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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勞動經濟學的研究起點范文

關鍵詞：政治經濟學趨同化經濟思想馬克思

0引言

古典政治經濟學派指的是凱恩斯理論出現以前的經濟思想主流學派，由亞當·斯密在1776年開創。主要追隨者包括大衛·李嘉圖、托馬斯·馬爾薩斯和約翰·穆勒。一般說來，該學派相信經濟規律(特別如個人利益、競爭)決定著價格和要素報酬，并且相信價格體系是最好的資源配置辦法。

不可否認的是，古典政治經濟學的理論結構對后來的經濟學家發生了深遠影響。古典政治經濟學受到過度地膜拜，似乎發展成為了許多后世經濟學理論框架的起點和基準線。著名古典經濟學家史密斯（Smith），理查德（Ricardo），馬爾薩斯（Malthus），米爾（Mill），甚至包括馬克思（Marx）和凱恩斯（Keynes）撰寫的傳世之作為當時社會的經濟過程描繪了第一幅藍圖。經濟學理論自此不斷發展，現今流派紛呈，不過，古典經濟學看來已經構成現代經濟學理論趨同化的理論起點。

1市場自我調節理論

古典政治經濟學的著名定律之一乃是市場自我調節原則（marketself-regulation），這是古典經濟學派立論的出發點，其對后世經濟學的作用不可低估。

古典政治經濟學認為，不加以調控的市場體系（unregulatedmarketsystem）將會充分地掠奪式開發社會的生產潛力。通過亞當.史密斯（AdamSmith）那只“看不見的手（invisiblehand）”，市場將充當最有效的“工具（device）”，分配可以獲得的稀缺資源，最佳地滿足社會對資源的無限需求。借助于有價格修正作用的機制使之能夠行使分配權力，具備自我調節功能的市場就可以發揮其功能了。正是由于這種價格機制的修正功能，保證市場對貨物、服務及勞動力的旺盛需求。靈活工資和浮動價格相當于市場的自我調節。不幸的是，由于在20世紀30年代那場沉重的經濟危機中古典政治經濟學所信奉的靈活工資制和價格機制頓時失靈了，從而使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大部分理論被永久性地挫敗了，由此為約翰·凱恩斯及其門徒們打開了另一條大門。

2經濟過程的循環性特征

經濟過程周而復始地運動的特點，是古典政治經濟學提出另一條重要定律。古典政治經濟學家普遍認為，社會階層或勞動分工具有內成的循環性質。每一個經濟活動參與者既充當買方又擔任賣方，從而使商品——貨物、服務及勞動力——發生交換關系，形成一個環狀的運動軌跡。一種商品的賣出，為該出售者換取了獲得其它商品的手段和工具。通過這樣的交換，商品的賣方取得了一定數額的收入。

該項收入又將被用于購買和消費另一種商品，這是一種需求激勵因素（demandstimulus）。隨著需求增長，商品存貨下降。這種供應匱乏狀態又會刺激生產過程，最終會回歸原始起點，也即通過商品的最初售賣增加收入。這種經濟學思想意味著宏觀的經濟現象可以通過對微觀的經濟決策的觀察和理解得以界定和解釋。一言以蔽之，亞當·史密斯對經濟的理解是：“經濟是多個企業單元相互之間的交互關系。”

3勞動價值理論

為了使社會的總有用性實現最大化，古典政治經濟學理論要求對勞動階級進行分工并使之走向專業化和專門化。當時，史密斯相信一個國家的總財富應當以全體國民的財富之總和來計算和測度，而不是按照國王的財富來測算的。史密斯還認為，最直接地創造社會財富的辦法乃是進行社會分工。勞動價值理論（labortheoryofvalue）直接地將勞動力的社會分工與商品交換過程聯系起來，商品標價是與每一商品生產過程投入的勞動力相關的。

古典經濟學理論實際上在此假定的是，每一個生產者,通過供應恰當數量的產出，將確定地獲得補償，足以“更新其自身的生產方式”。勞動價值理論表明循環流動具有不穩定性。如果勞動價值理論不成立，事實上經濟過程的循環性破裂了，那么，凱恩斯螺旋形下降模型所帶來的累積性生產效應將損害整個社會。

當然，古典政治經濟學家們沒有認識到的是，市場也有可能因內部協調全盤失靈而遭到破壞。“薩亞（Say，1767—1832)法則”，也即“市場法則”是政治經濟學內在的一種古典觀念，斷言：“邏輯上不可能遭遇整體的市場失靈”(CaporasoandLevine)。如果在周而復始的經濟流動過程中發生了某個環節的爆裂，那么，古典政治經濟學理論將無法供給一種修復機制，無力使裂縫彌合。因為他們不相信會出現這樣的裂縫。例如，凱恩斯主張財政赤字消費以刺激需求，即為著例。

古典學派的學者堅信，商品價格可以自由地上漲與下降，總是能夠發揮調節作用，保證滿足旺盛的市場需求，但是個體生產者計算錯誤，則是個例外。古典政治經濟學的范式是承認個體生產商和供應商存在計算錯誤的情況。

市場也可能并不接受某個經濟活動參與者所提供的商品。換言之，個體銷售者可以在市場找不到購買他商品的買方，但是，從整個市場來判斷，交易失靈（transactionfailure）不太可能發生。

按照古典政治經濟學理論必然要得出的結論便是個體生產商和銷售商在市場上會面臨尷尬境地。事實上這種困境催生了一種動機，按照古典政治經濟學的理論，這種動機將協助市場發揮分配功能。1800世紀的工業和技術革命發生之后，古典政治經濟學家預測道，某些類型的勞動力商品將發現他們在市場上“不對路了”，提供的服務不再是必需品了。古典政治經濟學家相信，本質上“失寵的”個體生產商必須開發新的商品以供出售，或者轉而學習新的勞動技能,市場終將回報他們。總之，古典政治經濟學家認為，個體生產商困境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也是暫時的。古典政治經濟學理論提及社會公共物品（societalpublicgood）的存在，界定為“對經濟活動參與者私人目的的滿足”。實際上古典政治經濟學理論體系重點放在開發資本存量以滿足公共物品的需要。遺憾的是，勞動力（labor）最終會被視為市場上的任何其它商品一樣的商品。如果存在勞動階級的話，對他們的制度性保護是極其有限的。工廠18小時輪班倒、童工剝削、骯臟的工作與生活環境，都是因為嚴格遵守市場自我調節原則所造成的。

按照古典政治經濟學理論，制度性的政治體制往往是與自我調節的市場經濟學相伴相生的。由于經濟活動參與者的逐利行為所無意間帶來的結果，政府的與政治的政策隨之形成。換句話說，政治要受制于市場經濟學。如此組織起來的社會，基本上為了經濟市場的便利和效率而存在的，也是由經濟市場的方便與效率而驅動的。

另一個殘酷的現實是，隨著時間的推移，自我調節性質的市場將推動工資水平向維持勞動人口的生計的趨勢發展。在后現代世界里,對勞動力的制度性保護得到了較大的發展，限制這種極度不公平現象對社會造成的破壞。這種巨大的困難造成人們在19世紀很難接受自由放任政策及放任主義經濟措施。史密斯“看不見的手”理論鼓吹自由放任政策，政府對經濟活動可以不加干預，公共機構也不得對之加以干預，由此導致勞動力工作條件惡化、貨幣工資收入減少。

古典理論建立在這樣的基礎上：商品的賣方花費金錢，增大消費，實現一種供需平衡。在一個古典政治經濟學理論假定的市場上，人們沒有什么持有貨幣的激勵，也即不存在什么“凱恩斯流動性偏好理論(Keynesianliquiditypreferencetheory)”。

4資本積累理論

在貨幣市場上，古典政治經濟學家認為利息率（interestrates）充分靈活，并隨著經濟情況的變化而作出適時調整，使之對經濟體中的投資與儲蓄達致平衡。古典學派（Classics）并不承認凱恩斯提出的“節儉反證（paradoxofthrift）”。

從古典學派的視角來看，個人生產商選擇支出還是儲蓄，關系不大。隨著生產商儲蓄增加，利息率將下調，刺激投資需求，抵消消費削減帶來的負面效應。這種消費削減是由于儲蓄增長造成的。

資本積累在古典政治經濟學體系下永遠是要受到市場上的儲蓄供應量的限制的。儲蓄是直接測算資本持有者賺取的再生產盈余或利潤的尺度。資本積累要同時受制于和取決于儲蓄的供應。古典政治經濟學家支持，實際上鼓吹不平等地分配財富和社會階層。生產資料的持有人在經濟循環流動過程中發揮著重要作用，將經濟盈余和利潤轉化成為新的資本，由此創造出新的市場，為勞動力提供就業機會，出賣售其勞動力。古典學派主張資源的不平等分配，以確保經濟擴張。古典政治經濟學的一個特征是私人對財富的積累以及私人對生產資料的所有權。私人財富（資本）的積累，在古典政治經濟學的范式中，會導致社會生產能力和效用最大化的增長。一個關鍵的假設是：整個社會的資本存量所能夠產生的生產能力總是被充分地利用。再者，新的資本存量的引入，包含最新的技術進步，隨著機器生產工藝的運用，都可能對勞動階級發生“去穩定性效果”。

5古典政治經濟學的總體評價及其影響

古典經濟學又稱古典政治經濟學、資產階級古典政治經濟學。是指大約從1750--1875年這一段政治經濟學創立時期內的除政治經濟學之外的所有的政治經濟學。其起源以大衛·休謨（DavidHume）的有關著作出版（1752年）為標志，以亞當·斯密(AdamSmith)的代表作《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出版（1776年）為奠基。后來創立的政治經濟學產生于對古典經濟學的批判。卡爾·馬克思曾這樣概括地評價：“古典政治經濟學是屬于階級斗爭不發展的時期的。它的最后的偉大的代表李嘉圖，終于有意識地把階級利益的對立、工資和利潤的對立、利潤和地租的對立當作他的研究的出發點，因為他天真地把這種對立看作社會的自然規律。這樣，資產階級的經濟科學也就達到了它不可逾越的界限。”但正是由于存在著這種理論的批判關系，古典經濟學也就成為了政治經濟學的重要來源。

參考文獻：

[1]Blaug,Mark,GreatEconomistsBeforeKeynes:AnIntroductiontotheLivesandWorksofOneHundredGreatEconomistsofthePast,Brighton:Wheatsheaf,1986.

[2]Jackson,Gerry,DefendingtheMarketAgainstInterventionistMythsandSocialistCriticism,Part2,TheNewAustralian,Number97,November,1998.

[3]Veblen,Thorstein,TheSocialistEconomicsofKarlMarxandHisFollowers,TheQuarterlyJournalofEconomics,Volume20,1906.

[4]王祖奇.凱恩斯國家干預資本主義思想的產生與時代[J].學術界.2009(06).

第2篇：勞動經濟學的研究起點范文

關鍵詞：民族經濟學；研究對象；民族性；內生性

民族經濟學自1979年創立以來，在學科歸屬、研究對象、研究方法上一直存在不少爭議，一些學者對民族經濟學學科發展持批判態度，另一些學者持擁護態度，但無論批判基礎上的否定還是批判基礎上的支持，民族經濟學這一學科在發展過程中確實面臨著“兩難困境”，其原因主要在于民族經濟學發展至今，尚未形成一個明確的和獨特的研究對象、研究方法、邏輯理論體系，甚至沒有獨立的核心概念即邏輯起點。盡管學者們提出了上述問題，但僅有少數學者提出了民族經濟學具有建設性和可操作性的建議。要厘清民族經濟學的學科性質和目前出現的概念上和理論邏輯上的模糊性，首先應該確定民族經濟學研究對象和研究范圍，通過比較和分析相關研究成果，對確立民族經濟學學科的發展方向、理論體系的構建都是非常必要的。基于此，文中提出以民族內生因素產出的矛盾作為民族經濟學的研究對象，以與大家進行探討。

一、關于民族經濟學對象的不同認識

民族經濟學的研究對象在學術界已有不同認識。黃云、王文長、黃建英等認為民族經濟學的研究對象是各民族的經濟問題，研究具體的各民族人民的經濟問題。施正一先生、施琳等認為民族經濟學的研究對象民族經濟問題，它是民族學和經濟學的交叉學科。李忠斌 等認為民族經濟學的研究對象是我國少數民族經濟本身所具有的特殊矛盾及其在社會經濟發展過程中的特點和規律。鄧艾等認為民族經濟學的對象是從微觀角度研究少數民族人民生活狀況和家庭經濟生活特點等。以上幾種認識都集中討論民族經濟學究竟是經濟學科還是民族學科。而劉永佶認為民族經濟學的研究對象應該是“在明確經濟的民族性前提下研究民族的經濟發展與關系的矛盾”。

通過以上幾種表述可見，民族經濟學的研究對象尚未達成統一。要么以民族人本身的經濟活動作為研究對象，要么以要么以民族地區的經濟特征作為研究對象；要么研究的范圍過于狹窄，規定為中國各個民族經的經濟問題研究；要么研究的范圍過于寬泛，從全世界、全人類的共同體去研究。即便是劉永佶教授為民族經濟學進行的創新性邏輯論證，但他是站在全人類鳥瞰的民族經濟學，讓學者們感到概念過度膨脹，似乎世界主流的經濟學都應被囊括在民族經濟學的理論之中，并且只要仔細閱讀由其主編的《中國經濟矛盾論》就會發現，《民族經濟學》和《中國少數民族經濟學》的體系都似乎是對《中國經濟矛盾論―― 中國政治經濟學大綱》和《政治經濟學大綱》體系的一種演繹，而內容則是對中國政治經濟學與其他民族學理論的歸納（當然創新的智慧在其內容中無處不在， 但從其構建的理論體系來說仍是不足的）。《民族經濟學》的理論框架與《中國政治經濟學》的理論框架本質是一致的，因為都是以勞動者主體而展開的對象、主義、方法、主題、內容、范疇、體系的規定，這樣一定會讓學者們質疑這樣一個問題，即究竟什么是民族經濟學，它與中國政治經濟學的區別何在？鑒于此種原因，本文更傾向于將劉永佶教授規定的民族經濟學看成是“中華民族經濟學”或者“中國政治經濟”（盡管這么看待也不盡合理）。

盡管如上所述，民族經濟學自創立以來存在諸多分歧，但是多數學者認同的是民族經濟學是具有二重性的：“民族性”和“經濟性”。因此在理論研究中應該從這兩點去尋找學科的研究起點、研究對象，只有規定了對象才能明確研究的方法和學科性質，進而獲得廣泛認同。

二、民族因素內生的民族經濟矛盾是民族經濟學的研究對象

只要“民族與經濟的辯證結合在理論形態上尚未溶于一體”，就永遠無法解決關于民族經濟學學科的分歧。各民族經濟活動的特征以及經濟矛盾都體現著本民族特征，民族因素與經濟因素在”理論形態上溶于一體”，要求研究對象應該是民族因素內生的民族經濟矛盾，即考察民族人口經濟和民族地區經濟規律的民族性根源。

將民族因素內生的民族經濟矛盾規定為民族經濟學的研究對象具有合理性。民族的含義決定民族經濟應突出民族性，也便于將民族因素內生于經濟理論和經濟模型研究。根據斯大林的定義，民族有四個因素，其中，共同經濟生活是民族經濟研究的重要內容，共同經濟生活表現在共同文化上。不同的民族具有不同的民族文化，這必定是因不同民族的經濟生活特點不同決定的。盡管隨著人與人之間的交往日益密切，斯大林定義中的四個因素在當今看來也許并不完備，但只要是存在著的人，一定有其社會屬性、階級屬性、民族屬性，在經濟活動中一定會表現出具體的屬性。譬如，像中國這樣一個多民族國家，各個民族有自己的語言特征、心理特征、文化特征。回族、藏族、蒙古族、壯族、苗族、赫哲族等55個少數民族以及漢族，他們有自己的語言、心理特征、文化特征等民族性特征，這些特征對其表現出來的經濟活動也不盡相同。譬如，回族信仰伊斯蘭教，由其飲食特征發展了清真餐飲業；藏族信仰佛教，農業生產中不愿意使用農藥成為產量低的影響因素之一；毛南族的“紅筵”、“搭紅橋”、“肥套”、“套三朝”①等迷信思想對本民族經濟活動有影響。這意味著各民族的經濟活動因內生的民族因素而呈現出不同特征，民族經濟問題研究也應突出民族性，民族經濟的研究對象應從各民族內在的特征去尋找經濟特征和經濟活動的主要矛盾，探尋民族因素內生的經濟規律。

三、民族因素內生的民族經濟矛盾與其他相關規定的區別

民族因素內生的民族經濟矛盾更加明確其研究內容，也更能反映研究的任務是要揭示民族因素對經濟影響的規律。首先，民族因素內生的民族經濟矛盾，表明不是簡單地用民族學的眼光去研究經濟問題；其次，民族因素內生的民族經濟矛盾觸及到了民族經濟特征的源頭性因素；最后，民族內生因素的民族經濟矛盾研究規定了主體的民族屬性。民族因素內生的民族經濟矛盾與其他相關規定的區別表現在：1.與“民族經濟是研究各民族經濟問題”相比，內涵更加明確。各民族經濟問題研究比較模糊，以至于一些學者認為是各個民族的經濟問題研究，比如，藏族經濟、蒙古族經濟、回族經濟等。同時，各民族經濟問題研究的是從寬泛的層面，諸如各民族的產業結構、就業結構、貧困問題、經濟增長問題等都屬于其研究的范疇，無法體現明確地體現經濟的民族性，也很容易致使學者用一般的經濟原理去分析經濟問題，這樣也必將陷入學術界關于民族經濟缺乏特殊研究對象和理論體系的質疑中。2.與民族經濟學是“是以研究民族經濟問題為對象的學科，它具有民族學和經濟學的綜合性質”相比，將民族經濟學的研究對象規定為民族性因素的內生的經濟矛盾研究，明確了民族經濟學是作為經濟學的分支學科進行研究的，這無疑對民族經濟學的長遠發展是有益的。3.與“民族經濟學是研究我國少數民族經濟本身所具有的特殊矛盾及其在社會經濟發展過程中的特點和規律”相比，民族因素內生的民族經濟矛盾研究這一規定除了在外延上更廣。除了研究中國少數民族經濟還可以研究世界民族經濟，不僅研究少數民族人口經濟還研究少數民族地區經濟，是民族性因素與經濟性因素融為一體的研究。4.與規定為“在明確經濟的民族性前提下研究民族的經濟發展與關系的矛盾”相比，規定為民族因素內生的民族經濟矛盾研究，不僅明確要在民族性前提下研究民族經濟矛盾，還表明要將民族因素作為民族經濟矛盾的內生變量，并由此能區分民族經濟學與中國政治經濟學，從而要求構建的理論體系也有所不同。

民族因素內生的民族經濟矛盾與一般經濟學存在著必然聯系。民族因素內生的民族經濟矛盾的規定是把民族經濟學作為經濟學的分支學科來構建的，其理論必定是在一般經濟理論基礎之上的改造，它將與一般經濟學的聯系具體表現在：1.與政治經濟學相比，政治經濟的研究對象規定為“生產關系”，社會生產中人與人的關系，是去民族的經濟研究，抽象了民族因素的、具有普適性的經濟研究。而將民族經濟學的研究對象規定為“民族因素內生的經濟矛盾”則正是“穿上民族服裝”的經濟矛盾和關系研究。2.與發展經濟學相比，發展經濟學的研究對象是發展中國家或不發達國家的經濟發展問題研究，是抽象了各民族經濟特征的一般經濟理論。民族因素內生的經濟矛盾研究作為民族經濟學的研究對象，不僅僅研究經濟的發展問題，而且還必須從民族性去探究其經濟發展規律。3.與區域經濟學相比，區域經濟學的研究對象是某一地理區域的經濟問題，是具有某種經濟特征和經濟發展任務的“經濟地理區域”。在民族經濟學的發展過程中，尤其是碩士和博士的學位論文大多研究的是中國某一少數民族地區的經濟問題，這恰恰也是學術界爭議或批判民族經濟學實際上是區域經濟學的“致命傷”。是少數民族地區為研究對象的經濟，故而不能作為一門獨立的學科而存在的緣故。民族因素內生的經濟矛盾研究作為民族經濟學的研究對象，是探索由民族的典型特征所引起的經濟特征的變化規律，比區域經濟學的研究對象更加符合民族的發展特性。因為地理區域在研究過程中對于有的民族而不能成為其根本的影響因素。譬如，生活在中國的朝鮮族和生活在朝鮮的朝鮮族相比，中國的朝鮮族雖然保留有朝鮮半島母體民族的部分文化，但也融合了中國的傳統文化，并且中國與朝鮮的經濟發展程度不同，經歷的社會變革不同，于是二者表現出不同的民族意識和不同的經濟特征，這并不是因為他們所在的區域不同，而是由民族性因素共同影響所致。因此，將民族經濟學的研究對象規定為民族因素內生的經濟矛盾，能夠更加準確地反映民族經濟學有別于其他學科不同的獨特的研究對象。

綜上所述，無論從已有的規定看，還是從與其他學科的區別看，將民族經濟學的研究對象規定為民族因素內生的經濟矛盾更能體現民族經濟學作為一門學科所存在著的獨特的研究對象，更能反映民族經濟的根本矛盾，也能更能明確民族經濟學的研究任務。

注釋：①源自毛南族的一個傳說，旨意是人能生兒育女，全家團圓幸福，都是萬歲娘娘的恩賜，到生下孩子后，選擇良辰還愿，殺十幾頭甚至幾十頭牲畜祭祀、還愿，這種風俗有時會把一些家庭弄得傾家蕩產，反過來，為了不因還愿而致貧，毛南族農民飼養牲口數量多，也是其收入的主要來源之一。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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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施正一.施正一文集（下）[M].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1.

[9] 施琳.論中國民族經濟學之路――發展軌跡與理論創新[J].黑龍江民族叢刊（雙月刊），2006（01）.

[10]李忠斌.關于民族經濟學學科體系建構的宏觀思考[J].思想戰線，2004（03）.

[11]鄧艾，李輝.民族經濟學研究思路的轉變[J].中央民族大學學報（ 哲學社會科學版），2005（02）.

[12]劉永佶.民族經濟學的主體、對象、主義、方法、主題、內容、范疇、體系[J].中央民族大學學報（ 哲學社會科學版），2007（05）.

[13]王建紅.論民族經濟學體系構建方法.世界民族，2010（03）.

第3篇：勞動經濟學的研究起點范文

【關鍵詞】政治經濟學，馬克思，批判

讀完《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那短短的那幾頁文字，雖然只是導言，作者所試圖闡述的“真理”便已經一覽無余。在感嘆誰如今還能有那樣的雄心壯志，去考察整個資產階級的經濟制度;還能有那樣的恒心和毅力，去完成對政治經濟學的批判的同時;更是感動于那句話，“在科學的入口處，正像在地獄的入口處一樣，必須提出這樣的要求：這里必須根除一切猶豫，這里任何怯懦都無濟于事。”即使是面對統治階級的強權，科學的真理容不得半點猶豫。

需要說明的是，盡管在文章開頭，作者就一直強調自己的見解是“多年誠實研究的結果”，是在前人的基礎上（利用不列顛博物館大量的政治經濟學資料），結合新的材料而最終形成的。但是，我們還是能在字里行間發現作者的潛在預設，其中最大的預設在于其歷史唯物主義的哲學觀點;即是說，歷史唯物主義是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的理論基礎。因此，以下的文字將著重從唯物史觀的角度來分析政治經濟學批判，論述唯物史觀對政治經濟學批判的影響，從而理解政治經濟學批判與歷史唯物主義的內在關系，并循著關系去理解馬克思的思想主張。當然，作者在寫作中所倡導的由抽象到具體再到抽象的方法也是我們應該學習的。

有觀點認為，政治經濟學批判是馬克思草創唯物史觀的中介，正是在對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和批判過程中，唯物史觀才得以誕生，誠哉斯言。青年的馬克思絕不是天生的者，相對意義上更是一個“青年黑格爾派”;但是很快，馬克思就完成了由主觀唯心到歷史唯物的轉變。而《萊茵報》對于馬克思來說，是其發生思想轉變的重要節點。1842-1843年間，作為《萊茵報》編輯的馬克思“第一次遇到要對所謂物質利益發表意見的難事”。“萊茵省議會關于林木盜伐和地產析分的討論、萊茵省總督就摩塞爾農民狀況與《萊茵報》展開的論戰、關于自由貿易和關稅保護的辯論”都促使著馬克思轉變既有的對歷史和哲學的興趣，從而轉向經濟問題的研究，對歐陸的社會主義思潮進行回應。

而在政治經濟學批判之前，馬克思對黑格爾法哲學進行了批判的分析，指出法的關系正像國家的形式一樣，既不能從它們本身來理解，也不能從所謂人類精神的一般發展來理解，相反，它們根源于物質的生活關系。將馬克思的思想同古典政治經濟學區別開來的一個重要規定性在于：在馬克思看來，政治經濟學所研究的對象具有歷史性的規定，資本關系是特定歷史階段的社會關系，資本主義社會是一定歷史階段中的社會，“人們藉以進行生產、消費和交換的經濟形式是暫時的和歷史性的形式”，而不能將之永恒化、超歷史化、并推廣到所有社會;一般意義上的唯物主義只是馬克思進入古典政治經濟學的理論入口，而要透視古典經濟學的內在邏輯，歷史性就構成了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的深層視野。

馬克思很明確地指出，傳統的政治經濟學將一般意義上的物質生產作為政治經濟學的起點，而這恰恰是將資本主義社會當成一種永恒的社會制度的前提，生產的資本主義形式規定被簡單化為生活資料意義上的物質的生產。而馬克思講資本主義意義上的生產勞動理解為只是物質意義上的生產勞動，這就抽離了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形式規定，而這種抽離又合乎其描述的資本主義生產的表象。馬克思并不是在人類的本質意義上來論述物與人的顛倒，而是認為其是歷史過程中的一種歷史事實;而資本主義的“拜物教”意識正是在這一過程中，這顛倒發生的事實下產生的。這也說明，在資本主義社會，生產勞動并不是一般意義上的物質財富的生產，也不是消費品意義上的單純的生產，而是能夠帶來剩余價值的勞動。

總之，馬克思認為從社會生產力和生產關系之間的矛盾去看，無論是哪一個社會形態，在它所能容納的全部生產力發揮出來之前，是絕不會滅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產關系，在它的物質存在條件在舊社會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絕不會出現的。當與生產在一定的階段相適應的社會狀態剛剛產生或者已經衰亡的時候，自然就會出現生產上的紊亂，雖然在程度和影響上會有所不同;這種紊亂必然地會導致分配、交換、消費的紊亂。區別于之前的理論建構，資本主義社會不再被看作是物質生產基礎上的超歷史的、永恒化的存在;而被放進整個人類社會的發展史，被看作這種表象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歸結為物與物、生產要素與人之間的結合，表現為人的物化和物的人格化。

是歷史時間序列上、資本邏輯下的某一個特殊階段;盡管資本主義社會仍然是以物質資料的生產與再生產為基礎。《政治經濟學批判》中對古典政治經濟學的批判是建立在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的哲學主張之上，與其基于物的生產以及歷史性的哲學視野是分不開的。由抽象到具體的邏輯路徑使得馬克思在表象之上建立了自己的政治經濟學體系，而對生產、分配、交換、消費等現象的分析使得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社會的論述有了更深的闡釋。簡而言之，《政治經濟學批判》是馬克思建立歷史唯物主義的中介，是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的哲學主張的一次學術實踐，是馬克思運用歷史唯物主義對資本主義社會以及洶涌的“社會主義思潮”的一次論證，是馬克思對未來科學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一次建構。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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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沈玉梅、張蘊慧：“政治經濟學批判是馬克思草創唯物史觀的中介”，《學術探索》，2010年10月。

[5]吳錦華：“政治經濟學方法探析―重溫〈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當代經濟研究》，2010年第06期。

第4篇：勞動經濟學的研究起點范文

1.體育經濟學的學科特點

1.1 復雜性

體育經濟學是運用經濟學理論研究體育領域經濟現象、經濟活動及其規律的一門應用性、綜合性學科。它是由體育學與經濟學相互滲透、交叉而形成的邊緣學科。作為一門交叉或邊緣學科，體育經濟學既具有經濟科學的屬性，屬于部門經濟學和應用經濟學，又具有體育科學的屬性，屬于體育社會學科群。體育經濟學的主要經濟理論基礎是政治經濟學、西方經濟學和產業經濟學。對體育經濟學頗具影響的體育社會科學學科，主要包括體育管理學、體育法學、體育營銷學、體育統計學（體育社會經濟統計學）、體育政治學、體育社會學、體育文化學、體育人類學、比較體育、奧林匹克運動等等學科，因此，體育經濟學的一個顯著特點就是復雜性。

1.2 抽象性

抽象性則是體育經濟學的另一顯著特點。不論是政治經濟學、西方經濟學還是產業經濟學，都是以解釋原理為主要任務，而理論本身的任務就是抽象。抽象是從眾多的事物中抽取出共同的、本質性的特征，而舍棄其非本質的特征。例如蘋果、香蕉、梨、葡萄、桃子等，它們共同的特性就是水果。得出水果概念的過程，就是一個抽象的過程。抽象就是抽取事物的共同特征或本質特征，舍棄不同特征。正是這種抽象化能提供幫助人們掌握體育經濟規律和把握體育經濟關系的線索。馬克思在《資本論》中說得好“分析經濟形式既不能用化學試劑，也不能用顯微鏡，二者都必須用抽象力來代替。”

1.3 基礎性

對于體育專業的本科學生而言，學習該領域所需的背景知識還基本上處于空白狀態，通過體育經濟學的學習就是要建立起基本的學科背景知識，為后續的學習與實踐提供一個知識平臺和基礎。比如，通過學習消費者行為理論，為進一步研究體育消費問題奠定基礎；通過學習生產行為理論，為進一步研究體育廠商決策奠定基礎；通過學習市場結構理論，為進一步研究體育市場競爭和壟斷問題奠定基礎；通過學習微觀和宏觀經濟原理，為進一步學習體育管理原理和解決體育管理實務而奠定基礎等等。

2.體育經濟學課堂教學創新的原則

2.1 學以致用，將理論與實踐相結合

在體育經濟學的教學過程中，教師應該在準確理解教材知識內涵的基礎上，能夠加以變通，靈活運用，通過一些行之有效的做法讓學生切實感到專業基礎課的實用價值，譬如引入案例教學，用“上大學值嗎？”學生自身涉及的問題作為案例進行教學，使學生試著分析上大學的成本與收益，從而更深入地理解“成本與收益的關系”；另外，可以鼓勵學生參加社會實踐，并將實踐中遇到的問題用經濟學理論進行分析，以增強他們理論與實際緊密結合的意識。體育經濟學的教學通過強調學以致用，來提高學生將理論用于實踐的能力，使學生對體育經濟學的學習實現知識向認知上的飛躍。

2.2 興趣為先導，將快樂元素融入課堂

興趣是學習的無形動力，會對未來的活動起準備作用，并對正在進行的活動起推動作用。因此，在體育經濟學的教學過程中要貫徹以興趣為先導，將快樂元素融入課堂的原則，一定要大量采用新的教學手段，通過深入淺出的方式，實現寓教于樂、提高課堂教學效率的目的。在教學中可以采用課堂辯論、游戲比賽、角色扮演、故事講述、商戰模擬等多種方式，將枯燥的理論內容用各種有趣的形式進行轉化或詮釋，讓學生感到體育經濟學的新奇與樂趣，在興趣的驅動下更好地投入體育經濟學的學習之中。

2.3 嚴謹治學，將課前、課中、課后高效整合

恐怕許多中國人都會熟知馬克思的這段故事。馬克思當年在大英圖書館里寫作《資本論》，固定坐在一個座位上，數年下來，桌子下面竟然留下了磨出的腳印。這段故事正如他所指出的‘在科學上沒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勞苦沿著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達到光輝的頂點。所以，在體育經濟學的教學中，必須貫徹嚴謹治學的學風，教師以身作則精心備課、不斷建設并創新課堂，學生做到課前預習、課堂認真聽講、課后即時復習和完成作業，將有限的時間圍繞教學內容進行有效整合，通過勤學苦練，使學生提高自身的學習能力。

3.體育經濟學課堂教學創新的有效形式

體育經濟學課堂教學創新可以從開場白的主題引入、難點講解創新、理論解析創新、知識鞏固創新等幾方面進行，合理運用名家經典、案例分析、角色扮演等多種形式，提高課堂教學的知識性、生動性和趣味性。

3.1 通過熟悉的故事、文藝作品或茶余飯后的熱點問題，引出課堂需討論的理論要點

每堂課的教學作為老師和學生來說，都是一個新的起點，課堂的開場白是提升課堂效率的關鍵點，成功的開場白能促使學生激發學習的興趣，注意力迅速集中，使師生互動進入良性循環，因此，精彩的開場白是課堂成功的關鍵之一。經過課堂實驗，發現通過熟悉的故事、文藝作品或茶余飯后的熱點問題，來引出課堂需討論的理論要點，往往能縮短學生對課堂的陌生感，能迅速融入課堂的教學之中。例如從黃宏、鞏漢林買釘子的小品引出供給的概念、從排隊買奧運門票現象引出彈性問題、從朝三暮四的故事引出消費者偏好的概念、從折扣和優惠券引出價格歧視問題等方法。

3.2 運用名家經典，使學生了解經濟學的核心原理

體育經濟學課程教學的目的與任務在于使學生學習經濟和體育相結合的科學的分析思想和分析方法，掌握經濟學的概念、原理和基本框架，并能運用彈性分析、邊際分析、成本收益分析及最優化分析等經濟分析方法分析和解釋現實體育經濟問題，并為后繼的其他專業課程學習打下堅實的基礎。經濟學的概念和原理的闡述是個難點，可以運用名家經典，使學生了解經濟學的核心原理。例如亞當斯密提出的“看不見的手”來形象解釋價格理論；薩繆爾森的名言“你可以將一只鸚鵡訓練成為經濟學家，因為它所要學習的只有兩個詞：供給與需求。”從而提出供給與需求的重要性‘深奧無比”的科斯定理，是通過一個簡單的“牛群到舭鄰的谷地里吃谷”的故事來完成的等等。在西方經濟學的發展中，一些經濟學大家的經典故事和名言使經濟學原理理解起來更為透徹，也使經濟學增添了更多的趣味性。

3.3 借助案例分析，講解帕累托最優和帕累托改善等理論

帕累托最優是以提出這個概念的意大利經濟學家維弗雷多帕雷托的名字命名的。維弗雷多帕雷托在他關于經濟效率和收入分配的研究中使用了這個概念。帕累托最優是資源分配的一種狀態，在不使任何人境況變壞的情況下，而不可能再使某些人的處境變好，也就是一種“雙贏”的理念；帕雷托改善是一種變化，在沒有使任何人境況變壞的前提下，使得至少一個人變得更好。可以用排隊打水的案例來予以解釋。幾個人拎著水桶在一個水龍頭前面排隊打水，水桶有大有小。他們應該怎樣排隊，才能使得總的排隊時間最短，達到最優。最優化方案是打水的人，按照他們水桶的大小，從小到大排隊。這樣安排，花在排隊上面的總的時間最短。這一案例涉及到了帕累托改善，讓大桶者換到后面去，雖然許多人改善了，但是大桶者本人卻受損了，所以這并不是帕累托改善。通過此番理解，能使學生更好地加強對帕累托最優和帕累托改善等理論的認識。

3.4 利用角色扮演，加深對效率工資和博弈論等理論的理解

效率工資是企業激勵機制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指廠商主動地把雇員工資提高到市場均衡水平之上的一種理論。效率工資雖然提高了工資，但由于提高了勞動生產率，反而使生產成本降低。可以通過“周扒皮”與“王善人”的角色扮演來講解效率工資原理“周扒皮”這一角色是來自于高玉寶《半夜雞叫》中的一個財主，其特點是對長工刻薄，每天半夜學雞叫騙長工多干活，食宿條件差，工資很低；而“王善人”這一角色則是另一個虛構的財主，其特點是對長工非常友善，給較好的食宿條件，給較高的工資，讓長工按正常的作息時間工作。雖然從表面上看“王善人”比“周扒皮”付出了較高的生產成本，但實際上由于長工的勞動效率和勞動質量更高，所以真正的贏家還是“王善人”。通過讓學生進行兩種角色的扮演，加深了對效率工資理論的理解。

博弈論又被稱為對策論，是指二人在平等的對局中各自利用對方的策略變換自己的對抗策略，達到取勝的意義。可以用囚徒困境中警察和小偷的角色扮演來加深對博弈論的理解。

3.5 通過課堂辯論，更好地認識成本與收益等原理

成本也稱生產費用，是指廠商在生產過程中使用的各種生產要素的支出，即投入的各種生產要素與其價格之乘積的總和。經濟學所說的成本簡言之分為兩種，一是實際發生的成本，即會計成本，另一個是機會成本。會計成本是廠商在生產過程中按市場價格直接支付的一切費用，機會成本是指廠商將既定資源用于生產某種商品時，所放棄的使用同量資源在其他生產用途上所能得到的最高收入。廠商的收益可分為總收益、平均收益和邊際收益。從純經濟學角度看，收益大于成本的預期是人們行為的基本出發點，因而是人類社會的首要理性原則。通過課堂辯論，圍繞“上體育類本科值與不值”的主題，將學生分為正方、反方與觀眾三個部分，正方觀點“上體育類本科值”，反方觀點“上體育類本科不值”，正反雙方展開辯論，最后由觀眾投票決定勝者。通過這樣的課堂辯論，使學生更好地認識了成本與收益等原理，也能有效地調動學生學習體育經濟學的積極性。

3.6 通過例題分析與計算，能進一步鞏固所學知識

在學習體育經濟學的過程中，分析與計算法也是不可或缺的。教師通過原理講解之后，可輔之完成一些選擇或計算題，能促使學生對所學理論進行準確把握，加深對其的理解和認識。例如學習需求和供給的原理之后，可以練習一些選擇題加深印象，如題一，教練員工資提高將使俱樂部產品（）？答案為A.需求增多B.需求減少C.供給減少D.供給增多；題二，假設用于生產運動鞋的皮革價格上漲，結果，運動鞋的供給（），供給曲線向（）平移？答案為A.增加，右B.增加，左C.減少，右D.減少，左。另外，學習了效用理論，可以完成如下計算題，假設消費者小王用80元人民幣全部購買X和Y體育商品，X和Y體育商品的價格分別為100元和200元。①請寫出小王的預算方程并畫出預算線。②當效用最大時，X商品對Y商品的邊際替代率為多少？③為獲得最大效用，他會購買多少單位X和Y商品？如此通過大量例題的分析與計算，使學生對所學知識能進一步加以鞏固和強化。

 

3.6 結束語

第5篇：勞動經濟學的研究起點范文

關鍵詞:馬克思經濟學;西方經濟學;邏輯起點;抽象勞動;人的本質

中圖分類號:FO-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0438-460(2012)03-0026-08

馬克思經濟學范式與西方主流經濟學范式兩大理論體系的對立,很大程度上來自于經濟學方法論的差別,兩種理論體系的差別充分體現在經濟學邏輯起點的分歧。只有深入分析這兩種經濟學理論體系的分歧點,充分吸收容納馬克思經濟學和西方經濟學合理的基本內容,才能夠在西方經濟學本土化的重建中尋找到新的研究對象和新的方法論體系,經濟學研究才能解決時代所賦予的新問題。

一、經濟學邏輯起點的特性:抽象特征和唯一性

每一門學科都有自己特定的理論體系,每一種體系都有各自的邏輯結構,因而必有一個邏輯起點。理論體系是由一系列概念、范疇、命題等共同構建的完整的結構性知識,邏輯起點作為理論體系中的“元概念”,它不但構成了研究對象中最基本、最抽象的范疇,而且也包含了整個理論體系中最核心的矛盾,對于該理論體系的形成發展具有直接的影響和基本的制約作用。

關于邏輯起點的特征,黑格爾在其《邏輯學》中曾提出三條質的規定性:

第一,邏輯起點應是一門學科中最簡單、最抽象的范疇。

黑格爾把最簡單、最抽象的“純有”作為邏輯的開端,所謂“純有”就是對一切事物的高度抽象和概括,它是最簡單、最一般的概念,也是最抽象的概念。他指出,“這個概念可以看做是絕對物最初的、最純粹的,即最抽象的定義”。(1966:59)黑格爾以“純有”作為邏輯的開端是與他的從抽象上升到具體的邏輯方法所分不開的。為了適合由抽象上升到具體這一方法的要求,開端必須是最單純、最抽象的東西。

第二,邏輯起點應揭示對象的最本質規定,以此作為整個學科體系賴以建立的基礎,而理論體系的全部發展都包含在這個胚芽中。

黑格爾論述了邏輯學開端所包含的有與無的對立統一性,指出“純有”是有和無的統一。黑格爾說“開端包含有與無兩者,是有與無的統一;——或者說,開端是(同時是有的)非有和(同時是非有的)有”(1966:59)。矛盾在邏輯體系的開端中就已經存在,盡管還處于隱含的、未充分表露的原初狀態,但是已經蘊含了整個進程發展的全部基因。

第三,邏輯起點應與它所反映的研究對象在歷史上的起點相符合(即邏輯起點應與歷史起點相同)。

黑格爾在邏輯史上第一個提出了邏輯和歷史一致的思想,他說:“在哲學歷史上所表述的思維進展的過程,也同樣是在哲學本身里所表述的思維進展的過程,不過在哲學本身里,它是擺脫了那歷史的外在性或偶然性,而純粹從思維的本質去發揮思維進展的邏輯過程罷了。”(1980:55)黑格爾在論述了他的邏輯和歷史相一致的思想后,接著特別提到了邏輯的開端,他說:“但這里須首先提出的,就是邏輯開始之處實即真正的哲學史開始之處。”(1980:191)

黑格爾認為必須同時滿足這三條規定性的范疇才能作為邏輯起點,這也是作為邏輯起點的基本要求。

對比分析黑格爾所提出的關于邏輯起點的三條規定性特征,可以看出,第一條論述的是邏輯起點在學科體系中所處的抽象層次;第二條論述了邏輯起點與研究對象關系的本質抽象一致性,即邏輯起點的抽象性應受它所反映的研究對象的限制——既不可抽象不足,也不應抽象過度;第三條則論述了邏輯起點與研究對象歷史的社會關系的一致性,即邏輯起點應與歷史起點相同。

應該看到,黑格爾關于邏輯起點的質的規定性的要求,是基于自身的邏輯學、哲學體系構建的背景下提出來的,是關于理論體系中邏輯起點的一般性特征的論述。馬克思政治經濟學體系深受黑格爾哲學的影響,眾所周知,馬克思就是從“商品”這個最簡單、最抽象的邏輯起點出發的。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利用商品作為邏輯起點展開關于資本主義經濟形態的論述,論證了資本主義經濟的全部多樣性都以胚芽的形式存在于商品之中,進而建構起經濟學全新的理論體系。置于經濟學研究的學科體系之下,關于經濟學邏輯起點的質的規定性,應該在黑格爾論述的基礎上,結合考察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把“商品”作為邏輯起點進行理論建構的過程及經驗,有必要做進一步的分析和表述。

關于邏輯起點的確立,馬克思認為,學科研究與敘述總體上應遵從“具體——抽象——具體”的邏輯結構。在具體研究中,馬克思分別采用了以本質抽象為特征的研究方法和從抽象上升到具體的敘述方法,從而形成了一整套科學的經濟學研究方法。

第6篇：勞動經濟學的研究起點范文

論文摘要:經濟學研究需要從“問題”中升華出政治經濟學的“最高理論”—總體政治經濟學，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必須以這一科學范式作為明確的理論指導，其主體內涵是通過勞動過程整體歷史(演化)觀，重建政治經濟學的總體分析框架:勞動過程一價值一資本一市場經濟，從而使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分析內生于歷史邏輯過程。這一范式并不意味著對于勞動價值論的任何的放棄，而是著眼于將勞動價值論基礎上的具體經濟理論邏輯及現實邏輯作為分析范式中的重點。

一、引論

恩格斯指出:“政治經濟學本質上是一門歷史的科學。它涉及的是歷史性的即經常變化的材料;它首先研究生產和交換的每個個別發展階段的特殊律，而且只有在完成這種研究以后，它才能確立為數不多的、適用于生產一般和交換一般的、完全普遍的規律。其表述的涵義有二:其一，政治經濟學只有“一門”，就是總體表達唯物史觀的政治經濟學體系，政治經濟學的階段特征沒有也不可能掩蓋其總體性，而只會是顯露出政治經濟學的內部結構隨歷史研究對象的發展而發展的特性;其二，廣義體系與狹義體系的區分，既是相對的，又是歷史發展的，因此，如果說依據歷史發展的階段性和具體研究對象的不同，一般而言，可以將誕生以來的政治經濟學研究劃分為:處于資本主義社會的政治經濟學和處于社會主義社會的政治經濟學，那么，后一體系本身又必然以前一體系為既定前提和發展條件，從而顯露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經濟學在本質上應具有總體政治經濟學的理論性質。總之可以說，總體政治經濟學乃是政治經濟學不斷發展本身所形成的一種內在歷史結構。

首先，簡要的說，在政治經濟學創立的初期(對應于經典作家的1840-1850年代的研究).為了資本主義革命批判任務的客觀需要，經典作家確立的根本研究任務是，以廣義政治經濟學為切人，努力形成一般分析與特殊分析的結合，并最終促成“科學批判分析”。通過這一初創的研究，政治經濟學被規定為關于唯物史觀的總體經濟學表達，是關于唯物史觀的總的經濟學證明和運用。這一時期的經典總體政治經濟學研究著作包括《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德意志意識形態》、《哲學的貧困》以及《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等等。

其次，相應在政治經濟學的逐步科學形成和發展時期(其典型標志和核心形式是經典作家圍繞《資本論》的研究)，也正是通過一般分析與特殊分析在資本主義對象內科學結合的完成，以《資本論》這部光輝著作的系統創作為載體，總體政治經濟學的科學闡釋才真正具有可能。恩格斯的分析表明，《資本論》是一項“范圍如此之廣和材料如此之多的科學研究”，它科學地認識到“要使這種對資產階級經濟學的批判做到全面，只知道資本主義的生產、交換和分配的形式是不夠的，對于發生在這些形式之前的或者在比較不發達的國家內和這些形式同時并存的那些形式，同樣必須加以研究和比較，至少是概括地加以研究和比較”，而“到目前為止，總的來說，只有馬克思進行過這種研究和比較，所以，到現在為止資產階級以前的理論經濟學方面所確立的一切，我們也差不多完全應當歸功于他的研究。”歸根結底，《資本論》的總體研究性質不僅僅是關于方法論本身的，也是對于總體方法論與政治經濟學理論體系的內在結合的一種奠基。

第三，在政治經濟學的實際運用和具體發展時期(即對應于經典作家之后的正統研究者的研究)，經典作家之后的正統研究者確實嚴重忽略了總體方法論與政治經濟學理論體系的內在結合這一關涉體系發展的重大理論問題。具體表現為理論與法乃至內容與方法在方法論研究上的開始斷裂，致使在實際運用與理論具體操作中的批判邏輯和建設邏輯的兩分研究的狀況及趨勢逐漸得到強化。在教學中，政治經濟學被兩分為“資本主義部分”和“社會主義部分”，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不僅完全與資本主義政治經濟學邏輯脫離，甚至在研究上直接對立，的正統研究方法日漸教條化。這一硬化的“正統’，一定程度上已經破壞了政治經濟學的總體性，使“歷史”成為簡單和斷裂的，而不是完全相反的復雜和連續、累積的。所以，誠如盧卡奇令人信服地指出:“問題中的正統僅僅是指方法……只有在這種把社會生活中的孤立事件作為歷史發展的環節并把它們歸結為一個總體的情況下，對事實的認識才能成為對現實的認識。”所謂總體政治經濟學，乃是從總體方法論角度對于政治經濟學研究所涉及對象的一種總體分析和全面理解，即總體政治經濟學不僅包括狹義分析(對于特定歷史發展階段的特殊經濟系統分析)，必然同時包括廣義分析(對于人類勞動和生產過程的總體一般分析)，或者說，在科學的總體政治經濟學分析框架之內，狹義政治經濟學和廣義政治經濟學應該是不可偏廢、有機統一的。雖然政治經濟學的不斷發展屬性，使這一結合乃至統一同時具有顯著的時代性和歷史階段性特征，但總體性仍然是內在的分析邏輯。從這一意義而言，我們將要剖析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總體政治經濟學應該是批判邏輯與建設邏輯的有機統一，以及深層次地包括了理論與方法的有機統一分析，等等。

二、總體政治經濟學分析范式的科學內涵

這一理論剖析，可集中在總體政治經濟學分析的內核方法和邏輯框架的兩個有機聯系方面。

先來看第一方面。政治經濟學的總體性伴隨著方法論的不斷發展而得到發展和成熟，所以，迄今為止的總體政治經濟學分析的內核方法，作為總體方法論的具體化和經濟實現形式，突出體現為一種“總體經濟結構分析方法”。簡單示意如下表。

表中，社會總體經濟結構被表達為“生產方式十生產關系”，準確地說，是以特定形態生產方式為基礎、與之相結合并反映其變化的社會生產關系。因而，社會總體經濟結構在層次劃分上可以區分為微觀、中觀和宏觀的具體生成系統，表明生產關系生成系統本身決不只是社會經濟結構的全部，而且它作為“最高層級”的經濟結構和經濟形式，必然由“較低層級”的經濟結構和經濟形式所決定，這就是生產力一生產方式一生產關系的一般作用原理。根據這一分析，看來波普爾將馬克思學說系統地簡化為一種“決定論”來理解的真正危險之處不是在于“歷史決定論”本身，而是在于人為制造了歷史決定論與科學決定論的邏輯矛盾。簡言之，馬克思關于決定論的論述所包括的三個層級關系，即物質技術或生產力決定層級、經濟或生產關系決定層級以及社會意識形態決定層級，不是相互割裂的，而是辯證的。馬克思的科學敘述一再表明決定論是科學的整體決定論，其基本邏輯是:生產力對于總體社會經濟系統的決定不會是簡單、直接的，或者以某種線性形式進行，而是伴隨有社會中介條件和過程的不斷生成的一種經濟結構形式的決定，本質上乃是一個生產力決定作用的逐步社會累積發展過程。

第一，社會總體經濟結構的經濟變遷過程指認社會經濟系統的本質結構和發展結構，這一分析最終可以表明，政治經濟學始終是一門關于真正意義的動態經濟過程分析的歷史科學。具體而言，包括勞動過程、生產組織及相應的所有制一產權一管理制度三個子系統構成內容層級。它表明:(1)社會總體經濟結構的真正基礎乃是特定歷史形態的勞動過程(演化)結構，包括社會經濟系統所需的全部技術條件和物量基礎兩方面內容，通過技術結構(即勞動的物質技術條件組合系統)向社會結構(即勞動的社會組織條件或分工和協作系統)的對接和轉換，從而最終實現勞動物量的社會化;(2)生產組織對于實現勞動與生產方式的結合始終具有直接的社會中介作用，內生于從特定勞動過程向社會生產方式進行歷史變遷和轉化的過程之中;(3)因而，勞動過程和生產組織一起進一步真正構成了生產社會性質的現實基礎，決定勞動者和生產資料的特殊結合方式的具體形態，即表現為具體的所有制形態以及在此基礎上的社會產權形式和經濟管理制度形式。

第二，社會總體經濟結構的經濟運行形式指認社會經濟系統的形式結構，相應，這一具體分析是為了充分揭示和展現經濟有機體的內在運行機理以及表層結構，從而使之具有某種程度上的數理表達特性，如可以表征為“在時間和空間里有確定位置的一個經濟整體的特性的那些比例和關系”，等等。作為本質層次的外化和實現，經濟運行形式對應地具體化為社會勞動形式、社會生產形式以及社會經濟分配方式和形式等不同的運行層級形式。它表明:(1)就完整的勞動過程本身包含著勞動方式(作為勞動的物質技術和社會組織條件)和勞動形式(作為勞動結合和交換形式)而言，作為社會生產力的表層結構，勞動形式不過就是特定形態的勞動分工和協作或勞動技術組織條件的社會實現形式;(2)作為勞動(分工)形式的直接社會加總—“到目前為止的一切生產的基本形式是分工”，因而社會生產形式在內涵上即表現為生產者之間的具體不同的社會經濟聯系形式，表現為基于特定生產組織形態的一種經濟運行方式，如基于家庭生產組織的自給自足資源配置方式以及基于企業生產組織的市場資源配置方式等;(3)同樣，完整的生產社會形式由于要全面反映勞動和生產組織的社會性質以及勞動和生產過程運行的社會全貌，因此系統包括以所有制、產權及管理制度為基礎的或與之直接對應的社會經濟分配方式和形式，這顯然同時是特定社會生產關系在內容構成上的具體化。

總起來看，生產力決定社會生產過程或經濟結構的變遷和運行的機制是這樣的:特定勞動過程一社會勞動形式一生產組織一社會生產形式一生產的社會形式。它的深刻內涵包括:(1)總體生產方式包括勞動方式(作為微觀層次上的物質生產方式)、生產形式(作為宏觀層次上的物質生產方式)以及生產的社會形式(作為社會生產方式本身)三個層次⑩，從而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矛盾作用運動具體化為完整生產方式內部結構的運動;(2)從勞動過程到生產過程的社會總合的經濟運動，作為生產力一生產方式一生產關系一般原理的具體運用，無疑深化了既有的二重性經濟理論，并可能重塑馬克思經濟理論體系的研究邏輯路徑;(3)從科學決定論的方法論出發，作為一種“新的理論構造”，勞動過程理論的時代和現實意義在于賦予勞動價值分析的結構內涵，從而可能重塑科學勞動價值理論體系的內部理論構成關系，實現勞動過程分析和剩余價值分析的內在結合。

進一步從第二方面看，從完整勞動過程二重性(包括勞動技術過程和勞動社會過程)出發，需要將《資本論》中的狹義邏輯論證框架—作為“商品一資本一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擴展為總體邏輯論證框架:勞動過程一價值一資本一市場經濟。因為不僅馬克思的科學資本主義批判本身就是批判邏輯與建設邏輯的直接的統一，也就是同時包括了對資本主義的“從正面，即從促進一般的社會目的的方面來加以闡述”以及“從反面來表述它的規律”兩方面的內容要素，而且《資本論》本身也是勞動二重性邏輯的直接展開，也就是分別作為“資本主義本質論”和作為“資本主義市場經濟論”。在《資本論》中，勞動技術過程的直接規定是勞動過程的自然屬性，勞動社會過程的直接規定則是“資本家消費勞動力的過程”的社會屬性，從而，馬克思認為，在資本主義規定性上勞動二重性與生產二重性取得了內在的一致，并構成社會抽象勞動一資本關系基礎上的“資本積累一經濟結構”圖式。但是，即使僅就資本主義過程而論，社會生產或資本積累過程也總會與特定勞動過程相聯結并以之為基礎，反過來，每一勞動過程的新形式的形成則會推進一種新的社會積累體系或結構形式。由此使得這種分析本身帶有兩個新特點:

第一，價值決不只限于狹義價值，而首先是一個總體價值的概念。在資本主義過程中，狹義勞動技術過程被直接簡化和還原為勞動社會過程，社會總資本代表了簡單勞動過程的完全的社會加總，社會價值關系體現為既定社會總需求結構下的社會抽象勞動關系。在廣義勞動歷史演化過程中，由于社會總需求結構不變假定的放松，價值首先體現為一種“勞動效用關系”—作為勞動過程的社會結合概念，其真實內涵是總體勞動過程視闌對于簡單勞動過程視闌的替代。總括兩方面的論述，價值總體地乃是“勞動對效用的關系”。總體價值概念表明:價值作為社會作用中介，也是一個總體過程，是“勞動過程一商品一資本”過程與“勞動過程一企業一資本”過程的一種復合。關于前一過程，馬克思給出的社會經濟總攬的公式是“商品價值構成”，由此引出資本的各種物質形態，引出狹義資本總公式;相應，對于后一過程，則可以相對給出“企業價值構成”的社會經濟總攬公式，由此引出資本的各種人力形態，引出人力資本的社會規定。由此，基于完整的價值概念，可以得到總體資本形態，也就是作為物質資本形態和人力資本形態的統一。

第二，直接嫁接在總體資本規定之上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分析。與資本的總體形態對應，資本總體規定則作為歷史規定(積累起來的歷史勞動過程)和社會規定(積累起來的社會抽象勞動)的統一，或者說，乃是生產方式和生產關系的有機統一。這一規定使資本概念成為社會總體經濟結構的最為突出的表征，從而通過總體資本的社會作用中介，經濟總過程事實地裂變為“勞動過程一價值一私人資本一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過程以及“勞動過程一價值一公有資本一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過程。前一過程發展了資本和勞動的社會對立關系，在資本主義范圍內，則確立了私人資本的牢不可破的社會主導地位:資本是“沒有任何日期”的歷史存在權，資本所有權是“一種普照的光”，“它必須成為起點又成為終點”，因而擁有“支配一切的權力”;后一過程發展了物質資本和人力資本的生產協作關系，使得“企業所有權”能夠游離于資本所有權進行經濟生長，從而企業不僅作為勞動生產率單位因而作為社會經濟系統的微觀基礎，也同時作為產權經濟組織因而作為社會經濟系統的現實基礎和社會載體。總括兩方面的論述，社會主義勞動過程根本不同于資本主義勞動過程之處在于，它不僅是一個從具體勞動過程向抽象勞動過程進行社會轉化和還原的價值增殖過程，而且更為重要的，還是一個在生產專業化以及生產和諧兩方面均占有效率優勢的價值和諧過程。根據這一觀點，無疑，社會主義勞動過程對于資本主義勞動過程的繼承和發展，不僅將體現在對于“只有作為資本的人格化，資本家才受到尊敬”乃至“作為價值增殖的狂熱追求者，他肆無忌憚地迫使人類去為生產而生產，從而去發展社會生產力，去創造生產的物質條件”的生產經營信條的歷史否定和揚棄，而且必將體現在實際勞動過程現實地成為真正意義上的社會總體勞動過程中。

總之，對于總體政治經濟學而言，商品不再簡單地成為(或表現為)社會經濟系統的基本單元形式，因為它本身是一個歷史和“被決定”的范疇，替代它的將是更為基礎和根本的概念—勞動過程;而既然社會經濟系統首先面對乃至需要解決的是無數個千差萬別的單個勞動過程的社會結合問題，那么，經濟學不僅需要分析社會經濟結構的各個單一形成要素，而且需要細致地理論剖析和闡明它們各自在總體結構中的地位及其內部有機聯系，并努力地將之推進到經濟運行的現實表層結構進行分析。

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總體政治經濟學分析的重點

以上的論述并不表明勞動價值論在總體政治經濟學分析體系中的缺失，相反，更加凸顯其中心的地位與作用，尤其是作為社會主義理論經濟學的內核基礎。因此，當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總體政治經濟學分析的重點乃是在于，科學確立勞動價值論和經濟理論體系的各個具體理論層面之間的內在邏輯關聯，打通勞動價值論發揮功能的兩個基礎:理論基礎和方法基礎，實現理論與方法的一體化。這一研究是通過不斷理論建設和利用完整、科學的勞動價值理論體系來達到的。具體而言，從理論基礎的角度，勞動價值論與價格理論、企業理論和宏觀經濟理論之間的邏輯聯系，除開馬克思在《資本論》中系統論述的狹義價值生產、創造和轉型及狹義價值流通、實現和分配諸理論，還應當包括具有廣義內涵的價值創造、轉型乃至實現和分配等理論;與此相應，從方法基礎對應的角度，總體經濟結構分析必然會進一步具體化為基本經濟分析和基本制度分析等方法，前者如基于勞動的平均一邊際分析方法、成本一收益分析方法，后者如基于勞動的演化一博弈分析方法，等等，從而，在總體政治經濟學體系內，通過理論基礎和方法基礎的對接以及有機結合，最終能夠實現馬克思經濟理論的科學意識形態功能和科學方法工具功能的完美統一。

從現實邏輯看，關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基本制度分析，即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的結構和層次性的認識問題，則成為當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總體政治經濟學重點分析中的難點問題。這是因為:其一，社會主義經濟轉型和發展就其實質而言，乃是社會主義總體經濟結構變遷過程基礎上的經濟發展及運行模式的不斷變革和調整，因而需要整體處理好經濟變遷過程與經濟運行形式之間的辯證關系，并在經濟轉型、發展與經濟改革間創設適當的制度和結構形式作為調整工具變量和中介條件;其二，從勞動價值論的總體經濟結構分析內涵出發，單純的經濟分析只是有助于經濟結構的數量特征的認識，而無助于社會經濟結構的深層次的質的特性的剖析，因此需要實現單純著眼于經濟利益分析的“共量化空間”與著眼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深層結構分析的“制度化空間”的互補和結合;其三，與新古典對于市場的看法完全相反，馬克思框架內的市場概念既非完全靜態的，又非純粹工具概念，而根本地是一種“制度演化空間”，因此，由社會主義經濟轉型和發展而引發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構建，既是一場涉及經濟全局的深刻的大規模制度變遷，是一種自然歷史過程，又同時是介于經濟理論和經濟現實之間的巨大的中間過渡與連接地帶，從而是具有設計性和靈活性的一種自覺秩序，這極大地增進了經濟實施和操作過程中的異常復雜性、不確定性，使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真正具有前無古人和偉大空前的經濟實踐的內涵屬性。

第7篇：勞動經濟學的研究起點范文

關鍵詞：產業集群，理論，評析

1.導論

產業集群(industrial clusters)理論或學說一直是區域科學研究的重要內容，因為區域科學中研究問題的起點就是哪些因素影響了經濟活動的地理分布，即解釋集聚的如何產生。特別是20世紀70年代以來，產業集群理論或學說更是成為了區域科學研究的重要課題。所謂產業集群是指屬于某種特定產業及其相關支撐產業或屬于不同類型的產業部門由于種種原因在一定區域范圍內出現的經濟活動的地理集中(geographical proximity)，這些不同規模等級的、不同類型的關聯企業和其發展發展有關的各種機構、組織等行為主體通過縱橫交錯的網絡關系緊密聯系在一起而形成一種空間集聚體，它代表著介于市場和企業等級制之間的一種新的空間經濟組織形式。為什么會產生產業集群？它的演變過程如何?如何通過產業集群這種經濟組織形式來培養區域的創新優勢，增強產業的競爭力、促進區域經濟發展對眾多產業集群現象的理性思考促進了產業集群理論的發展。本文將對產業集群理論的發展動態作一簡要的歷史回顧，介紹不同學者的主要觀點，并作出較為科學的評析。

2.國外傳統主流經濟學中的產業集群理論及其發展

區位理論是關于人類社會經濟活動的區域經濟增長的基礎理論，也是區域均衡協調發展、區域產業布局與集聚、區域經濟資源開發與利用的方法論。由于區位理論必然把空間和時間因素納入主流經濟學的研究范疇，因此，在區域理論取得發展的同時，也促進了人們對產業集群的理論思考。

2.1  成本決定論的產業集群理論

該理論研究的是在特定區位進行一種經濟活動比在其他地區進行同類活動可能獲得的更大成本節約對產業配置的吸引作用。該理論產生于19世紀20-30年代，但是其理論淵源最早可以追溯至19世紀初德國經濟學家Thünen的經濟思想。Thünen于1826年完成了《孤立國》一書，在該書里他提出了著名的“孤立國”模式。但該模式也存不足：它只揭示了經濟活動從中心向外擴散的向心力，并沒有考慮到將經濟活動拉在一起從而形成中心的向心力。Thünen似乎也意識到了該模式存在的不足。因此，Thünen(1966)在該書里接下來論述了導致產業集聚的向心力量：(1)只有大規模的工業企業采用節約勞動的機器設備的生產方法才是有利可圖的，因為這有利于對勞動力的合理使用，從而提高生產效率，降低產品成本；(2)工業企業的規模水平依賴于市場對該企業產品的需求；(3)具有規模水平的工業企業只有位于具有眾多產業部門集聚的城市中心才能生存下去，勞動分工與工廠的規模水平存在著緊密的聯系；(4)由于采用機器設備生產機器設備的方法，機器設備本身是眾多企業生產出來的產品，而這只有在產業集群規模達到一定的水平下才能被有效生產出來。技術創新不斷增加機器設備的復雜程度，而機器設備越是復雜，對產業集聚的要求性也就越高。杜能(1966)同時論述了交通技術的發展有利于加強城區的產業集聚。然而，Thünen最終未能將它的一元中心空間經濟理論與產業集群的有關經濟思想統一起來，建立起孤立國的非競爭的一般均衡模型。我們知道，Thünen寫這本書的時候，正是德國工業革命剛剛開始的時候，他所分析的產業集聚涉及到了產業關聯效應與技術溢出效應，因此，Thünen不但是區位選擇論的鼻祖，也是產業集群理論的鼻祖，他為產業集群理論的發展奠定了第一塊“基石”。并且，Thünen的一般均衡模型得到了長達十年的經驗數據的驗證，難怪Sehumpeter(1954)稱Thünen為計量經濟學的先軀，Fujita、Krugman(2004)也稱他為可計算地理一般均衡模型的先軀。Weber(1909，1929)是較早而較為完整、系統地提出產業區位論并對工業區位進行規范研究的經濟學家，并首次提出了“集聚經濟”(agglomeration economies)的概念。他從微觀企業的區位選擇角度，闡明了企業是否相互靠近取決于集聚的好處與成本的對比，探討了產業集聚的因素，量化了集聚形成的規則。之后，Hoover(1936)修改了韋伯的體系，他考慮了更為復雜的運輸費用結構，生產中投入的替代物和規模經濟。他認為，任何一種產業都存在三個不同層次的規模經濟，即單個工廠、商店等的規模經濟、單個聯合企業體的規模經濟以及產業集群的規模經濟。

2.2  利潤決定論的產業集群理論

隨著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市場的空間形式與功能在生產布局中顯示出越來越重要的作用。而成本決定論由于排除了市場因素的影響，不能正確說明企業實際的區位選擇和相關產業的配置過程而受到批評，繼而發展成為新古典經濟學的利潤決定論。20世紀30年代初，德國地理學家Christaller(1933，1966)根據村落和市場區位，提出中心地理論。他認為，高效的組織物質財富生產和流通的空間結構，心然是以城市為中心，并有相應的多級市場區構成的網絡體系。這種以城市為中心的優越的市場空間結構將對產業集聚產生強有力的拉動效應”。L·sch(1940，1954)在繼承Christaller思想的基礎上，認為運輸成本和規模經濟的交替作用導致生產廠商形成的最大利潤的區位是蜂窩狀的正六邊形面狀市場結構，而不是Weber學派的點狀市場，也不是Hotellng(1929)學派的線型市場。L·sch還拓展了區位理論的范圍，將貿易流量與運輸網絡中心地區的服務區位問題也納入其中進行研究，分析了區域市場規模和區域市場需求結構對產業集聚的方向性選擇問題。L·sch的這一思想為后來學者研究區域產業和市場結構奠定了理論基礎。新城市經濟學的代表Beckmann(1970)拓展了L·sch的工作，認識到當地商品的需求會影響一個等級結構中的城市規模，并且，他的空間均衡連續流模式從處于一定地域空間中的生產和消費活動出發，為空間經濟理論的建立奠定了基礎。

第8篇：勞動經濟學的研究起點范文

一、經濟學上的權威崇拜及傳統經濟學的困境

經濟學的嚴重落后性已是眾所周知的事。無論是邁克爾?佩雷曼主張經濟學終結[i]，還是陳綱先生指責經濟學家不如農民[ii]，都已表明，人們對于經濟學術落后性的極度失望。“西方主流經濟學的出發點和庸俗化方向本身就決定了其滅亡的趨勢。不論是其自身的反思還是對立流派的批判，西方經濟學的非科學特征早已是不爭的結論了......或許，下一代人將不再跟隨薩繆爾森學習經濟學。”[iii]

的確現代經濟學的發展已遠不如其它自然科學。在18世紀時，物理科學、化學科學開始全面發展，同樣，1776年亞當.斯密的《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也吹響了經濟科學發展的號角。自18世紀以來兩百多年時間里，人類的物理科學、化學科學，甚至包括后來才開始發展的生物科學，現在都已取得了長足的發展，人類早已經能自由地遨游太空，早已經能精確地計算出宇宙飛船飛入的軌道位置以及能精確地計算出著陸地點，人類早已能制造出異常復雜的機算機，人類早已能精確地分析出任何物體的成份含量，并根據需要合成出特定的化工產品和新材料。但是人類的經濟科學卻遠沒有這么發達，在權威崇拜下，從根本理論上來說，仍然基本徘徊在亞當.斯密1776年的思維起點，雖然后來薩伊、馬歇爾、凱恩斯、熊彼特等不少人幾百年來在作大力的推進和修正，某些方面取得了很大的進步，但客觀地說，在根本理論上幾乎未作出革命性的飛躍。這主要是因為經濟學上嚴重的權威崇拜。威廉.斯坦利.杰文斯在《政治經濟學理論》中尖銳地批評經濟學權威的危害，把某人的著作奉為圣經拒絕人們提出新理論和批評它的長短，對于真理必定是最嚴重的侵害。毫無疑問至今為止，甚至未來，不可能有哪一位大師的經濟學術能夠充當經濟學圣經的角色，因為經濟學是一門科學，任何人的智慧都不可能窮盡所有真理而無一點紕漏甚至繆誤的地方。只不過個別“天才”性的經濟學大師的學術之中或許有多一點智慧性的東西罷了。

經濟危機、貧富懸殊、工業化壓抑、環境污染、沙漠化、自私自利、企業社會責任缺失等等，都表明，傳統經濟學在權威崇拜意識的禁固下裹足不前，已不能解決現代人類社會的經濟建設。世界銀行在1991年發表的年度報告，開篇誠懇、鮮明地指出“推動經濟發展的原理還遠未被人們完全掌握”。

二、現代經濟學新革命的系統構想

為此，我們認為中國經濟學界要敢于跳出西方傳統經濟學的疆化思維，去努力尋求真理，進行一場現代經濟學新的革命，以更好促進中國的經濟建設。

（一）經濟學支柱概念的革命

我們認為，傳統經濟學中最落后的地方就是對支柱概念或者說研究的基本對象的固守，各國經濟學家還深受數百年前的產品觀影響。客觀地說，數百年前，以農業生產和新興的工業生產為主，當時的經濟學家們能夠提出產品的概念，并以產品作為經濟學研究的對象或者說以產品作為經濟最基本的細胞是非常科學的。但是就如化學科學不能停留在分子階段，還需進一步研究發展到原子、質子、量子，仍至將來還可能進一步發展一樣，我們認為經濟學的研究對象和支柱概念也需改變。

嚴格地說來，產品遠不足以囊括人類的整個經濟領域。諸如金融服務、保險、詩歌、歌曲、經濟學家的著作等同樣在商業領域流通的東西并非一定是產品。

因此，我們提出財富的概念，構想經濟學上以“財富”替代過去“產品”、“商品”作為經濟學研究的基本對象。所謂財富，我們將其定義為“就是能滿足人們需要的東西”。財富在經濟學上并不是指金錢，而是指滿足人們需要的東西。金錢或者說貨幣只是商品類財富的權力憑證、度量工具。我們的這一類似的定義馬歇爾在《經濟學原理》中曾提出過：經濟學應將財富看做是滿足需要的東西和努力的結果[iv]，一些學者也開始在某些情況下使用，當然都還缺乏系統性，并且未與產品的關系進行徹底的清理，特別是只將以金錢來衡量的商品類東西才叫財富，反言之在過去的意識里財富就是金錢。為此筆者在《財富創造論》一書中盡可能全面地清理了財富與產品、商品的關系，系統地闡述了財富為經濟基本單位的事實以及應作為經濟學支柱概念的建議。根據定義，財富包括產品，也包括非產品，包括商品，也包括非商品，包括物質類財富，也包括非物質類財富，包括有形的財富，也包括無形的財富，凡是滿足人們需要的東西都是財富，都可以是經濟學研究和考慮的范圍。提出將財富作為經濟學的研究對象這應該更為科學。

在經濟學上進行這一研究對象的革命非常重要，它有助于經濟學界及經濟界更全面地研究社會的經濟建設。例如，環境，當然不是產品，通常也不是商品，但因為滿足人們的需要，因此也是財富。這有助于我們將其納入經濟建設考慮之中，而不是去發展“產品”、“商品”經濟破壞環境財富。依據這一思想，我們就會明白，財富不只是商品，不僅一輛汽車是財富，一灣綠水也是財富，不僅一只山羊是財富，一片綠色的草地和森林也是財富，它們都滿足我們的需要。當汽車造得很少時，因為其稀缺而顯得價格很高，因而我們毫無疑問地認為其是財富。而當我們的環境惡化，一灣灣綠水消失，符合需要的水變得稀缺時，我們每天生活上所用的水我們也不得不天天付出貨幣去購買，這時水似乎才變成了我們的財富。實際上水原來就是我們的財富，只是我們總覺得其太充足而不珍惜罷了。過去那種以稀缺性為預設前提的經濟學術思想已顯得非常落后而致命。長期以來，全球環境的破壞與惡化，與經濟學上的產品觀和商品觀不無關系。當然，也有人會認為，經過投入資金人工改造過的環境進入人們的生活領域，也可叫產品。實際上即使將改造過的環境稱為產品，同樣顯得比較牽強，經濟學作為科學是不宜為固守某一古老的概念和思維而牽強的。同時，未經改造的環境同樣從遠古就進入了我們的生活領域，我們每時每刻都不能離開，這一龐大的部分我們更不能遺忘，它是我們的寶貴財富。同樣，對于無數的非產品、非商品，因為有了財富作為總括，因此其創造、實現、分配、消費等情況也就能較好地納入經濟建設的考慮之中，這對于人類未來的建設非常重要。

總之，經濟的最基本細胞是財富，而不僅僅是產品或商品，因此以“財富”作為經濟學研究的對象更為科學。針對經濟學的現狀，現代新經濟學的革命可能首先必須在經濟學的研究對象即支柱概念上進行革命，否則現代經濟學仍然不可能有突破性發展。

（二）經濟學中研究對象產生過程的革命

無論是非常局限的產品觀、商品觀，還是全面概括的財富概念，其產生實際上并非僅僅來源于生產。由于如上部分我們已提出了財富包括產品，也包括非產品，包括商品，也包括非商品。因此下面我們直接使用財富的概念。

我們認為，財富首源于智力創造，然后是實現，而并非僅僅生產，而傳統經濟學在財富產生過程上應該說還基本停留在兩百年前的生產認識階段。這的確需要我們現代在此基礎上向前推進，或者說革命。例如，電腦沒有先經科學家們發明創造，是不可能生產的，一個企業沒有自己的科研人員們不斷研究創造出先進的電腦，其生產也幾乎是不能進行的；再如小說，其首先是作家的智力創作，創造出能滿足人們需要的高水平的小說才是至關重要，而并非印刷車間的生產至關重要，并且現在越來越多的小說不需要印刷生產，通過網絡即可銷售給廣大讀者。也就是說，經濟學應該更好地反映現實的經濟情況，應該將財富的產生過程進行實事求是、科學地研究與抽向歸納，只有這樣抽向歸納出來的基本理論才更符合現實經濟情況，從而才能更好地反過來演繹至現實經濟建設中，更科學地指導社會、企業、個人的經濟活動。

當然我們有必要對財富創造、財富實現、財富產生及財富生產等重要的概念進行重新整理定義，以有利于經濟學理論的突破與發展。所謂財富創造，是指人們為探索獲得新種類、新形式、新規格、新用途、新領域等等方面的財富，以大腦思維創新為主導的發明、發現、創作、設計等新財富的活動。它并非單純的大腦思維活動，也不是重復性地制作產品的活動。對于財富創造，我們提出了“以大腦思維創新為主導的發明、發現、創作、設計等新財富的活動”這一措辭，即創造不僅僅包括發明、發現、創作、設計這四大形態，還包括其它活動形態，這為現在復雜的各類創造形態以及未來可能新出現的創造形態留下思維的通道。定義中的“等”字非常重要，否則很可能使將來的研究、解釋固步自封。財富實現，就是使創造的概念性的財富成為事實或使成為能為人們消費、使用的事實。具體地說就是將所發明創造的新財富進行知識傳播、生產、銷售、服務等等活動，使其變成可以為人們直接需要并且供人們使用、消費的各類活動的總和。財富產生，就是人們創造實現財富的活動，它包括財富創造和財富實現兩個部分。財富生產，是指人們在農業和工業上，根據已經取得的財富知識，通過勞動和一定的要素的結合種植農產品和制造工業品的活動。財富生產只是財富實現中的一部分。如上所述，財富產生包括財富創造、財富實現，而財富生產只是財富實現的一部分。考察整個國民經濟時，用財富產生的概念更為全面準確。我們提倡在經濟理論上使用財富產生的概念，而避免再濫用產品生產的概念。如果一味使用生產一詞必會使我們繼續陷入過去的理論思維中，很難有系統的突破。

我們認為，財富的產生由兩階段構成：第一階段，財富創造階段。即財富首先要由科學家、研究人員等智力者創造，才可能有這樣一種財富。否則生產上不知道能生產什么。例如，如果沒有愛迪生發明創造出電燈，工廠再高明也不可能生產出電燈這一財富來。第二階段，財富實現階段。財富實現包括生產、運輸、銷售，還包括其它許許多多方面。這里我們用實現這一概念來概括財富產生的第二階段，而不用生產來代替，因為生產僅僅是財富實現中的一個環節、一個部分而矣，盡管過去“生產”在我們的眼里是多么的偉大和至高無尚，在20世紀中葉供過于求以后，它的地位和重要性有時甚至并不比銷售高多少。在過去的傳統經濟理論中，財富產生過程的核心和起點都是生產，在舊四分法中是生產、交換，因此認為財富是從生產中生產出來的，除了銷售可以對應于交換外，其它方面，如科學家、銀行、國家、服務人員、后勤人員、管理人員、資本等等，都只是輔助甚或是寄生的，當需要強調其重要性時，于是牽強附會地稱其為生產。運用綜合財富觀及財富產生的兩段論，我們就可以更好地解釋諸如科學家、銀行、國家、服務勞動者、后勤勞動者、管理勞動者、資本在國民財富中的作用，它們實際上都在進行著財富的活動，因具有財富價值或財富產生功勞而存在。

財富的產生由財富創造和財富實現兩階段構成。財富創造是首要的，沒有財富創造，便無財富實現可言。生產的地位也并非那么顯赫和功勞無量，在現代社會，沒有科研人員等創造出優秀的財富，生產變得毫無意義，即使在財富的實現環節，生產也未必就是全部，對一些財富如歌曲、軟件來說甚至未必就需要生產。這也告訴我們是到了應該好好全盤思考舊有的經濟學術理論的時候了。

總之，經濟學中財富產生的過程應該由過去理論中的生產一元觀，革命地推進到創造、實現的兩段論，也就是說，經濟學理論上對于財富的產生應該建立創造、實現的兩階段思想，生產實際上遠不能囊括財富的產生過程，生產只是實現階段的一個可能的程序而矣。例如，一個軟件，先是經過科研人員設計創造出來，即財富創造階段，然后還需要進行實現給社會，即實現階段。然而，實現階段也只是可能需要大批量地復制生產成光盤，即生產環節，然后通過運輸環節、銷售環節等實現到消費者手中。不難看到，即使在實現階段，也未必就只有生產，還有運輸、銷售、廣告宣傳等活動。同時，應該指出，現在許多軟件財富直接在網上進行銷售以換得貨幣，未必需要生產。這也告訴了我們生產一元觀在現代社會的落后性。盡管在農業上，糧實需要大量的農業生產勞動，在大部分工業制造上，工業產品需要大量的車間生產勞動，但是，經濟學不能一味停留在18世紀只研究農業生產和新興工業生產階段，兩百年后的現代需要更進一步，需要更全面地研究現代經濟。況且財富產生的兩階段論，并不是否定生產，而是更全面的地囊括了生產，只是有的財富的產生過程需要生產環節，有的不需要生產環節，有的財富生產環節的重要性占有極高的地位，有的則占有較輔助的地位。經濟學作為一門科學，其理論應該具有高度的抽象概括性。應該說，財富的兩段論能較好地達到這一點。

當然，實事求是地說，基于初步進行研究，以及財富的無限復雜性，關于財富產生過程的研究及財富的兩階段理論，未必就包括所有財富，但它至少包括了現有經濟學中研究的所有財富。對于部分自然類財富，其同樣適用綜合財富觀思想，很大部分如煤碳、石油也能適用財富產生的兩階段論，少部分倘需要新的闡述或作例外處理，但其不影響科學理論的革命步伐。無論是自然科學還是社會科學都是在不斷完善中發展的。

因此，我們認為現代經濟學上是可以在研究對象的產生過程上進行革命性推進，樹立財富產生兩段論思想的。

（三）“四分法”的新革命

薩伊把政治經濟學劃分為生產、分配和消費三部分，后來詹姆斯.穆勒在薩伊的劃分之外又添加了交換形成“四分法”之外，此后人們對這種根本性的經濟理論問題未再作出什么突破性的見解，更無人對此作出否定性意見。后來的學者更是將生產作為社會經濟的核心和起點。把社會經濟生活領域劃分為生產、交換、分配和消費三部分，應該說在當時是很先進的。不過，現代人類的經濟理論應該在此傳統理論的基礎上有所發展。

薩伊和穆勒的這一理論用于考察古、近代工業生產、農業生產有極高的價值，但這一理論以生產為經濟的核心和起點，過份強調了生產的價值，排斥了許多重要財富要素的功勞，如創造、運輸、傳播、服務等許多方面都未包括進四分法中去，只是在現實中將其進行適應性解釋。作為根本理論這是殘缺不全的。在人類由工業生產時代過渡到新的時代后，這一理論運用于人類的財富經濟領域已顯得削足適履。現在已有許多經濟學家深深感到過去以生產為中心或起點研究經濟的嚴重局限性。如H.羅賓斯坦寫道：“新古典的價格、生產和產出理論不會引出一個創新理論來”。

社會的經濟生活領域劃分，并非僅僅是生產、分配、交換和消費。更科學的劃分應該是：創造、實現、分配、使用（消費）。人類經濟生活領域除了財富實現外，還需要財富創造，而且財富創造是源頭。即使是財富實現，生產、交換只是其中的一部分，還有服務、傳播、運輸等問題。在現代社會，服務所占的比例越來越大，毫不遜色于工農業品的生產與銷售。應該特別指出的是，在一些財富領域甚至不需要生產。就如我們曾經指出的那樣，例如一個智力創造精英設計創造了一種游戲軟件財富供人們消遣享受，他未必需要將其生產成光盤，他可能通過網上傳播就完成了財富的實現工作，即使需要生產成光盤，我們現在都已感覺到光盤的生產在這一財富經營活動中已顯得無足輕重。再如，一首民間音樂經民間音樂家們創造出來后，人們口傳聲唱流傳開來，這一財富未必就經過了生產。因此，我們在學術理論上使用了財富實現這一提法，希望能具有更高的概括性。財富實現在不同的財富方面可能包括的內容及劃分會有所不同。對于大多數物質財富來說，它如傳統經濟理論劃分的那樣，具體包括生產、銷售（交換）等環節，對于部分物質財富來說，可能只是銷售，也可能只有生產，例如，農民自已種植稻米自己消費，他就只需要生產就行了，未必需要交換。而在許多財富方面，財富的實現并非一定需要生產，可能是服務等等。在理論研究時，我們不宜將財富實現界定為只包括生產、銷售、服務，因為僅這三方面很可能還遠不足以概括完財富實現的所有類型活動。我們主張在不能完全列舉時，留有余地，使其在迅速發展的現代人類社會具有更強的適應性。

現代社會遠不是兩百年前的工農業生產時代。在現代社會，生產已退出社會舞臺的中心位置，讓位于創造。因此，在薩伊和穆勒的理論上我們有必要進一步發展，還創造在人類社會經濟生活領域應有的地位。財富創造的確處于財富的源頭。生產、交換是在財富創造出來后的事。盡管諸如稻谷這樣的財富，一萬多年來人類每年都在不停地進行生產，而研究創造只是偶爾出現，但是依然是先有創造，后有生產，并且每一次重大的創造都是革命性的。沒有遠古時代智力精英們的創造，人類不可能知道生產稻谷。現代社會沒有諸如袁隆平這樣的智力精英的再創造，人類不可能生產高產的雜交水稻。創造在現代社會變得越來越重要，甚至是決定性的。例如，只有不斷創造出先進的手機財富，企業才能進行生產、銷售，否則生產出來的手機因為落后根本銷售不出去，企業只能停產倒閉。

經濟上不僅僅只有生產，還有銷售、傳播、運輸、服務、管理等等實現活動。用生產來代替這多得多的活動是不恰當的。因此我們認為在四分法之中，繼創造之后，應該用實現的概念來代表所有各種形態的實現活動。

為了更科學地論述新經濟理論，我們認為還應將舊四分法中的交換進行分解，關于銷售、流通方面的內容歸入實現部分，關于財富利潤方面的歸入分配部分。即劃分為：財富創造、財富實現、財富分配、財富使用，這樣更清晰明了，便于把握經濟的真實規律。

另外，我們基本繼承了消費的提法，不過在這基礎上改為使用。這樣更有利于對于社會財富經濟的考察。因為財富除了終端類財富，還有產生財富的財富。例如機床廠開發、生產供給的重型機床這一財富就不是終端類財富，而是生產財富的財富，該財富存在創造、實現以及分配問題，同時還存在使用問題，即許多企業購買該機床財富并非是拿去消費，而是使用。如果在財富四分法中使用“消費”的概念，顯然是無法描述和考察這一類財富的。因此我們用“使用”這一概念更為準確。再如，人們購買電炒鍋，雖然這一財富是終端類財富，但人們是將其用來炒菜，應該是使用，消費的提法好象也不太準確。人們購買筆、購買電腦也是如此。當然，我們希望在新四分法中用“使用與消費”這一更準確的概念，基于語言簡煉的原因，我們將其精簡為“使用”，也就是說在經濟學中新四分法創造、實現、分配、使用中的“使用”實際上還包括“消費”，即嚴格表述應該是：創造、實現、分配、使用（消費）。

經濟學作為一門科學，應該更全面地反映這一事實，因此我們認為現代濟學應該在“生產、交換、分配、消費”舊四分法上進一步革命性推進到“創造、實現、分配、使用”的新四分法。新四分法單獨列出了創造的概念和以“實現”的概念取代生產的概念，應該更為科學、全面。新四分法單獨列出了創造，并以創造為首，對于國民經濟以創造為主導的發展提供了科學的經濟理論依據。

（四）經濟學應以財富的創造與實現為主線

當人類發明創造了稻谷、麥子等的種植方法后，人類從狩獵時代進入了農業耕作時代，這一時代在于對這些財富進行種植實現以滿足人們穩定的生存需要。而當人類開始大量發明工業品，并發明了蒸汽機等機器化生產工具時，人類進入了工業生產時代，這一時代在于對工業品進行大量創造和大規模生產實現。人類進入二十一世紀各國智力創造大規模展開后，人類進入了智力時代，在智力時代人們主要是更大規模地創造各類財富，然后將其進行實現。人類的發展總是圍繞財富的創造與實現這一主線而演進。

在現實生活中同樣如此，一個企業、一個社會均是以財富的創造與實現為主線。一個企業諸如質量管理、成本管理、財務政策、經營戰略無一不是以財富的創造與實現為主線，無不服務于財富的創造與實現。一個社會同樣如此，貨幣政策、投資政策等等都是圍繞滿足人們財富的需要，以財富的創造與實現為主線。

因此，我們認為人類的經濟學理論應以財富的創造與實現為研究的基礎和主線，然后針對不同時期以及不同的具體問題應該采取什么樣的措施深入研究。尤其是現在，把握好這一主線，并特別注重最關鍵的財富創造問題，對于國民經濟的科學發展是非常有益的。

無論是現實問題，還是理論發展的需要，現代經濟學都應注重創造的研究。社會的經濟由財富的創造、財富的實現、財富的使用、財富的分配構成。在21世紀，經濟科學理論就應該反映這一基本事實情況，否則不可能科學發展。從現實來看，現代財富創造大規模展開，創造層出不窮，創造的情況幾乎決定一切，創造由人類經濟的幕后終于走上舞臺并且已占據主角的地位。幾乎每一種經濟問題都因創造而出現，因創造而變化。在18世紀、19世紀，人類工業生產時代，一個經濟學家他如果不深諳工業生產，他不會是一個好的經濟學家。在21世紀人類進行大規模創造時代，如果我們還忽視財富創造問題，我們將因理論脫離現實，而不可能是一個合格的經濟學家。

我們要注重財富的創造問題，以財富的創造、實現為基本主線，就需要走出生產一元觀的誤區。作為經濟學，其最基本的對象是什么？經濟學基本的對象是財富，而絕不僅僅是產品、商品的問題。在過去許多經濟學說里將產品和商品作為經濟的細胞，這不完善，因而不可能是很科學的。我們認為財富才是經濟的細胞，產品和商品只是財富中的一種。因此過去那種以產品、商品為研究對象的經濟學不是完整的經濟學。財富包括產品、商品，也包括不需要生產的非產品、不需要交換的非商品，也就是說凡是滿足人們需要的東西都應盡量納入經濟學研究考慮的范圍，這樣更為全面、科學。同時，社會經濟活動的內容是：創造、實現、使用、分配等問題，而絕不僅僅是生產、交換、消費、分配問題，更不是以生產為核心和起點的問題，生產僅僅是財富實現環節的一部分而矣，實現不僅包括生產、還包括銷售、運輸、服務、傳播等等。經濟學應從生產一元觀的誤區中走出來，否則對國民經濟發展的影響是非常大的。統計調查的結果是，我們即使是情況最好的企業，也存在大量的設備閑置。車間里擺放著世界先進設備而企業停產倒閉者更是數不勝數。這一切慘痛代價與過時的生產經濟理論統治整個社會的思想不無關系。既然“生產”是社會的核心，即然一切都決定于“生產力”的高低，既然發展的好壞取決于“生產率”，既然經濟學理論上都是這么說的，政府官員、企業管理者——經濟思想的學生們當然就“科學”地大力購買先進生產設備去促進“生產力”了。雖然一些經濟學以現實修正的辦法強調科學的重要性，但即然在根本理論上即薩伊—穆勒舊四分法上除了生產，只有交換，因此科學也就只是一種外來的東西而矣，一種在現實觀察中因其現實的極端重要性和血的教訓而才得以進入經濟學領域的要素而矣。

現在生產經濟學的思維即使在美國也仍然根深蒂固。不僅僅保羅.薩繆爾森先生，還是格里高利.曼昆先生都深受生產經濟思維的影響。被譽稱為天下第一的經濟學教材，并在中國繼《經濟學》后又一次掀起經濟圖書浪潮的曼昆先生著的《經濟學原理》，在關于整體經濟應如何運行上提出的原理是：一國的生活水平取決于其生產物品與勞務的能力，各國及其不同時期中生活水平的巨大差別，源于其生產率的差別；在考慮任何政策如何影響生活水平時，關鍵問題是政策如何影響人們生產物品與勞務的能力，為此決策者需要讓工人接受良好教育，擁有生產物品與勞務所需要的工具，以及得到獲取最好技術的機會[v]。實際上，一國的生活水平取決于其創造財富和實現財富的能力并與分配有關；各國及其不同時期中生活水平的巨大差別，源于其財富產生力（包括財富創造力和財富實現力，而不僅僅是生產力）的差別；在考慮任何政策如何影響生活水平時，關鍵問題是政策如何影響人們創造財富和實現財富的能力以及財富分配的情況，為此決策者需要讓勞動者接受良好的教育，擁有創造財富和實現財富的良好能力，并盡可能考慮財富發展效率與財富公平分配之間的最佳結合。

顯而易見，經濟學應以財富的創造與實現為主線，“生產”、“有效需求”、“貨幣”、“就業”、“價格”、“自由調節”、“國家干預”等都應該在此基礎上作側重研究，否則經濟學很可能找錯方向。

（五）由生產率思維向財富產生率思維革命性轉變

數百年來經濟學術上有一個錯誤的說法，認為生產率一直是經濟增長的主要原因。在工業經濟時代前期，提高紡織機的生產效率的確可以生產出更多的紡織品以滿足人類的需求。但是到了二十世紀中葉后，舊產品的供過于求使得生產率并非還那么重要。遺憾的是經濟學的思維一直以來都還停留在生產率上。例如，中國二十世紀九十年最根本的問題與八十年代就有所不同，不再是生產率問題，在中國有大量從國外花高價購買的先進紡織生產機器閑置，生產率剩余了。生產率是為財富服務的，換句話主要是實現財富時在工廠里生產的快慢而矣。有沒有更能滿足人們需要的“紡織品”財富以及能不能銷售出去才是最重要的。創造或引入更能滿足人們需要的財富，并且賣得出去時，才可以進行生產，那時候生產率才變得有價值。

我們認為需要轉變的思維是，不能將產品財富種類假定為是不變的，也不能將生產假定為社會經濟運行的軸心或起點。過去古典經濟學發源于十八世紀工業生產革命時期，那時最顯著、最激動人心的是紡織機器的發明，即生產率的極大提高，大大增進了社會的財富。因此一些經濟學家們認為生產就是社會經濟的軸心，生產率就是經濟學最核心的命題。從學術發展的角度來看，過去的經濟學大師們是無可非議的，畢竟每位智者都有一定的時代局限性。但是現代經濟學在這一點上應有所進步。如前所述，社會的經濟并非僅僅只有生產，還有服務，還有銷售，還有傳播，還有運輸，特別是還有創造，等等。因此應該更全面地來把握社會經濟，可以在傳統經濟學生產、交換、分配、消費的基礎上推進一步，發展為創造、實現、分配、使用。另外，不能將產品財富作為全社會的所有財富，更不能假定其不變。全社會的財富，除了產品財富，還有文化類財富等等，除了工業生產、農業生產上的物質財富，還有服務以及其它形態的財富，除了商品類財富，還有非商品類財富，以生產上的產品財富來代替整個社會的財富就會導致以偏概全，在考察社會經濟時解釋上就會顯得牽強附會，在復雜的問題上很容易得出錯誤的結論。人類的財富種類永遠在發展，不可能是固定不變的。過去在經濟學術上將社會的財富種類假定為固定，顯然這樣就會認為科學技術進步使生產率提高了，使財富增多了，使經濟發展了。“提高生產率”就是在這樣的學術背景下成了各國政府至今為止最時髦而又缺乏準確性的用語。而實際的情況是，電腦、因特網、手機等等信息財富的創造，并非僅僅是社會的生產率提高了，電腦、因特網、手機等更是一種人們直接消費使用的終端財富。

將人類現代創造出的類似這些難以窮盡的財富看作是生產率提高了，已顯示出傳統經濟學術的嚴重疆化與落后。而比這更為嚴重的是，因為生產率被西方傳統經濟學術上視作發展經濟的核心而傳授給學生們，當學生們走上政府、走上企業領導管理者的崗位后，它們在思維上就會受到“生產率”的困擾，當他們無法擺脫生產率理論這種經濟學思維支配時，顯而易見的是在制定企業發展大計上，首要的就是大力提高企業機器每小時能生產產品的效率；在制定國民經濟發展戰略時，首先考慮的是引導社會大力購買生產率高的生產設備，而不是首先考慮社會如何去最大限度地創造實現財富的問題。當生產率提高，生產出的產品大于需求時，經濟危機發生了，于是生產率成了經濟危機的罪魁禍首。經濟學上以生產率為核心的思維是不妥的。

客觀地說，生產率的概念在農業社會和工業社會前期是很有價值的，因為那時社會財富的狀況主要體現在生產實現財富的能力水平。生產率越高，那么實現財富的能力越強。在生產不足的時代，能生產多少財富也就意味著能實現多少財富。提高生產率，社會、企業實現的財富也就越多。但到了二十世紀末情況發生了變化，生產率再高，生產出來的產品未必為社會所接受，當生產出的產品不為社會所接受時，這時生產率再高，對于財富也意義不大。顯然，現在社會的重心已不再是財富的生產，而是財富的創造，我們更應該關心的不是生產率，而是財富創造率及綜合的財富實現率，即應該關心社會或一個組織（如企業、科研機構）人均創造實現財富的能力。

國民經濟增長的原因不僅僅是生產效率的提高。經濟增長一方面是生產率提高、財富得到更廣泛實現，另一方面是新財富的不斷創造。在許多人看來，經濟增長的主要原因是生產率提高。在十八世紀時的確如此，那時候，生產率的提高使得英國生產出大量紡織品，滿足國內人們的需要，并向外輸出獲取了大量白銀。但是世界對特定的紡織品的需求總量是有限度的，當未達到限度時，生產率的提高使得財富能被大量生產出來，因此生產率促進了經濟的增長。但是當達到限度時，這時候不能再多生產，經濟增長停止了，甚至如果消費者手里的紡織品更新不夠快，那么將會出現嚴重的負增長。實際上，經濟的增長在一定時期既有生產率提高的因素，還有財富在更廣范圍內實現的因素，更有各類新財富不斷得到創造的因素。十八世紀以來，主要是電燈、電話、塑料、尼龍、洗衣機、空調、汽車、電視、電腦、因特網等等數不勝數的大量新財富的出現，使得人類的財富得到突飛猛進的增長，而并非是紡織機等生產率的提高成為了人類經濟增長的最主要原因。

生產率，是工業生產時代的一個概念，顧名思義，就是單位時間或者說單位勞動者生產產品的效率。也有人認為是單位時間或者說單位勞動者生產產品的水平。實際上，生產率只是在一定程度上表現社會經濟發展的情況，而且隨著非生產性行業的迅猛發展，生產率的概念早已不能用來衡量整個國民經濟的狀況。但是，不管是在中國，還是在美國，人們仍然在采用生產率的概念來考察國民經濟。而且在學術解釋上將生產率內涵無限擴大，以彌補產品、生產、生產率作為經濟學支柱概念的先天不足。實際上，人類的經濟全貌是：首先是科學家等智力精英們發明創造一種財富，然后組織生產，將這種還是概念性的財富生產出來，另外還需要進行銷售將其最終變成為為人們消費的真真實實的財富。也就是說，在衡量國民經濟發展狀況時，應該采用財富產生率的概念。

財富產生率是指一個社會或組織人均創造、實現財富的能力水平。它包括財富創造率和財富實現率。財富創造率是指一個社會或組織人均創造財富的能力水平。財富創造率也可稱作智力創造率。財富實現率是指一個社會或組織在單位時間里人均實現財富的能力水平。它實際上包括傳統上人們所說的生產率，但它比生產率更廣泛、更有意義。因為它不僅包括社會或組織人均在單位時間內可以生產產品量的水平（即生產率），還包括社會或組織人均在單位時間內可使所生產的產品和提供的服務等財富為人們最終接受消費的能力水平。

財富實現率的概念還可用于解釋和分析商業企業。商業企業基本不存在生產活動，而主要是銷售、服務等實現活動，銷售或服務的財富市場范圍越廣，目標對象越多，那么這一種財富實現的程度越高，財富也越多。因此財富實現率的概率也可用于考察一個商業企業的經營情況。這是勞動生產率所不具備的。

因此，在新經濟學革命中，很重要的一點是在思維上由產品生產率的概念向財富產生率的概念進行轉變。

（六）勞動價值論的革命性推進

18世紀，亞當.斯密認為勞動（生產勞動）決定財富的價值。兩百年后這一觀點需要重新思考。一項財富的價值是其創造

誕生時起就已確定。例如科學家們發明了汽車，它具有陸上交通等價值，這時其價值一并與財富的名字及形狀、結構的誕生而誕生了。后來車間的生產只是將這種財富一個一個地生產實現出來。財富的價值是恒定的，需求量的大小并不影響其價值的變化，價格也不影響財富的價值。財富的交換價值并不決定于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最主要的是其能滿足人們需要的情況和供需情況。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很難著摸和把握，實際上現代生產一種產品的勞動時間遠遠低于過去的勞動時間，但是其交換價值不減反增。

雖然李嘉圖的《政治經濟學及賦稅原理》進一步研究了斯密的勞動價值論，但李嘉圖的價值理論仍需要進一步發展。

讓.巴蒂斯特.薩伊也不同意斯密的勞動價值論，薩伊認為生產的要素除了勞動外，還有資本和自然力。他提出效用、供求和生產費用決定價值的價值論，其中效用是各種財富的內在價值的基礎和來源，物品的價值是物品的效用決定的。并認為商品價格受市場供求關系影響，并且雖然供求變動決定著價格變動，但供求對價格的作用有一定限度，這個限度就是生產費用。這一論述雖然仍有一些不完善，但在當時是極具天才性。

站在現代社會，我們認為財富價值的高低自其被創造出來時就已確定，只要在實現中不會偷斤減兩；另外，財富的價值不等于財富的價格，財富的價格由需缺度決定，從而可能隨時變化。

當然對于財富價值的再思考是一個艱難的過程。但我們贊成陶俊杰先生在《中國經濟大爭論》中的觀點：“經濟學家首先是科學家而不是政治家……社會需要作為科學家的經濟學家參與治國，需要由你帶來充滿遠見、不囿于政治派系利益爭斗的直言和坦誠！”

從馬克思辯證唯物主義的觀點來看，理論永遠是在發展的。經濟學作為一門科學理論，同樣是必須不斷向前發展的，這樣才能維持其生命力。尤其是勞動價值理論，在18世紀、19世紀達到科學及真理的顛峰后，由于后人不恰當的疆化死守，一兩百年來再沒有得到發展和推進的機會，從而因落后而很少被人們真正接受。

站在現代來看，我們認為，科研等勞動創造了財富，而一般勞動繼科研等勞動之后實現財富。也就是，將勞動進行細分，勞動中的如科研等類型的創造勞動創造財富，勞動中的一般勞動實現財富。如科研發明勞動、設計勞動、創作勞動等為創造勞動，如生產勞動、銷售勞動、服務勞動、運輸勞動、管理勞動、普通技術勞動等為一般勞動。人類社會的任何財富的產生，都離不開創造勞動與實現勞動，因此是勞動創造與實現了財富。這是對馬克思政治經濟學勞動價值論的科學發展，

雖然只是將勞動細分為創造類勞動和一般勞動來發展勞動價值論，但這一推進是非常重要的，這一推進，更符合實際，因而更能為人們所理解和認同，從而使勞動價值論保持其真理性與生命力，更好地為人們理解和接受。同時，這一理論，使我們根據時代的進步，科學地運用勞動價值論來解決部分問題，即作為一個社會來說，科研等創造勞動是首要的，沒有科研創造勞動，就沒有新形態的滿足人們需要的新財富，一個社會很難進步與發展，社會需要更加重視創造勞動在現代財富中的極端重要性；而實現勞動則是必要的，沒有大量的一般勞動去實現財富，財富也只是一個概念而矣，人們依然得不到任何現實的財富，社會需要充分肯定一般勞動的重要功勞。資本不創造財富，也不實現財富，但在現代社會一項財富的創造與實現，往往都遠不是一個人的力量所能達到的，需要許多人組合起來進行創造和實現，要將勞動力組織起來，以及組織起必要的資料，就需要大筆的資本，資本也就起到組織財富產生的作用。往往是資本充足，那么創造上就能更好地組織優秀的科研人才進行創造，實現上則能組織足夠的人力進行大規模生產和在更廣闊的市場上進行銷售。這就更好地說明，資本不創造財富，但它在一國財富的創造與實現上非常重要，這使我們能更好地從經濟理論上正確地看待資本以促進國民經濟建設。

也就是說，用社會必要勞動進間來解釋勞動價值論已不適應需要，而將勞動進行深入研究細分為創造勞動和實現勞動后，我們能更好地科學繼承與發展勞動價值論。

同時，應該指出，經濟學是一門經濟領域的科學，而不是政治學，不宜將其政治化，否則很難成為一門真正的科學。即使是關于創造勞動、實現勞動以及資本等各要素在財富中的重要作用，這也只是經濟學術的研究與探索而矣。

（七）財富的價值、價格及需缺度問題

我們認為一項財富的價值是恒定的。汽車自其創造出來后，其就具有運輸的功能，創造得越好，其價值越高。生產率的提高，不影響其價值的改變。同樣在生產上投入再多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其價值依然不變。財富的價值也不因為供需的變化而變化，它自其被創造出來后就已經恒定。財富的價值也就是財富的功能或效用，其能滿足人們需求的功能是跟隨著財富客觀存在的。我們不同意財富的價值因人們需求的變化而變化。人們的需求變化，只能說財富需要不斷地創造更新，以滿足人們變化了的需求。某一財富的價值是不變的，除非其諸如老化等降低了效用、生產的不力使其功能不全等。財富的價格漲跌并不一定意味著財富的價值發生了變化，財富的價格往往是以價值為基礎，當然一定程度上也以成本為基礎，但同時深受供與需之間的影響。例如在涌泉邊，水是一文不值的，但是水仍是能滿足人們需要的財富，其價值并不因為其價格為零而為零。雖然在沙漠里，也許一瓶水可能有人愿意以千金相買，但是其價值依然是恒定的，即仍然只能是滿足人們對水的需要。人們在沙漠里不喝水要被渴死，同樣在涌泉邊不喝水也會渴死。不能因為某種財富稀缺時就認為其價值升高了。無論是生產多少，無論價格怎么漲跌，無論是提高了生產率還是未提高生產率，每一個該財富的價值量都是不變的。供需的差距也不改變財富的價值，人們一頓只吃一個面包，供應十個面包，人們還是只吃一個面包，每個面包的價值量還是不變的，只不過其它九個面包的價值被浪費了。我們認為某一財富的價值是恒定不變的，當然進一步新創造出來的新一代財富，其能更好地滿足人們的需要時其財富價值是會提高的。但是新一代財富已不是原來特定的財富，就如今天的日光燈、藝術燈已不是愛迪生那時發明的白熾燈一樣，即使今天改進了的白熾燈也不是那時的白熾燈，應該看作一類財富但是屬兩項財富或者屬兩種規格的財富。進一步創造，新的財富價值量提高了。財富的效用價值似乎也有時間性的情況。例如五十年前的一部法律可能對于當時來說是很有效用價值的，但到了現在效用價值可能已所剩無幾。但就這一例也不否定該法律的價值的恒定性。該法律的價值在于在那個時代條件下具有特定的價值功能。不能苛求其在新的條件下也能滿足新的需要。滿足新的條件下的需要是新的法律的事。

一項財富的價值是恒定的，在生產上投入再多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其價值依然不變。同樣財富的價格也并非由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來決定，例如，農產品投入的社會必要時間遠高于高科技產品，但是價格遠低于高科技產品。因而，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已很難適應現實經濟問題。關于財富的價值及價格問題我們不主張經濟學上仍然在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上徘徊不前，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充其量在一定范圍內可作為參考而矣。

我們認為財富的價格受需缺度的影響。所謂需缺度就是一項財富人們對其需要的迫切程度、購買能力與這種財富滿足人們的情況、在供給上稀缺的程度兩方面的結合。需缺度越高的財富，價格越高。需缺度低的財富，價格相應較低。財富首先要為人們所需要才可能有價格，這是前提。而財富的價格深受供需情況的影響。在十八世紀以前的布宜諾斯艾利斯，那里動物很多，但耕種的糧食很少，物以稀為貴，面包的價格比鮮肉還貴。在遠古時代，一碗飯也能很輕松地換到一只野兔。如上面所述，水是我們必須需要的，當我們居住在涌泉旁時，水也就沒有價格。相反，如果在沙漠的要道上銷售水，那么我們會發現，它可能比石油還要貴若干倍。某種財富為人們所迫切需要，并且供應量少時，價格就會上升，這時候生產銷售這種商品利潤就較高，經營者就會增大實現供給，或新的經營者就會加入。

相反，某種財富不為人們所迫切需要，并且供應量大時，價格就會下降，這時候生產銷售這種商品利潤就較低甚至虧本，經營者就會減少實現供給，或退出這一財富實現事業。財富活動與人們的需求密切聯系，隱含了利潤的價格在其中起到氣象儀和調節器的作用。我們需要明白財富的價格深受供需情況影響。當糧食很稀缺時，糧食的價格會比任何工業品都還貴。只不過現代人類每年能生產供給的糧食量就一般地來看已經不為人們所憂愁，至少不為工業國家所憂愁。那種認為農業產品附加值很低的經濟學說不正確。對于電腦，設想不存在繼續創造，生產率大幅度提高，生產供給的人非常多，那么每臺的價格有一天會下降到令人吃驚的水平，其“附加值”將低得并不比糧食高多少。實際上由于已有大量人在生產和銷售供給電腦，現在我們經常聽到許多商家抱怨電腦這一高科技產品財富“附加值”并非很高。

在研究國民經濟時，需要注意一個問題，那就是財富的價值與財富的價格不對等問題。例如，一塊電子手表，在二十年前值5元，今天其更先進，財富值更高了，但是其價格并未得到多大增長。再如，一部某款手機，5年前的價格設為5000元，現在其價格可能500元也難以賣出去。財富的價值與價格不一定是對等的，某一財富的價值是恒定的，而其價格則深受需缺度的影響。

（八）財富換財富原理

作為經濟學，倘需論述財富換財富的問題，財富換財富這是人類的經濟規律，也是經濟學中的重要支柱之一。

財富首源于創造，創造出來后人們依據所創造的財富知識進行生產，以滿足生存、幸福的需要。從原始社會進入奴隸社會、封建社會后，隨著人類創造的財富越來越多，人類開始了一定程度的分工。這時候大多數人種植農作物，少數人開始進行手工工業產品的生產，雙方都需要進行交換，以滿足生產、生活的需要。這時候由于創造的財富還比較少，分工、交換都還比較初級。而隨著紡織品機器、蒸汽機等的發明，以及大量其他不計其數財富的創造，人類進入工業生產社會后，這時候，社會分工深化。往往是一個人不可能生產滿足自己生活、生產需要的所有財富，只能創造、實現供給某一或某些特定的財富，然后進行社會化交換，供給社會中需要此種財富的他人，從他人手里獲得可以購買到其他財富的貨幣（也即社會化財富的憑證），才能用貨幣去購買自己生活、生產需要的財富。也就說，人們各司其職，從事不同的工作，為社會供給特定的財富，從而獲得貨幣，購買自己所需要的東西。例如，一個工廠的工人們，他們需要生產出社會需要的某一工業品財富，銷售供給其他人后，獲得貨幣，然后用所獲得貨幣去購買糧食、衣服等自己及家庭生活所需要的財富。再如，一個公司的服務員，他們需要向社會供給服務財富，得到社會的他人認可消費后，才能獲得貨幣，然后用所獲得的貨幣才能購買到自己及家庭生存、幸福所需要的財富。總之，隨著人類所創造財富種類的眾多，每個人或每組織體的人只能供給其中一種或少部分種類的財富，必須參與到社會分工中去。這就是分工的原因。

在社會化分工的時代，除了社會救濟、贈與等外，社會更一般的規則是，一個人要獲得他人供給的財富以獲得生存和幸福，必須用自己供給的特定財富去交換，即財富交換財富。財富換財富，這是現代人類社會的基本原則，也是現代社會經濟學的基本原理，基本規律。財富換財富，包括商品化的交換，也包括非商品化的交換。

財富的商品化是一個值得研究的課題。在現代，財富的商品化是一個趨勢。一個作家以自己全部的勞動來創造供給人們需要的小說財富。他需要生存、需要過上起碼的現代生活，因此他所創造提供的財富，別人如果需要，應該用自己手里的財富來與其進行交換。如果其它人不用自己手里的財富交換就能免費獲得作家創造的財富，那么這位作家實際上就是在無償地向他人供給財富。而這位作家是需要生活的，是需要養活其家庭成員的，他除了自己擁有小說原稿這些特定財富外，就一無所有，而最終會被餓死，要么轉行以求生存。著作權領域如此，整個專利領域也是如此。

一般說來，財富的商品化并不是什么十惡不赦的事。在自然經濟時代財富不商品化，人們通過自己種地自己可以養活自己。但是在社會化“大生產”的現代社會，每一個人不可能都去種一塊自留地。在未來，甚至可能90%的人沒有自留地，而只能從事其它非農業財富的供給。社會的這90%的人要獲得糧食需要將自己供給的財富商品化，去向農民換取糧食。而農民也需要將自己種植的糧食的絕大部分商品化，去換回工業類財富、文化類財富、服務類財富等現代社會生活所必須的財富，包括去換回化肥等生產類財富。而在這90%的人中，每個人又可能在從事著不同的財富供給，他們之間也需要用自己供給的特定財富才能換回別人供給的財富。

總之，財富的商品化是一個趨勢，實際上是財富換財富規則的體現。雖然以我們過去的觀念很難接受商品化問題。但我們必須清醒地認識到，社會財富更加廣泛的創造與生產形成了社會分工，而社會分工使得商品化成為必然。財富的商品化實際上就是財富的社會化交換而矣。

當然，我們并不是說所有財富都要商品化交換，而仍有大量財富是經過非商品化進行交換的。如許多基本財富就是由公共財政購買變成公共類的財富，作為全社會共享的福利。例如修建街道、普通公路是需要大量資金的，這些都是人們普遍需要的財富，如果這些財富為修建它的人進行商品化經營，每個人從這里過都需要收費，那么顯然是不妥的。但修建者又不能無償勞動，如果這樣，那么修建者會最終破產和餓死。這就需要政府代表全社會向大家聚集稅收來購買這一財富，將其變為公共財富由全社會不再付費就可共享。

再如思想類財富以及許多難以商品化的科學學術財富，特別是基礎研究，這些財富是難以商品化的，雖然它們是非常優秀且極為重要的財富，但幾乎沒有任何個人和企業愿意花足夠的價錢來購買交換這些財富。這樣的結果是為社會創造供給了這些優秀財富的科學家們往往處于極度貧困的境地，要么他們有其它職業來支撐他們的這些高尚的財富創造供給活動。在歷史上，以及現在，往往是這樣，搞這些財富創造的通常是家境不錯者，或者有其它職業獲取生活來源者，或者是領取國家工資的少數科研工作者，而普通平民很難能從事這些財富的創造。秀才往往是貧窮的，這就是社會未很好遵循財富換財富的原理所致。這大大地制約了優秀財富的創造。這就需要政府代表全社會以公共財政來支持這些優秀財富的創造和供給。

社會化的現代社會，一個規律就是財富換財富，我們總是在從事著不同種類的財富供給，我們用自己供給的特定財富換取別人手里的社會化的財富。我們常常看到，我們養山羊、種土豆、造汽車，然后拿去賣，從而能獲得別人手里的貨幣。因為財富換財富得到良好的體現，因而我們自覺地大量地養山羊、種土豆、造汽車。可是，我們在環境財富上卻很難看到財富換財富，因此我們很難看到有人專門去大量種樹、植草。因為其植再多的樹、種再多的草維護了環境，但沒有人愿意拿錢去購買，其將因換不到財富而不能生存。以至于很長時間來，沒有多少人去保護環境，反而是更多地人砍伐樹木去換貨幣，養殖更多的山羊吃盡草坪去換貨幣，以至于無數森林變成戈壁，無數草原變成沙漠。良好的環境也是大家所需要的，由于很難讓個體分別購買，只能由社會公共部門代表大家來購買。因而，將全社會聚集起來的稅收的一部分拔給環保個體和地方也就理所當然。雖然這不是商品化的財富交換，但實際上也是符合財富換財富的原理。當環保上財富換財富的原理得到良好體現時，當進行環境保護能換到財富時，就會有更多的人去搞環保經濟，專司環境保護。

當然，在社會財富換財富的基本規則之上，我們也需要發揚無私奉獻的高尚精神。但作為經濟學理論應該充分考慮到人們往往只有在能基本生存的情況下才更容易無償供給。

總之，在經濟學中提出基本理論后，還需提出財富換財富的基本原理。這有助于我們全面考查國民經濟建設問題。

三、現代新經濟學構想的演繹與驗證

科學的理論應該從現實中的現象進行抽象歸納，使其具有高度的理論指導意義，并且隨著時代的進步情況，使其盡可能具有時代性的真理意義。當然這還需要對其進演繹與驗證，看是否有矛盾的地方，或者不能解釋的地方，如果沒有，那么這一理論則是極科學的，可以上升為較長時期內的理論；如果有，那么顯然這一理論還有局限性，但如果這一局限性遠比過去的理論小，那么應該說是值得肯定的，以后倘需進一步發展，如果這一局限性比過去的理論大，那么這一理論則是失敗的，應該給予否定。

對于經濟學革命新構想我們在這里進行一些演繹與驗證。

（一）理論驗證

第9篇：勞動經濟學的研究起點范文

奧派經濟學盡管被冠以“奧地利”之名，被認為起源于奧地利的卡爾?門格爾，但其思想并不發源于奧地利，而是西班牙、法國等歐洲國家，因此奧派經濟學被看作“大陸傳統”，如德索托教授在本書中提到的，早于門格爾就創立了奧地利學派經濟學的馬里亞納、杜爾哥、巴斯夏、薩伊和坎蒂隆實際上不是奧地利人，門格爾和后來的奧派學者們實際上是“復蘇”了這一大陸傳統。

門格爾嚴格意義上不是奧派經濟學創立者，但他卻毫無疑問可以稱為古典經濟學的革命者。在門格爾之前，從斯密一直到穆勒的幾百年間，英國古典經濟學占據著經濟學界的主導地位，這一學說把市場中行動的個體排除在外，分析的是沒有行動人參與的商品類別，如面包、鋼鐵、鉆石和水等等的價值，簡而言之是“商品的價值”，而非行動人在特定的環境下對某一商品價值的評價。

由于沒有行動人的思想，古典經濟學在經濟學最重要的價值理論問題上陷入了“客觀價值論”的誤區，古典經濟學從斯密到李嘉圖再到馬克思，都信奉“勞動價值論”。勞動價值論不能解釋為什么一些商品沒有花多少生產時間但價值卻很高的現象，還有比如“水和鉆石的悖論”等問題，它的缺陷是很顯然的，但古典經濟學家沒有找到解決辦法，勞動價值論實際上與多數古典經濟學家自己宣言的“自由主義”背道而馳，但古典經濟學家沒有認識到這一點，“主張”和“學說”的不一致，很大程度上要為人類在20世紀遭受的重大苦難負責。 “革命者”門格爾及其遺產

門格爾在中世紀的經院哲學家薩伊、杜爾哥、坎蒂隆等人的基礎上，從人的需求出發，借助邊際效用規律，對他們早先提出的主觀價值理論進行了全面的闡述，較為完整地建立了主觀價值論及相關的價格理論，證明了“價格正好是人們有目的滿足欲望的因果過程的客觀反映”（薩勒諾），在門格爾之前，沒人對主觀價值理論和價格的形成做出如此系統的論述。由于是主觀價值論對客觀價值論的替代，19世紀末門格爾、杰文斯和瓦爾拉斯等人共同發起的“邊際革命”，也被稱為“主觀主義”革命。

但盡管他們都是邊際革命的發起者，門格爾與后兩者還是有明顯的區別，如德索托教授所說，杰文斯、瓦爾拉斯提出邊際效用規律只是對數學均衡模型（對杰文斯是局部均衡，而對瓦爾拉斯是一般均衡）的補充，在這個模型中，人的行為過程是被有意識地忽略的，有沒有邊際效用規律不會改變任何東西。相反，對門格爾來說，邊際效用規律在本體論上是不可缺少的，或者說是門格爾自己“作為動態過程的人類行為”之思想的必然結果。門格爾真正獨特的貢獻，是把行動的個體引入了經濟學，而不僅僅是提出了主觀主義價值學說。

從門格爾對古典經濟學價值理論的顛覆以及對個體行動的引入來說，門格爾是當之無愧的“革命者”，但門格爾同時也是一位“綜合者”，不僅是因為他綜合了前輩的奧派思想，尤其是主觀主義思想，還因為他還綜合了由蘇格蘭思想家曼德維爾、弗格森和斯密等人首先提出，后來被哈耶克發揚光大的“自發秩序”思想，從其巨量的藏書中我們有理由認為他對蘇格蘭傳統有了解。可見，門格爾在顛覆了古典經濟學的同時，也接續了古典經濟學。因此，門格爾的綜合是廣泛的、跨越性的，后來的奧派經濟學家大多只是在不同的方向上拓展了門格爾業已提出的思想。

門格爾的兩個學生，維塞爾和龐巴維克分別在價值理論和資本（利息）理論上發展了門格爾的思想。維塞爾從主觀價值理論的角度對“成本”和“價值”關系進行了探討，把成本設想為間接效用，即機會成本，并且創造性地指出“對產品的價值起著決定作用的需求和特定的產品并無什么關聯，而是通過生產這些產品的生產要素建立起關聯的”。奧派后來的分歧，尤其是在方法論上的分歧，在作為第二代奧派經濟學家的維塞爾和龐巴維克身上就體現出分野來了，他們幾乎可以說代表了兩種不同的風格。

龐巴維克盡管開創了資本理論，也提出了生產結構理論，但用他自己的話說，“從未以學者的身份思考或者研究過貨幣”，導致他未能提出商業周期理論。他的學生現代奧派經濟學的領軍人物，也是第三代奧派經濟學家的代表人物米塞斯，彌補了龐巴維克的這一不足，他把貨幣理論和奧地利學派的價值、價格理論結合到一起，改造了原來的貨幣理論，開創性地建立了奧派的商業周期理論。自李嘉圖之后，他1912年出版的《貨幣與信用理論》第一次將宏觀和微觀再次統一起來，使經濟學成為一個整體性的學科，并且也第一次使經濟學能夠以個體的行為為基礎，運用邏輯一步一步地展開分析。

但貨幣理論還只是他創立的“人類行為學”的一個初步應用，1922年出版的《社會主義》可以視為第二個具體應用，但是直到1949年出版的《人的行動》一書中，我們才看到他對自己先前在分析具體的貨幣、信用和社會主義等問題時已經使用的“人類行為學”方法進行系統性的闡述。 從真正的人出發

米塞斯的人類行為學是把“理性”作為分析起點，相比之下，第四代奧派經濟學家哈耶克是把“無知”或“理性不及”作為分析起點。他對“無知”的重視和強調主要體現在1937年發表《經濟學與知識》之后的研究生涯中，在此之前，他不能說是一個“無知主義者”。

基于對人類社會知識的分散性、隱含性、情境性和主觀性等的認識，哈耶克認為借助于市場本身的價格機制才能實現知識的有效協調，全盤計劃經濟是“致命的自負”，必將“通向奴役之路”。哈耶克從這一角度對計劃經濟所做的批判不同于米塞斯從他的人類行為學角度對計劃經濟所做的批判，米塞斯認為假如沒有私有產權，沒有貨幣和發揮企業家才能的自由，那么做出理性計劃所需要的信息根本就不會出現，也不會得到傳遞，這也意味著不能進行“經濟計算”，其結果是不能實現個體行動的協調。

盡管存在著這種差異，但不能被視作是根本性的，因為他們都是基于對個體行動的“主觀性”的認識。因此，我們同意唐?拉沃伊的看法，即哈耶克的理論和米塞斯的理論不存在矛盾，哈耶克只是進一步地闡釋了中央計劃經濟面臨的挑戰。

在哈耶克看來，市場會“自發地”對人的知識或人的行動計劃進行協調，這比任何的中央計劃都更有效。哈耶克稱具有自發性的市場為“自發秩序”，這是對市場特征的絕好概括，也是對市場的絕好理解。哈耶克進一步考察了維持自發秩序，使之具有擴展性的條件，這樣他自然就進入到法律和立法等政治哲學的領域。

哈耶克在政治哲學領域對“制度”和“規則”所做的研究可以看作對斯密“看不見的手”思想的發展。“看不見的手”與“自發秩序”的含義相近，而且斯密在《道德情操論》和《國富論》中都闡述了“看不見的手”得以運轉的制度條件，這些論述為哈耶克后來的研究打下了鋪墊。哈耶克在政治哲學領域的探討，也讓人看到奧派經濟學也有接近斯密的一面，盡管在門格爾的思想中可以覓到這一蹤跡，但在很大程度上這方面的思想被后來的奧派經濟學家忽視了。

缺乏了解的人，往往會認為奧派經濟學不過是意識形態的宣傳，言下之意是奧派經濟學沒有什么理論。然而，事實剛好相反，從上面的論述中，我們其實已經可以看到，奧派經濟學有完整的理論體系，它涵蓋了方法論、經濟理論、政治哲學等諸多領域，它既有理論，也有政策，是真正的跨學科，其完整性和跨度其他學派難以匹敵。

在奧派經濟學家看來，經濟學是理解社會，探求人類社會那些“看不見的力量”的手段，經濟學家對社會規律的探索就相當于自然科學家對自然規律的探索，只是使用的工具不同。盡管，其他社會科學也有他們探尋人類世界的“工具”，但相對來說，“經濟學”這一“工具”更為犀利，這是維塞爾和米塞斯等人從學歷史轉到學經濟學的原因。

正因為奧派經濟學家清楚他們研究的是社會現象，而非自然現象，所以他們從一開始就從真正的人出發來研究社會，他們的經濟概念也都與人的行動相關，這應該是個“正確的常識”。有些經濟學派在奧派經濟學家看來背離了這一常識，如勒普克在批評凱恩斯時就說凱恩斯和他的支持者最為危險的觀念之一，就是“把經濟體系看作數理-機械化的宇宙的一部分，經濟活動是可計量的種種總量（如消費和投資）的產物，而不是個人行動的結果”，凱恩斯及其支持者把“人的行動”從理論中抽離了之后，不可避免地就會將經濟政策變成工程設計，從而抹殺精神價值，而代之以宏觀經濟總量。

但是，正如奧派經濟學家克里斯托弗?林格爾（Christopher Lingle）在和筆者交流時所說的，人不是生活在總供給或總需求中，這些概念是虛構的幻象。構成分析社會現象之基礎的，是那些和人的行動相關的概念，而非宏觀經濟變量，并且，經濟學的基本概念，如價值、貨幣、資本和產權等等，都包含了人的行動之內涵（這是這些概念的發明者的初衷），在現代的經濟學中，這些內涵很大程度上被拋棄，這些概念也退化成了一個個的數學符號，其理論價值已大打折扣。 什么是好的制度

奧派經濟學家在一些基本的方面，如主觀主義、方法論個人主義和市場過程等立場上是基本一致的，但他們在很多其他方面并不一致，如米塞斯和哈耶克兩人之間就有一定的分歧，羅斯巴德批評了米塞斯和哈耶克，但他自己也受其他奧派經濟學家的廣泛批評，但是這種分歧并非壞事，有分歧和張力，一個學派才有生命力和成長的可能性。

奧派經濟學反對政府干預，因為他們的經濟理論告訴他們干預于事無補。奧派經濟學家認識到，干預主義者的理論基礎是錯誤的，他們把經濟設想為一架可以隨意調節的機器，可以根據干預主義者自己的需要，來達到某個理想狀態。而實際經濟由人的活動構成，人有自己的想法，不是機器上的齒輪，可以由他人任意調節，人的想法決定人的行動，無數人的行動所產生的結果是“無意識的”，不能事先預測和控制。

經濟學作為研究“有意識的行動產生的無意識的結果”的科學，考察影響經濟與社會的“看不見的力量”，以及支撐經濟正常運行的制度、法則及其特征，干預主義忽視了這些重要的方面，當人為地調節經濟的時候，他們的行動就損害了無形的力量和上述那些制度和法則，這樣，對經濟將產生意想不到的危害，其嚴重程度往往要超出當初想要解決的那個問題。

經濟學是關于“看不見的力量”的學問，這一思想其實源遠流長，在斯密眾所周知的“看不見的手”思想和巴斯夏的名篇《看得見的與看不見的》中都有體現，相比較而言，奧派經濟學在這方面作了更加深入的思考，奧派經濟學家認識到，對人類社會來說，重要的是那些看不見的因素，如人頭腦中的知識和觀念等等。

維塞爾對“看不見的力量”作了較為精確的闡述，他說“這是每個個體都要服從的力量，它們并不遵從個人的意志，而且不可避免地會產生并非人們欲求的甚或任何人可以預見的事件”。

在奧派經濟學看來，我們不可能計算“看不見的力量”，因為我們不可能知道每個人頭腦中的知識和想法，以及他們相互之間發揮作用的形式，所以只能進行哈耶克說的“模式預測”。正因為人們之間互動的形式具有很大的偶然性，難以根據某一既有的理論精確地確定，所以，哈耶克說，社會科學的問題很大程度上是個“經驗問題”。

但是，不可否認，社會科學的問題同時也是“理論問題”。比如，對于什么才是“好”的制度（規則），具體的經驗并不能為我們提供可靠的答案，但是奧派經濟學的理論一定程度上卻提供了制度優劣的基本判斷，可以分別來看米塞斯、哈耶克和羅斯巴德對這一問題的回答。

米塞斯認為好的制度應是能促進人類合作的制度，哈耶克認為好的制度應有助于充分地發揮每個人的才能，羅斯巴德認為好的制度應符合自然法則，顯然，三者角度不同，但表達的是同一個意思，因為發揮人的才能是實現更好合作的前提，而發揮人的才能也是人與生俱來的自然權利。

奧派經濟學把“看不見的力量”和“制度”聯系了起來，認為要使“看不見的力量”造福人類，人類的制度就應該滿足一定的要求，而這個要求建立在經濟學的基礎上，能夠通過經濟學理論檢驗的制度才可能是好的制度，這也正是經濟理論的魅力所在。根據經濟理論，預測和判斷某一制度或政策將會出現的結果也是奧派經濟學一項重要的研究內容。

奧派經濟學的魅力不僅在于理論本身，還在于那些研究和傳播奧派經濟學思想的大師的人格。他們是知行合一的一群人，他們的“行動”和他們的“信念”是高度一致的，這非常難能可貴，比如米塞斯就是一個鮮明的例子，他不愿意為了獲得教授職位或其他好處而做出妥協。有信念已屬不易，把信念堅定地付諸行動更屬不易，對此，米塞斯本人曾說“直到今天，我還是沒有失去勇氣。我會盡到作為經濟學家的職責。為了傳達心中的真理，我永遠不會感到疲勞”。

上世紀，很多國家，包括中國采用不能通過經濟學檢驗的計劃經濟體制而走了彎路，遭受巨大的災難，今天，人們已經普遍接受了全盤計劃經濟的不可行性，但是各種干預主義仍然在迷惑著人們，現代奧地利學派的學者們仍然要像他們的先輩米塞斯、哈耶克、羅斯巴德和黑茲利特等人一樣，拿起經濟學的武器，去戳穿各種干預主義的幻象。

奧派經濟學邊緣化，一個重要的原因是經濟學教育和科研是政府壟斷的，政府喜歡的當然是支持干預，為它的干預出謀劃策的學說，而不是相反，這樣，在政府壟斷教育和科研的情況下，關于“政府怎么干預才會更好”的主流經濟學說自然就比關于“政府不應該干預”的奧派學說更容易“發展壯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