.3　不同年級大學生社會支持和應對方式兩兩分析比較見表3。

表3顯示，在客觀支持方面，大二的均值顯著低于其它年級(P＜0.01)，大三也顯著低于大四(P＜0.05)，這說明大四、大一獲得的客觀支持顯著高于大二大三；在支持利用度方面，各年級兩兩比較的結果均存在顯著性差異(P＜0.01或P＜0.05)，這說明大一學生支持利用度最高，其后依次是大二、大三、大四；在總分支持方面，大一的均值顯著高于大二、大三(p＜0.01)，大四的均值顯著高于大二(P＜0.05)，說明大一、大四獲得的總支持顯著高于大二、大三；大二學生自責應對均值相對于其它年級都高，具有顯著意義(P＜0.01或P＜0.05)，大三學生的自責應對均值顯著高于大四(P＜0.05)；大一學生幻想應對方式的均值顯著高于高年級學生(三、四年級)(P＜0.01或P＜0.05)；大二學生退避應對方式的均值顯著高于大一、大四學生(P＜0.01或P＜0.05)，大二學生合理化應對方式的均值顯著高于大一、大四學生(P＜0.01)。

2.4　不同年級大學生社會支持與應對方式的相關研究 見表4。

表4顯示，在各年級水平上，客觀支持、主觀支持、支持利用度、總分支持與解決問題的應對方式均呈正相關。其中，主觀支持、支持利用度、總分支持與解決問題的相關系數均具有顯著意義(P＜0.05或P＜0.01)，而客觀支持與解決問題的相關系數均不具有顯著意義。社會支持各因子與求助應對的相關系數在4個年級水平上均具有顯著意義(P＜0.05或P＜0.01)，支持利用度與求助的相關程度均高于其它支持因子與求助的相關程度，且大一、大四年級的相關程度高于大二、大三。在各年級水平上，自責、幻想的應對方式與社會支持多呈無顯著意義的負相關，僅大一學生的幻想應對與社會支持呈無顯著意義的正相關，在大一和大四年級水平上，退避和客觀支持的相關系數具有顯著意義(P＜0.05)。與其它社會支持因子元顯著相關；合理化的應對與社會支持各因子在4個年級水平上均無顯著相關。

3　討論

本研究表明，不同年級學生獲得的客觀支持、支持利用度以及總分支持存在顯著差異(P＜0.01)，但主觀支持差異不顯著，這說明年級也是影響社會支持的因素。大一和大四學生獲得的客觀支持以及總支持高于大二和大三，這與各年級的任務相關：大一學生面臨許多的適應問題，大四學生面臨畢業、就業、考研等重大事宜，因此相比而言這兩個年級更能獲、得外界的關注和支持；支持利用度隨年級升高而具有下降趨勢，這可能與自我意識、自立需要的發展相關，高年級學生更愿意用自己的方式去解決問題。

本研究還表明，不同年級學生的應對方式在自責、幻想、退避、合理化4個方面均存在顯著差異(P＜0.05或P＜0.01)?其中，大一學生中采用幻想應對方式的人多于高年級學生，大二、大三學生中采用自責、退避、合理化應對方式的人多于一、四年級學生。這可能與各年級所處時期以及各時期面臨的處境有關：大一年級學生社會化程度不高，依賴性強，心理承受力以及應對壓力的能力均不夠成熟，因此采用幻想應對的可能性更高，這與有關研究結果類似；大學二三年級是學業壓力增大、外界給予的關注減少的時期，加之正處于應對能力由不成熟到成熟的過渡期，因此在面對壓力時心理更脆弱，更易采取些消極的應對方式(自責、退避、合理化)，許多研究都表明大學二、三年級是心理危機最為嚴重的時期。

本研究顯示，積極應對方式(解決問題、求助)與社會支持有高度的相關，顯示作為應激中介因素的社會支持與應對方式之間存在互動的關系，這和有關研究結果類似。需要指出的是，解決問題與客觀支持的相關性不顯著，卻與主觀支持的相關性程度最高，這說明大學生更重視支持的主觀感受，它更能促進成熟的應對的產生，以往的研究已經證明這一點。在求助與社會支持各因子的相關上，支持利用度與求助的相關程度均高于其它相關，且大一、大四年級的相關程度均高于大二、大三，這可能是因為一年級學生善于認識外界、四年級學生善于利用外界，從而增強了求助的可能性。大一學生采用幻想應對與社會支持呈正相關的原因前面已經闡述過，這里不再贅述。另外，一、四年級學生退避應對方式與客觀支持呈顯著負相關，這也可能是因為外在較多的支持增強了支持的主觀感受。從而較多喚起個體積極應對的方式(如求助、解決問題)，這和前面的結果吻合。

第7篇：統計學研究對象范文

關鍵詞：急性腦梗死；血管內皮細胞生長因子；丙二醛；腦心通膠囊

中圖分類號：R743.3 R289.5 文獻標識碼：B 文章編號：1672-1349（2012）01-0054-03

The Influence of Naoxintong Capsule on Serum VEGF and MDA Levels in Acute Cerebral Infarction

He Jianming,Li Yurong,Wei Yingxiu,et alDepartment of Neurology,Liuzhou Municipal Liutie Central Hospital,Guangxi (Liuzhou 545007)

Abstract：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effect of Naoxintong capsule on serum vascular endothelial growth factor (VEGF) and malondialdehyde (MDA) in patients (pts) with acute cerebral infarction(ACI). Methods Sixty pats with cerebral infarction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reatment group (n=30) treated with Naoxintong capsule,and control group (n=30).Serum VEGF levels were detected by double-antibody sandwich ELISA at 24 h,3 d,7 d,14 d.Serum MDA levels were detected by spectrophotometer at the same time.Neurological function score were studied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for 14 d.Results The levels of VEGF in pts with ACI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normal group (P

Key words:acute cerebral infarction;vascular endothelial growth factor;malondialdehyde;Naoxintong capsule

血管內皮生長因子(vascular endothelial growth factor,VEGF)是由兩個亞基間通過二硫鍵連接形成的同源二聚體糖蛋白，其具有促進血管生成、增加血管滲透性、保護神經細胞、促進內皮細胞增殖等四大生物學特性，在血管發生和形成過程中起著重要的調控作用。有研究表明，VEGF在急性腦卒中早期直接參與腦水腫形成的作用［1］。丙二醛(MDA)是反映氧自由基水平的主要觀察指標，其含量水平與腦梗死患者腦損傷的程度密切相關［2］。目前關于急性腦梗死患者血清VEGF與自由基之間關系的研究尚不多見，故本研究通過對急性腦梗死患者血清VEGF和MDA水平的動態觀察，探討它們在缺血性腦血管病中的作用及腦心通膠囊干預治療對其的影響。

1 資料與方法

1.1 臨床資料 選取2009年11月―2010年4月來我院神經內科住院的急性腦梗死患者60例，發病時間不超過24 h。診斷符合全國第四屆腦血管病學術會議制訂的《各類腦血管病診斷標準》,并經頭顱CT或MRI證實。所有病例均排除嚴重感染，腫瘤，慢性心、肝、腎功能不全及昏迷者。男40例,女20例，年齡51歲～80歲（63.5歲±4.17歲）。按照2000年全國腦血管病專題研討會腦卒中分型分期，按梗死灶的最大直徑，再分為大面積梗死(>5 cm)18例，中面積梗死(3 cm～5 cm)23例，小面積梗死(1.6 cm～3 cm)19例。按中國卒中量表（CCS）評分分為

3型：輕型20例、中型23例和重型17例。60例急性腦梗死患者為腦梗死組，隨機分為治療組和對照組，各30例。兩組患者梗死的部位、面積及神經功能評分等差異無統計意義(P>0.05)。另設健康組60名，男35名，女25名，年齡53歲～77歲(64.6±4.24歲)。健康組與腦梗死組年齡、性別分布經齊同性檢驗后無統計學意義(P>0.05)。

1.2 治療方法 對照組給予抗凝、抗栓及營養神經等治療，并配合對癥處理。治療組在此基礎上給予腦心通膠囊(咸陽步長制藥有限公司生產)，療程均為14 d。

1.3 標本采集及處理 腦梗死患者分別在發病或入組后的1 d、3 d、7 d、14 d各采血1次，均采晨間空腹肘靜脈血，靜置30 min，3 000 r/min離心10 min，收集血清，-20 ℃保存。采用雙抗體夾心ELISA法測定VEGF(試劑盒購自深圳晶美生物制品有限公司),血清MDA水平測定采用硫代巴比妥酸比色法測定(試劑盒購自南京聚力生物醫學工程研究所)。

1.4 統計學處理 采用SPSS 13.0軟件分析，計量資料以均數±標準差（x±s）表示，采用t檢驗；同組變量間的關系常用Spearman相關分析，多組間均數比較采用單因素方差分析。

2 結 果

2.1 腦梗死組與健康組VEGF水平比較 腦梗死組4個時間點VEGF水平明顯高于健康組(P

2.2 腦梗死組與健康組MDA水平比較 腦梗死組發病1 d、3 d，MDA水平明顯高于對照組(P

2.3 梗死灶大小與VEGF、MDA水平之間的關系 發病3 d、14 d，患者血清VEGF水平隨著梗死面積增大而升高，檢測結果大面積梗死組與中面積梗死組明顯高于小面積梗死組，兩者與小面積梗死組比較均有統計學意義(P

2.4 病情嚴重程度與VEGF、MDA水平之間的關系 發病3 d、14 d，腦梗死患者血清VEGF水平隨著病情嚴重程度而呈升高趨勢，檢測結果重型組與中型組明顯高于輕型組(P

2.5 治療組與對照組VEGF、MDA水平比較 治療組經腦心通膠囊干預治療后患者血清VEGF一直保持在一個相對較高的水平，其中第3、7、14天明顯高于對照組(P0.05)。詳見表5。

3 討 論

VEGF又稱血管通透因子，是由兩個亞基間通過二硫鍵連接形成的同源二聚體糖蛋白，其主要生物學作用就是誘導內皮細胞的增殖，促進血管形成，促進側支循環建立，改善腦缺血缺氧［3］。在正常情況下，腦內無VEGF表達，而當腦缺血發生后，低氧作為一種信號直接激活VEGF／VEGF受體(VEGFR)系統，誘導VEGF的表達增高，作用于血管內皮細胞的特異受體，誘導內皮細胞增殖，促進血管形成［4，5］。在腦梗死發生早期，VECF在維持和恢復內皮細胞的完整性中起到重要作用，而后期VEGF是高度特異的血管內皮細胞有絲分裂劑，通過刺激缺氧組織建立有效的側支循環或恢復內皮的完整性，可促使血管內皮再生，抑制血管內膜增厚，防止再狹窄，減輕缺血再灌注損傷。本研究發現，腦梗死組血清VEGF水平明顯高于健康組，而且腦梗死急性期的兩周內VEGF變化隨著病程呈動態變化過程?；颊哐錠EGF濃度呈高表達，從第1天至第7天為上升趨勢，以第7天為最高，第14天開始回降，這表明VEGF對缺氧因素的反應，存在負反饋機制。在缺血性卒中急性期，腦血流減少，迅速上調VEGF表達，促進缺血半暗帶腦血管新生，隨側支循環的建立，腦血供得到改善，VEGF的產生逐漸減少。

自由基在腦缺血缺氧損傷過程中起著關鍵性的作用，MDA作為氧自由基與生物膜不飽和脂肪酸發生脂質過氧化反應的代謝產物，其含量的變化間接地反映了組織中氧化自由基含量的變化，通過測定MDA含量可以估計腦組織中氧自由基水平和脂質過氧化反應的強弱，對研究腦組織缺血再灌注損傷有重要意義。本研究發現，腦梗死患者發病24 h內及第3天，MDA水平明顯異常，但在第7天及第14天已逐漸恢復正常。

VEGF和自由基MDA在缺血性腦卒中急性期都有參與腦水腫作用［2，6］。VEGF是通過增加血管的通透性, 直接破壞了血腦屏障的完整性,形成腦水腫的，而MDA主要通過攻擊腦內細胞膜磷脂中多聚不飽和脂肪酸和脂肪酸不飽和雙鍵，直接造成細胞損傷發生腦水腫［6,7］。本研究結果表明，腦梗死患者發病急性期(第3天)及恢復期的第2周，患者血清VEGF水平與梗死面積及病情嚴重程度具有一定相關性，即隨著梗死面積越大、病情越重，VEGF水平越高；而MDA水平只有在發病第3天才與梗死面積及病情嚴重程度具有一定相關性。VEGF、MDA都共同參與了腦梗死急性期血管病理損傷過程，但是它們的損傷機制有所不同。VEGF水平與患者預后密切相關［8］。

本研究結果還顯示，腦梗死患者急性期經腦心通膠囊干預治療后，血清VEGF能保持在一個相對較高的水平，3 d～14 d各時間段VEGF水平均高于對照組，而兩組MDA濃度無變換。另外，治療組的神經功能評分較對照組明顯改善(P

VEGF、MDA在急性腦梗死患者血清中變化有一定規律，都在腦梗死的發展過程中起重要作用，因此動態檢測VEGF及MDA水平對臨床判斷疾病嚴重程度及預后具有指導意義。VEGF較MDA更適作為評估急性腦卒中患者病情輕重和預后的客觀指標。

參考文獻:

［1］ Zhang ZG,Zhang L,Jiang Q,et al.VEGF enhances angiogenesis and promotes blood-brain barrier leakage in the ischemic brain［J］.J Cerebral Blood Flow Metab,2000,106(7):829-838.

［2］ Heo JH,Han SW,Lee SK.Free radicals as triggers of brain edema formation after stroke［J］.Free Radic Biol Med,2005,39(1):51-70.

［3］ Stowe AM,Plautz EJ,Eisner-Janowicz I,et al.VEGF protein associates to neurons in remote regions following cortical infarct［J］.J Cereb Blood Flow Metab,2007,27(1):76-85.

［4］ Shin YJ,Choi JS,Lee JY,et al.Differential regulation of vascular endothelial growth factor-C and its receptor in the rat hippocampus following transient forebrain ischemia［J］.Acta Neuropathol,2008,116(5):517-527.

［5］ Sun Y,Jin K,Xie L,et al.VEGF-induced neuroprotection,neurogenesis,and angiogenesis after focal cerebral ischemia［J］.J Clin Invest,2003,111(12):1843-1851.

［6］ Valable,Samuel.VEGF-induced BBB permeability is associated with an MMP-9 activity increase in cerebral ischemia:Both effects decreased by Ang-1［J］.J Cereb Blood Flow Metab,2005,25(11):1491.

［7］ Shimon A,Tstsushi K.Expression of anti-apoptotic and neuroprotective effects of edaravone following transient focal ischemia in rats［J］.Eur J Pharmacol,2005,516(2):125-130.

［8］ 潘秋榮.急性腦梗塞治療前后血清VEGF、TGF-β1水平的變化及其臨床意義［J］.放射免疫學雜志,2007,20(6):595-596.

第8篇：統計學研究對象范文

關鍵詞:免疫系統;清睪酮;皮質醇;大負荷游泳訓練

中圖分類號:G804.7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 :1007-3612(2009)05-0053-03

A Research on Heavy Load Swim Training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 en Rats' Immune System andSerum Testosterone and Cortisol

LI Qiongzhi, LIU Xiangmei

(The Physical Department of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2, Hunan China)

Abstract: To observe the change of the physiological and biochemical indexes suc h as immune system, serum testosterone and corisol of rats after heavy load swimtraining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m. It is found that:1) the degrees ofresponse of immune index, testosterone and the indexes of cortisol are not at t he same level. It should have integrative measurement on the indexes to evaluatethe function for the limit of few indexes.2) To observe the change of these in dexes, it is found that the ratio of T/C can reflect the degree of immune functi on before heavy load swim training or after midload swim training. Although itcan be the measurement index to reflect the degree of immune function, it's notwork after heavy load training, but the immune index works.

Key words: immune system; serum testosterone; cortisol; heavy load swimtraining

血清睪酮和皮質醇作為加速體內蛋白質合成與分解的兩種激素,其生化指標在機能評定中已 經得到了較為廣泛的應用,而且大負荷訓練對血清睪酮和皮質醇水平的影響,也已受到了運 動生理學界廣泛深入的研究。目前關于免疫系統和功能在運動中的變化也有較多的報道[1,2]。但血清睪酮和皮質醇與免疫系統和功能之間的關系以及咱運動中的變化卻很少 深入 進行研究。本實驗旨在通過對大鼠進行大負荷游泳訓練,觀察大負荷運動前后免疫指標以及 血清睪酮和皮質醇的變化,探討血清睪酮和皮質醇與免疫系統和功能之間的關系,從而為尋 求機體功能評定指標提供更為科學的依據。

1 材料和方法

1.1 動物及分組 健康雄性Wister大鼠(中南大學湘雅醫學院實驗動物中心提供)20只,3月齡,體重150～18 0 g。標準嚙齒類飼料喂養,自由飲水、活動。室溫(20±2)℃,濕度45%±10%,每日光照14h。動物適應環境3 d,記錄體重。

1.2 運動方案圓形游泳池,內徑50 cm,水深60 cm,水溫(30±1)℃。訓練組大鼠適應性游泳訓練3 d后開 始 正式訓練。前2周每天游泳1次,第一次正式游泳訓練時間為30 min,以后每天增加5 min。 后2周每天游泳1次,每次通過負重和延長游泳時間令動物達到力竭狀態,即游泳動作失調、 水淹沒鼻尖、身體下沉后再浮出水面的時間超過10 s,并連續3次,被提出水后,頭不能抬 起,放于桌面上不掙扎逃跑。

1.3 實驗儀器RT1904C半自動生化分析儀:美國雷杜公司生 產。

RT-2100C酶標儀:美國雷杜公司生產。

1.4 觀測指標及測試方法

1.4.1 免疫指標免疫球蛋白A、G、M采用快速免疫比濁法,試劑 盒由上海復星醫學有限公司提供。

1.4.2 內分泌指標睪酮及皮質醇采用酶聯競爭法,試劑盒由德 國DRG儀器公司提供。

1.5 標本采集與處理大負荷訓練前以及大負荷訓練4周后進 行抽血測試。抽血時間均在上午8～9點,大鼠處于空腹清醒狀態,于安靜無菌條件下抽取耳 垂靜脈血0.5 mL。獲得標本后,即刻離心10 min,分 離血清備用。

1.6 實驗資料的統計學處理所有數據均以x±s表示,經SPSS13.0統計軟件處理,顯著性水平取P

2 結 果

2.1 大負荷訓練后指標的測試結果

2.1.1 免疫球蛋白

大負荷訓練后,血清IgA、IgG、IgM均呈下降趨勢,其中IgA、IgM與賽前值相比有顯著性差 異(P

2.1.2 睪酮、皮質醇在整個觀察期內,T、C和T/C的值在大負荷 訓練前后均有明顯差異(P

2.2 大負荷訓練前后免疫系統與睪酮、皮質醇之間的關系分析 大負荷訓練前IgA、IgM與T/C顯著正相關(如圖1、圖2),但大負荷訓練后免疫系統與T /C無顯著相關性。

3 分析與討論

3.1 免疫系統的變化 免疫球蛋白是B細胞在抗原刺激下活化增殖并分化為成熟的漿細胞所分泌的具有抗體活性的 糖蛋白分子,除直接對抗相應的病原微生物和毒素外,還能誘發其他各種功能,如補體活化 、吞噬作用等。免疫球蛋白是主要的體液免疫物質成分,它的增高、降低與疲勞、疾病和營 養狀況都有一定的關系。

一般認為,運動能提高機體的免疫能力。但運動對免疫球蛋白的影響,各種報道的結論并不 一致。許多研究表明,低強度的運動有益于免疫機能的提高和改善,但高強度的運動則會引 起免疫機能的損害和降低。在運動對免疫球蛋白影響研究中,Verde[3]等研究表明 ,大強度 運動后,血清IgA、IgM大幅減少;Gleeson[4]在12周訓練期間對優秀游泳運動員的 組織免疫 、體液免疫分布進行了研究,他認為在訓練后唾液IgA、IgM有很多下降,IgG沒有顯著變化 ;Mgcknnon[5]對14名游泳運動員的免疫系統進行跟蹤研究發現,過度訓練之后運 動員唾液 IgA濃度顯著降低。Nieman[6]等研究表明,劇烈運動無論是短時間最大強度,還是 長時間最 大強度,均能使免疫球蛋白發生顯著變化。張達[7]則認為,急性大負荷訓練后即 刻進行測 試,IgG、IgA值均有明顯的下降,并有顯著性差異,IgM有所下降,但是不顯著。在本實驗 中,大鼠在大負荷訓練后,免疫球蛋白IgG和IgA、IgM都呈現出了隨著訓練負荷的增加而下 降的特點。分析認為,之所以IgM、IgG、IgA運動后均下降,是劇烈運動使機體內包括蛋白 質在內的能源物質大量消耗,而作為存在于血液中的免疫球蛋白,屬于蛋白質的一種。其中 IgA、IgM顯著下降,而IgG則沒有顯著變化。這一結果與Gleeson的觀點基本一致,與張達報 道則存在一定差距,同時IgA、IgM的變化與Verde等人的文獻報道相一致。IgG的下降并不顯 著,表明大運動量訓練并沒有對IgG造成顯著影響。提示大負荷訓練可以造成免疫球蛋白IgA 、IgM的減少,使免疫功能下降。

3.2 睪酮、皮質醇的變化 T是體內主要的促合成代謝激素之一,它除了維持雄性和副性特征外,可促進蛋白質 合成,使肌肉壯大,刺激紅細胞生成,增加免疫能力和抗感染能力,維持雄性攻擊意識, T、C都是目前機能評定中應用成熟的敏感指標。C是腎上腺皮質分泌的異化激素,它能抑制 蛋白質的分解代謝,運動后應盡快降至基礎值范圍,以免能源過度消耗[8]。因此 ,運動后 恢復期,C水平持續較高,是身體機能狀態下降的表現[9]。本研究中,C于大運動 量訓練后顯著升高(P

3.3 不同訓練周期后免疫系統與各血液生化指標的關系 免疫系統不僅是一個自主防御系統,同時也是機體唯一能感受細菌、病毒、腫瘤和其他抗原 物質的感覺器官,而中樞和外周神經系統卻感覺不到這種刺激。免疫細胞對這些抗原物質的 刺激識別后,即以肽類激素和細胞因子的形式,傳遞信息到神經內分泌系統,進行整體性調 控[10],而內分泌系統則通過自身分泌激素和接受神經調節信息兩方面,對免疫系 統進行調控,以確保在各種應激下各大系統之間的協調統一和內環境的相對穩定。

在運動訓練監控中,T/C比值可用來反映體內合成代謝和分解代謝的平衡狀態,是目前較公 認的評定和監測過度訓練、消除疲勞狀況的靈敏指標。大負荷訓練之前,T/C與IgA、IgM高 度正相關(圖1、圖2);大負荷訓練之后,T/C與各免疫指標均無顯著相關性。分析認為, 機體在長期的劇烈運動應激下,神經內分泌系統對免疫系統的功能抑制太深,免疫系統只能 通過白細胞介素等信息分子對下丘腦―垂體―腎上腺軸進行反調控,機體處于免疫力下降的 機能下降期,大負荷訓練前中等運動量應激則使免疫系統和內分泌系統充分發揮了互調作用 ,有效地維持了機體內環境的平衡穩定,有助于機體盡快恢復。因此,在大負荷訓練前,T/ C比值不僅是過度訓練、疲勞狀況的檢測指標,而且也是免疫系統功能的評價指標。

對于血清睪酮和皮質醇與免疫系統和功能之間的關系以及在運動中的變化盡管目前很少深入 進行研究,但已有學者注意到兩者之間的關系?？锞11]等學者在研究摔跤運動員 冬訓大負 荷訓練期間若干生化及免疫指標的監測時發現,冬訓大負荷訓練期摔跤運動員免疫功能顯著 下降,是與皮質醇處于較高水平同時存在,但他認為二者之間是否存在必然的聯系還有待于 進一步證實。本實驗通過研究驗證兩者之間的關系,認為兩者之間的變化存在一定的必然聯 系。因此T/C比值可以在大運動量訓練周期前或中等負荷訓練后作為免疫系統功能的評價指 標。

4 小 結

從各指標的變化規律來看,大運動量訓練周期前或中等負荷訓練后,T/C比值能夠反映出機 體的免疫水平,因此,可用T/C比值作為機體免疫水平的衡量指標。但大負荷訓練之后,T/C 比值無法再反映機體的免疫水平,則必須測定免疫指標來評定免疫水平。

參考文獻:

[1] 李饒君,等.力竭運動對小鼠免疫系統影響的研究[J].北京體育大學學報 ,2000,23(2):193-194.

[2] 金其貫,等.補充精氨酸對大負荷訓練大鼠免疫功能的影響及其機制[J].中國運動 醫學雜志,2004,23(5):499-502.

[3] Verde T J,et al. Immune Responses and Increased Training of the Elite Ath lete[J].Appl Physiol,1992,73(4):1494-1499.

[4] Gleeson M,et al.Immune Status and Respiratory Illness for Elite Swimmers D uring a12-week Training Cycle[J].Int Sports Med,2000,21(4):302-307.

[5] Mgcknnon L J,et al.Mucosal(secretory) lmmune System responses to exerciseofvarying intensity and during overtraining[J].Int J Sports Med,1994;15(3):179 -184.

[6] Nieman D C,Exercise infection and immunity[J].Int J Sports Med,1994,15 (3):131-141.

[7] 張達.運動員大負荷訓練后免疫球蛋白動態變化[J].泉州師范學院學報(自然科學) ,2004,22(4):102-105.

[8] 姚泰,羅自強.生理學[M].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2001:185-186.

[9] 馮美云,馮煒權,林文韜,等.運動生物化學[M].北京:人民體育出版社,1999:317-322.

[10] 范少光,丁桂鳳.神經內分泌與免疫系統之間相互作用的介導物質:共用的生物學語 言[J].生理科學進展,1995,26(2):175-183.

[11] 匡晶,等.摔跤運動員冬訓大負荷訓練期間若干生化及免疫指標的監測研究[J].體 育科學,2006,26(5):37-40.

第9篇：統計學研究對象范文

[關鍵詞] 學齡前兒童；錯頜畸形；不良口腔習慣；口腔檢查

[中圖分類號] R783 [文獻標識碼] B [文章編號] 1673-9701（2017）13-0075-04

[Abstract] Objective To study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poor oral habits and malocclusion in preschool children and the countermeasures. Methods 480 preschool children who were admitted to the Department of Stomatology in our hospital from April 2014 to August 2016 were selected， with 236 children with malocclusion. Relevant data were collected in all children， and oral diagnosis was carried out for all children， including visual examination， inquiry and oral examination， etc. Our medical staff observed whether the poor oral habits occurred in the children under the natural conditions， communicated with their parents effectively to determine contents of poor oral habits， and carried out an adequate oral examination to determine whether there were malocclusion and types of malocclusion， etc. Results Among the 480 preschool children， there were 236 children with malocclusion， and the incidence rate was 49.17%. All the preschool children were observed， and there were 204 children without malocclusion or poor oral habits， and 40 children with poor oral habits. There were 81 children with malocclusion but without poor oral habits， and 155 children with poor oral habits. The proportion of malocclusion children with poor oral habits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children without malocclusion butt with poor oral habits，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P

[Key words] Preschool children； Malocclusion； Poor oral habits； Oral examinations

隨著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兒童口腔保健問題開始受到重視，兒童錯頜畸形是兒童口腔常見疾病。本病是指兒童在生長發育的過程中由于先天遺傳因素或者由于后天習慣、環境等多重因素導致兒童牙齒、頜骨、顱面出現的畸形[1，2]，由于畸變錯位的頜骨會對兒童牙體生長以及頜骨結構的生長造成嚴重影響，還可能會出現牙齒釉質脫礦、齲齒、牙齦炎等諸多并發癥，甚至對兒童臉型及面部生長也造成嚴重影響，因此需要及時糾正和治療[3]。越來越多的研究[4]發現小兒口腔不良習慣是導致錯頜畸形發生的主要因素，因此分析小兒口腔不良習慣與錯頜畸形發生的相關性，指導家長監督及預防小兒不良口腔習慣可能成為有效控制錯頜畸形發生的主要手段[5]。本文對2014年4月～2016年8月于我院口腔科就診的480例學齡前兒童進行相關分析檢測，旨在探討學齡前兒童不良口腔習慣與錯頜畸形的相關性，為臨床治療提供依據。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選取2014年4月～2016年8月于我院口腔科就診的480例學齡前兒童，其中男262例，女218例，患兒年齡3～6歲，平均（4.7±1.7）歲。其中錯頜畸形的學齡前兒童236例，男128例，女108例，患兒年齡3～6歲，平均（4.5±1.3）歲。本研究經我院倫理委員會審批通過，并經患者家屬知情簽署同意書。

1.2 納入及排除標準

1.2.1納入標準[6] 兒童乳牙列均發育較為完整，既往無顱部及頜面部疾病史，無牙齒畸形史，無咬合誘導治療史，兒童及家屬能夠配合醫生護士完成口腔檢查，恒切牙和第一恒磨牙]有萌出。

1.2.2 排除標準[7] 乳牙列發育不完整，兒童及家屬無法配合醫護人員完成口腔檢查，存在牙齒畸形或咬合誘導治療史，合并顱頜面部疾病史，合并免疫系統或血液系統疾病，合并精神類疾病。

1.3調查方法與觀察指標

收集所有兒童的相關資料，包括年齡、性別等，對所有兒童進行口腔方面診斷，包括視診、問診及口腔檢查等。受檢兒童需安靜狀態一段時間，由我科醫務人員觀察兒童在自然狀態下是否發生不良口腔習慣，對存在不良口腔習慣的兒童與其父母進行有效溝通，對未發現口腔不良習慣的兒童也需與其家屬進行溝通，確定兒童不良口腔習慣，包括如舔舌、吮唇、吮指、咬物、單側咀嚼、睡覺磨牙，確定不良習慣的開始時間、持續時間、頻度以及強度等，并進行充分的口腔檢查確定其有無錯頜畸形、錯頜畸形類型等，檢查內容包括探查兒童顱面的形態對稱度、側面外觀輪廓、唇舌的咬合位置、形態位置、髁狀突位置、牙合與頜位、是否合并關節雜音、關節區的疼痛和畸形下頜運動等情況[8]。

1.4 統計學分析

使用SSPS17.0統計軟件進行數據分析，計量資料以均數±標準差（x±s）表示，兩組間比較采用t檢驗；計數資料以百分率或構成比（%）表示，兩組間比較采用χ2檢驗，P

2 結果

2.1 學齡前兒童錯頜畸形發生率及不良口腔習慣發生率比較

480例學齡前兒童中，存在236例錯頜畸形兒童，發生率為49.17%。觀察所有學齡前兒童，無錯頜畸形兒童中無不良口腔習慣的兒童204例，存在不良口腔習慣兒童40例，錯頜畸形兒童中無不良口腔習慣的兒童81例，存在不良口腔習慣兒童155例，錯頜畸形兒童存在不良口腔習慣的比例顯著高于無錯頜畸形兒童存在不良口腔習慣的比例，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P

2.2 學齡前兒童常見錯頜畸形類型構成比

236 例錯頜畸形兒童中，主要錯頜畸形類型為反頜40例，深覆頜21例，牙齒排列不齊96例，開頜12例，頜前突39例，鎖頜19例及其他類型9例，見表2。

2.3 所有學齡前兒童不良口腔習慣類型與錯頜畸形發生情況

所有學齡前兒童不良口腔習慣最易造成牙齒排列不齊、反頜及頜前突，牙齒排列不齊、反頜伴有不良口腔習慣比例相對更高。見表3。

3討論

小兒常伴有多種形式的不良口腔習慣，臨床多見習慣性吮指、吮唇、吐弄舌、咀嚼硬物、單側咀嚼等。調查顯示[9]90%以上的兒童都有吮指行為，吮指可源于嬰幼兒時期的神經反射，嬰幼兒3～4個月齡時更為多見，并可持續至3歲左右，而生長到6歲左右，行為開始逐漸消失[10，11]，因此學齡期兒童極有可能仍保留該習慣，而吮指是導致明顯錯頜畸形發生的不良因素之一[12]。吮指時手指可位于上下前牙間，長期可阻止前牙的萌出，后牙過度萌出，小兒可出現開頜畸形[11]。任何的吮吸均可引起頰肌過度用于牙弓，因此引起牙弓狹窄，有可能出現單側或雙側后牙反頜。長時間咬唇有可能引起下頜過度前伸，如長時間習慣性咬下唇會導致上頜前牙間隙增寬，因此下前牙所受到的內收力超過外展力，導致內移，進而出現上下頜前牙的深覆蓋[13，14]。小兒吐弄舌主要是舔舐牙齒，因此未被舔舐部位的牙齒會逐漸過度伸長，局部牙齒受到多余外力，最終形成開頜及牙齒向外傾斜。偏側咀嚼不良習慣多由于一側乳磨牙或恒牙出現嚴重齲齒、大面積缺損或缺失，一側不具備正常的咬合關系，不得不進行單側咀嚼，最終往往導致下頜偏向咀嚼側，最終破壞兩側面部的對稱性。咬物習慣會導致局部牙齒受力不均勻，最終形成開頜[15，16]。

本研究可見，480例學齡前兒童中，存在236例錯頜畸形兒童，發生率為49.17%。觀察所有學齡前兒童，無錯頜畸形兒童中無不良口腔習慣的兒童204例，存在不良口腔習慣兒童40例，錯頜畸形兒童中無不良口腔習慣的兒童81例，存在不良口腔習慣兒童155例，錯頜畸形兒童存在不良口腔習慣的比例顯著高于無錯頜畸形兒童存在不良口腔習慣的比例，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P

從兒童發育的生理特征看，利用兒童生長發育特點進行早期矯治是最有效的治療方法及時機。學齡前兒童處于牙列、牙合、頜面部骨骼以及肌肉生長活躍的時期[17，18]，此時兒童顱面牙合生長速度快、變化大，組織細胞處于高度代謝活躍狀態，因此牙周組織及頜骨的可塑性大，對矯治的反應較成年人更好，并且小兒的適應性強，改建更快。選擇采用合理的矯正方式并利用兒童生長的潛力進行矯治，可以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而長時間存在口腔不良習慣的學齡前兒童需要在乳牙列、混合牙列早期進行矯治，口腔不良習慣的矯治器可根據兒童不良口腔習慣設計實現，如矯治口呼吸的前庭盾、矯治咬指的手指套、矯治伸舌習慣的腭刺或舌欄、矯治咬唇的唇檔等。隨著目前矯治技術的發展，臨床存在多種在乳牙列、混合牙列期對兒童進行綜合性預防矯治不良習慣的活動矯治器，具有易被患兒接受、舒適、可誘導患兒替牙期有牙萌出的功能，因此在學齡前兒童臨床不良習慣的矯治上有很好的作用[19]。兒童早期肌功能訓練與錯頜畸形預防矯治中主要包括對小兒口腔肌功能訓練主要內容，體現在誘導兒童恒牙萌出及牙槽骨，以及對上下頜的主要調控，設計理念以咬合發育管理理念中早期性及功能性的特點，對某些特定錯頜畸形的發生可起到早期預防阻斷的效果。作為一種較新的錯頜畸形預防矯治方法體系，其已經逐漸成為小兒“咬合發育管理”治療系統的重要組成，逐漸被口腔科專業醫師所重視。

綜上所述，學齡前具有不良口腔習慣的兒童錯頜畸形發生率較高，主要錯頜畸形類型為反頜、深覆頜、牙齒排列不齊等，應提醒家長重視，及時矯正。

[參考文獻]

[1] 蔡曉熹.患兒口腔不良習慣與錯頜畸形發生情況調查分析[J].全科口腔醫學電子雜志，2016，3（3）：145.

[2] 鄭新宇.不良口腔習慣對兒童錯合畸形的影響[J].河北醫學，2016，22（3）：430-433.

[3] Rubin PF，Winocur E，Erez A，et al.Dental treatment needs among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residing in an ugandan orphanage[J].J Clin Pediatr Dent，2016，40（6）：486-489.

[4] 魏琰，趙千，韓漢，等.206例兒童口腔不良習慣與錯頜畸形分析[J].臨床醫學研究與實踐，2016，1（7）：17-20.

[5] 努斯來提，王彥.兒童口腔不良習慣導致錯頜畸形的觀察[J].全科口腔醫學電子雜志，2015，2（2）：35-37.

[6] 高桂林.兒童口腔不良習慣致錯頜畸形的臨床治療觀察[J].全科口腔醫學電子雜志，2016，3（2）：33-33，35.

[7] 陳敏，尹敏.紹興地區學齡前兒童錯頜畸形與口腔不良習慣關系的調查[J].中國婦幼保健，2016，31（10）：2160-2162.

[8] Reyes Romagosa DE，PanequeGamboa MR，Almeida Mu？kiz Y，et al.Risk factors associated with deforming oral habits in children aged 5 to 11：A case-control study[J].Medwave，2014，14（2）：e5927.

[9] Asawa K，Pujara P，TakM，et al.Oral health status of fishermen and non-fishermen community of Kutch district，Gujarat，India：A comparative study[J].Int Marit Health，2014，65（1）：1-6.

[10] Souki BQ，Figueiredo DS，Lima IL，et al.Two-phase orthodontic treatment of a complex malocclusion：Giving up efficiency in favor of effectiveness， quality of life， and functional rehabilitation[J].Am J Orthod Dentofacial Orthop，2013，143（4）：547-558.

[11] 王冬梅.改變口腔不良行為習慣對錯合畸形矯治影響的研究[J].河北醫學，2016，22（9）：1545-1547.

[12] Zhou X，Zhang Y，Wang Y，et al.Prevalence of malocclusion in 3- to 5-year-old children in Shanghai，China[J].Int J Environ Res Public Health，2017，14（3）：E328.

[13] Bernkopf E，Lovato A，Bernkopf G，et al.Outcomes of recurrent acute otitis media in children treated for dental malocclusion：A preliminary peport[J].Biomed Res Int，2016，2016：2473059.

[14] 小賢，夏斌，葛立宏，等.喂養方式和口腔不良習慣對乳牙列（牙合）關系的影響[J].北京大學學報（醫學版），2016，48（6）：1060-1066.

[15] Abreu LG，Paiva SM，PordeusIA，et al.Breast feeding，bottle feeding and risk of malocclusion in mixed and permanent dentitions：A systematic review[J].Braz Oral Res，2016，30：S1806.

[16] 張彥樂.兒童牙頜畸形的預防及早期治療探討[J].中國實用醫藥，2013，8（21）：48-49.

[17] Zhu Y，Li J，Tang Y，et al.Dental arch dimensional changes after adenoidectomy or tonsillectomy in children with airway obstruction：A meta-analysis and systematic review under PRISMA guidelines[J].Medicine（Baltimore），2016，95（39）：e4976.

[18] 王彥，趙瑋.兒童期咬合紊亂的早期矯治[J].中華口腔醫學研究雜志（電子版），2013，7（2）：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