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一篇好文章的誕生，需要你不斷地搜集資料、整理思路，本站小編為你收集了豐富的對政治經濟學的看法主題范文，僅供參考，歡迎閱讀并收藏。

第1篇：對政治經濟學的看法范文

一、歸納演繹教學法

歸納演繹法是從一系列具體事例中提煉、歸納出抽象概念再解析的方法。這是一種從具體到抽象，從簡單到復雜，從現象到本質，由淺入深的教學方法，符合人類認識的基本規律，能夠使學生更直觀更深入地理解所學的基本原理，摒棄從理論到理論，從抽象到抽象的講授法的弊端，提升學生學習興趣，增強教學效果。比如，在講授商品概念時，作者不象有些老師那樣一開始就拋出商品概念，然后解析其內涵。而是先列舉一些事實，比如，農民種植的糧食、工人織的布等等，是勞動產品，如果是為了給家里人吃、穿用，不進行社會交換，我們稱之為產品；如果是用于社會交換，給別人吃、穿用我們稱之為商品。以此類推，從一系列事例中歸納出商品的定義是用于交換的勞動產品。在此基礎上，再運用演繹法進行解析，即商品包含兩層意思，首先是人類的勞動產品，其次是生產的目的是通過市場交換，為他人使用。因此，土地等自然物，可用于交換，但不是人的勞動產品，因而不屬于商品；為家人吃而做的饅頭，為家人穿而織的布雖是勞動產品，但生產的目的不是為了社會交換，因而也不屬于商品。這樣，通過歸納演繹法，就把商品概念講得非常清楚。

二、案例教學法

案例教學法是教師根據教學目的和要求，在課前選取具有代表性和時代性的典型案例，在課堂上引導學生圍繞案例展開討論和講解，最后進行總結并提煉出觀點和見解的教學方法。案例教學法從現實問題和現象入手，提出抽象觀點和見解，具有直觀性和形象性，是從實際到理論的一種教學方法，是培養應用型人才不可替代的教學方法，能夠激發學生學習的興趣，提高學生分析、解決現實問題的能力。在教師選取、組織案例教學外，也可在相關理論講完后，由教師引導、組織學生圍繞當前社會經濟中的熱點、難點問題尋找、設計案例，用以鞏固所學基礎理論，提升學生發現問題、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的能力。我國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三十多年的生產實踐與當代資本主義國家市場經濟的經驗積累，尤其是資本主義世界的金融危機，為政治經濟的案例教學提供了不可勝數的案例素材。政治經濟學教學中應努力提升案例教學法的比重。

三、比較教學法

比較法是在政治經濟學的指導下，將政治經濟學與西方經濟學基本觀點進行比較的教學方法。當前政治經濟學教學中面臨的突出問題和尷尬經濟處境是如何處理好與西方經濟學的關系。政治經濟學與西方經濟學同為高校經管類本科生開設的專業基礎理論課，但是兩門課之間的關系一直沒有理順，教學中兩門課的授課老師是各教各的課，相互之間不發生關聯。兩門基礎理論課之間究竟是什么關系，尤其當兩門課針對同一個理論問題作出不同解釋時，學生會產生理解上的困惑。通過運用比較法讓學生明白，政治經濟學和西方經濟學是兩套不同的理論體系，處于不同的分析層面，不可互相代替“，不是絕對排斥的關系”。總體上，它們之間既具有共性，又具有差異性，共性都是反映社會化大生產和市場經濟發展的一般規律的科學成果。差異性主要表現在內涵、階級立場、研究對象、觀點、目的與任務等方面。在涉及同一個知識點時，比如，關于利率，政治經濟學認為利率是由借貸資本的供求決定的，西方經濟學認為利率是由貨幣的供求決定的。對此，只有運用比較法向學生講述前者講的是借貸資本的實質內容，后者講的是借貸資本的表現形式，學生才不會無所適從。因此，運用比較法能夠提升教學效果：一方面理清兩門專業基礎課程之間的關系；另一方面加深學生對政治經濟學相關知識的理解，豐富和拓展了學生的知識面。

四、微課教學法

政治經濟學是一門具有高度抽象性與邏輯性的理論學科，光靠課堂教學是不可能透徹地理解和掌握，教師應該充分地利用網絡資源指導學生做好課前預習和課后鞏固。可以通過建立班級郵箱、QQ群、微信等網絡媒介形式對學生進行課前導學和課后復習鞏固，激發學生自學。課前指導包括上傳相關閱讀書目，并將講授內容的時代背景、教學目的、重點、難點等知識點提示。課后以問題答疑、個別輔導及學科前沿觀點等形式鞏固所學內容，還可以上傳文體、音頻課件，尤其可嘗試微課教學法。微課教學法是伴隨著網絡技術的興起而發展起來的一種新型教學方法和手段，教師針對教學活動中的相關知識點開展的簡短、完整的在線視頻教學活動。其基本特點，一是實用性，要求主題明確，圍繞一個概念、術語、事件、問題等均可以進行講解；二是簡潔性，要求結構較緊湊、短小精悍，篇幅小、時間短，一般以兩至十分鐘為宜，只要把主題講清即可；三是趣味性，要求圖文并茂，形象生動，以圖片、文字、動畫、視頻、聲音組合的“快餐式”課件模塊形式，增強學生自主學習的興趣和動力。

五、教學與科研相結合教學法

理論來源于實踐并指導實踐，其存在的價值意義在于能夠解釋、指導紛繁復雜的社會現象。政治經濟學面世一百多年來，資本主義世界的社會經濟關系發生重大變革，社會主義尤其是我國改革開放開啟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偉大實踐，在世界形勢發生深刻變化的今天，政治經濟學的許多觀點解釋現實的社會經濟現象發生困難與牽強，政治經濟學在發展變化了的社會經濟中，也不斷受到國內外經濟學家的挑戰和質疑。比如，包括薩繆爾森、瓊•羅賓遜在內的當代西方最知名經濟學家均否認政治經濟學的基本觀點，如勞動價值論、剩余價值論、暴力革命論、資本主義必然滅亡論等的科學性和合理性。國內，以茅與軾為代表的經濟學家同樣否認勞動價值論的科學性。所以，政治經濟學理論在發展變化了的現實面前，在面對國內外經濟學家質疑中，正陷入困境，面臨著與時俱進的必要性和緊迫性。但是，長期以來政治經濟學教學與科研相脫離的形象較為突出，許多授課教師僅滿足于基本理論的介紹，既不熱心搞科研，對學科前沿的研究成果又缺少關注，也就談不上向學生傳授前沿觀點。因此，教授政治經濟學的高校教師負有創新發展政治經濟學，并在講授基本理論時把學科前沿的相關研究觀點及時傳授給學生的學科使命。

六、結語

第2篇：對政治經濟學的看法范文

一、問題的提出

很長一段時間以來，政治經濟學課程在教學中遇到了很大的困難。學生們在學了這門課之后，普遍反映這門課理論抽象、復雜、分散，學起來很吃力；有些內容在高中已經學過了，再學一遍沒什么新意，是在浪費時間；目前流行的是西方的理論，馬克思的理論太陳舊了；學了以后也不很實用甚至是根本不實用，學和不學沒什么兩樣。在當前經濟快速發展的時代，大部分人都是近視功利、心浮氣躁的，對純理論的東西都不感興趣；這種情況下如果不是有考試的壓力，很多學生就不會去上這門課，給這門課教師的教學帶來了很大的挑戰。

二、教師在政治經濟學教學過程中應有的基本態度

要適應大學生的特點，培養學生的興趣，提高學生認識分析問題的能力，開闊學生的眼界和思維，就必須轉變教師的教學態度。教師的教學態度總的來說應該是積極啟發學生的思維，激發大家的想象，鼓勵學生自由思辨的，以此為學生提供一種觀察認識社會經濟問題的視角和方法。[1]

（一）教師要能夠正確把握的理論精髓要使學生能體會到的基本理論博大精深之處，體會到其創見性和意義，需要教師在傳授理論時要辨別良莠，把握精髓，挖掘馬克思體系中真正對學生有所啟發的東西。正如恩格斯指出的，“馬克思的整個世界觀不是教義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現成的教條，而是進一步研究的出發點和供這種研究使用的方法。”[2]

（二）教師要崇尚自由思辨的學風要使學生愿意學，愿意挖掘的理論精髓，需要教師鼓勵學生自由思辨，不打擊學生學習思考的積極性。對學生不同的看法可以進行討論、引導，而不是堅決地給予否定。著名的倫敦政治經濟學院建校時間不長，校園風景也不很壯麗，卻取得了令世界矚目的辦學成就，在經濟學領域產生了10位諾貝爾獎得主，這與它一直堅持自由兼容的辦學理念是分不開的。它的教學主要不是教授知識和方法，而是引導學生會讀書、會學習、會研究，培養能夠進行理性思考的人。[3]筆者認為這是我國教育界普遍要努力的方面。

（三）教師要在教學中體現出一定的思維范式要使學生能克服學習政治經濟學過程中理論分散、缺乏系統理解的困難，需要教師傳授給學生的不僅是具體的知識，更重要的是政治經濟學研究的思路、規則、方法，使學生能夠對經濟現實和經濟問題的認識由感性階段進入高一級的理性階段，使知識系統化。授之以漁，而不是授之以魚。筆者認為教師教學中在每一具體問題講解前都應以一定的思路貫穿引出下面要講的內容，給學生一個宏觀、整體的架構，幫助學生掌握內容。對于還沒有整體架構的內容也應向學生說明，吸引學生進行研究分析，同時也可以促進政治經濟學理論的發展。

（四）教師要引導學生正確對待政治經濟學要使學生正確對待這門課程，不覺得無用，需要教師除了在教方面注意外，更主要的是要引導學生在學的方面有正確的態度和方法。一方面要引導學生正確對待傳統理論，要全面地看待前人理論。對待也要一分為二，正確認識馬克思理論的精華，努力吸收中真正有價值的東西，避免學生見到馬克思或政治經濟學等字眼就搖頭。另一方面要引導學生認識馬克思理論是開放性的，可以吸收人類一切優秀文明成果。這種引導要貫穿于課程的始終。例如導論是課程的起點,是學生接觸課程的開始，第一印象很重要，政治經濟學從一開始要吸引學生的興趣，教師就要重視導論，講好導論。政治經濟學導論部分介紹了該門課程的起源、發展過程、課程的性質、主要研究方法和意義等，這時糾正學生對政治經濟學的錯誤認識，厘清政治經濟學與西方經濟學的關系，幫助學生正確對待政治經濟學很重要。講好導論是教學成功的起點。[4]后面具體的內容要與研究方法，與西方經濟學的關系等結合起來講解，使學生對待政治經濟學的應有態度有感性基礎。當前政治經濟學還在不斷發展，吸引學生興趣，啟發學生的思維，引導學生能夠提出獨自見解，提高學生的分析能力，這是教學的根本目的也是政治經濟學發展的希望之所在。

三、政治經濟學教學方法的探討

學生普遍認為理想的授課方式是理論聯系現實，老師與學生有互動。倫敦政治經濟學院采取的“講座+討論”教學方法是老師與學生有高度的互動，學生的創造性思維得到充分發揮的好方法，是他們培養高質量人才的重要保障機制。[5]但是這樣先進的教學方法不適合我國一般的高校本科教育。因為學生從小學到高中一直在象牙塔里，他們的知識、經驗和閱歷是非常有限的，主要表現就是，學生對經濟新聞節目大都偶爾關注或者不關注，不會提出問題或提出的問題相當幼稚或者根本沒有任何問題。不過有的學生會對一些社會熱點問題進行主動思考。在此種情況下，需要老師把傳授基本知識和引導學生思考問題相結合。

（一）必要的理論加案例講授對于經濟的一些基本理論，理論加案例講授法是不可或缺的。因為學生需要具備一定的理論基礎和邏輯思維能力才能理性思考現實問題，在講授基本理論時需要借助案例來幫助學生正確深入地理解原理。所以，理論加案例是政治經濟學基本的重要的教學方法。受課時的限制，教師選案例貴在精，不在多。案例的具體表現方式可以有多種：經濟事件，經濟數字，圖片資料等。這些資料不但較為容易收集，節約開支，而且極易引起學生的興趣，引導學生觀察生活，關注時事，達到較好的教學效果。

（二）適時的課堂討論對于當前經濟界有爭議的問題就可以采取這種方式教學。因為這樣既能吸引學生關注經濟問題，又能發揮學生的自主性。通過課堂討論一方面可以讓學生參與教學，有機會鍛煉自己的表達能力，主動思考問題，培養他們分析問題的能力，提高他們的興趣和積極性，另一方面可以使教師及時、準確地了解學生的思想，便于有效引導。這種方法需要教師課前組織學生做好準備。要根據教學內容精心選擇討論題目，然后布置給學生，要求學生以小組為單位，由組長組織同學去做調查，找資料，查文獻，寫出本組的發言提綱。需要教師課堂上組織好討論。既要啟發學生多角度思考，能引起爭論，也要使討論始終圍繞一個主題有序地進行，不浪費時間。需要教師最后進行總結。對學生在討論中閃現的思想火花和優良的思維品質要加以肯定和鼓勵，對發現的問題要及時糾正。例如討論壟斷行業的改革，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等。#p#分頁標題#e#

（三）適當的學生自學對于教學中有些章節學生完全可以通過自己看教材、查資料掌握的，可以布置給學生自學。因為這樣既能調動學生學習的主動性，又給學生一定的壓力，還能增進師生間的感情，減小距離感。一般來說，由于學生理論水平和時間的限制，自學中往往存在較大的盲目性，這種方法需要老師指出重點，給出思考題，并介紹相關參考資料，課下對有困難的學生自學進行指導，讓學生以小論文的方式回答思考題，最后教師點評。

第3篇：對政治經濟學的看法范文

1 關于教學目標

教學目標是課堂教學的靈魂，是判斷課堂教學有效性的依據。根據美國著名的教育心理學家布盧姆的教育目標分類理論，結合我國的教育教學實際，將課程教學目標分為知識與技能、過程與方法、情感態度與價值觀三個維度。具體到西方經濟學的教學，結合課程建設目標，其教學目標也分三個層次：第一是經濟學知識理論與技能的傳授;第二是經濟學思維方式的訓練與研究方法的培養;第三是對社會的正確認識以及生活態度、責任、價值觀的熏陶與塑造。作為本科層次上的經濟學教學，僅僅停留在第一層次上的教學是不夠的，必須向第二、第三層次上拓展。也就是學習經濟學不僅僅是學理論，更重要的是要求學生掌握課本知識后面所體現出的思維方式與研究方法，也就是人們所說的要像經濟學家那樣思考，為在以后的工作和學習中遇到問題和障礙時提供研究思路和解決方法。在這一點上，凱恩斯說得很明確：經濟理論并未提供一套立即可用的完整結論，它不是教條，只是一種方法，一種心靈的器官，一種思維的技巧，幫助擁有它的人導出正確的結論。在此基礎上對我們這個時代、社會、自身有更清楚的認識，不盲從、有方向，有動力，成為對社會對家庭有用的人。

2 關于教學內容

教學內容是實現教學目標的保證，傳統的西方經濟學教材在內容上局限于基本的微觀和宏觀經濟學理論，只涉及西方主流經濟學理論而缺乏對非主流經濟理論及前沿學科發展的介紹，更缺乏對政治經濟學的比較研究。教師如僅以教材為藍本實施教學會導致學生對經濟學的認識是以一斑窺全身，達不到最高的教學目的，因此有必要對教學內容進行拓展，在此注意兩點：

2.1 適當增加西方經濟學與政治經濟學的比較研究內容

經濟學屬于社會科學，它與國家制度、意識形態密切相關。西方經濟學與政治經濟學作為經濟學的兩大體系在哲學基礎、研究對象、研究方法上有所不同，而我們對待西方經濟學的態度在建國前后期也有所不同。建國前期我們持全盤否定、盲目排斥的態度，而現在我們又出現了對西方經濟學的盲目推崇，政治經濟學的教學不斷弱化的現象。政治經濟學是在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的世界觀和方法論指導下，在對人類社會的歷史發展進行科學分析基礎上揭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產生、發展以及最終為社會主義所替代的客觀規律的理論。而西方經濟學的哲學基礎是資產階級世界觀，是為資本主義經濟基礎服務的。如果教師在教學過程中不注意或不明確這一點，學生在學習中與以前的政治經濟學基礎知識進行對比，極易出現理解混亂，從而產生對馬克思經濟理論的正確性的懷疑。因而在教授西方經濟理論時，首先必須按照馬克思政治經濟學觀點對其進行科學而全面的分析，明確哪些內容是反映社會化生產和市場經濟規律的內容，帶有相對真理的性質;哪些內容在意識形態上是掩蓋資本主義世界本身的矛盾，宣傳資本主義的合理性和優越性，是屬于庸俗的東西而應該摒棄。只有確立了對待西方經濟學的一分為二的科學態度，我們才能合理選擇與改革西方經濟學的教學內容為教學目標服務。

2.2 適當增加最新經濟學前沿及非主流經濟學流派的介紹

現代西方主流經濟學是在以薩繆爾森為代表的新古典綜合派的理論體系發展而來的，同時適當吸收了其它學派如貨幣學派、理性預期學派的觀點。其特點是把凱恩斯的宏觀經濟理論和新古典微觀經濟學機械地組合在一起，其實質是把經濟學分為兩種不同的部分：當社會資源配置達到充分就業時，新古典微觀經濟理論發生作用，是為微觀經濟學;當杜會資源配置沒有達到充分就業時，凱恩斯主義宏觀經濟理論發揮作用，是為宏觀經濟學。這種二者相互獨立而很少有關聯的理論體系受到了西方各派經濟學家一致詬病。近些年來，為使宏觀經濟學與微觀經濟學真正融為一體，經濟學家進行了廣泛探討并取得了重大進展;而且現代經濟學眾多流派所探討的問題與當今現實經濟實踐聯系非常緊密，解答的是一些熱門、棘手的經濟學問題，而這些在我國現有經濟學教材并沒有反應出來。因此在教學中要把這些最新的經濟學研究介紹給學生，同時適當增加對供給學派、新劍橋學派、新奧地利學派，新制度經濟學的觀點介紹，如此使學生對經濟學有一個完整的認識，同時可以開拓學生的視野，提高學生的思維水平。

3 關于教學方法

在明確教學內容的基礎上，選擇合適的教學方法是實現教學目標的關鍵。結合西方經濟學的課程特點，在教學中采取多種教學方法保證教學效果。

3.1 問題教學法

教師在系統講授基礎理論的同時，鼓勵學生對感興趣的熱點問題提出自己的看法，督促學生每次課前必須預習并準備好問題，也可以在課堂教學的過程中隨時提問題。這對教師的備課和教學是極大的挑戰，促使教師必須把更多的精力投入教學中。

3.2 案例教學合法

精選中外經典經濟案例，教師提出一些疑難問題，引導學生運用經濟理論，分析經濟事件成功與失敗的原因，以及解決問題的途徑。運用事例來說明關鍵性概念和對基本定理給予正式證明。案例分析可以加強對所學知識的理解，學會結合實際分析經濟現象，找出經濟運行的一般規律。能夠綜合訓練學生的分析、判斷和解決問題的能力

3.3 理論聯系實際教學法

用西方經濟學的微觀部分的基本原理剖析我國企業科學決策中存在的熱點、難點問題，將宏觀經濟理論與國民經濟運行狀況有機地聯系起來，使學生對現實國內外經濟社會中出現的各種問題有更加深刻的理解和認識。在教學中采用互動式教學，根據教學內容的特點靈活的采用課堂集體討論、學生社會調研進行，采用現代企業西方經濟學的實際案例進行案例教學和影像教學。并通過開展課程外社會實踐，把理論教學與課外社會實踐結合起來，以提高學生的理論聯系實際能力，并促使他們綜合素質的提高。

第4篇：對政治經濟學的看法范文

“國民經濟學”這一學科在國內外有著不同的學科淵源。在國外學術界，國民經濟學與經濟學區別不大，目前研究的主要對象都是稀缺資源的有效配置問題，英美等國家習慣將其稱為“經濟學”，德國及斯堪的納維亞國家則將其稱為“國民經濟學”。亞當·斯密1776年的《國富論》可以看作國民經濟學的先驅之作，現有中譯本文獻中可以查到的直接以國民經濟學為名的西方經濟學專著主要是非英美學者（特別是德國學者）所著，如1915年翻譯出版的日本學者津村秀松所著《國民經濟學原理》、1914年翻譯出版的德國學者傅克斯所著《國民經濟學》、1938年翻譯出版的德國學者狄爾所著《國民經濟學原理》等。在國內，國民經濟學學科發端于國民經濟計劃學，該學科最早由中國人民大學創辦于20世紀50年代初期，當前，“國民經濟學”是經濟學門類中“應用經濟學”一級學科下設的二級學科，是一門關于國家經濟是怎樣運行和應當如何管理的學科，從宏觀、戰略的角度來研究國民經濟與社會發展問題，并對國民經濟與社會發展進行預測與規劃。20世紀90年代以來，隨著學科建設的快速推進，國民經濟學的新理論、新體系不斷涌現。考慮到“保留并發展國民經濟學可能是中國經濟學的特色”“國民經濟學也許是中國經濟學（體系）發展的一個特色點、突破點、制高點”，我們有必要停下來思考國民經濟學的學科建設還存在哪些問題，以及中國國民經濟學學科未來應該如何發展。誠如林木西所言，“國民經濟系統是一個多部門、多地區、多環節、多層次相互交織，諸多子系統相互交錯，多目標、開放性、動態化的巨系統”。面對這樣一個龐雜的大系統，在國民經濟學學科建設過程中，由于不同學者的學術旨趣和側重點有所不同，衍生出一系列的學科建設困境和難題，亟須加以突破或化解。 

縱覽現有文獻，可發現不少學者已經注意到國民經濟學學科建設面臨的尷尬或困境，并初步提出了一些解決之道。可大致將現有文獻分為如下兩類：（1）關于國民經濟學學科面臨的尷尬或困境。劉瑞指出，國民經濟學學科建設面臨“國內外學科性質不同”“國內學科分工不明確”“國內學科專業同行不同語”等三大尷尬局面。顧海兵、齊心認為，國內學界對“國民經濟學”的理解要么過窄、要么過寬，需要進行必要的折中處理。王廷惠認為，國民經濟學學科發展過程中存在研究對象分歧、學科體系不一、學科特色不足、學科邊界模糊等一系列問題。（2）關于完善國民經濟學學科的建議。和云建議，國民經濟學學科建設過程中應處理好“規范性與特色性”“本土化與主流化”“國民經濟學與其他經濟學科”等三對關系。林木西認為，國民經濟學的學科淵源與其從國外尋找不如從自身挖掘，其學科邊界、研究對象與其同其他學科去比較、界定，不如靠自己的努力和創新。花馮濤則建議，一方面要處理好國民經濟學與經濟學、西方經濟學（尤其是宏觀經濟學）的關系，另一方面在研究的核心內容上，要著重強調國民經濟學的宏觀特性與中國現實國情相結合。

縱覽現有文獻，可發現它們還存在如下不足：第一，現有文獻所提煉的國民經濟學學科所存在的問題尚缺乏哲學方法論層面的反思，從而影響了對相關問題的深入把握；第二，現有文獻所提出的化解之道仍有“頭痛醫頭、腳痛醫腳”之嫌，缺乏優化國民經濟學學科建設的系統解決方案。為此，本文選擇以科學哲學家拉卡托斯（Lakatos）的“科學研究綱領方法論”為基本工具，對國民經濟學學科建設面臨的“四大困境”展開具體剖析，在此基礎上提出進一步完善國民經濟學學科的路徑選擇。 

二、學科建設面臨的“四大困境” 

1.困境之一：理論內核缺乏 

按照拉卡托斯的“科學研究綱領方法論”，可將一門理論的研究綱領分為“硬核”和“輔助假說”，“輔助假說”圍繞“硬核”形成了一層層外圍保護帶，“正是這一輔助假說保護帶，必須在檢驗中首當其沖，調整、再調整、甚至全部被替換，以保衛因而硬化了的內核”。簡言之，研究綱領的硬核或內核即“一組關于該學科在研究過程中需要遵守的規則”，擁有堅硬的內核是一門理論具有生命力的標志之一。一般認為，拉卡托斯的“科學研究綱領方法論”可對一門理論進行細致的結構分析，進而可包容波普爾的“證偽主義”和庫恩的“范式”概念。國民經濟學內核是關系到國民經濟學學科建設的關鍵問題。不可否認，國民經濟學學科的研究內容較為多元化，與較多的經濟學分支乃至社會科學分支有著豐富的理論“接口”，這是其學科外延較廣的體現之一。舉例來說，在與國民經濟學并列的應用經濟學學科中，產業經濟學擁有“產業組織理論”這一內核，國際貿易學擁有“比較優勢理論”這一內核，絕大多數經濟學分支學科都有各自明確的理論內核。然而，國民經濟學學科發展至今，仍然缺乏一以貫之的理論內核和貫穿研究體系的那根“紅線”。正因缺乏明確的理論內核，且存在較為寬泛的研究體系，容易給人留下一種印象：“國民經濟學是個筐，什么東西都可以往里裝”。進而言之，在國民經濟學學科建設過程中應該捍衛和堅持什么、調整和改變什么，往往就成為不清不楚的問題了，從而必然會影響學科體系的完善和發展。一句話，理論內核不明確嚴重地影響了國民經濟學“研究綱領”的活力和生命力。而當一門學科缺乏自身明確的理論內核時，便存在著被其他學科同化的可能。 

2.困境之二：外圍保護帶龐雜 

一門學科的外圍保護帶是將研究綱領的內核運用于現實世界所得到的種種具體的假說。在發展一門學科的過程中，需要結合現實數據或案例不斷地對外圍保護帶進行證偽，通過不斷地“去偽存真”，保留暫時沒有被證偽的假說，進而形成圍繞理論內核的一層層“保護帶”。國民經濟學的發展也不例外。然而，迄今為止，國民經濟學學科體系的外圍保護帶仍然較為龐雜，甚至難以找到其系統而明確的理論假說。在廈門大學錢伯海教授歷經多年構造的國民經濟學學科體系中，財稅機制與調節、貨幣信貸與金融調節、對外經濟及其調節、國民經濟總體模式及發展戰略等內容始終存在，但逐步增加了對總需求、總供給、總供求平衡等相關內容的論述，進而將國民經濟學轉化為國民經濟管理學。顧海兵、齊心認為，國民經濟學包括國民經濟方法論、國民經濟統計學、國民經濟信息論、國民經濟預測學、國民經濟政策論、國民經濟地理學、國民經濟模型論、國民經濟生態學、國民經濟軍事學、國民經濟人口學、國民經濟法學、國民經濟戰略與規劃論、國民經濟社會學、比較國民經濟學等。劉瑞指出，國民經濟學的核心命題應該包括兩大板塊和三個層次，兩大板塊分別是“國民經濟運行”和“國民經濟管理”，“國民經濟運行命題”包括“經濟總量命題”（經濟增長與發展、經濟總供給、經濟總需求）、“經濟結構命題”（產業結構、區域結構、企業結構）、“經濟平衡命題”（經濟總供求平衡、經濟內外部平衡）；“國民經濟管理命題”包括“政府經濟職能命題”（市場失靈、政府干預必要性、政府經濟管理制度）、“宏觀調控命題”（宏觀調控目標與手段、宏觀調控機制）、“社會經濟發展戰略與規劃命題”（發展戰略、發展規劃）、“經濟政策命題”（宏觀調控政策、經濟發展政策、經濟規制政策）。（注：括號內的表述為第三層次）。林木西則認為，國民經濟學的研究體系主要包括：國民經濟系統（系統總體、系統結構、系統環境）、國民經濟運行（總體分析、需求動力、供給推力、周期波動）和國民經濟管理（管理目標、發展戰略與規劃、監測預警與綜合評價、宏觀調控、微觀規制）。王廷惠指出，中國的國民經濟學應該重點強調國家戰略利益導向、國情與本土化語境，關注可持續發展。目前國民經濟學的學科發展尚缺乏公認的外圍保護帶，學者們也缺乏對上述體系或框架的證偽或證實，使得在全國性的國民經濟學方面的學術論壇或學術會議中，缺乏統一的交流語境和學術背景，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出現了研究者“自說自話”的局面。這加劇了國民經濟學成為經濟學科中的“大雜燴”，必然影響國民經濟學學科的發展和繁榮。

       　3.困境之三：學科邊界不清 

從一定意義上說，學科發展的交叉局面或許是不可避免的現象，并且跨學科發展是當代科學發展的一種必然趨勢。然而，從經濟學角度而言，如果沒有明確的學科分工、學科邊界不清晰，會嚴重地制約和影響知識積累的進程和效率。即便是跨學科融合發展，也應該是在學科高度分工、知識高度分立的背景下，當各學科的知識積累到一定程度之后的“二次融合”。縱覽國內各國民經濟學學位點以及國家級、省級重點學科所涵蓋的研究方向可發現，國民經濟學尚不能很好地體現出與區域經濟學、財政學、金融學、產業經濟學、國際貿易學等學科的區別。當前國內的國民經濟學學科發展還沒有為“二次融合”做好準備。之所以如此，是因為國民經濟學不僅在研究內容上與上述諸多應用經濟學學科的邊界不清晰，而且與部分理論經濟學學科的區別還沒有被厘清，主要表現為三個方面： 

一是與西方國民經濟學存在含義上的混淆。根據德國學者羅雪爾的看法，西方學者（尤其是19世紀以前）所言的“國民經濟學”主要不是指國民經濟學學科，而是指國家角度的經濟學，是政治經濟學的一個異體，甚至是政治學的一個部分。目前，德國的經濟學分為國民經濟學和企業經濟學，美國經濟學會對經濟學的1—3級分類中尚不存在國民經濟學學科，但美國經濟學會的分類與國民經濟學相關的有E類、H類、O類、P類。而在中國，國民經濟學是綜合運用各種經濟學基本理論，分析和解決社會主義現代化進程中的若干具體問題的經濟學科。顯然，中國的國民經濟學是一門根植于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本土化經濟學科，在中國發展國民經濟學學科，并非要傳承與復興德系國民經濟學。也就是說，中國的國民經濟學與德系國民經濟學是不一樣的“國民經濟學”，不能因為名稱相同而將它們混為一談。

二是與政治經濟學的關系不甚明確。有著名學者曾指出，國民經濟學與政治經濟學是一回事，甚至引用馬克思的話來加以證明。不可否認，政治經濟學是國民經濟學的理論基礎之一。然而，中國的國民經濟學是從國民經濟計劃學轉化而來，肯定需要運用包括政治經濟學（德系國民經濟學）在內的各經濟學流派的基本原理和知識，同時在不少內容中還要吸收哲學、系統論、管理學、政治學、社會學等一切人類文明成果所提供的知識養分，這決定了不宜簡單地將中國的國民經濟學等同于政治經濟學。按照目前中國經濟學科體系的劃分方法，國民經濟學屬于經濟學門類中“應用經濟學”一級學科下面設置的二級學科，而政治經濟學則是“理論經濟學”一級學科下面設置的二級學科，在這里的“國民經濟學”與“政治經濟學”顯然不是一回事。 

三是與宏觀經濟學的關系還不明朗。國內也有部分學者認為，可以在國民經濟學與宏觀經濟學之間畫等號。不可否認，國民經濟學的理論來源之一就是宏觀經濟學，甚至國民經濟學只有緊密結合宏觀經濟學才能實現更好的發展，但國民經濟學與宏觀經濟學之間至少還存在著如下三大區別：（1）分析層次有差別。國民經濟學可同時涵蓋微觀、中觀和宏觀三個層次的分析（雖然側重于宏觀領域），其分析廣度要超過宏觀經濟學。（2）研究主題有差異。國民經濟學重點分析經濟制度問題、經濟結構問題、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戰略問題，不同于宏觀經濟學高度關注的經濟總量及其決定問題。（3）知識構成有區別。國民經濟學大量吸收了哲學、系統論、管理學、政治學、社會學等多學科的知識養分，而宏觀經濟學在吸收人類文明成果方面還沒有達到這樣的廣度。與宏觀經濟學的分析視野和研究對象不同，國民經濟學既分析生產、分配、交換、消費等社會再生產問題，也非常重視稀缺資源的有效配置問題；既分析經濟發展中的產業關聯問題，也格外重視不同區域的平衡發展問題。 

4.困境之四：研究對象不明 

關于國民經濟學的研究對象，當前中國學術界還同時存在著寬派、窄派和中間派三種觀點。寬派以錢伯海等為代表，認為國民經濟學是以整個國民經濟為整體，把政治經濟學與宏觀經濟學結合起來，既研究生產力，又研究生產關系，既研究國民經濟運行質的規定性，又研究其量的規定性，還研究國家管理等上層建筑，以及社會產品生產、分配、流通和使用的全過程的一門綜合性學科。窄派以李華、劉瑞等為代表，認為國民經濟學就是國民經濟管理學，是指廣泛運用社會科學、自然科學、技術科學等多學科知識，研究宏觀經濟運行規律及其管理機制的綜合管理學科，主要研究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如何對國民經濟活動進行科學的決策、規劃、調控和組織，如何保證整個國民經濟的有效運行。中間派以顧海兵、齊心為代表，認為國民經濟學應從屬于應用（宏觀）經濟學、實證（宏觀）經濟學，是經濟學一般原理與行政管理學及社會統計數據相結合的應用宏觀實證經濟學。從上述梳理可看出，迄今為止，“國民經濟學究竟研究什么”仍然是一個有爭議的話題。當然，這與前述該學科尚沒有明確的理論內核和公認的外圍保護帶存在一定的關系。如果將國民經濟學的理論內核明確下來，并將其外圍保護帶梳理清楚，那么，確立國民經濟學的研究對象將不再成為一道難題。 

三、進一步完善學科的路徑選擇 

1.以宏觀經濟學的“三化”（應用化、戰略化、政策化）為基礎，提煉理論內核 

迄今為止，提煉國民經濟學的理論內核仍然是一項重要且亟須完成的工作。有學者認為，國民經濟學研究的核心內容是國家的宏觀調控，計劃、財政、金融等三種政策手段構成了宏觀調控的三種主要手段，國民經濟學應該比財政學、金融學等學科更為宏觀。也有學者認為，市場與計劃的關系理論構成了國民經濟學的理論內核。作為從國家層面入手展開研究的經濟學學科，其理論內核不能是具體的政策手段，因為具體的政策手段只是實現國民經濟運行目標的途徑，其本身并不能形成完整的邏輯鏈條；類似地，國民經濟學的理論內核也不宜是簡單的市場與計劃的關系理論，因為這一理論尚不足以有效分析社會經濟發展等更為宏觀的國民經濟主題。進而言之，國民經濟學的理論內核只能從國民經濟學系統中去尋找和提煉。這是因為：第一，國民經濟學是一個復雜的巨系統。國民經濟學這一巨系統具有開放性、動態化、多部門、多地區、多環節、相互交錯、多層次、多目標等特征。第二，系統論是研究國民經濟學的最佳手段。系統論是認識系統、剖析系統的最佳途徑和方法。只有把握了國民經濟學的系統總體、結構及其功能，才能明確其中最為核心的內容是什么、分析這一系統的基本思路和方法是什么，進而才能找到其理論內核、探索其理論結構。遵循上述思路，國民經濟學的理論內核是宏觀經濟學的應用化、戰略化和政策化。依據這一理論內核，國民經濟學的核心任務是：主要運用宏觀經濟理論，結合經濟學其他分支學科，甚至吸收一切人類文明成果，著力分析和解決國民經濟發展過程中涌現的各種現實問題，并提出行之有效的發展戰略和政策建議。

       　2.以基礎理論運用于國民經濟現實得出的具體假說為內容，明確外圍保護帶 

為了明確國民經濟學的外圍保護帶，需要將其理論內核運用于現實世界而得到種種具體的假說，然后不斷地通過實證分析手段對之進行證偽，并不斷對外圍保護帶進行調整、再調整，才能硬化國民經濟學的理論內核。按照拉卡托斯的看法，在一個進步的研究綱領中，理論導致發現迄今不為人們所知的新穎事實，而在退化的研究綱領中，理論只是為了適應已知的事實才被構造出來。因此，為了使國民經濟學成為一種進步而非退化的研究綱領，需要以宏觀經濟學的應用化、戰略化和政策化等“三化”為主線，將其基礎理論運用于對國民經濟現實的分析和解釋，得出國民經濟學的系列命題和假說，構造其外圍保護帶的基本框架，并以國民經濟學的主要理論驅動“新穎事實”的發現，從而不斷完善國民經濟學的學科體系及其結構。 

3.以國民經濟學與其他經濟學分支學科之間的有效分工為原則，明晰與其他學科的邊界

一是強化國民經濟學與理論經濟學之間的分工。國民經濟學屬于應用經濟學，也因此，應該突出強調其“應用”色彩，強化該學科與理論經濟學之間的分工。理論經濟學的基本任務是提出并論證各種經濟學理論，其中涵蓋了各種經濟學流派，如古典主義、、新古典主義、凱恩斯主義、貨幣主義、供給學派、后凱恩斯學派等等。而應用經濟學的基本任務則在于合理運用現有的經濟學理論，吸收和借鑒理論經濟學中各個學派的養分，來分析和解決現實經濟問題。為此，國民經濟學的研究和分析不必過多地陷入流派之爭，而應以“取其精華、去其糟粕”為基本原則，選取經過事實檢驗、尚未被證偽的經濟學理論去分析國民經濟系統中的問題，并提出相應的解決之道。 

二是優化國民經濟學與應用經濟學其他分支學科之間的分工。國民經濟學應區別于應用經濟學中的其他分支學科，如區域經濟學、財政學、金融學、產業經濟學、國際貿易學等。在這些學科中，區域經濟學主要研究與區域發展、地區差異等有關的經濟問題；財政學主要分析政府收支行為及其背后的動因與規律；金融學探討貨幣資金的融通及其背后的基本規律；產業經濟學定位于微觀經濟學與宏觀經濟學之間的“中觀經濟學”，主要研究產業發展和演化動因及規律；國際貿易學則主要將（西方）經濟學的一般原理延伸到“國際”范圍，以便在全球范圍內優化配置各種稀缺的資源要素。那么，國民經濟學應該如何定位，以區別于現有的應用經濟學學科呢？我們認為，國民經濟學應該定位于“綜合性、統領性、應用性的經濟學學科”。也就是說，國民經濟學作為一個“巨系統”，雖然其與其他經濟學分支學科之間存在著廣泛的“接口”，但該學科以宏觀經濟分析為基本領域，其視野更寬、研究對象更廣泛、研究方法更多元、包容性更強，對其他各門應用經濟學分支學科具有統領作用。也正因如此，在中國的經濟學學科劃分中，國民經濟學作為應用經濟學的“頭號學科”（國民經濟學代碼為020201），其在應用經濟學中的地位類似于政治經濟學在理論經濟學中的地位（政治經濟學代碼為020101）。 

4.以理論內核、外圍保護帶、學科邊界的確立為前提，找準國民經濟學的研究對象 

第5篇：對政治經濟學的看法范文

關鍵詞：勞動價值論；價值創造；價值決定；本質；運行；模型

中圖分類號：F01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848-2008(02)-0059-07

一、問題提出

關于數學與模型方法在政治經濟學中的運用，政治經濟學的理論工作者之間有著分別不同的看法，歸納起來，主流的認識有兩種：第一種觀點認為，數學與模型方法對于以生產關系為研究對象的政治經濟學是基本無用的，數學與模型分析是一種形式邏輯，而政治經濟學方法論以辯證邏輯著稱，分析的重心是經濟制度而不是經濟運行；第二種觀點認為，數學與模型方法不是政治經濟學的主要方法，但可以起到輔助手段的作用，數學形式雖然不能用來解釋生產資料所有制、產權、合約等等概念，更不能解釋其體現社會生產關系的本質，但當數學邏輯形式比語言邏輯形式能夠更好地反映經濟現象和經濟變量之間的關系時，則應當得到廣泛的使用。這兩種認識割裂了政治經濟學系統方法論內部的哲學思維分析和數學與模型分析之間的內在聯系。

就哲學思維分析而言，作為思想方法的運用和最高層次的思維，其偏重于定性分析和辯證邏輯，但實際上定性分析和辯證邏輯從來不排斥定量分析和形式邏輯，相反，定性分析和辯證邏輯的進一步發展使一定形式的定量分析和形式邏輯又作為其必然的表現。《資本論》規定政治經濟學研究主要采用以“抽象法”為主的系統方法論體系。馬克思說：“分析經濟形式，既不能用顯微鏡，也不能用化學試劑。二者都必須用抽象力來代替。”[1]這一方法，馬克思集中地稱之為“科學抽象法”。馬克思這樣地規定：“研究必須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種發展形式，探尋這些形式的內在聯系。只有這項工作完成以后，現實的運動才能適當地敘述出來。這點一旦做到，材料的生命一旦觀念地反映出來，呈現在我們面前的就好像是一個先驗的結構了。”[1]通常科學抽象法被解釋成關于研究方法與敘述方法的統一的方法體系，它的內在結構是：具體――抽象――具體，也就是建立具體總體與思想總體形式之間以抽象為中介的總體聯系和表現。另一方面，數學與模型分析被解釋成一套關于“假定――結論”的完整的邏輯演繹形式，它的內在結構是：抽象――抽象，因而被看作是純粹邏輯演繹。在講到“數字公式及其意義的問題”時，列寧指出：“公式本身什么也不能證明；它只能在過程的各個要素從理論上得到說明以后把過程加以表述。”[2]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講到“真正的實證科學”時，也明確地指出“抽象與哲學不同，它們絕不提供可以適用于各個歷史時代的藥方或公式”，“這些抽象本身離開了現實的歷史就沒有任何價值”。[3]

關于哲學思維分析和數學與模型分析的科學關系，只能總體在政治經濟學的方法論層次中予以解決。就政治經濟學的經濟哲學層面而言，哲學方法論決定了唯物史觀對于勞動價值論的轉化，這里，唯物史觀是既定的，勞動價值論是可調整的，唯物史觀具體化為方法論；而就政治經濟學的經濟學層面而言，經濟學方法論進一步決定了勞動價值論對于具體經濟理論體系的轉化，這里，勞動價值論是既定的，勞動價值論是可調整的，勞動價值論相應具體化為經濟學基本方法體系，如基于勞動的演化――博弈、平均――邊際分析以及成本――收益等等。[4]從“哲學”到“數學”，既實現把哲學方法論轉換為經濟學方法論，又實現辯證邏輯與形式邏輯的內在結合，從而科學抽象法將科學實證分析方法內含于其中。所以，就勞動價值論對于政治經濟學體系的表現而言，勞動價值論必然要化為唯物史觀方法論基礎上的具體形態的數學與模型分析，以完成對過程的各個要素的從理論上的詳盡說明。這一分析包括兩個基本層面：價值本質分析和價值運行分析。價值本質分析的基本內容是價值形成原理分析，包括價值的微觀形成和價值的宏觀形成。由于價值形成解決的是價值范疇的科學性問題，也就是圍繞價值范疇的客觀邏輯原則(如確定性、傳遞性和通約性)而展開的對于價值形成的分析，因而需要在分別不同的系統層次詳察這一過程，而不能局限于抽象價值概念，泛泛而論[5]。大體說來，價值微觀形成是在價值創造層次解決價值的如何形成問題，這一過程是把由哲學方法論所總體形成的關于勞動二重性的一般原理和看法具體化為“勞動創造價值”的一元論體系；價值宏觀形成是在價值決定層次解決價值形成的表現問題，這一過程則是把“勞動創造價值”一元論體系進一步具體化和確定為價值量的一般決定體系。價值運行分析的基本內容是研究價值變動和表現，也就是研究各種外在因素對于價值創造、價值決定的擾動和影響，包括對價值內部構成要素的變動及其表現的擾動和影響。總體看，價值本質分析和價值運行分析是相輔相成的，共同構成經濟本質分析和經濟運行分析的理論基礎，并作為邏輯打通經濟本質分析和經濟運行分析的方法基礎。

二、價值創造

價值微觀形成(或“價值生產”)的規定性限定價值創造所要解決的根本問題是價值規定的質與量的統一性，也就是實現“勞動創造價值”和“勞動如何創造價值”的理論與邏輯統一。根據這一規定，馬克思把研究勞動價值論的對象限定于人類商品生產，并構造了總體的價值創造公式：

V=V[P(L)]

式中，V代表總體意義的價值或一般抽象價值，P代表具體形式的社會生產條件或生產方式，L代表抽象人類勞動或勞動方式。

這表明價值創造并非抽象和任意的，我們將價值實體規定為無差別人類勞動是對一定條件和形式下的人類生產特別是商品生產進行簡單抽象的結果，進一步是對一定形式的人類勞動方式進行抽象的結果。在這一過程中，價值創造的抽象形式將隨著商品生產的現實差別分別取得不同的具體形態，并通過對商品生產方式的歷史演變類型的概括，可以大體歸納出如下三種基本類型(如表1)。

表中，商品生產被歸納為三種基本類型，不同類型的商品生產對應不同的勞動方式以及價值創造方式。在以個體勞動為基礎的商品生產也就是通常所說的“簡單商品生產”中，價值的形成取得了更為直接和純粹的形式，在這里，決定價值創造的生產條件是直接和同質的，不存在部門間的流動，因而只是單一部門內部的局部價值形成。簡單商品生產類型可以說是產生于自然經濟社會，而廣泛存在和發展于商品經濟社會，在所有制類型上則對應于個體所有制經濟。在以雇傭勞動為基礎的商品生產也就是通常所說的“古典(資本主義)商品生產”中，價值的形成取得了一般的形式，在這里，“資本”(以k表示)一般代替了具體形式的社會生產條件或生產方式，并在全社會范圍內開始確立其主導地位。由于古典商品生產類型本身直接是商品經濟社會的產物，它的進一步發展也就必然使商品經濟的形式得到普遍發展乃至成熟化，簡單而言，資本主義正是整體借助于對這一生產形式的特別有效的歷史利用，也就是通過實現商品生產在本質方面的社會一體化，具體完成了自己的歷史崛起和飛躍發展。所以，根本不同于簡單商品生產類型的局部價值形成，古典商品生產類型在人類歷史上首次實現了價值的真正意義的社會形成，其在所有制類型的對應物則是資本家所有制經濟。

與商品生產的三種基本類型相適應，勞動在價值創造的形態上依次采取了抽象人類勞動的直接形式、社會平均形式(馬克思也直接稱為“簡單勞動”)以及企業形式。從表1所列示的數學模型形式看，企業總體勞動創造價值仍然以“雇傭勞動創造價值”為總體的社會約束條件，而以“個體勞動創造價值”為其一般的形式和條件。這進一步表明現代商品生產類型是在古典商品生產類型基礎上的發展，它既以古典商品生產類型為價值實現的社會條件，也以簡單商品生產類型為補充的規定和形式。三種基本類型的內部關系可以設定為：在歷史向度上的時間大體繼起以及在現實向度上的空間并存。這三種類型的現實結合相應也就可以用一個總體模型形式加以表達：

max V=V(ηαLc，hαLs)

s.t. L=ηαLc+hαLs

0≤α≤1，0≤η≤1，0≤h≤1

式中，LC、LS分別代表復雜性勞動和簡單性勞動；經濟系數α、η、h分別代表生產組織的經濟外部化程度、經濟系統的交易費用以及經濟系統的交易效率[6]。

這里，商品生產類型的分野取決于經濟系數的不同取值。當α=0，并且0

max V=V(Lc，Ls)

s.t. L=Lc+Ls

由于L成為Lc、Ls的簡單累和，表明勞動的復雜性、簡單性的區分僅僅存在于勞動內部，完全是一種功能區分，而不構成勞動類型間的分別，由此，上式可以一般寫成為“V(L)”的形式。說明簡單商品生產類型的判別僅僅是從勞動產品作為商品出賣這一規定進行的，就投入而言，投入要素的商品化程度相對很低，其顯著特征是勞動投入完全沒有商品化，而生產資料的商品化程度對應地也極低。

當α=1，并且η=0、h=1時，商品生產為古典商品生產類型。即存在：

max V=V(Ls)

s.t. L=Ls

馬克思在這里一般地提到，資本主義歷史過程具有使“一切生產部門的勞動都已盡可能地化為簡單勞動”的趨勢特點[7]。說明古典商品生產類型集中考察的是一切投入均為商品化購買要素的經濟情形。并且，由于資本家事實上既是一般生產資料的交易者，也是勞動力商品的交易者，這使得商品交易本身內化為資本交易的一個內在成分，因而現代經濟學所使用的交易費用概念在古典商品生產體系中或以一般地予以抽象掉。馬克思在《資本論》中以資本生產的總公式提供了對這一解說的系統說明。進一步，雖然在《資本論》第二卷中，馬克思提出了“流通費用”問題，但堅持其對價值創造不產生真正的影響，而相應構成價值實現的具體內容。

當0

max V=V(ηαLc，hαLs)

s.t. L=ηα+Lc+hαLs

這里，L體現為對Lc、Ls的社會加權與累和，從而實現了勞動的真正協同。經濟系數α的0-1值域范圍(相應也導致η、h的0-1值域范圍)則決定了企業企業要素的兩種基本類型：購買和投資。在這當中，尤其是勞動投入要素由于交易費用的種種因素制約，必然會在投資形式上占據很大的比重。這表明與簡單商品生產基本不依賴于市場機制而古典商品生產完全依賴于市場機制根本不同，現代商品生產則謀求與市場機制的互補性發展。因此，可以概括的說，現代商品生產作為成熟商品經濟類型即市場經濟的產物，它的發展必然進一步使市場經濟的形式更為成熟化，從而奠定現代經濟社會的發展基礎，相應在所有制類型上廣泛對應于企業所有制經濟。

三、價值決定

所謂價值宏觀形成，就是指價值決定及其宏觀表現，意味著價值決定本質上是一個宏觀現象――也就是由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決定。相應，價值宏觀形成的規定性限定價值決定要進一步解決價值規定性本身――作為社會的質的規定――向社會的量的規定的轉化問題，即實現價值創造和價值決定的理論與邏輯統一。根據組織商品生產客觀存在的三種基本類型，可以認為勞動價值論體系中的價值決定相應具有三個基本層次或階段，其中，在前兩個層次或階段中，一般而言，企業與價值決定無關，企業只是一般生產單位或生產和交換組織。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具體探討了“兩種含義”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從而實際地給出了關于第一、二層次或階段的價值決定的遞進分析。

馬克思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Ⅰ是在整體抽象掉需求條件，也就是在簡單假定供求平衡的條件下對價值決定的分析。根據這一規定，某一使用價值的價值――并且“經濟學所知道的唯一的價值就是商品的價值”[8]，乃是由同一部門內的“社會必要勞動量，或生產使用價值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所決定的，“在這里，單個商品是當作該種商品的平均樣品”，“因此，含有等量勞動或能在同樣勞動時間內生產出來的商品，具有同樣的價值量”，或者說，“一種商品的價值同其他任何一種商品的價值的比例，就是生產前者的必要勞動時間同生產后者的必要勞動時間的比例”。[1]因此，可以設定如下模型公式：

Vq=Vt.t

式中，Vq代表單位商品價值量，Vt代表單位時間價值量――也就是實現在單位商品中的勞動量，t代表社會必要勞動時間。[9]

由于這里設定單位時間價值量為一恒定值――其本身是一定歷史發展階段的產物，所以，任意的交換價值即可以一般表現為：

Vq1=Vq2=t1/t2

進一步，馬克思還一般設定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的決定式：

t=Q/f

式中，Q、f分別表示為商品生產量以及社會勞動生產力。

所以，馬克思這樣系統總結道：“因此，如果生產商品所需要的勞動時間不變，商品的價值量也就不變。但是，生產商品所需要的勞動時間隨著勞動生產力的每一變動而變動。勞動生產力是由多種情況決定的，其中包括：工人的平均熟練程度，科學的發展水平和它在工藝上應用的程度，生產過程的社會結合，生產資料的規模和效能，以及自然條件。”[1]

這樣，商品價值量的總的決定公式就可以寫作(其中VQ表示為總生產商品時間價值量)：

Vq=Vt?Q/f=VQ/f

這一公式，也就是馬克思所說的“可見，商品的價值量與實現在商品中的勞動的量成正比地變動，與這一勞動的生產力成反比地變動”。[1]

在仍然保持社會需要不變的假定，以及進一步設定社會總供求平衡的靜態條件下，馬克思從社會必要勞動時間Ⅰ的基礎上提出了社會必要勞動時間Ⅱ。馬克思說，“這后一過程同前一過程相比，要求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有更高的發展”，也就是“只有不同部門的資本的競爭，才能形成那種使不同部門之間的利潤率平均化的生產價格”[7]。根據社會必要勞動時間Ⅱ概念的科學確立，價值決定模型可以是：

max m(t)=V [k(t)]-k(t)

s.t. max f=q(t)/t；minVq=V(q)/q

其中，約束條件可以一般地解作：q/t=dq/dt；V/q=dV/dq。這也表明資本家追求剩余價值(m)最大化，正是通過實現社會勞動生產力最大化以及相應的單位商品耗費勞動最小化兩個最為基本的條件來保障的。

從求解模型，便可得到以上一般的價值(市場價值或市場生產價格)決定關系式：Vq=Vt?t。說明正是由于資本才真正使價值決定的內在實質得以歷史顯露，使“價值調節供求關系”的抽象法則能夠一步步在歷史中發展，也就是由“市場價值調節供求關系”發展到“市場生產價格調節供求關系”。關于這一點，馬克思在《資本論》第3卷中具有系統的闡述[7]。

進一步，關于企業參與價值決定的現代商品生產，即可以在第二層次或階段的模型公式分析的基礎上，進行如下的改進：

max NU(T)=VU(Q)-LU(T)

s.t. Q=Q(T)；Q/T=dQ/dT

其中，NU、VU、LU分別代表社會凈效用、社會商品效用以及社會勞動效用。

求解模型，最終得到關于市場生產價格(Vq)向市場價格(P)進一步轉型的一般關系式：Vq/P=λ/f(這里λ一般表示為貨幣效用)。[10]

關于將社會需要因素一般納入價值決定考慮之中的想法，最初在恩格斯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中得到闡述，但恩格斯便是仍然集中于圍繞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兩種含義的內部關系進行，即“生產費用對效用的關系”，而“勞動對效用的關系”旨在一般放松社會需要不變假定的條件[11]。可見，價值規定由社會抽象勞動的單純凝結關系推進為“勞動對效用的關系”，使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決定價值取得了更為現實的實現形式。

四、價值創造的運行

在《資本論》中，馬克思確立“勞動的復雜性程度”是價值創造的主要擾動和影響因素。馬克思聲明：“簡均勞動雖然在不同的國家和不同的文化時代具有不同的性質，但在一定的社會里是一定的。比較復雜的勞動只是自乘的或不如說多倍的簡單勞動……經驗證明，這種簡化是經常進行的。一個商品可能是最復雜的勞動的產品，但是它的價值使它與簡單勞動的產品相等，因而本身只表示一定量的簡單勞動……各種勞動化為當作它們的計量單位的單單勞動的不同比例，是在生產者背后由社會過程決定的，因而在他們看來，似乎是由習慣確定的。”[1]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認為，“馬克思在這里確證的是今天的資本主義社會中每天在我們眼前發生的簡單的事實”，馬克思的意思是指“一小時復合勞動的產品同一小時簡單勞動的產品相比，是一種價值高出一倍或兩倍的商品”，恩格斯還特別強調了馬克思在這里所加的注解，即“讀者應當注意，這里指的不是工人得到的一個工作日的工資或價值，而是指工人的一個工作日對象化的商品價值”[8]。因此，馬克思提出復雜勞動對簡單勞動的倍加命題包括兩層含義：其一，從價值創造的外部實現看，復雜勞動可以要求“支付較高工資”，其全部可能的解決辦法是――“在私人生產者社會里，培養熟練的勞動者的費用是由私人或其家庭負擔的，所以熟練的勞動力的較高的價格也首先歸私人所有……在按社會主義原則組織起來的社會里，這種費用是由社會來負擔的，所以復合勞動的成果，即所創造的比較大的價值也歸社會所有”[8]。其二，從價值創造的運行看，由于價值構成總是可以分解為k和m或c、v、m三部分內容，因此，無論從企業決定經濟運行的角度還是從市場決定經濟運行的角度，復雜性勞動對簡單性勞動創造價值的擾動和影響均必然具體地包含在m之中。這里集中討論馬克思倍加命題的第二方面。由此，可以設立如下的總體勞動創造價值分析模型：

m=m++ε

m=m(Ls1)

=(Ls2)

ε=ε(LC) 或m=m++ε

m=m(Ls1，Ls2，ε)

=(ILC1，ILC2，ε)

ε=ε(IILC)

或m=m++ε

m=m(Ls1，Ls2)

=(ILC1，ILC2)

ε=ε(IILC1，IILC2)

這里，剩余價值構成被解析為三部分基本內容：一般平均項(或絕對剩余)――以m表示，一般超額項(或相對剩余)――以表示，以及特殊超額項(或超額剩余)――以ε表示。對應的勞動構成是：簡單性勞動的一般構成包括直接生產勞動(Ls1)和直接交換勞動(Ls2)，復雜性勞動的一般構成包括技術勞動(ILc1)和管理勞動(ILc2)，而“第二類復雜性勞動”(IILc)則應視為復雜性勞動的特殊構成[9]。

進一步而言，根據左邊的分析模型，簡單商品生產建立自己勞動基礎之上，在這里產生了初步的社會勞動分工和產業分化，商業是個體生產者組織相對剩余生產的可靠的產業憑借形式，復雜性勞動通過相對偶然的超額剩余生產形式進行歷史成長。根據中間的分析模型――其區別于右邊分析模型之處在于使“ε”作為資本家社會權力或意志進入一般剩余價值生產過程，資本家勞動僅僅構成“個別價值”，它的本質是價值的社會實現。關于利息、企業主收入以及監督工資所對應的勞動性質，馬克思給予的深刻剖析是：“資本家作為資本家所要執行的特殊職能，并且恰好是他在同工人相區別和相對立中具有的特殊職能，被表現為單純的勞動職能。他創造剩余價值，不是因為他作為資本家進行勞動，而是因為除了他作為資本家的屬性以外，他也進行勞動。因此，剩余價值的這一部分也就不再是剩余價值，而是與剩余價值相反的東西，是所完成的勞動的等價物。因為資本的異化性質，它同勞動的對立，被轉移到現實剝削過程之外，即轉移到生息資本上，所以這個剝削過程本身也就表現為單純的勞動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執行職能的資本家與工人相比，不過是在進行另一種勞動。因此，剝削的勞動和被剝削的的勞動，二者作為勞動成了同一的東西。剝削的勞動，像被剝削的勞動一樣，是勞動。”[7]根據右邊的分析模型――其區別于中間分析模型之處在于假定資本家意志完全退出一般剩余價值生產過程，因此，這里的IILC可以再分解為社會出資勞動IILC1和社會創業勞動IILC2。這樣，現代商品生產所賴以進行的經濟系數α、η、h的現實值域范圍開始得到真實體現，也就是說，不僅ILC就其性質而言，可以一般選擇采取市場方式或企業方式進行創造價值，而且IILC就其本性而言，也更多考慮依托于企業生產方式來進行創造價值。

五、價值決定的運行

在基本假定企業不參與價值決定的情形下，毫無疑問，在馬克思看來供求是擾動和影響價值決定的主要因素。

首先，對于市場價值決定的擾動和影響而言，馬克思認為局部市場供求的變動可以通過對于部門內部生產條件的篩選作用來具體影響價值決定。馬克思認為，“供求以價值轉化為市場價值為前提”，具體而言，它的作用機制是：第一，如果供求完全平衡，“那么，市場價值就會由中等條件下生產的商品的價值來決定”，“盡管這個價值，對兩端生產的商品來說，表現為一種強加于它們的平均價值”；第二，如果求大于供，“那么，市場價值或社會價值就由在較壞條件下生產的大量商品來調節”，并且，“只要需求稍占優勢，市場價格就會由在不利條件下生產的商品的個別價值來調節”；第三，如果供大于求，“那么，市場價值就由在最好條件下生產的那部分商品來調節”，但同時，“市場價值決不會同在最好的條件下生產的商品的這種個別價值相一致，除非供給極大地超過了需求”[7]。可見，這里供求通過擾動價值決定本身來影響價格，而價格總歸與價值一致。

其次，對于市場生產價格決定的擾動和影響而言，馬克思則認為：“當供求是在資本主義基礎上發生的時候，當商品是資本的產品的時候，供求以資本主義生產過程為前提，因而以和單純的商品買賣完全不同的復雜化了的關系為前提。這里問題已經不是由商品的價值到價格的形式上的轉化，即不是單純的形式變化，而是市場價格同市場價值，進而同生產價格的一定的量的偏離。”[7]說明局部市場供求對于部門內生產條件的篩選作用已經一般讓位于社會總供求對于市場價格的調節作用。馬克思進一步地這樣來分析：“根據以上所說可以看出，市場價值(關于市場價值所說的一切，加上必要的限定，全都適用于生產價格)包含著每個特殊生產部門中在最好條件下生產的人所獲得的超額利潤。把危機和生產過剩的情況完全除外，這一點也適用于所有的市場價格，而不管市場價格同市場價值或市場生產價格有多大的偏離。就是說，市場價格包含這樣的意思：對同種商品支付相同的價格，雖然這些商品右以在極不相同的個別條件下生產出來，因而會有極不相同的成本價格。”[7]也就是說，通過供求的擾動和影響，局部價格水平與價值從而產生偏離，但就社會總體而言，價值總額仍然決定著價格總額的大小，與其相等。

《資本論》所限定的分析框架無疑是：“商品按照它們的價值來交換或出售是理所當然的，是商品平衡的自然規律，應當從這個規律出發來說明偏離，而不是反過來，從偏離出發來說明規律本身。”[7]因而它整體適合于對簡單商品生產和古典商品生產進行分析。馬克思指出，在這一分析中，假定供求一致和社會需要不變乃是“為了對各種現象在它們的合乎規律的、符合它們的概念的形態上來進行考察”[7]。而在“勞動對效用的關系”的分析框架里：由于企業參與價值決定，價值決定本身的說明要在價值與價格的相對偏離中進行，因為對于價值一價格關系式“Vq/P=λ/f”來說，價值決定恰恰是在一定的社會需要變化(以“λ”反映)與相應的社會供求變動(以“f”反映)中來進行的，一定的λ 、f的一定關系必然反映在確定的企業勞動協同創造價值的行為之中，反映在總是處于可變狀況的“Vt”之中，而最終在一定形式的Vt(Lc，Ls)――也就是勞動時間價值量的社會選擇之中體現出來。從經濟主體(勞動要素的人格化)的角度，可以對這一過程在價值創造的運行上進行說明。比如一般考慮人力資本、企業家參與價值決定的情形，可以設定如下“折中”的總體勞動創造價值分析模型：

m=m++ε

m=m(LS1，LS2，ε)

=(ILLC2)，其中IILC2=IILC2(ILC1，ILC2)

ε=ε(IILC1)，其中IILC1=IILc1(LS)

其中，資本家團隊(IILC1)為物質資本之間的一個特別合約，企業家團隊(IILC2)為人力資本之間的一個特別合約，資本家團隊與企業家團隊進而形成關于社會價值生產與分配的一個特別合約[12]。

這里，“勞動對效用的關系”原理一般形成這樣的分析鏈條：Vq―f―Vt―VQ―λ―P。可見，“企業家”――作為真正的企業因素――的加入，改變了經濟運行的微觀基礎，使價值決定不僅在宏觀層次進行，同時也在微觀層次進行，在一定形式的勞動微觀結構中進行。在一般假定“∑ε=0”的條件下，馬克思考察了價值決定的總量運行――也就是關于物質資本的社會再生產理論。從這一理論出發，價值決定(從而也就是國民收入決定)分析與經濟增長分析是內在相關的，但馬克思的目的只是旨在說明資本主義難以實現持久和穩定的經濟均衡增長，因此，真正要實現馬克思經濟學的“辯證均衡”――也就是由均衡與非均衡組成的統一體系[13]，則必須一般加入人力資本分析因素，進一步，如果放松“∑ε=0”假定，那么，企業價值創造必然成為價值決定分析的中心所在，宏觀經濟分析甚至應該直接建立在企業價值構成的基礎之上[14]。這表明只有在“勞動對效用的關系”框架里，價值決定才可能得到總體和科學的分析。

六、結束語

迄今為止的政治經濟學發展始終與其對于勞動價值論的有效運用和科學拓展緊密相聯系。在這當中，政治經濟學的發展可以被解析為：唯物史觀思維方法―科學勞動價值理論體系―政治經濟學分析方法―政治經濟學研究內容―政治經濟學敘述形式。這是一個開放的唯物史觀與勞動價值論相互嵌入的歷史邏輯過程，因而需要勞動價值論成為一定形式的哲學思維方法和數學與模型方法進行結合的邏輯典例，也就是成為使理論與方法、方法與內容、內容與形式有機統一的理論體系。為了全面地勝任和完成這一理論使命，因此，作為對馬克思理論遺產――“如果事物的表現形式和事物的本質會直接合而為一，一切科學就都成為多余的了”――的忠實繼承[7]，勞動價值論不僅要強化對于經濟本質分析的指導，即本身要化為唯物史觀思維方法的一個具體化形式，以此為基礎，而且還要強化對于經濟運行分析的指導和表現，從而不可避免地要進一步化為一套完整的方法工具體系。歸根結底，作為基本命題，勞動價值論的數理品質不只涉及的是勞動價值論本身的具體數學表現，更為重要的是，旨在為經濟理論體系的各個主要分支提供服務乃至奠定數理基礎，從而為進一步的理論經濟學對于應用經濟學的統領服務。

參考文獻：

[1] 馬克思.資本論[M].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2] 列寧全集[M].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3]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M].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 許光偉.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研究的兩個層面――兼談對西方經濟學教學的指導[J].理論學刊，2006(7).

[5] 楊繼國.價值運行論綱[M].福建：廈門大學出版社，2004.

[6] 許光偉.理解科學勞動的價值論――分工、交易與勞動創造價值[J].經濟評論，2006(5).

[7] 馬克思.資本論[M].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8]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M].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9] 許光偉.論復雜勞動與簡單勞動協同創造價值――關于勞動價值論現代化的一般思考[J].當代經濟科學，2003(2).

[10] 許光偉.企業價值構成問題再研究――理論建構與解析[J].安徽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7(5).

[11] 許光偉.試論勞動對效用的關系――由恩格斯的價值命題說起[J].制度經濟學研究，第8輯，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2005.

[12] 許光偉.人力資本、企業家參與價值決定――馬克思勞動價值論的企業視角剖析[J].當代經濟科學，2006(6).

[13] 楊繼國.馬克思經濟學“辯證均衡”理論體系初探[J].當代經濟研究，2005(7).

第6篇：對政治經濟學的看法范文

國際政治經濟學領域的許多研究者從不同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出發，就跨國公司在世界經濟體系中的角色、作用和影響及其與發展中民族國家的關系等重要問題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瓊•斯佩羅（JoanE．Spero）認為，就像經濟因素產生政治結果一樣，政治因素也會導致經濟結果的產生。從內涵的外延化來看，國際經濟關系就是國際政治關系，因為國際經濟的相互作用同國際政治的相互作用一樣，都要經歷一個過程，這個過程迫使國家和非國家行為體（主要是跨國公司）在有限的資源面前，對財富和利益的追求會導致嚴重沖突，這些沖突是圍繞對市場的爭奪，對原料和生產手段的控制而展開的。①跨國公司絕大多數是以北方國家為基礎的。它們以犧牲南方國家為代價，加強了經濟發達國家的財富和經濟力量。跨國公司不僅通過貿易與投資的方式向全球擴展，還直接或間接地影響本國政府、發展中國家政府以及國際組織的政治決策，從而追逐最大化的利潤。②因此，只有將政治與經濟關系兩者結合起來，才能較為全面地反映跨國公司與民族國家政治經濟關系的現實和本質。作為一門綜合性學科，國際政治經濟學理論首先應研究國際政治與國際經濟的總和及其互動關系。“在承認國家角色的重要性的同時，需要更重視其他角色（跨國公司、國際組織等）在國際關系中的作用。”③對跨國公司之間的“跨國關系分析應包含在任何完整的世界政治分析之中”，把跨國關系定義為“跨越國界不受中央政府外交機構控制的聯系、結合和互動。”④羅伯特•吉爾平（RobertGilpin）認為，國際政治經濟學界關于跨國公司的理論可以被分為三大模式，即現實主義、新自由主義和新依附論，三者對于跨國公司與民族國家的相互關系各有不同的解釋。⑤但學術史上的各種所謂流派只是相對意義上的。學者們的觀點往往彼此影響，相互滲透。⑥

（一）現實主義

1975年，現實主義的重要代表人物羅伯特•吉爾平在《美國霸權與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的政治經濟學》（U．S．PowerandMultinationalCorporation：ThePoliticalEconomyofForeignDirectInvestment，1975）一書中提出一個新的觀念，即現代世界中的國際關系動力學在很大程度上是經濟與政治交互作用的結果，經濟與政治之間的關系主要表現為財富與權力的關系。在這部著作中，他首次提出了“國際政治經濟”（InternationalPoliticalEconomy）的概念。更有意義的是，這部國際政治經濟學的奠基之作恰好是一部專門研究跨國公司的著作。可以說，國際政治經濟學與跨國公司是世界政治經濟大變革催生出的一對孿生子。吉爾平在后來出版的《全球資本主義的挑戰》（TheChallengeofGlobalCapitalism）一書中進一步指出：“盡管跨國公司在國際經濟事務中舉足輕重，但民族國家依舊在唱主角”，“在民族國家和跨國公司政權的斗爭中，優勢仍在民族國家那邊”。⑦吉爾平在他的另一本書《全球政治經濟學：解讀國際經濟秩序》（GlobalPoliticalEconomy：UnderstandingTheInternationalEconomicOrder）的第十一章中深入討論了“國家與跨國公司”，論及對外直接投資與跨國公司、跨國公司與民族國家的關系等問題。⑧他在自己的另一本著作《國際關系政治經濟學》（ThePoliticalEconomyofInternationalRelations）中指出：“我逐漸地得出了幾條一般性的結論：跨國公司的確反映了美國的經濟擴張主義，因而它不可能脫離美國外交政策的大目標；美國與西歐之間在防務上的聯系，為美國跨國公司的海外擴張大開方便之門；美國統治下的和平為這些經濟活動以及其他跨國活動提供了一種政治框架。”⑨現實主義的另一位代表人物肯尼斯•華爾茲（KennethN．Waltz）也指出：“無論傳統的還是現代的政治學者都把體系簡化到部分之間的互動上，或者是行為角色的行為，也就是說他們注重民族國家之間以及其他行為體之間的互動關系，只局限于單位，沒有認識到體系因素的作用，因此，只有在單位層次上又在體系層次上才能解決問題，才能說明國際體系的行為。”華爾茲的這個觀點對研究跨國公司與國際關系的互動機制具有一定的啟示意義，可以將建立國際體系與跨國公司之間的互動模型作為一種新的研究視角。

現實主義經濟學家查爾斯•金德爾伯格（CharlesP．Kindleberger）的主要貢獻在于引進了新的分析視角和分析概念。例如，他將經濟學中“成本”、“公共產品”等概念引入國際政治的研究領域。金德爾伯格的主要代表作是《1929—1939年世界經濟大蕭條》。①他認為，傳統的廠商理論把分析建立在完全競爭市場之上，而跨國公司和對外直接投資的分析是建立在市場不完全性之上的。根據早期有關對外直接投資研究的觀點，市場不完全性與對外直接投資有著緊密的聯系，“直接投資的興旺必定是存在著產品或要素市場分割的政府或企業對競爭的某些干預。”②這就從政府與市場的視角使人們進一步思考跨國公司與母國或東道國政府之間的各種博弈關系。

戴維•麥克格魯（DavidMcGrew）的《全球化與反全球化》（Globalization／Anti—Globalization）③一書則考察了在主導公眾和學術論爭的所有重大領域中趨向和反對全球化的所有情形：國家的角色、民族文化的命運、世界經濟的本質、全球治理的角色、全球不平等的程度，以及政治團體和全球秩序的倫理基礎等問題。關于跨國公司的角色，他指出：“人們都同意，在幾乎實時通信的世界里，公司資本甚至是小筆業務也許都具有選擇上的巨大靈活性。但公司無論大小，其命運依然主要取決于地方和國家的競爭優勢及其經濟環境。甚至在巨大的跨國公司中，競爭優勢也主要是其各自國家的革新體系的產物，而生產和銷售則傾向于強烈的地區性集中，實際上，跨國公司和‘具有國際協作的國家公司’并沒有什么差別，因為它們的總部是其繼續成功和認同的至關重要的基礎。財富500強所列舉的世界大型集團公司，其總部幾乎沒有設立在美國、英聯邦、德國和日本之外的。

因此，公司并沒有統治世界，國家在極大程度上依然是世界經濟最具影響力的經濟力量。”④例如，美國跨國公司在海外投資的效率主要依賴于美國國內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秩序的質量。美國在海外的經濟活動基本不需要任何軍事力量的支持，而是依靠美國在貿易結構、金融結構、知識結構等領域所具有的優勢。對跨國公司的國際政治經濟學分析的另外一個視角，就是關于一個國家對跨國公司政策的政治經濟學分析。涉及該領域的主要是一些案例研究，具有代表性的成果有羅伯特•吉爾平的《美國的實力與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的政治經濟學》（U．S．PowerandMultinationalCorporation：ThePoliticalEconomyofForeignDirectInvestment），對美國跨國公司進行了政治經濟學分析。⑤史蒂芬•克拉斯納（StephenKrasner）的《捍衛國家利益：原材料投資與美國的外交政策》（DefendingtheNationalInterest：RawMaterialsinvestmentsandU．S．ForeignPolicy）則是對美國能源政策的分析。⑥例如在2000年的《美國的國家利益》報告中，把“保證全球主要體系（貿易、投資、金融市場和能源供應）的活力和穩定”視為對美國最重要的“生死攸關”（Vital）利益之一。⑦美國等發達國家一直力圖保持在制定新的國際投資規則中的主導權。二戰后美國多次修訂《對外援助法》。歷次法案規定，美國向發展中國家提供援助和優惠貸款時，要求受援國與美國簽訂“友好通商與航海條約”或“雙邊投資保證協議”。締結“友好通商與航海條約”，旨在為跨國公司在發展中國家的投資經商創造良好的投資氣候，要求發展中國家給美國子公司以“國民待遇”，取消或放寬投資限制，允許美資企業自由匯出資本和利潤，保證在實行國有化等措施時給予“及時和足夠的賠償”等。締結“雙邊投資保證協議”，旨在保證海外美資的法律保護得以切實貫徹實現，為美資提供雙重保證。20世紀70年代初，美國又開始致力于同發展中國家談判和簽訂雙邊性“投資保護條約”。新條約模式把注意力集中于有關保護海外投資的若干關鍵性問題，如投資的入境興業手續問題、投資興業的待遇問題（國民待遇與最惠國待遇等）、投資企業的征用問題、資本和利潤向境外轉移匯出問題、投資糾紛處理問題等。⑧

（二）新自由主義

蘇珊•斯特蘭奇（SusanStrange）是新自由主義的代表人物。她在《國家與市場》（StatesandMarkets）一書中提出了聯系性權力和結構性權力的問題。斯特蘭奇用四個基本結構以及四個從屬結構這種新的模式綜合分析國家與市場的關系，認為“主要適應于為本國市場服務的生產結構，逐漸地、不平衡地而又顯然不可抗拒地由主要適應于為世界市場服務的生產結構所取代。”“許多作者全神貫注于跨國公司的興起，同時謀求找到一個關于這種占支配地位的生產組織機構性質變化的解釋。”①在《全球化與國家的銷蝕》一書中，斯特蘭奇認為跨國公司掌握了生產結構中的三個關鍵因素，即技術、資本和銷售網絡，“意味著跨國企業可以與國家一道對民族和全球經濟發展進程發號施令”②。新自由主義國際政治學大師羅伯特•基歐漢（RobertO．Keohane）的《霸權之后：世界政治經濟中的合作與紛爭》（AfterHegemony：CooperationandDiscordintheWorldPoliticalEconomy）一書中的第三部分“實踐中的霸權與合作”系統考察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國際金融、貿易和石油領域中的機制演變，提供了從“國際機制”的角度進行研究的視角。③羅伯特•基歐漢與約瑟夫•奈（JosephS．Nye）1977年合著的《權利與相互依賴》是新自由主義的代表作之一，④他們擯棄了“國家是唯一行為者”的主張，認為戰后國際社會中國家間（interstate）和跨國（transnational）關系的發展促使人們更加重視對國際層次的諸行為者的研究，重視對超越國界的相互聯系、結盟關系和相互依存的研究。

基歐漢和奈申明其目的是批判現實主義的理論模式，提出新的研究綱領的構想，包含如下核心內容：其一，各社會之間的多渠道聯系，它包括政府精英之間的非正式聯系或對外部門的正式安排；非政府精英之間的非正式聯系（包括面對面的交流或通過電訊聯系）；跨國組織（如多國銀行或多國公司）等，這些渠道可以概括為國家間聯系、跨政府聯系和跨國聯系。其二，國家間關系的議程包括許多沒有明確或固定等級之分的問題，它意味著軍事安全并非始終是國家間關系的首要問題。其三，當復合相互依賴普遍存在時，一國政府不在本地區內或在某些問題上對他國政府動用武力。作者強調指出，他們所提出的三個基本條件非常符合某些全球經濟和生態相互依賴的狀況，也接近于勾勒出國家之間全部關系的特征；他們并不認為復合相互依賴完全忠實地反映了世界的政治現實，恰恰相反的是，復合相互依賴與現實主義的觀點一樣，都是理想模式。大多數世界政治的實際情況往往介于這兩個極端之間。不過，復合相互依賴正越來越反映出世界許多地區的現實。新自由主義者認為，跨國公司在與母國和東道國的角逐中無疑占了上風。跨國公司要以世界市場作為其運作的舞臺，以經濟要素的最佳配置為追求目標。因此，它們要竭力超越國界限制，脫離政治控制，這個觀點就反映在羅伯特•吉爾平的《國際關系政治經濟學》中⑤。威廉•內斯特（WilliamNester）的《國際關系：21世紀的政治與經濟》（InternationalRelations：PoliticsandEconomicsinthe21stCentury）也是一本比較有代表性的著作。他在前言中指出：“國家自身日益弱化，雖然國家在國際關系中的中心角色仍將繼續，但它越來越多地受到一些強大力量的挑戰，這些力量包括：跨國公司、國際法、國際道德、政府間國際組織、私人國際組織，以及日益稠密的地緣經濟相互依賴或全球化的復雜網絡。”⑥特別需要提出來的是，約瑟夫•A•凱米萊里（JosephA．Camilleri）和吉米•福爾克（JimFalk）的《的終結？日趨“縮小”和“碎片化”的世界政治》⑦和詹姆斯•德•代元（JamesDerDerian）主編的論文集《國際關系理論批判》提供了對問題的一些新的研究視角。⑧凱米萊里與福爾克合著的《的終結？日趨“縮小”和“碎片化”的世界政治》一書的第五章指出：“像高壓統治技術一樣，監控技術在國家和國際非國家行為者中廣泛擴散。它們不僅被國家利用，也被商業企業甚至公民個人使用。商業信貸組織可以在世界范圍跟隨公民的遷移、喜好和信貸記錄。銀行、信貸、職業及其他商業機構可以購買同樣的數據庫。廣告機構經常活動于許多國家，它們也可以使用國際數據庫來獲取有關共同體的信息并形成某些見解。大集團為了獲取利潤控制和發展通訊媒體，使它們的活動范圍超出了國家邊界，國家利用通訊媒體來鞏固共同體對其政策的支持，但非國家組織，包括媒體集團，也可以利用它們來重新塑造或破壞國家的現行政策和結構。全球經濟和通訊系統的結合開創了全球互動關系系統，在這一系統內，家只是其他行為者中的一員，國家邊界的重要性日趨削弱。”①

（三）新依附論

新依附論是從戰后“新”理論體系中孕育而來的。依附論者雖然也大量使用“階級”、“剝削”和“社會主義革命”等詞語，但其理論思維不完全與“新”一致，而且只局限于不發達國家的政治經濟。②作為現展理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依附理論認為現今的發達國家與欠發達國家之間的關系是一種雙重關系：一方面是發達國家對政治、經濟、金融和技術的壟斷，進而對發展中國家形成經濟和社會上的擴張和滲透，促使發展中國家在經濟和社會方面對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的依附；另一方面是發展中國家的發展道路的選擇，即由于依附于發達國家發展本國的經濟，或由于依附于跨國公司而變得落后和貧窮。③依附論將發達國家的跨國公司視為“當代帝國主義的細胞”，認為其發展將造成中心國家對邊緣國家剝削和控制關系的進一步深化。該理論認為，由于跨國公司的介入，形成了一種新的依附形式，即所謂的“新依附”。新依附的特征是：（1）工業發展主要依靠出口產業，因為出口能賺取外匯來購買資本貨物。這種依附的第一個結果就是需要保持傳統的出口產業，這在經濟上由于保持落后的生產關系因而限制了國內市場的發展，在政治上就會通過那些頹廢的統治者維持權力。（2）工業發展為國際收支的波動所左右，這往往導致附屬國在國際收支上出現赤字。這主要是因為在高度壟斷化的國際市場上進行貿易，也因為外國利潤的匯出，同時還因為需要依靠外資的援助。（3）工業發展受帝國主義中心國家的技術壟斷所左右。這種基于跨國公司的新依附使得附屬國的生產結構出現如下的狀況：首先，由于需要保護農業或礦業出口結構，從較落后部門榨取剩余價值的比較先進的經濟中心之間就出現了聯系，國內“宗主”中心與國內互相依存的“殖民地”中心之間也出現了聯系。國際范圍資本主義發展的不平等和聯合的性質在國內精確地重演了。其次，工業與技術結構更緊密地響應跨國公司的利益，而不是響應國內發展的需要。再次，霸權經濟社會中同樣的技術與財富積聚不加多大改動就轉移到大相徑庭的經濟社會中去，造成了生產結構的高度不平等、收入的高度集中、生產設備的開工不足、對于集中于大城市的現有市場的加緊利用。因此，在這種新依附中，如果附屬國內部結構以及與統治國的外部關系不變的話，附屬國與統治國之間的不平等關系就不會改變。隨著附屬國的國內和國際結構受跨國公司、國際商品以及資本市場影響性的加強，依附性的結構就會加深，附屬國就仍然處于不發達的狀況。④例如，巴西學者多斯桑托斯（DosSantos）在其《帝國主義與依附》（Imperialismoydependencia）⑤一書中認為，20世紀50—60年代在世界經濟體系中出現了一種新型的依附模式，其“基本特點是跨國公司從技術—工業統治轉向不發達國家內部市場的工業部門投資。”⑥在技術—工業的依附模式下，依附國的工業發展將受到三方面的限制：第一，依附國的生產體制為跨國公司利益所決定，從而產生一種畸形的生產結構；第二，依附國必須從國外購買機器和材料，必將深深受制于帝國主義中心的技術和金融的控制；第三，由于依附性生產體制造成的高度剝削、限制就業機會并抽走部分國內盈余，將削弱依附國國內的購買力、資本積累力，最終制約其國內市場的發展。⑦帝國主義霸權中心的大資本統治通過在附屬國原料和農產品生產中的投資進行擴張，以滿足霸權中心的消費需求，在附屬國形成面向出口或外向型生產結構，其特點是跨國公司開始在不發達國家與國內市場相聯系的工業部門投資。⑧跨國公司通過直接投資形成對地區的支配，因此在這里我們可以把依附歸結為生產要素即生產力發展的依附。⑨即落后國家在技術、資本、出口等方面對發達國家的依賴，其產業發展和技術進步完全取決于中心地區跨國公司的輻射程度和主觀意愿。

與多斯桑托斯持類似觀點的有阿根廷學者普雷維什（R．Prebisch）。他在其《資本主義：危機與改造》（CapitalismoPeriferico：CrisisyTransforma－cion）一書中認為，當今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之間初級產品與制造品貿易，使發展中國家貿易條件惡化成為一種歷史趨勢。在他看來，世界“經濟星座”中存在著“中心”和“”的格局。“中心”指富裕的發達國家，它們組織起來并主導著國際經濟體系，使其為它們的利益服務。“”指通過初級產品的生產和出口而與“中心”發生聯系的各種各樣的發展中國家。由于貿易條件不利于發展中國家而有利于發達國家，現有的國際經濟體系事實上起著把收入從吸引到中心的作用。①托馬斯•勞爾森（ThomasD．Lairson）和大衛•斯基德莫爾（DavidSkidmore）在他們合著的《國際政治經濟學：為權力與財富的斗爭》（InternationalPoliticalEconomy：TheStruggleforPowerandWealth）一書中也涉及類似觀點，例如，如何理解南方和北方國家在對外投資或借貸領域的相對討價還價力量？此書與其他類似的西方國際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一個重要區別，是它對發展中國家的發展問題和南北關系、南南合作給予了極大的關注。同時，對第三世界發展問題的討論也采取了一種既不同于西方正統理論，也不同于激進派學者的獨特視角。他們的觀點和約翰•羅爾克（JohnT．Rourke）有類似之處，即“跨國公司絕大多數是以北方國家為基礎的。最強的500多家跨國公司中，大約有95％以北方國家為母國，僅僅只有少數大公司建立于欠發達國家”②。

二、評論

國際政治經濟學作為國際政治學的一個重要分支學科，其理論體系發軔于三大知識傳統，或者說受到三大意識形態的浸潤，即現實主義、新自由主義和新。被肯尼思•湯普森稱為“國際思想之父”的那些偉大思想家，如17世紀的托馬斯•霍布斯、18世紀的亞當•斯密和19世紀的卡爾•馬克思正是這三大知識傳統或意識形態的創始人。美國學者羅伯特•吉爾平在《美國力量與跨國公司》一書中，把重商主義、自由主義和稱為“政治經濟學的三個概念”③。后來，他又在《國際關系政治經濟學》一書中對上述說法加以修正，用“政治經濟學的意識形態”一詞來描述國際政治經濟學中的思想分野，而棄用“理論”或“流派”。“因為每個觀點都蘊涵著一個有關人類社會的總的思想和信仰體系，因而類似于托馬斯•庫恩（ThomasS．Kuhn）所說的范式。”④所謂“總的思想和信仰體系”主要是指深嵌于理論知識體系之中的核心價值觀。也就是說，現實主義、新自由主義和新作為國際政治經濟學理論的三大基本范式（或意識形態），它們在核心假定、價值觀念和經濟政策等方面都是方枘圓鑿、不相通約的。盡管研究者為詮釋政治經濟之間的關系而發展了各種觀點，但這三大意識形態各成體系，各自形成了獨立的話語符號系統，以及影響廣泛的理論成果，“幾乎每個人都會落入這三種競爭性的觀點、意識形態或思想流派之一”。因此，“通過這三種意識形態的強弱變化來解讀跨國公司的國際直接是可能的”⑤。

據此，可以把國際政治經濟學視野中的跨國公司理論劃分為三種范式（paradigm），即現實主義、新自由主義和新。與自由主義模式強調世界經濟的合作是有益的合作的模式不同，也與強調世界經濟的合作是帝國主義的不等價合作的模式不同。現實主義模式強調的是世界經濟中的民族國家利益，這種模式將民族國家的政治和經濟目標看成是世界經濟的首要的因素。⑥具體到投資領域，就是國家想方設法扶持本國的大公司和跨國公司。羅伯特•吉爾平曾經指出：“經濟民族主義與經濟自由主義很相似，在過去的幾百年中經歷了數次變革。從重商主義、中央集權下的階級統治論、保護主義、德國歷史學派直至今天的新保護主義等，其名稱在不斷改變著。”⑦他在自己所著的《國際關系政治經濟學》（ThePoliticalEconomyofInternationalRelations）一書中指出：“我逐漸地得出了幾條一般性的結論：跨國公司的確反映了美國的經濟擴張主義，因而它不可能脫離美國外交政策的大目標。”⑧因此，美國跨國公司在全球的擴張不僅有利于美國的經濟利益，而且服務于美國的戰略。首先，跨國公司的行為有利于創造一個自由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有利于傳播美國的價值觀念。其次，跨國石油巨頭在中東以及其他產油國的開發和經營保障了美國以及西方世界的能源供應。再次，跨國公司的高額利潤在很大程度上彌補了美國的貿易赤字，維持了美國的國際收支平衡。吉爾平在結論中寫道：“跨國公司與美元的國際地位、美國的核優勢一道，共同構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美國全球霸權的基礎。”⑨與上述現實主義模式不同，新自由主義的模式認為：在國際關系中，經濟關系是影響政治關系和外交關系諸多關系的重要因素。國際關系的產生和發展逐漸開始建立在經濟關系的基礎之上，國際關系的演變內容經常表現為以經濟為中心，而國際關系的變革同樣以經濟關系的變革為基礎。在當今時代，經濟優先已成為各國的選擇，經濟因素對國際關系的影響廣泛而深刻，主要表現為：第一，經濟領域的競爭日益成為國際關系中的主旋律；第二，經濟利益的追逐成為國際關系發展的強大動力；第三，經濟手段的運用成為協調國際關系的重要途徑；第四，經濟安全成為國際關系中的新課題。因為經濟因素在國際關系中的基礎性作用，跨國公司才得以在國際關系中發揮重大作用。

新的依附理論模式（thedependenciamodel）從一開始就著眼于政治與經濟的互動。對世界市場的總體性研究是從生產關系的角度切入的，新的依附理論模式則認為，國際直接投資表現為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在國際范圍的再生產，這一點與商品輸出和貨幣資本輸出有明顯不同。后者雖是資本輸出，也體現一定的國際生產關系，但不會直接輸出生產關系。當對外直接投資在資本主義國家之間進行時，由于不存在所有制形式的差別，投資國產業資本的跨國界擴張與東道國經濟能夠自由融合，不存在制度上的兼容問題。當對外直接投資在發達資本主義國家與不發達國家之間進行時，先進的資本主義生產關系會成為促進宗法或封建社會制度逐步瓦解的催化劑，相對商品輸出或貨幣資本的輸出來說，能更有效地推動社會經濟形態的轉化。①美國歷史學家伊曼紐爾•沃勒斯坦在比較和吸收布羅代爾（FernandBraudel）思想的基礎上，將近代以來的世界體系劃分為世界性帝國和世界性經濟兩大類，認為世界體系理論對資本主義經濟運動的歷史研究有助于理解全球化和跨國公司產生和發展的歷史進程。跨國公司理論中的依附論（dependencytheory）視角是對世界體系理論的擴展和延伸，認為某些國家的經濟取決于它們所從屬的另外一些經濟的發展與擴張。兩個或兩個以上經濟社會之間的相互依存關系，在有些國家（統治國）只能以此作為擴張的反映時，就采取了依附的形式。跨國公司在依附論中是一個難以回避的話題，正是由于跨國公司組織體系的擴張才形成了發達國家對發展中國家的政治—經濟強權地位。②事實上，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由于戰后殖民體系日趨瓦解，帝國主義國家為了維護壟斷資本的海外利益，迫切需要通過以上的跨國壟斷組織推行新殖民主義政策，保持原有的銷售市場、原料基地和投資場所，從而繼續控制和剝削亞非拉廣大發展中國家。從發展中國家方面來說，由于歷史和現實的種種原因，這些國家獲得政治獨立以后，一般都缺乏發展民族經濟的必要資金，這使得它們的貧困程度和對北方國家的依賴有增無減。但跨國公司對發展中國家的消極作用是非常明顯的，諸如掠奪燃料和原材料，推銷陳舊設備，造成經濟結構畸形發展，打擊甚至擠垮民族工業，促使外貿條件惡化，進行重利盤剝，導致人才外流以及擴大兩極分等。例如，1979年，美國對發展中國家的直接投資為37．49億美元，但從發展中國家獲得的利潤卻高達127億多美元。發展中國家在跨國公司的全球剝削活動中的地位是顯而易見的。有時，一些跨國公司為了攫取高額利潤和維護其在某些國家的特殊權益，恣意干預這些國家的內外政策，甚至不擇手段搞政治顛覆和軍事。③

第7篇：對政治經濟學的看法范文

關鍵詞：技工院校思政教育職業化屬性

當前社會飛速發展，而以人為本的理念也越來越深入人們的內心。人們在社會生活中更加強調人的重要性，而在技校政治教育中，注重學生個性發展，讓學生成為課堂的主體更是當前學校所極為提倡的。并且教師還要對學生有全面了解，從而將孔子提出的因材施教的原理更好地運用到技校的教學當中，這也會讓技校的政治教育在其屬性上得到更好的定位。

一、對于技工院校和學生的特性進行客觀的認識

當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迅猛發展，在這個人才不斷涌現的時期，有限的就業崗位使得就業形勢不容樂觀，這也讓技術性人才無法得到更好的發展。所以在技校的政治教學中應充分考慮并體現出其教育的屬性，在回答還有解決學生在思想上的誤區和疑惑的過程中，讓學生樹立正確的人才觀，進而成為優秀的新型社會主義勞動者，讓學生的市場經濟意識得到增強，成為市場經濟的強者；對于法律基礎知識有一定的掌握，這樣會讓學生更容易把握市場規則；對于時事政治新聞也要對學生進行教育，培養其在該方面的興趣，這樣才能讓學生順應時展的潮流，并對于自我發展方向進行正確和及時的調整。從而成為擁有高素質，并能夠直接面向地方經濟建設的中初級實用型技術人才。

當然，不可忽略的是對于剛入學的職業學校的學生在學習上成績大多數都是不理想的，并且考不上普通的高中。所以這些學生也具備一定的被動性。而為此技校要在教學中對學生的世界觀還有價值觀進行改善。當然首當其沖的必須是政治思想教育，在教學中融入實際生活，讓學生的人生觀更為科學，并擁有自信。在進行專業技師實踐中，能夠靈活的運用所學的知識，進行分析概括和總結，這也為以后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二、對職業化屬性進行立足，讓政治思想充分發揮教育作用

當前在技校的政治教育中其處境也極為尷尬，而大多數學校都采用終結性的評價手段，也就是單純用試卷對學生政治知識掌握情況進行考核。因此，轉變政治思想課程的教學模式必不可少，符合學生的客觀情況，以學生為根本，為培養全面發展型的技術人才發揮政治思想課程作用。當前對于多媒體技術也有著很多的運用，可以通過視頻播放、課件的制作等現代教育技術，來讓學生真正融入到主動學習當中去，而不只是被動的接受這個角色。而這種教學也徹底擺脫了教師的一味教學，不管學生是否接受的現象。學生也會對技校的政治教育充滿興趣。這樣才能真正做到學生是課堂的主體，學生的主觀能動性得到充分的展現。同時也告別了之前形式上的教學方法，這種新理念更需要教師對于傳統的政治教學心理進行轉變，從而讓教學更好的走入學生的內心。

1.加強職業道德常識教育，這讓學生在畢業后能夠對崗位就業有一個堅實的思想基礎。而教師也應讓職業理想滲透到政治課當中，這有助于學生樹立職業道德理想。對學生進行服務和創新理念上的意識教育，并結合學生的專業需求進行有針對性的教學和訓練；讓學生能夠更為深入的了解專業。例如，對于酒店管理專業的學生，在教學中更需要多一些的案例分析，這樣學生學起來也不會過于空洞，讓學生調整對酒店服務業的消極認識，并以更為積極的心態來學習這一行業，從而熱愛這一行業。

2.對于非經濟類的專業學生應創造良好的學習政治經濟學的環境。讓這些之前沒有接觸過經濟學科的學生不會產生距離感，教師在進行政治經濟學的教學中要讓理論與實際進行結合，并利用市場調查還有資料收集，也可以在課堂上讓學生進行討論和辯論的方式來讓學生更為充分的把握馬克思政治經濟學原理，讓學生真正成為全面發展的高素質人才。

3.讓學生擁有強烈的法律意識。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法律體制，而教師對此應針對學生這一工作崗位的特點，并以身邊的案例進行教學講解，從而來普及基礎的法律法規。從而有助于學生在未來的就業當中能夠更加的遵守法律法規，并擁有法律意識保護自己的權利，在經營過程中做到合法，并努力做一名合法公民。

4.對學生營造生活化的政治教學環境。讓學生結合自身熟悉的生活環境，從而更為有效地激發學生在學習政治教育上的積極性，學生可以擺脫枯燥的政治概念，能夠更為深刻地體會到政治學習的樂趣。與此同時，教師更要留給學生充足的討論空間，讓學生能夠更自由地發表自己的看法和見解。并通過辯論來讓事情的本質更好地挖掘出來。

三、經常進行反思教育，讓技工院校課程改革得到全面推動

反思是一個自我檢驗、自我思考，從而得到經驗和收獲的過程。對于反思的內容則包括課堂教學有沒有做到自然并充滿個性的充分展示，教師在進行教學過程中還需要調動學生的積極性，讓學生發揮自己的主觀能動性，并擁有創新精神，在學習的過程中不僅吸收知識的精華，更能夠對知識中所包含的重要信息進行加工，讓學科的知識能夠在學生的學習過程中更為積極主動地進行構建。而在課堂上還要看能否把教學在職業化中的特點進行突出展現，讓知識進行運用，與專業技術進行結合。教師在教學中是否進行了教學目標的設定、情境的營造并提出極為有價值的問題等。教師只有不斷地進行反思還有自我總結，才能更為有效的推動技校政治課程改革的進行。

綜上所述，職業高中政治教學在轉型上要職業化特性更為顯著的表現出來，這是極為重要的一點。職業技術教育與德育教育脫節這個問題不僅要意識到，更要進行很好地處理并解決。讓以德育人不再成為口號，能夠真正的有所實踐。當然這個任務也是極為曲折和艱難的。在改革的道理上，還需要教師進行努力，并擁有創新思想，讓技校政治課程更為職業化的特點得到實現。

參考文獻：

[1]項亞紅.職高滲透式思想政治教育的途徑[J].中等職業教育，2012，（18）.

第8篇：對政治經濟學的看法范文

一、“異化勞動”概念解讀

異化(alienation)一詞來源于拉丁文的alientio和alienate，表示脫離、轉讓、出賣、受異己力量統治、讓別人支配等義。在近代，歐洲哲學家霍布斯是第一個提出異化概念的哲學家，霍布斯認為，國家本身就是一種異化(他主張人性本惡，認為人與人的關系像狼一樣，總是處于戰爭狀態)，異化主要是指轉讓。法國的哲學家盧梭的異化思想反映在法國大革命時期發表的《人權宣言》中，他主要從經濟、政治和倫理道德的角度闡述了這一思想，把異化看成是人們利己主義的結果。而真正從政治上探討異化，并達到一定程度的是法國哲學家愛爾維修，在他的倫理學和社會理論中，汲取了盧梭的社會契約論的積極因素，形成了自己的政治異化概念。他認為，異化的社會往往使人們行為的結果也發生異化，良好的愿望并不產生良好的結果。由此可見，在近代，異化概念是唯物主義或啟蒙學派的哲學家們用來表達反封建社會政治觀點的一個工具。真正把異化概念納入唯心主義軌道，還是從德國古典哲學開始的。首先使用異化概念的是費希特。在他的主觀唯心主義哲學的基本范疇一“自我”和“非我”中，異化是個基本概念。在哲學史上，黑格爾在本體論中第一次系統地闡述了異化概念。他認為異化是絕對觀念向自然和社會的外化和退化；異化是正源的對象化或物化和客觀化；異化是對客體的認識和改造。在德國古典哲學中，費爾巴哈站在唯物主義立場上批判了黑格爾的唯心主義異化觀，建立了自己的人本主義的異化觀；馬克思從英國古典經濟學特別是從黑格爾關于勞動和異化的思想中得到啟示，認為人的異化歸根到底是勞動的異化，這是人的一切異化的基礎。只有把人的異化最終地歸結為勞動的異化，才能展示人的異化的秘密，進而揭示出社會不平等的根源。馬克思從政治經濟學出發，分析了人類生存的基礎即勞動對人的實際作用，從而揭示了人的異化的本質，提出了一個嶄新的概念——異化勞動，在歷史上第一次確定了異化概念嚴格的確切的含義，賦予了這個概念以社會經濟的實質內容，樹立了一個正確研究資本主義社會的新起點。

二、馬克思異化勞動思想概述

總的來說，《手稿》是馬克思從經濟學理論對資本主義社會階級結構進行的初步分析。馬克思把哲學的研究同政治經濟學的研究結合起來，這使他看到了資本主義社會中工人同資本家尖銳對立的經濟現實，看到了資產階級經濟學家的勞動價值論同資本主義私有制之間的深刻矛盾。《手稿》有關異化勞動的論述主要分為兩個部分，第一部分是馬克思根據資產階級經濟學家主要是亞當·斯密和大衛·李嘉圖的論述，通過對工資、資本和地租的考察，研究了資本主義的基本經濟結構和規律(中心是勞動和資本的對立)。第二部分，馬克思從批判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的前提出發，把異化和對勞動的分析結合起來，運用異化理論對社會基本階級關系進一步作了分析，指出上述對立和矛盾的根源在于勞動的異化，得出了無產階級革命的結論，這是人本主義哲學的本質批判。馬克思對資產階級國民經濟學總的批判，為他剖析資本主義經濟結構確定了出發點，即“我們是從國民經濟學的各個前提出發的”[1](P42)。而所謂的前提就是“把私有財產，把勞動、資本和土地的分離，以及工資、資本利潤和地租的分離，還有分工、競爭、交換價值概念等等，當作前提”[1](P42-43)。其實質也就是異化勞動。馬克思主要從以下四個方面來對“異化勞動”進行了規定。

(一)從生產結果看，勞動者的勞動和他的勞動產品相異化。馬克思認為勞動產品是勞動的結晶，是人的本質的對象化，勞動產品本應該屬于工人，但在資本主義社會，“勞動所生產的對象，即勞動的產品，作為異己的東西，作為不依賴于生產者的獨立力量，是同勞動對立的”[1](P44)。就是說，工人勞動的產品不僅與工人相脫離，而且變成與工人相對立的東西，勞動所帶來的后果就是“勞動為富人生產了珍品，卻為勞動者生產了赤貧。勞動創造了宮殿，卻為勞動者創造了貧民窟”[1](P46)。

(二)從生產過程來看，勞動者和他的勞動行為本身相異化。馬克思認為，勞動本來是人的本質，是一種區別于動物的自由自覺的活動。人在勞動中肯定自己，滿足自己的需要，自由地發揮自己的體力智力。而異化勞動則使勞動變成了外在于人的東西。“因此，勞動者在自己的勞動中并不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并不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并不自由地發揮自己的肉體力量和精神力量，而是使自己的肉體受到損傷、精神遭到摧殘。”[1](P45)馬克思還指出：“勞動的異化性的一個明顯表現是，只要對勞動的肉體強制或其他強制一消失，人們就會像逃避鼠疫一樣地逃避勞動。”[1](P47) (三)從人的類本質上看，人的類本質與人相異化。這是馬克思根據異化勞動的已有的兩個規定推導出的第三個規定。馬克思認為“人是類存在物”[1](P48)，人的類生活、類存在就是勞動，即自由自覺的活動，這也是人區別于動物的最根本的標志。人類通過改造對象世界，使人類的類本質對象化，在改造無機自然界得到表現和確證。在異化勞動狀態下，人對人的類本質的體現完全發生了變化。“異化勞動從人那里剝奪了他所生產的對象，從而也剝奪了他的類生活、他的現實的、類的對象性，而把人對動物所具有的優點變成缺點”；“異化勞動把自我活動、自由活動貶低為單純的手段，從而把人的類生活變成維持人的肉體生存的手段”[1](P51)。由于勞動產品的異化使人不能確證其類本質，勞動本身的異化則是把人的自由自覺的活動變成僅僅維持肉體生存的手段，于是造就了人和自己的類本質相異化，人的類本質變成人的異己的本質，人變成了喪失類本質的人。

(四)從人的社會交往看，人與人關系相異化。馬克思認為：“人同自己的勞動產品、自己的生命活動、自己的類本質相異化這一事實所造成的直接結果就是：人從人那里的異化。”馬克思又進一步指出，“人的異化，一般說來，就是人同自己本身的任何關系只有通過人同其他人的關系才得到實現和表現”[1](P52)。

當人同自身相對立的時候，他也必然同他人相對立，也是他們中每個人都同人的本質相異化。他指出，如果勞動產品對工人說來是異己的，作為一種異己的力量同工人相對立，“如果說勞動者的活動對他來說是苦惱，那么，這種活動就必然給別的什么人帶來享受和歡樂”[1](P53)。至于這“別的什么人”不是神也不是自然界，而是由異化的、外化的勞動所生產出來的資本家。從而，私有財產是外化勞動即工人對自然界和自身的外在關系的產物、結果和必然后果。這樣，馬克思就解決了開始時所提出的任務——考察資產階級經濟學當作不言而喻的前提(私有財產)的任務。

馬克思這里的整個思考線索是：從資產階級經濟學肯定的事實出發，分析了他們所說的勞動其實不過是異化勞動，然后由勞動的自身異化理解了人類的自身異化，理解了階級關系和私有財產的本質馬克思指出，勞動的對象化不等于異化，只有在私有制條件下，才表現為異化，從而把勞動異化和私有制聯系起來，因而要消除異化就必須消滅私有制；異化是現實的、客觀的，異化借以實現的手段本身就是實踐的，異化勞動概念及其四個規定就是對現實勞動異化的概括。馬克思通過對異化勞動的分析研究，揭示了資本主義制度的歷史暫時性，論證了歷史必然性。

三、異化勞動理論在理論體系中的作用和地位

雖然，馬克思的異化勞動思想是一個不成熟的理論，其中還受費爾巴哈人本主義的影響較深。但《手稿》在馬克思思想發展史上的作用和地位是不容抹殺的，其核心概念勞動異化導引著馬克思以后理論研究的思維方式和方向，勞動異化理論正是不成熟的馬克思思想向成熟的馬克思思想過渡的中介和橋梁。異化勞動理論的歷史作用主要在于為馬克思以后發現并創立剩余價值學說和唯物史觀打下了堅實的理論基礎。

(一)異化勞動理論把生產勞動看成社會歷史的基礎，為唯物史觀找到了科學的理論前提。以往歷史觀的根本缺陷之一，是不能理解物質生產在社會發展中的作用，因而不能理解人類歷史是個自然史過程，不能發現社會歷史的客觀規律。相反，異化勞動學說卻已開始把對社會歷史問題的研究轉向人類最基本的實踐活動——生產勞動，找到了理解全部人類發展中的決定作用，從本質上揭示了人與動物的獨特差別；并用這種觀點說明整個社會歷史的發展，發現人類歷史所以會發展到私有制社會，是勞動自身性質發展的結果。

第9篇：對政治經濟學的看法范文

分配問題自古有之，并且，由于將既定社會產品進行分配總是要涉及不同人之間利益的消長，因此，它從來都是伴生于政治的。在物質產品并不豐裕的年代，人們“不患寡而患不均”;商業社會興起后，又出現了社會產品“多而不均”的現象。就西歐國家而言，這一趨勢在馬克思、恩格斯的青年時代已經超越了人們的心理承受力的極限，于是一些名家著作提出了激進主張。或許是由于這個原因，比之英美經濟學對“交換正義”的強調，歐陸的經濟學更為重視“分配正義”。這也體現在政策領域：在“鐵血宰相”俾斯麥當權時期，德國就通過立法最早建立了全民社會保障體系。

經過三十多年的改革開放，中國已經創造了巨大的物質財富，然而，貧富分化也隨之而來：大陸的基尼系數已經連續多年超過0.4的國際“警戒線”。很顯然，兩極分化不但違背了改革的初衷，還與社會主義的本質相悖。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很多，腐敗與特權無疑是其中一個重要原因。腐敗和特權在經濟生活中的重要表現形式之一，是各種各樣的壟斷及其背后的既得利益集團對經濟政策的控制。由于政治體制改革的滯后，在市場取向的經濟改革中，中國的政治權力不僅難以受到約束，而且還直接掌握經濟權力，在缺少某種力量制衡既得利益集團的時候，這樣的“市場”難免要淪為少數人的游戲場。

改革中，“新自由主義”的經濟政策大行其道，西方經濟學中的“帕累托最優”備受推崇。殊不知，“帕累托最優”是用序數效用論來定義的，它禁止了效用的人際間比較，也禁止任何帶有再分配性質的政策，因而導致了對分配正義的漠視。根據帕累托原則，如果至少有一人的處境得到改善而其他人的處境不變，那么，也可將這種改變視為是社會福利的改進。按照這一邏輯，在大多數人的境遇不變時，特權階層的福利改進也將是合理的！顯然，任何一個有常識、有良知的人都無法同意這種觀點。因此，要想把“平等”、“公正”等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落到實處，就不能不反對腐敗和特權。

在中國，分配問題的日趨嚴重除了受西方“主流經濟學”的誤導外，還與我們對所有制的不當認識有關。我國憲法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基礎是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勞動群眾集體所有制。”然而，由于受“蘇聯模式”的長期影響，“把所有制簡單地等同于生產資料的歸屬”從而漠視交換和分配的認識仍舊根深蒂固，似乎一旦“國有”了，也就必然是“全民所有”了。這是對政治經濟學的明顯誤讀和嚴重背離。馬克思指出，“政治經濟學不是把財產關系的總和從它們的法律表現上即作為意志關系包括起來，而是從它們的現實形態即作為生產關系包括起來。”也就是說，如果不考慮流通和分配，任何圍繞所有制的論證都只能是空談！

分配問題引起人們的強烈關注，“讓人民群眾共享改革發展成果”的理念也漸成共識。1993年，十四屆三中全會首次提出建立國有資產經營預算制度，歷經十六大、十六屆三中全會，到2007年，這一方案終于出臺。國有企業既屬全民所有，國有資本收益當然應由全民共享。不過，最初幾年，國有資本收益的上繳比例過低，不能很好體現國有企業的“全民”性質。十八屆三中全會要求提高國有資本收益上繳公共財政比例，至2020年提到30%，更多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這是可喜的進步。當然，對這一預算還要有周詳的計劃、暢通的社會監督機制和及時的反饋機制，以維護和促進分配正義。

對會計人來說，問題在于，當分配問題再次成為國際國內的熱門話題時，我們能做什么？顯然，有人要質疑會計是否真正具備分配職能。這樣的質疑是不難反駁的。現代會計天生具有利潤核算功能，因而不可能不與財富分配相聯系。那種認為會計只是既定制度框架下的被動接受者的看法，無非是僵化的學科分工的產物。開放的現代學術當然不排斥學科分工，但堅決反對用學科的狹隘視角來看問題。作為社會主義國家的公民，會計人在享有憲法規定的一切權力與義務之外，還因其職業特點，承擔著設計與維護公平的市場競爭秩序的重任。這就需要每一個會計人盡職盡責，通過不斷完善會計信息的披露機制等途徑，維護好社會公眾對國有企業利潤及其分配狀況、對國家預算制定與執行的知情權、決策權和監督權。顯然，沿著這一思路所開展的會計研究，就必須放寬視野，回歸會計的政治經濟學傳統，深究會計與社會秩序之間的復雜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