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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融資和間接融資的方式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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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融資和間接融資的方式

第1篇:直接融資和間接融資的方式范文

摘要:在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不斷發展,金融體制改革持續深化的過程中,直接融資方式發揮著重大作用。作為企業融資的重要方式,直接融資在我國仍存在較大的發展空間,但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直接融資也出現了許多問題。充分認識到直接融資的現實意義,并明確直接融資的發展思路,能夠加快直接融資的發展進程,為我國經濟發展提供保障。

關鍵詞:直接融資;現實意義;發展思路;金融體制

1、 發展直接融資的宏觀環境及客觀條件

我國早期的金融運作過程,為了適應計劃經濟體制的需求,主要以間接融資方式為主。直接融資和間接融資這兩種融資形式,能夠反映出資金從盈余部門向短缺部門的流動方式,這兩種融資方式中,直接融資的特點是籌資速度,籌資金額大,但需要較為完善的市場環境。隨著我國社會經濟的不斷發展,金融體制改革得到了進一步的深化,直接融資事業取得了長足進步,在金融市場上,也形成了短、中、長搭配合理的結構體系,企業建設債券的發展規模穩定提高,并在我國的金融市場形成間接融資為主,直接融資為輔的新型局面。我國融資體制改革的方向,應當由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發展方向來決定,因此融資體制改革應當以市場經濟和資本市場作為基礎。但目前我國的市場經濟和資本市場并不完善,因此仍是以間接融資為主,我國目前的直接融資規模較小,需要長時期的大力發展,而我國資本市場的積極發展,也為我國直接融資帶來較大的發展空間。

直接融資發展的客觀條件主要是社會資金具有供應充足、增長潛力較大等特點,近些年我國居民儲蓄的增長,以及居民手中現金的增加,隨著資本運作方式的不斷完善,存款分流到直接融資市場也更為普遍,因此我國直接融資的規模具有非常大的市場潛力。并且我國加強了對宏觀調控經濟手段的運用,也具備了引導居民資金從儲蓄轉為投資的能力。積極增加社會經濟市場化的程度, 能夠充分保障直接融資規模的擴大。

我國產業經濟的發展對于資本市場具有較大需求,企業在工業化進程加快的時期,想要抓住機遇快速發展,將會有更為強烈的資金需求,并且許多基礎產業和高新技術產業具有生產周期較長、需要長期資本投入等特點,企業發展的資金需求并不能只依靠內部資金積累,而企業獲取信貸資金需要較多條件。因此資本市場需要發展直接融資方式,讓直接融資方式具備相應的規模和完整結構,有效地解決企業資金困難的問題,幫助企業快速擴大資本市場,發展市場經濟。

2、 發展直接融資的現實意義

2.1解決資金短缺問題

隨著我國社會經濟的快速發展,產業結構的優化過程,也會出現新型的發展要求,基礎產業和支柱產業的生產周期較慢,因此并不能依靠內部資金積累,來完成企業發展,而政府撥款和銀行借貸的方式,則具有較多限制條件,金融中介的運作方式,并不能并不能快速的籌集大量社會閑散資金,無法滿足產業發展的資金需求。而發展直接融資能夠為企業提升較大的融資空間,為企業的資金運作提供保障,從而促進經濟發展。

2.2推進投資體制改革

發展直接融資,能夠促進許多新金融品種等發展,有利于為建立項目資金制度提供推行條件,并強化投資項目法人責任制和投資風險約束機制從而推進我國的投資體制改革,有利于市場經濟的發展和融資渠道的完善。

2.3改善資金配置格局

我國早期的計劃經濟環境中,政府能夠通過指令性計劃和行政手段,對社會資金進行強行動員,而國家財政的發展方向壟斷著全社會的資金配置功能,決定了社會資金的分配過程。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經濟體制改革在不斷深化的過程中,國民收入分配開始向個人與企業傾斜,政府組織資金和財政配置資金的能力開始下降,銀行成為社會融資的重要方式。而直接融資方式能夠優化社會資金配置,并提高社會資金的運作效率。更適合金融體制改革的發展需求,隨著我國金融市場的不斷完善,直接融資作為市場化投融資方式將更具重要意義。

2.4緩解企業負債問題

我國經濟發展的過程中存在部分企業經營困難,并且經濟效益較低。嚴重的負債問題制約了這種企業的發展進程。而根據調差報告顯示,我國企業的資產負債率遠高于國外企業的平均水平,根據我國的財政能力和宏觀經濟政策需求,降低企業負債率需要擴大直接融資的規模,讓企業通過資產重組的形式進行產業資本結構調整,從而將企業的債務轉化成股權形式,盤活存量資產,提高企業的經濟效益。

2.5進資本主義市場的發展

通過分析我國資本市場發展的現實基礎可以發現,我國公眾的投資意識較強但缺少相應的投資技能,投資工具的品種較為單一,并且規模較小。相關的法律法規并不完善,缺乏強力的監管體系。發展直接融資能夠改善資本市場結構,加強企業產權的約束和管理,提高企業資本運營能力,滿足企業的資本需求,有利于資本市場的繁榮發展。

3、 發展直接融資的重要性

根據我國市場經濟投資不足的需求,發展直接融資能夠有效的提升企業資金的籌集水平。近些年來我國社會經濟不斷發展,但許多發展后勁不足的問題也相應暴露出來,投資增幅偏低阻礙著產業結構的調整,影響我國投資增長因素主要是部分企業的整體效益不高,并沒有較強的資金積累能力,而一部分企業的債務負擔較重,并不具備良好的信譽。因此我國社會經濟的投資需求較為強烈,發展直接融資,能夠緩解企業資金不足的問題,通過多種投資形式,將社會存款余額轉化為直接投資,為社會經濟的發展籌集建設資金。

4、 直接融資的現狀及政策思路

4.1直接融資存在的問題

隨著社會經濟的不斷發展,以及金融體制改革的深化,我國的直接融資方式得到了快速發展,但融資規模較小、融資品種較小等問題,仍然制約著我國直接融資的進一步發展。群眾的投資意識不強,國際通過宏觀調控手段,提高了居民直接融資意識,但與國外發達國家相比,投資意識方面仍具有較大差距。這主要是由于居民對于資金市場并不熟悉,沒有充分的認識,群眾缺少對于直接融資市場風險的了解,并不能在資金市場中,實現資產增值。而我國的證券交易市場缺乏有效的統一管理,并不能發揮出主管部門的整體優勢,并出現許多部門直接相互矛盾的現象,導致資金效益外流,產權交易不規范,影響直接融資手段對資產存量的優化功能。

4.2直接融資的發展思路

我國直接融資方式發展的首要因素,應當是加強融資方式的體系建設,加強宏觀調控手段,拓展社會直接融資渠道,充分運用直接融資手段,進行多渠道資金籌集,從而滿足企業發展的資金需求,促進我國社會經濟發展。加大直接融資的工作力度,有效的監控金融形勢,改善社會金融資產結構,減輕居民儲蓄的增長壓力,還應當加強上市企業的資信監督,保障社會公眾的資金安全,從而促進直接融資的穩定發展。完善交易網絡和信息系統,加強直接融資的基礎和載體,強化資金市場,讓交易中心更為規范,加強證券交易網絡的影響力。積極組織直接融資的發行工作,通過擴大直接融資規模,有效解決企業發展資金不足的情況,拓展直接融資的服務范圍,在現有交易流通的基礎上,規范產權交易,加強社會存量資產,促進直接融資的結構調整,為我國基本產業和支柱產業的發展提供資金支持。在經歷十年的持續快速發展滯后,我國的資本市場又迎來了重要機遇,“新國九條”的,對資本市場的健康發展進行了總體部署,直接融資將與間接融資協調發展,并提高直接融資比重,防范并分散金融風險。

結語

近些年我國公司債券發展較快,并且隨著我國資本市場對外開放的程度加深,企業的規范運作具有更高的需求,我國資本市場發展進程的規范化,也將加強市場直接融資工作,進一步加快資金市場的繁榮發展。(作者單位:遼寧大學)

參考文獻:

[1]周宗安;, 王顯暉. 社會融資規模與產業結構調整的關聯度 [J]. 改革 , 2014, (09): 56-59

[2]馮曉健. 簡析直接融資與間接融資的協調發展 [J]. 債券 , 2014, (12): 98-101

第2篇:直接融資和間接融資的方式范文

關鍵詞:中小企業;融資;服務機構

作者簡介:何瓊(1975-),女,四川成都人,成都職業技術學院財經學院講師,西南財經大學金融學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金融學。

中圖分類號:F832.5 文獻標識碼:Adoi:10.3969/j.issn.1672-3309(x).2010.05.002文章編號:1672-3309(2010)05-008-02

一、我國中小企業融資現狀分析

企業的資金來源分為內部融資和外部融資。內部融資是企業不斷將自己的儲蓄(留存收益和折舊)轉化為投資的過程,但企業內部積累能力有限,當內部資金不能滿足需要時,企業就必須選擇外部融資。外部融資包括直接融資和間接融資。直接融資是指企業通過發行企業債券、股票上市等方式融資。間接融資一般由商業銀行等金融機構充當資金中介進行融資。目前,我國中小企業的直接融資方式有:企業內部職工集資、民間集資或借款(包括家庭和親友)、短期拆借、企業投資公司(基金)投資或貸款、債券融資及股權融資等。間接融資渠道包括商業銀行貸款、融資租賃、擔保融資、信托融資等。從企業規模分析,小企業受自身條件所限偏好于直接融資方式,并以民間借貸包括企業間借貸為主。有一定規模的企業由于完成了一定程度的原始積累,具備了一定的資金實力,主要尋求間接融資方式,并以銀行貸款為主。規模較大、持續盈利能力較強、發展前景好的企業以股權融資為主。從企業發展階段分析,在創業階段,企業主要依靠直接融資;在發展階段,以間接融資為主,直接融資為輔;在成熟階段,企業則會選擇高一層次的直接融資方式,開展大規模的股權融資或債券融資。

比較而言,中小企業的直接融資渠道比間接融資渠道更廣泛,但各種直接融資方式受到現行法律法規的嚴格限制,而間接融資方式受到中小企業自身條件和金融信貸政策的限制。

二、我國中小企業投融資服務機構分析

由于融資渠道不同,對中小企業提供投融資服務的機構也不同。目前,我國中小企業投融資服務機構的種類主要包括兩大類:一類是直接投融資服務機構,包括大型投資機構、產業基金、創業板市場融資等。比如股票上市融資,目前我國的主板市場是為適應國有企業改革而設立的,因此所設立的創業板市場只能為很小一部分具有發展潛力的中小企業特別是高新技術企業提供一個上市門檻相對較低的直接融資機會。對于大部分中小企業而言,它們很難充分利用股票市場這一籌資渠道。另一類是間接融資服務機構,包括商業銀行、投資咨詢機構、資產管理公司等。這些機構自身不具有直接投資能力,需要接到客戶的融資合同后現找投資者。比如商業銀行,由于我國銀行體系高度集中,致使商業銀行的門檻過高。目前在我國的金融體制中,處于主導地位的是國有銀行和國有控股銀行,兩者合計占我國銀行總資金的95%。他們一直為國有企業和大企業服務,而為中小企業服務很少,從而嚴重制約了對中小企業的支持。加之目前我國信用擔保體系不完善,現有擔保機構分散,規模小,成長緩慢。中小企業普遍存在著抵押手續繁瑣、抵押困難、成本偏高等問題,使中小企業難堪重負。

三、我國中小企業正確選擇投融資服務機構的策略

目前,我國中小企業直接融資的方式主要是股票和債券兩種,隨著創業板市場的改革和推進,達到國家規定條件的中小企業就可以上市融資,對服務機構的選擇自不大。相對間接融資報務機構,中小企業在自身的生存和發展中應該選擇最匹配的服務機構。目前,向我國中小企業提供融資服務的對象主要是商業銀行,所謂“最匹配”,是指真正適合自己的銀行而非心目中最好的銀行,即銀行的經營體制、價值取向、規模大小和特色定位等能夠長期穩定地滿足企業不同階段的金融需求。就大多數的中小企業而言,本地方性中小金融機構或許是比較理想的選擇。

大量研究表明,銀行規模及其對中小企業貸款之間存在著強烈的負相關性,即中小企業融資上的“小銀行優勢”假說。從總量考察,無論是機構數量還是業務規模,中小金融機構均無法與超大型銀行相比,但他們有自身的潛力和優勢,在市場經濟的公平競爭中會逐漸發展壯大。具體來說,地方性中小金融機構為中小企業提供服務方面具有如下比較優勢:(1)區域優勢。受國家法律或資本的限制,多數中小金融機構只能在特定區域內從事金融業務,其分支機構數量比較少,經營業務也不全面。但由于熟悉所在地區的客戶資信與經營狀況,它們能夠針對本地客戶的特點提供更加個性化的服務,容易和客戶形成“關系型”的投融資聯系。(2)信息優勢。中小金融機構可以憑借土生土長的身份,發揮其在當地的人緣、地緣和網點等優勢,低成本地獲取本地區中小企業的經營狀況、項目前景和信用水平。這能夠為其節省大量的調研費用并可以有效監督貸款使用情況,從而一定程度上克服信息不對稱問題;可以簡化貸款審批手續,從而降低交易成本。(3)組織優勢。中小金融機構可以憑借其簡單、靈活的組織架構,因應市場變化調整營銷戰略,比較適合居民和中小企業的信貸要求,在創新金融產品以及提供個性化服務等方面具有優勢。(4)定位優勢。通常,中小金融機構以其周邊的中小企業和居民為服務對象,往往采取質優價廉的策略。而且,中小金融機構服務門檻低,即使是欠發達地區的企業或個人、低收入家庭等也可以獲得同樣的金融服務。

隨著國家不斷加大金融服務對內開放的步伐,城市商業銀行和農村合作銀行的相關改革也不斷向縱深推進,村鎮銀行和小額貸款公司試點的成功,信托、基金等金融機構和擔保公司等中介機構運作模式的健全完善,中小企業融資渠道會實現多元化的發展,中小企業融資難的問題也會得到妥善解決。

參考文獻:

[1]肖新軍.中小企業融資的難點與對策[J].金融理論與實踐,2007,(12).

[2]潘立雪.我國企業融資模式的分析[J].企業科技與發展,2007,(13).

第3篇:直接融資和間接融資的方式范文

關鍵詞:貨幣緊縮政策融資成本對策

在國內房地產泡沫與高通貨膨脹的背景下,人民銀行采取了收縮流動性的貨幣政策,而這對國內企業的融資問題來說無疑是雪上加霜。眾所周知,自2008年金融風暴以來,企業的融資問題成為了社會關注的焦點與政府部門的難題。目前,企業的融資問題主要反映在融資途徑單一與融資成本高這兩大方面。而企業融資途徑的單一在近年來國家政策的刺激下,有所解決;相反,企業融資成本高卻受貨幣緊縮政策的影響,越發“水漲船高”,這對企業的發展來說,是一個不利的趨勢。

一、企業融資成本現狀

在市場經濟中,我國企業的融資渠道主要有直接融資與間接融資兩方面。直接融資是指沒有金融中介機構介入的資金融通方式,典型的直接融資方式有債券融資與股票融資。在直接融資模式下,資金供求的雙方聯系較為緊密,這對資金的合理配置有著積極的作用;而且投資收益也較高。當然直接融資方式在期限、利率等方面具有較多的限制,且面臨著較大的風險。間接融資是通過金融中介機構而進行的資金融通方式,主要是指銀行借貸。在間接融資方式下,成本相對較低,且廣泛性較好;當然,也具有資金供求雙方聯系不密切等缺點。

融資成本是指企業在資金借貸與使用過程中所需要付出的代價,企業融資成本的高低決定著企業的融資效率與盈利水平。前面提到,直接融資與間接融資是企業主要的兩條融資渠道。

首先從直接融資方式來看,發行股票是目前企業直接融資最主要的選擇方式。自我國1990年設立第一家證券交易所以來,國內資本市場快速發展,目前已經躍居成為全球第二大的證券市場。在股票融資方式下,企業的融資成本主要在于中介機構費用與投資者所要求的風險回報。其中,中介機構費用是股票融資成本中占比最高的,普通公司上市所需的路演、承銷以及審計等費用高達千萬以上,而這對于一些中小企業來說是遙不可及的。另一方面,債券融資也是直接融資的一種,伴隨著國家政策的支持,我國債券市場也逐漸繁榮起來。在債券融資方式下,企業債券的利率要比同期限的銀行存款利率高4-5%,這對于企業來說還是相當低的;當然,債券發行也需要中介機構進行承銷。

與此同時,在我國以銀行為主的金融體系下,銀行借貸融資在間接融資中具有不可動搖的地位。根據中國人民銀行的數據顯示:2011年底,商業銀行1年期以上貸款的利息收入高達9000多億,而同期銀行的貸款余額為16.7萬億元,從這兩個數據來看,銀行的貸款利率似乎只有5%左右。但是,在企業向銀行進行資金借貸的過程中,往往會產生很多的隱性成本,而這些成本卻是沒有包含在內的。據業內人士表示,企業在向銀行申請融資的過程中,所產生的公關費用高達10-20%,而這筆費用占據了企業融資成本很大的比例。

二、貨幣緊縮對企業融資成本的影響

貨幣緊縮是一國貨幣政策的反映,當國家認為市場者的貨幣過多、出現通貨膨脹或者經濟泡沫時,就會選擇貨幣緊縮的政策來加以控制。在緊縮的貨幣政策下,政府部門一般都會采取提高存款準備金率、再貼現率以及公開市場操作等手段進行,這明顯會提高企業的融資成本。

當采用法定存款準備金率來實施貨幣政策時,貨幣緊縮政策要求人民銀行法定存款準備金率的提高,這導致各大商業銀行需要將一部分法定資金交予人民銀行,即商業銀行用于信貸的自有資金減少,信貸市場原先的供求平衡關系變成供不應求,使得企業的融資成本上升。

當采用再貼現率政策來實施貨幣政策時,緊縮的貨幣政策要求人民銀行直接提高與商業銀行的再貼現率,這導致商業銀行向人民銀行融資或者向同行拆借的利率上漲,必然使得企業向商業銀行的融資利率提高,從而增加了企業的融資成本。

此外,當采用公開市場業務實施緊縮的貨幣政策時,人民銀行向市場拋售國債等有價證券,從市場中吸收貨幣流動性,導致市場中的貨幣逐漸減少,供求關系變成供不應求,使得商業銀行的借貸利率上升,企業融資成本增加。當然,人民銀行在拋售國債等有價證券時,也會導致國債市場供過于求,國債收益率下降,影響到商業銀行的借貸利率。

三、貨幣緊縮政策下企業融資成本的解決對策

在目前緊縮的貨幣政策下,企業的融資成本進一步上升,對此,要降低企業的融資成本,需要從企業內部與外部兩方面進行解決。

一方面要加強企業的信用建設。在我國經濟不斷發展的環境下,企業數量越來越多,這導致在市場交易過程中對信息質量要求越來越苛刻。然而,與此形成巨大反差的是,銀行和企業之間的信息溝通越來越模糊,交易風險的不確定性也隨之增加。從本質上講,不確定性產生于必須擁有的信息與所能得到的信息量之間的差額。差額越大,風險越高,必然導致防范和降低風險的交易成本增加。而作為市場經濟運行的基礎,完善的信用體系能有效地降低交易成本。

另一方面,要積極搭建銀企之間的溝通交流平臺。目前,企業融資難與融資成本高的一個重要原因就在于各方面協調對接和溝通力度不夠。因此,可以由政府部門牽頭,行業協會、金融機構以及企業參加,建立區域性的企業融資服務平臺。通過相關政務服務機構的派駐以及優質融資服務資源的集聚形成完整的融資服務產業鏈,為企業融資提供綜合性、高水準并具有公信力的專業化服務,提升企業融資技能,最大限度地降低雙方融資交易成本。

四、小結

融資成本關系到企業生產經營效率的高低。目前,國內企業在融資過程中普遍面臨著融資成本過高的問題。針對融資成本高這一問題,社會各方都提出了解決的對策,主要是從企業內部與外部兩方面切入,即加強企業信用建設、搭建信息溝通平臺等等。

參考文獻

[1]顧瑞滋,張 磊.中國融資成本文獻綜述[J].金融研究,2009(12):201-206.

第4篇:直接融資和間接融資的方式范文

不過,中國金融改革的關鍵,既非利率市場化,也非匯率自由化。利率與匯率,二者都只是資金的價格。單純地放松管制、讓市場自由定價,一個直接后果可能就是價格戰導致金融風險疊加。事實上,價格的作用平臺是市場,而市場的作用機制又與市場結構密切相關。廣義的市場是一切資金集散的場所,決定其效率和功能的是結構要素,比如社會融資結構。

所謂社會融資結構,是指間接融資及直接融資的構成和比例。間接融資,是金融機構作為中介,首先通過存款、發行有價證券等方式暫時將社會閑置資金歸集,再通過貸款、貼現等形式提供給需求方,主要指銀行信貸。直接融資,是資金閑置方與資金需求方通過直接協議實現資金轉移,主要指債券及股票市場。間接融資與直接融資的比例適當,社會融資結構才算合理。

對比中美兩國:2011年美國國內債券總額及股票市值合計42.0萬億美元,銀行信貸余額9.4萬億美元,直接融資規模是間接融資的4.47倍;中國2011年末債券市場與股票市值合計76.7萬億元,金融機構貸款余額54.8萬億元,直接融資規模僅為間接融資的1.4倍。

不難看出,發達經濟體以直接融資為主,自然是市場渠道發揮主要作用;而中國是以銀行體系的間接融資為主,商業銀行的利差觀念、信用定價等行為模式會直接作用于市場,這些非市場化的因素會干擾市場機制發揮必要作用。

合理的社會融資結構之所以是金融改革的題眼,是因為其有提高直接融資比例的重要意義:

第一, 能夠實現市場化融資渠道與銀行信貸渠道的平衡。商業銀行出于對壞賬風險的嚴格控制,有提高客戶門檻、傾向于服務金字塔中上層的內在沖動。而直接融資市場是市場化的融資渠道,對各種信用質量和不同信用等級的主體統統敞開大門,其通過不同的融資成本進行風險區分,從而使得金融金字塔從上到下各個階層適得其所,整個社會金融資源可以實現均衡分布、優化配比。

第二, 能夠實現從管制利率向集合化價格發現過渡。債券規模及占比的日益壯大、債券交易活躍度的日趨提升,有助于真實的價格發現;信用定價將會自然接軌SHIBOR(上海銀行間同業拆放利率)等市場基準,豐富市場曲線。這必然改變商業銀行對信用定價的利率管制模式,促使商業銀行更多地以市場指標為定價要素反映發行企業的信用溢價,推動利率市場化的進程。

第三, 能夠以社會征信體制代替信用審批。銀行貸款依賴于各家銀行的內部信貸審批標準,其時效性、公平性均缺乏透明度。而在直接融資市場中,投資方主動尋求的收益回報與融資方的信用資質高度平衡,這就必然要求社會征信體制的配套建設,以充分快速的信息共享確保投資者的風險識別能力,推進實現公平有序的市場交易秩序。

第四, 能夠讓貨幣政策的市場傳導和銀行傳導相輔相成。以間接融資為主時,商業銀行體系注定是貨幣政策傳導機制的主流環節。商業銀行“重資產負債表”,加上資本充足率和存貸比的考核,利率管理必然讓位于流動性和規模偏好,導致貨幣政策的調控效果不盡如人意。而以直接融資為主時,資金閑置方與需求方直接對接,市場對資金價格的敏感會令貨幣政策的傳導變得通暢。

在推進社會融資結構轉型的過程中,債券市場,特別是信用債券市場的發展尤其重要。2011年,美國、歐洲及中國債券市場分別約為GDP總量的1.75倍、1.24倍及0.46倍。其中,企業債券與GDP總量的比值分別約為22%、11%及10%。

第5篇:直接融資和間接融資的方式范文

關鍵詞: 中小企業;直接融資;融資風險

    一、我國中小企業融資現狀

    目前,我國中小企業的發展已上升到了一個新階段。這一階段中僅僅依靠企業的自有資本遠遠滿足不了企業發展需要,而通過資本經營,利用財務杠桿,在短期內實現企業規模的擴張就成為當前我國中小企業特別是高科技企業面臨的首要問題。但是,我國中小企業融資渠道十分狹窄,除少數大型知名企業,一般中小企業的融資能力十分有限。總的來說,企業所獲資金來源于兩個方面:一是企業內源融資;二是企業外源融資。其現實狀況是:

    (一)我國中小企業在融資中“內部資金比率”(內部資金/外部資金)普遍偏高

    大量資金都來源于企業的自我積累,不易獲得外部投資,造成企業只能轉向內部挖掘潛力。

    (二)我國中小企業通過間接融資方式所獲資金數量非常有限

    根據近兩年有關統計數據顯示,金融機構對中小企業信貸投放量僅占全部貸款的4.65%,與中小企業在國民經濟中約占1/3的比重形成強烈反差。中小企業之所以難以取得貸款,與其對貸款需求“急、頻、少、高”的基本特性相聯系。同時由于各大國有商業銀行沿襲傳統,其服務對象主要是國有企業,而中小企業淪為“二等公民”。另外中小企業建立時間相對較短、規模較小、資信等級比較低,使得銀行不愿為其貸款。

    (三)從直接融資來看,中小企業從股票市場、債券市場獲取資金的寥寥無幾

    種種現象表明我國中小企業以直接融資方式籌集資金難度很大、比例極低。主要原因:一是資本市場發展不成熟,規模有限;二是中小企業規模小,管理不規范,信用基礎不穩定,風險集中;三是多數中小企業不是國家支柱產業,國家“抓大放小”的政策使中小企業在僧多粥少的環境中難以占領一席之地。

    因此,從目前情況來看,我國中小企業尚未建立外部市場融資機制,基本上是內部融資、自我滾雪球式的發展,致使企業很難形成規模生產。這種狀況不適應市場經濟發展需要,滿足不了中小企業規模擴張過程中的融資要求。

    二、企業直接融資風險的涵義

    風險一般泛指遭受各種損失的可能性。風險是在特定環境下和特定時期內自然存在的導致經濟損失的變化。風險是事件本身的不確定性,或者說某一不利事件發生的可能性。從財務的角度來說,風險就是無法達到預期報酬的可能性。融資風險的大小主要通過風險成本來反映。企業融資的風險成本主要包括破產成本和財務困境成本。

    財務困境成本的內涵要比破產成本寬泛。企業陷入財務困境時,未得到償付的債權人有權利以合同被違反為理由要求企業在正式向法庭申請破產前,通過一系列非常行動,主要包括資產重組和債務重組,使企業免于破產,維持企業繼續經營的能力。財務困境成本包括三部分:一是法律、管理和咨詢費用;二是間接成本,包括因財務困境影響企業經營能力的降低,至少是對企業產品需求的減少;三是管理層花費的時間和精力。

第6篇:直接融資和間接融資的方式范文

關鍵詞:房地產;房地產企業融資;融資渠道;直接融資;間接融資

中圖分類號:F293.3 文獻標識碼:A doi:10.3969/j.issn.1672-3309(x).2013.09.37 文章編號:1672-3309(2013)09-79-03

房地產企業融資,是指發生在房地產經濟活動中的,通過各種信用方式、方法及工具為房地產業及相關部門融通資金的金融行為。廣義的房地產融資指的是籌集、融通和結算資金的所有金融行為;狹義的房地產融資只是指其中的一環,即專指資金融通行為。

房地產一般的開發過程,都需要巨大資金的支持。項目啟動的初期需要資金,完成拿地、規劃、設計等開發前的準備工作;開發階段需要工程建設資金完成項目;處于發展期的企業,為擴大再生產,需要不斷投入資金,進行各項資源儲備。由此看來,如何獲得足夠的資金支持,如何開拓新的融資渠道,是投資項目得以順利進行的基本前提。

一、我國房地產融資現狀

房地產市場和資本市場之間的關系是隨著歷史的發展和房地產價值的提高而逐漸演變的。房地產價值較低的時候,房地產企業自己就可以籌集開發所需的全部資金,幾乎沒有房地產企業融資需要;隨著房地產價值的逐漸提高,房地產企業的資金在周轉過程中必然存在資金投入集中性和來源分散性的矛盾、資金投入量大和每筆收入來源小的矛盾、投資回收周期長和再生產過程連續性的矛盾。

我國房地產企業的資金主要來自于商業銀行貸款,在房地產企業融資條件不斷變化的今天,貸款方式的優劣、開發風險的大小和開發效益的好壞,直接影響著融資成本的大小。經歷多輪宏觀政策調控之后,商業貸款越收越緊,在目前銀行對房地產行業嚴控貸款的形勢下,近年來國內房企對銀行貸款等間接融資方式的依賴程度越來越低,房地產直接融資的重要性逐漸凸顯。開拓融資渠道,拓展房地產信托、企業債權、房地產股權私募基金、房地產投資信托基金(REITs)等新型的房地產融資業態,從間接融資向直接融資轉化是房地產企業解決融資難問題的重要途徑。房地產業直接融資趨勢具有多方面的好處。第一,分散了銀行的風險。房地產企業通過直接融資使得資金來源多元化,就避免了把房地產市場的風險轉嫁給銀行。第二,有利于減輕實物性房產投資的壓力,把資金吸引到房地產市場的供應端,有利于緩和供求矛盾。第三,把民間投資引到房地產領域,也緩解通貨膨脹的壓力。”

二、房地產企業融資渠道選擇現狀分析

1.銀行貸款。目前,房地產企業的資金來源主要是國內貸款、自籌資金及其他資金(主要是定金及預付款)兩個方面。房地產企業自有資金比例較低,主要依賴銀行貸款。銀行貸款資金貫穿于土地儲備、交易、房地產開發與銷售的整個過程。銀行貸款實際上支撐了房地產開發經營周轉的主要資金鏈,我國房地產企業對銀行的依賴度很高。隨著房地產市場的“降溫”,商業銀行會加強貸款風險的審查措施,使得房地產企業在開發中向商業銀行貸款的比例逐漸減少。一旦房地產經濟發生波動,房地產企業的經營風險將轉變為銀行的金融風險,進而影響國家的金融安全。可以說,以后多數房地產企業是難以繼續依賴銀行貸款進行開發的。

2.房地產信托。房地產信托一般是指以房地產及其相關資產為投向的資金信托投資方式,即信托投資公司制定信托投資計劃,與委托人(投資者)簽訂信托投資合同,委托人(投資者)將其合法資金委托給信托公司進行房地產投資,或進行房地產抵押貸款或購買房地產抵押貸款證券,或進行相關的房地產投資活動。

信托制度的優越性、靈活性以及獨特的財產融資功能與權益重構功能,使它成為最佳融資渠道之一。目前我國的房地產信托主要是由信托公司兼營的一種業務,其主要工作是房地產資金信托。從長期發展來看,應成立獨立的房地產信托投資公司,為房地產開發、收購、買賣、租賃、管理等各環節提供有效的金融服務,適應房地產行業特點提供長期性融資模式。統計數據可見,2013年第一季度房地產信托環比增長12%,可以預見,今后信托在整個房地產行業資金來源里的比重會越來越高。

3.股權融資。對于房地產企業來說,股權融資是房地產企業與資本相結合的理想融資渠道。通過資本市場融資再融資,即采用增發配股、可轉債等三種融資方式可從容化解各種宏觀金融政策帶來的不利影響,緩解資金方面的壓力。上市融資分直接上市融資和間接上市融資兩種。直接上市融資的金額比較大,但是上市的門檻比較高,比如負債率不能高于70%的規定是很多企業不能選擇直接上市融資。加快股權融資發展要加大股權融資比重,降低目前入市的門檻。但是就目前狀況來看,短期內,這些條件不會有很大變化。更多的房地產企業選擇間接上市——買殼上市,買殼上市需要大量現金,目的是通過增發、配股再融資資金,但前提是企業必須有很好的項目和資金進行置換。而擁有大量現金和好的項目都是中小型房地產企業很難具備的,所以我國房地產企業走上市這條道路仍然任重道遠。

4.債券融資。房地產證券是房地產利用資本市場直接融資的重要工具,也是房地產資金籌集的一條重要渠道。房地產債券較一般債券收益相對較高;與股票相比,又可以按期收回本金和利息而有較高的安全性,又具有一定的流動性,因此,在國外成熟的證券市場,企業債券成為企業外部融資優先考慮的方式,債券融資額往往是股票融資額的3到10倍。而我國的房地產債券發展還處于初級階段,債券融資額總量方面,遠遠不及股票融資額。目前只有少數國有企業能通過債券市場進行融資,而民營房地產企業,即便是大型房地產企業也對債券難以問津。房地產企業進行債券融資需要政府創造良好的條件。一方面,必須進一步加大證券市場的改革力度,完善房地產金融法規,為房地產企業能在資本市場上直接融資提供保障。另一方面,借鑒國外發達國家的經驗,房地產企業要立足于國內證券市場,向海外證券市場拓展。

5.房地產股權私募基金。股權私募基金一般是指從事私人股權(非上市公司股權)投資的基金。房地產股權私募基金是股權私募基金的一個分支,屬于產業基金的范疇,定向投資于房地產行業的基金。另一方面,他也是房地產投資基金的一種,和其他投資基金一樣,通過發行基金份額的方式將投資者擁有的資金匯集成基金財產,由基金管理人管理,投資于基金合同確定的領域,以提高資金利用率進而獲取收益,并返還給投資者的集合投資方式。房地產私募僅僅這幾年增長速度也比較快。在發行數量方面,長三角、珠三角、北京這些地方增長特別快。與此同時,私募基金投資的格局也在發生變化。以前這些基金都在規避拿地環節,而現在,從前期拿地到后期持有型物業投資,乃至全產業鏈都有地產基金介入。此外,如何開展與地產私募基金等長線資金的合作十分重要。

6.其他方式。房地產企業的海外融資增速很快,一些大的品牌房地產企業到海外低成本拿地,一些中小企業到海外IPO、融資。2012前9個月,海外融資一共才400億,而當年第4季度就有200億元,2013年第1季度就達到了300億元,可見其增長速速之快。除此之外,企業間通過兼并融資、股權整合實現融資、擴大產業的案例,在這一兩年也越來越多。

民間投資同樣是房地產行業發展的重要推動力,而現在的民間投資也在發生一些新變化:首先,由于限購、限貸政策,投資住宅的純投資性需求已經大為減少。其次,原來一些民間資本是買住宅,現在卻轉投到了其它方向。大致情況是,50%左右的資金投到了比如能源、高新農業、科技等領域;剩下的50%資金還留在房地產,但投資已經出現分化,一是買商業地產,二是買證券化產品,三是到海外買房。值得注意的是,和實物買房相比,這幾年證券化投資趨勢非常明顯。比如買信托、投私募,還有通過銀行的理財進行投資。

三、優化房地產企業融資渠道的措施

我國房地產資金的主要來源是銀行貸款,因此,加大宏觀調控力度,從信貸入手調控房地產市場可以取得根本性的效果。我國目前銀行貸款規模過大,金融壓力與風險加大,必須提高房地產開發企業貸款的條件,加強對房地產開發商抵押貸款的審查,避免資金過多的流入房地產開發市場,造成投資過熱。房地產開發企業也正在努力拓寬融資渠道,逐步減少對銀行貸款的依賴。其次,隨著間接融資的總量及門檻有所限制,實現房地產融資的多元化特別是直接融資是房地產發展的必由之路,把房地產融資方式由間接融資為主向直接融資為主轉變。房地產企業可以通過資本市場融資或再融資,創新金融工具,拓寬融資渠道,緩解房地產項目資金需求方面的壓力。

近期關于金融系統的一系列事件沖擊著人們的眼球。繼2013年6月銀行系統“錢荒”之后,國務院下發“金十條”,提出要“嚴格防控房地產融資風險”,預示著房企未來融資難度可能隨之加大。國內市場“流動性”趨緊,美聯儲亦透露或終止第三次量化寬松政策,因此房企不應把“雞蛋”放在一個“籃子”里,而要朝著股權私募、基金、發債、海外融資等多平臺發展,給自己上多重保險。然而,資金池并非越大越多越好,如同穿鞋,“合腳為宜”。融資方式必須保質保量,在確保資金來源充足安全的前提下,房企應優化負債結構,適當降低負債率,同時需要提升對資金投放效益的分析能力,力爭實現利息成本最小化和資金效益最大化。

最后,要健全關于房地產融資的法律法規,中國房地產開發投資方面的法規還很不完善。涉及房地產開發的法律規定少,且不夠具體。在執法過程中難以把握合理的尺度,增大了交易成本,并產生嚴重的不確定性,最終導致投資的市場配置失靈。

由此可見,中國房地產市場融資渠道正在悄然發生著變化,這預示著中國房地產行業由初期的比較粗放、雛形的產業逐步走向成熟,最終將形成一個多元化格局。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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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張健.房地產投資[M].北京:中國建筑工業出版社,2012.

第7篇:直接融資和間接融資的方式范文

融資是企業資本運動的起點,也是企業收益分配賴以遵循的基礎。足夠的資本規模,可以保證企業投資的需要,合理的資本結構,可以降低和規避融資風險,融資方式的妥善搭配,可以降低資本成本。因此,就融資本身來說,它只是企業資本運動的一個環節。但融資活動,決定和影響企業整個資本運動的始終。融資機制的形成,直接決定和影響企業的經營活動以及企業財務目標的實現。

一改革開放以來,企業融資體制發生了重大變化,表現在:

1.企業資本由供給制轉變為以企業為主體的融資活動。

改革以前,企業的生產經營活動均在國家計劃下進行,企業是否需要資本,需要多少,長期資本或是短期資本,均由國家通過財政或銀行予以供應。這種體制下,企業不需要研究融資渠道、融資方式和融資成本,更不用研究企業資本結構問題。經濟體制改革以來,企業自的擴大,特別是作為市場經濟主體建立以后,企業為主體的融資活動代替了原來的供給制。企業根據市場狀況和前景,進行投資計劃,并努力為實現投資計劃融資。這一變化表明,融資活動由宏觀性計劃分配轉變為微觀性融資。

2.由縱向融資為主向橫向融資為主轉變。

供給制條件下,企業資本均由國家限額、限用途供應,資本分配是由上而下的分配活動。隨著改革的不斷進行,為了實現資源最優配置,企業與企業間的橫向融資活動日益增加,存量流動提高了資本運營效率。

3.融資形式由單一化向多元化轉變。

計劃分配資本體制下,企業融資形式單一,財政分配形式或銀行分配形式,至多也是二者兼而有之。商業信用的確立,資本市場的建立,企業內部積累機制的形成,企業融資形式呈現多元化,形成內源融資和外源融資、間接融資與直接融資、股本融資與債務融資等多種形式(見表1)。

上述變化,最本質的在于融資體制正在實現計劃分配向市場引導融資的轉變。過去,財政、銀行作為國家總資金分配的兩個手段,不斷進行著總資金量的分割。盡管后來銀行分割總資金量的比例增大,并占了絕對比例,但與現在資本市場融資相比是不同的,這是一個質的變化。伴隨這一變化,各種融資工具職能回歸并日益得以體現。對財政投資與銀行貸款的認識,也不只限于有償和無償的劃分、量上的分割,而是循其自身的特點,發揮其應有的作用。

二雖然融資體制發生了重大變化,但企業融資機制并未形成。

以企業為主體的投融資活動,還沒有真正的以市場為主導,理性地根據資本成本、風險和收益對稱原理選擇融資方式,確定資本結構。因此,企業融資機制的形成,還需要從存量和增量兩個方面進行。

存量調整是基礎,它是針對過去融資行為及其形成結果進行的處理;增量是存量形成的前提。融資活動在增量方面的規范性和規律性,則是企業融資機制形成的關鍵。存量調整面臨的首要問題是國有企業資產負債率過高,而國有企業高負債率是由于體制原因形成的。據統計,1980年國有企業的資產負債率為18.7%,1993年國有企業資產負債率為67.5%,1994年為79%。如此巨大變化,不是非體制原因所能形成的。我國80年代中期開始實行固定資產投資由財政撥款改為銀行貸款,即所謂的“撥改貸”,從1998年開始銀行統管流動資金。這一改革的初衷是國家試圖通過銀企債務關系來硬化對企業的約束。但實踐結果事與愿違,由于銀行體制本身的嚴重缺陷,借貸雙方因產權不清而形成信貸軟約束。盡管1993年以來國家出臺了一系列貸款約束規則,延緩了國有企業“完全債務化”的速度,但負債增長速度仍遠遠超過資本增長速度。

企業與銀行關系不順、不清,他們之間不僅僅是債務關系,而且存在著在這種關系表面掩蓋下的所有者與經營者關系。而且,銀行還承擔有政府的職能,企業依附于銀行,銀行貸款并非遵循安全性、流動性和盈利性三原則,有時不僅不遵循,反而相背,在企業嚴重虧損或停產、半停產而不能破產情況下,銀行仍不得不發放違背市場規則的貸款。因此,當國有銀行實行商業化改革時,國有企業高負債率問題,已經造成了國有商業銀行的不良資產問題,同時也加重了企業的支出負擔。為了減輕企業利息支出負擔,1996年以來中央銀行先后七次降息,但企業減負效果并不明顯。其實,企業利息支出高,不是利率水平高引致,而是貸款數額大形成,而效率不高情況下的高負債形成,是典型的計劃分配結果。降低利率不僅沒有減輕企業利息負擔,相反,降低利率有可能進一步刺激貸款需求,國家不得不進一步強化行政干預手段,在降低利率同時,仍輔以貸款規模限制,抑制貸款需求。

問題的關鍵在于,國有企業貸款是計劃分配結果,而非市場引導的資源配置,因此,貸款數量并非企業所能左右。由于貸款數額過多造成高負債率,從而加重企業負擔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方面,股權融資(或自有資本)的股利支付是在投資形成效益以后,而債務融資在投資活動開始就支付利息,在國有企業投資缺乏資本金的基本上,貸款包攬一切的后果,造成了企業巨大的利息負擔。另一方面,由于貸款關系模糊不清,特別是80年代中期推行所謂“稅前還貸”,使得貸款關系更加復雜化。在后來進行的國有企業產權界定中,將“撥改貸”投資形成的資產界定為國有資產,意味著企業貸款面臨兩次分配,一是支付貸款利息回報債權人,二是支付股利回報所有者。

公司融資理論認為,增加負債可以取得財務杠桿收益,由于企業支付的債務利息可以計入成本而免交企業所得稅,債權資本成本低于股權資本成本,因此,資產負債率似乎越高越好,因為負債率提高時,企業價值會增加,但負債比率上升到一定程度之后再上升時,企業價值因破產風險和成本的增加反而會下降。這樣,由于企業負債率增高會令企業價值增加,同時也會引起企業破產風險和成本上升而使企業價值下降,當兩者引起的企業價值變動額在邊際上相等時,企業的資本結構最優,負債率最佳。

上述討論有一個先決條件,就是企業必須要用較高的銷售利潤率來彌補負債經營帶來的風險,企業的盈利能力(凈資產收益率)只有超過銀行貸款的資本成本時,企業負債經營所體現的財務杠桿效應才是正效應,否則為負效應。也就是說,只要一個企業運行良好,盈利能力強,負債再高也是可以良好運轉的。從這一角度分析,負債率高低只是說明了企業融資結構,而不能以此作為衡量企業負擔高低的標準。我國理論界有代表性的觀點認為,造成企業經營困難的原因是過高的負債率造成的,這是值得商榷的。

我國近幾年致力于國有企業資產負債率降低的研究,采取了相應的措施。但高負債率是由于體制原因形成,必然應從體制上解決這一問題,因此,高負債率治理過程,不只是企業負債多少的量的治理過程,而是企業融資渠道、融資方式等選擇和形成的過程,需要綜合配套措施才能解決。例如1998年開始推行的“債轉股”制度改革,如果只限于債權轉成股權,降低負債率從而減少企業利息支出的思路操作,這一改革最終是要失敗的。因為體制不改變,企業治理結構不改變,降低了的資產負債率還會再提高,債權和股權的性質仍會被扭曲。因此,債轉股的歷史意義和現實意義在于:通過債權轉股權,形成企業新的治理結構,使得股權所有者通過改造企業制度,實現融資結構最優。我國第一家實行債轉股的企業———北京水泥廠,債轉股以后,資產管理公司持有股份達到70%以上,從而為通過債轉股實現企業轉制、改造提供了可能。

計劃分配資本的體制引致國有企業高負債率,改革正是應從體制入手,改變國家計劃分配資本從而決定企業融資結構的做法,形成企業在市場條件作用下自主決定融資結構的體制。

三現代公司融資理論認為,融資機制的形成,表面上是融資形式的選擇,實際上是企業通過決策融資結構,實現企業價值最大化的過程。

所有這些,都是由融資工具本身的特征、融資成本和融資風險決定的。

融資方式的選擇,是企業融資機制的重要內容。融資方式多種多樣,按照不同標準,可以劃分為內源融資和外源融資、直接融資和間接融資、股票融資和債券融資等。

企業融資是一個隨經濟發展由內源融資到外源融資再到內源融資的交替變遷的過程。一個新的企業建立,主要應依靠內源融資。當企業得以生存并發展到一定水平時,利用外源融資可以擴大生產規模,提高競爭能力。當企業資產規模達到一定程度時,企業往往會從融資成本的比較中選擇一種更高層次的內源融資方式。實際上,就內源融資和外源融資關系來說,內源融資是最基本的融資方式,沒有內源融資,也就無法進行外源融資。從國外資料分析,在發達市場國家中,企業內源融資占有相當高的比重(見表2)。

表2主要發達國家企業資金結構(%)美國加拿大法國德國意大利日本英國內源資金75544662443475外源資金25405926526632其他06-51240-7注:美國為1944—1990年平均數,其他國家為1970—1985年平均數。

內源融資獲得權益資本,企業之所以可以外源融資,首先取決于企業內源融資的規模和比重。內源融資規模大,才能吸引更多的投資者投資,同樣的,也才能獲得借入資本。從融資原理分析,企業負債經營,首先是企業自有資本實力的體現,自有資本為企業負債融資提供了信譽保證。而且,經濟效益好的企業,投資回報率高,股東收益好,更應注重內源融資。如果增發股票,無異是增加更多的股東,良好的投資回報會被新的投資者分享,這是得不償失的做法。

與發達經濟國家不同的是,我國企業主要依賴于外源融資,內源融資比例很低,這說明:(1)體制決定了企業對銀行貸款的依賴性;(2)企業缺乏自我積累的動力和約束力;(3)一些上市公司可以比較便宜地通過股票融資。

直接融資和間接融資方式的選擇,是外源融資決策面臨的一個主要問題。我國改革開放以前,企業只允許間接融資,而否定直接融資。實際上,能否直接融資,主要是取決于國民收入分配制度和企業制度改革。1952—1978年,我國采取的是低收入分配加社會福利的政策。低收入集中分配的政策,造成了積累主體單一化,直接融資是經濟體制改革、國民經濟分配結構變化后才出現和可以利用的。從1978年開始到90年代初,通過擴大企業自方式實現了政府向國有企業分權,1994年以后又推行以股份制為主體的現代企業制度改革。1978年,居民持有的金融資產僅占全部金融資產的14%左右,占GDP的比重為7%;1995年上述兩個比重分別為50%以上和76%。

直接融資和間接融資的選擇,還與一個國家的資本市場發育和金融體制有密切關系。目前,直接融資和間接融資究竟以誰為主,主要有兩種模式:一種是以英美為代表的以證券融資方式(直接融資)為主的模式;另一種是以日德為代表的以銀行融資方式(間接融資)為主的模式。由于英美是典型的自由主義的市場經濟國家,資本市場十分發達,企業行為完全是在市場引導下進行。在美國,曾任美國金融學會會長的著名學者梅耶斯(S·Myers)提出的優序融資理論(ThePeckingOrderTheory,1989)得以實證,企業融資的選擇,先依靠內源融資,然后才外源融資。外源融資中,主要是通過(1)發行企業債券,(2)發行股票方式從資本市場上籌措長期資本。由于法律上嚴格禁止銀行成為工業公司的股東,英美企業與銀行之間只是松散的聯系。日德模式的特征是:間接融資為主,銀行在金融體系中居主導地位,產融結合。資本市場發展受到抑制。日本的銀企關系有著特定的制度安排,即主銀行制度。主銀行是指對于某企業來說在資本籌措和運用方面容量最大的銀行。這一銀企關系的特征表現在:(1)主銀行是企業最大的出借方。所有公司都有一個主銀行,每個銀行都是某些企業的主銀行;(2)銀行與企業交叉持股。(3)主銀行參與企業發行債務相關業務,是債務所有者法律上的托管人。德國實行主持銀行制度,特征與日本主銀行制度相似,其存在背景都是資本市場不發達,產權制約較弱,銀行在金融體制和企業治理結構中扮演重要角色。

上述分析說明,試圖確定一個所謂的以直接融資為主的模式還是以間接融資為主的模式,似乎沒有必要。典型的市場經濟條件下,企業融資結構構成中,直接融資和間接融資比例是一個隨機變量,根據直接融資和間接融資條件,成本和效率的變化,由企業自身決定。我國長時期形成了企業對銀行的依附關系。90年代也曾實行了主銀行制度,但這一制度無論是形式還是內容與日本等國家都有重要差異。盡管我國不可能達到美英那樣直接融資比例,也很難確定最佳的融資比例,但提高直接融資比重是必然的。發展股票、債券等直接融資形式,改善企業融資結構,將是我國企業融資結構方面的方向性選擇。資本市場,特別是證券市場發展,股票融資和債券融資成為企業的重要外源融資方式。但如何決策股票融資或是債券融資,現代公司融資理論已有明確的結論:融資成本決定融資方式,股票融資成本高于債券融資成本。現實卻與經典理論相背,我國目前上市公司融資結構具有三個明顯特征:一是內外源融資比例失調,外源融資比重畸高;二是外源融資中偏好于股權融資,債券融資比例低;三是資產負債率較低。由于企業進行股份制改造并上市直接融資,對企業來說可以帶來的收益是顯而易見的,以至于企業還來不及研究和掌握股票融資的特點,就不遺余力地積極爭取股票融資了。由于中國資本市場規模的限制,能夠成為上市公司的數量很少,而通過重組、改制,按市場經濟要求塑造的上市公司,其非經營性資產、無效資產可以剝離,可以取得優惠融資權,緊缺的殼資源成為企業爭寵的對象。在這種狀況下,公司通過股票融資的成本遠遠低于債務融資成本,這是因為:(1)理論上說,股權融資成本最高,這是以企業正常的運營,即生存和發展為前提的。如果企業經營不善,甚至虧損企業仍可以發行股票的話,那么這種股票的融資成本很低,甚至趨近于零。(2)上市公司中,國有股權占有絕對比重,由于國有股權所有者虛位,對投資分紅的要求呈軟性,而中小股東要么無權或難以左右分配方案,或者根本就不關注利潤分配,因此,上市公司較少發放現金股利,權益融資能避免債務融資造成的現金流壓力。

上述原因造成了股票融資成本低于債務融資成本(債轉股也有這種嫌疑),以至于一些企業不惜一切手段成為上市公司,實現股票融資。一旦融資成功,似乎萬事大吉,許多公司通過股票募集資金后無法落實投資項目,不得不存放銀行;有的上市公司甚至通過發行股票融資償還債務,例如,1997年底上市公司股東權益比上年增長了36.66%,負債增長了10.6%,由此使上市公司整體負債率下降了5.26%,說明上市公司通過發行新股和配股所募集的資金的相當一部分用于償還了債務。另外,一些經營效率指標均保持較好水平的上市公司,資產負債率卻較低。據對1998年868家上市公司調查分析,在這些公司中,有27家公司的平均凈利潤率高達24.1%,而其資產負債率卻低于10%。有的上市公司公開宣稱“不缺錢花”,甚至干脆就不再向銀行借款,通過負債實行財務杠桿的效應沒有得以充分利用。

上述現象可以說明企業通過上市進行股票融資,增資減債,存在數量上的矯枉過正,本質上的問題依然是體制原因造成企業尚未能就融資方式等問題做出合理的、科學的決策。

四企業融資機制的形成,結論性意見是:

1.體制決定政策。通過經濟體制改革,創造有效地市場經濟環境,在此基礎上,企業財務政策決定企業融資方式、融資結構。

2.企業融資機制的形成,依賴于國有企業的改革和制度創新。通過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形成合理法人治理結構,使融資活動融于企業產權運營和變革中。

3.培養和發展資本市場,特別是證券市場。增加市容量,完善股票市場和債券市場結構。在完善主板市場的同時,推動二板市場的設立,以滿足各類企業融資需要。

4.只有當資本的使用者使用任何資本都必須支付其真實的社會成本,從而不存在免費成本時,企業的資本結構選擇才有意義。

5.企業根據收益與風險,自主選擇融資方式,合理確定融資結構,以資本成本最低實現企業價值最大化,是企業融資機制形成的標志。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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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篇:直接融資和間接融資的方式范文

電力行業向來帶著壟斷標簽,行業融資的成本、效率和透明度受到質疑。新一輪電力體制改革將在限制壟斷環節、市場化定價和豐富電源結構等方面邁出實質性步伐,結合金融行業自身改革發展需求,未來電力行業金融將呈現融資需求總量增加,融資成本有所降低,融資工具更加多樣的局面。

一、電力行業間接融資比重偏高

我國電力行業民營企業占比出現過由高到低再回升的路徑,目前民營企業辦電占比仍十分有限。 從國有企業數據推斷全部電力企業情況,電力行業目前融資規模約3萬億元,其中直接融資和間接融資比例約為1:3。電力和電網企業融資規模和結構呈現以下特點。

一是國有發電企業間接融資明顯高于直接融資。五大央企發電集團和粵電集團合計,銀行貸款和票據融資等占86%左右,債券融資只有14%(見下表)。間接融資中,絕大部分來自國有銀行,僅國家開發銀行就累計發放電力貸款2萬億元,支持建成水電、火電、核電裝機容量3.84億千瓦,占全國電力裝機容量的1/3。 如果加上另外五大國有商業銀行,保守估計國有銀行融資也將達80%左右。發電環節間接融資高的主要原因在于,發電企業利潤水平決定,融資成本承受能力略高;國有企業對價格不敏感,加上國有銀行經營考核機制決定其貸款更多投向國有企業。

二是輸配售電企業融資結構相對均衡。國家電網和南方電網公司數據顯示,直接融資和間接融資分別占43.5%和56.5%,直接融資比重比發電企業高近30個百分點(見下表)。主觀上,電網相對較低的利潤水平無法承擔過高的融資成本,有拓展直接融資的需求;客觀上,兩大電網的寡頭壟斷地位和較好的信用評級,能幫助企業在債券市場獲得相對較低成本的融資。同樣,貸款等間接融資資金來源更是基本被國有商業銀行壟斷。

三是非國有和新能源企業更傾向直接融資。首先,非國有發電企業直接融資占比明顯較高。主營水力發電的廣東梅雁吉祥水電股份有限公司,1995年首發以來累計募集資金26.2億元,其中首發、股權再融資、發債等直接融資占比達84.2%。 其次,新能源行業普遍注重直接融資。以上海超日為例,截至2014年6月末,銀行貸款22.2億元,債券9.9億元,股票募集資金22.9億元,直接融資占60%。這與國際規律一致,2013年全球新能源股票融資129.4億美元,比上年增長172%,通過VC/PE融資43.2億美元 。主要原因是,非國有企業和中小企業一定程度面臨銀行貸款的“麥克米倫缺口”,新能源投入大周期長有風險,銀行貸款期限短和風險規避的業務特點難以滿足需要;國有商業銀行貸款審批程序復雜效率不高,進一步抬高民營企業和新能源行業融資門檻;資本市場和創投基金等則能較好滿足新能源、市場化企業融資需求。最近6年我國創投資本在節能環保、新能源等行業投資金額是傳統行業的4倍,既預示未來產業結構,也說明未來金融服務發展方向。

二、電力體制改革升級電力行業融資需求

電力體制改革方案目前尚未出臺。盡管在輸配售分開與否、電網是否拆分、放開售電側和電網定價次序等問題上的爭論還存在。但結合十八屆三中全會對壟斷行業和國有企業的頂層設計,中央新近提出能源革命的要求,2002年《電力體制改革方案》(即五號文件)確定的“政企分開、廠網分開、主輔分離、輸配分開、競價上網”原則,以及最新傳出的“四放開、一獨立、一加強” 等信息分析,未來電力體制改革大致包括以下三個方向。

一是壟斷最小化。2002年以來,廠網分開的改革進展較好,但輸配分開沒有實現,電網企業負責電網建設、配電、調度、交易等多環節,依然靠低買高賣的價差維持運營。電網的壟斷影響上下游企業和居民利益,完全市場化又面臨自然壟斷行業規模不經濟的制約。為此,十八屆三中全會指出,國有資本繼續控股經營的自然壟斷行業,實行以政企分開、政資分開、特許經營、政府監管為主要內容的改革,根據不同行業特點實行網運分開、放開競爭性業務,推進公共資源配置市場化。進一步破除各種形式的行政壟斷。具體到電力行業,新一輪改革核心是如何將電網限制在自然壟斷這一最小范圍,盡管改革可能采取漸進方式,但輸配環節引入競爭,甚至包括社會資本,原有電網企業利潤水平受限是必然趨勢。

二是定價市場化。出于防止壟斷提價等原因,我國上網電價、輸配電價和銷售電價均有明顯的政府定價痕跡,帶來發電企業不滿、電價結構不合理工業用電成本高、電價調整不能及時反映供求關系等問題。三中全會要求完善主要由市場決定價格的機制,指出凡是能由市場形成價格的都交給市場,政府不進行不當干預。推進水、石油、天然氣、電力、交通、電信等領域價格改革,放開競爭性環節價格。政府定價范圍主要限定在重要公用事業、公益、網絡型自然壟斷環節,提高透明度,接受社會監督。

以此為依據,電力行業的未來,保留政府定價的顯然只有電網輸電環節,以及用于基礎設施等公用事業和醫院、養老、學校等公益領域,其余的環節和領域都應該放開,讓供求雙方協商確定電價,如大用戶直購電,或者建立電力交易市場平臺,為市場交易提供參考。

三是電源多元化。長期以來我國電源結構以火電為主,火電占全部發電量在75%左右,比全球平均水平高28個百分點。我國火力發電占比高,有煤炭資源相對豐富的必然性和經濟性,但同時面臨排放嚴重,煤炭產銷非對稱分布提高電力運輸成本等問題。

為保障能源安全,應對氣候變化,面對國際能源供需格局新變化和國際能源發展新趨勢,今年五月中央提出推動能源供給革命,建立多元供應體系。立足國內多元供應保安全,大力推進煤炭清潔高效利用,著力發展非煤能源,形成煤、油、氣、核、新能源、可再生能源多輪驅動的能源供應體系,同步加強能源輸配網絡和儲備設施建設。按規劃,2020年,我國非化石能源占比要從目前的9.8%提高到15%,其中常規水電裝機達到3.5億千瓦左右,風電和光伏發電裝機分別達到2億和1億千瓦以上,核電運行裝機容量達到5800萬千瓦、在建達3000萬千瓦。 電源多元化為社會資本進入電力行業提供了機遇,也客觀上要求電網降低入網門檻,提供公平開放的電力輸運環境。

電力體制改革帶來的必然結果是,社會資本更多參與電力行業,市場機制資源配置的作用進一步發揮,原有壟斷企業的利潤和運營模式面臨調整,融資規模、期限和成本要求改變,發電端和配售電端的市場主體增加,對原有資產的整合和相應的融資需求增加,因而壟斷和寡頭壟斷格局下的電力行業融資結構將發生變化。

三、電力行業融資發展方向

電力體制改革影響融資需求,金融環境變化影響金融服務供給,兩者共同決定未來電力行業金融發展走向。綜合判斷,未來行業的融資特點是:融資需求增加,融資成本降低,融資工具多樣化。

(一)發電企業金融需求增加。首先,水電、火電等重資產行業,以國有為主的電力生產業目前資產負債率在70%左右,社會資本進入上述行業面臨資金制約,融資需求規模將增加。其次,風、光等新行業目前還處在技術待完善、制度不健全階段,投入需求大且有一定風險,融資需求相應增加。再次,電力企業整合產業鏈增加融資需求,近幾年電力企業盈利能力提高,煤炭市場低迷,電力企業迎來產業鏈整合的好時機,現金管理、資產管理及投資需求擴大。最后,由于電網壟斷地位和電費結算方式,發電企業應收賬款較高,2014年8月底,電力生產業應收賬款2350億元,接近電力供應業的3倍 ,大量應收賬款影響企業正常運行,需要運用金融手段對其進行相應管理。綜合上述因素預計,電力體制改革后發電企業融資需求即使年均增長5%,2020年也將達到2.5萬億元左右。

(二)輸配售電企業要求降低融資成本。首先,目前電力供應業的平均毛利率略高于5%,比電力生產業低20個百分點左右。配售電環節引入競爭后,原有盈利模式將難以為繼,電網企業或新成立的輸配電企業在市場價格作用下,利潤率回落要求降低融資成本。其次,分布式發電、智能電網建設運營等,處在產業發展初期,有風險高、周期長、利潤不穩定的特點,需要低成本多形式的融資服務。再次,改革將需要對原有電網企業部分資產進行整合,并購重組在所難免,而且新設立的配售電企業需要利用股票、債券、股權投資基金等拓寬融資渠道,并整合優秀的技術和管理資源,銀行有條件介入直接融資服務。這對現在金融服務機構而言,既是挑戰,也提供了良好的發展和轉型機會。初步預計,配售電環節融資需求增速將超過電力企業,假設年均增長10%,2020年融資規模約達1.5萬億元左右,融資成本進一步降低。

(三)綜合化市場化金融供給進一步滿足電力行業需要。近年來我國金融市場向多層次、市場化改革發展,債券市場、場外資本市場、消費金融市場、互聯網金融等多層次市場將不斷完善,利率市場化、匯率自由化及金融脫媒加快,民營銀行和互聯網金融發展,大資管、跨界競爭、資本市場深化和金融監管轉型,傳統商業銀行將加快向綜合化、信息化方向轉型。

首先,股票、債券等方式融資在未來電力行業融資中的比重將上升,保守預計,未來幾年將實現15%以上的增長。

其次,隨著電力行業對低成本高效率直接融資需求的增加,能為企業創業、成長、上市前、并購、夾層、重振和上市后私募、不良債權處置等階段提供融資需求的股權投資基金未來將加快發展。

第9篇:直接融資和間接融資的方式范文

【關鍵詞】上市公司 融資結構 對策

資金是企業生存的關鍵。企業的融資結構(即企業的資金來源結構),是指企業的不同資金來源渠道及通過不同來源渠道籌集的資金之間的相互聯系和比例關系。融資結構有三重含義:一是公司內部融資(積累折舊、滾存利潤)和外部融資的比例關系。二是企業外部融資中證券直接融資和銀行間接融資的比例關系(即資本結構)。三是證券融資中股票和債券之間的比例關系。公司的融資結構是企業在融資政策的指導下融資行為的結果,它不僅反映了企業的融資風險和融資成本,而且也決定和影響著企業的融資能力和經營績效。李揚(2005)認為,從各國的經驗來看,金融市場的發展有不可逆轉的順序,先是私募,其次是公募,再次是發行公司債,最后是發行融資類票據,因此發展資本市場不可能單兵推進。

一、我國上市公司債務融資結構現狀

企業是采用長期債務融資還是短期債務,將直接影響到企業的債務期限結構。我國企業境內整體融資結構的基本特點是間接融資比重偏高,直接融資比重偏低。在國內的銀行信貸、股票和債券三大融資渠道中,間接融資途徑銀行貸款幾乎一直占據了90%以上的份額,資本市場上直接融資途徑股票與公司債券所占的比重則幾乎一直在10%以下。

1、上市公司債務融資結構的趨勢

我國上市公司的債務融資結構中,從期限結構的分類來看,期限短的流動負債占絕對的主導地位,而期限長的長期負債則只占一個較小的比重,這表明我國上市公司偏好期限短、流動性好的流動負債(楊勝剛,何靖,2007)。從債務資金的來源來看,銀行信貸是企業債務資金的主要來源。從1996年至2006年的時序特征(見表1)來看,我國上市公司的總體資產負債比率約為1/2,即1996年該比率逐年遞減,2000年該比率為45.54%,從2001年該比率開始回升,到2006年達到63.86%,說明我國上市公司通過債務籌集公司發展所需資金的趨勢在不斷增強;流動負債比率偏高,也呈U形變化,即1995年該比率逐年遞減,到2000年該比率為38.83%,2001年該比率開始逐年上升,到2006年該比率為55.91%;長期負債比率很低,且呈逐年下降的趨勢,1999年該比率下降到最低點6.85%,之后又有所回升,到2006年該比率上升到7.82%;流動負債占總負債的比重呈逐年上升的趨勢,2005年達到最高點88.1%;長期負債占總負債的比重則呈逐年下降的趨勢,到2005年達到最低點11.8%,2006年該比重回升為12.2%。

2、我國上市公司大多采用銀行貸款的融資方式

我國的融資體系里面,和亞太地區許多國家一樣,更多地是采取銀行貸款的融資方式。首先用銀行貸款余額占GDP 的比例來比較我國銀行體系與東南亞危機國銀行體系的壟斷程度(馮俊,2004)。2000年我國這一指標為70.22%,和1990-1997年亞太地區平均水平比較,排在泰國和馬來西亞之后,遠遠高于印尼、菲律賓、韓國的水平,同時也高于五國的平均水平。值得注意的是,各國在1997年危機后銀行系統普遍收縮,該比例出現大幅下降,但我國的情況正好相反,到2001年末該比例為77.19%,緊隨馬來西亞之后,遠遠超過亞太其他各國水平。從20世紀90年代的趨勢看,我國間接融資比重持續下降,直接融資的比重一直在穩步提高,但是由于期初的基數最高,目前仍然高于亞太其他國家的水平。

3、我國上市公司開始發行公司債券

對于公司債券,通常與非股份公司制企業發行的債券一并稱為企業債券,在國內已經不是陌生的概念了。自從20世紀80年代初,我國恢復發行國債,開始現代意義上的場外債券市場以來,就出現了企業債券的萌芽。而到80年代后期試行的企業債券在缺乏信用基礎的混亂情況下一度發展到了非常可觀的規模。到90年代初一些混亂的企業債券發行被取消,而當時的企業改制已經廣泛展開。建立場內資本市場后,一些股份公司制企業開始上市發行公司債券,正式建立起公司債券市場。但它的發展一直受信用體系與國企改革狀況的制約,非常幼稚和弱小。

在整個20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的多數年份,發展中國家的主要經濟前景是經濟的快速擴張,證券市場的迅猛發展,政府管制的逐步放松和金融自由化的不斷深入(黃泰巖,候利,2001)。在經濟快速擴張期,企業的回報率很高,這使得企業更為關注的是企業的利潤潛質和市場份額,而多數發展中國家資金短缺的現實使資金成為制約企業迅速擴張的瓶頸。在此條件下,對可得資金的數量的考慮比資金成本更為重要,企業有一種將股權融資視為免費的傾向,將其成本只視為所需支付的紅利,由此企業會盡可能的利用股票市場融資。資金的短缺在一定程度上也促進了證券市場的成長,使更多的企業可以通過公開上市來募集資金,并且通過證券市場的信息披露功能以及附屬的評級機制使市場對企業的監督更為有效,這在一定程度上減少了銀行等金融中介在向企業提供貸款時所需的調查監督成本,促進了銀行貸款的增長。政府管制的放松使得無論是信貸市場的利率還是證券市場的發行定價都逐步由市場來決定,這提高了債務融資的成本,降低了股權融資成本。

二、我國上市公司優化融資結構的對策

1、企業采用股權融資方式

股權融資的方式主要包括吸收直接投資和發行股票等。對于采用吸收直接投資融資方式的企業來說,應當盡可能要求股權投資方直接全額注入現金,避免以實物作價進行直接投資,以便達到資金充分使用的目的。因此,根據我國融資的具體情況,只要企業自身的經營業績、財務狀況、市場信譽和行業發展前景等條件允許,外部環境又比較有利,就應當盡可能采用股權融資方式。企業這樣做不僅在資金使用上會有很大的自由度,還可以有效地避免財務風險,可以使資本結構更趨穩健,對有較好的投資項目而又需要資金的企業來講,可以采用股票融資這種方式。

2、企業采用債券融資降低融資成本

首先,股份制公司采用債券融資可以降低融資成本、穩定資金來源。與銀行貸款相比,債券融資在融資成本、資金來源的穩定性和融資期限等方面都具有明顯的優越性。與股權融資相比,又可以避免新興市場巨大的市場風險,特別是在利率風險相對較低的情況下,可以獲取既安全又低成本的資金。其次,公司債券可以滿足不同規模和成長期的股份公司的融資需要。需要壯大公司債券市場。最后,公司債券市場可以改善公司治理。公司債的債務約束所施加的破產和依法清償威脅,遠高于過去的銀行貸款,更高于股權融資,有助于改善上市公司,特別是上市國企的公司治理。這是我國國企股份制改革在解決融資難題之后迫切需要加強的一個薄弱環節,也是提高上市公司質量,提高股市投資價值,改善我國企業經營管理的根本所在。

3、監管層應平衡企業外部融資渠道

而對于監管層來講,則應該平衡企業外部融資渠道,大力發展企業債券流通市場,完善和健全債券流通的“通道”,在債券的交易市場上,要開辟新的交易“渠道”,形成一個充滿競爭性的、交易活躍的統一市場體系;另外,要加大企業債券品種創新力度。目前的企業債券品種單一導致企業債券不能充分適應企業的需求。應增加短期債券和長期附息債券,同時應逐步推進債券衍生品種市場的發展,適時推出可轉換債券、分離交易等新品種,以適應不同企業對不同融資方式的需求。

4、應重視培育機構投資者

從投資主體方面看,發展直接融資迫切要求我國加快培育機構投資者。據統計,目前,全球的投資基金已超過12萬億美元,其中60%在美國。而我國機構投資者的相關指標不僅低于發達國家,而且也遠遠低于其他一些新興市場經濟,其資產不到國內生產總值的6%,表明我國資本市場存在嚴重的結構性缺陷。要培育養老保險基金規模迅速增長,成長為機構投資者的生力軍,以現有基金管理公司為基礎的共同基金將迅速發展,成長為主要的機構資產管理者。

隨著資金供給制度的改革,資本市場的培育,融資渠道的拓寬,上市公司融資結構呈現出多元化的局面。上市公司融資結構中股權融資的比重遠遠超于債權融資,上市公司的負債率呈逐年下降趨勢,這表明上市公司融資方式的選擇與成熟市場條件下公司融資方式的“啄食順序”不同,有著強烈的股權融資偏好。雖說我國目前的融資結構應以間接融資為主、間接融資與直接融資并存,但這并非意味著直接融資不重要,而是認為現階段我國的經濟運行情況適宜以間接融資為主。隨著我國經濟的發展,經濟實力的提高和金融體系的完善,我國仍應在努力提高銀行體系效率的同時,循序漸進地發展證券市場,逐步提高直接融資在企業外部融資中的比重。

【參考文獻】

[1] 劉星、郝穎、林朝南:再融資政策、市場時機與上市公司資本結構――兼析股權融資偏好的市場條件[J].科研管理,2007(4).

[2] 陳新桂:股權結構對債務融資決策的影響研究[J].經濟體制改革,20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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