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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規模經濟問題范文

關鍵詞：規模經濟；運輸企業；集約化

我國道路運輸企業的規模經濟發展處于停滯不前狀態，甚至與道路運輸市場開放以前相比有所倒退。目前道路運輸企業規模小、經營分散、經營方式落后；運輸生產缺乏有效的組織，效率低下；經營主體之間存在嚴重的惡性競爭，所提供的道路運輸服務質量差。我國現階段正處于信息技術大發展、產業結構升級、國際經濟一體化等經濟發展的關鍵時刻，對于運輸業特別是道路運輸的要求越來越高，這種要求不僅僅體現在位移上，還體現在運送速度、時間和貨物安全上，道路運輸業面臨嚴峻的挑戰。 為推動道路運輸企業快速、健康發展，必須創新其現在的經營方式，探究更適合其發展的新模式。

一、道路運輸企業規模經濟影響因素分析

1.分工與交易費用

當道路運輸市場勞動的交易費用系數足夠小于中間產品的交易費用系數時，中間企業就會從道路運輸市場中出現。如果分工在道路運輸企業之間發展，則每個企業就會越來越專業化，道路運輸企業的平均活動范圍和規模也會縮小，企業的專業化水平越來越高。如果分工和專業化在道路運輸企業內部發生，則一個企業中每個工人的專業化水平和一個企業的范圍及規模將同時提高，企業的平均規模就會提高。

2.市場容量

規模經濟的實現受限于市場容量，道路運輸業由于其特殊性，市場容量包含經濟發展與運輸需求、運輸方式之間的競爭程度和道路運輸業市場容量三層涵義。

3.管理與技術

從管理看，一類是生產管理，貫穿于企業運輸生產的全部過程，與企業的運輸設備密不可分，目標是實現生產率與生產能力的配套。包括車輛和員工崗位安排合理化等等。另一類是經營管理，是除生產管理以外的一切管理過程和管理行為，目標是最大限度地組織企業運輸生產所需的貨源并且控制非生產過程的成本。對于所有的道路運輸企業來講，這是一個可以不斷壓縮的空間，可以不斷挖掘潛力，將管理力的作用發揮到極限。從技術看，一方面，裝備技術的發展使道路運輸企業規模擴大；另一方面，信息化提高了管理效益，促進企業規模的擴大。

4.產業的發展水平

運輸需求作為派生需求，在其發展初期，運輸主要作為企業滿足企業自身生產的需要，專業化程度較低。隨著運輸需求的增多，市場的擴大，為專業化提供了需求支撐，促進道路運輸行業內部分工鏈條的延伸，運輸市場效率進越來越高，市場上企業之間的協作程度進一步加強。

5.企業關系

企業之間的關系可以分為競爭與協作，這兩種關系對于道路運輸企業經營方式有重要影響。

二、運輸業形成規模經濟的條件分析

1.基礎設施建設的支持和保障

運輸基礎設施建設的突飛猛進，四通八達、高密度、高等級的公路網絡正在形成，運輸基礎設施投資建設的社會性為運輸規模經濟的實現創造了良好的交通條件，因而運輸企業可以集中資金和技術力量，主要從提高自身經營管理水平著眼，積極開發創新先進的運輸組織技術，強化運輸生產過程中的管理，拓展與相關企業的合作，不斷強化實力和擴大經營規模。

2.運輸市場中企業競爭的推動作用

現階段，我國的運輸市場中，存在著多種所有制經濟成分、多種行業性質的企業，這些企業為追求更大的經濟效益和市場份額進行著激烈的競爭，在市場競爭中，大企業戰勝小企業，最終形成只有少數大企業占主導地位的發展態勢，這也會促進運輸規模經濟的形成。

3.多種運輸方式各有所長

各種運輸方式都有其自身的技術經濟特性，充分發揮各種運輸方式的優勢有利于體現運輸業的規模經濟效應。如，道路運輸的機動、靈活、方便、門到門等特點，是其他運輸方式無法替代的運輸優勢。所以社會需要更具廣泛性，運輸需求彈性相對較大，運輸企業經營及參與市場競爭的靈活性高。

三、創新道路運輸企業集約化經營的途徑分析

在市場經濟快速發展的新環境下，道路運輸企業如何才能做好集約化經營，是道路運輸行業繼續考慮的問題。筆者將從合理組建企業集團及推廣使用先進的運輸設備兩方面進行分析。

1.合理組建企業集團

適當擴大道路運輸企業的規模是推廣集約化經營的基礎。因為沒有規模化企業就不能實現規模化效益，所以道路運輸企業必須走組建企業集團之路，形成規模效益，實現規模經濟。換句話說，組建企業集團是借助資本集約促進資源集約。這就需要打破地方保護主義，消除不合時宜的市場規則，通過合理合并運輸資源，實現行業兼并、合并或者并購，這個資源包括車輛、企業、線路經營權、戰場、人員等。

第一，企業并購是指大企業采用控股、購買等方式收購小企業，擴大自身規模，這樣就能有效合并小企業的運輸資源。企業一方面要對自身股份制進行改造，促進企業內外各種資產有效重組，同時還要做到運輸的跨層次、跨區域、跨部門、跨行業的兼并及合并；把高速客車及高速共組作為載體和依托，重點建設在客運或貨運中發揮主要作用的跨區域企業；引導同一區域內運輸企業之間組成有機的經營團體，其好處是快速擴大規模經營，還可減少小企業之間的矛盾與競爭。以企業產權為橋梁，有效實行資產重組，創建及發展跨區域的大規模道路客運集團，對其實施集約化經營，在大規模經營中提高企業的盈利能力。

第二，擴大道路運輸企業的車輛規模。擴大車輛規模的途徑有兩個：收購其他中小企業車輛或者購買新車。在購買車輛時，應選擇適用性強的車輛類型和檔次。集中購買車輛可大幅降低企業運營投入，同一個廠家的客車，采購1臺、10臺、100臺，在價格上有很大的差距，并且因為零部件相同，還可減少維修部門的零部件庫存。尋找合適機會兼并同線路客運車輛，減少同一線路的運營企業，組建運營聯盟，形成利益合體，提高客車的運營效率。

2.推廣使用先進的運輸設備

使用先進的運輸設備，有利于高科技成果在運輸企業的應用。道路運輸粗放型經營的特點是不注重高科技在運營活動中的重大作用。道路運輸企業可以通過以下兩種方式實現企業的信息化：運輸設備的信息化；公眾服務及安全監管的信息化。運輸設備的信息化主要指：為運輸車輛安裝物流系統優化技術、GIS、GPS等，實現運力、資源等信息的收集及共享，對車輛實行全方位、全過程跟蹤監控，促進物資流、資金流、信息流的有效整合，快速提高運輸組織管理水平及調度水平，降低空駛運輸、無效雛形、迂回運輸、重復運輸，實現客車運輸的快速響應、高效連接、合理組織及準時精確。運用先進的信息技術優化及改進道路運輸企業的管理流程，使企業管理更加高效、系統，全面提高集約化經營水平。借助先進的信息技術，充分利用已有基礎設施的運載功能，提升運營效率，降低運營成本，降低環境污染，促進道路運輸行業的可持續發展。

總之，集約化經營是當前各行業發展的趨勢，盡管運輸企業還存在著諸多困難，但是也應認識到集約化經營的條件和優勢，運輸企業一定要抓住機遇，利用各自的優勢來發展集約化經營，從而提高運輸業的整體效益。

參考文獻：

第2篇：規模經濟問題范文

關鍵詞：現代企業：經濟管理；模式；規范化

企業經濟管理一般指的是企業領導或管理者為了能夠完成預期的目標，而對企業的日常生產活動實施較為科學合理的規劃和監督。但是規范化的經濟管理能夠提高企業的經濟效益。由于我國經濟發展呈現日益繁榮的增長態勢，所以企業之間的競爭相應趨于白熱化，這就對企業管理者的管理形成了挑戰。為了能夠有效的提高企業的經濟效益，管理者一定要通過科學合理的管理推動經濟管理模式的規范化，來促進企業的快速發展，

一、目前企業經濟管理中存在的問題分析

1.經濟管理制度不完善

現代大多數企業都不重視建設管理制度，大多數的管理制度都是只做表面文章，只注重形式化，沒有應用到切實的管理執行中。還有大部分管理制度是生搬硬套其他企業的經濟管理制度，缺乏針對性。不同企業的發展情況具有差異，生搬硬套其他企業的經濟管理模式并不能完全適應本企業的發展需求，導致經濟管理制度實用性不強，也就不能較好的指導企業的經濟管理活動，因此就降低了企業的經濟效益。

2.企業經濟管理人才匱乏

結合目前我國企業的管理人才隊伍來看，企業的高素質經濟管理人才較為缺乏，嚴重阻礙了企業經濟管理工作的順利開展。首先，企業對經濟管理人才的投入較少，相關福利激勵機制不夠完善，較大程度地降低了經濟管理人才的工作積極性，導致工作效率低。其次，企業對人力資源相關專業技能培訓教育的重視度較低，未能加強培訓教育工作，致使職員的綜合素質普遍不高，專業技能及專業知識匱乏，難以提高工作效率。最后，受企業文化及管理等各方面因素的影響，一些經濟管理人才希望在不同的企業環境與工作崗位中實現個人的價值，導致一些優秀管理人才被企業挖走或跳槽現象頻繁，致使企業經濟管理人才流失現象嚴重。

3.企業經濟管理模式陳舊

為了適應現階段的社會的發展，大多數企業的經濟管理模式已由傳統的生產管理模式轉變為生產經營模式，但是其基金管理模式都比較粗放，經濟管理的效率和質量都比較落后，企業主要將管理的重點放在了生產環節，忽視了產品品牌管理，而且對產品的宣傳不足，對產品的市場調查不夠，影響了高企業的經濟效益。

二、怎樣實現現代企業經濟管理模式的規范化

1.完善企業經濟管理制度

完善的經濟管理制度是企業的可持續發展的重要組成部分，能夠為企業的發展創造條件，促進企業持續健康發展，還能夠有效地優化整合企業內部資源，保證企業生產經營活動的順利進行。企業的管理人員首先要對市場環境進行深入的調查與了解，了解企業的外部環境，同時對有關企業經濟管理的相關規章制度進行深入的分析與研究，再結合本企業發展的現狀制定出適應本企業發展的經濟管理制度，從而提高企業經濟管理制度的實用性，充分發揮經濟管理制度的作用，并讓企業員工都參與到企業經濟管理制度落實的全面監督行列中，以保證企業經濟管理制度的充分落實，從而保證企業經濟管理工作的正常進行。

2.制定和完善企業經濟目標規劃

科學合理的企業經濟目標規劃，能夠為企業的經濟管理提供必要的依據，從而促進企業經濟管理規范化的實現，企業經濟目標規劃要根據本企業自身發展的具體情況以及未來的發展目標以及有效的相關資料來制定，還要對企業經濟目標規劃進行驗證、監督、檢驗、復核等，以確定企業經濟目標的可行性、科學性以及合理性，從而保證企業經濟目標的順利實施，提高企業的經濟效益。

3.建立有效的考評體系

企業的績效考核與人資管理相聯系，與員工的薪酬、任職、升遷、發展、教育等激勵性內容相掛鉤。員工的考核績效與職位升遷、職業等級、年終獎勵掛鉤，對考核成績突出的員工給與一定的物質與精神經歷，對于那些考核成績差的進行批評和適當的懲罰，從而在企業內部形成獎優罰懶的價值導向。企業經濟生產經營與管理活動中會出現各種各樣的問題，企業管理人員要針對出現的各種問題，進行深入的分析與研究，找出問題發生的原因，并及時的解決問題，使企業效益虧損降到最小。

4.提高企業經濟管理人員的綜合素質

對于企業的員工要給予充分的機會，不斷通過相關的培訓和教育工作，提高企業員工的專業素質和道德素質。通過不斷地學習，讓他們的技能不斷提升，專業技能提高了，自然能夠給人優質的服務。對于企業的長遠發展來講是非常有利的。企業可以通過外部引進和內部培養兩種方式來提高企業經濟管理人員的綜合素質，對外招聘和吸納企業經濟管理專業人才，在企業內部管理人員中選拔出管理經驗豐富、管理能力較強的人員作為經濟管理人員，同時通過培訓提高其管理能力，通過教育增強其責任意識，從而全面提高企業經濟管理人員的綜合素質，同時還需要建立相應的激勵機制，以防止人才的流失，以及激發經濟管理人員的工作積極性與熱情，從而保證企業經濟管理工作的正常運行。

綜上所述，在競爭日益白熱化的市場環境下，現代企業要想實現經濟效益的提升，必須使企業經濟管理的規范化與科學化，通過完善企I經濟管理制度、制定和完善企業經濟目標規劃、建立有效的考評體系、提高企業經濟管理人員的綜合素質等手段來實現企業經濟管理的規范化，以保證企業經濟的長久健康的發展。

參考文獻：

第3篇：規模經濟問題范文

關鍵詞：運輸業規模經濟政策措施

1、運輸規模經濟內涵的界定及分類

在經濟學中，規模經濟意味著當固定成本可以分攤到較大的生產量時會產生的經濟性，是指在一個給定的技術水平上，隨著規模擴大和產出的增加則平均成本（單位產出成本）逐步下降。也可分為內部規模經濟和外部規模經濟。其中：內部規模經濟是指隨著產量的增加，企業的長期平均成本下降；外部規模經濟是指在同一個地方同行企業的增加，多個同行企業共享當地的輔生產、共同的基礎設施與服務、勞動力供給與培訓所帶來的成本的節約。因此，運輸規模經濟是指隨著網絡上運輸總產出的擴大，平均運輸成本不斷下降的現象。

與運輸活動有關的規模經濟可以劃分成多種不同的類型，即：運輸網絡幅員經濟、線路通過密度經濟、港站（或樞紐）處理能力經濟、車（船、機）隊規模經濟、載運工具能力經濟和運輸距離經濟等。運輸業由多種運輸方式組成，各種運輸方式都既可分成基礎設施與客貨運營兩部分，而根據客貨流或服務對象的特點（如遠途或近途，整車或零擔，定點定線服務與否等）有可進一步劃分為若干運輸類別，這使得討論運輸業的規模經濟問題平添了很大的難度，不可以簡單地一概而論。可以在運輸業中找到很多存在規模經濟的例子（例如公路零擔運輸需要組織較大的車隊和在較大的網絡內通過沿途接卸和軸輻式中轉的結合提供服務），同時也可以找到大量不具有規模經濟的例證（如個體運貨卡車和船戶、個體出租車等）。

2、運輸規模經濟的分析

運輸活動無疑存在著規模經濟的現象，但由于運輸業網絡特性和運輸產品本身及其計量方式的復雜性，使得對運輸規模經濟的把握變得十分困難。而運輸生產過程又分別體現在可移動的載運設備和作為運輸基礎設施的固定網絡、線路及各個節點上面，故運輸規模經濟問題需要從多個角度進行分析。

（1）運輸是地理空間上的活動，運輸網絡在空間幅員上的規模越大，線路越長，網點越多，其服務覆蓋的區域范圍就越大，因此從運輸網絡的幅員大小看，可以考察運輸企業是否具有管轄線路越長或網絡覆蓋區域越大，單位運輸成本越低的效果。

（2）從運輸線路的通過密度上看，可以考察具體運輸線路上是否具有運輸量越大就導致該線路的單位運輸成本越低的效果。

（3）從單個運輸設備的載運能力（如列車牽引重量、車廂容積、飛機客座數或輪船載重噸位等）上看，則可以考察是否具有載運能力越大，其單位運輸成本就越低的效果。

（4）從運輸企業擁有車（船、機）隊中車輛數的多少，可以考察是否車隊的規模越大，經營效率越高或單位運輸成本越低。例如機隊的規模，既與在航線上所能提供的服務頻率有關，又與保持合理的維修隊伍及合理的零部件數量有關。我國目前擁有500余架民用客機，分別屬于數十家航空公司，飛機總數還不如國外一家大公司擁有的數量，因此每一家公司的機隊都很難達到應有的合理規模。

v5w還可以從運輸距離角度考察是否具有單位運輸成本會隨著運距的不斷延長而下降的效果。運輸經濟中一直有所謂“遞遠遞減”的規律，特別是終點成本所占比例較高的鐵路、水運和航空運輸這一特點更為明顯。

3、實現運輸規模經濟效應的政策措施

上述從多個角度對運輸的規模經濟問題進行了詳細的分析，我們發現有必要針對運輸規模經濟問題提出一些合理的政策建議。

（1）加強政策引導，培植主導運輸市場的大型運輸企業，推進運輸市場向有利于形成運輸規模經濟的方面發展。加快運輸規模經濟發展，一靠政策，二靠科技。各級政府和交通行業主管部門應加強對運輸規模經濟發展的政策研究，積極引導運輸企業走規模化、集約化的道路，促進運輸規模經濟的發展。目前，主要是結合運輸市場發展實際和發展趨勢，研究制定市場結構轉變的政策措施；在保持運輸市場競爭活力的同時，培植大型運輸企業，提高其主導運輸市場發展的能力，鼓勵企業之間開展合作與實施兼并；認真貫徹《道路運輸條例》，強化運輸市場準入管理，加大“扶優限劣”的力度，不斷提高運輸市場集中度；在當前市場競爭機制不健全的情況下，可以采取“劣汰優勝”手段，先行“劣汰”，結合較大規模、采用先進技術和經營方式的企業以更多的資源和市場，促其盡快發展壯大。

（2）創新經營理念，推進運輸企業經營方式向以分工協作為主的集約經營轉變。雖然經營方式是企業的經營自，但是，政府可以通過技術經濟政策等手段，引導其轉變經營方式。要加強對運輸產業政策的研究，制定符合運輸規模經濟發展的產業政策，如對經營資質管理、運輸線路服務質量招投標、運輸各項經營業務的分工協作問題等，積極促成企業創新運輸組織方式、提高運輸組織化程度、采用現代技術改造傳統運營體系等，為形成運輸規模經濟奠定良好的基礎。

（3）推進運輸技術進步和現代技術應用。行業技術水平的提高，從理論上來說，可以大大提高經濟規模點的規模水平，從而為不斷形成和提高運輸規模經濟效應創造更大的發展空間。應該出臺有關推進運輸新技術的政策措施，包括采用運輸新設備，實施運輸標準化、規范化，加大試驗和應用“節點運輸、”“無縫接駁”、“甩掛運輸”等先進運營模式，積極發展集裝箱運輸、快速運輸、集散配送運輸等組織化程度高的運輸項目等。有效實施以網絡化帶動規模化、以科技進步穩固網絡化的發展思路，從根本上促進運輸增長和發展模式由粗放式向集約式轉變，發揮運輸規模經濟效益。

（4）加快運輸向物流發展，推進運輸范圍經濟效應。從主要矛盾來看，傳統物流業在于實現“貨暢其流”，因而運輸業處于支柱的地位。而現代物流業是以發達便捷的交通運輸系統為支撐的，其主要矛盾是通過專業化、規模化及現代管理技術盡可能減少物流整體（包括物流優化、產業優化因素）的耗費，挖掘物流業的利益源；從收入來看，傳統物流業的營業收入中，運輸收入至少占80%以上，其余少部分為圍繞運輸過程的裝卸及倉儲保管收入，而在現代物流業中，運輸收入的比重不超過30%；從利益流向來看，由于傳統運輸業處于運輸供給不足的環境下發展的，運輸業通常有較高額的回報率，是物流業利潤源，而現代物流業則是在運輸供給充分的環境下發展的，運輸的收益率普遍很少，成為微利的經營活動，而有技術特色、規模效益的其他物流服務業成為物流產業的主要利潤源；從主要功能來看，傳統運輸業以實現物的流動或物的配給為主，而現代物流業則通過建立供應鏈管理系統，實現全方位的物流服務，可推進運輸業范圍經濟的發展。

參考文獻：

[1]榮朝和.關于運輸業規模經濟和范圍經濟問題的探討[J].中國鐵道科學，2001

[2]陳引社.我國道路運輸的規模經濟問題[J].綜合運輸，2004

[3]陳萌三，吳群琪.我國發展物流業切入點的思考[J].交通運輸工程學報，2001

[4]丁海鷹.道路運輸市場規模經濟研究[D].長安大學，2006

第4篇：規模經濟問題范文

【關鍵詞】城市商業銀行 規模經濟 超越對數成本函數

一 引言

“城商行”是一個頗具中國特色的稱謂，與其說是先驗計劃的結果，不如說是改革進程的偶然產物。為了解決城市信用社遺留的諸多問題，國務院于1995年9月《組建城市合作銀行的通知》，決定在全國35個大中城市分批組建城市合作銀行，后改名為城市商業銀行（以下簡稱城商行），初步建立起現代商業銀行的運行體系。截至2009年底，全國城商行共有145家，總資產在全國銀行業占比近10%，逐漸成為中國銀行業最具活力的組成部分。

2004年6月起，在銀監會的地域經營限制逐步放松后，城商行群體開始了“更名重組、跨地域經營、上市”為主題的大規模改革與發展浪潮。以此為契機，部分實力較強的城商行脫穎而出，相繼邁出了跨區域發展的步伐，城商行格局開始發生變化，其突破地域限制，進行跨區域發展有利于市場化、多元化發展，提高自身的競爭能力，推動我國銀行體系的良性發展，但同時也引發了資產質量下降和經營風險增加等問題。由于城商行最初的市場定位是“服務地方經濟、服務中小企業、服務城市居民”，而現實中城商行大規模擴張過程中存在的問題促使人們思索：城商行的“去地域化”會給中國的金融行業帶來什么影響？城商行的規模是越大越好嗎？銀行規模是否存在一個最佳區間？本文試圖對這一問題進行探討。

二 商業銀行規模經濟研究綜述

城商行是我國金融改革的特殊產物，在國外沒有這個概念，但由于城商行本質上是商業銀行，因此國外關于商業銀行的研究對于我國城商行克服缺陷，促進自身以及區域經濟發展具有重要的借鑒作用。六七十在這些研究中，超越對數成本函數得到了廣泛的應用。這些研究關注的焦點在于銀行業是否存在規模經濟，以及規模經濟在多大的范圍內存在。

針對中小銀行規模經濟問題的研究肇始于Benston（1965，1972）和Bell、Murphy（1968）對銀行成本問題的研究。但是直到20世紀80年代，Benston、Hanweck和Humphrey（1982）才首次用更有彈性的超越對數成本函數（TCF）來衡量商業銀行的規模經濟。他們利用美國1975～1978年數據對美國的中小型商業銀行規模經濟進行了分析，得出不管是整個銀行還是單個銀行的分支機構，美國的商業銀行長期成本曲線是U型或是向上傾斜的；在存款規模在100萬美元與250萬美元之間，存在著最有效規模，低于這個規模或是高于這個規模，銀行表現為規模不經濟。

Hunter和Timme（1986）利用超越對數成本函數法，對1972～1982年美國28個州的91家銀行控股公司進行研究，考慮了技術因素對銀行規模經濟的影響，發現單銀行制的銀行控股公司其規模經濟的上限時42億美元，而對于多銀行制的銀行控股公司，其規模經濟的上限則可以提高到125億美元；Hunter，Timme和Yang（1990）將這一上限重新界定為250億美元；Shaffer和David（1991）則認為應該是370億美元。Lawrence（1989）認為，在小型金融機構中規模較小的銀行存在規模經濟，在總資產超過1億美元的銀行中，往往存在規模不經濟或規模經濟不明顯的現象。

受經濟體制、理論水平及銀行數據資料的限制，我國學者對商業銀行規模經濟的研究開始于20世紀90年代，起步較晚，近年來逐漸受到重視。早期主要采用的是利潤指標分析法，（于良春、鞠源，1999）。后來超越對數成本函數得到廣泛應用，（徐傳湛、鄭貴廷和齊樹天，2002；闞超、王付彪、沈謙和陳永春，2004；程嬋娟、郭芳玉，2008；朱建武，2006）結果發現國有銀行和股份制銀行之間的效率存在差異，大型銀行一般處于規模不經濟狀態，中小銀行存在的非理性規模擴張行為導致其規模經濟逐步遞減，這和運用其他方法研究的結果大致相同。

國內的研究比較多地關注國有商業銀行和股份制商業銀行，對中小銀行尤其是城商行的研究比較少。多數學者把重點放在銀行的效率變化趨勢，認為隨著銀行規模的擴大，逐漸顯現出規模不經濟的狀態，不過也有學者得出相反的結論。本文將著眼點放在城商行的規模經濟這一問題上，力圖用數據與實證呈現出我國城商行目前大致的規模經濟發展狀況。

三 模型設定和數據選取

1．研究方法的選擇

在研究商業銀行的規模經濟方面，大致可以分為兩種方法：參數估計法和非參數估計法。參數估計法主要是以銀行的規模經濟和范圍經濟為分析對象，估計出生產邊界函數中的參數。超越對數成本函數具有易估計性和包容性等優點已經逐漸成為研究銀行效率的主要方法。非參數估計法主要是指包含數據包絡分析（DEA）的線性規劃方法。鑒于超越對數成本函數法已經成為一種研究銀行規模經濟的成熟的方法，本文利用這一方法對我國城商行的規模經濟情況做實證檢驗。

2．模型及變量的設定

在選擇指標的時候，首先注意所選擇的指標能夠滿足銀行規模經濟效率評價的要求，能夠客觀反映銀行的競爭力水平，其次是從技術上應避免投入（產出）集內部指標之間具有較強的線性相關關系，最后要考慮指標的重要性和易獲得性。在上述原則下，將以上投入和產出指標選擇的方法相結合，我們將營業支出總額（記為TC）作為銀行的總成本，將存款（記為Y1）和貸款（記為Y2）作為產出指標。由于現有的公開資料中，大部分城商行并不提供職工工資和福利支出、固定資產折舊等具體數據，而將其歸入財務報表的業務及管理費中，所以本研究選用業務及管理費替代人力資本和固定資產成本的支出總額。這樣既可以反應人力資本和固定資本的成本支出，又可避免使用估計值或均值引入誤差之類問題的發生。同時，經統計發現職工人數和固定資產凈值與銀行總資產高度相關，因而使用資本費用率（等于業務及管理費除以資產總額，記為P1）作為勞動力價格和實物資產價格的替代指標。將存款價格（等于銀行的利息支出總額除以存款總額，記為P2）作為投入變量。根據超越對數成本函數的形式以及所選擇的投入產出指標可以建立以下成本函數模型：

（1）

其中Yi為第i項產出數量，i=1，2；Pj為第j項投入價格，j=1，2；均為待定參數，為隨機誤差項。

由投入要素的線性同質性和交叉影響項的對稱性，可得如下模型參數約束條件：

（2）

將約束條件帶入（1）式，并化簡得：

（3）

本文研究的是銀行經營規模變動對銀行總成本的影響，因此，

定義總成本對銀行規模的彈性系數E，用來衡量銀行的規模經濟性。E等于（1）式關于lnY1和lnY2偏導數之和：

（4）

展開得：

（5）

規模彈性系數E表示銀行規模變化1%將導致總成本變

動的幅度。當E＝1時，表示銀行規模變動1%將引起總成本發生1%的同比例變動，此時銀行處于規模經濟和規模不經濟的臨界點；當E＞1時，表示銀行規模變動1%將引起總成本發生大于1%的變動，此時銀行處于規模不經濟狀態；當E＜1時，表示銀行規模變動1%將引起總成本發生小于1%的變動，此時銀行處于規模經濟狀態。

3．數據的選取

基于數據的可獲得性，本文選取我國24家城商行2006～2009年的數據作為研究基礎。將這24個城商行又根據資產規模的大小分為三組，資產規模大于800億的為大型城商行；資產規模介于300億和800億之間的為中型城商行；資產規模小于300億的為小型城商行。據此分類，本文選取的大型城商行有12家：北京銀行、上海銀行、江蘇銀行、寧波銀行、徽商銀行、杭州銀行、南京銀行、天津銀行、大連銀行、哈爾濱銀行、包商銀行和重慶銀行；中型城商行有8家：西安商行、齊魯銀行、河北銀行、錦州銀行、富滇銀行、南昌銀行、浙江稠州商業銀行、洛陽銀行；小型城商行有4家：煙臺銀行、日照銀行、萊商銀行、烏海銀行。本文數據來自各城商行公布的年度報告，由于個別年份部分銀行的數據缺失，共采集到的有效樣本點96個。

四 數據的描述統計與計量結果

本文的樣本為24家銀行4年的面板數據，因此在計量方法上將運用Paneldata模型進行分析。面板模型分成“固定效應模型”和“隨機效應模型”兩種，對于具體應該使用哪種Paneldata模型，應該進行相應的檢驗。因此在本節的實證分析之后，會對選擇的模型是否正確進行檢驗。

1．回歸結果

本文的數據均以2006年為基期進行了價格調整。由于本文僅是對我國的城商行進行研究，所以選取固定效應模型比較適宜。本文采用的估計方法為最小二乘法，數據的處理采用的是eviews 6.0軟件。經過回歸，得到模型中的系數估計值（見表1）：

*表示在0.01的置信水平下顯著。資料來源：根據各城商行公布的年報整理所得。

表中只有系數a0的估計值在統計上是非顯著的，其它系數的估計值在統計上都是顯著的。利用這些參數估計結果，可以得到各銀行E值（見表2）：

從表2中可以看出：一是這24家城商行大都呈現出規模經濟的狀態，只有個別銀行的個別年份規模經濟系數大于1，呈現為規模不經濟的狀態。說明我國城商行目前規模經濟狀態良好；二是從2006年到2009年，部分城商行的規模經濟效率值有一個逐漸增大的輕微變化，說明規模經濟的程度在逐漸減小。這說明我國城商行正處于平均成本曲線下降的階段，且下降的幅度日趨縮小；三是2008～2009年的轉折點，規模經濟狀況趨于顯著，可能是金融危機影響了國內金融市場，城商行趁機發展的緣故。這樣的結果顯示了我國城商行還有很大的擴張區間。

將各種類型的城商行的產出彈性進行求和平均，得到不同規模城商行規模經濟狀態，如表3所示：

從表3中可以看出，雖然整體顯現出規模經濟狀況，但相對于大型和小型城商行來說，中等規模的城商行的規模經濟狀況更讓人滿意，這與前人的研究結果是一致的。

2．對模型選擇的檢驗

對上文的回歸結果進行Hausman檢驗，結果見表4：

由P值可以看出，隨機效應和固定效應估計系數之間存在顯著差異，拒絕原假設，應該對模型進行固定效應估計。說明本章選取的模型形式正確，模型的參數估計是有效一致的。

五 結論與政策建議

我國城商行的數量在逐年增多，競爭日益激烈，高服務質量、高經營管理水平、組織結構完善的銀行體系正在逐步建立。從實證的結果來看，我國大部分城商行處于平均成本曲線下降的階段，呈現出規模經濟，但是近些年來，規模經濟的程度在不斷減小。而且相對于大型和小型城商行來說，中等規模的城商行的規模經濟狀況更為顯著。

為推動我國城商行的發展，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議：一是加快引進境外戰略投資步伐，學習國際經營理念。借助外力推動，以國際經營管理理念來引導改革是解決目前制肘城商行發展的瓶頸行之有效的辦法；二是減少地方政府干預，優化銀行股權結構。地方政府直接持股比越高，對城商行的干預就越多，城商行的效率就越低。城商行可以積極吸收民營資本入股，提高抗地方政府干擾的能力；三是加強風險管理，降低不良貸款率。從研究的結果看，城商行的不良貸款率顯著影響規模經濟的情況。城商行應該進一步完善內部控制制度，增強自我約束的能力，對不良貸款進行專項稽核，將風險降到可控范圍內；四是擴充資本金，建立長效的資本補充機制。資本金不足是城商行發展過程中面臨的一大障礙。增資擴股、提高資本充足率應當成為城商行未來發展的一項重要工作；五是找準自己的市場定位。目前有些城商行把謀求跨區域經營、規模擴張作為其發展目標，但是不是所有的城商行都適合跨區域經營之路。特色銀行、社區銀行和微型精品銀行都是很好的發展方向，關鍵在于結合所在地城市的經濟結構、產業背景和發展模式，找準自己的市場地位、辦出自己的特色、打造自己的品牌。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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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篇：規模經濟問題范文

關鍵詞：地方金融布局；地方經濟發展；規模經濟；范圍經濟

文章編號：1003－4625（2007）05－0053－03中圖分類號：F830.2文獻標識碼：A

地方金融布局是指地方金融機構在某一特定區域范圍內的分布與組合狀態，是由地方政府、企業、團體、個人等為出資人興辦的為地方經濟發展提供金融服務的金融機構的分布與組合。地方金融布局狀況直接影響到地方經濟發展，也直接影響到地方金融的績效。它是地方經濟發展的金融基礎，也是地方經濟發展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從2006年11月開始，我國金融領域將在機構準入和業務準入等方面對外資銀行逐步放開，地方金融機構將會直面具有較強競爭力的外資銀行的競爭和挑戰。在布局上具有明顯優勢的地方金融機構，如何擺脫發展困境，繼續支持地方經濟發展已經成為我們面臨的亟待解決的重大課題。長期以來，地方金融機構一直采取規模擴張帶動業務發展的粗放型經營模式，布局的狀況及特征并未受到人們足夠的重視。徐瑋、張偉鋒（2003）通過對上海市銀行空間布局的分類研究，總結出影響銀行布局的主要因素。周立（2004）對我國的區域經濟增長和區域金融發展進行了實證分析，得出了金融組織體系分布的行政性特征，認為決定金融機構布局的主要因素是行政性因素，金融機構分布的非經濟性較為突出。李金勇和張曉蓮（2001）、孫天琦（2006）對我國城市商業銀行的機構布局現狀進行了實證分析，得出網點設置不合理，難以形成規模效益的結論。由于地方金融機構在市場準入上受到來自銀行監管部門的約束，在區域分布上具有較強的均齊性和地方性，因此我們擬以河南省為例，從地方經濟發展、范圍經濟、規模經濟等視角考察地方金融布局問題。

一、地方經濟發展與地方金融布局

地方經濟發展水平對地方金融機構的經營規模和金融效率起著基礎性的制約作用。地方經濟發展水平與該地區可能形成的金融剩余規模之間呈正相關關系。地方經濟發展水平越高，從經濟生活中游離出來的金融剩余數量也會越多，融資需求也會比較旺盛。而金融又對經濟發展有著明顯的支持作用，尤其是在間接融資占主導地位的我國經濟中，銀行類金融機構的融資規模直接推動著GDP和人均收入的增長。在貸款違約率和違約損失率既定的情況下，地方經濟發展水平約束著地方金融機構的金融效率。

通常情況下，一個地區的以GDP衡量的經濟規模與該地區的金融規模之間呈正相關關系。相應的，地區間人均GDP的差異對各地區地方金融布局形成有著重要的影響。然而，通過對1999年河南省17個地市人均GDP和地方金融機構數量及地方金融存貸款市場占比情況的比較發現，各地區人均GDP與地方金融機構數量及地方金融存貸款市場占比負相關。人均GDP較高的鄭州、焦作、洛陽、三門峽等地市，地方金融機構數量并不突出，地方金融存貸款市場占比處于中等以下水平。人均GDP最高的鄭州市，地方金融存貸款市場份額居全省倒數第一。人均GDP居第五位的洛陽市，地方金融存款市場占有率居全省倒數第二位，貸款市場占有率居倒數第六位。地方金融機構數量也低于信陽、南陽、周口、商丘、駐馬店等地市。

人均收入對地方金融布局的影響表現在，人均收入較低的地區，地方金融機構數量反而較多，地方金融存貸款市場占有率也較高；人均收入較高的地區，地方金融機構數量較少，地方金融存貸款市場占比較低。

各地區的產業結構對地方金融布局影響顯著。在總產出中，第二產業與第三產業占比較低的地區，地方金融機構數量較多；相反，則較少。農業產出在當地GDP中占比較高的地區，如信陽、南陽、周口、商丘、駐馬店、開封等地區的地方金融機構數量較多。從農村信用社的角度看，這6個地市擁有的獨立核算農村信用社數量占全省的52.67%。同時，這些地市的地方金融存貸款市場占有率也較高，而鄭州、洛陽、三門峽、焦作、平頂山等5個地市的農業產出占GDP的比例較低，地方金融機構數量占全省獨立核算農村信用社總量的25.72%，地方金融存貸款市場占有率也處于相對較低水平。見表1。

二、范圍經濟與地方金融布局

從范圍經濟的角度看，金融機構的多角化經營可以獲得“協同價值”。金融機構投入的要素具有多重使用價值。金融機構增加了經營品種，擴大營業范圍，可以使價值鏈中的關聯部分得到充分利用。同時，范圍經濟可使銀行效率管理的覆蓋面擴大，進一步分散金融市場風險，可以節省大量的研究開發費用和網點建設費用，取消某些重復的業務設施并相應地裁減員工，節約交易成本，迅速獲得跨行業的經營管理經驗，減少學習成本，達到管理資源的充分利用和現金流量的充分使用，提高資產回報率。

在我國，關于金融業是否存在范圍經濟的討論，絕大多數是在分業還是混業的經營模式下展開的。但杜莉、王鋒（2002）運用管理模型對我國商業銀行范圍經濟的現狀進行分析，認為我國商業銀行中四大國有商業銀行范圍經濟性更強，并呈逐年遞增趨勢；而股份制商業銀行則較差。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是四大銀行吸收存款的能力強，而資金運用又分散在貸款、國債、政策性金融債券和持有特定金融債券。相比之下，股份制商業銀行融資成本高，閑置資金少是出現范圍不經濟的主要原因。

金融業的多角化經營必然反映在收入結構和費用及利潤指標上。我們在對表2和表3分析后發現，四大國有商業銀行和股份制商業銀行中的光大、廣發、中信以及城市商業銀行的收入結構已經多元化了，但它們的成本費用狀況和盈利狀況有較大差異。四大國有商業銀行和城市商業銀行的存款費用率與貸款費用率明顯高于光大、廣發和中信，而主要依靠貸款利息作為利潤來源的交通銀行則是這些銀行類金融機構中盈利能力最強的，其資產利潤率、利潤費用率和收入利潤率為最高。四大國有商業銀行近年來大力開拓中間業務，不斷推出新的金融服務產品，然而存款費用率和貸款費用率等成本費用指標大大高于股份制商業銀行，盈利指標大大低于股份制商業銀行的事實，已經說明四大國有銀行并不存在范圍經濟。城市商業銀行、城市信用社、農村信用社等地方金融機構，在、委托理財、基金、國債投資等方面的業務受政策局限拓展較少，其收入來源主要是利息收入，成本費用指標和盈利指標與四大國有商業銀行不存在明顯差異。據此可以判斷，業務的多角化經營與金融機構的盈利狀況和成本費用狀況并無太大關聯。因此，不能以業務的多角化與否斷定金融機構是否存在范圍經濟。

在地方金融機構中，城市商業銀行的業務拓展情況優于城市信用社和農村信用社，其收入的多元化傾向也較為明顯，存款費用率、貸款費用率、利潤費用率等費用指標略優于城市信用社和農村信用社，盈利狀況也略好于信用合作社，但是利潤費用率卻與二者相近。因此，就我國目前分業經營的現實來看，很難判斷哪一家地方金融機構具有范圍經濟。既然如此，從范圍經濟的角度來考察其對地方金融布局的影響缺乏現實依據。

三、地方金融機構的規模經濟問題

金融機構是一種規模經濟效應極強的經濟組織。規模經濟在商業銀行的經營中體現在幾個方面：一是在經營規模一定的情況下，每筆業務的金額越大，資金費用率就越低；反之，資金費用率就會越高。二是商業銀行每筆業務平均余額的提高，最終要受客戶經營規模和財務收支規模的限制（武捷思，1996）。三是商業銀行組織規模與市場占有率呈正相關關系。銀行組織規模越大，可能動員的金融資源越多，金融資源使用的對象選擇范圍就越廣泛，所獲得的收益就越大。在銀行規模增大的前提條件下，它就可以突破自身所擁有的人才資源、信息資源和技術設備的限制來擴大業務范圍，向社會提供更多的技術服務，同時廣泛分攤信息成本和其他成本，從而實現規模經濟。

通過對河南省各金融機構經營狀況的實證研究，我們發現，國內四大銀行的存貸款市場占有規模和組織規模盡管絕對大于其他商業銀行和地方金融機構（見表3），但是其利潤費用率、收入費用率、資產利潤率等指標明顯低于股份制商業銀行，說明其盈利能力與組織規模和市場規模并不呈正相關關系。

同時，存款費用率和貸款費用率等費用指標則高于股份制商業銀行，與組織規模和市場規模較小的地方金融機構相近。可見四大國有銀行在河南的組織規模與市場規模過于龐大。規模不經濟的特征較為明顯。股份制商業銀行的組織規模和市場規模遠不及國內四大國有商業銀行，卻在盈利能力和費用控制方面優于四大國有商業銀行。究其原因，除了歷史包袱較輕以外，先進的經營管理模式和管理理念、優秀的經營管理人才、積極進取的市場開拓意識以及較為優良的公司治理結構，是其占得市場先機的重要法寶。城市信用社和城市商業銀行的經營地理環境和客戶資源與股份制商業銀行相同，卻由于歷史包袱較大、經營管理模式拷貝了國內四大銀行、公司治理結構不盡完善、風險意識淡薄等原因，盈利能力與成本費用控制能力與國內四大銀行無明顯差異，與股份制商業銀行存在較大差距。在各地方金融機構中，無論是組織規模，還是存貸款市場占有規模，農村信用社都擁有絕對優勢。但是，農村信用社面對的主要客戶資源是農民、鄉鎮企業和農村社區，資金來源中儲蓄存款又占了絕對比重，單筆存款規模和單筆貸款規模均較小，客觀上使農村信用社的資金費用率較高。加上農村信用社的功能定位飄忽不定，法人治理結構一直未能得到建立和完善，農村信用社在機構設置上過多考慮了“支農主力軍”的角色，未能按經濟規則去考量機構布局，因此，規模不經濟問題較為突出，見表3。

四、結語

由于各地區地方金融機構布局趨同，網點鋪設趨同，其組織體系在空間分布上十分均齊，幾乎在每一個行政區域內都存在著同類和同等規模的地方金融組織群體，因此對河南省地方金融機構布局的分析結論應具有普適性。地方金融機構的發展狀況直接影響著地方金融安全和地方經濟的持續發展。在我國加入WTO過渡期已經結束的今天，金融市場對外資金融機構全面放開，地方金融作為金融改革和發展中的薄弱環節，備受人們關注。地方金融機構在十年乃至數十年的發展過程中，為地方經濟發展提供了重要的金融支持作用，其布局狀況如何直接影響到地方經濟發展。通過對河南地方金融布局的實證研究發現，地方經濟發展水平與地方金融布局有著緊密關系：人均GDP與地方金融機構數量以及地方金融機構存貸款占當地市場份額之間呈負相關，人均收入與地方金融機構數量也呈負相關關系；各地區產業結構中，第二、第三產業占比較低的地區，地方金融機構數量較多。同時，在我國金融業分業經營的現實背景下，難以判斷范圍經濟對地方金融布局的影響。同時，我們也注意到，地方金融機構的規模不經濟問題較為突出。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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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徐瑋,張偉鋒.銀行業空間布局與競爭戰略選擇[J].上海金融,2003,(6).

第6篇：規模經濟問題范文

關鍵詞：汽車產業；規模經濟；發展策略

一、理論依據

規模經濟理論是經濟學的基本理論之一。規模經濟理論是指在一特定時期內，企業產品絕對量增加時，其單位成本下降，即擴大經營規模可以降低平均成本，從而提高利潤水平。規模經濟通常有兩種表現形式，一種是內在的，即廠商的平均生產成本隨著其自身生產規模的擴大而下降；另一種對單個廠商來說是外在的，但與整個行業的規模有關，即外部規模經濟。

從經濟學說的發展歷史角度來看，亞當?斯密作為規模經濟理論的創始人，他在國富論中做出了以下論述：勞動生產上最大的增進，以及運用勞動時所表現的更大的熟練技巧和判斷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結果。斯密以勞動分工和專業化生產為切入點，進一步揭示了生產率提高的原因：分工使得每一個工人的勞動技能和熟練程度都得到了提升，節約了生產過程中由于變換工作步驟而浪費的時間，同時促進了機器的發明和應用，“由于勞動分工的基礎是一定規模的批量生產”，因此，斯密的理論可以被認為是一種古典規模經濟理論。真正意義的規模經濟理論起源于美國，它揭示的是大規模生產的內部與外部經濟性，規模經濟理論的主要代表人物有阿爾弗雷得?馬歇爾、張伯倫、羅賓遜和貝恩等。

二、中國汽車產業發展現狀

從上世紀五十年代開始，時至今日，我國的汽車產業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這六十多年的發展過程大致可以分為以下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1953年至1978年，這是我國汽車工業的起步階段。1953年，我國第一家汽車制造廠――中國第一汽車制造廠的誕生，標志著我國汽車工業完成了從無到有的質的飛躍。之后，我國的汽車工業由于體制問題等原因，發展十分緩慢，基本處于停滯狀態。這一階段我國的汽車產業發展較為落后，產業規模較小，基本不具有規模經濟性。

第二階段，1979年至1993年，這是我國汽車工業的成長階段。1979年，我國開始實行改革開放制度，經濟體制由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體制轉變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市場對于資源配置的作用越來越重要，我國市場對于汽車日益增長的需求推動了我國汽車產業的快速發展。在這一時期，我國汽車產業的規模迅速壯大，到1992年，我國汽車產量首次突破100萬輛大關，達到106.2萬輛，在世界各汽車生產國中排名第11位。該階段中國汽車產業在取得了顯著發展的同時，也產生了很多問題，主要表現為汽車產業投資混亂廠商林立，整體發展水平不高，廠商生產規模有限，距離國際公認的汽車產業規模經濟產量還有很大的差距。

第三階段，1994年至今，這是我國汽車工業調整改革騰飛的階段。1994年隨著《中國汽車工業產業政策》的頒布，我國汽車產業進入了全新的發展階段。在這一時期，外國資本大量進入我國汽車產業，合資模式廣泛開展。我國汽車產業的發展很大程度上依賴于國外資本的注入，因此，汽車制造的核心技術仍然掌握在國外廠商手中，我國廠商技術仍然處于落后水平。到了2008年，我國汽車產量達到了961.6萬輛，成為了全球第一大汽車銷售國。2014年我國汽車產銷量雙雙超過2300萬輛，創全球歷史新高，連續6年蟬聯全球第一。這些事實標志著中國已經逐步發展成為了汽車生產大國。

三、中國汽車產業規模經濟發展存在問題

經過了六十多年的發展，雖然中國汽車產業取得了巨大的進步，中國也實現了從汽車小國到汽車大國的轉變，但是，中國目前還并不是一個汽車強國，我國汽車產業仍然沒有形成良好的規模經濟性。

汽車產業屬技術與資金密集型行業，通常情況下資產專用性較強，因此汽車企業對規模經濟具有很高要求。最近幾年，我國汽車產業不斷引進國外優質資本與關鍵技術，資本投入和科技創新能力得到加強，使得汽車企業的產能和勞動率得到顯著提升，汽車產業的規模經濟性也越來越明顯，但是到目前為止我國汽車產業仍然保持著企業數量多、規模小的產業格局。

目前，汽車經濟規模的國際公認標準為200萬輛。全國大多數汽車企業生產批量小、專業化水平低、規模小、布局分散、自主開發能力差的問題十分突出，造成的結果是產業集中度低、規模不經濟。根據2014年全國汽車生產企業排名來看，在全國153家整車廠中，年產量200萬輛的僅有5家，在50萬輛至200萬輛的僅有3家，絕大多數年產量在50萬輛以下。由此可見，我國汽車產業的規模是相當的小，距離達到規模經濟的要求還有一定的差距。

四、中國汽車產業發展策略

1、推行兼并重組，擴大各廠商規模

為了提高我國汽車產業市場集中度，需要在全國范圍內推行車企兼并重組戰略，以此來調整我國汽車產業的市場結構，從而提高我國汽車產業國際競爭力。具體的方式有收購、兼并、重組、參股等，通過強弱兼并，強強聯合，既可以減少企業數量，提高產業集中度，又能形成一批具有高度規模經濟性、競爭實力強大的汽車企業集團。

2、扶持自主品牌，增強核心競爭力

雖然我國汽車產銷量每年都在增加，但是當前市場中，中國自主品牌的企業占據的市場份額還比較小，而且還存在著下降的趨勢。2014年我國汽車產銷量位居世界第一，但我國自主品牌卻沒有一家進入前十。這就意味著，我國自主品牌的汽車企業仍然需要找到適合自身的發展策略。因此，進行技術升級，提升自主品牌的核心競爭力成為當前我國汽車產業發展的重要方向。目前我國的自主品牌所生產的汽車，在設計、核心技術應用、制造等一系列的環節都還存在很多不足，很多的設計都是借鑒外國廠商的現有資源。因此在消費群體之中的認同度很低，自主品牌給人留下的印象始終是價格便宜但是品質低劣。我國車企需要加大對自主研發的投入，避免一味的抄襲模仿國外廠商，加快技術升級，通過開發新技術來減少成本，提高質量，增強競爭力，從而提高自主品牌在消費群體之中的認同度。

3、抓住發展機遇，探索新能源汽車

近年來，由于環境污染、能源危機等問題，新能源汽車逐漸成為汽車市場的新寵。新能源汽車目前尚處于起步階段，市場格局尚未形成，我國自主品牌的汽車企業應抓住此次機遇，積極同國外廠商開展競爭，大力研發新能源汽車，盡早進入新能源汽車市場，通過搶占市場先機來吸引顧客，擴大自身的市場占有率，爭取在這一新興市場中取得領先的行業地位。（作者單位：河北經貿大學）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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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李安定.車記[M].三聯書店，2012.

第7篇：規模經濟問題范文

［關鍵詞］教育經濟學高職教育教育戰略

［作者簡介］夏慧夷（1984- ），女，浙江臨安人，浙江農林大學，講師，碩士，研究方向為高等職業教育、傳播學、公共關系學。（浙江 臨安311300）

［基金項目］本文系浙江農林大學天目學院2012年教學改革研究項目“基于應用型創業人才培養的《公共關系學》課程教學改革與實踐”的階段性研究成果。（項目編號：TMZD1207）

［中圖分類號］G710［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4-3985（2014）14-0005-03

在我國從傳統的人口大國向人力資源強國轉變的過程中，作為高級技術人才培養的關鍵主體，高職教育自身的戰略發展路徑選擇尤為重要。高職教育的經濟學屬性主要表現為如下方面。從高職教育過程而言，高職教育人才培養可以被視為以人才為衡量標準的投入產出過程，高職教育的目標即在確保教學質量的前提下，通過優化高職院校的運行管理效率來降低單位教育活動成本，進而提升高職教育的產出投入比。從高職教育內容角度而言，高職院校的教師與學生之間的知識傳授過程實質上可以用信息經濟學理論來解讀，知識產品交易過程中存在嚴重的單向信息透明問題，作為知識購買者的高職學生在購買高職院校的知識傳授服務時，缺乏對其所要購置對象的必要屬性的充分認知，高職教育內生的信息不完全和信息不對稱問題直接影響學生的學習效能。從高職教育結果來分析，高職教育的目標是培養具有較高技術能力與職業素養的人才，從而形成區域經濟發展所需的人力資本積淀。高職教育的人力資源積淀不僅有利于高職院校和用人單位，而且通過經濟學意義上的外部溢出效應惠及區域經濟的各領域。隨著我國改革開放進程的日益推進，我國高職教育事業已經完成了在高職教育領域改革的初期探索，正步入戰略發展關鍵期。這就要求各地高職院校和高職教育工作者轉換思維，積極運用經濟學視角來思考高職教育的經濟學屬性，從教育經濟學的視角來探索高職教育戰略發展新路徑。

一、教育經濟學視角下的高等職業教育戰略問題

（一）高職教育發展戰略框架下的教育資源供需均衡問題

第一，我國高職教育技術人才培養的供需問題主要表現為結構性供需失衡。高職教育人才培養的結構性供需失衡表現為高職院校的人才培養總供給量與人才市場總需求量之間基本平衡，但高職院校的各專業人才供給量與人才市場的專業崗位需求量之間存在供給不足和過剩并存的問題。信息社會的到來對人才的需求量大大增加，人們普遍有接受高等教育的愿望，客觀上需要形式多樣的教育形式。但相對本科高等院校，國家及地方財政對高職院校撥款較少，從而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高職院校的教育供給能力。高職教育人才培養結構性供需失衡的根源在于高職院校未能充分獲取就業市場的即時信息，從而使得其專業設置方向和課程開發內容與人才市場需求相脫節。

第二，高職學生的擇業選擇方向與區域人才市場的崗位需求相脫節。我國高等教育經歷了從傳統精英式教育向大眾化教育方向的轉型，由此導致高職院校的人才培養方向和授課內容都同步發生變動。但在高職教育目標市場上，學生及其家長對于高職教育事業的大眾化教育方向轉型缺乏必要的認知，他們期許通過大眾化的高職教育來達成其心中所追求的精英化就業目標。高職院校的人才培養目標與學生及其家長所期許的就業目標之間存在巨大差異，由此導致高職學生在畢業后通常選擇等待高端就業崗位而拒絕接受低端崗位就業機會。高職畢業生基于錯誤就業理念的擇業選擇既約束其自身的就業空間，亦使得部分用人單位難以招聘到合適的人才，最終造成就業市場人才供需的結構性失衡。

第三，消費者的理性決策能力缺失亦是導致高職教育發展戰略框架下的教育資源供需均衡問題的關鍵。當前高職教育戰略體系難以滿足高職教育消費者的理性消費行為。傳統的商品或服務的購買者清晰地知曉其購買商品的價值及技術屬性，消費者可以根據其對商品的透徹認知做出相對理性的交易決策。但是高職教育事業有別于傳統意義上的商品或服務的特性主要表現為如下方面：一是消費者對其所購置的高職教育服務性產品的具體品質參數缺乏理性認知，從而使得他們在購買高職教育服務決策時難以做出相應的理性決策；二是高職教育服務的價值實現過程較為漫長，教育事業消費者在享受高職教育服務時難以有效甄別提供該項教育服務的高職院校的教學質量，但高職院校要求學生在較短時間內做出接受教育與否的決定。教育消費者為克服自身消費決策的盲目性，通常采取將高職院校歷史沿革下來的聲譽作為其決策的重要依據。但是，教育消費者依據聲譽做出的高職教育消費決策卻難以有效揭示不同高職院校的個性化教育模式的優劣性，更難以評判該高職院校的個性化教育模式是否適合該受教育者的性格特征和學習需求。

（二）高職教育發展戰略框架下的教育結構與產業結構耦合問題

第一，高職辦學層次結構與區域經濟產業結構耦合存在問題。改革開放以來我國高職教育事業步入快速發展期，作為高等教育和職業教育的交叉領域，高職教育已成為高層次技術人才培養的主力軍。但從區域經濟產業結構發展趨勢分析，高職教育存在辦學層次結構單一、培養出的人才其實踐動手能力不足且職業素養不高等問題。區域經濟產業結構的轉型與升級要求傳統的以勞動密集型為主要特征的社會生產模式向知識與技術密集型方向轉變。但是當前我國高職院校在升級人才培養的技術層級方面動作滯緩，缺乏大力培養掌握高新技術的高素質人才來替代為傳統產業所培養的通用技術人才的能動性，從而表現為人才培養層次結構明顯落后于產業結構升級需求的局面。

第二，高職區域結構與區域經濟產業結構耦合存在問題。我國高職教育事業呈現顯著的地區發展不均衡問題。東部地區的宏觀經濟發展水平高于中西部地區，這樣，東部地區有充裕的財力和教師人才來支持其舉辦較高水平的高職教育，中西部地區的高職教育從數量到質量上整體落后于東部發達地區。高職教育還存在城鄉差別及一二線城市與中小城市之間的差別。該差別的根源在于區域經濟發展水平影響地方政府對高職教育區域布局結構的優化能力，進而影響高職教育服務區域經濟產業結構升級的能力。高職教育的區域結構不均衡性導致高職院校所培養的技術人才供求失衡，進而制約區域經濟的協調與可持續發展。

（三）高職教育發展戰略框架下的教育規模經濟問題

第一，高職院校的規模不經濟制約有限的高職辦學經費的使用效率。高職教育規模經濟是指在保障高職教育技術性人才供給質量的前提下，通過擴張高職教育人才培養規模而引起單位高職教育辦學經費投入所帶來的高職教育辦學收益增加的經濟現象。高職教育規模經濟揭示了高職教育各辦學要素的集中程度和優化配置水平與其所產生的經濟效益之間的關系。規模經濟理論表明，在一定人才培養規模范圍內的高職院校規模有利于增進高職教育辦學經費的利用效率，超過一定規模的高職院校的辦學經費利用效率和高職教育所帶來的經濟效益將下滑，其高職教育邊際效益趨向于零，乃至跌落為負數，從而導致高職院校的規模不經濟。規模不經濟導致高職院校的生均辦學經費支出成本過高，從而削弱其踐行高職教育發展戰略的能力。

第二，當前我國高職院校存在多種形態的規模不經濟問題。與普通高中和本科院校大規模擴招相比，我國高職院校的辦學規模相對較小，難以滿足我國經濟發展和產業轉型對高素質技術人才的需求。雖然近年來高職教育發展的絕對速度較快，但仍然缺乏足夠魅力吸引考生報考。其根源在于各地政府教育主管部門的決策者從思想層面對高職教育促進宏觀經濟發展的重要性缺乏必要認知，導致其在做高等教育決策中偏向于扶持本科院校建設；高職院校的實踐課程耗費較多教育資源，導致多數高職院校所收學費水平高于普通高校；各地高職院校以較小的辦學規模艱難地生存，這種規模不經濟狀態弱化其提升辦學質量的能力；我國部分高職院校存在脫離其辦學實力而盲目擴張，總體辦學規模過大亦導致規模不經濟問題。

（四）高職教育發展戰略框架下的教育市場化問題

第一，產業化與市場化運作對高職教育事業所應當肩負的維護教育公平與社會正義提出了挑戰。當前我國高職教育戰略發展方向是通過高職教育產業化運作的方式來推動高職教育市場發育，將原本由各級財政負擔的高職教育辦學經費分解為財政撥付、學費和社會化教育投資等多元化經費來源，從而形成高職教育辦學經費的多元化籌措模式，以減輕各級政府在舉辦高職教育事業方面的財政壓力。但是，作為高等教育系統的有機構件，高職教育同樣肩負著通過踐行教育公平的形式來維護社會正義。過度市場化運作對高職教育事業所應肩負的社會道義責任提出了挑戰。該問題的誘因在于高職教育事業兼具社會公益性與教育市場經濟性的雙重屬性，將高職教育產業化與市場化問題從其所應負擔的社會公益責任中剝離后再對其做相應的價值判斷并無意義。在推進高職教育產業化的進程中應如何兼顧作為準公共產品的高職教育公益責任的問題，亟待高職教育戰略決策者深思。

第二，利益分析是探析高職教育市場化問題根源的邏輯基礎。作為高職教育市場化和產業化典范的美國硅谷有力地證實了高職教育市場化和產業化方向正確性的一面，但我國高職院校在高職教育市場化和產業化進程中所表征出的各種亂象也需要引起高職教育主管部門的深思。我國高職教育市場化進程中的亂象的根源在于高職教育市場化改革中所引發的利益相關者之間的利益沖突對既有高職教育管理秩序與教學秩序的破壞。我國傳統高職院校管理體制基礎是官本位理念指導下的行政化管理體制。行政人員群體所秉持的行政意志與學術人員群體之間形成了行政意志和學術意志的沖突以及行政權力和學術權力的沖突。各利益團體之間的沖突直接還原為圍繞價值觀定位、權力爭奪及資源分配等一系列問題的利益沖突。利益沖突直接導致高職教育體系內的辦學力量內耗，進而削弱高職院校實施人才培養戰略的能力。

二、教育經濟學視角下的高等職業教育戰略發展路徑選擇

（一）基于教育供需均衡視角以優化高職教育戰略

第一，高等職業教育主管部門應當從全國高職教育力量均衡布局的角度來制定高職教育發展戰略，以實現區域間高職教育教學實力的相對均衡性，為促進東部地區與中西部地區的宏觀經濟均衡發展奠定堅實的人才基礎。高職教育產業的區域化均衡與區域經濟均衡之間相輔相成且互為補充。中西部宏觀經濟的良性發展有助于拉動城市化進程和產業轉型升級，增強地方財政實力，進而全面提升中西部地區地方政府對高職教育事業的財政支持力度。

第二，經濟學視角下的高職院校發展戰略的有效落實須以高職教育的利益相關方獲取較高投資收益率為前提。當前我國正處于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歷史關鍵期。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有機構件，高職教育事業的各利益相關方都有從既有高職教育系統謀求自身利益的訴求。高職教育戰略規制方式的變革既包含技術層面的表象問題，亦包含制度經濟學層面的深層次的利益博弈問題。高職教育戰略制定者首先面臨的是高職教育各利益相關方的利益博弈問題。實現高職教育各利益相關方的收益最優化目標，要求各方均衡考慮各自私利和其他利益相關方的切實利益，并在二者之間取得戰略層面的均衡態勢，從而達成對高職發展新戰略的共識，最終實現整體收益最優化的目標。

（二）基于教育結構與產業結構視角優化高職教育戰略

第一，高職教育戰略制定應充分考慮區域教育結構與區域產業結構耦合事宜。當前我國宏觀經濟正處于產業結構轉型升級的歷史關鍵期，各區域經濟體都確立了以信息化技術來拉動傳統產業轉型升級。各地都確立符合其區域資源稟賦優勢的戰略型產業，積極扶持本地具有戰略優勢的產業和新興產業領域，并以新技術來改造升級傳統產業。這要求高職教育事業必須融入區域經濟產業大發展的洪流，以變革學科建設和專業設置方向的方式來與區域產業戰略發展方向保持同步關系。職業教育專業建設必須主動與產業戰略重點對接：基于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設置新型專業；基于主導產業（支柱產業）發展打造骨干專業；基于傳統產業發展提升傳統專業；基于生產型服務業發展創建特色專業。

第二，各級政府應當立足全局視野來統籌規劃高職院校的區域發展布局，制定扶持性財政政策及金融政策來幫助經濟相對落后地區的高職教育事業發展，以有效解決經濟相對落后地區的高職教育辦學設施與設備投入不足的問題。地方政府和行業協會應當積極促進高職院校與區域經濟體內的企事業單位展開產學交流與合作，通過教學與生產資源共享和創新辦學合作模式的方法來促進地方高職院校辦學實力的提升。

（三）基于高職教育規模經濟視角優化高職教育戰略

第一，高職院校應當適度控制學校的技術人才培養規模，以實現高職教育事業有限辦學經費的高效利用。高職院校的招生數量與辦學規模是評估高職教育辦學能力的重要指標之一。通常而言，辦學規模越大，高職院校的龐大規模所衍生的規模經濟效益越顯著。但高職教育事業的內在復雜性決定其辦學規模和辦學質量之間并非存在單調正相關關系，缺乏自制力和脫離自身實力的盲目擴張規模將導致高職教育規模不經濟的局面。各高職院校的辦學能力是高職教育園區規模經濟效應的源泉，如果缺乏各校的辦學能力，高職教育園區的規模經濟效應將毫無意義，更遑論經濟效益與社會效益。為此，高職院校應當結合自身的辦學實力來制定適度的辦學規模，將高職教育規模擴張水平和高職教育所生成的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相掛鉤，確定適合高職院校的、能有效提升單位辦學經費投入產出水平的恰當的高職辦學規模。

第二，高職院校應當基于自身辦學實力來確定適度經濟的人才培養規模。一是高職院校通過有效的內部組織合理化安排來提升對教育資源的高效利用，進而在確保其教學質量的前提下實現學校的規模擴張，從而形成內部規模經濟。二是高職院校通過與兄弟院校和校企合作關系下的其他企事業單位之間展開合理的分工合作，重組教學與生產資源，優化組織聯盟間的區域布局結構，從而形成顯著的外部規模經濟。高職院校的內部規模經濟通常表現為高職院校的自我投資式規模擴張或通過兼并重組的方式實現其規模擴張；而高職院校的外部規模經濟通常表現為高職院校以大學城或校企合作聯盟為合作平臺來實現合作各方的教育資源共享。外部規模經濟優勢在于單個高職院校可在回避投資風險的基礎上，通過共享教育資源的方式來降低其教育事業的運營成本。

（四）基于利益機制建設視角以優化高職教育戰略

第一，高職院校應當確立以市場化為導向的高職教育利益驅動機制。高職教育的制度變遷涉及多方利益主體，應當邀請多方利益相關者積極參與。作為高職教育的核心制度供給者，各級政府應當洞悉驅動高職教育事業良性發展的高職教育利益結構的基本原理和動力機制。通過深入探析社會各界對高職教育發展戰略的利益訴求，各級政府可以制定整合社會各界意志，以有力的證據支持來形成高職教育發展戰略。高職教育改革需要尊重學術團體的力量并充分反映其合理利益訴求，但支持學術力量并不等價于行政權力從高職教育事業領域中過激地全面撤退。采取告別式的激進態度對既有高職教育戰略體系進行改革是不可取的，高職教育戰略發展路徑必須遵循基本的高職教育規律，沿著有序進化的路徑來穩步探索符合高職教育事業各個利益相關方的共同利益結合點，并以各方的共同利益為基點來制定并實施高職教育戰略。

第二，高職院校應當以利益機制建設為驅動力，優化高職教育資源配置模式，促使高職教育從傳統的發散式發展模式向內涵式發展模式的戰略方向轉變。高職教育的辦學經費支出結構對高職教育的發展戰略和辦學模式有著較強的影響力。21世紀以來的高等教育大擴張戰略在高職教育領域主要反映為高職院校將寶貴的、有限的辦學經費用于高職教育規模擴張上，缺乏提升高職教育的內涵和質量的能動性。高職教育戰略發展方向的優化必須以高職教育辦學經費的投放方向轉變為前提。為此，高職教育應當轉變和優化當前我國高職教育辦學經費支出結構，將資金主要投向與教育教學、科研等直接相關的活動，諸如提高教師待遇、加大對貧困學生資助力度、建設一流實驗室、采購高質量的圖書雜志和數據庫等方面。

第三，高職院校應當完善各利益相關方的合理利益表達機制的建設。利益相關者有序參與高職教育戰略的制定與實施，是保障高職教育戰略的有效落實的前提；利益相關者通過公平與公正的利益博弈平臺形成各方所認同的利益共識，則是保障高職教育戰略實施效果的關鍵。科學的高職教育戰略方案的形成過程必然是各利益相關方的合理利益得以民主地、廣泛地且充分地表達的過程。這要求高職院校在制定高職教育戰略決策過程中應當擺脫以政府和高校官員和少數被有意選中的專家來做閉門式決策的傳統決策法，建立基于廣泛民意基礎的開放式決策法。專家決策和問計于民式決策相結合的決策方式有助于在高職教育戰略方案中達成充足的共識交集，提升高職教育戰略方案的科學性。

［參考文獻］

第8篇：規模經濟問題范文

關鍵詞: 高職院校; 規模經濟; 研究; 策略

中圖分類號: G471文獻標識碼: A文章編號: 1009-8631(2010)03-0123-02

江南某地兩個原國家級重點中專合并組建了高職院校后不僅優化了專業合理布局和資源配置,提高了辦學質量和辦學效益,而且對盤活學校資金資產,降低辦學成本,提供了非常好的條件,總體上產生了“一加一大于二”的合并效應,并走出了一條規模、內涵共同發展之路。

一、高校規模經濟的形成機理

設定高校的教育資源投入,以單位人才成本計算,產出則以學生(在學或畢業)人數計算。學生人數增加的比例大于單位學生成本增加的比例,便是教育規模經濟;如果人數增加的比例小于單位學生成本增加的比例,便是教育規模不經濟。

如圖所示,Y軸代表成本;X軸代表學生人數;MC代表邊際成本曲線;AC代表平均經常成本曲線。教育規模經濟應指單位平均成本因學生人數增加而下降的情況。反之,單位平均成本因學生人數增加而上升的情況則稱之為教育規模不經濟。

規模經濟理論對高校辦學的啟迪表現在:第一,在師資等高等教育資源相對穩定的條件下,擴大在校生規模,將提高師生比率,降低學生平均培養費用;第二,架構學科專業平臺,拓展相近專業,提高專業集中度,平衡專業課與基礎課教師的工作量,以利教師資源共享;第三,文理交融、多學科滲透,對高校的科研實力和培養復合型人才將帶來潛在的效益。第四,規模擴大帶來的好處是有條件的,擴大規模的發展過程中要處理好規模與內涵的矛盾。

二、某高職院校的規模經濟效應評判

Brinkman和Lesilie(1986)所做的綜述被認為是一項很全面的總結。在研究整理四十篇以上美國高等教育規模經濟現象的相關研究后發現,規模經濟普遍存在于各種類型的大學。對于二年制的學院(相當于我國的高職院校)而言,當增加學生人數的三到四倍時,平均學生單位成本可以降低約25%;而四年制的本科則可以降低約22%。他們還認為通常原來學生規模較小的學校當學生人數增加時會顯著降低單位成本。

我們在擁有2000-2003年原兩所國家級中專校和2005-2008年合并后的高職院校會計數據及學生數據的基礎上,對合并、轉型前后的生均教育培養成本進行了核算,具體結果如下。

備注:2004年為兩中專校合并、轉型為高職院校的過渡期,故未考慮該年度的情況。

由上面兩張表,結論顯而易見:合并前的兩所中專校在2001-2003年(除個別數據)均出現了生均教育培養成本下降的趨勢;而合并后高職院校在2005-2008年生均教育培養成本呈現先遞增后遞減趨勢。特別是07年生均成本大幅下降,這表明學校的擴招的確存在規模經濟效應,主要原因在于:

(一)集聚資金效應

規模擴大有助于提高有限資金的集中使用度,緩解經費不足的矛盾。有利于提高科研能力的集中度,增加有限的科研經費的使用效益。通過擴招,學校節約了交易費用,只要節約的交易費用大于增加的組織管理費用,擴招就具有規模經濟。

(二)范圍經濟效應

原來兩所中專學校合并建院之后,在一定范圍內,學校規模以及學校內部系和專業的擴大,有助于帶來人力資源、物質資源的節約。合并建院之后,行政工作人員已在原有基礎上減少。這樣,學校節省了大筆的人頭費和消耗性開支,增加了辦學收入。同時,有利于提高師生比例,降低教育成本,提高教育質量。

(三)有利于提高資源的綜合利用率,走內涵發展的道路

物力資源主要是指校舍和圖書、儀器設備。擴招后帶來了生均固定成本的節約。合并建院后有利于減少資源配置浪費。同時,打破了條塊分割和文理分家,擴大了學校的內在規模,改變了“小而全”的局面;發展了學科交叉,促進了“工商融合”、拓寬了專業口徑,減少了重復設置,這就等于自然而然地節省了不必要的開支,減少了不必要的消耗和浪費,提高了高校人力、財力、物力的集中利用率和資金集中使用度,這樣既可做到在資金有限的情況下保證重點投入,提高投資效益,又可緩解因高校數量太多,條塊太多分配不勻的矛盾。有利于優化學生的知識結構,培養高質量人才,更好地適應現代市場的需要。

但是數據表明,06和08兩個年度,該校生均成本有小幅上升,經過分析得出:學校升格、培養對象轉型是06年生均教育培養成本激增的主要原因。因為原先的兩所中專校都是國家重點中專,教學設施、師資隊伍等各方面對于培養中專生而言均已達標,很少有大規模投入。所以從2001年到2003年,隨著學生人數的增加出現了生均成本下降的趨勢,產生了規模經濟。2003年升格建院后,原有的校舍、硬件、軟件都已無法滿足培養大專生的要求,特別是加大了對新校區建設、課程建設、實驗室建設、高層次人才引進等多方面的投入,從而導致生均教育培養成本激增。而從08年的數值上來看是不是就意味著存在規模不經濟現象,還值得進一步研究。但是至少從目前有限的數據和當前學校實際情況來看,還不能支持上述結論。但是,相關的研究對我們思考下一步學校發展策略也許有一定的借鑒作用。

三、高職院校效益的實現策略和本研究的反思

(一)應處理好規模與內涵、經濟效益與社會效益的矛盾

用學生平均成本作為反映一所院校教育經費使用效率的指標,用每所學校的在校生人數作為衡量每所學校規模的指標,那么當規模增大時,學生平均成本降低,即教育經費的使用效率提高。但這一過程并不是永無止境的,一旦學校達到一定規模后,學生平均成本,即教育經費的使用效率的變化將隨著規模的增大而呈下降趨勢。不同的學校在學生平均成本相同的情況下,所培養出來的畢業生,其質量并不完全相同。即使是同一所高校,在不同的時期,由于師資力量、教學實驗手段等的差異,其教育質量也會存在一定的差異。

合并規模擴大,對資源進行了充分利用,高校的生均成本降低了。但如何保持高等教育的質量,或者應該追求什么樣的高等教育質量的矛盾就暴露出來了。不同的學校在學生平均成本相同的情況下,所培養出來的畢業生,其質量是不同的;或者,不同學校的學生平均成本不同,培養出來的畢業生質量是不同的。學生平均成本越高,培養出的畢業生質量越高。因為,優秀的師資力量、良好的管理和后勤服務、先進的教學設備和手段、充足的教室和實驗室以及適宜的生活條件都是與學校的教育質量聯系在一起的,是教育質量的保證,可這些因素又是與學生平均經費緊密聯系在一起的。比如優秀的師資往往可以從學校教師隊伍的職稱結構上體現出來。具有高職稱的教師相對多,該校的師資力量一般就被認為相對強。而在其他因素不變的情況下,高職稱的人員具有的高工資將增加該校的人員性開支,從而使得學生平均成本上升。又比如,先進教學設備必然要求有充分的教學設備費和基建費,而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教學設備費的增加將導致學校非人員性開支的增大,從而使學生平均成本上升。因此當我們僅僅以在校生數代表學校規模和以學生平均成本代表教育經費使用效率來談論規模效益時,所得出的結論是有局限性的。我們將試圖在考慮質量因素作用的條件下,檢驗規模效益現象是否依然存在,以使我們的認識更加深化。

(二)應避免“大組織病”

應該深刻認識到,學校規模的擴大并不必然帶來內部效率的提高。影響內部效率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有關規模效益的研究表明,如果一所學校達到了一定規模,但其內部結構并不合理,比如擁有很多規模過小的專業或規模過小的系,那么其內部效率仍不可能達到較高的水平。

(三)研究假設的局限性

規模經濟理論是建立在一定的假設之上的。高校規模經濟問題無論在理論假設上還是在實證研究上都依然是不完善的。企業追求的是經濟利益的最大化,但職業院校的最大化追求不僅僅在于其經濟效益,所以其行為也不僅僅是成本最小化的問題。一流高校把培養最優秀的學生作為學校發展的最大效益,盡管要付出很大的經濟成本。

今后對規模效益的研究應該關注學校內部更加微觀的層次,既應該從定量的層次分析,也應該從定性的層次分析規模的變化對學校辦學的方方面面產生的影響。從理論上,要加強對規模變化的內涵的分析;加強對規模收益的組織方面和技術方面的綜合影響分析;加強對高校規模收益形成機制的深入的探討。在實證研究方面,除從結果的角度開展新時期高校規模效益現象的調查分析外,還應該加強對規模經濟實現機理的過程的分析,深化規模對其他投入要素影響的分析。這些是今后研究教育規模效益問題時需要關注的方面。

參考文獻:

[1]曹利群.高等院校規模經濟初探[J].教育與經濟,2000.

第9篇：規模經濟問題范文

一、區域經濟理論的形成

區位選擇與區域經濟發展是西方區域經濟理論的兩大主題，微觀經濟活動主體理性的區位選擇導致經濟活動在某一優勢區位的聚集和擴散，在中觀和宏觀上表現為區域經濟增長。西方區域經濟理論的形成和演進始終沿著區位論和區域經濟發展兩條線索進行，其間對區域經濟理論的研究日益深化。

西方區域經濟理論在淵源上最早可以追溯到19世紀初創立的區位理論。德國經濟學家杜能(Tunen，1826)從區域地租出發探索因地價不同而引起的農業分帶現象，創立了農業區位論，奠定了區域經濟理論的學科基礎。20世紀初，資本主義進入壟斷階段，德國經濟學家韋伯(Weber，1909)提出了工業區位論。30年代初，德國地理學家克里斯塔勒(Christaller，1933)根據村落和市場區位，提出中心地理論。

稍后，另一德國經濟學家勒什(Losch，1940)利用克里斯塔勒的理論框架，把中心地理論發展成為產業的市場區位論。總的看來，農業區位論和工業區位論立足于單個廠商的區位選擇，著眼于成本和運費的最低。中心地理論和市場區位論立足于一定的區域或市場，著眼于市場的擴大和優化。這些區位論都采用新古典經濟學的靜態局部均衡分析方法，以完全競爭市場結構下的價格理論為基礎來研究單個廠商的最優區位決策，因而又叫古典區位論。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空間相互作用模式、各種規劃模式、網絡和擴散理論、系統論及運籌學思想與方法的應用使區位論獲得迅速發展，對區域經濟運行的動態性、總體性研究促使地域空間結構理論、現代區位論逐漸形成。地域空間結構理論主要有地域空間結構階段論、城市空間結構理論、地域空間相互作用引力理論。

值得一提的是，在地域空間相互作用與市場均衡的區域經濟運行研究中，薩繆爾森(Samuelson，1952)的市場在空間上呈離散分布的空間市場均衡模式與柏克曼(Beckman，1968)的連續流模式從處于一定地域空間中的生產和消費活動出發，為空間經濟理論的建立奠定了基礎。

而現代區位論一方面使區位研究從單個廠商的區位決策發展到區域總體經濟結構及其模型的研究，從抽象的純理論模型推導，發展為建立接近區域實際的、具有應用性的區域模型。另一方面，使區位決策客體擴大到第三產業。

現代區位論的區位決策目標不僅包括生產者利潤最大化，而且包括消費者的效用最大化。戰后區位理論的發展主要是由美國學者推動的，其中，艾薩爾德(1sard，1956，1975)把古典區位論動態化、綜合化，根據區域經濟和社會綜合發展要求，把研究重點由部門的區位決策轉向區域綜合分析，建立區域的總體空間模型，研究了區域總體均衡及各種要素對區域總體均衡的影響。

現代區位論開始立足于整個國民經濟，著眼于地域空間經濟活動的最優組織，但其整個理論框架仍然是新古典經濟學的完全競爭和規模報酬不變假設，這極大地影響了現代區位論對現實區域經濟問題和區域運行的解釋力。

傳統的區域經濟增長理論分為區域經濟平衡增長理論和區域經濟不平衡增長理論。在新古典經濟學的基本假定下對區域經濟增長問題研究的主要成果是索羅一斯旺增長模型。索羅和斯旺(SolowandSwan)在生產要素自由流動與開放區域經濟的假設下，認為隨著區域經濟增長，各國或一國內不同區域之間的差距會縮小，區域經濟增長在地域空間上趨同，呈收斂之勢。

不平衡增長是短期的，平衡增長是長期的。美國經濟學家威廉姆森(Williamson，1956)在要素具有完全流動性的假設下，提出區域收入水平隨著經濟的增長最終可以趨同的假說。這兩種理論實際上就是新古典經濟學的空間均衡論，即市場價格機制能夠使區域間的收入均等化。

20世紀50年代以來，發展中國家在經濟發展的同時，與發達國家的差距日益拉大。而發達國家以追求經濟高速增長為目標，把大量資源和要素集中投入到經濟發展條件較好的區域，經濟高速增長的結果，不僅沒有緩解反而加劇了發達區域與欠發達區域之間的兩極分化。

這種差距拉大和兩極分化表明僅僅依靠市場的力量已經很難解決所有的區域發展問題，區域經濟增長并不像新古典經濟學家設想的那樣收斂，即發達區域與欠發達區域的經濟增長情況并不一致，隨著經濟的進一步發展，區域差距沒有縮小反而拉大。

為了對這一現實經濟問題進行解釋并為促進發展中國家和欠發達區域經濟增長提供理論和政策依據，部分經濟學家提出了一些很有見地的區域經濟不平衡增長理論。主要有繆爾達爾(Myrdal，1957)的“循環積累因果理論”、赫希曼(Hirschman，1958)的“核心-邊緣理論”等。繆爾達爾指出，市場力作用傾向于擴大區域差距而不是縮小區域差距，一旦差距出現，則發達區域會獲得累積的競爭優勢，從而遏制欠發達區域的經濟發展，使欠發達區域不利于經濟發展的因素越積越多。

赫希曼的觀點與此類似。他認為，增長在區際間不均衡現象是不可避免的，核心區的發展會通過涓滴效應在某種程度上帶動區發展，但同時，勞動力和資本從區流入核心區，加強核心區的發展，又起著擴大區域差距的作用，極化效應起支配作用。要縮小區域差距，必須加強政府干預，加強對欠發達區域的援助和扶持。20世紀60年代，美國發展經濟學家P·弗里德曼從國家角度提出“中心邊緣理論”對赫希曼的“核心-邊緣區理論”進行補充。

與此同時，西方區域經濟理論對區域貿易的理論研究也取得進展。瑞典經濟學家俄林(Olin)把區際貿易引入新古典經濟學，使其成為一般均衡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俄林從貿易角度研究了要素流動、要素價格與商品價格之間的關系。認為，區際貿易、國際貿易與要素自由流動會帶來區域之間生產要素價格與商品價格的平均化。

總之，為了解決區域問題，西方經濟學家在新古典經濟學的假設下，根據凱恩斯的理論，利用宏觀經濟分析方法，對區域內部資本積累、勞動力就業、技術創新與國民收入增長的關系，區內產業結構演進與升級，區際分工與區際貿易，中心城市及鄉村的可持續發展等問題進行了研究，現代意義上的區域經濟理論框架已經成形。

二、西方區域經濟理論的新發展

在新古典經濟理論框架下的西方區域經濟理論，主要從規模報酬不變和不完全競爭出發來研究現實的區域經濟問題，把由于規模經濟和聚集經濟帶來的規模報酬遞增看成是一個外生變量。新古典經濟理論模型中，要素流動是瞬間、無成本的，生產要素、商品和勞務不完全流動性、經濟活動不完全可分性的存在，使規模經濟和完全競爭假設的矛盾無法解決。

隨著建模技術的升級，一些原先被忽略的因素可以重新納入到自由的框架中，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西方區域經濟理論在不完全競爭和規模報酬遞增的框架下獲得新發展。

目前，西方區域經濟理論研究最活躍的領域是新經濟地理學。迪克斯特與斯蒂格利茨(DixitandStiglitz，1977)建立的壟斷競爭模型為空間因素納入西方主流經濟學的分析框架奠定了基礎，新經濟地理學由此產生。

廣義地講，新經濟地理學的研究有兩個發展方向：一是用新方法對區位選擇進行再研究，二是以新方法為基礎，用“空間”觀點分析區際貿易。新經濟地理學的主要代表是美國經濟學家克魯格曼(P．Krugman)、藤田(Fujia)、莫瑞(Mori)、瓦爾茲(Walz)、馬丁(Martin)、沃納伯爾斯(A．Venables)等。

克魯格曼試圖通過建立一個不完全競爭市場結構下的規模報酬遞增模型，把區域經濟理論研究納入主流經濟學。

1991年，他在總結哈里斯(Harris，1954)的“市場潛力”理論與普里德(Bred，1966)的以市場規模與區域產業范圍間循環關系為基礎的進口替代區域經濟增長理論的基礎上，采用迪克斯特與斯蒂格利茨的壟斷競爭假設，把一個經濟分為生產同質產品的農業和生產不同的可以替代產品的制造業，農民不能流動而工人可以流動，農業沒有運輸成本，制造業的運輸成本與薩繆爾森的“冰山”形式存在(及任何之成品在運輸過程中都有一部分丟失)建立了。

一個兩區域兩部門模型。他認為，收益遞增的作用就是使每一種產品只有在一個地方生產才有利可圖，其結果是不同地方就生產不同的產品，生產差別產品。當一個地區有勞動力流入時，它不是生產更多的現有產品組合，而是生產新產品。

模型分析的結果表明，一個經濟規模較大的區域，由于前向和后向聯系，會出現一種自我持續的制造業集中現象，經濟規模越大，集中越明顯。運輸成本越低，制造業在經濟中所占的份額越大，在廠商水平上的規模經濟越明顯，越有利于聚集，“中心—邊緣”結構的形成取決于規模經濟、運輸成本和區域國民收入中的制造業份額。

克魯格曼還建立了一個動態的多區域模型來解釋當空間結構均衡時，動態的力量確實趨于形成沿地形大概等距離分布的聚集點(城市)。他通過區域跑道模型演繹了區域運行的幾何結構。區域跑道模型反映了區域經濟體系中各個構成部分呈環狀分布，認為運輸費用僅僅受環形周長的影響，制造業的同一布局總是處于均衡分布狀態。地平面并不是穩定不變的，集中的區域環形分布會產生輕微紊亂的地平面，自發演化出一個或多個制造業集中。這樣，制造業區域布局由最初的均衡發展到兩區域集中布局，而這兩個最終集中布局區域特征正好相反。

瓦爾茲(Waltz，1996)則認為，區域經濟一體化會導致規模收益遞增的生產和創新產品的區域性集中，區域經濟增長源于產業部門的地理集中及由此產生的持續的生產率提高。

馬丁(Martine，1999)研究了聚集經濟條件下的區位競爭問題。他通過模型分析得出結論，在最初的區位競爭中獲勝的區域對其他企業具有較大的吸引力，參與最初區位競爭的第一個企業雖然可以獲得較大的財政激勵，但隨后的其他企業卻能夠從該區域的產業聚集形成的外部經濟中獲益。對在區位競爭中獲勝的區域而言，更重要的利益在于為隨后進入的廠商提供了一個良好的環境。在同一區位的廠商數目會隨著外生的相對成本優勢和內生的聚集優勢的增加而增加。

藤田和莫瑞(FujitaandMori，1997)研究了多制造業經濟體系中的運費與規模經濟差異，認為經濟體系會自動發展為一個中心地體系，他們(1996)對克里斯塔勒的中心地等級體系模型進行了修正，通過構建基礎模型進行預測分析后，發現人口增加會引起新城市在一定時期內在一個長而狹窄的經濟體系產生，并沿著一條線逐漸向外擴展，形成多城市空間。與古典區位論一樣，這些研究都強調經濟活動聚集帶來的外部經濟對區位選擇的重要影響。所不同的是，克魯格曼更強調由經濟活動聚集帶來的、與市場供求相連的金融外部性的作用。

在區際貿易方面，沃納斯伯爾(Venables，1996，1999)把新經濟地理學模型作為區際貿易新類型的基礎。認為，假定生產要素不能自由流動，如果中間性商品受到規模經濟和運費的影響，生產過程中所引起的區際經濟分化必然出現。在這種情況下，擁有大量制造業門類的區域能為中間性商品提供比較廣闊的市場，使這些國家和地區趨向于區域一體化集中，從而使下游生產具有成本優勢，并強化這種優勢，循環往復。

他通過研究發現，在高收入的工業“核心”區與農業“邊緣區”的分化過程中，市場規模擴大的驅動遠遠超過區域一體化增長的驅動力。此外，沃納斯伯爾還把運輸成本納入赫克歇爾-俄林(Heckscher—Ohlinmodel)的區際貿易模型，發現貿易方式和生產方式不僅取決于資源稟賦和要素密集度，而且依賴于運輸成本，后者與國家或區域的地理位置有關。新貿易活動的區位選擇相對于已有的貿易活動密度而言，依賴于要素密集和運輸密集度。

巴德溫和弗斯開爾德(BaldwinandForskild，1997)則提出了區域與貿易分析的另一種觀點，認為現有的區域分析方法應主要用于區域經濟增長內部。因為在各種區域模型分析中，循環過程不僅涉及到生產要素的流動，而且涉及到生產要素的積累，市場規模大的區域，投資額越大，又會進一步增大市場規模。

新經濟地理學力圖把“空間”因素引入對區際貿易的分析，通過把運輸成本作為“空間”因素納入區際貿易模型來解釋貿易量隨距離的增加而迅速減少，價格、要素報酬和行業生產率在不同區域間差異等與區際貿易問題。

此外，隨著發達國家從工業化社會向后工業化知識社會的轉變，經濟中更多的有形投資流向高技術商品和服務，在研究與開發、教育與培訓等方面的無形投資也越來越重要。古典經濟增長理論一方面將技術進步當作經濟增長的決定性因素，另一方面又假定技術進步是外生變量而把它排除在模型之外。為了更好地解釋經濟現實，一些經濟學家直接把知識納入生產函數之中，用于說明知識對經濟長期增長的作用，建立了新經濟增長理論。

阿羅(Arrow，1962)最早用內生技術進步來解釋經濟增長，他假定整個經濟體系內存在著技術溢出，在不存在政府干預時的競爭性均衡是一種社會次優，均衡增長率低于社會最優增長率，政府可以采取適當政策提高經濟增長率，使經濟實現帕累托改進。此后，羅默(Romer，1986)在其知識溢出形模型中，用知識的溢出效應說明內生的技術進步是經濟增長的唯一源泉，強調知識的外部性對經濟的影響。盧卡斯(Lucas，1988)的人力資本溢出模型則認為整個經濟體系的外部性是由人力資本的溢出造成的。

新經濟增長理論通過技術進步內生化為區域經濟增長和發展理論奠定了微觀經濟學基礎。實際上，內生技術進步的經濟增長在地域空間上表現為區域經濟增長的不平衡，聚集經濟、規模經濟產生的技術外部性和金融外部性(技術外部性即技術溢出效應，金融外部性則是與市場擴大相聯系的外部經濟)使要素邊際收益遞增，從而引起經濟活動的地域空間聚集和擴散，這樣，規模經濟就不再是一個外生的經濟變量，而作為內生經濟變量進入到區域經濟增長模型中。

規模經濟內生化的結果是區域經濟增長差距越來越大。巴羅與薩拉-艾-馬丁(BarroandSala—I—Martin，1991)認為，雖然國家收入水平與長期趨勢之間的差距越大，其增長也越快，但由于缺乏長期增長的潛能，遞增收益阻礙著各國經濟增長差距的縮小，各國經濟增長最終趨向發散。鮑莫爾(W．J．Baumol)從生產性角度研究了發達國家與欠發達國家的經濟增長趨勢，發現發達國家與不發達國家之間不存在收斂趨勢。

隨著北美自由貿易區和歐盟的形成，新區域主義開始取代傳統的舊區域主義。新區域主義以新經濟地理學為理論基礎，埃斯爾(Ethier，1998)總結其特征如下：鼓勵世界區域貿易和多邊貿易的自由發展，發展中國家放棄閉關自守、反對市場經濟的政策，而代之以融入多邊貿易體系的政策；區域協定往往涉及到深層次的一體化問題；區際貿易自由化是適度的；企業的區位、發展極、區域增長方式和發展模式的選擇也隨之發生變化。漢森(Hanson，1998)通過實證分析發現經濟一體化對各國生產的空間組織有重要影響，其中對發展中國家企業的區位選擇影響大于發達國家。

三、評析

新古典經濟理論在完全競爭市場結構和生產函數規模報酬不變的假設下研究微觀經濟活動和宏觀經濟增長，把要素流動看成是瞬間的、無成本的，認為市場力量會使經濟趨于均衡，當經濟運行偏離了原有的均衡狀態，市場經濟體系具有一種自我恢復均衡的力量。其理論中不包含空間因素。

一些經濟學家根據區域經濟增長的實際，對這一觀點提出了挑戰，建立在新古典經濟理論基礎上的傳統區域經濟理論認為，微觀經濟活動主體追求利潤最大化的行為促使生產要素流向區位條件優越的地方，經濟活動聚集在某一區位會產生外部性，多個廠商相互作用的結果會獲得規模經濟效益。

規模經濟效益的產生，一方面源于由于廠商規模擴大所帶來的利益增長，另一方面源于由于廠商外部性增長所帶來的利益增長。后者是由那些在生產或分配上存在密切聯系或在布局上指向性相同的產業按一定比例與規模集中布局在擁有特定優勢的區位所產生的增加收益。

他們認為，單個廠商內部的規模經濟通過外部性可以匯總為總量生產函數的規模報酬遞增，在完全競爭條件下，價格機制的作用使經濟活動和產業趨向于集中在市場潛力大的區位，而市場潛力大的區位往往又是經濟活動和產業集中的地方，區位決策是內生的，區域經濟增長和衰落具有自我增強性。生產要素不斷向優勢區位和區域聚集，引致區域經濟不平衡增長。從地域空間來看，權衡規模經濟和運輸成本后，廠商聚集在一起形成一種城市架構，為相互交錯的六邊形市場區提品。

傳統的區域經濟理論研究者假設某個區位或區域的要素供給具有高彈性，都意識到高彈性的要素供給對發展過程中的外部性形成十分重要。實際上，無論是微觀的區位決策，還是宏觀的區域總體空間均衡及區域經濟發展，外部性與規模報酬遞增都起著關鍵作用。

與新古典經濟學家不同，當代區域經濟理論研究者更強調金融外部性對規模經濟形成的意義。在他們看來，單個廠商生產能力的規模報酬遞增，運輸成本和要素流動性等因素之間的相互作用導致了聚集現象的出現。但他們在新古典經濟理論假設下提出的挑戰，卻因規模經濟與完全競爭理論上的不相容而缺乏微觀經濟理論基礎。

從理論上講，完全競爭假設與內生的規模報酬遞增是矛盾的，為解決這一新古典假設帶來的難題，傳統區域經濟理論在堅持完全競爭的條件下，把規模報酬遞增當作外生經濟變量，這樣就可以在個體最優化和一般均衡的模型下研究區位選擇。

然而，這種假設處理的一個必然結果是無法從理論上解釋生產活動地域空間聚集與擴散的循環累積性，使區域經濟增長和衰落具有自我增強性思想停留在粗略的描述性階段，使其難以融入主流經濟學。而且受當時已有的建模技術限制，區域經濟學家和發展經濟學家們在研究區域經濟發展問題時，無法把他們的思想用形式化的嚴謹的模型表達出來。

他們在研究經濟發展問題時，大多采用一種非數學的風格，沒有意識到對形式的追求正在很大程度上要求經濟學朝著建立明確模型的方向發展。

此外，他們的研究沒有明確說明市場結構，即他們在描述的假想經濟中的競爭狀況時，往往想當然地認為規模經濟是欠發達區域工業化的一個制約因素，而未對這種規模經濟的形成機制和結果進行深入的分析。除了劉易斯的過剩勞動理論比較容易被模型化外，許多其他的經濟發展理論則很難被模型化，這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其思想的傳播和交流。

西方區域經濟理論的發展與主流經濟學的發展密切相關。隨著主流經濟學的發展，不完全競爭模型的建立為傳統區域經濟理論的兩難困境提供了工具。20世紀90年代以來，新經濟地理學的經濟學家們通過建立不完全競爭與規模報酬遞增相容的模型，把區域經濟活動聚集和擴散的內在機制用嚴密的數學模型表示出來，努力把空間因素納入到主流經濟學的理論體系。

不完全競爭模型為當代西方區域經濟理論奠定了微觀經濟學基礎。區域經濟理論就像新經濟增長理論一樣，吸引著越來越多的經濟學家的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