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準農業概論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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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精準農業概論范文
簡答題
題目22
現代農業的主要形態有哪些（
）
選擇一項或多項：
a.
綠色農業、循環農業
b.
特色農業、立體農業、訂單農業
c.
化學農業、未來農業
d.
工廠化農業
e.
都市型現代農業、生態農業、有機農業
f.
g.
可持續農業、物理農業
題目23
農業資源的基本特性有哪些（
）
選擇一項或多項：
a.
農業資源的無序性
b.
農業資源的整體性
c.
農業資源的未來屬性
d.
農業資源的有限性
e.
農業資源利用潛力的無限性
f.
農業資源的關聯性
g.
農業資源的可更新性
h.
農業資源的地域性
題目22
無土育苗是現代育苗的方式之一，有何優點（
）
選擇一項或多項：
a.
縮短育苗天數
b.
有利于促進城鎮化
c.
利于育苗規范化、規模化、工廠化、立體化
d.
減輕土傳病，提高秧苗質量
e.
利于提高勞動者的收入
f.
可省去大量床土和節省勞力
題目23
森林是陸地生態平衡的調節中樞，其主要功能有哪些（
）
選擇一項或多項：
a.
促進當地居民生活水平提高
b.
維持碳平衡、調節全球氣候
c.
凈化空氣、減少噪音
d.
防風固沙
e.
保護生物多樣性
f.
涵養水源、凈化水質
g.
防治水土流失，改良土壤
h.
減少社會生產成本
題目22
農業產業化經營的核心是什么（
）
選擇一項或多項：
a.
一體化經營
b.
使農業生產向產前和產后延伸
c.
解決盲目生產、產銷脫節，生產大走大落問題
d.
擴大經營領域，延長產業鏈
e.
實行生產（種養）、加工、銷售三結合為一體
題目23
都市農業發展新趨勢有哪些（
）
選擇一項或多項：
a.
都市農業生產的智能化
b.
都市農業經濟的未來化
c.
都市農業收入的集中化
d.
都市農業空間的地域化
e.
都市農業服務的信息化
f.
都市農業經營的國際化
g.
都市農業功能的多元化
水產養殖的種植型養殖技術模式：
答：中國是世界文明古國，擁有光輝燦爛的文明，其中之一就是農業。在構成大農業的種植業、畜牧業和漁業的三大細分產業中，種植業是基礎，畜牧是延伸，漁業是拓展。漁業歷史源遠流長。它就像一條滾滾東去的長河，結繩記事，可以劃分為原始、傳統和現代三個拾級而上的技術模式。漁業文化博大精深。它就像一條起伏連綿的山脈，它由種植型、畜牧型和水產型三大類構成，每一類型還有許多個性化的形式，都是一道美麗動人的風景。佇立在水產養殖這一坐標系前面，從業者要充分結合實際，準確把握自己水產養殖事業所處時間節點和空間位置，制定切實可行和行之有效的發展規劃，刻苦鉆研，努力經營，積極進取，最終就能收獲一個大豐收。
一、種植型養殖模式
即原始的水產養殖。人們通過農業生產實踐發現水土尤其是像江河湖泊、淺海灘涂之類的大水面、大水域和大水體具有強度的基礎生產力，即在光熱氣的負荷和水土植被承載下，同一水體不同養殖生物之間存在一定的共生互補關系，主要是食性，在一定養殖空間和區域內，通過相應的技術和管理措施，使不同生物在同一環境種共同生長，這就是原始的水產養殖模式，同時也是種植型養殖模式，即天生地養的原生態養殖模式。該技術模式不但能優化改良養殖場地生態環境，保持水土生態平衡，而且還能大幅度提高水產養殖的社會經濟效益。集中表現表現在低密度放養苗種即平均每畝放養數十以至數百尾苗種，粗放式養殖和優質單位低產即平均畝產數百至一千斤上。放養少量的苗種，而且還是多品種立體混養以及一次放足，捕大留小，輪捕輪放的輪養以及生態種養，通過施肥或者培育基礎生物餌料，實施原生態養殖，完全靠基礎肥力和天然餌料把苗種養至成品。該養殖技術模式具有三大類表現形式：
一是立體混養??即在同一水體中開展魚蝦、魚蝦蟹，魚鱉、魚蝦鱉混養，該技術模式能夠充分運用殘飼，降解、分解糞便，防控疫病。
二是綜合種養??例如魚菜共生，即在水面上種植蔬菜，水體中養魚，在稻田、藕塘、菱池、茭白田里放養蝦、蟹、鱔、鰍、鱉等水產養殖動物，或者一造種植，一造養殖，實施輪作。
第2篇：精準農業概論范文
關鍵詞:媒介融合 對農電視 節目營銷
在收視率至上的傳媒評價體制下,我國農業電視發展艱難。改變我國當前農業電視的邊緣化地位,提升我國鄉村傳播的效果,推動新農村建設步伐,快速縮小城鄉差距,是我國傳媒機構、政府管理部門今后較長時期內不得不認真對待的重要問題。新媒體的發展和媒介融合時代的到來為我國對農電視頻道和欄目的發展帶來了機遇。
媒介融合
伴隨著數字技術的廣泛運用和網絡傳播的迅猛發展,媒介融合已經成為媒介變革過程中最明顯的趨勢。媒介融合
由美國馬塞諸塞州理工大學教授I?浦爾首先提出,意指各種媒介呈現出多功能一體化的發展趨勢。美國新聞學會媒介研究中心主任Andrew Nachison將媒介融合定義為“印刷的、音頻的、視頻的、互動性數字媒體組織之間的戰略的、操作性的、文化的聯盟”,他強調的“媒介融合”更多是指各個媒介之間的合作和聯盟。國內學者周鴻鐸認為,“媒介融合是一種業務上的合作,不是誰吃掉誰的問題,而是通過這種合作,實現媒介資源的最佳配置,以便實現共贏”。發展至今,媒介融合的形態日益豐富,人們常說的內容融合、產業融合、資本融合,以及媒介形態、結構、流程和傳播方式的全方位融合,媒介之間通過優勢互補實現功能的融合和相互滲透。正是這種多層次、多向度的媒介融合態勢,為傳統電視媒體改變自我、尋求新發展提供了機遇,它們紛紛拋棄既有的基于單一產業的營銷方式,開始探索新的盈利模式和營銷戰略,以期獲取更大的市場空間。
隨著媒介的數字化與網絡化的發展,以及各國解除管制、鼓勵競爭的政策法規的出臺,各媒介間的融合從理論逐步變成現實。隨著衛星技術、數字化技術和網絡技術的進步,以及這些技術在廣電、通信領域的全方位滲透與應用,傳統媒介的界限漸漸模糊,新媒體形式層出不窮,媒介終端可實現的功能逐步強大。媒介融合顛覆了大眾傳媒獨占鰲頭的大眾時代,對于信息傳播甚至社會生活都產生了劃時代的影響。從傳播者、傳播渠道,到傳播內容和受眾,傳播過程的每個環節都隨著媒介融合時代的到來而產生了相應的變化。媒介融合的大潮帶來了一個又一個的新媒體終端,它們競相吸引著人們的注意力。多頻道數字高清電視、網絡電視、車載移動電視、手機電視、MP4,甚至數碼相機,都可以成為接收電視節目的終端設備,而人們看電視的行為也日益由原來的家庭式、固定式收視向個人收視、移動收視等多樣化方式演進。
媒介融合給對農電視帶來的影響
媒介融合給農業電視帶來的最大變化就是節目的播出平臺增加,視音頻的播放載體不再僅局限于電視機。網絡電視、IPTV、手機電視、衛星移動電視等新媒體不斷崛起,與傳統電視一道呈現出豐富的融合特征。人們看電視的行為也日益由原來的家庭式、固定式收視向個人收視、移動收視等多樣化方式演進。非線性傳播、互動性、跨平臺、個性化,是媒介融合環境下電視節目最突出的特征。
媒介融合使得農業電視節目的傳播形態由原來的線性傳播向非線性傳播演變,觀眾收看更為方便,反饋更為快捷。媒介融合環境下的電視節目以在線觀看、視頻下載、網絡直播或者互動娛樂等形式為主,在許多層面實現了對傳統電視節目的超越,因而在滿足受眾需求方面顯現了相當的優勢。
目前我國農業電視節目的網絡化工作已經初步完成,及時節目信息,開通互動平臺,網絡成為農業電視節目和城鄉觀眾溝通的重要橋梁。吉林電視臺的鄉村頻道、山東電視臺的農科頻道、河北電視臺的農民頻道等專業頻道,以及優秀農業電視欄目如荊州電視臺的《壟上行》、湖南衛視的《鄉村發現》、貴州電視臺的《我們農民工》、北京電視臺的《京郊大地》等大都可以進行網上直播、點播和信息互動,網絡成為農業電視節目對外傳播的新渠道。中央電視臺還設置了CCTV社區、山東電視臺農科頻道設置了廣視互動論壇,為觀眾的反饋、評論提供數字化社區服務平臺。
加大對農業電視節目研發等核心競爭力生產要素和內容的投入。技術進步使得新媒介種類豐富,并且傳輸容量也大幅提高,使得農業電視節目的生產數量和質量都面臨挑戰。數字付費電視、IP電視、手機電視、數字助手PDA等都需要大量與各媒體特性相符的音頻、視頻、圖文及數據內容。然而,由于數字新媒體發展初期所處的用戶短缺的困境及收益分配模式的不明朗,內容創作者的積極性較低,投資者的投資也格外謹慎。農業電視節目的生產與傳播需要政策的支持。
對農電視節目營銷的實施
從社會經濟背景、傳媒創收渠道、市場空間來考察,實施對農電視節目營銷的條件基本成熟。隨著國民經濟的快速增長,我國恩格爾系數逐年降低。人們生活水平逐步提高,消費者可用于食物之外的消費相應增加;貧富差距擴大,則引發社會階層的碎片。具體到傳媒領域,一方面,收入、文化及適應力的差異使消費者的價值觀念、生活方式和消費理念不再趨同。黃升民教授認為社會階層的碎片“使原有的社會階層經由社會觀念達到集體行動的邏輯發生了某種斷裂,社會觀念的利益化和個性化傾向明顯”,傳媒的“大眾時代”正過渡為“分眾時代”。另一方面,消費者的角色由受眾變成用戶。在受眾時代,媒介消費基本免費,媒介傳播只是單向的點對面方式,并且媒介傳播的內容較少,媒介經營重視收視率、收聽率或覆蓋率。到了用戶時代,媒介消費者則按需繳費,通過媒介平臺與運營商、內容商以及其他組織,消費者充分互動,實現點對點的傳播。
在廣告市場處于邊緣地位的農業電視也應該考慮實施節目營銷戰略。隨著電視廣告市場的分化,電視傳媒機構意識到節目營銷的重要性。我國自1979年恢復電視廣告以來,廣告收入就成了電視業的主要收入來源。電視臺主要通過制作和播出節目獲得高收視率,然后向廣告商出售廣告時間以獲得廣告收入。進入21世紀,世界經濟、技術都發生了日新月異的變化,電視廣告市場的增長放緩,傳統電視的廣告資源被分流。在這種情況下,我國各級電視機構的經營重點開始由廣告轉向電視節目,以尋找新的收入來源。學者陸地在《論西部電視產業發展模式的增長極》一文中認為“從國際國內電視產業發展的歷史來看,只有生產和銷售電視節目,能夠構成電視產業內除廣告之外的第二大收入來源。中央電視臺、北京電視臺等都相繼喊出了把節目經營收入培育為本臺收入第二大支柱的口號”。
為數不多的農業節目有著很好的觀眾緣和很大的需求空間,這為節目營銷的實施提供了較好的市場基礎。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變化,現代化程度的加深,傳統的“就農言農”的對農傳播思路必須進行轉變,對農業節目感興趣的觀眾也越來越多,包括所有關心三農、關心和諧社會建設的城市人。城市的發展與鄉村的建設密切相關,城市人的生活也離不開鄉村社會。關注農民工,提升農民工的素質,培育農民工的現代市民意識,創建和諧的城市環境是所有電視臺和全社會的共同責任。2009年5月中央電視臺上網欄目2009年5月份訪問量排行榜,在278個上網欄目中,農業節目欄目(如致富經、科技苑、每日農經、農廣天地、聚焦三農、鄉村大世界、鄉約、鄉土等)大都排在前80名。河北電視臺農民頻道已成為全國對農專業頻道的領頭羊,綜合實力排名第一,2008年,在業界具有極高權威性的“TV地標”評比中,農民頻道從全國近千個頻道中脫穎而出,被評為“全國最具影響力專業特色頻道”,同時頻道還被河北省廣告業協會評為“河北省最具廣告成長力媒體”。2009年5月25日,湖南衛視午間檔《鄉村發現》CSM22收視率0.61、份額4.86%,同時段排名第一。這是《鄉村發現》這個欄目自3月2日復播以來首次取得第一。這些數據說明農業電視節目因其新奇、實用、自然、親切,符合社會經濟發展需求,還是能夠得到大眾的喜愛的。
積極、穩妥推進對農電視節目營銷。互聯網、IPTV、手機電視等基于信息網絡和數字技術的新媒體形態層出不窮,它們擁有交互式的傳播方式、專業化的傳播內容以及數據存儲的高質量和大容量,極大地滿足了受眾活動和受眾需求。這種媒體表現形式的多樣化,傳統農業電視的地位帶來了巨大沖擊,使得媒介市場格局逐漸由單一媒體壟斷轉化為多種媒體并存發展,如果說這種格局轉變的根源來自信息接收渠道的多樣化和受眾需求的個性化,那么這一轉變的結果便是受眾的分化即傳統電視受眾注意力的嚴重稀釋。
對農電視要想改變自身困境,獲得新的生存空間,必須在觀念、體制、內容、形式及已有資源的各個方面進行充分的整合,積極推動與新媒體的融合,讓更多的消費者快捷方便地收看節目,實現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的豐收。電視節目的營銷方式很多,既可以通過版權交易、下載點播、廣告、贊助等盈利方式來進行,還可以通過舉辦各種公益活動、策劃媒介事件,深入農村現場、邀請農村受眾參與節目采制等方式,來提升節目的知名度和美譽度。
第一,版權收入將成為節目提供商的主要收入來源。媒介融合帶來的一個新變化是傳播平臺的增加,因此對農業電視節目提供商來說,版權交易的對象和交易機會增加了。可以將節目賣給電視運營商,也可以賣給網絡視頻分發平臺,還可以賣給手機運營商,當然還可以做成DVD在市場上銷售。最具意義的是,可以多次出售版權,充分發揮內容資源的價值潛力,實現多次盈利。
改變內容困境的一個戰略是將內容提升到產業的高度,通過引導或支持相關產業組織的建設并促進產業組織合理的競爭與協作,構建較完善的產業鏈并保證產業鏈通路的順暢,從而使內容能夠規模化生產,大批量集成,面向大市場銷售。內容不可以重復批量生產,內容生產需要創造力,而創造力的價值集中體現在版權上。目前我國內容的創造力受到多種因素的制約難以充分發揮,這要求政府在發展內容產業時的首要任務就是要在樹立企業、消費者版權意識的同時,通過具體的、可操作性強的、嚴格的法律法規和大力監管打擊非法盜版等行為。
第二,付費點播、下載。社會經濟及文化潮流的發展與進步引發社會階層的“碎片化”,并由此延伸到市場的“碎片化”和受眾的“碎片化”,大眾時代過渡為分眾時代,媒介受眾由以往的單向閱聽人的角色轉變為需要為其量身定制娛樂、資訊服務的用戶。媒介與消費者的互動更加充分,傳媒產業正以日益豐富的信息娛樂元素滿足消費者的需求。
農業電視節目,特別是那些致富項目對脫貧致富的人士有著強烈的吸引力,他們非常迫切地想獲取這些信息,紛紛留下電子郵箱、電話、QQ號碼。對于手機電視和網絡電視而言,付費下載日益成為一個重要的盈利方式。虛擬商品支付交易平臺的建立,數字內容的支付問題得到了突破性的解決,這為網絡付費收視進一步掃除了障礙。
第三,形成精準營銷和口碑營銷為主的營銷形式,提升節目和產品的知名度和美譽度。隨著新媒體的廣泛應用,電視開始與互聯網、手機等新媒體融合。傳播載體增多,廣告主和觀眾兩大消費主體越來越理性和挑剔。廣告主改變了過去粗放式的廣告投放策略,在目標消費市場逐漸細分的壓力下,調整為集約式投放。網絡功能由最初單純地獲取信息、娛樂,發展到日常生活幫手、商務往來等交流手段,由此形成精準營銷與口碑營銷的營銷新形式。
對于迅速發展的新媒體產業,農業電視應當正視眼前的危機,但是更應看到自身面臨的機遇,如何有效地利用新媒體在資源鏈接、分眾定向、及時互動上的優勢,在多元媒介的交叉融合中實現資源的深度整合,將是在我國傳媒改革的進程中不斷探求的核心議題。(本文為湖南省教育廳課題《新農村建設中涉農電視發展模式研究》的成果之一,項目編號:07C326)
參考文獻:
1.劉婧一:《應對媒介融合――新環境下的電視節目營銷》,中國傳媒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
2.李懷亮:《新媒體:競合與共贏》,中國傳媒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
3.宮承波:《新媒體概論》,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2007年版。
4.鄭偉良:《網絡營銷的重心是口碑營銷》,《中國出版》,2009(8)。
第3篇：精準農業概論范文
【關鍵詞】高職；實踐性課程；廣告設計；教學改革
隨著經濟的發展，中國平面廣告業的發展日益壯大，高端大氣的廣告傳媒數不勝數，小微平面公司也星羅棋布于大街小巷，社會對平面廣告業人才需求越來越大，如何為社會培養優秀的平面設計人才，使學生畢業后有一技之能勝任工作崗位，就要調整現有的課程設置。縱觀廣告設計專業課程，理論比重偏大且單一枯燥，理論課程與實踐課程比例不協調，與用人單位急需實踐型人才脫離，不利于學生就業。為此改革課程設置和教學內容，解決供需雙方矛盾，就要合理定位培養，優化課程設置，突出實踐技能，培養出符合社會發展需要的實踐性強的優秀技能型平面設計人才。
一、合理設置課程，理論與實踐課程比例協調有序
有的院校廣告設計專業課程設置理論課程比重占有量大，在講授的同時教師照本宣科偏于理論枯燥乏味，學生一無興趣二無精神變成了“低頭族”“特困生”玩手機睡大覺。有的院校則過于強調實踐性課程比重，認為只要實踐技能操作熟練，排版印刷等技能嫻熟就能勝任工作崗位需求，要知道沒有扎實的理論基礎超強的設計思維作為實踐技能的指導是不能完成出色的設計任務。很多優秀的廣告案例是靠精準的廣告理論作為指導的，不能忽視一些廣告理論的存在。理論類的廣告課程可以引入實踐性教學使其不再枯燥，比如廣告文案寫作、廣告概論等理論課程可以用一些優秀的廣告案例來挖掘其成功的原因，不是偶然性讓學生找出廣告理論的應用價值。廣告專業的基礎性理論課程不能忽視，更不能一味追求實踐性課程。實踐性課程與理論課程要比例協調，在實踐課程中運用理論課的精髓指導，在理論課程中插入實踐環節，相輔相成，共同支撐廣告設計專業，從而真正達到培養專業型有創意的平面設計人才。
二、實踐性課程的合理設置要突出實用性
從課程設置看廣告設計專業是一門理論課程與實踐課程比例基本均等的課程，所以要在課程中認真研究比較，結合市場用人需求來設置課程結構，結合地域經濟，根據廣告設計專業自身特點情況對本專業課程內容加以調整加大實踐性課程比例。有人建議實踐性課程不應該開設素描、色彩課程，因為該類課程難度大占用課時多，同時也不是短期能掌握的，加上對廣告平面專業影響不大，應該刪減。我則不那么認為，平面廣告專業不單單以計算機軟件設計、文案策劃為主，加之好的創意想法是需要設計表達的。沒有前期造型色彩的引入性訓練是不能設計出好的作品，比如標志設計課程需要不斷完善手繪設計稿，確定好方案才能進行計算機輔助設計，再比如廣告招貼設計，不經過專業色彩設計訓練很難合理地表達符合立意要求的設計作品，試想再經典的廣告語沒有和廣告色彩內容形式很好的搭配，是很難被人所熟識的，所以有些實踐性課程要經過檢驗再進行改革，突出實用性。
三、技能培養中團隊精神不可忽視
團隊精神，簡單來說就是大局意識、協作精神和服務精神的集中體現。學生在未來的工作崗位中需要把自己融入一個團體中去實現自己的價值。團隊精神的核心就是合作，需要全體成員的向心力、凝聚力，反映的是個體利益和整體利益的統一，并進而保證組織的高效率運轉。加之學生課堂表現都以“低頭族”“特困生”見多，這些都是要解決的課堂問題。為此，培養團隊意識顯得極為重要。以包裝設計課為例，我在實踐技能考核時把班級同學分成幾個小組，每個小組共同完成一件包裝設計作品，這就要求每個人都要積極參與進來，進行市場調研、造型設計、色彩搭配、材料選用、印刷制版等各個環節分工協作和相互配合。每個組設計作品完成后要集中評比記錄總成績，這樣就促使團隊中的成員都要認真對待，每個人都要付出努力，這關系到團隊的設計作品優秀與否，也關系到團隊成員自身成績是否合格，這樣那些“低頭族”也開始利用手機資源查找資料，“特困生”也都積極參與，相互探討，反復修改，不斷磨合、不斷完善才能設計出優質的平面設計作品。團隊協作中既揮灑個性又表現特長，保證了團隊成員共同完成任務目標，學會了相互尊重又發揮其主觀能動性，讓那些厭棄學習的同學感受到自身的價值，積極參與其中。
四、充分利用院校自身實訓資源完善實踐教學
高職院校最優質的資源就是校內實訓室、實訓基地。實訓室里面基本都是模擬一線崗位貼合實際建立的設備，目的就是讓學生直接參與生產與操作實踐。工作室的使用功能是集教室、實訓室、設計工作室一體的，實訓室、工作室的建立很好地提高了學生專業技能，檢驗了學生專業理論知識的掌握與實踐。因而要充分發揮實訓室的功能，讓學生不單在課堂期間參與實踐，在空閑時間也能來到工作室做自己的設計創作，如我院的螞蟻廣告創意工作室全天為學生開放，由教師為主導負責審稿并指導學生的設計作品來參加各類展賽，進而檢驗學生專業能力。也可以承接校內外平面廣告設計工作，學生不但能親身體驗條幅印制、彩印噴繪、電腦雕刻、制作過程，還能在經濟上有所創收，最主要是能滿足相關專業實訓要求。充分利用實訓室資源，師生互動共同創作從而提高學生專業能力，充分加強學生在工作崗位中的技能性鍛煉。達到了實踐性教學與專業能力培養的目標。
五、加強師資建立，以就業為導向，創建三方合作交流平臺
以就業為導向建立以學校、企業、社會三方搭建平臺，資源共享、優勢互補，共同發揮育人的功能。通過建立校企合作平臺，定期組織師生到企業頂崗鍛煉，提高教師視野，加強師資建設，充分調動教師積極性，多為專業教師提供繼續學習深造的機會。教師們在校外企業學習時能夠與企業設計師直觀交流，進而提高業務能力，同時也能轉變以往陳舊的教學理念，改進教學方法，跟上新形勢，達到優勢互補總結經驗更好地應用到本專業的教學實踐中。校企合作搭建平臺不單讓教師受益，還能讓學生參與企業一線頂崗實習，促使學生獲得較系統的職業技能訓練。
結語
總之，廣告設計與制作專業的教學改革是實用性很強的藝術設計實踐過程。要以培養創造性與技能型相綜合的廣告設計人才作為教學的任務，必須經過長期探討、不斷完善才能培養出更多的符合社會需求的高質量、高素養的技能人才。在以后的改革實踐中切實強化提高教師自身的綜合素質、增強學生的專業競爭力。在教學方法上，繼續采用課堂講解、實踐技能操作、實訓室演練，積極參與廣告大賽，與企業合作互動等多方面、全方位地去配合廣告制作專業教學改革。最終以就業為導向、技能為本，發揮學生主動性，培養具備較高職業道德素質的動手能力強的創新型設計人才，從而符合人才市場的需求，為地方經濟助力。
參考文獻：
第4篇：精準農業概論范文
關鍵詞 “蛆橘”事件 手機短信 傳播
中圖分類號G206文獻標識碼 A
On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Concerned Solving Ways of Mobile Message Communication with the Example of Maggots Orange Event
Xiong YinXiang Guoxiong
Abstract The paper takes the maggots orange event for example and analyzes the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concerned solving ways of mobile phone message communication.
Key wordsmaggots orange event mobile phone message communication
2008年10月初，一條有關四川廣元柑橘“生蛆”的手機短信顯示出令人始料未及的巨大傳播威力，這條短信在民間廣為流傳，引發了人們頭腦中種種無端的猜測聯想，心存疑慮的消費者產生“談橘色變”的恐慌情緒，紛紛停止柑橘購買行為，最終導致了豐年時節柑橘嚴重滯銷的慘淡局面：僅湖北省，大約七成柑橘無人問津，損失或達15億元；而在全國的柑橘主產區和主銷區柑橘銷售普遍受阻，價格大跌，橘農損失慘重；此外，農業部門預計，該短信的負面影響還將會波及稍晚上市的中晚熟柑橘品種。這一事件充分體現出了手機短信的傳播特性，并證明了手機短信傳播的濫用能夠引發相當嚴重的后果。因此筆者認為，結合此次“蛆橘”傳言事件，深入分析手機短信的傳播特性，尤其是把握其傳播的不利因素，有助于我們理性科學地認識短信傳播的特性，并實現趨利避害的應用短信傳播。
一、“蛆橘”短信事件中呈現的手機短信傳播特征
“蛆橘”手機短信之所以造成如此重大的社會影響，固然和當下社會整體心態有直接的關系，民眾在經歷了“三聚氰胺”奶粉事件后，普遍對食品安全抱有疑慮心態，“蛆橘”謠言發生在這個特定的背景下，輕易的擊穿了人們的心理防線，取得了強大的傳播效果。然而，手機短信本身所帶有的一系列內在傳播特性則使得其傳播效果更加強化放大：
1、手機短信傳播具有速度快、范圍廣、成本低的特點：一個手機短信從最初的制作、發送到接受，中間沒有任何復雜的技術環節，其信息傳播過程可能就是短短幾秒鐘，傳播速度大大超過制作過程相對繁雜的傳統媒體；中國擁有龐大的手機用戶人數，根據中國信息產業部統計顯示，截至2007年12月，中國手機用戶數達5.47286億戶，手機短信發送量達到5921億條。①這意味著手機短信具有廣闊的傳播空間和龐大群體，同時手機短信群發功能使得短信在傳播覆蓋面上大有提高；發送廉價、接收免費的短信資費方式也使得民眾將短信視為一種簡單便捷的日常溝通方式。“蛆橘”短信在傳播速度上可以媲美、甚至超過傳統媒體，許多民眾都是通過短信第一時間獲得“廣元柑橘生蛆”的信息；手機短信在傳播范圍上具有“一傳十、十傳百”的冪次方增長趨勢，信息流傳范圍廣；民眾也采用這種廉價的傳播手段給身邊的親朋好友進行提醒，因此，“蛆橘”短信流傳如此之快之廣也就不難想見。
2、手機短信傳播依附于原有的人際關系，具有可信度高的特點：短信傳播行為多發生在熟悉的人際圈層當中，傳受雙方或為家人親戚、或為朋友伙伴。因此，信息來自于較為熟悉的人際圈層，其可信度高于相對陌生的大眾傳媒。在“蛆橘”短信傳播中，絕大多數的短信者出于對熟人親友的善意而傳播短信進行提醒，恰恰是基于熟悉的人際關系和善意動機，使該短信的傳播效果大大增強。
3、手機短信意義表達的有限性：文本短信的長度最多只有140個字節，這大大影響了手機短信傳達意義的全面性、詳實性和深刻性，語焉不詳的手機短信往往難以使人進行正確全面的解讀，因而造成受眾的視聽混淆和片面理解，進而導致恐慌心理和行為的產生。這次的“蛆橘”短信全部僅50余字，僅僅只是單純描述了“廣元橘子生蛆”這一事實，最終人們只能進行一番簡單的邏輯推理后得出“橘子不能吃、不能買”的結論。但是試想，如果手機短信有足夠的容量，提供事件全面的相關背景，諸如地方政府已快速及時的將生蛆橘子徹底清查深埋，有效杜絕果樹疫情的蔓延，或者告知民眾所謂“蛆”是果實寄生蟲，食用后不會對人體健康造成不良影響等，那么現實的結局可能完全不同。
4、手機短信的“非主流”角色賦予其特殊的傳播影響力：手機短信更像是“大道消息”之外的“小道消息”，來自草根民間，內容新鮮敏感，反而顯得親近可信。“蛆橘”短信之所以得以廣泛傳播，很大程度上和受眾的這種“逆反”心理有著或多或少的聯系，當人們在懷疑正規媒體不予、緩報瞞報、模糊化報道時，人們實際上傾向于選擇接受來自民間的手機短信。
二、如何應對手機短信傳播之弊
在“蛆橘”事件中，我們清楚的看到，在短信傳播失當或者失控的情況下，它可能對整個社會產生巨大的破壞作用，因此筆者以為，需要認清短信傳播諸多不利因素，施以必要適度的監管，民眾和政府才能真正意義上獲得短信傳播帶來的信息價值和溝通樂趣。筆者僅從該個案出發，提出幾點相關的應對之策：
1、主流媒體應當迅速發揮其傳播上的全面、權威優勢。主流媒體限于技術層面的原因，在傳播的時效性上與手機短信已無法抗衡，當手機用戶動動手指的幾秒鐘，“蛆橘”短信就已在發至全國各地，而同樣的信息可能還只停留在主流媒體的編輯部或者直播間里。根據傳播學相關原理，搶占傳播時效性的制高點，給受眾造成“先入為主”的首因印象，傳播效果才能最佳。因此，在時效性先輸一步的主流媒體則更應該著重在權威性和報道全面性上大做文章。2007年一系列的短信風波事件，如海南香蕉致癌等短信消息，事后無一例外被證明是不實謠言。因此手機短信有可信度不高、權威性不強的先天不足。要取勝于短信傳播，主流媒體在實際的操作中要強調自己的信息“權威”，是唯一可靠可信的信息源，如通過對政府新聞會的現場轉播、對政府高層官員或者相關專家的獨家訪談等，專業、權威、科學的信息通過主流媒體播發后能很好的對抗手機短信的負面影響；全面深度的報道也是主流媒體勝出的又一優勢，主流媒體通過深度報道將事件的來龍去脈、前因后果清楚的呈現出來，消除人們解讀信息的誤差。“蛆橘”短信因受文字容量限制、信息表達不全而導致受眾解讀上的偏差。
2、媒體聯合傳播，形成傳播合力，對社會輿論進行正確的引導。隨著我國手機用戶人數不斷增加，有機構預測，到2010年，中國手機用戶數量將從2007年的5.40億增長到7.38億，②這同時意味著手機短信將成為極具影響力信息傳播渠道和輿論引導手段。要能抗衡手機短信強大傳播影響力，各方媒體應該聯合起來，目標一致地進行傳播，形成更為強大傳播聲勢。在“蛆橘”事件中，對短信已造成的巨大負面影響，各大新聞媒體都進行了步調一致的、多維度、高密度的澄清性的報道，積極的答疑解惑、穩定社會心態、促進柑橘銷售，取得了一定的效果，如浙江日報的“豐收時刻：關于橘子的對話 如何幫農民賣橘子？”、山西晚報的““蛆橘”陰影漸散?太原橘市緩慢回暖”、成都商報的“成都萬人品柑橘 很甜很放心”、成都晚報的“農業部副部長成都街頭品橘 沒發現一個‘蛆橘’”，新聞午報的“崇明17萬噸安全柑橘盼援手”、江南都市報的“70所高校學子助賣江西橘”等等。在一番角力之后，手機短信帶來的負面影響逐漸消解，眾媒體所形成的傳播合力對社會輿論進行了正確科學的引導，人們消費心態和行為回歸理性，從而最終帶動了柑橘銷售的回暖。
3、政府部門應積極建設完善手機信息平臺，以直接應對短信傳言或者謠言。近年來，政府各部門的新聞理念不斷提升，建立完善了新聞發言人制度，定期或不定期的召開新聞會，使社會信息不斷趨于透明化、公開化。然而，筆者認為，當手機短信發揮著越來越強大的傳播影響力時，有必要直接針對民間短信傳言或者謠言，建立起官方的短信平臺，以消除其負面影響。尤其是在爆發突發公共事件時，建立一種與民間短信傳播同樣快速的傳播渠道顯得格外重要。比如，在2007年8月，廣東受臺風“帕布”影響，湛江暴雨成災，隨著雨水四處蔓延的還有關于湛江要地震的謠言。為了制止謠言，穩定民心，廣東省氣象局迅速通過手機短信應急服務平臺，以每小時50萬條的速度，向湛江市區140萬用戶發送辟謠短信280萬條，迅速制止了謠言的流傳，平息了一場恐慌；③又如，今年汶川地震發生后，為讓普通百姓了解此次地震的相關情況，避免引起不必要的慌亂，廣西壯族自治區氣象局利用自身的短信平臺，義務發送上百條信息，向市民傳播“廣西無地震危險”的消息。短信內容包括：四川省汶川縣發生7.8級地震，廣西普遍有感，但無地震危險，請廣大群眾正常生活和工作。該短信讓廣大市民吃下了定心丸。截止當天下午17時左右，自治區氣象科技服務中心共向南寧、桂林等市的手機用戶發送短信超過100萬條。④以上經驗告訴我們，政府部門如能借用短信平臺進行權威而快速的信息傳播，那么來自民間的短信傳言或者謠言將會喪失生存空間。而在這次“蛆橘”短信危機中，倘若柑橘主產區和主銷區的省份有關部門如果第一時間也以短信作為干預手段，其結果可能大不相同。
4、實施手機實名制度和相關立法將有助于有效監管手機短信，規范手機短信傳播行為。手機短信傳播是一種人際間定向或匿藏身份狀態下的傳播行為，短信者往往具有薄弱的社會角色意識，個體原被社會壓制的個性和欲望就會轉化為無拘無束的“井噴”行為，往往傾向于不加約束和不負責任的發言，從而誘發了不良庸俗短信行為的泛濫。⑤要有效約束和管理這種不良的手機短信傳播，手機實名制將會是解決的途徑之一。有資料顯示，目前全球有超過10個國家和地區實施了手機實名制。實踐證明，施行手機實名制的國家，手機違法犯罪以及垃圾短信等要比沒有推行實名制的國家少很多，如韓國目前實行一戶一網、機號一體的手機號碼入網登記制。根據韓國電信監管法律規定，韓國人購買手機時必須出示身份證，然后由售貨員將顧客的身份證號碼、住址等信息輸入電信運營商的中心數據庫，這種嚴格的手機準入制度從源頭上就控制了短信傳播的無序性。建立手機實名制勢必是未來手機監管發展的方向所在。
三、余論
扎斯菲爾德和默頓在《大眾傳播的社會作用》一書中寫道：“大眾媒介是一種既可以為善服務，又可以為惡服務的強大工具；而總的來說，如果不加以適當的控制，它為惡的可能性更大。”⑥筆者認為，用這一著名論斷來概括今天的手機短信傳播可謂精準。手機短信傳播是新媒體時代背景下的一種新的信息傳播方式和手段，其獨有的傳播特征同樣具有兩面性的功效，參照拉氏所言，如果對短信傳播不加以適當控制，它會危及社會；相反，如果對之加以適當監管，手機短信傳播則則能有效的為民眾、政府和社會服務，即“為善”。然而，筆者同時認為，政府建立短信監管體制和加大監管力度，雖有必要但絕非治本之策，短信傳播這樣的民間信息渠道之所以盛行其實從根本上來看還是權威信息的缺失或者滯后，在這次“蛆橘”事件中權威專業信息的的滯后，給短信謠言大肆傳播提供了時間和空間。由此看來，主流媒體要在傳播效果上勝出手機短信，其根本的做法不在于對手機短信進行事后的澄清，而應在事件發生之初就反應迅速，第一時間最為權威可信、真實全面的信息，這才是解決手機短信傳播之弊的根本之道。
注釋
1 省略/news/html/2008/1/27/20081271000029158.htm。
2 news.省略/newmedia/2008-02/03/content_7560496.htm。
3 news.省略/20071223/n254251892.shtml。
4 news.省略/20080512/n256805925.shtml。
第5篇：精準農業概論范文
關鍵詞：智慧城市 人力資源開發 資源優化配置
2008年一場席卷全球的國際金融危機爆發，為應對這次金融危機，IBM提出了智慧地球的理念，該理念一經提出，得到美國政府的積極回應。之后，智慧城市作為智慧地球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開拓了新時代城市發展的新視角和新思維。“全球智慧城市之父”倪會民準確完整全面的定義：各城市依據具體要求、條件和目標等情況，選擇使用人類現有思想、科技、模式等所有最優資源，實現城市（含農業）的智慧化，例如安全方便舒適和三化。其準確的英文是SmartCity。
一、智慧城市建設的原則與建設重點
世界銀行曾經公布數據：一個一百萬人口以上的城市進行“智慧城市”的建設，在投入不變的情況下．實施全方位的智慧管理，將能增加城市發展速度2.5到3倍，這意味著“智慧城市”可促進實現4倍左右的可持續發展目標，并引領未來世界城市的發展方向。在國家“十二五規劃”進行過程中，“調結構、轉方式”的國家戰略背景下，中國很多城市提出了建設“智慧城市”的發展目標，智慧城市作為現代城市建設的目標，在建設過程中必須認清現狀，遵循合理的建設原則，抓住建設重點，才能建設適應時展的智慧城市。
1.智慧城市的建設原則：
以人為本、尊重知識和人才。美國“智慧地球”的觀點的核心含義是：地球若能更智慧一點，人類就會可以活的更長一點。智慧城市建設過程中以信息化、網絡化、智能化為基礎，以資源的合理配置為目標，最終希望實現城市居民的生活便利化。隨著智慧城市概念的不斷成熟，智慧城市建設的焦點也發生了一些變化。政府建設上，智慧城市建設模式從關注公司主導模式到重視市民主導模式、從關注市場價值到重視人文價值，從關注行政部門的經濟效益到重視自由民主的政府建設。可見隨著學者對智慧城市的認識加深，智慧城市建設過程中對市民的重視程度越發凸顯，中國的智慧城市建設作為國家城市發展的重要組成部分，建設過程中必須遵循中國的可持續發展戰略。作為可持續發展的核心，以人為本也必將成為智慧城市建設必須時刻遵循的原則。智慧城市是順應當代信息時代的發展而出現的，是伴隨著知識的日新月異的更替和技能的不斷發展而產生的。智慧城市的發展是希望通過知識和技術的運用，以“智慧”引領城市的建設和發展，打造生態環境友好，政府行政高效，市民生活幸福的城市。當今時代，任何領域的發展都離不開知識和人才，智慧城市作為一個涵蓋環境、文化、交通、政府建設等等內容的一個系統性工程，建設過程中必須堅持將知識和人才作為智慧城市建設的基本保證。
2.智慧城市的建設重點。
智慧城市的建設是一個宏大的建設過程，其內容涵蓋了市民生活的方方面面，在建設之前首先得制定具有前瞻性的戰略計劃，明確城市的發展重點，符合城市的發展個性。中國各個城市在推動智慧城市的建設的過程中，紛紛制定了專門的政策文件以保證智慧城市建設的方向。雖然不同的城市各有其特點，但是遵循以人為本，尊重知識和人才的原則下，智慧城市的建設重點應該包括：環境建設、知識應用、大數據的運用、智慧交通的構建、城市管理的合理化等方面。
2.1環境的建設。
智慧城市作為信息時代適宜市民居住的理想城市，應該具有秀美的生態環境、和諧的社會環境和健康的網絡環境。中國歷來要求經濟社會的發展不以犧牲生態環境為代價，不走西方國家“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故而在智慧城市建設過程中，應該將注意城市發展和環境的保護之間的保持和諧的發展程度，保護城市的生態環境作為建設重點。其次智慧城市以人為本的建設原則希望最大程度的實現城市居民睦鄰友好，安居樂業，提升居民的幸福感和安全感，因此和諧的社會環境也應該是智慧城市的建設重點。最后，網絡環境是智慧城市管理和發展中起著重要作用。智慧城市的建設主要是通過網絡實現城市的信息共享，因為網絡環境的建設在智慧城市的工程中十分重要。只有在生態環境、社會環境和網絡環境和諧健康的基礎上，智慧城市的建設才能持久健康，保持合適的步伐。
2.2大數據的運用。
智慧城市的建設和發展設計城市的方方面面。為給不同方面的人提供準確的智能決策和和豐富多彩的智慧服務，就需要大量的數據信息。維克多在《大數據時代：生活、工作與思維的大變革》中指出，如果在進行測算的時候，數據足夠的大，那么數據的精度將不再那么重要。而今隨著信息技術的發展，對大量的數據進行處理成為可能。人們不再是僅能通過紙張和人腦進行數據記錄和統計的時代了。電腦，互聯網的發展給大量數據的儲存和計劃成為可能。智慧城市建設中一個有效合理的云數據中心是建設必不可少的部分。通過云數據中心，記錄城市內方方面面的數據并進行測算，并對任何地方任何人身上發生的需要決策的事情以最快速度測算，通過大數據提高信息的精確度，也減少了少量特殊極端的樣本對總體檢測帶來的影響。在倡導信息的智慧城市也給大數據的應用提供了硬件條件。因此在智慧城市的建設中，大數據中心的構建應該是其中重要的項目。
2.3知識的應用。
智慧城市是信息時代和知識經濟進一步發展的產物，信息和知識就是城市發展的基礎推動力量。在建設智慧城市的過程中必然需要知識和信息的支撐。不論是環境的建設、云數據中心的建設還是智慧交通的構建都需要發揮知識的作用。環境的建設需要環保知識和信息技術的結合，云數據中心需要電子技術和數據處理知識的結合，智慧交通也需要交通知識衛星知識與互聯網技術的結合。智慧城市的建設需要大量具有豐富知識的社會科學管理者和高科技技術人員的配合，因此智慧城市的建設離不開知識的有效應用。
二、智慧城市建設中人力資源開發的重要問題
智慧城市是一種城市建設的高級形態，是在信息化、工業化、城鎮化迅速發展，城市尋找轉型方向，人民尋找生活方式突破口時出現的新概念。智慧城市首先必須是以人為本的和諧的社會，使居民充分享受城市建設帶來的益處，人力資源的建設和開發在智慧城市的建設中起著重要作用，但是面向智慧城市建設的人力資源開發必須關注以下問題。
1.人力資源開發與環境的和諧發展。
城市環境是城市建設的基本，包括生態環境，人文環境和網絡環境。城市環境系統為人類的生活發展提供了資源和條件。隨著工業化的發展，環境問題日益突出，并逐漸成為威脅人類生存發展的問題。信息時代的到來沖擊著工業社會的發展，同時也努力促進人和環境的和諧發展。在工業時代，經濟發展往往伴隨著生態環境的破壞，在信息時代，提出智慧城市的概念就要求我們在發展過程中必須關注環境，防止重蹈工業社會的覆轍。另外一方面，智慧城市的提出也使人文環境和網絡環境的凈化變得更為迫切，不論是云數據中心的建設還是智慧交通網的構建都需要網絡環境和人文環境的支持，人力資源作為主要建設者，在凈化網絡環境和人文環境中起著重要作用。
2.人力資源開發與技術的和諧發展。
智慧城市建設過程中，需要高科技專業人才的支持，因此針對性的開發技術性人力資源、培養人力資源的技術素養就成為智慧城市建設中人力資源開發的重要問題，將人員技能的開發作為人力資源開發的基本點，有利于全面提高人力資源開發的效率和效果，推動智慧城市的建設。傳統的人力資源一般是以勞動者個體為基本點的，注重的是人才的全能型，全能型人才的培養往往導致人才的浪費和積壓，帶來培訓資源的浪費。
3.人力資源開發與城市的可持續發展問題。
可持續發展是當今時代任何城市發展追求的目標，僅通過環境的建設，知識、信息和技術的發展并不能直接帶來城市的進步和可持續發展。只有通過人力資源的開發，通過人對技術技能的內化和吸收才能發揮知識技術的作用。智慧城市的建設需要人來建設，城市的可持續發展需要人來發展，如果不能將科技知識轉化為人力資源，那么通過信息化和互聯網進行智慧城市的建設就知識空談。智慧城市的建設，使政府部門對智慧基礎設施以及高新技術產業的投資和扶持力度空前加大。而高新技術產業在促進城市可持續發展是否發揮應有的效果，關鍵在于產業中的人力資源開發。在人力資源開發過程中，提高人民對智能系統的接受程度，使人民通過智能系統與組織之間建立長久可信的聯系，以促進組織決策更為精準的回應居民的需求。在這個過程中，如果組織的決策被曲解，或者人民利益沒有很好的表達，將帶來人和組織關系的惡性發展，因此人力資源開發過程中要關注智慧城市中人與組織的關系。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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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蕭鳴政.《人力資源開發學概論》[M].北京大學出版社.43頁.
第6篇：精準農業概論范文
【關鍵詞】民族經濟;少數民族特色村寨;文化旅游;旅游反貧
【作者】李忠斌，中南民族大學經濟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鄭甘甜，中南民族大學經濟學院碩士研究生。武漢，430074
【中圖分類號】F59075【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454X（2015）01-0153-007
CONSTRUCTION OF VILLAGES WITH MINORITY
CHARACTERISTICS， ETHNIC CULTURAL TOURISM
AND WAYS OF ANTI-POVERTY
Li Zhongbin， Zheng Gantian
Abstract：
The rise and development of tourism in villages with minority characteristics， a concrete form of manifestation of cultural tourism， mobilize economic growth in minority areas， in the meantime， it also triggers a series of potential threats to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economy and society. In the present context of prote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villages with minority characteristics， the inner demands in construction of villages with minority characteristics require to protect minority culture， to improve living environment and to build industrial system etc，. This has made us to re-examine and consider problems existed in the development of village tourism， and to seek counter-measures in the promotion of tourism in village with minority characteristics， thereby， to well combine with the gist of construction of villages with minority characteristics.
Key Words： minority economy; village with minority characteristics; cultural tourism; anti-poverty through tourism
一、引言
我國是一個多民族國家，神韻各異的民族風情與風光旖旎的山形水系，使我國成了世界上少有的旅游資源大國之一。自1999年在中央民族工作會議上強調少數民族地區應充分發揮民族文化的比較優勢、大力發展旅游業和第三產業起，民族地區的文化旅游業便進入了快速發展的新時期，民族村寨旅游也逐漸成為民族文化旅游研究體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然而，我們也應清楚地認識到，民族村寨旅游研究與傳統意義上的民族文化旅游研究相比，既存在共性，也具有明顯的差異性。首先，民族村寨的本質是民族地區最為落后的農村，其經濟發展的滯后慣性較一般民族地區而言更為突出。其次，我國對民族文化旅游的深入研究已有30余年的歷程，但將民族村寨旅游作為獨立專題進行研究的時間不過10余年，在實際的開發過程中，尤其是對民族文化內核的把握、反貧困路徑的選擇中，還存在不小的偏差。最后，連續的政策扶持賦予了民族村寨旅游全新的時代背景。早在2004年，“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中便明確指出鄉村旅游是新農村建設的重要模式。[1] 2009年又迎來了專為民族地區量身定制的“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少數民族特色村寨試點”工作。隨后，為了進一步推動少數民族特色村寨的建設進程，國家民委提出要在“十二五”期間，在全國范圍內建設1000個少數民族特色村寨的總體目標。[2]由此，有一個問題值得我們深入思考：保護與發展少數民族特色村寨項目在給特色村寨帶來豐厚的財力、人力、政策支持的同時，我們是否應當重新審視民族村寨旅游中依舊存在的、與少數民族特色村寨建設主旨相違背的現象？少數民族特色村寨建設要求傳統民族文化應得到有效的保護與傳承，村民收入與人居環境應得到明顯改善。然而，從現實的發展情況來看，民族村寨旅游卻普遍存在經濟發展可持續性較弱的現象。由此可見，無論是從理論研究需求的角度思考，還是從時代背景的具體要求出發，我們都有必要重新審視特色村寨建設中文化旅游存在的問題及其反貧困路徑的選擇。
二、特色村寨建設中文化內核的把握
（一）文化內核的把握
把握好一個民族的文化內核是實現少數民族特色村寨可持續發展的關鍵。然而由于文化內核的抽象性與文化表現形式的多樣性，對于到底該如何精準地歸納某一民族的文化內核，又該如何在特色村寨建設中做到不偏離文化內核卻一直是開展民族文化旅游的重點與難點。
在探討這一問題的過程中，正確地認識并劃分民族文化資源體系的有效組成，是科學把握民族文化內核的首要前提。以馬林諾夫斯基為代表的文化人類學理論認為，一個民族的文化可劃分為“顯在文化”與“隱性文化”。 所謂“顯在文化”，即與特定的物質關系緊密相連，有著明確實物形態的物質文化，民族村寨的“顯在文化”主要表現在特色民居、生產工具、交通工具等方面。與之對立的“隱性文化”是指在少數民族的日常生活中，無論是自然呈現還是人為改造，都不能以物質形態呈現的傳統民族文化，如倫理觀念、價值觀念、審美觀念等抽象的精神文化。[3]140在將該理論應用于特色村寨主體時，基于文化旅游資源的特殊性，我們認為應將特色村寨的文化資源體系因地制宜地劃分為“顯在文化”“弱隱性文化”與“隱性文化”。在本文中，筆者之所以提出“弱隱性文化”這一新概念，目的在于區別以實物形態展現的“顯在文化”與以傳統觀念存在的“隱性文化”，它是指本不具備具體形態的民族文化通過人的勞動展現出來，具體可細分為三大類：第一類以民族特色農產品為代表的“弱隱性文化”具備創建國家地理標志商標的條件;第二類以民族歌舞、民族節日為代表的“弱隱性文化”能有效地鼓勵民族文化旅游的社區參與;第三類以民族手工藝品為代表的“弱隱性文化”則具備成為民族文化產業的巨大潛力。
民族旅游研究
無論是直觀的“顯在文化”“弱隱性文化”，還是內涵深刻的“隱性文化”，都蘊含了某一民族獨特的文化內核，如日本大和民族的文化內核可形象地概括為“與刀”，中國漢民族文化內核的第一要素是儒家文化。同樣，在我國民族地區，由于地域條件、歷史傳承、的千差萬別，使得不同民族間的文化內核有著“十里不同風，千里不同俗”的特點，深入理解并正確歸納某一民族的文化內核是構建該民族文化產業體系的第一要務。對文化內核的歸納可從以下幾個方面入手：其一，某一民族的文化內核必定是所在地域文化的構成單元或特殊表現，例如位于山海關以東的滿族、鄂倫春族、朝鮮族等北方民族的文化內核便是關東文化的重要分支。其二，把握好不同民族間文化內核的細微差異。“大雜居、小聚居”的民族分布現狀，使得聚居地相近的民族，其文化內核比較容易混淆，如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印江土家族苗族自治縣，在特色村寨建設的民族文化氛圍營造中容易出現苗土不分的情況，土家族的文化內核是巴文化，而苗族的文化內核則是由巫文化、史詩和古歌文化架構而成，兩者間有著本質的區別。
把握好民族文化內核的目的在于指導實踐，文化內核在特色村寨建設中的指導作用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第一，在民族文化旅游開發中，為“顯在文化”“弱隱性文化”以及“隱性文化”的合理挖掘提供標準邊界，旅游項目所要傳達的內容如果造成游客對該民族文化的曲解是對文化內核的過度偏離，反之則是對該民族文化資源的開發不足。第二，在民族民間技藝的傳承與創新中，或在以“弱隱性文化”為基礎，構建全方位多元化的民族文化產業體系時，需要以文化內核為基礎，使之與時代相結合。例如作為國家首批非物質文化遺產的西蘭卡普在土家族的歷史傳統中多用于土家族姑娘出嫁時的嫁妝，然而近年來，許多體現織錦技藝的室內軟裝飾品正逐漸融入到我們的現代生活中，使得瀕危狀態下的民族文化遺產從此煥發出了新的生命力。第三，在民族文化品牌的構建中，將以文化內核為中心的優秀民族精神作為該民族的品牌文化，例如土家族勤奮耕耘、艱苦奮斗的民族性格;鄂倫春族勇敢強悍、不屈不撓的寶貴品質，由此衍生而出的民族品牌文化能對民族文化產業的招商引資帶來正的外部性。
三、特色村寨建設中文化旅游存在的問題
偏離文化內核的民族文化資源開發對于以民族文化為比較優勢的特色村寨而言，將意味著文化產業的根基遭到侵蝕，進而導致經濟發展的停滯與衰退。正因如此，近年來能真正把握好文化內核且長盛不衰的特色村寨并不多，在當下的少數民族特色村寨建設中，尤其是在構建以文化旅游為主導的民族文化產業體系中仍存在著一系列亟待解決的問題。
（一）市場經濟下的民族文化異化
任何接待地要想發展旅游，就必須開放自己的社會文化門戶，接受外來文化的滲透與沖擊。[4]少數民族特色村寨作為民族文化的物質載體，在開展民族文化旅游時，如果因急功近利、過度開發而偏離了本民族的文化內核，就必然導致傳統民族文化朝著庸俗化、商品化、偽文化的方向異化。首先，民族文化庸俗化是為迎合游客的獵奇心理而將民族文化過度開發的產物，例如摩梭人的走婚制度原本有著深遠的母系社會背景與嚴謹的道德倫理約束，然而在挖掘瀘沽湖的文化資源時，卻極力宣傳粗俗的、帶有誤導性質的口號，如“摩梭女子大膽而多情，有膽量的男子是否愿意試試？”[5]其次，民族文化商品化作為市場經濟的必然產物，所折射出的不僅僅是販賣文化的問題，更蘊含著深刻的價值觀轉型與變異。最后，偽文化的出現將加速民族文化的異化趨勢，盡管目前對“偽文化”尚未有統一的界定標準，但“以政績、金錢為目的”“不尊重歷史文化遺產”“大搞假冒偽劣”等描述已成為人們對“偽文化”的共識。
（二）強勢群體主導下的低度社區參與
村民是少數民族特色村寨形式上的“主人”，而在由政府有關部門和外來開發商為主導的旅游開發模式以及利益分配機制尚不完善的前提下，村民在特色村寨建設中的“主人”地位被邊緣化，不僅社區參與率低，而且多為低技術含量、低報酬的非技術性工作（如表1所示）。這種在強勢群體主導下的低層次社區參與不能反映村民希望通過文化旅游達到“反貧”目的的核心訴求。除此之外，村民的弱勢地位在征地補償、民族文化資源產權界定、通過產權入股分配旅游收益等方面也有所體現。因此，由政府、開發商的強勢主導與村民的弱勢參與所引發的社區參與不足、參與層次低、旅游收益分配不合理等一系列問題是值得我們反思的。
表1部分特色村寨社區參與旅游及利益分配狀況
（三）規劃局限下的利益分配不均
“旅游反貧”不完全等同于貧困地區的旅游開發，更確切地說，對特色村寨的村民而言，他們需要的不僅僅是旅游資源的開發，更關注的是由民族文化旅游帶來的永久脫貧。然而，由于對特色村寨的開發規劃不當或總體目標不明晰，致使同一村寨的村民貧富差距日漸懸殊。在對武落鐘離山與車溪村的實地調研中，筆者發現因規劃滯后而產生的區位收入差異與行業收入差異已十分顯著，一部分能參與到文化旅游的村民收入在萬元至數十萬元不等，而在同一村寨內的另一部分未能從文化旅游中獲利的村民則保持著傳統的農耕生活，年收入不足2000元。由此可見，貧富差異懸殊下的人均純收入、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均GDP等人均指標難以真實地反映出特色村寨“旅游反貧”的實際效果，在少數民族特色村寨建設的文化產業構建中，因規劃局限而產生的利益分配不均已成為實現全面“旅游反貧”的最大阻礙。
（四）短期利益下的產業同質化
在少數民族特色村寨試點的建設進程中，諸多特色村寨都表現出兩處“通病”：一是有豐富的民族文化資源卻無與之相應的民族文化產業體系;二是有短期的繁榮卻無可持續的發展后勁。究其原因，筆者認為在于以旅游業為支撐的傳統發展模式給決策者帶來了思維禁錮，對于什么是民族特色產業、哪些民族資源具備發展成民族文化產業的潛力、特色村寨應以什么樣的產業體系為支撐的認識仍不足。僅以民族文化旅游為支撐的傳統模式固然能在短時間內帶來可觀的旅游效益，但是由此產生的環境污染、文化變異、同質化競爭等一系列社會問題反過來又會制約民族村寨旅游的深入發展。
（五）多因素限制下的旅游產品平面化
全面、立體的旅游產品體系是提升旅游綜合效應的重要途徑，然而從實地調研的情況來看，以觀賞為主的平面化旅游產品仍是民族文化旅游的市場主流。平面化的旅游產品形式單一、民族文化體驗弱、村民參與性差、更缺少細分客源的創新產品，村民難以參與其中并實現“旅游反貧”。以下兩項因素是造成這一困境的根源：其一，對“隱性文化”資源的認識不足。目前對文化資源的挖掘尚停留在“顯在文化”與“弱隱性文化”的淺層面上，而具備開發成文化體驗式產品的隱性文化則因開發難度較大、產品設計復雜等因素往往被擱置。其二，有效經營時間的限制。深層次的體驗式旅游產品對游玩時間有著較高的要求，但是目前游客在村寨內的停留時間大多僅為2～3個小時，能將游客留下過夜的特色村寨更是少之又少。如在宜昌車溪村，由于景區內的班車在下午4點統一收班，游客一般在3小時內結束游玩。武落鐘離山莊溪村更是因船班的限制，導游統一規定游客只有2小時的游玩時間。
（六）新型城鎮化下的模式選擇困惑
一般而言，少數民族特色村寨的構建存在兩種類型，在開展文化旅游時，各有利弊：一是原地建設型，以武落鐘離山莊溪村為代表。這種類型的特色村寨建設成本較小，且有著原始自然的民族風情，但是在村寨原始風貌的保護與開發、文化旅游的規模與適度等問題上難以很好地把握;二是異地再創造型，以宜昌車溪村為代表。此類特色村寨本身并沒有古老的民族聚落及其承載的傳統文化資源，與前一類型相比，異地再創造型特色村寨建設成本高、建設周期長，且借用的更多是可轉化為經濟利益的民族文化符號，而不是作為過程而存在的傳統民族文化。根據目前特色村寨的建設情況，絕大多數特色村寨采用的都是原地建設模式，在建設新型城鎮化的背景下，此類模式對民族文化、社區根基、社會關系帶來的弊端也愈發明顯。
（七）盲目開發下的生態環境問題
文化生態學認為，文化不是經濟活動的直接產物，不同民族文化的類型與模式受制于環境。由此可推知，少數民族特色村寨所處的山脈、河流或草原等自然條件為民族文化內核的形成與民族文化的發展提供了特殊的、獨一無二的場合與情境，相反，特色村寨的生態環境如若遭到破壞，民族文化必將唇亡齒寒。但是在開展文化旅游與村民落后生活方式的雙重消耗下，特色村寨的生態環境狀況已不容樂觀：一是旅游開發商對資源環境的損害，廣西龍勝平安寨的梯田被毀便是典型的案例[8]。二是游客帶來的“行為污染”，即游客對資源環境帶來的垃圾污染。三是村民落后的生活方式，清潔能源的使用率普遍較低。
四、特色村寨建設中文化旅游反貧路徑選擇
以William Arthur Lewis為代表的發展經濟學認為，屬于文化范疇的價值觀、經濟主體態度等因素是促進經濟增長的三大因素之一，新古典經濟增長模型中的“索洛剩余”亦強調了除資本與勞動以外的文化、制度等其他要素對經濟增長的貢獻。[9]顯然，經濟學領域已充分認識到文化要素與經濟增長間的互相滲透與邏輯關系，在民族文化與旅游反貧高度相關的表象下，該如何利用好民族文化內核、創造有利條件實現全面的旅游反貧是值得我們深入探究與思考的。
（一）多元支撐，共創品牌
僅以旅游業為依托的特色村寨難以實現全社區的旅游反貧，筆者認為，基于文化產業的擴散效應，少數民族特色村寨未來的產業結構應是以文化旅游為主導，以多元民族文化產業為支撐，以傳統產業為補充的民族文化產業體系。該產業體系的內在要求可簡要概括為以下四個方面：第一，文化旅游作為民族文化產業體系中的主導產業，應充分發揮其帶動面廣、關聯性高、綜合性強的特點，拉動其他民族文化產業的發展;第二，其他民族文化產業的挖掘需以尊重該民族的文化內核為前提，從“弱隱性文化”中挖掘具備產業化、規模化生產的民族文化資源，如民族手工藝品、民族特色飲食、民族特色農產品等;第三，促進傳統農業向特色農業轉型，創建具備國家地理標志商標的特色農產品;第四，有了完善的民族文化產業體系不等于民族文化產業化的完成，還需推進品牌戰略，提升民族文化產業的品位與層次。
（二）重點幫持，全面反貧
在少數民族特色村寨建設中，該如何化解同一村寨內部以及不同民族的特色村寨間所呈現出的非均衡發展，是實現全面旅游反貧的關鍵。從微觀視角來看，特色村寨旅游中收入最高的是從事餐館、旅店的村民，年收入在20-40萬元不等，而另一部分從事非技術性工作或未參與到文化旅游中的村民收入則在萬元以下，后者之所以會陷入持續貧困，主要原因在于單一的文化旅游產業難以為所有的村民提供高收益、高報酬的就業機會，再加之村民自身文化素質技能較低、土地被征用等因素的限制，要想使這一部分村民擺脫貧困惡性循環的困境，就必須在建立多元民族文化產業體系的同時，對未能從文化旅游中獲利的村民進行與民族文化產業體系相對應的職業培訓，使之在其他民族文化產業中獲取收益。
從宏觀視角來看，為實現全面的旅游反貧，還需兼顧不同民族、不同地區間特色村寨的平衡發展。個人認為，可結合扶持人口較少民族發展政策，對人口較少民族特色村寨適度給予更多的政策傾斜與資金支持。得出該結論的理由有以下三點：一是由于歷史原因，人口較少民族的經濟基礎更為薄弱，人口較少民族集中分布的10個省（區）可以結合扶持人口較少民族發展政策，對其特色村寨建設以及民族文化產業的構建給予更多的關注與資金支持;二是人口較少民族文化的脆弱性。由于人口數量稀少、文化傳承機制不完善，在與其他民族的交往中人口較少民族的文化更容易產生變異。三是人口較少民族的文化作為人無我有的稀缺文化資源，將是人口較少民族所在省份在開展文化旅游、發展民族文化產業時，所具有的不可復制的優質資源，因而有理由加大對其民族文化的保護力度。[10]15-29
（三）深入挖掘，立體經營
自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民族村寨旅游的興起至今，大多數特色村寨仍維持著低價位的觀光式旅游產品，村民的受益面有限。我們認為，由單一的觀光式旅游向立體的文化體驗式旅游轉型將是民族村寨旅游的未來發展趨勢。為實現這一目標，目前的特色村寨建設仍需做好以下兩方面的工作：一是對旅游產品的深入挖掘。由對村寨風貌、民族歌舞、特色飲食等“顯在文化”“弱隱性文化”的淺層開發，轉向對“隱性文化”價值的深入挖掘，開發與設計出集觀光旅游、文化旅游、體驗旅游為一體的復合型旅游產品，除此之外，基于不同性別、年齡層的旅游產品創新也是實現轉型發展的重要內容。二是對游玩時間的橫向延長。一般而言，游客在村寨停留3個小時就有可能在當地用餐，停留6個小時就有可能留下來過夜，因此，該如何想辦法留住游客？又該如何利用好整個晚上？是值得我們思考的。筆者認為，應突破客觀因素對游玩時間的束縛，如果能將規定往返時間的船次、車次改為不限回程的“一票制”，將能從根本上緩解這一矛盾。
（四）明晰產權，物質激發
特色村寨的村民是民族文化的創造者與傳承者，本應在民族文化旅游資源的開發中行使文化資源的所有權，參與旅游收益分配。然而在政府代表國家行使文化旅游資源所有權的現狀下，作為弱勢群體的村民幾乎無法獲取相應的文化資源產權，因此，在大多數特色村寨的文化旅游開發中，村寨從中獲取的收益少之又少，有些村寨甚至無權參與到利益分配環節，民族文化資源產權的界定模糊在一定程度上也導致了村寨居民對本民族文化的保護與傳承意識薄弱以及民族文化旅游的社區參與不足。對于這一現狀，不少學者都提出了“民族文化資源產權立法”[6]的重要性。呼吁立法固然重要，但在立法程序時間成本過大、立法效率有待提升的現狀下，與其等待自上而下的法律出臺，不如在村寨內自發組織與之相關的文化產權保護機構，如民族文化資源產權協會、民族文化保護與傳承監督委員會等，使之在民族文化旅游資源開發中作為本土居民的利益代表向旅游開發商協商，并監督開發商承擔文化旅游開發中的民族文化維護義務，具體措施可包括將土地、資本、基礎設施、民族文化稟賦等要素股份化參與到旅游收益分配;從旅游收益中提取專項公積金用于民族文化及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維護;向旅游開發商收取民族文化資源使用費等。在具體實踐中已有個別特色村寨試行了類似的舉措，例如貴州雷山縣決定自2012年起，從西江千戶苗寨景區的門票收入中提取18%作為民族文化保護專項資金分發給社區內的1200余戶村民，[11]其他特色村寨在開展文化旅游時，是否也能因地制宜地效仿此類做法，采用物質激發的手段促進特色村寨建設、民族文化傳承與全面旅游反貧的共生發展。
（五）適度開發，模式創新
保護與發展少數民族特色村寨項目的本質與目標是兼顧民族經濟的可持續發展與民族文化的傳承，因而不少學者都強調在開發民族文化旅游資源時，需保護好當地的原生態文化與社會風貌，避免對民族文化旅游的“失度開發”。但從實地調研的情況來看，“開發”與“保護”、“規模”與“適度”間的辯證關系卻一直是限制特色村寨持久繁榮的重要因素。[12]個人認為，要想從根源減少或消除旅游開發對古村寨帶來的負效應，就必須從建設特色村寨的模式創新入手，探索出一條既能實現旅游反貧，又能達到保存原始風貌的特色村寨發展模式，更進一步來講就是能否以原始村寨為依托，在與之相鄰處對其進行再造與重現，使之與旅游開發商對特色村寨的開發規劃相適應，便于游客中心、鄉村旅館、生態停車場、購物長廊等旅游基礎設施的建設規劃。在此模式中，再造村寨作為開展文化旅游的專屬場所，可將本土居民安置其中參與文化旅游，原始村寨則以原生態民族文化博物館的形式加以保護。
（六）保護生態，可持續發展
無論是從生態文化理念出發，還是從文化旅游的實際發展情況來看，以犧牲環境為代價的民族文化旅游無疑是一種“自殺”的開發方式，保護好當地的生態環境不僅僅是為了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更重要的是，它是民族文化賴以生存的“土壤”，生態環境如若遭到破壞，民族村寨的文化變異將在所難免。民族文化旅游開發的多方參與性決定了生態環境的保護措施應從多元主體入手：一是社區主體。本土居民應逐步轉變消耗環境的落后生活習慣，推廣清潔能源的使用，如太陽能、沼氣等。在民族地區，過高的價格往往是阻礙清潔能源推廣的關鍵因素，對于這一情況，能否在推廣初期采取“三三四”的原則，即政府、景區開發商分別依據清潔能源定價給予30%的補貼，逐步引導村民接受并使用清潔能源。二是公司主體。景區開發商在開發民族文化資源時，需權衡好旅游項目的經濟效益與環境承載力。三是政府主體。為營造良好的人居環境與文化旅游背景，建立科學合理的生活污水排放系統、村級垃圾站建設、畜禽污染處理系統等環境整治措施是必不可少的環節，也將是急需在政府相關部門主導下完善的重要任務。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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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王珍千個民族特色村寨將受重點保護和改造[N]中國民族報，2012-12-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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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羅永常原生態民俗旅游開發的理念、目標與對策[J]貴州民族研究，2007（5）
[5]金粟“無形的手”和無益的“媚”――直言民族旅游的開發[J]民族工作，2000（4）
[6]羅永常民族村寨旅游開發的政策選擇[J]貴州民族研究，2006（4）
[7]羅永常民族村寨社區參與旅游開發的利益保障機制[J]旅游學刊，20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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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譚崇臺發展經濟學概論[M]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12
[10]李忠斌，鄭甘甜少數民族特色村寨評價指標體系研究[J]廣西民族研究， 2013（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