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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生育率降低原因范文

[關鍵詞]生育水平 地區差異

生育水平直接決定人口再生產和人口發展趨勢,決定人口規模的大小和增長速度,因此研究遼寧生育水平的變動過程及地區差異,對人口與計劃生育工作具有重要的意義。從七十年代開始,遼寧生育率急劇下降,1970總和生育率為4.23,1982年為1.74,到2000年僅為1.2。計劃生育政策對降低生育水平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但社會經濟發展對生育水平的降低也起到了促進作用。生育水平在全省范圍下降的同時,也存在著很大的地區差異,且這種差異長期存在著。本文將對遼寧生育水平的變動過程與地區差異進行分析,并對今后的人口與計劃生育工作提出了一些建議。

一、生育水平的變動過程及原因

用總和生育率作為度量生育水平的指標,成為國內外研究最普遍的方法。1970年遼寧總和生育率為4.23,1975年為2.13,1979年為2.15,70年代總和生育率平均為2.82;80年代遼寧生育總和生育率已降到自然更替水平之下,1980年為1.76,1989年為1.50,80年代總和生育率平均為1.63,但80年代的生育水平是在起伏波動中逐步下降的,其中1981-1982年,1987-1988年總和生育率有一定的上升;90年代生育水平逐年穩步下降,1990年為1.47,1999年為1.2,90年代總和生育率平均為1.33;到2000年第五次全國人口普查僅為1.2,而從2005年全國1%抽樣調查數據來看,全省總和生育率僅為0.98。

通常以總和生育率為2.1作為參照來判斷生育率是否低于更替水平,而低生育水平指的是低于2.1水平的區間,國際上存在兩種關于低生育水平的劃分口徑:一種口徑是“極低生育率”,指等于或低于1.3的總和生育率;另一種口徑是“很低生育率”,指低于1.5的總和生育率。按照上述標準,從70年代至今遼寧生育水平的變動過程可以概括為:70年代從高生育水平迅速下降到接近更替水平,80年代在起伏波動中下降到更替水平之下,90年代后在低生育水平上穩步下降,2000年后進入到極低的生育水平階段。

生育水平的這種變動過程是有著深刻社會原因與背景的。70年代的“晚稀少”人口政策的具體措施在城鄉范圍內逐步貫徹落實,取得了巨大成效,使生育率很快迅速下降;到80年代生育水平基本已在自然更替水平之下,生育政策調整下的空間已經很小了,由于在1984年在全國范圍內生育政策上有一定的調整,使得生育水平產生了一定的波動;90年代后在計劃生育政策與經濟社會發展的共同作用下,使得人們的生育觀念發生了基本性的改變,生育水平穩定在較低水平。

2000年之后的生育率一直處于一個極低的生育水平,這一數據結果讓人深思。伴隨著多年來遼寧人口與計劃生育工作的開展及社會經濟的發展,使得人們的生育觀念發生了根本改變,人口生育水平明顯下降,但是2005年育齡婦女平均生育不到一個孩子這樣一個超低生育水平,卻也不符合實際與相關的生育意愿調查。除了考慮到統計調查中的瞞報漏報等對數據準確性影響外,筆者認為這有著更深層次的原因,那就是現代人平均結婚及生育年齡的推遲,從而導致了當前生育水平極低。西方學者在研究90年代歐洲超低生育率時,認為超低的總和生育率在一定程度上歪曲了真實的生育水平,生育年齡的不斷推遲是形成超低生育率或生育水平的重要原因。總和生育率是時期生育指標,他更多的反映當年的實際生育情況,卻不是婦女終身生育水平的準確度量,總和生育率只有在生育模式長期穩定時才等于終身生育率,而在生育模式變化時,總和生育率并不能反映其下降中哪一部分是生育意愿減少,哪一部分是生育年齡推遲引起的。但是自計劃生育政策實施以來,遼寧的生育模式發生了重要改變,由“早育模式”轉變為“晚育模式”,因此現在的總和生育率給實際工作及對真實生育水平的認識造成一定的困擾。

二、生育水平的地區差異

遼寧在全省范圍內的生育政策是一致的,但各市的生育水平卻始終存在一定的差異,從全國范圍來看也是如此,甚至差異更大。1982年遼寧省總和生育率為1.74,各地區的差異較大,最高的朝陽市為2.55,最低的大連市只有1.47,兩者相差1.08;2005年全省總和生育率為0.98,最高與最低的仍然是朝陽與大連,分別為1.49與0.68,兩者相差0.81。從1982年到2005年,地區間的生育水平差異縮小了,這是由于原來高生育水平地區的總和生育率下降了,而原來低生育水平地區的下降空間潛力縮小了。地區間的差異趨勢是遼中遼南最低,遼東較高,遼西遼北最高。我們可以發現,這種差異與各地區的經濟展水平具有一致性。

表1 遼寧各地區生育水平與經濟社會發展指標 單位:%、元

數據來源:全國第三次人口普查,2005年全國1%抽樣調查

注:1982年遼寧共十二個市,盤錦市與葫蘆島市還未建立

我們將遼寧2005的總和生育率、婦女文盲率、城鎮人口比例、女性在非農業產業中就業比例、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出生人口與死亡人口之比、農村人均消費七項指標,通過SPSS軟件進行聚類分析。分析結果表明,遼寧可分成三類地區:沈陽、大連、鞍山、盤錦為一類,這類地區經濟發展水平較高,婦女受教育水平較高,出生死亡率之比較高,醫療衛生條件較好,生育水平低;撫順、營口、遼陽、本溪為一類,這類地區在遼寧經濟文化等都處于中等水平,生育水平也較低;其它六個市為一類,即阜新、朝陽、鐵嶺、丹東、錦州、葫蘆島為一類,這類地區經濟發展水平相對落后,女性文盲率高,勞動參與率低,生育水平較高。

聚類分析的結果表明,經濟發展好,醫療條件好,女性受教育水平高,在非農業中就業比例高的地區,生育水平就會較低;而在經濟落后,女性文盲率高,就業水平低的地區,生育水平也相對高,生育水平與社會經濟文化發展水平呈負相關,生育水平的差異與地區的經濟文化發展有密切的關系。

國內外很多學者認為,我國生育水平下降的原因,是計劃生育政策與社會經濟發展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生育水平地區差異的原因在于地區間的經濟文化差異。但筆者認為我國的計劃生育政策的“城鄉二元性”也是產生地區生育水平差異的重要原因,城鎮化水平高的地區,執行“一孩”生育政策的人口高于城鎮化水平低的地區,城市化水平低的地區,農村人口比例高,執行“一孩半”生育政策人口高于城鎮化水平低的地區,在政策上造成了城鎮化水平不同的地區生育率的差異。

三、思考與建議

從1984年后生育政策沒有發生過大的變動,80年代后政策調整的空間已經有限,90年代后經濟發展與社會進步對促進生育水平下降起到了越來越大的作用。從90年代開始至今的二十年,遼寧始終保持處于低生育水平,且一直在穩步下降。筆者認為,在穩定低生育水平的同時,按照構建人口、資源環境可持續發展的要求,變以控制人口數量為目標的狹義“人口生育政策”為以促進人的全面發展為目標的廣義“人口政策”。建立人口動態監測預警機制,及時準確把握人口結構、人口素質、人口遷移、人口出生死亡變動規律與趨勢;建立人口發展水平綜合評價體系,促進人的全面發展;建立人口宏觀調節機制,切實有效的進行人口宏觀調控,出臺相應的政策,統籌解決各種人口問題。

對于當前的超低生育水應有一個正確而清醒的認識,政府及人口與計劃生育部門應重視生育率指標的統計,對真實生育水平進行有效準確的估計。超低的生育水平既低于政策生育率,也低于人們的生育意愿,導致超低生育水平的影響因素都有哪些?如果接續這種超低生育水平,必將導致一系列的人口問題,后果不堪設想。獲取真實準確的生育水平是至關重要的,這事關遼寧人口發展戰略的制定與人口政策的調整,利用人口與計劃生育系統的優勢,開展生育意愿調查,結合調查與統計數據準確把握當前的真實生育水平,及時準確預測未來生育水平。

針對遼寧生育水平的地區差異與地區實際情況,應站在全局的高度制定人口發展戰略,在管理與服務上各有側重,積極引導。如在經濟發展落后生育水平高的地區,人口控制任務仍不能放松,努力提高女婦女的受教育水平與社會地位;對于生育水平較低的地區,計劃生育優質服務與流動人口管理工作尤為重要,并應積極探索提高本地區人口發展水平的有效途徑。

參考文獻:

[1]徐莉.中國生育率的地區差異分析[J].人口與經濟,1994,(4).

[2]楊鑫,李通憑,魏立佳.總和生育率的影響因素實證分析[J].西北人口,2007,(6).

第2篇：生育率降低原因范文

關鍵詞： 人口老齡化 計劃生育政策 政策調整

2005年1月6日是國家有關當局所確定的“13億人口日”。當天零點后，在北京婦產醫院出生的第一個嬰兒幸運地成為我國的第13億個公民。雖然，這兩種命名都是象征性的，但是 “13億”這一標志卻意味著我國的人口總數已經達到一個新的歷史性高度，同時，它也意味著中國的人口發展將面臨更加艱巨、更加復雜的問題。

1 目前我國人口發展的突出問題——人口老齡化加劇

人口問題是當今世界人們最為關心的問題之一。人口的發展受社會、政治、經濟的制約，同時它對社會的發展也起著促進或延緩的作用。經過30年的努力，我國在人口控制的問題上取得了卓效可喜的成績。根據國家統計局近期的統計，在計劃生育政策實施后，我國人口總和生育率從20世紀70年代初的5.8%下降到現在1.8%左右，這種生育率的下降讓我國13億人口日到來推遲了整整4年。從另一方面來看，隨著生育率的下降，人口的發展也使得人口老齡化問題尤為突出。

人口老齡化是指某一人口中老年人口的比重增加，總人口年齡結構發生變化的過程。按國際通用標準，60歲人口占總人口的10%以上，或65歲以上人口占總人口的7%以上，便可以稱為“老齡化社會”。美國《紐約時報》指出，我國的老齡化速度太快，從而飛速經過了這個原來西方社會可以建立起一個中產階級的時間段。聯合國的統計數據也表明，我國的老齡化速度是全球最快的。根據我國老齡協會提供的數據，我國老齡高峰將于2030年左右到來，并持續20余年。到2l世紀中期，60歲及以上的老年人可能超過4億，65歲及以上的老年人則會達到3億左右。我國人口的老齡化不僅速度是全球最快的，而且這種人口老化趨勢也超過了國家經濟社會的現代化的發展速度。我國社會的人口是在經濟高速發展階段，人均收入水平低、綜合國力不強、社會保障體系不健全的前提下進入老齡化的。這種情況與發達國家老齡化是截然相反的，發達國家的人口老齡化工業化完成之后經濟達到高度的發展水平之下才出現。此外，我國人口老齡化還存在著區域失衡的特點。我國各地區老齡化程度自西向東呈階梯上升，地區間差距較大。東部沿海地區65歲以上老年人口比例已超過8%，其中上海達就到11.46%。而西部地區老年人口比例均在5%以下，部分地區仍是典型的年輕型人口結構。老齡化程度的差異，進一步加劇了地區經濟發展的不平衡。因此，老齡化的問題不僅僅是一個人口問題，同時它也成為了制約經濟社會發展的問題。

那么，13億人口大國的養老問題該如何應對？目前，國家有關部門以及眾多人口學學者都提出通過完善社會養老保障體制來緩解這股銀色浪潮的洶洶來勢。但是，我國的社會養老保障體制卻面臨著資金嚴重短缺、體制不健全等問題。根據麥肯錫咨詢公司預測，我國養老保障的短缺金額到2010年將達1 100億美元，而未來30年內將會出現3.7萬億的資金缺口。美國戰略與國際問題研究中心在研究報告《銀發中國——中國養老政策的人口和經濟分析》中指出，即使在我國的城市也有近一半的勞動力人口享受不到公共養老體系的保障。全國職工有近3/4的人沒有任何退休保障。報告還指出，目前我國的社會養老基金的運作是拆東墻補西墻的現收現付制，即是用現在工人的稅來養活目前的退休人員，不做任何基金積累。雖然，目前我國正努力促使“現收現付”制向基金積累制轉換，但是由于各種原因，養老基金仍然存在巨大的收支缺口。到2004年，我國全國養老保險欠費達到了450多億元，在全國范圍內，許多省市都面臨著養老保險收不抵支的情況，甚至是積累虧空。加之農村養老問題也日益提高到政策議程上來，我國的養老保障制度面臨著艱巨的挑戰。

2 計劃生育政策——人口老齡化的催化劑

根據西方人口學理論，只有生育率和死亡率的變化才會影響人口結構的變化，人口老齡化的現象也取決于上述兩種因素。其中死亡率下降對人口老齡化的影響是雙向和分段的，死亡率初期的下降會導致人口年輕化，而后期下降則會促進老齡化。但是生育率的下降則會直接促使人口的老化。所以，生育率下降是人口老齡化的決定因素。對于生育率和死亡率變動的根本原因，許多西方人口學家則認為是社會的工業化、城市化和經濟現代化所導致。所以，人口的老齡化可以說是社會經濟發展的結果。

我國人口老齡化現象的出現，同樣也是受生育率和死亡率變動的影響。其中生育率的下降則是我國人口老化的根本原因。而這種生育率的下降正是計劃生育政策導致的，自從20世紀70年代計劃生育政策推行以來，我國人口生育率便大幅下降。根據《2002年全國人口和計劃生育主要統計數據》可知，我國2002年的出生率為12.86‰，比1973年的出生率下降了15.21‰，而我國少年人口比重也急劇下降，從39.7%下降到24.9%。

綜上所述，筆者認為我國的老齡化并不完全是計劃生育政策造成的，因為即使沒有推行計劃生育政策，我國的人口也會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而老化。但是計劃生育政策卻是中國較之西方發達國家提早進入了老齡化社會的重要因素之一，是人口老齡化的催化劑。

3 新時期人口政策調整的思路

20世紀90年代以后，我國的人口總和以及生育率都被控制到了更替水平以下。然而，就在我們進入低生育水平的同時，我們也步入了人口老齡化時代。因此，我們在積極建立現代社會保障制度以外，還應該重新審視只注重控制人口數量計劃生育政策，必須對計劃生育政策做出調整，為其注入新的內容，以適應形勢發展的需要。

3.1 “控制人口數量”與“優化人口年齡結構”兩手抓

經過30多年的人口控制工作，我國人口的總和生育率已降低到了1.8，顯著低于人口更替水平，這宣告我國人口的成功轉型。盡管由于人口年齡結構和人口慣性等因素作用，人口總數還將繼續增長一段時間，但人口再生產類型的轉變預示著人口增長速度將繼續放緩。因此，在控制人口數量的前提下，我國人口政策應該逐步重視“優化人口年齡結構”。筆者認為，正確處理“人口數量”以及“人口年齡結構”之間的矛盾，是緩解人口老齡化的關鍵所在。具體的做法是調整計劃生育政策，在人口生育率過低的地區有計劃的放松可生育二胎的范圍。目前，我國的生育率轉變在農村地區還是不充分、不徹底，生育率水平普遍比較高；另一方面，在一些經濟發達的城市，生育率水平卻過低，如北京和上海，總和生育率已經降低到1.0以下。因此，我們必須要采取措施，在生育率高的地區仍然要嚴格控制人口數量，而在生育率低的區域可以適當放松，刺激生育率回升，以達到優化人口年齡結構的目的。2004年上海市推行了《上海市人口與計劃生育條例》，新條例擴寬了可以生育二胎的人群范圍。條例推行之后，上海并沒有出現申請生育二胎的，市民的生育意愿也并未因此改變。相關調查表明，上海市民生育觀念上逐步發生了變化，大部分市民在生育問題上都會全面考慮事業發展、經濟負擔等因素。華東師范大學人口研究所桂世勛教授認為，新的政策是在人口數量控制和緩解老齡化之間找出平衡點，這有利于調節人口結構。根據上海的調整情況，我們可以預示，通過調整獨生子女的計劃生育政策來優化人口年齡結構是可行性的。

3.2 重視人口素質的提高

老齡人口比重上升的結果會帶來勞動年齡人口比重的下降，勞動年齡人口是勞動力來源的基地，在總體人口中處于核心地位。勞動年齡人口數量的多寡及其在總人口所占比重的大小也是一個國家或地區經濟發展關鍵因素。因此，為了緩解未來勞動年齡人口短缺的形勢，國家的人口政策重心應逐步轉向以提高人口素質為主，必須繼續加大教育投入，增加國家財政對教育的支出，鼓勵全社會各種力量投資辦學，并從政策上予以傾斜。通過提高勞動人口的素質來豐富勞動力資源，增強單位勞動力創造財富的能力，從而進一步提高社會勞動生產率。另一方面，必須高度重視出生人口素質，重視出生缺陷和殘疾人口問題，降低新生嬰兒的死亡率。這對保證未來勞動年齡人口的數量和質量都具有重要意義。

3.3 人口政策的制定和調整既要以兒童、老人為出發點，同時也必須關注成年人問題

人口政策的制定和調整，實際上都是圍繞著政策對象進行調整的。由于我國人口基數大，人口老齡化速度快，我國人口政策的制定，長期以來以嬰幼兒、老人為主要出發點，較為重視兒童成長和老年人問題。但是，從人口發展是動態的，今天的成年人群體也就是明天的老人群體。因此，出于對問題前瞻性的考慮，現時我們也應該重視成年人的問題。特別是在如今失業現象嚴重、下崗人口增多的情況下，我們尤其應該把人口充分就業、勞動力充分利用作為制定人口政策的出發點，把增加就業人口規模作為政策目標，保護勞動年齡人口的個人利益。

我國人口老齡化熱潮既是一種客觀的發展趨勢，也是具有其深刻的歷史和制度根源。解決老齡化問題，既靠我們大力發展和完善社會養老保障制度，也要求我們根據形勢發展需要客觀地對我國現行的人口政策進行調整，以符合社會經濟發展趨勢。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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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顧寶昌. 綜論人口態勢——與實踐的對話[M]. 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6

3 周皓.低生育率條件下的中國人口控制[J].人口與經濟，2000（5）

4 杜鵬.中國人口老齡化過程研究[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4

5 李建新.不同生育政策選擇與中國未來人口[J].人口研究，1997（1）

第3篇：生育率降低原因范文

1 概述

自改革開放以來，我國一直堅持的計劃生育政策較好地控制了人口增長速度，計劃生育工作成效顯著。然而隨著計劃生育政策的實施，一些負面影響也逐漸顯現，人口出生率逐年下降，導致人口老齡化問題日益嚴重，各種社會問題呼之欲出，主要體現在勞動力不足、男女比例失衡、居民養老問題、醫療問題、人口紅利減少以及失獨家庭的善后處理問題等。為了緩解這一現象，我國自2013年開始實行單獨二胎政策，目的是在一定程度上緩解諸類問題，然而由于各種原因并沒有出現人口井噴式發展的預期效果，因此2015年我國進一步開放生育政策，頒布全面開放二胎政策。全面開放二胎旨在提高人口自然增長率，調整人口結構，從而解決一系列人口問題。本文通過建立人口發展方程對三種政策下人口結構進行研究，分析預測在不同生育政策下的中國人口結構變化。

2 模型建立

總和生育率受多方面因素的影響，本文主要考慮總和生育率受到城鎮化率、出生率、生育政策和經濟發展水平的影響。由于這些影響作用不是獨立的，因此建立多元回歸模型。

總和生育率（TFR）是評價生育能力水平的綜合指標，是人口發展方程中的重要變量。，表示歲育齡婦女的生育率，，其中和分別表示歲育齡婦女數和出生的嬰兒數。

生育政策（FP）是影響總和生育率的一個重要控制變量，在19世紀70年代實行計劃生育國策后，總和生育率明顯低于70年代之前。計劃生育政策確實降低了我國人口出生率，與此同時帶來了人口老齡化等問題。為了緩解這一危機，我國實行了單獨二孩政策，但實施效果并不明顯，最終我國推行了全面二胎政策。以上述三種政策為研究對象，將政策變量作為控制變量，用虛擬變量度量。

人均GDP是評價經濟發展水平的代表性指標。一般認為，生育意愿與經濟發展情況、人均受教育程度、婦女工作壓力成反比。與此同時，隨著人們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育兒成本不斷提高，生育率與經濟發展水平呈現負相關趨勢。查閱相關資料可知，經濟發展水平與生育率之間大致呈反比關系。

城市化率（CR）是影響生育率的重要因素。我國是農業大國，具有明顯的城鄉結構。農村居民存在思想落后、具有較強的傳統觀念、生活水平偏低的問題，而育兒成本較低，生育意愿相對較強。城市人口與農村人口相比，生活成本較高，育兒成本偏高，生育意愿相對弱，大城市化勢必會降低全國總和生育率。隨著中小城鎮的生活水平的提高，其育兒成本比大城市低，具有較強的育兒承受能力。衛星城、中小城鎮人口將會提高生育意愿和平均育兒能力。所以上述兩方面會影響城市化對于總和生育率的作用效果。

出生率（BR）是出生的嬰兒數占總人數的比重，總和生育率為生育率與育齡婦女年齡之和，出生的嬰兒數會直接改變當年的總和生育率，而當年育齡婦女生育水平會影響每年的出生率，總和生育率恰恰是衡量婦女生育水平的指標。

本文采用Logit函數預測城市化率（CR），用時間（T）解釋城市化率（CR），其模型如式（2）所示：

3 混合人口預測模型

眾所周知，生育模式不僅與最小生育年齡有關，而且和生育峰值年齡有?P，根據近幾十年的數據可以發現，大約在15歲以后生育模式才會顯著易于0，同時，當生育峰值年齡穩定在24歲，我國生育模式函數才大體比較穩定。為簡化研究問題，本文將設定為14，設定為24，設定為50，壽命極限設定為99。鑒于歷年一直穩定在0.49附近，本文將其設定為0.49。然后將這四個設定值與式（5）、式（1）中回歸元估計值，式（2）及其回歸元估計值代入式（4）中，得到式（6）所示預測模型。

4 結果分析

4.1 計劃生育政策不變的人口總量與結構預測

用式（6）在計劃生育政策不變時對人口總量做預測，首先要對其中幾個參數的未來值進行賦值。在賦值時通過比較其他國家發展變化情況，又結合我國實際情況，估計2011～2020年、2021～2030年、2031～2040年、2041～2050年人均GDP增長速度分別為8%、7%、6%、5%。假設計劃生育政策不變，則對政策變量賦值為1，將這些賦值帶入式（6），得到圖1所示的預測結果：

由圖1可以看出，如果繼續堅持“計劃生育”政策，我國將陷入人口發展低谷。人口老齡化問題嚴重，人口結構將呈現嚴重的倒金字塔形，人口總峰值將不會達到15億人，而只會達到13.75億人左右，而且這一峰值也將提前于2021年到來。青壯年的人口比重嚴重下降，老年人口逐年遞升。長久下去，我國將難以實現人口發展平衡。

4.2 “單獨二孩”政策不變的人口總量與結構預測

“單獨二孩”政策是計劃生育政策的一個折中，既沒有計劃生育政策的嚴格，也沒有完全的放開二胎政策。在對模型進行求解時，定義總和生育率TFR⑴為2，式（3）中其余參數的賦值與上相同，最后得到圖2所示的預測結果。

由圖2可以看出，“單獨二孩”政策下總和生育率升高到1.4，且基本保持不變。如果一直堅持“單獨二孩”政策，2045年將會出現人口峰值，40年后總人口數大約維持在15.2億人。兒童在未來幾十年內將會出現幾次起伏，但總體上保持在16%左右。青壯年人口比重將出現遞減趨勢，而老年人口比重將呈現直線上升態勢。由此可見，在“單獨二孩”政策下，我國人口老齡化的現狀仍然不能改善。

4.3 “全面二胎”政策不變的人口總量與結構預測

2015年我國頒布“全面二胎”政策，該政策將于2016年起實施，因此將式（6）中的政策變量FP（t）賦值為1.1，其他參數的賦值與上相同，對未來40年人口結構和總數進行預測，結果如圖3所示：

從圖3可以看出，“全面二胎”政策頒布后，雖然總人口數沒有驟增，但在未來的三十年內，總體將一直呈現上升的趨勢，最終大約在14億人口左右波動。此時，青少年兒童占總人口的比重大約為16%，老年人的比重大約為20%。目前，我國越來越重視老年人的養育、關心工作，老年人的壽命逐漸變長，因此老年人所占比重相比于青少年兒童略高是可以理解的。此時，我國整體人口結構層次達到一個較為理想、健康的狀態。

第4篇：生育率降低原因范文

過去幾年里，林毅夫教授在各種場合反復強調，中國有維持8%經濟增長率20年的潛力。2014年10月，林教授再次發表文章，表示相信中國經濟未來能繼續維持7%-7.5%的增長速度。

林教授的預測是基于以下理論：追趕型經濟擁有“后發優勢”，即利用發達國家已經成熟的技術和商業模式，實現更高速度的增長，而且差距越大就增速越高。林教授正確地預言了中國的后發優勢;而且，得益于人口和市場的規模優勢，中國的增長速度甚至比韓國還高出1個百分點。

這種類比方法的部分思路有其道理，但問題在于，這個預測過程似乎沒有考慮人口因素。

一般來說，工作人口可用20-59歲的工作年齡人口的數量來表示。在1991-2010年期間，中國的工作年齡人口增長了30%-40%，而在對比的1971-1990年期間，韓國和中國臺灣的工作年齡人口也有同樣幅度的增長。我們知道，工作年齡人口的增長，取決于20年前生了多少小孩。中國的工作年齡人口的增長和對比時期的韓國和中國臺灣差不多，這是因為20世紀60-70年代的中國和40-50年代的韓國及中國臺灣，都維持了相似的高生育率。

如果在對比期間，工作年齡人口的增長幅度相同，則可以不考慮人口因素。因此，可以把韓國和中國臺灣在1971-1990年的GDP增長速度，直接類比到中國1991-2010年的GDP增長速度。在此視角之下，過去20年中國經濟實現了超過10%的增長速度也屬預料之中。但是在今后一二十年，情況將發生很大的變化。

中國2011-2020年的人口結構的老化速度和工作年齡人口的衰減速度將遠超1991-2010年對比時期的韓國和中國臺灣。其背景是中國施行了人類歷史上最嚴厲的生育限制政策，而對比時期的韓國和中國臺灣的生育率雖然也隨著收入增長而下降，但下降過程遠不如中國的那么劇烈。

在長期實施嚴厲的生育限制政策的背景下，中國20-59歲的工作年齡人口數量在2011-2014年只增長0.2%，且在2015年就將停滯甚至減少。而對比時期的韓國和中國臺灣，在1991-2000年，工作年齡人口數量還大約有每年1.3%-1.5%的增長速度。這意味著，如果把人口因素考慮進去，中國未來經濟的增長要打1.1%-1.5%的折扣，增長速度將不是7%-8%，而是5.5%-6.9%。而且在2015年后，隨著人口老化加速，其減速效應會加劇顯現。如果再往后看十年，在2020-2030年，中國的20-59歲的工作年齡人口將以每年1%的速度萎縮。而對比時期的韓國和中國臺灣的工作年齡人口在2000-2010年還有每年0.5%-1.0%左右的增長，一正一負對中國就是超過1.5%-2%的負面影響。那樣中國經濟很可能降速到每年5%以下。

總而言之，如果使用前述框架，假設中國未來十年的生產率提高速度和韓國及中國臺灣20世紀90年代的速度類似，甚至略快1%，那么應該有7%-8%的快速增長。但是經濟增長不僅取決于生產率的提升，也會受到工作人口數量變化的影響。由于嚴厲的生育限制政策大大提前了中國人口結構的老化和工作人口規模的衰減，其速度要比對應時期的韓國和中國臺灣快1.1%-1.5%。

需要指出的是，以上論述還只是考慮了工作人口數量的變化。實際上，人口老化還會帶來其他諸多負面因素。因此，低生育率下的人口結構老化和規模衰減不僅會降低GDP總量的增長，甚至也會降低人均GDP的增長。

根據國際貨幣基金數據，日本人均名義GDP在1991年比美國高20%，但2013年卻比美國低27%，盡管這期間日元對美元升值28%和日本低于美國的人口增長率都在推高日本的人均名義GDP。低生育率導致的人口老化被普遍認為是日本經濟長期萎靡的主要原因。不少人把日本的衰弱歸咎于日元升值，但日本曾長期維持貿易順差，所以真正影響日本國際競爭力的并非日元升值。

第5篇：生育率降低原因范文

生育意愿支配著人們的生育行為。長期以來,“多子多福”的傳統生育文化影響著我國農村人口的生育意愿,直接導致農村的多生行為,“多孩”成為家庭的普遍選擇。然而在計劃生育政策、社會經濟發展以及人口流動等多重因素的影響下,傳統“多子多福”生育觀念遭受巨大的挑戰。以工業化、市場化為特征的現代經濟侵蝕傳統的以家庭為基本單位的小農經濟;強勢的計劃生育政策從制度上嚴格約束家庭的多孩生育選擇的空間;大規模的“鄉城”人口流動對農村多孩生育觀念帶來巨大的沖擊,傳統生育文化的影響在不斷弱化,農村居民的生育意愿已經由多生、早生,轉變為自愿少生、晚生;從重視孩子數量逐漸轉為重視孩子的質量。其中,人口的“理想孩子數量”的變化是這種轉變的直接體現。2006-2007年,江蘇省開展的生育意愿調查結果顯示[11],在無計劃生育政策的前提下,人口的平均理想生育子女數為1.45,較人口更替水平(TFR≈2.1)相差甚遠。以現行的1.5個子女作為是否陷入“超低生育率陷阱”[12]的判斷標準①,江蘇省理想生育率已陷入“超低生育率陷阱”。在計劃生育政策的影響下,農村家庭對孩子數量的選擇空間極為有限。相關學者估算,我國農村地區家庭人口政策生育水平整體上為1.6左右[13]。政策之外,家庭的生育選擇空間即在高昂的生育成本與孩子數量之間進行的艱難抉擇。從政策生育水平來看,農村政策生育水平遠低于人口更替水平,人口轉變增長勢能消退后,負增長的人口政策將累積人口負增長慣性。

近年來,受城市發展的推動以及人口流動阻力的減小等因素的影響,大量農村青壯年勞動力流向城市。西方學者在研究生育率轉變過程中,就提出現代化要素是生育率轉變的基本決定因素,而城市化是現代化過程的重要方面[14]。而針對我國的實證研究也證明,城市生活方式、生育觀點、生育文化對常年居住于城市的農村青壯年產生了較大的影響。城市化顯著減緩了我國人口的增加[15],有過外出流動經歷的農村婦女的生育意愿低于沒有外出經歷的農村婦女[16]。流動人口生育意愿的降低將推動農村生育模式轉變。從概念上看,生育意愿是理想狀態下的人口生育愿望,其與實際生育水平存在差異。事實上,由于經濟、政策、流動等條件的限制,人口的實際生育水平低于理想生育水平[16-18]。長期以來,我國存在生育的城鄉二元結構,即城市生育水平要比農村地區低。不過近年來,農村生育水平也在不斷下降,因而城鄉生育水平正逐漸趨同。“六普”數據顯示,我國農村育齡婦女總和生育率為1.44,遠低于生育意愿水平值(TFR≈2),且已陷入“超低生育率陷阱”,城鄉生育水平的趨同態勢較為明顯。這也表明,農村育齡婦女的實際生育水平不僅低于理想生育水平,也低于政策允許的生育水平。即在政策允許生育水平的前提下,由于無法克服因生育帶來的巨大成本而放棄生育,進而造成實際生育水平低于政策生育水平,表現為人口意愿生育水平>人口政策生育水平>人口實際生育水平的梯級遞減特征。江蘇省開展的生育意愿調查結果也顯示,擁有二孩生育權的婦女中,沒有生育二孩的比例超過90%,其中,表示肯定要生第二個孩子比例不足4%。放棄二胎現象表明,在農村地區,一胎化已有內化為個人自覺生育選擇的趨勢。這種自覺的超低的實際生育水平已經在人口內部累積起巨大的人口負增長慣性,這一現象值得警惕。

在這種人口生育意愿的影響下,農村地區實際生育率大幅下降,并累積巨大的負增長慣性。普查數據顯示,我國農村育齡婦女的生育率已由2000年的1.6降至2010年的1.44。生育率的下降使得農村地區0歲組人口規模由2000年的934萬人減少至2010年的841萬人,年均減少近10萬人。如果按照這一變動趨勢,2022年,農村地區0歲組人口將不足400萬人;由于出生人口的減少,農村少兒人口(0-14歲)規模由2001年的2.06億人減少至2010年的1.17億人(圖1),減少0.89億人,其比重也由2001年的25.5%降至2009年的18.8%,已處于“少子化”狀態,并處于“嚴重少子化”①的邊緣。這種長期低于更替水平的人口實際生育水平已在人口內部累積了巨大的負增長的慣性,農村人口未來將遭遇負增長已成定局。同時,少兒人口比重的下滑加速推動整個農村人口結構的老化(圖2、圖3)。假設以2010年農村各年齡人口規模為基礎,0歲組人口規模以2000-2010年間變化趨勢為準,并假設年齡死亡率不變,2030年,農村人口年齡金字塔將如圖5所示。金字塔圖表明,2030年,中國農村少兒人口與老年人口(60歲以上人口)的比重分別達到15.7%和26.3%,屬嚴重的“少子老齡化”狀態。

二、農村人口勞動力虧損

城鄉二元體制下,我國缺乏明確且有效的城鄉均衡發展的政策和途徑。相反,國家政策長期傾斜于城市的發展。我國城市化水平由1980年的不足20%,上升至2012年的52.5%,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節節攀升,而與之相對應的農村,種地不賺錢成為一種普遍狀態(參見表1),我國城鄉發展差距越來越大。失衡的城鄉發展,也帶來了城市社會對農民身份的偏見與歧視,農民對自己的身份也容易產生較強的自卑感,農民尤其是青年農民厭離農業,“跳出農門”、“遷移并定居城市”的愿望強烈。由于推拉合力產生了城鄉之間巨大的勞動力遷移勢能,農村勞動力轉移順勢而出。

然而我國的市場經濟體制并不完善、勞動力市場尚不完全,農村勞動力轉移缺乏必要、有效的政策指引,在自身利益的驅使下,很難形成有序、合理的城鄉勞動力流動。這種失靈的勞動力市場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農村勞動力轉移的盲目性與沖動性,并造成農村人口虧損。據我國農民工調查監測報告顯示,2011年,農民工總量達到2.53億人,占農村勞動力總量的58%(參見圖6)。其中,外出農民工總量達到1.59億人,占農村勞動力總量的36.4%。相關學者研究也顯示,農村勞動力無限供給狀態已經結束,農村勞動力轉移的“劉易斯拐點”①已經出現[19]。據估計,2006-2010年間,我國農村剩余勞動力規模在0.3~1.8億人之間(參見表2)。而2011年我國農民工監測報告顯示,2008年起,我國農民工總量已達到2億人以上,其規模均超出學者們所推算的農村剩余勞動力規模,即農村勞動力凈剩余規模由正轉為負,出現城市、農村爭奪勞動力現象。近年來東部發達省區出現的“民工荒”、農民工工資上升等現象則是對農村勞動力不足的直接佐證。2006年,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②調查顯示,74%的農村已無可以進城打工的“剩余勞動力”,僅有25%的農村還有40歲以下的勞動力。2011年6月,中央國家機關青年“百村調研”發現,河北、山西、湖南、內蒙古等其他省(區)的情況,大致情況類似,本來是農業大省的中部廣大農村地區,年輕人變得越來越少,農村勞動力不足的現象將越來越普遍。

政府的政策鼓勵加快了農村勞動力轉移的步伐。一方面,農民工外出務工,解決了農村剩余勞動力就業問題;另一方面,農民工外出務工,為城鎮的發展提供了充足且廉價的勞動力資源,同時也帶來了巨大的資金流。國家 統計局統計數據顯示,每年農民工為城鎮發展帶回的資金流高達數千億元。農民工外出務工帶回的資金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城鎮尤其是中西部地區城鎮發展資金不足的狀態。這大大增加了中西部地區,尤其是貧困地區政府鼓勵農村勞動力外出務工的熱情。國家出臺的很多政策弱化農村勞動力轉移的中間障礙,甚至鼓勵有能力的勞動力出國打工。這種單向的政策鼓勵導致能進城的都進了城,農村真正全職的“種養”勞動力幾乎沒有,這也成了一種普遍狀態。這種“只推不拉”的單向政策加快了中西部農村凋敝的步伐。

能夠保障村莊安全、發展、幸福所需要的年輕人口的缺乏,農村凋敝、衰退甚至村落消失的景象已經出現③。這樣的景象絕非個別,甚至在鄉土中國不斷蔓延。據《中國統計摘要2010》的統計數字顯示,全國的村民委員會數目,從2005年至2009年逐年減少,分別為62.9萬、62.4萬、61.3萬、60.4萬、60萬。平均計算,全國每年減少7000多個村民委員會。這說明,在中國這個曾以農業文明興盛的廣袤大地上,平均每天有20個行政村正在消失。由于沒有充足的勞動力,農村土地撂荒日益嚴重。國土資源部調查發現,我國每年撂荒耕地達到3000萬畝,10年則達到3億畝,數量驚人。由于勞動力短缺、種糧效益較低等原因,農民對發展農業生產特別是糧食生產興趣不大,有的村落耕地撂荒面積達40%以上,并且還存在“隱性撂荒”現象,本來可以種植雙季稻的水田,一半以上都只種了單季稻③。種糧農民不足的問題已經出現,再過5~10年,這些老人無法勞作之時,種糧主產區的勞動力將后繼無人①。

在相當長時期內,我們認為中國農村勞動力無限供給,現在卻出現了“供給缺口”。即便總和生育率(TotalFertilityRate,TFR)在2020年提升至更替水平(TFR≈2.1)并能保持穩定,我國也將長期面臨勞動力短缺的問題[26]。“六普”統計數據表明,我國僅有海南、新疆、貴州、廣西四省的育齡婦女總和生育率位于1.5~1.8之間,其余省份均低于1.5水平,陷入“超低生育率陷阱”。北京、上海、天津、遼寧、黑龍江、吉林六省市育齡婦女總和生育率低于1,已進入不可接受的超低生育率水平。雖然我國生育率長期存在二元城鄉結構差異,但生育率相/:請記住我站域名/對偏高的農村地區也已陷入超低生育率陷阱,這是發人深省的事實。同時,“六普”數據顯示,我國城市育齡婦女的總和生育率為0.882,農村育齡婦女的總和生育率僅為1.438,比世界發達國家水平還要低0.262②,反彈乏力,這也是造成勞動力后備資源不足的重要原因之一。《中國城鎮失業報告》③稱,未來我國農村從事農業的年輕一代(16-25歲)勞動力,其在農村戶籍勞動力中的比重已不足兩成。造成農村人口無法維系“無限供給”的狀態,并出現勞動力“供給缺口”。

人口城鎮化一方面通過轉移農村過剩人口,推動現代經濟發展,產生積極影響;另一方面,城鎮化吸走的農村人口不一定是過剩勞動力,相反地,倒可能是必要勞動力和精英勞動力。因為遷移行為是具有選擇性的,那些處于青壯年時期的人口以及擁有較高學歷的人口更有可能選擇遷移。這樣過度而且具有選擇性特征的人口轉移所帶來的就不是“人口適度”和“人口紅利”,而是農村“人口虧損”和“人口負債”。這也告訴我們,人口城鄉、區域間的合理分布,是實現城鄉、區域均衡發展的必要條件之一。農村無農民不穩,無農民不旺,農村勞動力轉移既要有序,也要均衡;既要加快城市的發展,也要推進農村的進步,這是社會發展的客觀需求。長期以來,城市與農村發展密不可分。沒有穩定的農村,城市將很難實現持續發展。沒有興旺的農村,城市將很難有持續的繁榮。沒有新的農民人口補給進來,農業發展將缺乏人口保障,城市也將因為沒有興旺的農業、農村作為后盾而失去發展的基礎,這也是當前“無農不穩”的新含義。

第6篇：生育率降低原因范文

甘肅地處西北，農村人口數量占全省人口總數比例較大。而受教育程度低的普遍都是農村人口，所以就從生孩子的數量（孩次）和受教育程度上看一組數據（假定孩子的成活率為100%）。六普數據顯示，隨著育齡婦女受教育程度的升高，生育子女的絕對數量在逐漸減少，生育一孩所占比率是上升的，二孩和三孩所占比率是下降的。同時可以明顯看出在受教育程度較低的人群中，人們由于觀念、經濟情況等原因，生育意愿對于孩次大的情況比較多，這樣就會增加人口壓力。與此同時人均資源占有量就相應減少，從而會對教育規模、結構的布局等方面產生影響。生育水平和教育程度之間的關系主要表現在：首先，生育水平影響人均教育資源。家庭規模大、孩子多的話，由于經濟問題往往會有孩子輟學在家，直接影響受教育程度。其次，生育水平對于人口控制會影響教育規模。人口控制使學齡人口規模縮小，特別是小學學齡人口大幅減少，緩解了教育壓力。最后，生育水平影響教育結構和布局。由于農村人口出生減少和城鎮化進程加快，使農村地區學校大量撤銷、合并，教育資源向城鎮、城郊、新城區集中。總之，教育事業的發展，是控制人口數量過快增長的重要手段。研究表明，教育事業發展，使人口素質快速提高，甘肅省文盲半文盲率由1982年的32.42%降至2010年的8.69%。還對改善人們婚育觀念和生活方式，降低生育率，抑制人口過快增長起到了積極作用。

蘭州市人口生育水平與人口老齡化的關系分析

人口老齡化問題已經成為世界各國普遍面臨的社會問題。根據西方人口學理論，死亡率下降對人口老齡化的影響是雙向和分段的，死亡率初期的下降會導致人口年輕化，而后期下降則會促進老齡化。但是生育率的下降則會直接促使人口的老化。所以，生育率下降是人口老齡化的決定因素。表3為蘭州市各縣（區）60歲以上老年人口的健康狀況（“基本健康”的情況表中未呈現）。總體來看蘭州市老年人口所占的人口總數比例很小，而且健康情況良好，生活不能自理人口的比率很低，這可以看作老年人口的健康醫療問題并沒有給蘭州市的經濟發展施加太大的壓力。

除了健康問題，人口老齡化的加劇還對傳統養老方式提出了新挑戰，老年人的主要生活來源情況也值得我們關注。表4為蘭州市各縣（區）60歲以上老年人口的主要生活來源情況。我們可以看到，在城市化相對較高的城關區、七里河區、安寧區、西固區、紅古區，老年人的經濟來源主要是離退休金和養老金，其次是家庭其他人員供養。我們要注意兩方面的問題。首先，離退休金和養老金在我國的財政支出里占很大一部分，并且我國的社會養老保障體制面臨著資金嚴重短缺、體制不健全等問題。老齡化人口的快速增長無疑會對此帶來嚴重壓力。其次，從家庭其他人員供養這個角度來說，家庭所擔負的為老年人提供傳統的照顧和滿足老年人需要的全面責任正在削弱，這表明傳統的家庭養老模式正面臨著挑戰。從表4可看出，在經濟壓力很大的今天，家庭其他人員除了自身的生存外，已經沒有多余的精力或者能力對老年人提供贍養的義務和責任。面對速度如此之快，規模如此之大的老齡化問題，我們面臨非常艱巨的挑戰，要時刻保持對生育水平和老齡化問題之間關系的警覺性，才能從根源上解決問題。

蘭州市人口生育水平與人口流動的關系分析

80年代以前蘭州市以工業性的人口遷移活動奠定了城市發展的基本格局。80年代以后在改革開放的經濟發展背景下，蘭州市的人口遷移流動卻出現了新的特征。如果將以往的工業性移民活動當作帶有計劃性特色的政府指令，那么改革開放以來的人口遷移流動就清晰地顯示了自發的市場經濟型特征。人口遷移流動雖說能刺激城市經濟發展，但增加了城市負擔，直接擴大了城市人口集聚規模，并引發出一系列城市社會問題，為此，必須穩妥慎重地確定合理的人口遷移變動規模。

第7篇：生育率降低原因范文

在上海，這個中國經濟最發達的城市，其生育率已降到全球最低的0.7，遠低于生育率2.1的世代更替水平，這一數據意味著平均每三對夫婦中，就有一對選擇不要孩子。北京的情況比上海樂觀一些，但生育率也長期徘徊在0.8以下。

這兩個中國最主要城市的生育現狀，揭示了中國在這半個世紀中劇烈的人口變動和觀念轉化：僅僅在40年前，中國的生育率還高達5.1，平均每對夫婦會撫養5個孩子，而現在，在這個國家的改革開放時代成長起來、受過良好教育、有著穩定工作的育齡青年，有許多人正在逃離這一被全社會視為「理所當然的人生過程。

僅僅不過用了一代人的時間，我們所經歷和信奉的重要習俗和生活方式就經歷了徹底的改變，這值得我們去努力探究潛藏的深層原因。

為什么，人們不再想生孩子了？

僅僅一代人之后，許多中國人就不想生孩子了。

全球生育率和中國生育率之比

年份2005-2010

全球2.52

中國 1.55

2成職業女性

為事業不愿生育

3成男人贊同

47.92%

39健康網進行的一次中國網民生育觀調查，參與人數3360人，其中1610人表示不想生孩子，占總參與人數的47.92%。

10%

韓國開發研究院(KDI)在1980年至2005年25年的時間里對女性工資和生育意愿之間的相互關系進行了研究， 「女性工資每提高10%，生育意愿就下降0.56至0.92個百分點。

39%

近4成的職場女性遭遇到生育壓力和生育歧視，并因此影響到收入增長、職位升遷，甚至丟掉工作。

不孕不育率

3% 13%

1990 2010

教育程度和生育率關系

2010年，上海研究生學歷育齡婦女平均生育子女數為0.36個，其次是大學本科0.37個，未上過學的是1.8個。

1%

根據美國經濟研究局的測算，房價每上漲10%，生育率就會下降1%。

5000~8000

6成以上的城市人群表示，月收入在5000至8000元之間，才敢考慮生育孩子。

生育率最低的城市

上海 0.7

北京 0.7

澳門 0.91

香港 0.97

杭州 0.98

大連 1.0

天津 1.12

寧波 1.2

南京 1.3

0.37 1.8

東亞社會的低生育率

根據中情局世界概況（The World Factbook）的數據，全球227個國家和地區（梵蒂岡除外）中，中國、日本、韓國及新加坡這些受傳統儒家思想影響的地區，生育率均遠低于全球平均水平，處于墊底位置。如果使用聯合國的數據，那么你會發現，全世界5個生育率最低的國家（地區）都是華人社區：中國大陸（1.22）、新加坡（1.09）、中國香港（0.97）、中國澳門（0.91）、中國臺灣（0.90）。

儒家社會向來重視子女，講究不孝有三，無后為大，對人倫極為重視，但在現代化之后，卻都一舉跌入全球最不愿生育孩子的國家（地區）之列，實在讓人感到費解。中國大陸尚有計劃生育政策可做解讀，但在日本、新加坡這些從未實行過生育導向政策的國家，生育意愿的低迷，就值得人們考慮其成因。

因此，韓國和中國臺灣這兩個實行過生育導向政策的華人社區，其生育意愿的變化，就值得參照。

韓國現行生育政策口號：一個孩子很孤單，對子女最好的禮物是弟妹。

韓國

從20世紀60年代開始，韓國政府為控制人口增長實行「家庭計劃政策，并提倡小規模家庭。政府通過指導和適當輔助措施鼓勵國民少生孩子。但推行幾十年后，韓國卻遭遇了嚴重的出生率下降問題。韓國的生育率從1960年的6.0一直下降，于是韓國政府于1996年廢除了長達36年的控制人口的政策，并開始鼓勵國民生育。

可情況未發生根本好轉。進入21世紀后的韓國，逃避生孩子的趨勢愈演愈烈，生育率于2005年下降至1.08，創造了「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成員國中最低水平。許多人擔心日趨老齡化的韓國會失去成長動力。于是，韓國政府制定了《低出產高齡社會基本法》，并鼓勵多生孩子。可2010年的生育率也僅升至1.22。

中國臺灣現行生育創意標語：孩子是我們最好的傳家寶。

中國臺灣

和韓國一樣，中國臺灣也曾在上世紀60年代末期開始實行家庭生育計劃，以引導民眾的生育觀念，并提出諸如 「兩個孩子恰恰好，男孩女孩一樣好這樣的生育口號。但是到了1984年以后，臺灣的生育率就降到了世代更替水平線之下，此后就再沒恢復過來。

到2010年，臺灣的生育率再創歷年新低，首度跌破「一字大關。這樣的生育率，已經是全世界最低。盡管臺灣當局認識到了問題的嚴重性，開始拋出一系列鼓勵婚育措施，但收效甚微。

最后一個女人

去年，英國《經濟學人》雜志在其網站發表文章：《歷史的終結和最后一個女人》，按照現在的生育率對各國和地區最后一個女孩出生的時間進行了推算。按照該推算，中國香港最后一個女孩將在2798年出生，中國澳門則更早，中國內地也只剩下大約1500年的時間。

《經濟學人》指出，亞洲很多富裕地區的女人不愿意被婚姻的枷鎖困住，更喜歡過單身生活。這是她們生育率降低的原因之一。根據聯合國的信息，如果生育率不提高的話，世界上有83個國家和地區的女人將不會有足夠的女兒接替她們。如此循環下去。按照《經濟學人》的簡單推算，離香港地區現在的375萬女人最終縮減為1個只需要25代。按照香港女人平均分娩年齡為31.4歲推算，最后一個女孩出生的時間為公元2798年。

《經濟學人》指出，即使是至少擁有3700年歷史的中國內地，如果現在的趨勢得不到改變的話，也只剩下大約1500年的時間。澳門地區雖然生育率比香港高，但由于人口總數比香港少，澳門剩下的時間比香港更少，大約只有600多年。

按照《經濟學人》的推算，離香港地區現在的375萬女人最終縮減為1個只需要25代。按照香港女人平均分娩年齡為31.4歲推算，最后一個女孩出生的時間為公元2798年。

A

繁忙和豐富的生活

城市人群工作時間長，工作壓力大，擠壓了大部分家庭生活時間，城市越大，生活的節奏越快。因為工作壓力大而導致的性冷淡、家庭生活欲望減退，已成為都市人群中普遍的現象。此外，城市擁有著豐富的娛樂生活和社交活動，年輕人更樂于享樂，而不是依賴從家庭生活中獲得樂趣，所以晚婚晚育，或者為了保持理想的生活狀態而不育的幾率更高。隨著中國城市化進程的不斷推進，越來越多的農村青年進入城市生活，在生活方式的選擇上將會逐步趨同。

B

短缺的勞動力

城市化水平的驟然升高還意味著：傳統大家庭的解體和小家庭的增多，以及鄰里關系的陌生化。這造成了育兒環境的不安全性提高，所以，要養育一個孩子，對城市青年來說，意味著在長達至少10年的時間，需要有一個勞動力來進行看護：從嬰兒時期的照顧，到幼兒園的接送、小學期間的看護，等等，而在快節奏的都市生活中，很難選擇讓一方辭掉工作來長時間承擔這一重任。所以，要么是聘用外人來解決這一問題，增加不小的經濟壓力，要么是請求父母幫忙。

城市化

按照社科院的《國際城市發展報告2012》，2011年末我國城鎮人口占總人口比重首次超過50%，在統計學意義上，中國已成為「城市化國家；而預計到2020年，中國城市化率將達55%。在幾乎所有國家中，一條普遍的規律是城市人口的生育率要遠低于農村人口。在此之前，人們稱其為「歐洲現象，以為生育率的低下，只存于歐洲社會，可是隨著全球城市化率的提高，在所有地區都出現了相同的現象，不管是東亞儒家文化的韓國社會、中東伊斯蘭文化下的伊朗，還是歐洲基督教下的俄羅斯，這一共同的現象使人們認識到：影響人們生育意愿最重要的因素，不是文化、種族、膚色，而是生活方式。

C

階層流動的擠壓

曾有網友在論壇上表示，身為「窮二代的自己不愿意再生育「窮三代了，這一言論獲得了45%的投票支持。在高房價的擠壓下，年輕的都市人成為各種奴隸，房奴、車奴、卡奴，因此如果生下孩子，背上沉重的經濟負擔，就成了孩奴。「孩奴一詞，顯示了當下城市青年的生活困境。「窮二代不愿生「窮三代的現實，集中體現了近些年來中國階層的固化，社會的流動性不足，權貴階層壟斷了重要的社會資源，而底層民眾則陷入全面的焦慮之中，不管是食品安全、房價，還是世襲招聘，直至到「生兒育女這件事上，都顯示了上升通道阻塞對個體生活方式的全面影響。

D

撫養成本的升高

養育孩子是一件再現實不過的事情。父母兩個字，不僅是當出來的，更是「買出來的。要當父母，買的東西可是一長串。折疊式娃娃車、大房子、嬰兒床、嬰兒服、尿布、玩具、奶瓶加熱器、奶瓶消毒器、奶嘴、嬰兒用紙巾、電子產品、學費??而近年來撫養小孩的成本漲得更快。雖然養一個孩子到底要花多少錢沒有一個具體的數據，但各家機構的研究都表明了這是件對財務要求很高的事情：中國社科院給出的數據是49萬人民幣，美國農業部最新的數據是在美國需要23萬美元。此外，由于中國實行的計劃生育政策，使得為人父母必須更重視孩子的質量，在義務教育之外需要花費的相關投入也是個十分龐大的數字。

當父母，買的東西可是一長串。折疊式娃娃車、大房子、嬰兒床、嬰兒服、尿布、玩具、奶瓶加熱器、奶瓶消毒器、奶嘴、嬰兒用紙巾、電子產品、學費……而近年來撫養小孩的成本漲得更快。

女人們不想生了

人們不再想生孩子了——在生育率降低的諸多原因中，有一個因素是不容忽視的，那就是女人們不想生了。

也許是現今全球最有名的女權組織「FEMEN的成員們總是神出鬼沒地出現在全世界任何一個她們覺得可以吸引眼球的角落，進行各種頗無厘頭的抗議，讓人很懷疑她們的目的也許只是找個理由胸膛而已。但實際上，「女權的興起并不只是給我們增添了些這樣頗有些香艷的談資，而是在時時刻刻影響著我們的生活。

「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在越來越多的女性進入到職場和男人們進行競爭，甚至在其收入發展趨勢大有超過男性的當下，職業女性因為職位、自由度、個人事業等方面的考量，生育意愿降低甚至不愿生育的情況越來越多，而男人們面對這樣的狀況，卻往往只能報以一聲嘆息。

職業女性的崛起

在19世紀中期，不過區區100多年前，在全世界的大多數國家，哪怕是在當時如日中天的英國，婦女們的身份仍然是被歸入丈夫名下的。賦予已婚婦女財產權在當時曾被警告說可能「將摧毀婚姻。因為如果一個妻子有權獲得資產，她就會從她的丈夫那里獲得「實際的解放。那「還有什么能阻止她去她想去的地方，做她想做的事呢？

時過境遷，百年以后，一切都變了。這已經不僅僅是婦女從丈夫那里獲得「解放的問題，而是女人們「奪過家庭經濟大權的年代了。雖然職場上的性別歧視還時不時地被人提及，但大勢似乎不可扭轉——越來越多的職場女性比她們的老公收入更多。在美國，這個數字占到了夫妻都工作家庭的1/3，而樂觀地估計，到2024年，在美國從事教育、醫療、學術、藝術等行業的職業女性收入將超過男性，而法律界和醫藥業將在25年左右的時間內被女性掌握。

長久以來，女權主義者們——比如波伏娃，都認為經濟獨立是女性解放的核心。女性在經濟上的獨立甚至達到主導地位，這必然會影響到她們對「家庭決策權力的要求和期望——這可能會引起男人自身的危機感。男人們不再是唯一賺錢養家，甚至不是主要養家的人，這也意味著他們不再扮演女人們「供養者的角色。而諸如生兒育女這樣的家庭大事，自然也不再是男人們自己說了算，而是需要大家坐下來「談，甚至是「聽女人的。

不生的理由

「如果沒有當過母親，那這個女人的人生就是不完整的——這句話你也許已經聽過千百次，但是它或許已經過時了。法國人氣作家Corinne Maier的新作《法國媽倡導不生孩子的四十個理由》就在挑戰生兒育女這個一直被視為天經地義的傳統價值觀。 有意思的是，這本書的作者已為人母，似乎她是在以一個「過來人的身份告誡還未「犯錯的姐妹們。

Corinne Maier給出的理由五花八門，既有「不生就可以繼續享受人生，「避免變成‘空洞的黃臉婆’ ，「孩子扼殺性樂趣（因為生產過程中醫生常會用到外陰切開術）這樣的「常規理由，又有「避免成為‘活動奶瓶’，「育兒使家庭被專家‘殖民’（痛恨兒科醫生、心理學家、營養學家、教育專家的騷擾和說教），「避免語言退化（因為和小孩說話，存在著一種特殊的童言童語，時態和用辭都簡化，當你的小孩長大時，長期操這種「蠢蛋語言的你卻退化了），「你一定會希望孩子未來能幸福，但他們的幸福，卻不是你能掌握或預測的（氣候變暖、競爭白熱化、臭氧層破洞，還有三聚氰胺、皮鞋膠囊、PM2.5??好吧，后面這些是我加的，總之就是世界太危險了，小孩子們還是先待在火星吧），這類古靈精怪的原因。但總之歸納起來就是一句話——不生了。

收入越高，越不想生

我們自然沒有必要深究 Corinne Maier給出的「不生育理由的合理性，現實中的數字已經在說話了，女性，尤其是職場女性的生育意愿在逐步降低。

由于生理上的原因，女性懷孕對其在職場的打拼頗有影響。雖然有種種法律措施來保護女性的權利，但因懷孕而使職業生涯遭遇變數的事例依然屢見不鮮。尤其是對一些已經處于高收入高職位的女性來說，這樣的影響更為巨大。在生兒育女和當「女強人之間，有時她們需要做出取舍，所以有社會學研究者表示，「女性的社會活動不斷擴大，因此進軍高收入職業群體的女性，想放棄生育并在職場上繼續打拼的現象越發明顯。

除開對職業發展的考量，個人自由度和家庭幸福指數也在影響著女性的生育意愿。Corinne Maier曾在她的大作中「警告說「當母親是女人的陷阱，既要上班、做家務，還要接小孩、煮飯，還要保持纖細的體態，「這太強人所難。而且還告誡說「孩子是世界上最厲害的強力膠，在他們小時候，連你上個大號都不得安寧，就算是長大以后，一有問題，你也得義務幫忙，他們會黏你一輩子。Corinne Maier認為生孩子會毀掉 女人們的自由。

Corinne Maier的話或許并不完全是危言聳聽，有調查顯示，90%的夫妻在第一個孩子出生后「婚姻滿意度下降，尤其是婚前就已同居的夫妻，這一影響更為嚴重。家庭經濟狀況以及兩人的性生活等一切問題突然都發生了變化。

懷孕生子對職場生涯的造成的困擾，孩子出生及養育所帶來的經濟壓力，乃至身體的體型變化，個人的自由時間和夫妻的性生活受到影響??這些都成為女人們「不生育的理由。

男人們不再是唯一賺錢養家，甚至不是主要養家的人，這也意味著他們不再扮演女人們「供養者的角色。而諸如生兒育女這樣的家庭大事，自然也不再是男人們自己說了算，而是需要大家坐下來「談，甚至是「聽女人的。

婚姻的影響

中國社會的家庭觀念在近60年間一直經歷著變化，意義最深遠的，是女性地位的上升和婚戀觀的改變。

越來越多的中國女性推遲了結婚年齡，在上海、北京這樣的一線城市，女性的平均初婚年齡在過去30年間大幅提高，已近逼近30歲，和富裕發達國家相當。推遲初婚意味著，她們中的很多人會終生不婚。這一數據顯示了女性在獲得和男人相當的工作機會后，有了更獨立的經濟地位，這種轉變會促使她們對婚姻產生截然不同的看法：她們當然還渴望婚姻，但結婚只是為了使自己有更幸福的生活，而不再是依附男人過活的生活必需。

此外，對配偶的期望上，中國女性的標準越來越高了。月入4000元才有資格談戀愛的話題，不僅僅是吸引眼球的標題而已，這意味著女性不再是處于弱勢的一方：婚姻的自由、女權的大幅提升、更公平的收入，以及顯而易見的，相對較少的人數，都使她們在婚姻市場上擁有了更大的話語權。電視節目《非誠勿擾》的火暴，24名女性對單個男嘉賓的身高長相、家庭事業、談吐性格等方面的判斷，只是對這一社會現實的真實注腳。男性不得不接受這樣的現實，并且將會更殘酷：中國目前的男女收入比率為1:0.65，而在更為發達、女性權益更受保障的西方國家，數值比這更高，英國是1:0.71，美國是1:0.88，挪威甚至達到了1:1的理想狀態，隨著中國社會的進一步發展，這種趨勢顯然無可阻擋。

此外，對低質婚姻的不容忍，還使得中國社會的離婚率大幅攀升。中國的離婚率已經保持連續8年遞增，每年有200萬個家庭解體，這種越來越高的離婚率，打擊了人們對像美德一樣的長久婚姻的信心，對家庭財務、長遠規劃，甚至子女生育方面，都施加了負面的陰影。如果同樣的現象發生在西方，這并不會影響到社會的生育率，但東方擁有著截然不同的婚姻和生育文化。在美國，將近40%的小孩是單親媽媽生的，在一些北歐國家這個比例高達60%，人們對不結婚但擁有小孩的現象司空見慣；而在亞洲發達國家，例如日本，這樣的單親家庭的比例卻低至不到2%。這一差異的原因是在儒家文化下，未婚生子仍是不被主流道德觀所接受的，所以，如果要生育孩子，就需要有穩定的婚姻。事實卻是，晚婚和不婚，以及擁有失敗婚姻的人越來越多。

「剩女一詞的出現，不過是對這些現象的集中描述。受過良好教育的女性，經濟自由、對愛情充滿期望，對低質的婚姻更不容忍，這些期望在某種程度上為她們的婚姻設定了更高的標準和難度，所以，在婚姻之路上遭遇的坎坷就更多一些。這也解釋了為什么農村女性的初婚年齡更早，更容易達成適合的婚姻。而找不到適合結婚男士的都市女性，主動或被動地單身，造成了她們最終成為「剩女，她們既在傳統的道德要求下無法單身撫育孩子，又擁有較高的經濟獨立性，兩相結合的結果就是：更低的生育率。

生兒育女

一件政治正確的事情

在中國，生兒育女從來不是件個人的事情。

來自家人的催促是最常見的壓力。按照中國人的傳統觀念，沒有孩子的人生是「不完整的，這意味著，不管你在世俗的生活里獲得多少成功、樂趣、幸福，僅僅因為沒有生育后代，這一切都不具有任何意義。這種固執的缺憾教育，成功宣揚了擁有自己的孩子乃是一種圓滿生活的必須。

此外，一對已婚的夫婦，如果遲遲沒有養育小孩，還得遭遇到隱私上的困擾。親戚、朋友、同事會關切你的生養計劃，他們不會有任何侵入他人隱私的道德困擾。想要結束這一切的辦法只能是生下孩子，否則就會面臨每年不停的關心，對你生育能力的揣測，甚至是道德上的品頭論足。

此外，社交也是個難題。在結婚、生子這樣的問題上落單和特立獨行的人，到了一定的年齡段后就會發現自己會遭遇社交上的尷尬：從前的朋友們都已為人父母，大家聚在一塊兒時，論題往往都集中在育兒經上，哪種尿布更好，哪個幼兒園報名容易，誰家孩子有出眾的才藝??而落單的人就只能沉默以對，兩次三次之后，你會發現連社交都變成了一件讓人厭煩的事情。

但是，越來越多的年輕人開始對以上這些情況說不了。

Me First

對沒有生育意愿的人來說，當父母只是件符合「政治正確的事情而已：符合父母的要求，符合親朋好友的眼光，符合社會的大眾潮流。那，為什么一定要用別人的意愿來指導自己的人生呢？

在他們看來，「自己優先(me first)，才是有勇氣的表現。人生的意義，不用靠一個小孩來證明。人們忙著掙錢養家、工作、制造下一代，然后往復循環，獨獨沒有去體驗生命的夢想和意義。如果小孩子只是一件安慰人生的道具，生育才是件不道德的事情。

模仿來的渴望

在生兒育女之前，很少會有人捫心自問：我是真想要孩子，還是因為社會的壓力才發展出這樣的渴望？人們生孩子，把這當成一件天經地義的事情，因為身邊的同學朋友都結婚了，所以我也要結婚；因為大家結婚后都生孩子了，所以我也要生孩子。這種渴望更像是一種模仿來的渴望，并非發自本心。而生育這件事，本應是人生的一種選項，而非必須。

有子女的人生更幸福？

一個常見的偏見是：和有子女的夫妻相比，無兒無女的父母更不容易感覺到快樂。但事實真正如此嗎？相比有子女的夫妻，無子女夫妻在性生活、社交活動和個人興趣發展上的滿意度更高，此外，他們還避免了因撫養孩子之間的爭執對夫妻關系造成的影響。不過，至今尚沒有確定的證據表明，哪種生活方式帶來的幸福感更強，因為個體的婚姻生活受到多重因素的影響。

不要孩子的25條理由

1.缺乏對孩子的欲望

2.不愿意為孩子犧牲隱私

3.不愿意為孩子犧牲時間

4.不愿意承受增加的財政責任或負擔，或無力支付這一成本

5.認為要孩子將阻礙職業發展

6.認為家長身份有一天將被自己厭惡

7.認為保持一定程度的與伴侶之間的情感和肉體親密性在孩子出現后會變得不可能

8.感覺到或者事實上無力做一個有責任心、有耐心的家長

9.不生就可以繼續享受人生。一旦有了孩子，就會失去自我，開始活在別人的時間里，照別人的行事歷走

10.身體狀況不允許，如存在糖尿病、抑郁癥或宮外孕的風險導致懷孕變得危險或困難，或撫養孩子變得困難

11.害怕或厭惡懷孕的生理狀態

12.認為生產是人生一大折磨

13.擔心母乳喂養令身材走形

14.相信不把更多的人帶到世界上來是仁慈之舉

15.認為如果孩子是多余的，帶他（她）到世界上來就是錯誤的

16.認為既然有如此多的孩子等待被領養，有意地要孩子就是錯誤的

17.認為養寵物比養孩子更有樂趣

18.既要工作又得撫養孩子是件痛苦的事情

19.孩子扼殺性樂趣

20.世界上人口太多，空間有限，不生育是一種美德

21.教育孩子是一場戰爭

22.中國環境太差，不適合小孩生長

23.把孩子作為維系婚姻的手段，對子女不公平

第8篇：生育率降低原因范文

【關鍵詞】城市化 耕地 矛盾

一、城市化建設與耕地保護之間存在矛盾的對立統一

1.城市化建設是社會經濟發展的需要，要有一定土地做保障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城市化水平得到迅速提高，成為至今的近半個世紀中我國城市發展的最快時期。據統計，1998年我國城市人口約3.8億，城市化程度大約為30.4%。但與世界相比，發展還是很慢，1996年世界城市化程度已經達到45.5%，而日本在1990年就達到77.4%。據專家預測，我國到2050年，城市化水平將提高到70%，在未來50多年中，將有約5億農村剩余勞動力及其家屬進城，變為城市人口。這樣不僅要建立大量新城市，而且現有的許多城市都要程度不同地擴大其規模。土地是城市的依托，城市化建設必然要有一定的土地做保障，按照每個城鎮人口占地100平方米計算，增加5億城市人口，約需要土地5萬平方公里，即7500萬畝。

2.我國人均耕地少，耕地后備資源不足，耕地保護形勢嚴峻

國土資源部、國家統計局、全國農業普查辦公室聯合的土地利用現狀調查最新公報顯示，全國耕地面積19.51億畝，人均耕地面積0.106公頃（1.59畝），仍不到世界人均耕地的一半，而且地區分布很不平衡。人均耕地較多的一些省，主要分布在東北、西北和西南地區，這里自然條件較差，糧食產量較低；人均耕地較少的省（區、市），主要分布在東南沿海和京津滬三市，這里自然條件較好，糧食產量高，但也是耕地大幅度減少的地區。全國還有607萬公頃（0.91億畝）的耕地坡度大于25度，而在耕地面積中，無灌溉設施的耕地比重高于有灌溉設施的耕地，全國還有30萬公頃的耕地不同程度地受到土地流失的危害。這些都說明，我國耕地的總體質量也是不高的。

3.緩解城市化建設與耕地保護之間矛盾的途徑

在客觀上，城市化建設與保護耕地之間存在一定的矛盾，城市的發展和擴大必定要占用一部分土地，但是，城市又不能不發展。所以，問題的關鍵在于如何處理發展城市與保護耕地之間的關系。一方面，我們必須較快地發展城市，以適應國家經濟社會發展的需要；另一方面，我們需要切實地保護耕地，使兩方面得到協調和統一，在發展城市中盡可能地減少耕地的占用。

二、發展城市化建設與土地集約化利用關系

1.城市化建設有利于人口出生率的降低，從而減小眾多人口對耕地的壓力

城市和鄉村代表了不同社會經濟發展水平的區域單元，由于城鄉經濟水平、婦女職業類別和文化教育程度的差異，而使兩者的婦女生育水平有較大的差異，城鎮始終低于鄉村的生育率。生育期一孩率城鎮大大高于鄉村，高達90%以上，鄉村二孩率超過城鎮的1倍多。1998年我國城鎮人口出生率為13.67‰，自然增長率8.36‰，而縣出生率為17.05‰，自然增長率為10.04‰。以上海市為例，1998年人口出生率僅為5.20‰，自然增長率為-1.80‰。

影響生育率的因素有：第一，社會經濟發展水平。一般，經濟水平越高，總和生育率越低；反之，則總和生育率越高；第二，文化教育水平。無論是生育率、多孩率，還是平均孩次，有文化者都低于文盲、半文盲，并且，文化程度愈高，生育率、多孩率和平均孩次愈低，兩者呈相反關系。造成城鄉生育水平差異的另一重要原因也是婦女文化程度的差異。鄉村文盲、半文盲率多，女性文盲、半文盲多及農、林、牧、漁業婦女文盲、半文盲多，這“三多”已成為鄉村生育水平高于城鎮的又一個重要因素。第三，職業與勞動性質。勞動性質與文化程度有一定關聯。腦力勞動者一般具有較高的文化水平，生育率低；體力勞動者，尤其是從事農、林、牧、漁業的勞動者，文化程度較低，這一因素與經濟和其它社會因素共同的影響，使他們的生育率較高。職業的差別在很大程度上也影響了生育率的高低，農、林、牧、漁業婦女的生育率高于其它職業婦女生育率的2-3倍。而城市化建設有利于提高文化素質，減少農業人口，降低生育率。

2.城市化建設有利于集約化利用土地，從而擴大耕地面積

如何做到城市化建設與保護耕地兩不誤，實現耕地總量動態平衡，主要是轉變用地方式，走集約利用土地、節地挖潛的路子。這包括兩個方面內容，一是整理宅基地，二是充分挖掘城市存量土地的潛力。而大力發展城市化建設，有利于實現粗放用地變為集約用地，并推動建設用地內涵挖潛和集約利用，是既積極而又有效地保護耕地的思路。一方面，城市容納人口多，城市人均用地比農村人均用地少，土地利用集約度高。我國歷年城市與農村人均居住面積對比見表2。表2顯示，我國歷年城市與農村人均居住面積有逐年增長的趨勢，但農村始終較城市高出2-3倍。1998年城市人口為37942萬，人均居住面積達9.3平方米，而農村人口為86868萬，占總人口69.6%，人均居住面積達23.7平方米。以山西省為例，1996年5個地級市人均占地119平方米，農村人均占地則達192.93平方米。此外，城市規模越大，城市的中心功能越強，人均用地也越少。與小城市相比，要素的投入產出率和主要經濟指標的人均水平也較高。我國不同規模城市各項指標見表3。表3表明，1996年全國城市增至666個，人均用地99平方米，其中，200萬人以上的超大城市人均用地66.2平方米，100-200萬人的特大城市人均用地86.2平方米，50=100萬人的大城市人均用地99平方米，20-50萬人的中等城市人均用地105.3平方米，20萬人以下的小城市人均用地131.6平方米。而且大城市與小城市相比，產業密度（人均gdp）高，第三產業比重大。農村勞動力的減少可以使農民統一經營，連片耕作，減少不必要的路和田坎，增加耕地，使農業生產集約經營和規模經營，提高農業勞動生產率和糧食產量，實現農業可持續發展。

3.城市化建設有利于科技水平和人口素質的提高，從而提高土地的集約化利用程度

科技進步的發展推動了經濟的發展，經濟的發展又提高了城市和農村的集約化用地程度，提高土地的生產力和勞動生產率。人口素質的提高有利于生育率的降低，從而減少對耕地的占用。城市化水平越高，越有利于集約用地，從國外的經驗來看，越是經濟發達國家，城市化程度越高，農業人口越少。而城市化程度比較低的國家則往往是發展中國家，具有經濟落后，農業人口多，出生率高，人口增長速度快等特點。

總之，城市化的發展使科技與經濟水平不斷提高，推動了農業科技水平的提高和農業現代化的發展。假如我國城市化發展到一定程度，就有足夠的資金和技術，去開墾后備的土地資源和復墾荒蕪的土地，從而增加耕地數量；農業科技的發展使農業先進的技術在農業生產中得到應用，改變傳統的耕作方式，對農田精耕細作，從而可以提高耕地質量，達到增加糧食產量的目的；反過來農業的發展又保證和促進了城市化發展。

參考文獻

1.中國統計年鑒，1999

2.中國城市統計年鑒，1997

3.國際統計年鑒，1997

4.劉岳等編：國人口分析與區域特征》，海洋出版社，1996

作者簡介：

第9篇：生育率降低原因范文

人類步入21世紀以來，老齡化問題愈加嚴重，據有關調查顯示，我國60、70年代人口之和占據我國總人口的42.6%，而50年代人口占據18.7%。現如今，50年代人群已經完全成為老年人群，60、70年代人群正在步入老齡化，這也是現如今我國需著重解決的問題。本文重點以人口老齡化所帶來的問題作為出發點，進而提出人口老齡化的基本特征，希望對我國社會發展有所幫助。

人口老齡化過度老齡化問題特征

“人口老齡化”是現如今耳熟能詳的詞匯，但是在人們認識上卻存在很大差異。部分人認為，人口老齡化是中年人轉向老年人的過程；也有人認為，人口老齡化就是老年人的比重上升。現如今比較主流的觀念是指，中年人口和老年人口數量比例偏移，即老年人口上升、中年人口下降。但如果辯證分析，這些觀念都是成立的，但也都是不瀾韉摹1982年，在維也納召開了“世界老齡問題大會”指出，老年人的年齡標準在60周歲，現如今，國家、地區評判人口老齡化是：國家、地區中60周歲人口達到該地區總人口的10%或65周歲人口比例達到7%以上時，即被稱之為老齡化地區。老齡化會給社會生產帶來巨大壓力，同時也帶來很多風險，因此，我們必須要找出相應的措施，出臺一系列的有效政策，進而緩解人口老齡化帶來的問題。

一、人口老齡化簡述及所帶來的問題

（一）適度老齡化與過度老齡化

隨著我國社會經濟不斷發展，人們的生活質量、醫療水平不斷提高，人民平均壽命大幅提升，現如今80周歲人口到處可見，人口老齡化是必然趨勢。從客觀角度分析，人口老齡化是自然現象，是不可回避的問題。以當今人口老齡化定義分析，可以劃分為適度老齡化和過度老齡化。以穩定人口理論可以推導出生育率更替水平，即如果人類平均壽命在60歲左右，那么發展下去人口老齡化將在21%左右，理論上可以稱之為60歲條件下適度老齡化水平。同理，可以推導出70歲在22%左右、80歲在26%左右。根據此類方法推導，如果生育率小于1.5，那么發展下去的老齡化水平就已經達到過度老齡化。

（二）人口老齡化所帶來的問題

我國老齡化問題正處于初期階段，老齡化的問題還沒有完全彰顯，但從發達國家老齡化問題分析，老齡化無論是對國家的政治、經濟、文化都會產生非常深刻的問題。總體來說，人口老齡化并不是全是消極影響，但消極影響大于積極影響是不爭的事實，隨著老齡化分口不斷增多，其影響程度也會不斷增加。具體來講，人口老齡化會造成人口規模縮減，致使勞動力缺乏、有效勞動力下降、儲蓄率下降，引起養老、醫療保障支付困難，加重國家公共財政支出壓力，削弱經濟增長步伐，進而演變出經濟問題、社會問題，甚至是政治問題。

以我國人口年齡布局來分析，我國正在醞釀過度老齡化風險。以理論推導分析，計劃生育是導致如今我國人口老齡化嚴重的主要因素，兩個完整的計劃生育家庭結構中，中老年人占據半數以上，即雙方父母4人、夫妻2人、孩子1人或2人，一旦生育率降低到1.5，那么扭轉生育率下降的趨勢將極難逆轉，計劃生育期間我國一直處于低生育水平，假設我國生育率在1.5，那么未來我國穩定人口會每54年折一半，到21世紀中葉老齡化將高達38%；21世紀末達到40%以上。過度老齡化會造成我國人口極速縮減、公共財政危機、經濟下滑、老年保障降低等問題。因此，現如今雖然我國開放二胎政策，但以當今人們生活情況分析，二胎家庭少之又少（城市）。

二、人口老齡化的基本特征

（一）原因復雜性

影響人口老齡化的因素非常多，例如經濟宏觀因素，終身發展、全面發展的微觀因素等。其中，主要原因是經濟因素與社會因素，例如產業結構不適應、公共服務體系落后等。這一系列原因，有的屬于內生性的，反之，也有一些是外部因素引起的。總之，人口老齡化問題是非常復雜的、不可避免的。

（二）傳導機制模糊性

隨著人類社會愈加復雜，人口老齡化問題也變得更加系統、更加復雜，與諸多因素相互作用、相互聯系，雖然其實質關系非常復雜，但卻非常模糊，即不相關現象。特別是一些內生聯系，其產生環節極其難以察覺，看似不相關的兩種現象，卻有可能是一種共生關系，并非是因果關系。筆者以人口老齡化對經濟增長影響為例，看似老齡化與經濟并無直接關系，但中間傳導環節依然與國家人口、勞動力人口有著直接關系，同時也受國家傳統、國家制度、國家發展階段、國家產業結構等諸多因素影響。強調一點，人口老齡化影響經濟下滑的途徑不是單一的（直接影響），而是諸多影響因素交織在一起的（間接影響）。

（三）發展長期性

解決一個階段的人口問題往往需要一個世紀，甚至是更多的時間。由此可見，在宏觀人口的條件下，人口老齡化是一個長期的過程，同樣也是不可逆轉的問題。以我國當今人口老齡化問題為例，當今40～60的人口比例最大，受計劃生育影響，80后、90后人口數量大幅度減少，并且如今的80、90后大多數都是“一家三口”。由此可見，我國人口老齡化問題會貫穿于21世紀之中，各個階段老齡化問題不斷積累、展現，甚至是爆發。以老齡化問題分析，老齡化是不可逆轉的問題，這個問題將終身積累。

（四）風險累積性

如果老年人疾病增多、安全事故增多等問題突然爆發，會給社會發展帶來極大的影響。由于老齡化問題具備模糊性、隱蔽性、累積性等特點，一旦爆發老齡化危機，那么就意味著要投入大量的生產力，并且也無法保障取得預期效果。同時，風險累積性也體現在不同年代，60、70后受計劃生育影響，那么80、90后也會形成這種意識，也被稱之為風險沉淀。以我國為例，如今我國是由適度老齡化向過度老齡化過渡階段，雖然我國想要彌補計劃生育帶來的弊端，提出二胎政策，但其效果甚微，很多家庭為了減輕家庭壓力而放棄二胎，或者人們沒有二胎意識，我國生育水平仍然低迷，人口老齡化問題依舊沒有緩解。總之，老齡化問題必須要做到一定的前提性，即居安思危，未雨綢繆，防患于未然。

三、結束語

隨著我國社會不斷發展，人們生活水平、社會醫療水平不斷提高，人口老齡化已經成為必然趨勢。造成人口老齡化的因素有很多，同時人口老齡化也會給社會發展帶來諸多影響。相關部門必須要采取相應的政策支持，調整人口結構來緩解人口老齡化問題。

參考文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