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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政治經濟學發展范文

關鍵詞：傳播政治經濟學；傳播；媒介

中圖分類號：G2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8122（2013）09-0015-03

一、傳播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內容

丹·席勒認為傳播政治經濟學是研究數字化技術融入資本主義經濟的過程，并分析傳播產業在信息化全球資本主義資本積累過程中的地位[1]。而莫斯可則認為傳播政治經濟學是對社會關系與傳播資源的生產、流通與消費的相互構建的研究，并指出當前傳播政治經濟學的全球化領域蔓延、歷史研究擴散與新媒體轉向等五個趨勢[2]。

麥克切斯尼則認為傳播政治經濟學是基于分析媒介、傳播系統與社會結構的關系，強調經濟因素對政治和社會關系的重要作用，并強調結構性因素與勞動環節對傳播的生產、流通和消費的影響[3]。具體問題，如趙月枝所言，“傳播與跨國媒介集團在全球政治經濟中的中心地位；傳播資源的控制問題導致的沖突；勞工對愈加精細的國際傳媒分工的后果的干預和婦女及弱勢種族對全球傳播權力不平等的抗爭等等”[4]。

簡而言之，傳播政治經濟學主要關注兩個相互關聯的問題：一是分析政治經濟壓力與限制對傳播與文化實踐的影響，以及在資本主義制度下資本是如何左右傳播的內容與形式的；二是研究傳播產業在信息化全球資本主義資本積累過程中的上升地位。這種學術視角，正如莫斯可所倡導的，避免了把傳播研究孤立于社會情境，而把傳播現象置放于具體化的社會歷史進程與歷史變遷之中，有利于探討結構力量如何影響傳播實踐[5]。總之，傳播政治經濟學是審視傳播產業如何在社會關系影響下分配傳播資源與話語權的研究。

傳播政治經濟學作為傳播研究中的一個重要路徑，為傳播研究增添了新的活力。世界范圍內的傳播政治經濟學研究，自20世紀40年代后期至今，已經歷了60多年的發展，成為當前傳播學中熱門的研究領域之一。盡管被認為存在諸多的盲點和問題，但傳播政治經濟學研究熱潮所產生的影響已經有目共睹。自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傳播政治經濟學研究逐漸進入中國大陸學者的視野，尤其自21世紀以來，傳播政治經濟學研究在大陸受到比較多的關注，但相關研究還是零散地分布幾個主要的幾所大學、幾位學者或幾所研究機構中，傳播政治經濟學研究并沒有像功能-經驗研究一樣占據主流位置。筆者關注的是，傳播政治經濟學研究是如何在中國落腳并發展的？

那么，近年來，傳播政治經濟學研究是在什么樣的社會——媒介情境中展開的？如何展開的？為什么這樣展開？又主要研究了些什么問題？為了有針對性且可控性地回答上述問題，本研究將采用質化的文獻研究方法，以最近十多年（1995～2012）為時間范圍，主要選擇國內核心雜志《新聞與傳播研究》、《國際新聞界》、《新聞大學》、《當代傳播》等為樣本，以他們的論文為考察對象，期望能以此管窺中國大陸傳播政治經濟學研究的現狀、核心內容與演進，并解讀其在批判視角、問題意識以及解決路徑等方面的啟示。

二、傳播政治經濟學在中國大陸的發展

20世紀90年代，中國大陸開始試行建立報業集團，傳媒經濟的增長問題引起了比較多的關注。然而，傳媒經濟的增長，也帶來一系列的問題，如傳媒內容的庸俗化、娛樂化和快餐化等。加入WTO后，中國面臨由傳媒大國向傳媒強國轉變的歷史使命，然而，對外傳播的弱勢和軟實力的缺憾成為中國傳媒業不得不面臨的突出問題。因此，面對世界傳播業的新形勢和中國大陸媒介商業化過程中的意識形態與市場力量的影響，大陸傳播研究者在具體的社會語境中開始思考一些問題。例如，結合媒介文化市場的全球化背景，重新思考了國際信息流動問題，關注傳播新技術的社會意義、傳播資源的分布、傳播的公正與平等。這些情況加速了大陸學者關注傳播政治經濟學，促進了大陸學者引進和介紹傳播政治經濟學的相關研究。如郭鎮之等人在20世紀90年代就開始積極介紹北美傳播政治經濟學的相關研究。為了更好的探視傳播政治經濟學在中國大陸發展的軌跡與脈絡，筆者將傳播政治經濟學在中國大陸的發展劃分為兩個階段。

（一）引入期：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至世紀之交

20世紀80年代以來，我國傳播學研究發展迅速，西方傳播理論及思想大批被引介到中國，大陸出現了大量有關傳播學的譯著和論文等。但傳播研究發展的初期，主要還是以功能——經驗主義研究為主，西方傳播研究的另一個重要流派——批判學派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并不被重視。但進入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批判學派逐漸被大陸學者所重視，一批有關批判學派的譯著和介紹性論文相繼出現，如《文化民粹主義》、《文化研究讀本》和《傳播政治經濟學》等被引介到中國。可以說，傳播政治經濟學被大陸學者所關注的時間，幾乎是整個批判學派被關注的時間，也就是20世紀90代中后期。在這一時期，傳播政治經濟學的經典著相繼引入中國，其中主要的譯作有：H·席勒的《思想管理者》、文森特·莫斯可的《傳播政治經濟學》、阿芒·馬特拉著《世界傳播與文化霸權》、麥克切斯尼等人的《全球媒體》等。

縱觀傳播政治經濟學引入期的研究，主要以介紹性文章和譯著為主。總體而言，對西方傳播政治學研究的思想脈絡還缺乏系統的認識，對傳播政治經濟學的主要立場、觀點和主要論題缺乏較好地把握，其中的大部分研究還是以總體性、概括性與描述性為主，這一時期的研究相對較零散，缺乏集中的主題和線索。盡管如此，這些研究還是對傳播政治經濟學在中國的發展有重要的啟蒙作用，初步勾勒出西方傳播政治經濟學研究的地形圖。但是，這一時期有關傳播政治經濟學的研究范式，探討哪些具體問題，還有待進一步明確。

在這一時期，一些引入和推動傳播政治經濟學在中國發展的學者不能不被提到，如趙月枝、王怡紅、陳衛星、胡正榮等人，他們（她們）為中國傳播政治經濟學的引入與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特別如加拿大華人傳播學者趙月枝，可以說是將傳播政治經濟學帶入中國的啟蒙性學者（盡管她并不愿意把自己歸類于傳播政治經濟學派）。她關注意識形態力量和市場力量對中國媒介行業的雙重影響，以及媒介在中國民主化歷程中的角色，專注于中國傳播產業的政治經濟學分析。她在國際傳播領域提出的“跨文化政治經濟學”等理論具有較強的創造性，其成果被國際傳播學界和漢學界權威廣泛認可。還有如郭鎮之等人，在傳播政治經濟引入期，利用在國外進修的機會，考察了西方傳播政治經濟學的發展，撰寫了一批傳播政治經濟學的介紹性文章，對國內了解西方傳播政治經濟學研究起到重要作用。

（二）成長與反思期：21世紀初至今

傳播政治經濟學在成長發展過程中，不僅受到政治、文化和社會環境所限制，而且遇到來自功能——經驗研究的阻力，正如奠基人斯麥茲在描述他教授政治經濟學課程的情況時指出，“由于我采取了批判的視角，我相當的孤立。”自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以來，通過迅速發展的傳播產業，極大地加速了與全球資本主義市場體系的融合。隨著國內傳媒機制改革和傳媒產業的迅速發展，有的學者從跨文化的政治經濟學視角出發，考察了這場變革的根本特點，并討論了跨國資本和國內力量從結構上重塑中國傳播體系的具體方式，以及由此帶來有關傳播權利的包容和排除模式的新變化。甚至探討了這種融合的政治與社會意義，指出潛在的矛盾與沖突的來源以及中國正在形成的傳播秩序面臨的挑戰[6]。

有的研究者較系統地研究了傳播政治經濟學的北美傳統，指出北美流派有著鮮明的特色，認為該學術流派相對集中和緊湊，他們之間的學術傳承大多是父子、師生、同事、夫妻，體現了一個較為單純的譜系[7]。

有的研究者則用傳播政治經濟學框架分析了版權文化，指出版權貿易的商品經濟力量是如何服務于資本主義的全球擴張，并且對如何阻止知識產權的資本擴張進行了探討[8]。有研究者則對廣告進行傳播政治經濟學分析，認為政治經濟學分析是廣告傳播研究的重要理論取向，并指出這種理論取向遵循的并非是自由主義的政治經濟學，而是批判的政治經濟學[9]。有研究者則以文化研究的理論發展為參照，探討了傳播政治經濟學與文化研究關系的演變[10]。后來有研究者則進一步分析了傳播政治經濟學與文化研究的聯系與區別，認為以往的兩者關系研究，還停留在表層上，需從根源上把握兩者哲學觀的差異，實現兩者的整合[11]。陳世華的后續研究則將北美傳播政治經濟學理論精髓概括為“我們不自由的傳播”，著重分析了北美傳播政治經濟學者如何運用政治經濟的路徑分析傳播工業的“不自由”[12]。

最近重慶衛視的改革引起了傳播政治經濟學研究者的濃烈興趣，如呂新雨針對重慶衛視的改革，指出希望打破官方、民間、學界和政界之類二元對立的僵化立場，希望借此推動由此生發的一系列涉及中國電視公共化改革的重要議題[13]。趙月枝則以重慶衛視的去商業化改革和“紅色文化”建設嘗試為契機，討論了社會主義媒體公共性和文化建設的問題[14]。2012年，政治化與社會轉型等話題引發部分學者的討論，如李彬和黃衛星等人探討了社會轉型、去政治化、再政治化等話題，并結合趙月枝的傳播思想展開了分析論述[15]。

三、中國大陸傳播政治經濟學研究的脈絡反思

通過對中國大陸傳播政治經濟學研究的考察，我們不難發現，目前中國大陸傳播政治經濟學的發展還停留在初級階段。總體而言，中國大陸傳播政治經濟學起步較晚，發展受多重束縛，研究群體和研究力量分布零散，與西方傳播政治經濟學研究相比，研究水平和層次還較低。

從研究種群來看，傳播政治經濟學的引入與推進，主要得益于幾位女性學者，如趙月枝、郭鎮之、呂新雨和曹晉等人，特別是趙月枝的啟蒙和推介，較大程度上成了大陸傳播政治經濟學的風向標。從這些研究者的橫向聯系分析，我們不難發現，她們大都保持比較好的私人聯系和友誼。目前傳播政治經濟學的傳承與發展大都基于這樣的基礎來進行的，傳播政治經濟學的學術傳承呈現較單一的路徑，跨界和跨領域的多重合作非常有限，研究者的互動與合作較大局限于“圈內”的同事或朋友。當然，其他研究者的努力也不可忽視，如陳世華、劉曉紅等人的相關研究，他們對傳播政治經濟學有較長時間的關注。

從研究者所屬機構來看，主要有兩支代表性力量，一支為北廣系（現為中國傳媒大學），如郭鎮之（后調入清華大學）、陳衛星等人；另一支為復旦系，如曹晉、呂新雨等人。深入分析這些力量的構成，我們會發現，他們之間有一個共同的中介，那就是加拿大華人傳播學者趙月枝。趙月枝早年畢業于北京廣播學院，后出國深造，已成為北美傳播政治經濟學的重要傳承人，她常在大陸往來，推介傳播政治經濟學，與中國傳媒大學、復旦大學等機構保持了密切的互動聯系。

從已有研究問題的深度與廣度來看，大陸的傳播政治經濟學已經有一定的反思與問題意識，從早期的單純引介和翻譯西方傳播政治經濟學著作，步入反思西方傳播政治經濟學的基本立場、主要觀點和主要學術脈絡的階段，甚至開始借助西方傳播政治經濟學的思想資源，分析與探討中國本土的實際問題，如重慶衛視的改革風潮等。但是問題的深度與廣度，受多了多重因素的制約，有研究者自身的學術積累的原因，也有政治、社會環境等因素的影響。傳播政治經濟學的研究議題有待進一步敞開和深入。

回顧已有的相關文獻，大陸的傳播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內容在較長一段時間中關注西方傳播政治經濟的概念、歷史與主要學術脈絡，并在這方面有較多的引進與介紹。對本土問題的探究則主要集中在電視和廣告研究方面。然而，檢視上世紀90年代以來的中國大陸新聞與傳播的相關研究，如探討傳媒公共性、傳媒集團化與新聞改革等方面內容，其實已蘊含傳播政治經濟學的分析與思考，只是在研究路徑與框架上并沒有突出傳播政治經濟的觀點罷了。追蹤至今，我們不難發現，任何時期傳播領域的變遷，不管傳播政治經濟學是否被提出和推崇，但隨著政治、經濟與文化等嵌入傳播活動的行進中，我們都不可忽視政治和經濟等因素滲入傳播過程的影響。因此，傳播政治經濟學無可避免地充當一種分析視角，在這種過程中扮演闡釋傳播與社會變遷的重要角色。

總之，回顧中國大陸傳播政治經濟學已有的研究，可以發現傳播政治經濟學在大陸的發展還處于初級階段，雖已引起了諸多研究者的關注，但實際的發展受多重因素的影響。西方傳播政治經濟學的理論資源需要進一步挖掘，本土的問題則更需具體的關懷。正如傳播學者潘忠黨（雖然他有一定的經驗主義取向）所言，“無論我們采納什么取向、運用什么方法，我們都得將分析的目光投向我們所身處的現實，都要考察對現實經過獨立思考后而提出的問題，都要就這些問題展開系統的經驗觀察，并且采取理論的資源——我們批判的武器——分析這些觀察，以期對所提問題作出解答，并同時都要對自己所采用的批判的武器展開批判”[16]。對此，我們應該有所反思。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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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劉曉紅.共處·對抗·借鑒——傳播政治經濟學與文化研究關系的演變[J].新聞與傳播研究，2005（1）.

[11] 黃典林.傳播政治經濟學與文化研究的分岐與整合[J].國際新聞界，2009（8）.

[12] 陳世華.“我們不自由的傳播”：北美傳播政治經濟學理論精髓[J].國際新聞界，2012（1）.

[13] 呂新雨.政府補貼、市場社會主義與中國電視的“公共性”——重慶衛視改革芻議[J].開放時代，2011（9）.

[14] 趙月枝.構建社會主義媒體的公共性和文化自主性？重慶衛視改革引發的思考[J].新聞大學（秋季號），2011.

第2篇：政治經濟學發展范文

建議一：正確處理好“三個關系”，推進**經濟社會發展。一是正確處理速度與高度的關系，在加快發展速度的同時，更加注重發展的高度，包括大力提高產業、產品的質量、科技含量、附加值，特別要狠抓產業、企業的技術改造；二是正確處理規模和效益的關系，在擴大經濟總量、企業規模的同時，更加注重發展效益，包括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三是正確處理近期與長期的關系，在千方百計實現當前保增長的同時，更加注重長期發展即可持續發展。

建議二：實現**經濟社會跨越發展，應由“要素驅動”轉變為“要素驅動”和“創新驅動”相結合。從**實際出發，當前和今后幾年，必須狠抓資金、項目、土地、勞動力等生產要素大投入的“要素驅動”，實現新的發展，但同時要狠抓“創新驅動”，包括思路創新、技術創新、管理創新、營銷創新、發展方式創新、商業模式創新、體制機制創新等。只有把“要素驅動”與“創新驅動”結合起來，才能真正實現**經濟社會又好又快發展。

建議三：打破市內行政區域的制約，優化全市生產力空間布局。要形成錯位發展和差異化產業優勢，避免鎮與鎮之間的低水平重復建設和同質化競爭，增強**經濟的競爭力。在這方面，我市農業產業化“塊狀優勢”基礎較好，工業經濟應突出這一思路，逐步由鎮區工業向片區工業發展。建議政府和有關部門搞好調研、拿好規劃、強化引導，并跟進有關扶持政策措施。

建議四：采取得力措施，大力提升領導干部、公務員和企業家隊伍素質。“知識”決定發展思路和決策水平，“能力”決定業績。根據觀察、了解和社會上的一些議論，我市現有的領導干部、公務員和企業家中，有一批知識面寬、能力強、作風正的優秀人才，但仍有相當一部分需要豐富知識和提升能力。建議市委、市政府對此予以高度重視，辦法為一教育、二學習、三培訓、四實踐。市里應組織實施對上述三種對象的學習培訓工程，持之以恒地抓

三、五年。建議五：加快建設一支人數較多、學歷較高、素質較優的技術、經營、管理人才隊伍。在人才隊伍建設方面，建議抓好三個方面的措施：一是根據我市發展之需，力引進高學歷、高技能、高素質的人才。為此，政府和企業應舍得投入，人才投入是永不虧損的投入。二是創新思路和辦法，用好本地現有人才，包括已經離退休的技術、管理人才。三是加強企業經營管理人才培訓，市委、市政府要采取多種形式，加強對企業高管團隊的培訓，不斷提高他們的綜合素質。

建議六：進一步改進領導干部的工作作風。重點是要堅持務真求實，杜絕“兩浮”（浮躁、浮夸）歪風。目前，我市極少數鎮、部門和黨員干部程度不同地存在浮躁、浮夸的不良作風，主要表現是：違背經濟規律和自然規律，急功近利，急于求成；好大喜功，追求虛名；虛報成績，做表面文章，甚至不顧法律和道德底線，弄虛作假等。杜絕“兩浮”歪風，除了強化教育、先進典型示范、懲處違法違規者以外，十分重要的措施是完善對鎮區、部門領導干部的績效考核評價機制和問責機制。

第3篇：政治經濟學發展范文

關鍵詞：新時期；政治經濟學；學科創新；創新

政治經濟學學科建設是經濟學學科建設的基礎。長期以來，我們在政治經濟學教學研究中受蘇聯范式的影響，恪守傳統政治經濟學的教條，強調政治經濟學的批判性，忽視政治經濟學的建設性。20世紀80年代以來，世界經濟發生了重大的時代變遷，新經濟的出現，“使知識經濟成為新的社會經濟形態，虛擬經濟成為經濟活動的新模式，網絡經濟成為新的經濟運作方式”，同時經濟全球化的發展也使社會生產力、生產關系及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發生了變化。因此，在新時期和新的時代背景下，我們必須在堅持理論指導的前提下，適應時代變遷，推進政治經濟學的學科創新。

一、新時期政治經濟學學科創新應處理好的六個關系

“政治經濟學必須發展，任何科學的理論都是時代的產物，政治經濟學也不例外”，“科學的理論之所以具有生命力，在于它能夠反映實踐和時代的要求，隨實踐和時代的發展而發展。只有能夠不斷從實際出發，不斷創新和發展的理論才是能夠指導實踐的理論”。新時期政治經濟學學科創新需要立足于新經濟帶來的現代社會形態的基本特征，立足于中國現代化發展的新階段的基本特征，使政治經濟學能夠與時俱進，增強政治經濟學對現實問題的解釋力，追求政治經濟學的現代形態。因此，在政治經濟學學科創新中需要處理好六個方面的關系：

(一)處理好政治經濟學與西方經濟學的關系。政治經濟學學科創新要實現經濟學與西方經濟學的融合。政治經濟學和西方經濟學都要研究市場經濟問題，但在市場經濟問題的研究中政治經濟學側重于人與人之間關系的研究，通過人與人在生產、交換、分配和消費中的關系的考察來解釋經濟的本質問題。而西方經濟學側重于經濟運行分析，研究資源配置及各種經濟變量之間的關系。在政治經濟學的學科創新中，經濟學與西方經濟學的融合要以市場經濟為中心，既要研究生產關系，又要研究各種經濟變量之間的關系，重視經濟運行分析。因此，政治經濟學的學科創新要以經濟學為主體，吸收西方經濟學的合理成份，“借鑒西方經濟學從資源配置角度研究生產方式”，實現政治經濟學與西方經濟學的融合互補，提高政治經濟學的學術生命力和對現實問題的解釋能力。

(二)處理好改革理論與實踐的關系。任何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都是在一定理論的指導下進行的。從經濟改革的角度講，在理論的號召和指導下，可以使人們更加清楚改革的目的，形成“改革共識”，增強人們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從而推動改革的深入進行。盡管30年來，中國改革的實踐取得了重大進展，但我國的改革理論仍處于滯后狀態。為促進改革理論的發展，應在對實際應用性問題研究的基礎上，加強理論研究，把政治經濟學學科創新與改革理論的創新結合起來。一是提升改革理論研究水平，不斷加強對基礎理論的研究，建立改革理論的創新激勵機制，提高人們對基礎理論的研究積極性。二是處理好改革與實踐的關系，一方面要善于從改革的實踐中及時地總結、提升改革理論；另一方面要善于將理論與實踐結合起來，用理論來指導實踐，并通過實踐驗證和修正理論。

(三)處理好定性分析與定量分析的關系。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可以采用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這兩種方法，它們之間既有區別也有聯系。定性分析與定量分析應是統一的，相互補充的；定性分析是定量分析的基本前提，沒有定性的定量是一種盲目的、毫無價值的定量；定量分析使政治經濟學的理論定性更加科學、準確，它可以促使定性分析得出廣泛而深入的結論。從當前政治經濟學的研究來看，定量分析占據主導地位，忽視了定性分析，使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失去了思想性。因此，在政治經濟學的學科創新中要處理好定性分析與定量分析的關系，加強政治經濟學的思想創新。

(四)處理好政治經濟學與經濟學分支學科的關系。改革開放之前，傳統政治經濟學居于中國經濟學的主導地位。“改革開放以后，由于傳統政治經濟學與改革開放的實踐在一定程度上相脫節，其解釋和預測能力難以滿足實踐的需要，傳統政治經濟學范式‘衰落’了”。因此需要進行政治經濟學的學科創新，形成新的分析范式，而在理論創新中需要吸收其他經濟學分支學科的思想。政治經濟學的理論創新首先要處理好與西方經濟學的關系，借鑒和吸收當代西方經濟學的合理成分。其次，要處理好與經濟史學的關系，從經濟學說史中吸取養分，繼承政治經濟學說史上的先進成分。同時從經濟史的演化過程中總結、提煉經濟思想，特別是要從中國改革30年的歷史事實中總結提煉經濟思想，以推進政治經濟學理論的創新發展。最后，要處理好政治經濟學與經濟社會學、經濟哲學、經濟倫理學的關系，通過與經濟社會學、經濟哲學、經濟倫理學等經濟學分支學科的交叉融合，提高政治經濟學的解釋力。目前經濟學的學科劃分太細，肢解了整體性，在處理好政治經濟學與經濟學其他分支學科關系的過程中，要加強與其他分支學科的緊密聯系。

(五)處理好政治經濟學與其他社會科學的關系。一是處理好經濟學與歷史學科之間的關系。經濟學家托賓指出經濟學走到極致，將無限地接近于歷史學，因此政治經濟學的學科創新需要從史學中吸取養分，提高其創新力。二是處理好經濟學與哲學之間的關系。政治經濟學的研究需要價值判斷，價值判斷和價值主張對政治經濟學而言顯得尤為重要，而政治經濟學的爭端也往往歸結為價值論的爭論，“任何純理智的作用都不能決定關于最后價值的判斷”，政治經濟學的理論創新需要處理好與哲學之間的關系，在與哲學的交叉中獲得正確的價值判斷，建立政治經濟學的倫理基礎。三是處理好政治經濟學與心理學之間的關系。心理學與經濟學有著特殊的親緣關系，心理學與經濟學互涉的歷史發軔于近代英國經驗主義哲學，隨后經歷了一個從相互分離到再度結合的過程。隨著政治經濟學的發展，政治經濟學自身的研究領域逐漸擴張，從而與心理學的研究領域產生了日益增多的交疊。所以在政治經濟學基本理論的創新過程中，需要處理好政治經濟學與心理學的關系。

(六)處理好政治經濟學與自然科學之間的關系。在政治經濟學學科的創新過程中，不僅要處理好政治經濟學與社會科學的關系，而且需要處理好政治經濟學與自然科學的關系：一是處理好政治經濟學與數學之間的關系。數學是研究現實世界的空間形式與數量關系的科學。其最鮮明的特性是高度的抽象性、嚴密的邏輯性和廣泛的應用性。經濟學與數學之間的結合開始于邊際主義，數理方式是現代經濟學方法論的標志，數理方法的運用不僅為經濟學提供了研究的工具，而且通過數理的方法還可以發現規律，使經濟學具有科學的形式。保爾·拉法格在《憶馬克思》一文中提到馬克思對數學分析的評價，馬克思認為：“一種科學只有成功地運用數學時，才算達到了完善的地步。”二是處理好政治經濟學與物理學的關系。經濟學很早就從物理學中吸取思想方法，經濟學中所使用的機制、均衡、熵定律都是來自物理學，盡管經濟學不能和物理學一樣進行試驗，但是其研究方法對經濟學產生了重大影響，在政治經濟學的理論創新中，需要處理好和物理學的關系。三是處理好政治經濟學與生物學的關系。在經濟學說史上，經濟學從社會生物學的發展中獲得大量好處，追究經濟學與生物學的相互關聯，就會發現兩者一直都是相互影響的。美國舊制度經濟學家將生物學上的演化引入經濟學，提出了制度演化的理論。新古典經濟學的代表人物馬歇爾將生物學上的達爾文進化論引入經濟學，強調經濟的“連續原則”，篤信自然不能飛躍的格言，肯定經濟世界是不斷變化和緩慢成長的。因此，在政治經濟學理論創新的過程中，也需要處理好政治經濟學與生物學的關系。

二、新時期政治經濟學學科建設要突出八個創新

新時期推進政治經濟學的學科創新，在堅持對傳統政治經濟學的傳承，尤其是對政治經濟學繼承的基礎上，要突出政治經濟學學科建設的八個創新。(一)形成新概念。概念、范疇體系是區分理論范式的兩個最重要標準，政治經濟學理論創新的關鍵在于形成新的概念和范疇體系，需要從現實中抽象出新的概念并將其增補進來，以使政治經濟學具有更強的時代特色。新時期政治經濟學的學科創新需要以政治經濟學理論為主體，吸收各種經濟學流派的科學成份，建立新的概念：一是要推動政治經濟學學科本身的概念創新。結合變化了的新形勢和時代的新特點，賦予政治經濟學這門學科新的內涵，把它的性質界定為：研究人類社會生產、分配、交換和消費的關系及其運行機制的學科。“特別是在資本、勞動力、剩余價值、剝削等問題上要有創新發展，從而提高經濟學的科學性”。二是引進新概念。如，“科學發展觀”、“利益和諧”、“現代財富觀”、“民營經濟”、“經濟全球化”、“社會主義新農村”、“幸福指數”、“和諧社會”、“發展方式轉變”、“國民經濟又好又快的發展”等，增強政治經濟學的生命力。

(二)拓寬新范圍。政治經濟學學科創新要以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為主體，吸收各個流派的科學觀點，在時間和空間上擴展政治經濟學的研究范圍和解釋范圍。從時間看，理論闡述不只是從馬克思理論講起，而是向前延伸一些，如，在講勞動價值論時，要反映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勞動價值觀，使人們從歷史演化的角度認識勞動價值論。從空間上來看，在分析生產、交換、分配和消費的基本理論時，既分析資本主義，又分析社會主義，同時重點結合中國的現實。

(三)建立新范式。政治經濟學學科創新的新范式就是要在繼承傳統的基礎上探索政治經濟學的現代形態：一是要反映現有政治經濟學的理論體系，又要反映每一個理論形成的歷史、重大事件，還要闡述經濟發展的歷史過程，既體現政治經濟學理論的深刻性，同時又體現歷史的厚重感。二是從變化了的生產方式、生產關系和生產力基礎出發，建立政治經濟學的理論新范式。進入21世紀以來，信息化的發展使世界現代化進程進入二次現代化過程，社會也由傳統社會向信息化社會轉型，生產方式、生產關系和生產力基礎也發生了巨大變化，政治經濟學理論的創新需要從變化了的生產方式、生產關系和生產力基礎出發建立新范式。

(四)確立新對象。關于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學術界一致認為政治經濟學是研究生產關系及其發展規律的科學，它的研究對象是生產關系，而且政治經濟學不能孤立地研究生產關系，它要聯系生產力和上層建筑進行研究。在馬克思關于生產關系論證的基礎上，不僅要研究生產關系，而且要研究生產、分配、交換、消費中的關系。其研究對象是人類社會生產、分配、交換、消費中的關系及其運行機制；任務是探討人類社會生產、分配、交換、消費及其關系的一般規律。

(五)明確新主線。公平與效率關系是政治經濟學的基本問題，政治經濟學的學科創新要圍繞調整宏觀經濟的公平與效率關系、實現社會和諧這一主線。圍繞這一主線抓住以下三個核心：一是在宏觀上以公平與效率的關系為核心，通過宏觀結構平衡、價值平衡及其調節，實現公平與效率的統一。二是在微觀上以處理好企業利潤最大化與企業社會責任的關系為核心，通過強調效率，在微觀上促進企業追求利潤最大化，又通過強調企業的社會責任，實現社會的公平。三是在資源配置上以處理好效率與可持續發展的關系為核心，把當前利益與長遠利益相結合。既提高資源配置效率，又實現和諧發展，并實現可持續發展，以促進和諧社會和資源節約型社會的實現。

(六)構建新體系。政治經濟學學科創新要正確處理“傳承與創新”的關系，構建政治經濟學理論的全新體系。在理論體系上，繼承傳統，立足現實，突破蘇聯范式的“政治經濟學”體系，實現政治經濟學的轉型，建立政治經濟學理論的新體系。按政治經濟學的邏輯結構和理論的邏輯自洽性，理論體系應分為生產方式與基本經濟制度、生產理論、交換理論、分配理論、消費理論、宏觀經濟理論、經濟全球化理論等。每部分按歷史順序，按照從一般到特殊的思想邏輯，分為一般理論、資本主義理論與社會主義理論，最后具體到中國的現實。

(七)增加新內容。政治經濟學學科創新要在堅持政治經濟學基本理論和基本方法的基礎上，結合變化了的世界經濟新形勢和新的時代特點，在內容上進行創新：一是根據情況變化，在角度上和內容上進行創新，如，將“對外開放理論”改為“經濟全球化理論”，主要研究經濟全球化背景下的當代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經濟。二是總結中國經濟改革與發展30年來的經驗，把新理念、新現象和新問題加進去，增強政治經濟學理論對現實的解釋力。

(八)歸納新觀點。政治經濟學學科創新要在系統梳理基本概念、基本原理的基礎上，歸納出新的觀點。如，市場經濟發展的三個階段、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分類及目標、社會主義市場體系構成、經濟全球化中的兩種趨勢等。既使傳統理論得以繼承，又使各家觀點得以展現。

三、新時期政治經濟學學科創新要抓住體系創新這一主線

政治經濟學學科創新要在其邏輯自洽性的基礎上，緊緊抓住體系創新這一主線，以與時俱進為基本原則，以突破政治經濟學教材的蘇聯范式和實現政治經濟學教材的轉型為目標，針對當前政治經濟學資本主義部分和社會主義部分兩分法的局限性，借鑒政治經濟學史上政治經濟學體系的三分法(生產、交換、分配)和四分法(生產、交換、分配和消費)以及新古典政治經濟學的理論體系的優秀傳統，以生產關系的四分法(生產、交換、分配和消費)為指導，建立由七大部分構成的理論新體系。

(一)生產方式與基本經濟制度。沿著從一般到具體的思路，首先研究生產方式與經濟制度的一般理論，再研究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與經濟制度，最后研究社會主義的生產方式與經濟制度。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經濟制度中，主要研究資本主義經濟制度從自由資本主義制度、壟斷資本主義到當代資本主義制度的演變，分析當代資本主義制度的特征；在社會主義生產方式和基本經濟制度研究中，主要研究社會主義生產方式和經濟制度的確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經濟制度以及社會主義經濟改革。

(二)生產理論。沿著從一般到具體的思路，先研究生產的一般理論，再研究資本主義生產和社會主義生產。在生產的一般理論中，研究生產要素與生產過程、生產力與生產關系，作為生產要素的勞動、資本、技術，生產的組織以及生產規模與再生產理論；在資本主義生產方面，研究資本主義生產的條件(貨幣轉化為資本)、資本主義剩余價值的生產、資本主義的資本積累、資本主義的再生產、資本主義的經濟危機；在社會主義生產的研究中，研究社會主義生產過程、社會主義的生產目的、社會主義的生產要素、社會主義的生產效益、社會主義的再生產、社會主義生產組織、社會主義企業、社會主義農村的經濟組織與中介組織、社會主義生產的協調發展。

(三)交換理論。沿著從一般到具體的思路，先研究交換的一般理論，再研究資本主義的交換和社會主義的交換。在交換的一般理論中，研究分工與交換、商品、貨幣、市場及市場體系和價值規律及其作用；在資本主義的交換中，主要研究資本主義商品交換、資本主義價值規律、資本主義競爭機制、資本循環與周轉以及資本主義市場體系；在社會主義的交換中，主要研究社會主義商品生產、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社會主義經濟規律以及社會主義市場體系。

(四)分配理論。沿著從一般到具體的思路，先研究收入分配的一般理論，再研究資本主義的收入分配和社會主義的收入分配。在收入分配的一般理論中，主要研究分配的雙重含義及其相互關系、收入分配及其機制、初次分配及其決定、再分配及其調節、公平與效率的關系及其實現；在資本主義的收入分配中，主要研究資本主義收入分配的性質與特征、資本主義收入分配的形式(包括工資、利潤、利息、地租以及資本主義的其他分配方式)、資本主義收入分配的調節；在社會主義收入分配中，主要研究社會主義收入分配的性質與特征、社會主義的收入分配形式、社會主義再分配及其調節、社會主義的社會保障。

(五)消費理論。在研究思路上，先研究消費的一般理論，再研究資本主義的消費和社會主義的消費。在消費的一般理論中，主要研究消費的雙重含義及相互關系、消費及其決定因素、消費結構與模式、消費的變化趨勢、消費與社會福利的增長；在資本主義的消費中，主要研究資本主義消費的性質與特點，資本主義的消費結構與方式、資本主義社會的福利制度；在社會主義的消費中，主要研究社會主義消費的作用與幸福指數、社會主義消費的結構及方式轉變、社會主義的消費模式及合理化。

第4篇：政治經濟學發展范文

關鍵詞：國際關系 國際政治經濟學 理論

回顧世界歷史，其實國際政治與國際經濟不是一個新問題，早在重商主義盛行的早期自由主義資本主義時期，就有不少西歐學者對于這方面的研究。當時的西歐民族國家形成，國家意識日漸牢固，為強化西歐各國內部剛建起的早期資本主義政治結構，各國競相發展海外貿易，企圖通過經濟增長來強化自身實力，從而不可避免地政治會與經濟發生沖突，因此相關研究方興未艾，像古典政治經濟學體系的奠基者亞當?斯密的《國富論》，古典政治經濟學理論的完成者大衛?李嘉圖的《政治經濟學及賦稅原理》，古典政治經濟學集大志者約翰?斯圖亞特?穆勒的《政治經濟學原理》，以及德國幼稚產業保護理論的代表人物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相關對外貿易中實行關稅保護的理論學說等等，都在一定程度上涉及了國際政治與國際經濟間的密切關系。只是后來占統治地位的自由主義思潮相繼拋棄了政治與經濟統一的觀點，認為“政治與經濟應該分屬于兩個不同的學科，……結果世界政治和經濟關系研究分為彼此孤立的國際政治學和國際經濟學”。［1］

新的國際政治與國際經濟的結合研究興起于上世界70年代以后，當時的國際政治經濟學者在當時世界政治經濟日益相互依存的時代背景下，對強調權力、國家利益、沖突的國際關系現實主義理論提出了深刻質疑，國際政治經濟學者要求對古典政治經濟學重新評價，在經濟等“低級問題”日益向“高級政治”轉化的過程中，提倡在國際關系理論進行方法論的革命，用新的研究方法，主要是借用經濟學的分析方法來分析國際政治問題。20世紀70年代，可以說是國際政治經濟學的興起、創建時期，這一時期主要的代表人物及其相關論著主要有：查爾斯?金德爾伯格的《權力與金錢――國際政治的經濟學和國際經濟的政治學》（1970）；基歐漢和奈的《權力與相互依賴：轉變中的世界政治》，（1977）；克勞斯?諾爾的《國際權力：國際關系的政治經濟學》（1975）；瓊?斯佩羅的《國際經濟關系的政治學》（1977）等等。到了80年代，國際政治經濟學到了理論構建時期，作為該理論構建時期重要人物的羅伯特?吉爾平對于國際政治經濟學理論的發展功不可沒。作為其該時期重要代表的《國際關系：政治經濟學》更是對以前國際政治經濟學理論觀點及流派進行了綜合整理，并摻雜作者自身重要的學術思想。使得該書國成為國際政治經濟學理論發展史重要論著。

“沒有國家，經濟活動的結果將完全由價格機制和市場力量決定，這是純經濟學家的研究領域。沒有市場，經濟資源將由國家或類似的權力機構來分配，這是純政治學家的研究領域。雖然世界絕不可能以某種‘純粹’的形式存在，但國家和市場的相對影響確實在隨時地變化著”，［2］吉爾平在國家與市場關系的闡述中，開啟中了他創作本論著的思想之基。

按照吉爾平本人在該論著英文版前言所說的，他創作本書的意旨在于“對該領域反復探討和普遍流行的若干課題的綜述，……在對某些國際政治經濟問題直抒己見的同時，我也吸納了其他學者的思想和理論，……并加深我閃對當代國際政治經濟現狀的認識。”［3］因此本文思路脈絡清晰，每章在重點介紹以前各派國際政治經濟學者思想觀點的同時，適當介入自己的評論，并且不乏許多深刻的思想見解。在《國際關系：國作者際政治經濟學》一書中，前三章里，作者介紹本書需要討論的思想觀點和理論問題。第一章從國家與市場的相互關系中引出了國際經濟學性質。第二章對國際政治經濟學理論中的三大理論觀點（自由主義、民族主義、的觀點進行了綜述，并進行了批判。第三章指出國際政治經濟學的動力在于結構變革，這種結構變革涉及到三個方面的發展：一是經濟中心轉移；二是經濟部門興衰；三是經濟一體化。

接下來的章節吉爾平探討了當代國際政治學的實質問題。第四章中，作者探討了世界貨幣體系的穩定和持久效率這一主題。五、六兩章討論國際貿易和跨國公司等一系列的國際政治經濟現實問題。第七章作者在引用依附相關理論，評價關于國際經濟對不發達國家福利與經濟發展的影響問題。第九章分析國家金融體系在連接國際經濟方面的重要意義、在維持全球經濟發展方面的主導作用以及國際金融體系暴露出來的虛弱本質對國際經濟穩定性的影響。最后兩章作為總結性的兩章評價了20世紀80年代后期國際政治經濟學的成就與存在的問題。第九章討論了國際政治的轉變，第十章節討論了國際經濟秩序的問題。

作為國際政治經濟學理論領域重要著作，該書有以下幾個特點：

第一，理論與現實的結合。這種結合在全書中得到了充分體現，吉爾平所闡述的國際政治經濟理論并不是純粹的、枯燥乏味的空洞理論，無論是在綜述別人的思想觀點時，還是在闡明自己的思想觀點時，吉爾平都時不時地注重理論與現實結合，在書中，可以看到諸多關于國際政治經濟現實的介紹，具體形象的世界經濟問題案例讓理論顯得鮮活而富于可讀性。吉爾平這種理論與現實的結合，并不是說簡單的有理論有案例，他這種結合是理論與現實的結合，讓人感覺是理論又是現實，是現實又是理論。這種理論與現實的結合更顯吉爾平駕馭理論與現實文字的高超。

第二，引述介紹與自我評論相結合，在綜述別人思想觀點的基礎上，表明自己卓識觀點，實現理論上的創新。在對別人理論思想進行綜述時，作者都用單獨一節表明自己的批判，并用充分的理論與現實對此展開批判。在這種批判中展示自己的思想之光。就像他自己所說的“提出某種代替舊觀念的新理論顯然是客觀形勢的需要，從一點出發，我設法闡明我對國際政治學與國際經濟學間關系的理論。”［4］

第三，多學科知識相互滲透，運用多種學科知識分析國際政治經濟問題。現代科學發展的一個趨勢就是多學科知識相互滲透，交叉學科的出現是典型的表現形式。隨著實踐的發展和社會的進步，許多問題變得越來越復雜，單靠某一學科的知識難以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釋或給出完美的解決方案，對國際政治經濟學的一些問題來說也是如此。在《國際關系：國際政治經濟學》中，吉爾平充分運用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歷史學等多學科知識，充分展示了他豐富的經濟、歷史知識和政治理論的深刻見解。這些知識學科的綜合運用，表明了吉爾平思維的廣度與深度，他企圖運用嶄新方法來分析變化著的國際政治經濟新世界。

吉爾平的這本《國際關系：國際政治經濟學》是國際關系政治經濟研究領域的重要成果，它以發展的視野對長期爭執的問題重新闡述。全書緊緊圍繞國家與市場這對主角，以豐厚的經濟學知識評述國際貨幣、國際貿易、跨國公司、依附和經濟發展等問題，在這些問題的評述中摻入國際政治學，形成了具有吉爾平本人獨到見解的國際政治經濟學理論。吉爾平這種政治學與經濟學的結合的努力對于20世紀80代國際關系理論領域里國際政治經濟學理論的構建具有重要意義。

當然，該書也有不足之處，全書中處處透露著美國霸權思維。在最后一章關于國際經濟秩序的討論中，在談到關于政治領導問題，吉爾平更是當仁不讓地指出，“自由國際經濟的確立、維持和成功運行，需要一個領導。某種管理機制應能提供諸如穩定的貨幣之類的公共產品，并促進市場開放。在國際關系中經常會有一些強大的誘因，驅使一個行為主體進行欺詐和損害其他行為主體，很需要一個政治領導來發揮管理和執行政策的作用。”［5］“幾十年來，這種政治領導（或霸主責任）一直由美國承擔著。”［6］這使得吉爾下成為國際關系理論中霸權穩定論的重要代表人物。吉爾平的這種霸權穩定思維實際上在為美國繼續其霸權提供理論基礎，吉爾平認為單靠美國一國霸權就能維持全球穩定是片面的。霸權穩定論中許多錯誤假設以點代面，以特殊性代替普遍性。這是我筆者我不贊同的。當然該書作為國際政治經濟學理論中的一部重要著作，白璧微瑕，并不影響該書成為一部優秀學術著作。

注釋：

[1]倪世雄.當代西方國際關系理論[M].復旦大學出版社,2001,第345頁.

[2][3][4][5][6]羅伯特?吉爾平.國際關系：國際政治經濟學[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第2頁,第1頁,第2頁,第355頁,第355頁.

參考文獻：

[1]羅伯特?吉爾平.國際關系:國際政治經濟學[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2]倪世雄.當代西方國際關系理論[M].復旦大學出版社,2001.

[3]羅伯特?吉爾平.全球政治經濟學:解讀國際經濟秩序[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第5篇：政治經濟學發展范文

【關鍵詞】政治經濟學；現代化；課程改革

1 政治經濟學本科教學的現代化是時展的必然要求

政治經濟學作為經濟管理類本科生的重要理論基礎課，在我國高校中開設得極為普遍。隨著時展，傳統政治經濟學課程的弊端逐漸顯露，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第一，傳統政治經濟學課程的內容體系僵化。在傳統本科教學中，基本上延續了《資本論》的狹義政治經濟學體系，重點分析早期資本主義社會的經濟現象和經濟規律，而忽視對當代西方國家的新現象、新矛盾的剖析，忽視對轉型的社會主義國家的系統研究。這既不符合廣義政治經濟學的要求，使得學生對政治經濟學研究領域的理解狹隘化，造成了理論與實踐的脫節，削弱了該學科的現實解釋力。

第二，傳統政治經濟學課程的授課方法單一。馬克思曾說：“分析經濟形式，既不能用顯微鏡，也不能用化學試劑。兩者都必須用抽象力來代替。”[1]傳統政治經濟學教材主要運用歷史邏輯分析法，側重于規范分析，缺少實證分析，缺乏現代研究工具的應用，忽略與其他學科之間的聯系，課堂往往沒有互動、學生缺乏學習積極性，致使其課堂效果差強人意。

第三，傳統政治經濟學課程的觀點陳舊。傳統政治經濟學課程以闡述資本與勞動的對抗關系為重點，將政治經濟學的“政治”色彩強化放大，而忽視了其“經濟學”的角度，忽視對學生經濟思維的培養。以經濟危機理論為例，傳統政治經濟學仍然聚焦于社會基本矛盾和社會基本制度對經濟危機的影響，而少于論述當代經濟危機的新特點和新形成機理，從而對政府宏觀調控和微觀企業運營都缺乏現實的指導意義。

綜上，在當前的本科教學中，政治經濟學正日益被邊緣化。因此，必須從體系、方法和觀點等方面進行課程改革和創新，才能賦予傳統政治經濟學以豐富的時代感。

2 政治經濟學本科教學實現現代化的途徑

2.1 體系的現代化

從學科體系上看，政治經濟學課程的改革創新應以搭建廣義政治經濟學的理論框架為主導方向。廣義政治經濟學是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提出來的，他說：“政治經濟學作為一門研究人類各種社會進行生產和交換并相應地進行產品分配的條件和形式的科學——這樣的廣義政治經濟學尚待創造”[2]。可見，廣義政治經濟學以研究多種社會的生產方式為核心。當前，構建廣義政治經濟學必須強化對現代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生產方式的系統剖析。

在現代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研究方面，既要考察不同的壟斷形式對社會生產關系的深刻影響，也要挖掘私人壟斷資本和國家壟斷資本實現增值的主要途徑，以便為我國經濟發展提供參考借鑒。例如，當代西方國家的壟斷組織形式由初級向高級發展的過程是適應生產集中和生產社會化要求的，具有某種程度上的科學管理的內涵；壟斷條件下利潤率平均化規律作用形式的變化對于我們理解當前我國不同行業之間的收入分配差距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尤其是，在新一輪的世界經濟危機仍然余威尚存的國際背景下，我們應當重點對當前世界經濟的基本格局及歐美國家的發展困境和對策進行深刻剖析，以增強我國經濟抵御危機、自我修復的能力。

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生產方式的研究方面，要致力于探討社會主義制度下生產關系中需要重點解決的現實問題，包括：生產資料公有制應當采取怎樣的實現形式；應當如何處理政府和企業、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關系；股份制這種現代企業組織形式在國有企業改制中的利用和完善等問題。既要挖掘與社會主義本質相聯系的經濟范疇或規律，也要研究與一切社會形態相聯系的經濟范疇或規律在社會主義社會所采取的特殊表現形式。例如，與植根于資本主義社會的生產無政府狀態規律相比，國民經濟有計劃按比例發展的規律只有在社會主義生產方式下才能取得存在依據；作為商品經濟共性規律的價值規律在當前我國經濟的競爭性領域仍然發揮著調節社會資源配置的“指揮棒”作用，而且未來我們應當進一步強化其作用的市場范圍。

2.2 方法的現代化

在研究方法上，政治經濟學課程不應局限于歷史邏輯方法，而應發展出多樣化的綜合性的方法論體系，將實證分析和規范分析結合在一起，加大數理方法的運用，并吸收制度研究方法、博弈分析法等現代分析工具，建立與現代西方經濟學中相關概念和范疇的聯系。

譬如，在講解商品經濟產生的基本原理時可以運用制度分析法，闡述明晰產權、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對商品經濟發展的重要意義；在講述剩余價值規律時可以從企業家追求利潤最大化的個體理的角度加以闡釋；在講解資本有機構成概念時，可以與微觀經濟學中的生產函數概念相對比；在講解資本周轉速度和平均利潤率理論時，可以引入數學方法；在講解社會資本再生產理論時，可以構建的經濟增長模型；在講解商業流通費用時，可以梳理其與制度經濟學中交易費用概念的區別和聯系。

此外，在課堂講授時，為達到深入淺出的教學效果，應重視采用案例分析法。從價值規律的作用、貨幣的職能到資本的循環周轉，再到平均利潤率規律，都能夠在實踐中找到大量生動具體的案例，應注重相關案例的收集整理工作，建立系統規范的案例資源庫，并借助于動畫、影音等多媒體教學方式，將教學內容形象化、趣味化，以彌補傳統教學在時間、空間展示方面的不足。

2.3 觀點的現代化

從觀點上看，政治經濟學教學創新的根本任務是能夠更有效地指導當代社會的實踐活動。因此，傳統政治經濟學中的某些具體觀點應當賦予其新的時代內涵。

首先，應將政治經濟學傳統觀點與現代企業的經營活動聯系起來[3]。例如，商品二因素的對立統一關系，可闡釋為現代企業商品經營的消費者導向；勞動力商品的相關理論，意味著有效的人力資源管理對企業經營十分重要；剩余價值的生產方法理論和資本的運動性理論都與現代企業的資本增殖息息相關 。

其次，應將政治經濟學傳統觀點與現代政府的宏觀調控聯系起來。例如，在經濟危機理論中，增加對虛擬資本特點和虛擬經濟運行規律的研究，有利于對政府的金融管制和貨幣調控提供政策基礎。再如，作為虛擬貨幣的比特幣的價格波動、我國當前的房地產泡沫等問題都可以用政治經濟學觀點來加以分析。

3 政治經濟學本科教學的現代化需要注意的幾個問題

3.1 在觀點創新時應注意區別對待“根本觀點”和“具體論斷”

所謂“根本觀點”是指今后的實踐只能進一步證明而不能的一般原理；所謂“具體論斷”是指對特定時間、地點、條件下，針對特定對象、事物、現象和過程所做出的判斷。對于的根本觀點我們必須堅持不動搖，對于某些具體論斷則可以隨著歷史條件的變化進行發展和創新。

3.2 在體系創新時應堅持以生產關系作為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

關于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問題曾在歷史上引發多次爭論。當前，我們主張將研究對象擴展到社會主義生產方式及與之相適應的社會生產關系，是出自該理論中國化、本土化的需要。在關注生產關系的同時，政治經濟學的研究也要關注資源配置，但這并不意味著把對社會生產方式和生產關系的研究全盤置換為對生產力或資源配置問題的研究，那樣的話，政治經濟學將喪失其作為一個獨立的經濟學科的根本立足點。

3.3 在方法創新上應注意避免陷入“去內容化”的陷阱

當前，數理方法在經濟學上的應用日益普遍，甚至出現了經濟學泛數學化的趨勢。其實，數理方法的運用只是對歷史邏輯方法的有益補充，而不是替代。數理分析本身不能創造任何思想，它只是思想或觀點的呈現工具而已。如果理論或思想本身是蒼白的，那么無論運用多么精巧的數理模型去包裝，也不可能產生鮮活的生命力。同樣，在案例運用方面，也要避免生搬硬套、牽強附會，力爭選取富有針對性和典型性的案例素材，讓案例真正能為觀點或理論服務。

總之，只有將研究視野擴展到當代經濟，反映國際和國內經濟的最新變化和熱點問題，綜合運用現代分析方法和教學手段，以實踐為導向進行觀點創新和內容創新，政治經濟學課程才能受到當代大學生的歡迎，才能在新時期重新煥發其理論的旺盛生命力。

參考文獻：

[1] 馬克思. 《資本論》第1卷，第8頁.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2] 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第156頁，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3] 梅建軍. 《資本論經營智慧》.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1

作者簡介：

國福麗（1979—），女，黑龍江大學經濟與工商管理學院講師，經濟學博士，主要研究方向為政治經濟學和勞動經濟學。

第6篇：政治經濟學發展范文

 

一、政治經濟學的“教學困境”

 

隨著我國市場經濟進程逐步加快，各類市場主體日趨成熟壯大，主體之間的“所有制邊界”越來越模糊，體制內的矛盾受到了越來越廣泛的關注，經濟主體的行為乃至政府的政策越來越多地受到微觀利益沖突的影響，人們對經濟制度的關注程度正在逐漸下降。基于此，在政治經濟學的教學過程中，教師不得不大量增加對體制與機制的解讀，進而推演經濟制度的量變與質變。盡管說從現象到本質的認識方法符合理論認知的一般邏輯，但是，過多的現象解讀很可能誤導或弱化學生對“經濟制度”這一核心理論的掌握。比如，在解讀“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問題時，學生的興奮點大多集中在公司制度、社會保障、公平效率、價格機制等緊密結合社會實踐的命題上，而對于這些體制機制與生產資料所有制之間的內在聯系缺乏熱情。這種現象經常導致教學過程陷入“顧此失彼的困境”，一般的解決辦法是先講制度后講體制，把體制看作是制度的實現形式，很少有教師能夠在講解體制問題的基礎上，繼續深入解讀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與公有制之間的關系問題。這一困境在地方高等院校中表現得尤其明顯。受到課時量和教學效果的限制，大部分教師都安排了較多的課時解讀資本主義制度的現狀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發展問題，相對而言，對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量變與質變，以及對市場經濟造成的公有制主體地位變化等重要理論命題則“沒有足夠的時間”予以解讀。在一些經濟學科排名較高的“211學校”中，由于課時充足，政治經濟學的教學困境稍顯緩和，但是也同樣面臨著“體制重于制度，現象多于本質”的教學難題。造成這一困境的原因固然很多，比如國內外的社會經濟環境、政治經濟學理論發展，以及各高校對政治經濟學課程的定位等，但是從教學角度看，最直接的問題還是教學的方式與方法。面對“有限的課時、復雜的背景和龐大的理論體系”，講好這門課的關鍵在于：凝練教學目標，歸納內容體系。基于此，本文提出了“三位一體”教學法，即確立“意識形態教育、方法論教育和理論知識教育”三位一體的教學目標，并以此為導向確立內容體系和教學方法。

 

二、政治經濟學教學目標中的意識形態定位

 

政治經濟學應該如何定位自己的教學目標?這不僅要取決于政治經濟學在學科體系中的地位，還要取決于社會需求以及理論體系本身的特點。從學科地位來看，政治經濟學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理論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這一特殊的地位決定了政治經濟學必須承擔意識形態教育的任務。對此目標，部分教師認為意識形態教育的任務應歸口于思想政治學科，而不應該放在經濟學科。這種認識最主要的誤區在于對意識形態教育的界定過于狹窄。意識形態教育不僅僅是思想政治學科的任務，而是整個社會科學領域的共同任務，這一界定不僅是社會主義意識形態教育的要求，而且對資本主義和其他社會制度同樣適用。以西方經濟學為例，這些年來，中國學生和西方經濟學的學者都很推崇西方經濟學的教育，很重要的一個原因是認為西方經濟學注重分析工具的運用，而沒有明顯的意識形態說教。其實，了解西方經濟學的人都知道，現代西方經濟學體系是效用價值論和功利主義哲學觀的結合體，其解釋力集中表現為：以稀缺性為基礎，以資本要素配置為核心，進而說明按資分配的合理性。在這一理論體系中確實沒有意識形態教育的痕跡，但是整個理論體系無一不是為說明資本主義經濟制度合理的。由此可以推出一個結論：社會科學的科學性本身并不排斥意識形態教育，正相反，社會科學是否具有科學性，很重要的一點在于能否科學地解釋意識形態的合理性。這一點正是我國政治經濟學學者應該借鑒和學習的。由此，我國的政治經濟學教育不僅不能忽視意識形態教育，而且應該把意識形態教育作為首要目標，科學地凝練和發展政治經濟學理論體系，增強對勞動價值論、階級性和經濟制度的專業解讀。

 

三、政治經濟學教學目標中的方法論定位

 

政治經濟學是國內大部分財經類專業的基礎理論課程，而且一般都安排在大學的第一個學期開課。作為基礎課，傳授基本的研究方法是教學目標的重中之重。對于應該講什么樣的方法，各院校的看法存在一定的差異。從現有的教材版本來看，大部分教材傾向于對馬克思科學抽想法的解讀，而對其他研究方法采取一帶而過的方式。科學抽想法固然是馬克思經濟學體系最具特色的研究方法，但卻不應該是政治經濟學唯一重要的研究方法，包括數學方法在內的其他研究方法在解釋政治經濟學理論和認識社會實踐活動方面都有同樣重要的作用。因此，有必要在課程的開篇增加對研究方法的介紹，使學生真正理解政治經濟學相對于其他學科的基礎地位。此外，受西方經濟學的影響，部分學者傾向于認為傳授分析工具應該是政治經濟學方法論教育的重心。從根本上講，這種理解沒有錯，但卻忽視了政治經濟學理論體系本身的特點。政治經濟學是一門整體性很強的理論體系，各部分之間都有著密不可分的內在關聯性，對政治經濟學理論(包括對分析工具)的解讀必須聯系整體認識局部，不能斷章取義。這就要求在講授過程中，首先要給學生建立前后關聯的整體思維方法，讓學生在整個邏輯體系中了解局部分析工具的運用和作用。為此目的，在方法論教育方面，既要注意專業術語和分析工具的講解，還要注意思維方法的傳授。

 

四、政治經濟學的教學目標中的理論知識定位

 

政治經濟學最基本的教學目標是理論知識教育。政治經濟學理論知識教育是意識形態教育和方法論教育的基礎和載體。沒有理論知識教育，意識形態和方法論就是空中樓閣。同時，所謂的意識形態教育和方法論教育都要融于理論知識教育當中，而不是政治經濟學的一個獨立的組成部分。需要指出的是，政治經濟學理論體系博大精深，即便是課時安排最多的院校也不可能全面系統地講授政治經濟學的全部內容，而只能通過精選凝練，形成相對完整的理論體系，結合社會經濟實踐，理論聯系實際地解讀馬克思的部分理論內容以及部分重要的理論發展，這種方式已為國內大部分院校采用。其主要的缺陷在于缺少經濟思想的升華。馬克思經濟理論歷經兩個世紀而不衰，除了科學嚴謹的理論體系之外，還有其立意深遠的經濟思想，如果不能在教學過程中結合理論知識升華經濟思想，則很容易陷入“解釋力困境”。可見，政治經濟學的理論知識教育不僅要包括經濟理論與經濟實踐，還必須包括經濟思想。

 

五、化解教學困境的幾點建議

 

1.內化意識形態教育。在現有的政治經濟學課程體系中，對資本主義部分的解讀基本貫徹了馬克思的研究邏輯，但是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部分的解讀則缺少對勞動價值論的貫徹。基于此，解讀社會主義生產關系問題(特別是經濟制度問題)，有必要首先分析社會主義生產過程(特別是國有經濟的勞動過程)，在生產過程中分析公有制條件下的價值創造、價值增值，以及價值分配問題。進而突出勞動在公有制條件下的地位和作用，并以此為基礎，凸顯社會主義經濟制度與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的根本差別和創造性發展。

 

2.推動方法教育與理論體系的融合。對于大學一年級的學生來說，政治經濟學不僅僅是一門理論課程，還應該是一門方法論課程，學生希望通過學習，掌握一定的具有“通識”意義的認識方法。基于這樣的要求，政治經濟學應該強調“專業術語”、“分析工具”與“思維方法”三位一體的方法論教育。為此目標，一方面必須強調政治經濟學專業術語的規范性，既要反映理論體系的嚴謹性，又要反映相關應用學科的時代性。另一方面必須要求學生增強對專業術語的理解和掌握。再一方面要充分運用矛盾運動分析方法，更加清晰地解讀我國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發展演變，讓學生更加準確地理解社會主義制度的合理性。

 

3.強化理論知識教育與經濟實踐的結合。政治經濟學的科學性要求經濟理論既來源于經濟實踐，又能夠回到經濟實踐。這要求主講教師：一方面把握歷史資料，在歷史發展過程中認識經濟理論，并運用經濟理論分析歷史事件。另一方面緊跟經濟時事，運用經濟理論解釋紛繁復雜的經濟現象，并在經濟發展中推進理論創新。再一方面注意經濟思想的解讀，基于理論又不局限于理論，讓學生掌握知識的同時，能夠更深入地理解思想，從而實現理論知識教育與意識形態教育相結合的目的。

 

綜上幾個方面，意識形態、方法論于理論知識教育“三位一體”教學法不僅對現有的教材體系提出新的要求，同時也對主講教師提出新的任務。具體來說，一是主講教師需要具有更高的理論素養和更加全面的知識儲備。二是教材內容在理論邏輯上要更加嚴格遵循規范，但在內容體系上要更加能夠體現時代需要。三是統一規范各類高校和專業的課時安排。四是凸顯政治經濟學作為中國主流經濟學的氛圍。

第7篇：政治經濟學發展范文

20世紀20年代，大眾傳播興起，各個學派對整個社會與媒介的關系進行重新認識和解讀。其中率先興起的是以美國為代表的經驗學派對媒介社會關系的認識；緊隨其后的是與之相對立的批判學派，其中包括以德國為主的法蘭克福學派、以英國為代表的伯明翰文化研究學派、以美國為代表覆蓋歐洲和第三世界的政治經濟學派。本文主要針對批判學派后期的兩個主要分支即政治經濟學和文化研究進行分析，對其各自的發展歷程和主要觀點進行梳理，探討二者的差異。

關鍵詞：

政治經濟學派；文化研究學派；差異

1830年，美國《太陽報》的出現標志著我們進入了大眾報刊時代；1895年電影的問世，20世紀20年代廣播的出現以及30年代電視的發明，標志著大眾傳播時代的興起。隨之而來的就是對大眾傳播的研究，主要的研究學派有經驗學派和批判學派。20世紀六七十年代，批判學派兩個主要分支即政治經濟學派和文化研究學派都達到了發展的時期，兩個學派對于大眾媒介的探討是必不可少的。本文就兩個學派的區別進行闡述。

一、政治經濟學與文化研究的發展概況

政治經濟學產生于20世紀40年代，盛行于20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這一時期誕生了政治經濟學派的第一批代表人物席勒和斯邁思，兩個代表人物主要的觀點是“文化帝國主義”和“商品受眾論”。七八十年代誕生了第二代代表人物，90年代誕生了第三代代表人物，第二代和第三代的代表人物主要有加納姆、默多克、麥克切斯尼等。政治經濟學的主要來源包括亞當•斯密和馬克思的一些理論觀點，傳播政治經濟學注重分析文化商品背后的意識形態和權利關系，從宏觀的生產、流通、分配和消費去看待傳播與社會的關系。正如馬克思所要表達的一樣，如果一個階級占物質力量的統治地位，那么同時也占精神力量的統治地位。文化研究出現于20世紀50年代，在60年代和70年代尤為盛行。1964年，英國伯明翰大學成立了當代文化研究中心（CCCS），文化研究尤其關注對文本與受眾的研究，代表人物有霍爾、霍加特、格羅斯伯格，主要理論來源于葛蘭西和馬克思的理論觀點，代表觀點有編碼-解碼模式、意識形態、虛假意識、文化霸權等。通過民族志和跨學科的方式去研究文化對社會所起的作用，將語境代入其中去研究受眾對文本的解讀。

二、政治經濟學和文化研究的區別

（一）對中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之間關系的認識

的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關系是被政治經濟學和文化研究關注的，但二者關注的重點并不一樣。政治經濟學關注的是經濟基礎的決定作用。政治經濟學認為如果沒有一個起作用的生產方式，那么一個社會及其成員就不能生存，即經濟基礎是社會的基礎。并且對經濟的根源進行分析，得出兩方面的決定性特征，一方面是生產技術和生產組織形式的人，另一方面是強調協作性社會關系的人。在強調協作性社會形式中指出了必須具有特定的文化實踐，其中包括法律和政治的東西、維持社會關系的社會行動者以及生產方式資源分配不平等問題的解決方法。文化研究將重點放在了上層建筑的基礎上，關注大眾媒體與亞文化的發展，強調上層建筑的相對獨立性以及文化領域力量的自主性，特別是文化文本意識形態層面的作用。在格羅斯伯格看來，文化研究相信文化是重要的斗爭領域，并不能將所有的問題都歸結到經濟領域，認為政治經濟學是簡化主義和經濟決定論，文化研究批判政治經濟學將經濟看作是所有背景和事物的前提和基礎。

（二）對文化生產與消費環節之間的重點強調的不同

對于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分析的側重點的不同，也就決定了政治經濟學和文化研究對于文化生產和消費之間重點的不同。在政治經濟學看來，文化研究將重點放在文化消費的層面是休閑的文化實踐而不是工作的文化實踐，認為文化研究忽略了生產主體所具有的特性，即生產主體的所有制形式和生產方式，同時認為文化研究忽略了經濟因素，就沒有辦法去判斷社會存在的主要權力是屬于哪些人或者屬于哪些階級。文化研究學指出文化研究特別強調關注消費，而對于文化消費自由度和樂趣的關注是擔心回歸到政治經濟學的決定論當中去，所以將受眾看成是消極地接受物質，并且說明了對于大眾文化帶來的娛樂并不是沒有批判，指出這種娛樂是會被壓制的，因此大部分是針對受眾對文本解讀的研究和分析。政治經濟學派所研究的重點放在了生產上，從創作上來剖析文化背后的控制力量。

（三）關于階級、種族、性別三者的研究范疇及其地位的不同界定

政治經濟學認為所有的事物和關系是由經濟決定的，經濟決定了社會地位，決定了階級屬性，而當時文化的傳播鞏固了現存的階級屬性，階級自然分為統治階級和被統治階級，統治階級借助大眾傳播來傳遞可以維持現存社會制度的文化思想，而被統治階級就接納了這種“虛假意識”。政治經濟學關于種族的論證是，北美和西歐的早期勞動力就是由于資本主義發展而造就的，種族的定性是沒有辦法對經濟起作用的；而關于性別的論證是說女權運動的興起也是由于工資勞動和資本形成而導致的，認為如果沒有對經濟資源的控制，任何強化女權的努力都不會有多大的成效，因此得出如果沒有從構成性別和種族斗爭的文化實踐的經濟基礎去分析，就不能理解性別和種族的實踐的起源、形式以及原則，也不能實現控制的目的。文化研究學認為政治經濟學的觀點依舊屬于“簡化主義”，是將所有東西的決定因素都歸結于階級和經濟。并指出政治經濟學關于政治身份的問題的論證紕漏：政治身份是在勞工市場重建的基礎上形成的，種族和性別又是由經濟關系所決定的，那這種經濟關系是什么呢？其指出對于政治身份的變化問題絕不僅僅是由勞工市場決定的，還包括種族和性別的文化實踐。

作者：袁偉鈐 胡雪瑩 王選一 單位：鐵嶺縣廣播電視臺

第8篇：政治經濟學發展范文

（1）以人為本原則。確切地說，這里的“以人為本”是指以“勞動者為本”。眾所周知，政治經濟學與西方經濟學的本質區別之一是立場不同。政治經濟學根本方法論是唯物史觀和唯物辯證法，它強調人民群眾是歷史的創造者；強調人的本質是社會關系的總和；強調在階級社會，人總是從屬于一定階級的人。因此，經濟學認為，在經濟關系中不存在孤立的、抽象的人，而是從屬于一定階級利益的人。政治經濟學的起點是人的勞動不斷生產和再生產出供人類消費的物質資料，終點是在生產力高度發達、物質資料極大豐富的前提下，實現人的自由全面發展。勞動者在不同生產關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始終是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的動力源泉。西方經濟學則是以“經濟人”假設作為出發點形成的理論邏輯，這一理論體系的邏輯實質上就是資本發展的邏輯。所以，在西方經濟學邏輯中存在悖論：一方面把人假設為可以按照最大化原則進行理性選擇的“經濟人”，另一方面又把勞動者僅僅視為與資本、土地相同的生產要素，根本無視與其他生產要素相比，勞動者具有主觀能動性和創造性這一事實本身。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更是強調以人為本，以廣大人民群眾利益為本，理應成為它的首要原則。我國實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將涉及多方面深層矛盾和利益關系的調整，這種調整甚至會帶來社會陣痛。我們的各項改革措施如何最大程度地減少陣痛、保證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應該成為深化改革堅守的重要理念。

（2）滿足需要原則。在政治經濟學中，“需要”（need或want）和“需求”（demand）有重要區別。“需要”通常是指人的生存和發展對物質產品和精神產品的客觀要求。馬克思在分析勞動力商品的價值構成時指出，勞動力商品的價值是由生活資料的價值表示的，而勞動者所需要的生活資料的構成具有層次性，包括勞動者自己和家屬所需要的“生存資料”，如衣、食、住、行等，也包括教育、文化、健康保健等“發展資料”。因此，“需要”是以使用價值來衡量的。而“需求”概念則不同，它用以描述市場中的交換行為，只要有貨幣、有購買力，就形成“需求”，“需求”是從價值實現角度分析的。“需求”不一定是客觀“需要”，比如市場上有1萬套商品房，從客觀需要即使用價值角度來說，可以滿足1萬個家庭的需要，但也許由于房價過高，1000個家庭購買了這1萬套商品房，從市場的角度看，商品房的價值得到了實現，也就形成了市場“需求”，但顯然這些買房者不是為了“需要”，而是為了資本的價值增殖，其后果必然是房價虛高，一方面是需要房子的人買不起房，另一方面是不需要房子的人囤積大量房源。類似的問題還存在于教育、醫療、社會保障等其他公共產品中。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這表明，我們的生產是以“滿足需要”為根本目的的。當然，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我們還要利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借助價值規律來滿足需要，但這不妨礙“滿足需要”理應成為指導我們各項經濟工作的重大原則。就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來說，化解產能過剩，可以以“滿足需要”為原則制定相應政策，比如化解商品房過剩，可以采取政府購買、百姓廉租的形式；化解鋼鐵、水泥等過剩，可以考慮增加基礎設施尤其是農村基礎設施建設；產業轉型、結構升級，可以考慮城鄉之間、地區之間不同消費群體的消費能力、消費需求差異性問題；等等。

（3）共享發展原則。共享發展理念是我們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提出的五大理念之一。十三五規劃建議中指出，“共享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這表明共享發展已經屬于社會制度深層內容。共享是政治經濟學追求的理念，這一理念與以勞動者為本理念一脈相承。馬克思在科學揭示資本主義經濟發展運動規律基礎上，指出了共享是未來社會的重要制度特征。我們黨從強調“共同富裕”到強調“共享發展”，在理念上是一個新發展。共同富裕的實現途徑強調先富帶動后富，這在一定歷史時期有其必然性，但今天，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到了新階段，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我們有了較好的經濟實力，強調“共享發展”有利于縮小收入差距，增強發展動力，體現社會主義制度的本質特征。提到共享發展，人們往往想到勞動成果分配方面的問題。其實，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中的共享發展包含的內容很豐富，從微觀領域看，企業層面的共享既包括分配領域的共享，如提高工資，也包括生產領域的共享，如勞動條件、勞動資料、勞動保護、勞動管理等。在宏觀領域，不僅包括基礎設施、公共資源的共享，還包括教育、醫療、社會保障等公共產品的共享；在消費層次上，不僅包括生存資料的共享，還包括發展資料的共享等。就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而言，共享發展意味著在微觀企業領域，不能一味把降低工人工資作為提高企業效率的口實。影響企業效率的因素有很多，包括技術高低、生產資料的性能好壞、企業管理的先進與否、工人積極性創造性的高低等。盡管政治經濟學認為新創造的價值是V＋M，二者之間存在此消彼漲的關系，降低工資就可以提高利潤。這是一種靜態認識，馬克思這一公式揭示了勞資之間的對立關系。但利潤和工資之間的關系要復雜得多，因此不能用線性思維套用馬克思這一思想，認為降低工資就能提高利潤，即提高企業效益。

（4）公有主體原則。“公有”是指公有制，“主體”是指主體地位，即堅持公有制主體地位原則。眾所周知，政治經濟學與西方經濟學在研究對象上有根本區別。西方經濟學是把資本主義私有制作為理論前提，認為市場經濟與私有制是孿生兄弟，并把二者看作是人類社會永恒的制度，整個理論體系是建立在私有制基礎上的資源配置問題。而政治經濟學則是把資本主義所有制以及由其決定的社會生產關系作為研究對象，認為資本主義所有制只是人類社會發展特定階段的產物。政治經濟學認為市場經濟作為資源配置方式，可以與不同所有制相結合。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特征是公有制，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則是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在資源配置方式上，也是市場經濟與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結合，形成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堅持公有制主體地位不僅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特征，也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重要原則，它是堅持以人為本原則、滿足需要原則和共享發展的制度保障和物質基礎。同時，堅持公有制主體性原則，也就堅持了市場經濟發展的社會主義方向。

第9篇：政治經濟學發展范文

關鍵詞：國際政治經濟學；制度理論；結構與變遷

中圖分類號：F01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913X（2012）07-0028-02

一、核心框架

本書的內容圍繞著經濟史上的結構與變遷展開，“‘結構’涉及制度框架，‘變遷’涉及在一段時間里制度的設立、更改或破壞。”諾思認為，為了彌補新古典經濟學理論的不足，需要人口變遷理論、知識存量增長理論以及制度理論，其中制度變遷理論是本書的研究重點。該理論包含三大理論基石：國家理論、產權理論、意識形態理論。

作者將國家定義為“在行使暴力上有比較利益的組織”，因而處于界定和行使產權的地位。 國家規定著產權結構，對產權結構的效率負責，而產權結構的效率決定了經濟的增長、停滯或衰退。諾思認為契約論、掠奪論都是不全面的，他用暴力解釋國家：國家可以以其暴力上的比較優勢規定產權組織形式，潛在地利用暴力來實現對資源的控制。

根據有關經濟組織的分析，作者認為，經濟的實績取決于其組織結構；經濟的組織結構影響交易費用。這里所謂的經濟組織安排，就是通常所說的產權形式。不同的產權形式對經濟實績有著深刻的影響。現代經濟最基本的組織形式是市場與企業、產權制度與市場、交易成本、組織密不可分。市場交換需要產權制度，否則交換不能進行；市場交換存在交易成本，市場交易必須有使交易成為可能的基礎，那就是一套復雜的法律結構及其實施，即需要一套產權制度。產權理論與國家理論關系緊密，產權的創建和實施又與國家相關。諾思指出，國家有著不完全一致的雙重目標：由于稀缺性和競爭的存在，更有效率的組織形式將替代無效率的組織形式，但如果有效率的組織形式損害了統治者的利益，那么相對無效率的組織形式將存在下來。借助國家理論，諾思解釋了無效率的組織形式、不好的產權制度得以存在的原因。

在諾思看來，國家在制定和變革制度方面是受到兩方面制約的：一是政治市場的競爭；二是交易費用。但是交易費用與收益的計算并不能解釋一切制度的穩定與變遷，“歷史上的變革和穩定性，需要有一種關于意識形態的理論來解釋同新古典理論關于個人主義合理算計相背離的那些情況”。國家作為產權的界定、保護和變革者，所提供的產權制度需要人們相應的意識形態才能得以維護，“成功的意識形態必須是靈活的，以便能贏得新團體的忠誠，或隨著外部條件變化也得到老團體的忠誠。”國家可以通過對意識形態的投資，使人們理解、支持制度變革，使制度變遷順利，降低變遷成本，抑制“搭便車”行為，使制度變遷的成本內存化，從而節約變遷成本。

上述背景條件構成了作者的理論基礎，經濟環境的變化（如資源條件的變化、 相對價格的變化等）構成了推動產權變動的力量，產權變動向著減少制度費用的方向發展，政府依靠其暴力上的比較優勢在其自身動機的約束下確認并執行有效產權，意識形態上的變革有助于降低經濟組織成本，上述過程有效的解釋了制度變遷的機制。

本文將著重探討在1990年以后的全球化時期，本書所提出的制度理論對于國際政治經濟學研究的解釋力。

二、全球化時期國際政治經濟學發展的主要問題

全球化時期，國際政治經濟學有一個不變的“核心議題”，即國際政治經濟學最終是要研究經濟的全球化與仍然以民族國家為基礎的國際政治之間的結構性矛盾、沖突，以及研究如何管理和解決這些結構性矛盾和沖突的問題。

20世紀90年代以來，伴隨蘇聯解體，全球化掀起又一浪潮，國際經濟和國內政治之間的聯系明顯增強，這一時期的全球化呈現出一些明顯的特征：首先，在經濟方面，以聯合國、世界貿易組織等為代表的全球多邊經濟組織努力推動全球貿易自由化，各種區域經濟組織不斷產生，一體化程度不斷深化。第二，各民族國家之間的競爭與合作，不僅在貿易方面有所拓展，在環境、疾病和公共健康（最典型的案例包括SARS和AIDS），和洗錢等方面的國際問題也凸顯出來，這些政府無法控制的問題是需要通過國際機制和全球治理來解決的。第三，全球化產生了國際關系領域的開放經濟政治問題，國際體系經濟權力的分布也發生很大改變，除了發達國家通過國際機制進一步確保統一的開放市場之外，游離在全球經濟體系之外的發展中國家和社會主義國家，也紛紛提出了加入這一體系的要求。同時，參與全球化體系的主體從民族國家拓展到跨國公司和利益集團。

針對這樣的趨勢，國際政治經濟學發展的主要問題也發生了一些變化。國際政治經濟學90年代后最大的成果是借用經濟學理論研究不同行為主體的經濟利益如何影響其政策選擇。很多學者已逐步走出國家與市場兩分法、國內層次與國際層次相互割裂的狹隘研究視角，在國家、市場維度之外納入“社會維度”，同時打通國際與國內層次。國際政治經濟學發展的主要問題由“國家——市場”轉變為：“國家——市場——社會”。在新添加的社會層次上，最重要的是要研究社會集團，特別是私人利益集團與公共利益集團的作用。下圖能夠較為全面地概括1990年以后的全球化時期國際政治經濟學發展的主要問題：國際政治經濟學發展的主要問題包括國家、市場、社會三個層面，在國內層次中分別以國家、企業、國內利益集團為主體，在國際層次中分別以民族國家、跨國公司、國際組織（包括政府間國際組織和非政府組織）為主體，同時，國內層次與國際層次相互交織，界線越來越模糊。

三、結論

根據以上的綜合分析，筆者認為諾思的制度理論對于解釋全球化時期（1990年至今）國際政治經濟學發展的主要問題具有可借鑒之處，具備一定解釋力。

第一，從國際政治經濟學目前的主要流派來看，國際政治經濟學在全世界的范圍內討論民族國家與世界市場的互動關系，并將國際關系的發展動力歸結為二者的相互作用。自由主義流派強調世界市場更多地塑造了民族國家的行為；現實主義流派認為民族國家對世界市場的形成貢獻更大；激進主義流派則從公平、公正的角度，否定現有的民族國家與世界市場體系，試圖推進不滿足于現狀的力量，完成意識形態上的進步。諾思所強調的推動經濟史中結構變遷的因素——經濟組織的形式、國家對新興產權形式的界定、意識形態的發展變化——構成了國際政治經濟學三個流派關注的對象。

第二，從國際政治經濟學研究的角度來看，這一時期，國際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必須了解國內集團如何界定各自物質偏好，這些偏好又是如何被政治機制所加強的。這一問題涉及到兩個研究方向：首先是國際層面與國內層面的互動；其次是制度與利益的互動。

在國家層面，從國家對產權結構界定的角度，諾思認為，國家既有動機建立適宜自己的產權結構以使得統治者獲得的租金最大化，也有降低經濟組織中的交易費用以使得社會產出最大的動機。由于國際政治經濟學最終要研究的是經濟全球化與仍然以民族國家為基礎的國際政治之間的結構性矛盾、沖突，以及研究如何管理和解決這些結構性矛盾和沖突的問題，國家和政府需要以暴力規定產權組織形式，潛在地利用暴力來實現對資源的控制。

在市場層面，現代經濟最基本的組織形式是市場與企業。民族國家在推動世界市場形成中起到了主要作用，而在全球化條件下世界市場對民族國家的行為有越來越大的塑造作用。跨國公司等企業成為世界市場上日益活躍的角色，它們以世界市場為舞臺，又影響著世界市場的運行發展，對國家間關系也施加著直接或間接的影響，甚至在國際意識形態和國際體制的變化與調整中也常常能看到跨國公司等企業的影子。

從意識形態角度來看，全球化時期，社會集團的價值取向，特別是對全球化發展的認同程度，影響到國家、市場或公司的作用。全球化的發展帶來產業結構的調整，帶來了觀念的分裂，基于利益與認同的利益集團的分化組合在某種程度上是對全球化發展的一種反應。如何塑造社會的普遍認同，平衡不同利益集團，維護對外開放政策，成為對國家能力的重要挑戰。諾斯的意識形態理論也解釋了這些現象，并給出了解決方案：職業專門化引起意識形態差異，使得一直因種族（地理）差異而存在的意識形態差異變得更嚴重了，國家利用暴力規定了某種意識形態的主流地位并加以大力宣揚，限制其他非主流意識形態的生成和擴展，進而影響制度的選擇、安排和變遷。

第三，“全球化在將來是會持續下去還是會重蹈歷史的覆轍”是目前全球化面臨的主要疑問之一，也是許多國際政治經濟學者正在研究的課題。伊肯伯里和格里科兩位學者指出，全球化是可以逆轉的，全球化若使世界各國貧富差距越來越大，弱國窮國很可能封閉自己，為了保證國際體系的開放和穩定，需要國際經濟制度和全球治理等多種方式作用。米爾納認為解決問題的關鍵在于各國政府能否處理好推進全球化與保護民眾免受全球化沖擊之間的關系。

全球化時期，我們看到了這樣一些現象：關貿總協定的簽訂與世界貿易組織的成立降低了由關稅和種種非關稅壁壘所引起的交易成本；貨幣互換安排降低了各國央行持有外國貨幣的成本；以歐盟為代表的地區性一體化組織降低了交易成本形成了國際政治經濟學中的種種新現象。上述過程中，既有市場主體的推動作用，又涉及國家在新產權形式認定過程中的關鍵作用與國家租在這一過程中的提高。諾思的制度理論主要是針對國內層面和歷史層面來談的，面對全球化，國際政治經濟學完全可以將這一思想延伸到國際制度層面，也就是說制度費用在世界范圍內的減少，可以成為推進國際政治經濟體制演變、全球產權結構轉變的因素。這同樣驗證了當前國際政治經濟學理論的邏輯：“理性一無政府狀態一合作一共同利益一制度協調”。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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