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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農民問題研究范文

關鍵詞：合作 農民合作

Abstract: Division of labor is the basic prerequisite of cooperation，but it cann’t cause efficient cooperation certainly.The key is the construction of allocation system of benefits produced by cooperation.Tt’s difficult to cooperate for Chinese peasants.This is a true topic as well as a false one.To study from economic aspect，the priority of Chinese peasants cooperation construction lies in circulation field.Other organizations must be the main means and governments must be the main promoting forces for Chinese peasants cooperation;To achieve the transition from the traditional cooperative means that based on blood relationship to new means based on contract is one mission of Chinese peasants cooperation construction.And it’s accords with socialized mass production demands.Legalization is the essential system conditions to promote peasants cooperation;Both culture creation and democratization can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peasants cooperation;To enhence the credit system of Chinesn peasants is also a important way to resolve the difficulties of Chinese peasants cooperation;In addition to these，it’s essential to establish and strengthen allocation system of benefits.

Key words cooperation. Peasants cooperation

“合作”一詞源于拉丁文，其原意是指成員之間的共同行動或協作行動的意思。我國辭海解釋“合”字，有融洽、協同、共同、合辦等意思；辭源解釋“合作”是兩個或兩個人以上共同創造的意思。英文中“合作”（Cooperation）一詞是協作、共同行動的意思。

合作是人類社會的一種普遍現象。人類要生存，要與自然做斗爭，就需要合作，正如呂氏春秋所言：“凡人之性，爪牙不足以自守衛，肌膚不足以捍寒暑，筋骨不足以從利避害，勇敢不足以卻猛禁悍，然欲裁萬物，制禽獸，服狡蟲，暑濕燥弗能害，不唯先有其備而以群聚耶？群之可聚也，相與之利也?！?/p>

合作的范圍是廣泛的。經濟、政治、文化等各個層面都存在著不同形式的合作。經濟合作是人類最重要和最主要的合作形式之一。經濟合作構成了合作研究最主要的內容。

合作的收益有兩個方面。一方面，合作會增加物質性的收益。主要表現是：其一，合作增大了規模，有助于產生規模效應。其二，合作使合作者之間容易產生外部性等作用，從而有助于實現聚集效應。另一方面，合作會增進精神性的收益。其一，合作是實現人的自我價值的前提條件。人的自我價值只有在團隊中，或者只能在人與人之間的相互作用中才能體現出來。如果全社會只由一個人構成，這時，價值本身也就失去了其存在的意義。其二，合作有助于消除人類精神上的某種不確定性和匱乏性。團隊使人具有了某種歸屬感和安全感。人在團隊中，一是增加了信息的來源和渠道，從而有助于消除信息的不確定性；二是增加了自身發散信息的渠道，從而有助于自身需求的更好滿足；三是人在團隊中，通過組織活動及人與人之間的精神交流，使個人能得到更好的精神安慰。

合作是人類自組織的均衡，是人類理性的必然選擇。由于合作能明顯增加合作各方的收益，所以，具有發達理性的人類選擇合作也就成了必然。對于要求合作的各方而言，都存在著一種推動合作的理性動力。時間的演進和合作各方的不斷磨合會使合作制度越來越有效；同時，人們之間合作的意識也會越來越濃。

分工是產生合作的基本前提。分工有不同領域的分工。經濟領域內的分工是產生經濟合作的前提；社會領域內的分工是產生社會合作的前提；知識領域內的分工是導致知識專家們合作的前提；等等。不同類型的分工會導致不同類型的合作；不同水平的分工也會導致不同水平的合作。人類的合作水平最終取決于分工的水平。社會化大合作的前提是社會化大分工。

由于分工是社會進步的動力之源，所以，選擇合作是人類理性的最終體現。一方面，人類會面臨分工的不斷深化；另一方面，人類應不斷推進合作。分工和合作共同構成了人類演進的兩大動力。

但分工并不必然會導致合作或有效合作的產生，這里關鍵取決于合作收益的分配制度建設。約翰·泰勒指出：“認為分工為經濟共同體的契約提供了充分原因則是社會理論最深的錯誤觀念之一。分工并沒有為經濟共同體的契約提供原因。它僅僅描述了需要契約的條件。兩個人合力架一根橫梁要比一個人單干容易得多，但兩人并不會因此就會一起架梁，除非有一種情況，即每個人都承認對方對于架好的棚屋擁有一部分權利?！奔s翰·泰勒所強調的是：要實現合作，不僅要求能夠通過合作增加合作者們的總收益，而且能夠保證在收益的分配上使所有合作者都能受益。所以，要建立有效的合作，其一，共同體內部應充分認可成員之間的相關關系；其二，應充分尊重成員間的相互需求。

公平與效率的均衡是保證合作有效的基本內容。在合作組織內部，公平與效率二者是有機統一的。這里的公平不是平均主義，平均主義的本質是不公平。在合作組織內部，最大的公平就是要體現按貢獻分配的原則；同時，可考慮給弱者以適當的傾斜。只有實現了公平，才能最大限度調動每一合作成員的積極性，才能充分發揮其應有的作用，從而也就促進了效率目標的實現。這里效率不僅體現了合作成員的個人效率，也體現了合作組織的整體效率。因為公平原則使個人效率與組織效率得到了有機統一。

合作具有歷史傳承性。馬林諾夫斯基說：“一切組織和一切協調行為都是傳統的綿續性的結果，并且在每個文化中，都有其不同的形式。”①蘇珊·溫認為：“建立社會組織所根據的概念構成任何一群人的認識遺產的一個重要部分。這個遺產代表關于如何組織生產的好幾代人的知識，因此是任何一個國家所有的、用來追求經濟發展的‘資本’的最有價值的形式之一?！雹?/p>

合作的難度與成員個數成正比例。奧爾森指出：“組織成本是集團中個人數量的一個單調遞增函數”。③諾思和托馬斯也指出：組織“費用多寡往往直接與必須參加協議的人數有關”。④

誠信是保證合作有效性的重要條件。誠信的維持在自律和他律兩個方面。自律靠靈魂的自覺，而靈魂的自覺又需要靈魂的恐懼感來維持。他律靠法律制度，社會的法治化是提高誠信度的有效途徑。人治的隨機性本質上是破壞誠信的，而法治才是誠信建設的根本。

合作的目的不是合作本身，而是合作成員的個體利益。任何為了單純合作而損害合作成員個體利益的行為都是不可取的，其最終結果只會導致合作的解體。

合作的路徑有：血緣、地緣、業緣，其中血緣是合作的天然最短路徑。血緣合作是人類最早期和最初級的合作形式。血緣合作可以滲透到地緣合作和業緣合作中。隨著生產力水平的不斷提高，血緣合作方式也會不斷得到改進。但基于地緣和業緣的合作將會更加廣泛化。

家庭是人類最基本的合作形式。家庭的產生根源于男女在社會和經濟分工方面的不同作用。家庭最主要的功能是經濟，經濟也是決定家庭形式的最深層原因。從歷史過程來看，家庭的產生不僅使家庭成員獲益無限，而且也使社會獲益無限。所以，家庭的出現實是人類合作史上的一個里程碑。從家庭的演變趨勢看，隨著家庭功能的逐步社會化，家庭形式肯定會發生各種變化，會取得與社會發展水平相適應的各種新形式。未來家庭形式的存在應當更加滿足個人化、人性化、理性化、效率化等特征。道德產生的深層原因是社會經濟的發展水平，所以，未來的家庭道德將會具有新的內涵。

企業等各種類型的合作組織，是合作形式進一步發展的結果。企業是最主要和最重要的經濟組織。決定企業組織形式變革的主要因素是經濟成本。在未來社會，人類的企業合作形式會更加多元化。

合作的最根本決定因素是生產力，但合作本身又是總體性原因的結果。經濟、政治、文化等諸多因素將綜合影響合作本身的演進形式。經濟是合作的基礎條件，制度和體制是合作的保證條件，文化是合作的靈魂和實質。

中國農民合作難，既是一個真命題，也是一個假命題。有的同志認為中國農民合作難，有的同志卻認為相反。其實，這里只說對了問題的一半。合作有不同類型和性質的合作。中國農民合作的難易取決于是什么類型和性質的合作。

中國農民合作難是真命題的理由是：首先，中國小農經濟的生產方式天然缺乏社會化的大分工，社會化分工的缺乏必然導致相應社會化合作的缺乏；其次，鄉村熟人社會的特征和相應人治的傳統并不能使契約關系得到普遍發達，從而弱化了分配的激勵功能；再次，儒家倫理文化所體現的現世主義風格使人的精神趨向一種短期情結，從而也不利于合作的長期化和陌生人之間的合作。

中國農民合作難是假命題的理由是：首先，雖然小農經濟天然缺乏社會化大分工，但小農經濟具有自給自足式的家庭內部的自然分工，這種分工有助于合作的家庭化趨勢；其次，鄉村熟人社會和人治傳統使合作更具家庭化特征；再次，儒家倫理文化更有利于培植家庭合作。

中國農民的合作是中國農民現代化的一個重要方面。中國農民的現代化包括三個層面的內容。一個層面是生產者自身的現代化，其解決的主要手段是教育。一個層面是生產工具的現代化，其解決的主要手段是技術創新。一個層面是生產組織的現代化，其解決的主要手段是合作化。

另外，農民的合作是解決農民分散的根本手段，所以，合作會改變中國農民的弱勢，從而最終會使社會結構向更加均衡化方向發展。

從經濟層面看，中國農民合作化建設的重點應在流通領域。目前，中國農民的生產結構仍是以小農經濟生產形式為主。這種生產形式的最大特點是規模小，分散和生產結構的同構，類似于分散的細胞。要建立現代化的生產合作，就必須改造這種自給自足的小農生產形式。但在中國，這種小農經濟結構的改造仍是一項長期和艱巨的任務。所以，中國農民要建立現代化的生產合作形式也就更為困難和缺乏經濟基礎，這也就客觀決定了應將流通領域內的合作成為合作建設的重點。另外，從目前中國“三農”的現狀看， “小生產”和“大市場”如何對接也是一個突出的問題。所以，一方面，順暢的流通系統會有效降低交易成本，提高市場的有效性，最終會使社會各方受益；另一方面，流通又直接刺激生產，促使生產形式的變革和發展。

他組織應成為中國農民合作化建設的主要手段。合作建設有兩條路徑：自組織和他組織。自組織是指合作自發生成，由內生的因素決定。他組織是指合作靠外部力量推動，由外生的因素的生成。一般來說，組織成本越小，合作越傾向于自組織。其中確定性是影響組織成本的重要變量。因為確定性是形成預期穩定的關鍵，而預期的穩定性又直接影響著合作的有效性。生產和流通相比，生產的確定性要高于流通，所以生產的合作更傾向于自組織，而流通的合作更傾向于他組織。由于中國小農經濟的生產結構決定了中國農民的合作重點只能在流通領域，這也就客觀上決定了中國農民合作化建設的主要手段只能是他組織。

政府應成為推動農民合作的主要力量。一般來說，他組織主體主要有三種類型：政府、社會服務組織、優秀的個人。從中國目前發展的現狀看，三種他組織主體，只有政府相對具有較大的規模優勢，同時，又具有先進的手段；所以，政府應成為農民合作化建設的主要推動者，同時應輔之以社會服務組織和優秀的個人組織者。在將來，隨著合作化水平的不斷提高，政府的他組織主體地位可逐漸讓位于社會服務組織和優秀的個人組織者。

中國農民合作建設的一個重要任務就是要完成從以血緣為主的傳統合作形式轉向符合社會化大生產的現代合作形式（不再以血緣為主，而是以契約為主）。以血緣為主的傳統合作形式對中國的發展曾起到了巨大的推動作用，自有其許多獨特的優勢。但血緣畢竟屬于熟人社會的范疇，市場經濟本質上是陌生人的世界，有的只是契約和貨幣。所以，中國發展市場經濟，就必須對這種以血緣為主的合作形式及傳統進行改造。但傳統又具有遺傳性和慣性，同時，任何傳統的改造又不能脫離現實的生產力基礎。對此，目前中國農民的合作，一方面應充分利用傳統以血緣為主的合作的優勢，并努力使之更加完善；另一方面，應積極促進傳統合作形式向現代合作形式轉變，并且這將是一項長期任務。

農民的法治化是推動農民合作建設的必要制度條件。法治化導致規則化和有序化，規則的有序導致合作預期確定化，而預期的確定化又是合作成功的重要保證條件。人治只導致不穩定和隨機，其后果只能是合作走向短期化和家庭化（血緣化）。

以文化創新推動中國農民的合作化建設。中國傳統文化對合作的作用學界有不同觀點。有的學者認為中國傳統文化有利于合作。一是中國政治的禮治傳統。他們認為法治建立在人與人相持之勢上，而禮治建立在人與人相系之情上。而相持就是不合作、或有條件的合作，相系就是合作，或無條件的合作。二是儒家思想深入人心。儒家社會哲學強調義務，而不強調權利，教人相容不要相違，不用法律規定人際關系，不拿刑罰做事后消極制裁。三是中國歷史上就存在類似的合作的組織。戴藹廬在談到歷史合會組織時，指出：其起久行遠，行之數千百年而不弊，此類組織無南北，咸甚發達。至合會之制，則具勤儉儲蓄之性質者有之，相互保險之性質者有之，扶危濟困之性質者有之。其信用之穩定，組織之密，計算之巧妙，今日合作制度未敢多讓。而其名目則因地而異殊為繁多：如集合、邀會、聚會、請會（山東）、打會（安徽）、糾會（浙東）、約會（湖北）、做會（廣東）、賒會（云南）等。王宗培認為：合會制度肇始于中產階級，并由其推廣至無產階級，已成為中國社會最通行的合作方法。基于上述情況，法國人戈蒙（Jean Gaumant）甚至認為“各國合作組織所代表的合作思想，與孔圣人的教訓是一致的，仁義禮智信，也就是世界合作的道德。”⑤有的學者認為中國傳統文化不一定有利于合作運動。梁漱溟指出：“可是就中國人的性情說，他有一個缺點，就是沒有團體生活習慣，缺乏組織能力，不會商量辦事。所以對合作社不甚合適。中國人頂愛關門過日子，所謂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是中國人頂現想的社會；這就與合作不合了?！雹?任子正等人則認為中國農村的民風和勞力者治于人的傳統也對普及合作動動產生負面影響。這里筆者認為：中國傳統文化本質上只有利于中國農民的傳統合作，即以血緣為主以及衍生的各種合作，而不利于以契約為主的陌生人之間的合作。對熟人是誠信，對陌生人是機會主義。所以，中國要建設完善的市場經濟，要引導農民走向現代合作形式，就有一個文化適應問題。經濟、政治、文化三者是一份有機的“套餐”，三者只有相互適應，才能和諧發展，才能使社會在均衡中演進。對此，筆者認為，在中國應大力吸收有利于農民合作的西方文化。一方面，我們要努力改造傳統文化，使之取得和社會化大生產相適應的現代形式；另一方面，我們不能盲目清高，應當充分吸收一切先進的文化成果，以推進中國農民的合作建設和中國的現代化建設。在文化創新上，應堅持：一要解放思想，要敢于大膽放棄一切不利于中國發展的陳舊觀念和落后傳統；二要實事求是，應當符合中國國情；三是要體現以人為本，社會發展的最終目的是人，而不是其它；四是要堅持發展是硬道理，這既是中國問題的出發點，也是中國問題的歸宿。

以民主化推進合作化。合作的前提是平等，同時，合作本身又體現著成員間權利和義務的一種約定和分成。所以，民主化是合作的重要條件。這里的民主化建設包括三個方面：一是應建立和健全合作組織內部的民主化管理制度；二是應為合作組織的成長提供一個民主化的環境；三是應完善基層政權的民主化管理程序。

大力加強中國農民的誠信建設，這是解決中國農民合作難的一個重要手段。中國農民具有天然的機會主義情結。從歷史傳統來看，首先，落后的小農經濟生產方式使人天生具有機會主義傾向。農業中人與自然的博弈不同一起人與人的博弈，缺乏反向的互動制約，從而間接有利于產生一種“搶收搶種”的機會意識，并進而發展成為一種機會主義心態；另外，嚴酷的生產環境和落后的生產條件也容易誘發農民的機會主義心態。其次，中國封建社會的人治傳統也是滋生機會主義的溫床。再次，中國文化的現世主義風格又進一步強化了機會主義行為。從現實中國社會的發展看，我們正處在一個轉型階段，轉型本身就是一個秩序的重造過程，所以轉型也就意味著一定程度的混亂和無序，而混亂和無序又會更進一步加劇機會主義。機會主義是誠信的死敵，所以，我們應充分認識到中國農民合作化建設的長期性和艱巨性，是一項總體性和系統性的浩大工程。

公正觀對農民的合作有影響，但不是決定因素，決定因素是利益。從總體上看，中國農民應是理性的利益追求者。所以，合作化建設的一個重要方面是要建立和健全利益分配制度。賀雪峰在談到中國農民合作問題時，講到如下一個例子：在荊門調查農田水利的時候，遇到一個村民小組因為有農戶不出畝產10元的抽水錢，而導致畝產減產20%（有的田塊減產更是超過50%）。對此，他得到的結論是：“農民不是根據自己實際得到好處的計算，而是根據與他人收益的比較，來權衡自己的行動，這就構成了農民特殊的公正觀：不在于我得到多少及失去多少，而在于其他人不能白白從我的行動中額外得到好處。而在任何一個社會，都總是會有極端自利的少數和極端無私的少數，這兩個極端不能代表農民的平均水平。構成農民平均水平的公正觀，大致就是以上特殊的公正觀。這種公正觀無力處理極端自私的少數人（即以上實例中不愿出錢抽水的農民），因而就無力解決農村社會的公共物品供給問題，搭便車行為將公益破壞掉了，所有人都受到損失?！雹邔Υ?，筆者認為，農戶不愿出抽水錢可能與上述賀雪峰所說的公正觀有關，但這樣的公正觀又確實讓人想不通，實在是一種非常愚笨的表現。所以，更多的原因可能在以下幾個方面：一是可能與農民社會的低信任度有關，把錢交給別人是不放心的，“兩鳥在林不如一鳥在手”；二是可能有些農民不是不想獲利，而是沒有認識到問題的嚴重性，缺乏理性的計算和判斷；三是還要看反映情況的人的有關背景，是否存在有意扭曲信息的情況，這種情況也是不能排除的；四是具體組織者是否存在腐敗，如有則會引發農戶的抵觸情緒；五是可能也與收益的分配制度不健全有關；六是上述事例只能代表特殊情況，并不能據此得出一般結論，現實中也有許多與此相反的事例?？傊?，在一般情況下，經濟利益是一切問題的核心，觀念是為利益而服務的。觀念對行為有一定的反作用，但觀念本身又是行為追求利益的工具。公正觀對利益的追求有影響，但利益本身才是農民最重要的考慮因素。所以作為一個理性的農民，選擇合作，還是不合作，利益是最重要的決定因素，觀念則次之。而解決利益問題的關鍵，就是要建立和健全有效的利益分配制度。

未來中國鄉村合作模式的選擇應立足于社區自治。這里重點應解決好鄉鎮問題。目前，鄉鎮問題的核心是政治權力與經濟權力的不均衡，所以，筆者認為，解決鄉鎮問題的出路，既不在于取消、虛化或實化鄉鎮，也不在于如有的學者提出的實行有限的鄉鎮自治，而是在于轉化，即應重新配置鄉鎮權力體系，形成一個均衡的政治和經濟的權力體系，這里關鍵是要重新調整“條”“塊”關系，實行“條”執行、“塊”監督。具體設想如下：1、將現有鄉鎮的所有職能進行歸類細分，并將具體面對農民的執行職能全部“條條”化，實行“條”管理。涉及到鄉鎮的有關機構完全變成全國或省或縣的派出機構，人員調配、干部升遷、物資配置完全統一管理。2、在上述基礎上，將鄉鎮一級黨委和政府改為只設黨代會和人代會兩個機構，并設相應常委會，是為“塊”，鄉政府完全自治化。3、鄉黨代會或人代會的主要職能是監督，即監督“條”在具體執行和運作過程中是否有不稱職現象。4、對原有鄉鎮遺留問題如鄉鎮負債等問題可采取如下途徑解決：（1）轉移到相關的“條”系統內，由“條”自行消化一部分；（2）國家補貼一部分；（3）發動本地群眾集資解決一部分；（4）實在不能解決的，可采取先掛賬，以后再想辦法解決。實行“條”執行、“塊”監督的好處有：（1）有利于“條”的高效率動作。（2）有利于發揮“塊”的積極性。（3）形成了一個相互制衡的均衡權力體系。長期以來，我國存在的一放就亂、一收就死的情況根子就在于沒有理順“條塊”關系。通過“條”執行、“塊”監督可改變這種局面，放也不會亂，收也不會死。（4）宏觀上有利于國家的穩定和統一。（5）由于“條”的有關經費全部來自本系統或國家，“塊”的運行成本又很低，這樣，也就大大減輕了農民負擔，同時也不會產生鄉鎮負債問題。（6）有利于推進中國的民主化進程。（7）為最終消除中國的二元社會結構和二元經濟結構提供了一個基礎和平臺。

注釋：

①[英]馬林諾夫斯基：《文化論》，90頁，北京，中國民間文藝出版社，1987。

②[美]奧斯特羅姆等：《制度分析與發展的反思》，159頁，北京，商務印書館，1992。

③[美]曼瑟爾·奧爾森：《集體行動的邏輯》，38頁，上海，生活·讀書·新知三聯出版社，1995。

④[美]道格拉斯·諾斯、羅伯特·托馬斯：《西方世界的興起》，2頁，北京，華夏出版社，1989。

⑤吳藻溪：《近代合作思想史》，第120頁，棠棣出版社1950年版。

第2篇：農民問題研究范文

李競成（1990-），男，土家族，云南民族大學管理學院會計學專業研究生，會計學理論與實務。

李鐳（1989-），女，漢族，在讀研究生，云南民族大學哲學與政治學學院，政治學理論專業，研究方向比較政治分析。

羅夏（1990-），女，漢族，云南民族大學管理學院會計學專業研究生，研究方向：會計學理論與實務。

（云南民族大學云南昆明650000）

摘要：在中國大力推進城市化的進程中，可耕土地逐年減少，產生了失地農民這一新的社會問題群體。本文在分析失地農民養老保險現狀的基礎上，對失地農民養老保險存在的問題進行了深入的分析，針對這些問題，提出了實施失地農民養老保險制度的對策建議。

關鍵詞：城鎮化；失地農民；養老保險；制度設想

隨著工業化和城鎮化進程的加速，一方面，失地農民規模不斷擴大。據估計，目前我國完全失去土地或部分失去土地的農民高達4000萬-5000萬人，而且還在以每年 200 萬人的速度遞增。另一方面，失地農民社會保障問題日益突出。由于我國農村的養老一直是在小農經濟條件下形成的以土地養老和家庭養老為核心的養老模式。土地是農民的生活來源，也是農民的養老保障。然而，土地被征用，傳統的土地養老模式已失去。加之失地農民處于城市與農村的邊界，被徹底邊緣化。處于低保無份、社保無門的窘境。失地農民成為最弱勢、最缺乏保障、最邊緣化的群體。因此，探索出一條符合失地農民養老保險的制度，維護社會穩定，構建和諧社會，成為當務之急。

一、失地農民養老保險的現狀

目前，我國的失地農民安置方式普遍實行的是一次性貨幣補償，由失地農民自行解決養老、醫療、失業等社會保障問題。但是，這種方式并沒有很好的考慮到一旦當失地農民花完這些補償費，尤其是當這些人喪失勞動能力之后的生活保障問題。因此，貨幣補償方式并不能真正解決失地農民的養老問題。

自1990年，農村養老保險制度啟動，采取了農民自愿繳納養老保險費進入個人養老賬戶這一與城市社會養老保險不同的模式。到2006年末，全國參加農村養老保險人數為5374 萬人。據2000年中國老齡科學研究中心進行的中國城鄉老年人口一次性抽樣調查，只有 1.5% 的農村老人享受了社會保險養老金。

直到現在國家沒有統一的關于失地農民養老保險的執行辦法，各省會城市及部分地級市已紛紛根據其失地農民及地方財政情況出臺了失地農民養老保險的相關規定，初步建立起了失地農民的養老保障體系。

二、失地農民養老保險存在的問題

（一）養老保險政策設計上的缺陷是失地農民參保率低的主要原因

1、養老保險政策缺乏一定的強制性。調查顯示，政府強制要求失地農民參與養老保險的僅占8.3%。失地農民由于受多種因素制約，理財能力不足，養老觀念相對滯后，無法對自己的養老問題作出合理的安排，因此，本著對失地農民負責的態度，目前的養老保險政策還應具有一定的強制性，以確保失地農民養老無憂。

2、個保障水平過低。目前各地的養老金發放標準多在二三百元，有的地區不到一百元，靠這點微薄的養老金要想實現養老無憂幾乎是不可能的。

3、保險層次單一，滿足不了失地農民不同層次的保險需求。目前，各地養老保險大都缺乏層次性，致使部分失地農民因保險層次過低不愿投保，部分失地農民又因繳費負擔過高無力投保。

（二）實施過程中的不足降低了失地農民參保積極性

1、宣傳不到位，影響養老保障工作的開展。調查顯示，有高達 43.3% 的失地農民不了解當地的養老保險政策，54.2% 的人表示了解一些，僅有 2.4% 表示非常了解。

2、養老金不能足額、準時發放，影響失地農民參保積極性。調查表明，參加了養老保險的失地農民有 32.7% 的人不能足額領到養老金，40.5% 的人不能準時領取到自己的養老金。

3、實施過程知情權、監督權、參與權缺失，使失地農民對養老保險缺乏信任。因為對養老保險制度不放心而拒絕參加的占受訪人數的25.7%，造成這種狀況的原因主要有兩方面：一方面，是由于失地農民養老觀念滯后、政府又未能很好地宣傳從而導致失地農民對這一制度不了解；另一方面，是由于在養老保險基金的管理運作中，失地農民被剝奪了知情權、監督權和參與權，導致失地農民對這一制度不放心。

三、實施失地農民養老保險制度的配套措施

（一）強化政府職能

各級政府要切實擔負起發展經濟、安定一方、致富農民的歷史使命，在落實失地農民養老保險工作的過程中，確保被征用的土地征用補償資金如期足額到位。在落實失地農民養老保險工作過程中，要制定和完善養老保險制度，建立民主監督機制，在政策允許的范圍內，給予失地農民養老保險政策傾斜。

（二）保險經辦機構牽頭

失地農民養老保險業務市場潛力很大，在為失地農民解決養老問題的同時，也為保險經辦機構提供了巨大的商機。保險經辦機構要為政府解難，積極探索失地農民養老保險的新途徑。

（三）相關部門配合

失地農民養老保險工作涉及面廣、政策性強、工作量大。土地、財政、銀行、鎮、村及保險等相關部門應做好材料傳遞、資金收繳及存儲等工作的銜接。將失地農民的土地補償費交由保險經辦機構辦理失地農民養老保險，保險經辦機構依據保險合同向農民支付保險金。

（四）解決好保險轉移管理工作

主要有 3 個方面：一是參加失地農民養老保險的人員在市區各類企業就業的，企業及個人必須按規定繳納城鎮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費。二是失地農民符合城鎮自由職業者參保條件的，允許按城鎮自由職業者的身份參加城鎮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三是已參加農村社會養老保險的失地農民，參加失地農民養老保險后，可按農村社會養老保險規定退還原繳納的農村社會養老保險費，同時終止農村社會養老保險關系。

（五）建立和完善規章制度

應當改革現有農民土地征用制度，依據有關土地管理的法律法規，實行嚴格的耕地保護制度。對占用土地要嚴格履行審批權限，要進一步加大對土地違法違規案件的查處力度，維護農民群眾的合法權益。

（六）建立完善的法律保障制度

在條件成熟后，可借鑒國外普遍實行的專門法院審判方式，建立我國專門的勞動和社會保障法院，專門從事審理勞動和社會保障爭議案件，使失地農民在其社會保障權益受到不法侵害時獲得有力的司法保護。

參考文獻

第3篇：農民問題研究范文

當今社會存在了許多的農民工問題，本文針對農民工走進城市，融入城市的問題進行研究。本文在了解農民工的一些基本狀況后分析了其原因，并提出了一些設想加以解決。在分析過程中，作者發現阻礙農民工進入城市的根本原因不在于戶籍制度，也不在于城市容納力，而是由于多種制度的不合理結合造成的。因此，本文提出在建立農民工組織化的基礎上建立準入機制對農民工采用分層分類法享受城市待遇，逐漸實現農民工的城市居民的過渡，與此同時還提出了改革農村土地政策等措施，推進農民工進城的速度。

關鍵詞：戶籍制度組織化分層分類土地政策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農村發生了巨大而深刻的變化，這種變化推動著整個社會結構的變化，特別是城鄉結構的變化。農民工成為中國社會分層中正在形成和發展的一個特殊社會群體。改革開放20年以來，由鄉村流向城市的農民工沒有間斷過。對于中國進城農民工數量規模，近年來說法比較多的是有8000萬，其中跨區流動的有5000萬。據2001年，全國對建筑行業用工統計，從事建筑業的農民工已經超過3800萬人，其中75%來自農村。進入21世紀以來，進城的打工的農民工增加到9400萬人，成為一個龐大的特殊社會群體。在這里我們把這個特殊的群體稱作農民工。農民工是介于農民和工人之間的一個階層。從職業上看，農民工是不在自己從事農業生產的而是在城市從事第二，三產業；但從身份上看，他們仍然是農民，因為他們的戶口仍然在農村，他們的家仍然在農村，他們仍有土地在農村，由此可見農民工是一個置業與身份不一致的群體。他們的流動態勢是伴隨著改革開放和經濟建設的加速發展而呈現增長的趨勢。他們的流向主要是向勞動力需求量大，收益較高，其它外來勞動力限制較少地區聚集，他們流動范圍擴大，到96年末跨省就業的已經占66.4%他們的流動頻率與社會改革發展的大背景密切相關。

一城市農民工基本狀況

1基本素質偏低

據調查，這是一支以年輕人為主的勞動隊伍，35歲以下占85.5%，平均年齡為27.48歲，比整個職工年齡小10.65歲。他們中31.2%的人剛由學校畢業，首次步入社會；37.7%務農，24.9%務工；3.4%當過兵，都有一定的社會閱歷，他們的文化程度：初中占65.0%，高中，中專和中技專占21.6%，小學占11.2%，文盲，半文盲為1.4%，大專及大專以上占0.7%。

2收入水平低下

2005年，廣東省總工會給了一組收入數據，76.3%的農民工工資水平處于1000元以下，500——1000占63.2%，500元以下為13.2%。珠江三角洲進城的務工人員的生活成本為每月500左右，可以看出13.2%的農民工入不敷出，63.2%的人勉強生存，而為了賺錢，他們只能靠加班。據調查，52.4%的農民工工作時間超過8小時。廣東省有的城市工資標準太低，按照國際慣例，最低工資標準應為上半年度社會平均工資的40%—60%，但目前珠江三角洲有些城市只有20%—30%。有些學者對山東濟南農民工收入調查表明：月收入300元以下占40%，300—500元占43.7%，500元以上占16.3%。農業部調查，2003年上億農民工的月平均收入僅640元。

3工作強度大

工作時間長和勞動強度大。在被調查的農民工中，一個月休息8天以上的為6.9%，休息5—7天的是5.4%，休息3—4天為11.5%，休息1或2天的占12.4%，沒有休息的為63.8%，而且據國家統計局農調縱隊對全國進行抽樣調查顯示，全國農民工平均務工8.1個月。

4勞動合同訂立不規范

勞動合同存在霸王條款,據調查顯示71.7%的農民工和企業簽訂了勞動合同，但只有46.3%的勞動合同是經過雙方協商的，這說明勞動合同簽訂率雖然高，但由于合同中“霸王條款”普遍存在，即使農民工持有合同也無濟于事。勞動合同簽訂質量不高，有44.8%的農民工手中沒有合同文本，而且大部分農民工對合同中的權利與義務都是“不記得”或是“說不清”。有的簽署的勞動合同本身就是無效的。在私營個體工商戶中做工的農民工的合同簽訂率只有10%左右。一些用人單位為了規避《勞動法》要求對勞動者承擔的義務，除了采取故意拖延的辦法不與農民工簽訂合同外，還通過逐步清退合同工，改用勞務工，不與農民工發生直接的權利義務關系。這樣用人單位可以把事實上的勞動關系，變為簡單的“干多少活，給多少錢”的經濟關系，以減輕企業的管理負擔和勞動力成本。

5社會保障與福利待遇差

進城的農民工由于不被城市認可為該城市的成員，因此也被排除在福利之外。絕大多數農民工沒有生活補助，在社會保險上，廠方為農民工參保率低于30%，他們與城市居民有相同工齡卻獲不同工資，獎金。對于住房，公費醫療，子女教育福利更沒有。有94%的務工人員根本不知道“勞動保障電話咨詢服務”的電話號碼等等。這說明，雖然中央出臺了各類促進農民進城就業的相關政策措施，但因某些具體部門執行不利，農民就業的服務體系并未形成。

6職業與社會身份背離

“身份是在特定社會結構模式中所占據的一個位置”簡單的說，身份就是地位的不同表述。一個人的身份所代表的就是他在社會關系體系中的地位。角色是身份的具體體現，是社會地位的外在形式，通常情況下，角色的轉換與身份的轉換是一致的。職業是最主要的正式角色，一個人獲得了某種職業隨之也就獲得了相應社會身份，占據一定的社會位置，但這一定狀況在農民工身上發生了變異，出現了身份與角色的背離，也正因為這一現象的出現，也就形成了中國特色的農民工這一社會群體。

二農民工進城障礙原因分析

農民工進入城市的趨勢已定，但農民工進城障礙重重。十六大明確提出：“要消除阻礙城鎮化發展的體制和政策障礙”。很多學者在分析農民工的問題時，把主要責任歸咎于城市管理體制尤其是戶籍制度的阻礙，還有一部分學者認為是受城市本身容納力和發展的制約以及人口增加與就業矛盾的制約。

本文認同以上幾個原因，但認為不是主流，不是根本。本文認為阻礙農民工進城的內在主要原因是1農民進城就業的組織化程度較低；2體制障礙；3農村的不徹底;4政府部門的宏觀管理和服務體系不健全;5法制不健全

1農民進城就業的組織化程度較低

每年將有大規模的農民工從農村涌入城市尋找生活；每年在城市中也大規模的發生了許多農民工問題，但每年有很多問題被擱淺。數量的規模化沒有形成組織上的規?；?，這造成許多問題沒有解決。由于農民工進入城市沒有組織，進城后沒有相應的組織體系加以管理，使農民工在求職，福利待遇和一些正當權益受侵害。與此同時，對于這些行為還無法得以解決。長此以往，農民工只是城市勞動力的流動，永遠無法成為城市的一員，成為建設城市的一分子，這就使農民工無法真正進入城市。

2體制障礙

戶籍制度不是阻礙農民工進城的主要障礙，證明公民身份，滿足社會管理需要是戶籍制度的本來功能。在歷史上，戶籍制度對證明公民身份，保障公民的合法權利和利益，提供人口資料，保證計劃經濟體制的運行，調節和控制城鎮人口增長，滿足社會管理需要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然而，作為國家的行政管理手段戶籍制度在計劃經濟時期逐漸發展成為隔絕城鄉，集多種功能于一體的最重要制度。這種集多種功能與一身的特點恰恰是造成現在阻礙農民工的進城的原因?，F今的戶籍制度已經失去了原本的面目，一張戶口決定了一個人的工作，生活等。現在的戶籍制度正是與就業制度，社會保障制度，教育制度，住房制度等制度的不合理結合才阻礙農民工真正進城，形成了一種“可以進城，但進不起城”的尷尬局面，這樣也造成了每年國家財力，人力，物力的浪費。

眾所周知，城市居民在購物消費等方面的特權已經在市場經濟的改革中逐步取消，但農業戶口在就業，社會保障，教育，住房的方面仍存在某些事實上的不平等，仍然沒有取消。例如，有的地方限制農民工進入正規部門工作，很多城市只是把那些城市居民不愿意做的臟，累，險的工種留給他們。在勞動力市場上受到不應有的歧視；有些地方雖然允許農民工子女上學，但額外要加收一定費用，且費用很高。

因此，農民工難以融入城市的原因是制度不合理的結合。戶口與福利性制度的掛鉤，使廣大農民工永遠被拒絕在城市邊緣，無法介入城市生活；使農民工的生活狀況處于兩難境界。農民工在進入城市后由于缺少平等性的福利待遇；使他們缺少對城市的歸屬感和責任感，同時加劇了他們生活的困難度，這樣隨之而來的又產生了許多社會問題。

3農村不徹底

農民工與土地關系也阻礙了他們與城市的融合。在戶籍制度松動的今天，中國卻出現了農民工的“城市夢”和農民工“依賴土地”不愿放棄農村土地經營權并存的奇特背反現象。農民工雖然進城打工，但在家鄉他們仍都有義憤土地，這是他們生活的最后保障。被城市接受的農民工，進城打工的目的主要是增加現金收入，而且只能是增加現金收入；如果收入不理想，他們便可以回鄉種田。這樣，在看不到進城希望的情況下，他們一般不做在城市發展的長遠打算。由于存在后顧之憂，農民工必然無法割斷與土地的“臍帶”關聯；在經濟上，農民工只能依賴土地作保障，而不能產生對城市依賴的條件。

4政府部門的宏觀管理和服務體系不健全

據被訪者反映，他們在外務工的后顧之憂較多。比如，子女入學較為困難，沒有當地戶口，就必須要拿出比本地學生高出4000---5000元的入學費方能入學；90%以上的被調查人員未參加過各類教育培訓機構組織的職業教育和培訓，在就業上面臨擇業難的問題；有94%的務工人員根本不知道“勞動保障電話咨詢服務”的電話號碼等等。這說明，雖然中央出臺了各類促進農民進城就業的相關政策措施，但因某些具體部門執行不利，故農民就業的服務體系尚未形成。

5法制的不健全

我國《社會保險費征繳暫行條例》規定養老、失業保險費的征繳范圍為：國有企業、城鎮集體企業、外商投資企業、城鎮私營企業和其他城鎮企業及其職工。據此，用人單位只為本部門的“城鎮職工”繳費是不算為過的。因為這是有法可依的。但我們也應注意到，我國《憲法》第45條明文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喪失勞動能力的情況下，有從國家和社會獲得物資幫助的權利。國家發展為公民享有這些權利所需要的社會保險、社會救濟和醫療衛生事業。因此，社會保障權應是全體公民的社會保障權，而不應成為少數“市民”的專利。

三農民工進城新思路-----分層分類的準入機制

如今的農民工不僅僅為了一頓飯而來到城市，他們走進城市是為了追求新生活，是向往城市文化，是希望在城市成立自己的家。

在這個時候，也許有人要質問，那么對農民工一下子涌入城市，要安身立業。城市能接受得了嗎？在這里就會出現一個城市容納力的問題，城市容納力有三層主要內容：1是指特定城市對勞動力的容納能力（就業機會）；2是指對居民生活的容納力（基礎設施提供）3是指特定城市的自然環境和生態條件。許多學者有著這么一個邏輯：中國城市一方面已經出現了嚴重的下崗失業問題，大量城市居民失業，另一方面，現在經濟增長主要靠技術和資金投入，而不是靠勞動力的增加，所以推出結論：城市勞動力已滿，不能再接受農村流動人口。我認為這個推論太理論化，事實與理論畢竟存在差距。據調查，目前中國城市除3億勞動力之外，還有2億從事工業，服務業。這2億就業者中1億是農民工。非農產業提供了5個億的就業機會，而中國的全部勞動人口為7.5億，那么城市實際上有足夠空間，時候告訴我們已經有1億的勞動力在城市工作。他們由于制度上沒有被認可，生活上沒有融入，所以形成了“經濟吸納，社會拒入”的現象。

由以上分析看，對于農民工進城在城市容納力上不存在問題了。顯然，容納力沒有問題，但我們也要兼顧城市發展。在此基礎上，我們提出了在低于上放寬農民工進城并積極主動地組織進城，在政策上采用分層分類的準入制度。

目前，農民工進城生活不僅沒有制度保障，而且還存在一系列制度障礙。這些制度障礙已經形成了一個制度體系，在這個制度體系內，每項制度都有其自身特定的功能，各項制度之間既有內在邏輯關系，又有相對獨立性。目前，其他制度的實施，一般都不同程度地以戶籍制度為依托，這就加大了呼喚機制度的改革難度；與此同時，各種制度之間的相互制約，進一步放大了這一制度體系對農民工進城的限制作用。

其實，戶籍制度本身的改革并不難，難的是其它制度的配套改革。如果采取新的思路，因勢利導，循序漸進地剝離戶籍制度與其它制度之間的聯系，那么農民工進城的改革才會有所改善。對于戶籍制度只要恢復證明公民身份，滿足社會管理需求的本來功能就可以了。對于其它配套制度改革，則根據社會經濟發展水平，從實際出發，制定農民工的不同的準入方式，分層分步協調推進農民工進城。

對于就業制度，社會保障制度，教育制度，住房制度的改革一定要從“集體排他”轉化為“個別排他”。所謂集體排他就是將一個社會群體整體的排除在一種制度之外，使他們喪失了向上流動的機會。這是美國社會學家帕金所針對中國的特有現象所提出的。就當前農民工進城問題，我們因該提倡“個別排他”，也就是說通過一定的考核準入機制，是達到一定知識，技能或者經濟承受能力要求的農民工享受到城市職工的待遇。這不僅符合公平原則，也有利于農民工整體素質的提高。

當然，我們放棄了“集體排他”并不意味著我們選擇了“集體準入”。我們遵循矛盾的特殊性和普遍性采取分層分類法。就農民工自身而言，我們采取把農民工分層分類，根據農民工自身的知識技能，就業狀況，社會經濟地位等個方面為依據。符合一定條件的人員準予享受與城市居民部分等同的福利待遇。對各項制度而言，也不是某個農民工一旦獲得準入就享有全部的政策優惠。對于政策也采取分層分類，由于剛進入城市的農民工對各種福利需求不同，有的需要解決就業，有的需要解決子女教育，因此針對農民工的不同需求，我們讓農民工先不同程度的享受部分政策。這種分層分類也是考慮了城市發展，所以對于哪些農民工先享受哪些政策要結合農民工需求，市場供求和城市發展來綜合考慮而定。

這種分層分類的享有城市待遇是建立在有組織的農民工的基礎上的。農民工享有城市待遇的組織基礎是農村和城市的代辦處，農民工進城務工必須在當地城市進行務工登記，否則無法享有政策優惠，也無法成為城市的一員。城市代辦處要及時，真實記錄農民工經濟，知識，技術等方面情況，并根據其變化及時調整其準入條件。與此同時，也要求在程序上建立農民工準城市戶口，該戶口上記載農民工的各項條件和享受的各項政策。

分層分類的進城體制是一個動態的流動過程。這種制度的實質是以“個體排他”和“激勵機制”為基礎的。分層分類是城市主動的容納農民工，接受他們，讓他們更早地實現經濟上的，社會上平等。分層分類也是一種選拔方式。這有利于人才的合理流動。分層分類解決了城市戶口一刀切的現象，降低了制度門檻，以經濟辦法代替行政手段。分層分類的方法有待與實踐的進一步檢驗。

四探索新途徑

經過了上面的簡單分析，本文提出了一些設想來解決農民工進入城市的問題。通過這些措施能更有效地，真正地，更好地進入城市。

1加強農民工管理主體的建設，設立城鄉農民工代辦處。

促進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特別是在引導農民進城就業上，盡管政府職能部門做了很大努力，尤其是訂單轉移的數量在逐年增加，但每年仍有大量的剩余勞動力在自發地盲目外出，常常導致較多的回流現象，造成了人力財力的浪費。

農民工自身的組織化程度低使得許多問題不能及時，合適的解決。當農民工出現了問題，他們不知道找誰，不知道去哪里解決，因此說要讓農民工更好地走進城市必須使農民工成為一個有組織的群體。那么建立一個有序，規范的農民工群體，我們因該怎么做呢？

我建議在各個城市和農村設立農民工代辦處。在農村這個農民工代辦處的職能也可以有當地的村委會兼任。他們的職責是負責登記本村出外打工人員并且統一組織本村人員外出到各個城市打工。農村代辦處將每年每批外出農民工資料轉傳給城市代辦處，以便統一管理。作為當地代辦處還應積極地建立農畜剩余勞動力資源信息；大力收集用工信息給本村農民工提供務工咨詢，以便統一組織務工。這務工咨詢由城市農民工代辦處統一收集，傳遞給農村，使整個農民工勞動力市場形成一個密切的循環體系。

城市中的農民工代辦處作用是舉足輕重的。在城市設立農民工代辦處是針對農民工這個群體對城市的特殊性而定的。這有利于農民工在城市的有序化，規范化；有利于解決農民工的福利待遇問題；有利于更好地解決農民工務工問題；有利于解決農民工與城市的各種沖突；有利于解決每年農民工的特殊問題。例如：民工潮等。

設立城市農民工代辦處對實現農民工組織化是非常關鍵的。這個代辦處有類似工會性質，每年代辦處向本城市各招工單位收集務工信息或者各個需要務工人員的單位到此登記。當每年農民工到該城市務工時直接地向農民工代辦處咨詢相關信息，并且登記自己的相關資料以便在城市的統一管理。

這樣一來，大批農民工在城市就會更合法地務工，更有組織化，相關的權益也能受到一定的組織保障。城市農民工代辦處有政府相關部門組建，性質屬一個行政部門，但這個部門僅是一個過度階段的部門，是為了確保農民工在城市更好的生活，同時也為了城市與農民工能協調發展。有了農村和城市代辦處，就會形成一個穩定的勞動力市場，這也為解決農民工問題打下了一個良好的基礎。農民工務工的組織化，規范化必定能使農民工在城市里更好生活，必能減少農民工與城市的沖突；也減少了許多社會不安定因素。所以，相關職能部門要充分發揮職能作用，建立鄉村剩余勞動力就業機制，同時借助媒體廣泛宣傳，有計劃、有步驟、有針對性地向外輸送農村剩余勞動力。各級政府積極引導和鼓勵成立“勞務輸出公司”等中介組織。把農民工的一些組織管理交給市場，讓社會來管理農民工的生活和工作。讓農民工真正的入社會，成為社會的一分子。

2加強農民工職業技能培訓

加大對農民工培訓的投入，千方百計提高農民工的綜合素質。勞務輸出地和農民工就業地的政府及有關職能部門要建立符合農民工特點的培訓機制，要在農民工培訓上給予一定的人力、財力、物力和智力上的投入。要面對市場的需求，針對農民工自身素質的實際，進行文化知識和職業技能培訓.

3加強法制建設,提高農民工法律意識

一方面建立和完善相關的法律、法規和政策，加強對農民工合法權益的保護，專門建立農民工法，讓農民工問題的處理做到有法可依。尤其是輸入地政府應加強對進城就業農民的管理和服務，諸如農民工子女入學問題、有關拖欠農民工工資問題、住房問題、戶籍管理問題等等。加大勞動監察執法力度，完善農民工勞動合同管理，建立相應的法律援助制度。另一方面要從維護農民工切身利益出發，利用各種形式向農民工傳授有關法律、法規常識，使其能知法、懂法、用法，提高自我保護意識。

4加強農村土地政策改革

本文在前面的論述過程中涉及到土地政策改革也影響了農民工的進城。農民工一方牽帶一份土地，另一方面放棄土地耕作來城市務工。這不僅影響了農村現代化的實現，而且也阻礙了農民工更好地走進城市。因此，農民真正的融入城市必須切斷其與土地的關聯。進城務工人員必須放棄自己擁有的土地，當然這是一種有償放棄。進城的農民工以合同的形式把土地的所有權和使用權轉讓給集體，有當地村委會統一承包給大農戶實現土地規模化，機械化經營，而對于這些農民工每年可獲得一定的補助?；蛘呖梢該Q取股權，有村委將這部分收入替農民工入股集體企業或國有企業，讓他們定期收取股息作保障。有關方面一定要按照“依法，自愿，有償”的原則，做好在外務工人員土地承包經營的轉讓工作。

農民工問題是中國城鎮化進程有的現象，本文對農民工更好地走進城市的問題進行初步研究，提出了組織化，分層分類法等改革設想，希望本文的一些設想能夠為農民工研究開辟一個新的領域和視角。

農民工問題是一個當務之急的社會問題，也是“三農問題”的癥結，也是城市化歷程中的重要問題。農民工更好的走進城市是中國實現現代化，實現小康社會的重要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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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篇：農民問題研究范文

關鍵詞：農民工；生存狀況；發展狀況；融入狀況；研究綜述

作為改革開放后涌現的一個龐大社會群體，農民工為推動國民經濟發展、縮小城鄉差距、加快城市化進程等方面做出了巨大貢獻。但因“亦農亦工，非農非工”的特征，導致其游離于城市生活的邊緣，在生存質量、發展狀況、融入程度上還無法真正和城市接軌。為進一步推動農民工理論研究的發展，本文就近年來國內學術界關于農民工問題的研究狀況作簡要的回顧與梳理。

一、農民工的概念及特征

城市農民工是我國城市化進程中出現的一種獨特社會現象，也是其他國家所未曾出現和存在過的新概念。何謂農民工？雖然學術界對農民工的概念尚無統一的界定，但多數學者對此有三點基本相近的認可：首先，他們來自農村，屬于農業戶口；其次，他們雖是農民，但主要時間是在從事非農生產活動；再次，他們的非農活動不限于工業領域，更多的是商業、服務業等第三產業活動。

但在階層屬性方面，學者們看法卻有分歧：大多數學者認為，進城農民工的戶籍雖在農村，但他們已從農民中分離出來，已較大程度地融入了城市生活，是中國工人階層的一部分。但也有學者認為，目前農民在經濟待遇、社會認同、政治參與等各方面還與市民不具有相同的地位與特質，在戶籍制度的負面影響還未完全消除之前，提出“農民工是新的產業工人群體”的說法還為時過早。

二、農民工的生存狀況

進城農民工是城市的邊緣群體，保護其基本的生存是在城市立足的基本前提，主要體現在工資水平、住房條件、就業情況等方面。

（一）工資水平

隨著最低工資制度的推行和城市用工環境的改善，農民工的收入水平在近年來有較大幅度的提高，但行業差距和地域差異短時間內仍無法消除。2010年全國農民工2.4233億，月工資收入到1690元，比2009年增長19.3%，與2005年相比，增長41.6%。隨著經濟發展、物價上升等因素的影響，農民工工資水平仍將持續增長。

盡管農民工總體工資水平有了較大幅度的提高，但在不同的務工城市，農民工的收入水平仍存在較大的區域差異。據調查結果顯示，東南部城市農民工工資水平明顯高于西部城市。除了地區差異外，農民工工資在行業之間也存在一定差異，就北京地區來說，制造業和建筑業的月工資約2980元，而餐飲、零售業的農民工月工資僅在1506元。

（二）住房狀況

從住房面積來看，只有10.6%的農民工住所不到5m2，1/3的農民工住所面積超過12m2。但進一步考察人均情況并不樂觀，首先是單獨居住的比重相當低，超過90%的農民工沒有私人房間，30.4%的人為2人-4人共同居住，31.9%的人為5人-8人居住，大約20%的農民工居住在9人以上的宿舍。

從租房形式來看，農民工更傾向于租平房，值得注意的是，在北京有15.3%的農民工租住的是地下室，41.7%的農民工租住房屋內沒有浴室，并與他人合用廚房；在南京，租住簡易平房的比例也高達23%。另外，3/4的農民工選擇與自己的同行們比鄰而居。

（三）就業情況

農民工的就業情況是其工資水平、生活狀況改善與否的先決條件。近年來，在國家政策的推動下，農民工的就業狀況得到了極大的改善，如提供就業指導與就業培訓，但農民工的求職渠道依然狹窄，工作時間與環境仍然有較大的改善空間。

許多農民工在外出務工前并沒有聯系好工作，進城后，一般經城里的親戚、朋友或者老鄉介紹找工作，而且農民工的技能大多是在工作中學習與積累的，很少參與政府組織的培訓。另外，根據我國現行《勞動法》規定，勞動者每天工作時間不能超過8小時，但每天工作8小時以下的僅占12%。另外，農民工與用人單位簽訂合同的不足12%，有些單位即使簽訂了勞動合同但內容也不規范，甚至不合法。

三、農民工的發展狀況

要想避免農民工群體的“階層固化”現象，使其擁有更多“向上流動”的機會，在保護其生存權的基礎上，更重要的是支持其不斷發展，解決其發展困境。

（一）社會保障情況

社會保障權利是勞動者在年老、疾病或喪失勞動能力以及發生其他生活困難時，從國家、社會或有關部門獲得物質幫助或者基本生活權利。農民工群體由于是“農民”身份，在國家現行制度安排下被納入了農村社會保障體系，但是他們常年生活在城鎮，城鎮的社會保障體系又將其排斥在外，造成農民工的社會保障處于無人問津的真空狀態。

以醫療保險為例，在城鎮醫療保險計劃和農村合作醫療體制（cms）的覆蓋下，11.2%的農民工同時享有以上兩類保險，12.5%的人僅享有城鎮醫療保險，25.6%的人只享有農村合作醫療，而近一半（47.7%）的農民工根本沒有任何保險。

（二）精神文化生活

近年來，相當一部分農民工已開始融入城市生活中去，溜冰、攝影等業余娛樂不斷增多，但農民工的精神文化生活方式仍呈現整體貧乏的特點。他們的精神文化生活既有現代性的特點，又有落后的一面，積極樂觀的心態與心理矛盾的沖突并存，精神壓力較大。

1、文化生活方式

城市文明對農民工群體的影響日益深遠，促使其生活方式不斷變化，但農民工很難真正參與到市民文化活動中去，他們工作之余的消遣方式基本為打牌、聊天、看電視、睡覺、聽收音機、上網等。

2、精神情感

盡管有相當一部分農民工（主要指80后農民工）已經立家或正涉足愛情，精神生活的自我滿足感較強，情感方面相對充實。但面對農民工工作的不穩定性和低收入的現實，他們容易產生焦慮感，心理上缺乏安全感，情感交流甚少，許多農民工感到空虛、單調、沒意思。

四、農民工的融入狀況

個體對于身份境遇的感知、市民化生活的認定以及政治參與的主觀認可度對于理解農民工的城市融入有特殊意義。

（一）身份認同

農民工城市融入的前提是身份認同的轉換，其中職業身份與戶籍身份的轉換是最關鍵的兩種轉換。首先，農民工進入到城市工業生產的體系后，他們在身份上的扮演的不再是農民，而是所謂的產業工人，他們是重要的人力資源；其次，農民工進入城市后成為產業工人，應然享受與城市市民同等的待遇，戶籍身份的轉換是農民工融入城市的核心環節，也是學術界在農民工問題上爭論最多的一點。

（二）市民化

根據涂爾干的經典理論，人的社會融合可以從人們對于正式社會組織的參與表現出來?；谖幕耐|以及類似的工作和生活環境，特別是對具有相同的經濟地位和社會地位有向心力，他們只愿意在原有地緣、血緣、親緣關系的基礎上，重建自己的文化與社會空間，“浙江村”、“河南村”、“四川村”等農民社區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表明農民工的市民融入程度還比較低，社會支持網絡體系不健全。

（三）政治參與

學術界普遍認為，農民工在城市社會對當地社區的政治參與度較低，從某種意義上說，農民工在城市社會遭遇了政治排斥，其選舉權和被選舉權在城市成為“紙上談兵”。45.1%的農民工反映所在單位沒有工會組織，70%的農民工沒有參加過黨團組織的政治生活。

雖然學術界普遍認為農民工融入城市非常難，但仍有研究者持樂觀態度，他們認為農民工盡管通過正式渠道融入很難，但通過“積極鑲嵌”的非正式途徑獲得了自主性，特別是一些成功的農民工精英能夠透過對關系的投資將私人資本轉化為具有現代意義的社會資本，將自身行動與城市社區政治鑲嵌在一起，實現了政治融入。

五、既有研究的不足和尚待進一步研究的問題

透視學術界眾學者關于農民工問題的研究成果，我們清晰地感受到農民工問題的多樣性、復雜性、綜合性?；诖耍P者對農民工問題現有研究中的不足和有待深入研究的方面作如下評述。

（一）既有研究的不足

1、研究視角相對缺乏

農民工問題既是一個嚴峻的社會問題，也是一個突出的政治問題，農民工群體境遇的改善與政府政策息息相關，但卻缺乏相應的政治學研究關懷。從學科參與角度而言，國內社會學研究者從人口學、社會學等視角對農民工問題進行探討，但政治學并未成為農民工議題的重要參與者，在既有的政治學研究中，僅局限于政治參與的視角分析，且理論研究深度不夠、理論創新不足，這是農民工研究中普遍存在的薄弱點。

2、研究方法不規范

國內有關農民工研究的文獻，有相當一部分屬于調查報告，正規的學術論文相對較少，在調查報告中，樣本容量不足、調查不深入等問題頻現；又由于農民工文化程度較低，問卷調查對于發覺農民工問題的深層次原因效果并不明顯。另外，農民工問題中可以量化的指標較多，但對于各種量化分析的方法、理論模型、指標體系的建立甚為缺乏，導致對問題的分析缺乏說服力，各種政策建議流于表象，缺乏實際可操作性。

3、研究體系不足

結合實際對農民工生存、發展、融入狀況的梳理與歸納，我們可以看出，目前國內學術界對農民工的研究多集中在生存狀態的描述上，即僅重視如何保護其生存上，而在其如何更好地發展的問題上則研究相對較少，有關其如何更好地融入城市的研究則更是甚少。若想真正解決農民工問題，不僅僅是保護其生存上，而是更多地支持其發展、增強其融入上，只有這樣才能從根本上解決農民工問題，目前，現有的研究往往忽視了這一點。

（二）有待進一步研究的幾個問題

1、農民工生存、發展、融入狀況的評估問題

如何準確地定位農民工的生活水平、發展水平、融入程度，應該合理地考量各項指標體系及其權重，綜合考慮影響建立科學完整的農民工各項指標評估體系的因素。運用定量分析方法，對各地區、各行業的農民工進行評估，才得以對相關政策及實施效果進行反饋監測。

2、農民工社會保護與支持政策體系的建立

農民工問題是一個復雜而系統的社會問題，采取步步為營、逐步推進的策略才能建立健全農民工社會保護與支持體系。所以，要在解決農民工生存問題的基礎上，進一步建立支持其發展的各項立法政策，最后，從根本上統一戶籍制度，使其更好地融入城市社會，成為真正的市民。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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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羅兆鋒.我國農民工群體特征研究[j].牡丹江大學學報,20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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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劉啟營.農民工精神文化生活的特點及改善對策[m].湖南農業大學學報,2009(5).

5、陳豐.當前農民工市民化制度缺失與歸位[j].南京師范大學學報,20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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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周利敏.鑲嵌與自主性:農民工融入城市的非正式途徑[j].安徽農業科學,2007(3).

第5篇：農民問題研究范文

關鍵詞：進城農民工；住房保障；流動人口

農民工為我國經濟建設、城市發展做出了巨大貢獻。然而他們自身的基本生存需求----住房卻未能得到有效地保障而日漸成為一個凸顯的社會問題。本文利用在沈陽市農民工聚居社區和勞動力市場對農民工及其家屬進行問卷調查和訪談獲得的資料，探尋農民工住房保障問題的可行思路與策略。

一、農民工住房現狀

1、住房條件

人均居住面積：樣本中人均居住面積小于5平方米的占樣本總數的37.1%；人均居住面積在5―10平方米的占49.6%；人均居住面積在10―15平方米的占7.3%；人均居住面積在15―20平方米的占4.3%；人均居住面積大于20平方米的僅占樣本量的1.7%。

2、住房來源

本次調查樣本中，住在出租的房屋里占44.83%；住在雇主提供的住所占34.91%；住在沈陽市內的親友家中占12.07%，有4.74%的人住在自己農村家中，每天往返于城鄉之間?？傮w來看，以租賃及用人單位提供住房為主。農民工自行租房和用人單位提供住房的比例高達80%。

3、住房支出

根據對住房租金的調查顯示，租金收取方式主要以按月收取為主，每月租金主要集中在元101-150之間的占樣本總量的31.73%，平均租房的月租為138元/月。而沈陽市農民工的平均工資為1013元/月，住房支出占總收入的13.6%。沈陽市農民工的日常消費中住房支出排在飲食支出之后，是排名第二位的主要支出項目。

4、住房形式

農民工在城市的居住方式可以多樣。在本次調查樣本中，住房形式是自己一人居住的占24.14%，與配偶和孩子一起居住的占44.39%；與其他人一起居住在單位提供的集體宿舍的有，占25.43%；其它的居住形式占6.03%。本次調查顯示，最常見的居住形式便是與配偶及子女居住?？梢姡壳稗r民工夫妻及子女一起居住的形式越來越多，農民工進城務工逐漸由個體向家庭、暫住向定居轉變。

5、住房滿意度

本次調查中，對目前的居住條件非常不滿意者占樣本總數的46.55%。對目前的居住條件不滿意，占樣本總數的37.93%。覺得自己的居住條件一般，對自己的居住條件較滿意，覺得無所謂的，分別占總樣本量的6.90%，5.17%和3.45%。排在不滿意因素的前三位依次是租金，屋內設施條件和治安問題。

二、農民工住房存在的問題

1、住房面積小、設施差

調查發現，大部分出租房都是以“間”為單位，同出租房所住的人數沒有關系。農民工出于節約的目的，多人共同居住在一間出租屋內。以和平區前愈村為例，每間出租屋的面積在10-15平方米之間，往往居住著來沈農民工一家幾口。給建筑工人搭建的臨時住所往往十分的簡陋狹小，一間四十平方米的房屋里面住二十個人。同沈陽市民相比，農民工人均住房面積低得多。

城中村基礎設施薄弱，衛生狀況堪憂。首先是排水設施缺乏，如本次調查的前愈村、三聯村就沒有建立排水工程，污水直接排入村中池塘。其次是村中照明設施不足，鮮見路燈。消防設施也幾乎為零。另外還存在著生活垃圾處理不及時導致堆積等環境問題。

除了城中村和城鄉結合處的農民工的居住環境差外，居住在集體宿舍和工地臨時宿舍的農民工，同樣面臨著“噪聲大、衛生、安全指數低”等諸多環境問題，其中噪音問題尤為嚴重。

2、缺乏住房保障

目前沈陽市的住房保障體系尚未將多數農民工納入住房保障體系的范圍中，沈陽市政府所提供的住房保障范圍僅限于戶籍人口中的中低收入家庭。例如2008年4月和5月，沈陽市公布了《沈陽市經濟適用法預購登記辦法》和《沈陽廉租住房租賃補貼實施細則》，這兩個文件中分別規定了購買經濟房的家庭必須具有沈陽市常住戶口且滿3年以上（含3年）的城鎮非農業戶口，享受廉價租房租賃補貼的家庭其家庭成員必須具有沈陽市常住戶口并在沈陽市工作和居住。雖然農民工絕大多數屬于低收入或者最低收入群體，但是由于戶籍制度的原因，農民工被排斥在住房保障體系外。

3、缺乏改善住房的能力

國際上一般憑借計算房價收入比來評估公民對房價的承受力。按照國際管理，房價收入比在3-6倍之間為合理區間，如考慮住房貸款因素，住房消費占居民收入的比重應低于30%。據2008年《沈陽市房地產形勢分析報告》數據，假設農民工家庭人數為3人，購買60平方米的商品住房，沈陽農民工房價收入比為3449*60/4741*3=14.55，遠遠高于國際房價收入比合理空間。假如農民工購買沈陽60平方米的存量房，房價收入比為10.87，仍然遠遠高于國際房價收入合理空間。因此，按照農民工現在收入水平來看，來沈農民工無力承受高昂的房價，通過自身的努力無法改變自己的住房狀況。

4、住房需求得不到滿足

在商品房供給方面，農民工如憑農村戶口和本人身份證購買，通常購買價格較高。如果配搭可以獲得城市戶口的條件，實行高價買城市戶口、高價獲得城市居民待遇這種方式購房，則超過了大多數農民工的能力，所以城中村因為房屋租金便宜，而成為農民工選擇住房的首選地。隨著沈陽市農民工的大量涌入，適合農民工居住的城中村房源越來越緊張，更糟糕的是隨著沈陽市城市建設的不斷加快，大量城中村處于被拆遷的境況。沈陽有些大型企業雖然為農民工提供了一定數量的單位宿舍，但多數只能滿足單性職工的需求，以集體宿舍為主。調查走訪中發現在沈陽務工的農民工中有很大部分需要夫妻共同居住的住房，但絕大多數單位無法滿足農民工這方面的要求。

三、解決農民工住房問題的對策

1、將農民工家庭納入到城市住房保障范圍

首先，將農民工家庭納入到廉租房范圍。目前，沈陽市的廉租房的適用對象是城市的雙困難家庭，覆蓋面較小。只要將農民工納入到廉租房保障體系中去，農民工就會享受到政府的財政補貼，從一定程度上可以解決農民工的住房問題。在沈陽市農民工廉價租房保障政策時可以參考當前城鎮廉價租房的相關規定，根據農民工的特點，進行相關細則的調整與修改，建立起一套符合沈陽市實際情況的審查、進入、輪后及退出機制。

其次，擴大經濟適用房范圍。解決農民工的住房問題，一個重要途徑是準予其購買或租賃經濟適用房，但考慮到這部分群體的流動性、低收入性以及現有保障程度的有限性，對其的經濟適用房還是以租賃為主。同時建立購買或租賃資格、建設標準、售價、租金等。

最后，實施貨幣化租金補貼。由于沈陽市政府不能在短時間內提供大量的廉租屋，在未來的一段時間內，部分農民工仍然要靠租房解決住房問題。為農民工提供租房補貼在一定時期內是可取之舉。為了防止住房補貼被挪用它處，目前貨幣化補貼應以租金券的形式發放到農民工手中。

現階段沈陽農民工住房問題中最嚴重的問題是低廉的房源嚴重短缺，導致農民工只好聚居在城鄉結合部和“城中村”的出租屋內。政府應該通過集中建設一批有一定規模的農民工公寓，為農民工提供較好的住房條件。

2、提高農民工的住房消費能力

沈陽市農民工住房問題的產生，最根本的在于農民工住房消費能力難以適應目前的城市房地產市場價格，而解決沈陽市農民工住房問題，最根本的途徑在于提高農民工的消費能力，提高其收入水平來推動他們的購房置業，讓其享有城鎮居民同等的待遇。為此，必須加強農民工工資管理，實施并改善住房公積金制度，為農民工提供信貸支持，實行稅費的減免來提高農民工買房的能力。

3、建立健全農民工居住標準

政府行業主管部門、勞動監察部門和衛生部門應該加強建筑行業對該規定的執行情況的檢查力度，維護農民工的合法權益，改善農民工的勞動條件和居住條件，保證農民工的人身安全和身心健康。另外，對于用工量比較大、以進城農民工為主要用工對象的其他勞動密集型企業，也應該制定和實施本行業農民工宿舍和工棚的標準，并督促企業嚴格執行。

四、結語

農民工住房存在著嚴重短缺，缺乏住房保障，有失社會公平。盡快建立農民工住房保障制度，保證農民工的合法權益，有利于構建和諧社會，推進城市化進程和城鄉協調發展。由于農民工規模龐大，群體構成比較復雜，相應的住房情況各不相同，消費需求也差別很大。解決城市農民工住房保障問題是一項長期而復雜的工作，必須堅持分步實施、循序漸進、持續推進的原則，以政府為主導采取多種途徑解決農民工的住房問題，實現居者有其屋。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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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黨國英：鼓勵農民進城購房需要配套政策[J].中國經貿導刊，2008（6）.

第6篇：農民問題研究范文

關鍵詞：河北農民；再就業；社區教育

中圖分類號：G725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9—4156（2012）10—014—04

20世紀80年代，社區教育在我國上海、天津等一些大城市開始試驗，至今已積累不少經驗，社區教育在國家建設中的作用也越來越明顯。河北省社區教育起步較晚，盡管保定市的北市區、唐山市路南區、邯鄲市邯山區先后進人全國社區教育試驗區名單，但總體來看，社區教育對于河北民眾尤其是鄉村而言還是一個陌生的名詞。為了推進社會進步，解決普遍存在的民生問題，發展河北社區教育工作不容忽視。本文試圖從貧困地區農民再就業問題視角，探尋河北社區教育的可行性模式。

改革開放以來，河北省農村經濟取得了輝煌的成就，農業綜合生產能力大幅提升，農民生活水平也顯著提高，實現了由溫飽到總體小康的歷史性跨越。但是河北省仍有一些貧困地區，農民生活質量還有待于提高，農民再就業問題等仍需緊密關注。河北省的貧困地區主要是指西部太行山區和半山區、北部壩上和壩下地區、冀北山地及東部黑龍港地區。另外，河北南部平原地區（冀南地區）也有許多貧困縣，其中魏縣、臨城、大名、廣平縣是國家級貧困縣。這些地區的農民再就業問題以及伴隨而生的民生問題比較突出，并且因為文化、經濟等原因具有很明顯的地域性特征。

一、河北農村再就業問題概述

河北農村勞動力再就業問題即與農民再就業相關的各種問題，主要包括就業崗位的選擇、農民再就業能力提高、夫妻分居問題、留守兒童教育問題、空巢老人問題等。

（一）再就業領域狹窄

河北省貧困縣一般遠離市區，城鎮化步伐比較慢，農業地被征數量很少，農民盡管失地情況不多，但僅靠農田收入無法擺脫貧窮落后局西，因此，農民再就業問題非常突出。從再就業領域來看，貧困地區農民接受基本教育不足，很少有技術專長，所以基本上是流向勞動密集型行業。從勞動類別來講，主要是從事技術含量極低的簡單勞動，常見的就業領域：建筑業、制造業（技術含量較低的鞋廠等）、服務行業。其中建筑業占絕對優勢，主要原因是收入高、沒有年齡限制、技術含量低，相對對年齡限制較多的電子廠、鞋廠（基本上不招收二十歲以上工人）則人數較少，一般初中畢業的未婚小青年居多。服務行業如餐飲業也較多，除了勤雜工，其他服務崗位及行業多要求一定的文化背景，因此，客觀上限制了農村勞動力就業幾率。

1.總體來看，農民工工作環境較差。盡管農民工工資逐漸上漲并且基本能如期支付，但是工作強度特別大、工作時間也很長。以建筑工而言，日工作時間基本上都超過12個小時，并且不時有專門督工人員沒有來由的呵斥，休息場所、日常飲食狀況也比較差，露天席地而臥、沒有開水可喝等問題司空見慣。

2.有一部分農民選擇自主創業，但數目極少，不成規模。根據冀南某村兩千余戶居民的調查。在家開雜貨店的有6戶，養雞4戶，肉店2戶，草料廠2戶，饅頭房1戶，磨坊1戶，在城市做小商販2戶，在城市做肉類批發生意2戶，服裝廠和養兔廠各1家（不到一年，家庭小作坊式規模），建筑隊2支（主要在本村修房蓋屋）。也就是說，自主創業者僅占1%左右，大批的勞動力再就業的途徑就是外出打工，年齡從十五六歲到五六十歲，涵蓋青壯年及老年群體。相比之下，在家從事養殖業等不用在外風餐露宿，但農民普遍反映風險大，比如不好養（比如豬仔可能生病突然大批死掉，讓錢打水漂），價格不穩定。種菜亦然，突然的自然災害、蟲病或者難以估測的菜價都會讓一季的心血付之東流。所以，技術、技能是農村勞動力再就業的核心問題。但是，鑒于時間和環境原因，農村基本上沒有技能學習場所，很多家庭也不愿送孩子去外地上技校，因為這首先要支付一大筆費用，同時意味著放棄學習期間可能的大筆收入。

3.女性再就業途徑較窄。除了大部分未婚女性，河北農村已婚女性基本上在家務農。伴隨計劃生育政策推行，農村家庭孩子數目急劇減少；另一方面，因為農業生產機械化程度提高及農活外包模式出現，農村婦女盡管有掙錢養家的愿望，但很多空余時間無事可做，偶爾會有人引進手工加工零活，比如做紙花、做車墊等，每天收入10元左右。

（二）留守家庭問題

伴隨著農村打工潮的涌現，農民收入渠道一改原來單一的農業生產，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盡管打工非常辛苦，但是能借此增加家庭收入，改善生活水平，農村居民相當滿意。在冀南農村，對打工及生活表示“非常滿足”的達到90%以上。但是隨之而來的留守兒童教育問題、農村空巢老人的贍養問題等作為共性的問題，困擾著許多農村家庭。

留守家庭問題主要包括婚姻、孩子教育、老人健康問題，是伴隨打工潮而必然出現的問題。因為河北農村貧困縣打工族的數目較大，所以這些與再就業相關的問題就更為突出一些。

1.河北農村貧困縣男主外女主內傳統觀念仍然非常濃厚，基本上是丈夫外出打工，妻子在家照顧家庭。盡管長期分居，但是基于雙方的相互體諒、家庭責任感、家庭經濟生活的改善，夫妻關系大多非常和諧，甚至更加深厚。但是，不和諧音符也時有出現，比如丈夫長期接觸外界環境以及收入增加，厭倦、背叛甚至拋棄結發妻子、妻子不忍寂寞和困苦“紅杏出墻”、丈夫聽信父母挑唆對妻子橫眉冷對等。

2.本應由夫妻共同承擔的教養任務落到了一方的肩上，家庭教育呈現出一種類似單親家庭的非常態的模式，對于孩子而言不單純是教養時間的欠缺，更重要的是因為這種父性教育缺失而引發孩子人格健康隱憂。以男孩為例，母親養育的男孩顯然得不到性別角色認同的機會，會傾向陰柔的一面。再者，重男輕女的傳統思想致使留守母親學歷明顯低于打工父親。以冀南某村為例，現在小學階段的400余名孩子當中，母親為文盲的近三分之一，初中畢業不到10%，因而孩子家庭作業無人指導或無力指導，學習成績進步微小?；蛘哂幸徊糠旨议L從不督促孩子學習，甚至對孩子的求助報之以呵斥、厭棄的態度，導致孩子學習積極性下降。

3.留守老人身心健康問題突出。盡管農村家庭收入越來越高，但是農村老人生活質量偏低問題仍很嚴重。與以往相比，老年人越來越趨向于被邊緣化，主要表現為：讓老人干活毫不客氣，但給老人零花錢斤斤計較；對老人健康不闖不問；對老人態度冷漠等。所以，一些老年人尤其是失去老伴的老人盡管能夠解決溫飽問題，但飲食結構不合理現象很普遍，肉蛋奶甚至作為“奢侈品”只在節日才會出現在餐桌上；小病不治大病扛，身體健康狀況差；田間勞作、家務活較重；甚感晚景凄涼。

根據河北各地已有的經驗，解決農民再就業問題主要有鼓勵自主創業、發放最低生活保障、辦理養老保險、勞務輸出、技能培訓等方面。這些都是比較直接的途徑，尤其是技能培訓，能解決農民再就業的核心問題。這些都是基于政策支持、經費保障的政府正式行為途徑，具有很強的時效性。但是，這并不是唯一的方式，何況與就業相關的家庭問題、諸多觀念問題很難因此迎刃而解。所以，還需要國家、社會支持之外的解決方案。社區教育作為一種全員、全方位、全程的教育活動不失為一種有效的途徑。

二、社區教育對于貧困地區農民再就業的意義

關于社區教育，盡管在不同國家和社區有不同的稱呼和理解，但是社區教育對于社區和社會發展的重要性卻早已達成共識。根據我國教育部的解釋，社區教育是指在一定區域內展開的、利用社區各種資源、旨在提高社區成員素質和生活質量以促進社會發展的教育活動。我國的社區教育雖然起步較晚，離全民、全程、全方位的目標還有一定距離，但是其生命力和社會貢獻已經開始顯現，成為不容忽視的社會發展必由之路。目前，社區教育實踐主要表現在成人基礎教育、技能培訓以及公民素質教育方面。河北農村再就業問題的核心主要是農民受教育層次、沒有一技之長、觀念落后等，而這些正是社區教育基本的目標和功能。所以，社區教育在解決農民再就業問題上具有重要意義。

（一）掃盲教育

在廣大貧困地區的從業農民中，還存在著一定的文盲、半文盲。這是實行科技脫貧、實現經濟可持續發展的攔路虎，因此，必須普及科學文化知識教育，掃除文盲、半文盲現象。另外，功能性文盲不斷出現，也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其就業選擇機會。據河北省統計局統計數字，鄉村未上過上學的從2000年的8.7%下降到2009年的5.34%，小學文化由35.7%下降到2009年的28.7%，文盲比例有明顯下降趨勢，但低學歷比重仍然很大。初中生由41.3%上升到2009年的50%。相對來講，河北農村貧困縣文盲和低學歷數字應該高于平均數，初中畢業生則少于平均數，大批農村初中學校幾成空校不全是出生率下降所致，主要原因是大批升學無望的青少年過早輟學，所以新一代貧困地區農村勞動者（“80后”、“90后”）整體學歷有明顯下降趨勢。另外，河北省高中畢業生人數由2000年的11.3%到2009年的11%，有下降趨勢，貧困縣農村亦然，可能下降幅度更大。主要原因：伴隨高校擴招，大學生就業問題越來越突出，信息相對閉塞、觀念比較落后的貧困縣農村讀書無用論有抬頭趨勢，初中階段學生流失率較高，再加上一些用工單位法律意識淡薄，童工比例居高不下。這些低學歷農民工只能選擇某些高強度簡單勞動，職業領域狹窄，再就業生涯因為年老體衰或者疾病而終止。某些低齡農民工（十四五歲左右）一般流向城郊私人鞋廠、箱包廠、電子廠等需要簡單技能的領域，盡管收入會伴隨工齡增加、技能嫻熟而逐漸提高，但是長期超負荷的勞動、不良的工作環境可能影響其身體健康，從而影響整個家庭的生活質量。并且伴隨年齡增加，也因無法適應這些工作要求的靈活性而被淘汰，以鞋廠為例，大多是二十歲以下的員工。所以，學歷問題是貧困縣農民工就業的一大原因。靈活的社區教育正是掃除文盲或者功能性文盲以期改善就業狀況的一個重要途徑。根據各地農村掃盲的情況來看，基本上都是依托當地成人學校和社區教育基地完成該項工作。河北農村貧困地區基本上沒有成人學校，所以構建社區教育網絡是當務之急。

（二）提高再就業能力

再就業能力顧名思義就是人們在變換新的職業時所需的能力，包括職業適應能力、擇業技巧、觀念更新等，核心是職業技能。河北農民再就業范圍狹窄主要是缺乏必備的職業技能。另外，視野狹窄、信息閉塞也導致農民在再就業中極其被動。以自主創業而言，這種大家都希望但是又望而卻步的自己當老板模式，主要因素涉及行業動態、產銷鏈環、經營管理知識等。加強職業技能培訓，提高就業能力是社區教育的主要職能之一，其功效在國內外社區教育實踐中已經得到印證。以美國社區學院來講，職業技術教育比重最大，主修職業技術學科的學生約占全體社區學院學生的一半以上；補償教育在提高成人基礎文化程度、掃除功能性文盲方面起著重要作用，也是很重要的部分。北歐的社區教育機構民眾學校主要包括成人中等普通教育、成人中等職業教育，以及少量的中學后成人教育，職業教育同樣是中心部分。在再就業問題比較突出的河北農村社區，職業技能培訓也必然是社區教育的主題。

社區教育可以提升農民的綜合素質。技能技巧自然是就業的最現實的因素，但除此之外還涉及人的學習意識、學習能力、道德素養、心理素質、交往技巧等。這些間接的甚至隱形的因素無論對于企業還是農民工自身都事關重大。以建筑行業而言，因為員工偷工減料、不負責任造成的嚴重后果已屢見不鮮，這類事件的直接結果之一就是用工方不信任感增加、雙方關系緊張、員工進一步發展受限。還有，河北農村居民盡管整體受教育水平逐步提高，但對子女的教育期待還不夠高，甚至沒有應有的教育期待。尤其是在打工收入越來越高的情況下，一些家庭認為教育投入不合算，把打工作為最好的生活來源途徑，不斷強化讀書無用論思想，慫恿子女輟學就業。從長遠來看，這勢必影響農村家庭的生活質量提升。完善的社區教育體系可以通過文明輻射效應對農村勞動力進行潛移默化的教育滲透，使農村勞動力從思想上脫貧，在繼續保持樂觀生活心態的同時，全方位提升生活質量。

與打工潮相伴的留守兒童、空巢老人問題也可以通過社區教育的文明輻射等功效得到有效緩解。

三、基于勞動力再就業問題的可行性社區教育模式

（一）主要基地：農村中小學

2009年，河北省以城市涉農專業的中等職業學校和縣級職教中心為載體，開展送教下鄉，招收在鄉的青年農民和農村基層黨員干部入學。另外，河北省通過健全機制保障就業、以技能培訓促進就業、以崗位對接引領就業等三大幫扶措施促進農村勞動力進行就業轉移。截至2010年年底，全省已經有1410.4萬農村勞動力實現了跨行業就業，比年初增167.8萬人。盡管如此，河北農村尤其是貧困地區農村仍是職業教育和培訓的盲區，農民沒有培訓機會，沒有一技之長，農民工處于社會底層沒有向上流動的機會。另外，絕大部分地方沒有鄉鎮級和村級的成教機構，因此，培訓基地設立是當務之急。在資金緊缺情況下，目前的農村社區教育只能依靠已有的教育載體——農村中小學來完成。主要內容可以分為五大領域：面向青壯年勞動力的職業技術教育、面向老年人的健康保健教育、面向農村婦女的文化素養教育、面向兒童少年的安全教育和心理健康教育、面向所有人的文明輻射教育。

（二）經費來源

經費來源是農村社區教育建設的難題。河北農村經濟水平本就落后，在各方面經費緊缺情況下，如何保證社區教育必備的經費，的確是一個棘手的問題。在這方面比較常見的做法有：政府撥款，比如按照人均一元或者兩元的數額；個人支付，為部分學費；爭取社會支援。前兩種方式也許操作上并不是很難，因為社區教育有利于個體，也惠及社會。但是數額有限，也許以此難以支付必需的設備以及材料費。所以，還應該在社會支援上下功夫。這可以分三種情況：第一，尋求企業集團支持。第二，動員對口用人單位以培訓費方式支援。第三，擴大協作單位數目，由相關協作單位提供相關材料、設施或者基地。就河北農村地區而言，可以考慮兩種模式：職業教育類以個人支付為主；其他則采取政府撥付或者社會支援模式。就前者而言，關鍵是技能培訓是否具有針對性和極強的實用性，另外，需要有相應的就業協作網絡或者后繼創業保障，惟其如此，才能激發農民接受教育的積極性。后者以農村居民整體素養提高為目的，主要采取多種形式的文明輻射方式實現，在費用上并不會太多，只要協作單位和相關工作人員增強社會責任感，經費不會成為活動開展的羈絆。

（三）積極組建社區教育管理隊伍和教學隊伍

社區教育隊伍，包括管理隊伍和施教隊伍。管理人員最好選用熱愛教育、有一定教育素養、理解社區教育內涵、有高度社會責任感的專業工作者，惟其如此，才能把社區教育真正做好，切實發揮社區教育的社會促進作用。從目前來看，我國農村社區教育管理任務一般由社區教育委員會承擔，委員會主要負責人一般是當地鄉鎮或村干部，政府有關部門和相關單位負責人擔任委員。施教隊伍則來源多樣化。既有專職教師也有兼職教師，兼職的既有本社區內外的技術專家、教育工作者，也包括具備專長的在職干部、離退休的老教師、老干部、老英模及有一技之長的專業戶、企業家或普通農民。社區教育作為社會公益事業，還應大力倡導志愿者以多種方式參與。應該特別指出的是，大學生支教是一種必要的師資來源。大學生擁有的專業技能知識盡管還不夠完備和成熟，但對于農村經濟發展而言仍然可以起到很大的推動作用。從必備的職業素養、求職技巧到農業耕作、職業分類、各領域信息等，大學生仍能起到啟蒙或者引領作用。如果把社區教育作為大學生實習的重要領域，那么，農村發展、農民再就業能力都可能因此大幅度提升。因為大學生作為一支數量可觀、具備相當專業水平的隊伍正好彌補農村社區教育師資的不足，而且這種重要角色對于大學生自身成長也是一種很好的歷練機會。

（四）以職業教育為核心，逐步推進

社區教育內容非常廣泛，可以說涵蓋了社會生產和生活的各個方面。從社區成員素質提高和生活質量提升角度而言，每一方面的教育內容都是非常必要的。但是，農村社區教育必須分階段推進。當前最關鍵的也是最能引起大家參與興趣的無疑是與生活緊密相關的再就業問題。提高再就業能力以改善生活質量與每一個農村家庭息息相關。因此，與就業有關的教育應該是社區教育的第一步。相應的，農村社區教育需要大批各行業技術人員。根據行業需求及農民短期可以達到的水平，烹調、農產品加工、養殖種植技術能比較實用的知識技能可以作為初期教育內容。

當然，農村勞動力問題以及與之相關的農村家庭問題等是相當復雜的，涉及社會諸多方面因素，但是社區教育作為一種全面提升居民素質的教育活動，必然是今后農村發展的不可或缺的環節。所以，農村社區教育必須作為農村發展的一個重要領域來抓，在不斷探索中逐漸摸索適合各地農村的社區教育模式，以期更好地推動農村和諧社會建設。

第7篇：農民問題研究范文

關鍵詞：農民工就業歧視；統計性歧視理論

中圖分類號：D422.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4117（2012）01-0126-02

在世界范圍內，勞動力市場上普遍存在著就業歧視問題，而農民工就業歧視問題則是我所特有的一個現象。作為我國經濟社會發展轉型時期的一個特殊群體，農民工為我國的經濟發展做出巨大的貢獻，然而卻很難分享到經濟發展的成果，在勞動市場上遭受到各種各樣的就業歧視，成為當今社會的一個普遍關注的問題，政府必須對此給予充分的重視。關于我國的農民工就業歧視問題，學者們從經濟學、政治學、社會學等不同角度角度做了廣泛而深入的探討，本文試圖運用勞動經濟學的統計性歧視理論，對我國的農民工就業歧視問題進行深入分析。

一、文獻綜述

徐玉龍等人指出，農民工就業歧視的主要表現為就業進入歧視（農民工進入城市勞動力市場的成本遠遠高于城市就業人口的進入成本）、就業機會歧視（農民工接受雇傭和進行職業選擇時不能享有與城市就業人口均等的機會）、就業待遇歧視（主要表現為工資歧視和工作環境歧視）、就業培訓歧視。袁書華認為，歧視源于偏見，偏見又是由社會群體的利害沖突、社會化、個體人格和心理等因素產生的，偏見會產生預言的自我實現和疏離。王磊從三個方面分析了農民工就業歧視的原因：歷史原因方面，他指出封建殘余思想和重工業發展戰略對農民工就業歧視問題具有重要影響；宏觀經濟形勢方面，他分別從我國勞動力市場供求狀況和所處的經濟發展階段進行了分析；制度及觀念方面，他認為戶籍管理制度是農民工就業歧視的根源，同時雇主的偏好和主流觀念都造成了對農民工的就業歧視。蔡指出：“如果歧視性就業政策延續下去，中國經濟發展和改革所要求的任務就會被無限期的擱置，目前仍然十分嚴重的城鄉收入差距就難以縮小，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框架初步形成的目標也會被延緩，更重要的是，將會使中國今后一個時期的經濟增長喪失掉一個重要的源泉?！睆報w魄副從社會保障角度具體分析了農民工就業歧視政策的影響，指出對農民工的就業歧視侵蝕了農民工的經濟基礎，阻礙了農民工分享城市經濟發展成果，加大了改善農村社會保障制度的難度，造成農民工人力資本社會保障的匱乏。

二、統計性歧視理論及運用

（一）統計性歧視理論。統計性歧視理論最早由美國學者菲爾普斯提出，斯彭思、埃格勒、克恩等人對其進行了發展。該理論可以概括為：在不完全信息的前提下,理性的雇主會將一個群體的典型特征看作該群體中每一個個體所具有的特征，并利用這個群體的典型特征來做工資和雇傭決策，從而對勞動者造成工資或就業歧視。統計性歧視可以被看成是甄選問題的一個組成部分。企業在進行雇傭決策時，需要掌握關于求職者實際生產率的信息。但由于企業和求職者之間存在在信息不對稱，企業很難直接得到這面的信息。因此企業只能借助于一些能夠衡量求職者實際生產率的信息，如教育水平、工作經驗、測試分數等。可以將這些信息看做是求職者實際生產率的“指示器”。然而根據求職者的這些個人特征并不能對其實際生產率做出完全準確的判斷。企業要想更加全面準確的了解求職者的生產率信息，就需要收集更為詳盡的資料。然而任何一種獲取信息的方式都是要付出成本的，信息收集得越詳盡就意味著所要付出的成本就越多。在成本約束下，理性的雇主在進行決策時會選擇利用求職者所屬群體具有的一般性信息來幫助完成雇傭工作。這樣會產生一個問題，就是在運用群體資料時有可能會引起市場歧視。原因在于，具有相同的可衡量性生產率特征的人將會得到系統性的不同對待，這取決于求職者屬于哪一群體。雇主采取這種做法是有風險的。因為它可能把群體特征強加給那些雖然屬于某一群體但其自身的群體特征并不十分明顯的個人。同一群體中的成員間的相似性越差，則運用群體信息作為甄選工具所帶來的成本就越高。隨著相關人口群體內部的不可衡量的差別越來越大，民族或性別群體的群體信息被使用的可能性就會越來越少，統計性歧視也就會隨之而逐漸消失。在不完全信息的前提下，處于信息成本約束和利潤最大化考慮，企業利用統計性歧視來甄選求職者是一種比較理性的選擇。

（二）理論運用。下面就運用統計性歧視理論來具體分析我國勞動市場上特有的農民工就業歧視問題。由于企業對農民工的實際生產率存在著信息不對稱，因此企業在雇傭農民工時需通過某種方式獲取其相應的生產率信息。然而獲取信息的過程是需要成本的。出于利潤最大化考慮，企業希望以更低的信息收集成本雇傭到一定生產率水平的農民工?，F實中，雇傭農民工的絕大多數都是中小型私營企業，大多數企業在雇傭過程中的招聘程序極其簡單，有的幾乎沒有正式的招聘環節，農民工求職主要是通過親戚、老鄉、朋友的相互介紹。見表1：

那么在這種情況下，企業是以什么為依據來鑒別并雇傭農民工的呢？一個簡單易行，并且在現實中企業認為十分有效的方式，就是把農民工群體的整體特征看作是每個農民工求職者的個體特征，即認為一般情況下二者幾乎是等價的。這樣，企業就不用投入過多的成本去詳細了解農民工求職者的個體特征具體如何，從而簡單快捷的做出雇傭決策，決定是否提供給該農民工某些崗位及薪酬待遇水平。那么，在這種雇傭模式下，農民工求職者的職業類別、薪酬水平會怎樣呢？這個問題的回答，需要首先解決一個十分重要問題，那就是農民工的群體特征如何呢？在我國當前的勞動力市場上，農民工群體被貼上了低生產率水平的標簽，一般從事著危、苦、臟、累的低技能的體力勞動職業，工資水平低，福利待遇差。這就是當前農民工群體的整體特征。企業在進行雇傭時，絕大多數正是將這樣的特征看作是每個農民工求職者的個體特征，進而做出雇傭決策。在這種情況下，即使有某些農民工求職者有著與群體特征顯著不同的個體特征，也無法引起企業的重視；因為在信息成本約束和利潤最大化下，理性的企業不會過多的投入成本去仔細考察農民工求職者真實的個體生產率特征。這樣，就造成了典型的勞動力市場就業歧視。具體表現為：1、職業歧視。農民工群體具有普遍從事低技能的體力勞動職業這一群體特征，企業在雇用農民工時，往往提供的就是這類崗位，如建筑工、搬運工、城市清潔工和門衛等等。即便有一些農民工有其他才能，如銷售、管理等，或者通過適當的培訓（事實上很難接受到企業培訓）可以很快掌握這些技能，并有潛力做得很好，通常也很難得到這一類職業。長期以來，農民工大多擁擠在危、苦、臟、累的職業上。國家統計局課題組2006年在全國的調查結果表明，農民工從事的職業有各類服務員、生產工人、技術工人、建筑工人、專業技術人員、一般職員、辦事員、居民服務人員、商務服務人員、個體業主、小攤小販、家政服務人員、市政環衛工人等。見表2：

由于絕大多數農民工長期從事這樣的低技能職業，不僅企業，甚至整個社會都形成了對農民工職業的固化的慣性思維，認為一個農民工求職者就理應從事那些前景暗淡、環境惡劣、工資報酬低的職業，而不管他是否具有和農民工群體顯著不同的個體特征，比如這個農民工本身具有很高的能力，只是由于家庭經濟困難，而未能參加高等教育，但是企業在雇傭他時，習慣性地根據農民工群體特征，將其歸入低技能的類別中，給予其的職業也就是農民工群體所一般從事的建筑工、搬運工、城市清潔員等職業。2、待遇歧視。根據當前我國勞動力市場的現狀，農民工群體平均工資水平低，福利待遇差。在這樣的群體特征下，企業在雇傭農民工時，絕大多數會提供給農民工這種水平的薪酬待遇。根據國家統計局課題組2006年8月的調查數據顯示，進城務工經商的農民工平均月收人為966元，一半以上的農民工月收人在800元以下，其中月收入在500元以下的占19.67%，月收入在500―800元的占了被調查農民工總數的33.66%,只有一成農民工的月收入超過了1500元。由于統計性歧視，農民工絕大多數被劃歸到低工資水平的行列。農民工所在的單位提供的工作待遇普遍不高。據國家統計局課題組2006年對去全國29425名農民工進行調查的結果來看，農民工所在的單位提供的工作待遇情況如下：

3、人力資本投資歧視。農民工一般長期從事低端的體力勞動，很難有機會獲得企業的工作培訓；同時企業出于利潤最大化考慮，想方設法延長農民工的勞動時間，加班加點的生產，農民工的身體健康很難得到有效的保障。調查結果顯示，在城里務工經商的農民工平均每周工作6.29天，平均每天工作8.93小時。見表4：

由于統計性歧視，絕大多數農民工長期在低端勞動力市場上就業。這一層次的勞動力市場流動性非常大，培訓收益具有不確定性，因此企業沒有激勵來做農民工的職業技能培訓。同時由于低端勞動市場農民工大量過剩，農民工面臨隨時被解雇的風險，就業極不穩定。在這情況下，一般來說，企業可以隨時解雇一名農民工，并相信很快能夠雇傭到一個條件更好的農民工，因此也沒有激勵來做既有農民工的培訓。長期以來，農民工群體被認為是低文化素質、低生產率水平的，并且這種成見越來越深。試想一位準備求職的農民工，由于預期到自己進入勞動市場后，企業會以群體性的特征來進行判斷，即使自身具有較高的人力資本水平也可能會被企業所忽視。在這種情況下，人力資本投資存在著成本與收益的不對稱性。結果，在面臨統計性歧視時，理性的農民工會選擇減少教育、技能學習等人力資本的投資。這樣會影響農民工群體人力資本水平的提升，進而影響到生產率水平的提升，加深了勞動力市場對農民工群體低生產率特征的成見。由此看來，統計性歧視不僅能將農民工群體特征類型化，而且還一定程度上減弱農民工對教育和培訓進行投資的激勵，反過來又強化了勞動力市場關于農民工群體特征的成見。

結論：農民工群體為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做出了巨大的貢獻，然而在勞動力市場上卻一直遭受就業歧視，這無疑會影響到我國經濟的長遠發展以及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建設。造成農民工就業歧視問題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宏觀經濟形勢、制度、觀念等諸多方面的原因，而統計性歧視是其中的一個重要原因，需引起我們高度重視。由于信息不對稱以及獲取信息需要成本，企業在勞動力市場上雇傭農民工時，往往將農民工的群體特征推斷為農民工的個體特征，從而造成了勞動力市場長期以來對農民工的就業歧視。而由于農民工群體特征在勞動力市場上處于不利地位，從而給農民工求職者造成了許多問題，損害了農民工求職者的利益。這種典型的統計性歧視，既包括群體間歧視，也包括群體內歧視。農民工更多的被排擠在低端勞動力市場上，從事低技能的體力勞動崗位。相比其他群體而言，農民工普遍薪酬福利待遇低，并且群體內部差異不大。企業很少有激勵對農民工進行培訓，同時由于成本與收益不對稱，農民工自身也缺乏進行人力資本投資的激勵。

作者單位：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

參考文獻：

[1]伊蘭伯格,史密斯.現代勞動經濟學――理論與公共政策（第六版）[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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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張體魄.論就業歧視對農民工社會保障的影響及對策研究[J].西華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9(2).

[6]何鐵強.就業歧視挑戰公民平等權[N].廣州日報,2002-2-22(40).

第8篇：農民問題研究范文

關鍵詞：農民工；基本特點；主要問題；對策建議

上海市是農民工主要流入地之一，寶山區又是上海農民工的主要聚居區。因此，寶山區的農民工問題從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全國農民工的普遍問題。在參加2006—2007年“長三角16城市農民工現狀調查”時，我們對上海寶山區農民工問題進行了問卷調查，收回有效問卷506份。根據506份調查問卷的分析，筆者歸納出農民工的主要特點及存在的主要問題，并提出解決我國農民工問題的對策。

一、農民工的基本情況

(一)農民工的年齡結構及文化程度。從性別年齡結構看，農民工以男性青壯年為主。從性別上看，樣本數據中農民工男性占69.8％，女性占30.2％。16～50周歲年齡段的青壯年勞動力占94.1％。40歲以下的占76.7％，30歲以下的占38.1％。這說明，農民工以男性青壯年勞動力為主；從受教育程度看，農民工以初中、高中為主。寶山區506名被調查的農民工中，初中以下文化程度的僅占12.1％，初中文化程度者占59.9％，高中文化程度者占22.5％，二者合計占82.4％，高中以上文化程度者占5.5％。說明農民工的文化程度以初中、高中為主。

(二)農民工的工作狀況。從農民工工作的整體情況看，農民工主要集中在個體、私營和集體企業。農民工廣泛分布于各行各業，但主要分布于五大行業，即商業、服務業、制造業、建筑業和飲食業，這五大行業占農民工就業總數的83.7％。從工作單位性質看，農民工主要集中在個體、私營和集體企業，三者占86.9％。其中在個體戶打工或自己經營個體的占39.5％，在私營企業打工或自辦企業的占32.6％，在集體企業打工的占14.8％。另外，樣本數據顯示，農民工換工作的頻率不高，在本企業工作一年以上的占74.5％，兩年以上的占59.9％，三年以上的占47.8％，他們在上海換過一次工作的占40.7％，換過兩次工作的占12.3％，沒換過工作的高達33.4％，換工作超過兩次的農民工僅占13.6％。分析表明，農民工收入水平差別較大，最高收入有每月10 000元的，但也有個別的學徒工，竟然一個月一分錢的工資也沒有。

(三)農民工的權益保護和社會保障情況。從執行勞動保護標準方面看，用工單位對勞動保護很重視并能執行的占60.5％，比例比較高，不重視的占16.2％，其中非常不重視的占1％。從參加綜合保險方面看，農民工參加綜合保險的比例是36％。根據政策規定，雇傭農民工的單位有為農民工繳納綜合保險的強制性義務。如果除去自謀職業的農民工，參加綜合保險的農民工占應參加綜合保險的農民工的48.8％。另外，根據上海市有關規定，參加綜合保險的農民工都能拿到社會保險卡，對農民工來說，這也是他們參加綜合保險的憑證。但事實上，寶山區農民工參加綜合保險并非都拿到社會保險卡，拿到社會保險卡的比例是48％。造成這種狀況的一個原因是，單位雖然也為農民工繳納了綜合保險，但由于社會保險卡是通過單位發到職工手中，部分單位在發放社會保險卡時就截流一部分，然后讓參加綜合保險的和沒有參加綜合保險的農民工共享這個賬戶上的資金。

(四)農民工的居住情況。農民工大多自己租房居住，占比是61.1％，其次是在單位宿舍居住，占24.3％，自己買房的占5.7％，住工棚的占5.3％，住在雇主家的占2.2％，寄住親友家的占1.2％。農民工的平均居住面積是10.56平方米，最低居住面積僅2平方米，最高居住面積則高達50平方米，居住面積高的是那些在上海買房子的農民工。

二、農民工調查數據凸顯出的幾個問題

(一)工資保障問題

1.農民工工資水平偏低。在寶山區工作的農民工，每月工資不超過1 000元的占44.5％，低于2005年度上海市城市職工月平均工資2 235元的占89.3％左右，低于全國2005年度城鎮在崗職工月平均工資1 533元的占71.3％左右。但與國務院研究室的《中國農民工調查報告》公布的2005年全國農民工工資數額在300至800元的占68.52％相比，寶山區的相關數字則是20％左右。

2.存在同工不同酬問題。在被調查者中，有18.6％的農民工認為，工資收入與相同崗位的本市人員相比存在較大差別。

3.最低工資制度執行情況不理想。根據國家和上海市的法律法規規定，農民工工資也同樣要執行國家最低工資制度，即企業不得低于地方政府相關部門公布的最低工資標準支付農民工工資。但寶山區農民工工資低于上海市公布的最低工資750元的占11.5％左右。

4.農民工加班情況普遍存在，且加班工資沒有得到有效保障。寶山區農民工每月休息時間平均為3.37天，休息三天及三天以下的占44.1％，一天都不休息的占31.2％。農民工每天工作8小時以內的僅占32.6％，有67.4％的農民工每天都加點。工作8～10個小時的占45.3％，工作10～12個小時的占16.2％，有5.9％的農民工每天工作時間超過12小時，甚至有2.2％的農民工每天工作時間達14小時以上。這反映出有近24.3％的農民工的加班時間超出了國家允許的加班時間。外資、合資和股份制企業，雖然發加班工資，但不按照國家標準發放。合資企業不發加班工資的占22％，按平時標準發放的占26％，按高于平時標準但低于國家標準發放的占48％。股份資企業不發加班工資的占40％，按平時標準發的占40％，按高于平時標準但低于國家標準發放的占6.7％。

(二)綜合保險問題

1.綜合保險入保率較低。在寶山區，農民工綜合保險入保率不高，僅占35.9％，沒有參加任何社會保險的農民工人數占62.9％。有62.9％的被調查農民工的用人單位沒有為他們繳納工傷保險。其中，建筑行業中的被調查者有36.9％的農民工的用人單位沒有為他們繳納工傷保險。

2.綜合保險參保率較高的是合資、股份制、外資和國有企業，個體、集體和私營企業參保率較低。在國有企業中，參加綜合保險的占75％，沒有參加任何社會保險的占25％。合資企業中參加綜合保險的占95.7％。股份制企業中參加綜合保險的占93.3％。外資企業參加綜合保險的占75％，沒有參加任何社會保險的占25％。個體企業參加綜合保險的僅占13％，沒有參加任何社會保險的占86.5％。集體企業參加綜合保險的占56％，沒有參加任何社會保險的占42.7％。私營企業中，參加綜合保險的僅占37％，沒有參加任何社會保險的占63％。

(三)基本醫療和公共衛生問題

1.農民工的醫療費用負擔較重，普遍存在看病難問題。在有效問卷中，參加醫療保險的農民工的比例僅占38.4％，占61.6％的農民工要自己掏腰包支付醫療費用，只有38.4％的農民工有可能用醫療保險賬戶負擔一部分醫療費用。農民工平均每年就醫花費201.30元，到藥店買藥花費7l_90元，平均每年醫療支出273.20元，單位平均報銷醫藥費只有7.14％。就醫花費最高的達30 000元，到社會藥店買藥的最高達2 000元，但單位報銷醫藥費的最高只有1 500元。這說明農民工在醫療方面還存在著看病貴、看病難的問題。

2.兒童計劃免疫難度大。農民工的流動性大，從而給農民工子女的免疫工作帶來難度。

3.計劃外生育居高不下。農民工婦女計劃外懷孕事實被發現后，管理人員往往會上門反復宣傳人口計生法律法規，但農民工婦女大多數不愿采取補救措施，往往以搬家方式來規避檢查。同時，在管理過程中，農民工婦女的戶籍所在地政府相關部門不積極配合現居住地政府的工作，突出表現是現居住地發現農民工婦女計劃外懷孕事實后向戶籍地通報，戶籍地政府相關部門反饋信息或一起進行說服教育的不超過10％。因為沒有強有力的制約措施，農民工的計劃外生育仍居高不下。

三、解決農民工問題的對策探討

(一)加強農民工勞動保護、權益保障的制度化建設，增強為農民工服務的意識。要建立未成年農民工登記制度，一旦發現企業未經登記而使用未成年農民工，要給以嚴懲。為切實維護農民工的權益，應通過地方立法形式將權益保障活動制度化，把臨時活動轉化為政府的一項常規工作、一項責任和義務。要增強對農民工的服務意識，要建立全國統一的“流動人口源頭互動”制度，以國務院行政法規形式，建立農民工流入地和流出地政府之間信息交流制度，做好農民工子女的計劃免疫工作和女性農民工的計劃生育工作。

(二)建立工資保證金制度。根據國務院的要求，地方政府可探索建立工資保證金制度。對所有建筑施工企業實行工資保證金制度；對有拖欠工資或不足額發放工資紀錄的用人單位，強制在開戶銀行按期預存工資保證金，實行專戶管理。另外，政府勞動主管部門要探索建立農民工工資監督機制，監督企業農民工工資制度執行情況，重點監督農民工的同工同酬問題、最低工資制制度執行情況、是否按法律標準發放加班工資。

第9篇：農民問題研究范文

關鍵詞：河南農民工；城市融入；研究

中圖分類號： D412.7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673-1069（2016）35-91-2

1 河南省農民工現狀

1.1 融入城市的意愿強烈

當前河南的農民工以“80后”、“90后”為主體，老一代農民工逐步退出了歷史舞臺成為了留守群體，老一代農民工僅僅把城市當作賺錢的場所，認為自己只是城市的過客，而新生代農民工則不同，他們中的大多數人都是從學校畢業直接在城市工作生活。他們對農村生活并不熟悉，因為他們沒有農村生活的經歷，更沒有務農的經驗，自身也不愿意去務農，對農村生活沒有深厚的感情，新生代農民工對土地的眷戀感和依賴程度遠遠低于上一代農民工，而且從小就通過各種現代信息傳媒了解到了城市，使他們對城市產生了無限向往，認為只有進入城市才有機會改變自己的命運，所以他們更加渴望，更愿意融入城市生活中去。

1.2 文化程度有所提高

與上一代的農民工相比，他們接受了義務教育，所以受教育程度有了普遍提高，這說明新生代農民工的文化知識儲備和競爭能力也有所增強，他們愿意接受專業技能培訓，他們希望通過自身素質的提高來為自己爭取更多的就業機會，盡管新生代農民工較上一代農民工來說自身素質已有很大的提高，但是相比城市居民來說，受教育程度較低，只能從事一些底層的工作。

1.3 自身認知的提升

新生代農民工更期望通過技能培訓來提高自己，改變自己的生活。新生代農民工的成長環境較上一代農民工而言相對優越，但缺乏吃苦耐勞的精神，他們可以接受新思維、新事物，所以他們會比上一代更追求物質和精神生活，有法律意識，懂得用法律來維護自身合法權益。新生代農民工對制度賦予自己的農民身份的認可程度較低，他們希望不再按照戶籍來劃分，而是按照從業領域、生活領域劃分來界定自己的身份。

1.4 擇業要求提高

新生代農民工成長環境與上一代農民工相比要優越很多，他們沒有務農經驗，不能回鄉種地，只能在城市打工。但是他們對工作比較挑剔，并且缺乏吃苦耐勞的精神，對自己就業的期望較高，與實際情況落差較大，致使他們對工作的忠誠度較低，流動性增大。

2 河南農民工融入城市的阻礙

2.1 制度障礙

2.1.1 戶籍制度

新生代農民工進入城市首先遇到的最大障礙就是戶籍管理制度。由于戶籍制度明確地將農民與城市居民分開來，加之社會輿論的導向致使人們將“農民工”這一詞成為身份的標簽牢牢地印在他們的身上，讓城市居民逐漸產生優越感，對外來人員有排斥甚至歧視心理。

2.1.2 社會保障制度

新生代農民工享受到社會保障的狀況并不樂觀，相比上一代農民工他們更多的是愿意留在城市，所以要面臨醫療、住房、養老等問題。

2.1.3 教育制度

近年來，國家在不斷地推進教育制度改革，為改善公民享受到平等受教育權創造有利條件，但這些政策并沒有收到明顯的成效。從義務教育階段開始無論是教育質量還是入學機會都存在明顯的地區差異，受教育程度不適應市場需求，再加上職業培訓機制的不健全，促使其更難提高自身素質修養，盡管新生代農民工的文化水平與上一代相比有了不少提高，但與城市居民相比，除了年齡與體力的優勢外，在整體上仍處于較弱的地位，必備的專業培訓、專業知識、專業技能缺乏，致使社會競爭力不強，難以融入城市生活中去。

2.2 經濟障礙

調查分析認為，河南農民工收入較低的原因，一是農村教育質量偏低，基礎技能儲備嚴重不足；二是職業教育發展滯后，各類專業技能培訓效果欠佳；三是他們工作不穩定，流動頻繁。

2.3 社會交往障礙

身份、生活習慣、文化的城鄉差異日益明顯所形成的城鄉壁壘，阻礙了新生代農民工與城市居民的交流。城市中農民工與社會組織及市民間的接觸越多，其人力資本越多，越有機會得到質量相對較高的工作，其融入城市社會的可能性越大，在城市立足的概率更高。城鄉二元結構將城市與農村區分開來，使得城市居民長期享受到住房、就業、教育、保障等各方面的優惠待遇，讓他們從心理上產生優越感。

2.4 自身素質障礙

自身的綜合素質也是直接影響新生代農民工能否從農村人變成城市人的關鍵。文化程度、專業技術水平低，法律意識淡薄，政治參與程度低，思想觀念落后，致使新生代農民工素質與城市同齡人相比存在一定差距。

3 促進河南農民工城市融入的對策和建議

隨著經濟的高速發展，解決農民工社會融入問題已迫在眉睫。解決這一問題，要有針對性的對策進行全方位的配合。

3.1 深化戶籍改革，消除制度壁壘

戶籍制度明確將農村戶口與城市戶口區分開來，這一政策困擾著在城市務工的新生代農民工。由于農民的身份，雖然一直在城市生活，卻享受不到城市的福利待遇。打破戶籍制度的限制，調整人口登記制度，建立城鄉統一的戶籍管理制度，將社會保障與戶籍分離開，建立與城市接軌的農民工社會保障制度，才是實現社會公平平等，消除身份差距的途徑。

3.2 轉變政府職能

新生代農民工的進城后能否融入城市當中去，政府具有不可推卸的責任。政府應轉變職能，建立服務型政府，用積極政策去引導新生代農民工完成從農民到市民的身份的轉換，以規范的形式給農民工進行身份確認。取消農民工進城務工的各種限制，實現農民工平等就業，完善社會保障體系，讓新生代農民工逐步享受養老、醫療、失業、生育和工傷五大保險，幫助其實現市民化的轉變。

3.3 完善社會機制，維護新生代農民工的合法權益

只有建立完善的社會保障系統，才能解決新生代農民工的基本保障問題。建立完善的新生代農民工社會保障制度是一個需要長期完成的工作，在此之前首先是建立農民工社會救助機制，幫助農民工解決包括醫療，最低生活保障、農民工子女教育問題、失業救助、法律援助等問題。

3.4 開展法制教育，幫助維權預防犯罪

新生代農民工生活環境相對封閉，法律概念模糊，接觸到的人素質較低，因此在有些情況下很難抵制誘惑，保護自己不受侵害，不被帶入歧途。政府應加強法制教育宣傳，為新生代農民工免費提供法律咨詢。

3.5 完善職業技能培訓機制，提高新生代農民工素質

教育和職業培訓對在城市生活的新生代農民工具有重要意義。新生代農民工自身的受教育水平低，并且大多數人都沒有受過專業的技能培訓，缺乏相關專業技能知識，再加上自身工作經驗不足，在激烈的城市競爭中處于劣勢地位。從政府方面來講，要根據勞動力市場的需求，建立符合新生代農民工特點職業培訓機制。幫助新生代農民工的進行職業規劃并指導其做好心理準備，防止其急于求成而盲目就業，提高就業的穩定性。

3.6 營造河南農民工城市融入的良好氛圍

新生代農民工與城市居民的互動，也是幫助于其融入城市的有效途徑。建立健全社區的服務體系，改善社區條件，開展豐富多樣的社區活動，使其充分發揮作用，促進新生代農民工與城市居民的溝通互動，消除居民對農民工的誤解隔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