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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大數據時代的利與弊范文

關鍵詞：智慧城市；大數據

中圖分類號：TP311.1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828X（2014）09-000-01

一、引言

隨著世界城鎮化、全球經濟一體化和服務型經濟發展，城市在發展過程中逐漸掌握了經濟、政治和科技等的控制權，城市的基礎設施更加完備、信息技術應用更廣泛，城市功能愈加健全，為使城市發展更加“智慧”，IBM在2009年提出了“智慧城市”概念，其可看作“智慧地球”的重要組成部分，核心特征是將信息資源作為重要的生產要素，推動經濟轉型升級以創造新的發展優勢。

“智慧城市”的提出，引起我國眾多專家學者關注。史璐（2011）認為，當前城鎮化模式急需從“粗放型”、“外延式”轉向“集約型”、“內涵式”，而智慧城市系統將成為這一轉型的重要平臺。辜勝阻等（2012）認為，智慧城市是信息化、工業化與城鎮化的深度融合，發展智慧城市，是提高城鎮化質量、推進內涵型城鎮化建設的重要舉措，有利于緩解“大城市病”，是經濟增長“倍增器”和發展方式“轉換器”。趙賽麗等（2013）也認為智慧城市是城鎮化發展的高級階段，對于解決“大城市病”意義重大。牛文元（2014）指出，智慧城市是全方位多層次的系統建設，是新型城鎮化的動力標志，將成為當前和未來城鎮化建設的主要思考[5]。

有學者指出，隨著智慧城市的建設，社會將步入“大數據”時代。正確利用大數據將給人們的生活帶來極大的便利，以大數據、智慧城市和城鎮化為對象的研究逐漸引起人們關注。張書成（2013）認為大數據有利于信息化與新型城鎮化的發展與融合。王靜遠等（2014）對以數據為中心的智慧城市理論與技術進行了綜述研究。

二、我國智慧城市建設存在的問題

智慧城市理念對未來城市發展意義重大，有利于提高城市運行效率、催生大規模新興產業、引發新一輪技術創新和創造更美好的城市生活。然而，由于智慧城市建設尚處于發展的初級階段，從全球范圍看可借鑒的經驗也不多，對于全國各地智慧城市建設熱潮，我們還應看到其存在的隱患，表現在：政府期望過高，存在過熱風險，缺乏有效的指標體系指引。存在的問題主要表現為：

首先，突出問題為缺乏宏觀全局的科學的“頂層設計”與總體規劃，智慧城市發展存在盲目性，空有熱情，導致部分重復建設，對智慧城市發展中應用與產業基礎設施間關系考慮不足，缺乏綜合協調。

其次，智慧城市包含的內容非常寬泛，理論與實踐都需要進一步豐富和完善，尤其是在其評價體系與建設標準方面，盡管學術界已有一些研究，但大都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在標準體系建設方面，急需國家層面的指導建議。另外，由于智慧城市建設路徑不同，不同建設時期面臨的風險也有差異，因此智慧城市建設的評價體系的同一性成為值得關注的問題。

最后，對系統性、集成性認識不足。智慧城市建設重點在于能否把原有系統有機整合，進而把相應數據進行融合，實現資源共享。當前各地智慧城市建設普遍各自為政，獨立建設信息系統，大量信息孤島使得城市各部門無法共享資源、協調發展。在處理大數據方面，現有的數據中心技術很難滿足大數據的需求，其價值無法得到充分利用。

三、推進我國智慧城市建設的建議

1.做好頂層設計，推進政府與市場相結合

建設智慧城市，要做好頂層設計與統籌規劃，防止一哄而起，要處理好政府與市場的關系，讓市場起決定性作用，政府則根據其要求搞好規制改革，并吸引大眾參與建設，推進市場調節與政府引導共同作用的機制的建設與完善。科學規劃，明確智慧城市建設需求和目標。根據不同地區特點以及智慧城市發展的不同階段，準確定位智慧城市發展目標，提出其有針對性的解決方案。

2.制定標準體系，完善法律規范

智慧城市標準體系可分為技術標準和應用標準，對于已有且廣泛應用的標準應盡可能的延用，同時要以實際應用為指導，結合國情和產業發展現狀，對標準體系進行動態調整，推進技術標準和應用標準體系建設。對建設部提出的智慧城市評價指標體系進行進一步的修訂和完善，聽取各方意見，形成完整、科學的評價體系，并做好智慧城市建設評估工作。還要加快我國信息化法制建設，為智慧城市建設創造良好的法制環境。

3.加強系統性建設，打破信息孤島

智慧城市建設是復雜的系統集成項目，橫跨多個部門，因此，智慧城市建設需要重視運營體系的系統性整合，協調統一各個部門。這其中的首要任務是要完善信息基礎設施建設，打破信息孤島，探索建立多層次、跨領域的信息資源開發與共享機制，促進信息基礎設施的深度融合。

4.大數據助力智慧城市建設

智慧城市是以信息通訊技術為支撐的數字城市、智能城市發展的新階段，大數據挖掘對智慧城市的經濟和社會發展是無形的生產資料，將激發巨大的內需增量。借助大數據，利用信息生產力和先進生產方式帶動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可以為我國帶來“數字紅利”。利用大數據的首要前提是現有的數據處理技術能滿足大數據的要求，這要求我們要優先支持網絡大數據研究，重視大數據基礎研究，給予其組織方式和資源等的支持。其次，盡管我們要從戰略上重視大數據的開發利用，但也要注意科學規劃，切忌盲目推崇，這要求我們對大數據有正確的認識，明確其利與弊。最后，政府應積極建立大數據管理與共享平臺，便于不同部門的海量數據交換與共享，使政府關注的數據由宏觀走向微觀，把握市場關鍵信息。

參考文獻：

[1]史璐.智慧城市的原理及其在我國城市發展中的功能和意義[J].中國科技論壇，2011（5）.

[2]辜勝阻，王敏.智慧城市建設的理論思考與戰略選擇[J].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2012，22（5）.

[3]牛文元.智慧城市是新型城鎮化的動力標志[J].中國科學院院刊，2014，29（1）.

[4]張書成.基于“大數據”戰略的信息化與新型城鎮化發展[J].中國建設信息，2013（23）.

第2篇：大數據時代的利與弊范文

隨著云計算模式的興起，數字信息在各領域的急劇膨脹，信息類型、來源也變得愈來愈復雜，大數據概念便迅速在國內蔓延開來。當下，智慧城市在我國的建設迎來了一個小期，業內人士認為智慧城市的“智慧”之處恰恰體現在大數據的應用。

然而在大數據與智慧城市有何種關系，又能為智慧城市的建設帶來什么的推動力？本刊特別專訪了北京大學信息科學技術學院智能科學系知名教授馬修軍博士。

大數據將引領大變革

記者：現在大數據涉及很多方面，但目前被提及比較多的是存儲和計算，實際上可能還涉及傳輸、數據挖掘、數據應用場景。對此您有什么看法，又怎么定義大數據的？您認為在這些方面中，哪些是最重要的？

馬修軍：大數據有4個特征，即數據量大（Volume）、類型多樣（Variety）、數據增長迅速（Velocitv）和數據價值巨大（Value）。前三個V比較好理解，關于第4個V大家很容易理解數據很有價值，但往往認識不到，相對于數據量而言數據價值平均值很小，挖掘大數據中的價值猶如沙里淘金，這也是大數據通常與Hadoep、NoSQL、數據分析與挖掘、數據倉庫、商業智能，以及開源云計算架構等諸多熱點話題聯系在一起的原因。大數據不只是存儲和計算，數據智能分析等相關技術非常重要。

在大數據時代，最重要的是掌握數據核心技術，例如IBM提供了從端到端、整體的大數據解決方案，惠普收購了數據分析倉庫供應商Vertica，SAP推出了內存數據庫HANA等。

記者：國內大數據應用領域的現狀是怎樣的？跟國外的差距在哪兒？

馬修軍：國內和國外在大數據應用領域最早的都是互聯網領域的，包括電子商務、社交網絡、搜索引擎等，最具代表性的是亞馬遜和淘寶的電子商務數據、Twitter和新浪微博數據，Facebook社交網絡數據。例如，Facebook用戶每月分享30億條內容，Twitter每天發送和轉發12TB的信息，淘寶每天有超過30億條店鋪、商品瀏覽紀錄及上千萬的成交、收藏紀錄。其他大數據應用領域主要是銀行和電信等行業，中國工商銀行近期部署了PB級大型數據倉庫項目，中國移動早就部署了云計算和Hadoop數據分析中心。

可以說國內在大數據主要應用領域的發展并不比國外慢，在大數據的各種基礎軟件及應用軟件、硬件產品方面，大數據技術以開源為主，尚未形成絕對技術壟斷，即便是IBM、Oracle等行業巨擘，也同樣是集成了開源技術，我國核心技術與先進國家的差距也在縮小。

記者：如果大數據能在一個領域有所突破，最有可能是哪個領域？

馬修軍：15年前，美國最龐大的數據倉庫其規模只有數TB，且只有像沃爾瑪、萬事達這些極少數的公司才擁有如此龐大的數據。而如今，從生活中的購物交易，到工業上的生產制造，從社交網絡媒體信息，到在線視頻圖像資料，從企業的信息管理系統，到政府部門的電子政務，都產生著大量的數據。可以預見，隨著物聯網的蓬勃發展，成萬上億計的網絡傳感器被嵌入到現實世界的各種設備中，如移動電話、智能電表、汽車和工業機器，大數據的價值還將進一步顯現。

另一方面，IT企業和運營商全面部署基于云計算的數據中心，為大數據應用提供了優越的基礎設施條件。近幾年，大數據將會在金融、電信、醫療、物流、供應鏈、移動位置服務等領域有重大突破。

記者：近年來，相關業界的專家也表示大數據將引發新的“智慧革命”，您對所謂的“智慧革命”怎么理解？

馬修軍：大數據引發的所謂“智慧革命”，是說大數據正在對每個領域都造成影響，在商業、經濟和其他領域中，將日益基于數據分析做出決策行為，而不是像過去更多憑借經驗和直覺。未來，數據將會像土地、石油和資本一樣，成為經濟運行中的根本性資源。大數據時代，人類社會第一次擁有了精準記錄把握復雜世界的能力，理論上講我們可以建立起一個不需要簡化的大數據“世界模型”，可以精準地把握變化趨勢，進而做出決策。

一個最新的例子就是Facebook在2012年5月18日的IPO。在此之前，幾乎沒有人敢說自己有把握去預測Facebook上市當天股價的走勢，但是Twitter卻神奇般地做到了。社交媒體監測平臺DataSift監測了Facebook IPO當天Twitter上的情感傾向與Facebook股價波動的關聯。例如，在Facebook開盤前Twitter上的情感逐漸轉向負面，25分鐘之后，Facebook的股價便開始下跌。而當Twitter上的情感轉向正面時，Facebook股價在8分鐘之后也開始了回彈。最終，當股市接近收盤時，Twitter上的情感轉向負面，10分鐘后Facebook的股價又開始下跌。最終的結論是：Twitter上每一次情感傾向的轉向都會影響Facebook股價的波動，延遲情況只有幾分鐘到20多分鐘。

這僅僅只是基于社交網絡產生的大數據進行“預見未來”的眾多案例之一，事實上“大數據”所能帶來的巨大商業價值，已經被人認為將引領一場足以匹敵20世紀計算機革命的巨大變革。奧巴馬政府已經把大數據上升到了國家戰略的層面，啟動“大數據研究和發展計劃”，這也從一個側面凸顯了大數據對當今社會的重要程度。

數據是智慧城市建設的基礎

記者：智慧城市無疑是城市信息化建設的熱點，然而各地在建設中似乎都遇到推進困難、找不到突破口等問題，那么智慧城市建設當前遇到的瓶頸主要體現在哪些方面？

馬修軍：自IBM提出智慧城市概念以來，我國各地先后舉辦了多次論壇，也有多個城市進行了智慧城市規劃，啟動了若干建設項目，可以說中國城市已經實現了智慧城市概念的認知，開始進入全面規劃建設的開端。智慧城市可以規劃美好藍圖，但關鍵是如何實施，許多已經完成規劃的城市都面臨著如何啟動的困局。目前，智慧城市建設面臨的瓶頸主要是體制方面的問題。

智慧城市最重要的特征是協同，包括多個層面的協同：（1）政府機制層面，在解決跨部門聯動和政府整合服務方面，各部門是否具備協同機制；（2）業務系統和數據共享層面，目前各業務系統和數據建設縱強橫弱，以條為主，缺乏塊的橫向聯合，智慧城市建設的核心是精準的數據，衡量智慧城市的標準是數據的開放性；（3）服務層面，智慧城市的最終應用是服務，市民、企業和政府管理部門獲得的服務有多少是協同的，整合了多少部門、公眾服務，應該是一個關鍵衡量指標。

目前，國內智慧城市的建設都面臨著機制問題，若要破局需在機制、業務系統和數據整合，以及服務整合方面進行全面考慮。

記者：當前雖然有了云計算、物聯網，但缺乏大數據分析處理的核心技術，很多領域的智能乃至智慧都只是空殼，在您看來大數據的核心技術都有那些，我國的薄弱環節在哪些方面？

馬修軍：物聯網是智慧城市的數據采集能力，以實現對城市運行的實時精準掌控，相當于智慧城市的感官系統；云計算則是可靠、經濟、易部署的IT基礎設施，相當于智慧城市的身體。而大數據智能分析系統則是智慧城市的神經中樞。

“大數據”是指其大小超出了典型數據庫軟件的采集、儲存、管理和分析能力的數據集，形成了結構化數據、半結構化數據和非結構化數據并存的格局，這對傳統的數據庫管理技術帶來了挑戰，而另一方面，現有數據庫系統軟件相關的數據處理技術價格高昂，給智慧城市建設帶來了巨大的成本壓力，智慧城市建設迫切需要一個適合大數據成本的高效處理平臺。大數據核心技術要解決的問題，包括對數據庫高并發讀寫要求、對海量數據的高效率存儲和訪問需求、對數據庫高可擴展性和高可用性的需求，使得傳統SQL主要性能沒有用武之地，NoSQL模式變得非常流行。互聯網巨頭對于NoSQL數據模式應用非常廣，比如谷歌的Big Table、Facebook的Cassand ra及亞馬遜的Dynamo等。

在過去的幾十年中，我國信息產業，一直落后于國外的巨頭，長期處在產業鏈的末端，但國家一直在核高基領域進行重點攻關研發，如CPU、操作系統、辦公軟件、數據庫等，培養了基礎系統軟件領域的大量人才。在新興的大數據處理領域，中外公司幾乎站在同一起跑線，單純考慮狹義的大數據處理技術（如Hadoop、MapReduce、模式識別、機器學習等），中外差距僅有5年左右。近年來，國際lT公司早已提前布局大數據核心技術，例如IBM近5年10億美元以上級別的大手筆收購多與如何有效處理大數據有關，2007年IBM花費20億美元收購了商務智能軟件供應商Congnos，2009年IBM斥資12億美元收購SPSS軟件，201 0年IBM以17億美元的代價收購了數據庫分析供應商Netezza；數據庫軟件巨頭甲骨文收購商業智能解決方案提供商海波龍（Hyperion），收購另―IT巨頭SUN公司，推出了Oracle大數據機和Exalytics商務智能服務器，構建自己的大數據平臺解決方案；SAP在大數據實時分析的領域中，推出了內存數據庫HANA平臺，以應對大數據實時分析的挑戰；此外EMC、Informatica、Taredata等公司，也都在大數據領域布局了核心技術平臺。

從大數據核心技術產業方面，我國信息技術產業領域的公司仍沒有及時抓住轉型契機，相對而言，缺乏在大數據領域的核心技術投入和研發方面存在巨大差距。

記者：智慧城市與大數據間關系是怎樣的？

馬修軍：智慧城市要體現出人類社會對現代城市和運營管理新的科技發展的水平，需要對大數據充分分析和利用，深入分析我們收集的數據，以深入、系統全面洞察力解決，促進人類智慧運用管理城市，通過先進的技術包括數據挖掘和功能的強大的運算系統，從而來整合分析跨地域、跨行業、跨部門的海量數據的處理，將特定的知識應用于特定的行業和特定的解決方案中，來更好地支持整個城市經濟社會發展的決策和相關行動。

未來的智慧城市系統是一個開放的大數據平臺，一個統一的城市操作系統，通過物聯網將城市的人、地、物、事統一成一個有機的整體，所有數據流轉其中，形成一個大數據平臺，所有屏幕都可接入，通過網聚的力量，匯集市民智慧，實現城市的可持續性發展。

記者：在城市的數字化、網絡化過程中，信息孤島成為了致命傷，那在智慧城市的建設中，如何通過大數據的概念去解決信息孤島？

馬修軍：智慧城市建設的核心是最大限度地開發整合、融合和利用各類城市資源，實現城市范圍內，不同部門、不同行業、不同群體、不同系統之間的數據融合與業務協同，利用物聯網、云計算、移動互聯網等信息技術，提升城市全面規劃能力和公共設施水平、增強城市服務能力、激發城市活力。數據是智慧城市建設的基礎，需要各界一起探索面向智慧城市建設的大數據運營模式，打破現有信息孤島問題。

智慧城市建設期望每一個城市都是個性化的，無論是政府主導還是企業主導模式，關鍵是形成可持續服務于建設城市的獨立服務主體，不能把智慧城市建設當成一種解決方案全球推廣而獲益，而是針對每一個城市深耕細作，做出個性化的智慧城市運營服務，從城市發展的長遠來收回投資。這個需要考驗投資建設智慧城市企業的價值觀和理念，并不是只有資金實力，關注業績的企業能做到的。

數據開放的利與弊

記者：在數據開放的過程中，政府、企業和個人對于數據的使用又應該如何調節？

馬修軍：智慧城市建設，在大規模部署物聯網匯集城市海量實時數據的同時，應以開放協作平臺的方式，提供精細粒度的數據訪問接口，提高數據可讀性，為不同層次和不同權限用戶提供精細粒度數據訪問，從而實現全面的互聯互通，在開放協作平臺上匯聚市民的智慧，開發深度應用，實現真正的深入的智能化。

智慧城市的關鍵是形成一個統一的數據開放平臺，是統一梳理部門業務系統和數據，形成統一開放平臺，各部門按統一信息開放標準開放數據和功能訪問API，實現應需而動的數據和業務整合。統一信息平臺不需要整合各部門數據和業務，只要搭建起訪問各部門數據和功能的開放API接口，用過通過統一平臺，授權、審計數據訪問，從而實現信息的流動。國際上從2009年開始出現了數據開放浪潮，美國ClO委員會專門成立了Data.gov網站，重點解決針對信息分散，缺乏整體性問題，英國政府也緊隨其后，進行政府數據開放網站建設。

第3篇：大數據時代的利與弊范文

關鍵詞：信息化教學；小學教學；利與弊；教學輔助作用；發展前景；解決措施；政府；社會；個人思想方法；實踐研究

多媒體技術的發展不但使得人們的衣食住行都有了顯著提高，為人們的生活提供了諸多便利，而且為整個社會經濟的快速發展提供了方便，比如說是對于經濟大數據的處理和分析、實現全球的資源共享等。所以我們在生活、學習與工作中要注意對多媒體技術的應用與開發，尤其是現在的學生更應該合理的應用多媒體技術，通過學習別人的學習經驗來提升自己的能力。但是隨著教學信息化的發展，信息化教學在促進教學質量良性發展的同時，也產生了諸多問題。比如教學過于依賴信息化，老師和同學的創新力普遍不足等問題。

首先，小學教育作為人一生接受教育的起點，對于孩子們未來的發展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對于孩子們的人生觀、價值觀、世界觀的塑造有著潛移默化的作用。小學教育的教學方法的選擇對于孩子是否能夠學習更多的知識、是否能夠更快樂的學習都有著其本身的影響。所以教師在選擇教學方法時，要注重教學方法的多樣化、時代性以及孩子們的接受程度和喜愛程度等。小學教育更是如此，多媒體作為世紀的偉大發明，在整體上促進經濟發展、社會進步的同時對于教學質量的提升也有著不可或缺的影響力和吸引力。

其次，任何的都是一把雙刃劍，在促進教育發展的同時也會有一些消極作用。首先，我們先來談一下信息化教學對于小學教學的積極作用，即小學信息化教學的有利之處。以前的小學教學方式多是以講的方式給孩子們傳授，用自身的語言來解釋一個名詞、方程、原理等。對于小學生來說，老師有時候講解的稍微快點或者自己走神了，就很不容易理解到，然后很多小學生又很怕問老師問題，怕老師說自己不認真聽講，又怕自己被同學嘲笑太笨了，所以在這種情況下，很多小孩子不懂一個知識點后就假裝懂了。小學的教學都是呈階梯式的，前面的某個知識點不懂，可能后面就完全不懂，然后成績就直線下滑，小孩子對于考試成績很在乎的，看到自己分數很低，有可能打擊了自己對于知識的積極性，存在一種破罐子破摔的心態，從而失去學習的興趣，從而走上厭學甚至棄學的地步。

不過隨著多媒體信息技術的發展，使得大多數的學校安裝多媒體技術黑板，教師可以通過多媒體信息技術傳授知識。同時，學生們可以自己在課后拷貝老師的課件帶回家再重新學習和復習、鞏固知識點。而且，多媒體的信息化教學可以使課堂更生動，知識容量更大，可以插入一些動畫、視頻來豐富教師的講解內容，學生們的理解更豐滿，對于知識點的理解更透徹，自己也能通過畫面的想象舉一反三。多媒體技術對于老師的來說，也提供了很多便利。老師以前需要苦口婆心的講解一個抽象的知識點，現在可以通過多媒體的信息技術量化自己的知識點和具體化自己的講解內容，讓自己的知識更容易被學生接受，自己的教學方法可以更多變。這種更先進的教學方式不但為廣大老師的歡迎更是受到了廣大學生的普遍喜愛，小孩子在這種信息化的教學方法下更專心致志的學習，子們的成績會更好，會更有信心學習更多的知識。俗話說，興趣是最好的老師。孩子只要喜歡一樣東西，投入的精力就會很多，收獲就會很大。因此，作為社會的一員，更應該從多方面為完善信息化教學建言獻策，奉獻自己的一份力，為信息化教學方式的創新提供“智囊”方法。

前面也說過，信息化教學在促進小學教育質量發展的同時，也帶來了一些消極影響，即小學信息化教學的弊端。雖然信息化教學使得學生更方便的學習，但是小學時期是孩子們價值觀塑造的首要時期，良好的教學方法對孩子的發展終生受益，消極的教學方法會耽誤孩子未來的發展。信息化教學會讓孩子們過多的依賴網絡。過多的沉溺與網絡游戲中不能自拔。孩子們看到老師經常使用信息化的教學工具，就會潛意識的模仿老師的行為，但是現在網絡環境紛繁復雜，各種好的壞的知識在網上都能看到，小學生還沒有樹立正確的價值觀，就很容易被各種虛假信息所蒙蔽，從而失去自己的本性，后果積極嚴重。

另外，現在的信息化教學會使小學生們喪失自主創新的思維能力。更多的依賴網絡搜索。創新能力的培養不是一蹴而就的，是經過數年的時間培訓與學習的，而小學生在小學時期正是價值觀引導傳授的最佳時期，在小學的時候有意識的引導小學生培養自主思維能力，學會獨立思考能力、獨立解決問題的能力，對于小學生的發展終生受益。

結束語：小學信息化教學是時代進步的產物，有利于教學特色創新，對于整個教育體系來說也是跨時代的創新，值得現在社會的重視與發展。但是信息化教學在發展過程中要努力避免信息化帶來的消極影響，盡可能的是優勢得到體現，劣勢加以回避。

參考文獻：

[1]教育部.全日制義務教育數學課程標準（實驗稿）[M].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14.

第4篇：大數據時代的利與弊范文

關鍵詞：專車；融合管理；互聯網

一、專車誕生的背景

（一）需求與供給的矛盾作用

從供給角度看，中國的出租車市場實行嚴格準入管制制度，也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出租車的數量，產生了巨大的市場缺口。尤其在一線大都市的上下班高峰期，打車難現象普遍發生。而從需求的角度看，隨著當代經濟的快速發展，人民生活標準的普遍提高，消費數量開始增加，消費質量逐步提升，消費方式由單一化向多元化逐漸發展，且一二線城市的人口劇增，現行的交通運營體系也就很難滿足人們的出行需求。而專車通過互聯網大數據，發揮信息調動作用，提供多元化的服務，緩解了國內市場對出租車需求的壓力。

（二）“互聯網+”思維的創新

中國作為世界人口大國，隨著世界互聯網技術的迅猛發展，截至2015年底，我國已有6.68億網民，給各類“互聯網+”思維的創新提供了人群基礎。專車正是依托互聯網，通過創新開發合理專業的APP服務，以手機為載體，達到一種隨叫隨到的目的，不僅減少了乘客的等待時間，且提高了出行效率。同時，專車服務將線上線下加以融合，包含提前預約，個性專車型號選擇等新型服務，使得人們多樣化多層次的需求得到滿足。

二、專車服務的積極影響

（一）資源合理配置

據有關“專車服務“的社會調查，59.5%的專車服務用車是自由的閑置車輛，且96.9%的司機表示，如果有額外獎勵，愿意在出行高峰階段提高接單頻率。這能促進專車與傳統出租車形成良性互補，提高城市交通運力。中國家庭小汽車保有量逐年增長、但利用率逐年下降的環境下，專車的出現有助于解決閑置車輛造成的空間浪費和無序停車帶來的道路擁堵問題。

（二）共享經濟的紅利

所謂共享經濟，是讓商品，服務，數據等共享渠道的社會經濟體系。在資源有效的限制下，無盡的需求導致共享經濟的必然發展。我國專車的出現與發展，暗藏了共享經濟利益下的推動，從而讓市場各方的參與者都能夠受到共享經濟的紅利。從專車司機的角度看，乘客的提前預約，方便了其對乘客位置的把控以及時間路線的合理安排。從乘客的角度看，使用APP平臺，叫車迅速方便，減少了“打車難“的問題，提高出行效率。

（三）新型的服務模式

專車的出現給廣大消費者提供了新型的服務模式，與傳統出租車有明顯的幾點創新。一是傳統出租車一般以巡游揚手找車為主，而專車服務接受網絡預約，在約定時間約定地點待客，一方面節省了乘客候車時間，另一反面也減少了司機盲目巡游的時間；二是專車的收費公開透明化，以“滴滴專車”為例，主要有四種類型的車輛可供選擇，而不同的專車類型，計價方式也互有區別。乘客可以通過手機APP估算系統提前預估不同類型的專車費用，選擇不同檔次的專車服務；三是專車軟件的創新推動，通過“微信公眾號紅包” 、“專車代金券”、“周一打車全城免費”等促銷活動的宣傳推廣，使得更多的潛在客戶在消費金額變化不大的情況下，愿意嘗試更優質化的服務，進一步擴大了消費人群。

三、專車服務的問題

基于出租車司機的角度。專車的新型服務模式，受到了較多乘客的追捧，共享經濟紅利的背后，卻極大沖擊了出租車市場。據統計，雖然專車名義上價格高于出租車價格1.1倍～1.2倍，但經過各類優惠券補貼，最后價格基本持平，導致出租車乘客被分流。傳統封閉的競爭市場出現了新的競爭者，出租車司機長期穩定的收入被打破，而“份子錢“卻沒有減少。以至于出租車和專車的競爭猛然進入白熱化，部分城市甚至出現了出租車司機圍堵專車的惡劣現象。

基于專車司機的角度。中國出租車市場存在嚴格的準入，要想進入出租車市場，首先得高額購買獲得營業執照，其次出租車司機們還得定時給出租車公司繳納固定的“份子錢“，最后在嚴格的行業培訓下，才能入市待客。相比之下，專車的管制明顯松很多，網絡平臺注冊加上簡單的行業培訓（一般為幾個小時）就可以從事專車運營。巨大的管理漏洞，使得大量私家車主直接加入運營。而豐厚可觀的收入，也也使得部分出租車司機跳槽進入專車服務行業。專車司機的易進易出，不利于市場的穩定性。同時，短暫的行業培訓，并不能使專車司機的行業素質得到可靠的保障。很多司機甚至不熟悉地形路線，時常發生繞路現象，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乘客出行的舒適度。

基于政府管理的角度。從合法性和安全性兩個方面看，合法性上，專車、快車并沒有持有傳統出租車們所必需的營業執照，因此其身份難以用現行的法律進行合理的解釋，專車司機們也成了出租車駕駛員眼里最不講“道理和公平”的競爭者，取締之聲此起彼伏。安全性上，存在專車保險額度受限，司機準入門檻較低，深夜打車沒有保障等普遍問題，打車軟件APP平臺對于事故和糾紛的處理并不及時，更多的以一種逃避的方式推卸責任。

基于乘客的角度。雖然大部分乘客對于專車個性化多層次的服務較好，但仍存在不可忽略的質疑聲。廣州的專車女乘客事件發生后，讓一部分乘客更加懷疑專車的安全性，有些極端的看法，甚至認為專車就是黑車的另外一種形式，極其不利于專車市場的發展。此外，在這個大數據的時代，專車通過的互聯網APP預約訂單，是否也潛藏著個人隱私被暴露的巨大風險？同時隨著專車逐漸進入人們的生活，“專車代金券”也隨之減少，消費者們是否還能坦然的接受這種風險與舒適并存的消費方式？

四、專車服務的融合管理

規范網絡運營平臺，解決合法與安全問題。網絡預約出租車公司，首先要有建立起自己的實體平臺，通過實體平臺培訓出更加專業人員，公司內部的規章制度同時落實到位；其次要有自己的車輛，當下大多數專車APP軟件平臺都與真實車輛相互分離，專車司機僅需繳納一定的平臺使用費，車輛產權仍舊屬于專車或快車司機，一旦加強對運營車輛所有權的控制，即“變性”專車的私有屬性，對專車發放營運證，將私家車轉化為為合理放營運車輛，運營平臺的規范化勢必會進一步提升；最后網絡運營平臺需定時定期繳納保險，對車輛設置一定的報廢年限，同時加強對年檢的要求，以保證更高的安全系數。

建立客戶檔案，提高專車司機素質。在保證乘客個人信息和隱私安全的前提下，進行合理系統的客戶信息整理，保存對個性化要求的歷史記錄形成完善的客戶檔案，并定期回訪。在“專車代金券”等優惠力度逐漸降低的情況下，也能用自身的溫暖穩定客源，保證市場。而對于將要進入專車行業的司機，進行嚴格的行業素質培訓，并進行定期考核。完善乘客評價系統，對專車服務進行第一時間的評價與建議。對于投訴多，不誠信的專車司機，采取一定的懲罰措施。實行末位淘汰制。良好的高質量的服務，才能提高乘客的出行舒適度。

五、結語

發展是前進性和曲折性的統一，作為“互聯網+”背景下的思維創新，專車模式的利與弊都是其發展前進中必然的結果。對此，我們要合理規范市場，加強政府管理，完善法律監管，不斷改進，使當下和潛在問題最小化，讓專車行業逐步成熟。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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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杜丹陽.淺談國內專車問題[J].價值工程，2015（23）：214-216.

第5篇：大數據時代的利與弊范文

關鍵詞：新媒體發展特點 輔導員 網絡思想政治教育

中圖分類號：D26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4-098X（2014）10（a）-0223-02

當前，新媒體的發展日新月異，對社會經濟文化變革產生了重要而深刻的影響。《國務院關于促進信息消費擴大內需的若干意見（國發[2013]32號）》提出要“大力發展數字出版、互動新媒體、移動多媒體等新興文化產業”“加強數字文化內容產品和服務開發，建立數字內容生產、轉換、加工、投送平臺，豐富信息消費內容產品供給”。由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與傳播研究所、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聯合的《中國新媒體發展報告（2013）》中指出，2012年以來，移動化和融合化已經成為中國新媒體發展與變革的主旋律。中國的新媒體發展無論從數量上還是速度上都達到了驚人的水平。

1 新媒體發展特點

新媒體是建立在計算機信息處理技術和互聯網基礎之上，發揮傳播功能的媒介總和。它除具有報紙、電視、電臺等傳統媒體的功能外，還具有交互、即時、延展和融合的新特征。

1.1 新媒體的覆蓋面廣、影響力大、發展速度持續加快

移動互聯網、微信、微博、社交媒體、大數據、物聯網等門類都已成為新媒體發展的關鍵詞。新媒體已經全方位地覆蓋到了百姓生活。根據新浪微博和騰訊微信最新公布的數據，目前新浪微博的激活用戶數量為2.81億，每日活躍用戶數為6020萬；而騰訊微信的激活用戶數量達5.32億，每日活躍用戶數約為1億。這些新媒體的影響力有多大？微博界有這樣一種說法“當你的粉絲超過100人時，你就像是一本內刊；超過1000人，你就像個布告欄；超過1萬人，你就好比一本雜志；超過10萬人，你就是一份都市報；超過1000萬人，你就成了一家電視臺”。對于大學生來說，一方面從新媒體中攝入大量的信息，另一方面有相當數量的大學生也正在扮演“自媒體”的角色。

2005年12月，人人網首次公開，到2010年12月宣布激活用戶數量破億。新浪微博實現這一成績僅用了18個月（2009年8月-2011年3月），而騰訊微信更是在此基礎之上進一步縮短了4個月（2011年1月-2012年3月）。微信雖然起步最晚，但是后勁十足、發展最為迅猛，目前無論是激活用戶數還是活躍用戶數都已經超過了新浪微博和人人網。智能手機的出現，衍生出“移動端”的概念，而正是這一概念被業界視為“新媒體發展的轉折點”，人們的閱讀、發帖、社交、消費、娛樂等習慣都在發生深刻的變化。2013年的數據統計顯示：就內容選擇上，新聞資訊、社交媒體、地圖導航已經成為第一批手機使用量超越桌上電腦的板塊。這一趨勢，還將持續蔓延。

1.2 新媒體的使用需求多樣化

隨著新媒體類型和規模的不斷發展，大學生使用新媒體的需求也在不斷擴大。從最開始通過網絡及時獲取信息，到后來電子學術網絡的發展用以輔助學業，再到后來社交網絡的興起迅速拉近人與人之間的網絡距離，以及支付寶和網絡購物對幾千年來交易過程的顛覆，大學生始終是網絡（包括新媒體）使用的“先鋒隊”和“嘗鮮者”。有學者從馬斯洛的需求理論出發，認為新媒體的使用可以滿足大學生“尊重的需要”“歸屬與愛的需要”和“自我實現的需要”。也有研究者通過自編的《大學生網絡心理需求問卷》，得出大學生使用網絡是基于滿足“交流動機”“人際關系”“情感宣泄”“目標規劃”的四種需求。其實，無論是哪種分類方式，根據受眾的“需求與滿足”理論，如此之大的使用規模，足以說明大學生受眾正在從中享受著需求的被滿足感。只是，這些來自于新媒體的滿足感雖然獲取很容易，其實際的價值水平仍然尚無定論。

1.3 新媒體的發展弊端日益凸顯

“世界上最遠的距離，不是生與死，而是我在你身邊，你卻在低頭玩手機”，這句話生動地傳達出當前新媒體發展對人際關系的沖擊。表現上看，這是從人際關系轉變為“人機關系”的過程，而實際上，更大的隱患存在于大學生行為角色的混淆。脫離現實自我，隨時隨地沉溺于網絡上的“理想自我”或“虛擬自我”。新媒體的蔓延使大學生的線下社交越來越少，長此以往將會損害他們的心理健康。跟傳統媒體時代相比，新媒體環境下，大學生網絡成癮的案例數量呈明顯的上升趨勢。新媒體帶來的“信息轟炸”隨時隨地都可以發生，容易使大學生產生“信息選擇失度”，表現為上網時精神亢奮、下網后神情倦怠，大量尋求甚至被動接收刺激量過大的信息，嚴重的可以導致心理失衡甚至精神變態。新媒體的便捷性同時也是安全隱患的來源。支付寶、通訊錄、QQ號、各類郵箱彼此之間的共享和綁定，使本就不夠安全的網絡更加“險象環生”。大學生使用陌陌、微信等即時通訊軟件約見“網友”引發的安全問題層出不窮；而一再簡化的網購手續讓非理性的過度消費成為困擾不少大學生的惡習；隨之而來的詐騙案件、隱私泄露等都是新媒體發展過程中日益凸顯的弊端。

2 新媒體發展特點對高校輔導員工作的啟示

面對信息網絡時代的機遇和挑戰，高校學生工作者是跟在學生后面跑？還是跑在前面引領學生？答案不言而喻。早在2009年，教育部即組織專家、領導、高校召開了“網絡新媒體條件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研討會”。會議強調：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要掌握新技術，努力使網絡新媒體成為教育管理服務學生的好平臺。高校要在建設好、利用好、管理好網絡新媒體的進程中，扎實推進高校網絡文化建設和管理，特別是努力做好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教育部頒發的《普通高等學校輔導員培訓規劃（2013―2017年）》中，明確提出“圍繞網絡社區運用、網絡輿情管理、網上思想教育引導等內容，提高輔導員開展網上教育、管理、服務及網絡引導能力”。近年來，教育部自上而下推行新媒體宣傳教育工作，教育部新聞辦官方微博“微言教育”已于2013年1月1日開通；同年12月1日，官方微信“微言教育”也正式面世，這是教育部新聞辦繼開通官方微博之后，在新媒體運用上的又一重要舉措。該官方微信將突出實用、親民的特點，成為教育部資訊、提示預警、服務公眾的重要平臺，與官方微博、門戶網站一起構成教育部新媒體“三劍客”。

大量理論研究和實踐證明：新媒體的先進性和多樣性可以為思想政治教育提供廣闊的平臺；新媒體的時效性和便捷性可以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實效；新媒體的交互性和虛擬性可以增強大學生的自主性和思想政治教育的針對性。面對新媒體的“新”挑戰，高校輔導員應該如何把握和利用新媒體發展的特點呢？

2.1 輔導員需轉變工作思路，充分掌握、利用新媒體搭建思政教育的新陣地

有研究者對北京、四川、西安等地區的大學生使用新媒體現狀做了調查研究，結果顯示：（1）大學生使用網絡的日平均時長達3.5 h以上；（2）通過手機連入網絡的比例將近90%，同時微信的持有量也與手機數量基本相當。如此規模的網絡使用率和移動端持有率，要求輔導員必須充分掌握新媒體特點，搶占平臺、熟悉語言，凡有學生網絡涉足之處必有輔導員活躍之所。輔導員使用QQ、飛信、郵件跟學生單向輸送信息的同時，也要開通博客、微博、微信，依托這些新媒體平臺全面了解學生的思想動態、實現與學生的雙向溝通。開展有效的高校網絡輿情工作，使思政和維穩工作更具主動性和前瞻性。同時，要想成為大學生的人生導師和健康成長的知心朋友，輔導員工作還要完成從依托外在網絡平臺到搭建自身學生工作平臺的任務。輔導員要將網絡作為自我風采展示的平臺，以高尚的人格和學術的魅力影響學生、吸引學生，形成良好的網上互動。只有將自己在網絡媒體上的“一畝三分地”經營好，才能把學生們吸引到正確的信息渠道中來，在合適的平臺上實現特定的教育目的，真正做到“捕獲新創意、掌握新技術、迎接新挑戰”。

2.2 輔導員需革新工作觀念，從滿足大學生的心理需求出發開展日常管理和自我提升

一項針對大學生的調查研究表明，大學生認為互聯網最大的優勢是在于平等（48.25%）、自由（31.10%）、高效（18.23%）；網絡已經成為超八成的大學生最常用的獲取信息的渠道，甚至連獲取學習資料，也有超過六成的大學生是通過網絡實現的；除此之外，消磨時間（娛樂放松、網絡游戲等）、網絡購物、與人交流（收發郵件、虛擬社交等）共同構成了大學生使用網絡新媒體的四大功能。上述功能便對應著大學生多種內在需求，也提示輔導員要適時調整工作觀念，從學生的“權威型管理者”過渡為“平等中的首席”，為學生營造一份自由、安全、值得信賴的話語環境。網絡世界中“爆炸式的信息流”對于學生有著極強的吸引力，因此輔導員也需要不斷補充知識儲備，在跟學生交談的過程中體現自己的專業和博學，從而贏得學生的敬佩和接納。“消磨時間”和“網絡購物”的功能提示輔導員：大學生在時間管理和財務經營方面還存在較大盲區，需要從觀念和方式上加以教育引導。當在現實生活中的人際需求得不到滿足時，大學生會自然地轉入到網絡上尋找情感維系，因此輔導員要加強班級凝聚力建設，加強一對一深度輔導，為大學生的人際需求提供充分的滿足條件。

2.3 輔導員需補充工作內容，加強教育、注重培養大學生使用新媒體的方法和技能

輔導員的日常工作包括很多內容，無一不與大學生的成長成才息息相關。一方面輔導員應該努力學習、合理運用各種新媒體和科學技術拓展工作途徑，另一方面也需要將新媒體使用的方法技能教授給大學生們，實現“教學相長”的良性循環。新媒體網絡使用的底線便是保護自己的人身、財產安全，輔導員應教育學生提高網絡安全意識，有效預防、快速識別以網絡詐騙為首的網絡安全隱患。此外，輔導員更需要對大學生網絡和新媒體的使用做好過程性的引導管理。第一，“未雨綢繆”。在大學生入學伊始的“新生導引課”上，就“媒體網絡的利與弊”進行詳實的介紹、就“使用的度與限”做出具體的要求，防患于未然；第二，“過程監管”。在日常管理服務過程中，有意識地了解學生使用新媒體的情況，對于個別使用過度、甚至出現網絡成癮癥狀的學生要及早干預，避免積重難返、形成燎原之勢；第三，“形成自治”。定期組織新媒體使用的主題班會，通過小組討論、經驗介紹、個人反思、集體契約等方式，樹立科學使用新媒體的觀念意識和集體氛圍，實現“蓬生麻中，不扶而直”的效果。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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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篇：大數據時代的利與弊范文

結合上文所述的WTO主要成員方保險服務承諾概況表，分析我國作出的承諾，不難看出，我國在保險服務領域所作承諾的廣度和深度遠遠超過了大多數發展中國家的承諾標準。從原先的經濟試點開放模式突變為全方位大范圍的全面開放格局，對我國的保險業和保險市場究竟有什么樣的影響呢？筆者認為，對此問題不宜一概而論，而應從正反兩方面進行辯證分析。

一、加入WTO對中國保險業和保險市場的積極意義

我國開放保險市場的承諾預示著競爭機制將逐漸在中國保險市場的資源配置方面起基礎性和主導作用。在競爭機制的作用下，我國保險業將走上健康發展的軌道，并將逐步融入國際保險業，參與國際保險市場的激烈競爭。具體而言，保險市場開放的積極作用主要體現在如下幾方面：

（一）有助于優化保險市場結構，提高保險市場效率。

加入WTO后，我國必須確實履行GATS項下關于市場準入的承諾，放松外資保險公司進入我國保險市場的限制。隨著市場競爭主體的增加，我國的保險市場結構將發生根本性變化。在1991年之前，中國保險市場基本呈現為中國人民保險公司“一花獨秀”的局面，1991年后隨著中國人民保險公司被分拆為中國人民保險公司、中國人壽保險公司和中國再保險公司三個獨立的國有獨資保險公司以及太平洋、平安、天安、大眾、新華、泰康、華泰、永安、華安等一大批股份制保險公司的崛起，中國保險市場已經打破了中保集團獨家壟斷保險市場的局面。那么，是不是就此可以斷言我國保險市場已經成為一個充分競爭的保險市場呢？筆者認為，作出這種判斷為時尚早。從保險公司的數量上看，我國保險服務供給者數量的確不少，但從各保險公司的資質及其業務分布格局來看，各保險公司之間和各地區之間存在著極大的不平衡。目前，除了中國人民、中國人壽、太平洋、平安等少數幾家保險公司設立較早，資力雄厚，網點遍及全國各主要省市之外，其余保險公司要么有區域性展業限制（如天安、大眾、永安、華安保險公司），要么缺乏在全國拓展業務的實力。這樣，就導致我國保險市場格局呈現出一種地域失衡：在上海、廣州、北京等大城市，保險供給主體較多，競爭較為充分；在各省會城市或地區中心城市，只有中國人民、中國人壽、太平洋、平安四家全國性保險公司，處于一種寡頭壟斷狀態；至于在中小城市及農村地區，則只有中國人壽與中國人民兩家保險公司，分別在壽險市場和財險市場居于完全壟斷地位。[9]這種格局，依靠我國保險市場機制自身是難以在短期內發生改變的，只有引入外資保險公司，才能使上述地區的寡頭壟斷或完全壟斷格局向充分競爭的方向發展，就這一點而言，我國承諾在入世五年后完全取消外資保險公司展業的地域限制，是有其積極意義的。

（二）加入WTO有助于推動中國保險業的國際化經營，開拓海外保險市場。

根據世界各國保險業發展的經驗，在引入外資保險機構及其經營技術的一段時間后，必須同時向海外投資，建立海外保險機構，這樣，才能發展外向型經濟，真正實現國內保險市場與國際保險市場的接軌。因為對一個實行保險市場開放的國家來說，只有在資金、技術、管理知識等要素雙向流動的情況下，才能使本國保險業獲得可持續發展的強大動力。因此，“引進來”與“走出去”是中國保險市場開放缺一不可的兩方面，彼此相互依存，相互促進。[10]從目前看來，我國保險業的國際化經營已經奠定了一個較為扎實的基礎，中國人民、中國人壽、太平洋、平安等幾家大型保險公司均在海外設立了數量可觀的保險分支機構，其經營范圍和人員組織都達到了一定的規模，在海外站穩了腳跟，積蓄了經驗，初步具備了與當地保險公司相抗衡的實力。加入WTO之后，中國在向其它成員方開放本國保險市場的同時，亦可充分利用其它成員方的市場準入承諾，以現有的海外保險機構為基礎，逐步擴展機構網點，開拓海外保險市場。

（三）加入WTO有助于保險產品創新，滿足消費者的多樣化需求。

現代商業保險不僅僅具有損失彌補、死亡給付、疾病護理等功能，而且派生出了很強的信息傳遞、儲蓄、投資等功能。我國保險業這兩年雖對保險產品創新作了不少有益的嘗試，如平安保險公司在1999年下半年推出了具有投資功能的分紅保險，但總體而言，國內保險公司與國外一些著名的保險公司相比，在產品創新方面仍有相當大的差距。西方大型保險公司一般都有專門的保險產品開放部，負責保險產品的開放設計和改造升級。以德國的安聯保險公司為例，公司要求進行保險產品開發時應遵循如下三個原則：1、適時性原則，強調保險產品開發的時效性，要針對市場需求的變化作出敏捷、準確的反映；2、市場性原則，即要求產品開發適應市場的需要，滿足消費者不同層次的消費需求，并經得起市場競爭的考驗；3、盈利性原則，產品開發應注重經濟效益，強調保費收入要恒大于開發成本和營銷費用。[11]

而我國極少有保險公司具備這樣的產品創新素質和理念，因而目前我國保險產品品種單一，產品開發遲滯，難以滿足保險消費者日益增長的保險消費需求。例如，在壽險經營中，各保險公司都在竭力爭奪少兒險、學生險市場，在產險方面，各保險公司的競爭和創新也主要集中在財產、車輛、貨物運輸等少數幾個險種上，責任險（包括公眾責任險、雇主責任險、職業責任險、場所責任險等）、信用保險、保證保險、投資保險、醫療保險等有潛力的新險種，卻門庭冷落、無人問津。據相關資料顯示，國內的產險公司大都把目光集中在機動車險、企財險和貨運險等幾個已經形成規模的險種上，這些險種占財產保險業務總量的90％以上，而責任保險、保證保險和信用保險等險種雖然發展空間大，卻開辦得較少，僅占財產保險業務總量的10％以下，而在發達國家，這一比例通常可達20―30％，由此可見我國保險市場險種單一之一斑。[12]與險種單一的狀況相對應，我國保險產品結構的重復現象也非常嚴重，據有關資料顯示，我國各家保險公司險種結構的類同率高達90%以上。[13]這種狀況不僅使各保險公司在一種低水平上重復建設，無法構造自身的特色與優勢，而且導致保險市場上供給過剩，過度競爭，造成生產力和保險資源的極大浪費。

在加入WTO后，這一局面將得到一定程度的改觀，屆時，外資保險公司大量涌入我國，為了爭奪市場份額，獲取更大利潤，它們必然努力開發和推廣新的保險品種，從而使中國消費者能夠獲取優質高效的保險服務，同時也造成“溢出效應”，即使國內保險公司可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逐步培養和樹立起保險產品創新的理念，在潛移默化中提高自身保險產品開發的能力，從而提高中國保險業的經營水平，促進保險市場供給日漸規范和完備。

（四）加入WTO有助于充分、合理、有效地引入保險資金、技術，并有助于我國保險專業人才的培養。

目前，保險界在分析一國保險市場的發展潛力時，普遍采用四個指標，即保險深度、保險密度、保險資產與銀行資產的比率和保險需求彈性目標值。從保險深度來看，我國1998年的保險深度為1.57%，不僅低于日本的11.9%、北美國家的8.7%、西歐國家的7.4%，而且也遠遠低于新興工業化國家5%的平均深度水平；從保險密度來看，1997年全球人均保險消費為423美元，新興工業化國家為100美元左右，而我國同期的人均保險消費僅有10.9美元，僅居世界第77位；從保險資產與銀行資產的比率來看，英、美、德、日等國家保險資產同銀行資產基本上可以并駕齊驅，有些國家的保險資產甚至超過銀行資產，而我國1998年保險資產僅占銀行資產的1.63%；最后，從保險需求彈性目標值來分析，一般認為經驗目標值參數大于1時，說明該國保險市場供不應求，反之，則表示該國的保險市場供過于求，而我國自1985年以來的保險需求彈性目標值一直維持在1.015－1.058之間，說明我國保險市場始終是一個需求旺盛的市場。[14]以上四個指標均說明，作為一個擁有13億人口并處于經濟上升期的發展中大國，我國保險市場的發展潛力和空間是十分廣闊的。

與此同時，由于資金瓶頸的存在，我國保險市場的供給主體數量偏少。目前全國僅有20余家保險公司，而且大多是區域性或專業性保險公司，業務范圍和地域范圍受到一定限制。與國內的其它行業相比，長期以來保險市場的開放度較低，實際上保險業作為一個壟斷程度較高，利潤率高于社會平均水平且供需懸殊如此巨大的產業，本應吸引更多的資金流入。而在引資環節中，最重要的一條途徑莫過于引入外資保險機構。目前，國外的大型保險公司對中國保險市場的潛力極其看好，加入WTO之后，它們將會大舉進入中國市場，注入大量資金，廣設經營網點，從而可以一定程度上填補我國保險業的資金缺口，緩解我國保險市場供不應求的供需矛盾。

保險經營技術包含市場營銷、產品創新、承保、理賠、資金運用等方面，可大別為兩類：一種是模仿技術，即可以通過模仿加以傳播的技術（如市場營銷技術和展業技術），模仿技術擴散速度較快，例如1994年美國友邦保險公司首先在上海實行壽險業務人制度，使國內保險公司大開眼界，競相仿效，從而促成了我國壽險營銷制度的重大變革；另一種技術只能通過親身經歷才能掌握（如產品設計和開發技術），也稱為授受技術。十余年的保險試點開放經驗昭示我們，引入外資保險公司資金和觀念方面對中國保險業良有助益，而且對提高中國保險技術也大有幫助，尤其是在授受技術方面。當外資游離于中國保險市場之外時，我們是難有機會學習和掌握其授受技術的，即使其進入中國市場，若其采用的是封閉的分公司或全資子公司形式，國內保險公司亦難以接觸和掌握其核心的授受技術。因此，從這一點上分析，引進保險技術的最佳方式是與外資合作成立合資保險公司，我國在保險服務開放問題上，應尤其重視以合資方式引入外資保險公司。

保險業的特殊經營形式使其對展業、精算、承保、投資、理賠以及保險中介等方面人才有著特殊的要求，而上述人才的培養是一個漸進、累積的過程。自建國以來，我國保險人才培養工作幾經停滯，出現了明顯的人才斷層，保險從業人員素質不高，專業人才極度匱乏。以保險公估人為例，我國迄今培養的高素質保險公估人寥寥無幾，以致在一些重大賠案中，我國不得不聘請港澳或國外的保險公估人。[15]由于保險業強調“以人為本”，因此從某種意義上說，人才斷層對中國保險業的制約要遠大于資金短缺對中國保險業發展的制約。WTO《有關金融服務承諾的諒解書協議》第9條強調，各成員方應允許正在境內或已在境內設立商業存在的其它成員方保險服務提供者的專業人才臨時入境。這一規定表面上看，是從人員配備方面保障外資保險公司在東道國的開業權，但東道國亦可因此獲得“溢出效應”，即國內保險從業人員可在與這些專業人士共事或競爭的過程中，接受新思維，掌握新技術，從而潛移默化地增強自己的素質。加入WTO后，中國與國外保險人才的雙向交流活動會更加頻仍，中國保險從業人員在向國內外資保險機構專業人才學習的同時，也將大量走出國門，參與國際保險市場的激烈競爭，如此有助于全面提高我國保險業人才的綜合素質。

（五）加入WTO有助于中國保險企業組織結構及保險經營管理方式的變革與創新。

加入WTO之后，我國保險業將日漸融入世界保險業的發展潮流之中。當今世界的保險業，從保險企業組織結構到保險業務的經營管理方式，無不在經歷著深刻的變革與創新。打開國門后，外資保險公司將把這些變革與創新引入中國，從而使中國保險業與國際慣例充分接軌，全面推進中國保險業的國際化步伐。

首先，從公司組織結構來看，傳統的保險企業組織形式股份有限公司、有限責任公司、互保公司、勞合社協會均得到了鞏固和發展，與此同時，還產生了自保公司（即某企業集團為防范自身風險而成立的保險公司）、相互持股公司等新型保險企業。據權威部門預測，到本世紀末，世界上將出現4000余家自保公司。[16]此外，保險企業組織形式之間的相互轉化現象也越來越多。由于資本市場的日益完善，使能夠從股票市場上大量募資的股份有限公司保險業備受青睞，互保公司、有限責任公司轉化為股份有限公司的案例日漸增多。根據WTO項下GATS協議的相關規定，若我國在入世時未對保險企業組織形式加以特殊限制，我國將允許有限責任公司、互保公司、自保公司和相互持股公司等進入中國市場，這無疑將使中國保險企業組織形式日益多元化，對增強中國保險市場的活力是有利的。理論界有些學者以《保險法》第70條將保險企業組織形式局限于國有獨資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為由，認為法律限定了我國絕對不得引入除上述兩種類型之外的外資保險公司。筆者認為，這種看法有失偏頗。雖然《保險法》第154條規定，外資參股的保險公司及外國保險分公司原則上適用《保險法》，但同一條亦規定允許法律、行政法規對外資保險公司另作規定。同時，《保險法》第156條還規定：“本法規定的保險公司以外的其它性質的保險組織，由法律、行政法規另行規定”。這條法律規定語焉不詳，可理解為非國有獨資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的其它類型保險組織，可由國家以專門法律、行政法規的形式加以規定。因此，《保險法》第70條規定的合理性姑且不論，但從《保險法》附則中的上述條文可以看出，國家并沒有將引入其它類型保險公司的路堵死。何況在實踐中，目前我國允許進行開放試點的外資保險公司有不少是有限責任公司，今后，還要大量引入互保公司、自保公司和相互持股公司等新型保險企業組織形式，以實現我國保險市場主體的多元化。

其次，隨著信息技術和網絡技術的發展，在國際保險業中已經出現了保險電子化和網絡化的趨勢。1994年，倫敦保險市場開始使用電子承保系統（ESP），由此極大提高了交易效率。在保險行業中，慕尼黑再保險公司首先建立了電腦增值服務網（PINET），促進了全球再保險交易的自動化。同時，在許多大型保險公司的內部管理中，從內部文檔處理、數據處理到承保、理賠、資金運用⑵笠稻霾叩雀鞲齷方誥?迪至說繾踴?臚?緇?？script>WriteZhu（‘17’）；相形之下，我國保險業無論是客戶服務，還是公司內部管理，都還在沿用傳統的經營模式，經營電子化和網絡化尚未真正啟動。加入WTO之后，更多外資保險公司將把新型的經營服務方式介紹到中國。為了提高保險效率，不在競爭中落敗，我國保險業必然會對上述新型保險經營方式加以吸收或借鑒，甚至于創造出適合我國實際情況的經營方式，從而全面提高我國保險經營的現代化水平。

二、加入WTO對中國保險業的消極影響

中國的保險業與發達國家相比，尚屬“幼稚產業”，一旦全面開放，中國保險市場將面臨一系列沖擊與挑戰。概括而言，加入WTO對中國保險業的消極影響主要集中在市場競爭、保險監管和資金流出三個方面：

（一）市場競爭日益激烈，國內保險公司既有的市場份額與人才資源有被不斷侵蝕的危險。

加入WTO之后，隨著市場的全面開放，進入中國保險市場的外國保險公司數量將會不斷增加，據估計，由于看好中國巨大的市場潛力，全球大約有300多家大型保險公司制定了開發中國保險市場的計劃。[18]中國保險業將面臨來自大量外資保險機構的激烈競爭。在這種形勢下，國內保險公司在經營機制、服務意識、保險產品、保險技術、保險人才等方面都存在改進和變革的壓力。當前，保險費率等傳統因素已不再是市場競爭的主要著眼點，而保險產品的創新能力、服務水平、風險評估、理賠咨詢、人力資源等非價格因素才是對競爭勝負起決定性作用的關鍵因素，而這些正是中國保險業的薄弱環節。因此可以預見，入世之后保險業的競爭可能是很殘酷的，國內保險公司業務流失、市場份額下降、保險人才流失等情況難以避免。

從市場份額上看，外資保險公司資本雄厚，營銷經驗豐富，經營管理水平高，中國民族保險公司與其相比，明顯處于競爭劣勢。以最早進入中國市場的美國友邦保險公司為例，1994年美國友邦公司在上海人壽保險方面的市場占有率最高曾達到45％，幾乎占了上海壽險市場的“半壁江山”，保險人隊伍超過5000人，年保費收入超過5億元。[19]而這一切還是在對外資保險公司的經營范圍和業務范圍有著嚴格限制的前提下取得的，如果全面開放保險市場，國內保險公司所辛苦營建的市場份額恐怕將被技高一籌的外資保險公司所大肆侵奪。

外資保險公司對中國民族保險公司的另一重大威脅，在于它們將從民族保險公司中挖走本來就非常稀缺的保險專業人才。目前國內的保險企業在人事用工制度上較為僵化，基本上還沿用計劃經濟時代的管理體制。外國保險公司進入中國后，憑借其雄厚的經濟實力，可能采取高工資、高福利的優惠待遇，吸納國內的保險專業人才，這將不可避免的造成國內保險公司業務骨干與專業人才的部分流失，對民族保險公司來說無異于雪上加霜。[20]

（二）加入WTO將對我國的保險監管造成沖擊。

首先，從保險監管模式來看，我國現行的保險監管主要只就外資保險機構準入形式、履行要求及準入程序等作出規定，有學者稱其為“門檻式監管”。這種監管模式注重對外資保險公司進入的審批程序，外資獲準進入的難度較大，但一旦獲得經營許可證之后，有效的后續監管卻不完善。[21]加入WTO之后，無論在準入監管環節還是在經營監管環節，我國都將面臨嚴重的考驗。從準入環節來看，我國面臨的市場開放壓力日漸增大，為了我國入世時所作的市場準入承諾，我國將不得不對現行的嚴格準入模式加以放寬；從經營環節上看，外資保險公司一般均具有與監管部門“博弈”的豐富經驗，能通過捕捉監管漏洞，進行規避性活動，以牟取額外的利潤，這為我國目前寬泛的經營監管提出了新的課題。

其次，從保險監管手段來看，我國目前對保險公司的監管主要是一種合規性監管，即對保險公司業務行為是否符合既有的法律和規章制度的一種規范性監管，監管方法主要采用非現場檢查即報表審查的方式進行。隨著金融一體化和金融自由化的發展，保險創新層出不窮，保險業與銀行業、證券業的混業經營趨勢越來越明顯，從而增加了額外的市場風險。外資保險公司具有較強的保險創新能力和規避監管能力，陳舊的合規性監管和非現場檢查方式顯然對其缺乏足夠的監督作用，尤其是對貸款集中、內部控制、表外業務等所產生的市場風險顯得捉襟見肘、無能為力。

再次，從保險監管體系上看，我國保險監管體系與成熟國家相比，仍存在較大差距：（1）保險立法粗陋，保險基本法《保險法》雖已頒布實施，但缺乏具體的實施細則，對再保險、保險條款和保險費率的厘定、保險資金的運用等重大問題均未作具體規定；（2）監管機制單一，主要運用監管部門的外部監管力量，尚未建立起自律性的內部監管機制，而在發達國家保險業中，以保險同業公會為代表的行業性自律組織的自我監管作為外部監管的補充，對規范保險競爭機制和價格機制，維護市場秩序具有重要作用；（3）監管人力、物力匱乏，據1999年的統計數據，全國專職保險監管人員僅有百人左右，其中絕大多數并非保險專業人才，國家下撥給保險監管部門的經費也有限，上述瓶頸使我國保險監管僅限于常規的稽核檢查，難以進行全面性的風險監管。[22]以上監管體制上的缺陷，將在入世之后更加凸現出來，如若不加以改善，很可會稱為外資保險公司規避監管，違規經營提供可乘之機，從而危及我國的金融秩序和金融安全。

（三）加入WTO后，我國資本市場可能有資金外流的潛在危險。

保險業不同于其它金融部門的一個重要特征就是它的運營依據是數理概率論上的“大數法則”。[23]這使得保險業尤其是人壽保險業具有一種資金吸納的“磁場效應”，投保人將大量保費交給保險公司，保險公司在備足準備金之后，將巨額保險資金用于投資，實現保險資金的保值與增值。在發達國家，保險公司保險資金的運用率在85%以上，而中國的保險資金運用率只有10%左右。國外保險業已從單純經營負債業務發展到同時經營資產業務階段，依靠多渠道的投資所獲得收益不僅使保險公司能彌補保險業務經營的虧損，而且保險投資也在金融市場上具有極為重要的地位。習慣于運用資金投資的外資保險公司在進入中國市場之后，可以以吸收保費的形式聚斂資金，用于投資，然后將巨額投資收益轉移出境，而與此同時，外國保險公司帶入中國的外資相當有限，如此有可能在中國資本市場上形成一股資金“逆流”，與我國吸引外資的初衷相悖。

根據我國《保險法》第105條的要求，保險公司的資金運用必須穩健，遵循安全性原則，并保證資產的保值增值，其資金用途也僅限于銀行存款、買賣政府債券、金融債券等較為穩健安全、收益率也較低的投資途徑上，禁止保險資金用于設立證券經營機構和向企業投資。這就很大程度上抑制了上述資金逆流的負面影響。但值得重視的是，保險基金進入證券市場的問題已經提上了證監會、保監會的議事日程。從近日的實踐來看，已經初步顯露出了外資保險資金進入證券市場的苗頭。例如，首次向保險公司配售的同盛基金，共有11家公司獲準參加配售，其中有中國人壽等10家中資保險公司，還有1家中法合資的金盛人壽保險公司。[24]入世后依據GATS協議漸進式“國民待遇”的原則規定和《金融服務協議》關于“平等參與競爭”的要求，我們顯然不可能長期拒外資保險公司于證券投資基金之外。隨著入世后外資保險公司的大量進入和資金運用渠道的不斷拓寬，上述資金逆流的風險將進一步凸現出來。

三、加入WTO對我國保險業的利弊權衡

單純地論述加入世貿組織對中國保險業的積極意義或負面影響，均不足以直觀地確證加入WTO對中國保險業究竟是利大于弊，還是弊大于利，因此還必須進行利與弊的權衡比較，以確定加入WTO之后我國保險業的得失，為我國保險法制為迎接入世所作的變革與完善提供可靠的理論依據。目前，理論界關于加入WTO對我國保險業利弊權衡的焦點主要集中在以下三個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