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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國企深化改革方案范文

國務院國資委2014年7月15日宣布，在中央企業啟動4項改革的試點，分別是國有資本投資公司試點、董事會授權試點、混合所有制經濟試點、向央企派駐紀檢組試點。這標志著國企改革邁出實質性步伐，新一輪國企改革拉開大幕。

一、重新啟動國有企業改革頂層設計

我國國有企業深化改革隨著十的召開逐漸拉開了帷幕，十為國有企業改革提出了新的任務，也重新啟動了國企改革頂層設計，具體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加快我國國企股權多元化改革步伐，推動混合所有制經濟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也國企深化改革的重點，企業通過股權多元化改革，企業內部逐漸形成混合所有制經濟體系，這樣就會降低國有股權占企業股權的比例，這樣就能推動國資與社資共同發展，還能為國有企業深化改革創造進一步有力條件。國家應該積極推動具備上市條件的國企上市，在暫時不具備上市條件的國企中推行股權多元化改革，融入更多的投資者。

第二，適度推進中央企業改制上市計劃。我國中央企業早在12年就由國資委退出了綜合實力排名方案，并在此基礎上，進一步完善排比評價體系，13年正式推出中央企業綜合實力排名，這一排名的推行，能夠有效的激勵上市公司巡查自身的不足，對提高企業經營質量、規范市場具有重大的意義。國家相關部門也成立了中央企業上市規范小組，提高上市企業運作水平。

第三，規范董事會建設。我國實行董事會以來，到去年年底，有52家中央企業設立了董事會，董事會的建立有助于國有企業約束機制以及長效激勵機制的運轉與實施，也強化了國企經營投資責任的追究機制。13年，國資委下發了關于中央企業董事會高管薪酬管理完善相關文件，規范董事會管理。

第四，加強國有企業內部改革，為了為企業發展提供良好的市場競爭保障，積極推行管理人員能上能下、員工收入能增能減、員工能進能出制度，并且實行重大信息對外公開，實行透明化管理。采用聘請制度能夠有效的激勵國有企業員工，使管理人員更好的實施管理；普通員工積極進取，提升國有企業綜合競爭力。

第五，積極探尋國企員工持股方法，進一步推動混合所有制改革。深化國有企業改革，還需要允許混合所有制經濟體制下，企業員工持股，將勞動者效益與企業效益緊密的連接在一起，相關部門應該在保證國有資產不流失、企業資產穩步增值的基礎上，探索員工持股的有效方法。

第六，加強國有企業維穩工作，如今，我國正屬于高速發展階段，社會矛盾不斷的上升，在國有企業中，正是改革的關鍵時期，企業的改制、發展，在不同程度上出現了一些問題，對企業的穩定造成影響。做好國有企業維穩工作，對于國有企業的穩定與發展有很大的作用，能夠為國企創建一個良好的發展環境。

第七，全面幫助國有企業提升管理水平。首先，實行上下聯動協同方式，有國資委成立管理提升小組，完善企業管理相關目標、路徑、考評等機制，國有企業也需要成立相應的工作機制，配合提升小組相關工作；其次，根據企業實際需求，從內在需求出發，制定具體工作方案；最后，提升國有企業的管理水平，還需要不斷的夯實企業管理基礎，抓好管理主線，彌補管理短板，積極推動國有企業管理規范化、信息化、制度化建設。

二、推行資源整合以及并購重組改革計劃

第一，推行中央企業重組整合計劃，對企業內部整合實施有效的協調，深化改革脫困工作。在中央企業并購過程中，存在制度不健全、風險控制能力低、戰略有效性差、并購操作不規范等問題，針對這些問題，國資委提出并下發了相關的文件，對中央企業并購提出具體的意見，規定具有債務風險重點監控、監管或三級以下企業不能納入并購范圍，對并購主業之外的企業實施嚴格的控制。針對現在并購重組中文件，國資委經國務院同意，對以下中央企業實施了并購重組，如中國華糧物資集團并入了中糧集團有限公司、第二重型機械集團與中國機械工業集團實施重組。

第二，中央企業對低效無效資產進行清理，促進企業改革進一步深化。根據國資委統計相關數據顯示，當前中央企業中低效無效資產大量存在，對企業健康發展造成很大的影響，并制約了企業改革制度的實施。推行國有企業低效無效資產評理，能夠有效的夯實國有企業資產的質量，國資委也在13年下發了相關的文件通知，要求三年內中央企業完成低效無效資產的清理工作。

第2篇：國企深化改革方案范文

CSR推進機制建設的進展

CSR推進機制建設存在的問題

社會責任推進缺乏宏觀整體性部署

雖然2015年的社會責任國家標準一定程度上意味著社會責任推進統一行動的開啟，但卻沒有改變中國社會責任推進長期缺乏宏觀整體性部署的事實。具體來說，主要表現在：一是社會責任國家標準能在多大程度上得到推廣與應用仍然值得懷疑。二是企業社會責任推進的職能在國家層面上具有分散性和割裂性，缺乏統一的高層治理架構，形成“多龍治水”的格局。三是社會責任國家戰略一直缺乏，也缺乏社會責任的國家中長期規劃，目前正在制定的國家“十三五”規劃似乎也沒有企業社會責任的整體性專項規劃（國務院國資委正在制定的也僅僅是中央企業社會責任“十三五”規劃），無法對我國企業社會責任的推進工作提供一個統領性部署。

社會責任能力成熟度總體依然較低

客觀上講，雖然中國企業“十二五”時期的社會責任能力較“十一五”時期具有較為明顯的提升，但企業社會責任能力成熟度總體上仍然處于較低水平。根據《中國上市公司社會責任能力成熟度報告（2014）》，2013年中國200家市值最大的上市公司社會責任能力成熟度指數平均得分僅為28.08分。在社會責任能力成熟度的六個評價維度上，200家市值最大的上市公司在經濟價值創造能力維度上的表現最好，在合規透明運營能力維度上的表現次之，但二者的得分也分別只有58.17分和34.76分，處于弱能級；在社會責任理念與戰略、社會價值創造能力、環境價值創造能力以及社會責任推進管理能力等維度上的表現都處于無能級水平，得分分別僅僅為28.02分、23.11分、14.80分和9.65分。

社會責任推進受新常態的沖擊明顯

“十二五”時期，中國經濟發展開始進入新常態，經濟下行壓力較大，結構調整陣痛顯現，企業生產經營困難增多，部分經濟風險顯現，這對企業社會責任推進產生了明顯的沖擊。具體來說：一是一些地方和一些領域面臨著迅速擴大投資的壓力，由此使得對于投資項目的放行標準難以嚴格把關，尤其是涉及到社會責任標準。二是企業經營壓力的增加，不僅會導致企業將全部的注意力和精力都放在生產經營上，從而對社會責任推進工作形成忽略和無視。三是對于國有企業來說，全面深化改革成為企業工作的重心。一方面，由于改革方案和改革結果都具有很大的不確定性，很多國有企業的社會責任推進工作也在等待改革方案和改革結果，因此這一工作暫時擱置的現象比較普遍；另一方面，雖然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也明確了“承擔社會責任”是全面深化國有企業改革的重點內容之一，但在實際改革實施過程中卻相對忽視，甚至很多國有企業因為全面深化改革任務繁重而不愿意投入精力和資源來開展社會責任推進工作，形成對這一工作的弱化甚至暫時擱置。

社會責任呈現邊緣化表面化空洞化

無論是在宏觀層面還是微觀層面，中國企業社會責任推進機制建設在取得明顯進展的同時，也出現了很多異化現象甚至倒退風險，對企業社會責任的持續健康發展形成挑戰。具體來說：一是企業社會責任推進面臨邊緣化風險。從企業實踐來看，典型的表現就是很多企業在社會責任推進方面要么有機構沒人員，要么有人員沒機構，等等。從理論研究來看，企業社會責任至今一直游離于主流經濟學、管理學甚至社會學的研究視野之外，處于理論研究的邊緣地位。二是企業社會責任推進表面化現象普遍存在。很多企業由于仍然將社會責任看做裝點門面的工具或者公關手段，等等。三是企業社會責任推進出現空洞化態勢。一方面，在廣義社會責任的理解下，無所不包，因此在實踐中反而變得十分空洞。另一方面，企業社會責任所涉及的許多內容和議題，其任務都已經由企業其他部門所承擔，因而社會責任推進部門往往處于弱勢地位。

社會責任“尋租”現象普遍性存在

中國企業社會責任在推進過程中不乏各種各樣的“亂象”。具體來說：從管理者來看，一些企業的最高管理層為了獲取個人的政治前途等，往往高調地推動一些對企業并不合適、對社會也并沒能產生長期價值的所謂社會責任項目；從企業來看，一些企業為了獲得政府的特殊政策支持，往往高調地開展一些貌似對社會負責任實則并無益處的所謂社會責任項目等等；從政府來看，一些政策制定者在社會責任政策或標準制定過程中，為在未來的政策執行中獲得好處，往往在政策或標準設定上做出偏頗性決策，并在未來獲得政策性“租金”，等一類“尋租”現象普遍存在。

第3篇：國企深化改革方案范文

會議指出，要把有利于穩增長、調結構、惠民生、防風險的改革舉措往前排，也要在有利于建章立制的改革舉措上下功夫，依靠改革增強經濟社會發展的活力和動力。要在國企、財稅、金融等領域，集中推出一批力度大、措施實、接地氣的改革方案。

向改革要增長，是改革開放近40年來“中國奇跡”和“中國模式”的真正精髓。綜觀近40年的改革開放歷程，經濟發展的低谷和社會政治生活中的波折，無一不是靠改革才得以應對和化解。而由于觀念和現實利益的種種羈絆遷延改革，則往往會累積各種風險，最終拖累發展，并影響社會穩定。

當人們分析中國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時，會發現從投資到出口到消費都有不盡如人意之處，這也是當前經濟增長乏力的原因所在。這些不盡如人意之處，恰是改革著力方向。這也是為什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第十五次會議強調要把有利于穩增長、調結構、惠民生、防風險的改革舉措往前排。

以投資為例，面對投資的疲軟，相關各方一方面要通過資產證券化等金融改革手段置換消化存量債務，另一方面要通過投融資領域的改革來做大投資增量，除了進一步放開相關領域的投資門檻吸引社會資本之外，還要在防范風險完善監管的同時，進一步放寬對各種投融資新平臺和手段的限制，為移動互聯時代的投融資創新提供更加寬松的環境。

在直接通過改革要增長的同時，各有關方面還應注意在推出種種穩增長手段的同時，著力推進改革，以使二者相輔相成。人們欣喜地看到，日前央行在主動下調人民幣匯率的同時，強調匯率形成機制改革邁出關鍵一步，以后要更多依靠市場供求雙方來決定匯率的走勢。此外，央行在進行降息降準操作的同時，進一步打開了人民幣存款利率上浮的空間，人民幣利率市場化又進一步。

這些措施一方面是穩增長防風險之舉，另一方面也內含推進改革之意，更符合中央深化改革領導小組會議所提出的“有利于建章立制”的要求。改革開放的實踐證明，那些能夠同時兼顧發展與改革雙重要求的舉措，往往效果最佳，而為了發展和穩定推出過多的權宜之計，則往往不僅損害了改革的勢頭，最后也不利于發展和穩定。

此輪股市起伏也因此引人注目。面對因地方政府和企業債務負擔而欲貸乏力的銀行體系，中國經濟需要實現從間接融資向直接融資、從債權融資向股權融資的動力機制轉型，這需要一個健康發展的資本市場來提供平臺。但一個健康發展的資本市場的出現，需要各方面改革的配套推進，否則證券市場在各種因素推動下快速啟動后，并不能持續穩定發展，容易在相關利好因素不足或風險積累較大之后，出現較大幅度的起伏動蕩，結果很難使得資本市場發揮其配置資源的作用，實體經濟不僅無法受益，反而可能受到影響。

實踐證明，有改革為發展保駕護航，則發展無往而不利，在發展中著力推進改革，則改革能充分落到實處。這應該成為各有關部門推進各項工作的著眼點。以地方債務的化解為例，如果不通過金融改革手段則無法有效化解存量債務及其風險，不利于中國經濟再次輕裝前行。而如果不輔之以地方投融資體制、債務發行和管理制度等各項配套改革，則難以形成預算硬約束，難以保證地方債務不會再度攀升，且令此輪地方債務化解有可能淪為道德風險加速器。

第4篇：國企深化改革方案范文

近日，在省委、省政府下發的《關于深化國資國企改革促進發展的意見》中，已列出加快結構調整、優化資源配置，推動改革創新、激發企業活力，優化國資監管體系、提高國資監管效率等3方面11項具體改革任務清單，我省在積極探索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上又邁出了一大步。

為什么要知難而進

今年以來，由于經濟下行壓力進一步加大，國有企業穩增長的形勢異常嚴峻。從我省數據看：上半年，全省32戶省國有重要骨干企業盡管預計實現營業收入1620億元、同比增長5%，但實現利潤102億元、同比下降26%，完成固定資產投資131億元、同比下降37%。

面臨嚴峻挑戰，《意見》提出要推動國有資產監管上新水平、國有企業發展上新臺階，進一步增強國有經濟活力、控制力、影響力。

省國資委副主任任丁介紹，近年我省國資國企改革發展雖然取得可喜成效，但依然存在很多制約國有企業發展的體制機制因素，比如產權多元化進展緩慢，企業內部勞動、人事、分配三項制度改革不徹底，國企自主創新能力不強、行業集中度不高等問題，影響著國企的長遠發展。

拿國有資本“一股獨大”為例。由于所涉利益調整過大，“一股獨大”在全國范圍內已成為普遍現象。相關數據顯示，全國國企的國有股占比高達80%以上。

“在全面深化改革攻堅期，深化國資國企改革已顯得刻不容緩。”業內人士普遍這樣認為。如今，國資國企改革到了一個新關口。從十八屆三中全會到今年全國兩會，中央深入推進國企改革的決心彰顯：積極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完善國有資產管理體制、推動國有企業完善現代企業制度……一系列具體要求，為新一輪國資國企改革指明了方向。

今年2月，作為我省改革的首批試點企業，長虹新一輪國企改革方案已作為樣本遞交至省委、省政府。有知情人士透露，“新一輪長虹改革的核心就是一個：政府給企業放權松綁，特別是在涉及一些重大項目投資的財權以及人事權等方面，力度較大。同時，政府還對長虹在50多年發展過程中通過并購產生的大量退休員工等包袱進行清理。”

“本輪改革與此前的改革一脈相承，是國資國企改革的深化。”省國資委主任劉國強解釋，我省此次出臺的《意見》是一個更加系統、全方位的頂層設計和制度性安排，而不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與此前是不同的。

中央定調，地方跟進；知難而進，敢于探索。《意見》的出臺意味著醞釀已久的我省新一輪國資國企改革大幕開啟，國企的“鐵飯碗”將會有大變數，改革的浪潮已勢不可擋。

如何取長補短

積極發展混合所有制，讓國資與其他社會資本相互滲透，這是目前經濟體制改革的重中之重，也是我省新一輪國資國企改革中的亮點，其中既有機遇更有挑戰。

先把脈我省非公有制經濟：受歷史、區位、觀念的影響，依然存在發展不足、水平不高、活力不強等問題，以家庭制、家族制為主的民營企業管理體制亟待向產權清晰的現代企業制度轉軌；受政策環境的制約，民營資本參股國企資本機會不平等，合法權益得不到保護，民間投資增速和民間投資中的產業投資增速近年一直低于全國平均水平。

再看作為公有制經濟主要實現形式的國企，除了國資流動性差、運營效率不高，法人治理結構和現代企業制度不完善外，長期以來在管人、管財、管權方面的行政化現象也十分嚴重。

“民企去家族化，國企去行政化，二者之間的連接就是混合所有制。”對于怎么“混”，不少業內人士認為，資本的聯合應堅持市場化導向，不能搞行政主導的“拉郎配”，而且“企業的改革是一個大動作，不同企業有不同的情況。要實現企業的發展，推進混合所有制不能搞‘一刀切’，如何具體操作非常重要。”

值得一提的是，我省在重新對國有資產進行布局、吸引民間資本進入等方面，首先將國有企業分為功能型和競爭型兩類，將完全競爭類的行業作為本輪國企改革的重要切入點，同時還將建立國有企業發展混合所有制項目庫，實行分類動態管理。

省國資委有關負責人透露，我省將篩選一批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項目，向社會公開出讓。四川鐵投集團、交投集團、化工控股集團和川商集團等國企，將拿出一批大項目向民營企業轉讓。這些項目集中在高速公路、能源、化工、鐵路等領域，民營企業可以參股或控股。到2020年，力爭省屬企業中混合所有制企業數量增加到50%以上。

“發展混合所有制就好比是用兩條腿走路，比只用一條腿走路要好得多、快得多，有利于實現國有資本放大功能、保值增值、提高競爭力，最終實現‘國民共進’，增加社會整體財富。”清華大學國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鋼說。

要跨過幾道坎

《意見》提出，我省力爭到2020年，80%的國有資本集中在公共服務、戰略性新興產業等重點行業和關鍵領域；積極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引入非公有制經濟依法參與國有企業改制重組，實現投資主體多元化等目標。

然而，混合所有制并不是一“混”就靈。改革中如何避免國有資產流失，如何消除國企高管被扣上侵吞國有資產的“帽子”，以及如何消除民營企業的顧慮與擔憂，至今仍是深化國資國企改革的“坎”。

不過，新一輪國資國企改革釋放的最積極信號就是“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省國資委主任劉國強概括，“深化國企改革，一方面是推動企業改革創新，激活企業；另一方面是優化國資監管，放活企業。無論是‘激活’還是‘放活’，都是要充分尊重企業的市場主體地位。”

據了解，目前我省推進國有企業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的方式，將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建立以產權轉讓、增資擴股、合作等方式引進各類投資者的進場交易制度，形成依法規范、公開透明引進混合所有制機制；二是推動西南聯交所的規范發展，使之成為全國唯一的區域性產權交易市場；三是將西南聯交所作為我省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項目的信息平臺，充分發揮產權交易市場信息集聚和傳導功能。

“四川此輪國企改革的方式方法比過去明顯增加了，國有資本有進有退的路徑也豐富得多了。”作為我省國企改革專家――四川創智投資咨詢有限公司董事長兼總裁刁軍說，這些方式方法和路徑包括混合所有制、內部重組、外部重組、組建國有資本控股集團，以及國有資本從少數企業集團完全退出等。

按照省委、省政府的部署和要求，今年我省國資國企改革相關工作實施方案已經敲定，將啟動51項改革任務，要完成19項，涉及企業分類管理、公司法人治理結構、三項制度改革、產權多元化、企業重組整合、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等。省國資委相關負責人表示，“以問題為導向，通過深化體制機制改革解決問題，才能切實增強國有企業活力、競爭力和質量效益。”

第5篇：國企深化改革方案范文

會議總結2014年的經濟工作成績;應對當前國際國內經濟情況的變化;制定宏觀經濟發展規劃。這是判斷當前經濟形勢，定調2015年宏觀經濟政策，必須認真解讀的權威風向標。

今年的關鍵詞是“新常態”。新常態成為中國經濟發展的大邏輯，這將是很長一段時間內中國經濟工作的理論基礎。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從消費需求、投資需求、出口和國際收支、生產能力和產業組織方式、生產要素相對優勢、市場競爭特點、資源環境約束、經濟風險積累和化解、資源配置模式和宏觀調控方式九個方面進行了深度解析，得出了“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的明確判斷。

在此經濟新常態下，投資者應該如何從政策的風向標中找到正確的道路，發現藍海，找準投資方向？這也是我們努力思考的方向。

何謂新常態？

自從在2014年初首次使用并在其后多次正式提及，8月份《人民日報》發表一組三篇特別報道，聚焦“中國經濟新常態”，此后“新常態”一詞迅速在媒體升溫并膾炙人口。

“新常態”是國際上近年來提出的重要經濟術語，最先由美國太平洋基金管理公司總裁埃里安提出。“新常態”在宏觀經濟領域被西方輿論普遍形容為危機之后經濟恢復的緩慢而痛苦的過程。

我國的經濟新常態并不是孤立的，而是與整個國際形勢相耦合。當前全球經濟正處在緩慢而脆弱的復蘇之中，自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以來，世界各國都在尋求經濟增長的新動力。美國在2014年底公布的一系列數據表明美國仍然是世界經濟復蘇的主要動力，歐盟及歐元區持續緩慢增長，日本經濟增速顯著回落，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經濟體普遍處于經濟減速過程中。這種全球經濟復蘇的不均衡性、脆弱性和易變性，讓各國都進入了深度調整與轉型期，形成了世界經濟的新常態。

中國經濟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由高速增長開始減速換擋，步入“中高速、優結構、新動力、多挑戰”的“新常態”。

因此，在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報告中要求，面對我國經濟發展新常態，觀念上要適應，認識上要到位。

也就是說，這個新常態不是中國自己“制造”，而是對全球經濟形勢的準確定位，中國的經濟工作重點，是要去“適應”之。

讀懂中央的要求

讀會議公報，就要提煉出一些關鍵性的“干貨”。會議認為當前形勢的經濟新常態的表現是：

消費需求從模仿型排浪式特征到個性化、多樣化成主流;投資需求從傳統產業到新技術、新產品、新業態、新商業模式和創新性投融資;出口和國際收支方面的低成本比較優勢不再;生產要素從勞動力成本到創新成為驅動發展新引擎;市場競爭從靠數量擴張和價格競爭，正逐步轉向靠質量型、差異化為主的競爭;資源環境承載能力已經達到或接近上限;伴隨著經濟增速下調，各類隱性風險逐步顯性化;全面刺激政策的邊際效果明顯遞減。

同時公報提出了我國經濟工作要如何應對這些趨勢性變化：要使消費繼續在推動經濟發展中發揮基礎作用;要使投資繼續對經濟發展發揮關鍵作用;要使出口繼續對經濟發展發揮支撐作用;產業結構必須優化升級，企業兼并重組不可避免，新興產業、服務業、小微企業作用更加凸顯;必須推動形成綠色低碳循環發展新方式;必須建立健全化解各類風險的體制機制;要通過發揮市場機制作用探索未來產業發展方向。

公報要求“認識新常態，適應新常態”，那么這里提出的趨勢性變化也就將成為明年經濟工作的目標。用公報的話來講，就是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我國經濟發展的大邏輯。

公報中由此提出八個“更加”，指出了2015年政策的總方向，也是整個經濟工作的宗旨：

要更加注重滿足人民群眾需要，更加注重市場和消費心理分析，更加注重引導社會預期，更加注重加強產權和知識產權保護，更加注重發揮企業家才能，更加注重加強教育和提升人力資本素質，更加注重建設生態文明，更加注重科技進步和全面創新。

公報中明確了明年經濟工作的主要任務是如下五點：努力保持經濟穩定增長。積極發現培育新增長點;加快轉變農業發展方式;優化經濟發展空間格局;加強保障和改善民生工作。

尋找藍海

讀懂了會議精神，我們才有可能對各個領域進行對照，哪些領域將處于明年經濟工作重點關注的范圍，成為發展的藍海？

首先看明年的貨幣政策。公報對于明年貨幣政策基調的論述仍然是“穩健的貨幣政策”，但外界更加關注此次出現的新表述――貨幣政策要更加注重松緊適度。如何理解“松緊適度”？招商證券研報和民生證券研究院執行院長管清友都認為，明年貨幣政策基調將更為積極，即在條件允許的情況下，貨幣政策或將進一步加大寬松力度，降息、降準皆有可能。

其次看戰略性重點發展區域：“要重點實施‘一帶一路’、京津冀協同發展、長江經濟帶三大戰略”，公報中明確了三大新亮點。由此在股票方面要關注的板塊有京津冀、一帶一路、長江經濟帶、自貿區、國企改革等概念。

在行業方面，環保、新能源、創新技術、基礎建設等都在報告中有所提及。環保產業將是重中之重，“要堅持不懈推進節能減排和保護生態環境”，凡是與環保相關的節能減排、固廢處理、水處理等領域都將得到高度重視和大力發展的機遇。

“創新”在報告中多次被提及，新技術、新產品、新業態、新商業模式和創新性投融資，將迎來明確的發展機會。值得注意的是“創新性投融資”、“小微企業作用更加凸顯”這兩個短語，結合目前熱門的如P2P等廣義互聯網金融企業的發展，與互聯網、移動互聯網技術運用相關的金融領域，特別是針對小微企業、小額借貸等方面具有廣闊的想象空間。

基礎建設仍然是重中之重，報告別提到“基礎設施互聯互通”，基于政府主導的基建投資仍將對經濟發展發揮關鍵性作用。

農業方面的土地流轉將進一步健全和規范。公報提出要完善農村土地經營權流轉政策，搞好土地承包經營權確權登記頒證工作，健全公開規范的土地流轉市場。農地流轉將有更加深入的改革方案。12月底國土資源部土地勘測規劃院院長鄭凌志公開表示，國土資源部2015年將在征地制度改革、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宅基地制度改革三方面，選擇若干試點，進行土地制度改革試驗。

第6篇：國企深化改革方案范文

現在方向明確了，下一步怎么做？吳敬璉分析每一次改革的大推進都必須完成三件事：第一件事，就是確定改革的目標；第二件事，要制訂重點改革的方案和改革的總體規劃；第三件事，要落實這些方案和規劃，把各項改革措施落到實處。現在首先要完成第二步，接下來推進第三步。

下面是吳敬璉先生的演講全文。

一、中國要不要繼續改革、還是轉變方向，過去幾年出現動搖

改革問題好像是十以來眾所關心問題中的重中之重，今天我就跟大家交流一些我自己關于這個問題的看法。

首先講兩點，一是十的重大意義，就是推進全面深化改革，我覺得十做了很多決定，這是十決定中最重要的一個。在過去的一段時間，對于改革是不是應該繼續推進，還是應該轉變方向，有7、8年，甚至10年的時間，社會上產生了一些不同的議論，方向似乎發生了一些動搖。所以改革的步伐就慢下來了。十決定，我們要沿著70年代末期這條路線重新向前推進。所以第一個問題講一講十政治決定的意義，它是在什么背景下推出的。第二，十既然做了這個決定，我們應該做什么？眼前應該做什么？

先說第一個問題，十開完以后，社會上有很多議論，媒體上對十的意義也做了大量的解讀。這些解讀并不完全一樣，比如說有的認為十最重要的決定就是提出了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目標，國內生產總值和國民收入都要翻一番，就是這兩個宏偉目標是最重要的。也有人說，十最重要的就是提出了一個四化要求，即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同步發展，這是以前沒有這樣提的，特別是其中的城鎮化問題是新提出來的，這是很重要的。

還有的從社會、思想、文化上面著眼，認為十報告里面講了24個字的社會核心價值觀，這里面涉及到國家一些爭論的問題，比如說自由、民主等等，是不是屬于社會的核心價值觀，這次都包容在里邊了，也是非常重要。

在我看來，這些當然都很重要，最重要的一點是十在中國到底往什么方向走的問題上作出了決策。這個決策就是要堅持上個世紀70年代以來改革這樣一個路線。堅持全面深化改革，這是一個決定中國前途和命運的重大決定，我認為這件事情是重中之重。

所以就需要我們回憶一下十開會以前，關于這個問題的一些討論，一些不同思想，不同方針，也就是十做出這個決定歷史背景是什么。我們在座的有的年紀比較大，應該是比較熟悉，也有些比較年輕，不一定很清楚過去30年發生了什么事情，特別是在十前10年又有些什么變化，有些什么樣的分析。

實際上，我剛才說十這個決定的重要性，完全是根據當時的歷史背景來講，十前，在整個社會，包括執政黨內部有很激烈的辯論。

70年代末期，就是結束以后，中國面對的是一個支離破碎的社會，是一個瀕臨崩潰的國民經濟，那個時候逐漸就形成了共識，要通過改革開放來尋找救國救民的道路。1984年10月，十二屆三中全會上，確定了中國要朝向一個社會主義有計劃的商品經濟的方向進行改革。到了1992年十四大就確定了中國的改革目標和社會主義民主，這個目標更加明確了。以市場經濟為目標的改革開放，在整個20世紀做了很多的工作，到了20世紀末期，就宣布建立起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方向。也就是說，大體上實現了從過去的計劃經濟，或者叫命令經濟到市場經濟的過渡，市場經濟的初步框架建立起來了。

正是因為有這樣一個市場經濟改革，促成了中國經濟30年的高速度增長，到了2010年，中國不管是GDP，經濟活動總量，還是進出口貿易總量，都分別超越了日本和德國，成為世界第二。但是我們這個市場經濟的改革并沒有取得完全的成功，我們的經濟體系里還留存了很多過去舊體制的遺傳，舊體制叫做計劃經濟。實際上，中國除了第一個五年計劃，多少有一點計劃，以后就沒有真正的通過計算，編制出一個計劃能夠執行。所以嚴格地說，它不是原來意義上的計劃經濟，但是有一點是一直保持的，就是用行政命令來分配資源。所以更準確說我們把它叫做命令經濟。

命令經濟的主要特點就是政府用行政命令來配置資源，來決定生產什么，生產多少產品，投資從哪里來，都是由行政命令指定的。而市場經濟的特點呢？資源的配置基本上是由市場的價格來進行配置，而且這個市場體制也形成了一個兼容性的激勵機制，就是鼓勵那些對社會有貢獻的人，通過給他們更高的報酬來鼓勵他們為社會做出貢獻。

雖然我們在一些重要的交易活動上都是通過市場來進行，但是改革資源配置中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力量，就是原來命令經濟中政府的力量仍然起著很大的作用，這個舊體制的遺產仍然嚴重存在著，就是我們經濟發展工作報告經常提到的，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這個問題就越來越嚴重。

總體來說是兩個問題困擾著我們經濟的發展，社會的協調。一個問題就是所謂經濟發展方式，或者叫經濟增長方式的轉型，舉步維艱。經濟的增長有不同的模式，像我們過去的經濟增長主要是靠大量的投入資源，貨幣表現就是由投資來支持增長。這樣一種增長方式，我們通常把它叫做粗放的增長方式，或者叫做粗放的經濟發展方式，這種方式帶來很多弊病，它是不可持續的。所以從改革開放以來，一直想要改變這種狀況，特別是在“九五計劃”，就是1995年制訂的計劃，決定要轉變經濟增長方式。這個經濟增長方式就是靠投入實現增長，轉變到集約的增長方式，集約增長方式的主要特點就是靠效率的提高來實現的。

但是從“九五計劃”我們就知道得很清楚，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要靠經濟體制的轉變才能夠實現。所以當時提出的口號叫做要實現兩個根本轉變：一個根本轉變就是從粗放的增長方式轉變到集約的增長方式；另外一個轉變就是要從計劃經濟轉變到市場經濟。后一個轉變是前一個轉變的關鍵。

在“九五計劃”期間，這兩個轉變都做出了一定的成績，但是并沒有能夠完成。轉變過來會發現一些什么呢？首先就是資源會變得越來越短缺。第二個問題，就是因為大量耗費資源，生產活動一方面會創造新的價值，另一方面一定會對環境造成污染。靠著粗放的增長方式，它就會使得這個環境的損害無法治愈，無法自己調節。于是環境就被破壞、生態的損害就會積累到一定程度，對空氣污染積累到一定程度，中國三分之一左右大氣就變成北京這個樣了。

那么還有更深入的問題：這種粗放的增長方式因為它是靠投資來實現增長的，投資在經濟中的比重在不斷地提高，而消費的比重在不斷下降，這樣就造成了大眾不能夠分享我們經濟增長得來的好處，使得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緩慢。進而言之，它就會造成收入分配上的差距拉大等等這樣一些社會問題。

另外一個問題就是腐敗，腐敗的根源是什么？讓我們有個分析，它的主要原因就是來自行政權力對經濟活動的干預，造成了一種尋租的體制環境。因為舊體制遺產大量存在，所以這個行政的制度基礎也普遍存在。80年代后期，通過所謂雙軌制、倒買倒賣來尋租，就變成讓群眾十分不滿的一個問題。

因為這個問題并沒有解決，計劃經濟體制和市場經濟體制雙軌并行，行政權力在經濟活動中到處都起著重要的作用，于是尋租活動就越來越嚴重。如果說80年代，尋租活動主要是從價格的雙軌制來的，那么到了21世紀，最重要的來源是什么呢？就是土地，土地中的問題是征收價格和政府的批租價格的巨大差價，這個差價總額據說有幾十萬億，就是租金總額占國民經濟的比重太高，于是到處都可能產生饑餓的形態。所以腐敗問題變得越來越嚴重。當然腐敗和壟斷加在一起，對于我們收入分配中的貧富分化，也造成了很嚴重的后果，這兩個問題，就使得我們經濟的矛盾不斷被激化。

在這種情況下就有了不同的意見，應該怎么辦呢？怎么來面對這些問題呢？一方面，中國的黨政領導，在本世紀初已經認識到我們的體制存在很大問題，還存在很多舊體制的遺產，必須要進一步調整和完善。2003年，十六屆三中全會通過了一個決定叫《關于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若干問題的決定》。這個決定的背景就是，當時已經認識到我們在20世紀末期，宣布建立的市場經濟初步框架，仍然存在很多缺陷，還需要進一步改革，去消除舊體制遺留下來的東西，使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更加完善。很可惜的是，這個決定的執行情況不好，現在回頭看，要求進行的改革很緩慢，或者是完全沒有動。

一些重要領域的改革，本來已經決定了，但是進行了一半就停下來了，比如一些重要部門改革，電力部門的改革，本來要求廠網分開、競價上網、輸配分開、售電放開，國務院2002年批準了電力部門的改革方案，以上四項只做了一項，就是廠網分開，電網和發電廠分開了，這個分開起了很好的作用，可是其他各項都沒有做。

另外一個鐵道的改革，鐵道改革做了很多研究，但是完全沒有做。所以到這一次，決定撤銷鐵道部。在這以前，鐵道部是一個超級的政企合一，不但行政和企業是合一的，而且有自己的“公檢法”，就是說改革完全沒有進行。

這個時候就有另外一種思想出來，把我們存在的各種各樣問題都說成是由市場化改革帶來的，甚至把看病難、看病貴、上學難，這樣一些事情跟市場完全不能搭界的問題，都歸于市場化改革造成的。于是就出現了一種思想，認為改革的方向錯了，應該向另外一個方向改革，就是把市場放到政府的命令之下，強化政府對于經濟生活的干預。

這樣一種偏向造成的后果就使得改革放慢，而舊體制留下來的遺產反倒擴大了，就造成一種怪圈，本來這個問題是因為改革不足造成的粗放發展方式和尋租腐敗的盛行，現在提出一種辦法，正好強化了粗放發展的基礎。腐敗本來是由于權力進入經濟活動造成的，如果要用加強黨政機關行政權力的辦法來制止腐敗，結果就使得尋租活動的基礎更加擴大，那么就會使得腐敗變得更加嚴重。

出現了腐敗現象，就要用審批制來克服腐敗現象。審批制本身就是尋租的制度基礎，那就會使腐敗現象更加嚴重，變成一種惡性循環的怪圈。

二、到2011年，越來越多的人認識到開倒車不是出路，只有改革才是出路

2009、2010年，這時候社會矛盾變得非常激化，而開倒車的思想也可能達到最高程度。但2011年，情況發生了一些變化。這個變化是怎么發生的呢？

從本世紀以來，關于到底應該走向哪一個方向的問題，有很多討論、爭論、辯論，真理也就越辯越明，越來越多的人認識到，開歷史的倒車不是出路，只有改革才是出路。當然這是一種思想上理論上的結論，更重要的是實際生活中的教育，使我們認識到用開倒車的辦法解決眼前的問題，雖然短期可能取得某些成效，但從中長期來看，造成的后果很嚴重。

比如說溫州高鐵事故，高鐵事故本身和整個鐵路系統體制沒有直接關系，但這件事情引起了人們的思考。不要走市場化道路的人們，常常把高鐵建設取得的成績看成是強政府下發展經濟體制的一個突出表現。確實高鐵取得了很顯著、很亮麗的短期成績，而且中國確實需要高鐵建設。如果從短時期去看，應該是超級政企合一的鐵道部做出的偉大成績。但溫州撞車事件，引起了人們的思考，人們會全面考慮這個問題。中國需要進行高鐵建設，問題在于，用這樣一個超級政企合一的體制，用命令經濟的方式來進行建設，造成了很大的問題。第一是浪費，大概將近3萬億的債務不知落在誰的身上，因為這3萬億債務是不可能靠它本身賺回來的。另外就是里面的貪污非常嚴重。

有些地方用大量投資造成年均14%、15%的GDP，但這里出現了大量債務，主政的重慶是一個樣本，當他的事情暴露以后，人們就會考慮，用這樣一個體制，我們能不能夠真正實現民富，真正實現國家的長治久安？

所以十開會前，人們有了更冷靜的思考，到底中國向何處去，在這個問題上有了新的變化。十做出的決定，就是在中國到底向何處去的問題上，堅持要走改革開放以來改革的道路。

十明確說，必須有更大的政治勇氣和智慧。從經濟改革方面來說，就是要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改革方向，關鍵是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在更大程度、更大范圍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在政治改革方面，要加快推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制度化，要實現國家各項工作的法治。這是非常重要非常正確的。我們面臨的這些重大的經濟和社會難題，都只有靠市場化的經濟改革和法制化、民主化的政治改革才能夠解決。所以我說它是決定中國命運和前途的重大決定，我們大家現在需要做的事情就是要怎么保證十的決定能夠落到實處。

三、中國下一步怎么做？要有一個超脫于利益的高層權威機構，在大眾參與之下進行從上到下的所謂頂層設計

要進一步推進改革，只是重啟改革的第一步，問題在于落實，關鍵在于落實，在于要解決改什么和怎么改的問題。

我們過去三十年的改革，有兩次大的推進：一次是1984年到1988年，就是80年代我們有一次大的推進；90年代又有一次大的推進。我去年年底出了一本書，叫《重啟改革議程》，這里面有詳細的介紹。

從這兩輪改革推進來看，每一次改革的大推進都必須完成三件事：第一件事，就是確定改革的目標；第二件事，要制訂重點改革的方案和改革的總體規劃；第三件事，要落實這些方案和規劃，要克服阻力，把各項改革措施落到實處。

我們目前要做的事情就是要做好第二步。去年12月，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給2013年提出了六項工作要求，其中第六項，是要全面深化經濟體制改革，要深入研究全面深化改革的頂層設計和整體規劃，明確提出改革總體方案路線圖、時間點。這就是三步中間的第二步。

90年代的改革是在1992年十四大確定了改革目標，到了1993的十四屆三中全會，就制訂了總體方案——《關于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問題的決定》，規定了重點方面的改革方案，固定了它們之間的配合協調，整個是一個路線圖。

需不需要設計新的改革總體方案路線圖呢？我覺得中央決定要做這件事情，而且要求拿出這個總體方案路線圖還是正確的。因為市場非常復雜，非常巨大，又是很精巧的一個系統，這個大系統中包含著許多子系統。像我們在改革初期以為的那樣，當時有一種說法叫，無非就像過去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的時候，戰士們都自己打草鞋，打草鞋不需要設計，叫做草鞋無樣，邊打邊像。

為什么我們在列寧經濟時代搞建設的叫邊設計邊施工，這是不可能的，這么復雜的一個系統，你這樣零零散散各自去設計，最后建立起的這個系統是無法互連互通、無法協調運行的。而且各個地方、各個部門，都有自己的利益和自己的追求，如果沒有一個統一的總體規劃，各個部門、各個地區的設計往往是向自己的利益追尋，最后建立起來的體系就是一個大雜燴，無法正常運行。

所以必須要有一個超脫于利益的高層權威機構，在大眾的支持參與之下來進行從上到下的所謂頂層設計，并且監督著規劃著執行。

怎么來進行這個總體規劃的制訂呢？一方面要有中央直屬機構的統籌，同時要有社會各方面的參與。實際上，從前幾年開始，已經有許多研究機構在做這方面的研究，并且向中央提出關于改革的建議。

我想工作可以有這么兩個基本線索：第一個線索，就是從問題入手分析，從現實的突出矛盾入手，找尋造成這些矛盾的體制性根源，然后確定需要進行哪些方面的改革。每一個突出的社會問題，往往都是由許許多多、至少是若干個體制方面的原因造成的，通過從分析問題入手找到體制上的毛病，然后開出處方，進行改革，這是第一個線索。

比如收入差別擴大的問題，過去主要考慮了再分配方面，實際不只是這個，從初次分配我們就存在很大的問題。初次分配上最大的問題其實就是跟我們經濟增長方式有關，就是我們主要靠投資來支撐經濟的發展，所以投資比重越來越高，資本所有者的收入越來越高，資本所有者是誰呢？是中國，也可以是大企業，勞動者的收入所占的比重就會相對降低，這是我們收入差別不能縮小的一個基礎。所以要改變收入差別擴大，不能光從再分配著手，還要從初次分配、從生產結構開始。也就是說，當我們能夠轉變增長方式，能夠使得我們的勞動者都成為有更多知識、有更多技術的勞動者，甚至成為專業人員，這個時候勞動占收入分配中的比例就會提高。

比如政治改革問題，也可以從問題入手，找到它的體制性根源，再找到我們需要進行哪些改革。這是第一個線索。

第二個線索就是歸類，按照體制領域歸類，比如財政、金融、國企、市場等等，把從問題導向找出來的改革項目，按照體制的領域進行歸類，列出清單以后進行梳理，制定出我們下一階段改革的總體方案。

90年代改革用了一個概念，叫最小一攬子的改革方案，總體規劃看起來是一個從最小一攬子做起的改革方案，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說，改革不單向突進，因為它是一個系統，這個系統各部分之間有一個互動的關系要協調，所以不能單向突進，要配套改革，叫一攬子。我們現在問題非常多，不可能四面出擊，在一個階段解決所有的問題，那么，就要挑選出那些關系最緊密的改革項目，提出一個既是一攬子的、但它包含的內容都是最小的，這就是最小的一攬子。

這種方案一方面要全社會的參與，再有一個，中央直屬統籌的機構把他編制出一個最小一攬子的總體方案，然后在中央會議上確認，以后再有一個大體的藍圖全面推出。

第7篇：國企深化改革方案范文

關鍵詞： 校企合作 應用型高校 中外模式 深化改革 生態共贏

全面深化應用型本科院校人才培養方式改革，培養適合社會發展和企業需要的“四種能力”的高素質應用型本科人才，實現這一目標的重要途徑是校企合作。通過校企合作聯合培養模式，建立“互補、雙贏”的校企合作關系，利用企業、學校各自的利益訴求，形成利益共同體，構建“校企合作共生共贏生態圈”。借助企業實踐平臺培養和激發學生的創新能力，進一步鍛煉和培養學生的專業技能和就業核心競爭力。

一、國外校企合作模式研究

二戰后歐美等國家在應用型人才培養模式上不斷探索，率先提出并開展校企合作辦學模式，形成了適合本國的各具特色的多元化校企合作模式，典型的校企合作模式有德國的“雙元制”、美國的“合作教育”、英國的“三明治”、奧地利的“模擬公司”，亞洲經濟迅速崛起的日本采用“產學合作”、新加坡創立“教學工廠”模式等。

縱覽各國校企合作模式，政府高度重視校企合作在人才培養上的作用是關鍵。具體舉措有：（1）為校企合作立法，明確相應的政策法規，調動學校、社會及用人單位合作的積極性。（2）政府設立專門的協調或管理機構，依法規范企業參與職業教育的社會責任，協調校企合作關系，保障合作渠道順暢。（3）通過對企業實行稅收減免和財政支持等優惠政策，鼓勵、引導和扶持企業積極主動全程參與職業教育。

國外校企合作成功經驗：政府通過法律及設立專門機構來規范并培育校企合作大環境，校企共同制訂的專業培養方案契合社會和企業的需要，學生在校企合作模式下專業技能和職業素養得到迅速提升，社會對校企合作培養模式培養的人才認同度高，由此校企合作進入了互惠共贏的良性生態圈。

二、當前我國應用型本科高校校企合作現狀研究

當前我國高校普遍注重培養學生的實踐應用能力，注重和企業的合作，重視雙師型教師培養；高校主動服務企業，尋求共識；企業參與人才培養過程；校企共建合作模式與管理機制。然而，目前我國高校的校企合作還存在一些亟須解決的問題。

一是國家對校企合作重視不夠。缺乏相應的法規及配套政策調動學校、社會及用人單位合作的積極性，政府對校企合作的宏觀調控與指導不夠，對校企合作中出現的責權利不明確，致使校企合作難以深入開展。

二是高校對合作的重要性認識不足。部分高校重理論輕實踐，不愿面對校企合作中的管理問題，對學生赴企業實習中遇到的糾紛缺乏有效引導，有的高校為了規避風險，選擇少參與、消極應付的態度。

三是企業參與合作的熱情不高、動力不足。中小企業參與的最大動力，就是借此吸引并選拔一批優秀人才在企業就業，但企業往往走的是勞動密集型產業的老路，開展低成本的加工制造，尚未把產品開發與技術創新擺在重要位置，同時出于知識產權保護，也不會安排學生進入企業核心技術部門，而僅安排生產流水線頂崗實習，因而對大學生的技術創新能力培養不足，讓大學生認為大材小用，缺乏施展空間，學生實習結束愿意留在企業就業的較少，導致企業缺乏合作動力。

四是學生參與的積極性和認可度不高。企業只安排學生在生產流水線頂崗實習，高校和企業都對學生實行“放羊式”管理，學生的專業素養和工程實踐技能難以提高，且我國現行高考體制下，很多學生所學專業并非其職業興趣所在，學生缺乏赴企業從事專業實習的興趣。

三、校企深化合作培養模式改革方案

培養大學生的實踐能力，是高等學校人才培養工作的重要內容，也是目前相對比較薄弱的環節。提高大學生的實踐能力，需要加強校企合作，需要企業的積極參與，需要政府的政策導向，才能激發學生工程實踐的學習興趣。為此提出如下改革方案。

（一）政府需完善稅收政策和財政支持政策

1.制定稅收優惠政策。適時修訂《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所得稅法》，對企業為在校大學生提供頂崗實習支出的相關費用，在計算企業應納所得稅時予以減免抵扣；允許企事業單位將職工教育培訓費用于接收大學生的實習實訓；企業與高校聯合進行技術開發、成果轉化轉讓符合條件的，均可享受相應的稅收優惠政策。

2制定財政支持政策。設立專項財政資金，用于對接收實習生的企業進行財政補貼；允許企業根據接收實習生的數量和提供的培訓內容等，申請一定額度的政府財政補貼；鼓勵龍頭企業積極參與高校的人才培養工作，為行業培養高級專門人才。

只有國家從法律、政策等方面保障了校企合作的大環境，并對政策予以了全面落實，校企合作才能走入實質，才能借鑒現行的德國“雙元制”、新加坡“教學工廠”等校企合作模式，培養出符合社會需要的專業技術人才。

（二）完善學生實習期間的安全保障機制

1.保障大學生實習期間的生命安全。一是明確安全責任，對因實習學生責任造成的生產安全事故，按照責任分擔的原則，由高校、企業、學生共同承擔責任。二是建立和完善大學生實習期間的保險制度，明確大學生實習期間保險的投保主體、保障對象及責任范圍等基本要求，鼓勵保險公司進行設立并不斷創新大學生實習保險，保險內容應涵蓋工傷事故和職業病等。

2.保障大學生實習權益。政府部門出臺有關行政規定和相關措施，要求企業、學校和實習生必須簽訂三方協議，以明確各自的權利和義務。在任何情況下，實習都不能成為廉價雇傭，實習生與企業要就實習的工作時間、加班約定、薪酬、考核等具體事項達成一致意見，并寫入三方協議。

（三）校企聯合培養工程實踐技能

（1）以學院專業教授為主，聘用合作企業的技術總監共同組建人才培養方案改革指導委員會，將人才培養方案緊貼當前行業的發展前沿，讓人才培養方案真正滿足企業的要求。（2）邀請企業中的技術骨干定期為學生做專題講座或參與實踐教學，使學生能直觀地了解企業的用人要求，對所學課程在就業中的應用能夠有清晰的認識，了解所學課程的整體架構，提高學生的學習興趣。（3）將企業研發項目引入畢業設計課題，企業技術骨干與教師共同開展畢業設計指導工作，從畢業設計選題開始就與企業的實際生產相結合，用企業實際生產的標準考核學生畢業設計的質量。

（四）加強教師工程實踐能力培養

我國可以借鑒德國和澳大利亞的成功經驗，建立基于校企合作模式下的教師工程實踐能力培養機制，安排教師赴企業頂崗實習，參與或主持企業的項目研發，提高青年教師的工程實踐能力，培養適合當前專業發展需要的雙師型教師。

（五）嘗試“預聘”人才培養模式

在當前缺乏有效的制度和政策保障的情況下，借鑒美國“合作教育”中的工學交替模式，嘗試預聘。即在大三期間，學校根據學生的專業就業意向，引進相對穩定的對口企業到學校舉辦專場招聘會，一旦企業與學生簽訂預聘協議，學生就到企業頂崗實習，通過修訂人才培養方案，校企聯合共同開展對學生“四個能力”的培養。“預聘”人才模式可從以下方面開展工作。

1.搭建校企合作平臺，達成合作協議。高校在實地調查企業需求的基礎上，從崗位需求及培養目標的實際需要出發，以主動積極的姿態，本著互惠互利的原則，確定意向合作伙伴，制訂校企合作協議框架，并修改專業培養方案，開設適合企業所需的專業課程，并在課程教學中，邀請企業技術骨干進行實踐環節指導，并參與對學生的課程考核。同時可根據企業技術研發需要，與教師共同指導學生開展課題研究、畢業論文指導。

2.建立合作保障機制。高校和企業相關人員可以組成預聘人才培養工作協調領導小組，總體指導、協調和管理高校與企業在人才培養上的合作事務，包括制訂合作計劃、培養目標和實施方案，協調解決人才培養過程中出現的各種問題。

3.共同考核，明確最終錄用結果。經過系統培訓后，學校與企業綜合考查學生各方面的能力，以及學生對企業文化和企業業務的熟悉程度，根據考核結果及雙方最終意向，決定錄用結果。這樣，企業可以招聘到需要的人才，學校的專業能辦出特色，學生能提高職業素養和工程實踐技能，形成良性循環。

四、結語

在我國勞動力成本不斷攀升，眾多跨國外資企業紛紛轉往東南亞，國家大力倡導從勞動密集型產業向知識資本密集型產業轉型的關鍵時期，如何為國家源源不斷地輸送緊缺人才，尋找一條適合當前國內形勢發展需要的應用型本科人才培養模式，是高校人才培養急需解決的問題。我們只有學習借鑒國外發達國家的先進經驗，大力發展校企合作，進一步優化社會資源配置，打造一批優勢突出、特色鮮明的學科專業，以特色增強競爭力，樹立面向應用、能力為重、全面發展的培養理念，科學構建理論與實踐深度融合的教學體系，為培養復合型、創新型和技術技能型人才打下實踐基礎，從而為我國產業轉型的跨越式發展提供更多的高素質應用型人才。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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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孫麗.應用型工科高校有效教學體系構建[J].裝備制造技術，2013年第9期.

[3]劉寶良.特色應用型本科人才培養模式下高校改革創新的探索[J].價值工程，2014年第33期.

[4]汪建華.工程應用型本科人才培養模式的研究與實踐[J].長沙：湖南工程學院學報，2015年第2期.

第8篇：國企深化改革方案范文

經過長期以來的艱苦努力，我市各項改革不斷深入，已經進入攻堅克難的重要階段。在新的發展時期，改革突破、體制機制創新對生產力發展、社會進步產生巨大的推動作用。我們要積極把握改革的機遇，堅定信心，迎難而上，扎實有效地把全市的改革向前推進。當前，有三個方面的情況需要認真把握：

一是改革面臨重大機遇。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對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作出了全面部署，明確了新形勢下的新目標、新任務，并在全國范圍內迅速掀起了新一輪更廣泛、更深入、更徹底的改革浪潮，為我們進一步解放思想、深化改革開辟了更廣闊的新空間。省委十屆六次全會、市委九屆三次全會分別把今年確定為“改革促進年”和“改革創新年”，要求堅持整體推進和重點突破相結合，改革的總體目標和階段目標相統一、相配套，有步驟地推進各項改革深入開展。我們要充分利用當前加快改革的大環境、新機遇，抓住經濟增速較快、改革環境比較寬松等諸多有利條件，全面推進各項改革。市體改委組成人員作為全市改革的高層議事者、協調者和直接組織者，更要緊緊抓住難得的歷史機遇，圍繞我市改革發展大局，積極穩妥、扎實有效地推進我市的改革事業。

二是改革進入關鍵時期。在過去的一年里，我市堅持以深化國企改革和企業上市為重點，全面推進各項改革，在諸多方面取得了實質性進展。國有企業改革方面，市屬工業流通企業改革基本完成，非工業流通企業改制有序推進；壟斷性行業產權制度改革取得突破，市煤氣公司％的股權轉讓、自來水公司％股權轉讓初步完成；企業上市工作扎實推進。國有資產管理體制改革方面，初步確立了國資委－資產經營公司－國有控股企業三層次的國有資產管理營運框架和有效的國有資產管理、監督、營運體系，國有資本的運作能力得到加強。事業單位改革方面，摸清了市屬事業單位底數，并按照行政管理型、社會公益型和生產經營型對市屬事業單位進行了分類，研究制定了相關政策文件。行政審批制度改革方面，“二輪改革”全面完成，取消、調整行政審批事項共項。總之，我市的改革工作取得了階段性成果，具備了進一步加快改革的基礎條件。

三是改革任務依然艱巨。主要表現為改革進程滯后于兄弟城市，某些方面的改革還沒有實質性突破。我市國企改革大多面向本企業的經營者，多為存量改革，增量調整不足，保障政策不到位，改制質量不高。蘇州、無錫等地區％的國企改革都是增量改革。我市事業單位改革步伐相對滯后。在個地級市中，除揚州和連云港外，其它各市都已進入實質性操作階段。我市衛生體制改革除灌南、東海部分衛生院進行了改革，市屬衛生機構改革剛剛起步。而宿遷市除公益性醫療衛生機構外，所有經營性醫院都已進行了全面改制。我市文化體制改革目標不明確，改革涉及文化、廣電、新聞出版等多個部門，由于條塊分割，大文化體制尚未確立，等等。都需要我們在下一步的改革中著力加快推進。

二、重點突破，確保各項改革取得實際成效

改革是一項十分龐大而復雜的系統工程。在整體推進改革中，我們要善于抓住主要矛盾，圍繞改革重點，明確目標，完善措施，實施重點突破，以求迅速推動全局之效。

一是民營經濟發展要快速推進。市委、市政府把推動全民創業、發展民營經濟作為“富民強市”的一項重要舉措，已于年初召開萬人大會進行了具體部署。今年的各項改革要重點圍繞全民創業，在全市營造“政府鼓勵創業、全民參與創業、全社會支持創業”的濃厚氛圍。要采取各種積極有效的措施，放開政策、放活個人、放飛企業，形成千軍萬馬闖市場、千家萬戶辦實業、百舸爭流謀發展的創業格局。

二是市屬企業改革要全面完成。今年市屬企業改革的目標是：國有集體資本退出和改制重組步伐進一步加快，年內全面完成工業企業改制，基本完成外貿、糧食、供銷、建筑、旅游及其他壟斷行業的改革。市體改辦、經貿委、計委等與改革關系密切的成員單位，要組織精干力量，以強烈的責任心和緊迫感，積極主動地為推進改革獻計獻策，做好指導協調，確保改制順利進行。要進一步加大對企業改制的監管力度，切實解決好違規操作、資產流失、侵害職工利益等問題，確保嚴謹規范、陽光操作，確保國有資產不流失和社會穩定。要進一步加大企業上市的推進力度，市體改辦、經貿委作為這項工作的牽頭單位，要加大爭取力度，確保“五個一工程”（確保一家企業上市、爭取一家企業配股、爭取一家企業申報材料、完成一家上市輔導期驗收、組建一家新的股份制公司進入輔導期）的實現。版權所有

三是事業單位改革要加快實施。有關部門就事業單位改革做了大量基礎性工作，我市已經具備了全面實施的條件。但事業單位因其功能定位特殊、人員身份特殊、供給渠道特殊，其改革比企業改革情況更復雜，任務更艱巨，必須有充分的準備。要多深入基層調研，多借鑒外地經驗，在改革實踐過程中，不斷完善實施方案，使其更有針對性、實效性和可操作性，按照“分類定位、分開管理、分別改革”的思路，對行政管理類、社會公益類和生產經營類事業進行不同方向的改革，確保取得預期成效。

四是國有資產管理體制改革要實現新突破。這是今年的一個重要任務。要加快建立市級國有資產監督管理機構，組建新的國資委，對現有市級資產經營和管理公司進行整合，新組建體育、文化等投資主體，在國有資產和國有資產受權經營主體重組整合方面邁出更大步伐。要按照政企、政資和政事三分開的要求，建立起權利、義務和責任“三統一”，管資產、管人和管事“三結合”的國有資產管理體制。

五是政府管理體制改革要進一步深化。要按照“經濟調節、市場監管、社會管理、公共服務”的職能定位，加快建立“行為規范、運轉協調、公正透明、廉潔高效”的行政管理體制，積極推進政府職能轉換和政府機構改革。以貫徹落實《行政許可法》為契機，進一步深化行政審批制度改革，推進政務公開。要以行業協會為重點，清理整頓和規范發展社會中介機構，逐步將目前由政府部門、資產經營公司承擔的行業管理、社會服務等職能剝離給社會中介機構。

三、加強組織領導，確保各項改革任務順利完成

一要加強領導，建立健全靈活有效的運行機制。各項重點改革都要建立健全相應的工作力量，在市委、市政府的統一領導下，扎實有效地組織實施。市體改委作為市政府高層次議事協調機構，要進一步調整完善，建立聯席會議制度，不定期地對事關我市全局或重要的改革實施方案和有關政策進行審議論證，及時協調改革中的具體問題。需要指出的是，市體改辦作為市體改委的常設機構，在推進我市改革中作出了積極貢獻，希望繼續當好市委、市政府改革發展的參謀，深入調查研究，及時掌握改革動態，針對全市經濟體制改革中出現的矛盾和問題，提出可供決策的解決方案。

第9篇：國企深化改革方案范文

    關鍵詞: 中小企業  融資難  信用缺失  信用體系  信貸產品 

    An Analysis of the Medium-and-small Size Enterprises Financing Difficultly 

    through Credit Incompleteness 

    Abstract: The problem of the medium-and-small size enterprises financing difficultly that has been paid close attention to is a point at issue. It is credit incompleteness that results in the difficulties of the medium-and-small size enterprises in modern society where credit has become the core of modern economic life. It’s necessary to deepen timely the reformation of Chinese bank system for solving the difficulties of the medium-and-small size enterprises collecting funds. But, we should establish a complete credit system; and the key to constructing the credit system is people’s favorable expectation of the future. Before this, it is the most urgent that existing banks bring forth new financial instruments which is suitable for the medium-and-small size enterprises. 

    Key Words: medium-and-small size enterprises; Difficulty of financing; Credit incompleteness; Credit system; Credit instrument. 

    中小企業在促進我國經濟增長、提供服務、解決就業等方面發揮了突出作用,已成為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中不容忽視的重要組成部分。但目前中小企業發展中的金融制約因素嚴重阻礙了其健康發展,更不利于我國金融體制改革的進一步深化。針對中小企業融資環境差、融資難問題,有人提出組建民營銀行,即增量改革,專門為中小企業服務( 林毅夫2000;江其務,2001) ;有人提議國有銀行民營化,即存量改革,建立中小企業服務體系,加大對中小企業的金融支持(劉佩2000);也有人主張通過企業債券市場(邱華炳,2000)、股票市場,尤其是二板市場(王國剛,2001;陳曉紅,2001)為中小企業籌集資金。不管是選擇建立民營銀行的增量改革方案,還是選擇國有銀行民營化的存量改革方案,亦還是選擇建立企業債券市場、二板市場的方案,適應民營經濟發展所帶來的經濟結構的變化,與時俱進,我國深化銀行改革勢在必行。就目前我國國情來看,筆者認為建立完善的社會信用體系,是改善中小企業融資環境、深化金融改革的前提。因為“金融很重要,是現代經濟的核心。”金融最基本的特征和作用就是采用還本付息的方式,聚集資金、分配資金、調節資金余缺;而以還本付息為條件的債權債務關系是信用的本質特征。所以說,信用是金融的基礎,信用是現代經濟生活的核心。 

    在現代經濟生活中,信用,即債權債務關系是一種最普遍的經濟關系,經濟生活中的每一個部門、每一個環節都滲透著債權債務關系。倫敦經濟學院院長吉登斯在其一系列社會理論著作里反復指出:現代社會的核心問題是“風險”與“信任”關系的協調,也就是信用問題。當今世界,各國經濟運行的基本特征大體雷同,都以市場機制作為配置經濟資源的準繩,但是各國國民經濟的發展狀況和整體競爭力的差異較大,深究其因就是信用經濟發展的程度不同。可見,現代經濟是建立在信用基礎上的,信用關系是現代經濟中最普遍、最基本的經濟關系,信用成為現代經濟生活的核心。 

    一、信用缺失梗阻中小企業融資 

    理論界對中小企業融資難的原因已有了許多研究成果,涉及到中小企業自身資本金少、規模小、管理模式、經營機制落后、倒閉比率高等因素,涉及到現有金融體系中小銀行不能滿足、國有大銀行不愿融資的體制的原因,有政府政策支持力度不夠的原因,有法律制度不完善的制約,有缺乏為中小企業融資擔保機構的因素,也有當前資本市場排斥中小企業籌資的原因(梁峰,2000)。筆者認為,這些研究成果對揭示制約中小企業融資的因素有現實意義,同時認為,在信用已成為現代經濟生活核心的今天,在當前經濟形勢下,一方面中小企業需要資金發展壯大時融資困難,另一方面國有商業銀行沉積了大筆資金繳存中央銀行、轉存上級行或通過不正當渠道流入股市投機,造成我國投資需求不足、進而消費需求和總需求不足,為什么呢?簡單一句話,就是信用缺失梗阻了資金的流動。信用的缺失是導致中小企業融資難得關鍵。 

    信用是以償還為條件的借貸行為,因此信用在內容上由承諾和兌現兩部分構成。承諾,不管是口頭上的還是書面的,都很容易做出;而兌現則是還款意愿和還款能力的統一,不是容易做到的。有還款意愿但沒有還款能力或者是有還款能力但沒有還款意愿,都會造成信用在內容上不完整,即“信用缺失”,這是指狹義上的;廣義的信用缺失還包括整個社會缺少信用記錄、信用征集、信用調查、信用評估、信用擔保、信用管理等完善的信用制度體系。狹義上的信用缺失,尤其是由有還款能力而無還款意愿所造成的,引發的結果——債務人受益、債權人受損,這一信息,在廣義信用缺失的條件下,成為“不完全信息”:一個人失信了,只有當事人知道,其他人不知道或者為知道這一信息而付出的成本太高,這個人照樣可以從其他人獲得借款,至少短時間內是可行的。 

    對我國企業融資來說,在計劃經濟體制下,全民所有制企業占絕對多數,由于政企不分,企業獲取資金多少完全取決于政府行為或政策需要,這時國家信用唱主角,曾經發揮良好作用,但最終造成低效、浪費的局面。改革開放后,外資的進入,鄉鎮企業、個體私營企業的不斷涌現,且日益蓬勃發展,推動國有企業走向市場,“撥”改“貸”以后的企業資金供給機制,表面上政府信用讓位于銀行信用和商業信用,但是由于銀行是國家的,企業也是國家的,國有企業從國有銀行貸款,到期本利不還時有發生,使銀行形成巨額的不良資產,既制約國有銀行向現代銀行制度的轉變,也制約著國有企業現代企業制度的建立。為進一步深化改革,國家成立四家金融資產管理公司,對四家國有銀行的不良資產實施剝離。足見這一階段的銀行信用仍是以國家信用作保障的(由于金融資產管理公司只對1995年以前國有銀行形成的不良資產進行剝離,這就是說國家信用只保障1995年以前的國有銀行信用風險)。中小企業與大企業相比信息不透明程度高,信息基本上是內部化的,在廣義信用缺失條件下,銀行通過一般的渠道很難獲得中小企業的信息,對中小企業貸款與大企業相比成本要高的多。同時,中小企業在無序的惡性競爭中產生的失信,令銀行不敢對其提供資金支持,雖然中小企業中也有不乏信譽卓越的,但是在信用缺失的條件下,銀行很難將其與其它企業甄別出來,從而導致中小企業向國有銀行融資困難。 

    中小企業融資環境差、融資難制約著中小企業的進一步發展,在中小企業對國民經濟的貢獻日益突出的今天,這一問題也制約著我國經濟的發展。因此解決中小企業融資難問題,成為擺在我們面前的一個重要課題。針對這一問題,有學者提出組建民營金融機構,專門為中小企業服務,也有學者提議對國有銀行進行民營化改革,增加其對中小企業的支持。這些改革十分必要,但有一點應注意:民營銀行也好,國有銀行民營化也好,它們首先都應是自主經營、自負盈虧、自擔風險的現代銀行,安全性、流動性、盈利性是它們經營的基本原則,在市場化的經營機制下,任何一家銀行選擇融資對象時,只能以企業的發展狀況、盈利能力、資金償還能力和信譽狀況為標準。企業的成份是國有還是民營,只能說明企業的產權結構。一家民營銀行會因為一些國有企業的效益好、信譽佳而向其大量貸款;一家國有銀行也會因為民營企業經濟效益好、信譽佳、發展健康而向這些民營企業提供信貸資金。因此,國內紛紛炒作的關于放松私人投資者和民營企業進入金融業組建所謂民營銀行的建議,并不一定能夠解決中小企業融資難問題。在建立合理高效的法人治理結構和規范化的市場運營機制以后,具有規模經濟優勢的國有銀行完全能夠滿足我國中小企業的資金供給,其前提是必須有一個完善的信用制度和信用體系。這可以從近年中央銀行連續七次下調存貸款利率、兩次下調存款準備金率、多次下調準備金存款利率,而商業銀行“惜貸或懼貸”、“繳存和轉存”準備金等行為上反映出來。缺乏完善的信用體系,使銀行在選擇貸款企業時,很難獲取該企業的信用狀況記錄和相應的信用擔保,為了避免信用風險,銀行就謹慎貸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