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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貿易產業融合范文

論文關鍵詞：金融成長，國際貿易中心

荷蘭是歷史上第一個資產階級政權國家，構建了第一個現代意義的金融體系，加快了其國際貿易中心地位的確立。本文以荷蘭金融與產業成長歷史為線索，分析荷蘭成為超級大國的基礎和根本原因所在，從而揭示金融成長如何保證和加快產業成長，為我國發展提供借鑒。

一、農業商品化、工場手工業規模化與商人資本

（一）農業商品化與“商品農”

荷蘭獨立后農業生產率迅速提高，導致農業的分工和專業化以及商品化，各地因地制宜發展專業化農業生產，農產品的商品率相當高國際貿易論文，成為歐洲國家糧食的重要供給國。荷蘭弗里斯蘭的哈姆馬農產品的商品率甚至達到92.3%，1572年由于弗里斯蘭經歷戰爭商品率下降。

在沿海地帶漁業成為重要產業，與當時其他國家不同，荷蘭的三大漁業（鯡魚、鯨魚和鱈魚業）不僅僅限于捕撈，而且還進行加工、包裝或提煉，漁業成了一種工業。荷蘭省北部島嶼以及荷恩與阿姆斯特丹之間地帶17世紀上半葉從事海上漁業加工的鄉村男勞力占其總數的50%[1]。1562—1657年出口到波羅的海的鯡魚中75%是荷蘭運輸，1661—1720仍占60%，此后比重大幅度下降，1730—1740，荷蘭一國要占歐洲全部鯡魚年產量的1/2以上。

農產品、畜產品和漁業從生產、加工到銷售已形成大規模商品生產，高產量、高商品率和眾多的從業人員說明荷蘭的農業已突破傳統生產方式，農業已形成一種產業，支撐著荷蘭經濟強國的基礎。德·弗雷斯(1971)[2]總結認為，荷蘭鄉村經濟轉變的主要特征是資本主義性質的“商品農”的形成中國知網論文數據庫。作為前向聯系，農產品的商品化維系著為之服務的運輸和市場網絡。憑借繁密順暢的流通渠道，鄉村農產品貿易不僅遍及國內，而且擴大到國際，成為荷蘭龐大商業帝國機器運轉的“基本劑”。作為后向聯系國際貿易論文，農業生產的商品化刺激了人們對于土地開發的投資興趣，推動了作為農業生產資料的肥料和飼料的貿易擴大，促進了鄉村手工業的興起和教育的興辦。直至整個18世紀，荷蘭農業始終在歐洲保持了最先進的生產水平。

（二）工業與金融業的形成

紡織業特別是呢絨工業是荷蘭的第一支柱產業，已形成生產的大眾化，而且紡織業的結構調整（如新呢絨生產取代舊呢絨生產）使荷蘭保持著持續的優勢。至17世紀，來登成為歐洲最大的毛紡織中心。

國內工業中居突出地位的是造船業。在17世紀初期造船業已成為荷蘭居第二位的支柱產業。政府興建的國內四通八達的運河和造船業的大型化、機械化使荷蘭水上運輸趨向經濟化——運輸成本低廉化。造船業既為荷蘭的海外貿易提供了重要的物質保證，又為荷蘭國內經濟飛躍提供了基礎，促進了荷蘭銀行業和保險業的形成和發展，同時推動了海上貿易在全球范圍的興起。

（三）商人資本與農業、工業成長

在農業、工業和工場手工業成長過程中，商人資本起著重要作用。在經濟發展起始階段，由于經濟規模較小，商人資本和產業資本采用正式或非正式合作方式，通常融為一體。當荷蘭農業商品化、工場手工業規模化迅速擴大時，產業成長的預期收益吸引更多商人資本流向農業和工業，由于商人資本具有雄厚的資金、專業的商業技能，從而逐漸控制了生產和銷售的全部過程；同時，與商人資本早期實行合伙制的原有生產者逐漸喪失生產資料國際貿易論文，淪為工資勞動者。產業資本的增加進一步加強了農業產業化和工業的發展，即產業成長。在這一過程中，逐漸形成專門從事農業、制造業的產業部門和專門為產業融資服務的金融部門。

二、現代金融制度的建立與國際貿易中心的確立

（一）現代銀行制度與對外貿易

農業商品化和工場手工業規模擴大以及造船業的經濟化促進了荷蘭的對外貿易，對外貿易的迅速擴大內在地要求金融機構為之提供便利的國際貿易支付體系。在威尼斯銀行業模式基礎上建立的金融機構框架已不能使支付體系順暢、有效。此時，1609年建立的阿姆斯特丹銀行進行了一個劃時代的改革——銀行券代替硬幣，同時要求進出口商在該行開立賬戶，600弗羅林以上的支付必須使用匯票。“銀行券的發行與流通是金融史上一個重要的里程碑，也是金融對經濟推動作用產生一個飛躍的轉折點，最初發行是為了節約金屬鑄幣和在支付體系內提高效率，但卻為后來信用貨幣制度的建立做了重要嘗試，開辟了通過創造廉價貨幣以促進經濟發展的道路中國知網論文數據庫。”[1]阿姆斯特丹銀行的業務創新對荷蘭經濟發展產生了深刻的影響：首先，提高了支付效率，這是其最初的目的，而且事實也達到了預期目標。更為重要的是支付的便利吸引了更多的其他國家的商人在阿姆斯特丹銀行結算，既帶來了資金，也使阿姆斯特丹由一般的商品集散地演變為國際貿易中心。第二，信用工具的產生大大滿足了產業成長所需資金。農業商品化和工場手工業規模的擴大，使得僅依靠內源融資不能滿足產業成長的需要國際貿易論文，傳統的銀行借貸既受資金來源約束，也有籌資成本過高的影響。信用工具的產生使得貨幣乘數作用出現，從而為產業成長提供強有力的資金支持。對外貿易迅速成長為荷蘭的支柱產業。第三，降低了籌資成本。銀行業務的創新大大便利了資金的借貸，也促進了銀行業的競爭，大量銀行聚集在阿姆斯特丹，使得銀行的借貸利率比歐洲其他國家要低幾倍，低利率貸款為產業擴大和產業結構調整提供了有力支持。正如馬克思所言：“在荷蘭，商業信用和貨幣經營已隨著商業和工場手工業的發展而發展，而且在發展過程中，生息資本已從屬于產業資本和商業資本。這一點已經表現在利息率的低微上”[2]。

（二）證券市場與貿易壟斷

海外貿易的迅速成長激發荷蘭人紛紛組織貿易公司，同時帶動了銀行業和保險業的擴大，產業成長（海外貿易）大于金融成長，資金需求成為瓶頸；同時荷蘭在早期實行的合伙制貿易方式問題凸顯：這種具有短期行為特征的貿易方式與荷蘭迅速壯大的海外貿易不相匹配。為解決長期資金問題，1606年荷屬東印度公司成立之時即發行了世界上第一張股票，這張股票讓荷蘭經歷了整整一個世紀的輝煌。該公司采用股份制向全社會募集資金，有的股東只有幾十個荷蘭盾，表明股份制在荷蘭已成為普及的籌資和投資方式。1608年國際貿易論文，阿姆斯特丹證券交易所建立，成為歷史上第一個正式的股票交易所。盡管只有聯合西印度公司和西印度公司的股票在此交易，另外還有政府發行的各種類型的債券（更多股票和證券交易在非正式市場交易），這個市場卻擁有成熟的交易技術，包括期權和期貨合約的使用。阿姆斯特丹是當時歐洲的商業中心，與此相匹配，該交易市場成為國際股票市場的中心。——17世紀荷蘭資本積累比歐洲各國的資本總和還要多，對外投資比英國多15倍。投資于歐洲、東印度和美洲的外國債券的資金超過3.4億荷蘭盾。英國國債的很大一部分由荷蘭人持有，每年有上千萬荷蘭盾的利息收入[3]中國知網論文數據庫。更為重要的是17世紀中葉的“金融革命”——各省從向商人—銀行家借款轉為直接向富人出售國庫券。阿姆斯特丹成為當時歐洲最著名的短期和長期信貸供應者，成為一個規模空前的國際金融市場。

證券市場的迅速發展為對外貿易提供了豐富的資金，也解決了企業所需的長期資金問題；同時，證券市場的大眾化使得金融成長快于產業成長，從而保證和加快了現代商業（海外貿易）的成長。.

股份制幫助荷屬東印度公司打敗英屬東印度公司，奠定了其貿易壟斷地位；證券交易所和阿姆斯特丹銀行的建立為對外貿易提供了雄厚的資本和便利的支付體系；資金的自由流動使阿姆斯特丹成為資金的集散地：一方面，現代金融制度的建立和金融工具的創新使國際資金大量流向阿姆斯特丹，另一方面，發達的金融體系又為荷蘭和其他國家提供了廉價而便利的資金來源。金融成長把廣大居民購買力的利益和產業成長（海外貿易）直接結合起來，促進了荷蘭國際貿易中心地位的確立。荷蘭成為國際貿易中心的同時國際貿易論文，也成為國際金融中心。至此，現代金融制度已成功幫助荷蘭確立了國際貿易中心，金融成長和產業成長進入成熟期。

三、資本自由流動與產業衰落

海外貿易匯集的大量財富和諸多物產，源源不斷流入荷蘭，進而轉化為巨額商業利潤和資本，至17世紀中期，荷蘭已成為世界商業霸主。然而，曾促使阿姆斯特丹成為國際金融中心的資金自由流動，出現國內資本脫離產業轉向借貸資本，貸款回收的困難和泡沫經濟的破滅，動搖著其金融體系的穩定。

首先，轉口貿易的興盛改變了商人資本的性質。商人資本原為獲取商業利潤而參與并逐漸控制國內產業生產，當轉口貿易變得更為有利時，商人資本便傾向于進口而非制造，資本則由產業資本轉向商業資本，顯然阻礙了國內產業進一步成長。由于轉口貿易的特殊作用，以阿姆斯特丹為首的商業城市，期望靠轉口貿易擴大財富國際貿易論文，無視國內工業成長的根本利益，激勵政府實行低關稅，對國內工業放棄保護，也就意味著對國內產業成長的阻礙：海外貿易脫離國內產業成長，失去交換的基礎；放棄國內工業保護，也就意味著商品生產國商品競爭力的提升和直接貿易的興起，荷蘭的轉口貿易失去依托。商業資本在荷蘭商品經濟發展中不是逐步讓位于工業資本，而是使工業資本越來越屈從于自己，這一演變趨勢與西方近代資本結構演變的總趨勢恰好相反[4]。

其次，金融成長脫離國內產業成長，失去基礎和載體。金融業在促進海外貿易迅速成長的同時，荷蘭成為國際金融中心。然而至17世紀后期，荷蘭資本更多用于對外借貸而非國內產業投資。荷蘭金融業的高度發達具體表現在利息率的低微上，而同期其他國家的利息率則是荷蘭的幾倍。由此不僅導致商人資本從產業資本轉向借貸資本，而且促使商人（尤其是大商人）在國內低息借貸，國外高息放貸，進一步加劇國內產業資本和商業資本的減少。

第三，銀行壞賬形成金融危機中國知網論文數據庫。到18世紀末期國際貿易論文，荷蘭資本主義在很大程度上已由商業資本主義演變為借貸資本主義。對外大量放款為荷蘭贏得了金融資本家的美譽，然而對外放款的對象：一是外國政府、君主，一方面增強了外國的軍事和工業實力，另一方面戰爭使得大量貸款成為壞帳，嚴重影響著荷蘭的金融業；二是對外金融投機，到17世紀下半葉，其影響超過對外貿易。1758年，荷蘭商人購買的英格蘭銀行、英國東印度公司和南海公司股票占這些股票總額的1/3[5]。南海“泡沫事件”導致投資者損失慘重。壞賬的形成和商人資本的損失大大降低了荷蘭的金融競爭力。各種投機活動導致一系列銀行破產倒閉，引發1763年的金融危機。

四、啟示

1．產業成長是現代金融體系形成與成長的基礎

農業、工場手工業、海外貿易等產業的興起增加了融資需求，銀行券、匯票、期權、期貨、國庫券等金融工具創新蓬勃發展，證券交易所、阿姆斯特丹銀行、非正式交易市場等現代金融體系產生，產業成長引致金融成長；另一方面，金融成長又為農業、工場手工業、海外貿易等產業提供充足的資金，進一步促進產業成長，在這一過程中金融業本身得以成長。

2．現代金融體系保證和加快了海外貿易的成長

阿姆斯特丹銀行建立的支付制度第一次顯示了現代金融制度的威力，促使阿姆斯特丹迅速成為國際貿易中心；荷屬東印度公司發行的股票既保證了企業長期生存，又促使荷蘭海外貿易迅速獲得壟斷地位；資金的自由流動促使阿姆斯特丹成為國際資金的集散地。因此，銀行券、國庫券、股票等金融工具的創新、銀行制度和證券市場等金融制度創新既保證和加快了國際貿易中心的確立國際貿易論文，又促進了金融業自身的成長，使荷蘭保持了一個多世紀的世界霸權。根據馬克思的說法，荷蘭是“標準的資本主義國家”[3]，或如亨利?塞所言荷蘭是“商業和金融資本主義的象征” [4]。

3．金融成長與產業成長必須保持合理關系

金融成長以產業成長為基礎。“郁金香事件”顯示了泡沫經濟的危害，此后歷史上多次的泡沫經濟與此都有相似之處——金融成長脫離產業成長必然帶來泡沫的破滅；“南海事件”表明資本自由流動的負面效應，美國歷史上也多次發生外國投資者遭受巨大損失的金融危機。因此，在金融全球化背景下，金融成長超過產業成長所需以及資本自由流動帶來的危害已引起各國關注，尤其是擁有外國巨額證券資產時更應引起重視，國家金融安全成為政府的職能之一。

作者：史恩義 男，1967年8月生，山西襄汾縣人 工作單位：山西財經大學國際貿易學院

職稱：副教授

研究方向：國際經濟與投資

學位：經濟學博士

參考文獻

[1].范?德?沃德．鄉村史系學報與荷蘭鄉村史的研究[J]．歐洲經濟史雜志，1971，31(1)：236．

[2].德?弗雷斯．黃金時代荷蘭的鄉村經濟1500—1700[J]．經濟史雜志，1971，31(1)：266-267．

[3].唐晉．大國崛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126．

第2篇：貿易產業融合范文

[關鍵詞]科學發展 上海 轉型

[中圖分類號]F12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6623（2013）02-0020-04

一、在經濟增速的持續減緩中推進結構轉型

近幾年，上海經濟增長速度不斷下滑，已經名列全國倒數行列，但與此同時，上海通過積極的結構轉型，經濟發展的質量和可持續能力得以迅速提升。

（一）經濟增速下滑的主要原因

全球金融危機以來，上海經濟增速連續多年低位徘徊，不僅在時間序列上呈現出急速下行的特征，而且在全國城市增速排名中成為洼地（見表1）。數據顯示，2012年上海經濟增長速度僅為7.5%，全國排名倒數第一。其實，全國增速倒數的情況并非首次出現，從2007年以來，上海就已經顯示出增長乏力問題。

上海經濟增速下滑，原因有三：一是工業對經濟增長的貢獻能力不斷削弱，尤其是重點發展的支柱工業，如鋼鐵、石化、汽車等行業的增長速度已跌落至個位數，是近20年來的最低點。二是外部經濟環境沒有明顯好轉，進出口增長勢頭疲軟，外需拉動經濟增長的動力顯著縮小，而以內需為主導的增長動力受到勞動者報酬率過低的嚴重制約。三是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持續徘徊在低位水平，以投資增長或物質資本擴張驅動經濟增長的模式已不復存在。實際上，上海市“十二五”規劃就明確顯示，固定資產投資已經從預期指標中剔除，這表明上海徹底放棄繼續走投資驅動型的增長道路。

另外，上海經濟發展還日益受到土地、生態的限制。上海土地面積6000多平方公里，占全國總面積的0.06%。與北京、天津等直轄市比較，上海面積只有北京的37.7%，天津的56%，而上海人口規模遠遠超過北京和天津。與鄰近城市比較，蘇州土地面積超過8000平方公里，其人口規模也遠低于上海。由于上海陸域面積利用程度已經很高，而經濟發展和城市建設對土地需求持續增加，土地資源的供求矛盾十分突出。從生態約束上看，2011年，上海萬元地區生產總值能耗0.618噸標準煤，該指標雖較前些年有明顯下降，但仍然數倍于發達國家，是日本的3.1倍、德國的3.86倍、英國的4.75倍。

（二）轉型驅動上海經濟再發展

針對上述問題，上海提出了“創新驅動、轉型發展”的基本思路。結構轉型的內容是豐富的，目標是明確的。

第一，從目標上講，上海的結構轉型就是要培育與四個中心相匹配、與國家大都市要求相一致的城市功能體系。

在過去的幾年中，隨著虹橋商務區、外灘及陸家嘴金融貿易區和北外灘航運服務區的建設，上海基本完成了“四個中心”框架的階段，并且明確了下一步金融中心和航運中心的突破方向，為今后的經濟發展提供了良好基礎。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以后，上海的第三產業仍然保持快速增長勢頭，2012年服務業占GDP比重首次超過60%。更為重要的是，2007年以來上海服務業對外開放水平不斷提高，2006年上海服務業利用外資比重為60%，2012年這一比重上升到83.8%，地區總部和投資性公司新增投資占合同外資的比例超過20%。由此可見，上海服務經濟的城市功能體系漸漸成型。

第二，從內容上講，上海的結構轉型就是建立以“服務經濟”為核心、符合上海經濟發展要求的現代產業體系。

上海的結構轉型從產業構成角度看，現代服務業占據主導地位，逐步逼近發達國家70%以上的標準；同時先進制造業引領經濟發展的能力不斷提升，在自主創新、結構優化、效益提升三個方面突破；從產業間關系的角度看，三二一產業高度融合，產業間相互促進的作用不斷增強，以提供服務為主的新興產業和新業態不斷發展；從生產或服務對象看，繼續瞄準全國和國際市場，積極推動產業“走出去”。

據《全國各省市轉型發展指數研究》報告顯示，2011年和2010年全國各省市轉型發展指數的均值分別為48.5點和45.9點，上海“轉型發展指數”為76.9點和73.5點，連續兩年蟬聯全國首位。

二、產業體系大轉型

進入“十二五”以來，上海已進入后工業化重要的戰略轉型階段。

（一）上海創新驅動型產業快速發展

智能制造、綠色能源和數字服務業，是引領新產業革命的重要新興產業領域，這些產業不但代表了新興產業技術的前沿領域，具有突出的創新驅動型發展特征，同時對傳統產業表現出廣泛的滲透力和融合性，上海新興產業領域的快速發展，以及對傳統優勢產業的改造提升，成為上海推動創新驅動型產業體系建設的重要力量。

在工業機器人領域，目前，ABB、發納科、安川電機、庫卡等全球工業機器人領軍企業在上海已經建立合作企業，上海電氣集團所屬企業、沃迪自動化、安乃達、未來伙伴機器人等內資企業，在技術研發和產業化方面都取得較快發展。此外，上海交大和上海大學等高校也在機器人研發領域提供了重要支撐。在鋼鐵、城市軌道交通、數控系統、儀器儀表和自動化控制領域，上海目前均處于全國領先地位，形成了寶信軟件、卡斯柯公司、開通數控公司、上海電氣自儀股份等一批具有技術優勢的企業。在傳統制造業智能化改造方面，寶鋼集團自主開發了閉環高爐智能開發系統。

在綠色能源產業領域，上海太陽能產業集聚了上海尚德電力、晶奧太陽能、上海超日太陽能等一批知名企業；風電產業規模進一步擴大，上海電氣風電設備有限公司加快擴大生產規模，產業鏈配套進一步完善，上海華銳、華儀風電加快在上海布局，上海核電設備制造在全國處于優勢地位，總體市場規模超過35%。上海在可再生能源裝備生產（如太陽能裝備）和使用（如電池儲能和充電式交通系統）已經具備一定優勢，為分布式能源系統快速發展確立了重要基礎。

在數字服務產業領域，上海云計算基礎設施優勢明顯，應用服務需求大，核心技術水平國內領先。上海是國內物聯網技術和應用的主要發源地之一，在技術研發和產業化應用方面具有一定基礎。在三網融合方面，上海產業資源優勢顯著，領跑業務發展模式。在移動互聯網領域，上海擁有良好的網絡基礎設施，在移動視頻、移動游戲、位置服務等應用服務領域具有優勢。

（二）以建設需求導向型產業體系為方向，推進結構轉型

依托自身的產業技術基礎條件，上海立足特有的市場需求特征，選擇具有市場需求優勢的重點領域快速突破，成為上海推動結構轉型的重要方向。如上海先進制造業發展形成對工業機器人、數控系統等的較大需求；綠色能源產業包括新能源的研發設計、技術測試、技術標準等，形成新的能源服務業；金融中心、航運中心、貿易中心建設，以及文化創意產業發展形成對專業化數據服務的需求；文化創意、醫療器械、汽車、裝備等產業對3D打印機形成巨大需求。這些上海具有市場需求優勢和產業基礎優勢的產業領域快速發展，成為上海把握新產業革命機遇，建設需求導向型產業體系，推動結構轉型的重要條件。

（三）力推上海新興服務型產業體系發展

上海把握新產業革命機遇，不斷探索新興服務型產業體系發展新方向。一是傳統優勢產業不斷拓展服務化發展形態。依托在新一代信息技術方面的產業基礎優勢和技術優勢，裝備、汽車、鋼鐵、石化等上海傳統優勢產業的信息化智能化改造步伐加快，特別是加工制造環節的智能化改造快速推進；二是具有服務型制造業特征的新業態和新模式快速發展。網絡平臺經濟、電商企業對制造業企業的后向一體化、新型總部經濟以及制造企業的商業模式創新，在信息平臺上實現產業鏈環節一體化整合；三是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國際貿易中心建設與傳統制造業的融合態勢逐步顯現。中心城區服務業與郊區制造業在空間布局中的整合不斷強化，推進制造業發展成為上海金融和貿易業創新發展的重要方向。

新產業革命對于上海的意義，不只是為上海制造業的轉型發展與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提供了方向與路徑，也為上海制造業與服務經濟的融合發展，在信息化、綠色化、智能化背景下創造了融合的紐帶。更為重要的是，上海期望通過自身產業的升級轉型，為全國制造業未來發展及在全球競爭地位的提升，探索一條新路。

三、開創改革開放新格局

（一）進入開放結構轉型的關鍵期

上海探索了一系列先行先試的制度與政策，服務于港口、航運與區域經濟發展，率先進行了多個“第一”的創新探索，包括第一家保稅區：外高橋保稅區；第一家區港聯動和保稅物流園區：外高橋保稅物流園區；第一家保稅港區：洋山保稅港區；第一家以機場命名的空港型綜合保稅區：浦東機場綜合保稅區。這些先行先試的探索都取得了顯著的成績，并成為全國發展的示范。

但是上海面臨的改革開放環境正發生著前所未有的轉變。近年，上海貨物貿易的增長速度逐年下降，而服務貿易的進出口額卻是逆勢連年增長。2000～2011年，上海服務貿易的進出口總額從79億美元猛增到1292億美元，上海服務貿易與貨物貿易的金額比例達到1：3；上海服務貿易占全國服務貿易的比重超過1/3（見表2）。因此，無論從增長的勢頭，還是從總量來看，今后一段時間上海服務貿易將成為開放格局中最為重要的板塊。

（二）尋找制度改革突破口

第3篇：貿易產業融合范文

經過十年的專業化發展，SINOCES依托中國穩定的經濟環境、利好的產業政策及龐大的內需腹地，已成為推動全球消費電子產業發展的重要力量，其亞洲地區最佳新技術、產品展示平臺，最大貿易合作平臺，最高層次的產業交流平臺及最具影響力的產業鏈優化平臺的產業地位，得到全球消費電子企業的高度認可，“冬美夏中”的全球消費電子展會格局得到進一步鞏固。

電子巨頭競相展示“跨界融合”產品

此次展會的召開，正值青島剛剛被國務院批準全國12個三網融合試點城市之際，與三網融合相關的新產品、新技術成為展會的一大亮點。

目前，全球電子信息技術發展迅速，尤其在無線技術(3G、WIFI)、三網融合等技術的推動下，消費電子設備間跨界融合的趨勢愈發明顯。同時電子制造業、電子服務業、數字產業等也正在加速整合，這不僅拓寬了原先的產業創新邊界，也不斷孕育出新的產業(如互聯網電視、手機電視等)，帶來了巨大的潛在市場商機。

在全球主流的消費電子展中，SINOCES實現了連續多年不間斷增長。本屆SlNOCES設置了3D平板顯示、綠色環保、政府采購、家電下鄉、3G通訊、工業設計、電子商務及三網融合體驗等特色展區，吸引了全球503家電子企業參展參會，同比增長近12％；參展面積將達40000平米，展位數高達1550個，成為SINOCES自舉辦以來規模最大的一屆。

本屆SINOCES是一場濃縮全球消費電子跨界融合與產業創新精神和成果的展會。參展企業將重點展出“跨界融合”的新技術、新產品及未來的消費生活形態，如松下將全面展示3D全高清世界，海爾則展示全球領先的全系列物聯網家電。同時30件在CES上獲得世界最佳創新獎的產品也在展會上亮相，這是這些最佳創新產品首次在亞洲展出。

900余家零售巨頭及機構跨國采購

目前，SlNOCES已成為亞洲地區最大的跨國采購平臺、新技術展示平臺和行業交流平臺，加速全球各經濟區域產業、技術和貿易層面的交流與溝通。2010SINOCES通過為全球消費電子制造商、采購商搭建亞洲最大的機會變現平臺，將有效推動全球消費電子企業技術、產品快速市場化。

2010年SlNOCES展會規模創歷屆之最，參展商的積極參與，吸引了全球主流零售巨頭到會采購，這其中不僅包括百思買、沃爾瑪、樂購、國美等全球連鎖巨頭，EBAY、美國環球商務通等網絡渠道大鱷及中國二三級渠道商等900余家企業采購商來青采購。國美、蘇寧、歐尚等49家企業采購清單110份，涵蓋家庭影音產品，便攜力公設備，移動無線通訊，OA辦共用品，電腦，手機，鏡頭、三角架、閃光燈、濾光鏡遮光罩等照相配件，冰箱、洗衣機等生活電器，為參展企業帶來開拓海內外市場提供商機。

今年渠道商在采購消費電子整機的同時，還加大了對整套解決方案、軟件、相關配件及綠色低碳產品的采購。隨著SINOCES國際影響力的提升，渠道商也開始首次在展會上以參展商與采購商的雙重身份出現，如迪信通、尚品尚家等也將在展會上設置展位。

為減少采購環節，搭建高效的供需雙方對接平臺，SINOCES還組織政府采購相關部門、國際VIP采購商、專業招商網站及300家二三級渠道商，舉辦13場采購洽談與說明會，將與參展企業進行一對一的洽談對接，達成貿易合作關系。

20場論壇謀劃產業創新

今年SINOCES組織策劃了20場高峰論壇，論壇層次和數量均創歷年之最，探討內容從產業發展趨勢、三網融合、產品創新到政府采購、區域合作等消費電子行業最關注的熱點話題，論壇數量之多、層次之高和探討內容的超前性吼起了國內外消費電子行業人士的強烈關注。

第4篇：貿易產業融合范文

[關鍵詞] 一帶一路 深圳 發展機遇

[中圖分類號] F127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4-6623（2015）03-0068-04

[基金項目] 廣東省哲學社會科學“十二五”規劃課題“基于現代海上絲綢之路的廣東省港口群定位研究”（GD13XGL02）、深圳市政府發展研究中心2014年重大課題“深圳參與共建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戰略和策略問題”。

[作者簡介] 陳朝萌（1975 ― ），湖南醴陵人，深圳職業技術學院副研究員，研究方向：物流管理、發展戰略。

一、深圳在21世紀海上

絲綢之路戰略中的定位

作為我國改革開放的窗口，深圳經過30多年的發展，形成了高新技術、物流、金融等支柱產業。深圳可以發揮產業優勢、地緣優勢，以及開闊的國際視野和開拓創新的特區精神，在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建設中，抓住物流大通道建設、金融合作與發展、貿易投資自由化的發展機遇，結合優勢產業，在搭建發展平臺、引導企業參與戰略實施、政策的突破與創新等方面，積極開展探索實踐，贏得發展機遇。

二、發展機遇一：物流大通道建設

物流對于經濟發展具有增長點和加速器的雙重作用，在一帶一路的建設當中，物流將迎來諸多機遇。

（一）亞洲貿易發展催生物流需求

目前亞洲的物流基礎設施仍然處在比較低的水平，呈現出明顯的“外強內弱、東強西弱”的特點，當前中國、東南亞和南亞的物流基礎設施水平仍然不能滿足快速增長的貿易需求。貿易的迅速增長和物流硬件設施的不足形成的矛盾，將給物流大通道的發展提供機遇。深圳是我國面向東南亞、南亞的重要物流節點，深圳鹽田港開通的集裝箱航線已突破100條，其中面向一帶一路區域的航線（亞洲、非洲、歐洲、大洋洲）占到超過60%。深圳將充分發揮在珠三角和香港的物流運轉中的重要作用，力爭成為面向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國際性區域物流樞紐。

通過建設聯系中國到東南亞的交通、能源等基礎設施建設，構建中國聯系東南亞的物流大通道，將有效破解中國面臨“馬六甲困局”，實現戰略安全的多樣化。物流大通道中，可構建以深圳港為起點聯系東南亞港口的大陸橋運輸，使大陸橋成為物流大通道的核心通道。

（二）先進物流服務國家優勢產業的轉移

深圳在國家批準的2010-2020 年城市總體規劃中被確定為全國經濟中心城市，在國家物流業調整和振興規劃中被確定為全國物流節點城市。美國 UPS、德國漢莎、丹麥馬士基等知名物流企業落戶深圳，IBM、沃爾瑪等一批國際知名企業紛紛在深圳設立全球采購中心，使得深圳的物流國際化程度大幅提升。深圳物流管理模式創新、供應鏈金融、國家 5A 級物流企業建設位居國內城市前列。

“十一五”期間，深圳現代物流業呈現明顯的“物產聯動”特點，開始由服務產業發展轉向帶動產業發展。物流不僅促進了生產要素及產品的高效流通，有效降低了制造業等相關產業發展的物流成本，更重要是依托供應鏈優化組合和合理配置，極大帶動了金融、商貿、高新技術、電子商務等相關產業創新發展，進而提升了整個區域經濟和產業的競爭力。

未來，深圳市現代物流業將有大發展，將把高端物流業打造成為現代物流業主導業態，基本建成具有國際資源配置功能和國際商務營運功能的全球性物流樞紐城市、亞太地區重要的多式聯運中心和供應鏈管理中心（根據《深圳市物流“十二五”發展規劃》整理）。

（三）深圳在物流方面可進行的探索

在國家實施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戰略中，深圳將以外向型的經濟特點、面向東南亞的區位優勢、世界領先的物流水平和現代堅實的物流基礎，為國家戰略的實施提供動力。

1. 深圳港定位為服務21海上絲綢之路的國際性中轉型港口。深圳可以港口中轉為主，以海向腹地作為其主要的經濟腹地，將其他國家或地區的國際貿易貨物作為其主要的服務對象。深圳港可在加強自身港口現代化建設的同時，走出去積極投資建設一帶一路區域內其他國家和地區的陸向腹地型港口，發展國際化航線，構建集裝箱航運網絡。同時，配套開展船舶租賃、融資、保險等金融業務，構建國際性中轉港口的航運服務平臺。

2. 規劃籌建海鐵聯運運營公司。一帶一路區域內貿的迅速發展，將對構建區域內高效的物流網絡提出需求。多式聯運是有效提升物流效率的方式之一。深圳可探索構建以深圳為起點面向東南亞的大陸橋，成立總部在深圳的聯運運營公司，通過鐵路聯系東南亞的皎漂港、檳城港等港口。將大陸橋運輸作為面向東南亞物流大通道的核心，有效降低“馬六甲困局”的威脅。深圳陸上通過海鐵聯運，水上通過港口合作，構建以深圳為中心節點的面向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物流網絡。

3. 投資建設物流園區，服務產業轉移。深圳的物流業可根據國家優勢產業轉移的規劃，結合高新技術、現代裝備等產業優勢，在產業轉移的昆明、西安、喀什及越南、泰國等重要節點城市和國家，投資建設與產業轉移配套的物流園區，實現物流從后臺保障走向前臺引導的功能，實現物流和相關產業布局發展聯動，促進優勢產業的轉移和價值鏈的優化重構。可通過政府引導、企業投資、市場運行、金融保障的模式，來推進實施。

三、發展機遇二：金融合作與發展

區域金融合作和人民幣區域化給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區域內的國家帶來了發展機遇。

（一）區域經濟一體化呼喚金融合作

經濟的全球化使得區域的經濟與金融合作日益重要。一方面，區域內經濟互補與趨同會創造整合利益，加強區域整體的經濟實力；另一方面，金融合作可以有效抵御經濟全球化中資本流動等因素對經濟造成的不利沖擊。區域金融合作，對于金融創新開放試驗窗口的深圳，帶來了發展機遇。

（二）自貿區發展呼喚人民幣區域化

當前中國正在與一帶一路區域內的組織和國家談判，共同建設自貿區，其中已生效的自貿協定有7個，涉及15個國家和地區。正在推進與東盟自貿協定（“10+1”）升級、與海合會、韓國、澳大利亞、巴基斯坦、馬爾代夫等多個組織和國家的談判。一帶一路區域內的自貿區將有可能最終將融合成為一個大的亞洲自貿區，規模將超過50萬億美元，將比北美和歐盟還大。自貿區的發展將會選擇區域內國家的貨幣作為結算貨幣，人民幣是首選。人民幣國際化遵循“周邊國際化――亞洲化――國際化”的漸進過程。2009 年7月，深圳等5個城市已率先開展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試點。深圳可發揮在投融資、人民幣跨境結算等方面的優勢，在人民幣國際化中搶抓發展機遇。

（三）深圳金融行業充滿活力

重點建設投融資中心、財富管理中心、金融創新中心和金融服務中心，使深圳成為港深大都會國際金融中心的有機組成部分。深圳擁有招商銀行、平安集團等金融企業，具有靈敏的市場嗅覺和自我發展能力。隨著前海的開發，深圳的金融業發展更是勢頭喜人。截至到2014年10月，國內近3000家金融企業搶灘前海，占到前海全部注冊企業的60%，中國首家民營銀行――深圳前海微眾銀行也落戶前海。深圳金融行業的活力和市場意識，將給企業走出去投資和發展，提供解決方案。

（四）深圳在金融方面可進行的探索

作為區域的金融中心，深圳在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國際區域合作中更有優勢：一是地理上的相鄰便于合作； 二是相對于北京，深圳地方政府在國際區域合作中較少受到爭議、政治感情、意識形態等非經濟因素的影響。

1. 民間發起成立鼓勵企業走出去的企業發展基金。在國家層面，我國發起成立了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和設立絲路基金，重點支持一帶一路區域內的基礎設施建設。在市場層面，深圳可引導金融企業聯合成立“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企業發展基金”，定位于促進優勢企業向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區域內轉移，促進區域內企業間的貿易發展，提供企業走出去的融資、擔保、保險等方面的服務，解決企業走出去在資金、信用、風險等方面的顧慮和困難。對于投資企業發展基金的企業，政府可制定相關配套政策予以支持和引導，鼓勵企業投資企業發展基金。

2. 利用前海的優惠政策，探索成為區域的人民幣結算中心。為了將前海打造成國際金融創新中心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后方基地，深圳開展了推進人民幣國際化的多項創新。深圳可利用前海自貿區優惠的金融政策大力開展離岸金融業務，實現人民幣的跨境多邊清算。全面放開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業務，爭取在區域內實現以人民幣結算；允許境外企業通過離岸金融賬戶獲得人民幣貸款，用于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區域內相關產業；擴大出口人民幣結算的地域和企業限制。對海外的貸款和經濟援助項目盡可能采用人民幣發放。積極參與人民幣離岸債券市場，擴大發債的區域，拓寬資產證券化渠道。

3. 舉辦金融合作論壇。深圳可舉辦“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金融合作論壇”等，通過政府搭臺、企業唱戲、學術研討、政策融通的方式，營造深圳金融行業服務于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氛圍。利用深圳金融行業的市場意識，探索深圳優勢企業走出去的融資、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等問題的市場化途徑，制定配套的支持政策，搭建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區域金融中心的平臺。

四、發展機遇三：貿易投資自由化

中國與21海上絲綢之路區域內國家和地區的經濟一體化，將帶來貿易自由化的諸多機遇。深圳可充分利用原有的貿易基礎、相鄰的地域優勢，搶抓發展機遇。

（一）自貿區建設可有效促進區域貿易

中國正在與東盟等多個組織和國家進行自貿區談判，自貿區的建設和發展將有效促進區域貿易。在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區域內，首先將開放貨物的自由貿易，然后將開放服務貿易，對建筑、環境、電信、金融、運輸、分銷、醫療、旅游、研發等眾多領域開放。中國將在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區域內合作興建經濟區，經濟區內的企業將擁有設備免稅、外銷目的的原材料免關稅、一段時間內免企業所得稅、獨立海關等優惠政策，吸引中國的企業到經濟區內投資，搭建中國企業拓展東亞、南亞、西亞市場的平臺。

（二）跨境電子商務給外貿發展帶來機遇

我國跨境電子商務產業居全球領先水平。據國家商務部的統計數據，2013年全國跨境電商交易額為3.1萬億人民幣，占進出口總額的12.1%。目前我國近六成的跨境電商企業集中在深圳，深圳占我國國際郵商小包數量的比例超過50%。2014年深圳跨境電子商務交易額達到170.4億美元，比2013年增長近30%，占深圳外貿進出口總額的3.5%。深圳是全國第七個擁有跨境電商進出口雙向試點資格的城市，隨著前海保稅港區網購保稅進口試點的正式啟動，跨境電子商務成為深圳外貿創新發展的重要方向。

（三）深圳在貿易投資方面可進行的探索

1. 搭建貿易平臺，支持企業走出去。深圳可舉行系列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博覽會，包括文化、科技、貿易等專題或綜合博覽會，搭建促進區域貨物、服務等貿易的平臺。深圳的企業，應發揮其在產業方面的優勢，搶先走出去，利用其豐富的國際化的資源、開闊的國際化視野和成熟的國際合作經驗，搶抓服務貿易和跨國投資發展機遇。深圳在引導成立“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企業發展基金”的基礎上，可配套制定鼓勵深圳企業走出去的稅收、結算等政策，給企業走出去在資金、政策等方面予以支持，提高深圳企業參與國際競爭的積極性，構建深圳與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區域內的全新產業價值鏈，從而提升深圳企業的全球競爭力。

2. 大力發展跨境電子商務。深圳應盡快申報國家級的跨境電子商務綜合試驗區，利用已有的跨境電子商務基礎，在繼續做大跨境電子商務的同時，鼓勵跨境電子商務企業走出去，探索電子商務企業在境外注冊、投融資、結算等方面的路徑。整合深圳跨境電子商務資源，形成合力，樹立品牌，建立海外營銷渠道，將跨境電子商務做強。可利用面向港澳臺地區的電子商務市場的優勢，擴大跨境電子商務綜合試點。

3. 發起成立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股權交易中心。深圳可通過市場手段發起成立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股權交易中心，吸取區域內國家和地區的金融企業參加，對在區域內開展跨國投資的企業開展提供股權投資、債券融資、股權交易等解決方案，增強企業在區域內跨國投資資金的流動性，降低企業走出去的投資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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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龔纓晏. 20世紀中國海上絲綢之路研究集萃[C].浙江大學出版社，2011.

第5篇：貿易產業融合范文

21世紀是感知的時代、接觸的時代，也是“人機對話”的時代，新知識、新技術層出不窮，人類的情感啟蒙、情感自生、情感成長與現實環境相比顯得弱不禁風。美國未來學學者曾說:“21世紀需要高科技與高情感相平衡。”演藝產品與服務對人類處于高科技時代的情感平衡起到無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主要在以下三個維度體現:1.演藝產品與服務藝術地呈現核心文化價值文化藝術是演藝產品與服務的母體，是創新與生產的基礎要素和生命之源;演藝產品與服務是核心文化藝術價值的最直接而生動的承載物，世界眾多民族與國家都擁有特色鮮明的文化藝術資源，并將豐富優秀的文化藝術資源轉化為可觀賞、可感知、可貿易的文化產品與服務。通過觀者對演藝產品與服務的觀照，逐漸確立符合特定群體時展的文化藝術需求，養成藝術審美習慣，豐富文化藝術情趣，提升藝術審美品味，營造藝術審美環境，在培育演藝觀眾群及演藝市場的同時，也傳承了特色文化藝術。2.演藝產品與服務潛移默化地影響人們的情感文化藝術注重審美的無功利性對個體人格塑造的作用，注重解放人性中的自由與個性元素，同時最大限度地解放美的生產力。豐厚的、優秀的文化產品和服務的提供“滋補”著文化市場，給予觀眾充分的選擇空間和選擇可能，使觀眾自發地熱愛、需求文化藝術，在文化消費理念上實現轉變。國內文化市場的培育使受眾懂得欣賞、愿意欣賞，欣賞水平不斷提升，從而提高國民藝術修養。在國際文化市場上應著力于培育不同國家、民族觀眾的審美情感，使他們從對中國文化藝術的好奇、感知，到喜愛、愿意花錢，從而享受這些文化產品與服務帶來的愉悅。全球化時代文化藝術多樣性促進了不同文化間的互動與借鑒、碰撞與交融，為突破文化隔閡提供了可能性，這其中，演藝領域能夠最直接、最生動地拓展國際受眾群，提升其對中國演藝產品與服務的接受程度，有如柔化劑，推動著國內、國際兩個市場環境的培育和發展。3.演藝產品與服務是實現文化傳播的智慧路徑演藝對外貿易在塑造人的情感、傳承并發展中國獨有的文化氣質，造就中國親切的文化形象方面作用獨特，使世界親近中國文化，在中國實施文化對外傳播的戰略中亦占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以國際通行的方式，在潛移默化中使外國人更容易接受和親近中國文化。演藝文化貿易將中國優秀文化藝術產品呈現在國際舞臺，為中國文化走出去所做的貢獻是顯而易見的。演藝文化產品和服務具有一般商品和文化特殊商品的雙重屬性，既有一般難以估量的文化價值，也有每個消費者都承認的商品交換價值。通過市場和貿易方式在國際貿易規則下平等交易，最具有商品交換價值的演藝產品與服務，往往也是最具有群眾基礎的文化產品與服務。早在20世紀70年代，日本學者就指出“創造文化、輸出文化并使世界文明喜愛它”，要讓世界全面了解中國，進一步發展演藝對外貿易，可以更好地實現其在外交和文化傳播方面的輻射作用。因此，應加速將文化藝術資源轉變為可交易的演藝文化產品和服務，通過可感知的演藝產品與服務將中國文化生動化、形象化、藝術化，建立起可親可敬的中國文化形象，吸引更多的貿易伙伴和國際朋友，進而認同和接受中國文化。

二、演藝對外貿易的特殊性

演藝對外貿易因演藝的特殊性而使其在文化貿易中格外與眾不同。演藝對外貿易主要是演藝的服務貿易，核心是商業演出和演藝版權貿易。

(一)貿易模式的多樣性

1.要素輸出模式演藝對外貿易以資本與勞務輸出模式為主。隨著中國近年來文化產業的蓬勃發展，國際商務活動日益增加，造就了許多文化產品和服務成功實現“走出去”，《云南映像》就是其中的優秀典范。《云南映像》歷經5年錘煉，在國內近40個城市純商業化演出近1500場;在海外48個國家和地區演出了1540多場，在海外市場曾開出每場3萬美元的報價，上座率100%，不僅創下了云南省舞臺藝術作品商業演出的最高票房紀錄，更為關鍵的是，它對于更多的中國演藝產品“走出去”起到了典型示范作用，在全面展示中國文化感動世界的同時獲得了巨大的經濟效益。2.駐場演出模式演出不出國帶動多方受益，屬于境外消費模式。《時空之旅》是由中國對外文化集團公司聯合改革試點省區的上海文廣新聞傳媒集團、上海雜技團馬戲城創意、發起的一部多媒體夢幻劇，以中國傳統雜技為主體，融合中國文化底蘊和國際先進多媒體技術，開創了令人耳目一新的多媒體夢幻劇的表演形式，深受中外觀眾的喜愛。《時空之旅》從創新的角度入手，選擇了每年數百萬入境上海的商務、旅游人群，使項目天天上演成為可能。它的推出獲得了良好的市場反響和品牌效應，真正實現了文化藝術不出國的出口。3.巡回演出模式2011年11月19日，重慶雜技劇《木蘭傳奇》在法國巴黎成功首演，歐洲巡演已售96場門票。大型歷史雜技劇《木蘭傳奇》由重慶演藝集團雜技藝術團創作演出，巧妙地將雜技與舞蹈、武術及中國民間藝術進行有機的結合，用雜技劇的藝術形式，分5幕劇講述了木蘭替父從軍的故事。該劇自2009年上演以來，得到了市場的高度認可，短短3年時間，先后赴美國、澳大利亞、英國、法國、比利時、瑞士等地演出，目前已成功突破1000場演出大關，觀眾近170萬人次。該劇以良好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成功入選了“2010—2011年度國家舞臺藝術精品工程資助劇目”。特別是2011年11月至2012年4月赴法國、瑞士、比利時巡回商演150場，觀眾達90萬人次，上座率居同期在法國演出的包括太陽馬戲團在內的16個世界各國藝術團體之首，創造了中國雜技民族題材劇目在海外商業性連續演出場次的最高紀錄。4.版權交易模式英國阿加莎•克里斯蒂作品在上海話劇演藝市場占有一席之地。以演出話劇為主的上海捕鼠器戲劇工作室和上海現代人劇社，找準英國阿加莎作品版權方，通過對方的版權授予與合作排演等方式，獲得制作和演出阿加莎作品華語戲劇版權的獨有權限，以獲取版權貿易利益最大化。2011年7月8日，歷史上最為成功的音樂劇之一《媽媽咪呀!》在上海首演。由中國對外文化集團公司、上海東方傳媒集團有限公司、韓國CJ集團共同組建的亞洲聯創(上海)文化發展有限公司，以國際版權合作為基礎，購買了《媽媽咪呀!》中文版版權，讓世界經典音樂劇又多了一個“中國面孔、中國聲音”，預示著中國音樂劇產業將從引進西方原版音樂劇演出的階段，進入大量開展經典音樂劇版權合作的新階段。這次版權的購買也被稱為中國演出版權貿易史上的一個里程碑。中國通過2011年中文版《媽媽咪呀!》的制作為中國音樂劇產業在全國乃至全球范圍內的生產要素配置重組拓寬了渠道。引進制作經典產品的同時，更重要的是學習和掌握以《媽媽咪呀!》為代表的歐美音樂劇百年成功經驗、運作模式、生產營銷流程，以及劇組制的人才資源聘用管理機制。有了《媽媽咪呀!》作為參考范本，中國意識到了保證產品的質量、學習國際管理經驗、培育廣闊市場對于國內音樂劇產業發展的重要意義。

(二)貿易結構呈現垂直型分工

演藝文化貿易在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間表現出嚴重的不平衡性，這與各國在演藝生產和服務能力、技術和資源差異、演藝市場的成熟度、各國歷史文化特點、區域位置及文化背景等方面的不同有關。因此，演藝文化貿易市場具有高度壟斷性，表現為少數發達國家對演藝文化貿易的壟斷優勢與發展中國家的相對劣勢。演藝產品與服務貿易呈現出垂直型的國際分工。

(三)商業運作與文化交流并存

長期以來藝術演出在促進外交和國家之間交往方面被認為是重要的方式之一，是文化交流的典型形式。然而隨著文化市場的繁榮和文化經濟的發展，以市場為主導的商業性運作逐漸成為趨勢，特別是新興發展中國家更為重視，由此推進全球文化貿易的興起。但是商業模式的演藝模式不會取代傳統演藝交流模式。一方面，演藝對外貿易既有商業運作，也有文化交流的成分在內，形成商業運作為主，并與文化交流并存的特征，同時實現了經濟效益與社會效益目標;另一方面，演藝對外交流仍舊被視為國家和地區間友好交往的重要功能，在未來較長時期內，仍將成為演藝國際交流的發展形態。

(四)“文化例外”強化貿易的意識形態特征

“文化例外”是為保護本國的文化獨特性，不被其他外來文化所干擾而提出的主張，為世界貿易組織絕對多數成員國所接受，并廣泛運用于文化對外貿易政策中。由于演藝對外貿易標的物的特點，各國無法通過統一的國際標準或關稅進行限制，而更多地采用國內的政策、法令的修改進行限制，如市場準入制度、非國民待遇等非關稅壁壘形式。加之涉及國家、國家安全和意識形態等敏感領域，因此，各國在演藝文化貿易的開放方面都十分謹慎，這在一定程度上阻礙了演藝對外貿易的發展。

(五)與其他產業的強烈交融互動

演藝對外貿易發展的前提基礎是演藝產業的成熟。文化產業具有無限的發展潛力和發展空間，是發展中國家未來一個時期內共同選定的發展方向。演藝產業的成熟體現在形成完整的產業鏈。一般而言，演藝產業是多產業交叉融合的領域，印度歌舞演藝與電影業的完美融合，中國黃梅戲與電視劇產業的聯姻，最大限度地使演藝產業自身得到放大發展。《印象•劉三姐》等一批印象類大型實景演出，也以強大的票房號召力，使當地的旅游業、餐飲業、酒店業等一系列服務業得到共同發展，進一步優化了產業結構，帶動了本地就業，促進了當地經濟發展。

三、基于特殊屬性的未來發展趨勢

(一)演藝與科技將適度融合，最大程度提升演藝服務效率和價值

即便演藝受現代科技的沖擊最小，但是在保持演藝最核心特征的前提下，現代科技依然會在演藝劇目創作、表演、營銷、周邊產品開發等方面發揮巨大作用。因此，未來演藝業及對外貿易的發展，要進一步細化、優化演藝創作流程和價值增值環節，充分利用現代科技提升生產服務效率。在創作環節中，可以利用電腦輔助設計，進行現實加強;表演環節中，提高舞臺設計與轉換效率，增強聲光電表演效果;營銷環節中，利用網絡、各種新媒體技術提升營銷水平，擴大營銷范圍等。

(二)演藝金融創新是未來文化金融創新的亮點和重要突破

目前演藝與資本結合水平低，存在諸多難題，但這也為金融創新留下了空間。未來探索演藝金融成長路徑將成為演藝與金融互促發展的重要突破點。首先，版權貿易與質押將成為演藝貿易發展以及金融創新的核心。使金融服務緊緊圍繞版權貿易，不斷提升演藝產品、服務價值以及品牌競爭力應該成為演藝金融創新的中心工作。不僅如此，對于輕資產特征分外明顯的演藝業，實現版權質押的機制化、常態化是目前演藝企業破解融資難題的關鍵，而這無疑是演藝金融創新的重要方面。其次，要推進演藝資本要素的國際合作。在國際分工不斷深化的當今社會，演藝業的國際化發展必須依賴國內外資源，強化國際分工、協調和合作，從而促進不同演藝貿易模式的競相發展。因此，演藝金融創新要有國際化的視野，在推進文化資本要素國際流動和配置方面有新舉措，這也是未來我國金融發展的重要取向和內容。

(三)多樣性和個性化將成為演藝文化貿易競爭力的核心和靈魂

演藝文化充分體現出文化的多樣性和獨特性，從而使一國演藝產品和服務具有區別于其他國家和地區的獨特魅力，進而形成壟斷優勢。這恰恰是各國文化競爭力的重要層面，也是彰顯本土文化特色所應遵循的路徑。因此，在未來演藝文化貿易的發展中，各國會更加重視市場細分和不同層次市場的開發，注重保護演藝形式和表演藝術遺產，強化演藝藝術的多樣性和個性特色，從多個層面給予支持，這也將成為國家文化軟實力及文化傳承與創新的重要體現形式和舉措。

(四)演藝國際分工的重新調整將有利于全球演藝文化貿易秩序的重構

國家間的關系、地位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各國的經濟實力，更強的經濟實力代表著更多的話語權。通過貿易路徑實現文化產品與服務的輸入與輸出，由市場決定供需，使得各國文化產品與服務在自由平等的國際市場規則下實現交易，在經濟繁榮中仍保有各國文化的多樣性，這將為發展中國家在文化交流中提供更多話語權。

(五)演藝產業融合創新產生的巨大效益將成為藝術傳承與發展的原動力

第6篇：貿易產業融合范文

美國反傾銷法和競爭法均以制止不公平貿易行為為目標，但是在執行標準上有著各自的特點。隨著國際經濟一體化的進程，有關反傾銷法和競爭法之間的相互關系和融合問題，已經成為國際貿易中一個不可回避的課題。在此背景下，美國提出了有關將其反傾銷法和競爭法進行統一的具體措施，對于這一趨勢的分析，將會使我們更為清晰地了解美國反傾銷法的走向。

【關鍵詞】美國反傾銷法；競爭法；融合

反傾銷屬于貿易制度內對不公平貿易行為所采取的救濟制度，其意圖在于消除外國進口商對國內市場的人為扭曲，它與競爭法之目的表面上看來沒有什么差別，但競爭政策之目的在于保護國內市場的競爭性結構，而反傾銷制度在內的貿易救濟制度則在于保護國內產業不至于受到不公平進口或其他傷害性進口的損害。因此，在實施反傾銷稅時，對進口定價行為所適用之標準，與競爭法對價格之考慮標準顯然不同。其結果為，依照貿易法規所采取之若干行動，會導致將外國廠商合理競爭排除在市場之外，而導致國內市場競爭減少。

隨著國際一體化的進程，有關反傾銷法和競爭法之間的相互關系和融合問題，已經成為了國際貿易中一個不可回避的課題。在地區性貿易協定中反傾銷法與競爭法的融合問題已經提到了日程上來，而這種趨勢與美國反傾銷法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

在近幾年地區貿易一體化的進程中，產生了一個突出的問題，那就是在這些共同市場和關稅同盟中的各個國家之間相互實施反傾銷法，被認為是同建立這些自由貿易區的宗旨相悖。當一個自由貿易區內的貿易、勞動力和投資都可以自由流動的時候，反傾銷法就成為了一件多余的事情。而同時，反傾銷法所針對的那些不公平的貿易行為，完全可以在這些區域內通過傳統的競爭法來進行調整。同樣的問題在北美自由貿易區的產生過程中也體現出來了。鑒于美國在北美貿易區內的主導地位，如何處理反傾銷法與競爭法的關系問題將會對美國反傾銷法的發展帶來本質性的改變。

早在美國同加拿大就建立北美自由貿易區的問題展開談判時，加拿大政府的首要目標之一就是在自由貿易區內廢止反傾銷法和反補貼法，由競爭法取而代之。但是，這一努力最終沒有獲得成功。作為一種妥協，美國同意建立一個兩國專家組，由其負責審查兩國的反傾銷和反補貼措施。隨后加拿大和墨西哥又建議在自由貿易區內取消包括反傾銷法在內的貿易法規，由于美國的堅持，這一建議依然沒有付諸實施。但是，美、加、墨三國建立了有關補貼和反補貼稅、傾銷和反傾銷稅以及競爭法和貿易法關系的三個工作組，其中負責處理競爭法和貿易法關系的工作組一直在進行會晤，從事協調工作。

之所以會在自由貿易區內頻繁地出現以競爭法代替反傾銷法的做法和要求，一方面是因為反傾銷法本身的缺陷使自由貿易區內各個國家不希望用這種法律制度來“自相殘殺”，更重要的方面則是在于反傾銷法和競爭法之間有相互融合的現實可能性。

如果說反傾銷法和競爭法之間的融合有實現可能的話，對于這種趨勢的分析首先要立足于對兩種法律制度之間差異的研究，因為之所以產生所謂的融合問題，就在于二者之間是有差異的，沒有這種差異，就不存在融合的問題。因此，我們對美國反傾銷法和競爭法的分析也首先從這個角度開始。

一、美國反傾銷法和競爭法的差異

毋庸置疑，美國反傾銷法和競爭法之間有著顯著的區別，這種區別首先就表現在保護對象上有著明顯的區別。對于競爭法而言，自由企業之間的競爭體系對于競爭活動至關重要。因此，美國法院在處理反托拉斯法案件時一再強調，反托拉斯法體系保護“競爭”而非“競爭者”。因此，只要是在自由競爭的體系下，如果某個廠商喪失其市場占有率，甚至被淘汰出市場競爭，由于原因是其他廠商的競爭，因此屬于自由競爭的正常結果，因此，取得競爭勝利的廠商自然不會受到法律懲罰。與之相反，作為反傾銷法的重要要件之一就是當國內產業受到了實質損害，或是受到了實質損害的威脅，或是實質阻礙了國內相關幼稚產業的建立，那么從事傾銷行為的外國生產商以及國內的相關進口商將會受到征收反傾銷稅的制裁。顯然，反傾銷的保護對象是國內產業，而他們的身份恰恰就是以國內市場內的競爭者而存在的。透過這種保護對象的差異，我們可以發現這兩種法律制度在理念上的分歧，而正是這種分歧導致了這兩種法律制度的根本區別。對于反傾銷法而言，其目的在于對于國內產業在面臨國外競爭時提供保護。它所考慮的是進口產品是否影響了美國國內產業在美國和國外市場上的競爭力，只要美國國內產業的競爭力受到了損害，就要為其提供反傾銷措施的保護。因此，反傾銷制度的實施結果，有時可能妨礙競爭或是阻止競爭，而不是鼓勵競爭。這就決定了反傾銷法和競爭法鼓勵競爭的目的截然不同。對于競爭法而言，它所關注的并不是任何個別企業在競爭過程中是否受到傷害，相反而是整個競爭過程是否是在自由和開放的市場中進行。因此其強調對于國內和國外的企業一視同仁，而不考慮國內產業在和國外競爭者競爭時的競爭力是否因為后者的存在而下降。這就決定了反傾銷法在包括美國在內的國家使用的時候，其結果可能是被用作保護主義的工具，而與鼓勵競爭背道而馳。

除此之外，反傾銷法和競爭法在法律實施標準方面也有差異。其實，對于反傾銷法和競爭法來說，受到關注最多的，同時也是爭議最多的就是反傾銷法和競爭法在損害和定價判定方面的不同標準。

首先，有關損害的標準。對于美國反傾銷法和競爭法的損害標準而言，主要涉及到兩個方面的問題。其一是損害的定義問題。盡管美國反傾銷法對導致損害的因素做出了列舉性規定，但是反傾銷法最終將損害定義為“無關緊要的，非實質性的和不重要的傷害”。至于競爭法對損害的定義則要嚴格得多：《謝爾曼法》要求損害要造成對貿易的不合理的限制，《克萊頓法》的第3節和第7節的規定要求損害要造成競爭的實質性的降低，或是在貿易過程中有建立壟斷的危險。其二，是因果關系問題。反傾銷法只是僅僅要求傾銷導致了損害，至于是否是主要的原因則并不追究。而對于競爭法來說，損害的成立標準顯然要嚴格的多：首先，要顯示由于某企業的行為導致了不合理的對貿易的限制，或是導致了競爭程度實質性的降低；同時，損害的產生是由這種違反托拉斯法的行為導致的，或是至少是造成損害的實質原因。

有關定價的確定標準問題。美國反傾銷法要求傾銷成立的判定標準是受訴產品的美國價格和外國市場上的正常價值或是第三國價格之間的比較。在進行比較時，即使是兩個價格均達到了盈利水平，依然可以被判定為傾銷。更為重要的是，在有關低于成本銷售問題時，使用的并不是商業上有意義的邊際成本，而是平均總成本。美國商務部在反傾銷案件中的這種做法，產生了嚴重的問題。因為，在企業決策是否進行某一項目時，所要考慮的是產品的售價是否能夠高于產品的可變成本，只要達到了這一要求，企業就可以獲利，這是企業經營行為中的一個基本的原則。然而，美國商務部在使用成本方法計算反傾銷受訴產品的正常價值時，卻將可變成本和固定成本均計算在內，將二者之和的總成本作為成本計算的標準。這顯然違反了商業決策中的慣例。在商業決策中，企業決定是否進行下一筆交易，在計算是否能夠盈利時，考慮的是邊際成本與售價之間的關系，因為固定成本已經“沉淀”在企業的會計賬目之中，進行下一筆交易都是實實在在存在的，并不會對決策產生任何的影響。美國聯邦貿易委員會也指出，對于在平均總成本以下進行經營即使是對一個充滿競爭的行業里的企業也是正常的。而這些公司也沒有因為在美國國內市場上進行低于成本的傾銷行為而受到任何制裁。與國外公司受到反傾銷稅的處罰相比，美國公司明顯地獲得了一種不公平的、不應獲得的保護待遇，而對外國公司則顯然是一種歧視。而在有關競爭法的規定中，所使用的價格標準是邊際成本或是平均可變成本。并且，證明低于成本銷售的存在只是反托拉斯法的要件之一，除此之外，還必須要證明低于成本銷售的被告無法彌補他由此產生的虧損。

由此可見，在損害和價格成立標準方面，美國競爭法的要求均比反傾銷法要嚴格得多。考慮到反傾銷法的目的是為美國國內產業提供保護，其立場本身就已經具有了偏向性——保護的是本國的廠商，制裁的是外國的出口商，使用有利于判定外國產品傾銷成立的寬松標準就可以理解了。相反，競爭法所要保護的是公平競爭，而不是這個過程中的任何一方，所以力求公平公正，其成立標準必然要更加嚴格和合理。如果我們再考慮到反傾銷法的實施過程，與競爭法相比，是一種行政裁決行為，而競爭法則含有更多的司法色彩，對于這一問題我們將會有更為深刻的理解。

二、美國反傾銷法和競爭法回合的手段和趨勢

正是由于反傾銷法和競爭法存在著上述差異，對于反傾銷法和競爭法的融合就存在著一個方向性問題：是以反傾銷法為基礎來修訂競爭法，還是以競爭法為藍本融合反傾銷法。對于這個問題，美國做出了兩種不同的努力。

在國際層面上，盡管反傾銷法和競爭法有著諸多的不同，但是鑒于美國反傾銷法在實施過程中存在看過多的保護主義色彩，所以，加拿大和墨西哥在建立北美自由貿易區的談判過程中，力求在該自由貿易區內取消反傾銷法的適用，從而使本國產品能夠免受美國反傾銷法的制裁。同時，他們希望在自由貿易區內能夠使用競爭法來調節那些原由反傾銷法規制的不公平貿易行為。盡管這種努力最后沒有成功，但是有關反傾銷法的相關問題也引起了美國國內司法界的重視。他們不斷地做出努力，試圖在現有的反傾銷法和競爭法的基礎上，找到能將反傾銷法和反托拉斯法在自由貿易區相融合的模式，而這種模式的實質就是以競爭法為中心來替代或是修改反傾銷法。美國律師協會反托拉斯法分部下屬的北美自由貿易區行動組為了解決反傾銷法和競爭法之間的融合問題，特別制定了一份名為“北美自由貿易區競爭標準”的報告（以下簡稱報告）。該報告對于反傾銷法和競爭法的融合問題提出了兩個具體的建議。

第一，以反托拉斯法取代反傾銷法來規制有關價格歧視，掠奪性定價和壟斷問題，并且在北美自由貿易區的成員之間使用統一的法律標準。由于取消了反傾銷法的保護主義規定所帶來的人為貿易障礙，這是一種最為符合自由貿易區理念的做法，從而能使各方獲得相同的法律待遇，并且可以在最大限度上保障三個成員國之間的價格保持在同一水平上。同時，報告也指出，這種做法將會減少對國內產業的保護力度，特別是對三個成員國之間的相互競爭導致的對國內產業的影響將無能為力。具體到美國，報告認為，根據《羅賓遜—帕特曼法》和《謝爾曼法》第2節所做出的有關掠奪性定價的案例可以起到替代反傾銷法的作用。但是，報告也指出，對于建立自由貿易區內的公平貿易而言，制定統一的法律標準并非是必不可少的，但是這卻能進一步達到統一反傾銷法和競爭法的目的。而對于非成員國的進口產品以及涉及到成員國和非成員國之間的反傾銷案件時，是否使用這種標準，則需要進一步的討論。

第二，繼續保持反傾銷法和競爭法共存的格局，但是卻將競爭法中有關市場定義、掠奪性定價的概念、損害問題的規定等移植到反傾銷法之中。具體而言，就是提高反傾銷法中的相關標準，把損害標準中的因果關系以及損害標準等作為傾銷成立的標準，這樣，傾銷就成為了損害的直接原因。同時，還將救濟方式限于實際損害的程度。而有關低于成本定價的成立標準也是以競爭法為準。除此之外，將競爭法中的市場概念應用到反傾銷法之中，并要求反傾銷法也要和競爭法一樣考慮到有關“應對競爭”的抗辯以及對于下游產品用戶利益的保護。

相比較而言，報告的第二種立法建議更有操作性，但是兩種不同建議所體現出的理念是相同的，即通過將反托拉斯法的規定納入反傾銷法，使后者變得更為嚴謹和嚴格，從而能夠在自由貿易區內避免反傾銷法的保護主義做法為內部貿易帶來額外的負擔，并能夠通過競爭法的規范調整自由貿易區內的正常貿易，同時還在最大程度上滿足了加拿大和墨西哥的要求。

然而，以競爭法為藍本融合競爭法和反傾銷法只是其中的一個努力方向。在美國國內立法領域，由于不像在自由貿易區內的法律制度之設立受到了其他成員國的壓力，美國國會選擇了進一步擴大反傾銷法的保護主義功能的做法，試圖以反傾銷法的規定作為修改方向，結合競爭法能夠對國內產業提供的額外保護功能，來進一步修改反傾銷法。

盡管反傾銷法已經起到了對美國國內產業的巨大保護作用，但是面對外國產品的競爭，相當數量的國會議員依然試圖進一步加大反傾銷法的保護力度。他們希望將競爭法的一些規定引人到反傾銷法之中，從而為美國的國內產業提供更多的貿易保護方式。為此，參議員梅岑鮑姆提出了名為“1992年國際公平競爭法”的議案。該議案的修改稿在參議院司法委員會獲得了通過，但提交參議院全體審議后，未獲通過。該議案的目的就是為面臨國外低于平均總成本銷售的美國國內產業創制一種新型的反托拉斯法形式的救濟。具體的方法就是對《1916年反傾銷法》進行修改，規定如果以低于平均總成本的價格在美國進行銷售的國外產品如滿足以下兩個條件：（1）該銷售行為在競爭廠商之間缺乏有效的價格競爭力，或是（2）在實質上避免了有效的國際競爭，則國內企業可以從事該低價銷售行為的國外廠商。由此可見，雖然該議案號稱競爭法立法體例，但在實際上是用反傾銷法的做法替換了競爭法更為嚴格的邊際成本或是平均可變成本的標準。因此，那種認為該法案是將《羅賓遜—帕特曼法》的競爭法規定延伸到為國內產業提供針對進口不公平競爭的說法是站不住腳的。除此之外，該法也沒有像《羅賓—帕特曼法》那樣規定應對競爭的抗辯，同時，有關損害標準也是以反傾銷法為藍本，其標準遠遠低于競爭法的嚴格規定。參議院司法委員會在通過該法案的修改稿時，在有關競爭的要求方面增加了兩個說明：第一，需要證明外國企業在美國市場并不享有不公平的競爭優勢，因為那些可以制定超競爭價格的卡特爾在外國市場是不受法律制裁的；第二，被告如果能夠證明，在其國內市場上沒有國內和國外的競爭這一事實，并不是其能夠從事低于平均總成本銷售的因素之一，就能因此而享有抗辯。但是，參議院司法委員會并沒有指出如何能夠證明外國市場是缺乏競爭的，以及外國市場如何不受進口競爭的影響。參議院的這兩個修改是力圖保證國內和國外企業在該法案面前能夠保持盡量公平的待遇。然而，這種規定卻在實際操作中面臨著考驗，不僅僅是因為國會沒有提供具體的指導，同時還因為其加重了被告的舉證負擔。為此，我們不難看出，該法案的規定凸現了這樣一種觀念：在反傾銷法中加入一些競爭法有關公平競爭的規定和理念，但是在有關判定傾銷行為是否成立或是否應該受到傾銷稅懲罰的時候，依然采用反傾銷法的寬松標準。因此，那些過去按照反傾銷法裁定的傾銷行為，按照該議案的規定仍然會被認為是應受到制裁的傾銷行為，而反傾銷法所不能提供的訴權該法案卻可以提供，從而增加了美國國內產業受反傾銷法保護的方式，而且這種方式可以打著公平競爭理念的旗號，同時還可以證明外國廠商受到了和國內產業同等的競爭法待遇。

鑒于《1992年國際公平競爭法議案》在核心問題上偏離了競爭法的立法方向，實質上是以競爭法之名行反傾銷法保護之實，不僅在參議院未獲得通過，美國律協反托拉斯法分部對此也表示了反對。

三、美國反傾銷法與競爭法融合問題的國際意義

美國反傾銷法和競爭法的關系以及融合問題已經遠遠超出了美國和北美自由貿易區的范圍。在世界貿易組織的反傾銷體系下，美國反傾銷法與競爭法之間的關系演變成了一場國際貿易爭端，而世界貿易組織涉及到反傾銷法與競爭法之間的關系問題的第一個案例便是直接起源于美國《1916年反傾銷法》與世貿組織反傾銷規則是否相符的一個爭端。

自1997年起，由于日本、歐盟、俄羅斯和中國向美國的鋼鐵出口激增，美國國內的鋼鐵集團基于《1916年反傾銷法》所規定的私人訴權，向法院提起了外國鋼鐵制造商對美國進行傾銷的訴訟。針對這些訴訟，歐盟和日本便在1998年11月向世貿組織提出申請，要求成立專家組認定美國《1916年反傾銷法》違反世貿組織反傾銷規則。此后日本、印度、墨西哥成為該案的第三方介入該爭端解決程序中。其間，美國和歐盟就有關事實和法律爭議點展開針鋒相對的辯論。美國以《1916年反傾銷法》“有反托拉斯法的特征、美國國內對其在立法與判例上的分類”等為由，主張該法是反托拉斯法，而歐盟則認為“該法的特性及美國國內的定性”均不足以使該法不受世貿組織反傾銷規則的調整，這成為本案的焦點之一。在該案中，世貿組織專家組認為，“《1916年反傾銷法》生效時，現今國際上公認的反傾銷法與反托拉斯法的區分并未在美國適用，而美國行政部門和立法機構至今仍未有明確區分，但這并不影響認定《1916年反傾銷法》屬于反傾銷立法”。最終，世貿組織認為《1916年反傾銷法》與世貿組織反傾銷規則不符，指出美國必須在2001年7月26日前廢除《1916年反傾銷法》。盡管世貿組織專家組并沒有解釋反傾銷法和競爭法之間的具體關系，以及如何處理這種關系，但是該案的意義在于促使各國進一步審視檢討反傾銷法與競爭法應該如何協調。更為重要的是，有關反傾銷法和競爭法的融合問題已經成為新一輪世貿組織談判的重要議題。在烏拉圭回合后的多邊談判中，有兩個懸而未決的議題：第一，是否應該制定統一的世界性的競爭法，從而統一對不公平貿易的規制方式；第二，《世貿組織反傾銷守則》是否應該弱化，從而為制定這種統一性的競爭法讓路。對于這兩種意見，美國均表示了反對。美國指出，世貿組織貿易和競爭政策互動工作組無法在反傾銷規則中汲取任何的反競爭效應。正如許多世貿組織成員所承認的那樣，還沒有以競爭法取代反傾銷法的合理基礎，或是對反傾銷法進行修改從而能使其體現競爭政策的合理性。簡而言之，反傾銷法和競爭法是兩種具有不同目的、由不同的原則所支撐、力圖解決不同問題的法案。如果以競爭法來取代反傾銷法，或是以符合競爭法規定的方式來修改反傾銷法，那么對于解決反傾銷法所面臨的問題依然是于事無補。然而，歐盟的態度則是傾向于第一種意見。發展中國家的態度則要實際得多，他們認為主要的問題在于對現行的《世貿組織反傾銷守則》進行修改。在多方的壓力下，于2001年12月舉行的多哈部長級會議中，美國最終同意競爭法工作組繼續進行修改反傾銷法規定的工作。但是對于如何修改，是否以競爭法為藍本進行修改，美國沒有明確表態。

由此可見，在國際范圍內，對于反傾銷法和競爭法的融合已經成為一種較為強烈和現實的要求。那么，鑒于二者之間在法律規定間的差異，如何才能找到一條切實可行的將二者融為一體的道路，才是問題的關鍵所在。其實，對于這個問題，美國律協有關反傾銷法和競爭法的報告已經指出了可行的道路。問題的關鍵在于，美國是否能夠擺脫利用反傾銷法為國內產業提供保護的思路，從而將保護國際貿易中的公平競爭，真正地推動自由貿易作為貿易法律制定的精神。

為此，如果我們對美國反傾銷法與競爭法的融合問題的發展和演變進行回顧的話，我們可以透過美國國內融合反傾銷法和競爭法的不同努力，再次看到了美國反傾銷法的發展所不能回避的兩個問題：第一，美國國內不斷的以保護主義要求為目的修改反傾銷法，無論這種發展方向是否與反傾銷法的國際發展相一致；第二，在國際社會中，美國反傾銷法遇到了愈來愈多的阻力，其修改和發展不得不考慮各國的意見和態度，并最終和國際社會統一的反傾銷規則相一致。

考慮到世界范圍內自由貿易和服務的不斷深入，越來越多的國家和地區已經認識到反傾銷法帶來的貿易保護主義功能并不是他們真正所需求的，特別是在地區性的自由貿易區內的成員國之間，他們更加需要由競爭法來保護相互之間的自由市場和自由貿易。鑒于美國本身已經成為北美自由貿易區的成員，我們有理由相信，美國反傾銷法也會逐步與競爭法相融合，美國律師協會在此方面所作的努力就是一個很好的說明。但是，這只是問題的一個層面。美國國內對反傾銷法貿易保護主義的要求，使美國不可能輕易地放棄反傾銷法。因此，比較現實的情況是，首先在北美自由貿易區內以反傾銷法工作組報告以及案例的形式，逐漸以競爭法的標準替代反傾銷法規定，并且進一步形成有關的協議；其次，在世貿組織內通過與歐盟和發展中國家的討價還價，形成國際競爭法協議；最后，才是在不與協議沖突的基礎上修改和使用美國反傾銷法，并最終達到以競爭法取代反傾銷法的目標。

【注釋】

[1]羅昌發．貿易與競爭之法律互動[M]．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3．

[2]肖忠華．從反傾銷機制向競爭機制過渡[J].寧波大學學報（人文科學版），1999，(9)．

[3]StevenC．Salop＆LawrenceJ．White．EconomicAnalysisofPrivateAntitrust[J]．74Geo．L．J．1001（1986）．

第7篇：貿易產業融合范文

關鍵詞：文化創意產業 國際化 競爭力

產業發展的一種重要趨勢就是要國際化，它的市場空間是巨大的，已經成為推動產業發展的強大動力。北京文化創意產業已經成為其經濟發展的一個新閃光點，北京要在文化創意產業上有長足的發展，就要與國際發展趨勢方向一致，要大力實施國際化的發展戰略，提升北京文化創意產業在國際上的競爭力。

1 北京文化創意產業國際化發展的意義

文化創意產業已成為全球最有發展前途的產業之一，這個觀點已成為不爭之事實，文化創意產業國際化發展具有傳播文化、擴大文化貿易和重塑國家或城市國際形象的多重意義。據了解，世界各國政府都高度關注和重視文化創意產業的發展。例如，在英國政府極其看重文化創意產業的發展，專門成立了“創意產業特別工作小組”，對文化創意產業重點扶持。在政府的大力支持下，文化創意產業已成為該國的第二大產業；美國也是如此，為了給文化創意產業提供更廣闊的發展空間，他們實施了知識產權保護戰略，大大增加了文化創意產業的增加值。在國際交易中，文化創意產品不論是在數量上還是在交易額上都在不斷增加，文化創意產業走國際化發展道路的趨勢勢不可擋，文化創意產業將成為全球具有競爭力的產業。

1.1 增進國際社會對中華文化的認知與認同

文化創意產業的發展繁榮能使國際社會越來越多的人對一個國家產生精神層面上的認同感。不斷提高中華文化在文化產品、文化資源、文化消費、文化市場全球化過程中的影響力和滲透力，可提高國際社會對中華文化的認知與認同，增強中華文化的國際影響力，促進國際社會對我國的理解、信任與尊重，展現我國文明、民主、開放、進步的形象，增加中華文化的國際影響力。

1.2 有助于充分挖掘本土文化特色和塑造北京新形象，提高國際傳播能力

全球化進程使各民族文化之間相互滲透、相互融合，民族文化要在全球化中生存、發展、光大，就必須弘揚本民族的文化傳統，維護本民族的文化個性。國際經驗表明，優秀民族特色文化是文化創意產業原創力的重要來源，但它需要挖掘，需要新的闡釋，更需要通過創新形式加以表現。北京發展文化創意產業有著得天獨厚的優勢，古老的城市、大量的歷史文物、各類博物館、繁榮的文化市場和數量眾多的文化場所等，都是北京文化創意產業發展的寶貴資源，是培育文化創意的沃土，要充分挖掘和利用。既要突出傳統文化的古老和深厚，也要體現北京文化的時尚特色，形成獨特的文化風格，創建自己的文化品牌，使北京文化創意產業在國內和國際市場獲得更大的市場份額，并通過文化創意產業國際化發展塑造出文化北京、創意北京的新形象。

1.3 有助于增強北京市的綜合競爭力

文化創意產業具有極強的傳播力、滲透力和影響力，在國際化的趨勢不斷加強、國家間的競爭越來越激烈的今天，以文化產業為核心的創意產業發展規模和程度已經成為衡量一個國家或城市綜合競爭力的重要標志。

北京在發展文化創意產業上具有得天獨厚的優越條件，作為中國的科技文化中心，擁有豐富的文化資源和創意人才。通過發展文化創意產業，開發北京獨特、豐富、優秀的文化資源，創造大量的文化產品和服務，提高文化產業自身的競爭能力，不僅能增強北京文化貿易的競爭力，增加文化商品和服務的貿易輸出，更主要的是還可為服務業和制造業增加可觀的文化附加值，提高其他產業的競爭力，進而增強北京市的綜合競爭實力。

1.4 有助于經濟增長方式的轉型

文化創意產業具有資源消耗低、環境污染小、科技含量高等特點，是典型的綠色經濟、低碳經濟。各國都把綠色經濟產業發展作為經濟轉型的主要方向，因此，文化創意產業正在迅速成為新的全球經濟增長點。新創意會衍生出無窮的新產品、新市場和新機會，文化創意產業屬于知識密集型新興產業，具有高知識性、高附加值和強融合性特征，成為推動產業結構升級的一個重要力量。北京是中國的首都，也是國家政治、文化和國際交往的中心。北京的城市功能定位，要求產業發展走高端、高效、高輻射之路，要求體現資源節約型、服務主導型、創新驅動型、生態友好型的科學發展理念。

1.5 有助于提升北京國際化大都市的地位

文化是國際大都市最吸引人的一個方面。在當今經濟全球化的時代，能否培育更多的創意能力，已成為提高城市綜合競爭力的核心要素之一。放眼全球，創意產業最集中、最發達的地區幾乎無一例外地集中在國際上有影響的大城市，這些城市也以富有特色的創意產業而聞名遐邇。創意產業作為源于個人的才華、技能和創造力的產業，已成為國際大都市經濟增長的新動力，國際化大都市地位的強化無不得益于發達的創意產業。

2 北京文化創意產業國際化發展的條件

文化創意產業是文化、經濟和科技深度融合的產物，文化創意產業能否成功地進行國際化發展，需要各方面因素的整體配合。北京是我國政治、文化和國際交往中心，完全有基礎、有條件發展成為文化創意產業的國際名城。

第8篇：貿易產業融合范文

兩岸經濟合作伴隨著兩岸關系的風風雨雨、曲曲折折，從無到有、由小到大。多年來，兩岸各方順應民意、緊跟時代脈搏、集成多方智慧和力量，不斷推動兩岸經濟合作向更寬領域、更大規模和更高層次邁進。兩岸經濟合作給兩岸同胞帶來了實實在在利益，合作、發展、共贏，共同培育中華民族經濟、建設美好家園的理念逐漸深入人心，得到了兩岸同胞的衷心擁護和積極參與，從而牽引和推動著兩岸關系不斷向前發展。兩岸經濟合作是兩岸關系的“壓艙石”，是兩岸關系和平發展的“推進器”。

 

兩岸經濟合作現狀

兩岸經濟合作在經過起步、發展階段后，進入了突破性進展階段。2008年以來，我們按照“先經后政、先易后難”的思路，全面推動兩岸經濟合作加快發展，兩岸經濟合作制度化和機制化建設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突破，極大地促進了兩岸經濟合作的深化和擴大，實現了兩岸同胞期盼已久的兩岸全面、直接、雙向“三通”（通航、通郵、通商）。兩岸兩會恢復接觸商談以來，兩岸簽署19項協議、達成多項共識，著力解決兩岸在“三通”、金融、農產品檢疫檢驗、知識產權保護、投資促進與保護、貿易自由化等眾多經濟領域合作中存在的制度性問題，建立了聯系溝通機制，為相關領域的合作掃除了制度性障礙。成功簽署兩岸經濟合作框架協議（ecfa）等一系列協議，推進了兩岸經濟關系正常化、制度化和自由化，進一步提升了兩岸的貿易自由化和投資便利化程度，為加快建立和逐步完善兩岸經濟繁榮發展的合作機制起到了重要而積極的作用。

 

1、ecfa實施和后續商談受到各方關注，各項工作有序推動，兩岸同胞更加堅定了對兩岸經濟合作的信心，兩岸經濟合作的外溢效應逐步顯現。一是ecfa早收計劃落實情況良好。ecfa貨物貿易早收計劃于2011年1月1日正式實施。截至2013年3月，臺灣享受ecfa關稅優惠貨物103844票，貨值149.0億美元，關稅優惠50.29億人民幣（約合8.18億美元）；大陸享受ecfa關稅優惠貨物46163票，貨值824.36億新臺幣（約合28.0億美元），關稅優惠27.2億新臺幣（約合9511萬美元）。2013年1月1日起所有早收清單內產品關稅已降為零。2013年1至6月，臺灣企業享受關稅優惠約3.14億美元，同比增長25.6%，大陸企業享受關稅優惠約2963萬美元，同比增長13.4%。服務貿易早收計劃執行取得了重要成果。早期收獲計劃執行良好，進一步促進了兩岸貨物貿易規模的擴大，加速了兩岸服務貿易自由化的進程，帶動了兩岸產業合作的發展，不僅為兩岸經濟關系正常化、自由化提供了機制性保障，也對擴大兩岸經貿往來，密切兩岸經濟關系，促進兩岸經濟發展營造了有利環境。二是ecfa后續協議商談進展順利。在ecfa框架下，在簽署涵蓋多個兩岸經濟合作領域協議基礎上，2013年又簽署了兩岸服務貿易協議。貨物貿易協議和爭端解決協議商談正積極推動中。三是兩岸經合會機制更加順暢。兩岸經濟合作委員會例會形式和內容不斷豐富，溝通效果越來越好。四是兩岸互設經貿社團辦事機構。我機電進出口商會在臺設立辦事處，臺灣貿易中心在大陸設立3個經貿辦事處。

 

2、推動兩岸金融市場相互開放與有效監管，兩岸銀行、證券、保險等金融領域的交流合作不斷深化，取得了一系列具體成果。兩岸建立了金融監管合作機制和貨幣清算機制。臺灣人民幣業務正式開辦，取得良好社會反響。兩岸金融界交流熱絡，兩岸金融市場開放措施已納入服務貿易協議。截至2013年8月，11家臺灣地區銀行設立大陸分行，其中6家在獲準開辦大陸臺資企業人民幣業務的基礎上，獲準擴展人民幣業務服務對象范圍，這其中又有3家獲準籌建同城支行； 3家大陸銀行在臺設立分行。設立3家兩岸合資基金管理公司； 23家臺灣金融機構在大陸獲得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qfii）資格；大陸開放在大陸居住、生活的臺灣同胞投資a股。大陸新批準籌設首家臺灣地區銀行大陸子行。隨著兩岸金融合作的不斷深化，兩岸資金流動的綜合效益將更加突出。

 

3、積極探索兩岸產業合作模式，加強制度化、機制化建設，全面推進兩岸產業合作。兩岸不斷探索有規劃指導、有政策支持、有產學研共同參與的兩岸產業合作新模式，兩岸經濟合作委員會下設的兩岸產業合作工作小組工作機制更加完善和順暢。在多方努力下，兩岸分別成立了“兩岸企業家峰會”社團，組建了宏觀經濟、能源石化裝備、金融、文化創意、信息家電、生物科技與健康照護、成長型企業等7個產業合作推進小組，這為進一步推進兩岸產業深度合作，激發兩岸民間企業合作動力提供了機制保障。兩岸成功舉辦2屆兩岸產業合作論壇和9屆兩岸電子信息產業技術標準論壇，達成的多項兩岸產業對接發展共識，有利于兩岸產業的務實合作。led、tft-lcd、無線城市、汽車、冷鏈物流等產業合作試點項目取得階段性成果，為探索兩岸產業合作路徑和方法打下了基礎。

 

4、努力適應兩岸大交流、大合作的新形勢，兩岸同胞對兩岸交通、通訊合作的要求越來越高，市場需求越來越大，兩岸交通、通訊不斷有新的發展。兩岸實現全面直接雙向“三通”后市場需求強勁。自2013年8月起，兩岸空中客運直航班次由每周616個增加到670個。貨運直航班次由每周56個增加到68個。兩岸直航航點增加為64個（大陸54個，臺灣10個）。大陸和臺灣海上直航港口分別達72和13個。海上直航客、貨運量均實現較大幅度增長。廈金（廈門—金門）海纜正式開通使用，福淡（福州—淡水）海纜于2013年1月正式建成開通。

 

5、兩岸經濟合作不斷深化，兩岸經濟關系正常化、制度化和自由化不斷向前推進，有力地促進了兩岸投資便利和貿易自由，兩岸投資貿易穩步增長。2013年1-8月，兩岸貿易額為1332.09億美元，同比上升27.4%，依此估算，全年兩岸貿易額有望接近或突破2000億美元。大陸繼續是臺灣第一大貿易伙伴、出口市場和貿易順差來源地。2012年兩岸貿易額為1689.6億美元，比1992年兩岸貿易額74.10億美元增長22.8倍，年均增長114%；比2008年兩岸貿易額1292.2億美元增長30.76%。2008年-2012年兩岸貿易額年均增長7.7%。截至2013年7月，大陸累計批準臺商投資項目89166個，實際使用臺資金額584.7億美元。截至2013年8月，大陸企業赴臺投資項目175個，投資金額突破10億美元。 大陸繼續是臺灣對外投資的第一大目的地。大陸9省市開放臺灣居民申辦個體工商戶。

6、切實關注基層民眾尤其是臺灣農漁民的利益需求，加強兩岸農業界的交流，兩岸農業合作成效明顯。大陸赴臺采購農產品制度化、常態化機制不斷完善，協助臺灣農漁產品銷往大陸的渠道不斷拓寬。大陸對臺南學甲區虱目魚開展整體采購以來，越來越受到當地臺灣同胞的歡迎。大陸開放進口臺灣大米，臺灣農產品在大陸銷售繼續擴大。兩岸農業、農村和農民的各類形式交流日益活躍。兩岸正積極推動進一步擴大農產品貿易，更加重視兩岸農業新品種

、新產品研發和新技術交流，研究推動兩岸商簽農業合作協議。

 

兩岸還搭建了兩岸企業家交流高端平臺，海峽兩岸企業家紫金山峰會已建立長效機制，兩岸各類經貿交流蓬勃開展。為幫扶臺資企業轉型升級，大陸各地各部門繼續出臺措施幫助臺資企業發展，幫扶力度不斷加大，部分臺資企業轉型升級取得進展。為積極探索新形勢下，兩岸交流合作新模式，大陸設立了平潭綜合實驗區，賦予其一系列特殊優惠政策、措施，平潭綜合實驗區及其所在的海峽西岸經濟區建設扎實向前推進。

 

兩岸經濟合作發展趨勢

兩岸經濟合作發展到了一定階段。國際經濟形勢和兩岸各自經濟現狀及發展趨勢，對兩岸經濟合作提出了更高要求。兩岸經濟合作有機遇也有挑戰，總的講，機遇大于挑戰。一是復雜多變、結構深度調整的國際經濟環境和形勢，對任何一個經濟體的開放程度、監管機制、運行效能、創新活力、抗風險能力及市場容量等綜合經濟體質的標準越來越高，兩岸經濟進行優勢互補，融合發展的重要性愈加突顯。二是大陸30多年改革開放的成果，新一輪深化改革、擴大開放，經濟社會全面升級的發展態勢對推進兩岸經濟多層次、寬領域、大規模的深度合作更具包容性和助推力。三是臺灣經濟的優勢、特點、發展瓶頸，以及對外部性依賴的加重趨勢，對兩岸經濟關系發展有著現實而緊迫的需求。

 

毫無疑問，在兩岸關系和平發展繼續鞏固深化、不斷開拓進取的大背景下，兩岸經濟關系正常化、制度化和自由化進程不斷向前推進，使兩岸投資更加便利和均衡，貿易更加自由和活躍，市場連接更加緊密和規范，生產要素流動更加順暢和安全，是未來兩岸經濟合作的方向。沿著此一方向和趨勢，逐步實現階段性目標，最終實現兩岸經濟一體化是可以預期的。

 

但兩岸經濟合作也存在著脆弱的一面，需要引起兩岸同胞的高度重視。這就要求兩岸雙方共同努力克難前行。但島內總是有一股政治勢力不斷在制造障礙。推進兩岸經濟關系進一步發展的任務仍然繁重。

 

今后工作重點

我們要在做好各項既有工作的基礎上，重點推動如下幾個方面的工作：

一是不斷加強和完善兩岸經濟關系制度化、機制化建設。賦予現有的合作方式、形式和機制更多實質內容，取得更多實際成效，為兩岸經濟進一步融合打下基礎。

二是推動盡快實現兩岸經濟合作框架協議（ecfa）目標，積極探索充實和擴展ecfa的內涵，促進兩岸雙向投資便利和貿易自由化。兩岸應優化各自投資環境和相互投資結構，在相互開放、有效監管、協同創新、運行效能上有新突破；確保兩岸資本雙向流動的便利和安全，在積極引導資本為實體經濟服務方面有新舉措；深入研究兩岸貨物貿易的關稅壁壘和非關稅壁壘，服務貿易的開放領域和監管機制，在兩岸貿易自由化程度上有新成效；探索實現海峽西岸經濟區、平潭綜合實驗區、中國（上海）自貿實驗區等與臺灣自由經濟示范區的對接發展，力求達到相互借鑒，融合發展。

第9篇：貿易產業融合范文

為文化插上“技術”的翅膀

每一場展會下來，文化與科技的美妙結合都會給不少觀眾留下絕佳的觀展感受：數字影像、聲光多媒體、LED顯示、數字三維虛擬展示等諸多高新技術的應用，明顯提升了各類展項的表現形式和感染力；增強現實功能、3D、4D等技術則在拓展豐富的互動項目同時，激發了更多觀眾的參與熱情；電腦特技等數字技術在電影、視頻制作中的應用，則是大大豐富了人們對視頻產品的感受和體驗，同時也為影視業的發展提供了更為廣闊的空間。而生活中，像這樣的數字化技術、新型顯示技術、增強現實技術等高新技術在文化領域的廣泛應用比比皆是，不僅大大豐富了各類文化產品的表現力，更是增強了新聞出版、廣播電影電視、體育運動、休閑娛樂等文化產業的發展活力。

專家表示，科技在文化創意產業中的作用是多層次的，科技創新能夠引領、支撐文化創新。一方面，沒有科技支撐，很多文化創作只能是鏡花水月，難以形成能夠走向市場的文化創意產品。比如電影《阿凡達》十年磨一劍就是最好的例證。另一方面，一些高端的文化創意業態，直接就是由科技推動的，科技不斷在拓展文化創意產業的外延。比如動漫、網游、數字出版等，代表著文化創意產業的核心競爭力，而這種競爭力的形成，文化只是一種資源基礎，科技恰恰為這種業態的興起提供了原動力。

科技推動文化生產力

《阿凡達》推出即成為全球第一部票房突破20億美元的電影，并同時獲得第82屆奧斯卡金像獎9項提名。這部電影吸引影迷的恐怕不僅僅是故事，更重要的是前所未有的3D視覺盛宴。我們知道，將文化這樣一種無形的東西，注入到有形的科技產品之中，能夠產生巨大的價值疊加效應。但需要注意的是，在科學技術日新月異的今天，如何認識科技的潛力和邊界，如何主動利用科技創新來推動文化產品、服務和業態的創新以及產業的升級，是文化產業面臨的新一輪挑戰和機遇。

具體來講，文化科技融合，需要組織文化領域技術攻關，推動科技成果在文化創意產業中的轉化應用，那么科技的進步如何才能轉化為文化生產力呢？這里頭，金融貿易發揮了無可替代的作用。普遍認為，加強文化產業支撐技術認定內容，搭建文化科技融合研發交易平臺，營造良好環境，是推動文創產業發展的基本保障。據本屆北京文博會主辦人員介紹，這一次展會將“全面展現我國文化體制機制改革創新的最新成果；突出呈現文化科技深度融合、文化經濟相互滲透所造就的產業新面貌；大力促進文化貿易和投資合作；更大范圍吸引大眾參與，拓展文化消費市場；全方位多渠道展開國際文化交流，助推中國文化走出去”。

作為一個容易流于虛幻的概念，“文化”能融合科技變得更加可觸可感，從而吸納到應有的資源發揮軟創新能力，發揮文化產業的巨大效應。其實早在文化產業發達的美歐日等國家與地區，許多金融機構都擔當了這一重任。例如，摩根士丹利不僅擁有針對文化傳媒公司的資金運作，還專門為他們設置了娛樂顧問，這些顧問對于電影、新技術行業了如指掌，以保證文化產品擁有最時興的流行元素和廣泛的市場效應。

文化交易不是曇花一現

在第七屆文博會提出“文化融合科技，創新引領轉型”主題后，本屆文博會推出“促進文化貿易，加快經濟升級”這一全新主題，可以說巧妙傳承解釋了文化與科技、金融這種千絲萬縷的聯系。

本屆展會中，將有千余個文化與科技、文化與金融、文化與多個產業融合發展、前景廣闊的項目面向全球尋求合作交易。

例如，北京國際版權交易中心在展館進行版權宣傳的同時，還將重點推出簽約互動：既有六場簽約儀式的成果展示，又有小微型文創企業版權金融服務現場簽約和圖書、影視動漫、演出等現場版權交易與簽約，更有國內首個版權“黑匣子”——智慧保險箱的推介與現場登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