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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農民家庭的理財方法范文

【關鍵詞】大學生理財；意義；建議

理財（Finance）是一個范疇很廣的概念，它涉及經濟學、會計學、管理學、法學等多學科。一般而言，理財是通過科學而合理的方法使現有的財富增值。理財這個概念，是建立在已經擁有一定資產的基礎之上的。針對不同的理財主體，其側重點也不同。本文研究的主要是大學生的個人理財（Personal Finance）。個人理財就是遵循經濟學追求利潤最大化的基本精神，消費者確定自己的階段性生活和投資目標，審視自己的資產分配狀況及承受能力，調整資產分配和投資情況，以實現個人收益最大化。近年來，個人投資理財的熱潮逐漸涌入了大學校園。如今的大學校園活躍著這樣一群人，他們既是大學生，又是股民、基民、彩民、儲戶、有些還是“小老板”。大學生是一個龐大而特殊的社會群體，他們的理財理念和理財行為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其生活狀態和價值趨向。大學生理財，與成年人理財一樣，也包括經濟收入和經濟支出兩方面。既要通過合理規劃投資增加經濟收入，也要通過合理規劃消費控制經濟支出。

一、大學生理財的意義

隨著經濟的快速發展，為實現資產的保值及增值，個人投資理財變得越來越重要。在校大學生進行投資理財具有重要的意義，主要可以分為以下幾個方面：

1.有利于減輕家庭經濟負擔。在校大學生多數來自于農民家庭或工薪家庭，因此求學期間的學費和生活開支對父母來說是一個沉重的經濟負擔。不少家庭盡管省吃儉用，甚至是負債累累，仍然感覺到被壓得喘不過氣來。因此，家庭條件不太好的大學生一定要盡早學會投資理財，千方百計地減輕父母的負擔。即使家庭條件優異的學生，也應學會投資理財，畢竟大學生不能總是依賴父母的經濟支持，終究要建立獨立的經濟基礎。而且，勤儉節約是我們中華民族的一大優良傳統。

2.有利于提高自我管理能力。現在大學校園中的“月光族”越來越多，財不去理，就不知道去處。因此對付亂花錢最有效的辦法就是記賬。比如說，月初規劃好當月開支，比如伙食標準、日常用品等。細心的同學可以每天臨睡前花幾分鐘記一下當天的所有開支。一個月下來，就可以清楚的看到哪些錢該花哪些錢不該花。如果能認真堅持這樣理財的話，既可以節省許多不該花的錢，又可以提高自己的規劃能力和管理能力。當然，如果有閑錢進行投資的話，就更能鍛煉對金錢的管理能力了。

3.有利于適應社會生存法則。美國理財專家柯特?康寧漢有句名言：“不能養成良好的理財習慣，即使擁有博士學位，也難以擺脫貧窮。”雖然養成良好的理財習慣是一個有些痛苦的過程，但這些習慣可以讓你“有錢一輩子”。理財專家指出，大學時代應該是理財的起步階段，也是學習理財的黃金時期。在大學時代應培養主動理財的意識，形成良好的理財習慣，掌握必需的理財常識。理財觀念的教育應該從小培養。

二、大學生理財建議

你不理財，才不理你。人生需要規劃，錢財需要打理。《富爸爸 窮爸爸》一書中寫道：一個孩子要在一生中達到職業和財務的成功，需要學習3種基本的贏配方：學習贏配方、職業贏配方和財務贏配方。這與許多專家學者提出的大學生需要具有智商、情商和財商的含義是一致的。

1.積極運用儲蓄。這就需要大學生每月合理分配支出，制定好每月的資金支出，預留出每月必須的生活費，將其余的錢存人銀行，最好能狠心存為定期存款，一方面是因為這樣可減少許多隨意性和沖動性的消費；另一方面是，可以達到積少成多的目的。當然前提條件是不能借債。

2.努力增加收人，即所謂的“開源”。為了避免出現財政危機，最好的方法是通過多種途徑增加收入，主要有以下方法：一是獲取獎學金.這對于一個好好學習的學生來說其實一點都不難，所以靠獎學金來維持一段時間的生活費用還是完全沒有問題的，這樣既能夠鞏固知識又能夠減少家庭的負擔，兩全其美的事情，何樂而不為呢？二是申請助學貸款。因為大學生的貸款利率比市場利率優惠，這樣既可以減輕家庭負擔，又可以培養學生的獨立意識和責任意識.中國的助學貸款一般有兩種，一種是國家助學貸款，另一種是商業性助學貸款，銀行的這一“貸款”行為，不僅為經濟困難的學生解決了問題，還給更多的大學生提供了“理財”的空間。對于學有余力，并對投資感興趣的大學生來說，貸款創業的占了不少人。對于家庭困難的學生來說，貸款的好處更是不言而喻的。

3.有意識地控制自己的消費，花錢有度，合理消費，即所謂的“節流”。學會記賬和編制預算，可以有效的控制消費。記賬并不難，只要有恒心，記錄下自己每天的消費數額，做一個簡單的記賬簿，抽空整理一下，就可以掌握自己的收支情況，做到量入為出，這樣對自己每筆資金的去向有一個詳盡的記錄，養成良好的記賬習慣，同時為自己每個月的開銷編制預算，從而保證不會發生月初“富翁”月底“負翁”的情況。對于大學生，養成良好的記賬和編制預算的習慣，不但可以培養他們合理的消費意識，還可以培養他們的耐心、恒心和自信心。每月對自己的消費情況進行記賬，當發現預算超過月可支配額度時，應該考慮哪些錢可以壓縮或者不必要開支的，盡量做出合理安排。對于沒有記賬習慣的同學來說，預算就更顯得重要了。因此只要養成了記賬的習慣，你就跨出了理財的第一步。

4.利用“閑錢”進行投資，投資有道。投資增值是理財的一種長期行為，目的是使生活質量更高，不能因為投資而降低生活的質量，所以投資資金應該是正常生活消費以外的資金，用這樣的“閑錢”投資，投資人才會保持一個良好的心態。大學生可以在保證生活費用的前提下，把存下來的或賺取的資金進行各種投資，比如投資股票、基金或集資開小店也可以在網上開小店，用以獲取收人并在實戰中增加自己的理財經驗。當然，投資這些項目具有一定的風險性，但作為一種大膽嘗試，能為自己今后的個人理財起到積極的作用。需要提出的是，外形投資作為一種具有發展性、長遠性的、潛在性的投資也值得重視。大學生可以利用有限的金錢，投資自己的形象氣質，為更好的踏入社會，求職就業，乃至高質量的生活打好基礎。

很多人都說，大學時代是獲得人生的“第一桶金”的時候，也是獨立生活、獨立理財的起步階段。大學生仍然是社會上的高知識群體，如果想要具備較高的財商，就要加強對自己的理財教育，在擁有“知識財富”的同時，也要有市場意識，在實際生活中逐漸學會“理財”，學會把知識變成財富和管理財富的技能。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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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董炳鳳，尹躍進.加強大學生理財觀教育的思考[J].民營科技，2009（8）.

第2篇：農民家庭的理財方法范文

一、出現“繳費難”現象的

原因

（一）制度建立時間短且政策多變

我國社會養老保險制度經歷了從無到有、從城鎮到農村、從職工到城鄉居民的發展過程。最終形成了城鎮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制度、機關事業單位退休費制度、城鄉居民基本養老保險制度這樣一種“多條腿走路”的局面。

而針對農民這一群體，又先后經歷了20世紀90年代開展的 “老農保”、2009年開展的“新農保”，直到2014年國務院決定將“新農保”和“城居保”進行并軌，建立全國統一的城鄉居民基本養老保險。

這種多軌并存的保險制度和不斷進行的農村保險制度改革所帶來的政策變化和制度銜接問題，再加上我國養老保險制度建立時間較短，導致廣大群眾對政策的理解比較模糊。

（二）部分地方對民生事業重視不夠

部分地區的政府部門關注于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而沒有把民生事業擺在重要的位置。

改革開放以來，黨的工作重心轉移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上來，把地方經濟發展作為一項特別重要的工作，很多地方甚至喊出了“以GDP論英雄”的口號。進入新千年以來，由于在發展過程中社會利益結構發生了變化，涌現出較多社會矛盾，各級政府又把維護社會穩定作為一項特別重要的工作。而像養老保險這樣的民生事業，因其涉及對象多、工作瑣碎，不能給地方經濟發展和財政收入做出顯著貢獻，且較難在短期內形成所謂的工作“亮點”，基層政府一直對其重視不夠。

（三）部分基層干部對政策理解

不透，宣傳不到位，做法原始

由于基層干部文化程度普遍不高，養老保險又是一種新生事物，再加上政策多變，所以，很多基層干部自身對各項政策都沒有理解透徹，這就很難保證他們在對群眾進行政策宣傳時“不走樣”。

此外，基層干部在進行政策宣傳時，所采用的方式方法有時過于書面化和正式化，不太容易讓群眾接受。基層干部數量少、待遇偏低、工作繁忙，沒有精力、也沒有動力去做好這件當下“成果”不明顯，甚至部分群眾還不理解的工作。所以，對待這件有點“出力不討好”的“繁瑣”工作，基層干部往往缺乏積極性。

在執行政策時，部分地方采用了一些較原始的方式。如有些地方實行“捆綁”策略，如果某戶家庭不繳納養老保險，則該家庭的老人不能領取養老金。這類“土政策”既違反了“自愿參保”的原則，也給群眾帶來抵觸心理。這些原始的方式方法可能在短期內取得一定成效（如參保率、繳費率的提高），但是，長遠來看，卻不利于群眾養老保險意識的建立。

（四）信息傳達不暢

我國部分地區農民居住分散，村干部配備較少且工作事情多，導致信息傳達不暢。

很多地方采取的信息傳達流程是每年初由鄉鎮勞動保障所下發繳費通知，然后召開一次村主干部（書記、主任）會議，開展養老保險政策解讀并分發宣傳單，村主干部分配任務給各包組干部，各包組干部再安排各小組長通知村民繳費。這種漫長的信息傳輸鏈導致信息傳達效率變低、錯誤率加大。同時，由于村組干部平時忙于應付各類檢查，而且普遍從事勞動生產，很多時候就把這件事情放在一邊。

（五）新時期農村特點和農民的

思維、行為特點

改革開放以來，大量欠發達地區農民涌入沿海地區打工，人口流動量和流動率加大，這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信息傳達困難。此外，不同地區的城鄉居民保政策存在不同，也在客觀上給外出務工人員對政策的理解制造了困難。

中國幾千年來一直實行的 “家庭養老”的模式，“養兒防老”等思想對國人影響很深。這種模式在農村影響尤甚，導致農民保險意識不強，參保意識不高。

雖然城鄉居民保對農民來說是好事，但是人并不是完全理性的，人們往往只注重于短期利益，對長期的、存在不確定性的事情往往持審慎態度。這一點，在農民、年輕人身上體現尤為明顯。

對于農民來說，其收入來源比較復雜（包括種植、養殖收入、打工收入等），而且往往存在不穩定性和季節性。所以，農民手中的資金狀況并不穩定。此外，我國不同地區發展狀況不均，同一地區農民經濟狀況也不均，養老保險繳費對某些低收入農民家庭而言是一筆不小負擔。

此外，農村生活節奏慢導致農民做事散漫，農民往往對未來缺乏規劃，存在盲從行為等，這些特點都是處理農村地區養老保險繳費時需要考慮的。

（六）現階段城鄉居民保待遇偏低

經過長期的努力，我國城鄉居民保待遇水平已經在逐步提高。但是，我國人口眾多，經濟發展起點低，地區之間、城鄉之間發展不平衡，養老基金保值增值渠道單一等。種種原因，導致群眾享受的待遇偏低，對其尚缺乏足夠的吸引力。

（七）政府的信任危機

我國正處于改革開放深化期和社會轉型期，社會利益分化、價值取向多遠和外來文化沖擊等諸多社會因素影響導致各種矛盾不斷涌現，政府在處理這些矛盾時有時因為缺乏經驗而采取一些非理性的行為，損害了政府的權威。再加上網絡的普及和網絡監管的缺失，部分領導干部問題的出現，政治和決策過程的封閉性等，都導致了群眾對政府的信任危機。

這種信任危機導致很多群眾會把政府“天然地”放在與群眾爭利的對立面而不是視其為服務者，將政府的各類行為均視為是欺騙老百姓的、對老百姓沒有好處的。體現在城鄉居民保上，就是老百姓覺得養老保險是把錢放進政府口袋里，被政府拿去放貸款，而收益與群眾無關。這些觀點具有很強的傳染性和“殺傷力”，給農村養老保險繳費工作帶來一定難度。

二、解決“繳費難”問題的

措施

針對以上分析得到的7方面原因，筆者認為應該采取以下措施：

（一）加快制度并軌，加強考核力度

首先，要加快不同養老保險制度的并軌，讓大家在“一口灶”里吃飯。這既方便了群眾對政策的理解，也打破了城鄉壁壘，更能體現制度的公平。并軌后還要統一標準、統一管理服務、統一信息系統，方便辦理各種手續和各種制度的遷移銜接等。

另外，上級政府要將養老保險的繳費情況列入對下級政府的工作考核，并不斷加大考核力度。2014年新出臺的《黨政領導干部選拔任用工作條例》里提到：“考察地方黨政領導班子成員更加重視勞動就業、社會保障、等的考核，防止單純以經濟增長速度評定工作實績。”這就是非常好的導向。隨著各級政府對社會保障事業的重視程度越來越高，養老保險繳費工作的進行也會越來越順利。

（二）結合農村和農民特點，針對性開展宣傳和組織

針對農村、村干部和農民的特點，采取針對性的方式進行城鄉居民保的宣傳和組織。

首先要加強經辦機構人員的業務培訓和業務考核。經辦人員要爭取做到一次性告知所有辦理流程，不讓群眾為同一件事上第二次門。

對于基層政府而言，很少采用直接面對群眾的方式來開展工作，所以就需要對村干部加強培訓和指導。同時還要用通俗的語言和鮮活、身邊的例子讓政策容易接受、易于理解，便于傳播。只有村干部業務熟練了，把政策和流程理解透了，才能做好群眾的工作。

宣傳和組織工作還要講究季節性。要在農民剛賣完糧食時集中宣傳，因為這個時候農民手中資金相對充裕；要在過年、過節期間集中宣傳，這時外出務工人員返鄉較多，人群相對集中，有利于信息的傳播。

（三）縮短信息傳達流程，提高信息傳達效率和準確性

信息傳達流程太長會導致信息傳遞效率下降和信息失真，要想避免這種現象，就需要縮短信息傳達流程。鑒于基層干部較少，工作繁重，要想讓其直接面對老百姓做面對面的工作就顯得不太現實；此外，受限于基層政府各級機構編制，增加人員同樣顯得不太合乎實際。那么就需要另辟蹊徑，改變宣傳方式，大力采用新媒體，如微信公眾號、電視、短信等方式讓信息直達群眾，減少中間環節，確保信息傳遞效率和準確性。

（四）加強全社會的保險意識教育

政府要引導全社會認識保險的作用。政策導向上，出臺銀行存款保險制度等政策對人們的保險意識產生直接影響；宣傳導向上，通過電視、報紙、網絡、政府工作會議等多種渠道，加強對百姓的保險教育。教育部門和學校積極承擔保險教育責任，開展多種形式的保險知識教育活動，增強學生對保險的了解。通過學生帶動家長，通過學校帶動社會，從而實現全社會的風險、保險意識的提高。

此外，隨著城鄉居民基本醫療保險制度這一“短期見效”制度的推行，農民在看病吃藥等方面得到了實惠。只有讓農民看到社會保險制度帶來的種種實惠，才能樹立對養老保險這一“長期見效”保險制度的信心，使他們的觀念由“要我保”轉變為“我要保”。

（五）社會保障卡多功能合一

要逐步建立全國統一的社會保障卡并大力推行“一卡多用”。社保卡不但可以看病就醫、繳交養老保險費、領取養老金等，還可以辦理現金存取、支付結算、投資理財、水、電、煤氣、移動、電信等多種代扣代繳業務。糧種直補等政府補貼，煙草收購資金等都可以通過社保卡。社保卡功能越強大，老百姓使用起來越方便，就會對其越依賴，也就越能在很大程度上激發群眾繳納養老保險的積極性。

（六）多渠道、多方法提高城鄉居民保待遇

養老保險待遇的提高是一個長期的過程，非一朝一夕之功。只有經濟發展了，才能投入更多公共財政來補貼基礎養老金，讓更多人分享經濟發展成果。此外，還有其他方法來提高待遇。

第一，養老保險資金籌集渠道為個人繳費、集體補助和政府補貼。目前來看，社會經濟、公益組織和慈善人士的參與度不高。政府要利用新聞媒體來進行輿論引導，通過宣傳榜樣、建立功德碑、舉辦頒獎晚會等形式來鼓勵各類組織和個人。

第二，目前的養老基金主要用來存銀行定期存款和購買國債，這種投資方式很安全，但是收益率卻不高，甚至有貶值的風險。未來，養老基金要以銀行存款等穩健投資為主，在保證投資安全的基礎上，應增加高收益投資的比例，拓展投資領域，如購買地方政府債券、投資基礎設施建設等方式進行投資，以此來提高基金管理效率，提高養老金收益。

（七）打造誠信政府，化解群眾信任危機

第3篇：農民家庭的理財方法范文

一、農民財產性收入構成和發展現狀評析

（一）構成分析

所謂居民家庭財產性收入，一般是指居民通過家庭擁有的動產（如銀行存款、有價證券等）、不動產（如房屋、土地、車輛、收藏品等）的增值所獲得的收入。我國現行農村基本經營制度是以家庭承包經營為基礎、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體制。目前，農民財產性收入主要來源于農村集體經濟資源性資產的用益物權和收益分配。農民從集體經濟獲得的收入實際是兩大塊，一是分散經營收入，主要是土地承包經營權和宅基地用益物權部分轉為財產性收入，即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收益或土地被征用的一次性補償，以及農民住宅出租收益，包括“農家樂”等旅游農業的部分收入等；二是統一經營收入，即集體經濟組織的收益分配，包括現金分配和福利安排。此外，農民財產性收入還包括農民家庭的銀行存款、有價證券等帶來的利息、分紅。

（二）發展評析

“十一五”期間，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保持較快增長態勢，由2005年的3255元提高到2010年的5919元，名義增長81.8%，年均增長12.7%；扣除價格因素后，實際年均增長8.9%，比“十五”期間高3.6個百分點。其中，財產性收入穩定增長、比重逐步升高，但城鄉居民差距仍不斷拉大。

1.農民財產性收入平穩較快增長，城鄉居民財產性收入差距進一步拉大。“十一五”期間，農村居民的財產性收入由2005年的88.5元增加到2010年的202.0元，增長1.3倍，占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的比重由2.7%提高到3.4%；年均增長18.0%，年均增速比“十五”期間高3.5個百分點，比城市居民財產性收入年均增速低4.0個百分點。城鄉居民財產性收入差距由2005年的104.4元增加到2010年的318.0元，財產性收入比由2.2︰1提高到2.6︰1。

2.農民財產性收入東部地區顯著高于中西部地區，地區間差距逐步拉大。“十一五”期間，東部地區農村居民的財產性收入由2005年的128.4元增加到2010年的291.2元，年均增長17.8%；中部地區由57.0元增加到140.1元，年均增長19.7%；西部地區由47.1元增加到123.6元，年均增長21.3%。西部地區與東、中部地區的絕對差距由81.3元、9.9元拉大為167.6元、16.5元。

3.農民利息、股息、紅利收入快速增長，租金收入比重相對有所下降。據全國農村固定觀察點統計調查，“十一五”期間，農民人均租金收入由2005年的25.7元增加到2010年的42.7元，年均增長10.7%，占當年農民財產性收入的比重由33.7%降低到26.1%；農民人均利息、股息、紅利收入由16.8元增加到75.7元，年均增長35.1%，占比由22.0%升高到46.3%；農民得到的征地補償收入2010年為45.1元，占比為27.6%。

二、影響農民財產性收入增長的因素分析

（一）集體經濟發展滯后，農戶收益分配不到位

集體收益分配是農民財產性收入的來源之一。據農業部全國農村經營管理統計資料顯示（以下簡稱全國農經統計），村集體經濟組織用于農戶分配的總量已從2005年的177.35億元逐步上升到2010年的320.87億元，2010年人均34.1元，5年年均增長12.6%。農村集體“三資”是發展農村經濟和實現農民共同富裕的重要物質基礎，對實現農民享有的集體收益分配權、增加農民財產性收入具有重要的影響。據全國農經統計，2010年底，全國村級集體經濟組織資產（統一經營的賬面資產，下同）總額1.85萬億元，村均311萬元；凈資產1.06萬億元，村均187萬元。全國農村集體所有的農用地總面積超過58.97億畝（部分地區未統計在內，下同），其中，耕地13.51億畝，家庭承包經營面積12.74億畝，占耕地總面積的94.31%。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經營管理著農村集體資產，但農民從集體經濟組織獲得的可分配收益，在農民人均純收入中則幾乎可以忽略。究其原因主要在于：

1.農村集體經濟發展明顯滯后。

集體經濟薄弱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經營收益狀況差。2010年在全國59.3萬個村中，53%的村無經營收益，28.4%的村經營收益在5萬元以下。二是地區分布極不均衡。全國76.2%的村級集體統一經營資產集中在東部地區，總額達到1.4萬億元，每個村平均570.5萬元，其中廣東、山東、浙江、江蘇、北京5省（市）資產總額高達1.1萬億元，占全國資產總額的60.2%。17.5%的資產在中部地區，資產總額為3228.4億元，村均155.3萬元；西部地區僅擁有全國6.3%的集體資產，資產總額1159.9億元，村均84.0萬元。集體經濟薄弱、發展乏力的原因：一是城鄉經濟發展要素交換關系不平等。農村集體資產產權不完整、管理制度不完善的問題尚未得到有效解決，集體資產資源的物權價值得不到有效保障，特別是集體建設用地等集體土地增值效果沒有得到充分發揮，同地不同價，農民每年在土地增值收益上的損失在1萬億元左右。二是集體經濟經營管理體制機制不順。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有法律地位而無法人地位，不能取得營業執照，無法獲得組織機構代碼，限制了其民事權利能力和民事行為能力，從而無法以規范、合法的形式參與到市場經濟活動之中。目前，有相當數量的村組都沒有組建集體經濟組織，而由村民委員會代行“三資”所有者職能，給集體財務規范化建設、集體經濟收益分配和“三資”經營等帶來內在的矛盾和困難。三是集體經濟組織缺乏優惠扶持政策。目前，從中央部門到地方政府，都尚未將集體經濟組織納入扶持的重點，與專業合作社、農業產業化等扶持政策相比較而言，集體經濟組織在財政資金支持、用地政策、工商登記、保險政策、金融支持、稅收優惠等方面，都沒有可比性。僅從中央財政的支持力度看，每年安排產業化、合作社的專項資金超過30億元，但沒有支持集體經濟的專項。

2.集體收益分配權落實不到位。

農戶分配占集體可分配收益的比重已從2005年的22.6%上升到28.4%。但占比不高、落實不到位的問題仍然存在。2010年，東中西部地區村集體本年平均收益分別為27萬元、6萬元、5.2村經濟合作社的股東高高興興地拿到了分紅萬元，東部地區分別是中、西部地區的4.5倍、5.2倍。集體收益分配權落實不到位的原因：一是成員資格不清晰。在日常管理中，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沒有成員名冊，普通村民沒有集體成員證書；新增人口，特別是農嫁女、新生子女、政策性移民等，他們獲得的成員資格得不到權威的確認；而那些生產生活都已脫離集體的成員，沒有合法規范的退出機制，無法變現其享有的集體經濟權益。2010年全國近2萬個已經完成產權制度改革的村，社員個人股東享有的人均分紅達到584元，是村集體經濟組織農戶分配平均水平的17倍。2011年，北京市朝陽區農民人均勞動所得22184元，其中42%來源于集體收益分配。二是財務管理不健全。在資金的管理上，存在規避財務監管、違規設立賬外賬、違反庫存現金限額管理規定、村級財務白條入賬等問題；在資源的管理上，主要是資源評估難，對于權屬有爭議的，存在權屬確認難問題；在資產的管理上，主要是經營不善、效益不佳。三是財務公開不到位。財務公布的內容、形式、時間等不符合要求，公開的內容不夠及時，事后公開多，事前、事中公開少。一些地方財務公開存在重形式、輕實效的現象，有的對重大支出項目沒有專項公布，或對實質性內容公開不細。四是審計監督不得力。政府相關管理部門審計監督職權有限，權威性不強，審計結果難以全面落實，懲戒作用弱化。同時審計力量有限，不能實現審計監督的全覆蓋，多數是采用抽查審計或輪流審計的方法。五是民主監督不規范。由于人員設置和素質方面的原因，民主理財走過場的現象時有發生，民主決策、民主管理權利沒保障。

（二）村級債務日趨增加，公益事業負擔沉重

償還債務和提取公積公益金在村集體年終收益分配中，先于成員分紅。目前，村級債務負擔沉重，集體承擔大量公益事業，嚴重制約了農民從集體分配中獲得的財產性收入。

1.村級債務不堪重負。截至2010年底，村級集體經濟組織賬面負債總額高達7373.2億元，比2005年增長71.5%；村均負債124.3萬元，比2005年增長77.8%；村均資產負債率39.9%，較2005年提高3.7個分點。在負債總額中，經營性負債占負債總額的14.8%；興辦公益事業負債占負債總額的13.5%，其中義務教育負債占興辦公益事業負債的11.1%，道路建設負債占比為44.6%，興修水電設施負債占比為13.7%，衛生文化設施負債占比為8.4%。

2.公益事業負擔沉重。農村社區集體經濟組織不僅擔負著發展壯大農村集體經濟、建設現代農業、促進農民增收的責任，還承擔了為農村基層提供公共服務、負擔部分公共事務管理經費的責任。到2010年底，在全國農經統計調查的61.6萬個行政村中，建立村級集體經濟組織的有24.9萬個，占40.5%。另外的36.7萬個行政村，基本上都是由村民委員會代行集體經濟組織的職能，集體經濟組織“在遵守有關法律的前提下，有獨立進行經濟活動的自”的憲法權利得不到有效保障，并在不同程度上承擔起了為所有村級組織提供經濟支撐的義務，2010年全國共承擔村級組織管理費用127億元，村均2.1萬元，占村級管理費用總支出的22.5%。此外，農村社區集體經濟組織需要為公共服務承擔費用，如征兵、優撫、老干部老黨員生活補助、慰問照顧五保戶、村內清潔衛生、村內巡邏等，2010年全國村級組織支付的公共服務費用達102億元。農村社區集體經濟組織還承擔著大量農村基礎設施建設的任務，既包括農田水利設施建設、引水溝渠建設等生產性投入，也包括新農村建設、安全飲水工程建設、農村電網建設、農村道路建設，等等。2010年全國村內公益性基礎設施建設投入共535.6億元，其中，農村社區集體經濟組織籌集資金293.2億元，是各級財政投入資金的1.2倍，是農村社區集體經濟組織擴大再生產支出的2.4倍。

（三）土地流轉管理滯后，承包權益缺乏保障

近年來農民承包土地流轉增速較快，2010年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面積1.87億畝，占全國農村土地承包總面積的16.2％，比2002年增長246％、比2009年增長23％；但土地流轉租金不高，且增長較慢，2011年全國租賃或轉包土地的平均價格為每畝520元，比2010年底提高了8.3%。此外，用于種植經濟作物的平均價格為每畝656元，是用于種植糧食作物的平均價格的1.5倍。制約農民承包土地流轉財產性收入增加的因素可以歸納為三個方面。

1.資源稟賦受約束。人多地少是我國土地資源的基本國情。目前我國人均耕地面積不足1.4畝，僅為世界平均水平的40%。由于平均思想主導，我國多數村組在發包土地時，采取了好壞、遠近、資源平衡搭配的方式，使得農戶承包地不但規模小，而且極為細碎，全國農戶平均經營耕地約7.5畝，平均每戶有5.7個地塊，導致承包土地流轉困難。

2.權益保障不完善。到2010年底，全國2.29億農戶承包了耕地，90%以上農戶的土地承包經營權得到法律確認，農村土地承包關系總體保持穩定。但是，由于承包地丈量技術比較落后和后期沒有及時變更，承包地塊的面積與實際普遍有較大差距，四至標注普遍模糊，空間位置普遍沒有標清，土地承包經營權登記簿普遍沒有建立，導致農民不愿意、甚至不敢將承包土地流轉。

3.市場服務水平低。農民承包地流轉率與當地土地流轉服務水平密切相關，如重慶市已有30個區縣、827個鄉鎮建立了鄉鎮土地流轉服務中心，6021個村建立了村級土地流轉服務站，2010年底土地流轉面積占農村承包耕地總面積的36.2%。但在流轉服務較弱的地方，特別是在偏遠、經濟相對落后的地區，出現土地難以流轉甚至棄耕撂荒。如貴州、云南等地受自然條件和農業經濟發展水平制約，土地流轉價值不高，流轉比率明顯偏低。

4.征地補償仍偏低。增加農民征地補償財產性收入面臨法律制度約束。隨著工業化和城鎮化進程的加快，農村集體土地成為用地的主要來源，由于沒有充分考慮到農民對土地的財產權利，國家規定補償總和不得超過土地被征用前三年平均產值的30倍，以致因公共利益需要而進行的征地的補償標準相對較低。政府從農民或村集體手里拿到土地，然后再拍賣給開發商，前者的價格一般只有后者的1/3。如南京市政府曾經向農民征地的最低價為8萬元/畝，最高價為20萬元/畝(包含土地補償費、安置補助費以及土地上的附著物與青苗補償費)，而轉手出讓最高價達980萬元/畝，最低價120萬元/畝。此外，還有15個省（區、市）沒有明確規定集體如何分配征地補償費。

三、促進農民財產性收入增長的政策建議

土地承包經營權、宅基地用益物權和集體收益分配權是法律賦予農民最重要的財產權利。穩步增加農民財產性收入，必然要求完善相關法律法規，加大政策扶持力度，建立健全管理制度，發展壯大集體經濟，引導億萬農民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一）發展壯大農村集體經濟

1.加大集體經濟組織立法工作力度，消除集體經濟發展的主體限制。及早明確集體經濟組織法律、法人地位，理清集體經濟組織及其成員的權利和義務。先制定規范性文件，逐步總結實踐經驗，再通過立法程序加以解決。

2.推進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產權制度改革，落實集體經濟收益分配權。以條件具備、集體凈資產規模較大的村為重點，推進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產權制度改革，出臺有關產權制度改革的配套政策，減免因進行產權制度改革而發生的稅費。

3.探索建立集體產權交易平臺，加快建立城鄉平等的要素交換關系。以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流轉服務中心或者農村集體“三資”監管中心等為依托，將農村集體資產的承包、租賃、出讓和集體資源的開發利用，納入農村產權交易平臺建設內容。探索農村集體資源性資產抵押貸款的實現形式。

4.規范農村集體資產財務管理，創新民主監督和民主管理運行機制。加強管理和指導，促進委托工作的規范化建設。有條件的地方，在縣（市）或鄉（鎮）一級建立會計服務中心的基礎上，建立健全“三資”管理機構，應用信息技術探索建立“三資”網絡監管中心，構建“監督實時、內容全面、數據共享”網絡監控平臺。

5.加大政府政策引導和資金扶持力度，促進農民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出臺優惠政策，設立發展壯大集體經濟的專項扶持資金，加大財政對村級組織運轉經費和公益性支出的保障力度，加大稅費減免和農業補貼力度。

（二）規范土地承包經營權管理

1.健全土地承包經營權登記制度。全面開展土地承包經營權登記工作，實現土地承包從合同管理轉向物權管理，妥善解決承包地塊面積不準、四至不清、空間位置不明和登記簿不健全等問題，切實保障農民的土地承包權利。

2.探索解決承包地塊細碎化問題。引導農民開展“土地互換整合”、“小塊并大塊”，加大資金扶持力度，幫助做好機耕道和水利的規劃建設，使整合后的地塊“田成方、渠相連、路通暢”，促進多種形式的土地適度規模經營。

3.完善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市場。按照依法、自愿、有償原則，建立健全“歸屬清晰、權責明確、形式多樣、流轉順暢、管理嚴格”的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機制，引導農民規范有序流轉土地承包經營權。依托基層農村土地承包管理機構建設土地流轉服務中心，建立村有站點、鄉鎮有中心、縣市有市場的土地流轉服務體系，提高信息化和網絡化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