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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增長理論;農村經濟;農村教育;原因分析
由金融危機引起的全球經濟危機對我國的經濟產生了嚴重的影響,相對于城市經濟,我國的農村經濟所受影響相對較小。但是,農村經濟關系國計民生,在此背景下,分析發展農村經濟對策,更具現實意義。“百年大計,教育為本”,從教育角度分析經濟的發展,具有重要價值,因此,本文從農村教育角度分析我國農村經濟的發展。
一、教育促進經濟增長理論分析
經濟增長受到諸多因素的影響,歷史上許多學者進行了相關研究。丹尼森等新古典學派研究了知識對經濟增長的重要性。丹尼森在《1929—1969年美國經濟增長的核算》中得出:知識進展是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最重要的增長因素。庫茲涅茨提出經濟增長的因素主要是知識存量的增加、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和結構方面的變化。索洛于1957年運用全要素分析法分析了美國上世紀前半期的經濟發展,發現從1909—1949年間美國GNP的增長中,技術進步貢獻了87.5%,而人均資本投入量的增加只貢獻了12.5%,因此認為技術進步是經濟增長的最根本因素。
新古典增長理論把技術進步作為外生變量來研究,羅默、盧卡斯等提出的新經濟增長理論不同意這種觀點,歲默從內生性技術進步出發來解釋技術進步對經濟增長的效應。經過分析認為:知識不僅能形成自身的遞增效應,而且能夠滲透于資本和勞動力等生產要素,使資本和勞動力等生產要素也產生遞增受益,從而使整個經濟的規模收益遞增。盧卡斯的觀點與羅默類似,只是把技術進步換成了知識積累,他認為:人力資本是現代經濟增長的決定因素和永久動力,各國經濟增長的差異主要是人力資本方面的差異以及各國在國際貿易中的人力資本比較差異所致。
20世紀60年代,美國經濟學家舒爾茨提出了著名的人力資本理論,他認為,人力資源是一切資源中最主要的資源,人力資本理論是經濟學的核心問題;在經濟增長中,人力資本的作用大于物質資本的作用;人力資本投資與國民收入成正比,這種投資的經濟效益遠大于物質投資的經濟效益。對1929年—1957年美國教育投資與經濟增長的關系作定量研究后發現:教育投資的收益率平均達到17%,教育投資增長的收益占勞動收入增長的70%,占國民收入增長的33%,也就是說,人力資本投資是回報率最高的投資。
對于農村發展與農村教育的關系,舒馬赫進行系統研究后發現:發展中國家農村之所以貧窮,主要原因在于農村的教育落后,農民文化素質低,農村的組織、紀律等方面存在很多的缺陷。發展中國家農村問題的癥結在于如何使農村生活活躍起來。而人是一切財富的首要和最終的根源。因此,對于廣大發展中國家來說,當務之急是加強對農村的智力援助,贈與有用的知識,加強農村的教育。農村教育要提高農村居民的受教育水平,要培養具有正確而堅定的價值觀和信念的“完整的人”培養為農村、為人民服務的人。
二、農村教育促進農村經濟發展原因分析
目前,我國農村經濟發展中存在的主要問題是:農村生產方式傳統,現代農業沒有大范圍推廣;農業產業化程度低,農產品附加值低;農村人口過多,農村生產效益低下;農民收入不穩定,消費能力弱等。這些問題的解決,雖然有多種方式,但最根本的還是農村教育。農村教育的發展能有力的促進這些問題的解決,從而促進農村經濟的發展。
2.1農村教育可以提高勞動者素質,促進農村經濟發展
我國農村經濟要發展,必然需要促進傳統農村生產方式的轉變,發展現代農業。而要發展現代農業,就需要大量高素質的勞動者,需要大量有知識、懂技術的新型農民,需要大量的農村人才。
提高農村勞動者的基本科學素質,提高農村勞動者的技術熟練程度以及對農村科技的快速消化能力,最根本的是農村教育。農村教育可以提高農村居民的受教育程度,增強其學習、鉆研能力,提高農村居民的思想意識,從而促進農業科技的轉化,現代農具的使用,促進農村經濟的發展。
目前我國農村經濟發展主要需要以下人才:(1)農村綜合性人才,具有較強的實踐動手能力和多種專業知識。(2)農村科技人才。農村科技的發展對農業科技人才的素質提出更高要求。(3)農村新型勞動者。適應傳統農業向現代農業的轉變的要求。(4)農村經紀人。農村管理部門與廣大農戶之間、農村生產者與農產品市場之間聯系的紐帶。
2.2農村教育可以推進農業產業化發展,促進農村經濟發展
農業是國民經濟的基礎,更是農村經濟的重中之重。目前,我國農村經濟發展緩慢,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我國大部分地區仍然是一家一戶生產、經營的小農經濟。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小農經濟難以與大市場對接,農業比較利益低、農業科技進步慢、農民收入增長緩、剩余勞動力難以轉移。而農業產業化則可以很好地解決這些問題。
農業產業化能有效解決農戶小規模經營與社會化大市場的矛盾,提高農業的組織化、商品化程度,有利于促進農業的規模經營和技術進步,在一定程度上提高農業的比較利益,是我國實現農業現代化、發展農村經濟的有效途徑。
農業產業化組織作為農村中的企業、農村經濟發展的中介,需要大量的農村管理人才、經營人才、技術應用人才以及科技開發者,這些都需要教育能夠培養出大量實用的農村建設者。
2.3農村教育可以影響農村人口,促進農村經濟的發展
首先,農村教育的發展,會促進農村人口出生率的降低。農村居民受教育程度的提高,會促進農民少生優生。在我國,農村經濟發展緩慢的一個重要原因就在于農村人口過多,農村土地偏少,我國人均耕地面積僅為世界人均的四分之一。從下表可以看出,隨著農村居民文化程度的提高,農村婦女的平均生育率在不斷下降,因此農村居民的文化素質對農村人口數量具有重要的影響。農村居民將因為文化素質的不斷提高而提高生育意識,少生優生,有效降低人口的出生率,使我國的農村人口增長速度得到降低,緩解農村人口過快增長的勢頭。促進農村人地矛盾的逐步緩解,從而促進農村經濟的發展。其次,農村教育的發展,會促使農村勞動力向二三產業、向城市轉移。我國農村經濟發展中的一個嚴峻的問題是我國農村有大量的剩余勞動力,人地矛盾突出,勞動生產率低,需要轉移。據統計:2006年底,我國有4.81億農村勞動力,占全國勞動力7.64億的62.9%,其中從事第一產業的勞動力為3.26億,占全國勞動力的42.6%,而發達國家第一產業從業人員一般在10%以下。據估計,我國有約1.5億的農村勞動力需要從第一產業中轉移出去。如果我國的農村剩余勞動力能夠從農業中轉移出去,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僅僅這一效應就可使農民生產效益提高40%。
但是由于農村勞動力素質普遍低下,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并不順暢,轉移到城市中的農村居民不能獲得與城市居民同樣的工作機會。農村教育在這一進程中將因為能夠提高農村居民的各種素質,增加他們從事第二、第三產業的工作機會,從而促進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進而推動農村經濟的發展。
2.4農村教育可以提高農民消費,促進農村經濟發展
我國農村人均教育消費相當于城市的三分之一,農村教育消費不足,不利于農村經濟的發展。農村家庭撫育子女上學,必然要支付相應的教育費用,這就是消費。消費會刺激生產,消費了教育費用,換取的是勞動者智力和體力的發展,促使社會再生產的進行。從經濟效果看,農村教育是有限度的消費,但卻是擴大了的生產,因此農村教育促進了農民消費,從而促進農村經濟的發展。
2.5農村教育可以提高農民抗風險能力,促進農村經濟發展
農村教育的發展,可以提高農民抗擊各種風險的能力。一般來說,受教育程度越高,其抗擊各種風險的能力也就越強,從而使收入彈性降低。勞動力受教育水平越高,接受農業技術培訓和農業職業教育能力強,適應各種工作的能力就越強,不容易受到經濟形勢波動的影響,勞動收入的抗干擾力和抗波動力就更強。特別是相對于目前的全球性經濟蕭條,勞動者收入的抗干擾力顯得尤為重要,亦是農村經濟發展的途徑。
總的來說,農村教育能夠通過提高勞動者素質、推進農業產業化發展、降低農村生育率、轉移農村剩余勞動力、提高農民消費、增強農民抗風險能力等方式來促進農村經濟發展。因此,要發展農村經濟,必須重視農村教育。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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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八五至十一五”20年間地區生產總值由896.33億元增長為20 394.26億元,翻了22.75倍(未剔除物價指數影響);綜合貨運周轉量由1 520.75億噸/公里增長為8 070.69億噸/公里,翻了5.31倍;綜合客運周轉量由357.88億人/公里增長為1 172.86億人/公里,翻了3.23倍。“十二五”期間河北省交通基礎設施建設將完成投資6 431億元,綜合交通運輸系統的容量將進一步擴展,同時又面臨不同運輸方式間的競爭加劇,各種運輸方式競爭發展激烈,其對環境資源的過度消耗已經顯現。本文采用河北省1990—2009年交通運輸與經濟統計數據,分析河北省綜合交通運輸建設規模與經濟增長關系,以期為制定區域綜合運輸體系發展戰略與決策提供依據,促進區域綜合運輸體系與社會經濟的協調、可持續發展。
一、文獻綜述
隨著經濟的發展,異地貿易呈蓬勃之勢,各種運輸方式的業務量迅速增加,特別是近年來,綜合運輸體系越來越完善,綜合交通運輸建設規模與經濟增長間作用日益增強,學術界開始從不同角度對綜合運輸體系與經濟發展進行了大量研究。英國經濟學家亞當·斯密提出,交通運輸與經濟發展間的關系:“交換能力引起勞動分工,而分工的范圍必然總是受到交換能力的限制。”[1]羅斯托認為交通運輸是隨著商業的興起而發展的,運輸網的擴大可引起國內商業和對外貿易隨之擴大。英國人文地理學家豪伊爾提出運輸不僅是經濟發展的結果,還是經濟發展的原因。美國經濟學家歐文在《交通運輸與世界發展》(1987年)一書中,用37個國家的統計資料定量分析認為,交通運輸是經濟發展的必要條件。奧地利經濟學家E·薩克斯從宏觀及微觀兩個層面對運輸業進行了研究,奠定了運輸經濟學的基礎。1996年世界銀行在《可持續運輸:政策變革的關鍵》一書中指出,運輸是發展的關鍵,如果沒有為工作、健康、教育和其他令人舒適的環境提供便利的交通設施,生活質量就會變差等[2]。國內關于交通運輸與經濟發展關系主要有兩種,一種從經濟學視角研究,另一種是從交通運輸學視角進行研究。兩種研究利用的方法雖不同,但研究目的和意義基本一致。主要論述兩者關系之間作用關系、投資效應。
總的說來,現行研究中存在以下缺陷:(1)多數研究只是根據《中國統計年鑒》上省份約三十多年的數據,這些宏觀統計數據資料未能深入到交通運輸結構,使分析的內容和結果均受到一定局限。(2)我國相關研究的成果分為兩類:一是交通運輸業學者使用的研究方法多采用傳統方法或現代方法中使用傳統指標體系,對自然環境指標考慮多,經濟指標考慮少;二是經濟學專業相關學者大多使用《中國統計年鑒》《經濟年鑒》等宏觀統計總量數據,關于交通運輸數據多數采用了客運周轉量、貨運周轉量等,未考慮公路、鐵路、航空網絡密度的影響。鑒于此,本文在已有的研究成果基礎上,根據經濟計量分析特點,運用脈沖響應分析和方差分解分析的思想,結合協調發展理論提出了基于VAR和VEC模型的交通經濟數據的分析方法。在指標選取上不僅考慮經濟指標、交通總量指標,還將微觀網絡密度指標統籌考慮,利用換算綜合交通運輸的網絡密度、換算周轉量衡量綜合交通的建設規模。以河北省交通經濟統計數據為樣本,建立誤差修正模型(VEC)和向量自回歸模型(VAR),通過協整分析探討經濟發展與交通運輸發展之間短期和長期的均衡關系,利用脈沖響應分析和預測方差分解分析探討兩者之間的動態關系。
二、研究方法與研究過程
(一)數據來源及研究樣本
本文選取1990—2009年的河北省地區生產總值作為經濟增長指標。衡量交通運輸發展水平的指標之一為交通運輸網絡密度,借此來反應交通運輸發展規模,該指標沒有直接的數據可以獲取,本文首先把區域內的鐵路、公路、內河通航里程加總得到綜合運輸里程,再根據網絡密度定義,得出1990—2009年河北省區域交通運輸網絡密度①。換算周轉量②,是指將旅客周轉量按一定比例換算為貨物周轉量,然后與貨物周轉量相加成為一個包括客貨運輸的換算周轉量指標。它綜合反映了各種運輸工具在報告期實際完成的旅客和貨物的總周轉量,是考核運輸業的綜合性的產量指標。本文選取1990—2009的全社會貨運周轉量和客運周轉量,并將客運周轉量進行調整得到換算周轉量代表綜合周轉量,借此來反應綜合交通運輸的利用能力(見表1)。
(二)研究方法及樣本分析
本文將河北省地區生產總值增加值作為衡量經濟增長的指標,利用綜合交通運輸的網絡密度、換算周轉量衡量綜合交通的建設規模。建立誤差修正模型(VEC)和向量自回歸模型(VAR)[3],通過協整分析探討經濟發展與交通運輸發展之間短期和長期的均衡關系,利用脈沖響應分析和預測方差分解分析探討兩者之間的動態關系。
為了消除物價因素的影響,本文選取1990年為基期的物價指數對河北省地區生產總值數據進行平減處理,得出實際地區生產總值。得到生產總值時間序列、網絡密度時間序列、綜合周轉量時間序列的樣本描述性統計結果見圖1,相關數據資料中沒有異常值和缺失值。
三、統計結果及分析說明
(一)綜合交通運輸規模與經濟增長間長期動態關系
利用上述數據,設實際地區生產總值時間序列為{yt},網絡密度時間序列為{xt},綜合周轉量時間序列為{Zt}。并對其進行平穩性檢驗。根據檢驗結果可知在5%的檢驗水平下原序列{yt}、{xt}與{Zt}均不平穩,且含有截距項結果見表2。
對原時間序列進行ADF檢驗,得lnyt~I(1),lnxt~I(1),lnZt~I(1)。傳統的VAR理論要求模型中每一個變量是平穩的,對于非平穩時間序列需要經過差分,得到平穩序列再建立VAR模型,但這樣通常會損失水平序列所包含的信息,因此我們需要將變量進行協整檢驗,在變量的協整關系上建立VAR模型。利用Eviews6.0,根據AIC準則與SC準則最小建立VAR模型的滯后期(見表3)。
根據表3確定VAR模型的滯后期為2,并對lnyt、lnxt、lnZt進行協整檢驗,結果如表4:
根據序列協整檢驗結果可知,在5%的顯著水平下兩種檢驗方法表明變量間存在著協整關系,表明網絡密度、綜合周轉量與經濟增長之間有長期的均衡關系。
盡管經濟增長與網絡密度、綜合周轉量間存在著長期均衡關系,然而實際經濟生活中存在著各種擾動,比如經濟政策的變化等。這導致了變量常常會在短期偏離其均衡路徑。基于此,我們建立VEC模型來分析其長期和短期因素的影響。本文估計得到關系式為:
其中誤差修正項反應了變量偏離長期均衡路徑的反應程度。在長期均衡中經濟增長變化受綜合交通運輸的網絡密度與周轉量的增長變化影響。由于現在的區域經濟是一個流動的、開放的系統,因此河北省區域經濟的運行需要與外界進行物質、勞動、資本、信息的交換。在這些要素流動中,交通運輸發揮著導向和制約的作用,便利的交通條件——交通的可達性和運輸能力的擴大性能夠促進區域之間、區域內部的經濟、文化交流,改變產業結構和生產力布局,塑造城市形態;從短期看,影響經濟增長的短期變動分為四部分:(1)受上一年度的綜合周轉量的波動變化影響較大,表明由于運輸業產出的增長推動國民經濟增長的作用明顯,交通運輸業的發展進一步降低了生產資料的流通壁壘,使得市場的生產要素流動性加強,降低了交易費用,促進了資源的優化配置。(2)受上年交通網絡密度增長波動的影響,在河北省的區域范圍內網絡密度主要受交通的里程長度影響。(3)受上年度的自身經濟增長變動的影響,經濟發展的慣性,使得經濟發展受自身影響很大。因此研究經濟系統內部問題也具有現實意義。(4)來自經濟增長偏離長期均衡的影響,當經濟增長發生短期偏離,系統將以0.06的速度將經濟增長變動反向調整到均衡狀態。因此交通運輸發展與經濟的增長之間的關系具有一定的穩定性,通過這種穩定性能夠調節經濟發展的不均衡。
交通運輸的網絡密度短期波動主要受上一期的綜合周轉量的增長波動以及經濟增長波動變化影響,當經濟增長波動擴大對網絡密度的增長變化影響反而變小。網絡密度的短期偏離,系統能以0.07的速度反向調整。短期內上一期經濟增長的波動變化并不能增加交通建設規模的引致需求。經濟增長的變動對交通運輸業的促進作用減少,交通運輸的建設主要是以需求為導向,受自身的發展規模的影響較大。在計劃經濟條件下,人們對運輸需求的認識體現出濃厚的供給主導觀念。這種觀念在實踐中延伸的意義在于以一定的供給條件去對應一定的需求或在一定的供給條件下去研究需求。從運輸業,特別是道路運輸業發展的現實來看,一方面交通運輸仍是國民經濟發展的瓶頸,仍需大力發展,另一方面卻存在著非常嚴峻的運力過剩的現象,產生了嚴峻的結構性過剩的矛盾。可見一味地增加各種交通的里程、規模并不能促進經濟的大幅增長,因此應該對交通線路的節點進行優化、科學管理,使得交通運輸的利用能力增加。只有經濟能夠平穩增長、工業產值也平穩增加,交通運輸的建設才會平穩推進,交通運輸的輸送和吸引功能,是促進對交通運輸需求的先決條件。
綜合貨物周轉量的波動變化受經濟增長波動與交通建設規模增長波動的正向影響。當經濟加速增長會促進貨物周轉量速度增長幅度。當交通建設規模加速發展時也會使得貨物周轉的速度提高。這與河北省實際情況較為符合,作為工業大省,在現有交通運輸規模的條件限制下價值量的增加必然通過提高運輸能力或者增加平均運距來提升貨物周轉量。運輸業本身創造著巨大的以實物形態表現出來的使用價值,通過運輸業的發展推進生產布局優化,實現規模化、專業化發展,可大大提高資源效用,增加物質財富。隨著社會的發展,生產社會化程度不斷提高,分工細化、專業化、規模化發展日趨鮮明,相互聯系日益密切,這是經濟發展的一般規律。而運輸則是這一發展規律的內在組成部分。如果沒有運輸手段的銜接,就不可能出現產地與銷地的空間分離,資源與產業的空間分離,只能就產就銷。交通運輸的輸送和吸引功能,是經濟增長推動交通運輸業發展的條件[4]。
(二)綜合交通運輸規模與經濟增長間交互影響的過程分析
利用Eviews6.0對VAR(2)模型進行穩定性檢驗,模型特征方程的根均大于1,則VAR(2)為平穩系統。可以通過脈沖響應函數來分析一個標準差大小的沖擊對內生變量lnyt、lnxt與lnzt現期及未來各期的影響,并以此來考察1990—2009年間綜合交通運輸規模與經濟增長間交互影響的過程(見圖2)。
由圖2的第一行三個圖可知,向量自回歸模型中,給lnyt變量當期一個標準擾動之后,通過變量之間的動態聯系,對當期以后的各變量將會產生連鎖變動效應,經濟增長對自身的擾動脈沖響應為正,且維持在0.07左右,第七期之后趨于平穩。給交通運輸網絡密度一個正向沖擊,經濟增長第一期響應為零,之后出現負向波動,第6期之后趨于穩定。當綜合貨運周轉量受到一個正向沖擊時,經濟增長第一、二期響應也為零,第三期后逐漸有個小幅的正向反應,第九期趨于平穩。可見短期交通運輸網絡密度增長受到沖擊時對經濟增長有負作用,而綜合運輸周轉量在長期對經濟增長具有正的拉升作用,短期內并不明顯,只有在中長期貨物周轉量的增長對經濟增長的推動作用才明顯;由圖2的第二行三個圖可知,交通運輸網絡密度在經濟增長受到一個正向沖擊時在前五期有負的影響,之后卻有正的影響,第九期趨于平穩。交通運輸網絡密度對自身擾動項的響應首先為正,之后開始回落,第三期為負的影響,第五期后趨于平穩。當綜合貨物周轉量增長受到正的沖擊時,網絡密度第一期響應為零,之后為正的響應,第八期趨于平穩;由圖2的第三行三個圖可知,當經濟增長受到一個正的沖擊,綜合貨物周轉量增長前二期為微小負的響應,第三期開始有正的響應。當網絡密度增長受到一個正向影響時,貨物周轉量的增長變化對其的響應為負向變化,直到第六期平穩。綜合貨物周轉量增長對自身擾動的沖擊響應為正,隨著時間逐步減小,第八期趨于平穩。
在短期,經濟增長波動受到正的沖擊時,經濟增長對其自身沖擊的響應為正,由于交通運輸業建設的時滯性特點,直到中期網絡密度為正向反應,只有經濟的長期增長才能促進交通運輸建設規模的增長。而綜合貨物周轉量的增長速度的增加只在中期對經濟的增長速度有正向的影響。
(三)經濟增長速度、網絡密度與綜合貨物周轉量增長之間的相互貢獻率分析
本文繼續利用方差分解技術分析經濟增長速度、網絡密度與綜合貨物周轉量增長之間的相互貢獻率。方差分解是將系統的均方誤差分解成各變量沖擊所作的貢獻,其做法是通過將一個變量沖擊的均方誤差分解成系統中各變量的隨機沖擊所作的貢獻,然后計算出每一個變量沖擊的相對重要性,即變量沖擊的貢獻占總貢獻的比例。如圖3所示對VAR(2)進行方差分解示意圖。
(1)各變量對經濟增長速度的貢獻率。首先,對河北省經濟增長最重要的影響因素是其自身發展速度,自身方差貢獻率長期保持在70%左右,這意味著保持我國宏觀經濟政策的穩定性和連續性對于經濟可持續快速發展具有至關重要的作用。其次是網絡密度對河北省經濟增長的綜合方差貢獻率在26%左右,說明交通運輸建設規模擴大對經濟增長具有促進作用,其作用呈現逐步增加的趨勢,綜合貨物周轉量增長速度對河北省經濟增長的綜合方差貢獻率較小,在4%左右,隨著時間的延長呈穩定趨勢。即既要依靠交通基礎設施的建設,又要合理、科學地規劃交通運輸的建設,并且提高各種交通運輸方式的利用能力才能促進經濟增長的速度。
(2)各變量對交通網絡密度的貢獻率。交通網絡密度受其自身的方差貢獻率短期內隨著時間減小,中長期在30%左右。在短期、中期經濟增長速度的方差貢獻率在15%左右平穩波動,但在長期貢獻率達到24%左右。綜合貨物周轉量的增加速度對網絡密度的方差貢獻率近似“倒U型”,在中期影響最大。短期來看交通運輸的建設要靠自身的增長來拉動,長期經濟增長對交通建設規模的直接需求效果并不明顯,但是通過對貨物周轉量增加的引致需求在中期效果最為明顯。
(3)各變量對綜合貨物周轉量增加速度的貢獻率。貨物周轉量的增長波動變化主要受自身波動變化的影響,但是該影響效應隨著時間逐步減小,在第十期降到38%左右。在短期受經濟增長速度的方差貢獻不大,但在中長期逐步上升,增加到40%左右。短期內網絡密度對綜合貨物周轉量增加速度的方差貢獻不大,但在長期達到20%左右。在短期來看,綜合貨物周轉量增加速度受自身影響最大,它與貨物重量與平均運距有關,在短期由于平均運距變化較小,交通建設規模的影響具有局限性,而貨物運載重量隨著交通運輸能力的提高而增加,但是達到一定水平時,即交通運輸能力達到飽和時,其對貨物周轉量增加速度的貢獻不變。從長期來看,經濟的增長速度帶動了交通運輸能力的提高,路況的改善使得綜合貨物交通運輸增長速度大幅提高。
四、主要結論與對策建議
(一)主要結論
通過上述理論研究和實際數據分析,我們可以得到如下主要結論:長期來看,經濟增長對交通運輸業的引致需求作用不如交通運輸業對經濟增長推動作用明顯,但是經濟增長與交通運輸業的建設規模、合理布局、運輸能力具有長期均衡關系。短期經濟增長的波動性主要受其自身增長波動的影響較大,有一個正的拉動作用。網絡密度、綜合貨物周轉量增長速度對經濟增長的綜合方差貢獻率遠遠小于經濟增長自身貢獻率,河北省為30%左右。因此提升交通運輸利用能力,增大貨物周轉速度可以對經濟增長的波動具有調節作用。但是交通運輸業的大規模發展對經濟發展的推動作用有限。
經濟發展的進程,也是交通運輸業發展的進程。經濟的增長對交通發展的引致需求作用并不明顯,這與我國經濟發展的階段相適應。經濟增長速度受到沖擊后會在中期對交通運輸業有個正的影響,短期為負的影響,說明交通運輸業的發展是一個長期的、動態的過程,當經濟增長波動性為正時,短期內對交通建設并沒有促進作用,但在中期對其有個正的引致需求,這種運輸需求與經濟系統運行機制的滯后性相符。經濟的增長主要受之前的自身影響較大,因為微觀個體在短期內不會改變已經盈利的經營模式,但是依據企業生存周期理論,在中長期個體會探索新的盈利模式,因此會改變經濟發展過程中的結構性問題。新產品的大量出現,新的區域經濟間聯系增加,新的需求出現必然要求交通運輸設施的建設、提升和結構改變。
(二)對策建議
從目前的發展態勢來看,河北省經濟社會發展與綜合交通運輸需求向供需平衡靠近,但綜合運輸結構過度競爭矛盾有進一步擴大的趨勢,未來這種趨勢如何演變、調控不僅是河北省,也是全國及其他一些省份所面臨的問題。根據本文理論與實證研究結論,我們的政策建議是:交通運輸業的發展要與經濟發展相適應,既不超前也不滯后,需要合理、科學地規劃交通運輸的建設規模,提高各種交通運輸方式的綜合利用能力。目前河北省及其他一些省份提出適度超前發展的規劃,在適度超前問題上應認真研究和嚴格控制,充分考慮綜合交通運輸投資后其效益的滯后問題,以避免過度投資及土地資源浪費;綜合貨物周轉量增長速度對經濟增長的綜合方差貢獻率很小,從目前我國產業結構來看,2012年我國有17個省份(包括河北省)第二產業所占比重超過50%,這些省份產業結構普遍偏重,特別是河北省為鋼鐵大省,產量高附加值低,各省出臺系列政策進行產業結構調整。目前貨運周轉量處于峰值區域,隨著產業結構調整力度加大,貨運量將減少,運距將增加,客運周轉量處于上升階段。因此在解決經濟發展中的結構問題時也要注意各種交通運輸方式發展中的結構性問題,統籌客運、貨運特點及走勢,優化交通運輸結構,改善各種交通運輸方式的發展與節點和線路的匹配問題,使綜合運輸系統內部各種運輸方式互補共存、緊密協作,“在運輸方式的選擇上,不能簡單地以占用土地的多少來衡量,關鍵要看是否更符合未來的發展趨勢,是否對經濟發展更有利,是否更有利于整體路網布局的完善和效率效益的提高”[5];科學規劃,對綜合交通系統優化升級,提高交通系統的利用能力。鐵路、公路、航空建設密切配合,以防各自為政而導致過度競爭。既要考慮傳統上的交通可達性、便捷性、時間效率,更要考慮產業結構變化走勢和個性化需求,充分發揮各種運輸方式的互補和相互促進的作用以實現整個運輸系統的高效率。
下面是我在教學過程中如何創設有效的課堂教學情境,激發學生學習數學的興趣和欲望的幾點做法。
一、利用設置自主探究創設課堂教學情境
心理學家布魯納說:“學習者不應是信息的被動接受者,而應該是知識獲取過程中的主動參與者。”怎樣讓學生在教學中主動探索發現新知?在新知識教學中,教師要有意識地為學生創設問題情境,并通過點撥、啟發、引導,促進學生積極思考,讓他們自主探究并提出有價值的數學問題,使其產生強烈的求知欲望,同時培養他們善于發現的問題意識。教師要始終鼓勵學生自主地操作、嘗試、交流、討論、質疑、解惑、獲取,把問的權利交給學生,把講的機會讓給學生,把做的過程放給學生,盡可能多給予學生自主地、創造性地學習的時間和空間,從而形成一種生動活潑的學習局面。在探究過程中,教師要運用多種評價策略,并以自己的神態、動作、語言激勵學生,使學生保持探究熱情,激發學生在課堂學習中的情感,促其積極自動地參與到探究數學知識的活動之中。下面是我在教學“對數的運算法則”時創設的一個教學情境。
對數函數是運用所學函數知識去加以研究的一個重要初等函數,對數的運算法則是學習對數函數、研究對數函數性質的基礎和工具,因而是教學的重點,同時也是一個難點。在實踐過程中,我有意識地把“對數的運算法則”設計為探究性課題,搞了一次“數學實驗”:讓學生6人一組,利用計算器,自定M、N的值,自主探究lgM、lgN、lgM+lgN、lgM-lgN、lgMlgN、lgM/lgN、lg(MN)、lg(M/N)、lg(M+N)、NlgM等之間的關系,并要求每一個小組的組長在探究結束后代表小組做匯報發言,向大家介紹小組的探究歷程,交流實驗心得,證明數學猜想。實踐結果表明,學生們在“數學實驗”中不僅興趣高漲,而且通過計算、觀察、歸納,發現了對數的運算性質,體驗了數學發現、創造的歷程,發展了創新意識,不僅認知結構得到了發展,而且身心和品質也得到了發展。正如學生自己所說:要“細心、嚴謹、耐心求真,勇于猜想,敢于實驗”,“通過自己的思考與實踐所獲得的知識更有趣,也更牢固。凡事都應認真對待,不能人云亦云,要自己探究個明白才能下結論”。
通過以上自主探究創設課堂教學情境,學生學習的主動性和探索的積極性得到了充分的調動,激發了學生對學習“對數的運算法則”的興趣,從而提高了學生學習數學的欲望。
二、利用科學事件創設課堂教學情境
用科學事件創設課堂教學情境,容易引起學生的關注,激發學生學習的興趣。下面是我在教學“指數函數”時創設的一個教學情境。
在執教“指數函數”時,可以從一則新聞報道引入:2002年7月14日,我國考古工作者在江蘇省連云港市發現的漢代千年古尸引起了人們的極大關注。在無史料可考證的情況下,考古學家卻能測出是漢代千年古尸,考古學家是怎樣測量古尸的年代的呢?通過這樣的情境引入引起了學生的好奇和興趣。其實這是根據人體中含有的一種放射性元素“碳-14”衰變速度(每年人體內有0.012%的“碳-14”衰變為“氮-14”)與尸體內的“碳-14”的含量進行推算的。即通過放射性元素衰變的數學模型m=moe-λt,其中t表示經過的時間, m0表示初始質量,衰減后的質量為m,λ=0.012%為正的常數)這種“指數函數”模型來解決問題的。通過這樣的情境引入,激發了學生學習“指數函數”的興趣和欲望,從而提高了學生學習的主動性和探索的積極性,大大地提高了課堂效率,達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
三、利用數學故事創設課堂教學情境
講故事的形式是非常吸引中學生的,很容易引起學生的注意力,從而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下面是我在教學“數列”時創設的教學情境。
在執教“等差數列求和公式”時,可先講德國的“數學王子”高斯上小學時,解答老師出的一道數學題的故事。即:“1+2+3+…+100=?”老師剛讀完題目,高斯就在黑板上寫出了答案:5050。此時其他同學還在一個一個地加呢。那么高斯用什么方法算得那么快呢?這時學生會產生一種濃厚的興趣和強烈的探究欲望,從而引出要講的等差數列的求和方法——倒序相加法。
關鍵詞: 神經元;星形膠質細胞;免疫組織化學;大鼠;腦干
摘 要:目的 研究大鼠腦干內星形膠質細胞和神經元對一側脛腓骨骨折的即刻應激反應及相互關系. 方法 應用細胞免疫組織化學三重標記法觀察腦干內膠質原纖維酸性蛋白(GFAP)、Fos蛋白、酪氨酸羥化酶(TH)在左側脛腓骨骨折后15,45,90,180和360min的表達變化. 結果 ①一側脛腓骨骨折后,腦干星形膠質細胞GFAP陽性表達有明顯的核團定位.在延髓內臟帶(MVZ)、三叉神經脊束核尾側亞核(Vc)、外側楔束核(Ecu)、中縫大核(RMg)、藍斑(LC)、臂旁外側核(LPB)、中縫背核(DR)、中腦導水管周圍灰質腹外側區(vIPAG)等腦區內的星形膠質細胞GFAP陽性,而Fos陽性神經元的分布與此分布基本一致;②MVZ,LC等部位有大量Fos及TH雙標陽性神經元,周圍有密集的GFAP陽性細胞;③時間點上GFAP與Fos陽性產物的表達均先升高后又降低,前者表達高峰期在骨折后45min,而后者在90min,即前者表達高峰略為提前. 結論 上述核團的星形膠質細胞參與了下肢骨折傷害性刺激的應激反應及其調節過程,且其反應早于神經元,可能主動地影響神經元的活動.
Abstract:AIM To observe the instant stress reaction of as-trocytes and neurons in rat brain stems after the unilateral tibia and fibula bone fracture.METHODS With immunohis-tochemical triple staining method,the expression of Fos-pro-tein,glial fibrillary acidic protein and tyrosine hydroxydase was observed.RESULTS ①After the nociception of the treatment,GFAP-like immunoreactive astrocytes exhibited clear nuclei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 in medullary visceral zone(MVZ),raphe magnus nucleus(RMg),lateral parabrachial nucleus(LPB),locus nucleus(LC),dorsal raphe nucleus(DR),lateral ventral part of periaqueductal gray(vlPAG).Fos-like immunoreactive neurons had the similar distribution pattern.②There were many Fos and TH immunoreactive double labelled neurons in MVZ,LC,vl-PAG,DR,surrounded by GFAP-like astrocytes.③Fos-like(Fos-LI)and GFAP-like(GFAP-LI)immunoreactivity both were increased firstly,and then decreased after the peak time.The peak time of GFAP-LI was earlier than that of Fos-LI.CONCLUSION The astrocytes as well as neurons of the above nuclei or regions may be involved in the stress response and adjustment of the lower extremity bone fracture nociception simultaneously.
0 引言
傳統觀點認為痛覺是由神經元介導的,膠質細胞只起輔助作用.然而隨研究不斷深入,現已證實星形膠質細胞(astrocyte,AS)能夠接受神經元的信息,在AS之間傳遞,并通過釋放谷氨酸反作用于神經元從而對其功能發揮影響[1,2] .目前有關膠質細胞對痛覺反應的研究開始有較多報道,但多采用sc化學刺激物的模型進行研究[3,4] ,對外傷引起的即刻應激反應中AS對痛覺的反應及其與神經元的關系則未見報道.我們采用一側脛腓骨骨折模型,通過免疫細胞化學等方法對刺激后AS和神經元反應的時間、空間規律及相互關系進行了探討.
1 材料和方法
1.1 材料 SD成年雄性大鼠32只,體質量200~250g(由第四軍醫大學實驗動物中心提供),在溫暖(20℃)、安靜的環境中飼養48h,注意避免非特異性應激反應的發生.
1.2 方法
1.2.1 實驗組 將大鼠在清醒狀態下造成一側脛腓骨骨折,分別存活15,45,90,180和360min(n=6)后,用過量戊巴比妥鈉(80mg kg-1 ,ip.)麻醉,迅速開胸經左心室至升主動脈插管,以100mL生理鹽水沖去血液,4℃含40g L-1 多聚甲醛的0.1mol L-1 磷酸鹽緩沖液(PB,pH7.4)先快后慢灌流固定2h,取腦干置于300g L-1 蔗糖中(4℃)直至組織沉底.冰凍切片機連續冠狀切片,片厚30μm,分為4組,置于0.01mol L-1 PBS中存放.免疫組織化學染色如下:每只大鼠的切片按先后次序分為4組,分別行抗Fos、抗GFAP、Fos/GFAP雙標及Fos/GFAP/TH三標的免疫組織化學染色.下面以三標為例簡述染色過程.切片在0.01mol L-1 PBS中漂洗后,入含3g L-1 Tri-ton X-100的0.01mol L-1 PBS中浸泡30min(室溫).依次入①兔抗Fos抗體稀釋液(1 3000,Santa Cruz),孵育48h(室溫);②生物素標記的羊抗兔IgG(1 500,Sigma)放置2h(室溫);③生物素-卵白素-HRP復合物(ABC,1 500,Sigma)浸泡2h(室溫).用葡萄糖氧化酶-DAB-硫酸鎳銨法呈色.以上每一步驟之后均用0.01mol L-1 PBS液充分漂洗3次,每次10min(下同).顯色后,切片繼續用ABC法進行抗GFAP染色:①兔抗GFAP抗體稀釋液(1 3000,Dako)孵育24h(室溫);②生物素標記的羊抗兔IgG(1 500,Sigma)放置2h(室溫);③生物素-卵白素-HRP復合物(ABC,1 500,Sigma)浸泡2h(室溫).用葡萄糖氧化酶-DAB-硫酸鎳銨法呈色.雙標后的切片再進行抗TH的第三重染色:①小鼠抗TH mAb稀釋液(1 5000Calblochem)中室溫孵育24h;②生物素標記的驢抗小鼠IgG(1 500,Sigma)中室溫孵育2h;③ABC復合物中室溫孵育2h;④DAB-H2 O2 溶液中進行棕色反應.結束3次染色的切片經漂洗后裱片、晾干、脫水、透明,封固后在光鏡下觀察并照相.抗Fos、抗GFAP單標和Fos/GFAP雙標的程序為上述三標法相應的一部分.
1.2.2 空白對照組 大鼠2只,不給予骨折刺激,僅行灌流固定、取材和免疫組織化學反應.
1.2.3 替代實驗組 取實驗組切片,用0.01mol L-1 PBS分別替代抗Fos、抗GFAP以及抗TH抗體稀釋液,按ABC法進行免疫組化染色,結果均為陰性.
2 結果
2.1 動物的行為學變化 左下肢骨折后大鼠立即表 現痛苦,活動能力受限,并出現躁動不安,呼吸加快加深等表現.空白對照組的大鼠無上述改變.
2.2 光鏡觀察
2.2.1 GFAP單標切片 ①對照組:GFAP呈散在分布,陽性細胞的胞體小、突起細、染色淺淡.僅延髓內臟帶(MVZ)、藍斑(LC)、臂旁核(PB)有少量GFAP陽性細胞;②實驗組:GFAP陽性細胞胞體肥大,顏色深染,突起變粗變長,主要集中分布于MVZ內的孤束核(NTS)(Fig1)、腹外側延髓(VLM)(Fig2)、以及兩者之間的中間帶上(IRt).三叉神經脊束核尾側亞核(Vc)(Fig3)、外側楔束核(Ecu)、藍斑(LC)(Fig4)、臂旁外側核(LPB)(Fig5)、中縫大核(RMg)、中腦導水管周圍灰質腹外側區(vlPAG)(Fig6)等部位也出現一定數量的GFAP陽性細胞.
2.2.2 Fos單標切片 ①對照組:對照組僅MVZ,LC有顏色淺淡的Fos免疫反應陽性細胞散在分布;②實驗組:Fos陽性神經元胞核呈圓形或卵圓形,藍黑色.其分布與GFAP陽性細胞基本一致,主要也集中在MVZ的NTS和VLM(Fig1,2),在Vc(Fig3),Ecu,LC(Fig4),LPB(Fig5),RMg,vlPAG(Fig6),中縫背核(DR)也有較多表達.
2.2.3 Fos/GFAP雙標切片 在上述MVZ(Fig1,2),Vc(Fig3),Ecu,LC(Fig4),LPB(Fig5),RMg,vlPAG(Fig6)和DR可看到藍黑色的GFAP陽性胞體和纖維密集分布于藍黑色的Fos陽性胞體及血管的周圍,兩者分布基本一致.
2.2.4 Fos/GFAP/TH三標切片 可觀察到以下幾種結構:①Fos+/TH+/GFAP+三標記結構:神經元的圓形或卵圓型胞核呈藍黑色,周圍充滿棕黃色的胞質,被GFAP陽性纖維包繞.此種結構集中分布在MVZ的NTS和VLM區;②Fos-/TH+/GFAP+二標記結構:神經元胞核Fos呈陰性,胞質TH染色陽性,周圍也有GFAP陽性纖維分布,但比較稀疏.分布于MVZ的NTS和VLM(Fig1,2);③Fos+/TH-/GFAP+二標記結構:深染的胞核周圍也可見GFAP陽性纖維.該類型數量最多,在MVZ,Vc,LC,LPB,RMg,vlPAG密集分布(Fig1~6),DR也有散在分布.
2.2.5 陽性產物表達時間的變化規律 對同一部位各個時間點的切片中GFAP陽性產物進行圖像分析,發現灰度閾值相同的條件下,陽性產物面積大小(即反應強弱)的順序為:45min>90min>180min>15min>360min.計數同一部位各個時間點Fos陽性細胞核的個數,則發現同樣存在先升高后降低的情況,但最高峰時間推遲到90min.即反應強弱的順序為:90min>45min>180min>15min>360 min.以NTS為例,統計結果見Fig7.
圖1 - 圖7 略
3 討論
3.1 腦干星形膠質細胞與神經元反應的意義 骨折位于下肢,而腦干內許多核團的星形膠質細胞和神經元都明顯表現反應狀態,這可能有以下意義:①激活的神經元和AS參與痛覺信息傳導.腦干內許多核團都參與軀體傷害性刺激信息的傳導及調制.例如傳導下肢傷害性刺激的二級神經元胞體就位于Ecu,而Vc與NTS是內臟與軀體傷害性刺激信息傳入與匯聚的部位;②作為應激反應調節中樞.MVZ,LC,vl-PAG等核團與心血管活動及應激反應調節關系密切,而骨折時有失血(可導致血容量降低和滲透壓升高)和心理應激,故相應核團也會有一定的表達;③相關鎮痛中樞的激活.在腦干以中線結構為中心(主要由PAG,DR和RMg組成),是重要的痛覺調制結構,與鎮痛關系密切,而本實驗Fos陽性神經元和GFAP陽性膠質細胞分布與上述中線結構基本吻合.
3.2 膠質細胞與神經元反應的時間規律及意義 本實驗結果顯示Fos表達以骨折后90min為最高峰,GFAP雖也有相似的升降變化,但高峰時間卻早于神經元,用AS增生顯然難以解釋.我們認為可能是由于AS興奮后GFAP發生去磷酸化改變,分子結構由聚合狀態解聚,導致GFAP抗體結合位點暴露所致,但具體機制尚需進一步探討.既然AS興奮的標志物表達峰值時間早于神經元,表明未必只有傳統認為的神經元興奮后再激活膠質細胞,可能還存在神經元與膠質細胞同時興奮,甚至膠質細胞興奮后激活神經元的信息傳遞模式.
3.3 膠質細胞與神經元的密切關系及意義 Re-ichenbach等[7] 發現在視網膜存在以Müller細胞(一種膠質細胞)為中心,與周圍神經元密切相連組成的柱狀復合體結構,并認為這是視網膜的代謝-功能單位.Grosche等[8] 證實在小腦Bergmann氏細胞突起上存在神經元-膠質細胞交流的結構 mi-crodomain.我們也在電鏡水平證實AS突起與神經元胞體、樹突或軸突終末之間發生接觸,其接觸區有膜電子密度增高點,可能就是信息交流的部位,因為在刺激后這種高密度點數目明顯增多(將另文報道).另有學者報道在LC自然狀態下記錄到的AS膜電位與神經元活動是同步的,并相互影響[9] ,因此我們認為以神經元為中心,周圍包繞星形膠質細胞,共同構成神經元與星形膠質細胞復合體(neuron-astro-cyte comples,N-ASC).N-ASC能夠通過神經元的樹突或AS的膠質突從其他N-ASC接受傳入信息,另外也可能從血液或腦脊液中接受信息.而各種信息在N-ASC內部的神經元與AS之間交流整合后,可進一步經由軸突傳至相應靶區的N-ASC,這就形成了中樞神經系統的調節機制.
中樞神經系統由神經元與膠質細胞組成,兩者關系密不可分.將神經元與膠質細胞作為一個整體進行研究,將有助于更準確、更科學地認識和反映中樞神經系統的結構與功能.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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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教育發展水平;經濟增長;灰色關聯
中圖分類號:G6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3198(2010)04-0083-02
1 引言
人力資本是推動經濟增長的關鍵因素,人力資本主要通過教育投資形成,教育發展水平對經濟增長影響的差異一直是經濟學界關注的焦點。目前國內外學者關于教育發展對經濟增長影響的研究主要是通過實證分析進行。McMahon通過對東亞經濟全面調查后發現:人力資本投資在東亞經濟高速增長中發揮著重要作用,東亞的突出成就關鍵在于發展了小學和初中教育,每個層次的教育對于經濟增長的作用存在差異。蓋莫(Gemmel,1996)通過研究發現,初等教育與中等教育分別與最窮和中等發展水平的發展中國家經濟增長關系更為密切,而高等教育對經合組織國家的經濟增長更為重要。Bassanini&Scarpetta在2001年以經合組織國家1971-1998年的數據為樣本,以工作年齡個人人均GDP為被解釋變量,以成年人口平均受教育年數為解釋變量,通過實證研究發現成年人口平均受教育年數每提高1%,人均GDP增長0.57%。
關于教育發展對經濟增長影響的探討,國內學者唐祥來通過借鑒Barro的研究方法和觀點,采用內生經濟增長理論和Lucas生產函數,選取29個省、市、自治區為研究對象進行研究發現不同層次的教育投入對經濟增長作用差異的顯著性。實證表明:教育投資與經濟增長之間存在結構差異,高等教育對于發達地區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明顯。中等發達地區和欠發達地區,中等教育和初等教育對經濟增長作用顯著。韓宗禮(1990)依據不同教育程度勞動者的勞動生產率,估算出我國1964-1987年教育對國民收入增長的貢獻為36%。申屠利芬將教育分為正規教育和職業教育兩類,采用柯布―格拉斯生產函數對浙江省職業教育與經濟增長關系進行了探討,發現與正規普通教育相比,職業教育對浙江省經濟增長呈顯著的正作用。沈永躍(2009)選取了2000-2007年河南省教育發展和經濟增長相關指標的數據,對河南省的教育發展與經濟增長的相互關系進行了實證分析,研究結果顯示,總體上,河南省經濟增長與教育發展呈中度關聯。
綜合上述文獻可見,在不同的國家或地區,由于經濟發展水平的差異,教育發展水平對經濟增長的影響程度是不同的,或者在同一地區,不同層次的教育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存在差異。
為此,本研究以經濟發達的沿海城市廣東省為研究對象,從不同的教育層次來探討教育發展在廣東省經濟增長中發揮的作用以及不同層次的教育在經濟增長中的地位。
2 模型的建立
1982年,鄧聚龍教授首先提出了灰色系統概念,并建立了灰色系統理論,灰色關聯分析(GRA)是對系統中各因素間關聯程度的量化比較,實際上是對動態過程發展態勢的量化分析。
由于教育發展水平對經濟增長影響的差異性,使得教育與經濟之間的相互作用變得復雜化,而用來反映廣東省教育發展水平和經濟增長的有關數據不完備,因此采用灰色關聯分析來分析廣東省教育發展水平對經濟增長的影響。
設有m個時間序列{x(0)1(t)},{x(0)2(t)},…,{x(0)m(t)}(t=1,2,…,n)。n為各序列的長度即數據個數,這m個序列代表m個因素(變量)。另設定時間序列{y(0)1(t)}(t=1,2,…,n)為母序列,而將上面m個時間序列稱為子序列。關聯度是兩個序列關聯性大小的度量。一般來說進行灰色關聯分析需要經過以下幾個步驟:
①確定分析序列。本文中以經濟增長為因變量,亦即參考序列y0,自變量xi為比較序列,xi可以取平均受教育年限、受教育程度(初等、中等、高等)的人口比重。
②將變量數列進行無量綱化。由于統計得到的原始數據,由于數列單位不同或者量綱不同,為使各因素之間具有可比性,首先將參考序列y0和各比較系列xi的原始數據作初值化處理,消除量綱。
③求差序列、最大值、最小值。計算公式如下:
差序列:Δ0i=|y0(k)-xi(k)|,k表示時間,通常k=1,2,…,n
兩級最小差:Δminminimink|y0(k)-xi(k)|,k表示時間,通常k=1,2,…,n
兩級最大差:Δmaxmaximaxk|y0(k)-xi(k)|,k表示時間,通常k=1,2,…,n
④計算灰色關聯系數。公式如下
γy0(k),xi(k)=Δmin+ρ•ΔminΔ0i(k)+ρ2Δmin
⑤計算灰色關聯度。
γ(y0,xi)=1n∑nk=1γy0(k),xi(k)
⑥結果評價。根據各個數據列所計算出來的關聯度,即各因素與比較變量的關聯大小,評價與比較變量關系最密切的變量,并對每個因素與比較變量的關系進行排序,找出因變量變化的主要和次要因素。
由于反映教育發展水平和經濟發展的有關指標的統計口徑不同,是造成許多文獻研究同一問題但得出的結論卻不一致的主要原因。而灰色系統理論著重研究概率統計、模糊數學難以解決的“小樣本”、“貧信息”等不確定性問題,對數據的要求可以是任意分布。因此,運用灰色系統理論的分析方法可以彌補這方面的不足。
3 實證研究
3.1 指標選取及說明
(1)因變量指標。現有研究經濟增長的文獻中大多采用國內生產總值或者人均國內生產總值作為衡量一個國家或一個地區的經濟發展水平(巴羅,1995和李子奈,2002)。本文將經濟增長作為因變量,以2001-2007年廣東省國內生產總值作為因變量指標。主要是因為國內外研究這個問題的文獻中沒有同樣的統計口徑,筆者也沒有找到更好的指標選擇。
(2)自變量指標。本文以教育發展水平作為自變量。用來測量教育發展水平的方法很多,通過對目前研究教育發展水平對經濟增長影響的相關文獻進行梳理,本文用受教育年限法來度量教育發展水平。首先將勞動按學歷層次進行分類,共分六類:未上過學(文盲和半文盲)、小學、初中、高中(包括普通中專、技工學校)、大學專科(包括普通大專、高職高專、成人大專)和大學本科以上。其次,確定每種學歷層次的受教育年限。根據我國的實際情況,以上六類受教育年限分別限定為2年、6年、3年、3年、3年和4年,但鑒于統計資料的可得性,把大專學歷及其以上分為一個層次,教育年限為4年。基于統計數據的來源,我們將采用6歲及6歲以上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作為教育發展水平的測度指標,再輔以初、中、高等受教育人口比重指標作為補充。計算方法如下:
x1:平均受教育年限=(未上過學人口×2+小學文化人口×6+初中文化人口×9+高中文化人口×12+大專以上文化人口×16)/總人口
x2:受初等教育人口比重=初中文化人口/總人口
x3:受中等教育人口比重=高中文化人口/總人口
x4:受高等教育人口比重=大專以上文化人口/總人口
從目前已有的文獻來看,一個地區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以及不同層次的教育對一個地區的經濟增的影響存在差異,筆者希望通過利用灰色關聯模型分析廣東省平均受教育水平以及不同層次的教育對廣東省經濟增長的影響并進行排序,以此來分析廣東省教育對經濟增長的作用。
3.2 數據來源和處理
本文所使用的數據是筆者根據2002-2008年《中國統計年鑒》,查得2001-2007年廣東省GDP數據列y0(單位:億元),另外由2002-2008年《中國統計年鑒》相關數據整理計算得到6歲6歲以上人口受教育水平的4個指標x1,x2,x3,x42001-2007年數據見表1。
表1
年份
6歲及6歲以上人口的受教育水平
平均受教育年xi(k)%受初等教育人口比重x2(k)%受中等教育人口比重x3(k)%受高等教育人口比重x4(k)%
國內生產總值(GDP)y0(k)億元
20018.1939.9814.093.8810647.70
20028.2237.7813.835.1511769.73
20038.1436.4813.465.0713625.87
20048.2538.1313.905.1916039.64
20058.4840.4115.405.8122366.54
20068.5342.0615.095.7026204.47
20078.7643.4616.316.4631084.40
3.3 計算結果
本文采用的數據處理軟件是DPS11.50統計軟件,在處理過程中取ρ=0.5,得到如下關聯度矩陣,見表2。
表2
關聯矩陣x1x2x3x4y0
x110.964130.962610.740570.64385
x20.9638110.958330.723270.62466
x30.960850.9567610.736650.63202
x40.666480.648540.671310.67368
y00.643850.626390.640680.733711
結果顯示γ01=0.64385,γ02=0.62639,γ03=0.64068,γ04=0.73371。
4 結論及展望
總的來說,廣東省的教育發展水平(平均受教育年限)與廣東省國內生產總值的關聯度是比較高的,達到0.64385。從受教育程度與國內生產總值的關聯度來看γ04>γ03>γ02,說明廣東省受高等教育人口比重與廣東省國內生產總值關聯程度最高,達0.73371,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最大,受中等教育次之,受初等教育最小,但中等教育發展水平、初等教育發展水平與國內生產總值的灰關聯度也較高,兩者之間差距不大。可見,廣東省國內生產總值的增長趨勢與高等教育發展水平非常接近,高等教育是現階段廣東省內經濟增長的主要因素。
文章雖然從戰略的角度對廣東省教育發展水平對經濟增長的發展進行實證研究,并發現廣東省國內生產總值的增長趨勢與高等教育發展水平十分接近。廣東省現有普通高校153所(包含本科、高職、獨立學院和民辦學校),其中高職院校88所,占所有高校的57.5%,自[教高]16號將高職教育作為高等教育的一種新的類型以來,高職教育在廣東省的經濟發展中起到舉足輕重的作用,如何計量高職教育廣東省經濟發展中起到的作用是一個值得深思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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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半腱肌-股薄肌聯合重建;半腱肌重建;膝前交叉韌帶
[中圖分類號] R687.4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673-7210(2013)10(c)-0075-04
膝關節前交叉韌帶重建的目的是恢復膝關節的穩定性,使患者可以重新做旋轉運動,同時無明顯的再斷裂風險。文獻報道骨-髕腱-骨前交叉韌帶重建的生物力學強度優于腘繩肌重建[1],故部分學者認為骨-髕腱-骨方式是前交叉韌帶重建的“金標準”[2]。但由于骨-髕腱-骨重建術后的并發癥很多[3],因此半腱肌-股薄肌4股聯合重建(ST/G)的應用逐漸成為主流。
腘繩肌移植的最大影響就是屈膝力量減弱[4-5],這就導致了是否需要移植股薄肌的爭論。一些學者認為股薄肌在高度屈曲膝關節時起重要作用[6],另外,在單獨半腱肌移植后,股薄肌可發生代償性肥大,可以部分抵消因半腱肌移植而導致的屈膝力量減弱[7],故只移植半腱肌可以防止屈膝力量減弱,而也有學者的研究結果表明與半腱肌單獨移植相比,同時進行半腱肌-股薄肌聯合移植在屈膝力量上沒有顯著差異[8-9]。理論上,4股半腱肌重建(ST)由于具有更大的移植物直徑和更好的生物剛度,可以提供更好的膝穩定性[1],而其最顯著的缺點是與骨隧道相比,長度可能不夠[10]。
為了驗證股薄肌是否在前交叉韌帶重建術后屈膝力量中具有重要意義,本研究納入2007年1月~2012年1月的30例前交叉韌帶重建患者,并對其進行了隨訪和療效比較,現報道如下: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納入廣州中醫藥大學第一附屬醫院(以下簡稱“我院”)運動損傷關節專科2007年1月~2012年1月收治的符合標準的30例患者(30膝)為受試對象,按就診順序將其分為兩組:前15例患者為ST/G組,后15例患者為ST組。本次研究通過了我院醫學倫理委員會的審核。兩組患者在年齡、性別、體重、傷側及病程等一般資料比較,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 > 0.05),具有可比性。見表1。
1.2 診斷標準
①癥狀:有外傷史;傷后膝關節腫脹,后可消退;走路打軟腿,自覺行走不穩;②體征:拉克曼征(+),前抽屜試驗(+),軸移試驗(+),膝關節穿刺液為血性,符合其中一項或幾項;③MRI顯示為前交叉韌帶斷裂或部分斷裂;以上指標以MRI診斷為準。
1.3 納入標準
①符合診斷標準;②兩側膝關節均無受傷病史;③同意參加本次研究,能完成隨訪并簽署知情同意書的患者。
1.4 排除標準
①兩側膝關節曾有受傷病史;②關節軟骨損傷程度超過NoyesⅡA度[11];③半月板損傷需同時修復;④病程超過1年;⑤同時合并踝或髖關節病變;⑥不同意參加本次研究的患者。
1.5 手術方法
1.5.1 移植物獲取 取脛骨結節內側3~4 cm長斜切口,顯露鵝足,尋找半腱肌4~5個的分散止點,ST組用取腱器套取半腱肌,向近端均勻滑行,同時向遠端牽拉,取出半腱肌,測量其長度,ST組長度需>26 cm,ST/G組同時套取半腱肌和股薄肌,同法取出。助手清理殘端肌肉,ST組半腱肌兩端編織縫合,將肌腱對折兩次后,于第1次對折處同樣行兩束編織縫合;ST/G同樣在兩束肌腱兩端行編織縫合,取兩束四股。兩組采取同樣的預牽張措施,15~20 N力在預牽張器上進行15 min的預牽張。
1.5.2 手術流程 脛骨導向器定位于前交叉韌帶脛骨止點處,保留殘端,注意導針以與脛骨平臺成45°角打入導針,根據已取肌腱的直徑選取比其小1 mm的空心鉆鉆通脛骨隧道。股骨隧道采用“經脛骨技術”(transtibial technique),但在準備脛骨隧道前就已確定了股骨隧道的進針點,以更接近解剖重建。常規骨隧道準備完畢后,測量隧道長度,選取合適長度的Endobutton鋼板。ST組于第2次對折處套置Endobutton鋼板,ST/G組將肌腱對折1次后套置Endobutton鋼板。肌腱針將肌腱帶入骨隧道,蹺蹺板試驗后向遠端牽拉肌腱,保持張力屈伸膝關節20次,后以金屬釘固定脛骨端。所有患者手術均由同一醫生主刀。
1.5.3 術后康復 術后石膏固定1周,術后3 d換藥時逐步活動膝關節,在1周后膝關節活動度應達到屈曲90°。囑患者麻醉過后即行股四頭肌等長收縮訓練,術后鼓勵患者帶石膏下地行走,1周后換支具保護固定,正常行走,但1年內膝關節不可行劇烈旋轉運動。
1.6 評價指標
①患者術后膝關節功能評價采用國際膝關節評分委員會評分(IKDC評分表)[12]。②膝關節松弛度采用KT-1000膝關節動度計測量。③患者術后屈膝力量利用Biodex肌力訓練評測系統測量[8],隨訪時均行此評價。測試以坐位進行,均測試兩側屈膝力量。在進行測試之前,患者均行5 min的固定鍛煉自行車熱身訓練。取60°/s和180°/s角速度兩個角速度,分別測試其峰力矩及在膝關節屈曲60°和90°時的等速力矩。④移植肌腱的直徑,以股骨隧道的大小來確定。⑤由同一名醫生用量角器來測量患者術后膝關節活動度,同時進行拉克曼征(Lachman test)及軸移試驗(pivot shift test)[12]檢查。所有患者均以術后1年為隨訪終點。
1.7 統計學方法
采用統計軟件SPSS 13.0對數據進行分析,正態分布計量資料以均數±標準差(x±s)表示,兩獨立樣本的計量資料采用t檢驗;計數資料以率表示,采用Fisher精確概率法。以P < 0.05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 結果
2.1 兩組患者術后功能評分比較
所有患者均完成隨訪,但ST組有5例患者由于術中取的半腱肌長度不足,而改為ST/G移植,剔除出本次研究。兩組患者術后1年功能評分比較見表2,其中ST/G組移植物直徑小于ST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 < 0.05),;在IKDC評分、拉克曼征、軸移試驗及KT-1000功能方面兩組間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 > 0.05)。見表2。
3 討論
本次研究的結果表明,股薄肌移植并不會明顯影響術后屈膝力量。本研究采用了Biodex來衡量術后屈膝力量的改變,這種客觀有效的測量肌力的方法可以從數值上得到可靠的結論。另外,有學者報道了在骨-髕腱-骨和ST/G移植重建術后可以出現膝關節旋轉松弛現象[13],但目前尚無客觀可靠的方法來驗證膝關節旋轉角度的變化,Webster等[14]利用步態分析結果來反應膝關節旋轉,其有效性尚有待確定。本研究利用軸移試驗來初步的進行評價,結果兩組患者間并無明顯差異,這也與之前文獻報道的結果相一致[15]。對于其他學者報道的術后旋轉松弛現象,筆者認為可能并不是移植物類型造成的,而更可能是骨隧道和固定方法不同的原因。兩組患者術后患側的屈膝力量較健側均減弱,但兩組間在60°/s和180°/s角速度下的峰力矩和各個膝關節屈曲度下的力矩均無統計學差異,這也與之前的報道一致[8-9]。由此可以證明,股薄肌移植并不會明顯影響術后屈膝力量。
由此可見,在ST和ST/G的選擇方面,術后的旋轉松弛和屈膝力量并不是主要的考慮因素。筆者認為,移植物的編織方法、骨隧道、固定方法及術后康復方案均可以影響患者的術后功能。在相關因素中,最重要的是半腱肌的長度問題,有學者認為若要行ST,則半腱肌至少需取到28 cm[10],而這顯然是與患者身高有關,本次研究中即有5例患者由于半腱肌長度不足而更改了手術方式,而筆者的經驗是若患者對運動的要求不是很高的話,半腱肌26 cm即可行ST,術后影像證實關節間隙比健側小,但只要保證術后系統和持久的康復訓練,基本不會影響生活。同時,身高的因素也可以部分說明ST組患者移植物直徑較大的問題。也有學者提出了骨隧道內移植物長度的重要性[16],但同時也有學者認為即使骨隧道內的移植物長度較短,也不會增加拔出及并發癥的風險[17],本次研究結果也支持了后者,認為骨隧道內移植物的長度可能并不是影響術后功能的主要因素。
關于移植物生物強度的問題,生物力學研究已經證明了4股半腱肌的生物剛度優于4股的半腱肌-股薄肌聯合肌腱[1]。基于更好的強度,ST移植的再斷裂應少于ST/G移植,但目前國內外尚無兩者比較的RCT。本次研究結果顯示,在膝關節穩定方面(KT-1000、拉克曼征及軸移試驗),雖然ST組移植物的直徑更大,但1年隨訪期內兩組間并無顯著差異,且兩組間的膝關節功能也無明顯差異(IKDC評分)。筆者認為,ST相比ST/G的技術要求更高,在各方面并無明顯優勢,且對患者身高有一定要求,故本研究并不提倡ST重建。但本研究結果僅為術后1年的初步結果,長期結果需繼續觀察。
綜上所述,ST/G與ST重建膝前交叉韌帶在術后屈膝力量及膝關節功能方面無明顯差異。基于手術技術要求及患者條件所限,筆者更傾向于ST/G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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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民族地區教育 經濟發展 經濟投入
教育在經濟進步和科技發展中占據著重要的地位,加強教育投入的主要目的是為了推動社會進步。在信息化時代,教育與經濟兩者之間關系日益密切,兩者互為促進、共同發展。在整體的教育事業發展中,保持教育與經濟兩者的良性互動才能從根本上解決影響兩者發展的不利條件,促進教育和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民族地區在我國一般處于比較偏僻的農村山區,在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進程中,加強對民族地區的投入是必不可少的。推動民族地區整體的發展水平首先要重視對民族地區教育的投入,發揮教育對經濟的促進作用。
一、民族教育與民族經濟的主要內涵
民族教育是對少數民族教育的簡稱,是指對漢族以外的其他55個少數民族實施的教育,是中國整個教育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廣義的民族教育是指對本民族文化的傳承,以及對外來文化引進、消化和吸收的過程;狹義的民族教育則專指對少數民族文化知識的教育。民族經濟是指在一定歷史條件下,某一民族社會經濟的總稱。在民族教育的發展過程中,容易受到多種外界因素影響,其中經濟因素所占比重較大。
二、民族教育與經濟的關系
對任何民族而言,在民族發展的漫長時期中,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民族經濟的發展對本民族教育文化有著直接的影響。經濟發展為教育提供了一定的物質基礎,成為教育發展的重要經濟保障。同時,教育的完善和進步對經濟發展有著重要的促進作用,落后的教育水平阻礙和限制著經濟的發展進步。在民族教育與經濟發展兩者的關系中,兩者存在著互為影響、相互促進、相互制約的辯證統一關系。
生產力的發展帶動著經濟的發展,生產力的發展要求與之相適應的生產關系。先進的生產力不僅要求提高勞動生產率,對勞動者的知識、技能以及勞動者的素質都有相應的要求。勞動者知識水平和綜合素質的提高能夠有效促進經濟的發展。提升勞動者綜合素質首先要求大力發展教育事業,提高教育水平,重視教育在提升個人能力中的基礎性作用。對民族地區而言,重視民族地區教育,培養民族人才才能夠作用于經濟發展,才能發揮人才對經濟的支撐作用。
經濟建設和發展對民族教育有著必然的要求,先進的科技和技術手段要求具備高素質的人才,經濟的發達程度直接影響著民族地區對教育的投入比重,兩者呈正相關關系。經濟發達地區對教育水平和質量的要求遠遠大于經濟較為落后地區,對教育的投入程度關系到地區整個經濟的發展趨勢。教育的經濟功能體現在教育對整體勞動力水平的促進和提升;科學技術轉化為生產力的過程中,教育起著重要的媒介作用。在知識的增值過程中,教育作為中介系統作用于經濟發展。
民族地區目前的教育狀況與發達的城市地區有著較為顯著的差別,主要體現在:經濟基礎較差,經濟發展速度落后于發達的城市地區;民族教育發展過程中受多種外界因素影響,民族地區由于其本身發展因素的制約,在教育的經濟投入上不能滿足當地對民族教育的需求;教學基礎設施較為落后,師資隊伍緊缺;整體教育事業比較落后,教育與經濟發展兩者之間難以形成良性互動。
民族地區經濟落后導致教育投入不足,而教育投入不足,又制約經濟及其他各項事業的發展。對于教育事業而言,加大教育投入是整個國民經濟發展過程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對教育的投入主要目的是培養高素質人才,以人才帶動科技進步,從而保證整個社會的經濟快速發展。西方教育投資理論認為教育投資對經濟增長有著重要的促進作用,即國家或者地區對教育的投資越大,人力水平越高,總人力資本越豐富的國家,其經濟增長率越高。對民族地區而言,把握教育和經濟兩者的緊密聯系,要更加重視民族地區發展的區域獨特性,探索適合民族地區的教育投入方式,從而以教育為立足點,為民族地區經濟跨越式發展提供合理的參考范本。根據相關調查研究發現,近年來我國民族地區教育投資總量呈逐年上升的發展趨勢,民族地區的教育投入與經濟增長之間存在著緊密的互動關系,教育的投資增長力度在地區經濟增長中有直觀的反映,教育投資對于經濟的增長發揮著內在的促進作用。
正確認識民族地區教育與經濟發展兩者的關系,首先應該從根本上把握民族地區教育的重要性。國家對民族地區加大教育投入一方面能夠帶動民族地區重視教育發展,另一方面教育的作用體現在長期的經濟發展中,長時期的教育投入必然帶來經濟回報。其次,對于民族地區而言,本地區的民族教育有別于其他地區的普通文化教育,民族地區的教育與當地的歷史沿革、民族傳統、民族發展息息相關,重視民族教育對發展當地特色經濟有直接的示范作用。
在對比分析民族地區教育與經濟發展兩者的關系中,最重要的一點是正確認識兩者相輔相成的辯證統一關系。對于民族地區的經濟發展而言,歷史因素、國家資金政策扶持以及科技教育投入比重都直接影響區域經濟的發展。教育在對經濟發展的促進中發揮著長時期的顯著作用,先進的教育水平直接影響著勞動力的整體素質和基本勞動技能,教育的比重支出關系著區域經濟的發展速度。從社會宏觀層面而言,經濟增長和經濟發展更多地依靠于科學技術水平的提升,在國家和地區綜合實力的競爭中,人力資源發揮著重要的作用。
民族地區教育與經濟發展兩者統一作用于地區整體發展狀況,保證地區經濟合理平穩發展需要重視兩者之間的依存關系。在對教育的投入上要考慮到地區經濟的整體發展水平,統籌兼顧,立足于民族地區當地的經濟發展條件,穩步提升對教育的投入比重,做到教育與經濟發展兩者的有機結合,探索出適合民族地區經濟發展的教育投入機制,保證民族地區教育與經濟水平同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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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高職教育;區域經濟;產業結構;協調發展
對于職業教育而言,發展較快的地區主要集中在德、美、日、英、澳等國家。此外像韓國和新加坡等國家也極為重視高等教育的發展。德國的職業教育發展,構建出完善、系統的“雙元制”教學模式,促進了德國職業教育的高效發展,同時也為德國經濟的崛起和發展做出了極大的貢獻。因此在現階段職業教育中,多數研究工作都強化對政府、社會、院校之間的關系研究。在很多專家學者的研究中,很多內容都提及德國的“雙元制”培養模式,主要的研究重心集中在培養方式的選擇、師資力量的培養、課程內容的設計等內容,同時在美國的社區學院教學中,對于美國高等教學行業的大眾化普及具有重要的推動作用。因此在現階段的社區學院中,將其和高等職業教學進行對等處理,指出了其在基礎上立足在社區服務之中,要求學校應該根據市場的需求,結合市場和學生的需要,構建出靈活多變的培養和教育模式,這也是現階段需要我國借鑒的方面。在部分學者的研究中,針對澳大利亞的職業教育管理模式,針對教學過程中的經費、師資、材料等方面的管理工作,結合政府在其中的作用,要求政府應該重視其在政府職能、市場化需求等多方面原則進行分析和探索,力求為我國的職業教育提供重要的補充和便捷。隨著我國經濟的發展和完善,社會對于高等專業人才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國的高等職業教育也取得高速的發展,因此對于高等孩子也教育的研究和探析工作呈現出逐步增多的趨勢,主要的研究重心集中在對國外先進職業教育的方法、理念以及模式的介紹和分析。而針對高等職業教育和地方經濟的發展關系,并沒有多少研究內容,因此對于教育和經濟之間的關系并未過多涉及。隨著近年來研究的逐步深入,要求在教學過程中應該具有地區和行業特色,保證人才和布局培養和規劃要適應地區和行業發展需求,構建出完善的教育市場,強化“雙師型”教學模式的構建,強化校企之間的合作關系。
一主要研究過程
(一)本課題研究的主要指導思想和思路
第一,高職教育與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的文獻述評。首先要求兩者的關系以時間為主導,在早期的西方經濟學研究領域中,逐步關注教學在經濟增長的關鍵。對于新經濟增長理論、教學經濟學以及的理論中,對于高職教育與經濟發展的關系都進行了系統的分析和總結;其在在橫向領域方面,對于高職教育對于廣東省地區經濟的高效協調發展的相關理論的機制進行分析和總結,從相關之間的機理模式、實證分析以及實現效果等層面入手,總結和分析高等職業教育對廣東省地區經濟的發展之間的關系。第二,針對高等教育和廣東省地區經濟協調高效發展的理論基礎分析。首先,結合高等教育的特點,根據所具備的耗散結構特點,在分析其基礎之上,總結和探究了高等職業教育與廣東省地區經濟高效協調發展的外在聯系;其次,結合發達地區和落后地區之間的作用和特點,以及高等職業教育在地區的不同發展決斷的差異性作用等層面,分析和探究區域經濟高效協調發展的內在動力需求;最后,從廣東省地區經濟的高效發展對高等職業教育的反向推動作用,分析高等職業教育,在存在區域經濟協調發展過程中的演化機制作用。第三,廣東省職業教育與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的統計性分析。首先,對廣東省高職教育的發展過程進行統計分析,在這個過程中,對于職業教育現狀和特征分析的前提下,主要從橫向對比和縱向兩個方面進行分析,分析廣東省高職教育發展的現狀及趨勢;其次,在構建模型的基礎上,對目前廣東省區域經濟協調發展進行測度分析,再次,在上述分析的前提之下,對廣東省高職教育發展與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的現狀進行統計性分析。
(二)本課題研究的預定目標和研究內容
廣東省已成為中國第一經濟大省,經濟總量占全國的1/8,并超越香港和臺灣,成為中國經濟規模最大,經濟綜合競爭力、金融實力最強省份,并已達到中上等收入國家水平、中等發達國家水平。廣東省高職教育起步早,目前高職院校遍及全省,為廣東省經濟發展和企業提供了各種技術人才,廣東省經濟產業結構的發展為高職畢業生提供了大量的就業崗位,而高職院校為企業提供源源不斷的專業技術人才也促進企業的發展和經濟優化,但是兩者之間也存在著一些不協調的問題,例如人才的技術水平和專業水平還有待提高,特殊人才的缺乏,企業為高職畢業生提供的薪資較低等問題,因此,本課題研究的重點在于分析這些問題并提供解決問題的方法。但是,從理論上講,同時滿足企業的需求和學生的終身職業發展的需求很有吸引力,但在實踐中很難實行。在實際教學過程中,究竟如何為每位專業教師設計可行的方案,使他們通過這樣的方案讓二者受益呢?如何不斷完善學校的教育教學模式,實現高等職業教育與區域經濟產業結構協調發展?必須進一步探索。
(三)本課題研究的主要方法
歸納分析法:歸納分析方法是將所研究對象的特征以及變化形勢進行總結分析的一種方法。在此次課題研究中的許多部分都用到了這種方法,具體的是在文獻綜述部分,通過對國內外職業教育和地方經濟協調發展的有關理論和發展方向進行總結分析。系統分析法:指的是對研究對象的具體構成要素進行系統分析,以研究對象的主要特點進行分析。比較分析法:本文不僅對各區域高職教育以及經濟發展水平進行了橫向比較分析,進而分析對比了廣東省高職教育對經濟協調發展所起到促進作用的大小。
(四)研究進程中的成功經驗
本課題通過系統的理論和思想研究,從職業教育培養高素質的應用型人才與廣東區域經濟的發展之間的關系出發,分析其中所存在的問題和不足,從實際的問題出發進行有效的研究,進而能夠有效解決所存在的問題,促進兩者至今的健康和諧發展。
二研究成果及其分析
首先,本課題是在嚴格按照高職教育規律的前提下,將多個學科的理論和方法進行綜合的探討研究,課題研究的結論可以成為主管教育的部門制定相關措施的參考依據。其次,本課題對高職教育和區域產業經濟結構的轉型之間的關系以及兩者之間的相互作用進行進行深入的研究和談論,這些對于高職教育的教學有著一定的指導意義。再次,利用職業教育能夠培養出掌握專業技能的高素質人才,不僅能夠強化學生的就業競爭力,而且能夠促進職業教育和區域經濟之間和諧可持續的發展。
三研究結論
廣東省的高職教育發展的時間比較早,目前高職院校遍及全省,為廣東省經濟發展和企業提供了各種技術人才,廣東省經濟產業結構的發展為高職畢業生提供了大量的就業崗位,而高職院校為企業提供源源不斷的專業技術人才也促進企業的發展和經濟優化,但是兩者之間也存在著一些不協調的問題,例如人才的技術水平和專業水平還有待提高,特殊人才的缺乏,企業為高職畢業生提供的薪資較低等問題,因此,本課題研究的重點在于分析這些問題并提供解決問題的方法。
四問題討論
由于此次研究中研究組的知識水平受到限制,因而會存在一些不足。對于相關數據和指標的收集和選擇方面有所欠缺,在分析方面也較為簡單;受到字數篇幅的影響,對于諸多因素未進行全面的考慮,沒能進行更加深入的研究分析,具體的如高等教育人才培養的其它結構與區域經濟的協調發展、高等教育的科研或社會服務與區域經濟的協調發展以及人才的使用問題等,這些都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本文的全面性、透徹性和說服力。為了確保此次研究的一致性和對比性,根據有關的數據等因素進行全面考慮。而在未來的研究中,可進一步擴大指標選擇的寬度和數據來源的廣度,以期從更大的研究視野分析探討這一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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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是推動經濟發展、實現人民富裕和國家強盛的根本途徑。以廣西地區為例,運用1980-2012年的相關數據,通過建立VAR模型,采用ADF單位根檢驗、Johansen協整檢驗、Granger因果檢驗、脈沖響應函數曲線等技術分析,從本質上揭示廣西教育投資與經濟增長之間的潛在規律,并提出實現此二者良性互動的對策與建議,以促進廣西地區教育與經濟的協調發展。
關鍵詞:
教育投資;經濟增長;VAR模型
中圖分類號:
F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3198(2014)18-0039-02
1 引言
2012年7月,教育部印發《國家教育事業發展第十二個五年規劃》,中央再一次提出“創新驅動,實施科教興國戰略和人才強國戰略”的指導思想,這就要求各地區要更快地投資教育、發展教育。教育投資與經濟增長是一個經濟系統中相互作用的兩個方面。一個國家或地區的經濟增長依賴于其科學技術的創新與長足進步,而教育投資則是科技創新與進步的重要源泉,它不但影響著整個社會勞動力的素質,同時與國家或地區的穩定息息相關。另一方面,經濟增長是教育投資源源不斷的物質基礎,因為經濟的增長不僅能夠增加教育投資總量,同時增強整個社會各方面加大教育投資的能力。教育的發展直接決定著一個國家或地區勞動力知識存量的多少、國民綜合素質的高低和人力資本結構的形成現狀,從而決定著經濟發展的水平和速度。人力資本的有效投資與合理利用對于經濟、社會發展的貢獻是巨大的。我國最豐富的資源就是人力資源,最優先的發展戰略就是大力開發和充分利用人力資源,不斷強化教育投資,提高我國人力資本水平。廣西壯族自治區作為一個以少數民族為主的多民族聚居地,全區農業人口、貧困人口、文盲半文盲人口眾多,人口整體素質不高,因此,大力投資教育,將廣西的人力資源轉變為高素質人力資本以發展經濟勢在必行。
2 研究現狀
教育能夠促進區域發展,這一點已經成為共識。英國古典經濟學家亞當?斯密最早就開始認識到人的經濟價值的重要性,明確提出并開始重視教育投資問題,并將教育的支出看作是一種可以獲得收益、得到回報的投資。他認為:“學習是一種才能,須受教育,須進學校,須做學徒,所費不少。這樣費去的資本,好像已經實現并固定在學習者的身上。這些才能,對于他個人自然是財產的一部分。工人增進的熟練程度,可和便利勞動、節省勞動的機器和工具同樣看作是社會上的固定資本。學習的時候,固然要花一筆費用,但這種費用,可以得到償還,賺取利潤。”之后,西方教育投資理論從辨析教育是否是一種投資,逐漸發現教育投資對經濟增長有重要的推動作用;經濟增長理論則通過探討經濟增長的動因、機制以及經濟增長的途徑發現并提出人力資本對推動經濟增長的作用,認為一切資本中最有價值的莫過于投資在人本身的資本。自20世紀60年代初,以美國舒爾茨、丹尼森、阿羅和前蘇聯斯特魯米林等人為代表的經濟學家,從傳統經濟理論觀點出發,分別用教育收益率法、因素分析法、“干中學”模型和勞動簡化法對這一難題進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和探索,并取得了顯著的研究成果:教育投資與經濟增長互為因果、相互影響、相互促進。
我國在這方面的研究起步較晚,大約在20世紀80年代中晚期,以曲楨森、韓宗禮、沈利生、朱運法等為代表的學者,學習和借鑒國外研究的經驗,結合我國國情,分別采用總課時法、勞動生產率法和“沈―朱因素計量法”,就我國教育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問題進行了有特色的研究。靳希斌(1997)證實了我國1952-1978年教育在國民經濟增長中的貢獻率是20.9%,林榮日(2000)的研究結論是1982-1995年我國教育對經濟增長的實際貢獻率為10.46%,安雪慧(2002)的分析認為,1981-1995年我國初等、中等、高等教育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分別是16%、10%、12%。也就是說教育投資對經增濟長的貢獻是顯而易見的。
從國內外學者的研究中我們可以發現,教育與經濟的互動不是靜態因果,而是在動態發展過程中實現的。教育的投資規模、制度變遷、投入結構、投入方式等,都影響著人力資本積累的效果,進而影響著經濟的發展。本文將基于VAR模型(向量自回歸模型),采用ADF單位根檢驗、Johansen協整檢驗、Granger因果檢驗理論以及脈沖響應函數等分析技術來考察廣西地區教育投資與經濟增長之間是否存在協調聯動機制。
3 實證研究
3.1 指標與數據的選取
教育投資是指一個國家或地區根據教育事業發展的需求,投入教育領域中的人力、物力和財力的總和,在我國,其投入形式多種多樣,有政府教育投入、企業教育投入和居民私人教育投入等,因而教育經費來源渠道眾多,主要包括國家財政性教育經費、社會團體和公民個人辦學經費、社會捐資和集資辦學經費等,其中國家財政性教育經費占絕大部分。在現代社會,政府毫無疑問是提供教育投入的主體,因此通常用國家財政性教育經費這一指標來反映我國公共教育投資水平。為了較準確地反應廣西地區教育投資和經濟增長水平,本文用《中國統計年鑒》中各地區財政支出里面廣西的教育事業費作為教育投資來源數據,用《廣西統計年鑒》中廣西GDP作為經濟增長的變量。為了消除異方差,本文對廣西教育事業費與廣西GDP數據進行了對數化處理,定義為LOG(EI)與LOG(GDP),同時,文中引入的1980―2012時間序列數據均來自于歷年《中國統計年鑒》和《廣西統計年鑒》。
3.2 ADF單位根檢驗
由于時間序列數據不平穩會導致“虛假回歸”,因此要對各個變量分別進行單位根檢驗,以判斷各變量時間序列的平穩性。檢驗變量序列是否平穩的方法稱為單位根檢驗,通常使用ADF檢驗法(擴展的迪克-福勒檢驗)。
首先,對經濟增長即LOG(GDP)使用ADF檢驗,結果如表1。
因果檢驗結果表明,在5%的置信水平上,拒絕“教育投資不是經濟增長的Granger原因”的原假設,即“教育投資是經濟增長的原因”,同時接受“經濟增長不是教育投資的Granger原因”的原假設。由此可知,在廣西地區,雖然教育投資促進了經濟增長,但是經濟增長卻并沒有反過來迅速帶動教育投資的擴大,二者之間還未形成高效互動的協調反饋機制。這也說明,廣西經濟增長對教育投資的影響具有強烈的滯后效應。
3.5 脈沖響應函數
前面,我們已經分析了廣西地區教育投資與經濟增長的長期均衡關系,而且知道教育投資對經濟增長具有顯著的因果影響。為了進一步突出這種影響,下面將通過脈沖響應函數分析方法,考察隨機擾動項的一單位標準差沖擊或變化對內生變量當期值和未來值的影響,以期刻畫教育投資變量的隨機擾動如何通過系統影響經濟增長的動態過程。
圖1是基于VAR(2)模型的一單位標準差沖擊所模擬的脈沖響應函數曲線,橫軸表示時間,縱軸表示經濟增長所受到的影響程度,即沖擊的力度。虛線表示脈沖響應函數值加減兩倍標準差的置信帶。圖中可以看到教育投資單位標準差沖擊對經濟增長出現了正效應,并且從第2期到第10期不斷增長,第10期的響應值達到了0.12。這說明教育投資的增長使得廣西地區人口素質不斷提高,進而增加人力資本積累,并最終促進廣西經濟的發展。
4 結論建議
前人研究結果告訴我們:經濟增長與教育投資之間應具有明顯的雙向拉動作用,二者相互促進,形成良性循環。然而上述實證研究表明,在廣西地區,教育投資和經濟增長雖然存在長期穩定的均衡關系,并且教育投資會促進經濟增長,但是經濟的增長卻并沒有帶來教育投資的有效提高,這說明在廣西地區教育投資和經濟增長之間并沒有形成高效互動的協調反饋機制,經濟增長還遠不是廣西地區增加教育投資的原因。廣西地處我國西南部,經濟基礎較差,人力資本整體素質不高,針對此種情況,廣西政府應該要充分認識加大教育投入對于促進廣西地區經濟增長的重要性,著力改變目前廣西教育投入不足的問題,同時完善教育投資的結構和提高教育資源的利用率,在教育投資與經濟增長的關系上努力形成教育促創新,創新促增長、增長促投資、投資興教育的良性循環模式,這對促進整個廣西地區教育與經濟的長遠協調發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鑒于此,本文將提出以下幾點建議。
4.1 加大教育投資總量供給
廣西教育投資的總量不足已成為影響教育和經濟可持續發展的重要因素,因此政府應擴大教育資本供給量。通過擴大教育投資總供給,加快教育投資的理性化和可持續的發展進程,以此來推動整個廣西地區經濟的增長。
4.2 調整并優化教育投資結構
教育投資的結構對經濟增長速度和質量同樣產生著重要的影響,而從廣西現行的教育投資體制來看,投資結構并不合理。廣西壯族自治區少數民族眾多,平均受教育年限較低,高素質人力資本缺乏。針對這種情況,一要完善九年義務教育投資體制,提高財政對義務教育投資的比例并保障和鞏固邊陲縣區對九年義務教育制度的實施;二要調整對中高等教育的投資結構,增加對中高等教育的投資,提高人口素質,推動教育事業的發展。
4.3 擴大融資渠道,實現融資渠道多元化
除了政府通過在財政上擴大教育費用的支出來支持教育投資,各種社會機構、企業團體乃至個人都應發揮各自的力量籌集教育經費,建立教育基金、發行教育彩票等不失為籌措教育資金的良好方式。
4.4 加大偏遠地區教育投資,實現教育公平
教育是人類社會一種重要的共同需求,它對于一個地區的發展具有重要的意義,教育投資公平也有利于改善經濟增長質量。廣大的農村是社會剩余勞動力的重要來源,勞動力的文化教育素質急需提高。因此廣西政府應加大對農村和邊遠貧困縣區教育的投資力量,這對于改善和提高勞動力的素質、增加社會人力資本的積累,促進廣西經濟發展而言是必不可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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