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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數字金融理論范文

（西安交通大學經濟與金融學院，陜西西安710061）

摘要：本文以2007-2012年上市公司中的制造業企業為樣本數據，通過對外部宏觀經濟環境變化影響企業財務行為機理的探析，發現金融發展促進了金融中介和金融市場的發展，這也是金融環境變化作用于企業的主要途徑；融資約束的變化將直接影響企業資本結構變化，當企業面臨的融資約束越不明顯，企業的銀行短期借款融資越容易；但在現階段金融發展對企業長期借款結構改變不明顯。因此，在我國經濟轉型的特殊制度背景下，金融整體發展水平的提高是有效解決企業融資約束的關鍵所在，未來金融改革的重點應在提高金融發展深度的同時實現區域金融的整體提升。

關鍵詞 ：金融發展；企業融資行為；融資約束；微觀結構理論

中圖分類號：F830.2；F276.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176X（2015）07-0122-07

收稿日期：2015 -03 -10

作者簡介：張凡（1987 -），男，陜西山陽人，博士研究生，主要從事金融研究。E-mail： denjinrrung@ qq．com

一、引 言

基于Modigliani和Miller （1958，1963）的MM理論，學術界對于企業價值的探討一開始并未關注融資決策對企業價值的影響，但現實資本市場的供求雙方卻從未將企業價值的增加僅局限于投資決策的“正確”，他們甚至更關注企業內部融資結構的合理與否。理論與現實的背離正是由于在新古典經濟學的影響框架下，MM投資理論的假設條件過于苛刻，所有企業均存在于完美市場之中。Myers和Majluf（ 1984）否定了MM理論假設之一——“不存在信息不對稱”，將融資成本第一次納入企業價值的影響因素。至此之后，對于企業可用凈現金流問題的關注開啟了現代公司財務領域研究的新視角，對企業財務行為的研究開始走出內部環境的局限，無論是CFO還是學者都意識到企業財務決策的制定已經無法擺脫外部經濟環境變化所帶來的影響。

20世紀90年代資本市場的空前繁榮和金融工具的不斷創新引發了經濟的新一輪增長，學者們也通過宏觀經濟數據驗證了金融發展在經濟增長中不可忽視的作用。而一切經濟活動的直接參與者——企業，對其所處外部金融市場的變化“感覺”則更加直接，金融體系的合理與否、金融發展水平的高低對于身處其中的企業將產生更直接的效應。林毅夫和姜燁、林毅夫和孫希芳、林毅夫等提出的新結構經濟學最優金融結構理論就直接指出了企業因所處產業、性質和規模的不同而存在不同的融資需求，資本市場所提供的金融服務也必須“因人而異”，所以適宜的金融結構是滿足各類企業不同融資需求的基本條件；只有伴隨實體經濟發展而不斷完善的金融體系結構，才能實現資本聚集、資金配置和分散風險的基本功能。我國經濟市場化起步較晚，且目前正處于經濟轉軌階段，因此，相較于成熟資本市場中的企業而言，我國企業在資本結構、融資順序和融資方式上均表現出特殊性，那么當資本市場發生變化時，宏觀的、綜合性的市場變化如何作用于微觀的企業行為？鑒于此，本文以我國上市公司為樣本，通過探析金融發展水平對上市公司融資約束的影響路徑和表現方式，從企業財務行為的直觀變化揭示金融發展促進經濟增長的微觀機理。這有助于企業從微觀層面更好地判斷政府經濟改革、政策改革的實質所在，從而提高對政策的理解和利用，最終通過對自身企業價值的提升實現金融水平的進一步發展。

二、文獻回顧

現實社會中經濟發展與企業價值增值總是相伴出現，但宏觀環境變化與微觀個體行為改變的銜接點卻始終是無法打開的“黑匣子”。直到Coase對交易費用的提及，才最終實現了將經濟學發展引入到對企業的關注上來。從此，對企業外部融資行為的研究開始成為理論界的焦點。

Bester和Hellwig通過實證分析發現，企業在進行外部融資時會遇到信貸配給現象，且該配給行為是長期性的、無法通過市場調節而消失。Keeton、Stiglitz和Weiss則直接指出造成信貸配給現象的原因正是供求雙方的信息不對稱，而緩解這一現象的有效措施只能是不斷完善資本市場。當對融資理論的探討具體到企業層面時，企業面臨的融資約束問題開始成為理論界和實物界共同關注的問題，將企業具體財務行為的改善置身于宏觀經濟社會發展，探尋經濟發展、資本市場完善與企業微觀行為間的關系開始成為企業理論新的研究方向。Diamond首先指出金融市場發展具有緩解企業融資約束的功效，正是通過金融中介在收集企業信息方面存在的規模經濟優勢，有助于緩解市場中的信息不對稱問題。Rajan和2ingales則將信息不對稱的緩解歸功于企業自身治理制度的完善，強調治理制度的完善是金融市場發展所帶來的直接結果。Levine、Mckinnon則在肯定Diamond研究結論的基礎上，從資源配置效率方面分析金融中介發展的影響，指出金融中介發展表現在數量和質量兩方面，而這將直接增加資本市場資金的聚集量，實現資金的合理分配，最終影響企業可利用的外部資本；Hwang等綜合Diamond、Levine和Mckinnon的研究指出，企業融資困境的產生是信息不對稱和委托問題共同作用的結果，而金融發展可以通過提高資源配置效率推進企業投資，最終實現企業價值增值。

國內學者更偏好于通過數據模型驗證上市公司價值與金融發展水平間的相關性。李增泉等、饒華春等分別通過對不同性質、不同規模企業在一定時期內的數據與相關時期金融發展水平間關系的檢驗，驗證了即使我國企業在融資行為上具有特殊性，但金融發展水平的提升仍然有助于減緩融資約束，特別是對民營企業緩解作用更加明顯，但對具有政治關系的民營中小企業的作用不明顯，這為本文選擇樣本數據提供了參考。朱凱和陳信元從監督角度分析指出，金融生態環境的改善將使投資者更重視會計信息的整體質量，并據此決定資源配置。

可見，目前對于金融發展與企業融資約束關系研究多集中于兩者關系的驗證，上述文獻均未能提供一個思路完整、邏輯清晰、反映金融發展作用于企業融資約束的機制及理論模型，也未能將宏觀經濟環境改善與企業可利用發展因素相結合，從微觀視角探討宏觀經濟政策作用于企業的實現路徑。本文試圖構建一個基于金融發展——資金供給和融資成本，反映金融發展作用于企業融資行為的理論模型，結合我國企業數據，從微觀結構理論角度分析宏觀經濟政策影響企業融資行為和緩解融資約束的具體路徑，以及對企業金融生態環境優化功能，據此評估宏觀經濟政策通過影響企業財務行為調控宏觀經濟的傳導機制。

三、模型、方法與數據

1．模型構建

對涉及融資約束的相關文獻分析發現，運用銷售加速模型可以通過對企業投資——現金流系數的判斷進而對企業是否面臨融資約束困境做出判斷：在涉及企業融資約束程度測算問題上多采用托賓Q模型，該模型在銷售加速模型的基礎上，增加了一個新變量即反映企業未來市場價值和潛在投資機會的托賓Q值，以此進一步測算企業融資約束的程度。①結合本文研究的重點即通過構建模型探尋現實金融環境變化對企業融資約束的影響，因此，需要強調的是：一是外部市場必須是非完全競爭，市場中存在信息不對稱現象，不同融資方式存在不同的融資成本，且存在稅收優勢。二是假設企業已經存在融資約束困境。鑒于此，本文試圖將以歐拉方程模型為基礎，通過添加相關變量來揭示現實金融環境對企業融資約束的影響機制。

本文在已有研究結論即金融發展可以降低市場不完全性的基礎上，在歐拉方程模型中增加反映金融發展水平的交互變量，在控制其他變量的前提下專門分析該變量變化時企業投資的影響，通過對投資總量的變化判斷企業可用凈現金流的充裕程度。企業凈現金流越充裕其投資行為受資金約束的可能性就越小，即企業面臨融資約束困境的可能性就越小。為了考察金融發展對企業融資約束的影響，在選擇衡量金融發展的指標時參照Demirguc-Kunt和Maksimovic做法，將抽象的金融發展具體為金融中介發展與股票市場發展。Laeven研究表明，金融發展與投資對主營業務收入敏感程度的交互乘積項系數顯著為負時，說明外部資本市場發展可以減輕企業投資對內部現金流的依賴程度。鑒于此筆者提出如下假設：

假設1：金融發展水平越高，企業所受的融資約束越低。

構建模型：

其中，I為企業投資支出，用企業對固定資產投資所支付的現金表示；S為銷售收入，S=當年主營業務收入／當年平均固定資產總額；CF為經營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凈額，CF=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的凈增加額一籌資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凈額一投資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凈額；FIN為衡量金融中介發展的指標，FIN= MZ/GDP+貸款總額/GDP； STK為衡量股票市場發展指標，STK=股票市值/GDP+交易量/GDP+交易量／股票市值；FD是衡量金融發展的指標，FD= FIN+STK； Ps為金融發展與投資對主營業務收入敏感程度的交互乘積項系數；β6為金融中介發展與投資對主營業務收入敏感程度的交互乘積項系數；β7為股票市場發展與投資對主營業務收入敏感程度的交互乘積項系數。以FD與CF的交互變量來衡量金融發展對企業融資約束的效應。

通過式（1）可知，金融發展水平的決定因素主要是金融中介與股票市場，其系數β5直觀反映了金融發展水平與投資對主營業務收入敏感性的相關性。若β5顯著為負，則表示金融發展改變了企業資本結構，使企業可以通過增加外部融資實現可用凈現金流的增加，說明金融發展優化企業的外部資本市場，緩解了企業融資約束；反之則表示金融發展對企業資本結構沒有影響，企業可用凈現金流增加促進內部融資增加。

金融發展對企業最直接的影響往往表現為更為充足的現金流，使企業可用于投資的現金流增加，可以在技術革新、研發創新和新興領域等方面增加資金投入，未來為企業帶來更大的收益。在假定銷售收入穩定增加和內部留存收益比固定的前提下，更多的現金流應得益于外部資本市場的供給。因此，需要進一步探求融資約束與融資結構間的關系，通過企業資本結構的變化判斷企業可用資金的主要來源，最終判斷金融發展是否有助于企業更容易從外部資本市場獲取資本。以銀行借款與企業權益負債額所占資本總額的比重代表企業的融資結構并提出如下假設：

假設2：企業融資約束困境影響其自身的銀行借款行為，且兩者存在負相關關系。

構建模型：

其中，Y為銀行借款，Y=（長期借款+短期借款）／公司負債和權益總和；C為企業現金持有量，用以衡量融資約束水平，C=當年現金及現金等價物／上年總資產；CQ為銀行長期借款，CQ=長期借款額／公司負債和權益總和；DQ為銀行短期借款，DQ=短期借款額／公司負債和權益總和；Si為公司規模，用公司當年年末總資產的自然對數表示；P為企業盈利能力，P=當年凈利潤／當年總資產：Ye為虛擬變量控制年份。通過模型（2）可知，系數／直觀表現了企業資本結構對企業現金流敏感度的影響，若β1顯著為正，則說明企業面臨的融資約束越嚴重，能從外部資本市場獲取的資本就越有限；反之，若金融水平進一步發展，外部資本市場隨之發展，信息不對稱問題進一步緩解，則企業從銀行獲得資本越容易。

2．計量方法

為避免因變量滯后項作為解釋變量而導致的解釋變量內生性問題，保證待估參數的無偏性和一致性，本文將采用動態面板廣義矩法（ GMM）對模型進行估計。鑒于兩步GMM估計的標準差通常存在向下偏倚，①應用中更偏好于一步GMM估計量，避免解釋變量的內生性問題。

采用一步GMM估算法增加了水平方程矩陣約束條件的數量，為保證新增變量的有效性需要進行Sargan檢驗。而對于GMM估計量是否有效可行，則參照Bondetal （2001）的檢驗辦法，即將GMM估計值分別與固定效應估計值及混合OLS估計值比較。由于混合OLS估計通常嚴重高估滯后項的系數，而固定效應估計則一般會低估滯后項的系數，因此，如果GMM估計值介于兩者之間，則GMM估計是可靠有效的。

3．樣本及數據來源

鑒于數據的可信性和可獲取性，本文選擇2007-2012年滬深兩市A股上市公司為研究對象，考慮到不同類型的企業對金融發展的敏感性不同，將樣本數據進一步縮小為制造類企業。這是由于相較于金融與房地產等行業領域投資的特殊性，制造業企業的投資主要集中于固定資產，這更能體現實物投資的不可逆性，從而保證研究結論的一般適用性。而且，就制造業企業占A股上市公司較高的比重而言，具有較強的代表性。在此基礎上對原始樣本數據進行二次篩選：剔除2007-2012年處于+ST、ST或者FT狀態的上市公司；剔除未連續5年披露相關數據的公司和出現了異常數據的公司，以保證所選公司會計指標的可靠性和相關性。經過上述篩選最終得到研究樣本3 375個。②

4．變量描述性統計

對所得到的樣本數據進行財務變量的描述性統計，如表1所示。

在表1中，通過對制造業上市公司投資支出均值的比較可以判斷，樣本中大部分公司投資支出所占比重還是比較大：由于樣本數較多且企業間在規模、性質等方面存在較大差異，因此，制造業上市公司間主營業務收入的差異較大，表現為主營業務收入與投資支出比值的標準差較大為0. 6025。雖然經營現金流凈額均值與中位數相差不大，但最大值和最小值之間的差距較大，這直觀體現了我國上市公司間財務狀況具有多樣性。而通過對銀行借款指標的分析可以發現最小值與最大值間也存在較大的差距，這表明我國上市公司間融資結構差異明顯。進一步分析銀行借款中長短期借款比可以發現，長期借款占比均值0. 1611明顯高于短期借款占比均值0.0424，說明大多數企業長期借款占比在0. 1500以上，與長期借款占比相比短期借款占比低很多，這也說明我國銀行與企業間發生的借貸行為以長期借款居多。

四、實證結果與分析

1．金融發展對融資約束水平影響的分析

對模型（1）的估算結果如表2所示。從表2可見一階差分方程中的殘差項通過了檢驗不存在二階自相關，模型（1）設定是合理的。為進一步判定GMM估計是否有效，將對被解釋變量的滯后項一階系統GMM估計值進行判定，看其是否處于混合OLS估計值與固定效應模型估計值之間，從表2可知0. 1460<0.5440<0.7430，因此，在研究中選取的GMM估計是有效的。

通過表2可以看出，金融發展與企業現金流的交叉項的系數都為負，且分別在5%和10%的水平上顯著。這表明金融發展水平的提高降低了企業投資的信息不對稱問題，拓寬了企業的融資渠道，有利于企業從外部資本市場獲取更多的資金，從而擴大投資規模或增加投資領域，而這又將增加企業內部資金。當外部資金流與內部資金流同時增加時，企業面臨的融資困境將有所緩解。因此，證明本文所提出的假設1成立。

2．融資約束與企業資本結構關系分析

我國上市企業間的資本結構存在較大差異，而這種差異的存在可能與不同企業面臨的融資約束困境程度有關。如表3所示，反應企業融資約束與銀行借款行為相關性的系數為-0.0396，且在10%水平上顯著，與長期借款和短期借款相關性分別為0. 0025和-0.0814，且具有統計顯著性，通過相關性檢驗說明融資約束水平與企業資本結構具有相關性。

從表4可知，用以衡量融資約束水平的企業現金持有量C的t值為-2. 1600，且在5%水平上顯著，這說明企業面臨的融資約束程度與銀行借款比例間存在負相關性，假設2成立。銷售收入的t值為-1. 6100，在10%水平上顯著，說明銷售收入與銀行借款間存在負相關關系，即當企業銷售收入增加且外部融資較困難時，企業更偏好于內部融資，以緩解企業對外部資本市場的依賴性。必須指出的是公司規模Si的t值為7. 5200，在99%區間內顯著，說明公司規模與銀行借款間正相關，公司規模越大越容易從銀行獲得借款，這與現實情況相符。鑒于大規模企業的抗風險能力較強，銀行往往更偏好于對大規模、國有性質的企業放貸。

回歸性檢驗證明了融資約束與銀行借款間存在負相關關系，但本文構建模型（2）的目的是為了探明金融發展對企業融資行為的具體影響，有必要對銀行借款進行更細致的劃分，即分別驗證企業長期借款、企業短期借款與融資約束間的關系，結果如表5所示。用以衡量融資約束水平的企業現金持有量C與銀行長期借款關系的t值為-0. 3500，但兩者關系并不顯著，這說明企業是否面臨融資約束以及程度如何，與該企業能否從銀行獲得長期借款不存在明顯的相關性。但企業現金持有量與短期借款之間的負相關關系卻非常顯著，其t值高達-4.5700，且在99%區間內顯著，這說明企業融資約束水平與企業銀行短期借款間存在顯著的負相關關系。

結合我國經濟轉軌時期的特殊性分析，可知現階段我國金融發展水平雖然有較大幅度的提升，但整體水平仍處于不發達階段，這必然導致資本市場交易雙方存在信息不對稱現象，對于資金供給方的銀行而言，在選擇長期貸款對象時必然考慮對方的抗風險能力和未來還款能力，企業的規模、性質和未來發展趨勢勢必成為銀行主要的判定因素；而對于短期資金的供給由于時間較短，無論是在風險控制還是還本付息方面，均處于銀行可控范圍內。因此，現階段相較于長期貸款而言，我國銀行更偏好于對企業進行短期放貸。作為資金需求者的企業而言，在我國資本市場尚未發展成熟的階段，外部資本市場雖然可以提供企業發展所需資金，但資金成本相較于內部融資而言較高，且在資金數量、用途等方面均受到限制。因此，現階段我國企業更偏好企業內部融資，只有當出現短期內的資金短缺時才會向銀行進行短期貸款。但可以肯定的是，隨著我國金融市場水平的不斷提高，未來資本市場發展將更加完善，價格所包含的潛在的、可供使用者判斷的有用信息將更加豐富，這將有效改善市場參與者間的信息不對稱問題，最終降低交易成本，使供給者的多余資金能投入到更有效的領域，而對于資金需求者將通過外部融資渠道的擴展而為企業贏得更多的投資機會。而且較高的金融發展水平將擴大資金供給者的范圍，這將更有利于民營、中小規模企業的進一步發展。

五、結論

本文通過對外部宏觀經濟環境變化影響企業財務行為的探析，考察了金融發展作用于企業融資約束的路徑與機理。實證發現：

首先，金融發展實現了金融中介和金融市場的發展，這也是金融環境變化作用于企業的主要途徑。金融市場的發展降低了企業投資的信息不對稱問題，減少了企業家在融資中抽取的信息租金。而金融中介的發展則直接拓寬了企業融資渠道，有助于解決中小企業和民營企業外部融資難的困境。可以說，金融發展減小了企業內外部融資成本差異，使企業融資行為不再局限于企業內部，有效緩解了上市公司投資的融資約束問題。

其次，融資約束的變化將直接影響企業資本結構的變化，當企業面臨的融資約束越不明顯，企業的銀行短期借款融資越容易。這也進一步證明金融市場發展有助于企業短期內迅速解決因資金流不足而導致投資不足問題。

最后，我國現階段金融發展對企業長期借款結構改變不明顯。雖然金融發展直接表現為金融市場發展，理論上將減輕信息不對稱問題，使資金供給者能根據資本市場相關財務數據及時規避風險，擴大對企業長期資本的放貸。但我國金融發展整體水平仍然較低，這就意味著即使通過擴展金融中介使企業面臨的融資約束一定程度降低了，但是金融市場中存在的信息不對稱問題仍較為嚴重，參與交易的供求雙發仍然無法通過對市場上提供的、可用信息的判斷做出有效的決策。對銀行而言長期借款回收期長、資金收回風險大、成本高，所以銀行不偏向對企業進行長期借貸。這也進一步證明金融發展有助于企業短期內迅速解決因資金流不足而導致投資不足問題，但長期資本的獲取仍有待于金融水平的整體提升。

本文一方面為宏觀經濟政策和區域金融發展在優化企業金融生態環境和緩解公司融資約束中所發揮的作用提供了經驗證據；另一方面為政府宏觀經濟政策的傳導機制及其所產生的驅動效應提供了企業層面的微觀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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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篇：數字金融理論范文

首先，我先簡單談一下金融數學的概念。金融數學，也可以稱之為數理金融學和數學金融學。金融數學既包括宏觀也包括微觀，可以說，它是一門宏觀與微觀結合的非常好的學科。從字面來看，這門學科是數學與金融學的交叉學科。首先，金融數學與數學關聯很大，它的起源也可以說是從數學發展起來的。數學我們并不陌生，可以說從小學階段起，我們就一直學習數學。日常生活中，我們也總是與數字打交道。其次，金融數學與金融的關系也密不可分。現如今，我們生活在一個充滿競爭與挑戰的社會，生活中的許多問題與我們息息相關。而且大部分問題與“錢”相關。金融數學也是一個與“錢”有著密切關聯的專業。在日常生活中，我們經常聽到人們談論這些話題：利息利率、通貨膨脹、金融危機等等。有時間，我們到銀行證券行業去看一看，就可以發現各式各樣的理財產品，不一樣的銀行利率，大廳屏幕上滾動著的不斷變化的數字。這些數字代表什么呢？其實這些數字就是金融。學習金融數學，對金融和數學方面的專業知識要求都十分高。這門學科的研究目標是利用數學界某些方面的優勢和理論，圍繞金融市場的均衡與有價證券定價的數學理論進行深入剖析，建立適合國情的數學模型，編寫一定的計算機軟件，對理論研究結果進行仿真計算，對實際數據進行計量經濟分析研究，為實際金融部門提供較深入的技術分析咨詢和服務。

其次，我們來看一下，金融數學的發展歷程。金融數學的發展歷史可以追溯到1900年法國數學家巴謝利耶的博士論文《投機的理論》，這篇論文的，宣告了金融數學的誕生。在文中他首次用布朗運動來描述股票價格的變化，他認為在資本市場中有買有賣，買者看漲、賣者看跌，其價格的波動是就布朗運動，其統計分布是正態分布。巴謝利耶這一想法對金融數學來說具有偉大意義的。然而，巴謝利耶的工作沒有引起金融學界的重視，直到50多年以后，到了20世紀50年代初，另一位代表人物薩繆爾森出現，他通過統計學家薩維奇重新研究了巴謝利耶的工作，通過他的研究，現代金融學誕生。現代金融學隨后經歷了兩次主要的改變，第一次是在1952年。那一年，25歲的馬爾柯維茨發表了他的博士論文，提出了一個重要理論，也就是資產組合選擇的均值方差理論。這一理論具有重大意義，它將原來人們期望尋找“最好”股票的想法引導到對風險和收益的量化和平衡的理解上來。稍后，夏普和林特納進一步研究和拓展了馬爾柯維茨的工作，提出了資本資產定價模型理論，緊接著米勒提出了公司財務理論，而這個理論也引發了歷史上第一次“華爾街革命”，這幾次革命可以說是金融數學的開端。標志著金融數學的開始。而第發生在1973年，這一年，萊克和斯克爾斯用數學方法給出了期權定價公式，后來，莫頓發展和深化了該公式。這種公式給某些銀行家和金融交易者都帶來了十分大的便利，這種便利體現在金融資產的交易中，也推動了期權交易的發展。這成為了歷史上的第二次“華爾街革命”。而其中對金融數學做出偉大貢獻的馬爾柯維茨和夏普也因此貢獻而獲得1990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從金融數學的發展歷史來看，這幾位開創者都有一定的數學理論知識，而且十分了解市場金融走向，能對市場金融現狀做一個比較準確的把握。這也提醒了我，如果選擇金融數學專業，就要努力學好數學知識，另外，日常生活中也要積累金融學知識，多讀書看報，了解市場上的金融走向。

在了解清楚金融數學的發展歷程以后，下面，我們來了解一下金融數學的理論框架是如何形成的。可以說，兩次歷史上的金融革命對金融數學的理論形成起到了推動與輔助作用。兩次“革命”形成了一門新興的交叉學科，即金融數學。這門蓬勃發展的新學科的主要內容是由馬爾科維茨所創造的夏普理論和布萊克一發明的修斯公式一起構成的。這形成了金融數學的主要內容框架，同時這也成為了金融工程的理論基礎。而馬爾科維茨和布萊克一對金融數學所做出的偉大貢獻，也使他們分別在1990年和1997年獲得了諾貝爾經濟學獎。從此，金融數學這門新興的交叉學科就成為了國際金融界的一顆冉冉升起的新星。

從以上幾個方面，相信大家對金融數學的概念、發展歷程和理論框架都有了一定的了解。那么，接下來我想談一下我把金融數學作為理想專業的原因。首先，興趣是最好的老師，從高中起，我就對數學和金融方面的知識非常感興趣，日常生活中也喜歡閱讀此類的書籍。了解一下金融數學的基本知識。其次，現實生活中的很多問題，都需要通過學習金融數學來取得科學的認識和得以解決。人們在日常生活中，經常會接觸到如貨幣、銀行、信用、利率、金融等范疇，同時也會產生很多疑問和問題。這些疑問和問題也往往會影響這人們的決策和判斷。而系統的學習金融數學，可以掌握其基本知識、基本理論，把握金融數學的內在規律，這對研究現實中的諸多經濟和金融問題有著重大的意義，可以說，金融數學理論知識是解決現實經濟問題的入門鑰匙。再次，現代市場經濟中，我們每一個人，每一個家庭，幾乎每一天都要接觸數字和貨幣，這與我們的生活息息相關。掌握一定的金融數學知識，可以方便我們的生活，其次也可以為我們學習其他學科提供一定的輔助作用。那么，從現在開始我怎么做才能為學好金融數學打下良好基礎呢？

第3篇：數字金融理論范文

本文梳理了分布式賬戶（Distributed Ledger Technology）和區塊鏈（Blockchain）、數字貨幣（Digital Currency）、首次代幣發行（Initial Coin Offering，ICO）等主要概念、分類與發展現狀，分析比較了主要國家或地區的監管原則和監管方式，并結合我國實際情況提出了思考和建議。

二、主要概念與發展現狀（一）分布式賬戶

目前，分布式賬戶尚無統一權威定義。英國金融行為監管局將分布式賬戶定義為一種技術模式方案，在網絡中實現對參與者交易活動的同步記載（FCA，2017）。數據記載需滿足以下條件：一是唯一性，交易與記錄一一對應；二是記錄連續不間斷；三是記錄格式標準統一；四是加密不可篡改。這些數據同步分發給網絡中所有參與者進行存儲、調取和比對。目前的主要應用領域為交易簿記、資產確權和身份驗證等。與此相比，傳統的“中心化”模式由單一的中央機構或系統，如央行支付系統、證券交易所等完成相關交易及其記載。需要指出的是，分布式賬戶并不是一項全新技術，而是隨著共享數據庫、加密技術、點對點傳輸網絡等技術發展，進一步形成的多類技術組合方案（見圖1）。

（二）區塊鏈

區塊鏈是分布式賬戶最主要也最具代表性的技術，具體為：網絡中的所有參與者同步記錄某一交易活動信息，并互相驗證信息真實性，防范信息被篡改。在區塊鏈模式下（見圖 2），網絡中的每一個參與者（即節點 Nodes）都擁有一個分布式賬戶，用以記錄交易數據。當交易發生后，交易雙方可以向網絡提交信息，交易信息經加密后即不可篡改，并以命名為區塊（Block）的數據包形式存在。每一個區塊都要同時發送給網絡中的其他參與者，與其分布式賬戶中的歷史記錄同步比對驗證，只有網絡中絕大多數（如需超過 51%）參與者均認可所載信息的真實性和有效性，這一區塊才能存入網絡中的各個分布式賬戶，并與已在賬本中存檔的區塊相鏈接（Chain），形成區塊鏈（李文紅和蔣則沈，2017）。

圖 1：“中心化”記賬模式示意圖

圖 2：區塊鏈等“去中心化”記賬模式示意圖

區塊鏈最早應用于比特幣等數字貨幣的生成、存儲和交易，目前正探索向支付清算、會計、審計、證券交易、風險管理等領域擴展。業界普遍認為，支付行業可能會首先成為其應用的重點領域。例如，2015 年底，納斯達克市場推出了基于區塊鏈技術的交易平臺，用以實現部分非流通股票的交易和結算。瑞銀集團在倫敦成立了區塊鏈研發實驗室，探索區塊鏈在支付結算等方面的運用。中國銀聯與 IBM 合作，在 2016 年嘗試推出了基于區塊鏈技術的跨行積分兌換系統。

國際上總體認為，分布式賬戶、區塊鏈技術發展尚處于起步階段，只在限定區域或機構內實施了小范圍研發和應用，其效果還有待實踐檢驗。主要原因為：

一是運行效率尚不及傳統的“中心化”模式。由于信息同步記入網絡中所有參與者的賬戶，需要進行大量重復運算。二是運行成本較高。需大量消耗硬件設備、網絡和電力能源等，且隨著網絡擴展和參與者增加，成本還會同步增長。因此，目前僅適用于少數場景：一是缺乏所有成員共同信任的權威機構；二是無需實時或高效地記錄交易和存取數據；三是獲取的收益可以覆蓋高額的設備投入和資源消耗成本。分布式賬戶、區塊鏈技術能否突破這些制約因素，實現大規模推廣并產生變革性影響，還有待觀察。

同時，分布式賬戶、區塊鏈技術也可能對金融穩定產生影響。例如，此項技術具有“多邊互信”“去中心化”等特征，交易活動脫離中央清算機制，可能會增加交易各方之間的風險敞口，增大風險監測和管控難度；同時，也可能降低用戶對銀行等傳統金融中介和交易所的依賴，影響現有金融機構的競爭力。一些科技企業在未受監管的情況下涉足金融業務，容易造成不公平競爭。在系統層面，還可能增加機構之間的關聯性和金融體系的復雜性，強化羊群效應和市場共振，增強風險波動和順周期性，影響金融穩定。

（三）比特幣等數字貨幣

數字貨幣又稱加密貨幣（Cryptocurrency）或虛擬貨幣（Virtual Currency）。按照發行主體劃分，數字貨幣可分為法定數字貨幣和私人數字貨幣兩類。法定數字貨幣是指由中央銀行依法發行，具備無限法償性，具有價值尺度、流通手段、支付手段和價值貯藏等功能的數字化形式貨幣。私人數字貨幣理論上不應稱為“貨幣”，其本質是市場機構或個人自行設計發行，并約定應用規則的數字化符號，性質上類似于在一定范圍內可流通的商品。

比特幣為一種典型的私人數字貨幣，是區塊鏈技術在全球的首個實際應用案例。比特幣由參與者通過計算機，按照非常復雜的運算規則，以解出所設定數學算題的方式生成。比特幣本質上是按照規定算法生成的具有唯一性的數字信息，記載于所有比特幣參與者組成的全球開放網絡中。在每個參與者的服務器上，均可按照區塊鏈的約定規則，同步記錄并更新比特幣的生成、存儲、交易信息。根據其算法，比特幣預計在 2040 年左右達到 2100 萬個的生成上限，從而形成所謂的“發行量恒定”。

比特幣及其理論興起的背景為，2008 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后，主要發達國家先后實施非常規貨幣政策，出現流動性快速增加、貨幣貶值等問題，引發市場對中央銀行貨幣發行機制的質疑。比特幣提出的“發行量恒定”“去中心化”“全體參與者共同約定”等理念，在一定程度上契合了公眾對改進貨幣發行機制的訴求，獲得了一定的嘗試和發展空間。

由于比特幣僅為數字符號，缺乏內在價值和衡量標準，其價格主要由供需決定。近年來，隨著后續投資者快速增長和入場資金大幅增加，以及多數持幣者囤積居奇，比特幣的供需失衡不斷加劇，價格總體呈現大漲大落趨勢，并出現較為明顯的投機炒作現象。根據數字貨幣的主要服務提供商（CoinMarketCap）綜合多個交易平臺數據生成的價格，自 2009 年問世至今，比特幣價格由 0 美元漲至2017 年底的 1.3 萬美元，最高價位為 2017 年 12 月 19 日的 1.9 萬美元，之后一路走跌。截至 2018 年 3 月底，比特幣價格為 6883 美元，較最高點下跌逾六成。

此外，依托比特幣概念，市場出現了 ICO 等融資活動。ICO 是企業或個人在網絡上公布創業項目方案（白皮書），以自行定義的代幣（Token）公開募集比特幣或其他具有一定流通性的私人數字貨幣，進而換取資金支持創業項目的行為。由于缺乏監管約束、行業自律和透明度等原因，在部分地區出現了欺詐和偽造項目，形成規避監管的非法證券發行或非法集資渠道。

三、國際組織與相關國家/地區的監管方式（一）關于分布式賬戶、區塊鏈技術

近年來，國際組織和各國監管機構普遍對分布式賬戶、區塊鏈等新技術在金融業的應用與潛在風險予以密切關注，并加強跟蹤研究。金融科技雖然發展較快，但尚未產生新的金融模式，仍未超越存款、貸款、支付、證券發行、投資咨詢、資產管理等金融業務范疇。因此，各國監管機構普遍遵循“技術中立”原則，按照金融本質而不是技術形式實施監管。對屬于金融領域的業務活動實施“穿透定性”，相應納入現行金融監管體系。在新技術、新模式還未成熟穩定的情況下，尚未有監管機構另行建立監管制度安排。

在國際組織層面，2016 年 2 月，金融穩定理事會在紐約聯儲舉行會議，專門討論區塊鏈的發展和潛在影響。參會者達成初步共識：應更積極地關注、監測區塊鏈的發展應用情況，與業界保持充分溝通，但現階段暫不需要制定專門的法規制度（FSB，2016）。2017 年 2 月，國際清算銀行下設的支付與市場基礎設施委員會研究認為，分布式賬戶可能會深刻改變資產持有形式、交易合約履行和風險管理等實踐，但還處于發展過程中，現階段尚未獲取充分證據，表明在短期內可以得到廣泛應用（CPMI，2017）。

在國家/地區層面，美國證監會認為，在證券活動中應用區塊鏈，只是用“分布式賬戶”記賬方式代替傳統的中央記賬方法，改變了交易形式，但并未改變交易本質，因此仍需嚴格遵守證券活動的法律法規并接受監管（SEC，2017）。英國金融行為監管局表示，將始終堅持“技術中立”原則，不按照技術類型或具體形式，而是針對金融活動及機構實施監管。就分布式賬戶而言，現階段暫無必要改變現有監管體系和方式（FCA，2017）。瑞士金融市場監管局也表示，“技術中立”是金融監管的基本原則，也是現行法律法規的基礎。任何違反監管規定的行為，無論基于何種技術，都要接受監管機構的調查和懲處（FINMA，2016）。

與此同時，各國監管機構也普遍加強了對新技術的關注研究。美國證監會于2017年成立由 75 名成員組成的分布式賬戶工作組開展應用研究和風險識別，同時加強內外協調溝通。瑞士政府建立了由財政部、司法部、金融市場監管局等組成的聯合工作組，以加強對區塊鏈和 ICO 活動的跟蹤研究。新加坡金管局于 2016年 11 月啟動了分布式賬戶技術試驗項目，與銀行業協會、商業銀行、技術公司共同探索在跨行支付結算領域的應用，并與香港金管局簽署合作備忘錄，加強分布式賬戶應用于跨境貿易融資的雙邊合作。

（二）關于私人數字貨幣

1. 關于私人數字貨幣的性質認定

各國普遍表示，比特幣等私人數字貨幣不是法定貨幣，并不斷向投資者進行風險提示。各國央行和監管機構普遍表示，私人數字貨幣不具有普遍的可接受性和法償性，本質上不是貨幣。同時，鑒于與美元等主權貨幣的兌換比率波動劇烈，其市場風險、流動性風險和信用風險可能會影響消費者權益、金融秩序和社會穩定。從消費者權益保護角度，中國、美國、歐洲、加拿大、俄羅斯、新加坡、香港地區等監管機構均了風險提示，提醒數字貨幣參與者關注投資風險、技術風險和法律風險，并防范黑客攻擊、反洗錢、反恐怖融資、依法納稅等方面的潛在風險。例如，2018 年 1 月，日本大型數字貨幣交易所 Coincheck 遭網上黑客技術攻擊，失竊約 5.2 億個數字貨幣，市價約為 5.23 億美元。

目前，各國對私人數字貨幣是否為金融工具意見不一，其性質需根據具體情形進行判定。如德國財政部認為數字貨幣是一種金融工具，歐洲銀行業監管局和英國金融行為監管局則表示，數字貨幣本身不是銀行存款或金融工具。美聯儲認為，數字貨幣缺乏內在價值，沒有安全資產支持，也不是任何機構的負債，難以簡單對其進行定性（美聯儲，2017）。與此同時，美國商品期貨交易委員會認為，對于符合《商品交易法案》所定義“商品”特征的數字貨幣，應作為大宗商品進行監管（CFTC，2015）；美國證監會認為，目前難以證明所有數字貨幣均不符合“證券”特征，對于符合“證券”特征的數字貨幣，應納入證券發行框架進行監管（SEC，2017）。

2. 關于私人數字貨幣的監管方式

各國對比特幣等私人數字貨幣的監管方式主要分為兩類：一是對與私人數字貨幣相關的金融業務進行限制甚至禁止，二是將與私人數字貨幣相關的金融業務納入現行監管框架。

（1）對與數字貨幣相關的金融業務實施嚴格限制或禁止。2013 年，我國明確禁止金融機構和第三方支付機構參與比特幣交易活動。人民銀行等部門于2013 年 12 月《關于防范比特幣風險的通知》，要求“各金融機構和支付機構不得以比特幣為產品或服務定價，不得買賣或作為中央對手買賣比特幣，不得承保與比特幣相關的保險業務或將比特幣納入保險責任范圍，不得直接或間接為客戶提供其他與比特幣相關的服務”。相關服務包括：結算、法幣兌換、托管、抵押、發行金融產品，將比特幣為信托、基金的投資標的等（人民銀行等，2013）。2017 年，我國對集中數字貨幣交易活動進行了整治。人民銀行、銀監會等部門于 2017 年 9 月《關于防范代幣發行融資風險的公告》，禁止網絡平臺開展法定貨幣與代幣、“虛擬貨幣”相互之間的兌換、定價、信息中介等業務（人民銀行等，2017）。隨后，要求各地政府綜合采取電價、土地、稅收和環保等措施，引導轄內從事比特幣生產（俗稱“挖礦”）的企業有序退出。部分地方政府要求電力系統停止對比特幣生產活動供電，并取消其他相關優惠政策。2017 年底以來，一些境內人士轉向境外（以日本、香港為主）網站平臺進行交易。2018 年初，又進一步要求地方政府對于在當地注冊的集中數字貨幣交易場所，包括采用“出海”形式繼續為國內用戶提供服務的網站平臺，持續加強清理整頓。中國互聯網金融協會也進一步強化風險提示，提醒投資者關注境內外政策風險，遠離非法金融活動，并強調境外平臺同樣存在系統安全、市場操縱和洗錢等風險隱患（中國互聯網金融協會，2018）。

在其他國家，如俄羅斯政府認為比特幣的推廣及匿名支付，會對本國法定貨幣產生替代效應，影響公眾對法幣的信心，故予以禁止。泰國央行禁止銀行參與任何數字貨幣交易活動，包括自身投資或交易數字貨幣、設立交易平臺、為交易提供信用卡等支付或融資工具、提供投資咨詢等。韓國政府于 2017 年底組建跨部門數字貨幣對策小組防范數字貨幣過度投機行為。此后，禁止未成年人和非居民開設數字貨幣賬戶，禁止金融機構為數字貨幣購買、投資或相關抵押擔保活動提供服務，要求數字貨幣交易平臺于 2018 年 1 月 1 日起暫停開立新的賬戶。目前，韓國政府正在研究對數字貨幣交易實施實名身份認證，禁止匿名交易。歐洲銀行業監管局和意大利監管機構也表示，不鼓勵銀行和其他金融機構持有數字貨幣或參與交易。

（2）將與比特幣等私人數字貨幣相關的金融活動，按照業務屬性納入現行

監管框架。雖然各國對私人數字貨幣是否為金融工具意見不一，因而暫未將商戶或個人單純購買、持有、出售或開發私人數字貨幣的行為納入金融監管，但對于與數字貨幣相關的金融活動，則普遍認為應至少根據其業務屬性納入相應的監管框架。需要納入監管的業務活動主要有三類：一是以數字貨幣為基礎資產的衍生品交易，如美國商品期貨交易委員會和英國金融行為監管局等。二是為數字貨幣交易提供的支付服務。如法國審慎監管局表示，任何使用法定貨幣為比特幣買賣提供資金劃轉服務的行為均屬于支付業務，需持有支付服務機構牌照。瑞典認為比特幣交易屬于貨幣兌換業務，或涉及資金支付業務，提供交易服務的機構應按照法律規定接受監管。日本于 2017 年 4 月修訂《支付服務法案》，明確將數字貨幣涉及的支付業務納入監管范疇。三是私人數字貨幣交易平臺。多數國家要求將其視同交易場所，按照法定程序申領牌照并接受持續監管。如日本金融監督廳于2017 年 9 月同意注冊 11 家數字貨幣交易平臺，并提出了信息披露、系統安全、資產隔離、內控檢查等監管要求，還要求遵守反洗錢、打擊犯罪活動、可疑資金報告等法律規定。對于難以定性的業務，監管機構通常要求從業機構事前主動進行合規評估，由監管機構分析定性后明確適用的監管框架，或納入監管沙盒觀察測試（如英國金融行為監管局）。

在美國，紐約州金融服務局于 2015 年《數字貨幣監管法案》，對“數字貨幣業務活動”進行了界定，即支付、兌換、托管、代客買賣數字貨幣以及控制、管理或發行數字貨幣。凡是在紐約州從事上述一項或多項業務，均需事先從紐約州金融服務局申領牌照，并遵守資本要求、資產托管、消費者保護、信息披露、反洗錢等相關規定。銀行機構開展上述業務，也需事先獲得批準并遵守相關規定。

（三）關于首次代幣發行

目前，各國普遍認定 ICO 活動本質上為一種公開融資活動，多數國家將其界定為證券發行行為。與數字貨幣做法類似，各國也主要有兩種監管方式。

一是對 ICO 活動予以禁止。在我國，人民銀行等七部委于 2017 年 9 月聯合《關于防范代幣發行融資風險的公告》，將 ICO 定性為未經批準非法公開融資的行為，涉嫌非法發售代幣票券、非法發行證券以及非法集資、金融詐騙、傳銷等違法犯罪活動，禁止各類代幣發行融資活動。同時，禁止各金融機構和第三方支付機構開展與代幣發行融資交易相關的業務（人民銀行等，2017）。2017 年9 月，韓國金融監督院宣布將禁止所有形式的首次代幣發行融資，無論其采取什么技術，使用什么名義。

二是納入證券監管范疇。美國證監會明確表示：第一，ICO 本質是企業從投資者募集資金，并按預先約定分配收益。按照聯邦法律，任何證券活動，無論使用何種技術和術語，其性質認定均取決于業務本質。“ICO 代幣”符合證券的法定特征，須納入《證券法》實施監管。第二，如果網絡平臺開展代幣推介銷售，必須按照《證券法》事先在證監會進行注冊，否則屬于違法行為（SEC，2017）。第三，證監會與商品期貨交易委員會在 2018 年《關于對數字貨幣采取措施的聯合聲明》，明確表示，不論是以數字貨幣、代幣還是其他名義開展的違法違規行為，都要進行穿透分析，判定其業務實質并依法采取監管措施。此外，兩家監管機構還多次向投資者警示公告，提示市場操縱和欺詐風險（SEC 和CFTC，2018）。英國金融行為監管局也于 2017 年 9 月風險警示，指出 ICO代幣價值波動性較大，大多數 ICO 公司設立在海外或不受監管，投資具有高風險和高投機性，提示消費者謹慎投資（FCA，2017）。香港證監會于 2017 年 9 月《有關首次代幣發行的聲明》，表示雖然一般 ICO 發行或銷售的數碼代幣被視為“虛擬商品”，但若符合《證券及期貨條例》的“證券”特征，則需接受香港證券法規監管。第一，若該代幣代表對發行企業擁有的股權或所有權權利，則應視為“股份”；第二，若發行人可于指定日期向持有人償還本金和利息，則應視為“債券”；第三，若 ICO 項目管理者集中管理募集資金并投資于不同項目，代幣持有人有權分享相關投資回報，則應視為“集合資產管理計劃”。上述活動及與之相關的交易、咨詢、推介、投資管理行為均屬于受監管的證券活動，無論經營主體是否在香港境內，只要以香港公眾為服務對象，就必須事先獲得相應牌照并受證監會監管（SFC，2017）。新加坡金管局于 2017 年 8 月聲明：第一，任何數字代幣如果涉及發行股權、債權憑證以及集合資產管理計劃等《證券期貨法》監管的行為，發行前必須向金管局注冊并提交相關文件；第二，任何發行機構和交易服務機構必須依照《金融顧問法》規定，取得法定牌照；第三，任何提供數字代幣二級市場交易服務的機構，均需向金管局申領交易所或市場運營商牌照；第四，嚴格遵守反洗錢、反恐融資等相關規定（MAS，2017）。2018 年 5 月24 日，新加坡金管局向境內 8 家數字貨幣交易平臺發出正式警告，所有平臺未經金管局批準，不得交易任何具有證券或期貨合約屬性的產品，正在開展的交易業務必須立即停止。同時，金管局還叫停了一起具有股權發行性質的 ICO 活動，責令發行方終止發行行為、回收代幣并向投資者退還資金。

（四）關于法定數字貨幣

近年來，各國普遍加強了對法定數字貨幣的研究，部分國家開始探索數字法幣發行、流通的技術研發和制度安排，但多數國家尚未提出實質性的具體發行計劃。美聯儲表示，面向公眾發行法定數字貨幣涉及法律、技術可靠性、網絡安全、洗錢、個人隱私等諸多問題，需要嚴謹論證，避免對已經較為成熟的支付體系和金融穩定產生不利影響（美聯儲，2017）。歐央行提出，歐元區的法定數字貨幣尚處于研究論證階段。數字法幣設計必須充分考慮能否實現維護物價穩定目標，并基于技術安全性、中立性、使用效率和公眾支付的自由選擇權等四項基本原則，綜合衡量必要性（ECB，2012，2015 和 2017）。

法定數字貨幣可分為兩種發行模式：一是中央銀行單層投放模式，又稱為零售發行模式。即中央銀行不通過商業銀行，而是直接面向社會發行、管理、回收法定數字貨幣。單層投放模式在理論上有利于提升發行效率、降低流通成本，但同時也具有許多不確定性：第一，對貨幣政策框架和金融穩定形成挑戰。法定數字貨幣在銀行存款之外，為公眾提供了新的無風險資產選擇，對貨幣供應量 M0、M1、M2 和貨幣政策傳導渠道均會產生影響。資金存放形式從銀行存款轉變為數字法幣，也會影響商業銀行體系的存款創造和貸款發放功能，進而影響金融穩定。第二，可能存在技術安全問題。法定數字貨幣由央行集中管理，有可能受到網絡攻擊，成為洗錢等犯罪活動載體，央行必須有能力長期確保數字貨幣的安全性。第三，匿名性問題。央行是否應集中保存公眾隱私信息，仍存在爭議。由于單層投放模式將從根本上改變現行貨幣發行體制，多數國家持謹慎態度。英格蘭銀行表示，當前還沒有發行法定數字貨幣的具體計劃。美聯儲認為，現階段不宜采用單層投放模式，其當前的優先考慮也不是發行數字法幣，而是以現有銀行體系和支付系統為基礎，充分利用新技術提高銀行和支付系統的運行效率，并密切跟蹤分布式賬戶、區塊鏈等新技術的發展應用。

二是中央銀行—商業銀行雙層投放模式，又稱批發發行模式。雙層投放模式是指沿用現行紙幣流通模式，由中央銀行向商業銀行發行數字貨幣，再委托商業銀行向公眾提供法定數字貨幣存取等服務。在實施效果上，該模式僅是對 M0 的替代或補充，不會因央行信用優勢而形成對 M1、M2 的替代擠出，有助于保持現行貨幣發行流通體系的連續性，也防止技術風險過度集中于央行。目前，各國普遍傾向于采用這一模式，已有部分國家啟動了試驗項目。如加拿大央行、新加坡金管局基于分布式賬戶技術，參照中央銀行與商業銀行之間的大額支付系統，在模擬環境下探索數字貨幣實時投放。人民銀行于 2014 年成立法定數字貨幣研究小組，2017 年正式成立數字貨幣研究所，已經開始研發試驗工作，并側重于研究雙層投放發行模式。

四、思考與建議（一）遵循“技術中立”原則，按照金融業務本質實施監管，維護市場公平競爭

技術創新有助于擴大金融服務渠道、提高經營效率，但代替不了金融的基本功能，也沒有改變金融風險的隱蔽性、傳染性和突發性。無論是科技企業還是金融機構，只要從事同類金融業務，都應在現行法律法規框架下，接受相應的市場準入和持續監管，遵循同等的業務規則和風險管理要求，以維護公平競爭，防止監管套利，避免“劣幣驅逐良幣”。

（二）及時“穿透定性”，防止冒用“技術”名義違法違規開展金融業務

按照全國金融工作會議關于強化金融監管、將所有金融業務納入監管的要求，進一步梳理我國現存的金融科技/互聯網金融業務，透過其名稱、形式和渠道，分析業務實質、法律關系和風險特征，明確哪些業務需要持牌經營及其所適用的監管規則（李文紅，2017）。目前，與分布式賬戶、區塊鏈、數字貨幣相關的資金交易結算、衍生產品交易、運營交易場所等活動均為法定金融業務，須納入相應的金融監管框架，在許可范圍內合規審慎經營。

（三）加強對金融機構與科技企業合作的監管

在鼓勵金融機構積極運用分布式賬戶、區塊鏈、大數據、云計算、人工智能等新技術同時，應加強對其與科技企業合作的監管，要求其強化對信息科技風險、外包風險和其他操作風險的管控，尤其應確保在業務外包時仍要承擔風險管控主體責任，對科技企業等外包服務機構建立盡職調查、風險評估和持續監測制度，不能因業務外包而降低風險管控標準。

第4篇：數字金融理論范文

關鍵詞：數字貨幣；支付體系；思考

中圖分類號：F820 文獻標識碼：B 文章編號：1674-2265（2016）12-0039-04

隨著區塊鏈和分布式記賬技術的日益成熟，以及在以比特幣等為代表的私人部門數字貨幣應用實踐的推動下，數字貨幣體系正逐步從理論設想走向現實應用。各國中央銀行、銀行機構等也在積極研究和布局數字貨幣，如瑞銀、毅聯匯業等機構已開始聯手研發“多功能結算貨幣”，用于未來銀行間跨境支付和金融交易清算，并規劃在2018年投入商用。數字貨幣的大規模應用將對現有金融體系造成較大影響，是當前和未來一段時期金融創新的重要方向，對金融體系特別是支付體系具有廣泛而深遠的影響。作為貨幣體系關鍵渠道支撐的支付體系，需要結合數字貨幣的架構和特點，對實施同步“數字化”變革的路徑和措施進行提前謀劃和研究。

一、數字貨幣應用實踐模式選擇

按照發行主體不同，數字貨幣可以分為由中央銀行發行的法定數字貨幣和商業機構發行的私人部門數字貨幣兩種。當前業界主要對法定數字貨幣的架構模式進行研究，相關方案主要包括：完全去中心化架構、中央銀行獨立發行管理架構、中央銀行―商業銀行二元制架構三類。綜合考慮數字貨幣應用對已有金融體系架構形式和業務系統改造的影響等因素，本文認為數字貨幣的發行、流通、回籠宜沿襲現行實體貨幣發行的基本架構，即“中央銀行―商業銀行”模式。在該模式下，央行負責數字貨幣發行與驗證監測，商業銀行從央行支取數字貨幣后，面向社會公眾提供數字貨幣流通服務，并與央行共同組建數字貨幣記賬中心，基于區塊鏈技術分層記錄維護數字貨幣賬本。單位或個人用戶在商業銀行經實名身份認證后開立數字貨幣賬戶，使用數字貨幣賬戶儲蓄數字貨幣，并可將數字貨幣提取至數字錢包。數字貨幣賬戶和數字錢包可通過移動終端上相關應用程序訪問控制。

央行根據測算確定的數字貨幣發行量，生成數字貨幣基金，存放于央行數字貨幣發行庫。商業銀行在央行開立準備金賬戶，繳存數字貨幣準備金，并根據自身需求，向央行支取數字貨幣，數字貨幣從央行發行庫發送到商業銀行業務庫。用戶在商業銀行開立數字貨幣銀行賬戶后，可直接使用數字貨幣銀行賬戶支付，也可從商業銀行數字貨幣銀行賬戶提取數字貨幣至數字錢包，使用數字錢包支付購買商品或服務。用戶可根據自身需求在商業銀行開立若干個數字貨幣賬戶，每個用戶持有唯一的數字錢包，與其擁有的數字貨幣賬戶綁定。

該模式與現行實體貨幣管理要求的一致性較高，便于央行對實體貨幣和數字貨幣進行統一管理，而且數字貨幣提存和交易方式與實體貨幣具有一定相似性，易被社會公眾接受。基于區塊鏈分層存儲交易賬本，一方面緩解了商業銀行節點計算和存儲資源壓力，避免央行節點單點故障問題；另一方面，商業銀行不能同時獲取所有的賬戶及交易信息，實現了用戶隱私保護與賬本公開透明需求的均衡。因此，“中央銀行―商業銀行”二元制架構對于降低貨幣“轉型”成本、提高數字貨幣普及效率具有積極作用，可以認為是數字貨幣在我國應用的一條合理化路徑。

二、數字貨幣支付體系架構模式

貨幣體系與支付體系密切關聯，數字貨幣支付體系的組織架構、運行模式、業務流程等應當與數字貨幣體系相適應、相協調。因此，數字貨幣大規模應用的實現，需要建立與之相匹配的數字貨幣支付體系有效模式，以保障在支付安全、效率、成本上滿足數字貨幣發行、流通、調控、回籠等需要。

（一）數字貨幣支付體系的總體架構

支付業務的本質是支付指令信息傳輸和賬戶余額變動，因此，可以圍繞支付指令信息的生成、傳遞和發揮作用來構建數字貨幣支付體系。而在支付體系架構設計中，“完全去中心化”、“高效率”和“安全性”三個目標不可能同時實現。其中，“完全去中心化”是指支付體系中是否存在中心支付節點，且中心支付節點是否對信息數據具有唯一記錄權，是否可以修改或否認所有記錄的信息數據；“高效率”是指支付信息數據傳遞和確認過程所需時間；“安全性”是指參與的支付節點或主體是否可以否認其傳遞的信息數據。以應用區塊鏈技術的比特幣為例，其完全去中心化的設計模式存在區塊容量受限、確認時間長、能量消耗大等缺點，難以滿足在高峰值業務狀態下的并發支付交易需求，即在實現完全去中心化和安全性要求的同時，難以實現對短時、高頻支付交易的支撐。

然而，這并不意味著數字貨幣支付指令信息傳遞必須對相關目標實施非此即彼的選擇，而是可以通過有效的技術支撐和制度安排，實現三個目標的適度均衡。從技術支撐來看，近年來，在區塊鏈技術的演化上，除了以比特幣為代表的公有鏈技術外，針對如何實現“類中心化”，又衍生了聯盟鏈技術和私有鏈技術。聯盟鏈技術具備權限分級，只允許預設的支付節點進行記賬，新加入的支付節點都需要申請和身份驗證，這種區塊鏈技術實質上是在確保安全和效率的基礎上進行的“部分去中心化”或“多中心化”的妥協。而私有鏈技術的區塊建立則掌握在一個實體手中，且賬本的讀取權限可以選擇性開放，為了安全和效率已經演化為一種“中心化”技術模式。基于法定數字貨幣體系需要滿足由中央銀行壟斷發行（在發行環節實行中心化）以及在流通過程中的多節點參與要求，可以選擇聯盟鏈作為其技術支撐方案。

因此，我們在構建數字貨幣支付體系時，可以考慮在“中央銀行―商業銀行”總體框架下，通過運用聯盟鏈等技術，搭建類中心化的架構，達到既提升交易效率、又滿足法定貨幣發行流通要求的目標。即由中央銀行或其授權的機構組織，采用“信任機制”方式達成共識，系統中設有中心化的授權節點，通過分節點對參與者身份進行識別，通過對參與節點賦予注冊證書，由注冊證書生成交易證書的方式確保對節點進行識別和隱私保護，更好地滿足支付業務安全和性能需求。這一模式能夠實現分布式的“類中心化”記賬，平衡“去中心化”、“安全性”、“高效率”三個核心目標，并在此基礎上構建與數字貨幣相適應的支付清算、非現金支付、支付業務與賬戶、發行流通等關鍵環節應用，支付體系架構三目標優化調整路徑見圖3。

（二）數字貨幣應用的關鍵環節

1. 數字貨幣支付清算系統。支付業務互聯網化程度的持續提升，對系統處理容量和穩定性提出了更高要求。傳統的集中式支付清算系統架構雖然能夠基本滿足高峰值業務規模情況下，對業務處理的一致性、穩定性與安全性要求，但也存在硬件投入成本高、擴展性較差等問題。在數字貨幣背景下，可以運用分布式賬簿技術，兼顧去中心化和高效率的要求，建立由中央銀行運行的總交易數據庫和由各商業銀行自行運行的二級交易數據庫，每一筆支付交易創建和狀態的修改首先在二級交易數據庫中完成，產生的變更通過可靠數據復制中心復制到消費記錄數據庫和商戶查詢數據庫。二級交易數據庫定時將賬簿更新數據上送至總交易數據庫，或由總交易數據庫定時訪問各二級交易數據庫更新數據，對于跨二級交易數據庫的支付業務，則由總交易數據庫軋差記錄后返回各二級數據庫更新數據，從而確保數字幣的支付指令一經提交即具有最終性。

2. 數字貨幣支付。鑒于數字貨幣與實體貨幣的差異性較大，數字貨幣的應用將對現有非現金支付工具產生重大影響，部分非現金支付工具的業務處理模式將基于數字貨幣的底層技術（如區塊鏈技術）實現大幅度調整與變革。數字貨幣錢包應用將對現行卡基支付工具形成替代效應，現有的紙質票據和電子票據將被數字票據所取代。如借鑒現行電子票據模式中線上清算與備付金賬戶相掛鉤的方式，可以將數字票據的網絡節點與存有數字貨幣的備付金賬戶綁定，商業銀行將兌換的數字貨幣存放在備付金賬戶中并實現在平臺區塊鏈中流通，在線完成票據業務各個流程。

3. 數字貨幣支付業務與賬戶。數字貨幣框架下的賬戶體系是自發性或自動性的記賬體系，不再設置“記賬中心”，而是基于密碼學的公私鑰體系，各賬戶間基于不需要信任協調的共識機制進行價值轉移，將身份屬性和賬戶屬性進行綁定，按照基礎協議，明確數字貨幣的身份屬性、賬戶規范和記賬規則，確保賬戶體系的一致性和不可更改性。數字貨幣支付業務賬戶不再是個人或單位的交易賬戶，而是數字化交易的主體和客體。具體來說，客戶通過向認證中心提供本人所控制的公鑰和身份證明材料申請身份認證，在交易時使用私鑰進行簽名，其他人可使用其公鑰進行驗證，交易信息在全系統內公開。數字貨幣支付業務賬戶的交易記錄、賬戶余額、安全管理等突破了中心化模式，開戶便捷性提升。同時，監管部門在開展監管業務時，可通過特定許可的方式訪問相關賬戶身份信息，既實現了監管目標，又滿足了對用戶隱私的保護。

4. 數字貨幣發行流通。從數字貨幣發行回籠渠道來看，主要包括兩個環節：一是依托中央銀行會計核算系統，依據商業銀行貨幣需求量，將商業銀行存放中央銀行款項兌換為等量數字貨幣，在賬簿上同時實現中央銀行發行基金數據庫和商業銀行業務貨幣數據庫的等量一減一增；二是流通市場上的單位或個人用戶持數字貨幣錢包，將賬戶余額兌換為數字貨幣（實體貨幣與數字貨幣并存階段）或銀行受交易對手委托將定額的結算款項轉入客戶數字貨幣錢包，在賬簿上同時實現商業銀行業務貨幣數據庫與客戶數字貨幣錢包的等量一減一增。在數字貨幣發行的底層技術上，采用基于區塊鏈技術的分布式記賬技術，將中央銀行主導的關鍵節點加入到記賬體系中來，通過使用有效加密算法確保交易信息不被篡改。

三、數字貨幣支付體系的構建路徑

構建與數字貨幣相適應的支付體系，需要在法律制度和關鍵技術積累等方面提前著手，持續推進支付業務電子化進程，完善金融基礎設施體系，強化信息化監管能力建設，從而實現數字貨幣體系與支付體系的有機協同。

（一）探索建立與數字貨幣支付體系相適應的監管制度框架

一是建立以《數字貨幣條例》為上位法依據，以《數字貨幣支付結算管理辦法》、《數字貨幣支付系統管理辦法》等為核心的制度體系，從法規制度層面禁止對數字貨幣支付實施諸如限定使用特定商業模式、收取附加費用或給予低優先等級等形式的歧視行為，并明確除因自身重大過失外，付款人使用數字貨幣支付承擔的付款責任限定在一定額度。二是在業務規則層面，制定《數字貨幣支付業務會計核算手續》、《數字貨幣受理環境建設規劃》等制度，為銀行等相關參與機構辦理數字貨幣支付業務、加快數字貨幣受理環境建設提供依據。三是數字貨幣支付體系對信息安全和金融安全的要求非常高，宜在技術層面出臺與數字貨幣支付相關的業務系統及受理終端技術規范，鼓勵優先應用國產密碼算法和網絡核心技術。四是合理明確法定數字貨幣與私人部門數字貨幣在支付業務應用上的界限。在保證法定數字貨幣占據社會資金結算、清算絕對主體地位的同時，對于私人部門數字貨幣在限定、小額支付領域的應用，宜實施包容監管的策略，避免采取過于嚴厲的監管使之轉入地下運營，導致相關風險控制陷于被動。

（二）構建數字貨幣支付產業鏈主體合法權益保護機制

一是按照鼓勵創新與防范風險并重的原則，探索建立數字貨幣支付業務風險防控體系，明確支付風險防控、客戶權益保護、支付信息安全等方面的管理要求，切實保護各產業鏈主體的合法權益。二是建立數字貨幣支付業務風險評估機制，由監管部門、支付清算自律組織或第三方獨立機構對相關機構的數字貨幣支付業務風險情況進行評估，及時堵住風險漏洞，促進相關業務流程持續完善。三是強化金融消費權益保護，持續推進數字貨幣支付業務知識普及教育，引導廣大單位和個人熟悉相關業務流程和安全使用知識，確保數字貨幣支付得到平穩有序應用。

（三）以“監管沙盒”方式推進數字貨幣支付體系建設

近年來，為規范和鼓勵金融科技創新發展，英國、澳大利亞、新加坡等國紛紛推出“監管沙盒”①，開展金融創新產品測試并提供監督管理機制和政策環境，在風險可控的前提下，幫助監管部門和消費者更好地識別和緩釋風險。從業務歸屬來看，以區塊鏈技術為代表的數字貨幣支付屬于金融科技范疇。因此，可以借鑒“監管沙盒”模式為數字貨幣支付服務提供限制性許可或“監管豁免”。具體來說，在遵循《金融市場基礎設施原則》的前提下，設立數字貨幣支付體系的“監管沙盒”，將數字貨幣支付基礎設施及其參與者的法律風險、信用風險、流動性風險、運行風險、一般業務風險等納入到數字貨幣支付體系監管框架下，在充分考慮適當風險緩釋措施及確保消費者權益的前提下，監測評估數字貨幣支付技術在金融基礎設施應用上的有效性、安全性。允許相關機構在“監管沙盒”中突破現行監管規定開展業務創新，對相關技術標準、交易指令格式，以及涉及的支付活動實名要求所帶來的身份認證和準入許可等進行檢驗，從而實現分步驟、隔離式地推進適用于數字貨幣支付的監管體系革新。

注：

①由英國首創，指從事金融創新的機構在確保消費者權益的前提下，按特定簡化的審批程序，提交申請并取得有限授權后，允許金融科技創新機構在適用范圍內測試，監管機構會對測試過程進行監控，并對情況進行評估，以判定是否給予正式的監管授權，在沙盒之外予以推廣。

參考文獻：

[1]范一飛.中國法定數字貨幣的理論依據和架構選擇[J].中國金融，2016，（17）.

[2]謝眾.央行數字貨幣使用環境建設[J].中國金融，2016，（17）.

第5篇：數字金融理論范文

大數據推進數字化轉型的特性

大數據是指數據容量大到超出傳統數據工具獲取、存儲、管理和分析的能力，同時，大數據由量變引起質變，需要創新思維模式和處理方式，能帶來更強的決策能力、洞察能力、流程優化能力。大數據的內涵決定其具有推進商業銀行數字化轉型的特性。

加速金融脫媒。以商業銀行為代表的金融機構在傳統金融體系內扮演者信息中介的角色，在充斥信息不對稱的金融市場中，規范著一種金融秩序。隨著大數據時代的來臨，傳統金融機構作為中介媒介正成為低效率和高成本的制造者，傳統金融體系的脫媒化趨勢愈演愈烈。大數據與傳統數據相比具有“4V”的特點：一是數據存儲容量巨大（vo l ume），大數據以ZB為統計單位；二是數據類型眾多（variety），包括結構型數據也包括音頻、視頻、圖片等非結構性數據；三是數據價值密度低（value），單位數據價值度比較低；四是處理數據的速度要求非常快（velocity），時效性強，智能分析能力強。以第三方支付、余額寶、P2P和眾籌等為代表的互聯網金融利用大數據優勢，使得金融市場幾乎達到沒有金融中介的狀態，成本更加低廉、效率更高，嚴重削弱商業銀行在傳統體系內的金融中介作用。商業銀行數字化轉型以大數據應用為前提，轉變以往依賴網點規模和人員數量擴張的中介運營模式，深刻領會大數據的理論和精髓，創新“去中介化”的價值創造方式。

改變信息創造方式。信息處理方式是商業銀行運營的核心技術，商業銀行數字化轉型首先體現在信息創造方式的改變。大數據被廣泛應用于信息處理中，主要體現在各種算法，執行自動、高速、網絡化運算，提高風險定價和風險管理效率，能有效降低現實中的信息不對稱性。大數據分析方法是統計方法而非計量方法，側重于全樣數據而非樣本數據，分析中尋找相關性而非因果關系，分析結果為概率而非精確度。例如利用大數據技術的網貸業務，發放信貸最重要是信息處理，網貸平臺通過搜索引擎對互聯網用戶在進行網上支付或購物時留下大量信息進行搜集和篩選，然后在信息處理的過程中，利用云計算、云存儲技術和信用模型進行信用評級。阿里小貸是這方面的開拓者，基于其自有電商平臺，用戶數據和信息很容易獲得，利用云計算和信用模型評估信用狀況，貸后風險管理通過阿里小貸的后臺管理完成，分析貸款跟進速度、滯留狀況和違約情況。商業銀行數字化轉型的關鍵是信息創造方式的改變，在大數據時代，商業銀行需構造高效、高價值、低成本、低信息不對稱的信息創造方式。

拓展客戶界定范圍。大數據技術極大地拓展了客戶的服務范圍，能兼顧大客戶和“長尾市場”的金融服務需求。商業銀行一般遵循“二八定律”進行客戶服務，即主要關注20%的重要客戶，往往忽略80%的普通客戶。互聯網時代，客戶需求更具有個性化、碎片化、大數量、分散化的特點，“長尾理論”被認為是對傳統的“二八定律”的徹底顛覆，只要產品存儲和流通的渠道足夠廣，需求不旺或銷量不佳的產品所共同占據的市場份額可以足夠大，足以與那些少數熱銷產品相匹敵甚至更大。但是，商業銀行運營模式決定其具有高服務成本，信息處理處于劣勢，技術水平不符合大數據時代要求，使其難以服務“長尾市場”。商業銀行數字化轉型體現在運用大數據的價值和創造力服務于更智慧、更高需求的客戶，能迎合互聯網時代金融需求的新變化。通過對客戶的瀏覽行為及地理位置軌跡、POS等終端、各種APP軟件等大數據的清洗、整合和分析，找到這些現象背后的相關因素，快速形成對當前市場環境的洞察力，拓清并預測未來發展脈絡，進行分析客戶、定位市場、創新產品設計。

提高靈活性且簡化運營流程。通過大數據應用，商業銀行能構建適應性強的核心銀行業系統來創建靈活敏捷的銀行業環境。通過對業務、運營和技術做出調整，銀行將能夠使用行為模式識別技術，來滿足規章制度與風險控制需求，同時提高服務水平及客戶滿意度。這種敏捷的運營模式將允許銀行快速實施產品與服務創新、提高服務質量、改善客戶關系、提高靈活性。使用大數據技術，商業銀行能夠推出模塊化的商業服務來規范業務流程，組成這些商業服務的通用數據、業務規則及流程均可快速配置，創新簡化的運營流程提高客戶贏取率，增加每一位客戶收入，降低運營成本，消除阻礙商業洞察力的因素，從而利用信息來提高競爭力。例如一家頂級的歐洲跨國銀行實施大數據核心系統轉型計劃，分析從制造到產品和服務分配的整條價值鏈，將調查結果與業務模式進行比較，針對選定的重點領域提高經營利潤，在6年時間內，這家銀行已將成本收入比從50%降低至30%。

優化風險管理。商業銀行通過大數據優勢，可以識別并且全面管理企業中的各類風險，如信用風險、運營風險、名譽風險和IT風險等。基于大數據應用的風險管理，能形成新型風險洞察力，通過構建風險視圖，實施風險調整值管理，借此提高經營效力與財務業績，并從客戶贏取率、產品定價到執行標準以及商業戰略的執行中受益。為此，商業銀行通過部署大數據平臺，給整個財務、風險及合規部門提供系統的、可靠的、實時的信息，從而使得這些部門可以利用高級分析與情境分析工具砟D饌蹲史縵鍘⒀沽Σ饈浴⒎縵棧乇ā⒆時痙峙浼氨ǜ嬤譜鰨最后將風險分析結果完全集成到管理信息系統中，以便及時做出明智決策。借由基于大數據的風險管理，商業銀行可以把整個解決方案實施到監管、業務流程和系統中，以實現在風險與預期收益間取得均衡。

思路

商業銀行數字化轉型應以大數據為核心的信息驅動戰略為指引，以“智慧銀行”建設為目標，遵循“數據――信息――商業智能――價值”的轉型路徑，以“實驗―改進”為方法論，輔以風險控制體系（如圖2），創建有機處理繁雜數據，高效配置金融資源，敏銳洞察并引領客戶需求高度智能化的新型金融業態，使得產品更具個性化，營銷更具精準化，管理更加數據化，服務更加人性化、風控更加高效化。商業銀行為迎接大數據時代的到來，在組織結及流程、人員、技術和數據等方面具有堅實的基礎，在實踐中也積累了相關經驗，但是，面對數字化的戰略轉型，還需要系統性的思維，從體系建設上進行謀劃和部署。

策略

創建大數據應用戰略為數字化轉型提供驅動力。商業銀行創建大數據應用戰略主要包括：獲取、分析、應用和評估四個步驟。第一，商業銀行大數據獲取首先要解決數據類型問題，除了用戶交易信息、統計數據、財務報告、信用分析等結構化數據外，大數據時代，更應強化基于網頁瀏覽、網絡社交、網絡交易等行為數據，基于心理活動、情感表達等的動機數據，基于設備傳感、手機位置等的機器數據。其次，要拓展數據獲取來源，一方面，要積極與移動網絡、電子商務、社交網絡等數據平臺融合；另一方面，要與專業數據公司及移動終端設備、傳感器網絡合作，形成一體化的數據供應鏈體系。第二，商業銀行大數據分析上，要建設“數據倉庫”概念，提升大數據挖掘和分析水平。對經過梳理整合后的關鍵海量數據進行持續實時處理，建設數據倉庫項目，建立數據管控體系，搭建基礎數據平臺。第三，把商業銀行大數據應用在全方位的經營管理中，通過對大數據進行清洗、整合、分析，跟蹤和聚類等深度挖掘和分析，構建全面的大數據應用視圖，將結果應用到信息戰略制定、管理模式調整、營銷模式創新、產品結構優化等方面。第四，把商業銀行大數據評估作為價值判斷，對數據數據質量、分析方法、應用效果以及收益與風險進行全方位考察，把評估結果作為完善和提升大數據應用戰略的依據。

第6篇：數字金融理論范文

電子商務在20世紀90年代初首先由美國帶頭發起并迅速向全球發展。根據目前企業電子商務的運作情況和發展趨勢可將其劃分為二個應用層次：一是普通電子商務層次。主要表現為單個企業之間、企業與消費者之間的網上商務活動。二是電子商社(E-businessCommunity,簡稱EBC)層次。在電子商杜中，互聯企業通過InternetExtranet(企業外部網)、Intranet(企業內部網)和確保安全的虛擬專用網VPN等網絡手段和企業運作規則把不同地區不同企業的資源迅速組合成超越空間約束的統一經營實體，以最快速度推出高質量、低成本的產品和服務。電子商社是電子商務應用的高級階段。

電子商務造就了自動化、無紙化、數字化的社會經濟環境，改變了企業的生產方式和管理模式，從而也改變了傳統會計運作的環境。隨著我國商務電子化程度的不斷提高，電子商務下的會計問題將會逐步顯現出來，以下十個問題僅是筆者的初步探索，以期拋磚引玉。

一、電子商務對傳統會計理論的沖擊

任何會計理論總是建立在一定的會計環境與實務基礎上的。電子商務極大地改變了傳統會計的環境，也必然對會計選論帶來影響。如電子商社是建立在兩上的一個經濟組織，但無論從組織上還是地理上都是一個虛擬企業，且在內部成員的組成和整個組織的存續時間上存在不穩定性，這給會計主體的認定、是否持續經營的判別帶來困難。傳統會計理論中的會計主體假設、持續經營假設將受到沖擊。又如被譽為新興數字經濟最大和最明顯推動力的數字化產品，不僅表現形式不同于傳統的物質資產，也無法用物質資產的方法對其進行會計確認與計量，傳統的會計要素理論及相應的計量原則需要發展。

二、電子商務對相關會計法規的沖擊

傳統商務活動從簽約、履行合同到款項結算，伴隨業務過程的信息流、資金流等一般均以書面形式出現并由經辦人簽字確認，會計核算制度、會計結算制度、審計制度等均離不開這些原始資料。電子商務造就了自動化、無紙化、數字化的社會經濟環境，數字簽名代替了紙面簽名，這必然對傳統的適應于紙面交易的現行商業法規(包括會計法規)帶來沖擊。需要解決的問題有：(1)交易雙方身份認證辦法在會計上的確認，即制定為參與網上交易的各方提供法律認可的認證辦法；(2)電子合同的合法性程序在會計上的確認，包括電子合同的規則與范式、構成有效電子書寫文件和原始文件的條件;支持數字簽名和其他身份認證的手續規則；數字憑證合法性有效性的規定等等；(3)電子支付管理，即規定電子支付命令的簽發與接收規范以及有關各方的權利、義務和責任。

三、電子商務對傳統貨幣及其結算體系的沖擊

電子商務對企業傳統貨幣及其結算體系的沖擊是巨大的。傳統支票、現金的主導地位將逐步被數字貨幣所替代。數字貨幣是采用電子技術和通信手段在市場上流通的按照法定貨幣單位來反映商品價值的信用貨幣。它實際上由一組數字構成，含有用戶的身份、密碼、金額等內容，并以字節形式儲存在個人電腦中的數字價值單位(DVU)。數字貨幣可以通過Internet從一個作為付款而提供的帳戶上下載，也可以用數字信用卡從網上購買。與數字貨幣相對應的金融機構，則是沒有銀行大廳沒有營業網點只有Internet站點的網上銀行(或稱虛擬銀行)。數字貨幣的出現也造就了新的金融犯罪和各種形形的舞弊行為的出現。如何保證自己的某些數據不被竊取，怎樣保證對方的真實性等安全問題將成為電子商務網上支付的最突出問題。

四、數字產品的會計核算問題

在傳統商務活動中，諸如計算機軟件、報刊影視產品等是以實物產品形式出現，在會計上作為存貨以歷史成本原則對其進行確認和計量，進行進、銷、存數最金額核算并反映到會計報表上。在電子商務環境中，數字產品已超越了資源限制的約束，數量和內容可無限制地復制，按實物產品方式?quot;映資產價值失去意義。在具體會計核算上，這些產品無法反映具體存貨數量和金額，只有銷售數量和銷售額。數字產品的廣泛應用是數字經濟的重要特征，并必將成為未來的遁要產業之一，因此，會計界需要從會計理論到實務：包括會計準則)對數字產品的確認、計量和報告進行研究。

五、建立網上實時會計報告模式問題

傳統會計報告模式一般指企業對外提供會計報告方式，尤其是上市公司的會計信息揭示方式。在電子商務環境中，企業會計信息系統是建立在Internet、Extranet和Intranet基礎上的，不管是提供定期信息還實時信息，是提供綜合信息還是明細信息，具向債權人、投資者提供還是面向社會大眾提供，技術限制已不復存在，建立網上實時報告模式成為可這給傳統會計報告模式的發展帶來機遇和挑戰:表現在會計報告的目標上，傳統會計報告模式投資者和債權人提供反映管理人員經營責任的信未來將更側重于向使用者提供有助于決策的相關息；(2)表現在會計報告周期上，建立在分期假設成本--效益原則約束之上的定期報告模式，將被受時間、地點限制的實時動態報告模式所替代；表現在會計報告要素上，傳統模式把會計報告要素分為資產、負債、權益、收入、費用、利潤等幾大多已無法滿足決策有用性的要求，劃細會計報告要素以全方位反映企業生產經營過程和事項的即時信息是發展趨勢；(4)采用上述網上實時報告模式，還須研究如何通過會計法規和準則來規范和約束報告司的會計行為，以及如何進行網上審計等問題。

六、會計的國際化問題

建立在Internet基礎上的電子商務，本質上是全球性的。近幾年來在美國的推動下，WTO、APEC、OECD等國際組織和發達國家相繼發表了電子商務文件，國際電子商務框架正在形成，傳統的國際貿易方式將面臨深刻變革。另外，電子商務也給多國企業合作、國際證券市場等國際資本市場的發展提供了新的運作空間。國際電子商務的發展對會計準則的國際差異提出挑戰，不同的會計準則反映不同的會計信息，如果這種差異需要投資者、合作雙方甚至多方在網外經過特殊調整后才能解決，將影響電子商務作用的發揮。因此，筆者認為，隨著我國加入WTO的日益臨近和電子商務應用的日益普及，在我國具體會計準則制定過程中，再過份強調會計準則的本國特色，不符合時展的潮流。

第7篇：數字金融理論范文

關鍵詞：風險投資，企業，價值評估，風險企業

引言：由于現在市場動態的千變萬化，一些企業家很注意投資，所以有些企業特別的注重對企業的評估。有關專家指出，企業在經營中必須加強無形資產價值評估意識，做到對自身的無形資產價值心中有數。在風險投資過程中,無論是資金投入還是退出,都需要對被投資企業進行價值評估。這樣才能在日常經營中有意識地保護無形資產，使其保值增值。本文從現在的經濟狀況開始，分析現狀，對如何投資和評估做出了解析，例舉例子分析。基于此，在具體的價值評估實踐中方法的選擇成為亟待解決的問題，最后得出結論。

企業的現狀：由于金融危機的影響，無論是世界還是中國都受到影響。例如2007年，有很多人投資都賺了大錢，例如炒地產的，50萬樓房一下子變成100萬，就像深圳福田城區哦樓房一下子要接近才有一方地。還有買股票的那些股民，看到股票的不斷的上升，心里絲絲竊喜。可看到2008年后樓價和股價大跌……市場的千變萬化，我們不能不注意，再如今天的金融危機。如何做好投資和企業家如何對企業的價值評估是一件不可忽視的。

那如何做好投資，做好企業價值評估？在這里根據調查得出如下方法：

1.風投選擇結伴而行：比如2002年10月，摩根、英聯、鼎輝三家聯手向投蒙牛投入2600萬美元。分別管理著成百億資金的三家投資機構這樣做的目的無非分散風險。還有一重動機是搭便車，一家機構花精力考查項目、其它機構直接跟進。被搭便車的機構不僅不以為忤、反而將其視為四兩撥千斤的杠桿。比如完成對項目的審查后投入1000萬、其它3家機構各跟進1000萬(企業共獲得4000萬)，對牽頭機構來說等于以1塊錢帶動了4塊錢，杠桿比為1：4。這樣的話我們就可以分散投資的風險，同時我們也能結合大家的意見和建議，有時還可以緩解資金的問題。

2.看重市場的動靜，了解市場的變化，同時注意這幾年人們的需求和自己的實際狀況。而且可以同通過朋友的幫助。投行機構、專業中介機構(會計師所、律師所、財務顧問公司)、財經媒體和被投資企業構成若干相互交叉的“圈子”。回過頭來看，成功獲得投資的企業中90%以上得益于圈內人的推薦。

3.通過分散投資，我們可以把資金分開投資，例如看現在的股票大跌，而且經濟學家也說過，“這幾年，由于金融危機的影響，經濟很難在回復原狀”。所以我們可以通過投資銀行，其實對于不太懂經濟變化的人來說，可以選擇多方面投資，例如，銀行投資，股票投資，債券，基金，保險等等，就想經濟學家說的，“不要把石子投入一個籃子”

4.可以通過對企業的價值評估，那樣我們得知企業的一些所在行業及普遍的經濟環境的了解，然后進行仔細的分析、認真的預測。統計數據，采用科學的態度去認真分析和預測，才能避免誤區，得到真實可靠的結論。那樣就可以避免麻木投資，我們就可以選擇合適的投資方式

企業價值評估方法：

2004年12月30日中國資產評估協會了《企業價值評估指導意見書（試行）》（簡稱“意見書”），從基本要求、評估要求、評估方法和評估披露等方面對注冊資產評估師執行企業價值評估業務提出了新的要求，并于2005年4月1日起開始實施。意見書明確提出收益法、市場法、成本法是企業價值評估的三種基本方法。企業能根據市場的變化選擇適合于目標企業價值評估的方法，首先應從不同的角度對方法進行比較分析，以明確各種方法之間的差異性，以下從方法原理、方法的前提條件、方法的適用性和局限性對成本法、市場法、收益法進行比較分析。也要遵從一些道德，法律，保證公正，合法競爭。

企業價值評估之實例分析：

如DE公司以董事會為最高權力機構，董事長為公司的最高負責人，下設行政人事部、計劃財務部、外交部、投資發展部、研發部、生產部、聯絡部、外協部等部門，并設有營銷培訓中心和工程中心。

公司員工主要由博士、研究生、重點大學生、等數字電視行業的精英組成，在經營管理、產品開發、工程技術和市場開拓等方面都組成了優秀的團隊，充分體現出其優秀的人才經營優勢。

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分析：

1.分析現在的狀況

由數字電視取代模擬電視是當今社會的一種潮流，數字電視按傳輸方式的不同也可分為三種，即衛星直播、地面電視廣播和有線電視廣播。世界上尚沒有一套統一的數字電視信道傳輸國際標準，目前，具有我國知識產權的地面數字電視傳輸標準有三大方案。數字電視標準的制定權爭奪異常激烈，也因為涉及國家信息安全方面的問題而受到格外的重視。

2.潛在加入企業的競爭威脅

終端設備是一個很大的市場。數字電視的接收終端可以分為數字電視顯示器、數字電視機頂盒和一體化數字電視機。數字電視顯示器只是一種過渡產品，機頂盒是模擬向數字化過渡的橋梁，目前我國已有的近4億臺模擬電視機不可能在短期內全部更新替換為數字電視機．因此機頂盒在未來10年里仍然是數字電視接收終端的主流。但現在的電腦的普遍應用，加上軟件的不斷更新，數字電視受到一定的沖擊。企業家要高效率的相處相應的方案和定下制度還有跟時代的產出相應的產品如機頂盒芯片等發射、傳輸和終端接收設備的核心技術，有時也要迎合人們的胃口，通過最快的途徑得知人們的喜愛，然后搶先一步的產出高質量產品。

3.現在數字電視的速度，價格和現價段的網絡

由于數字電視的價格超出了一般有線電視的價格而且它的速度很慢，再有現價段網絡的普遍，人們對于數字電視的需求并不是很多，雖然有些政策強迫著客戶，但不能在一定范圍上提高人們對數字需求量。主營業務收入預測匯總

單位：千元

項目2005年2006年2007年2008年2009年2010年

L公司A方案的地面數字電視業務47,659113,529108,451127,108150,706126,165

L公司酒店數字視頻點播系統1,7045,68015,33625,56024,80426,788

L公司地面數字電視路測系統4008001,4401,4401,296648

L公司數字電視廣告收入23,32719,000

評估結論分析

1、對DE公司企業整體價值的評估采用有限期限收益法評估模型和通過類比。分別對DE公司銷售地面數字電視設備、系統集成及投資各地移動傳媒公司的股權收益這兩部分年收益的測算，通過折現，得到DE公司整體企業價值。通過市場的需要和這兩年網絡的普及和企業的2005-2008年的狀況分析，企業家可以得出一些問題，從而再進一步投資。

企業價值評估：

對企業進行價值評估有助于對投資決策或管理進行指導，無論是風險投資、資產出售還是采取內部戰略創意，所得出結果要從考慮中的決策角度進行分析。因為企業決策大都包含著不確定性和風險，應自始至終從情景的角度以及能夠反映這一不確定性的價值范圍考慮價值。為此，可以按上表試做各種情況下的敏感性分析，如不同的收入年增長率、不同的銷售利潤率等，將得出不同的公司實體總價值。

在評估過程中，不但應將模式建立在歷史財務報表數據之上，根據歷史績效對預測進行分析，確保預測以事實為基礎，并分析了為扭轉局面需要采取哪些行動以及管理部門為何有可能實施這些行動。

企業在市場經濟中作為投資主體的地位已經明確，但要保證投資行為的合理性，必須對企業資產的現實價值有一個正確的評估。我國市場發展到今天，企業除了對有形產業注重，也要加強對企業進行價值評估。價值評估可以對企業、對其所在行業及普遍的經濟環境的了解，然后進行仔細的分析、認真的預測。選擇正確的方法是價值評估過程中的重要方面，更主要的是擁有齊全的歷史財務、統計數據，采用科學的態度去認真分析和預測，再結合企業的狀況才能避免誤區，得到真實可靠的結論并且可以進一步的了解投資的動向。風險投資與企業價值評估在我國起步較晚，針對不同的投資項目，評估測算過程中遇到的問題很多。如何將西方風險投資與企業價值評估的理論與技術，結合我國的實際情況作進一步的理論研究，并應用到實際中去，是今后管理會計實際工作者和科研、教育工作者應共同承擔的任務。現在企業需要的是有形和無形相結合。今天的市場需要的是有冒險的有分析的頭腦，如果能正確的評估出一個企業的現狀，不管是企業家還是普通老百姓都能一定得范圍內知道投資的動向，到時候中方就更學習到西方的理論和技術。

參考文獻

1.《科技情報開發與經濟》2006年18期

2.《企業價值評估：觀點、方法與實務》中國資產評估，2005年11月46

3.朱軍：企業價值評估中的市場環境分析；中國資產評估2007年03期

第8篇：數字金融理論范文

【關鍵詞】數字貨幣 商業銀行 區塊鏈

2016年1月20日，中國人民銀行數字貨幣研討會在北京召開，中國人民銀行宣布我國將爭取早日推出數字貨幣。會議就數字貨幣發行的總體框架、貨幣演進中的數字貨幣、國家發行的加密貨幣等專題進行了研討和交流，此后，數字貨幣以及與數字貨幣關系密切的區塊鏈技術引起國內外社會的廣泛關注。

一、中國人民銀行公布準備推出數字貨幣

（一）我國數字貨幣的定義

中國人民銀行科技司司長王永紅給出定義如下，數字貨幣是指由貨幣當局發行、存儲于電子設備、具有現金特性、并能夠逐步替代現金和銀行賬戶相關聯的記賬式貨幣的價值載體，即“法定電子現金”。我國央行研發的數字貨幣將具備可流通性、可存儲性、可離線交易性、可控匿名性、不可偽造性、不可重復交易性、不可抵賴性七大特征。

（二）中國人民銀行推出數字貨幣的目的

根據中國人民銀行調查統計司司長盛松成的觀點，中國人民銀行推出數字貨幣主要有兩大原因，一是在國內構建全新的金融基礎設施，完善我國支付體系，提升支付結算效率。二是央行數字貨幣系統可以構建一個大數據系統，提升經濟交易活動的便利性和透明度，減少洗錢、逃稅漏稅等違法犯罪行為。

（三）我國數字貨幣發行框架

中國人民銀行科技司副司長兼數字貨幣研究所籌備組組長姚前提出，作為法定數字貨幣由國家保障，由央行主導，在保持實物現金發行的同時發行以加密算法為基礎的數字貨幣，數字貨幣是M0的一部分。法定數字貨幣的發行和回籠基于“中央銀行――商業銀行”二元體系完成，中央銀行負責數字貨幣的發行與驗證監測，商業銀行從中央銀行申請到數字貨幣后，負責面向社會提供數字貨幣流通服務與應用生態體系構建服務。

二、央行發行數字貨幣對商業銀行的影響

數字貨幣的發行將基于新技術，以央行數字貨幣為主的金融創新可能引發商業銀行內外部營運模式和行業規則的全面重大變革，目前央行提倡商業銀行早日加入我國數字貨幣的探索研究和發展推動工作。

（一）商業銀行現金存儲方式變化

現金存儲方式變化是數字貨幣發行后必然發生和最直觀的改變。雖然以信用卡為代表的電子貨幣成為目前社會的主流貨幣形式，截至2016年11月央行發行的6.49萬億？q？流通中貨幣（M0）是以傳統紙幣形式發行的，物理存儲空間巨大。數字貨幣發行以后，人民銀行在其數字貨幣私有云存放央行數字貨幣發行基金的數據庫，商業銀行存放數字貨幣可以存放在央行的數字貨幣私有云上或者存放在商業銀行本地。

（二）現行基礎信息系統需要重新構建并不斷完善

央行發行數字貨幣將會建設一套全新的金融基礎設施，雖然央行尚未給出發行數字貨幣的具體時間表，但是央行表態會加快推出數字貨幣，數字貨幣發行初期將出現實物貨幣與數字貨幣并行流通階段，屆時商業銀行的信息系統為滿足實物貨幣和數字貨幣的流通要求，需要在央行數字貨幣系統的基礎上重新構建。商業銀行為滿足數字貨幣存儲需要在央行私有云的基礎上建設銀行私有云和數字貨幣數據庫，實現實物貨幣與數字貨幣系統的并網運行。

（三）對商業銀行系統安全和操作規范提出更高要求

商業銀行現行信息系統是以滿足以紙幣貨幣為基礎貨幣的交易和流通為目的，現金交易過程沒有數據痕跡可追蹤，央行發行數字貨幣以后，貨幣初始形態變為數字模式，從發行到交易流通全程使用數字化模式，在數字貨幣流通過程中引發的數據傳輸過程中，如何確保數據和交易安全性，對商業銀行的系統安全性和操作規范提出前所未有的高要求。

（四）商業銀行業務運營模式巨變

數字貨幣的認證中心和登記中心由央行統一管理，央行對央行數字貨幣機構以及用戶身份信息進行集中管理，央行發行數字貨幣以后，商業銀行通過申請獲得數字貨幣，向用戶提供服務，資產負債表變化、貨幣流入流出等客戶服務方式會發生巨大變化，大量柜臺業務工作人員可能會被電子自助終端取代。

（五）法律法規、金融監管政策的變化與調整

數字貨幣與紙質貨幣在形態、存儲、流通方式等方面存在很大變化，央行在紙幣基礎上制定的法律法規和監管政策需要做出修改和調整，商業銀行需要在新的監管政策下進行正常業務營運。

三、商業銀行需要做的舉措

人民銀行提出要發行數字貨幣以后，各商業銀行應該關注央行政策導向，盡快開展數字貨幣影響研究，提前規劃布局數字貨幣運營體系，全力做好數字貨幣的發行流通研究工作。

一是央行發行數字貨幣將對商業銀行內外部經營環境產生深遠影響，商業銀行應該加快啟動數字貨幣發行的影響評估工作。由于發行數字貨幣的具體操作尚未公布，數字貨幣發行將對我國的貨幣體系、金融體系和經濟體系造成全面影響，商業銀行應該積極關注央行公開的信息，加快數字貨幣基礎理論和實踐研究。

二是商業銀行加快數字貨幣使用相關技術的研究，與發行數字貨幣相關、發展相對成熟并且應用前景廣泛的區塊鏈技術、加密算法技術、云技術、大數據等相關技術應該被商業銀行盡快納入系統建設的基礎性技術研究和實踐范疇。商業銀行在研究初期應該加強與同業和科技公司的合作，積極組建或參與國內外相關技術聯盟，爭取制定行業應用標準的主動權，降低研發成本并實現研究成果共享。

三是產品和服務模式的重新構畫。數字貨幣發行初期，將出現數字貨幣和紙質貨幣并行流通階段，隨著數字貨幣接受度的提升，傳統紙幣使用頻度可能會越來越低，商業銀行要密切關注客戶交易習慣的變化，根據客戶行為習慣的變化構建靈活的服務模式，這對商業銀行分析、應變和服務能力提出新挑戰。

四是商業銀行重構大數據技術應用。由于數字貨幣發行采取“前臺自愿、后臺實名”的原則，央行發行數字貨幣將構建央行大數據體系，商業銀行有機會借助央行大數據體系打破信息孤島，利用大數據和云技術提高服務效率，增強數據實時分析和應用能力，構建全新的應用場景，實現金融創新。

注釋

？q？數據來自于中國人民銀行網站http：///diaochatongjisi/resource/cms/2016/12/2016121615160267237.pdf 。

參考文獻

[1]王永紅.《數字貨幣技術實現框架構想》[J].中國金融，2016（8）：14-16.

[2]盛松成，蔣一樂.《央行數字貨幣才是真正貨幣》[J].中國金融，2016（14）：12-14.

[3]姚前.《中國法定數字貨幣原型構想》[J].中國金融，2016（17：）13-15.

[4]王永紅.《數字貨幣技術實現框架》[J].中國金融，2016（17）：15-17.

第9篇：數字金融理論范文

關鍵詞：統計學證券市場期貨市場

TheApplicationofStatisticsonSecuritiesandFuturesMarkets

LICong-zhu,DINGShao-fang,WANGLing-hua,SUNDa-ning

(NorthChinaUniversityofTechnology,100041)

Abstract:Inthispaper,theApplicationofStatisticsonSecuritiesandFuturesMarketsisintroduced,author''''smanynewachievementsareincludedinit,suchasstudyofindexsystemonSecuritiesandfuturemarkets;studyofXinHuaindexnumberofsecurities;studyandapplicationofinvestmentinbondandsoon.

KeyWords：statisticssecuritiesmarketsfuturesmarkets

一、序言

我國自九十年代初建立證券期貨市場以來，短短幾年，得到了迅猛發展，方興未艾。僅拿股市來看(截至1999年07月13日)，在滬深兩市上市的境內公司已達900家，滬深市場的A，B股股數是981只，上市公司900家，其中滬市501只(461家)，深市480只(439家)，滬深A股股數874只，B股股數107只。這與1991年滬市8家深市6家上市公司相比，可見發展速度之快。市價總值21083億元人民幣，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超過25%；開辦證券90家，兼營證券業務的信托投資公司237家，下屬證券營業部2400多家；現有43家境內企業海外上市，累計籌集資金100多億美元；已有107家公司成功發行了B股，籌集資金近50億美元；股民已達4000多萬。自1999年五月十九日井噴式行情以來，滬深兩市的日成交量猛增，至六月二十五日高達800多億(1998年8月18日香港股市一天的成交量為790億港元)，創下空前的天量。證券市場的作用愈來愈大，并逐漸成為國民經濟的晴雨表。

統計學及其相關學科在證券期貨交易中有什么作用呢?我們先從世界范圍談起。

據有關報道，當今華爾街最搶手的不再是傳統的MBA，而是有統計背景、數理能力強的人才。一些在美國獲得統計或數學博士學位的中國留學生被華爾街錄用，轉眼間便當上了年薪百萬美元的“白領”貴族。如，1984年入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少年班的黃沁于1988年提前畢業，赴美國麻省理工學院就讀研究生，畢業后受聘到華爾街某大型證券公司工作。在這個世界上金融證券業最發達的地方，他以統計和數學為基礎，建立了自己的投資理論，現已升任該公司副總裁，主管對外投資工作。年僅27歲的黃沁是進入華爾街金融界高層領導的少數華人之一。

華爾街取才原則的轉向，從一個側面反映出證券期貨等金融業目前發展面臨的挑戰和未來的潮流。證券金融交易是信息量最大，信息敏感度最強、信息變化頻度最高的領域。隨著市場日趨復雜，數字已成為傳遞信息最直接的裁體，加上未來的經濟是被網絡覆蓋與籠罩的數字化經濟，大量的數學與統計工具將在分析研究中發揮不可或缺的重要影響。能否把握那看似枯燥無味的數字所隱含的精微變化，成為決定未來競爭成敗的關鍵因素之一。

前年諾貝爾經濟學獎授予在期權定價方面做出開拓性貢獻的經濟學家和統計學家。他們在二十多年前就探索出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定價模型——布萊克.斯科爾期定價公式。本世紀20年代開設了股票期權品種，由于采用柜臺交易方式和缺乏標準化的設計合約，很難轉讓對沖，交易量不足稱道。1973年美國經濟學家布萊克和斯科爾斯，引進概率統計上隨機變量函數的一些定理和積分求值，推導出不支付紅利的股票期權定價公式，從此期權有了明確科學的價格定位依據，很快形成一個完整的市場，并迅速推廣到全世界，直至現在，期權占據著金融王國的重要位置。定價公式成為整個市場運轉的基礎。這個期權公式的定價思想所引發的金融革命表現在，預測遠期價格成為可能，不僅使期權為指數、貨幣、利率、期貨交易提供了全新的保值，投資手段，極大地豐富了金融市場，而且進一步推動了對各種金融產品的價值研究，提高了操作的理論水平。由此可以推斷，沒有布萊克.斯科爾斯定價模型，期權就不可能發展這么快，全球金融衍生品市場也就不可能有今天的高度發達，如今國外大型金融機構在總結金融交易失利原因時，總是首先追究最初的定價是否存在漏洞和錯誤

建立一個模型就摘取經濟領域的桂冠這一事實，體現了經濟與統計數學密不可分的關系。據不完全統計，自1969年設立諾貝爾經濟學獎以來的40多位獲獎者中，著名的計量經濟學家有23位，10位擔任過世界計量經濟學會會長，有六位直接靠計量經濟的研究和應用成果獲獎。借用統計數學，將經濟理論數學公式化，將經濟行為定量化，已成為當今世界經濟的熱門課題。

有關專家指出，統計學，經濟理論和數學這三者對于真正了解現代經濟生活中的數量關系來說，都是必要的，但本身并非充分條件。三者結合起來，就是力量。數學給經濟界帶來新的視角，新的觀念。抽象的數學工具一旦準確地切入金融市場，就顯得非常實用和有價值。二十多年來，指導期權交易的理論—定價模型得到廣大投資者的一貫遵循。沒有統計基礎、不懂定價公式含義的人要想在市場有出色表現將是十分困難的。

證券金融市場的風險管理是個永恒的話題，投資者都想尋求收益回報，但又必須面對各種各樣的損失可能。市場到底存在哪些風險，如何確定風險的大小，如何才能實現收益最大化和風險最小化，歷來都是受人關注的焦點和難點。自從1952年美國學者馬柯威茨運用數量方法創立證券組合理論以來，市場風險的神秘色彩逐漸淡化，不再變得那么可怕和不可駕馭。

馬柯威茨組合理論的立足點是全面考慮“期望收益最大”和“不確定性(即風險)最小”。它通過總結投資損失的概率分布和可能收益與預期收益的偏離程度(即我們統計學上的方差)，發現投資者應該同時按適當比例購買各種證券而不是一種證券，進行分散化投資，其收益才盡可能是確定的。通過數量分析得出的這種結論，迎合了投資者避風險的需要。風險管理能力的提高促進了基金的蓬勃發展。在短短的幾十年間，隨著量化研究的不斷深入，組合理論及其實際運用方法越來越完善，成為現資學中的主流工具。由于馬哥威茨證券組合選擇理論給金融投資和管理思想帶來革新，1990年他獲得了諾貝爾經濟學獎。

眾所周知，量變引起質變。數量關系的背后，牽扯著市場的穩定與發展。金融業的現代化推動了統計與數理方法的應用研究，反過來，當今世界的金融管理特別是防范金融風險，也越來越要量化研究。早在1995年9月，美國斯但福大學經濟學教授劉遵義就通過實證比較，數量分析和模糊評價等方興，預測出菲律賓、韓國、泰國、印尼和馬來西亞有可能發生金融危機。后來的事實果然如此。這從一個側面提醒我們，沒有完整、科學的分析預測工具，就可能在國際金融競爭中蒙受重大損失。只有加強對作為金融信息的各種變量的研究，才能提高對金融運行規律的認識，才能把握市場的發展動向。

經濟理論的數學化和統計分析，使各種經濟行為也越來越數量化。在金融領域也不例外。定價公式和組合理論地位的確立，就證明數量工具已發揮了不可磨滅的作用。有統計顯示，在西方金融市場，三分之一的人運用組合理論來投資，三分之一的人靠技術分析管理頭寸，另外三分之一的人仍在堅守基礎分析。雖然運用何種手段來指導決策是投資者個人偏好、觀念的問題，但組合理論和技術分析所運用的統計工具逐漸被認同，說明理性投資將成為市場的寵兒。由此我們不難理解華爾街選才的動機。

主觀意見和直覺判斷有很大的隨意性，顯然與現資決策的要求相去甚遠。對市場和價格進行定量研究，從而揭示客觀存在的數量依存關系，成為投資和管理決策的一項基礎工作。用統計工具處理各種證券金融數據，可以比較全面地分析各種因素的影響力度。其主要表現在：

1結構分析：證券市場與匯率、利率變動和國民經濟發展有多大的關聯度；單一證券與整個市場之間如何相互影響，市場指數設計是否合理；證券與期貨價格走勢是否相互制約；同一類證券有沒有一定的連動關系。

2價值預測：分析未來證券發行和上市價格的理論定位，確定金融衍生證券的價格，分析預測證券期貨的價格走勢，進行投資決策等。

3政策評價：研究市場系統風險的預警及控制，探討不同的組合投資效果。

4理論檢驗：證券價格能否反映所有的信息，市場的有效性實證檢驗；各種技術指標的適用性和優化處理，周期效應的對比分析。

從以上可看出，量化研究有助于搞好風驗管理，設計投資組合，選擇交易時機，評估市場特性。統計工具在證券金融市場的大量應用，對交易技術的升級換代，管理水平的提高做出了特殊貢獻。現在，電腦交易系統在國外大行其道，依據不同要求設計的模型軟件層出不窮，只要把數據輸入電腦中，投資者根據分析結果隨時制訂和調整投資計劃。

投資者競爭的優勢不再停留在信息的收集上，而是綜合處理信息的能力。誰的模型從總量上與趨勢上能更合理、科學地分析市場，誰就能掌握主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