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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文化交流的要求范文

[關鍵詞]文化包容意識 文化感知能力 有效交流

交流素養和能力的構成，包括文化寬容態度和文化尊重意識，即尊重參與溝通，協調、進行信息分享各方的不同文化背景，包容不同于本國文化的思維方式、談吐表述模式；出于各自的立場，在各自的態度、意向上進行協調與溝通，表達各自的立場觀點，通過有意義的信息傳遞、接收與反饋，用包容的態度達成彼此間的理解；以對方的表述習慣和方式進行信息共享，使參與交流的各方在一定程度上，尋求某種共識，或者產生互動，由此實現各自的合理意愿，維持各方的進步和發展。一個國家或民族的文化傳統都是獨特的，它的形成有著的深遠的歷史背景、地域因素的影響；其中占重要影響地位的因素主要有：該國家或民族所經歷的特有的歷史事件、其獨特的歷史經歷；該國家或民族在自身所處的地理位置環境等等。這些諸多因素的不斷地交織、演變并逐漸積淀最終了形成某國家或某民族的特有的人生價值觀，思維方式、道德準則、宗教信仰、風俗習慣等，這一切構成了各民族之間特有文化，導致文化上的彼此差異。因此任何一個國家或民族所具有的文化都是其特定歷史發展的必然產物，都有它存在的合理性，都應當受到應有的尊重。這種對各種不同于自身文化的外來文化的尊重包容意識，是文化理解能力的一項基本要素。

一、文化交際中的語言能力和文化能力

這里所提的文化交流涵蓋了經濟文化、科學技術的交流。

日益頻繁進行的國際交流活動，使對于文化交流的基本概念也逐漸明確地分離出了文化交際和文化交流的不同層次，各有著不同的側重。

（一）文化交際的含義

從民間的、國與國之間的交際交流層面講，對于來自不同文化背景人們的個人之間，群體之間，組織機構之間交流活動，或是國與國之間的交際。它側重于各種形式的交際往來，其愿望主要是增進彼此間的相互了解和友好往來，和睦彼此間的關系，這種交流側重于是不同的文化交際，發生的層面廣泛多樣，是文化交流的基本形式和基礎。

（二）文化交流的實質目的：信息共享

從國家與國家之間或民族之間的角度講，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文化傳統的價值觀、思維方式、道德準則、宗教信仰、風俗習慣等的接觸，是在更深層次上的各種文化觀念，習俗、行為模式的對話、溝通、協調。在這個層面上的文化交際實際是各種文化信息的分享、交流。國際事務中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文化交流的最終目的是：信息共享，通過有意義的信息傳遞、接收與反饋，在各自的態度、意向上進行協調與溝通，表達各自的立場觀點，尋求某種共識，或者產生互動，由此實現各自的合理意愿，維持各方的進步和發展。

（三）有效的文化交流的能力要素：語言能力和文化能力

要實現有效的文化交流，文化交流者必須具備語言能力和文化能力。語言是人類歷史和文化的結晶。任何一種語言都必然植根于特定文化的環境之中，是某特定文化的有機組成部分，隨該特有文化的變化而發展變化，對自身文化又起著載體的作用：傳承特定文化的內涵，并使之不斷發展。各民族之間文化上的種種差異也必然在各民族的語言中表現出來（汪榕培 ，盧曉娟：《英語詞匯學教程》）。然而在與不同文化背景者交流實際中，人們更多地關注于語言的流暢度。文化的交流、交際能力諸多因素影響，它不僅僅取決于外語語言能力、語言技巧，它還涉及到語言以外諸如政治、社會、文化、心理、習俗等許多因素。常常有這樣的情況，母語不同語言的人在交際時，即使雙方都使用相同的語言交談，并且語言表述都流利到幾乎沒有語言障礙的程度，也同樣會產生語用的不得體或語言遷移的錯誤，究其緣由，是因為雙方母語文化背景的差異，最終導致交際中的文化性失誤，即一方不了解另一方的文化價值觀中的社會、文化、心理、習俗，甚至特有的身體語言所能提示的信息、意圖所至，歸結為交流者的文化能力有所欠缺。

二、實現“有效的溝通和交流”在于語言能力和文化能力同步發展

對于文化能力，H．H．Stern(1992)認為：它不僅包含諳熟社會的規范，約定俗成的行為規則，價值觀念和社會文化結構的構成定位，而且還包含從文化的視角辨認重要事實的能力以及具備區分可接受的文化成分和不可接受的文化成分。

文化能力具體表現為對其他文化的理解力。文化理解能力是文化能力的實質核心，是深層層面不同文化交流得以順利進行的保證。只有具備了文化理解能力，才能在各種不同文化交流中做到得體，減少不必要的曲解和誤會，它有力保障達成交流的愿望，從而提高交流的有效度。文化理解能力除去對其他文化特性特點的敏銳感悟力，而應包含以下方面的內容。

第一，在要樹立文化平等觀，承認各民族文化都具有合理性的。在文化交際交流中，對不同于本族文化的他文化具有包容意識。由此可見，實現有效的文化交流，在必須具備良好的目標語言的聽說能力的同時還要具備對其他文化特點的敏銳感受力、充分尊重同文化背景下的價值觀，思維方式，行為模式；不排斥與自身文化相異的其他文化意識中或價值觀中的合理成分。交際雙方變換視角，以對方文化的價值觀來看待和評價對方的所作所為，跳出自身文化價值觀的習慣性定勢，容忍、尊重并理解彼此間存在的不同。對其他文化在交流中應持有的態度是：既不妄自菲薄，也不妄自尊大。

由于文化能力所包括的最基本組成有：對其他文化特點的辨識力，即感受力；對不同于自身文化的包容意識，即對其他外來文化的理解和尊重意識，它們是有效地進行跨文化交流的有力保障；認知其他文化的先決條件是對其他文化的敏銳度，表現為在與他文化背景人士的交流過程中對對方的意愿、態度給予及時的反應和反饋；文化包容意識，這個文化能力的基本因素，即對與自身文化不同甚至差異很大的其他文化背景下的價值觀，思維方式，行為模式的充分理解和包容，影響著在跨文化交流過程中交流各參與方的所持的態度，認同感以及相互間的接納程度，對于跨文化交流的有效度有著重要的影響力。

由此外語教學不僅是要使學習者掌握目標語，而且還要使他們通過學習了解該語言所依附的文化，使語言能力和文化能力得到同步發展，才是避免與不同文化背景人們交流中的誤會、失誤，充分地交換各種交流信息，理解彼此的交流意圖、交流愿望，以達成真正意義上的“有效的溝通”和交流。

三、文化能力的培養：大學英語教學中需要更多的關注

2004年由高等教育司的《大學英語課程教學要求》（試行）明確地提出大學英語教學總體目標是使學生“用英語有效地進行信息交流” 。指出：“大學英語的教學目標是培養學生的英語綜合應用能力，特別是聽說能力，使他們在今后工作中能用英語有效地進行口頭和書面的信息交流，同時增強其自主學習能力，提高綜合文化素養，以適應我國社會發展和國際交流的需要。

與以往的大學英語教學大綱有明顯的兩大不同點：

其一，特別強調了聽說能力在大學英語教學中應占有的重要地位；

其二，突出強調大學英語教學的最終目的在于：實現有效的信息交流。

外語教學的核心目的在這里清晰地突出強調了大學英語教學的最終目的在于：實現有效的信息交流。外語學習者以按目標語言的思維習慣和交流模式，明確地表明態度、觀點，闡述理由，進行論證說明，采用來自不同文化的交流對方所習慣的思維方式和交流方式，才能循得有效交流的有效達成途徑，保障可能收獲的最大交流成效，才真正地體現了對其他文化的敏銳感受力和包容意識，外語教學決不僅僅是培養聽說讀寫四會能力，同時，讓外語學習者真正理解文化能力內涵，并實踐性地運用文化能力；為學生樹立起這樣的文化意識：既不能盲目模仿其他文化特別是西方文化，也不能看不起自身的母語文化；每個文化都有著其各自的特點上、歷史淵源和地理位置的成因，在跨文化接觸交流中正確地理解來自它文化背景的人們的價值觀念、思維方式和行為模式，從而實現在深層次上進行觀念、意圖上的有效溝通。

因此，我們的大學英語教學應以中、小學階段的英語文化背景知識教學為基礎，對于英語學習者的文化能力的培養和訓練要予以足夠的重視。要在堅持文化交流原則基礎上，采用對比分析形式，增強學生的跨文化意識，注意提高學生的文化感悟力和對文化差異的敏感性，使學生不僅掌握孤立的語法規則、詞匯或句型，而且了解不同語言的文化背景，學會并習慣在實際交流中運用不同文化背景的交際思維方式、行為模式。在課堂教學中，首先應立足于教材，將文化背景知識融入到課堂語言教學中去，讓學生在學習語言知識的同時了解西方文化，切實增強學生跨文化交際的敏感性和適應性，提高跨文化交際的能力。

其次，我們要注意教學內容的實用性，使文化因素的導人在與英語本族語使用者交往時應該非常實用。堅持相關性與實用性原則，著重選擇在跨文化交際中會經常用到，并可以促使這些交流順利而有效地持續進行的文化內容，結合語言的教學和訓練施教，使文化背景知識的介紹卓有成效。（郭紹波，董 燕：《寓文化教學于大學英語教學初探》）

四、文化能力培養：大學英語教學中需要更多關注

我國高等院校英語教學所要達到的主要目標是培養英語學生的文化交際能力。應在課堂教學中對學生的文化能力的培養給予足夠的重視。文化知識教學在語言學習中不是可有可無的第五種技能，教師必須使文化教學始終滲透在語言教學過程中。把文化教學融合進大學英語的課堂教學，培養對各種他語文化間的深層差異的敏銳感知和辨認力，對學生進行文化能力訓練，使它不游離于英語語言的聽、說、讀、寫等技能訓練，在學生中樹立起對其它文化的寬厚的包容意識，堅持以文化交流的原則為出發點，發掘教材的內容素材，加強對學生的文化能力的培養，使英語學習者在發展英語的語言技能的同時，樹立起不同文化交流中必需的文化意識尤其是文化包容意識，奠定良好的文化實際交流基礎，在交流過程中能夠以其它文化背景人士的思維方式、行為模式和習慣的從事習慣，進行不同種類信息的充分分享、交流。盡可能地減少因文化背景的不同而導致的交流誤會、溝通障礙，以達成卓有成效地進行溝通和交流。最終實現大學英語教學總體目標：使學生“用英語有效地進行信息交流”。

參考文獻

[1]趙厚憲，趙 霞：《論文化教學原則》（2002年9月， 外語教學第23卷第5期）

[2]吳文虎主編：《傳播學概論》（ P3-4.，武漢大學出版社）

[3]郭紹波，董 燕：《寓文化教學于大學英語教學初探》

[4]官希慧：《論語言能力、文化能力和交際能力之間的關系》

第2篇：文化交流的要求范文

[關鍵詞]跨文化交流；跨文化交流障礙；英語教學；文化

[中圖分類號]G64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1-5918（2016）03-0159-02

doi：10.3969/j.issn.1671-5918.2016.03.073 [本刊網址]http：∥

一、我國英語教學現狀

目前我國學生的普及外語為英語，20世紀80年代中期，我國制訂了大學英語教育教學大綱，并據此統編了教材，1987年，四、六級考試開始在我國實施，這一系列工作對我國英語教學具有不容忽視的推動作用。幾十年以來我國不斷普及和推進英語教學，形形的英語教學方法和教材及各類參考資料在我國風靡，“英語經濟”應運而生。作為與世界交流的工具，我們這幾十年來的英語吸收是有效的：越來越多的中國人敢于走出國門進行進一步的學習、深造，提升自我價值；我國順利加入WTO，奧運會申請成功，世博會的圓滿結束。這一切說明了我們對英語的傳播和吸收是成功的，這些成就的取得與我國積極推行英語教學進程是分不開的。由此可見，我國的英語教學對我國經濟社會的發展，國際化進程的推進起到了積極作用。

但是，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中國與世界的交流也隨之深化，這對畢業生的英語運用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調查研究表明，當前的英語教學遠遠無法滿足社會的需求和經濟的發展，很多畢業生在面對面與人交流時往往會出現交際失敗、交際不妥等情況。通過這些情況我們不難覺察我國的英語教學方法仍然有一些問題。長期以來在我國的英語教學中存在一套固有模式，他們沒有理解與英語相適應的文化，故無法用英語有效地交流，甚至還會因為文化錯誤導致跨文化交流的失敗即所謂的跨文化交流障礙。因此，我們的英語教學改革還任重而道遠。

二、我國英語教學中跨文化交流教育存在的問題分析

（一）傳統教學模式已無法滿足社會發展的需要

英語作為世界通用語言，其教學水平影響著對我國國際化進程的推進和社會的發展。我國的英語教學模式中“重知識，輕能力”的思想根深蒂固，教學的重點在于詞匯識記、語法結構講解、句式背誦等，旨在培養學生的聽說讀寫能力及應試水平。然而，隨著中國改革開放程度的不斷加深，蓬勃發展的中國經濟已成為世界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國的國際化程度不斷加強，與世界的交流不斷增加。越來越多的中國人希望出國深造、留學。因此，我國對英語教學提出了新的要求，面對面的交流即口語學習成為人們的急切需求，而傳統的照本宣科、不注重語言背景及環境的應試教育已經無法滿足中國經濟發展和科技進步的要求。

（二）學生缺乏跨文化理解力

我國學生學習英語的流程大致相似，從音標識記、單詞識記、句子理解、語法結構練習再到寫作，按部就班、循序漸進。傳統的“聽、說、讀、寫”四會觀念深入人心，在這四會觀念的引導下，我國學生的英語學習上普遍表現出以教科書、教輔資料為主的特點。學生們大多認為，只要學好了聽、說、讀、寫其他的根據常識判斷就可以了。

然而常識不具有統一性的，常識是建立在文化的基礎上的，中國的本土文化與英美文化的天壤之別必然會體現在兩國語言習慣、思維方式上有所體現。因此，我們在維持原有教學模式的情況下，一味要求學生提高英語水平，有時會起到相反的效果。

因此，語言的學習應該關注語言背后的文化背景，在了解了文化背景的基礎上學語言，只有這樣，我們的所學的英語才能成為地道的英語，才能掃除跨文化交流障礙。

（三）教師的跨文化交流教育水平低

目前，我國大多數英語教師不能從固有的教育模式中解放出來，跨文化交流教育能力差，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兩點：

1.英語教師應試教育的思想根深蒂固。由于我國教育模式的固有缺陷，我國的英語教師大多被應試作為教學目標，認為語言教育就是語言本身，片面強調語言能力的培養，忽視或根本無法發現語言的文化背景對語言教學的重要意義。

2.英語教師自身跨文化交際能力的缺乏。目前，我國大多數英語教師還沒有掌握或沒有系統的掌握語言跨文化交流的相關知識，對英語的文化背景知之甚少，缺乏跨文化理解力，自身的跨文化交流能力差。當然也就無法把英語的文化背景融入到教學中去，更談不上提高學生的跨文化理解力，促進學生將語言和文化有機的結合起來，形成跨文化交流能力。

三、跨文化交流障礙出現的原因剖析

跨文化交流障礙的存在是我國學生無法有效的進行跨文化交流的主要原因，因此，要想通過英語教學方式方法的改革，提高學生的跨文化理解能力，使得學生能夠克服跨文化交流障礙、更好的使用英語，深入剖析跨文化交流障礙出現的原因就十分必要。那么導致跨文化交流障礙出現的原因主要有價值觀的不同和思維方式的差異，這些原因對我們的英語教學十分重要。

第3篇：文化交流的要求范文

翻譯曾一度被看作是兩種語言間的轉換，近年來，越來越多的翻譯理論家和實踐者把它看作是一種文化交流行為，即它不僅是一種語言活動更是一種文化交流，因為翻譯活動不是在真空中進行的，它總是涉及到特定的文化。其主要任務是把一種語言的文化內涵轉換到另一種語言中去，譯文忠實與否取決于譯者對兩種語言及其所表達的文化內涵的細微差別的掌握程度。作為翻譯的媒介的語言是文化的載體，它與文化是密不可分的——語言描寫和反映人們的生活方式，沒有語言，文化就無法傳承；另一方面，文化也影響和塑造著語言，“夫唱婦隨”和“婦人之見”這些詞語反映了歷史上漢文化中婦女地位的卑微。語言和文化的不可分割性決定了文學翻譯與文化的密切相關性。

一、文化因素要求譯者要有文化意識

眾所周知，翻譯，特別是文學翻譯的功能之一是促進文化交流，使人們通過譯文了解他民族文化。這就要求譯者不僅要掌握兩種語言，還要熟知兩種文化，才能達到傳播文化的目的。王佐良教授曾斷言，不了解語言當中的社會文化，誰也無法真正掌握語言，也就搞不好翻譯，因此，譯者必須具備文化意識。譯者要深入了解使用源語和目的語的人民的過去和現在，即詳細了解他們的歷史地理，哲學思想，，風俗習慣，思維方式，價值觀念，政治經濟，文學藝術等等，并把兩種文化加以比較，從而增強自身的文化敏感性，避免文化內涵的誤譯或缺失。

二、譯者對源語文化和譯語文化應持平等態度

在翻譯實踐中，譯者對于不同文化的態度也是很重要的。任何文化都不可避免地要經過產生、發展、和衰落這幾個時期，任何文化都有其優點和缺點。因此,文化間的交流也應該是平等的,相互尊重的，這種尊重是對源語文化和作者的創造活動的尊重。從文化交流的角度看，僅從譯語文化出發而忽視源語文化是錯誤的。拿“Inthecountryoftheblind,theone-eyedmanisking”的翻譯為例可以說明這個問題。有些譯者為了迎合中國讀者的方便，便用中國文化替代了源語文化，從而武斷地譯作“蜀中無大將，廖化充先鋒”，這種譯法無疑違背了文化平等的原則，它剝奪了讀者了解外國文化的機會，阻礙了文化交流。事實上，“盲人國里，獨眼為王”這種直譯更為貼切，因為它尊重源語文化而且其文化內涵對中國讀者來說也是一目了然的。“蜀中無大將，廖化充先鋒”掩蓋了源語文化蒙蔽了讀者，是一種文化霸權主義---過分強調的語文化從而忽略了源語文化，導致歸化手段的濫用。譯者只有平等對待不同的文化才能合理運用異化策略促進文化的交流。

三、文學翻譯的原則

在文學翻譯中，歸化和異化的策略在不同時期使用的頻率是截然不同的。就拿英國作家哈葛德的小說JoanHaste的兩個中譯本來說吧，在二十世紀初的蟠溪子的譯本《迦因小傳》中，凡是有悖于中國傳統倫理道德的情節都被刪掉了，以迎合當時中國的倫理標準，該譯本受到了封建文人的歡迎。而幾年后林紓的譯本《迦茵小傳》則把蟠溪子刻意刪去的情節都如實翻譯出來，結果該譯本受到了惡意攻擊。雖然從文化交流的角度講，林譯起到了文化傳播的作用，但由于社會文化環境的關系，反倒成了不受歡迎的譯本。

第4篇：文化交流的要求范文

關鍵詞：翻譯；文化轉向；文化傳播

中圖分類號：G05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4-9324（2013）25-0136-02

一、引言

翻譯具有悠久的歷史，西方有文字記載的翻譯活動可以追溯到公元前3世紀的《圣經》翻譯。無獨有偶，中國最早的有文字記載的翻譯也始于西漢末年的佛經翻譯。對于翻譯的研究，不同時期也存在著不同的理論之間的相互爭論。

近些年，隨著全球化的進程，網絡及各種通訊手段的不斷進步，世界各國之間的文化交流達到前所未有的水平，翻譯作為文化交流的必要手段不僅是文字轉換形式，更是文化構建方式，具有強大的社會文化功能（石琳，2004）。翻譯的研究也出現了“翻譯的文化轉向”（Bassnett，S & Lefevere，A，2001）。

二、翻譯的文化轉向

翻譯是什么？有人說是創作，有人說是藝術，也有人說是科學。其實對于翻譯很難有人給出準確的定義。因為其開放性，翻譯對多種學科有關，比如哲學、心理學、美學和社會學等。但究其本質，翻譯與語言學、文化最為密切。20世紀被稱為“翻譯的時代”（Newmark，1988），隨著語言學研究的興起，翻譯研究的理論得到空前的發展，眾多中外學者從比較語言學、社會語言學、語義學、符號學等學科對翻譯進行了深入的研究，并取得了不少的成果。然而隨著全球化時代的到來，對于翻譯的研究開始從語言學方面向文化方面轉移。

翻譯研究的“文化轉向”，就是在翻譯過程中，考慮到了文本本身以外的其他關系，尤其關注和強調譯入語和原語文化要素在翻譯過程中的影響和制約作用以及反之翻譯對文化的影響和促進作用。（張曼，2012）現代翻譯理論研究已經不再一味關注譯文是否忠實于源語，更要關注社會、文化和交流的實踐，文化和意識形態的傳播以及翻譯行為與社會、文化因素的關系。翻譯理論研究的重點也不再是語言本身，而是在不同文化語境中的人類行為。

三、翻譯對文化對外傳播的作用

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彼此進行交流，他們不可避免遇到語言問題與文化問題。翻譯是一種跨文化交際行為，是文化交流與理解的橋梁。翻譯的目的與特點就是思想與文化的交流。當今的世界文化產品包括文學產品和消費文化產品，它們的增長速度超過以往任何時代，這是信息爆炸時代的必然產物，同時也加劇了文化多元化的全球化進程。我們不能只固守自己的民族語言以求得保持自己的民族文化特色來抵御文化的全球化浪潮，而是應該積極傳播自己優秀的民族文化，完成中國文化對外傳播的歷史使命。

翻譯的功能在中國的對外文化交流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中國文化部部長蔡武（2011）說，中國開展對外文化交流的目的是通過傳播中華文化，使中國文化能夠真正地吸引人、打動人，引起共鳴，撥動心弦，贏得尊重，增進心靈的溝通，尋求理解與合作，使外界全面、準確認識當代中國的真實面貌，為我國的現代化事業創造更加良好的國際環境。目前對與中譯英來說，我們的重點應該尤其的放在把中國的文化介紹給世界，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加強與西方的相互理解，促進中國文化的現代化向世界范圍內傳播。

四、譯者身份的文化轉向

通過以上探討，口譯者所從事的是跨文化交流活動，這一過程中充滿了不同文化與態度的沖突。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參與者，在交流過程中可能對同一詞匯表達和非言語行為產生不同的理解，因此口譯者需要注意并理解這些不同文化的差異，做出適當調整來促進跨文化交流。在接受口譯任務后，口譯者應當為文化差異的協調做準備。充分考慮到原語文化和目的語文化的差別，站在文化的高度，培養文化的敏感性去識別文化語境，并在識別文化語境的差異過程中，適時調控自己的文化導向，達成兩種文化的和諧，做一名成功的文化調停者。

對于文化調停者，Taft（1981）做出如下定義：文化調停者是能夠促進擁有不同文化和語言的人或群體間的交流、理解和行為的人。調停者的角色是把一個文化群體的表達，意圖，理解和期待，通過建立和平衡傳遞給另一個文化群體。為了實現這種連接，調停者必須能夠在某種程度上參與到兩種文化之中，因此調停者在某種程度上是雙文化的。口譯者作為文化調停者需要具有跨文化交流意識，并且能夠促進交流。也就是說口譯者要做到讓交流雙方分享信息、想法、觀點或態度，而不是造成誤解。

五、譯者的文化傳播能力

翻譯的文化轉向更加要求譯者成為文化交流者和傳播者，從而介紹新的思想、文學形式甚至語言表達形式。這要求譯者具有跨文化交流的意識和能力。跨文化交流意識可以理解為對存在文化的認知與理解。對于口譯者來說，在口譯的過程中應該根據文化的不同，對口譯過程中的信息進行相應的處理，以此來促進交流。譯者必須意識到目標讀者的需求和需要，考慮目標讀者的期望和背景知識，知道來源語言和目標語言的文化差別，決定適當的翻譯策略，最終促進文化的傳播與交流。

隨著國際交流日益頻繁，國家對對外傳播人才從質量和數量上都有了新的要求。如何培養出適應社會需求的、多層次的、高素質的翻譯人才，改變對外傳播的現狀，提高對外文化傳播的效果，建設真正的“文化強國”，是擺在高校教育工作者面前的首要任務。作為翻譯人才培養基地的中國高校在培養對外傳播人才中應發揮重要作用。高等學校在對外文化傳播人才培養上，要有新思路和培養策略，以加快翻譯人才的培養進程。

六、結語

隨著政治、經濟全球化進程的加速發展，文化的全球化將是21世紀的重要特征之一。翻譯的文化轉向也正是符合這一發展趨勢。翻譯是中國文化的對外傳播的重要途徑，而中譯外隊伍的質量決定文化傳播的質量。加強具備跨文化交流能力的中譯外人才的培養，建立起一支高素質的中譯外隊伍，是中國文化對外傳播的關鍵。

參考文獻：

[1]Bassnett，S & Lefevere，A.文化構建：文學翻譯論集[M].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01.

[2]Taft，R.The Role and Personality of the Mediator[M].Mediating person：Bridges between Cultures.Ed.Bochner.S.Cambridge：Schenkrnan，1981.

[3]蔡武.中國當代和流行文化對外傳播力度不夠[EB/OL].新華網，2011-07-19.

http：///gn/2011-07-19/3192039.shtml

[4]Newmark，P.A Textbook of Translation[M].Prentice Hall，New York，1988.

[5]石琳.文化全球化與翻譯的文化轉向——論翻譯過程中的文化因素[J].廣東外語外貿大學學報，2004，（3）：33-36.

第5篇：文化交流的要求范文

一年來《文化交流》始終遵循自己的辦刊宗旨，堅持正確的輿論導向，緊緊圍繞浙江省委、省政府的中心工作，大力宣傳先進文化，推進中外文化交流，為繁榮浙江的文化事業，建設文化大省，擴大改革開放作出了應有的貢獻。

我國現代化建設的偉大事業猶如激越雄渾、迭起的交響樂旋律，“十一五”的華彩樂章余音未了，“十二五”的優美樂曲已經奏響。

2011年是實施“十二五”的開局之年。在新的一年里，我們要認真學習、深刻領會、切實貫徹黨的十七屆五中全會精神，宣傳“十一五”時期經濟社會發展取得的巨大成就和“十二五”時期發展的目標、任務。《文化交流》雜志將秉持正確的辦刊宗旨，在“求新、求精、求活”上下功夫。

求新。媒體貴在創新，我們要遵循同志對媒體的要求，“創新觀念、創新內容、創新形式、創新方法、創新手段”，只有不斷地求新、求變，勇于創新，善于創新，雜志才能辦出特色，吸引讀者，才能體現刊物的思想價值與藝術魅力。我們要多關注、反映社會新熱點、時代新亮點，多編發題材新、視角新、表現手法新的文章，努力打造期刊品牌。

求精。我們要樹立精品意識，設置特色欄目，善抓精品文章；要精選精編，精益求精，把刊物辦得更加精美，更加精致，形成自己獨特的風格和高雅的品位，為國內外讀者奉獻更多思想深刻、藝術精湛的文化精品。

求活。我們要傳承中華民族優秀文化，借鑒世界文明成果；要開闊視野，博采中外。我們要努力描繪時代風貌，在反映中外文化交流方面提供鮮活的典型和文章；要提倡生動活潑的文風，從而增強刊物的親和力、吸引力、感染力，不斷滿足讀者的閱讀要求和審美情趣。同時要力求內容、形式、題材、體裁多樣化，滿足各方面讀者的文化需求，做到雅俗共賞。

第6篇：文化交流的要求范文

一.教學內容的選擇

1.立足于應用型人才的培養

人才的培養目標和規格決定了教學內容的選擇，簡單的說就是培養什么樣的人就要選擇什么樣的教學內容。漢語國際教育專業的培養目標包括提高學生的人文素養，最終培養復合型應用型人才。結合這一目標，考慮到“學以致用”，《中西文化交流史》課程的教學內容應該要系統講授各個時期中西交流的發生、發展及其內容和方式，尤其是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的接觸、碰撞、沖突和交流、融合。

讓學生了解中國與西方在政治、經濟、宗教、文學、語言、科學技術與藝術等諸多領域之間的相互影響與互動關系，由此知曉各種不同文明之間的交流是推動歷史前進的動力之一，促進學生了解和探討漢民族與世界各民族之間的關系，尤為重要的是總結我國人民與世界各國人民交往的經驗和教訓。從而培養學生對人類文明進程階段性和整體性的認識，培養學生正確的開放和交流意識、正確對待和吸收外來文化的科學態度以及正確地傳播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意識，為更好地進行對外漢語教學和對外文化交流打下良好的基礎。

2.結合漢語國際教育和中西交流的現狀

目前，漢語國際教育遍布全球各大洲，根據2012和2013全國來華學生簡明統計，生源大國的格局基本穩定，排在前10位的是韓國、美國、泰國、日本、俄羅斯、印度尼西亞、越南、印度、哈薩克斯坦和巴基斯坦。非洲、歐洲、大洋洲來華留學生數增長顯著，但大部分的留學生主要來自東南亞國家。針對這一現狀，本課程教學內容的課時安排可以做出適當的調整，例如可以適當增加與東南亞國家交流講授的課時，以適應漢語國際教學中的需要。

另外，中西文化交流的教學內容要與時俱進，大部分的教材編訂的教學內容以清朝為結點，這就要求老師突破教材的限制，對清末以來中西文化交流的情況進行甄別，大量收集資料并選定相關材料作為教學內容，這樣更能引起學生們的共鳴，也更有利于與留學生的交流。

3.兼顧學生的知識能力水平和興趣

“因材施教”“以學生為中心”是教學活動中應遵循的基本原則，要做到這一點，必須對學生的知識水平、能力有一定的了解。以學生的知識能力水平為參考選擇和安排教學內容，對《中西文化交流史》課程教學效果的提高非常有利，因為本課程課時有限但課程內容涵蓋量大，教學內容的選擇和側重有很大的空間，而興趣是最大的動力，在教學內容的選擇上理應考慮學生的興趣。在授課之初，可以以問卷調查的形式進行調查，掌握學生的意向，初步選定教學內容;在授課過程中，根據實際教學情況和學生的反饋，例如通過網絡及時掌握學生動態，調整教學內容，在很大程度上能夠提高學生的學習積極性，更利于教學活動的組織和開展。

另外，老師提供豐富的課下閱讀資料，包括書目和網站，同時要求學生針對自己的興趣課下收集電子書、圖片、視頻等各種與課程相關的資料，對課堂內容加以補充，并通過網絡群和公共空間存放資料，讓學生們有選擇地自由閱讀，更大限度地滿足學生需求，并要求學生定期撰寫閱讀筆記和心得，在課上預留5-10分鐘，讓大家互相交流和分享，從而提高本課程的教學效率。

三.教學方式的優化

1.重“專題”

重“專題”是指在本課程的教學中打破傳統章節的束縛，結合專業特色和學生的實際情況，凝練教學專題，突出教學重點。專題教學的優勢在于讓學生能夠聚焦“專題”，讓知識的展現更具有內部邏輯性和系統性，讓教學具有更多的開放性和靈活性，同時也利于提高教學的深度。漢語國際教育專業《中西文化交流史》課程的教學內容非常適合專題教學的開展，首先在于教學專題的凝練，本課程的教學專題可以凝練為：絲綢之路、交流的手段、交流的性質、物質交流、科技交流、藝術交流、宗教交流、交流的階段和特點等。教師可以根據教學目標、學生的興趣適當選擇和安排課時。其次，是專題教學的形式，可采用講授和討論、課上和課下等多種形式讓學生了解和掌握各專題。另外，是專題教學的目標要明確，針對不同的形式，側重可以有所不同，例如課上專題側重于知識的體系性，課下專題側重于知識的開放性。

2.重“評析”

重“評析”是指在本課程的教學中結合基本史實，對交流的實質、影響和關系等加以正確認知，幫助學生樹立正確人生觀、價值觀和世界觀。史實是基石，了解和識記史實并非此門課程教學的主要目的，而是要通過知道“是什么”“是怎樣”最終實現“為什么”“會怎樣”的思考。因此，在本課程的講授過程中，“評析”是必不可少的環節和手段，要樹立善于“評析”、敢于“評析”的意識，“評析”的主體既包括老師也包括學生，一般教師要引導學生先評，老師再加以補充和總結;“評析”的內容要進行精選，既可包括課本內容，也可包括課外閱讀材料，針對某些具有爭議的案例，可以作為辯論的主題，開展辯論活動，有利于啟發學生思維;“評析”既可以在課上進行也可以在課下進行，網絡是課下評析最好的平臺。

由此可見，“評析”是手段，其目的還是要通過“評析”，幫助學生思考，對全球文化、民族的交流建立正確的認知。

3.重“能力”

重“能力”是指在本課程的教學中要突出對學生綜合能力的培養，包括閱讀能力、思辨能力、口頭表達能力、寫作能力等。針對《中西文化交流史》課程的性質，著重培養學生的思辨能力，兼顧閱讀能力、寫作能力、口頭表達能力。本課程具有大量豐富的史料，思辨能力的提高主要通過課上和課下對史料的分析來進行，對學生的分析思路和觀點要作好記錄，并要求學生撰寫文字材料，教師要及時回饋和總結，幫助學生進行發散性思維，突破思維定勢。針對錯誤觀點要及時糾正;針對正確觀點要給予鼓勵;針對有爭議的觀點，要進一步開展討論，允許分歧的存在。閱讀能力的提高通過閱讀課本、閱讀課上案例和閱讀課下材料等方式得到鍛煉，寫作能力主要通過撰寫讀書筆記、課程論文等形式加以提高，口頭表達能力主要通過課堂提問、小組討論、課前發言等形式加以提高。

以上幾種方式在教學過程中并不是孤立的，可以實現充分的結合，在專題教學中側重評析，在評析中鍛煉學生的各項能力，以此達到教學方式的優化。這對教師的水平和能力也提出了較高的要求，因此，課程的主講老師也需要通過學習和實踐不斷提升專業能力和教學能力。

四.考核方式的改進

考核是實現教學目標和對學生的知識體系、能力加以檢測的一種手段，《中西文化交流史》課程考核為了實現應用型人才的培養目標，主要體現對學生能力的檢測。一般來說，總評成績由三個部分組成：平時成績（包括課堂出勤、課堂表現和小組表現）、中期成績和期末成績;分值的分布上，建議采用3：3：4的比例。

第7篇：文化交流的要求范文

一、強化文化交流，把握學習語言知識的關鍵

文化是一種復雜的社會現象，各個社會都有自己獨特的文化。語言是文化的一部分，是文化的傳播工具。文化因素是影響語言理解的重要因素，英漢文化差異直接影響中國學生對英語語言的理解。接觸和了解英語國家文化有益于對英語的理解和運用。因此，教師在教學中應根據學生的年齡特點和認知能力，逐步了解文化知識的內容和范圍，提高學生對英語的理解與把握。

不懂得文化的模式和準則就不可能真正學習語言，不掌握文化背景就不能教好語言。離開了特定文化背景的語言是不存在的，如果不了解目的語的文化，我們就很難理解某些詞語項目的意義。，所需要的文化包括以下兩個方面：一是中國五千年來沉淀下來的優秀傳統的中國文化和當今中國的基本國情；另一方面是指英語國家的歷史、地理、風土人情、傳統習俗、生活方式、文學藝術 、行為規范和價值觀念等。所以教師要在課內外著重上述文化內容的交流。

二、遵循教學規律，處理語言教學和文化教學的關系。

首先，文化教學應與語言教學同步、互補、循序漸進，要以中國文化作為英語教學中的文化對比對象，通過這兩種文化的比較，找出其中的差異及其影響因素，培養學生的文化意識和跨文化交際能力，進而發現英語教學中的難點與重點，最終提升英語課堂教學的效率與質量。其次，要以平和的心態去對待英語教學，在吸收英語文化的同時，注意弘揚中國傳統的優秀文化，要結合課文進行跨文化知識的介紹與教學，培養學生文化意識，提高學生的跨文化交際能力。

三、優化語言教學模式，實現培養人才的目標。

語言是文化的載體，了解文化的前提是學習語言。因此英語教學必須遵循語言教學的基本模式。語言教學的實質就是交際和語言的應用。目前我國中學英語學習的周學時很短，這就要求我們在課堂上除了完成基本的語言學習，包括單詞、句法、語法外，還應充分為交際提供時間、環境和實踐的機會。精講多練、大信息量的現代英語課堂模式，對我們的教學方法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如何選擇和語言材料相關的背景文化知識，如何利用這些手段調動學生去理解文化背景知識，是需要我們努力的。隨著世界經濟一體化的發展與中國改革開放的發展，中國與世界之間的聯系越來越緊密。外來文化的侵入給國內青少年的發展帶來了很大的影響。因此，在英語教學的過程中進行文化交流，不僅有助于幫助學生辯證地看待外來文化與中國文化之間的差異，在最大程度上避免盲目地全盤接受外來文化，摒棄中國傳統文化，還有助于增強學生對自身民族文化的自信心，最終實現中國文化與外來文化的共同發展進步。而且中國文化的傳播需要英語作為媒介，因此，在文化作為國家綜合國力競爭重要內容的今天，要想提升我國文化軟實力，就需要加強對中國文化的傳播，讓西方了解中國文化，喜歡中國文化。培養學生的英語聽說能力與英語應用能力，這都需要學生要有自己的思維與思想。在英語的教學中的文化交流，不僅可以幫助學生學會如何利用英語表達中國傳統文化的神韻，而且有助于培養學生自身的思維與思想。

四、開展文化交流活動，提升跨文化交際水平與能力

第8篇：文化交流的要求范文

“一帶一路”本身即具有強烈而斑斕的文化底色，它借用了“絲綢之路”這一文化符號，希冀以合作共贏的時代精神為歐亞大陸的復興、為和平發展的夢想注入動力。“一帶一路”主要涵蓋中亞、南亞、西亞和東南亞地區，也關乎從太平洋經印度洋延伸到波斯灣、地中海的海洋文明，它祈望不同的文明能夠相互尊重、和諧共處，呼喚人們從不同文明中尋求智慧、汲取營養。2014年，主席在訪問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總部時強調，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鑒而豐富，文明交流互鑒，是推動人類文明進步和世界和平發展的重要動力。而這也正是“一帶一路”所應遵循的理念。

然而，在推動“一帶一路”建設“落地”的過程中，我們會發現，中國與沿線國家的“文化交流赤字”仍是相當顯著的，而這種狀況有可能導致“一帶一路”建設面臨日趨棘手的“軟約束”和“軟遏制”。“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大部分屬于經濟發展水平較低的發展中國家，很多國家正在經歷的政治和社會轉型也往往醞釀著很多新的動蕩因素。“一帶一路”建設的推進，勢必帶來中國企業、民間組織、個人等各種行為體與沿線國家的“親密接觸”，如果缺乏跨文化交流的敏感性和相關經驗，就可能會導致“親密接觸”變為“危險接觸”，“一帶一路”建設就將承擔巨大的“文化安全”成本。

應當說，“一帶一路”建設的“文化交流赤字”是多方面的。一是顯著缺乏對沿線國家社會、文化傳統和習俗的深入研究，更缺乏對這些國家民眾價值觀體系和文化心理的動態把握。二是缺少具有國際視野、中國情懷，同時熟諳文化傳播技巧的復合型人才，其主要原因是現有的文化交流人才培養模式重理論輕實踐、重知識輕技能，存在明顯的學科壁壘與專業鴻溝。三是文化交流的內容建設滯后，創新能力不足，難以滿足“建言獻策、倡議造勢、落實行動”的功能要求，亟需進一步發揮海外留學生、外國專家學者、海外華僑華人、國際非政府組織的作用，構建多層次、立體化的文化傳播體系。

第9篇：文化交流的要求范文

一

有必要先搞清楚，何為“現代化”？“現代化”這個詞語的出現，為時甚早，據美國學者考證，它至遲在1587年開始為人使用。而“現代化”作為一種學說或理論的產生和形成，卻是“二戰”后的上世紀五十年代的事情，對它的涵義的闡述更是眾說紛紜。僅從我國的辭書看，就有四種：（1）《現代漢語辭典》（修訂本）說：“使具有現代先進科學技術水平，國防現代化、現代化的設備。”（2）《辭海》（1999年版）說：“不發達社會成為發達社會的過程和目標。作為過程，其首要標志是用先進科學技術發展生產力，生產的消費水平不斷提高，社會結構及政治意識形態也隨之出現變化（其標志為政治民主、理性主義和科學精神、社會流動和現代化人格）。作為目標，它一般指以當達社會為參考系的先進科學技術水平、先進生產力水平及消費水平。現代化潮流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各國現代化并無統一模式。中國現代化是社會主義現代化，具有中國特色。”（3）《中國大百科全書·社會學卷》說“傳統社會和現代社會是具有相互排斥特征的社會，由傳統向現代演進的過程就是現代化。”（4）《中國大百科全書·精華本》較詳細的指出：“自產業革命以來，現代生產力導致世界經濟迅速發展和社會適應性變化的大趨勢。以現代工業、科學和技術革命為推動力，引起傳統的農業社會向現代工業化社會的轉變，以及在經濟、政治、文化、思想各個領域引起相應的深刻變革的歷史過程。對于經濟落后的國家來說，意味著采取適合國情的有效措施，實行有步驟的經濟技術改造和適應生產力發展和現代工業化社會轉變，盡快趕上經濟發達國家，適應世界新的生存和發展環境。”以上四說中的（1）含義狹窄，文字極簡，遠不足以概括這個詞語的豐富內涵；其中的（2）、（4）說清了過程，揭示了目標，既概括又具體，是這四種解說中較完備的。如果能夠將（2）的第一句加以補充改寫，比如以“傳統社會、不發達社會演進為現代社會、發達社會的過程和目標”取代之，也許會好一些。而且，意識形態的相對獨立性似乎也宜提到，政治民主等等對促進科學技術的發展是可以起積極作用的。其中（3）指明了傳統社會和現代社會具有相互排斥的特征，點出了傳統向現代演進是一個過程，雖可謂言簡意賅，但過于抽象，令人無法掌握其具體內容；后三種解說還有一個共同的疏忽，它們沒有注意到：這個過程是由不同社會之間的交流和交流中的沖撞以及在沖撞中尋求和諧互補而觸發推動的，因此不可能有統一的模式，只宜“采取適合國情的有效措施”；（4）說的最后一句至為精辟，只有加速發展轉變，盡快趕上，才能夠“適應世界新的生存和發展環境”。

二

“傳統”可說是“現代”的對稱，它們幾乎是一對范疇。傳統通常包括歷史沿傳下來的思想、文化、道德、宗教、風俗、藝術和各種社會制度以及行為方式等等，它對人們的社會行為，不僅有著無形的影響，而且還起著控制作用。在傳統社會的時間劃分上，西方一般是指古代和中世紀截至十四至十六世紀的“文藝復興”階段；我國不少歷史學家認為，晚清1840年之前，大致可稱作傳統社會。傳統具有兩重性，其中的積極因素可以促進社會的發展；其中的保守和落后因素，則阻礙著社會的進步和變革的實行，這就是恩格斯所說的那種“巨大的阻力”、“歷史的惰性力”。在與外來文化的交流中，積極因素如果能審時度勢吸收外本文由收集整理來文化中的積極成果，并勇敢沖破保守和落后因素的重重障礙，傳統社會就能夠漸進入發達的、現代的社會；反之，則必然依舊徘徊于不發達的、痛苦的困境之中，我國近世歷史的遲滯前行和艱難變革可為佐證。

三

當代學人丁偉志、陳崧合著的《中西體用之間》是一部探究晚清以來一百多年間中西文化交流中諸多問題的專著。它詳列確實的史事，進行細密的剖析，抒發持平的議論，迭出精彩的見解，對于人們認同中國文化發展的歷史趨勢大有補益。謹擇本文所需者復述之。（1）它指明了這一時期中西文化交流的時代特征：這是一個歐洲資本主義興起、工業發達、商業繁榮，清王朝衰頹、社會經濟發展相對遲滯的時代。西方文化和中國文化已經不僅是兩種具有不同歷史傳統、不同特色、不同長短的文化，而且是形成一為先進、一為落后的兩種不同發展程度的文化，文化交流的均勢與平等的格局已被打破。在交流中，作為先進的一方，是主動的、進攻性的，以改造對方使之適應于自己的需求為目的的；而作為落后的一方，則是被動的、防衛性的，以尋求擺脫困境、振衰起頹為目的的；進攻性的一方，來勢猛、規模大，且伴隨著經濟上、政治上乃至軍事上的侵略行為與事件不斷發生；作為落后的一方，面臨著要回答怎樣才能從根本上改革或新建社會制度和政治制度這樣的大問題。交流已遠遠突破狹義文化的圈子，具有了強烈而嚴峻的政治性質。而且，這時期的交流不同于往昔，更具有廣泛的國際活動性質。比如，華夏文化與佛教文化的交流是在一定范圍內的活動，未受外國勢力操持；明末清初之際，文化交流的內容很有限，只在上層極少數有識之士之中進行，沒有構成大的社會影響，可說是兩種既成的定型的文化體系間相對平靜而持恒的切磋琢磨、汲補吐納，而晚清卻變成了為急劇動蕩的國際局勢所左右的、瞬息萬變的文化沖突與文化選擇，使中西文化交流從內容到形式，都成為循著世界潮流而靈敏變動的、名副其實的國際文化現象。（2）它表述了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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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律性的理性認知：通過對晚清各種文化流派和文化主張的剖析，展現出中國文化推陳出新的艱難曲折歷程，解讀出這場文化巨變中錯綜復雜的各種文化見解的是非曲直，描繪出由技藝層面逐漸進入制度、思想層面，由以改良方式圖謀富強發展到以民主革命方式企盼徹底改造舊國家、舊制度和建設新國家、新制度這種由低到高、由淺到深的時緩時急的進程，從而揭示出中國文化的逐步現代化是任何力量也無法阻止的歷史趨勢，為東方的文化古國走向現代的發達國家，提供了豐富的、引人深思的資料，對于此時此刻國人探討中國文化的社會主義現代化這個大課題，無疑是很有幫助的。

文化交流是文化發展和創新的必由之路。一個民族，一個國家，如果高筑門墻陶醉于自我封閉之中，拒絕與異族、異域交流，就不可能有文化的發展和創新，甚至難以“和世界的人同在世界上生活”（魯迅語）。因為這是人類歷史發展的規律，誰也不能違背。

一部中國文化史，幾乎可以說是一部隨著本土文化和外來文化交流的盛衰而或進步或僵滯的歷史。近世以來，我國幾代學人都對此極為關注，且多精彩闡述。

梁啟超在《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中說：“我中華當戰國之時，南北兩文明初相接觸，而古代之學術思想達于全盛；及隋唐間與印度文明相接觸，而中世之學術思想放大光明。今則全球若比鄰矣，……蓋大地今日只有兩文明，一泰西文明，歐美是也；二泰東文明，中華是也。二十世紀，則兩文明結婚之時代也。……彼西方美女，必能為家育寧馨兒，以亢我宗也。”

柳詒徵在《學衡》雜志連載的《中國文化史》里，將中華文化發展史劃分為三個時期：（一）“自邃古以迄兩漢，是為吾國民族本其創造之力，由部落而建設國家，構成獨立之文化之時期”；（二）“自東漢以迄明季，是以印度文化輸入吾國，是吾國固有文化由抵牾而融合之時期”；（三）“自明季迄今日，是為中印兩種文化均已就衰，而遠西之學術、思想、宗教、政法以次輸入，相激相蕩而卒相合之時期”。

《中西體用之間》一書的“引論”中對梁、柳二氏的見解進行了述評，認為：梁啟超“把今日全球文明簡括為中西兩大文明，當然是失之偏狹”，但卻“生動地體現著后先進的中國人向西方國家尋求真理的滿腔熱情”；柳氏劃分三個時期之說，符合歷史實際，但“亦有缺陷”，最突出的是“吾國民族本其創造之力”而“構成獨立之文化”，他沒有看到這種“獨立之文化”，也是伴隨著長期的頗具規模的文化交流而構成的。“引論”特別強調了柳氏提出的“中古和近世兩次大規模引進與融合外來文化的大潮，在中華文化史上確有劃時代之性質，每次都促使中華文化開拓出新局面，展現出新特質，進入了新時代”的結論。偉志伉儷在概述中外文化交流歷史時，認同梁、柳對華夏文化與佛教文化交流所持的觀點本文由收集整理，并著重闡發這一交流的巨大作用和意義，他倆認為：“佛教文化的輸入，對中華文化的震撼是空前的，引起的沖突與變化也是空前的。”“中華文化確因吸取消化佛教文化，而進入了一個充滿創造力的嶄新的繁榮期。”而“與佛教文化的交流融合（當然這中間始終伴隨著抵牾），改造了中華文化。同時也創造性的改造了佛教文化本身，使之成為中華文化的一部分”。只是，這本書的主旨是通過對晚清中西文化觀的述論，探討中華文化的近世境遇，不遑對中印文化交流問題展開更深入的研究，不免使我引以為憾，因為多年來我曾對這一交流所取得的成果以及何以取得成果懷有興趣，很想了解其中底蘊，以長見識，借獲教益。

四年以后的1999年，湖南人民出版社推出了陳遠寧的《中國佛教與宋明理學》一書，其副標題赫然在目：“本土文化與外來文化融合的成功例證。”我終于如愿以償。匆匆拜讀一過，對于這兩種文化在沖撞與交流的過程中為何能融合？如何融合？其切入口和融會點在哪里？有了個大體的了解就擱下了，“讀書不求甚解”也。2002年，出版社又將它列入《學海一牛鳴叢書》，作第二版印刷。在學術界浮躁之風甚熾，“一次性消費讀物”鋪天蓋地之際，這個事實說明：它的述論已引起學術界的興趣，可能還得到不少人的認同。

四

感想之一：文化交流是無法阻擋的。

2002年9月，我曾作西北之旅，訪“絲綢之路”。在古稱西域的新疆，在以敦煌石窟聞名于世的甘肅，在我國歷史上文化發展最早的地區之一且為十一個王朝先后建都于此的陜西，眼見蒼茫大漠，荒涼戈壁，巍峨高山，惡劣氣候，和那自“天下雄關”嘉峪逶迤東去的長城以及那“固若金湯”的西安城堡，遙想那多處古戰場上的無數次的狼煙烽火、血腥殺戮與悲壯慘劇，所有這些自然的、人為的重重障礙都無法阻隔中華文化的源源西去和異域文化的滾滾東來，在搏擊中，這條絲綢古道逐漸成為中華文化、印度文化、伊斯蘭文化和歐洲文化匯流的河床，形成中國本土文化與外來文化在陸路交流的唯一通道。其中尤以印度佛教文化的影響源遠流長；古龜茲和古高昌境內的不同風格的石窟，為當地志書稱作“創造了人類也是地球上當之無愧最宏大的奇跡”莫高窟、陜西的眾多佛寺就是這種廣泛深遠影響的輝煌遺存。當今世界已由農業而工業化而信息化，文化交流更是任何力量都不可能封殺的。

之二：融合需要長過程，更需要找準切入口和融會點。

文化交流是彼此將具有自己特色的東西提供給對方，而融合則需要在長時間的沖撞過程中，尋求彼此間可能相諧互補的因素，取長補短，才有可能逐漸將不同的文化體系的物事合為一體，而且還需要找準切入口和融會點。陳遠寧的書對此進行了有理有據的具有開拓意義的探究。它綜述了從西漢到東晉特別是到隋唐佛教經由與黃老道家和神仙方術結合、佛學玄學化到佛學與儒道進一步融合的長過程。在這過程中，佛學曾把道家的長生久視之術融會于自己的禪定之法中；也曾抓住中國傳統思想中的“理”與“心”這兩個重要范疇予以改造、升華，發揮其緩和社會矛盾的功能，得到當時某些統治者的鼓勵，視為“皇王之化”，而援儒入佛則起著決定性的作用，其切入口和融會點集中在倫常道德這個覆蓋面最廣、滲透度最深的問題上。印度佛教把中國的倫常道德納入自己的教義和宗教實踐，因此最終形成中國佛教。

它在歷史的回顧中，論證了佛教與宋明理學的聯系和區別。它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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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史實表明：就聯系方面而言，程、朱理學和陸、王心學里，無論是本體論、人性論或是認識論，與佛學的“真如”本體、“如來之藏”、“真如實相”等等論述有著明顯的淵源關系。援儒入佛而中國化了的佛教，就為宋明理學提供了思想背景資料，還為宋明理學建構自己的思想框架提供了精致的思辨方式和思辨結構，更為理學家們論證封建綱常的合理性、“存天理而滅人欲”的性善論以及認識真理與思想修養相聯系、漸悟與頓悟相結合等諸多論題找到了哲理的根據，獲得了以佛證儒的效益，從而一掃西漢以來逐漸形成的儒家神學本體論的粗俗和荒唐。誠如丁偉志伉儷所言：“中華文化確因汲取消化佛教文化，而進入了一個充滿創造力的嶄新的繁榮期。”此后，理學特別是程、朱理學，在近八百年的長時間內，它十分適應封建專制主義統治的需要，形成為一種主流的傳統。

然而，“傳統是一種巨大阻力、歷史的惰性力”（恩格斯語）。它一旦拒絕與異己的異域的文化再交流再融合，就喪失創造力，嶄新的就會變為陳舊的，支配著的就會化作禁錮著的。后來，雖有一些被視為異端的思想者突起，或反程朱，或既反程、朱又反陸、王，但都難以沖破重重圍困，有的還極為不幸，如李贄就被捕下獄、割喉致死，他的《藏書》、《焚書》被為某些近人謳歌禮贊的清王朝多次下令焚毀，留給文化思想史上的教訓是慘痛的！

之三：著重談談中國文化的現代化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