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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擴張性和緊縮性財政政策范文

關鍵詞：面板隨機效應 居民消費 財政政策效應 空間差異性

問題的提出

世界經濟的動蕩和不確定性使我國傳統(tǒng)的投資性驅動經濟增長方式受到挑戰(zhàn)，也引發(fā)人們的深刻思考，作為經濟增長“三駕馬車”之一的“消費”問題備受關注。2009年，時任國務院總理在全國兩會政府報告中指出要積極擴大國內需求特別是消費需求，在消費需求中尤其是擴大居民消費，增強內需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擴大內需，提高國內居民消費水平成為研究熱點。雖然當前我國已走出金融危機，實現(xiàn)了國內經濟的穩(wěn)定快速發(fā)展，但是擴大內需，將依靠投資增長轉變?yōu)橐揽繃鴥认M增長，將能夠有力地抵抗資本主義周期性的經濟危機，促進我國經濟的穩(wěn)定快速發(fā)展。然而，歷史經驗表明，完全依靠市場力量來實現(xiàn)居民消費需求的自發(fā)性快速增長比較困難，政府必須采取相應的財政政策措施進行刺激和引導（黃威、從樹海，2011）。財政政策是政府調控和干預經濟運行，縮小地區(qū)經濟差距的一種行之有效的手段。2008年以來為應對國際金融危機，我國實行積極的財政政策。2010年我國實現(xiàn)財政收入83101.51億元，財政支出89874.16，比上年分別增長21.3%、17.8%。2011年為鞏固4萬億的投資效果，我國在實行緊縮的貨幣政策的同時，仍舊實行積極財政政策，2012年我國繼續(xù)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以保持我國經濟的平穩(wěn)較快發(fā)展，增強發(fā)展的可持續(xù)性。

但是，由于我國地區(qū)經濟發(fā)展狀況不同、城鄉(xiāng)居民消費特點也不同，財政收入政策和財政支出政策對居民消費的影響效果如何？財政政策對城鄉(xiāng)居民消費的影響是否相同？財政政策對不同地區(qū)居民消費的影響有何不同？這些都是值得深入探討的問題。另外，盡管近幾年擴大財政支出的積極的財政政策取得良好實施效果，但是理論界對此看法一直存在爭議。形成的巨額財政資金投向的區(qū)域差異性效果，財政政策對城鎮(zhèn)和鄉(xiāng)村居民消費的非對稱性，能否有效刺激居民消費、擴大內需？財政政策對農村居民消費具有擠出效應，因而造成了民間消費和投資需求發(fā)展緩慢的理論觀點需要得到證實。只有明確我國財政政策如何影響居民消費，才能對我國財政政策的實施效果作出客觀的評價；也只有明確政策效應對居民消費空間差異性，才能針對促進居民消費制定更加切實有效的財政政策。因此，研究我國政策效應對居民空間消費空間影響的差異性，對客觀評價財政政策實施效果、促進居民消費、促進我國經濟的穩(wěn)定快速發(fā)展均具有積極的意義。

文獻回顧

近年來，國內外大量學者在財政政策對居民消費的影響方面進行了深入研究。國外相關研究有，Goran Hjelm（2002）對19個OECD國家的面板數據進行回歸分析，結果表明財政緊縮（擴張）則居民消費比較低（高）；Athanasios Tagkalakis（2008）運用時間序列數據探討了19個OECD國家1970-2002年在經濟衰退和擴張時財政政策對消費的影響，緊縮和擴張財政政策對消費的影響，結果表明財政政策在經濟衰退時比經濟擴張時在刺激私人消費方面更有效。Andrew Mountford，Harald Uhlig（2009）運用向量自回歸的方法對美國1995-2000年財政政策影響效果進行分析。研究發(fā)現(xiàn)減少赤字財政稅對促進經濟的增長有很大的作用；Francesco Giavazzi，Tullio Jappelli，Marco Pagano（2000）使用OECD國家樣本和發(fā)展中國家樣本兩個數據集研究了財政政策的非線性情況。研究發(fā)現(xiàn)，這種非線性效應往往與大并且持續(xù)的財政刺激相關；Jordi Galí，J.David López-Salido，Javier Vallés（2007）擴展了標準新凱恩斯模型允許經驗性消費者的存在。并從價格粘性和財政赤字與消費的互動關系方面解釋了政府支出的效應。

在國內，謝建國、陳漓高（2002）通過建立一個居民消費的跨期替代模型，分析中國的政府支出與居民消費之間的關系。研究表明：在短期內，中國政府可能通過增加政府支出的方式增加總需求，但在長期均衡時政府支出完全擠占了消費支出。胡書東（2002）通過分項目財政支出變動和居民消費關系進行實證分析，指出政府支出對居民消費有擠入作用；同時也對財政支出結構作了相應的研究，結果表明經濟建設和教科文衛(wèi)支出對居民消費是擠入的，相反，國防和行政管理支出則對居民消費具有擠出效應。賀京同、那藝（2009）根據行為經濟學的基本理論與方法，通過檢驗發(fā)現(xiàn)，當公共福利支出滿足居民心理安全需求的能力下降時，居民的消費增長對收入增長的反應系數顯著變小。結果表明，通過對政府支出的內部結構進行調整，可以達到提升居民消費意愿、刺激居民消費增長的目的。儲德銀、閆偉（2011）對財政政策對農村居民消費的非線性效應進行了研究，研究發(fā)現(xiàn)，財政收入和支出在正常時期對農村居民消費表現(xiàn)為凱恩斯效應，但財政收入的凱恩斯效應并不顯著；在緊縮和擴張兩個特殊時期，財政收入和支出對農村居民消費均產生了顯著的非凱恩斯效應；就特殊時期財政政策對農村居民消費的總效應而言，財政收入在緊縮和擴張兩個特殊時期對農村居民消費的影響均體現(xiàn)為非凱恩斯效應，而財政支出在緊縮和擴張時期對農村居民消費的總效應并不一致。

由上，現(xiàn)有研究或者僅考慮了政府支出對居民消費短期和長期政策效應差異，但是研究沒有分析支出政策差異性和城鄉(xiāng)經濟的差異性；或者通過支出結構的分類研究政策的擠入和擠出效應，但是忽略了我國二元經濟結構問題；或者僅將農村居民或城鎮(zhèn)居民作為研究對象，缺乏對二者的對比分析。因此，本文研究當前我國不同區(qū)域城鄉(xiāng)居民消費差異性將綜合以往研究的優(yōu)勢，彌補以往研究的不足。另外，根據以往的研究理論，財政政策通過收入變化影響居民消費，本文以收入變化作為變量研究問題也是一個創(chuàng)新點。

模型設定及變量數據選取

（一）模型設定

A. Tagkalakis（2008）構建了財政政策對居民消費影響關系的方程式，該模型與以往的模型相比，突出的創(chuàng)新是把財政政策進行了劃分，一是可預測的財政政策，二是不可預測的財政政策。居民消費的跨期平滑是由可預測的財政政策變化引起的居民收入變化而導致的，對于可預測政策下引起的居民收入變化，居民是否改變消費策略，進行跨期平滑，主要取決于理想預期和適應性預期的消費者特征，以及是否存在流動性的約束。財政政策效應和居民消費關系的政策影響方程式如下：

（1）

式（1）中，β0表示截距項，β1、 β2、β3為參數項，C表示居民消費變化，Rexp enditure表示外生的財政支出政策沖擊，Rincome表示外生的財政收入政策沖擊，Rexp enditure和Rincome也可以用來表示不可預測的收入變化，Yprediction表示可預測的收入變化，μ是隨機誤差項。

將式（1）轉化為面板數據模型則為：

（2）

其中Year表示年份，Province表示省份，ф表示不同年份居民消費增長水平差異， θ表示不同省份居民消費增長水平差異，β1、β2、β3分別表示財政支出政策、財政收入政策和居民預期收入變化對居民消費的影響狀況。

鑒于外生變量Rexp enditure、Rincome和 Yprediction的非直接可知性，本文構建變量采用輔助回歸方程如下：

（3）

（4）

（5）

（6）

其中， 表示本期與上一期的差值，r表示短期真實利率。為了排除稅收產生的自動穩(wěn)定器效應，因此，對于εitT 需要減去居民可以預測的產出沖擊，找εitT 的變量εitTD，則εitTD=εitT-λitεitGDP 。本文中λit的值采用了李曉芳等（2005）的測算值1.71，εitGDP 是估計的產出沖擊。

（二）變量數據選取

本文所有的數據均來自各省歷年統(tǒng)計年鑒，歷年《中國統(tǒng)計年鑒》和中經網統(tǒng)計數據庫。研究區(qū)域是除和港澳臺外的中國的30個省市區(qū)。東、中、西部的劃分如下：東部地區(qū)包括北京、天津、河北、遼寧、山東、江蘇、上海、浙江、福建、廣東和海南等省市；西部包括內蒙古、四川、重慶、云南、廣西、新疆，貴州、青海、寧夏、陜西等省份，剩下的為中部地區(qū)。時間跨度為1995-2010年。

C是居民消費，分別用“城鎮(zhèn)家庭平均每人全年消費性支出”和“農村家庭每人全年消費性支出”表示；Y是居民可支配收入，分別用“城鎮(zhèn)居民平均每人全年家庭收入”與“農村居民家庭人均純收入”表示；Rexp enditure表示人均財政支出水平，Rincome表示人均財政收入水平，分別用財政總支出和總收入除以人口數來表示；GDP是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為了消除通貨的影響，本文Y、Rexp enditure、Rincome、GDP均用相關指數進行了平減。r采用定期存款年利率減去當年通貨膨脹率。

實證分析

（一）基本檢驗

由于面板數據模型實證分析是建立在數據平穩(wěn)基礎上的，數據不平穩(wěn)可能導致回歸結果存在較大偏差。本文借鑒適用于相同根下LLC檢驗和Breintung檢驗，適用于不同根下ADF-Fisher檢驗和PP-Fisher檢驗對數據進行檢驗，檢驗結果如表1所示。

根據表1，對數據系列進行平穩(wěn)性檢驗，在LLC檢驗形式下，Rexp enditure和 Yprediction通過了1%的顯著性水平檢驗；另外，Yprediction在PP-Fisher檢驗形式下，通過了5%的顯著水平檢驗。這說明，此時，Rexp enditure和Yprediction序列是平穩(wěn)的，即在5%的顯著水平下拒絕原假設，即不存在單位根現(xiàn)象，但是這兩個變量在Breintung檢驗和ADF-Fisher檢驗形勢下，均未通過顯著性水平檢驗，并且C和Rincome這兩個變量在四檢驗方法下均不顯著，這說明，數據序列在5%顯著水平下接受“存在單位根現(xiàn)象”，數據是不平穩(wěn)的。可以發(fā)現(xiàn)，Rexp enditure和Yprediction序列存在檢驗結果不一致情況，而在檢驗結果不一致的情況下，檢驗結果應更看重ADF-Fisher檢驗，因四個變量的數據序列在ADF-Fisher檢驗下，均沒有通過5%顯著水平檢驗，所以可以得出以下結論：數據序列C、Rexp enditure、Rincome和Yprediction均接受原假設，即數據序列存在單位根現(xiàn)象。

因此，對四個變量的數據序列做一階差分處理，再對四個變量的數據序列的一階差分進行單位根檢驗發(fā)現(xiàn)，除了Rexp enditure在Breintung檢驗形式下沒通過10%的顯著性水平外，其他數據序列的一階差分在四種檢驗形式下均通過了10%顯著性水平檢驗。

綜合以上檢驗結果，我們可以得出，C、Rexp enditure、Rincome和Yprediction均存在一階單整，而其數據序列的一階差分是平穩(wěn)序列。

如表2所示，繼續(xù)對面板數據做面板協(xié)整檢驗。經過檢驗發(fā)現(xiàn)，組內統(tǒng)計量Panelv 、Panel rho 、Panel ADF在10%顯著性水平下不支持“不存在協(xié)整關系”的原假設，但是Panel PP在1%顯著性水平下接受不存在協(xié)整關系的原假設檢驗。組間統(tǒng)計量Group rho在10%顯著性水平不支持不存在協(xié)整關系的原假設。Pedroni認為每一個統(tǒng)計量都服從標準化的正態(tài)分布，且認為Panel ADF和Group ADF檢驗結果更重要，檢驗結果要以這兩個檢驗結果為主，Residual variance和 HAC variance檢驗結果都通過1%顯著水平下檢驗，Panel PP-Statistic的檢驗結果。所以Pedroni協(xié)整檢驗判斷政策效應和居民消費間存在協(xié)整關系。Kao協(xié)整檢驗結果均通過了1%顯著性水平檢驗，意味著政策效應和居民消費間存在協(xié)整關系。根據以上分析結果，C和Rexp enditure、Rincome 、Yprediction之間存在長期且穩(wěn)定的內生關系。

（二）政策消費效應的東中西部差異分析

本文采用Hausman設定檢驗來確定模型效應形式的選擇，檢驗結果表明利用隨機效應模型研究東中西部地區(qū)政策效應對居民消費的差異性影響更加準確，根據面板數據模型，即公式（2），參數估計結果如表3所示。

根據表3數據結果，模型1-6的AdjR2均大于89%，Rexp enditure、Yprediction和常數項均通過了5%的顯著性水平檢驗，Rincome 的參數估計值只有在模型6中通過5%的顯著性水平檢驗，DW值均在2左右，總體來說，隨機效應面板數據模型估計結果較好。

1.財政支出（收入）政策對居民消費影響的對比分析。由表3可知，Rexp enditure即財政支出政策對居民消費的影響系數的絕對值最小值為對西部城鎮(zhèn)居民消費的影響，其值為0.43，這表明西部城鎮(zhèn)居民財政支出每增加1%，西部城鎮(zhèn)居民消費增加0.43%，最大值為對東部農村居民消費的影響，其值為0.67，同理東部農村財政支出每增加1%，東部農村居民消費增加0.67%；而Rincom即財政收入政策對居民消費的影響系數的絕對值最小值為對東部和西部農村居民的影響，其值為0.01，而最大值為對中部地區(qū)農村居民的影響，其值也僅為0.2。由此可以看出，財政支出政策對居民消費的影響效果遠大于財政收入政策。

2.財政支出（收入）政策對不同地區(qū)居民消費的影響分析。由表3可以看出，財政收入政策對各地區(qū)居民消費的影響均比較小，故本文重點討論財政支出政策對不同地區(qū)居民消費的影響。Rexp enditure對東部居民消費的影響系數為0.57（城鎮(zhèn)）、0.67（農村），即東部地區(qū)財政支出每增加1%，其城鎮(zhèn)居民消費增加0.57%，農村居民消費增加0.67%；對中部居民消費的影響系數為-0.54（城鎮(zhèn)）、-0.62（鄉(xiāng)村），即中部地區(qū)財政支出每增加百分之一，其城鎮(zhèn)居民消費減少0.54%，農村居民消費減少0.62%；對西部居民消費的影響系數0.43（城鎮(zhèn)）、-0.53（農村），即西部地區(qū)財政支出增加1%，其城鎮(zhèn)居民消費增加0.43%，農村居民消費增加0.53%。可知，財政支出政策對東部居民和西部城鎮(zhèn)居民消費為正影響，而對中部居民和西部農村居民消費則為負影響。

財政支出（收入）政策對城鄉(xiāng)居民消費的影響分析。由表3可知，財政支出政策對東、中、西部地區(qū)城鎮(zhèn)居民消費影響系數的絕對值分別為0.57、0.54、0.43，即財政支出增加1%，東、中、西部地區(qū)城鎮(zhèn)居民消費分別增長0.57%、0.54%和 0.43%；財政支出政策對東、中、西部農村居民消費影響系數的絕對值分別為0.67、0.62、0.53，即財政支出增加1%，東、中、西部地區(qū)城鎮(zhèn)居民消費分別增長0.67%、0.62%和0.53%。可知，財政支出政策對東、中、西部地區(qū)農村居民消費增長的影響均大于其對城鎮(zhèn)居民消費增長的影響。

財政收入政策對東、中、西部地區(qū)城鎮(zhèn)居民消費影響系數的絕對值分別為0.02、 0.02、0.03，即財政支出增加1%，東、中、西部地區(qū)城鎮(zhèn)居民消費分別增長0.02%、 0.02%和0.03%；財政支出政策對東、中、西部農村居民消費影響系數的絕對值分別為0.01、0.2、0.01，即財政支出增加1%，東、中、西部地區(qū)城鎮(zhèn)居民消費分別增長 0.01%、0. 2%和0.01%。可知，財政收入政策對于居民消費增長的影響并不顯著，財政收入政策對東西部地區(qū)城鎮(zhèn)居民消費增長的影響大于其對城鎮(zhèn)居民消費增長的影響，而其對中部地區(qū)城鎮(zhèn)居民消費增長的影響小于其對農村居民消費增長的影響。

綜上所述，不論從東中部地區(qū)劃分來看，還是從城鄉(xiāng)方面來看，財政支出政策對居民消費的影響效果要遠遠大于財政收入政策的效果。這種情況是比較符合我國當前財政政策現(xiàn)狀的，當前財政收入以間接稅為主，因為財政收入表現(xiàn)的較弱的影響效果是有現(xiàn)實依據的；財政支出政策的效果在東部地區(qū)最為明顯，并表現(xiàn)出明顯的凱恩斯效應，而在中部地區(qū)的城鎮(zhèn)和鄉(xiāng)村財政支出政策的效果均呈現(xiàn)非凱恩斯效應，在西部地區(qū)財政支出政策的效果是非對稱的，在城鎮(zhèn)呈現(xiàn)凱恩斯效應，在農村呈現(xiàn)非凱恩斯效應。從城鄉(xiāng)差異來看，財政政策對農村居民消費影響的效果較大，對城鎮(zhèn)居民消費影響差異較小，這種特點特別表現(xiàn)在財政支出效果上；從東中西部差異來看，財政支出政策對東部地區(qū)居民消費表現(xiàn)出更強的凱恩斯效應，對中西部居民消費則呈現(xiàn)更強的非凱恩斯效應，產生這種特征的原因可能是中西部消費特征的差異。

（三）差異化政策對東中西部城鄉(xiāng)居民消費影響分析

我國的財政政策分為兩種，一種是擴張性的財政政策，一種是緊縮性的財政政策，政策的方向性影響財政實施強度和實施效果，為明確政策的差異性對居民消費影響的差異，本文進一步對財政政策進行區(qū)分，將模型（2）變?yōu)椋?/p>

（7）

其中，EG用來描述擴張性財政政策對居民消費的影響，CG用來描繪緊縮性財政政策對居民消費的影響。Rit0表示擴張性財政政策，此時CG=0，EG=1。

根據表4數據結果，模型Ⅰ-Ⅵ的AdjR2均大于83%，EGR、CGR和常數項均通過了5%的顯著性水平檢驗，DW值均在2左右，總體來說模型估計結果較好。

由表4可知，EGR即擴張性財政政策對東部地區(qū)城鎮(zhèn)和農村居民消費的影響系數分別為0.47、0.53；對中部地區(qū)城鎮(zhèn)和農村居民消費的影響系數分別為0.34、-0.55；對西部地區(qū)城鎮(zhèn)和農村居民消費的影響系數分別為-0.32、-0.45。可以看出，擴張性財政政策對中部地區(qū)城鄉(xiāng)居民消費增長的影響并不一致。

CGR即緊縮性財政政策對東部地區(qū)城鎮(zhèn)和農村居民消費的影響系數分別為0.42、0.56；對中部地區(qū)城鎮(zhèn)和農村居民消費的影響系數分別為-0.22、0.46；對西部地區(qū)城鎮(zhèn)和農村居民消費的影響系數分別為0.35、-0.60。可以看出，緊縮性財政政策對中、西部地區(qū)城鄉(xiāng)居民消費增長的影響并不一致。

綜上所述，城鄉(xiāng)居民間差異化政策效果的非對稱性比較明顯，在東部地區(qū)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和緊縮性的財政政策的非對稱效果相對不明顯，而在中部和西部地區(qū)卻十分顯著。對于中部地區(qū)，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對農村居民消費具有抑制效果，抑制系數為0.55，而對城鎮(zhèn)居民消費則有促進效果，促進系數為0.34。而緊縮性的財政政策正好相反，當緊縮性財政支出變化1個單位時，中部地區(qū)農村居民消費增長率會同方向變化0.46個單位，而城鎮(zhèn)居民消費則會反向變化0.22個單位。可見，當前中部地區(qū)的擴張性財政政策在促進城鎮(zhèn)居民消費增長的同時，不利于我國農村居民消費水平的提高。對于西部地區(qū)，政策的效果差異性很大，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對農村和城鎮(zhèn)居民消費均有明顯的擠出效應，財政支出增長率每增加1%，則農村和城鎮(zhèn)居民消費增長率被擠出0.45%和0.32%，但是緊縮性的財政支出政策對西部地區(qū)農村居民消費有擠入效應，財政支出增長率降低1個單位，將使農村居民消費增長率提高約0.60個單位。可見，緊縮性的財政支出政策雖然降低了西部地區(qū)城鎮(zhèn)居民消費，卻增加了農村居民消費水平。

結論與政策建議

目前我國需通過擴大內需拉動經濟增長，但當前又面臨物價飛漲的困惑，研究財政政策對居民消費刺激和促進的區(qū)域化、差異化作用，有利于最大程度地發(fā)揮當前財政政策的作用。研究結果表明，我國當前財政政策具有空間差異和政策非對稱性差異，因此在制定和實施財政政策時，需要注意以下幾個方面，從而最大限度地促進東中西部居民消費增長水平。

第一，優(yōu)先重視使用財政支出政策工具。研究結果證實，財政支出政策工具的效果不論在地域上還是城鄉(xiāng)差別上，都遠大于財政收入政策工具效果。因此，要提高居民消費，發(fā)揮國內消費對我國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必須優(yōu)先并重視使用財政支出政策這一工具。

第二，實施差異化的政策方式選擇。財政政策的實施因地區(qū)和政策對象不同，實施的效果不同，政策的非對稱性、擴張性和緊縮財政效果的差異要求對于中西部農村，盡量避免運用過多的財政支出政策，這是因為財政支出政策對于中西部地區(qū)農村居民更容易形成擠出效應，而轉變關注農村就業(yè)問題、農村社會保障和農村教育的財政投入，穩(wěn)定和提高農村居民的收入預期。這對更多依賴與預期未來收入變化的農村居民消費水平發(fā)展更為有利。

第三，實施傾斜式的財政政策。研究表明，農村農民消費增長的潛力更大，這是因為農村居民消費收入的彈性大，鄉(xiāng)村居民消費對財政政策的敏感度強。因此，政府應該更加關注農村居民消費情況，實施傾斜式的財政政策。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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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儲德銀，閆偉.財政政策對農村居民消費產生了非線性效應嗎？[J].經營管理，2011，33（10）

第2篇：擴張性和緊縮性財政政策范文

寬松的財政政策含義如下：

寬松的財政政策是通過適度財政分配活動來增加和刺激社會總需求的政策。

詳細介紹如下：

寬松的財政政策：根據財政政策調節(jié)國民經濟總量和結構中的不同功能來劃分，財政政策劃分為擴張性財政政策、緊縮性財政政策和中性財政政策。擴張性財政政策是通過加強財政分配活動來增加和刺激社會總需求的政策，而采取中性財政政策，財政的分配活動對社會總需求的影響保持中性，并不主動尋求刺激社會總需求。寬松的財政政策，介于擴張性財政政策和中性財政政策之間，它相對中性財政政策更為積極，而相對擴張性財政政策又相對保守。擴張性財政政策通常為刺激經濟增長，會全面動用大規(guī)模財政赤字、增加國債、降稅、增加政府支出政策等各種手段，而寬松的財政政策僅會采取上述財政政策的部分手段，來適度刺激社會需求。

（來源：文章屋網 ）

第3篇：擴張性和緊縮性財政政策范文

Cheng Yuxin

（Guangzhou Jinqiao Institute of Administration，Guangzhou 510260，China）

摘要: 當前通貨膨脹問題日益嚴重，本文從理論上分析通貨膨脹成因，進而分析當前我國通貨膨脹的原因，提出通貨膨脹治理的對策和措施。

Abstract： In the current, inflation is getting more serious. This paper theoretically analyzes the causes of inflation, and then analyzes the reasons for China's current inflation, and proposes the control measures of inflation.

關鍵詞: 通貨膨脹 成因 治理

Key words： inflation；causes；governance

中圖分類號：F820.5 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6-4311（2011）19-0132-02

0引言

通貨膨脹通常是指在紙幣流通條件下，流通中的貨幣量超過實際需要所引起的貨幣貶值、物價上漲的經濟現(xiàn)象。不同的經濟理論流派對通貨膨脹有不同的解釋。如貨幣學派弗里德曼認為“物價的普遍上漲就叫做通貨膨脹。”新自由主義者哈耶克認為，通貨膨脹是指貨幣數量的過度增長，且這種增長合乎規(guī)律地導致物價上漲。美國經濟學家薩繆爾森認為通貨膨脹是指物品和生產要素價格普遍上升時期。

1通貨膨脹成因

通貨膨脹按產生的原因可分為需求拉動型通貨膨脹、成本推進型通貨膨脹、結構型通貨膨脹、混合型通貨膨脹、財政赤字型通貨膨脹、信用擴張型通貨膨脹、國際傳播型通貨膨脹。治理通貨膨脹首先要根據通貨膨脹產生的原因對癥下藥。我國理論界根據我國國情，對通貨膨脹成因提出了進一步的解釋，提出了新的一些通貨膨脹成因理論，包括財政赤字論、信用擴張論、國際收支順差論、體制論、摩擦論、混合論。

1.1 財政赤字論認為政府在發(fā)生財政赤字時通常采用增收節(jié)支、直接增發(fā)紙幣或發(fā)行公債等措施彌補。如果增發(fā)紙幣或發(fā)行公債引起的貨幣供應量的增長超過了實際經濟增長的需要，就會導致通貨膨脹。

1.2 信用擴張論信用的過度擴張主要是由于經濟主體對經濟形勢做出錯誤的判斷，中央銀行宏觀控制不力、政府實行擴張性的貨幣政策盲目擴大信用、虛假存款增加、貨幣流通速度加快、新的融資工具不斷涌現(xiàn)等原因。信用的過度擴張必然導致貨幣供應量的過度增加，從而引發(fā)通貨膨脹。

1.3 國際收支順差論國際收支順差尤其是貿易順差時，國內市場上商品可供量因為出口超過進口而減少，而外匯市場則供過于求，國家不得不增加投放本幣以收購結余外匯，因此會出現(xiàn)過多的貨幣追逐較少的商品，從而導致通貨膨脹。

1.4 體制論在體制轉軌過程中，由于產權關系不明，國有企業(yè)破產和兼并機制不完善，在資金上仍然吃國家銀行的大鍋飯，停產和半停產時職工工資和經營風險仍由國家承擔，必然會導致投資需求和消費需求的過度積累，推動物價水平的上漲。

1.5 摩擦論在我國特定的所有者關系和特定的經濟計劃運行機制下，由于計劃者追求的經濟高速度增長及對應的經濟結構與勞動者追求的高水平消費及對應的經濟結構與勞動者追求的高水平消費及對應的經濟結構不相適應，從而產生矛盾和摩擦，必然會引起貨幣超發(fā)、消費需求膨脹和消費品價格上漲。摩擦說實際上是站在另一角度，從體制上說明需求拉動的起因。

1.6 混合論混合論認為我國通貨膨脹的形成機理十分復雜，其成因可分成三類，即體制性因素、政策性因素和一般因素。體制性因素是指我國改革中企業(yè)制度、價格雙軌制、財政金融體制、外貿外匯體制等；政策性因素是指宏觀經濟政策對社會總供求的調控；一般因素是指在體制性和政策性因素之外，經濟發(fā)展本身存在的引起物價水平持續(xù)上漲的因素，如我國人多地少矛盾。

2當前我國通貨膨脹的原因

當前通貨膨脹，是由多種原因共同造成的，既有需求拉動的因素，又有要素成本上升的原因，同時與國際市場物價上漲密切相關。從國際市場的角度來看，歐美國家刺激經濟所推行的量化寬松政策，導致國際上流動性泛濫，大量熱錢涌入我國等發(fā)展中國家和大宗商品市場，存在明顯的輸入型通貨膨脹。另外，全球災害性天氣導致糧食減產，使得糧食價格升高；與此同時，國內的工資水平也在上漲。具體原因主要有以下幾種：

2.1 貨幣供應量增加引起的通貨膨脹我國貨幣供應量2005年298755億元，2006年345578億元，2007年403401億元，2008年475167億元，2009年606225億元，2010年725852億元。2010年與2005年相比較短短5年時間廣義貨幣（M2）增加427096萬億元，增加143%，M1增加159343億元增加149%，M0增加20597億元，增加86%。2009年與2008年相比較僅一年我國廣義貨幣（M2）增加13.1萬億元，增加27.6%，M1增加5.38億元增加32.4%，M0增加4千億元，增加11.8%。2010年與2009年相比較僅一年我國廣義貨幣（M2）增加12萬億元，增加20%，M1增加4.6億元增加21%，M0增加6千億元，增加17%。貨幣供應量增速過快，導致物價上漲，通貨膨脹在5%左右。這一輪通貨膨脹首先從房地產價格上漲開始，農產品價格上漲而引起全面物價上漲，通貨膨脹。

2.2 信貸規(guī)模擴大引起的通貨膨脹我國2003年后國家采取一系列刺激經濟發(fā)展的經濟政策，致使經濟一度過熱，因此國家采取一系列緊縮政策抑制經濟過熱。2008年上半年防止經濟增長由偏快轉為過熱，防止價格由結構性上漲演變?yōu)槊黠@通貨膨脹，采取從緊的貨幣政策，2008年下半年出現(xiàn)國際性金融危機，我國為應對國際金融危機的沖擊實施4萬億元投資計劃以刺激經濟發(fā)展，目的是 “保增長、擴內需、調結構”以及改善民生等。我國金融機構發(fā)放各項貸款2007年3171000.3億元，2008年3660394億元，2009年4685586億元，2010年5710570億元，2008年比2007年增長15%，2009年比2008年增長28%，2010年比2009年增長22%。

2.3 成本推進型通貨膨脹

2.3.1 因勞動力成本上升引起的工資成本推進型通貨膨脹2008年新勞動合同法出臺后，用工成本增加，使總供給方的生產成本上升，導致物價上升。企業(yè)因人工成本的增加而提高產品價格轉嫁人工成本的上升。而物價上漲后工人又要求提高工資，如民工荒，導致許多企業(yè)提高工資，有些提高到原工資的兩倍三倍以吸引工人，甚至出現(xiàn)爭搶民工的現(xiàn)象。這必然引起物價上漲，形成工資-物價螺旋式上升，從而導致工資成本推進型通貨膨脹。

2.3.2 因能源價格上漲引起的通貨膨脹自2003年以來，隨著世界經濟新一輪經濟增長周期后，石油價格的上升幅度明顯增大，2003、2004、2005、2006年平均價格分別同比增長了18.72%、33.56%、36.45%和16.6%，至2006年底達66美元/桶。2007年國際原油價格繼續(xù)上升，至2008年7月達到歷史最高點147美元，此后因國際金融危機，國際油價一路下滑，暴跌至2009年2月創(chuàng)下的33.98美元/桶的歷史最低價。此后油價又開始一路暴漲，曾一個月暴漲30%，至2011年2月突破每桶一百元美元大關。能源價格上漲引起上游產品價格上漲，帶動與之相關的制造業(yè)、加工業(yè)等產品價格上漲。

2.4 因國際收支順差引起的通貨膨脹我國國際收支長期順差，人民幣存在升值預期，國際熱錢流入、信貸規(guī)模擴大，導致貨幣流動性過剩，造成通貨膨脹。具體原因分析如下：長期以來，我國國際收支順差，導致外匯儲備過多，因外匯市場供過于求，國家不得不增加投放基礎貨幣以收購結余外匯，截至2010年12月末，我國外匯儲備達到28473.38億美元，以1美元等于6.58元人民幣計，需投放人民幣18.7萬億元人民幣，而這些基礎貨幣，通過貨幣乘數效應，派生出大量貨幣，從而使流通中增加大量貨幣量，過多貨幣必然引起通貨膨脹。

3我國通貨膨脹的治理

3.1 通貨膨脹治理理論通貨膨脹對一國國民經濟乃至社會、政治生活各個方面產生嚴重影響，因此各國政府和學者將控制和治理通貨膨脹作為宏觀經濟政策研究的重大課題加以探討，并提出治理通貨膨脹的種種對策措施。主要有宏觀緊縮政策、收入緊縮政策、收入指數化政策、貨幣主義學派單一規(guī)則理論、凱恩斯學派和供給學派的增加供給政策等。宏觀緊縮政策包括緊縮性貨幣政策和緊縮性財政政策。緊縮性貨幣政策主要采取公開市場業(yè)務、提高商業(yè)銀行法定存款準備金率、提高再貼現(xiàn)率。緊縮性財政政策主要通過削減財政支出、增加政府稅收來治理通貨膨脹。緊縮性貨幣政策和緊縮性財政政策都是從需求方面加強管理，通過控制社會貨幣供應總量和總需求，實現(xiàn)通貨膨脹的目的。收入緊縮政策主要是根據成本推進論制定的，主要采取強制性或非強制性手段，限制工資提高和壟斷利潤的獲取。抑制成本推進的沖擊，從而控制一般物價的上升幅度。收入緊縮政策一般實行工資管制和利潤管制。

3.2 我國通貨膨脹治理通貨膨脹的治理是一個復雜的系統(tǒng)工程，要從宏觀和微觀角度考慮采取多種措施共同治理。要根據通貨膨脹的成因采取相應的治理措施。主要可采取以下措施：

3.2.1 緊縮性貨幣政策一是降低貨幣供應量，提高法定存款準備金率，抑制總需求；二是提高利率，抑制投資需求，增加儲蓄，從而減少流通中的貨幣量，使總需求與總供給達到均衡。我國中央銀行采取提高法定存款準備金率，實行商業(yè)銀行差別貸款率、提高再貼現(xiàn)率，提高存貸款利率、控制信貸規(guī)模、公開市場業(yè)務等途徑減少流通中的貨幣量，減少投資規(guī)模，從而抑制通貨膨脹。

3.2.2 積極的財政政策一是增加財政收入，如通過提高房產稅、消費稅、開征物業(yè)稅，加強稅收征管征收等方式來增加財政收入；二是降低財政支出，減少政府支出，如減少各項行政開支、公車費用等；三是增加各項財政補貼和福利支出，如提高低收入人員的社會救濟和社會救助支出、對實行農產品補貼等；四是降低個人所得稅，增加個人可支配收入。五、調整財政支出規(guī)模、優(yōu)化支出結構。在增加社會保障、衛(wèi)生、教育、住房保障等方面的支出的同時，適時適度調整財政投資規(guī)模、結構和進度，并適量縮減國債發(fā)行規(guī)模。

3.2.3 調整外貿政策我國基礎貨幣供給增加，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國際收支順差，因此應擴大進口，控制出口，人民幣適時適度升值，人民幣走國際化道路。改變外貿結構，降低國內緊缺資源、原材料和高精尖設備、技術產品的進口關稅，增加進口。提高資源型、高耗能、高污染產品出口關稅，減少這些產品出口。此外。改革現(xiàn)有的外匯管理體制，逐步放松強制結售匯制度，增加企業(yè)和居民的外匯持有量，從而降低因國家外匯儲備增加而導致的貨幣供給量。

3.2.4 價格政策加強對關系國計民生產品的價格調控力度，控制糧食和其他農產品的價格，控制與人民日常生活有關的輕工業(yè)品的價格、以及水電煤氣油等價格，嚴格控制房價等。加強農產品儲備，對這些產品價格通過市場進行干預。在市場干預無效時，政府就要通過行政手段進行干預，以避免物價上漲過快。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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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篇：擴張性和緊縮性財政政策范文

關鍵詞：貨幣政策；金融危機；穩(wěn)健；經濟增長

中圖分類號：F820.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1502(2011)05―0038―07

自1983年中國人民銀行承擔中央銀行職能以來，貨幣政策作為宏觀調控的重要手段，在宏觀經濟政策中的地位不斷提高，進入21世紀后，更成為熨平經濟周期的重要政策工具。在經歷了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以及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之后，我國央行在制定、執(zhí)行貨幣政策方面日漸成熟。2010年12月10日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明確提出將實施積極財政政策和穩(wěn)健貨幣政策相結合的新一輪宏觀調控，貨幣政策將從“適度寬松”轉向“穩(wěn)健”。伴隨著2010年下半年和2011年上半年的加息舉措，央行事實上已經傳遞了緊縮銀根的信號，這也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fā)以來首次對貨幣政策進行大方向的調整，這可能預示著將從調整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人手，逐步退出應對金融危機的經濟刺激政策。本文從多個角度，對1997年和2008年以來應對兩次金融危機的貨幣政策加以比較，并對2011年新一輪“穩(wěn)健”貨幣政策的實施提出改進建議。

一、應對兩次金融危機的貨幣政策經濟環(huán)境比較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長期保持高速增長態(tài)勢，即使在金融危機沖擊下也保持了一定的增長速度。同時經濟結構調整也不斷深化，金融市場的制度、結構不斷完善，市場化程度不斷加深，這使得2008年應對全球金融危機的宏觀經濟環(huán)境與1997年相較存在巨大差異。

(一)國內因素

1.經濟主體抵御金融風險的能力不同

就中國的經濟規(guī)模而言，在兩次金融危機發(fā)生前夕，1997年國內生產總值78973億元，2007年國內生產總值為265810.3億元，為1997年的3.37倍；人均GDP從1997年的6420元，增加到2007年的20169元，家庭存款占GDP的比重也從1997年的59％增長到2007年的65％；在經歷稅制改革后，1997年財政收入為8651.14億元，2007年則為51321.78億元，增長了4.93倍，接近GDP增長速率的1.5倍。經濟成果的積累充分說明，相對于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在本輪全球金融危機爆發(fā)前，從宏觀到微觀，從政府到家庭，中國經濟抵御危機的能力都在增強。

2.貨幣政策傳導機制的完善程度不同

1998年以來，以銀行系統(tǒng)改革為代表，我國不斷完善金融體系。首先，央行取消了商業(yè)銀行貸款限額控制，成立四家資產管理公司剝離了不良貸款，使國有銀行不良貸款率平均下降9.7％。其次，改革存款準備金制度，恢復了準備金存款的支付和清算功能，增強了商業(yè)銀行資金平衡、自我發(fā)展的能力。同時，進一步推動利率市場化進程，形成新的貼現(xiàn)、再貼現(xiàn)利率的生成機制，兩次擴大商業(yè)銀行貸款利率的浮動范圍，逐步放開政策性金融債券和公開交易國債的利率管制等。這些舉措在降低金融風險的同時，促進了現(xiàn)代金融體系的建立，完善了貨幣政策傳導機制，為此后貨幣政策在宏觀調控中發(fā)揮更大作用奠定了基礎。

3.貨幣政策工具的靈活性不同

上世紀90年代，我國的銀行同業(yè)拆借市場、債券市場、票據市場均處于發(fā)展的初級階段，水平相對落后，規(guī)模也十分有限，造成貨幣政策工具單一，基本只能通過銀行信貸渠道對宏觀經濟發(fā)生作用。1998年以來，公開市場的債券交易恢復，債券市場逐漸活躍；同時大力整頓銀行間拆借市場，增強了金融機構資金的靈活性；發(fā)展以實物貿易為背景的商業(yè)票據，增加票據的承兌主體，降低票據市場的風險，增強了央行再貼現(xiàn)對貨幣總量和經濟結構調節(jié)的功能。這些積極推進貨幣市場發(fā)展的舉措，增強了金融機構活力，為貨幣政策運用提供了更加多樣靈活的調控工具。

4.貨幣政策受體的敏感程度不同

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爆發(fā)前后，我國國有企業(yè)改革正處于攻堅階段，銀行體系中大部分不良貸款來自國有企業(yè)，這類企業(yè)對貨幣政策的敏感程度低，這就使貨幣政策的力度在實施過程中被削弱。伴隨著現(xiàn)代企業(yè)制度的逐步建立，使用效率高、增值能力強的非國有經濟，在國民經濟中所占比重不斷提高。作為將貨幣政策傳導到實體經濟最終環(huán)節(jié)的企業(yè)，對于貨幣政策的敏感程度大大提升。另一方面，隨著股票市場、債券市場等金融市場的繁榮，居民持有的金融資產形式更為多樣，投資方式更為靈活，從而增強了居民消費與投資行為對貨幣政策變動的敏感程度。

(二)其他因素

1.兩次金融危機的影響范圍不同

亞洲金融危機的波及范圍有限，受影響的國家主要是亞洲的新興經濟體，它們大多與中國一樣屬于勞動密集型產業(yè)集中的國家，相互之間的貿易關聯(lián)程度較低。而2008年爆發(fā)的全球金融危機源自美國，主要發(fā)達經濟體均遭重創(chuàng)，它們大多與我國有著密切的貿易往來。2001年加入WTO以來，中國國民經濟的對外依存度已從2000年的39％上升到了2008年的58.23％。不難看出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對我國影響更為深遠，從外需的方面嚴重影響了我國經濟增長的外部動力。

2.人民幣匯率變化不同

從匯率角度看，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中，中國承諾人民幣堅決不貶值，人民幣兌美元匯率由1997年的8.2898小幅升值到1998年的8.2791，此后直到2004年匯率基本不變。1997～2000年出口總額分別是1827.9億美元、1837.09億美元、1949.31億美元、2492.03億美元，可以看出亞洲金融危機后出口總額并未下降，而是在短時期的增長停滯后，1999～2000年又恢復了快速增長。

面對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美元大幅貶值，國際社會要求人民幣升值的呼聲甚高，2007年人民幣兌美元匯率的平均水平為7.60，2010年年末人民幣兌美元匯率中間價為6.62，進入2011年則達到6.587。2008年7月到2009年2月，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升值14.5％。人民幣的大幅升值，大大削弱了我國出口競爭力，出口對于國民經濟的貢獻直線下降。2009年，外貿出口下降了16％，而進口只降低了11％，順差減少了1020億美元，出口減少的損失比亞洲金融危機期間更為嚴重。

二、應對兩次金融危機的貨幣政策效果比較

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爆發(fā)后，我國出現(xiàn)經濟增長放緩、出口大幅回落、消費與投資低迷、國內外市場均呈有效需求不足的態(tài)勢，宏觀經濟有通貨緊縮的風險。1997年到2002年間實施穩(wěn)健的貨幣政策，適當的擴張貨幣供應量，著重國內經濟結構性調整，改革國有企業(yè)，提高資金的使用效率，降低因貨幣增長過快而積累在銀行系統(tǒng)中的金融風險。亞洲金融危機對我

國產生的負面影響時間較短，程度不深，1998年到2001年間我國經濟增長速度分別為7.8％、7.6％、8.4％和8.3％，實現(xiàn)了經濟的平穩(wěn)增長，居民消費物價指數則保持平穩(wěn)并小幅下降。1991年到1997年我國國內生產總值的平均增長速度為9.7％，零售物價的平均增長率為6.2％，而廣義貨幣和貸款的增長都在年均20％以上。廣義貨幣與國內生產總值的比值呈現(xiàn)上升的趨勢，與同時期的美國、日本和印度等國橫向比較，我國M2與GDP的比值處于高位，市場在溫和的貨幣政策作用下保持了良好的流動性。

而應對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時，中國國內經濟正面臨通貨膨脹風險，2007年12月5日中央經濟工作會議至2008年6月間，實施適度從緊的貨幣政策，回收市場的流動性，以防止國內出現(xiàn)投資過熱和資產價格泡沫。直到2008年下半年，金融危機向實體經濟擴散并在全球蔓延，政府出臺了一攬子經濟刺激政策，貨幣政策從“適度從緊”轉向“適度寬松”。面對全球經濟低迷的頹勢，我國2009年國內生產總值依然保持了9.2％的強勁增長，同時居民消費價格指數較2008年下降了0.7個百分點，城鎮(zhèn)就業(yè)人員比2008年凈增910萬人，國內經濟運行總體企穩(wěn)向上。2010年國內生產總值實現(xiàn)39.8萬億元，同比增長10.3％，居民消費價格指數同比上漲3.3％。

我國經濟在應對兩次金融危機的過程中，均在相當程度上實現(xiàn)了平穩(wěn)增長，居民可支配收入水平穩(wěn)步提高，同時通貨膨脹的水平則控制在可承受的范圍內。但應注意的是，與1997年宏觀調控的效果有所不同，2009年經濟增長的貢獻比例為投資拉動8.7％，消費拉動4.1％，出口拉動-3.7％。在出口大幅度衰退的同時，投資的增長(主要得益于積極財政政策下財政支出的大規(guī)模增長)成為經濟增長的主要推動力量，2008年最終消費支出對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的貢獻率為45.7％，相比于1998年57.1％、1999年74.1％、2000年65.1％，明顯偏低，同時這個水平也顯著低于中等收入國家或地區(qū)的平均水平。從這一點來看，本輪宏觀調控的結構性調整力度不夠，“惠民”效果不佳，經濟增長更多依賴于擴張政策中大規(guī)模增加的投資推動，在經歷全球金融危機后，中國經濟能否像亞洲金融危機后那樣實現(xiàn)長期穩(wěn)定增長，能否在經濟刺激政策退出的情況下也不出現(xiàn)增長乏力的情況，還有待時間檢驗。

三、應對兩次金融危機的貨幣政策工具比較

(一)貨幣政策目標

1997年以前我國的貨幣政策為“適度緊縮”，到1997年面臨通貨緊縮的壓力，為減少金融危機的沖擊，實施穩(wěn)健的貨幣政策，試圖實現(xiàn)“增加信貸和貨幣供應，擴大社會需求，促進經濟增長”的目標，貨幣政策在1998年到2002年間穩(wěn)健中略顯寬松。

2007年到2008年上半年我國經濟面臨通貨膨脹的壓力，實施的是緊縮的貨幣政策。隨著全球金融危機的加深，到2008年下半年，貨幣政策逐漸把重點轉向對抗金融危機沖擊，2008年底央行調整貨幣政策，從“適度緊縮”調整為“適度寬松”，表現(xiàn)激進，防止經濟增速過快下滑、保持市場信心，成為貨幣政策的主要目標。

(二)調控工具與力度

受金融市場發(fā)育程度和經濟結構等因素的影響，我國多采用降低存貸款利率、法定準備金率和超額準備金率等傳統(tǒng)的貨幣政策工具。1998年以來我國實施的“穩(wěn)健”貨幣政策，在應對亞洲金融危機時選擇略為寬松的政策取向，對于經濟的刺激作用溫和；2008年底貨幣政策則是從“適度緊縮”進入“適度寬松”，此番調整相比于1998年更為激進。例如，1998年我國連續(xù)三次降低存貸款利率、法定準備金率和超額準備金率，而僅在2008年下半年的百日內央行就完成了五次降息、九次下調存款準備金率，利率調整的頻繁和幅度之大，都是出乎意料的。2008年底開始實施的“適度寬松”貨幣政策，使基礎貨幣從2008年8月的11.76萬億元，上升到2009年9月的13.34萬億元，為上年同期的1.13倍，到2010年底基礎貨幣存量18.5萬億元，同比上漲了28.7％。廣義貨幣M2在2008年底為47.52萬億元，2009年底為60.62萬億元，2010年底為72.6萬億元，比2009年增長19.7％。2009年底各項貸款余額為41.39萬億元，比2008年末增長25％；相比于2009年，2010年貸款的增速有所放緩，增速為19.9％。

如表1所示，兩次應對金融危機的貨幣政策中比較密集的降低存貸款利率，都主要集中在危機發(fā)生后的一年內。降低利率除有效刺激投資以外，還向市場強烈地傳遞了寬松的政策信號。從降息的幅度來看，1998年開始的那輪調整幅度更大，持續(xù)時間也更長，而2008年開始的調整更傾向于高頻率小幅度的微調。但這并不能說明2008年實施的貨幣政策更為溫和，事實上從降息的頻率和基礎貨幣擴張的規(guī)模來看，2008年政策擴張的力度更強，但由于2008年新一輪降息開始時的利率水平不高，因此利率的下行空間不大，在執(zhí)行了四次降息后，定期存款的利率已處于20年來最低點，活期存款的利率也低于2002年的最低點。

從表2來看，我國央行對存款準備金率的調整次數和幅度，都比存貸款基準利率調整更顯劇烈。這同傳統(tǒng)金融理論的結論差異較大，存款準備金率以乘數作用于貨幣總量，對于基礎貨幣的擴張和收縮作用均十分劇烈，應屬謹慎使用的貨幣政策工具。而我國自1998年完成存款準備金制度改革后，調整存款準備金率就成為貨幣政策制定當局慣用的主要工具，尤其是在施行緊縮的貨幣政策期間，運用更為頻繁，2003年至2008年間的20次調整，有18次是2006年以后進行的(在2007年實行適度從緊的貨幣政策后，就先后運用過10次)。頻繁使用存款準備金率，與我國宏觀經濟有擴張要求時更為倚重積極財政政策有關，積極財政政策主要通過各種基建項目達到拉動經濟的目的，為配合財政政策而實行的信貸擴張往往期限較長，市場對于存貸款基準利率的調整更為敏感，調升貸款利率以控制市場中的信貸額增加，將會給企業(yè)造成相當沉重的財務負擔，因此為避免寬松的貨幣政策退出時出現(xiàn)“硬著陸”，央行更多選擇了調整存款準備金率，以實現(xiàn)緊縮性政策目標。

四、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的配合

我國應對兩次金融危機中均采用了積極的財政政策，其基本指導思想是大體相似的，短期內均立足于通過政府投資擴張迅速刺激經濟回升，而長期目標則都著眼于促進經濟結構調整和發(fā)展方式的轉變。兩次積極財政政策主要通過擴大政府支出、推進稅費改革、調整收入分配、完善社會保障制度等，運用預算、稅收、投資等手段活躍經濟，實現(xiàn)經濟總量擴張，從而促使經濟重回穩(wěn)步增長的軌道。

在財稅工具的具體選擇方面，兩個時期的財政

政策則有所差異。1998年主要集中在增發(fā)國債支持基礎設施建設、提高國有銀行資本充足率、加大出口退稅支持外貿出口三個方面，刺激經濟恢復的意圖直接且明確。2008年，除發(fā)揮投資、稅收、收入分配、財政貼息、轉移支付等政策組合優(yōu)勢以外，另一重點則放在“增值稅全面轉型”等稅制改革上，這說明現(xiàn)階段宏觀政策的制定更為側重于短期經濟恢復與長期合理發(fā)展的統(tǒng)籌考慮。

在1998-1999年間，政府共發(fā)行長期國債2100億元，用于基礎設施建設；而在本輪金融危機期間，中央政府除同意地方發(fā)行2000億元債券外，并在很短時間內系統(tǒng)地推出了規(guī)模高達4萬億的一攬子經濟刺激計劃。對比兩個時期的財政政策不難看出，本輪積極財政政策的力度更強勁，這與同期貨幣政策的力度也是相適應的，因為積極財政政策必須輔以擴張的貨幣政策才不致推高利率，使私人消費和投資出現(xiàn)“擠出效應”，從而保證經濟恢復增長的目標能夠盡快實現(xiàn)。

表3所反映的是1997年以來我國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配合情況，從1998―2009年，積極財政政策占了四分之三的時間，而貨幣政策保持穩(wěn)健的僅有7年，這說明在兩次金融危機中，我國經濟保持平穩(wěn)增長，更多依賴于積極財政政策。由于貨幣政策在多個層面都表現(xiàn)出非對稱效應，例如在時間層面，經濟衰退期的擴張性貨幣政策效果弱于繁榮時期緊縮性貨幣政策；區(qū)域層面，金融發(fā)達地區(qū)貨幣政策效果強于金融欠發(fā)達地區(qū)；產業(yè)層面，貨幣政策對有形資本比重大的行業(yè)作用較弱等，針對我國金融市場發(fā)展程度有限，第一、二產業(yè)比重大等特點，選擇以財政政策作為我國宏觀調控的主角，貨幣政策輔助的政策配合與我國的國情相適應。此外，現(xiàn)階段經濟轉軌時期經濟結構調整任務艱巨，而貨幣政策對于經濟結構調整的能力較財政政策略顯遜色。但應注意的是，過多的依賴于積極財政政策刺激可能導致財政赤字增加、政府信用危機、經濟的內生增長動力不足等多種負面效應。事實上，2010年出現(xiàn)在眾多歐盟國家的債務危機，促使德國、英國等歐洲國家在2011年開始實施緊縮性財政政策，以減少財政赤字，恢復政府信用。與2011年美國積極財政政策不同，歐洲國家的宏觀政策旨在管理財政平衡，也是“經濟二次衰退”與“信用危機”兩害相權取其輕的抉擇。

五、總結

“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促使基礎貨幣持續(xù)增長。根據宏觀經濟理論，超出實體經濟增長的貨幣供給總會傳導給價格，表現(xiàn)為物價總水平的上漲。經驗顯示，從貨幣供給較快增長到價格總水平的上漲，可能需要1年左右時間。2009年貨幣供給的大幅度增長引致2010年的CPI高位運行，這是經濟對擴張性政策刺激的正常反應，且這種情形的慣性作用在2011年仍將顯現(xiàn)。面對日趨嚴重的通貨膨脹預期，央行從2010年底開始實行新一輪穩(wěn)健的貨幣政策，并在短期內相繼加息、提高存款準備金率(存款準備金率已達19.5％的歷史高點)等系列調控工具組合，貨幣政策趨于緊縮的態(tài)勢已然明朗。就長期而言，可以從健全資產和貨幣市場、完善貨幣政策傳導機制、推動利率市場化、提高央行獨立性等方面，優(yōu)化更有利于貨幣政策發(fā)揮作用的經濟環(huán)境。從短期來看，筆者認為針對新一輪穩(wěn)健而偏緊的貨幣政策，可以從以下五個方面來加以謀劃：

1.根據IS-LM模型分析，當采取“一松一緊”的財政與貨幣政策組合時，寬松的財政政策使IS曲線向右上方移動，緊縮的貨幣政策使得LM曲線向左上方移動，新的均衡點可以出現(xiàn)在原均衡點的右上方，即可以實現(xiàn)利率上升，同時是國民經濟總產出不變或增加的政策效果。為配合偏緊的貨幣政策實現(xiàn)銀根緊縮、抑制通脹的目標，積極財政政策要保持調控的方向不變，但力度應逐步減弱，從貨幣需求的源頭降低對流動性的要求，增強貨幣政策回收流動性的效果。

2.當前的通脹預期除了有國內需求拉動的作用外，也有成本推動型通貨膨脹的特點，而緊縮性貨幣政策對于抑制需求拉動型通貨膨脹更有效，對成本推動型通脹的作用則相對有限，因此在實施穩(wěn)健偏緊的貨幣政策的同時，應輔以產業(yè)政策、就業(yè)政策等多重政策工具，促進企業(yè)自主創(chuàng)新、推進產業(yè)升級、提升就業(yè)水平，減弱成本推進型通脹的壓力。

3.由于我國經濟轉型的過渡期略顯漫長，經濟結構性調整也成為貨幣政策的調控目標之一。從GDP貢獻率來看，消費、投資、出口三者對經濟增長的作用仍不夠協(xié)調，以消費為代表的內需增長依然十分脆弱；從產業(yè)結構來看，低技術含量的產業(yè)仍占主導；從發(fā)展方式上看，從粗放型向集約型、環(huán)境友好型的轉變尚未完成；從收入分配來看，城鄉(xiāng)差距、貧富差距依然巨大。以上這些情況都反映出我國經濟在高速發(fā)展之下存在著嚴重的結構問題，而這可能會成為經濟刺激政策退出后掣肘經濟增長的重要因素。因此央行通過信貸政策、利率政策等，以鼓勵居民進行實物資產消費，結合國家產業(yè)政策引導信貸資金的合理流向，發(fā)揮政策性金融機構的作用等方式，讓貨幣政策更多的參與經濟結構調整，將有利于國民經濟增長質量的提升。

4.2011年貨幣政策從適度寬松轉向穩(wěn)健，2011年1月廣義貨幣M2為73.39萬億元，同比上升了17.3％，環(huán)比上升了1.1％，2010年M2月平均增長率為1.36％，意味著M2的增速將下降，市場利率將逐步上升。與此同時，雖然眾多新興經濟體紛紛采取緊縮政策以抑制大規(guī)模通脹，但美國仍然保持量化寬松的貨幣政策，2010年11月初，美國“公開市場委員會”(FOMC)公布將實施第二輪量化寬松的貨幣政策，以6000億美元回購長期國債。未來美國將繼續(xù)保持低利率水平，以刺激消費投資，所以在新一輪穩(wěn)健偏緊的貨幣政策中，要防止因中美宏觀政策走向不同，使中美利率倒掛，導致國外熱錢涌入，削弱緊縮銀根的政策力度。

5.隨著中國近30年的高速發(fā)展，國內居民手中掌握的財富不斷增長，2009年底居民儲蓄存款為260771.7億元，較1999年增長了3.37倍。面對2010年高位的CPI數據，在市場的投資、消費熱情不減，股市表現(xiàn)低迷的情況下，成交額創(chuàng)歷史新高，2011年初在我國各地甚至出現(xiàn)居民搶購黃金的現(xiàn)象，究其原因，在高通脹預期下，國民害怕財富縮水因而更傾向于金融投資，希望通過資本增值來抵消通脹對財富的侵蝕。這種消費和投資需求會加快國內貨幣的流通速度，而貨幣流通速度加快對緊縮性的貨幣政策有削弱作用，故在貨幣政策實施的過程中，應考慮貨幣流通速度加快的影響。政府部門應該充分發(fā)揮窗口指導作用，向市場傳遞緊縮信號，勸導居民理性消費、投資。

參考文獻：

[1]許光建，后金融危機時期我國宏觀經濟的變化趨勢和政策取向分析[J]，價格理論與實踐，2010，(1).

[2]劉頌根，后危機時期我國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協(xié)調配合問題研究[J]，福建金融，2010，(10).

第5篇：擴張性和緊縮性財政政策范文

1.1經濟政策的概念和內容

經濟政策指的是國家和政府為了實現(xiàn)經濟的快速增長、國際的收支平衡、市場價格的穩(wěn)定和人民的充分就業(yè)等宏觀經濟政策和目標，保證經濟福利的增長和經濟問題的順利解決而制定的市場和企業(yè)運行的指導原則和措施。經濟政策包括宏觀經濟政策和微觀經濟政策兩部分。宏觀經濟政策包括收入政策、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在內。微觀經濟政策指的是政府為了市場的穩(wěn)定運行而進行的立法或者環(huán)保政策等。政府經濟政策的制定和實施應具有一定的連續(xù)性。如果經濟政策出現(xiàn)搖擺不定的情況會給市場經濟的正常運行產生嚴重的破壞。同時，經濟政策的運行應具有一定的彈性，為了防止市場的經濟運行中具有意外情況的發(fā)生或者出現(xiàn)問題，必須及時的調整經濟政策以適應市場的健康穩(wěn)定的發(fā)展。經濟政策的制定會對市場的運行產生重要的影響。正確的經濟政策會在很大的程度上促進市場的發(fā)展，而錯誤的經濟政策會在很大的程度上阻礙市場的發(fā)展，有時甚至會給市場帶來嚴重的損失。國家和政府制定的經濟政策包括：為了控制社會總供給和總需求之間的收支平衡以及調整和規(guī)劃產業(yè)的布局而制定的社會和經濟發(fā)展戰(zhàn)略方針和產業(yè)政策；為了調整消費和累積之間比例關系，實現(xiàn)社會財力總供給和供需求之間的平衡，控制貨幣的發(fā)行和抑制通貨膨脹而制定的貨幣政策，財政政策和財政與信貸綜合平衡的政策；最后還有為了引導消費需求的方向，優(yōu)化消費的結構，保持消費基金和積累基金之間的適當比例關系，防止通貨膨脹的出現(xiàn)而制定收入分配策略。

1.2經濟政策的分類

經濟政策分為宏觀經濟政策和微觀經濟政策。其中宏觀經濟政策指的是，國家和政府為了實現(xiàn)一定的經濟目標而有意識、有計劃、有步驟運用的政策工具，已調整宏觀經濟的正常運行。宏觀的經濟政策是政府為了彌補市場調節(jié)的失靈并向社會提供公共服務而進行的一種經濟活動。宏觀經濟政策是政府公共財政的一項基本職責。充分就業(yè)、經濟增長、物價穩(wěn)定和市場的收支平衡是宏觀經濟政策的主要目標。其中充分就業(yè)分為廣義和狹義兩個概念。其中廣義的充分就業(yè)指的是包括勞動資源在內的一切資源被充分利用的狀態(tài)；狹義的充分就業(yè)指的是包括摩擦性失業(yè)在內的只存在自然失業(yè)的就業(yè)情況。經濟的增長同樣具有兩層含義：保持經濟的穩(wěn)定增長和保持經濟的持續(xù)增長。物價的穩(wěn)定指的是包括消費價格指數（CPI）、國內生產總值縮減指數（消除價格增減指數的便于比較GDP的指數）、和批發(fā)物價指數（PPI）在內的消費價格指數。在實際中價格的穩(wěn)定性常用價格指數和服務價格的加權平均值來衡量，比較的常識相對的價格。國際的收支平衡指的是在適當的官方儲備資產下的國際收支平衡，也就是國際收支的盈余或者赤字保持在合理的范圍內。微觀的經濟政策指的是政府為了調節(jié)微觀經濟行為主體的關系和提高資源配套效率而進行的有關政策。微觀經濟政策包括價格政策、就業(yè)政策和消費政策等。福利經濟學和一般均衡價格理論曾分析表明，在完全的市場競爭下，社會運用已有的資源實現(xiàn)帕累托最優(yōu)。但是，如果完全的競爭條件遭到破壞，那么市場的調節(jié)就可能出現(xiàn)失靈的情況。通常在壟斷、公共物品和外部經濟效果及信息的不完善將會導致信息的失靈。隨著市場經濟的不斷完善，微觀的經濟政策在已經在很多方面逐漸弱化，所以本文主要考慮宏觀經濟政策對企業(yè)經營策略的影響。

2.經濟政策對企業(yè)經營管理的影響

2.1財政政策對企業(yè)經營管理的影響

寬松的財政政策也就是擴張的財政政策，是指在市場運行處于偏冷的階段時，政府為了刺激經濟的增長、實現(xiàn)充分就業(yè)和增加國民收入而采用的增加政府支出和減少稅收的經濟政策。一般寬松的財政性政策是在市場的產出出現(xiàn)負缺口的時候被政府所實施的，所反映的是市場需求大于供給的情況。政府作為總需求的一部分，在其他情況都不變的情況下，政府增加購買和轉移支付的活動將使社會總需求增加。同時，減少稅收也會增加消費的需求、投資的需求和凈出口的需求，這樣也會使總需求增加，其實，這也就是對企業(yè)產品的需求。所以，企業(yè)應實時關注經濟政策的變化，當經濟政策為寬松的經濟政策時，應審時度勢，及時的做出相應的決策。通常這時的企業(yè)決策可以通過三個方面來完成：首先，應保證產品在擴大市場上的客觀需求，應具有靈活的管理體系，從產品的原材料采購開始，到生產元素的到位、產品質量的監(jiān)管、財務配套供給和物資管理以及薪酬的分配直到產品的最終銷售，企業(yè)應具有良好的擴充能力。此外，在供求關系的限制下，市場對產品的需求總量是有限的，企業(yè)應在市場政策的背景下，慎重度量市場的總需求量，及時調整企業(yè)生產產品的總量和質量，在滿足市場需求的條件下，獲取最大的利益。最后，企業(yè)應具有一定的前瞻意識和戰(zhàn)略規(guī)劃，能夠清楚地意識到寬松的經濟政策不是永遠實行的，企業(yè)應正確的把握市場的經濟規(guī)律，對消費者進行正確的引導，并對自己的產品進行升級或者更新?lián)Q代，使產品能夠適應市場的變化的需求，例如可以使產品增加一些新的功能例如環(huán)保、節(jié)能等。緊縮的財政政策是指經濟過熱的情況下，國家和政府通過使用縮減政府財政支出或者增加稅收的方式來抑制通貨膨脹或者經濟增長過快的情況。在其他的情況不變的情況下，政府的緊縮性財政政策會達到抑制市場總需求的目的。總需求減少的情況下，會導致國民收入成倍的減少，從而達到抑制經濟過快增長的目的。而緊縮的財政政策對于企業(yè)的作用與擴充性財政政策完全相反。對此，企業(yè)要進行有步驟的調整，保證能夠在緊縮性財政政策中得以生存和發(fā)展，首先，應有計劃地減少市場上已經充斥著的類似品質的產品的產量，此外，還應做好新概念產品的引導和產品的升級，最后，應把握市場的供求關系，適時將產品投入市場。

2.2貨幣政策對企業(yè)經營管理的影響

擴張性的貨幣政策是指政府通過降低率和增加貨幣供給的方法達到增加總需求和私人投資的目的。通常在有效需求不足、GDP出現(xiàn)負缺口和失業(yè)增加的情況下政府會采取擴張性的貨幣政策。對于企業(yè)來說，擴張性的貨幣政策意味著資本成本的降低，所以，如果生產要素只有資本和勞動力兩種，那么，應提高資本的比例而降低勞動力的比例。此外，企業(yè)還可以適當的吸收資本進行儲蓄。在緊縮的貨幣政策下，政府會減少貨幣的供給，在其他情況不變的情況下，會抑制總產出。這時，企業(yè)應迅速調整產品的生產，有計劃地降低資本的比重，此外適當地吸收勞動力并進行產品更新。

3總結

第6篇：擴張性和緊縮性財政政策范文

1．營造良好氛圍，引導學生愿講

教師應為學生的講解發(fā)言營造一個民主平等、寬松和諧的課堂氛圍。在教學中我主要從以下幾方面入手：一是做到態(tài)度和藹，平易近人放下架子，與學生多溝通，跟學生交朋友，主動關心學生的生活、學習。二是從居高臨下的“圣壇”上走下來，與學生平起平坐，平等對話。三是注意教學平等，面向全體施教，對學生一視同仁。這樣學生在課堂上就愿意講解、愿意交流，并感受到課堂學習的快樂。

2．創(chuàng)設講解活動，引導學生能講

在學生愿意講解的基礎上，教師就應給學生提供講解的“舞臺”，給學生講解的時間和空間，引導學生把自己能講的都講出來，從而獲得新知。對此，我主要創(chuàng)設小組講解和探究講解等活動，讓學生能夠講解。

（1）小組講解。在學生課堂的自主學習后，我一般首先安排學生進行小組交流，相互講解。在這一環(huán)節(jié)，教師要充分相信學生能講清楚，引導已經學懂的學生向同伴進行講解。同時教師要參與小組講解，尤其要關注學習有困難的小組，引導他們勇于發(fā)表自己的見解。還要鼓勵學生提出仍未講明白的模糊點、難點等。如在教學“財政及其作用”時，通過小組內的講解，學生懂得了“財政的含義、作用”。但是部分學生提出了“在經濟增長滯緩時政府為什么可以采取擴張性財政政策”“在經濟過熱時政府為什么可以采取緊縮性財政政策”的疑問。此時我鼓勵并引導學生問學生、學生教學生，進一步打開了學生的思路。

（2）探究講解。對學生提出的有共性的疑難問題，教師不能馬上就題論題地提示，或講講答案了事。教師要沉得住氣，善于“踢皮球”，把學生的質疑交給學生解決，如開展探究學習，使學生之間、小組之間產生更高水平的交流講解。在上一環(huán)節(jié)中，對學生提出的兩個問題，我引導學生解釋了擴張性財政政策、緊縮性財政政策的含義。并將這兩個問題進行分解，要求學生結合課本中的情境材料探究下列問題：為什么經濟不景氣時要增發(fā)長期國債和實施擴張性財政政策？經濟增長過熱時為什么要減少財政赤字和長期國債？組員積極探究，爭先恐后地發(fā)表自己的看法；小組長則作好記錄，并歸納整理伙伴的發(fā)言，形成本組的意見。然后請小組代表在全班展示講解，其他小組補充。最后我用“經濟生活”的語言由淺入深地給學生進行了簡要總結。在這一環(huán)節(jié)，教師要用具有邏輯性、形象生動性的規(guī)范術語對學生“啟”“導”，還要化繁為簡、化難為易，給學生“搭臺階”，“誘”學生一步一步“上臺階”，促使學生效法、悟道、解惑。

3．實施積極評價，引導學生敢講

在課堂上，教師應該對學生的講解發(fā)言給予積極的鼓勵性評價，讓學生體驗成功的喜悅，獲得進取的力量。首先要以欣賞的眼光對待每一個學生的講解，讓學生明白，只要能站起來講解就是很棒的，應為自己敢于講解而自豪。其次要保護學生講解發(fā)言的熱情。教師的評價應持一種商榷的口吻，而不是居高臨下的定論。再次要用激勵性的語言評價。對講解發(fā)言不是很好的，也應予以鼓勵。這樣，學生在課堂上才能心情舒暢，才敢積極主動地講解，才敢大膽地說出自己的見解。

4．訓練指導，引導學生會講

學生要會講解發(fā)言，更要會用規(guī)范語言、專業(yè)術語進行講解發(fā)言，這不是與生俱來的，而是在后天的學習中形成的。為此，教師在課堂上必須對學生的講解發(fā)言進行訓練和指導。首先要創(chuàng)造機會，鼓勵學生多講多說。如在上課前，我每節(jié)課用3分鐘讓一個學生上臺講小故事、笑話或時事新聞等，鍛煉學生在眾人注視下發(fā)言的膽量。其次要培養(yǎng)學生良好的講解發(fā)言交流的習慣。要求學生講解發(fā)言時姿態(tài)大方、聲音響亮，要把話講完整，講準確，講清楚，盡量用規(guī)范的語言講解發(fā)言。如指導學生試著運用政治教材中的概念、原理、觀點，把話講得具體、生動。再次要緊扣問題，啟發(fā)、鼓勵學生自己講解。

第7篇：擴張性和緊縮性財政政策范文

美國《世界日報》8月18日發(fā)表社論說，美債危機，各方都在猜測，中國這次將會如何應對。在國務院常務會議上，討論國際金融形勢，定調“冷靜觀察，沉著應對”。輿論對領導層這次取態(tài)極表贊賞，稱為經過風雨后的淡定。

根據國家統(tǒng)計局公布的統(tǒng)計數據顯示，7月份我國CPI達到6.5%，創(chuàng)37個月新高。步步攀升的通脹壓力，又正好交織著愈演愈烈的美債危機。在這種復雜的情況下，做出正確的判斷和政策選擇，是應對高通脹與美債危機雙重壓力的前提條件。

在美債危機爆發(fā)之前，按照慣常的思路，面對新高不斷的物價指數，中國央行必然會斷然采取加息或提高銀行準備金率的做法，以遏制通脹勢頭的進一步抬頭。事實上，自去年1月份以來，央行已經連續(xù)五次加息、十二次提高銀行準備金率。通過多種組合政策的疊加，實際回籠的資金總量已經超過了4萬億。但令人遺憾的是，即使是在緊縮性的貨幣政策打壓下，物價指數卻出現(xiàn)了一邊調控一邊繼續(xù)上漲的怪象。

就在中國的通脹形勢日益嚴峻之時，美債危機又開始爆發(fā)。在標準普爾罕見地將美國長期債務的評級下調后，全球的金融市場陷入了一片暴跌之中，而且由美債危機所引發(fā)的全球金融動蕩正在不斷發(fā)酵。除了罕見的全球性股市大跌外，美債危機最終會向實體經濟領域蔓延。由于美債評級被下調，短期內美國的實際借貸成本可能會增加，這對美國的消費者和生產者都是一個不利的消息。同時，全球股票市場的大幅下跌還會通過負面財富效應和信心傳導渠道沖擊實體經濟。在歐美市場上，一些有影響力的經濟學家普遍認為，歐美經濟陷入再次衰退的概率已經在過去10天內上升到了30%～50%。這對中國來說無疑是一個極為不利的消息。

與此同時，國內經濟在持續(xù)一年多的緊縮中本來就矛盾百出，這次再加上美債危機的沖擊，可謂是“禍不單行”。在一系列緊縮政策的打壓下，中小企業(yè)的生存危機凸現(xiàn)出來。由于融資難，再加上人民幣升值與勞動力成本上升，一些出口型中小企業(yè)被迫停產或倒閉。更為嚴重的是，由于制度上的優(yōu)勢和壟斷，緊縮政策還導致了大量的資金和資源不斷向政府和壟斷企業(yè)集中，不公平競爭的市場體制不但沒有得到扭轉反而進一步加強。而地方債務負擔的加重則又使加息等緊縮性貨幣政策工具“投鼠忌器”，很難發(fā)揮其應有的功效。

為了應對美債危機的沖擊，新一輪的全球性量化寬松政策隨時可能再次推出。比如七國集團和二十國集團的財長和央行行長均先后發(fā)表聲明，在必要時將聯(lián)合行動，保障市場流動性，確保金融市場有效運行。美聯(lián)儲對推出QE3本來就準備充分，這次美債危機恰好為其出臺提供了極好的借口。不僅如此，評級巨頭還將矛頭指向韓國、新西蘭、澳大利亞和諸多發(fā)展中國家，威脅說隨時可能降低對他們債務的評級。在這種形勢下，如果中國仍刻板地奉行單純的緊縮性政策，極有可能與世界經濟發(fā)展的趨勢相違背，進而對國內經濟發(fā)展造成不應有的傷害。

其實相對于2008年的次貸危機，本次債務危機對中國實體經濟的沖擊小得多。原因主要來自兩方面：

其一，在次貸危機之前，中國經濟是“過熱”，危機襲來直接導致中國劇烈受創(chuàng)，而目前中國經濟經過2010年下半年以來的主動收縮，承受外部沖擊的能力大幅提升。從產能角度看，次貸之前的中國經濟受到多年來持續(xù)的產能擴張導致實體經濟風險敞口過大，一旦需求收縮，只能迎接痛苦的被動去產能過程，從而導致經濟跌落谷底;而現(xiàn)在由于海外需求還未恢復到次貸危機前的狀態(tài)，經歷了上一輪需求縮減之后，產能風險敞口已大大縮窄，料想需求再度降溫引發(fā)的產能收縮反應將相對可控。

其二，經歷了次貸之后的再平衡，中國經濟對外需的依賴度已大幅下降，內需成為驅動中國經濟的首要動力(上半年凈出口對中國GDP的貢獻率還是-0.7%)，在未來遭受外需沖擊時，中國經濟的緩沖能力也會大幅提升。7月出臺的經濟數據，說明中國經濟依然穩(wěn)健，這使得中國在全球債務危機愈演愈烈的當下，能夠占據十分有利的地形。

基于這兩點背景的差異，綜合全球未來通脹演變、經濟形勢和金融風險，中國大可靜觀其變，以待形勢明朗。不妨把全球債務危機看做中國調整國內經濟結構的良機――中國應該利用危機，倒逼國內經濟結構調整，而不是匆忙上陣，跟隨歐美國家大搞經濟刺激。經濟轉型再也經不起結構倒退了。

第8篇：擴張性和緊縮性財政政策范文

[摘要]近幾年的經濟運行狀況表明，貨幣政策在拉動內需、推動經濟增長方面的實際效果不太理想。為什么緊縮性的貨幣政策在治理通貨膨脹、抑制社會需求時政策效應非常顯著，而擴張性的貨幣政策在治理通貨緊縮時卻效果欠佳呢？筆者認為其內在原因在于貨幣政策在刺激需求時存在很大的局限性，我國當前宏觀調控中存在的問題相當程度上正是這些局限性的必然體現(xiàn)。需要說明的是，本文所指貨幣政策是狹義的，即指中央銀行為達到一定的貨幣政策目標，運用貨幣政策工具控制貨幣供給、影響貨幣需求進而影響宏觀經濟的方針和措施的總和。

回顧20世紀90年代以來，尤其是1993年以來我國宏觀經濟的走向及其調控，我們發(fā)現(xiàn)：在1993年開始的以抑制經濟過熱和反通貨膨脹為主要目標的宏觀經濟調控中，在缺乏財政政策有效配合的情況下，貨幣政策起到了主導作用且政策效果非常顯著。1997年以后，我國宏觀經濟狀況發(fā)生了根本性轉變，由長期的社會供給不足和有效需求相對旺盛轉向社會有效需求不足和供給的相對過剩。這種轉變在貨幣層面上表現(xiàn)為周期性通貨膨脹轉向持續(xù)性通貨緊縮趨勢。由此也帶來了宏觀經濟調控目標的根本性轉變，在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如擴大財政支出規(guī)模、增發(fā)國債、增加離退休及行政事業(yè)單位工資等的配合下，實施了擴張性的貨幣政策：自1996年起先后七次調低存貸款利率；1998年1月1日起，取消對國有獨資商業(yè)銀行長期實行的貸款規(guī)模限額控制；1998年3月大幅降低存款準備金率；1999年將消費信貸業(yè)務放寬到所有商業(yè)銀行，消費信貸種類放寬到所有大件消費品并先后頒布了一系列支持農業(yè)、投資、消費、進出口的信貸指導意見……。然而，近幾年的經濟運行狀況表明，貨幣政策在拉動內需、推動經濟增長方面的實際效果不太理想。為什么緊縮性的貨幣政策在治理通貨膨脹、抑制社會需求時政策效應非常顯著，而擴張性的貨幣政策在治理通貨緊縮時卻效果欠佳呢？筆者認為其內在原因在于貨幣政策在刺激需求時存在很大的局限性，我國當前宏觀調控中存在的問題相當程度上正是這些局限性的必然體現(xiàn)。

需要說明的是，本文所指貨幣政策是狹義的，即指中央銀行為達到一定的貨幣政策目標，運用貨幣政策工具控制貨幣供給、影響貨幣需求進而影響宏觀經濟的方針和措施的總和。

一、從貨幣結構看擴張性貨幣政策的局限性

筆者認為：擴張性的貨幣政策是建立在擴張貨幣供給總量和提高貨幣流動性的基礎之上的。而一般的擴張性貨幣政策所實現(xiàn)的貨幣供給量的增長是僅就廣義貨幣而言的，在消費及投資需求不振，市場低迷的社會經濟環(huán)境中，企業(yè)和居民會減少現(xiàn)金及活期存款持有量而更多地以儲蓄存款、定期存款及外幣存款等廣義貨幣的形式持有其資產，由此在貨幣總量增長的同時卻引起貨幣流動性的減弱，如1994年底m1占m2的比率為43．8％，1999年則降為35％，致使擴張性貨幣政策的政策效應大打折扣。由此我們也就不難理解1997年以來擴張性貨幣政策對有效需求的拉動作用效微力乏的原因了。

政策建議：(1)在繼續(xù)執(zhí)行積極財政政策的基礎上，要緩解通貨緊縮、有效需求不足的問題，貨幣政策方面必須改變一味增加貨幣供應總量的做法，在維持廣義貨幣m2增長率相對穩(wěn)定的前提下，將工作重點轉向調控貨幣供給結構即提高貨幣流動性方面，鼓勵儲蓄存款、定期存款等準貨幣轉化為現(xiàn)金及活期存款，使m1的增長率相對高于m2的增長率。(2)通過鼓勵消費和投資，對高達6億多的儲蓄存款進行分流，而鼓勵消費的基礎性工作在于建立穩(wěn)定的社會保障機制和社會化的個人信用評估體系。而鼓勵投資，一方面要加強我國的金融工具創(chuàng)新以增加金融投資的渠道，另一方面必須進一步降低投資限制以鼓勵實業(yè)投資。

二、從貨幣供給的影響因素看擴張性貨幣政策的局限性

當中央銀行為刺激社會需求而采取擴張性貨幣政策時，主要是通過基礎貨幣的投放和降低法定存款準備金率的辦法來實現(xiàn)的。但是，在微觀經濟主體消費和投資意愿低下的經濟背景中：(1)由于物價水平持續(xù)下跌情況下“買漲不買跌”的消費心理及名義利率水平尤其是名義儲蓄存款利率水平相對低下，居民的經濟行為往往表現(xiàn)為持幣待購，由此導致社會現(xiàn)金流通量的增加和現(xiàn)金漏損率的提高，客觀上起到了降低貨幣乘數和抵消中央銀行貨幣供給的作用。(2)因為銷售不暢和生產經營的萎縮，企業(yè)對于活期存款的交易性需求減少，加上其投資行為受到遏制，企業(yè)活期存款在一定程度上會轉化為定期存款，如上所述，定期存款比率的上升同樣起到降低貨幣乘數、抵消中央銀行貨幣供給的作用。(3)商業(yè)銀行在存款準備金率下調和中央銀行基礎貨幣投放增加的情況下，可用資金大量增加，與此同時其貸放規(guī)模并未隨之相應增長，原因有二：第一，企業(yè)和居民貸款意愿低下使得全社會貸款需求不振；第二，貸放風險尤其是信用風險增加，商業(yè)銀行出于風險控制和資產安全性的需要嚴格控制資金貸放，出現(xiàn)銀行“惜貸”現(xiàn)象。最終體現(xiàn)出商業(yè)銀行資產結構的變化，即超額存款準備金的超常增長，這在一定程度上也起到了降低貨幣乘數，抵消中央銀行貨幣供給的作用。

綜上所述

，在中央銀行為刺激社會需求而試圖擴張貨幣供給的過程中，其他經濟主體的經濟行為在客觀上卻與中央銀行的政策意向背道而馳，進而在相當程度上抑制了貨幣政策效應的實現(xiàn)。

政策建議：(1)在擴張性貨幣政策中的制定和實施中注重中央銀行的決定性作用的同時，必須將調控重點放在引導商業(yè)銀行、工商企業(yè)及居民的經濟行為上，使之“順對貨幣政策的風向”，從而在最大程度上發(fā)揮擴張性貨幣政策刺激需求，推動經濟增長的效應。(2)在經濟政策的制定和實施中注重諸多經濟政策如財政政策、貨幣政策、收入政策、投資政策及產業(yè)政策、社會保障政策等的綜合協(xié)調運用，過度依賴于少數經濟政策如貨幣及財政政策的做法在理論和實踐上都是不可行的。(3)加快和深化金融體制改革，這是走出通貨緊縮，推動經濟增長所必不可少的。

三、從貨幣政策的傳導看擴張性貨幣政策的局限性

作為宏觀經濟政策的重要組成部分，貨幣政策的主要目的在于綜合運用各種貨幣政策工具來調節(jié)貨幣供給，影響經濟主體的貨幣需求，從而對全社會的投資水平和消費支出規(guī)模產生影響，并最終影響社會總供給和社會總需求，使之達到一種動態(tài)的平衡狀態(tài)。由此，從中央銀行具體制定和實施貨幣調控到實現(xiàn)貨幣政策的最終目標之間，必然有一個相關的傳導過程。以擴張性貨幣政策的傳導為例，這一過程可分為三個層次：

1、中央銀行根據刺激社會需求，推動經濟增長的既定貨幣政策目標，運用各種貨幣政策工具增加基礎貨幣投放，提高商業(yè)銀行派生存款創(chuàng)造能力，并降低利率水平。這是擴張性貨幣政策是否有效的基礎。但是，在現(xiàn)階段中央銀行投放的基礎貨幣有相當一部分并未進入多倍存款貨幣的創(chuàng)造過程，其原因在于銀行資金的內部短路現(xiàn)象，它是指銀行體系增加的準備金沒有最終用于向工商企業(yè)和居民的放款，而是滯留在了銀行體系內部，或是用于銀行之間的資金拆借和證券買賣，或是以超額存款準備金的形式存在。這種現(xiàn)象在客觀上起到了減少基礎貨幣的作用，基礎貨幣的減少又通過多倍存款貨幣的緊縮進一步縮減了貨幣的實際供給，導致社會資金相對減少。

2、商業(yè)銀行在接受中央銀行提供的基礎貨幣，超額存款準備金大量增加的基礎上，對中央銀行的具體調控做出反應，即根據中央銀行擴大貨幣供給的意向相應調整其業(yè)務，動用超額準備金擴大向工商企業(yè)和居民個人放款的規(guī)模并調低放款的利率水平，同時通過派生存款創(chuàng)造機制影響貨幣供應總量的增加。作為在中央銀行和工商企業(yè)及居民之間充當傳導媒介的商業(yè)銀行，在利益驅動的基礎上，能否對中央銀行的宏觀調控意圖做出“順對政策風向”的迅速反應，是貨幣政策順利傳導的基本保證。但是，由于現(xiàn)階段商業(yè)銀行資產的單一化以及現(xiàn)存的銀行信貸配給機制自身抑制需求和減少流通中貨幣的作用，加上銀行出于風險控制的目的，在中央銀行實行擴張性貨幣政策，放松銀根時，出現(xiàn)了日益普遍的“惜貸”和前文提及的銀行資金內部短路現(xiàn)象，大量資金滯留于銀行體系內部而未形成對投資和消費的拉動效應。

3、工商企業(yè)和居民個人根據中央銀行發(fā)出的放松銀根的政策意向，在商業(yè)銀行擴大放款規(guī)模，金融市場上資金供給充裕、利率水平下降的情況下，相應擴大其投資和消費支出，最終實現(xiàn)貨幣政策刺激社會需求，推動經濟增長的目標。這一層次是貨幣政策傳導的關鍵，近年我國宏觀金融調控的實際效應業(yè)已證明，現(xiàn)階段，即使在積極財政政策的配合下，無論是社會消費支出，還是投資支出，擴張性的貨幣政策均無法有效拉動。應該說，當前我國出現(xiàn)的通貨緊縮趨勢其實質是體制性的，是我國現(xiàn)行經濟包括金融體制中諸多深層次矛盾的集中反映。

第9篇：擴張性和緊縮性財政政策范文

[關鍵詞]財政政策；職能作用；經濟社會發(fā)展；推動

中圖分類號：F8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0278（2013）05-038-02

財政作為調節(jié)社會經濟運行的重要手段，對社會經濟的運行具有能動的反作用。黨的十報告指出：“推進經濟結構戰(zhàn)略性調整。這是加快轉變經濟發(fā)展方式的主攻方向。必須以改善需求結構、優(yōu)化產業(yè)結構、促進區(qū)域協(xié)調發(fā)展、推進城鎮(zhèn)化為重點，著力解決制約經濟持續(xù)健康發(fā)展的重大結構性問題。”。我國經濟社會的健康發(fā)展的舉措之一，就是是要積極“推進經濟結構戰(zhàn)略性調整”。作為財政，必須努力發(fā)揮財政的職能作用，以推動本地經濟社會發(fā)展。這是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對財政職能轉變的戰(zhàn)略任務。

一、當前我國的財政政策

（一）財政政策的含義及分類

財政政策是指國家通過財政收入與財政支出方向和數量的確定，及其對數量的增減變化的調整來調節(jié)社會總需求。如預算、稅收、國債、補貼、財政收入和支出。中外經濟理論表明，現(xiàn)代市場經濟條件下的財政政策，大體可分為擴張性財政政策、緊縮性財政政策和中性財政政策三種類型。

（二）2008年以來，我國連續(xù)五年實行積極財政政策

自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fā)、蔓延和演變至今，我國宏觀經濟政策搭配格局大致可以分為兩個階段：積極財政政策+適度寬松貨幣政策，積極財政政策+穩(wěn)健貨幣政策。這兩種搭配，總的傾向都是擴張，是在政策環(huán)境允許的限度內，所采取的階段性或暫時性的適度擴張政策，只是擴張的力度和結構有所不同而已。

（三）當前我國財政政策的新特點

在連續(xù)實施5年的擴張性操作之后，相對于以往，2013年的財政擴張性操作至少有三點不同：

其一，在邊際效應遞減規(guī)律的作用下，擴張性操作的效果有所下降。即使再采用類似2008年那樣的大規(guī)模經濟擴張措施，其擴張作用也不會達到當年的程度；

其二，在擴張性經濟政策自身規(guī)律的作用下，粗放型擴張對于結構調整的負作用有所顯現(xiàn)。較之危機前，今天面臨的結構調整壓力更大、任務更重，也更加緊迫；

其三，隨著全球經濟持續(xù)震蕩和我國經濟不平衡、不協(xié)調、不可持續(xù)問題突出，越來越多的人意識到，真正意義上的復蘇不可能在現(xiàn)有的經濟結構基礎上實現(xiàn)；要使經濟走上持續(xù)健康發(fā)展的軌道，必須加大經濟結構戰(zhàn)略性調整力度，加快轉變經濟發(fā)展方式。

（四）當前我國財政政策的重點

概括起來講，當前積極財政政策的實際內容主要落實到三個方面，即增加赤字、減少稅收和擴大政府支出。

一是增加財政赤字。財政赤字的規(guī)模及其邊際效應直接決定財政擴張力度的大小，考慮到2013年的經濟走勢和實施財政擴張以及其他方面的需要，包括結構性減稅具有滯后效應，2013年財政收入增長不會太快，但財政剛性支出增加，特別是要增加保障改善民生支出，保持對經濟增長和結構調整的支持力度，國家安排財政赤字1.2萬億元，比2012年預算增加4000億元。

二是減少稅收。減少稅收主要通過民間可支配收入的增加而非政府直接投資的增加實施經濟擴張。這一政策的實施，既有助于實現(xiàn)逆周期調節(jié)的穩(wěn)增長目標，也有助于發(fā)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避免粗放型擴張，更好地發(fā)揮積極財政政策對于推進結構調整的作用。2013年國家減少稅收的重點是加快推進營業(yè)稅改征增值稅試點工作，適時地擴大試點地區(qū)和行業(yè)范圍。

三是擴大政府支出。在以往的宏觀經濟政策格局中，擴大政府支出曾作為主要載體而立下汗馬功勞，才能夠在國際金融危機蔓延的形勢下率先走上回升向好軌道。目前，宏觀經濟形勢已經發(fā)生重要變化，宏觀經濟政策格局已經作出重大調整，特別是兼顧穩(wěn)增長和調結構的需要已經日趨凸顯。2013年，擴大政府支出向優(yōu)化支出結構轉變，一方面，繼續(xù)向教育、醫(yī)藥衛(wèi)生、社會保障等民生領域和薄弱環(huán)節(jié)傾斜，嚴格控制行政經費等一般性支出；另一方面，中央預算內投資主要投向保障性安居工程，農業(yè)、水利、城市管網等基礎設施，社會事業(yè)等民生工程，節(jié)能減排和生態(tài)環(huán)境等領域。。

二、充分發(fā)揮財政對經濟社會發(fā)展的職能作用

我們先談談財政與經濟社會發(fā)展的關系。財政與經濟社會發(fā)展是一種辯證關系，經濟決定財政，財政反過來影響經濟。經濟社會發(fā)展水映一個國家和地區(qū)的社會產品的豐富程度和經濟效益的高低。經濟發(fā)展水平高，社會產品豐富及國民生產總值相應就多，財政收入總額較大，占國民生產總值的比重也較高。因此，經濟社會的發(fā)展水平對財政收入規(guī)模起著基礎性的約束作用。財政作為一種分配形式，與經濟各個環(huán)節(jié)有著千絲萬縷的聯(lián)系，是社會再生產過程中分配環(huán)節(jié)的一個組成部分，與生產、交換、消費等環(huán)節(jié)存在著密切的聯(lián)系。

經濟社會發(fā)展呼喚財政更深入的支持。僅就資金而言，以現(xiàn)代農業(yè)為例，支持可以優(yōu)化勞動、土地和資本等生產要素的組合，使農業(yè)形成規(guī)模經濟和產業(yè)集聚，使農業(yè)的綜合競爭力大幅提高。農業(yè)龍頭企業(yè)的發(fā)展離不開金融的支撐；農業(yè)基礎設施建設需要大量的資金危地支持；農業(yè)科研有賴于長期的資金支持。

為了落實我國當前的財政政策，必須不斷增強財政對經濟的調控能力，并圍繞地方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調整職能作用的著力點。

（一）逐步增強財政調控能力

我們知道，財政具有資源配置職能。這是指將一部分社會資源集中起來，形成財政收入，然后通過財政支出活動，由政府提供公共物品或服務，引導社會資金流向，彌補市場缺陷，從而優(yōu)化全社會的資源配置。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市場這只“無形的手”在資源配置中發(fā)揮基礎性作用，政府這只“有形的手”主要在市場“失靈”的領域發(fā)揮作用。作為政府履行職能的重要手段之一，財政不僅是一部分社會資源的直接分配者，也是全社會資源配置的調節(jié)者。這一特殊地位，決定了財政的資源配置職能，既包括對用于滿足社會公共需要資源的直接分配，又包括對全社會資源的間接調節(jié)。要通過完善稅制，增加政府的有效財力，要把預算外資金納入財政管理，以形成綜合財力。

要通過實施特定的財政政策，促進較高的就業(yè)水平、物價穩(wěn)定和經濟增長等目標的實現(xiàn)。政府根據宏觀經濟運行的不同狀況，相機抉擇采取相應的財政政策措施。當總需求小于總供給時，采用擴張性財政政策，增加財政支出和減少政府稅收，擴大總需求，防止經濟衰退；當總需求大于總供給時，采用緊縮性財政政策，減少財政支出和增加政府稅收，抑制總需求，防止通貨膨脹；在總供給和總需求基本平衡，但結構性矛盾比較突出時，實行趨于中性的財政政策。

（二）優(yōu)化財政收入分配職能

財政具有收入分配職能。是指政府財政收支活動對各個社會成員收入在社會財富中所占份額施加影響，以公平收入分配。在政府對收入分配不加干預的情況下，一般會根據個人財產多少和對生產所做貢獻大小等因素，將社會財富在社會各成員之間進行初次分配。這種市場化分配有利于提高效率，但容易造成社會成員間收入差距過大，從而需要政府對市場初次分配結果實施再分配調節(jié)，促進形成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維護社會公平與正義。財政的收入分配職能主要通過稅收調節(jié)、轉移性支出（如社會保障支出、救濟支出、補貼）等手段來實現(xiàn)。同時，要優(yōu)化財政支出結構。財政支出的重點，要保證用于科技、教育、農業(yè)等方面的支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