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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政治經濟學的內涵范文

關鍵詞：傳播政治經濟學；傳播；媒介

中圖分類號：G2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8122（2013）09-0015-03

一、傳播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內容

丹·席勒認為傳播政治經濟學是研究數字化技術融入資本主義經濟的過程，并分析傳播產業在信息化全球資本主義資本積累過程中的地位[1]。而莫斯可則認為傳播政治經濟學是對社會關系與傳播資源的生產、流通與消費的相互構建的研究，并指出當前傳播政治經濟學的全球化領域蔓延、歷史研究擴散與新媒體轉向等五個趨勢[2]。

麥克切斯尼則認為傳播政治經濟學是基于分析媒介、傳播系統與社會結構的關系，強調經濟因素對政治和社會關系的重要作用，并強調結構性因素與勞動環節對傳播的生產、流通和消費的影響[3]。具體問題，如趙月枝所言，“傳播與跨國媒介集團在全球政治經濟中的中心地位；傳播資源的控制問題導致的沖突；勞工對愈加精細的國際傳媒分工的后果的干預和婦女及弱勢種族對全球傳播權力不平等的抗爭等等”[4]。

簡而言之，傳播政治經濟學主要關注兩個相互關聯的問題：一是分析政治經濟壓力與限制對傳播與文化實踐的影響，以及在資本主義制度下資本是如何左右傳播的內容與形式的；二是研究傳播產業在信息化全球資本主義資本積累過程中的上升地位。這種學術視角，正如莫斯可所倡導的，避免了把傳播研究孤立于社會情境，而把傳播現象置放于具體化的社會歷史進程與歷史變遷之中，有利于探討結構力量如何影響傳播實踐[5]。總之，傳播政治經濟學是審視傳播產業如何在社會關系影響下分配傳播資源與話語權的研究。

傳播政治經濟學作為傳播研究中的一個重要路徑，為傳播研究增添了新的活力。世界范圍內的傳播政治經濟學研究，自20世紀40年代后期至今，已經歷了60多年的發展，成為當前傳播學中熱門的研究領域之一。盡管被認為存在諸多的盲點和問題，但傳播政治經濟學研究熱潮所產生的影響已經有目共睹。自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傳播政治經濟學研究逐漸進入中國大陸學者的視野，尤其自21世紀以來，傳播政治經濟學研究在大陸受到比較多的關注，但相關研究還是零散地分布幾個主要的幾所大學、幾位學者或幾所研究機構中，傳播政治經濟學研究并沒有像功能-經驗研究一樣占據主流位置。筆者關注的是，傳播政治經濟學研究是如何在中國落腳并發展的？

那么，近年來，傳播政治經濟學研究是在什么樣的社會——媒介情境中展開的？如何展開的？為什么這樣展開？又主要研究了些什么問題？為了有針對性且可控性地回答上述問題，本研究將采用質化的文獻研究方法，以最近十多年（1995～2012）為時間范圍，主要選擇國內核心雜志《新聞與傳播研究》、《國際新聞界》、《新聞大學》、《當代傳播》等為樣本，以他們的論文為考察對象，期望能以此管窺中國大陸傳播政治經濟學研究的現狀、核心內容與演進，并解讀其在批判視角、問題意識以及解決路徑等方面的啟示。

二、傳播政治經濟學在中國大陸的發展

20世紀90年代，中國大陸開始試行建立報業集團，傳媒經濟的增長問題引起了比較多的關注。然而，傳媒經濟的增長，也帶來一系列的問題，如傳媒內容的庸俗化、娛樂化和快餐化等。加入WTO后，中國面臨由傳媒大國向傳媒強國轉變的歷史使命，然而，對外傳播的弱勢和軟實力的缺憾成為中國傳媒業不得不面臨的突出問題。因此，面對世界傳播業的新形勢和中國大陸媒介商業化過程中的意識形態與市場力量的影響，大陸傳播研究者在具體的社會語境中開始思考一些問題。例如，結合媒介文化市場的全球化背景，重新思考了國際信息流動問題，關注傳播新技術的社會意義、傳播資源的分布、傳播的公正與平等。這些情況加速了大陸學者關注傳播政治經濟學，促進了大陸學者引進和介紹傳播政治經濟學的相關研究。如郭鎮之等人在20世紀90年代就開始積極介紹北美傳播政治經濟學的相關研究。為了更好的探視傳播政治經濟學在中國大陸發展的軌跡與脈絡，筆者將傳播政治經濟學在中國大陸的發展劃分為兩個階段。

（一）引入期：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至世紀之交

20世紀80年代以來，我國傳播學研究發展迅速，西方傳播理論及思想大批被引介到中國，大陸出現了大量有關傳播學的譯著和論文等。但傳播研究發展的初期，主要還是以功能——經驗主義研究為主，西方傳播研究的另一個重要流派——批判學派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并不被重視。但進入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批判學派逐漸被大陸學者所重視，一批有關批判學派的譯著和介紹性論文相繼出現，如《文化民粹主義》、《文化研究讀本》和《傳播政治經濟學》等被引介到中國。可以說，傳播政治經濟學被大陸學者所關注的時間，幾乎是整個批判學派被關注的時間，也就是20世紀90代中后期。在這一時期，傳播政治經濟學的經典著相繼引入中國，其中主要的譯作有：H·席勒的《思想管理者》、文森特·莫斯可的《傳播政治經濟學》、阿芒·馬特拉著《世界傳播與文化霸權》、麥克切斯尼等人的《全球媒體》等。

縱觀傳播政治經濟學引入期的研究，主要以介紹性文章和譯著為主。總體而言，對西方傳播政治學研究的思想脈絡還缺乏系統的認識，對傳播政治經濟學的主要立場、觀點和主要論題缺乏較好地把握，其中的大部分研究還是以總體性、概括性與描述性為主，這一時期的研究相對較零散，缺乏集中的主題和線索。盡管如此，這些研究還是對傳播政治經濟學在中國的發展有重要的啟蒙作用，初步勾勒出西方傳播政治經濟學研究的地形圖。但是，這一時期有關傳播政治經濟學的研究范式，探討哪些具體問題，還有待進一步明確。

在這一時期，一些引入和推動傳播政治經濟學在中國發展的學者不能不被提到，如趙月枝、王怡紅、陳衛星、胡正榮等人，他們（她們）為中國傳播政治經濟學的引入與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特別如加拿大華人傳播學者趙月枝，可以說是將傳播政治經濟學帶入中國的啟蒙性學者（盡管她并不愿意把自己歸類于傳播政治經濟學派）。她關注意識形態力量和市場力量對中國媒介行業的雙重影響，以及媒介在中國民主化歷程中的角色，專注于中國傳播產業的政治經濟學分析。她在國際傳播領域提出的“跨文化政治經濟學”等理論具有較強的創造性，其成果被國際傳播學界和漢學界權威廣泛認可。還有如郭鎮之等人，在傳播政治經濟引入期，利用在國外進修的機會，考察了西方傳播政治經濟學的發展，撰寫了一批傳播政治經濟學的介紹性文章，對國內了解西方傳播政治經濟學研究起到重要作用。

（二）成長與反思期：21世紀初至今

傳播政治經濟學在成長發展過程中，不僅受到政治、文化和社會環境所限制，而且遇到來自功能——經驗研究的阻力，正如奠基人斯麥茲在描述他教授政治經濟學課程的情況時指出，“由于我采取了批判的視角，我相當的孤立。”自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以來，通過迅速發展的傳播產業，極大地加速了與全球資本主義市場體系的融合。隨著國內傳媒機制改革和傳媒產業的迅速發展，有的學者從跨文化的政治經濟學視角出發，考察了這場變革的根本特點，并討論了跨國資本和國內力量從結構上重塑中國傳播體系的具體方式，以及由此帶來有關傳播權利的包容和排除模式的新變化。甚至探討了這種融合的政治與社會意義，指出潛在的矛盾與沖突的來源以及中國正在形成的傳播秩序面臨的挑戰[6]。

有的研究者較系統地研究了傳播政治經濟學的北美傳統，指出北美流派有著鮮明的特色，認為該學術流派相對集中和緊湊，他們之間的學術傳承大多是父子、師生、同事、夫妻，體現了一個較為單純的譜系[7]。

有的研究者則用傳播政治經濟學框架分析了版權文化，指出版權貿易的商品經濟力量是如何服務于資本主義的全球擴張，并且對如何阻止知識產權的資本擴張進行了探討[8]。有研究者則對廣告進行傳播政治經濟學分析，認為政治經濟學分析是廣告傳播研究的重要理論取向，并指出這種理論取向遵循的并非是自由主義的政治經濟學，而是批判的政治經濟學[9]。有研究者則以文化研究的理論發展為參照，探討了傳播政治經濟學與文化研究關系的演變[10]。后來有研究者則進一步分析了傳播政治經濟學與文化研究的聯系與區別，認為以往的兩者關系研究，還停留在表層上，需從根源上把握兩者哲學觀的差異，實現兩者的整合[11]。陳世華的后續研究則將北美傳播政治經濟學理論精髓概括為“我們不自由的傳播”，著重分析了北美傳播政治經濟學者如何運用政治經濟的路徑分析傳播工業的“不自由”[12]。

最近重慶衛視的改革引起了傳播政治經濟學研究者的濃烈興趣，如呂新雨針對重慶衛視的改革，指出希望打破官方、民間、學界和政界之類二元對立的僵化立場，希望借此推動由此生發的一系列涉及中國電視公共化改革的重要議題[13]。趙月枝則以重慶衛視的去商業化改革和“紅色文化”建設嘗試為契機，討論了社會主義媒體公共性和文化建設的問題[14]。2012年，政治化與社會轉型等話題引發部分學者的討論，如李彬和黃衛星等人探討了社會轉型、去政治化、再政治化等話題，并結合趙月枝的傳播思想展開了分析論述[15]。

三、中國大陸傳播政治經濟學研究的脈絡反思

通過對中國大陸傳播政治經濟學研究的考察，我們不難發現，目前中國大陸傳播政治經濟學的發展還停留在初級階段。總體而言，中國大陸傳播政治經濟學起步較晚，發展受多重束縛，研究群體和研究力量分布零散，與西方傳播政治經濟學研究相比，研究水平和層次還較低。

從研究種群來看，傳播政治經濟學的引入與推進，主要得益于幾位女性學者，如趙月枝、郭鎮之、呂新雨和曹晉等人，特別是趙月枝的啟蒙和推介，較大程度上成了大陸傳播政治經濟學的風向標。從這些研究者的橫向聯系分析，我們不難發現，她們大都保持比較好的私人聯系和友誼。目前傳播政治經濟學的傳承與發展大都基于這樣的基礎來進行的，傳播政治經濟學的學術傳承呈現較單一的路徑，跨界和跨領域的多重合作非常有限，研究者的互動與合作較大局限于“圈內”的同事或朋友。當然，其他研究者的努力也不可忽視，如陳世華、劉曉紅等人的相關研究，他們對傳播政治經濟學有較長時間的關注。

從研究者所屬機構來看，主要有兩支代表性力量，一支為北廣系（現為中國傳媒大學），如郭鎮之（后調入清華大學）、陳衛星等人；另一支為復旦系，如曹晉、呂新雨等人。深入分析這些力量的構成，我們會發現，他們之間有一個共同的中介，那就是加拿大華人傳播學者趙月枝。趙月枝早年畢業于北京廣播學院，后出國深造，已成為北美傳播政治經濟學的重要傳承人，她常在大陸往來，推介傳播政治經濟學，與中國傳媒大學、復旦大學等機構保持了密切的互動聯系。

從已有研究問題的深度與廣度來看，大陸的傳播政治經濟學已經有一定的反思與問題意識，從早期的單純引介和翻譯西方傳播政治經濟學著作，步入反思西方傳播政治經濟學的基本立場、主要觀點和主要學術脈絡的階段，甚至開始借助西方傳播政治經濟學的思想資源，分析與探討中國本土的實際問題，如重慶衛視的改革風潮等。但是問題的深度與廣度，受多了多重因素的制約，有研究者自身的學術積累的原因，也有政治、社會環境等因素的影響。傳播政治經濟學的研究議題有待進一步敞開和深入。

回顧已有的相關文獻，大陸的傳播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內容在較長一段時間中關注西方傳播政治經濟的概念、歷史與主要學術脈絡，并在這方面有較多的引進與介紹。對本土問題的探究則主要集中在電視和廣告研究方面。然而，檢視上世紀90年代以來的中國大陸新聞與傳播的相關研究，如探討傳媒公共性、傳媒集團化與新聞改革等方面內容，其實已蘊含傳播政治經濟學的分析與思考，只是在研究路徑與框架上并沒有突出傳播政治經濟的觀點罷了。追蹤至今，我們不難發現，任何時期傳播領域的變遷，不管傳播政治經濟學是否被提出和推崇，但隨著政治、經濟與文化等嵌入傳播活動的行進中，我們都不可忽視政治和經濟等因素滲入傳播過程的影響。因此，傳播政治經濟學無可避免地充當一種分析視角，在這種過程中扮演闡釋傳播與社會變遷的重要角色。

總之，回顧中國大陸傳播政治經濟學已有的研究，可以發現傳播政治經濟學在大陸的發展還處于初級階段，雖已引起了諸多研究者的關注，但實際的發展受多重因素的影響。西方傳播政治經濟學的理論資源需要進一步挖掘，本土的問題則更需具體的關懷。正如傳播學者潘忠黨（雖然他有一定的經驗主義取向）所言，“無論我們采納什么取向、運用什么方法，我們都得將分析的目光投向我們所身處的現實，都要考察對現實經過獨立思考后而提出的問題，都要就這些問題展開系統的經驗觀察，并且采取理論的資源——我們批判的武器——分析這些觀察，以期對所提問題作出解答，并同時都要對自己所采用的批判的武器展開批判”[16]。對此，我們應該有所反思。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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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張殿元.政治經濟學批判：廣告傳播研究的另類視角[J].浙江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6（1）.

[10] 劉曉紅.共處·對抗·借鑒——傳播政治經濟學與文化研究關系的演變[J].新聞與傳播研究，2005（1）.

[11] 黃典林.傳播政治經濟學與文化研究的分岐與整合[J].國際新聞界，2009（8）.

[12] 陳世華.“我們不自由的傳播”：北美傳播政治經濟學理論精髓[J].國際新聞界，2012（1）.

[13] 呂新雨.政府補貼、市場社會主義與中國電視的“公共性”——重慶衛視改革芻議[J].開放時代，2011（9）.

[14] 趙月枝.構建社會主義媒體的公共性和文化自主性？重慶衛視改革引發的思考[J].新聞大學（秋季號），2011.

第2篇：政治經濟學的內涵范文

作為傳播學批判學派的主要流派之一，傳播政治經濟學以馬克思政治經濟學和西方文化思想為理論基礎，在廣闊的歷史、經濟和社會背景下，分析媒介和傳播系統與社會結構的關系，關注傳播作為一種經濟力量對社會的影響，以及社會政治、經濟權力機構對傳播活動的控制。傳播政治經濟學起源于北美，后在北美、歐洲、南美等地蓬勃發展，并于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傳入中國大陸。經過二十多年的借鑒和發展，大陸傳播政治經濟學研究從單純的理論引介逐漸向產業分析、社會發展分析等多領域擴展，取得了一定的理論成果。

但由于該領域的研究者數量有限且研究主題較為分散，這些理論成果無法建構起一個完整而集中的體系，因而，本文選取了中國大陸新聞傳播類期刊自1998年至2013年有代表性的30余篇論文，在“本體研究”“產業研究”和“社會發展研究”的框架下，以作者為單位進行綜述，試圖對該領域理論成果的總體情況做出梳理和勾勒。

一、傳播政治經濟學本體研究

（一）西方溯源

1.理論引介：起源、發展與反思

傳播學作為一門外來學科，其在中國的發展是從西方書籍的翻譯和學科理論的引介開始的。相較于結構功能主義學派在中國的盛行，傳播政治經濟學派處于較為邊緣的地位，其書籍翻譯和理論引介相對較少。

李琨是最早關注該學派的學者之一，他指出，傳播媒介向新型大工業的發展、國家政權的參與以及世界范圍內的傳播的不平等和“文化帝國主義”現象是傳播政治經濟學派形成的重要原因，也是其研究焦點；宏觀的研究方法、批判性和對現實的關注是其研究特點；在建立世界信息新秩序的競爭中，傳播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我國把握宏觀形勢、維護國家利益和推動全人類發展具有重大意義[1]。

郭鎮之梳理了傳播學與政治經濟學的關系，分析了傳播政治經濟學的研究范式（宏觀的、歷史的、能動的和辯證的），并對政治經濟學的理論進行了簡要介紹[2]。

劉曉紅將傳播政治經濟學的發展分為三個時期：初創期，由于研究取向和批判立場與美國當時的學術環境和政治氣氛相沖突，該學派的發展受到了很大的限制；蓬勃發展時期，北美研究碩果累累的同時，歐洲、南美等地也出現了該學派的研究者；反思拓展時期，在結合世界大眾傳播發展的新形勢下深入思考以往的研究課題的同時，反思自身的理論發展并嘗試借鑒其他傳播批判研究的成果和方法，探索新的研究方向[3]。

曹晉和趙月枝分析了傳播政治經濟學的學術指向及其從北美到歐洲的發展脈絡，闡述了該學派的人文關懷，即一方面猛烈抨擊全球傳播產業徹底商業化造成的若干不良后果，另一方面積極投入到媒介改革的社會運動中[4]。

陳世華的研究集中于北美傳播政治經濟學派，他指出，政治經濟學的分析路徑， 和西方的批判旨趣，加拿大多倫多學派的技術批判，社會學思想傳統和北美新聞傳播研究是北美傳播政治經濟學的思想淵源；“我們不自由的傳播”是其理論精髓[5-6]。

2.奠基者思想研究：身體力行，將理論成果運用于社會實踐

達拉斯?斯邁思和赫伯特?席勒作為傳播政治經濟學的開創者，以豐富的研究成果為該學派奠定了堅實的理論基礎。我國學者集中對這兩位先驅的生平和傳播思想進行了研究。

郭鎮之認為達拉斯?斯邁思不僅是一位傾向于的學者，而且是一位將理論研究成果運用于社會實踐的身體力行者。其代表性的觀點有“受眾商品論”“依附理論”等；其實踐貢獻體現在積極參與并影響了建立世界信息傳播新秩序的運動，并始終關注傳播領域的公共利益和公共控制[7]。

郭鎮之還對赫伯特?席勒的生平、著述進行了研究，認為他不僅是積極活動型的學者，而且是以學術成果影響傳播實踐的典范。他的著作推動了國際社會對世界傳播秩序的討論和對新秩序的呼吁，影響了一些第三世界國家的傳播政策和實踐[8]。

陳世華在新媒體時代對赫伯特?席勒的傳播思想進行了重讀，深入細致的分析了他關于“復合媒體和媒介帝國主義”“思想管理者和信息勞動力”“傳播與文化宰制”“信息傳播與社會危機”的批判思想[9]。

3.同其他流派的比較分析：結構功能主義學派與文化研究學派

傳播學研究中，結構功能主義學派、批判學派和文化研究學派間的差異、對抗、借鑒是學者們關注的又一內容。

楊茵娟分析了結構功能主義、傳播政治經濟學、文化研究與當時美國社會背景、歷史狀況及主流社會思潮間的關系，回顧了每個學派的代表人物，探討了每個學派存在的缺陷，并尋求三個學派之間對話與溝通的空間[10]。

劉曉紅分析了傳播政治經濟學與文化研究關系的演變，指出二者的關系經歷了短暫共處、尖銳對抗、溝通和借鑒三個不同時期，并分析了文化研究與傳播政治經濟學互相借鑒的前提[11]。

黃典林認為，以往對傳播政治經濟學與文化研究諸種分歧的討論多停留在表象的差異，要理解這些分歧需要從根源上把握哲學觀的差異。實現兩者整合的可能途徑是從中間溫和立場的交叉地帶尋求共識[12]。

（二）本土化進程

1.理論框架體系的建構

傳播政治經濟學作為舶來品在我國的發展時間較短，目前仍處于向國外學習借鑒的階段，其本土化的理論框架體系的建構很少，且主要出現在對國外理論進行引介的文章中，如上文所述的李琨、郭鎮之等人的文章。

國外，尤其是北美、歐洲的理論框架體系是建立在對資本主義社會的觀察研究基礎之上的，有些甚至帶有美國中心主義思想，因而生搬硬套并不能解釋和解決我國的問題。下一階段我們有必要建立一套符合我國國情的理論框架體系，在此基礎上解讀我國豐富而復雜的傳播實踐。

2.理論研究的發展

陳衛星論述了傳播政治經濟學使用的重要概念“文化工業”向“文化產業”的轉型過程，并分析了這一概念改變所帶來的理論方法的充實和對新信息傳播技術的產業化過程的新視角、新理論啟發和實踐形態[13]。高亢思考了新媒體環境下“受眾商品論”的作用機理，指出了受眾商品價值和使用價值的形成機制，受眾商品剩余價值的衍生途徑以及商品化過程中“廣告商在場”身份的演變[14]。謝進川對傳播政治經濟學的社會實踐性進行考察，分析了20世紀以來的媒體改革運動，指出其關注重點在于媒體改革運動的總體性新主張和未來發展可能之探索，而對新媒體關注較少；其對自我起點的過度強調延誤了社會實踐性的進一步展開；其對優勢力量間的演化關系缺乏關注；對新興轉型國家的傳播轉型研究有待加強[15]。

綜上可知，我國傳播政治經濟學本體研究方面的重心仍停留在對這一學派整體情況的認知和國外理論框架體系的引介方面，結合本國國情的理論研究僅取得了零星的研究成果，完整的學科體系尚未建立。且在引介國外理論時偏重北美理論的介紹，相對忽視了歐洲、拉美等地的理論發展，未能展示出世界范圍內傳播政治經濟學派的全貌。

二、傳播政治經濟學視角下的產業研究

（一）我國傳媒業現狀分析及發展建議

目前我國占主導地位的媒介研究往往局限于從內容、形式等層面在媒體行業內進行對策性研究，而忽視了媒體所處的宏觀政治經濟結構及其影響。傳播政治經濟學以開闊的理論視野為媒介研究提供了全新的批判視角，一些學者從這一視角出發，對我國傳媒業現狀及發展趨勢做出了深刻的分析。

黃清源從微博商品化的運營模式著手分析，發現資本和權力對微博的控制力量仍在維系。但是，微博的技術特性使得這種社會媒體能夠對既有控制進行消解，為公眾享有更廣泛的知情權和更廣闊的自由表達提供可能，進而對公共生活產生積極的影響[16]。

蔡騏、謝瑩闡述了網絡惡搞文化中受眾主體性所受到的結構限制，他們認為，在經濟主導的現代消費社會，技術提供的解放性遭遇社會結構的制約性，能動的主體難逃商品化命運[17]。

劉燕南和文衛華從受眾權益角度分析了電視互動節目中的“三次售賣”現象，他們認為今天的互動類節目在傳統的媒介、受眾、廣告商的三角關系中擠進了一個新的利益體――服務提供商。媒體通過與服務商一同分享觀眾參與的利潤，實現了由“二次售賣”到“三次售賣”的進化[18]。

羅鋒審視了我國的出版貿易逆差，認為應將其置于世界政治經濟框架內進行考察，它的形成緣于“中心―邊緣”的世界結構體系，要想轉變出版貿易逆差，必須努力重構政治經濟與信息傳播新秩序[19]。

胡冀青和汪睿對新聞專業主義進行了批判，他們認為，新聞專業主義是一種媒體企業經營管理的理念與方式，但為了掩蓋其高度功利性的實際功能，它通常被標榜為新聞業的職業操守和最高信仰。當代公民新聞對新聞專業主義的挑戰實際是對傳統的新聞管理模式的挑戰[20]。

曹晉和楊琪對版權文化進行分析，對版權貿易的商品經濟力量如何服務于資本主義的全球擴張，以及如何阻止知識產權的資本擴張進行了探討[21]。

黃典林解讀了“限娛令”背后的政治經濟張力，認為“限娛令”和其他類似的政策舉措及其導致的產業實踐的調整和社會影響，都可以看作是當前傳媒制度安排中，媒體事業屬性所定義的政治功能和社會效益與傳媒運營方式的市場化所帶來的巨大經濟沖動這兩種具有不同傾向的力量之間沖突關系的一種呈現[22]。

（二）國際視域下的傳媒業發展研究

宋晶以中國和印度兩個第三世界國家對社會沖突的媒體再現為例，考察了不同媒介體制下政治制度和市場驅動如何錯綜復雜地影響媒介產制和媒介內容[23]。趙月枝分析了20世紀80年代以來歐美廣播電視宏觀管理中以市場化為核心的一系列改革的原因、過程、影響以及市場化與公眾利益、傳播系統民主化的關系[24]。馮建三引述和討論了韓國和委內瑞拉的另類傳播現象，并強調了對另類媒介的興起、運作條件及脈絡、成就與局限進行評估的重要意義[25]。吳曉迪研究了美國廣播電視業所有權集中化的現象，分析了這一現象的邏輯、沖突及后果，并審視了其對我國的啟示[26]。

由上述分析可知，我國學者較多的運用傳播政治經濟學視角審視國內傳媒業的發展狀況，而對國際形勢關注較少。并且國內的產業研究只是蜻蜓點水式的局限于某一個案或個別領域，雖有少數鞭辟入里的分析，但大多是搬用國外理論的泛泛而談，缺少對我國特殊的社會政治經濟狀況及社會權力關系的深入研究。

三、傳播政治經濟學視角下的社會發展研究

傳播政治經濟學作為一種追求社會公正和公平的道德哲學，其目標是“挑戰不平等的社會權力關系，深化民主和提高人類的解放程度”[27]。因而，它不僅關注傳媒業自身的結構和歷史，并且將視野擴展到了全球化、公民權利等社會議題。王殿英認為大眾傳播媒介的發展正在侵蝕公民權利的完整性，阻礙公民權利的實現：媒介私有化限制了公民傳播權資源；媒介市場化使市場理論取代公共利益；媒介自由化導致媒介壟斷；媒介全球化侵害了落后民族國家的國家利益和公民權利[28]。劉曉紅從主體、載體和范圍、內涵等各方面介紹了傳播政治經濟學話語中的“公共領域”這一概念，并分析了媒介私有化對公共領域的威脅[29]。蔡騏從傳播政治經濟的核心概念“權力”出發，指出追求利潤的本性決定了大眾媒介必然從自身利益出發周旋于政治與經濟的權力體系中。媒介不可能在與政府、企業的關系上保持中立或是超越社會利益的沖突。新型傳播技術與政治經濟基礎權力相結合，將對現代社會人的精神進行更為巧妙的操縱和控制。由此，受眾作為公民的權利正在步步流逝[30]。趙月枝和羅伯特?A?漢凱特從跨學科和跨文化的視角探討了媒體全球化和媒體民主化的發展過程、不同國家背景下的表現及存在的悖論、問題和矛盾[31]。

四、總 結

第3篇：政治經濟學的內涵范文

    一、1900年前后西方貨幣金融理論研究的基本狀況

    在回顧20世紀西方貨幣金融理論所取得的重要進展之前,對該領域在歷史上的發展及上一個世紀之交西方學者在這一領域的研究狀況作以簡要概括,應該是邏輯的起點。

    (一)貨幣金融理論逐步發展為相對獨立的學科體系

    從歷史發展的進程看,對貨幣金融問題的研究,應該說在古代先賢哲人那里便已開始了,但在政治經濟學(或經濟學)作為獨立的學科誕生之前,這方面的研究主要是與哲學、倫理學、政治學等學科融合在一起,體現在思想家內容豐富的著作中。如古希臘哲學家柏拉圖(Platon,前427-前347年)在他的《理想國》和《法律論》兩部著作中,就曾對貨幣和高利貸問題進行過專門的論述;古希臘另一位偉大的思想家亞里士多德(Aristoteles,前384-前322年)在他的《政治論》和《倫理學》著作中也曾多次討論過貨幣和高利貸問題,并對貨幣流通、價值形式和信用的基本原理進行了深入的分析。古代思想家對貨幣、信用問題的分析在貨幣金融思想史中具有開端的意義。

    政治經濟學或經濟學在西方形成為相對獨立的學科大致是在15-16世紀,也就是在資本主義制度開始確立的時期。在此之前,由其社會性質和經濟發展水平所決定,經濟學還不可能成為獨立的學科。15-16世紀,西歐的封建制度開始解體,資本主義制度快速成長,小商人和手工業者開始獨立出來,自然經濟迅速向商品經濟轉變,資本的原始積累以各種方式在加速,社會生活中經濟力量的主導地位日益明顯。與此同時,學術研究中對經濟問題給予了前所未有的關注,政治經濟學或經濟學開始從哲學、倫理學、政治學等學科中相對獨立出來。

    在政治經濟學或經濟學開始走向相對獨立的過程中,最初的也是最有影響的是被稱為重商主義的經濟學。重商主義對經濟問題的研究已不是像前人那樣主要放在哲學和政治學著作中,而是把經濟問題作為一個單獨的范疇來研究。1615年,盂列克欽寫作了《獻給國王和王后的政治經濟學》一書,這是歷史上第一次使用"政治經濟學"這一概念。托馬斯·孟于1664年出版了《英國得自對外貿易的財富》,該書被稱為"重商主義的圣經"。

    雖然重商主義者開始把經濟問題作為相對獨立的范疇來研究,但真正確立經濟學作為獨立學科地位的則是古典經濟學的興起。古典經濟學興盛的時期是從17世紀60年代到19世紀中期,其代表人物在英國是從威廉·配第開始到李嘉圖;在法國是從布阿吉爾貝爾到西斯蒙第。最著名的著作有威廉·配第1662年發表的《賦稅論》、布阿吉爾貝爾1695年的《法蘭西詳情》、大衛·休謨1752年的《政治論叢》、亞當·斯密1776年的《國民財富的性質與原因的研究》、李嘉圖1817年的《政治經濟學及賦稅原理》、西斯蒙第1819年的《政治經濟學原理》等。威廉·配第被視為古典經濟學的創始人,李嘉圖則被稱為古典政治經濟學的集大成者,亞當·斯密既被視為古典經濟學的大師,又因創立了比較完備的政治經濟學體系而被看作現代經濟學的開創者。古典經濟學興盛的時期,也是資本主義制度確立的時期,經濟自由主義是經濟理論的主導思想。在資本主義快速發展的過程中,貨幣、信用、資本的積聚和集中成為經濟生活中的重要內容,新式銀行的出現,銀行券的發行與流通使金融在經濟中的地位日益突出,因此,在古典經濟學體系中,對貨幣、信用、利息、銀行等問題的研究成為最重要的內容之一。

    19世紀70年代,以法國的瓦爾拉斯、英國的杰文斯和奧地利的門格爾為代表的經濟學家建立了從各個市場分析供求的微觀分析方法,也稱均衡分析方法,他們提出了邊際需求的概念,認為邊際需求決定要素價格,要素價格決定市場均衡。馬歇爾1890年出版了《經濟學原理》一書,被認為是這一時期邊際主義理論發展的集大成者,該書的廣泛使用使微觀分析成為主流。該書也是第一次放棄使用"政治經濟學"而采用"經濟學"這一概念,這也標志著西方經濟學的完全獨立。

    在邊際主義興起(有些學者稱為西方經濟學的第)之后,貨幣、資本市場開始成為經濟學學科體系中的重要內容,貨幣金融理論便在經濟學科體系中快速發展起來,并隨著金融在經濟生活中地位的上升而逐漸成為經濟學科體系中最重要的支柱之一。在20世紀初期信用貨幣廣泛流通和貨幣金融關系與經濟生活日益緊密地融合在一起之后,貨幣金融理論在經濟學體系中的地位上升的同時,也逐漸形成自己相對獨立的學科體系并在這個體系中得到更快的發展。

    (二)20世紀初西方貨幣金融理論研究的基本狀況

    如前所述,對貨幣金融問題的研究,在古代先賢哲人那里即已開始,其思想體現在他們的哲學、政治學等著作中,所表達的主要是貨幣、信用問題的社會性和政治性等方面。從涉及的內容看,主要包括貨幣、信用、銀行等方面。其中,在貨幣理論方面,研究的主要范疇有:貨幣的起源、幣材、價值形式,貨幣的性質與職能,鑄幣與可兌換銀行券,貨幣發行權、貨幣流通與貨幣制度,貨幣與財富的關系,貨幣數量與商品價格的關系等;在信用理論方面,有信用的起源、信用形式,利息的本質、利息率的決定以及高利貸問題;在銀行方面,有銀行的產生、職能,銀行在經濟中的作用,銀行與貨幣兌換業和銀錢業的關系,銀行信用與商業信用的關系等;在國際經濟關系方面,有匯率的決定、國際收支的平衡等。這些內容就現在看來,有些已屬于貨幣史、信用史、銀行史的范疇,理論分析多有大致可以接受的結論,后來未有大的發展。有些則成為后來研究的起點,并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不斷擴展豐富起來。

    19世紀末20世紀初,西方的社會經濟體制發生了很大的變化,資本主義從自由競爭走向壟斷,產業革命后生產力獲得了極大的發展,科學、技術條件極大改善,經濟空前繁榮。與此同時,貨幣制度與貨幣體系也發生了重大變化,信用貨幣廣泛流通,經濟的貨幣化趨勢日益明顯,貨幣金融在社會經濟發展中的地位和作用突出出來。在這一時期,對貨幣金融問題的研究有兩個特點極為突出:一方面,對歷史發展中形成的貨幣金融基本理論問題有了重新認識和發展;另一方面,開辟了許多新的研究領域,采用了新的研究方法特別是微觀分析法,形成了新的研究體系,研究內容大大擴展。關于前者,最突出地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關于貨幣的本質與貨幣的職能

    對貨幣的本質和職能的認識,是貨幣金融理論中最基本的問題。早期的思想家研究經濟和貨幣金融問題,大都是從此開始的。對這個問題的看法,歷史上大致有兩種觀點,即"貨幣金屬觀"和"貨幣名目觀"。貨幣金屬觀認為貨幣的本質是財富,必須具有實質價值,貨幣天然是貴金融,貨幣的職能便是儲藏財富,交換的目的便是增加財富的儲藏。貨幣名目觀認為,貨幣是一種價值符號,只是名目上的存在,其流通是由國家的權威規定的,由此貨幣的職能是充當交換手段。到19世紀末20世紀初,西方學者已不是這樣簡單的看待貨幣了。一方面,他們認識到生產的擴大和經濟發展需要更多的貨幣,而貨幣不必限于具有實體價值的貴金屬,于是有了銀行券和紙幣的流通;另一方面,學者們也認識到,銀行券和紙幣的流通也不能是無限制的,要有一定的價值儲備作基礎。由此,對貨幣職能的看法也擴展到流通手段、計價手段和財富儲藏這幾個方面。

第4篇：政治經濟學的內涵范文

關鍵詞：中國經濟學；經濟學；西方經濟學；目標；發展趨勢

中圖分類號：F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3198（2009）03-0008-02

1 中國經濟學的目標

中國雖然已經初步建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但還存在兩個方面的缺陷：一方面，計劃經濟體制的核心部分尚未徹底觸動，深層問題沒有完全解決；另一方面，一些新建立的重大制度仍是框架性的，尚不穩固，在具體實施中還有不少漏洞。因此，建設一門能反映中國市場經濟體制特點和中國經濟發展道路特色的中國經濟學是有必要的。這也是中國經濟學的根本目標所在，而中國經濟學的具體目標可分為體制結構、經濟運行和經濟發展三個部分。

體制結構目標主要從中國的漸進式改革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上來分析，所有制結構和個人收入分配制度及其保障體系較為完善。經濟運行目標主要包括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微觀經濟運行目標和宏觀經濟運行目標。微觀經濟運行目標主要包括企業和企業制度的完善及國企改革的推進、社會主義市場機制、市場體系、社會主義市場秩序和規則較為完善。宏觀經濟運行目標是實現總供給與總需求及其相互關系的平衡、宏觀經濟調控目標順利實現、政府職能得到完善等。經濟發展的目標就是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的經濟增長目標（包括經濟增長的目標和經濟增長方式等）和經濟發展目標（包括經濟發展方式、經濟發展與經濟結構、中國二元經濟結構、對外開放和經濟全球化的關系、科學發展觀及經濟與社會的和諧發展等）。

2 中國經濟學面臨的困境

2.1 經濟學被邊緣化，研究成果和研究團隊萎縮

在中國經濟學被邊緣化，甚至已無立身之地。目前，高校馬思主義經濟理論課程已被嚴重壓縮，中國經濟學界研究成果，主要是有關西方經濟學的內容，有關經濟學內容的不到十分之一；有的雖然打著經濟學的招牌如《勞動價值論》，卻在宣揚資產階級要素價值論的觀點。

其次，經濟學專業的研究生對經濟學的學習不感興趣，更談不上研究。在西北大學經濟管理學院十七年招收的330名博士生中，他們在學期間發表的經濟學論文一千多篇，其中真正研究經濟學的不到10篇。經濟學專業的教學隊伍中從事經濟學的教學與研究者也日益縮小。

2.2 中國經濟學傳統教學體系與教學方式嚴重滯后于國際化要求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學教學體系與教學方式改革有了長足的發展。但教學體系與教學方式仍嚴重滯后于國際上經濟學專業的新發展。首先，教學內容重復。以經濟學專業學生為例，大學本科階段學習的政治經濟學內容在高中就曾經完整的學習過，研究生階段則開設專題性課程，但在體系性、知識抽象性程度上基本沒有差異。其次，理論體系被人為割裂。一是將政治經濟學從體系中分割出來。二是政治經濟學資本主義部分和社會主義部分在范疇與原理上沒有科學銜接，尚未建立整體的政治經濟學體系。再就是，教學方式的“封閉性”。當前中國經濟學教學缺少足夠的教學參觀或社會調查等課外活動。

2.3 經濟理論脫離經濟現實，教學方式扼殺學生的創新精神

首先，理論脫離經濟現實，難以滿足本土化的要求。經濟學是一門社會科學，理論來源于實踐，目前，中國經濟學的教學方法基本上都是教師選定一本教材，以教材為中心開展教學活動。國內經濟學教材出版周期一般較長，教材內容與現實經濟問題極易產生距離與脫節；再者，由于國內教材大多直接照搬西方理論，西方理論與中國經濟現實本身也有距離。其次，“滿堂灌式”教學，忽視教學過程，扼殺了學生的創新精神。在課堂教學中，老師不可能講清楚全部的經濟學理論，這就要求老師主要傳授學生科學合理的學習方法，提高學生自學能力和解決分析問題的能力；而偏重于死記硬背和機械化訓練，則缺乏課堂交流和學習能力的培養。

2.4 理論研究缺乏規范性，對兩個范式關系的認識上存在偏差

在過去幾十年間經濟學研究取得了很大成就，但相當數量的重大基礎理論問題還認識模糊。這一點在對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認識問題上表現得尤為突出。例如：以什么作為切入點開始經濟學分析？用什么作為主線將這種理論體系貫穿起來？社會主義經濟的基本特征究竟有哪些？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存在的原因是什么？市場經濟怎樣才能真正與社會主義、與公有制有機結合起來？對這些根本問題的認識尚缺乏基本規范，認識相當混亂。

在研究過程中，明顯地存在著對兩個范式關系的認識上的偏差問題。學術界存在兩種片面傾向：一是排斥和輕視西方經濟學理論，對于現代西方的經濟學理論采取一種簡單否定的態度；一是把西方經濟學特別是主流經濟學當作唯一科學的經濟學理論，忽視它所具有的意識形態的成分，否定經濟學的科學意義和對社會主義建設的指導作用。總起來看，后一種傾向在當前呼聲甚高。此外，中國經濟學研究中也存在諸如選題過于寬泛、研究結論草率等其它問題。

3 中國經濟學的構建

在這種背景下運用歷史唯物主義的方法，將西方經濟學中意識形態理論與市場經濟理論相分離，將市場經濟理論的科學成份嵌入經濟學的分析框架之中，實現兩種經濟學說的整合不僅必要而且可行。

3.1 整合馬克思勞動價值論和西方經濟學均衡分析理論

勞動價值論更多關注的是市場經濟運行的本源性問題，為揭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內在矛盾及其運動規律提供了理論依據。均衡分析理論更多描述的是市場經濟運行的外在表現，為揭示價格與供求的內在關系及其資源優化配置規律提供了分析工具。中國經濟學研究對象和任務已轉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資源優化配置，將均衡分析工具嵌入馬克思勞動價值論，可以克服馬克思經濟學說價格變動分析的不足，賦予勞動價值論以新的時代內涵。

3.2 整合馬克思關于未來社會勞動者行為動機假設和西方經濟學經濟人假設

馬克思關于未來社會勞動者行為動機假設注重全社會成員根本利益的一致性并認為勞動僅僅是謀生手段，這種分析框架揭示了社會主義勞動者之間生產關系及其行為動機的本質特征，但難免帶有計劃經濟的局限。西方經濟學中關于經濟人“追求個人效用最大化”假設，反映了市場經濟主體行為動機的某些重要特征，但卻“往往具有非社會性和非歷史性的傾向”。將兩種行為動機理論整合為在全社會各階級各階層根本利益一致基礎上，經濟人“追求個人效用最大化”假設。

3.3 整合馬克思廣義政治經濟學思想和西方發展經濟學

馬克思晚年時期未能構建起以發展中國家為研究對象的廣義政治經濟學。自20 世紀50 年代以來，西方興起發展經濟學，先后經歷了從結構主義到新古典學派，再到以人為本的發展經濟理論；從宏觀模式的經濟增長理論到微觀分析的人類發展理論。這些理論均從不同程度上揭示了經濟落后國家擺脫貧窮落后、實現工業化、經濟市場化、社會化、現代化的發展規律。將西方發展經濟學的科學因素嵌入馬克思廣義政治經濟學的分析框架，建立中國特色的發展經濟理論，是中國選擇適合國情的科學發展戰略的需要。

3.4 整合馬克思階級分析理論和西方新制度經濟學

在馬克思的分析模型中，包括了新古典分析框架所遺漏的所有因素：制度、產權、國家和意識形態。然而他未能深入分析未來生產方式技術持久進步、經濟充滿活力的動力源及各勞動者階級之間以及階級成員內部潛在的利益矛盾對其的影響。而在現代市場經濟條件下，新制度經濟學則從供求關系、均衡價格的技術分析轉向了產權關系、交易費用的制度分析，從而揭示了在現代市場經濟中，在私人成本和收益與社會成本和收益不一致條件下，產權界定、國家干預以及意識形態等方面的制度創新和制度安排對技術持久進步、經濟充滿活力的重要作用。盡管新制度經濟學自身尚未形成完整的理論體系，但不妨礙我們將該學說中的科學因素嵌入經濟學階級分析理論框架中。

4 中國經濟學的發展趨勢

4.1 走向規范和實際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學的研究視野不斷開闊，方法不斷創新，比較成功地實現了傳統經濟學研究范式向現代經濟學研究范式的轉型，越來越走向規范化。但是，中國經濟學從總體上看還是不成熟的。基礎理論還比較薄弱，研究方法還比較落后，學科規范還不夠嚴格，中國經濟學作為一種科學體系還在形成，中國經濟學必須堅持走向規范。建立學術規范，發展學術評價，是中國經濟學進一步發展和提高的重要條件和必由之路。

多年來的改革開放，中國經濟發展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但是，中國經濟學理論仍然落后于實踐，中國經濟學理論的發展仍受著傳統思維方式的束縛。為此，中國經濟學必須堅持走向實際。對于中國經濟學來說，當務之急是要從實際出發，搞清楚中國所面臨的究竟是什么樣的經濟問題，仔細分析問題背后的原因，找出解決問題的具體方法和途徑并且揭示出中國經濟發展的基本規律。

4.2 走向開放和世界

經濟學的開放是不可避免的。既勇于肯定，又勇于否定，一切取決于是否經得住實踐的檢驗，而不論源于何時，出于何人，來自何方。經濟學走向開放包括兩個方面：一是堅持引進來，將外來的理論綜合到中國經濟學理論和中國實踐中去；二是堅持走出去，要加強交流和不同學科間的聯系，進行多學科理論、多元研究方法與手段的綜合運用。

經過20多年的改革開放，中國經濟學也正在逐步走向世界。但中國經濟學走向世界，必須首先立足本土，其次必須立足經濟，關注技術，立足當代，面向未來，使中國經濟學的研究始終面向現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來，具有鮮明的中國特色。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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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趙凌云.中國經濟學研究與教學存在的基本問題與解決思路［J］.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學報， 2006， （4）:6-7.

［3］嚴飛.《西方經濟學》教學方式改革與實踐探討［J］.湖北經濟學院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 ， 2008， （3） :181.

第5篇：政治經濟學的內涵范文

近幾年，圍繞勞動價值論的討論從未停歇，話題不斷更新，層次逐漸深入，氣氛愈加熱烈。這是一場政治經濟學與西方主流經濟學的理念碰撞，體現了政治經濟學在新形勢下要重新定位的努力。其中或眾說紛紜，或針鋒相對，種種糾纏不清的爭論，多因兩大理論體系相對獨立，概念語言不通的緣故。如果不認識到這一點，一味辯論的結果只能是似是而非，欲理還亂，無果而終。只有站在更大范圍的經濟學比較的基礎上，才能看清這場爭論的實質和意義，從而理清思路，得到有價值的成果。

以最近爭論的焦點“服務業是否創造價值”為例。其實這已經不是一個辯題了，因為學界已經基本上肯定了“服務業創造價值”的觀點。大家爭論的只是，這個觀點馬克思已經說過了的呢，還是馬克思沒說但可以從他那兒引申出來的，還是馬克思根本就是反對的。由此引發的另一個比較熱鬧的辯題，就是我國的私營業主是否存在剝削的問題，大家都認為我國的私營業主是應該存在的，對我國經濟的發展是有利的，爭論的只是他們是否在剝削，這種剝削如何定性和定量，于是又去馬克思那里尋找根據加以印證。

總之，學界對命題的態度基本是一致的，與目前的經濟學大方向并無二致，差異的只是對馬克思勞動價值論的態度。這個態度，總結起來，又不外乎有三種：一種認為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是完全正確的，現在之所以有這樣那樣的疑惑，都是源于對勞動價值論的認識不夠深刻的緣故，所以應該加深對勞動價值論的認識；一種認為勞動價值論的確有不足和偏頗之處，應該被發展和革新，其內涵和外延都應該進行新的拓展；一種則認為勞動價值論已經過時，堅持勞動價值論會走回階級分析的老路，不利于生產力發展，所以它應該被否定或是束之高閣。

勞動價值論是分析命題的理論武器。現在大家對命題的基本態度一致，卻對分析命題的理論武器的態度出現差異，這只能說明對理論的整體把握和基本概念的理解出現了分歧。在實際爭論過程中，爭論的核心也的確不斷地追本溯源，大家都感到不搞清楚一些基本的概念就無法再討論下去。于是如“什么是價值”、“怎樣的勞動創造價值”、“非勞動生產力是否創造價值”、“生產性勞動與非生產性勞動的區分”等問題又重新被提了出來，但是進一步的爭論卻沒有結果。為什么會這樣呢？我認為，這是把政治經濟學與西方經濟學基本范疇和理論出發點相混淆的緣故。把政治經濟學的概念和手段直接用來分析西方經濟學的命題，自然要出問題，反之亦然。二

勞動價值論雖然博大精深，但它的核心就是勞動創造價值的問題。這個“勞動”還有許多的規定，比如“抽象勞動”、“生產性勞動”等，這個“價值”也有自己的定義，它的經典表述就是“凝結在商品中的無差別的人類勞動”。我們就來看看實際爭論中的一些情況。

首先是關于第三產業是否創造價值問題。

有的學者說：

在社會主義社會，馬克思實際上不再把勞動分為生產勞動和非生產勞動。在他看來，由于社會主義公有制的存在，勞動是計劃分配的……也就不存在生產勞動和非生產勞動。……過去我們沒有注意到馬克思這方面的論述。……而西方國家卻從實際出發，不拘泥生產勞動和非生產勞動的區分，認為第三產業也創造國民生產總值……使第三產業得到空前發展，所占比重已超過70%。……為了跟上時代的發展，與國際慣例接軌，我國在改革開放初期也采納了三次產業的分類，也承認第三產業創造國民生產總值。從這里可以看出，我們已經跳出了生產勞動和非生產勞動的區分，凡是對社會有效用的勞動。都視為生產勞動，都創造價值。[1]

這段論述的邏輯是：馬克思認為（資本主義社會的）第三產業屬于非生產勞動，不創造價值，但實際情況是第三產業的比重迅速擴大，所以第三產業也是生產勞動，也創造價值。首先，這個邏輯的因果之間沒有必然聯系。第三產業的比重大，并不一定意味著它就創造價值。在馬克思嚴密的理論體系中，這只能說明第三產業的發展使第一、二產業的效率提高，創造了更多的價值，并且第三產業分割價值的比重增加了。其次，“國民生產總值”是西方經濟學的概念，它從來都是以具體的貨幣來表達的，無法用“無差別的人類勞動”來衡量。第三產業創造了國民生產總值，并不能說明它創造了價值。最后，我們現在的社會主義社會與馬克思所設想的也不一樣，以之佐證，頗為牽強。這是想證明勞動價值論仍然正確的。再看另一種論述：

從今日展望，停留于原來的勞動價值論，已不能充分解釋新的經濟現象、市場現象與企業現象。在新經濟條件下，傳統的生產要素包括土地等自然資源和勞動資源以及資本和傳統技術不再稀缺，稀缺的是技術創新與管理創新、經營創新及其載體或稱人才。……僅從第三產業的不斷成長并在國民經濟中所占比重漸居首位看，所謂非生產勞動和服務勞動創不創造價值，多年來引起爭論，確有其時代意義。否則，就勞動價值觀，生之者寡，分之者眾，主客易位，道理上說不通。[2]

這是想說明勞動價值論需要發展的。但是他的理由卻很奇怪。難道某種東西“稀缺”了就會引起它的質變嗎？技術不“稀缺”，就不創造價值，“稀缺”了，就創造價值了嗎？“稀缺”是西方經濟學的概念，它仍然無法與“無差別的人類勞動”直接相聯。再看一個：

勞動價值論辯論之透析

我國學術界一致認為黨政部門的勞動屬于非生產性勞動，主要理由是黨政部門屬上層建筑領域的范疇，它們并不參與價值的創造。現在看來，這是忽視了社會主義國家為人民服務的性質及其經濟職能，其實黨政部門為此而付出的勞動，理應屬于生產性勞動。這種勞動不僅創造價值，而且創造高倍數的價值。[3]

“為人民服務的性質”以及“經濟職能”就可以證明一種勞動創造價值了嗎？前一個證據明顯與結論無關。“經濟職能”也是西方經濟學的概念，它指的是對經濟運行發生作用。影響了經濟為什么就是創造了價值，還“創造高倍數的價值”？論者沒有交代。就筆者所知，在馬克思那里，非生產性勞動也對經濟產生影響，可是它不創造價值。

可以看出，上述說法的邏輯漏洞都出現在同時使用政治經濟學和西方經濟學的概念之時。并不是說不可以在兩大理論體系間做溝通工作，只是做的時候要慎重，不能拿來就用，直接組接。否則，這樣的理論探討不僅不令人信服，而且沒有意義。

其次，關于生產要素問題。如有的學者說：

我們要重新認識社會主義條件下價值的源泉。和傳統的把其歸結為人的抽象勞動，即與人的生物學意義上的體力和腦力支出不同，我根據我的價值定義認為：價值源泉一方面是人和自然界的結合，白手是不會起家的；另一方面是各種生產要素的結合。并且，各種生產要素在不斷增加，它們之間的比重和作用在不斷調整。最初由土地和勞動起主要作用，到資本、經營管理加入價值創造，再到二十世紀中期科學技術又加入，并且成為第一生產力。從而在新經濟環境中我要提出生產要素價值論或財富論。我認為這是對馬克思勞動價值論的發展。根據我對價值及源泉的重新認識，我進一步認為這些要素的作用不是平等的，在不斷變化，從而我們又說新的意義上的勞動是價值主要源泉，這就是我的社會主義勞動價值論。[4]

論文勞動價值論辯論之透析來自

從生產要素的“比重和作用在不斷調整”到“加入價值創造”的推理，也就是數量可以改變性質的推理。為什么比重大一點，它的性質就會變化呢？很簡單，因為這“比重”和“性質”屬于不同的理論范疇，正如作者把“價值論”混同于“財富論”一樣。在兩個理論中，生產要素的“性質”本來就不一樣，這與“比重”的變化無關。我們看到，為了確立數量可以改變性質的推理，作者不得不抹殺歷史，提出資本、經營管理、科學技術以前從未“加入”的說法。這是想要改革勞動價值論的。

再次，關于我國私營業主的剝削問題。

有的學者傾向于不存在剝削或是剝削很少。如下列文字：

生產資料或資產作為商品生產必不可少的物質條件，雖然不是同勞動相并列的價值源泉，但在商品價值的形成中也不能說毫無作用，至少它可以代替人的部分勞動，發揮著同它所代替的勞動相似的作用，因而它的使用也會帶來一定的價值。所以，在現代條件下，所有者的投資所帶來的回報，并不全是剝削，其中包含生產資料這種物的社會使用所帶來的增值。……過去我國公有制經濟內部的“投資饑渴癥”、無數損失浪費等等，都同否認資產能夠帶來一定回報的觀點有關。大量事實已經證明了這種觀點的謬誤。[5]

資本對商品價值的形成“有作用”就說明不全是剝削，這也是一連串看不懂的推理。首先，“有作用”為什么就是“帶來一定的價值”？后文說的清楚：“帶來的回報”--這就對了，不是“價值”，而是“收益”，那是西方經濟學的概念。馬克思早就澄清過，此與“價值”無關。其次，資本“代替人的部分勞動，發揮著同它所代替的勞動相似的作用”，因為勞動可以帶來價值增值，“因而它的使用也會帶來一定的價值。”依此推理，如果全部使用資本，沒有勞動，價值創造照樣進行。資本和勞動屬于不同的生產要素，要是它們之間存在這么簡單的替代關系，那就不是兩個不同性質的要素了。倒是西方經濟學中大量的理論假設是基于資本和勞動可以相互替代。最后，“大量事實已經證明了”的是資本參與生產中的重要性，并不是資本本身可以“帶來一定回報”的“觀點”。

有的學者認為存在剝削：

馬克思關于資本主義企業管理二重性的理論，同樣適合于對我國私營企業的分析。

隨即作者在引用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對我國的私營業主的勞動進行了分析之后，承認存在剝削，于是說：

經典作家曾多次講過：社會主義就是消滅剝削。……現階段允許私營、外資等非公有制企業剝削的存在和發展，顯然不是我們進行社會主義革命與建設的長遠目標，但它卻可以成為我們實現目標的手段。……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雖然也存在一定范圍的剝削，但它并不像資本主義社會那樣漫無邊際，而且這種剝削還受社會主義國家的引導、監督、控制和調節。在整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由于公有制經濟占統治地位和起主導作用的經濟制度不會改變，在這種情況下存在的剝削，僅僅是一種經濟現象，不能與資本主義社會的剝削制度同日而語。[6]

看起來作者十分正確，但細想卻不知道他的目的何在。如果想說明這種剝削應該存在，那么那是我國的政策如此，不是勞動價值論證明如此。作者運用勞動價值論的結論只是承認了剝削的存在，所謂目的好，規模小，這些都不屬于勞動價值論。整篇文章最后的結論是勞動價值論正確，剝削也應該存在。我可以接受這兩個結論，但不能接受這兩個結論之間有因果關系。沒有因果關系，這樣的研究又有什么意義？理論研究的目的應該是指導實踐，現在變成了實踐指導理論，生拉硬扯，結果只能是牽強附會。

勞動價值論辯論之透析

以上只是擇其要者，篇幅雖少，但其代表的態度卻具有普遍性。為什么出現這些現象？我認為這與理論界的躁動情緒有關。政治經濟學遇到了挑戰，的確需要應戰，但也要首先弄清自己的角色與性質。政治經濟學與西方主流經濟學從來就是不同的社會角色，有不同的理論分工，更有不同的獨立的理論框架和體系。政治經濟學是規范經濟學，西方主流經濟學是實證經濟學，前者探討的是公平問題，是人性的解放，后者探討的是效率問題，是財富的增加。兩者各有作用。以政治經濟學指導營銷，恐難如意，以西方經濟學爭取人類的自由平等，也是無力。三

在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里，生產性勞動創造價值而非生產性勞動不創造價值，非生產性勞動的報酬是從生產性勞動創造的國民收入中再分配而來的，即從生產性產業工人創造的價值中分割而來的。可是馬克思并沒有說非生產性勞動分割生產性勞動所創造的價值有什么不正當。從理論上說，即使分割的比重到了90%，也與它是否正當毫無關系。既然如此，大家為什么要急著給非生產性勞動正名？

這是因為大家都感覺到了“價值”這個概念所包含的社會價值判斷，也就是說，創造的價值比分割來的價值似乎更優越。所有接受的人都有這種意識，那是因為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里的確貫穿著這種意識。

換個角度來看。既然在理論上創造的價值與分割的價值同樣正當，那區分它們還有什么意義？直接研究價值分割后的形態不是更簡潔了當嗎？馬克思在年青的時候也曾試圖像他人一樣如此表述價值，但是他之所以后來發明了“勞動二重性”理論，又區分生產性勞動與非生產性勞動，都是為了導出剩余價值理論。沒有勞動價值論就沒有剩余價值論。在馬克思看來，如果不從價值的本質而是從價值的現象開始研究，以價值的最終呈現狀態為研究依據，就無法區分勞動與剝削。換句話說，剝削的部分將很容易與非生產性勞動所得混淆在一起。西方經濟學就是這么做的。當時的經濟學家們對這一點也很清楚。馬克思曾轉引一位資產階級經濟學家的話說：“關于勞動是財富的唯一源泉的學說，看來既是錯誤的，又是危險的，因為它不幸給一些人提供了把柄，他們可以斷言一切財產都屬于工人階級，別人所得的部分仿佛都是從工人階級那里搶來和騙來的。”[7]當然勞動價值論并沒有斷言勞動是財富的唯一源泉，也沒有斷言一切財產都屬于工人階級，但在這個理論中的確突出了生產性勞動的地位，從而特別反襯出了工人所受到的沉重剝削。

因此，勞動價值論是一種特別從社會公平價值角度進行判斷的理論。與之相反西方主流經濟學是特別從增加財富的角度進行判斷的理論。現在學界很多人在爭論的問題，是要用勞動價值論去談增加財富問題。這也不是不能談，只是不能移花接木地談。在馬克思那里，公平與財富的問題是他早在如《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就已經解決的問題了。在他看來，資本主義可以高效率地增加財富，但人不是機器，工人仍在怠工，因為他們的人性得不到實現，他們的主觀能動性不會充分發揮。人類只有自由了，完全可以實現對象性的人性了，經濟才能得到充分的發展，那時研究如何提高經濟效率的經濟學才會真正起作用。而要做到這一點，首先就要求公平和平等，要求勞動創造的價值與報酬相當。因此，界定剝削和剝削量非常重要，這就需要區分生產性勞動和非生產性勞動。

再進一步說，馬克思所關注的對象比普通的經濟學更高更遠。他本來就是從哲學研究轉入經濟學研究的。他的哲學研究的是人性為什么受到壓迫的問題，他的經濟學也是為了揭示這個問題。他之所以要研究經濟學，是因為他在研究哲學和政治的過程中發現，人性受到壓迫的根源在于資本主義的經濟制度。所以，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要揭示的是在經濟生活中存在的剝削和壓迫的問題，剝削是經濟問題，是生物性問題，壓迫是政治問題，是人性問題。工人們被剝削走剩余價值，不僅僅是吃不上飯的問題，更重要的是人性壓抑的問題，是做人像做動物的問題。所以相對于貧窮，馬克思更重視的是異化--人于動物性。之所以要反對剝削，因為那是異化的根源，是人性的大敵。

我們都知道，經濟的發展并不能解決人性解放問題。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的最終關注是人性的解放，而西方主流經濟學的最終關注是經濟的發展。所以政治經濟學和西方經濟學是兩個不同導向的學問，即是不同社會價值判斷的學問，不能直接互通。

政治經濟學與西方經濟學的確有沖突，基本理論相悖，但那是因為它們分別處在不同的研究領域里，對基本的社會價值判斷不同造成的。他們的關系并不是同一個窩里的死對頭。他們之間的爭論，只能是一種基本價值判斷的爭論，如討論財富增長重要還是公平重要，或者剝削的標準和意義等等，而不應是各自理論體系中的某個具體問題，更不應用一種體系的概念理論解釋另一種體系的概念理論，或是干脆相互混雜，因為從它們各自的理論范式中去看，對方的理論都大謬不然。

西方經濟學的蛋糕理論就是說把蛋糕做大是至關重要的事，財富增長是第一位的，在此基礎上再去兼顧公平，而他們同時又認為效率（增長財富）與公平平等是永恒的矛盾，所以是否存在剝削不是他們要討論的問題，只要財富增長就完事大吉。政治經濟學則是首先把公平問題放在首位，研究生產中的人與人的關系是首要的，而經濟增長以及如何增長則不是它要探討的主要問題。因而不管我們是搞何種經濟理論的研究，必須能沉進去也能浮上來，只有我們跳出了圈外，用更高的眼光看待學科的立足點和局限性，才會更深刻地發現它們各自的意義，珍視它們各自的價值。

勞動價值論辯論之透析

勞動價值論在當代是否還有用？當然。是否需要發展？當然。只是，討論歸討論，發展歸發展，但要沿著它本來的軌跡討論和發展，不要僭越身份，否則只叫。勞動價值論既然指向的是剝削問題，研究的是公平標準，目標是人性的解放，那么在當代，在改革開放突飛猛進的今天，需要研究的事情還少嗎？就像服務業是否創造價值的命題，實在沒有什么意義，需要我們研究的倒是服務業所得到的價值是否合理，有多少合理。像私營企業是否存在剝削的問題也是早有定論的，需要我們研究的倒是剝削了多少的問題。而且，我們需要的是像馬克思那樣的量化的研究。至于剝削是不是對經濟有利，也不是我們的課題，我們可以像馬克思恩格斯那樣說一聲“起過非常革命的作用”，然后大聲疾呼反對剝削。實際上，不僅是這些具體的研究十分必要，就是基本理論的推展也十分必要。但推展也要沿著原來的方向推展，研究在當代人性是如何受壓迫的，為什么經濟這么發達，人們仍然感到不自由？隱藏在那些丑惡和荒謬的社會政治現象背后的是什么樣的經濟根源？經濟的不斷增長為什么會帶來新的異化現象？所以，我們要繼承的是馬克思在過去做過的工作。

社會需要各方面的理論，反對不平，關注人性是我們的任務。在我國，西方經濟學可以用來指導經濟，當然還需一邊研究和創新，而政治經濟學是我們用來把握整個國家方向的理論，因為對于整個國家來說，國民的幸福和未來的發展當然是比經濟的增長更遠大的任務。

注釋：

[1]何偉《重新認識勞動價值論》，《經濟學家》2002年第1期第12頁。

[2]沈立人《勞動價值論的理念創新與政策整合》，《經濟學家》2002年第2期第23頁。

[3]何煉成《深化對勞動和勞動價值論的認識》，《經濟學家》2001年第6期第47頁。

[4]晏智杰的論述，張興明《社會主義勞動價值論探索--訪經濟學院院長晏智杰教授》，《北京大學校報》2001年12月。

[5]董德剛《如何看待我國現階段的剝削現象》，《前線》，2002年第2期第13頁。

第6篇：政治經濟學的內涵范文

在經濟思想史上，最早系統提出并使用經濟人概念的是斯密，在沒有經濟人模型之前，經濟研究還不是一門獨立的學科，幾乎所有關于人的闡述都可以對經濟理論發生影響。經濟人模型的提出，使經濟理論找到了一個公理化的支點，也使社會科學獲得了一個理論支柱。同時，進化論、社會生物學、心理學、政治學、倫理學等學科也對經濟人模型提供了豐富的論證或補充。

以斯密為代表的古典經濟學把自利性作為人類行為的一個主要驅動力，其“看不見的手”原理則是理與市場秩序建立的最佳詮釋。同時，斯密又受霍布斯道德理性原則的影響，把人的本性視為由利己的欲望和互利的道德理性共同組成，“自私的激情”介于社會性和非社會性之間以私人利益作為目標的追逐，應當來自對指導這種行為的一般準則的尊重，而不是來自這些目標本身所引起的任何激情。這里斯密所說的“一般準則”是指道德理性。斯密認為，經濟主體行為有兩個方面的區分，即競爭下的自利性和個體試圖與他人的協作性，經濟人在追求自我利益的同時客觀上也促進了社會整體利益的提高。因此，斯密的古典經濟人假設是將經濟行為人的自利性同道德理性混合在一起的。這同后來被新古典經濟學異化了的理性經濟人相比具有較大的本質區別。如斯密在論述“看不見的手”的著名段落中論證道：“由于寧愿投資支持國內產業而不支持國外產業，他只是盤算他自己的安全；由于他管理產業的方式目的在于使其生產物的價值能達到最大程度，他所盤算的也只是他自己的利益。在這場合，像在其他許多場合一樣，他受著一只看不見的手的指導，去盡力達到一個并非他本意想要達到的目的。也并不因為事非出于本意，就對社會有害。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處于本意的情況下更有效地促進社會的利益。”此段引文中“他”的行為，是出自純粹的經濟理性的自利行為，但這種自利行為又可導致公利的實現，其原因即在于“他”的經濟理性受到制度的制約，經濟理性被“一只看不見的手”引導到造就的方向。顯然，斯密之所以肯定經濟理性所激勵的自利行為，是因為這種行為在特定的制度下能夠“更有效地”促進道德理性所倡導的公利的實現。在亞當?斯密的上述論述中，隱含著作為目的的道德理性高于作為工具或手段的理性經濟人的思想。“他”的經濟理性，是被利用來為道德理的。如果經濟理性不能“更有效地”促進道德理性之間的的實現，既是經濟學家又是倫理學家的亞當?斯密應當就不會如此肯定經濟理性了。由此可見，斯密的經濟人假設尚處于初始階段，其經濟理性中包含著歷史、社會、道德等因素，并且他也沒有將最大化假設擴展到消費者行為，所以還不是現代意義上的工具理性。

在詹姆斯?穆勒的密切影響下，李嘉圖在方法論上對古典政治經濟學進行了全面的抽象化改造。正是在李嘉圖的“奧卡姆剃刀”下，經濟人內涵的社會、道德、歷史因素都被消除了，經過了去倫理化過程的經濟理性獲得了工具理性的地位。J?S?穆勒作為古典政治經濟學的集大成者，關于把經濟人抽象化，他指出：政治經濟學并不論述社會中人類的一切行為，“它所關注于人的僅僅是，作為一個人，他有占有財富的愿望，而且他賦有判斷達到這種目的的各種可能性的能力……這并不是說，有哪個政治經濟學家會荒唐到這樣地步，竟然以為人類生活真正是這樣組成的，而是因為這就是科學必要前進的方式。”至此，古典經濟學家完成了經濟人假設的建立，開始將人類追求財富的行為動機從人類的其它社會行為中分離開，并把它作為經濟學的研究對象。

二、邊際革命：經濟人范式的發展

邊際主義的出現之所以帶有革命性，不是從時間來說，而是從它對經濟學的關系來說。邊際主義不僅表現在分析的方法上，而且表現在經濟學的范圍和涵義上，特別是表現在對作為經濟分析核心的“經濟人”的內涵界定上更有了突破性的去倫理化意義。在這個意義上，邊際主義無疑是使經濟思想革命化了。

在杰文斯的分析中，效用和稀缺代替了勞動成為價值的決定因素。與古典學派強調供給和成本對價值的影響相反，杰文斯獨推需求背后起作用的因素，認為獲得充分食物及他種能予適度欲望以最大滿足的物品，是人的天然趨向和本務。在古典學派的分析中，認為價值產生于外部世界的狀況，因此，古典學派的價值理論把它看作一個客觀的東西，正是在客觀的價值學說基礎上。古典經濟學是從整個社會的經濟活動著眼的，為此，自然地就忽視了主觀因素――個人。正是在這方面，杰文斯則從一種“絕對感覺”中得出價值，在這種意義上，他的理論是主觀的，他的出發點是個人及其需要。為了研究個人的行為，他找到了一套現成的完整理論，這個理論的目的就是建立起人類行動的原則。據此，杰文斯提出了一種以邊沁的“行動源泉表”為依據的愉快和痛苦的學說：人是一個愉快機器，他的目的在于取得最大限度的愉快，因此他把經濟學看作“快樂與痛苦的微積分學”。這樣，杰文斯提出了一個全新的經濟學理論結構，以效用論為基礎，以交換論為核心，從此，將經濟人從古典的社會整體中剝離出來成為一個孤立的但能自作主張的個體。

作為奧地利學派的奠基人的門格爾，與英國和法國的邊際主義有明顯的區別，他稟承一貫地對英國古典經濟學的批判姿態，堅持經濟學的方法必須落實在一種個人主義的基礎上。他論證說社會的經濟現象并不是一些經濟力量的直接表達形式，而僅僅是一些個人，即他所稱作的從事于經濟活動的人們行為的結果。為了理解總的經濟過程，必須分析其成分――個人的行為。所以，門格爾認為“原子論”的研究法是方法論所必須的，它不具有倫理的或社會哲學的含義。因此，羅爾認為他是第一個力圖創建一種必須脫離開任何享樂主義假設的主觀價值理論的人。由此，在邊際主義的旗幟下，經濟學不再操心歷史上決定的階級制度中人與人的社會關系，而是更加后退，趨向于一種僅僅關心抽象的個別原子和財富之間的拜物教似的關系。

到了帕累托那里，他的純經濟學的概念是研究各種經濟數量之間的關系，而不管個人的主觀因素，因為個人是多余的，人們用這個名詞指的是一個人而不是一個系統里的一個元件。喬吉斯庫一羅根對這種情況評價說：一種關于人的科學完全把人排除在局外，顯然是不合適的。但是，標準的經濟學對于用一種無人的場面來運行，特別感到得意。帕累托公然聲稱，只要我們已經確定個人所掌握的手段，并取得“對他的愛好的逼真的印象一個人就可以消失”。個人就這樣被化為僅僅是效用功能的一個微點φi(X)吼邏輯是完善的：人不是一種經濟動因，只是因為沒有經濟的過程，只有一種拼合益智圖式的活動，用特定的手段配合特定的目的，這需要計算機，不需要動因。在這里，喬吉斯庫一羅根指出了帕累托敏銳地看到了邊際革命把純經濟學改變為

一種“無人的科學”，并暴露出純經濟學的所謂“經濟人”的真面目――既不是經濟的，也不是人的。

三、新古典革命：經濟人范式的確立

新古典經濟學中，馬歇爾通過對前輩們認識的考察基礎上，對傳統的經濟人進行了批評，他認為經濟人都不是自私的，一般都主要是為了家人的利益勤奮工作的。同時，他認為人是有分類的，而且不斷變化的產業特性和制度影響著人的行為。馬歇爾在他的《經濟學原理》中提出，經濟學家們曾經努力以經濟認得活動為內容，謹慎而精力旺盛地、但也是機械且自私自利地追求金錢利益，但這種努力從來就沒有成功過，甚至沒有徹底嘗試過，原因在于經濟人實際上是“一個懷有利他的愿望、甘受勞苦和犧牲以贍養家庭的人”。他還強調，經濟人抽象的原型并不是所有的人，而是那些卷入市場的“城市平民”，他努力把經濟人置于社會和歷史環境中以表明經濟人的歷史基礎，然后再對經濟人作一般性的理論抽象，并以此為經濟分析的基礎。所以，在馬歇爾的理論中，他既認識到古典經濟學和邊際革命者們的經濟人的不妥之處，并對時間、組織、政治、制度變遷等范疇以很大的關注，但是，他對于將“經濟生物學”趨向卻感到難以把握，而致使最終依然是落入了經濟機械論的范圍之中。

第7篇：政治經濟學的內涵范文

一、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應堅持生產力與生產關系辯證統一的原理

政治經濟學認為，在社會生產中，始終存在著生產力與生產關系兩個方面及其對立統一關系。從人類社會發展的總過程來看，生產力的不同發展階段決定著生產關系的不同性質;但是，在一定的社會形態下，生產關系及其具體形式對生產力具有巨大的能動作用甚至決定性作用。因而，片面強調生產力的決定作用是一種庸俗機械的唯物主義觀點，片面強調生產關系的反作用或決定作用則是一種唯意志論和唯心主義觀點。所謂供給側，總是相對于需求側而言的，它主要是指社會生產這一方面。而任何社會生產都是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有機統一。根據政治經濟學關于生產力與生產關系辯證統一的基本原理，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中，一方面必須從生產力的角度來認識供給側，另一方面又必須注重從生產關系的角度來認識供給側。分析當前中國經濟所表現出來的供給側方面存在的問題，不能停留在生產力這個層面上，而是必須深入認識生產關系這個層面存在的問題，應該更多地從完善初級階段的社會主義生產關系這個角度出發去理解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本質內容。必須高度重視已經形成的社會生產關系體系對于我國社會生產力所產生的巨大能動甚至決定性作用。僅僅從生產力角度來理解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片面的，甚至是錯誤的。

社會經濟發展是一個歷史的范疇，其中既存在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對立統一運動這樣的一般規律，同時，不同性質和階段的社會條件下的經濟發展又具有不同的特殊規律。因而，僅僅從抽象的、一般意義上去談經濟發展是沒有意義的;僅僅從經濟發展的一般規律出發去解釋和解決特殊條件下的經濟發展問題則是無效的。因而，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中，一方面必須注重借鑒國外的經驗與教訓，另一方面又必須從我國現階段的基本國情出發，反對任何形式的本本主義和教條主義。只有創造性地把政治經濟學的基本原理運用于對現階段我國經濟發展新常態的科學分析，才能找到正確的方向和原則。

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應堅持社會主義方向，不能迷信資本主義市場經濟

政治經濟學認為，生產資料公有制是社會主義的本質特征和制度基礎。建立在社會化大生產基礎上的生產資料公有制為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提供了比資本主義私有制更為廣闊的空間和前景。同時，建立在生產資料公有制基礎之上的社會生產計劃，能夠避免資本主義生產無政府狀態所產生的周期性經濟危機和社會經濟資源的巨大浪費，從而能夠更加有效地保持社會生產的快速和可持續發展。建立在按勞分配原則基礎上的收入分配制度，能夠避免社會財富占有和收入分配的兩極分化，從而不僅能夠保證社會公平和正義，極大地煥發勞動者的生產積極性，而且也避免了資本主義條件下的人民群眾的消費有效需求不足的情況，從而為社會經濟的持續發展奠定了基礎。因此，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所必須遵循的路線和道路原則是：必須堅持社會主義原則和方向，必須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和發展道路。

同時，在政治經濟學看來，資本主義條件下的經濟發展是一種特殊的社會現象，其特殊性在于它以追求無止境的價值增殖或賺錢為目的，因而，剩余價值規律支配著資本主義經濟增長的全部過程，剩余價值規律是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基本規律。發展生產力是資本獲得剩余價值的手段，與此同時，生產力的發展又與資本的內在要求相矛盾的。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內在矛盾表現在各個方面：第一，生產力發展的基本含義在于同一勞動時間內生產的商品更多，從而單位商品的勞動量及價值量必然下降，可是資本追求的卻是剩余價值，而不是物質財富。這樣，資本生產的商品越多，單位商品的價值以及剩余價值就越少，從而平均利潤率具有一種下降的內在趨勢，這就迫使資本必須加快積累并進一步提高勞動生產率，而勞動生產率的進一步提高，使同一單位的資本獲取的剩余價值會更少，平均利潤率進一步趨于下降。這就形成一種循環，正是這一循環推動著資本主義的技術創新和經濟發展。第二，資本主義條件下的商品的實現以及剩余價值的實現需要一系列嚴格的前提條件，這些條件最重要的是：必須有足夠的市場購買能力來消化或購買大量生產出來的商品。可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生產關系恰好不能保證這一條件，原因在于資本主義條件下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與生產供給相比總是不足的，因為資本積累和勞動生產率的提高以及資本有機構成的提高必然造成財富占有在資本一方和勞動一方的兩極分化。除此之外，資本主義生產還表現為一種無政府狀態，即使是資本之間的相互需求也具有不確定性和經常的不平衡。因而，生產之間的矛盾以及生產與最終消費之間的矛盾，是一個標準的資本主義經濟模型無法解決的問題。于是，這些矛盾總是以周期性的經濟危機的方法來進行一種強制性的解決。第三，資本為了獲得利潤或收益的最大化，在職能資本的基礎上又發展出一個龐大的信用制度和信用系統。信用的發展一方面促進了資本的集中和一定階段的經濟增長，但是另一方面它又創造出一套投機和欺詐機制，使現實資本更多地轉化為虛擬資本，從而產生了國民經濟金融化，并進一步加劇了社會的兩極分化，最終必然產生金融危機并進一步引發經濟危機。因此，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自身的矛盾會產生周期性的經濟危機，并最終給廣大民眾帶來深重的災難。因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決不能朝著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方向去改，絕不能如資本主義社會那樣盲目迷信市場的力量，而應既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又更好發揮政府作用。

三、解決供給側問題需要全面深化經濟體制改革

政治經濟學認為，任何社會的經濟增長和發展在不同的條件下具有不同的模式，而經濟增長和發展模式是由一定的經濟制度和經濟體制決定的。一定性質的社會生產關系構成了一定社會的基本經濟制度，它決定了一定社會的經濟增長和發展的根本性質和基本特征。同時，一定經濟制度下的不同發展階段，社會生產關系具有不同的具體形式，從而形成不同的經濟體制，而一定的經濟體制決定了一定的經濟增長和發展模式。

近年來，中國經濟發展表現出一系列問題：對外貿易增長乏力、部分產能嚴重過剩、產業結構失調、技術創新能力不足、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脫節、資源生態危機等等。從一定意義上來說，這些問題都具有供給側的性質。因而，提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切合實際的。但必須深究的問題是，產生供給側問題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對于當前的中國經濟問題可以從多種不同的角度去分析，但是，必須抓住中國經濟發展的“牛鼻子”，這個“牛鼻子”，就是改革開放以來所形成的特殊經濟體制以及由此而產生的特殊經濟增長模式。從中國經濟體制和經濟發展模式的角度來看，其中一個非常重要的特點在于地方政府在實際職能上的企業化。這種經濟發展模式一方面造就了中國經濟在一定階段的高速增長，另一方面又是產生一系列問題的根源。

正如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決議中指出的那樣，全面深化經濟體制的核心問題是進一步處理好政府與市場的關系，其中，如何處理好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以及地方政府與市場的關系尤為重要。因而，改革經濟體制和經濟增長模式才是治本之策。經濟體制和經濟發展模式改革的重要內容之一，就是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的關系，特別是地方政府的行為模式。如何通過改革，使地方政府一方面在經濟增長中繼續發揮積極的推動作用，另一方面又能夠貫徹落實中央制定的綜合改革和發展目標，這是能否解決供給側問題以及能否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戰略目標的重要環節和關鍵。

四、供給側改革既應強調供給又要關注需求，既要著眼當前又要立足長遠

政治經濟學認為，社會經濟發展過程表現為生產、分配、流通和消費等四個環節同時存在并且相互轉化的過程。這四個環節之間存在著互相聯系、互相制約的對立統一關系，但是生產在其中始終起著支配的作用，社會生產過程的性質和特點始終決定著經濟發展的性質和特點。因而，必須始終重視生產在社會經濟發展過程中的決定性地位，同時又必須高度重視分配、流通和消費對于生產的巨大反作用。只有從政治經濟學的這個基本理論出發，才能全面認識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與分配、流通和消費方面的改革的辯證關系，也才能認識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豐富內涵和重要意義。僅僅從供給或需求的角度來看待經濟發展問題是片面的，把供給和需求兩個方面割裂開來更是錯誤的，必須全面理解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當前我國經濟的突出問題在于經濟增長的下行壓力加大，而經濟增長的下行壓力直接來源于企業的活力不足。企業活力不足的根源在于企業生產的商品或服務沒有市場，企業生產的商品或服務沒有市場是因為它們生產的東西與市場的需求之間存在矛盾。而供求之間的矛盾既來源于供給側，也來源于需求側。因而，在強調和注重供給側改革的同時，必須進一步重視需求側的作用和需求側的改革，其中，投資體制的改革和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只有把供給側的改革與需求側的改革結合起來，才能真正改善新常態下的經濟發展狀況。

不僅如此，還必須正確理解和處理好長期經濟變量和短期經濟變量之間的關系。從一般意義上來說，供給側更多地具有長期的性質，而需求側更多地具有短期的性質。但是，我們必須看到，供給側也存在短期的經濟變量，需求側也具有長期的效應。就供給側方面來說，不僅存在產業結構、技術創新能力、在價值鏈中的地位等長期經濟變量，也存在產品庫存、過剩產能、產品質量等短期經濟變量。就需求側方面來說，出口、消費和投資不僅具有短期經濟效應，同時也會產生長期經濟效果。因此，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中，一方面必須注重影響長期經濟變量的經濟體制方面的改革，另一方面又必須采取有關政策措施解決短期經濟變量方面存在的問題;既要把這兩個方面區別開來，又要對它們進行全面統籌。

第8篇：政治經濟學的內涵范文

政治經濟學屬于理論經濟學的一級學科。課程培養目標著眼于學生應具備相應的經濟學基礎理論知識，為以后開設其他經濟類課程以及將來從事經濟經管類相關工作熟練運用經濟理論對現實問題進行研究奠定基礎。旨在培養學生具有較強的分析問題與解決問題的能力。但政治經濟學與其他學科相比，突出特點是理論性強，與現實聯系不十分密切，教學內容落后于現實經濟的發展，這需要教師圍繞人才培養模式改革目標對其內容和教學方式重新設定，增強實踐性。教學內容。“政治經濟學”是經濟經管類學生的基礎必修課，每周4課時，3學分，理論課72時。本課程教材選用由高教出版社出版的《政治經濟學》，從教學大綱來看，內容先后大致如下：前半部分是資本主義經濟理論的系統介紹，后半部分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的系統介紹。內容非常多，遠遠超出了計劃課時所能承載的范圍。因此，在進行教學內容的設計時，需要對教材內容做處理。有關資本主義制度建立發展的歷史。

資本主義制度的建立和發展，是高中文科學生學習的重要內容，在本教材中，占用一節課時，是為了更好的說明剩余價值規律在什么樣的制度環境中可以發揮其作用。理科學生雖然高中沒有學習歷史，但這并不影響他對資本主義制度的認識，因而這一部分可刪減。另外，社會主義制度的建立這一部分也可以刪略。社會主義部分內容重點是為了讓學生認識社會主義的經濟體制決定、所有制構成，無需花更多的課堂時間給學生講述社會主義制度如何建立。與后續課中有重復的部分，比如，我國金融體制改革、對外貿易發展情況、政府職能等，也可以刪減。針對部分考研學生而言，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及體系知識掌握要求較高，考慮到在后續課程中不會專門開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課，因此，在教學設計時需要加大這一部分所占課時的比重。

二、教學策略。

為了達到預期的教學目標，需要改變政治經濟學以往的教學策略。選擇合適的教法提升學生學習本門課程的興趣。多媒體是一種比較好的表現形式。通過多媒體應用，在多媒體課件演示過程中，充分利用動畫、聲響效果和色彩形成的視聽組合來激發學生的學習熱情，強化學習動機，有利于他們獲取知識，調動學習積極性。另外，教師也可以采用案例教學法、小組討論法、團隊互助法等展開教學。從這方面講，要求教師一方面要有駕馭學生進行團隊協作的能力，另一方面，平時就要注意多搜集素材，展開案例進行分析或者針對團隊布置任務時，才能夠有的放矢，既引導學生掌握了知識，又實現了教學目的和要求。

三、教學實踐。

政治經濟學課程之所以枯燥，不受學生的歡迎，緣于課程內容過于陳舊，缺乏解釋和指導現實生活的活力。基于此，以人才培養模式改革為目標，必須加大實習實訓內容，強化課程的實踐性。可以從這樣幾個方面入手：走出學校，進入工廠、地頭參觀，真實感受教科書中反映的經濟體制的差異。對于不同制度下同一體制的內涵，只通過課堂教學讓學生理解是遠遠不夠的。通過學校出面聯絡，形成固定的實習實訓基地，每學期由教師帶領學生進行參觀訪問，能較好的消化課堂上的空洞的理論。充分利用實驗室機房進行上機模擬實踐。模擬實驗課，引入專門的ERP軟件，引導學生學習企業的基本知識，從產供銷對市場的把握到對企業的管理，提升對課程中關于資本主義企業內容的感性認識，并進而理解我國國有企業改革的部分內容。

積極參加科技競賽，突出實踐能力。大學生科技文化競賽是檢驗學生動手能力的一個場所，目前針對經管類大學生涉及到的各種全國性、地區性的競賽非常多，參加這種比賽是學生鍛煉和展示自己能力強弱的一個平臺。學生通過賽前不斷的撰寫商業計劃書，會對學過的經濟學課程、政治經濟學課程有一個融會貫通，利于提升分析思考能力。利用圖書館豐富的網絡資源，自行上機模擬演練從業資格證考題，為將來畢業考取專業性的資格證書打基礎。圖書館擁有龐大的大學生考試學習電子資源庫，里面包含有各種符合經管類專業學生模擬訓練的模擬考題和部分真題，學生可以利用這種網絡資源，強化訓練，為畢業應聘添加砝碼。

四、教學評價。

傳統的評價指標都以學生學期末考試成績作為唯一指標。這樣，難免出現學生為了考試而考試，考完就忘的現象。不但沒有掌握真知實學，更沒有將知識轉化為能力，使改革變了味。對此，在設計考核時，從兩個方面著手：平時成績與期末成績相結合。包括出勤率和作業兩大塊。出勤率與期末考評相結合。為了避免部分學生平時逃課，考試前背范圍的不良習慣，設計該門課程的考核在期末考評之外，再加入平時出勤考核，起到督促學生走進課堂的意義。出勤率占比一般設置為5%。作業成績與期末考評相結合。政治經濟學內容龐雜，需要學生課后花大量時間進行消化吸收課堂知識，為了更好的鞏固所學內容，每一章都會設有作業，包括各種題型，發到公共郵箱里，供學生下載填寫。每一章的作業都有批改成績，最后學期末，所有的作業裝訂成冊，按百分制核算出學生的作業成績分數，作為期末考評成績的又一個衡量指標。這個成績一般設置為5%，期末成績則占90%。合理合計期末考試試題類型。在期末考試題型構成中，主觀題分值和客觀題分值比例要做合理分配。由于學生主觀題作答分數比較集中，設置客觀題尤其是多項選擇題，可以使基礎扎實的學生在考試中脫穎而出，通過優異的成績獲得各種獎勵，來激勵學生的學習上進心。這種考核方式通常應該在每學期開學時即對學生闡明,讓學生明白這種考評方式的意義，為以后能取得好成績而利用好時間。

第9篇：政治經濟學的內涵范文

【關鍵詞】價值悖論 勞動價值論 邊際效用邊際效用學派 價值 使用價值

一、水與鉆石悖論的提出和相關學派對此問題的看法

（一）水與鉆石悖論是古典經濟學上的經典案例

水與鉆石悖論，又稱價值悖論，為古典經濟學的經典案例，雖然此問題并非經濟學鼻祖亞當?斯密在其名著《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中提最早提出，但正是他提出后，此悖論成為經濟學界的一段公案。斯密在書中說到：“沒什么東西比水更有用；能用它交換的貨物卻非常有限；很少的東西就可以換到水。相反，鉆石沒有什么用處，但可以用它換來大量的貨品”。(1)

具體到水與鉆石悖論上，按照斯密的理論，水對人的意義是舉足輕重的，人的生命都依靠水來維持，而反觀鉆石，則屬于奢侈品，人離開鉆石一樣能很好生活，并非必備品，因此說鉆石基本沒有什么用處。然而現實情況是，水的“價值”很低，有些地方甚至是免費的，而鉆石的“價值”非常高，有些甚至價值連城。可見斯密概念中的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在應對某一物品上，可能會出現很大的差異，即有很高使用價值的一些物品沒有或僅有很低的交換價值，而有很高交換價值的一些物品可能幾乎沒有什么使用價值。這一矛盾，在西方主流經濟學家來看，困擾了邊際效用學派興起前的古典經濟學家長達百年之久。

（二）其他古典經濟學家對此問題的直接或間接的解答

在政治經濟學之前，斯密和李嘉圖都用了勞動價值論來衡量商品的交換價值，即商品交換價值的大小取決于其生產耗費的勞動量。其中李嘉圖在其著作《政治經濟學及賦稅原理》中，將商品分為兩類，一類是勞動不能大規模增加其數量的商品，另一類是勞動可以無限增加其數量的商品。他認為前類商品“有罕見的雕像和圖畫，稀有的書籍和古錢，以及只能在數量極為有限的土壤上種植的葡萄所釀制的特殊葡萄酒等，這類商品的價值單只由它們的稀少性決定，只隨希望得到它們的人不斷變動的財富和嗜好一同變動。”(2)可見李嘉圖也間接為水與鉆石悖論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即鉆石由很強的稀少性，追逐的人多了，因此價值也就上升了，并非完全由生產鉆石的勞動量來決定。

然而古典經濟學家們對此解答仍然不太滿意，他們不知道為何會出現一種商品的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的嚴重分離，認為僅僅用稀少性不能很好解決這一矛盾。他們想知道到底是什么決定了商品的交換價值，即“是因為人們潛入水中費力將珍珠取出，所以珍珠才有價值（即交換價值取決于人勞動），還是因為珍珠有價值，人們才潛入水中尋找珍珠？（即交換價值取決于其對人類的效用的滿足）”。

古典經濟學家薩伊反對斯密和李嘉圖的勞動價值論學說，他認為價格也即價值，取決于供求本身，而不是勞動量。水和鉆石交換價值的巨大差異也即是其各自供求的巨大差異所導致的。當然，薩伊的解答也沒有令后世的西方主流經濟學界感到滿意，之后的古典經濟學家西尼爾和約翰穆勒也同樣如此，直到邊際效用學派的興起。

（三）邊際效用學派對此問題的解答

在當下的西方主流經濟學界，對邊際革命十分推崇，其很重要的一個原因即他們認為邊際效用學派很好的解決了水和鉆石悖論，使得百年的古典經濟學悖論得以化解。

邊際學派中，無論是以重視心理分析方法來建立其理論體系的奧地利學派經濟學家門格爾和龐巴維克，還是以數學方法進行論證的英國經濟學家杰文斯和瑞士洛桑學派經濟學家瓦爾拉斯與帕累托，他們雖然所用的方法不同，然其邊際分析的本質是不變的。他們認為產品的價值取決于人們購買最后一單位該產品所產生的效用，即最后單位的效用決定產品的價值和價格。

回到水和鉆石悖論的問題本身來說，邊際學派認為水的價值取決于人們消費最后單位的水的價值，也即邊際價值。水無疑有很大的總效用，人類離開水將無法生存，然而水在世界上大部分地區的擁有量是很大的，而維持人生存的必要需水量是有限的，因此人們在滿足必要用水后，還有很多多余的水量，可以滿足人類次一點的需求，如牲畜飲水和農田灌溉，如果還有多余水量，則可以滿足人類再次要的需求，如洗菜做飯，沖洗衣物等等，如果還有富余的水，將會滿足人類更次要的需求，如游泳池，人工噴泉等等，以此類推，如果該地區的水量足夠大，則使得人類的需求得以滿足到飽和狀態。在此情況下，人們消費最后一單位水的邊際效用為零，那么水的價值或價格也將為零。反觀鉆石，鉆石又稱金剛石，在地球上十分稀少，南非一鉆石礦的開采報告稱，每噸原礦中平均只能開采到不到一克拉的鉆石，其數量遠非水可以比擬，導致了人們消費鉆石最后一單位的邊際效用非常大，因此鉆石的價值或價格十分昂貴。如果改變條件，比如說處于沙漠這樣的極端情況下，幾乎沒有水源，因此身上僅攜帶的一瓶水的效用將會非常大，因為其僅僅只能滿足生存的需要，根本不可能去想什么灌溉農作物，洗菜做飯，沖洗臟物等等其他次要用途，因此，在此極端情況下，人們消費最后一單位水的邊際效用將會非常巨大，遠遠大于鉆石的效用，這一類極端的例子也是存在的。

因此，邊際學派自認為其給出了古典經濟學水和鉆石悖論的最終解答。這一邊際分析方法隨即被廣泛運用在經濟分析中，被不少西方主流經濟學家們認為是開創了經濟學說史的新局面，是古典經濟學的終結，經濟學自有了廣泛的邊際分析法后，從此進入了新古典經濟學的時代。

（四）當代部分經濟學者對邊際學派解釋的批評

對某一經濟學派解釋力和預測力的批評自古有之，如同勞動價值論一樣，以邊際分析法來解釋水和鉆石悖論，并非得到了所有經濟學者的贊同。

當今一些學者認為斯密的這一所謂悖論完全是自找的麻煩，實際上根本不是什么悖論。他們認為，首先，邊際學派把計量單位不同之物等量齊觀，用所謂的消費最后一單位的邊際效用來偷換兩者屬于不同性質的概念。水的計量體積單位是毫升，升，立方米，同樣也有計量水質量的，如千克，噸等；而鉆石的計量單位僅限于毫克，克，克拉等重量單位，一般較少以體積來計量。這里就需要明確，消費最后一單位水，單位是什么，用什么來統一，可以假定都是一克的水和一克的鉆石，自然在一般情況下，一克鉆石遠遠昂貴于一克水，但是，如果消費最后一單位水不是克，而是千萬噸呢？要知道地球上水的總質量是鉆石的總質量所無法比擬的，那也就不見得一千萬噸的水會比一克拉的鉆石價格便宜了。其次，斯密把使用價值賦予了一個無交換價值的自然物品。雖然說由于環境污染，當下很多自然水已無法直接飲用，但在斯密當時，工業并不發達，水源污染少，可以說水對于人類得需求而言是充分飽和的。而鉆石雖然偶爾能在露天拾到，然最主要獲取鉆石的途徑依然是大規模開礦，故而兩者的對比是十分困難的。

二、以政治經濟學正確理解該悖論的內涵

（一）價格不是價值，生產費用論也并不構成價值本身

在當下西方主流經濟學中，價值（VALUE）和價格（PRICE）并無政治經濟學下的明確概念區分。實際上，以西方主流經濟學的觀點來看，市場價格是解釋價值最好的工具，即因該商品市場價格高，故而價值也高，同理價值高的商品必然有很高的市場價格。在完全競爭市場的一般均衡下，無論是商品市場還是服務市場，無論是勞動力市場還是資本市場，無論是租金市場還是智慧市場（包含企業家才能與創新才能），皆能實現穩定且均衡的價格和數量，因此，這一價格也好，價值也罷，即為完美市場經濟下的一般均衡價格。對此一般均衡價格，絕大部分西方主流經濟學家這就是內在完美的價值。

而根據政治經濟學，價值和價格是兩個不同的概念，價格是對現實運行的經濟或抽象經濟中商品的交換比率，在長期穩定下，市場價格表現為市場均衡價格。而價值是解釋市場均衡價格為何會是這一價格的，這不是簡單的同義重復，而是對所以然的解釋。即為何市場上不同商品的價格會不同，價格背后的本質是什么。因此，不能以市場本身來解釋不同商品價格的不同。以人經濟活動為依托的商品價值的本質，只能由人的勞動來解釋，是人類辛勤的勞動構成了商品價值的本質。

（二）計量不同的商品何以有一樣的計價體系

部分經濟學家認為不同的商品之間很難統一單位，也即很難比較出每單位的邊際效用的大小，似乎這一點能構成對邊際學派攻擊的重傷。

然而，情況并非如此。在當下的現實生活中，自來水也罷，瓶裝礦泉水也好，都是人們天天必備的生活必需品，離開了就幾乎不可能生存，而鉆石屬于奢侈品，能用鉆石作為裝飾品的人十分稀少，擁有哪怕是幾克拉鉆石，皆被認為是擁有較大財富，屬于上流階層的一個標志。因此，水和鉆石不能因為計量方法的不同就武斷下此結論。如果單位不同不可比較，那么幾乎任何兩個商品皆難以比較了，甚至是面包和蛋糕這樣非常相近的商品。可見，說“不見得一千萬噸的水會比一克拉的鉆石便宜了”，這無疑是很不負責任的說法。

在當今社會中，特別是城鎮中，水皆有其市場標價，當然鉆石無疑有其市場標價了，在中國，一般居民消費一年的自來水用量，不過千元，而這遠不及購買一克拉鉆石的花費，且每個居民皆對自來水的消費比較隨便而對夠買鉆石卻十分謹慎，非高收入者不能買。請問持這一觀點的經濟學家何以忽視這一明顯的社會經濟現實？如果以各自商品的計量單位不同，所以價值就不可比，那么市場經濟下的廣泛價格體系還有何意義？

（三）正確理解該悖論的重要意義

筆者認為，水和鉆石的悖論，意義重大。其揭示了勞動價值論的基本原理和人類改造自己的客觀世界的重大意義，以及經濟交換所具有的重要特點。

水誠然是人類最重要的物品，然而并不一定構成商品的必要條件，只是在當下社會，人們逐漸在大城市居住，工業化的快速發展使得水質污染成為不可避免的現實，因此才出現自來水廠與水質凈化設施等等。這里就涉及到最關鍵的一點，即價值由什么來衡量，這么多種類的不同商品的本質是什么。商品固然有效用，不是商品的東西，對很多對人也是有效用的。比如最常見的，含有氧氣的空氣，對于每個人而言，空氣和水都是必不可少的，雖然全球大部分地區的水已經成為了商品，但絕大部分地區的空氣還不是商品。當然，空氣商品的例子也是有的，在日本的超市中，有富士山附近的新鮮空氣出售，該商品滿足客人需求的出發點在于，當下的城市化與工業化造成了嚴重的空氣污染，新鮮空氣成為了大城市生活之人所無法就地獲得的物品，因此，特殊的富士山空氣出售到大城市就有能滿足人們需要的可能，在這種極其特殊的意義下，空氣也成為了一種商品。

在政治經濟學中，使用價值是物品能滿足人類需要的客觀屬性，對人類有使用價值的物品，不一定有價值，價值的產生源于勞動，勞動是物品能成為商品的最關鍵因素。同時，價值與商品也依托于市場經濟。在原始的物物交換下，交換比例取決于交換者勞動量和勞動強度，但在資本出現后的資本社會，各方所有權者皆參與總價值的分配，但價值在各所有者中的分配并不能說明價值的本源就不是唯一由辛勤勞動所創造的。因此該悖論對于政治經濟學而言，重要意義在于明確價值的內涵與外延，反擊以主觀效用和客觀生產費用論來決定價值的西方主流經濟學理論。正確解釋價值規律和其所依托的市場經濟規律。

三、政治經濟學對該悖論的有效解釋

（一）水與鉆石的使用價值與價值

水誠然有對人類生存而言是必不可少的，水對于人類而言固然是有使用價值的，即能滿足人類的需要。鉆石對于人類而言，同樣是有使用價值的，斯密所謂的對人類幾乎沒有什么作用的說法，筆者認為僅僅只是對于人類的生理必備需求而言的，誠然鉆石對于人類的生存而言是可有可無的，然而不能說鉆石就沒有使用價值，鉆石不僅可以作為裝飾品與奢侈消費品，在工業化發達的今天，由于鉆石的堅硬性質，其還能作為非常好的鉆探探頭，不僅鉆探力量大，且耐磨不易損，這也是鉆石使用價值的表現。筆者認為以武斷的方式判斷水和鉆石的使用價值誰大誰小，是不妥的，他們都是對于人類而言有使用價值的物品。正如古語所謂，尺有所長，寸有所短，絕非如斯密所言的“鉆石沒有什么用處”。

價值是以市場交換為前提的，而價值的本質在于商品中所凝結的無差別人類勞動，故而應從這個角度來理解水的價值和鉆石的價值。

先看水的價值。水在人類歷史的絕大多數時間里并不是用于交換的商品。那時水質沒有污染，水源也是干凈的，可以直接飲用。其勞動僅限于取水的勞動，各家各戶取水的勞動也沒有用于勞務交換，可以說屬于個人勞動，并非社會勞動，水這種東西在當時幾乎只有使用價值而無市場意義上的交換價值與價值。主要的變化是在社會進入了工業化發展時期和城市化發展時期，由于工業的污水排放，水質和水源皆出現了污染，直接取的水無法滿足人類的正常生理需要，因此才產生了自來水廠及其中的凈化水措施，乃至于修筑水庫與引水渠工程。因此水的這一商品化趨勢更明顯地發生在中大城鎮中，而在偏遠且水源豐富的農村，只要水源沒有受到工業或其他污染，水都不是商品，皆不存在價值。在城市，水雖然成為了商品，但自來水公司的供水效率比較高，凈化自來水與處理污水的能力也非常強大，輔之于當下桶裝飲用水的產業化生產，效率進一步提高。對于民眾而言，生產水的效率非常高，注定了即使水成為了商品，幾乎人人都可以消費。極端情況下，比如在沙漠上或因嚴重污染而無干凈水源的地方，水的價格非常昂貴，水的昂貴并非是缺水的緣故，一定是生產干凈飲用水的效率非常低下的原因。正如我國經濟學家譚立東先生所說的那樣，在沙漠地區，實際不是完全沒有水的，甚至很多沙漠地區反而有十分豐富的地下水，但在沙漠，取水的效率很低，因此水的價值非常高。如果在沙漠里如果可以發明大規模的取水設備時，可以預見，水的價值會大幅度下降。

那么現在來看鉆石的價值，鉆石作為一種稀有結晶體，在地球上分布十分稀少，開采難度更是十分巨大。從最初的地質勘探到最后的進入消費者環節，鉆石產業有六大環節，即勘探、開采、分選、加工、分級、銷售。勘探是尋找可供開采，鉆石礦豐富的原礦；開采即為開采原石；分選即對開采出的原石進行分類篩選；加工即對篩選出來的鉆石進行打磨加工；分級即對加工好的鉆石，根據其品相進行分級定價；最后進入市場的銷售環節。根據業內人士推斷，一噸鉆石原礦也無法提煉出一克拉的鉆石，而生產一克拉的鉆石需要經過200多萬勞動者的辛苦勞動，可見因其所蘊含人類無差別的勞動十分繁重，且該產業鏈的難度大，生產效率也低，因此其價值非常昂貴。即使在科技如此發達的今天，鉆石的生產效率一直難以提升。今天的鉆石主產地南非，即使采用了最先進的挖掘開采與分選機械，其效率依然不高。此外鉆石不僅有奢侈品的特征，還是很重要的工業品，隨著工業化的大發展，鉆探的需求日益增大，鉆石作為最佳鉆頭的材料無法滿足人類對鉆頭的廣泛需求，隨之產生了各種鉆石替代品，部分替代品甚至成為了比鉆石價格略微低的奢侈品，比如合成碳硅石與瑞士鉆石。

（二）邊際效用學派與馬歇爾解釋解釋的嚴重錯誤

著名經濟學家，經濟學說史上第二次綜合的完成者馬歇爾在其著作《經濟學原理》中，關于市場均衡價格的論述如下：“價值這個名詞是相對的，表示在某一地點和時間的兩樣東西之間的關系。用貨幣表示它們的價值，并稱這樣表示的每樣東西的價值為價格”(3)這一論述已經表明馬歇爾將價格與價值相混淆。隨后，馬歇爾將均衡價格理論決定于供給與需求，即他所言的“一把剪刀的兩個刀鋒”。其需求理論正是建立在邊際學派的邊際效用遞減規律上的，而其供給理論，是建立在生產費用理論的。

實際上，邊際效用學派對該悖論的解釋也是邊際效用論與生產費用論的結合，只是邊際學派將供給一方盡量簡化，僅僅簡化為水的供給量大，鉆石的供給量小，而突出需求一方，而馬歇爾用古典經濟學的生產費用論解釋了供給一方對均衡價格的影響，僅此而已。因此，兩者對該問題解釋的本質是一致的。

邊際學派也好，馬歇爾也罷，回避價值的本質，以市場自證市場，又將市場的地位近乎神話，將經濟學引入一種主觀決定論與市場存在即有效正確之論。邊際效用說掩蓋了價值決定的本質，雖然說以邊際效用說解釋價值有其西方主流經濟學界意識形態的因素，然而這一影響卻使得自邊際學派興起后的西方主流基礎理論經濟學，特別是價值論，長期停留在130年前的老認識上。

邊際學派所描述的邊際效用遞減規律，客觀存在于消費者的選擇和心理感受上的，人們購買的某種商品不會過度，更不會不惜超過飽和狀態；社會上錢相對少的窮人必然將錢用在維持其生存最重要的基本方面，隨著工資的增加，工人才能逐步實現勞動力的簡單再生產，直到較高的工資實現勞動力的擴大再生產。然而，主觀的邊際效用論并非是市場上商品價值的源泉，主觀有很強的隨意性、盲目性和趨從性，主觀評價也會受到很多不同因素的干擾。此外，邊際學派聲稱的飽和狀態，即一個人有錢到所有商品皆能到其邊際效用為零的程度，即為人類的終極美好狀態，但是130年過去了，我們看到的是，社會無論貧富，不僅沒有任何一個人能達到總效用的飽和狀態，反而是不幸福之感越發強烈。可以說人類存在邊際效用理論所描述的現象，然而這并不能說明價值就由其來決定。

四、結束語

自1870年邊際效用學派的興起來算，至今過去130多年時間了，這一所謂價值悖論的“邊際佳話”也成為了經濟學說史上的經典案例。然而時至今日，對這一經典案例的解釋依然停留在漏洞百出的邊際效用價值論和生產費用論共證價值上，這無疑是一種以市場自證市場的循環論證，不能說明任何問題。

自邊際學派后的130多年西方主流經濟學的發展而言，任何一家學說決不能不拜邊際效用學派這個碼頭。西方主流經濟學微觀部分也以此為基礎，宏觀經濟學部分，無論是新舊凱恩斯主義者還是新自由主義者，皆有邊際效用和邊際分析那只看不見的手在掌控這些經濟學家們的思維模式。由于邊際分析法在經濟學界大行其道，使得很多其他十分有潛力又深刻的經濟分析法無法施展自己應該有的空間，如分工理論和再生產理論。筆者對于經濟學界視邊際效用論為唯一價值依據，分析分析發為最主要分析手段的現實狀況表示惋惜。

反觀勞動價值論，其嚴格區分了價值和使用價值，生產的物質條件與生產的社會條件，很好的解釋清楚了水和鉆石悖論的內涵與外延，以此強有力反擊了邊際效用價值說的主管先驗與隨意性，這一解釋的合理性是不言而喻的。然而，由于西方主流經濟學在意識形態上對勞動價值論的排斥，使得其不顧邊際效用理論的嚴重問題，執意堅持這樣的觀點。

水和鉆石爭議以邊際效用說的“解決”后，理論經濟學在思想空間上不是更開闊，而是更狹窄，其分析工具不是更多樣，而是更單調，近六十年來，經濟學的創新也僅僅主要集中在應用經濟學的層面上，理論經濟學的創新陷于枯竭，讓人感到非常的痛惜。筆者真誠希望有志于學習研究經濟學的同仁們，能進一步打開自己的思維空間，以更遠的角度和更高的深度來理解經濟學，開創一條理論經濟學分析方法，思維模式的新思路，發揚如勞動價值論、分工理論和再生產理論這些古典經濟學的閃光篇章。

注 釋

(1)亞當?斯密：《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上卷，商務印書館1983年版，24頁

(2)李嘉圖《政治經濟學及賦稅原理》，商務印書館1976年版，8頁

(3)馬歇爾：《經濟學原理》下卷，商務印書館1981年版，81頁

參考文獻

[1]（奧）龐巴維克：《資本實證論》，商務印書館，1964

[2]姚開建主編《經濟學說史》，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

[3]（美）斯坦利L.布魯著《經濟思想史》，機械工業出版社，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