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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邏輯學研究方向范文

1.邏輯的涵義

1.1 認識：思維的載體

人的認識活動可以分為感性認識和理性認識，感性認識是人們在實踐活動中通過感覺器官接觸外界事物而獲得的關于事物表面的和外部聯系的認識。隨著實踐活動的繼續和深入，人們會對感性材料通過大腦反復的加工制作，最本文由收集整理后達到對事物本質和規律性的認識，這就是理性認識。而思維就是人們對感性材料加工制作的過程，即形成概念、作出判斷和進行推理的過程。

1.2 思維：抽象客觀的規律

從唯物主義的角度來說，一切客觀的事物及其運動都有自己的規律，思維作為一種客觀現象，自然也有規律。我國著名學者錢學森在1980年發表的《自然辯證法、思維科學和人的潛力》一文中對思維做了如下的劃分：抽象思維（也稱之為邏輯思維）、形象思維（或稱之為直感思維）和靈感思維（亦稱之為頓悟思維）。

后來在1993年8月8號錢學森與夏軍教授在書信往來中提到除了上述三種思維之外的另一種：夢。夢境屬于心理學而不是邏輯學的研究領域。但是作為思維形式的完整形式，我個人認為應該劃分為四種。只不過和該課程有關系的只有三種而已。

1.3 邏輯：研究思維的工具

上述提到思維是有規律的。而邏輯就是旨在研究關于思維形態的結構和規律。主要研究思維的邏輯形式、思維的基本規律和思維的簡單邏輯方法。

任何一門學科都會有各自的語言，如同代碼之于計算機；圖形之于幾何學，邏輯學作為一門學科，也有能反映其特色的語言。邏輯學的語言就是論證。包括命題、斷言等以及如何辨別其真偽等內容。

2.邏輯學中“命題”的思想

命題從范圍上來講主要分為全稱命題和特稱命題。全稱相當于整體，或者說是宏觀角度。特稱就相當與部分或者說是微觀角度。這樣的話，分析問題就會有兩條思路：一是從全稱到特稱，即從整體到部分、自上而下的分析方法，它注重的是微觀、局部與細節；另一種就是從特稱到全稱，即從部分到整體、自下而上的分析方法，他注重的是宏觀、整體與系統。

但是有一個問題必須注意到：注重細節與微觀會將客觀事物的局部理解的更為深刻，但是反過來，局部的深刻理解不代表整體的明確把握。對部分有效的結論，不能說對整體也是有效的。

3.邏輯命題思想在技術經濟學科研究方法的指導

3.1 還原論：自然科學的研究方法

3.1.1 還原論的原理

對于自然科學，100多年來，笛卡爾、伽利略、牛頓和萊布尼茨所創立的近代科學研究方法和觀念——還原論在自然科學領域取得了很大的成功。還原論簡單地說就是從整體向下分解，研究的越來越細。因此還原論相當于是全稱到特稱的過程。按照這個方法，生物學對生命的研究到達了基因層次，物理學對物質結構的研究已經到達了夸克的層次。也就是說，還原論方法由整體往下分解成部分并且研究部分，如果部分還研究不清楚就繼續分解，直到研究清楚為止。

這種從全稱到特稱，從整體到部分、自上而下的分析方法，注重了微觀、局部與細節，極大地促進了自然科學的發展。新的學科、新的領域不斷出現。人們一直認為這就是認識客觀世界最有效的途徑。

3.1.2 還原論的局限性

直到一位科學家的出現逐漸開始打破數百年來傳統的認識客觀世界的這種觀點。（當然，“打破”并不意味著“全盤否定”）

分子生物學家彼塔朗菲指出當生物學的研究已經發展到分子生物學的時候，對生物在分子層次的了解越多，對生物整體反而認識得越模糊。

所以，現實的情況卻是：就算研究透了基因也不等于就明白了整個生命的一切，即使認識了基本粒子也不能保證完全可以解釋大物質構造。不能否認還原論使得自然科學的研究得以深入到人類曾經無法想象到的程度，這是它的優勢方面。但是，這種方法由下往上是回不去的。還原論并不能回答高層次和整體性的問題。

因為注重細節與微觀會將客觀事物的局部理解的更為深刻，但是反過來，局部的深刻理解不代表整體的明確把握。對部分有效的結論，不能說對整體也是有效的。

3.2 系統論：綜合學科的研究方法

3.2.1 綜合學科的特點

如今現代科學技術已經學科林立，（在還原論的指導下）雖然分工越來越細，新領域不斷產生；但是另一方面是不同的學科和領域之間相互交叉結合，向綜合性整體化的方向發展。技術經濟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產生的一門學科。它是工程技術、社會科學和人文科學的結合，所以也有很多人稱之為“工程師的經濟學”。

這種綜合性、交叉性學科常常具有系統性與整體性。它是從事物的整體與部分、全局與局部的角度來研究客觀世界的。客觀世界包括自然、社會和人自身，能反映事物這個特征最基本的重要概念就是系統。因此，對于技術經濟與管理這樣的學科，僅僅采用由上而下的還原論方法去研究局部與細節是遠不能達到這門學科的要求，與此同時，必須還要以由下而上的整體與系統的方法來研究它。將其定義為系統論方法。

3.2.2 系統論在綜合學科總的應用

在本文的開篇，提到了對思維的界定：抽象思維、形象思維和靈感思維。人腦思維一種是邏輯思維，它是定量、微觀處理信息的方法；形象思維是定性、宏觀處理信息的方法，而人的創造性主要來自創造思維，創造思維可以說是邏輯思維與形象思維的結合，也就是定性與定量的結合、宏觀與微觀的結合，這是人腦創造性的源泉。

系統論方法既包括了從整體到部分由上而下的研究方式，滿足了技術經濟與自然科學相聯系的需要，又以從部分到整體由下而上的研究思路滿足了它作為交叉學科的要求。在效果上可以形象的概括為：還原論方法是要做到1+1小于等于2，系統論的方法是要實現1+1大于等于2。

第2篇：邏輯學研究方向范文

摘 要 發球技術是網球比賽中最關鍵的一項基本技術之一，如能夠掌握極具進攻性發球技術，對取得比賽的勝利是很重要的。本研究通過觀察、實驗、對比并結合網球發球理論分析決定網球的落點的因素，找到發球落點訓練的最佳方式。

關鍵詞 網球發球；落點；成功率；訓練方法

一、前言

選題依據：

發球技術是網球比賽中最關鍵的一項基本技術之一，是唯一由自己掌握而不受對手控制的擊球方法，也是在比賽中克敵制勝的強有力武器。如能夠掌握極具進攻性發球技術，可以世界網壇高手中脫穎而出，對取得比賽的勝利是十分重要的。

二、研究對象與方法

在廣泛閱讀有關發球技術動作的相關論文，通過觀察了解北京體育大學教育學院06級7班專項隊網球發球訓練及發球技術情況基礎上，采用實驗法和比較分析法檢驗針對提高網球落點成功率的訓練方法的有效性。

（一）實驗目的

通過對北京體育大學教育學院06級男生專項隊隊員實驗前與試驗后得出的外角1/4區落點的成功率進行比較，檢測發球落點訓練方法的有效性。

（二）實驗對象

北京體育大學教育學院06級男生專項隊隊員10名測驗者（表1），每位隊員從事網球訓練時間4年，有良好的網球發球技術功底。

（三）實驗方法

1.第一次測驗

測試方法要求：

（1）一區固定區域發球，要求發球落點位于外角界內1/4區為有效球。（2）每位運動員有20次發球機會。（3）要求以比賽中發二發球的程度進行發球。

實驗完畢后，及時對記錄的數據進行整理計算，得出第一次測驗發球落點成功率的數據。

2.實驗訓練階段

根據由本人閱讀有關發球技術動作的相關論文，分析得出的網球發球落點的訓練方法，對參加第一次測試中的北京體育大學教育學院06級男生專項隊隊員10名測驗者進行定期分批針對性的訓練。

訓練方法：

（1）拋球準的訓練：讓隊員進行擋網拋球，以糾正偏斜缺點；在空中設置固定物，每次拋球都要輕微觸及目標，以糾正高低不穩的缺點；反復練習，提高拋球的穩定性。（2）動作準的訓練：通過錄像觀察掌握后擺與揮臂的要領，反復做提肘“搔背”動作，然后伸臂鞭打揮拍，反復徒手練習，來體會、強化動作。（3）擊球準的練習：要注重拋球穩找準擊球時機，提高攻擊力，使自己不過分緊張用力。（4）設置目標、擊中目標的練習。

3.第二次測驗

整個測驗的過程與第一次的測試過程相同。

三、結果與分析討論

（一）實驗結果

1.通過結合隊員的而發發球技術特點與統計第一次統計結果分析，發球技術穩定的隊員，二發外角1/4區發球的成功率相對都比較高。2.通過對隊員的實驗訓練，比較第一次測試的統計結果，大部分隊員的二發外角1/4區發球的成功率均有所提高。3.在試驗訓練后發球技術進步的同學中，楊淇澤與何玉佳的二發發球成功率上有明顯的提高。4.經過實驗訓練之后，趙鵬（小）、杜勇飛兩名隊員的統計結果差值成負值。

（二）實驗分析討論

1.第一次測試結果中，二發外角1/4區域成功率偏高的隊員，動作技術都比較穩定，在網球發球“狠”、“穩”、“準”、“變”四種風格中，這些隊員主要表現出了發球技術動作穩定、成功率高以及情緒穩定，抗干擾能力強的“穩”的技術風格。2.第二次測試結果，實驗訓練后的測驗數據中，大部分的隊員的二發外角1/4區域成功率有所提高。

四、結論

（一）加強落點準確性的練習是十分有必要的。就以上這三個因素來說，因為“狠”、“變”必須有“穩”的成功率作保障。而“準”能夠提高發球落點的準確性，通過準確的發球落點的變化提高發球的攻擊性，在訓練中加強落點準確性的練習是很有必要的。

（二）要提高發球落點的準確，重點要掌握“準”的練習。也就是說，只有做到拋球與擊球的準確，才能達到最終落點的準確，本文通過這種理論提出的實驗訓練方法，經過實踐的檢驗，對網球二發發球落點的成功率是有效的。

參考文獻：

第3篇：邏輯學研究方向范文

—、邏輯學教學改革的焦點和邏輯學教學現狀

長期以來，邏輯學教學改革的焦點就是教學內容問題，也就是在教學中如何處理傳統邏輯和現代邏輯的關系問題。在這場關于教學內容的改革大討論中，主要出現了明顯的兩種不同意見：一種意見認為傳統邏輯巳經過時，內容陳舊，方法單一，應當立即廢止，以現代邏輯取而代之，稱之為“取代論”。其理由是:邏輯學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明確規定的當代七大基礎學科之一（數學、物理、化學、天文、地理、生命科學、邏輯，這里的邏輯指的是現代邏輯)，應該得到重視；就科學的發展而言，邏輯已實現了由傳統形態向現代形態的轉變，所以作為教學不可囿于傳統邏輯，而應順乎學科發展，實現邏輯現代化，也就是用現代邏輯取代傳統邏輯，從實際效果來看，堅持傳統邏輯教學將會影響我國的教學水平和人才培養實踐，不利于培養出高水平的邏輯人才。而另一種意見認為在中國高校文科教學中不應廢止傳統邏輯，高校文科學生應該主要學習傳統邏輯；作為邏輯學的教學，如果采取“取代論”，則無疑會丟失人類歷史上的思想成果；邏輯教學可以在保留傳統邏輯的大部分內容之外適當地引入一些現代數理邏輯的內容，以加強對傳統內容的論證，而不是簡單的廢止，稱之為“吸收論”。

    其理由是:現代邏輯是傳統邏輯發展到一定階段的一個分支，傳統邏輯中的很多內容如歸納推理、類比推理、假說、論證和邏輯規律是現代邏輯無法代替的；傳統邏輯有其獨有的特點和功用，適合于人們的日常思維，在人們的工作和學習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不但不應該廢止，反而應該加強學習、深人探討和廣泛普及；大學生先學習傳統邏輯的知識，可以激發對邏輯的興趣，初步領會邏輯精神，對將來學習現代邏輯等其他課程十分有利。其實雙方在激烈的爭辯背后共同的心態，即對邏輯課現狀的憂慮、不滿以及改變現狀的急切心情。雙方的想法也可以說各有一定的合理性，取代論者多數是專業研究人員多熟知現代邏輯，知傳統邏輯之不足，似立邏輯科頭，大多脫離教學一線。如果取代論者講的是我國主要重點大學哲學或理科專業的話可說有一定的道理。但對普通高師院校文科專業來說，取代論肯定是不對的。“傳統邏輯現代化是在保留傳統邏輯前提下的現代化，而不是以數理邏輯取代傳統邏輯；邏輯教學現代化是整個高校的邏輯教學系統要現代化，而不是以數理邏輯教學去取代傳統邏輯教學”。“數理邏輯在思維形式方面的研究是極有成效的。形式邏輯應當根據它本身的特點，適當地吸取數理邏輯的某些研究成果。但是，如果把數理邏輯中的一套硬搬到形式邏輯中來，甚至用數理邏輯來代替形式邏輯，則是錯誤的”。

在我國對同一個學科教學內容的看法是如此不同乃至對立，這在別的學科是不多見的，這對在大學課程體系中的地位日益下降的邏輯學現狀來說是雪上加霜。目前邏輯學的發展，遭遇前所未有的冷落。盡管在學術界有許多邏輯學者向人們呼吁重視邏輯學的發展，但反映平淡，邏輯學“面臨著一些令人堪憂的問題，諸如邏輯隊伍的萎縮，不少邏輯專業人員下海，高校的邏輯課程和課時遭到不同程度的砍殺，研究生生源枯竭，等等。”w更嚴重的是有些學校竟然做出取消邏輯課程的決定。以我所在的韓山師范學院來說，上世紀80年代中期大學文科很多系，如，中文、歷史、外語、思想政治教育等，都開設邏輯課，其中多數是專業基礎課。當時有二位邏輯老師，上世紀90年代，我所在學校就只有中文、思想政治教育兩個系開設邏輯課。2000年以來連中文也取消邏輯課，因為中學語文中邏輯內容很快就被取消了。現在只有思想政治教育及后來新辦的法學專業開設邏輯課，我一個人負責全校12000名大學生的邏輯課，工作量還遠不夠，還要上其它課程，我還兼行政工作呢。這對邏輯學碩博研究生就業也非常不利，這種狀況需要邏輯學界團結起來齊心協力加以改變。

二、關于普通高師院校文科邏輯教學的內容

任何教學改革都要面對客觀實際，要遵循教育規律。高校邏輯學的教學改革也一樣。一個適應于人文科學領域的邏輯教學體系首先應該是和人們實際使用的自然語言緊密結合的邏輯教學體系。對于剛剛進入大學的學生們來說，他們在邏輯知識上可謂是一片空白。而現代邏輯利用數學演算和人工語言研究有效推理，追求必然思維，是形式化的推演，這種思維方式不屬于普通人的日常思維，是髙級的科學思維方式，更適合尖端性高深科學研究的需要。相反，傳統邏輯主要是用自然語言對思維形式及其規律進行論述，所以對于剛剛進入大學的學生，尤其是文科學生來說，他們比較容易接受傳統邏輯的知識。而且高校文科的學生將來所從事的多數是教育、行政等方面工作，這一工作的性質也決定了他們需要的是傳統邏輯而不是數理邏輯。從教學規律而言，順乎學科發展，也并不是說要廢止傳統邏輯而只要現代邏輯。沒有學好傳統邏輯是學不好現代邏輯的，相反，學習好了傳統邏輯可以激發對邏輯這門學科的濃厚興趣，初步領略邏輯的奧妙，從而使已掌握的傳統邏輯知識成為學習現代邏輯的敲門磚。再加上目前高校文科邏輯教師，許多人本身也沒有經過現代數理邏輯的專門訓練，要講好一門完整的數理邏輯課也決非易事。長期的教學實踐證明，文科學生學習普通邏輯非常有益，它能使人思維敏捷，反映靈敏。而現代邏輯在通俗性和實用性上大打折扣。各門學科有各門學科的特點和用途，當傳統邏輯的原理原則、方法規律在我們的學習和生活中還有市場，用途極其廣泛的時候，它就沒有被廢止的道理。

    雖然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確定的七大基礎學科之一的邏輯指的是現代邏輯，應該重視，但并不是說只有廢止了傳統邏輯才能重視現代邏輯，不廢止傳統邏輯同樣可以重視現代邏輯，高校可以讓學生先學習傳統邏輯知識，而后有選擇性地學習現代邏輯。再說，一般高校文科的邏輯學教學主要的目的也并不是要培養出邏輯學方面的專門人才，而是把它當成一門工具來使用，為將來學習其它學科和工作提供幫助。這也是“取代論”為什么在大學課堂中推崇講授現代數理邏輯的改革舉步維艱的原因所在。邏輯既是表達工具，又是分析工具，在人文科學領域內，人們學習邏輯主要是為了掌握一種表達和分析的工具，從而做到更好地表達思想和分析問題。比如，我們的講話和文章如何才能合乎邏輯，我們應該采用什么樣的邏輯方法進行表達才能做到概念明確、判斷恰當、推理合乎邏輯，在參加各種各樣的談判、辯論中我們應該注意什么樣的邏輯問題，.等等，這些都屬于表達思想方面的問題;而面對自己或者他人的一些話語或者文本，我們應該怎樣客觀地認識和評價它們，這些文本或話語到底說了什么，它們有沒有邏輯問題，從這些文本或話語我們能夠邏輯地推演出什么，應該怎樣分析才算做到了正確理解，這些便屬于分析問題。當然，我們強調傳統邏輯的重要并不是說在高校文科邏輯學教學中只傳授傳統邏輯，對現代邏輯避而遠之。事實上，“吸收論”的觀點是:邏輯教學可以在保留傳統邏輯的大部分精華內容之外適當地引入一些現代數理邏輯的內容，以加強對傳統內容的論證。如在演繹推理部分向學生介紹有關數理邏輯的內容諸如命題演算、謂詞演算；在復合判斷的推理部分可以引入命題自然推理系統來進行判定等，以達到傳統邏輯與數理邏輯的融合，加強邏輯學科的發展和拓寬。這對于培養學生的整體思維水平和綜合素質，使他們掌握現代邏輯方法，適應21世紀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科學發展對人才的需求是非常必要的。同時，教學內容的改革，勢必對教師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教師應盡快地更新知識，刻苦學習和掌握現代邏輯的知識和方法，進一步了解國外邏輯研究和邏輯教學的情況，擴大知識視野,不斷提高科學研究平，以適應邏輯學教學改革的需要。要繼續堅持邏輯學現代化的改革方向。但是，邏輯學的現代化絕不是數理邏輯化，傳統邏輯現代化的前提是保留傳統邏輯，而不是取代傳統邏輯。

根據普通高師院校文科邏輯教學的內容，我們選用了由《普通邏輯》編寫組編的《普遍邏輯》(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為教材。《普通邏輯》1992年增訂本為教材，適應邏輯學現代化改革的需要,以現代邏輯的思想為主導來安排各種邏輯知識，突出了推理形式這個主體；把命題和推理直接聯系起來,先介紹命題邏輯（含各種復合命題的推理），再介紹詞項邏輯（含直接推理和三段論)，內容上增加了命題的判定與自然推理、謂詞自然推理、統計推理和典型歸納等，在保留了傳統邏輯的精華的前提下推動了傳統邏輯的現代化改革進程,并受到邏輯學界廣大同仁的好評。我們也曾選用何向東教授主編的“面向21世紀課程教材”《邏輯學教程》教材，它的確是一部好教材，它融現代邏輯和傳統邏輯為一體，能夠適應21世紀教學內容和課程體系改革的需要，能夠提高邏輯學課程的教學水平，體現邏輯教學是為培養和提高學生的邏輯思維素質和創新能力服務的這一宗旨。但是，這個教材也并不完全適合于普通高師院校文科大學生，尤其不適合于普通高等院校用擴大招生名額的方式招收進校的文科學生，學生總體素質水平有所下降。

我們也選用了本人參與的由胡澤洪、周楨祥、王健平主編《邏輯學》，該書現代邏輯內容偏多，學生反映比《普遍邏輯》難學。

三、高師院校邏輯課要重視邏輯應用的教學

普通邏輯的基礎性、工具性特點決定了它的生命不僅在于它的科學理論價值，更在于它的應用價值，進行理性思維訓練是它的基本功能和核心。目前很多的普通邏輯學教材存在片面追求演繹系統化、符號化、技術化，側重于介紹理論化的邏輯系統，脫離現實的一般的思維運動過程和規律的傾向，在內容體系與指導思想上不適應思維訓練的實際需要。為了讓邏輯貼近思維現實，發揮提供思維訓練方法的基本功能，在教學內容選擇上應把邏輯提供的思維方法、原則與思維訓練應用相結合，增加邏輯科學研究與邏輯知識應用相結合的內容。

面向21世紀，結合學生實際，應使普通邏輯成為提高學生思維素質，增強理性思維能力的課程。為使普通邏輯學服務于素質教育，我們要在教育實踐中不斷努力。

數理邏輯有優越于傳統邏輯的方面，比如它克服了以自然語言為特征的傳統邏輯存在的歧義性和模糊性缺陷，可它也有局限性。雖然數理邏輯具有著現代色彩，但它與人們的日常思維不很一致。觸及到以自然語言為載體的實際思維就會陷人困境，也不易為人們所接受。數理邏輯在電子計算機里大有用武之地，并正在向著各類學科沙透，前景十分光明，但現代人的思維并不都是與電子計算機聯系在一起的。日常思維中的交流思想、論證真理、駁斥謬誤都是要運用白然語言的，公說公有即，婆說婆有理的，計算機無能為力。因此，聯系實際思維去發展傳統邏輯，仍然是傳統邏輯的發展方向。

對于非哲學專業的學生來說，他們學習邏輯學目的主要是為了應用。雖然“邏輯學是一門基礎工具性學科”早已舉世公認，且被寫在一般邏輯學讀本的緒論中,但是縱觀目前的各種邏輯學教材,很少有詳細而系統地闡述邏輯學應用的，這無論如何是一個巨大的缺陷。現代邏輯是對日常推理的高度抽象、歸納，從根本上反映了推理的規則、規律。它具有和數學相同的一些特征:推導嚴密并且符號公式化、體系化。對于這一特征，大學文科生較難理解和把握。他們習慣用自然語句來表達和思考，不習慣用符號公式表達和思考。因此，學生學習現代邏輯時，雖然注意到形式化的特點，但又不能完全按照現代邏輯演繹系統的要求來做。

邏輯學界的有識之士早就認識到邏輯應用研究的重要性，如前中國邏輯學會會長吳家國先生就曾指出：“邏輯學是一門基礎理論學科，同時又是一門有較強應用性的工具學科。從古希臘亞里士多德創建傳統形式邏輯起，到近代英國弗蘭西斯培根建立古典歸納邏輯，從19世紀中葉以后數理邏輯的誕生，到非標準邏輯和概率邏輯的發展，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就是在建立邏輯理論系統的同時，都十分重視邏輯的應用。實際上，邏輯理論與邏輯應用成為邏輯學發展的兩條腿，二者是缺一不可的，離開了邏輯的應用，邏輯理論的發展就會受到限制或傷害。”我國的邏輯應用研究雖然取得了一定成果，但是，如何將這些成果應用到邏輯教學中去，則仍然是亟待解決的問題。

邏輯學本身的理論枯燥乏味，缺乏文學課的生動性，光講理論難以激發學生的興趣，無興趣即無動力。活生生的邏輯現象則是十分生動有趣的，講解邏輯理論時，輔之以具體生動的邏輯現象，使理論與實際融于一體，可極大地增強授課的趣味性、生動性，能取得很好的教學效果。

第4篇：邏輯學研究方向范文

―、邏輯學的開端

由于邏輯學以“絕對”為研究對象,作為邏輯學的開端，它就應當是一個絕對的存在,而不是一個相對的存在者，因此，邏輯學的開端具有絕對性，或者說,絕對是邏輯學開端的形式，也由此說明邏輯學的開端不依賴于任何別的條件而存在。“純存在或純有之所以當成邏輯學的開端,是因為純有既是純思，又是無規定性的單純的直接性，而最初的開端不能是任何間接性的東西，也不能是得到了進一步規定的東西。”（《小邏輯》，189頁）可見，邏輯學的開端必須以自身為條件,亦即作為邏輯學的開端不能依賴任何別的條件，否則就不能作為邏輯學的開端。作為邏輯學的開端，是其他存在到定在存在的條件，而它自身只能以自身為條件,這是因為邏輯學是自己創造自己的對象，由此之故，邏輯學的開端具有無條件性。

既然邏輯學的開端是對“絕對”的最先言說，正如黑格爾所說的“如果我們宣稱存在或有是絕對的一個謂詞，則我們就得到絕對的第一界說,即：‘絕對就是有，。這就是純全(在思想中）最先提出的界說，最抽象也最空疏。”(《小邏輯》，189-190頁）那么，邏輯學的開端就是潛在的“絕對”，亦即沒有完全展開的“絕對”。這一“絕對”的存在形式,是“絕對”存在最貧乏、最抽象的形式。可見，邏輯學的開端具有潛在性，是潛在的“絕對”。

最后，邏輯學的開端具有發展性，即，可由開端自身抽演出更豐富、更具體的“絕對”形式。“存在只是潛在的概念。存在的各個規定或范疇都可用是去指謂。把存在的這些規定分別開來看，它們是彼此互相對立的。從它們進一步的規定（或辯證法的形式)來看，它們是互相過渡到對方。這種向對方過渡的進程，一方面是一種向外的設定,因而是潛在存在著的概念的開展,并且同時也是存在的向內回復或深人于其自己本身。因此在存在論的范圍內去解釋概念，固然要發揮存在的全部內容，同時也要揚棄存在的直接性或揚棄存在本來的形式。”（《小邏輯》，187頁）

總之，邏輯學的開端具有絕對性、無條件性、潛在性、發展性。黑格爾把邏輯學開端的這種無條件限定的、潛在的，且能自身發展為更豐富、更具體的絕對的“絕對”形式,稱之為純存在或純有。

二、邏輯學開端的演繹:從純存在到定在

黑格爾以純有作為邏輯學的開端，并從純有逐漸推演出邏輯學的各個范疇，他在開端的演繹中’首先從純有出發，推演出無的范疇，再由有無的統一推演出變易，經變易演繹出絕對的另一形式:定在。但是，由于黑格爾沒有對無進行內在的區分，變易也是單一、抽象的變易，缺乏內在的區分,使變易到定在的過渡顯得牽強。

下文將結合黑格爾從純有到無的演繹，在對無進行內在的區分、并揭示變易的不同形式中，分析從純有到定在的具體過程。

(一）從純有到無的演繹

黑格爾在從純有到無的演繹過程中，合乎邏輯地分析出無的范疇。純存在或純有作為邏輯學的開端’是最抽象、最貧乏的絕對形式,它沒有任何具體的規定性,即無規定性，以此過渡到無。按照黑格爾的說法這種純有是純粹的抽象，因此是絕對的否定。這種否定，直接地說來，也就是無。”（《小邏輯》，192頁）從純存在或純有合乎邏輯地抽演出“絕對”的第二個界說絕對”是無，此“無”是指純存在的抽象的無規定性。由于無規定性沒有對“絕對”作任何具體的界說,此“無”與“純有”同樣是最抽象、最貧乏的對“絕對”的一個稱謂，因此，此“無”沒有任何具體、充實的內容，即可稱之為“純無”。

“純無”與“純有”一樣，只是表面的稱謂不同罷了，它們表述的是“絕對”的直接性，它們仍在“絕對”內部對“絕對”進行言說,它們還沒有向外開展，向對方進行過渡。如果“絕對”需要重新獲得充實，就須向外設定，向對方過渡并開展。

在黑格爾對邏輯學開端進行的分析中,從純有到無的演繹是合乎內在邏輯的，但從純有到無直接過渡到變易，則缺乏內在的連續性。為了使無能夠內在地過渡到變易,必須對無進行內在的分析。

(二）無的演澤：純無——定無——變易

絕對向對方過渡,也就是自身首先遭受到現實的具體的否定。純無因其是抽象的否定，仍是對絕對的界說;當其過渡到對方,對存在自身作外在的否定時，絕對就實現了自身的第一次展開，純無就展開為定無。

定無不再是抽象的否定:即無規定性，而是具有具體的規定性的否定，具有這種具體規定性的否定就是定無,或者，定無是有具體限定的無。定無事實上是在純無之內，純無是無任何規定性的無。在純無之內包含有一切的規定性，純無的無規定性只是沒有對其內在的規定性作具體的區分而已。純無要走向定無，首先須進行內在的區分，產生諸多規定性，定無則是對諸多規定性中的部分規定性進行否定，定無所否定的具體規定性就在純無的諸多規定性之內。純無是混沌未分的狀態，而定無則是對純無所包含的一切規定性作出了具體的區分，并進行特定的否定,可見定無在無之內。然而,定無使混沌未分的純無分裂出具體的規定，并作出特定的否定，從而使純無走向它者:定無。

例如:對于牛頓力學，在當時被認為適用于解釋任何的物理現象，這時牛頓力學的應用范圍無任何規定性，這種無任何限定應用范圍的現象猶如“純無”。隨著物理學、人的實踐范圍和科學實驗的進一步深化，人們發現了宇觀高速和微觀的物理世界，而牛頓力學卻無法解釋這些現象，不能被應用到這些領域，也就是說，牛頓力學在這些領域遭到否定，這一否定是具體的否定，與前面無規定性的否定截然不同。值得注意的是，這一具體的否定（定無）仍在原初的無任何規定性（純無）的應用范圍之內，這一具體的否定是對其無規定性范圍進行區分后，不能應用于宇觀和微觀世界而作出特定否定形成的。總之，牛頓力學本身正如純有,對它的應用范圍的無規定,如純無，當其不適用于一定的范圍而遭到否定時，猶如定無。

“純無”到“定無”是人類思想進程的一種普遍現象，哲學發展亦體現了這一思維歷程。在康德之前，人類對自己的知性范圍不經審査，而將其應用于超驗的對象(物自體、靈魂、上帝），這是人類知性不加審查的無限定的“純無”。康德的《純粹理性批判》就是尋找人類知性的認識界限，康德認為知性無能力認識超驗對象，亦即對人的知性認識能力進行劃界,此即對人的知性能力的具體否定’知性不能應用于超驗對象，這就是知性的“定無”。

“純無”是無規定性、無差別的無，它是絕對的同一。由于純無是絕對的同一，在它之內包含各種具體規定的無和具體差異的無，這是純無可以過渡到定無的前提條件，亦即定無本身亦在純無之內，屬于純無自身走向它的對方，即定無。定無是具體的、更加豐富的純無。由純無到定無顯示了無的不同形態的變化，這就是所謂的“變易”。

從邏輯學演繹的過程看,變易又有如下兩種情況:其一是存在自身抽演出對方的變易，其二是由對方回復到存在自身的變易。前者就是由肯定走向否定的變易，可稱之為否定的變易，后者則是由否定回復到存在自身的變易，可稱之為否定之否定的變易。否定的變易發生在思想的直接性向思想的反思性或間接性的過渡，否定之否定的變易發生在思想的反思性或間接性向思想返回到自身的過渡。否定的變易發生在思想的自在或潛在的概念學說向思想自為存在的概念學說的過渡，否定之否定的變易發生在思想自為存在的概念學說向思想自在自為的概念學說的過渡。

(三）變易的演繹:形式的變易―內容的變易一完全的變易

變易是純無與定無的統一，是純無和定無二者的真理。雖然純無和定無表達的具體內容不同，甚至相互對立，純無無任何規定性，但卻包含了一切的規定性在內；而定無則有具體的規定性，它是從純無的一切規定性之內抽繹出的部分規定性。雖然他們二者之間具有以上不同，但兩者都是無，從這一點看來，它們又是統一的，因此,它們的統一就在其自身之內，從它們自身就可以分析出它們的統一:變易。此變易是無的內在的變化，由無規定性的無變為包含具體規定性的定無，然而，此變易仍在無的范圍內進行。

從變易自身來看，變易實具有三種形態的變易：一是形式上的變易，如有無之變,從純有到純無，在形式上是向它者開展的變易，而內容本質上則是相同的變易，無規定性的純有本身即可抽演出純無。二是內容上的變易，如從純無到定無，從形式上是在無的內在之變，而內容和本質上，則是向它者開展的變易。三是完全的變易，從純有經純無，再到定無，定無對純有而言則是完全的向它者的開展變易，即定無不僅在形式上，亦在內容上是純有向它者的開展的變易。但是，邏輯學是絕對實現自身的過程，即，由絕對的潛在形式逐漸抽演出自身的豐富性、多樣性、復雜性和具體性的過程。因此，邏輯學上下范疇之間的變易只能是形式上的變易或內容上的變易，而不能是完全上的變易。完全上的變易只能發生在相隔的范疇之間，而不能發生在相鄰范疇之間，因為邏輯學相鄰范疇之間是一個向另一個的分析推演的過程。

在邏輯學推演過程中，首先發生的是形式上的變易，如:有無之間的變易；其次發生的是內容上的變易，如:純無和定無之間的變易；最后由形式上的變易和內容上的變易積累，導致相隔范疇之間出現完全的變易，如:純有與定無之間的變易，真正實現自身向對方的過渡。可見，邏輯學上的變易是漸進的，即完全的變易不可能發生在相鄰范疇之間，相鄰范疇之間只可能進行形式上或內容上的變易，由于形式上和內容上的變易的積累,才發生完全的變易。

(四）從變易到定在的演繹

黑格爾是這樣從變易過渡到定在：“在變易中，與無為一的有及與有為一的無，都只是消逝著的東西。變易由于自身的矛盾而過渡到有與無皆被揚棄于其中的統一。由此所得的結果就是定在〔或限有〕。”（《小邏輯》，200頁）在這里，由于黑格爾缺乏對無和變易的內在分析，所以，從變易很難直接過渡到定在。只有通過對無的內在分析，使無發生變易，產生定無，然后由無的內在變易經過對變易的內在分析，使純有在變易中:從純有到無，從純無到定無，并通過定無對純有的限定走向定在。

從純有到無,只是形式上的變易，它還無法豐富“絕對”的真實內涵。“絕對”只有經過無的變易:從純無到定無，這一內容上的變易，才能夠豐富“絕對”的內涵，這一變易不僅使“絕對”的無規定性走向了它者:具體的否定，同時也產生了完全的變易，即，純有和定無之間的變易，使純無走向絕對的它者:定無。這樣，純有經過純無到定無，使“絕對”的原初界定:純有，走向了它者:定在。

無的自身變易產生定無，定無不僅是純無的它者，屬于內容上的變易；定無亦是純有的它者,屬于完全的變易,是對純有的外在限定，并使純有依賴變易的法則走向自身的他者:定在。

三、小結

第5篇：邏輯學研究方向范文

1．1“意義”與內涵以模型理論(model-theory)為基礎的邏輯語義學試圖用集合、函項這類純集合論的概念去解釋意義。由此，邏輯上所假定的語言表達式的內涵是否可以和意義等同起來，這一問題在某種意義上決定了邏輯語義學的理論基礎是否牢靠。具體講，語言表達式的意義把它們同世界或世界中的實體相聯系，這種聯系有時具有復雜的形式。例如，一個謂詞和世界中能夠被它稱謂的實體的集合相聯系。如果要在邏輯語義學中避免假定抽象的、不可捉摸的實體，方法之一就是假設“如果一個人是講表達式的外延，那么就可以避免講表達式的意義”(Frege1980:134)。然而這樣做就意味著必須把具有相同外延的非同義表達式(non-synonymousexpression)如“現任美國總統”和“奧巴馬”看作是相同的，這就相當于把表達式的內涵和意義等同起來。事實上，了解一個表達式的外延并不必然地包含著了解它的內涵，因為非同義表達式可能具有相同的外延。

反之，如果一個人知道一個表達式的內涵，也并不意謂著他一定知道這個表達式的外延，例如，我們完全了解表達式“是聰明的”的意義，可是并不確切知道誰是聰明的，誰是不聰明的。換言之，了解一個表達式的外延必須知道兩點:表達式的內涵和現實世界中的事實。這可以說是用內涵規定外延的嘗試。用外延來解釋內涵的概念可以把內涵看作一個“外延決定原則”(extension-determiningprinciple)(Allwood1977:183)。這個原則是一個考察可能世界并找出一個表達式外延的規則。然而，把內涵等同于從可能世界到外延的函項會產生很多困難。例如，模型論語義學(model-theoreticalsemantics)一般不會碰到這樣的困難:假定有某些邏輯上可能的世界，在那里司各特(W．Scott)沒有寫《威弗利》，那么作為兩個名詞短語‘司各特’和‘《威弗利》的作者’的內涵的函項由于并不是對所有主目都有相同的值，因而彼此不同。然而，假如我們換一個弗雷格(1980:67)的例子:數學表達式“3+1”和“2+2”雖有相同的外延(“Bedeutung”)即“4”這個數，但有不同的內涵(Sinn)。隱藏在這背后意思是，“3+1”和“2+2”表現了獲得相同結果的不同方式或程序。可是，如果像算術中對一個真值為真的語句所通常認為的，“2+2=3+1”是一個邏輯真理，那么“2+2”和“3+1”的值在所有邏輯上可能的世界里都是相同的“4”這個數。換句話說，表達式“3+1”和“2+2”相當于從可能世界到數的相同的函項，因此必然具有相同的內涵。概言之，如果我們把內涵理解為從可能世界到實體的函項，那么邏輯上相等的表達式就表現為具有相同的內涵。這一結論顯然就不再支持弗雷格內涵是獲得外延的途徑的觀點。學術界為了解決上述問題提出很多方法，比如，Car-nap(1947)認為，語言上的同義(linguisticsynonymy)不應該定義為模型論意義上的內涵同一，而是應該包括他稱之為內涵同構(intentionalisomorphism)的某種較強的東西。如果某種“組合表達式”(constituentexpressions)具有相同內涵，并且它們也同樣是由具有相同內涵的成分構成的，那么由這種組合表達式構成的語言表達式就具有相同的內涵。可以看出，這一觀點接近于弗雷格用Sinn所表示的意思。

1．2“意義”與真值條件在語言學中，把意義轉化為“真值條件”遭到很多學者的反對。很多從事語言哲學和邏輯學研究的人對“語句S是真的，當且僅當……”這一觀點非常熟悉，然而，很多語言學家一聽到“‘Snowiswhite．’當且僅當‘雪是白的’……”，就立即表示反對并指出，“真同語言學研究毫無關系”，并且，“說明哪個語句是真的，哪個語句是假的，不是語言學家的任務”。這種反對事實上混淆了兩種完全不同的東西:一個語句的真值和一個語句的真值條件。說明一種語言中哪些語句實際上是真的確實不是語言學研究的任務;然而說明語句為真的條件，即這個語句在何種條件下是真的就須要考察語言的意義問題。如上文所述，假設我們把一個語句的內涵看作一種原則，依據這種原則，我們可以在每個可能世界中賦予這個語句以真值，并且希望我們的理論具有某種“心理實在性”，即語言表達式所描寫的成分在某些方面與出現在語言使用者的心靈中的東西相對應。

如果事實如此，就會產生這樣的問題:在賦值于一個語句以作為它的解釋，以及在了解一個陳述(statement)的實際表述時我們所做的，這二者之間是否具有任何相互關系。以語言表達式具有真值條件為基礎，我們可以期望當聽到一個陳述句時，就可以觀察這個世界并對在這個世界中這個語句是真的還是假的進行考察。我們甚至還須要想象一下，當這個語句是真的時候這個世界應該是什么樣子;并且，如果我們認為說話人是值得信賴的，我們可以相應地改變我們所想象的世界的觀念。這樣，似乎在真值條件語義學(truthconditionalsemantics)中關于語句的解釋和語句的了解過程之間并不是十分符合的。雖然如此，邏輯學家對這一點還是做出了相應的研究。其中，這兩個觀點是值得借鑒的:“把可能的語言或語法作為抽象的語義系統來描寫，因而符號是與世界的各個方面相聯系的”，以及“關于心理的和社會的事實的描寫，因而這類抽象系統中的一個特殊系統是由個人或人群使用的系統”邏輯語義學只討論第一個問題，而關于語言表達式的運用問題則與它無關。按照Lewis的觀點，“混淆”這兩個問題“只能引起混亂”。當然也有人反對這一觀點并認為，相關研究只有從語言符號使用的研究中進行抽象才有可能實現，因此應該把語言作為聯系符號和世界各個方面的一種系統來研究。事實上，邏輯語義學很少或者根本沒有明確說明應該怎樣對一個簡單表達式的意義進行解釋;相關研究仍然沿襲了傳統邏輯學中的觀點，這就使得意義看似很抽象。然而邏輯語義學對傳統邏輯的發展就在于，它對語義問題研究的推進使我們更加清楚地看到，從簡單表達式的解釋獲得復雜表達式的解釋的方法。這可以說是形式對語言意義研究的最重要貢獻。正因如此，“我們不應該希望邏輯語義學確切地告訴我們在什么情況下‘下雨了’這樣的語句是真的;但是它能告訴我們在這個語句和它的否定‘沒下雨’為真的各自情況下，它們之間的關系”(Allwood1977:188)。

2邏輯與自然語言分析

以對語言意義的形式轉化為基礎，邏輯學研究構造了形式語言，它是進一步分析自然語言意義的工具。隨著謂詞邏輯的局限性逐漸暴露，邏輯對于自然語言分析的適用性曾經一度遭到質疑，這直接導致了與形式邏輯相對立的自然語言邏輯研究的興起與發展。

2．1作為工具的形式語言我們普遍接受的觀點是，構造自然語言語句的邏輯具有“隱性特征”。這就意味著，如果要把只關注語句形式的演繹規則加以形式化，就不能用自然語言為這些語句構造這些演繹規則公式，而必須構造一種用以翻譯自然語言的“形式語言/理想語言”(李洪儒2006:29)。弗雷格與羅素都曾明確提到，這就是創立形式語言的主要動機之一(Frege1980，Russel1995)。隱性結構的概念在喬姆斯基的轉換語法中也很受重視，這是因為在轉換語法里表層結構和深層結構之間的區別對于構造轉換規則具有重要作用。在喬姆斯基的“標準理論”(standardtheory)(1965)中，一個語句的深層結構是處在底層的語法結構，它決定這個語句的語義解釋。標準理論所帶來的語義研究熱潮導致了生成語義學派的形成。這一學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有Lakoff，McCaw-ley，Postal，Ross等。這些學者認為，語句的深層結構同它的“語義表現”(semanticrepresentation)(Lakoff1987)是相同的。這種“語義表現”與謂詞邏輯中的公式非常相似。進一步講，Lakoff等人所提出的“語義表現”和“語義解釋”具有顯著區別。一個語義表現是顯示一個語句的意義的方式，而不是意義本身。因此，一個語義表現實際上往往是使用另一種語言的表達式。特別是當我們把謂詞邏輯中的公式看作英語或其他人類語言的表達式的語義來表現的時候，這一點是顯而易見的:這些表現也是一種具有自己的語法和語義的語言———謂詞邏輯語言中的表達式。換言之，同語義表現和表層結構形式有關的規則必須由解釋語義表現的規則來補充。由于把語義表現沒有歧義看作區別語義表現和表層語法結構的主要特點之一，我們可以說，當我們提供語義表現而不管它們的實際語義到底是什么的時候，一種無歧義的語言就被創造出來了，這種語言不是為一個語句提供語義解釋的最后結果，而僅僅是中間的一個必要的步驟。因此，應該遵循的過程是“語法結構———無歧義語言中的表達式———語義解釋”。此處可能產生的疑問是，中間步驟是否完全必要，我們為什么不能用“語法結構———語義解釋”的簡單模式來代替。

事實上，語義解釋規則可以不受任何限制而使一個語句具有不同的輸出。對于中間步驟這一問題，可以提出幾種可能的解釋，比如，語言表達式的語義分析要求能夠建立形式演繹規則(Carnap1947)。本研究認為，使用一種無歧義語言從根本上是因為，我們在任何情況下都需要某種論及語義解釋的方法，從而必須構造一種無歧義的語言來達到這一目的。這是因為“語義表現”或無歧義語言中的表達式僅僅是一種具有輔助作用的工具性設計，它們本身并沒有獨立地位。在使用這種形式語言時，我們須要注意的是不能把無歧義語言的語法范疇，即“語句”、“謂詞”等，和語義解釋的范疇，即“命題”、“屬性”等概念混為一談。在后來的邏輯語義學研究中，把形式語言作為賦予英語語句以語義解釋過程中的一個中間步驟，這已經被蒙塔古在他的一些論文中所驗證并使用。在他的著作中，無歧義的形式語言的輔質，即工具性被十分清楚的展現出來。

2．2謂詞邏輯的局限性自然語言研究的不斷發展引出這一問題，即由謂詞邏輯所構成的形式語言作為輔助自然語言分析的語義模式并不完善。因為一階謂詞邏輯常常被看作一種古典的邏輯系統，所以我們可以嘗試對自然語言中的某些區別在謂詞邏輯中有無相應的體現作出判斷，并且進一步思考這些區別是否具有語言意義上的相關性。相關研究早已發現，只有少數自然語言的“語句聯接詞”(并列連詞)和“量詞”(數詞、表示量的形容詞等)可以直接翻譯到謂詞邏輯中。并且很多研究已經證明，對“所有女孩子都是漂亮的”這類語句的形式化始終存在著一些疑問。其中主要有，自然語言的主要詞匯類別(名詞、形容詞和動詞)之間的區別沒有在謂詞邏輯中得到確認;專有名詞被譯為個體名詞;普通名詞、形容詞和動詞則合在一起作為謂詞。有些邏輯學家和生成語義學的支持者主張，這既是謂詞邏輯的一個優點，也是傳統語法的一個缺點。然而詞匯類型顯然是在語義上具有相關性的。怎樣才能掌握它們中間的區別，仍然是一個沒有解決的問題。此外，普通名詞的次類(可數名詞和物質名詞)在謂詞邏輯中也沒有對應的部分。一般來說，帶有物質名詞的語句很難用謂詞邏輯的語言加以公式化，例如:①GoldisscarcethesedaysbutIboughtsometoday．還有一些詞類在邏輯中甚至完全沒有相應的部分，如從屬連詞、介詞以及各種副詞等。除了語義相關的詞類對應上的空缺，謂詞邏輯最嚴重的局限大概就是它只能討論直陳句，命令句和疑問句則完全排除在系統之外，因為這些類型的語句在言語活動中具有完全不同的功能———它們不是用來傳達關于世界的知識的。

雖然邏輯學領域相關研究已經作出了建立“命令邏輯”和“問題邏輯”(Montague1974)的努力。但是，相關研究在如何正確處理這些語句的類型上產生分歧。有些邏輯學家和語言學家認為，把這類語句作為特殊類型的直陳句是可能的，并且，這種嘗試將有可能賦予這些語句以真值條件。一個廣為流傳的理論與“假說運用”相關。按照這一理論，所有語句都應該有底層結構，在底層結構中最高級別的從句(clause)是說話人說出的關于他正在進行的言語活動的一個陳述;例如，一個命令語句可能具有底層結構“我命令你S”。然而，陳述句的意義就是我們在一般情況下所了解的意義，有些很難解釋其真值條件。例如，很難設想這樣一種情況，雖然②a里的一個語句可能是真的，同時②b是假的，但是二者還是在意義上有明確的區分。②a．這只玻璃杯是半空的。b．這只玻璃杯是半滿的。另外，還有人提出直陳句語義的哪一方面可以看作真值條件也是存在分歧的。我們可以提出③和④這類表示價值判斷的語句，而這類語句通常無法判斷真假。③沒有結婚而發生性關系是不道德的。④彌爾頓是一位偉大的詩人。雖然謂詞邏輯具有諸多局限性，但是邏輯學家和語言學家現在仍然力求擴展謂詞邏輯，或者建立更加適用于作為自然語言的語義模式的其他系統。當然，對于他們的工作到底能否取得突破性的進展，以及邏輯語義學的基本概念是否適宜于處理自然語言等問題，還有待進一步研究。

2．3自然語言邏輯研究“語言邏輯”一詞最早出現在維特根斯坦的《邏輯哲學論》中。只是前期維特根斯坦所說的語言邏輯主要針對理想語言而言，并不是此處所討論的“自然語言邏輯”。目前，學術界普遍把誕生于20世紀70年代的蒙太格語法作為自然語言邏輯誕生的標志，這大概是因為蒙太格在范疇語法的基礎上，采用模型論方法構造自然語言的語義解釋，開創了全面系統運用現代邏輯工具研究自然語言的方向，即自然語言的形式語義學研究方向。也有學者認為(夏年喜2004)，最先明確提出建立自然語言邏輯的是美國當代語言學家Lakoff在Lin-guisticsandnaturalLogic(1989)一文指出，“自然邏輯，一種為自然語言建立的邏輯，其目標是表達所有可以在自然語言中加以表達的概念，說明所有可以用自然語言做出的有效推理，而且結合這些對所有的自然語言進行適當的語言學描述”。然而，無論以哪位學者的研究為開端和標志都不可否認的是，運用現代邏輯工具研究自然語言在邏輯學界、語言學界已成為一種時尚。由于和數學、計算機科學、人工智能都有著密切的聯系，形式語義學已經處于邏輯學、語言學、數學、計算機科學、人工智能等研究的交匯點。這使得自然語言邏輯研究不僅具有理論價值，而且具有實用價值。在形式邏輯不斷受到質疑的同時，邏輯學界和語言學界共同展開對自然語言邏輯的研究。因此可以說，“自然語言邏輯是邏輯學和語言學相互作用、相互滲透的產物，是介于現代邏輯和形式語言學之間的交叉學科。它既不同于通常意義下的邏輯學，不屬于純邏輯;也不同于通常意義下的語言學，不屬于純語言學。但它蓬勃發展的態勢、強勁的生命力，卻是邏輯學和語言學的其他分支所不能比擬的”(夏年喜2004:28)。目前，關于自然語言邏輯的研究已經形成了一定成果。就國內學術界而言，首先提出研究自然語言邏輯的是周禮全先生。在他的倡導下，一批學者埋頭于相關研究并形成了豐碩的研究成果，如馬佩(1987)《語言邏輯基礎》、胡澤洪(1991)《語言邏輯與言語交際》和(1995)《語言邏輯與認識論邏輯》、張惠民(1995)《語言邏輯辭典》、周曉林(1999)《自然語言邏輯引論》。鄒崇理(1995)《邏輯、語言和蒙太格語法》、(2000)《自然語言邏輯研究》和(2002)《邏輯、語言和信息》不僅全面系統地介紹了國外自然語言邏輯，尤其是邏輯語義學的研究成果，而且還嘗試性地對漢語時態范疇做出形式語義學處理。

3結束語

第6篇：邏輯學研究方向范文

【關鍵詞】邏輯；邏輯系統；必然

一、邏輯的研究對象

邏輯是什么？從人們公認的邏輯創始人亞里士多德以來，千百年間，邏輯學家們眾說紛紜，至今都沒有一個統一明確的定義。每個邏輯學家在進行邏輯研究時，都會面臨這個問題，基于不同的邏輯觀，對此問題的回答只能是莫衷一是。在我國，金岳霖先生是最早對此問題有所回答的邏輯學家之一。

金岳霖先生對邏輯的認識與亞里士多德對邏輯的認識大致上是一致的，在亞里士多德的著作《工具論》中有兩處關于邏輯是什么的表述。在《論辯篇》中，他這樣描述過，“推理是一種論證，其中有些被設定為前提，另外的判斷則必然地由它們發生。”在《前分析篇》中，他對三段論的解釋中也有過描述，“三段論是一種論證，其中只要確定某些論斷，某些異于它們的事物便可以必然地從如此確定的論斷中推出。所謂，‘如此確定的論斷’，我的意思是指結論通過它們而得出的東西，就是說，不需要其他任何詞項就可以得出必然的結論。如果一個三段論除了所說的東西以外不需要其他什么就可以明確地得出必然的結論，那么我們稱這個三段論是完滿的；如果一個三段論需要一個或多個盡管可以必然，從已設定的詞項中推出但卻不包含在前提中的因素，那么，我們就稱這個三段論是不完滿的。”

金岳霖先生與亞里士多德一樣，對邏輯的定義并沒有明確地給出，但是在他的一些著作中，我們也可以找到一些相關的表述。他認為，“如果論理（邏輯）學的定義――狹義的定義――是研究命題與命題間的必然關系的學問，則論理（邏輯）學的對象――的性質也就包含必然的性質。”他還說過，“邏輯是一個命題或判斷序列，或可以任意命名的從一個得出另一個的序列。但是它不是任意一個序列或具有許多可選序列的序列，它是一個序列并且只是這個序列，它是一個必然序列。”此外，他還認為“邏輯學的對象――邏輯――就是必然的理。必然的理當然沒有傳統與數理的區別。邏輯性，雖然有傳統與數理的分別，而邏輯沒有，它只是必然的理而已。”

在上述亞里士多德和金岳霖先生關于邏輯的論述中，有一個詞匯出現的頻率很高，它就是“必然”。從中我們不難看出，“必然”是金岳霖先生探討邏輯的重心，它是我們全面把握金岳霖先生邏輯思想的主線，也是我們探究邏輯的本質的關鍵。

二、必然的邏輯解釋

金岳霖先生在《釋必然》中，將必然分為三類，即心理方面的必然、事實方面的必然和論理（邏輯）方面的必然。第一，心理方面的必然，所指的就是個人的感覺，此種必然因為以人為判斷主體，故而有不同的意義。這種事情在日常生活中非常常見，特別是涉及到人的感情方面，如一個失戀的人有了“必”死之心，仇恨可以使人有“必”報之志，此處的“必”是人自己心理的感覺。第二，事實方面的必然，不是人的心理問題，金岳霖先生將此種必然分為兩部分來進行闡述，即經驗中事實的必然和自然科學中事實的必然。經驗中事實的必然是人們根據日常生活經驗而得來的。這一類都是大約，很有可能有例外，很容易被，并不是真正意義上我們所講的必然。自然科學中事實的必然主要通過它的自然律來進行把握。如人必然是會死的，物體的加速運動必然是因為力的作用。至今為止，事實的必然是否存在仍然不得而知，但可知等的是此種必然與我們所討論的邏輯的必然是不同的。

第三，論理（邏輯）方面的必然在金岳霖先生看來，是兩個命題或多個命題之間的窮盡可能的必然關系。對于這種必然，為了方便，我們先從兩種包涵關系著手。這兩種包涵關系指的是對稱的包涵和非對稱的包涵此處的包涵都是從大類上討論的，小類不算在內。針對包涵關系，我們假定在兩個命題之間發生。如果一個命題包涵另一個命題，我們把前者稱為前件，后者稱為后件。前件包涵后件而后件不包涵前件，則此種包涵是非對稱的包涵；前件包涵后件而后件也包涵前件，這種包涵是對稱的包涵。在非對稱的包涵當中，前件與后件的意義是不相等的，而在對稱的包涵中，前件與后件的意義卻是相等的。兩命題有其中任何一種意義方面的包涵關系，那么這兩個命題有著必然的關系。不對稱包涵中的必然也不對稱，即承認前件必然會承認后件，而承認后件則不必然承認前件。對稱的包涵關系中的必然也是對稱的，即承認前件則必然承認后件，承認后件也必然承認前件。那么如何窮盡可能呢？我們從二分法的角度來考慮。

對于任意一命題p，引用真假二分法，得到的是：p和-p。

對于任意的命題p和q，引用真假二分法后，得到的是：

p q

真 真

真 假

假 真

假 假

對于任意的命題p、p與r，引用二分法后，得到的是：

p q r

真 真 真

真 假 真

假 真 真

假 假 真

真 真 假

真 假 假

假 真 假

假 假 假

由此，我們可以得出，n個命題，引用二分法后，可以得到2種可能。

對于一個命題的真假兩種可能，可以有四種不同的函數來表示：

1 2

a 真 真

b 真 假

c 假 真

d 假 假

1代表“p是真的”，2代表“p是假的”。其中a代表的兩者的“或”的關系，其余都是“而”的關系。這四個命題中d是不可能的，a是無往而無真的，是必然的。對于兩個命題之間也存在者一個不可能的命題和一個必然命題。由此可見，金岳霖先生的“必然”就是現代邏輯中的有效式。

三、邏輯與邏輯系統

每一句話劃分一種領域，領域有范圍大小的不同，內部的秩序有程度高低的不同，每一領域至少有一系統，說以每一句話都可以說有系統為它的背景，在一系統之內，可以有好幾個相連的命題，而這些相連的命題聯合起來，就確定了他在該系統背景下的意義。系統因有范圍大小的不同，緊湊與松懈程度的不同，所以它的意義也就是空冷而它的種類也就非常之多。倫敦的地道車是一系統，國際聯盟也是一系統，所有的科學均為系統，而哲學系統是很常用的名詞。

那么為何邏輯系統呢？金岳霖在其著作《邏輯》一書中，指出―邏輯系統首先應該是演繹系統，并不是只要演繹系統就一定是邏輯系統。演繹系統大部分可以分走兩部分，一位演繹干部，一位演繹支部。干部為系統的根本，支部為系統的枝葉。前一步所包含的為系統的基礎概念，與基本命題，后一步為前一步所推論出的命題。這并不是說所有演繹系統都有一種成文的干部與支部，事實上的情形或者不是這樣，但如果我們把任何演繹系統加以分析，我們可以把它分為一個演繹干部一個演繹支部。演繹干部可以分作兩部，一為基本概念，一為基本命題；支部可以份做許多部分。干部下面分兩段討論，支部不須特別討論，也就是干部既定，干部隨之。

一個邏輯系統即為演繹系統，那么它具有上述演繹系統的特點，那么邏輯系統與演繹系統的區別呢？邏輯系統與其他演繹系統的區別不是原子的分別，運算的分別，或關系的分別。以上所舉的一種系統可以解釋為幾何學、類學、命題學，或幾何系統、類的系統、命題的系統。演繹系統不引其原子為點、線等等就不是邏輯系統，也不因起原子為類為名題就變成邏輯系統。邏輯系統可以說是沒有特殊的原子，他的獨有情形不在原子而在它的系統多要保留的“東西”。

在金岳霖看來，邏輯與邏輯系統的關系是實質與形式的關系，具體來說，是必然之實質與必然之形式的關系。邏輯是必然之實質，而邏輯系統是必然之形式。每一個邏輯系統都是邏輯之所能有的一種形式，所以每一個邏輯系統都是代表邏輯，而但是邏輯不用為任何一系統所代表。

必然之形式，這里的“形式”二字的含義與我們普遍意義上理解的并不相同。這里指的是我們用來表示必然的工具的形式。金岳霖先生用必然之形式而不用必然的形式是有原因的。因為我們所指的是“form of tautology”而不是所指的“tautological form”，在金岳霖先生看來這種必然之形式并非絕對的，而是相對的。這種相對是針對必然實質而言的。

必然之實質，與必然之形式相對，所指的是形式所表現的實質。必然之形式與必然之實質很容易讓人產生誤會，混為一談。對此，金岳霖先生利用C.Peirce的字眼，說必然之形式是“token”，必然之實質是“type”。假設一美元是一個“type”，那么，一般來說這個“type”至少就有兩個“token”，一個是“一美元”的紙幣，一個是“一美元”的硬幣。

那么必然之形式與必然之實質有什么關系呢？

第一，必然之形式雖然不必然，但是必然之實質是必然。此話其實相當于我們所熟知的同一律。同一律既不否認，即必然之實質不能不是必然。在此外，我們應該注意的問題是從字面上，“必然之形式”與“必然之實質”雖然形式上相同，但是，它們不等同于“必然形式”和“必然實質”。即不管必然之形式是怎樣的，有多少種，必然之實質都是唯一的。

第二，無論必然之形式如何，此必然命題都是普遍的。即必然的命題必不

能為假，這種真與其他命題的真有所不同。它并不去形容事實，但是卻范疇事實，即無論事實怎樣變化，都是圍繞著必然命題這一核心的。

第三，必然命題，逼近能夠普遍的引用與所有事實，而且也是推論的普遍公式。這是針對數理邏輯而言的，這種推論并不指歸納方面的推論，它是指由前提而得到結論的推論。這種推論都有自己的普遍公式，而不同的公式在一個邏輯系統范圍之內，都是可以勇必然命題來表示的。

第四，凡是由必然命題所推論出來的命題也都是必然命題。這從數理邏輯的角度很容易理解。數理邏輯注重推理演算過程，它存在著永真式的公理，由這些永真式的公理所推出的也是永真的。永真式我們也可以把它看成是必然命題，那么由它推出的這些永真的命題也是必然命題。

以上這些，都是從必然之實質方面考慮的，而不是從必然之形式，而是從邏輯系統方面的實質而非邏輯系統的形式而考慮的。此外，邏輯系統是一種形式，盡管是必然之系統，但是它本身不是必然的。邏輯的實質是必然，它既不能不是必然，也不能沒有它的實質。因為，第一，邏輯系統不僅有二值邏輯系統，還有三值邏輯系統以及n值邏輯系統。每個系統中的命題都是必然命題，卻是不同值的必然命題。第二，每一個系統都以它的基本概念與基本命題作為系統的出發點，而這些基本概念與必然是無關的。第三，盡管基本命題都是系統的必然命題，但是這些基本命題的表述工具是依靠基本概念的。因此，邏輯系統不是必然的，數理邏輯的發展也進一步證明了這個觀點。

縱觀金岳霖先生的學術生涯，“必然”作為他邏輯觀的主線，他的邏輯思想和研究都是圍繞它形成的。對“必然”的研究，不僅可以讓我們更加全面和深入地學習認識金岳霖的邏輯思想，還為我們對邏輯本質的把握提供了新的視角。

參考文獻

[1] 金岳霖.金岳霖文集（第二卷）[M].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1995.

[2] 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金岳霖學術思想研究[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

[3] 金岳霖.邏輯[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0.

第7篇：邏輯學研究方向范文

[關鍵詞]海德格爾；《存在論：實際性的解釋學》；現象學；胡塞爾

[中圖分類號]B516.5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518X(2012)03－0022－05

張一兵(1956－)，男，哲學博士，南京大學特聘教授，南京大學社會理論研究中心主任，哲學系博士生導師，主要研究方向為哲學與國外。(江蘇南京　210093)

本文系教育部哲學社會科學研究2011年度后期資助重點項目(項目編號：11JH011)的階段性成果。

1923年，海德格爾在弗萊堡大學做題為《存在論：實際性的解釋學》(Ontologie：Hermeneutih der Fa ktizitat)的學術講座，并留下了這一講座的手稿。在這一手稿的第14頁上，海德格爾標注了一個插入部分，即關于現象與現象學的討論。但是后來沒有在海德格爾手稿中找到這一插入部分，不過，從學生的聽課筆記來看，海德格爾似乎的確講過這一部分內容，所以，編輯者找到兩份聽課筆記，以替代遺失的講稿內容。因此，我們必須知道，這部分內容并不直接是海德格爾的文本，只是關于海德格爾課堂教學的記錄文字，僅僅具有參考的價值。但是，這部分內容卻是極為重要的，因為海德格爾要討論對他影響巨大的現象學。在他這里，現象學是方法論的入門，是一條在其上行走的思想道路，任何把現象學凝固成一種哲學體系的做法都將被貶謫，胡塞爾也不例外。

根據課堂筆記，海德格爾說，在本講座前面的討論中，雖然他已經多次在現象學的語境中強調性地使用過現象(>>Phanomenphtnomenal

海德格爾在課堂上說，現象一詞源于古希臘文中palvouvov，一詞，該詞又派生于aivoal，即自己顯現，所以，現象最初的意義語境為“作為自顯現的東西顯示自身者”。它不是一個東西以“某種怎樣(irgendwie)在場”或處于間接的觀察之中，當然也不是以“某種怎樣重構(irgendwie rekonstruiert)”的東西。請注意，這個irgendwie很有意思。Irgend是指隨便什么、任意一種，wie是與“什么(Was)”不同的怎樣，這是說，現象一開始就不是建構性的怎樣，所以它也不能被重新建構。基于此，海德格爾提出了一個很有意思的觀點：現象是事物的對象性突現。課堂筆記中的這樣一段話：

“現象”是某物的對象存在(Gegenstandlichsein)的方式，而且是一種突現的方式：一個來自于其自身的對象的當下存在。所以，這首先根本沒有規定有關事情的內涵，這里也沒有任何規定事情領域的指示，“現象”的意思是對象－存在(Gegenstand－sein)的突現方式(ausgezei chnete Weise)。

現象是某物對象性存在的突現方式，這其實很難理解。對象性已經是在對面的站立，它是“什么(Was)”東西(對象物)的基礎，可是，現象作為一種建構性的突現，這又打破了簡單的實體性。我覺得，海德格爾這里的現象已經是一個近代形而上學的概念了。現象，在康德和黑格爾那里已經是反實物本體論的視域了。再比如貝克萊所說，存在(者)就是被感知，或馬赫所說，世界是感覺要素的復合，這都是否定實體物的主觀顯象的當下建構和突現。由此，海德格爾才說，這種表現方式已經包含著一種“防御非本真的(niehteigentliehen)、但可能而且實際上占主導地位的存在者(Seiendem)的對象存在方式”。真夠復雜的。這個所謂“占主導地位的存在者(Seiendem)的對象存在方式”，其實就是舊唯物主義的感性實物本體論。

第8篇：邏輯學研究方向范文

［關鍵詞］人工智能，常識推理，歸納邏輯，廣義內涵邏輯，認知邏輯，自然語言邏輯

現代邏輯創始于19世紀末葉和20世紀早期，其發展動力主要來自于數學中的公理化運動。當時的數學家們試圖即從少數公理根據明確給出的演繹規則推導出其他的數學定理，從而把整個數學構造成為一個嚴格的演繹大廈，然后用某種程序和方法一勞永逸地證明數學體系的可靠性。為此需要發明和鍛造嚴格、精確、適用的邏輯工具。這是現代邏輯誕生的主要動力。由此造成的后果就是20世紀邏輯研究的嚴重數學化，其表現在于：一是邏輯專注于在數學的形式化過程中提出的問題；二是邏輯采納了數學的方法論，從事邏輯研究就意味著象數學那樣用嚴格的形式證明去解決問題。由此發展出來的邏輯被恰當地稱為“數理邏輯”，它增強了邏輯研究的深度，使邏輯學的發展繼古希臘邏輯、歐洲中世紀邏輯之后進入第三個高峰期，并且對整個現代科學特別是數學、哲學、語言學和計算機科學產生了非常重要的影響。

本文所要探討的問題是：21世紀邏輯發展的主要動力將來自何處？大致說來將如何發展？我個人的看法是：計算機科學和人工智能將至少是21世紀早期邏輯學發展的主要動力源泉，并將由此決定21世紀邏輯學的另一幅面貌。由于人工智能要模擬人的智能，它的難點不在于人腦所進行的各種必然性推理（這一點在20世紀基本上已經做到了，如用計算機去進行高難度和高強度的數學證明，“深藍”通過高速、大量的計算去與世界冠軍下棋），而是最能體現人的智能特征的能動性、創造性思維，這種思維活動中包括學習、抉擇、嘗試、修正、推理諸因素，例如選擇性地搜集相關的經驗證據，在不充分信息的基礎上作出嘗試性的判斷或抉擇，不斷根據環境反饋調整、修正自己的行為，……由此達到實踐的成功。于是，邏輯學將不得不比較全面地研究人的思維活動，并著重研究人的思維中最能體現其能動性特征的各種不確定性推理，由此發展出的邏輯理論也將具有更強的可應用性。

實際上，在20世紀中后期，就已經開始了現代邏輯與人工智能（記為AI）之間的相互融合和滲透。例如，哲學邏輯所研究的許多課題在理論計算機和人工智能中具有重要的應用價值。AI從認知心理學、社會科學以及決策科學中獲得了許多資源，但邏輯（包括哲學邏輯）在AI中發揮了特別突出的作用。某些原因促使哲學邏輯家去發展關于非數學推理

的理論；基于幾乎同樣的理由，AI研究者也在進行類似的探索，這兩方面的研究正在相互接近、相互借鑒，甚至在逐漸融合在一起。例如，AI特別關心下述課題：

·效率和資源有限的推理；

·感知；

·做計劃和計劃再認；

·關于他人的知識和信念的推理；

·各認知主體之間相互的知識；

·自然語言理解；

·知識表示；

·常識的精確處理；

·對不確定性的處理，容錯推理；

·關于時間和因果性的推理；

·解釋或說明；

·對歸納概括以及概念的學習。[①]

21世紀的邏輯學也應該關注這些問題，并對之進行研究。為了做到這一點，邏輯學家們有必要熟悉AI的要求及其相關進展，使其研究成果在AI中具有可應用性。

我認為，至少是21世紀早期，邏輯學將會重點關注下述幾個領域，并且有可能在這些領域出現具有重大意義的成果：（1）如何在邏輯中處理常識推理中的弗協調、非單調和容錯性因素？（2）如何使機器人具有人的創造性智能，如從經驗證據中建立用于指導以后行動的歸納判斷？（3）如何進行知識表示和知識推理，特別是基于已有的知識庫以及各認知主體相互之間的知識而進行的推理？（4）如何結合各種語境因素進行自然語言理解和推理，使智能機器人能夠用人的自然語言與人進行成功的交際？等等。

1．常識推理中的某些弗協調、非單調和容錯性因素

AI研究的一個目標就是用機器智能模擬人的智能，它選擇各種能反映人的智能特征的問題進行實踐，希望能做出各種具有智能特征的軟件系統。AI研究基于計算途徑，因此要建立具有可操作性的符號模型。一般而言，AI關于智能系統的符號模型可描述為：由一個知識載體（稱為知識庫KB）和一組加載在KB上的足以產生智能行為的過程（稱為問題求解器PS）構成。經過20世紀70年代包括專家系統的發展，AI研究者逐步取得共識，認識到知識在智能系統中力量，即一般的智能系統事實上是一種基于知識的系統，而知識包括專門性知識和常識性知識，前者亦可看做是某一領域內專家的常識。于是，常識問題就成為AI研究的一個核心問題，它包括兩個方面：常識表示和常識推理，即如何在人工智能中清晰地表示人類的常識，并運用這些常識去進行符合人類行為的推理。顯然，如此建立的常識知識庫可能包含矛盾，是不協調的，但這種矛盾或不協調應不至于影響到進行合理的推理行為；常識推理還是一種非單調推理，即人們基于不完全的信息推出某些結論，當人們得到更完全的信息后，可以改變甚至收回原來的結論；常識推理也是一種可能出錯的不精確的推理模式，是在容許有錯誤知識的情況下進行的推理，簡稱容錯推理。而經典邏輯拒斥任何矛盾，容許從矛盾推出一切命題；并且它是單調的，即承認如下的推理模式：如果p?r，則pùq?r；或者說，任一理論的定理屬于該理論之任一擴張的定理集。因此，在處理常識表示和常識推理時，經典邏輯應該受到限制和修正，并發展出某些非經典的邏輯，如次協調邏輯、非單調邏輯、容錯推理等。有人指出，常識推理的邏輯是次協調邏輯和非單調邏輯的某種結合物，而后者又可看做是對容錯推理的簡單且基本的情形的一種形式化。[②]

“次協調邏輯”（ParaconsistentLogic）是由普里斯特、達·科斯塔等人在對悖論的研究中發展出來的，其基本想法是：當在一個理論中發現難以克服的矛盾或悖論時，與其徒勞地想盡各種辦法去排除或防范它們，不如干脆讓它們留在理論體系內，但把它們“圈禁”起來，不讓它們任意擴散，以免使我們所創立或研究的理論成為“不足道”的。于是，在次協調邏輯中，能夠容納有意義、有價值的“真矛盾”，但這些矛盾并不能使系統推出一切，導致自毀。因此，這一新邏輯具有一種次于經典邏輯但又遠遠高于完全不協調系統的協調性。次協調邏輯家們認為，如果在一理論T中，一語句A及其否定?A都是定理，則T是不協調的；否則，稱T是協調的。如果T所使用的邏輯含有從互相否定的兩公式可推出一切公式的規則或推理，則不協調的T也是不足道的(trivial)。因此，通常以經典邏輯為基礎的理論，如果它是不協調的，那它一定也是不足道的。這一現象表明，經典邏輯雖可用于研究協調的理論，但不適用于研究不協調但又足道的理論。達·科斯塔在20世紀60年代構造了一系列次協調邏輯系統Cn（1≤n≤w），以用作不協調而又足道的理論的邏輯工具。對次協調邏輯系統Cn的特征性描述包括下述命題：(i)矛盾律?(Aù?A)不普遍有效；(ii)從兩個相互否定的公式A和?A推不出任意公式；即是說，矛盾不會在系統中任意擴散，矛盾不等于災難。(iii)應當容納與(i)和(ii)相容的大多數經典邏輯的推理模式和規則。這里，(i)和(ii)表明了對矛盾的一種相對寬容的態度，(iii)則表明次協調邏輯對于經典邏輯仍有一定的繼承性。

在任一次協調邏輯系統Cn(1≤n≤w)中，下述經典邏輯的定理或推理模式都不成立：

?(Aù?A)

Aù?AB

A(?AB)

(A??A)B

(A??A)?B

A??A

(?Aù(AúB))B

(AB)(?B?A)

若以C0為經典邏輯，則系列C0,C1,C2,…Cn,…Cw使得對任正整數i有Ci弱于Ci-1，Cw是這系列中最弱的演算。已經為Cn設計出了合適的語義學，并已經證明Cn相對于此種語義是可靠的和完全的，并且次協調命題邏輯系統Cn還是可判定的。現在，已經有人把次協調邏輯擴展到模態邏輯、時態邏輯、道義邏輯、多值邏輯、集合論等領域的研究中，發展了這些領域內的次協調理論。顯然，次協調邏輯將會得到更進一步的發展。[③]

非單調邏輯是關于非單調推理的邏輯，它的研究開始于20世紀80年代。1980年，D·麥克多莫特和J·多伊爾初步嘗試著系統發展一種關于非單調推理的邏輯。他們在經典謂詞演算中引入一個算子M，表示某種“一致性”斷言，并將其看做是模態概念，通過一定程序把模態邏輯系統T、S4和S5翻譯成非單調邏輯。B·摩爾的論文《非單調邏輯的語義思考》（1983）據認為在非單調邏輯方面作出了令人注目的貢獻。他在“缺省推理”和“自動認知推理”之間做了區分，并把前者看作是在沒有任何相反信息和缺少證據的條件下進行推理的過程，這種推理的特征是試探性的：根據新信息，它們很可能會被撤消。自動認知推理則不是這種類型，它是與人們自身的信念或知識相關的推理，可用它模擬一個理想的具有信念的有理性的人的推理。對于在計算機和人工智能中獲得成功的應用而言，非單調邏輯尚需進一步發展。

2．歸納以及其他不確定性推理

人類智能的本質特征和最高表現是創造。在人類創造的過程中，具有必然性的演繹推理固然起重要作用，但更為重要的是具有某種不確定性的歸納、類比推理以及模糊推理等。因此，計算機要成功地模擬人的智能，真正體現出人的智能品質，就必須對各種具有不確定性的推理模式進行研究。

首先是對歸納推理和歸納邏輯的研究。這里所說的“歸納推理”是廣義的，指一切擴展性推理，它們的結論所斷定的超出了其前提所斷定的范圍，因而前提的真無法保證結論的真，整個推理因此缺乏必然性。具體說來，這種意義的“歸納”包括下述內容：簡單枚舉法；排除歸納法，指這樣一些操作：預先通過觀察或實驗列出被研究現象的可能的原因，然后有選擇地安排某些事例或實驗，根據某些標準排除不相干假設，最后得到比較可靠的結論；統計概括：從關于有窮數目樣本的構成的知識到關于未知總體分布構成的結論的推理；類比論證和假說演繹法，等等。盡管休謨提出著名的“歸納問題”，對歸納推理的合理性和歸納邏輯的可能性提出了深刻的質疑，但我認為，（1）歸納是在茫茫宇宙中生存的人類必須采取也只能采取的認知策略，對于人類來說具有實踐的必然性。（2）人類有理由從經驗的重復中建立某種確實性和規律性，其依據就是確信宇宙中存在某種類似于自然齊一律和客觀因果律之類的東西。這一確信是合理的，而用純邏輯的理由去懷疑一個關于世界的事實性斷言則是不合理的，除非這個斷言是邏輯矛盾。（3）人類有可能建立起局部合理的歸納邏輯和歸納方法論。并且，歸納邏輯的這種可能性正在計算機科學和人工智能的研究推動下慢慢地演變成現實。恩格斯早就指出，“社會一旦有技術上的需要，則這種需要比十所大學更能把科學推向前進。”[④]有人通過指責現有的歸納邏輯不成熟，得出“歸納邏輯不可能”的結論，他們的推理本身與歸納推理一樣，不具有演繹的必然性。（4）人類實踐的成功在一定程度上證明了相應的經驗知識的真理性，也就在一定程度上證明了歸納邏輯和歸納方法論的力量。毋庸否認，歸納邏輯目前還很不成熟。有的學者指出，為了在機器的智能模擬中克服對歸納模擬的困難而有所突破，應該將歸納邏輯等有關的基礎理論研究與機器學習、不確定推理和神經網絡學習模型與歸納學習中已有的成果結合起來。只有這樣，才能在已有的歸納學習成果上，在機器歸納和機器發現上取得新的突破和進展。[⑤]這是一個極有價值且極富挑戰性的課題，無疑在21世紀將得到重視并取得進展。

再談模糊邏輯。現實世界中充滿了模糊現象，這些現象反映到人的思維中形成了模糊概念和模糊命題，如“矮個子”、“美人”、“甲地在乙地附近”、“他很年輕”等。研究模糊概念、模糊命題和模糊推理的邏輯理論叫做“模糊邏輯”。對它的研究始于20世紀20年代，其代表性人物是L·A·查德和P·N·馬林諾斯。模糊邏輯為精確邏輯（二值邏輯）解決不了的問題提供了解決的可能，它目前在醫療診斷、故障檢測、氣象預報、自動控制以及人工智能研究中獲得重要應用。顯然，它在21世紀將繼續得到更大的發展。

3．廣義內涵邏輯

經典邏輯只是對命題聯結詞、個體詞、謂詞、量詞和等詞進行了研究，但在自然語言中，除了這些語言成分之外，顯然還存在許多其他的語言成分，如各種各樣的副詞，包括模態詞“必然”、“可能”和“不可能”、時態詞“過去”、“現在”和“未來”、道義詞“應該”、“允許”、“禁止”等等，以及各種認知動詞，如“思考”、“希望”、“相信”、“判斷”、“猜測”、“考慮”、“懷疑”，這些認知動詞在邏輯和哲學文獻中被叫做“命題態度詞”。對這些副詞以及命題態度詞的邏輯研究可以歸類為“廣義內涵邏輯”。

大多數副詞以及幾乎所有命題態度詞都是內涵性的，造成內涵語境，后者與外延語境構成對照。外延語境又叫透明語境，是經典邏輯的組合性原則、等值置換規則、同一性替換規則在其中適用的語境；內涵語境又稱晦暗語境，是上述規則在其中不適用的語境。相應于外延語境和內涵語境的區別，一切語言表達式（包括自然語言的名詞、動詞、形容詞直至語句）都可以區分為外延性的和內涵性的，前者是提供外延語境的表達式，后者是提供內涵性語境的表達式。例如，殺死、見到、擁抱、吻、砍、踢、打、與…下棋等都是外延性表達式，而知道、相信、認識、必然、可能、允許、禁止、過去、現在、未來等都是內涵性表達式。

在內涵語境中會出現一些復雜的情況。首先，對于個體詞項來說，關鍵性的東西是我們不僅必須考慮它們在現實世界中的外延，而且要考慮它們在其他可能世界中的外延。例如，由于“必然”是內涵性表達式，它提供內涵語境，因而下述推理是非有效的：晨星必然是晨星，

晨星就是暮星，

所以，晨星必然是暮星。

這是因為：這個推理只考慮到“晨星”和“暮星”在現實世界中的外延，并沒有考慮到它們在每一個可能世界中的外延，我們完全可以設想一個可能世界，在其中“晨星”的外延不同于“暮星”的外延。因此，我們就不能利用同一性替換規則，由該推理的前提得出它的結論：“晨星必然是暮星”。其次，在內涵語境中，語言表達式不再以通常是它們的外延的東西作為外延，而以通常是它們的內涵的東西作為外延。以“達爾文相信人是從猿猴進化而來的”這個語句為例。這里，達爾文所相信的是“人是從猿猴進化而來的”所表達的思想，而不是它所指稱的真值，于是在這種情況下，“人是從猿猴進化而來的”所表達的思想（命題）就構成它的外延。再次，在內涵語境中，雖然適用于外延的函項性原則不再成立，但并不是非要拋棄不可，可以把它改述為新的形式：一復合表達式的外延是它出現于外延語境中的部分表達式的外延加上出現于內涵語境中的部分表達式的內涵的函項。這個新的組合性或函項性原則在內涵邏輯中成立。

一般而言，一個好的內涵邏輯至少應滿足兩個條件：（i）它必須能夠處理外延邏輯所能處理的問題；（ii）它還必須能夠處理外延邏輯所不能處理的難題。這就是說，它既不能與外延邏輯相矛盾，又要克服外延邏輯的局限。這樣的內涵邏輯目前正在發展中，并且已有初步輪廓。從術語上說，內涵邏輯除需要真、假、語句真值的同一和不同、集合或類、謂詞的同范圍或不同范圍等外延邏輯的術語之外，還需要同義、內涵的同一和差異、命題、屬性或概念這樣一些術語。廣而言之，可以把內涵邏輯看作是關于象“必然”、“可能”、“知道”、“相信”，“允許”、“禁止”等提供內涵語境的語句算子的一般邏輯。在這種廣義之下，模態邏輯、時態邏輯、道義邏輯、認知邏輯、問題邏輯等都是內涵邏輯。不過，還有一種狹義的內涵邏輯，它可以粗略定義如下：一個內涵邏輯是一個形式語言，其中包括（1）謂詞邏輯的算子、量詞和變元，這里的謂詞邏輯不必局限于一階謂詞邏輯，也可以是高階謂詞邏輯；（2）合式的λ—表達式，例如(λx)A，這里A是任一類型的表達式，x是任一類型的變元，(λx)A本身是一函項，它把變元x在其中取值的那種類型的對象映射到A所屬的那種類型上；（3）其他需要的模態的或內涵的算子，例如€，ù、ú。而一個內涵邏輯的解釋，則由下列要素組成：（1）一個可能世界的非空集W；（2）一個可能個體的非空集D；（3）一個賦值，它給系統內的表達式指派它們在每w∈W中的外延。對于任一的解釋Q和任一的世界w∈W，判定內涵邏輯系統中的任一表達式X相對于解釋Q在w∈W中的外延總是可能的。這樣的內涵邏輯系統有丘奇的LSD系統，R·蒙塔古的IL系統，以及E·N·扎爾塔的FIL系統等。[⑥]

在各種內涵邏輯中，認識論邏輯（epistemiclogic）具有重要意義。它有廣義和狹義之分。廣義的認識論邏輯研究與感知（perception）、知道、相信、斷定、理解、懷疑、問題和回答等相關的邏輯問題，包括問題邏輯、知道邏輯、相信邏輯、斷定邏輯等；狹義的認識論邏輯僅指知道和相信的邏輯，簡稱“認知邏輯”。馮·賴特在1951年提出了對“認知模態”的邏輯分析，這對建立認知邏輯具有極大的啟發作用。J·麥金西首先給出了一個關于“知道”的模態邏輯。A·帕普于1957年建立了一個基于6條規則的相信邏輯系統。J·亨迪卡于60年代出版的《知識和信念》一書是認知邏輯史上的重要著作，其中提出了一些認知邏輯的系統，并為其建立了基于“模型集”的語義學，后者是可能世界語義學的先導之一。當今的認知邏輯紛繁復雜，既不成熟也面臨許多難題。由于認知邏輯涉及認識論、心理學、語言學、計算機科學和人工智能等諸多領域，并且認知邏輯的應用技術，又稱關于知識的推理技術，正在成為計算機科學和人工智能的重要分支之一，因此認知邏輯在20世紀中后期成為國際邏輯學界的一個熱門研究方向。這一狀況在21世紀將得到繼續并進一步強化，在這方面有可能出現突破性的重要結果。

4．對自然語言的邏輯研究

對自然語言的邏輯研究有來自幾個不同領域的推動力。首先是計算機和人工智能的研究，人機對話和通訊、計算機的自然語言理解、知識表示和知識推理等課題，都需要對自然語言進行精細的邏輯分析，并且這種分析不能僅停留在句法層面，而且要深入到語義層面。其次是哲學特別是語言哲學，在20世紀哲學家們對語言表達式的意義問題傾注了異乎尋常的精力，發展了各種各樣的意義理論，如觀念論、指稱論、使用論、言語行為理論、真值條件論等等，以致有人說，關注意義成了20世紀哲學家的職業病。再次是語言學自身發展的需要，例如在研究自然語言的意義問題時，不能僅僅停留在脫離語境的抽象研究上面，而要結合使用語言的特定環境去研究，這導致了語義學、語用學、新修辭學等等發展。各個方面發展的成果可以總稱為“自然語言邏輯”，它力圖綜合后期維特根斯坦提倡的使用論，J·L·奧斯汀、J·L·塞爾等人發展的言語行為理論，以及P·格賴斯所創立的會話含義學說等成果，透過自然語言的指謂性和交際性去研究自然語言中的推理。

自然語言具有表達和交際兩種職能，其中交際職能是自然語言最重要的職能，是它的生命力之所在。而言語交際總是在一定的語言環境（簡稱語境）中進行的，語境有廣義和狹義之分。狹義的語境僅指一個語詞、一個句子出現的上下文。廣義的語境除了上下文之外，還包括該語詞或語句出現的整個社會歷史條件，如該語詞或語句出現的時間、地點、條件、講話的人（作者）、聽話的人（讀者）以及交際雙方所共同具有的背景知識，這里的背景知識包括交際雙方共同的信念和心理習慣，以及共同的知識和假定等等。這些語境因素對于自然語言的表達式（語詞、語句）的意義有著極其重要的影響，這具體表現在：（i）語境具有消除自然語言語詞的多義性、歧義性和模糊性的能力，具有嚴格規定語言表達式意義的能力。（ii）自然語言的句子常常包含指示代詞、人稱代詞、時間副詞等，要弄清楚這些句子的意義和內容，就要弄清楚這句話是誰說的、對誰說的、什么時候說的、什么地點說的、針對什么說的，等等，這只有在一定的語境中才能進行。依賴語境的其他類型的語句還有：包含著象“有些”和“每一個”這類量化表達式的句子的意義取決于依語境而定的論域，包含著象“大的”、“冷的”這類形容詞的句子的意義取決于依語境而定的相比較的對象類；模態語句和條件語句的意義取決于因語境而變化的語義決定因素，如此等等。（iii）語言表達式的意義在語境中會出現一些重要的變化，以至偏離它通常所具有的意義（抽象意義），而產生一種新的意義即語用涵義。有人認為，一個語言表達式在它的具體語境中的意義，才是它的完全的真正的意義，一旦脫離開語境，它就只具有抽象的意義。語言的抽象意義和它的具體意義的關系，正象解剖了的死人肢體與活人肢體的關系一樣。邏輯應該去研究、理解、把握自然語言的具體意義，當然不是去研究某一個（或一組）特定的語句在某個特定語境中唯一無二的意義，而是專門研究確定自然語言具體意義的普遍原則。[⑦]美國語言學家保羅·格賴斯把語言表達式在一定的交際語境中產生的一種不同于字面意義的特殊涵義，叫做“語用涵義”、“會話涵義”或“隱涵”（implicature），并于1975年提出了一組“交際合作原則”，包括一個總則和四組準則。總則的內容是：在你參與會話時，你要依據你所參與的談話交流的公認目的或方向，使你的會話貢獻符合這種需要。仿照康德把范疇區分為量、質、關系和方式四類，格賴斯提出了如下四組準則：

（1）數量準則：在交際過程中給出的信息量要適中。

a．給出所要求的信息量；

b．給出的信息量不要多于所要求的信息量。

（2）質量準則：力求講真話。

a．不說你認為假的東西，。

b．不說你缺少適當證據的東西。

（3）關聯準則：說話要與已定的交際目的相關聯。

（4）方式準則：說話要意思明確，表達清晰。

a．避免晦澀生僻的表達方式；

b．避免有歧義的表達方式；

c．說話要簡潔；

d．說話要有順序性。[⑧]

后來對這些原則提出了不和補充，例如有人還提出了交際過程中所要遵守的“禮貌原則”。只要把交際雙方遵守交際合作原則之類的語用規則作為基本前提，這些原則就可以用來確定和把握自然語言的具體意義（語用涵義）。實際上，一個語句p的語用涵義，就是聽話人在具體語境中根據語用規則由p得到的那個或那些語句。更具體地說，從說話人S說的話語p推出語用涵義q的一般過程是：

（i）S說了p；

（ii）沒有理由認為S不遵守準則，或至少S會遵守總的合作原則；

（iii）S說了p而又要遵守準則或總的合作原則，S必定想表達q；

（iv）S必然知道，談話雙方都清楚：如果S是合作的，必須假設q；

（v）S無法阻止聽話人H考慮q；

（vi）因此，S意圖讓H考慮q，并在說p時意味著q。

試舉二例：

（1）a站在熄火的汽車旁，b向a走來。a說：“我沒有汽油了。”b說：“前面拐角處有一個修車鋪。”這里a與b談話的目的是：a想得到汽油。根據關系準則，b說這句話是與a想得到汽油相關的，由此可知：b說這句話時隱涵著：“前面的修車鋪還在營業并且賣汽油。”“有”版權所

第9篇：邏輯學研究方向范文

浙江大學語言與認知研究中心（簡稱CSLC）成立于2005年，是國家“985工程”二期哲學社會科學創新基地，是一個文理兼容，涵蓋語言學、哲學、心理學、經濟學、計算機科學、神經科學等學科領域的跨學科研究中心。

中心擁有一支年齡結構合理、學術造詣較高、富有創新精神的學術隊伍。現有院士1位，教授18位，副教授及其他研究和輔助人員28人。

中心在語言與認知研究領域凝練出了如下五個重點研究方向：

1.意識、心智與行為；

2.漢民族認知方式與漢語言文字演化；

3.漢語認知的邏輯表征；

4.文化認知與社會認知；

5.認知規律及其應用研究。

中心學術委員會主任是著名科學家唐孝威院士,中心主任是黃華新教授。

中心網站：/zjulc/，中心辦公室電話：0571－88273089

二、科學研究

CSLC自成立以來，承擔和完成國家社科基金、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國家教育部哲學社會科學重大課題攻關項目、國家教育部社科規劃重點課題等近40項。其中2011年11月，黃華新教授作為首席專家承擔了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基于邏輯視域的認知研究》，該課題圍繞如何運用邏輯方法從自然語言中獲取信息，如何運用邏輯工具刻畫單主體和多主體的動態認知過程，如何在邏輯學與信息科學有機結合的基礎上實現主體認知的計算模擬等關鍵問題展開。該項目雖由CSLC為主承擔，但北京大學、清華大學、中山大學、廈門大學等兄弟院校的教授參與其中，給予了有力支持。

2012年6月，盛曉明教授作為首席專家的教育部重大攻關項目“科學精神、科研倫理和學術規范的重塑和構建研究”，是基于科學哲學、科學倫理學等多學科視角，試圖通過科學演化的研究進路考察科學精神和科學制度的變遷，為學術規范的重塑提供理論依據和實踐路徑。課題組吸收了中國社會科學院、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山東大學等科研院所的研究人員參加。CSLC上述兩個重大課題申報成功，充分體現了多學科交叉融合、多家研究機構協同創新的發展思路。

CSIC還在《中國社會科學》、《中國語文》、《哲學研究》、《心理學報》、《軟件學報》等國內權威期刊和一級刊物上近百篇，被SCI、EI檢索15余篇，SSCI、AHCI檢索14篇；出版專著教材50部，其中《語言與認知研究專輯》6部，《語言與認知文庫》18部，《語言與認知譯叢》6部。

三、國際交流

近年來，CSLC在探索科學研究和人才培養的國際化方面邁出了可喜的一步。分別與美國斯坦福大學、德克薩斯大學，英國愛丁堡大學、利茲大學，法國國家科學院、荷蘭阿姆斯特丹大學、戴爾夫特理工學院，德國柏林自由大學、柏林工業大學，日本北海道大學、東京大學、神戶大學等建立了多種形式的合作、交流關系。中心近年有黃華新、方一新、盛曉明、楊大春、吳義誠、李恒威、王小潞、金立、廖備水、胡龍彪、徐慈華等10多位教授、副教授到斯坦福大學、德克薩斯大學、牛津大學、哥本哈根大學、阿姆斯特丹大學、新加波國立大學等世界著名大學研究訪學。在研究生培養方面，中心近年以合作培養的方式派出了33名博士生分別到美國、英國、法國、德國、荷蘭、日本等國學習。

四、學術活動

“心智與意識研究組”、“語言、邏輯與認知研究組”、“語言與思維研究組”、“語法、語義與認知研究組”這四個自發建立并運行多年的研究組是CSLC最活躍的學術“單位”，它們高效規范、定期舉行的學術活動為CSLC營建了濃厚的學術氛圍，它們也成為CSLC的研究人員、博士后和研究生共同的學術“家園”。

邀請來自國內外相關研究機構的學者做報告，有助于CSLC了解學術動態，加強學術交流，開闊學術視野和交流管理經驗。CSLC自成立起共舉辦了160場次學術報告或講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