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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西方哲學的思想境界范文

關鍵詞：新表現主義；人本性；情感化；主觀化；文化批判

新表現主義藝術的核心，即是倡導人本性、自由、情感化。人本性，就是以人為本，從人的本能出發，充分肯定人的自身的認識能力和價值觀，追求某種自由，是人們向往文明與自由、文明與進步的本能，是人性的本質所在。人的問題，始終是藝術家要表現的問題。新表現主義的產生和發展，是人的思想及精神尋求解放，尋求生存，釋放人性，來反抗命運的過程。

當今，商業問題泛濫，信息技術爆炸，人的價值觀失重，精神失衡，人的尊嚴受到強大的挑戰，同時，文化面臨經濟的重壓，商業的侵入，使人的精神產生危機，人的思想及行為出現躁動和迷茫。那么，新表現主義在這種時期就擔負著人的理想與精神信仰，追求人的崇高價值與人文精神，以追求人本身的自由解放為宗旨。新表現主義藝術重視藝術家的心理本能的情緒喧泄，對現實社會的弊端的藝術批判，強調人的價值與需求，以象征或隱喻性的主觀變形和重新組合構成，建構震撼心靈的藝術世界；強調藝術家主體情感的抒發；強調直覺、靈感、頓悟、想象等主觀心理因素為創造的重要地位。強化表現審美對象個性的神態、情態，以變形、夸張的構成，形成強烈的張力，以達到極限的表達畫家的靈魂深處的情緒、感受、心態。達到表現主體的情感化，文化觀念和價值追求。情感是一種純自然的精神觀，是藝術家審美情感對事物的主觀反映，是自我表現和自我照應的結果；情感以心靈沖動為源泉，重視形式語言，重視激情而充滿活力；重視文化內涵及沖擊力。

90年代中國新表現主義，不僅吸收了西方哲學思想和藝術精神，而且更注重中國本土文化，傳統哲學與藝術觀念的走向，形成了中國獨有的新再現主義特征。在吸收西方表現主義繪畫方面，首先是法國早期表現主義、德國表現主義，美國的抽象表現主義，德國新表現主義為核心。在哲學美學思想上吸取了叔本華、尼采的哲學思想的哲學、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的無意識論(潛意識)。西方的這些流派和非理性哲學思想對中國新表現主義藝術有著極大的影響。而使新表現主義藝術的興起和發展，理論的內因是中國傳統的文化及哲學思想由以莊禪哲學思想而突出，主張“從性而游”認為人生的痛苦解脫，只能求于自己的靈魂和內心解決，是一較高的精神理念。追求清景交融”，“自性本自清凈”的思想境界，心的“頓悟”與藝術審美活動是相通的。中國傳統的哲學理論不僅為中國歷代各畫派，提供了理論依據，而且為中國現代的各流派，特別是中國的新表現主義繪畫理論提供了理論依據，并更適合于根植于這肥沃的土壤里。不僅影響了中國歷朝歷代的藝術家，而且也影響了當今一大批學者和藝術家。在這種中西文化哲學的影響下，新表現主義美術產生了許多著名的畫家，例如：北京的尚揚、東北的趙大鈞、賈滌非、周衛等，中原的段正渠，西南的毛旭輝等。

情感化充分體現在新表現主義繪畫藝術家的作品中，如：尚揚的作品《黃土高原》系列，以渾厚的藝術語言和變形，表達了對中國文化淵源的追問。將西方文化和深厚的中國文化底蘊，較完美的結合。《94大風景》以地質橫斷面的地質結構，表明了對現代科技和歷史文化的關注。地殼運動，巖漿噴射出符號：小汽車、茶壺、飛機、鐘表，這些商品日益侵蝕到各個領域，商業社會改變了人們的精神和價值追求。《診斷》系列以現代科技把人變成無性別的符號，表明了科技對人的巨大的異化作用。對中國人當今的生存狀態和文化走向深深的關注。他對生命很執著的追求。《狀態》系列、《診斷》系列，《大風景》系列，都顯示了這一觀念。他以深厚的本土文化根基，感悟到了人性與自然的配合。他從藝術的真誠，自在凈化的藝術表現，通過畫面上的張力和黑白灰高雅的色調，以激情和詩一般的心緒，以符號語言來展現內心和壓抑及悲愴。以敏銳的直覺領悟和心靈的感悟，即有理性思維，又充滿了激情和沖動，建立了精典的現代藝術的精神。

挑戰命運，釋放個性的畫家要數東北的賈滌非了。他的大寫意用筆，狂放揮灑。理性在情感的渲泄狀態下淹沒了。作品《收獲季節》以強烈的色彩對比和狂放用筆，把一種肥碩充滿張力的女人體置放于葡萄圓中的情態，也證實和體驗到他的思想和欲望。《有自行車座的母與子》以陽性空間回到現實生活的情景，人性的情感有某種轉移，給觀賞者很多想象的空間，視覺上的、強刺激，體現了畫家本能的自動發生發展，也充分體現了禪宗哲學和弗洛伊德潛意識論。《尷尬圖——彎道示意》使人聯想到以京劇這種程序化的藝術形象，表現了畫家內心的壓仰和反叛，隱喻的手法，暗示人類的尷尬，現代人靈魂的尷尬。輕松自如的筆觸，充滿激情聯想、形與色無不流露出人文精神的大寫意。

我們在趙大鈞的作品中，無不感受到他的真誠。他感悟到生命與自然的美妙，從悲傷和慰藉中凈化了靈魂，他晚年醉心于音樂，音樂的美感使他青春永駐，從他的作品中我們感情到音樂的節奏性的美和旋律結構的展開，色彩的情感緊奏而浪漫，《我和小春》這樣富于情感性的作品，展現了一種平靜中的滿足，又體現出生命中不可抗拒的青春的活力，生命中崇高的理想離不開靈魂的期望和沖擊。他的近期作品《一棵樹》喚起了他的音樂情緒，這是本原性的表現藝術。那么趙大鈞他這種音樂的情感中，感受到了音樂的哲理，音樂與繪畫融匯在一起，凈化了思想。他把音樂的夢幻通過繪畫更于完美，他的作品和靈魂飽受著痛苦和歡樂，在歡樂中真誠的渴望著生命價值的展現。

段正渠以重低音符的分量把作品展現在你眼前，特點厚重的黑色，粗大的輪廓，情感以象征性的發泄表現，他把握著生命永恒的沖突。他對中原這片黃土深深地熱愛，對生長在黃土地的人們的喜怒哀樂深深地關注。《東方紅》、《走西口》、《山歌》、《夏口黃河》，暗示著民族的昌盛、興旺、發達。他從西方的表現主義繪畫中吸取了營養，然后，一頭扎進黃土地里與黃土地的兒女們去實現民族的理想和愿望。

第2篇：西方哲學的思想境界范文

以人性假設為價值前提的角度來看，學校管理過程是管理者通過展開的一系列管理職能，使主客體在相互作用中實現以育人為中心的目標，在各個方面規導與教化著未成年的人。學校管理應成為一種強調人性中的應然層面、合乎人本性的人道管理。首先，教育工作者的工作是腦力與體力勞動的結合，具有復雜性、情感性、潛在性等特點，學校管理活動應實施符合人性的、激發工作熱情的管理模式，盡可能滿足教育工作者對尊重、理解、支持等精神上的需要。其次，受教育者具有不同的個性心理特征及身心發展規律，這要求學校管理在尊重必然法則的同時，尤其注重人性的特征，以人性的存在為基礎，以受教育者的身心發展規律為準則，盡可能了解人的需要、情感和行為，實現人的全面發展。從管理背后的倫理價值選擇來考察，任何一種管理制度和行為的背后離不開深層的倫理和價值的選擇。管理是一個復雜的過程，決策是整個管理活動的核心。學校管理中，常常會出現不同價值之間的差異和矛盾。在不同的價值選擇中，即可能存在雙方平衡的支點，也可能會包含著尖銳的價值沖突。學校決策的依據、學校管理的理念以及學校管理方式的確定都離不開價值的選擇。因此，如何更“好”地抉擇，體現價值沖突中的“合理”與“善”，要彰顯學校管理中的倫理意識和道德目標，以價值觀、倫理準則和規范作為決策的依據和指導，解決管理過程中不同價值選擇之間的沖突，使其符合評價主體的倫理道德取向、倫理追求，從而使學校管理活動具有可行性與科學性，促進學校管理活動的不斷進步。學校的倫理管理并不是一門純粹的技術科學，它與心理、價值、觀念、文化有關。彼得•杜拉克認為，“管理是一種社會職能，隱藏在價值、習俗、信念的傳統里……管理也是文化，它不是無價值觀的科學。”民族文化會影響管理實踐活動的全過程和全方位，使其體現獨特的民族特色和精神。學校倫理管理中的道德價值向度和公共倫理精神與本民族傳統文化中的價值、信念息息相關。在某種程度上，我國的國民有著與西方不同的思維和行為方式。經過五千多年的文化洗禮，中華民族文化根扎于人們的思維、價值觀和行為方式中，形成了中國人的國民性格。在這樣的民族文化背景下研究學校管理，需要我們深入了解我國管理文化底蘊，實現適合中國文化的學校倫理管理。

二、傳承：中國傳統文化中的管理哲學

中國傳統文化是一種倫理型文化，又叫“崇德型”文化。在中國的倫理文化形態中，以重倫理、倡道德為原則的倫理思想和行為追求，貫穿從先秦孔孟一直到宋明理學、陸王心學，融匯在中國傳統的哲學、政治、教育中，始終處于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地位。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不同，其本質是生命文化或修道文化，是生命體驗和直覺感悟的結晶，回答的是人類自身以及人與宇宙萬物的相處之道和終極關懷如何解決的問題，強調的是人與自然圓融無間整體互動的和諧理念。張岱年認為，中國傳統文化一以貫之，即中國傳統文化重視人與自然、人與人之間的和諧與統一。程思遠根據這種強調和諧與統一的特征，將中國傳統文化稱為“中國和合文化”，并認為“中華民族已經形成了運用和合概念與和合文化研究自然界的生成和人的生成；研究事物發展變化規律；研究人與自然和人與社會的關系；研究人的身心統一規律和養生之道的文化傳統”。張立文則開創“和合學”，并認為和合學是對中國傳統文化“中和”為價值取向的反思，“和”與“中和”是中國文化的精髓。“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即“中”是宇宙萬物的根本。“中”是陰陽和合的結合點，是宇宙萬物的能量信息相互轉化的必經途徑和孕育萬物的能量來源，也是宇宙萬物運行的根本法則和相互作用的力量平衡點。人道治理必須知中、守中、體中、執中、用中，從而建中立極，獲得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宇宙元氣能量，才會實現人內在的心身和諧和外在的天人和諧。“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即“和”是亨通天地萬物、人間萬世的宇宙真理。世間萬物包含著差別、矛盾和沖突，這些概念突出了事物內部之間排斥、對抗等方向，卻不能表達世界或其中事物的本然狀態，即多樣性的統一、有機的聯系和秩序。“和”意味著從沖突到融合，內涵各種成分升降相蕩的能動性和生命力。“中道和合”是“中”與“和”體現在認識和把握管理運作過程的方法論。“中道和合”即無差別、無偏倚的至理。它強調在不偏不倚中尋求恒常之道。致中和，以使事物不同因素之間的沖突相互融合。它是管理的最高原則和所要達到的最高境界。“中道和合”揭示“中道”之和首先要用在修身做人上。“中道”是仁智雙修，是內圣與外王相統一的大道。孔子認為：“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無論是修身做人，還是治國平天下的管理過程都是修道的過程，都是自度度他、化育群倫的過程。要做到“性之德，合內外之道”，內養與外用不二；其次，世間萬物的生存和發展都是在中和平衡狀態下完成的。“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一陰一陽才成其為道，偏執一端就遠離道，唯有執中才是成事正道，是為“中道”。管理要做到全面辯證地認識分析分歧，把握管理過程的適度性、合理性，在思成并舉、嚴寬相濟中獲得和諧。最后，孔子強調“時而中”，“中”不是空間位置，而是一種狀態。它是動態的，即能夠隨著時空條件的變化而遵循“中道”原則。宇宙萬物，千變萬化。在管理中做到“從容中道”即嫻熟地駕馭事物發展變化的“中道”，體現出“得其圜中以應無窮”的灑脫與超然，游刃有余的管理智慧和管理藝術。

三、啟示：從“中道和合”看學校管理的倫理準則

《論語•子罕》中有“扣其兩端以竭焉”是孔子“中道”的核心思想。其“兩端”關系非兩級對立、非此即彼，而是在變化中保持兩者動態平衡的狀態。在管理中體現出一種由“中和”而產生的合力，使兩級復歸于“中”。在管理活動中，處于“兩端”狀態，以期達到平衡狀態有管理理念、管理過程、管理方式等各方面。本文以尋求學校管理的內在管理哲學為要義，故選取體現學校管理者、管理境界、理念以及方略倫理性的四個方面：“正己正人”、“義與利”、“天與人”以及“乾與坤”進行闡述，并非“中道”思想在管理中的全部體現。

（一）正己正人

中國文化強調“性之德”乃“合內外之道”。“正己正人”是建立在“天人合一”、“人與己”不可分的系統整體的思維方式基礎上的。儒家認為，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管理工作本身就是一個正己正人、“修己安人”的過程。這種以“內修”推動“外治”，由“內圣”達到“外王”。通過“修己”達到安人目的的管理思想，正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內在要求，也是中國管理哲學的邏輯起點。《大學》提出“三綱領”把“內圣外王”具體化。“三綱領”，即“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于至善”。“明德”即發揚德性；“親民”即推己及人，以己之德教化大眾；“止于至善”即達到仁的至高境界。“正己”與“正人”就是強調通過管理者道德威望的樹立，在無形中影響被管理者，成為普遍的社會行為規范和社會公理解釋體系，并內化為每個人的行為準則，從而達到安穩和諧的狀態。在學校管理過程中，學校管理者要依據倫理道德規范，加強自我心性的修養與管理，做到率先垂范、“上為下效，君行臣甚”，用示范與表率作用帶動影響學校成員，把“修身”視作學校管理工作的一種重要管理手段、首要任務和主軸內容。

（二）義利之辯

中國儒釋道三家都對無形的人的精神層面有著無限的熱情。他們都重視心性之學，其立教弘法的宗旨，都是為了提升人的精神境界。中國傳統文化的價值取向始終把管理的最終目的和最高境界，定位于使人們的思想和行為合于“道”，把提升人的精神境界作為人道治理的主要目標和任務。“境界”同“功利”的區別，在于德性升華與欲望滿足這兩種不同的人生價值取向的分野。儒家認為境界與功利、“以政為德”的管理價值觀與管理成效之間，存在著內在的因果關系。這種對功利的關注，不在個人利害得失之計較考量，而在萬民之憂樂、國家天下之安危的縈懷牽掛，因而管理是在現實中蘊含著理想，在功利中體現著境界。學校管理是一種有效的、動態的活動過程，是以取得最大化的辦學效益為目標的有效活動與動態過程的總和。在學校管理工作中，功利與人文的權衡與把握這一倫理原則，存在并體現在學校管理者的管理境界上。管理境界即管理者的思想境界，體現了管理者對管理本質、發展規律的把握，并反映在管理方法中。“大學之道，止于至善。”即明明德與親民實行到至善之境，才算成就大學之道，即圣人之道。正所謂大道至簡，“至善”是學校管理者修己的最高境界，也是學校實行人文管理的極致體現。學校管理者在處理功利與人文的關系時,應當從“至善”的層面著手，在管理方法和手段上，體現人文色彩，挖掘師生的內在潛質，實現師生情感、態度、價值觀的提升，使學校管理在取得辦學效益中體現著“至善”的最高道德境界。

（三）天人合一

中華民族先哲對人的認識，是站在“天人合一”的高度，運用“精氣”或“元氣”理論，去探索人類生命的起源或構成，是從生命宇宙發生學意義上去說明人與萬物的關系，揭示人類在自然宇宙中的地位和價值。因而，中國文化的重人，是帶有根本意義的重人。從“天人合一”的思維方式出發，古人認為“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人們的愿望反映了自然法則運行的趨向，是天意所歸。但是，人類不能也無權排斥、宰制、征服萬物，應主張“萬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中國文化強調通過贊化育、參天地，實現“天人合一”。把“天人合一”觀念運用于管理實踐主要把握：“天地之性人為貴”，確立與保障人的主體性、人的獨立價值與尊嚴，人道治理和天道運行相和諧，與自然相和諧。學校管理首先是對人的管理。為了實現教育精神和人文價值，管理者必須重視人性中的應然層面，滿足人對個性、尊嚴、潛能的發揮的需求，全方位、深層次地實行合乎人的本性的人性化管理，實現學校的可持續發展。“以人為本”的辦學理念，其實質是重視人的發展，將個體的全面與個性發展、人文精神與科學精神的養成統一起來，正確認識人的價值，發揮人的主觀能動作用，充分開發個體的智能。“以人為本”的理念在學校建設中得以實現的關鍵就在于：如何體現人生的價值觀，尊重每一個生命個體，從而提升人的生命質量。這也是學校管理者必須具有的觀念。其次，學校是一個開放系統，學校管理活動必然與相關的外部環境發生聯系。如自然、社會、政治、法律等，組成“管理—環境”的互相作用與制約的動態系統。學校環境影響學校管理功能或程序，進而影響學校管理功效的發揮。學校管理者在管理實踐中應自覺認識與把握學校外部環境的變動及其發展趨勢，溝通協調外部社會教育資源、家長等，協同搞好教育。

（四）乾坤相合

“乾”與“坤”，入于“八卦”之中，列為《周易》之首，是我國最早的文字與概念之一。一般代表天地，陰陽。萬物存在最根本的力量就是宇宙間生生不已的陽剛之氣。這就是“天道”，也是太極陰陽的生生不息的運動之道。《周易》認為世間萬物皆由陰陽構成，陰陽相合，互動互補，相反相成。因此，自然界萬物和諧發展的本質是陰陽和諧。在我們的實際工作中，內外結合、主客兼顧、進退有度、張弛與時、管理與倫理、理性管理與人性管理都在乾坤之列。《雜卦》開篇道：“乾剛坤柔”。剛柔構成乾坤的基本內容。乾坤相合體現在管理上表現為“剛柔相濟”。在學校管理中體現為理性管理與人性化管理的和諧統一。“剛”體現在制度方面。學校管理過程中，要保持學風剛性嚴謹以及制度的明確性與可遵守性。此外，還要注重學校環境和整體設施的氛圍，擴大并延續學術氛圍，在對學校進行現代化建設的同時，保持其審慎嚴謹的治學態度。“柔”體現在管理層面上，凸顯育人的管理內涵和人性化管理的韌力。柔性管理不是軟弱的管理方式，而是尊重學生的主體地位，給予每一名學生利益訴求的空間，讓學生充分融進管理體系中，實現他律自律的結合，從而保障優質的管理效果。任何單一的方式都不足以為當代的通識教育提供完整的服務。這就要求學校在實施時充會結合校內的實際情況，在權力與非權力之間，理性與非理性之間找到平衡點，制定制度規范和文化約束機制，尋找能同時體現柔性管理，又實現本校特色的運作模式。通過張馳有度的管理方式，形成平衡及理性的教育管理模式。

四、融合：中國傳統管理文化的超越

第3篇：西方哲學的思想境界范文

關鍵詞：鋼琴演奏 度 把握在鋼琴表演藝術中，人們衡量客觀事物概念的“度”常被用以衡量藝術表演的某種程度或狀態。如對樂曲的節奏、速度的快慢緩急等的控制程度；或對音色的清純、豐滿、寬廣、溫和、深厚、沉重、明亮、高亢等把握的程度；或輕重、明快灰暗的程度，細膩、含蓄、幽默的程度，以及表現某種感情、情緒、心理或傳達某種觀念、意圖、思想的程度等。然而，從更為深層的角度看，“度”不僅僅是對表現狀態的一種衡量，它應是一種法則或標準，是一種包容著鋼琴演奏水準高低的更為本質的標尺概念。

事實上，在鋼琴演奏中我們常會感到某某演奏家彈奏得太生硬、太直白，不夠含蓄，或太柔膩、太嬌飾，過分做作，或太平淡、太膚淺，理解不及、情緒不足，或太俗、太媚，品位不高，或太過、太宣泄無度、過分張狂外露等等，這些都是對“度”的把握不恰當之故。而演奏者演奏水平的高低之分、優劣之別，就包含在對樂曲的總體把握和細節的微妙處理上。宏觀地看，這種對 “度”的把握，離不開兩大要素，即技術因素和藝術因素。但從衡量藝術家的視角看，“度”的把握更多是在具備了技術技巧的基礎上，對音樂的理解或對音樂表達的處理。

俄國大文豪列夫?托爾斯泰在音樂表演評價中，用“分寸感”詮釋了“度”。他認為“分寸感”在音樂表演中尤其重要，“從表面上看，要受到音樂的感染雖然好像是很簡單的事，但事實上只有當表演者找到了那些使音樂達到完滿時所必需的無限小的因素時，我們才能受到音樂藝術的感染。所有一切藝術都是一樣：只要稍微明亮一點，稍微暗淡一點，稍微高一點，低一點，偏右一點，偏左一點（在繪畫中）；只要音調稍微減弱一點或稍微加強一點，或者稍微提早一點，稍微延遲一點（在戲劇藝術中）；只要稍微說得不夠一點，稍微說得過分一點，稍微夸大一點（在詩中），那就沒有感染力了。只有當藝術家找到了構成藝術作品的無限小的因素時，他才可能感染別人，而且感染的程度也要看在何種程度上找到這些因素而定” [1]。從藝術表現的角度看，這種“稍微”，即是對“度”在微小差別上的把握。這種“把握”在鋼琴演奏中尤顯重要。

在鋼琴表演藝術中，對于音色、節奏、速度等音樂要素的表達，在運用諸如對比、均衡、反復、漸次、韻律、調和等美感法則時，更多也是在對高一點、低一點，長一點、短一點，輕一點、重一點，強一點、弱一點，硬一點、柔一點等“度”的把握中來取得藝術效果的。而在“度”的控制上是極其微妙的。例如過分的對稱會造成呆板，可調整細節使之在對稱中有微妙變化；過分的雜亂會破壞均衡，可調節內在秩序，使之在變化中產生均衡感。同樣的道理，過分的對比應注意增強微量的調和，不致使對比太強烈而無舒適感；而過分地調和則應注意微量的對比調節，使調和不至于太曖昧和平庸；單一的反復中應注意處理細部的變化，不致使反復流于單調；太規則的漸次應注意幅度的微妙調節，使漸次在秩序中不落于平淡等。可以說，藝術表現的優良，包含著對“每一小節的音樂，音的自然頓挫、伸縮，節奏的或輕或重、或強或弱、或長或短，音色的或明或暗，以通篇而論還包括句讀、休止、、低潮、延長音等等特殊處理”[2]。精湛的表演必定是對形式法則原理的絕妙運用和自然流露。

在多數時候，“度”的把握雖然只是微小的差距，但其結果常常是失之毫厘、差之千里，它直接關系到藝術處理的高低。托爾斯泰在談到“分寸感”時還列舉了這樣一件事：伯留洛夫替一個學生修改習作的時候，只在幾個地方稍微點了幾筆，這幅拙劣而死板的習作立刻就變得生動活潑了。”伯留洛夫說：“藝術就是從‘稍微’兩個字開始的地方開始的”。從形式或表象上看，雖然只是對“度”的微小處理或更動，卻幾乎成了衡量和判別一個藝術家水準的試金石。“藝術就是從‘稍微’兩個字開始的地方開始的”，這句話也表明“度”的把握表面看好像只是對技術技巧的“稍微”改變或處理，在本質上卻是更多地關聯著“藝術”的本質和內涵。并且，如同托爾斯泰認為的那樣，“要用外表的方式教人找到這些無限小的因素（或“稍微”的能力），那是絕對不可能的。”[2]鋼琴演奏中對“度”的理解及把握與表演者的音樂天分和藝術素養直接有關。

實際上，對于這些“稍微”輕一點、重一點、強一點、弱一點的“度”的把握，不僅是鋼琴表演中對藝術處理或把握的關鍵，幾乎在所有的藝術中也具有同理。如在繪畫藝術中，就有“多一分則過，少一分則欠，難在恰到好處”之說。 繪畫大師齊白石老先生有：“作畫妙在似與不似之間，太似則媚俗，不似則欺世”之語，指出“作畫要神形兼備，不能畫得太像，太像則匠；又不能畫得不像，不像則妄”[3]，即道破了在藝術中微妙的“度”的把握的重要性。在西方繪畫中，尤其注重對人物肖像表情的刻畫。一般而言，喜、怒、哀、樂常常是最簡單、最直白、最耐人尋味的表情。故許多大師筆下的肖像人物，表情多為平靜中若有所思或若無所思、甚至近乎呆滯的表情。在眾多的肖像繪畫作品中，繪畫巨匠萊奧納多?達芬奇的名畫《蒙娜麗莎》可謂神品，其畫面中主人公的表情在平靜自然似笑非笑中，使人物頓生一種豐富、含蓄、神秘的外在和內在皆備的精神品質。而在這一表情的把握中，很難想象“稍微”多一點或少一點會呈現什么樣的結果。

傅聰先生用“太過”或“不及”來說明在鋼琴演奏中對“度”的把握的不容易。他認為在演奏中人們往往要犯“太過”或“不及”的毛病，而“真正能達到那境界（對音樂表現達到爐火純青、如行云流水一般自然）的人很少很少；因為在多數演奏家身上，理智和感情很難維持平衡。所謂冷靜的人就是理智特別強，彈的作品條理分明、結構嚴密、線條清楚、手法干凈，使聽的人在理性方面得到很大的滿足，但感動的程度就淺得多。嚴格說來，這種類型的演奏家病在‘不足’；反之感情豐富，生機旺盛的藝術家容易‘太過’”[2]。著名鋼琴家約?霍夫曼在談到其老師魯賓斯坦時說：有一次，魯賓斯坦對我說“你知道為什么鋼琴演奏那么難嗎？因為它若不是容易受矯揉造作的影響，就是為矯揉造作感到苦惱；而當你有幸避免這兩個陷阱時，你又容易陷入干巴巴的毛病！真理就存在于這三個禍根之間。”[4]要達到音樂表演藝術中對“度”的把握，使之上升到恰到好處的境界是多么不容易。

因此，“度”的把握不當，必然直接影響到藝術作品的品質。在中國古代繪畫藝術中，通常用神品、妙品、能品來對繪畫進行分類，判別其水平的高下。所謂能品，多為技術技巧達到高超水平；而妙品，不僅具有高超技術技巧水平，且能運用其充分表達藝術意境；所謂神品，為由必然王國走進了自由王國，作品猶如神工或神來之筆，達到爐火純青的境地。在鋼琴表演中，用這樣的“神、妙、能”來度量其品位或品格，道理或許是相通的。記得有一次在音樂學院聽“傅聰大師班”公開課，一位彈奏技術很棒的學生演奏了《肖邦夜曲Op.48 No.1》，許多人都為他的演奏贊嘆不已，而當傅聰先生對他進行輔導并進行逐段的示范演奏時，只因對某些樂段、某些音符在強弱、長短、硬柔等方面作了稍微不同的處理，人們頓時明顯感到了兩種演奏的差距，什么是高水平的、爐火純青的藝術，什么是神品、什么是妙品和能品，在比較中一目了然。雖然只是那么“稍微”的對“度”的把握的差別，但在藝術本質上，這種跨度卻是巨大的。如同約?霍夫曼所說：“在音樂的字里行間隱藏著這一藝術作品的靈魂。彈出它的音符，即使彈得正確，距離正確對待一首藝術作品的生命與靈魂也仍會很遠”[4]。它包含著從能到妙、再從妙到神所必需的一個艱辛的，不斷修煉、不斷體悟的過程。

因而，僅就一個“度”而言，即包含了藝術中深刻而豐富的內涵。在鋼琴演奏中，要把握好“度”，處理好“分寸感”，絕非是件容易之事，從大的方面來看，它至少包含以下方面的因素：

一是必須具有高超的專業技巧。這是一切音樂表演藝術必不可少的基本素質，正如歌唱需要有良好的本嗓條件和正確、科學的發音及演唱技巧；舞蹈需要有良好身段和超常的舞蹈功底一樣，鋼琴演奏需要有熟練、高超的彈奏技藝。鋼琴演奏是一項技術性很強的藝術活動，其技術性要求非常高。對于音樂表演的藝術性而言，技術性同藝術性是密不可分的，過硬的技術是進行鋼琴表演的基本條件，是通往藝術殿堂的第一步，邁不出這一步，將永遠被關在鋼琴表演藝術大門之外。在具備一定的技術技巧時，對于鋼琴演奏者來說更重要的是應具備將自己所掌握的基本專業技術靈活自如地運用于藝術表現的能力。要認識到技術的重要性，更要認識到，一切技術都不是最終目的，而只是藝術表現的手段，它必須服務于音樂表現。離開了技術手段，就談不上音樂表現的完善，同樣，如果離開了音樂表現這一目的而一味炫耀技巧，以追求表演的技術性，則會喪失真正的藝術價值。聽一些鋼琴大師的演奏，感受到的是把高超的表現技巧同深刻的藝術表現完美地融為一體，你甚至不會意識到“技巧”這一概念的存在，一切都是那么自然而然、無拘無束，“得之心而應之手”，使技術因素真正實現了自身的目的。

二是應具有豐富的閱歷和情感體驗。鋼琴表演是最具感性色彩的一種藝術，但是，在這個感性形式內部卻凝聚著深厚的文化內涵。每一部鋼琴作品都產生于特定的時代和環境，它同創作者的世界觀、人生觀、美學觀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這一點，約?霍夫曼在《論鋼琴演奏》中指出：“思維的靈活性與自由翱翔對于創造與演繹藝術是非常必要的，這些從來不會因為對細節的密切注意而削弱……要能嫻熟地彈奏并能表達其中的情緒變化，不僅取決于手指而且取決于心靈。演奏者必須取得操縱鋼琴的，這種操縱權就是技巧。但技巧不是藝術。它只是贏得藝術的一種手段，是通向藝術之路的筑路者。不要把技巧看成是超于一切的。要牢記音樂與其他藝術一樣是起源于抒發個人情感的天生的渴望。”[4]音樂中所包含的情感內涵是以人的生活為基礎的，要準確地傳達出這種內涵就必須從感性到理性全面去感受和理解，如果演奏者對生活沒有相應的深刻感受和見解，就很難真正領會創作者在作品中要表達的內容。另外，在音樂里情感和知解力一樣重要，如果音樂表演不是發自于內心的情感，就不可能有音樂藝術。因此也可以說，沒有豐富的閱歷和情感體驗是很難創造與演繹音樂藝術的。

三應具備廣博的文化知識和藝術修養。鋼琴表演絕不是一種純技術的操作活動，它的使命在于傳達音樂中豐富的精神內涵。因而廣博的文化修養對于表演同樣重要。當代著名指揮家阿巴多在樂曲演繹時談道：“我認為了解音樂、繪畫和文學的各個方面是很重要的。舉例來說，要真正理解的作品就必須閱讀德國和奧地利的文學。你必須了解卡夫卡和克萊斯的作品、席勒的詩、克列米特和科柯施卡的藝術，德國藝術和文學中的幻想因素在德國音樂中也起作用。”[5]已故著名鋼琴教育家朱工一先生認為鋼琴演奏者必須有寬廣的文化藝術、人文藝術以至自然科學等多方面的修養，才能對音樂作品有全面深刻的理解，從而在全面的技術上進行完美的“二度創造”，這樣才能做一個鋼琴表演藝術家，而不是一個鋼琴技藝的匠人。傅聰先生在談到文化知識和藝術修養對自己的音樂表演中的作用時也曾說：“最顯著的是加強我的感受力，擴大我的感受的范圍。往往在樂曲中遇到一個境界、一種情調，仿佛是相熟的；事后一想，原來是從前讀的某一首詩，或喜歡的某一幅畫就有這個境界、這種情調。也許文學和美術替我在心中多裝置了幾根弦，使我能夠對更多的音樂發生共鳴。”傅聰先生曾被西方一些人稱為“鋼琴詩人”，稱他的藝術是從中國藝術傳統的高度明確性脫胎出來的。的確，中國藝術的最大特色，從詩歌到繪畫到戲劇，都講究樂而不、哀而不怨，雍容有度；講究典雅、自然，反對裝腔作勢和過火的惡趣，反對無目的地炫耀技巧。這種特色，我們在傅聰先生的鋼琴演繹中能明顯感受到。這同他所具有的深厚而廣博的知識和修養是分不開的。

四是應具有深刻的思想和個性精神。鋼琴表演是把音樂作品從樂譜變為實際音響的過程。表面看來，這項活動似乎只是在完成某種傳達和再現的任務，沒有什么創造性可言。然而并非如此，雖然鋼琴表演必須以樂譜為依據，必須把作曲家的創造成果作為出發點，準確、忠實地體現出作曲家的意圖，但這并不意味著只要按照樂譜上的標記把音樂的音響復制出來即算完成音樂表演的使命。在鋼琴表演中，最不可缺少的就是表演者自己作為一個活生生的人、一個有個性的藝術家所特有的創造性。傅聰先生在鋼琴表演藝術中對此做出了精妙的詮釋。他在一次講學中為一學生講授《肖邦b小調第一諧謔曲Op.20》，當學生彈奏樂曲結尾處一串上行音階時，按樂譜要求的cres.（漸強）彈奏。傅聰先生則認為“漸強，不一定是加強，而是增強，增加心理上的東西。甚至有時漸強也可以彈奏成漸弱，給人的感覺還是漸強”。為解決學生彈這一音階所產生的“直著脖子喊”的感覺，傅聰先生讓學生將cres.（漸強）處理成dim.（漸弱），這一充滿個性的處理，讓聽者感受到了余音未盡的氣氛，更體現了大師獨特的藝術品味及藝術創造力。正是因為每個人的藝術品味及藝術創造力的不同，每個演奏者在演奏中都應有完全屬于他個性的東西，否則他就難以成為一個演奏大家。比如魯賓斯坦、霍洛維茲、塞爾金、拉赫瑪尼諾夫等之所以成為各具音樂特點的偉大的演奏家，也許正是基于上述原因。

音樂表現的根本任務就在于創造性地發掘出蘊涵在樂譜符號背后的音樂作品的靈魂。而鋼琴表演的理想境界應是再現與創意的高度統一，歷史原貌與時代風格的完美融合。正如著名指揮家卡拉揚所言：“指揮家不只是總譜的執行者，而且是賦予總譜以生命的人。”[5]因此在演奏過程中，演奏者應有自己追求的目標與個性，應充分調動主體的能動性，激活自己的想象力、體驗能力和感悟力，不但把創作主體所創造的藝術形象中所包含的豐富內容復現出來，并加以充分地理解、體驗，而且還滲入自己的人格、氣質、生命意識，甚至能夠對原來的藝術形象進行開拓、補充、再創，最終創造出具有特色的藝術形象。

綜上所述，我們不難理解，“度”包容著的是作為鋼琴表演藝術家的整個藝術基礎，同時也是一種砝碼和準則。如果從更深、更廣的角度看，“度”的把握同人的思想境界直接相關。清末大學者王國維在《人間詞話》中將文學、詩歌品分為三個境界：一為“昨夜西風凋碧樹，獨上高樓，望盡天涯路”；二為“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三為“夢里尋她千百度，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這何嘗不是鋼琴表演藝術的境界呢？傅雷先生在給傅聰的信中曾寫道：“一是做人、二是做藝術家、三是做音樂家、四是做鋼琴家。”此種思想和境界，想必也不難給人以思考和啟迪吧。

參考文獻：

[1]何乾三.西方哲學家、文學家、音樂家論音樂（第二版）（M）.北京：人民音樂出版社，1988：173.

[2]艾雨.與傅聰談音樂（第四版）（M）.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出版社，1998：11-12，172.

[3]周積寅，史金城.談藝錄（M）.吉林：吉林美術出版社，1998：111.

第4篇：西方哲學的思想境界范文

文化素質教育作為一種教育思想和觀念，它注重受教育者的全面發展，不僅在于建構學生的學術基礎與核心能力，而且必須藉由文化素質教育課程的博雅內涵，陶冶學生性情、構建博雅涵養、培養學生價值與道德判斷、思維習慣、解決問題的能力等，進而改變體質與氣質，達到全人的境界。尤其是要使大學生經過大學階段的教育，能夠形成一種獨立自主、富有批判精神的思想意識。培養自己的判斷能力，學會求知、學會做事、學會做人、學會團隊合作。作為一名文化素質教育工作者，對于文化素質教育內涵的理解十分重要，理念研究是做好工作的前提。文化素質教育就是把文化作為內容，通過知識傳授、環境熏陶、實踐體驗等多種教育活動，內化為受教育者的人格、氣質、修養等相對穩定的內在品質，從而提高人才培養的文化層次、思想境界、精神品味［1］。其實質是促進學生內在身心的發展與人類文化向個性心理品質的內化，形成較為穩定的情感、態度、思維方式和價值取向，以提升學生的文化精神與文化素養、形成人的素質品格，并外化在一個人的日常行為中。科學與人文融合是文化素質教育的核心。

二文化素質教育模式探索

學校自教育部批準學校為國家級大學生文化素質教育基地起，積極思考如何開展各項工作，應該由哪個部門負責具體組織實施相關工作。在學校黨委認真思考和充分討論后，一致認為實施大學生文化素質教育人才培養的組織機構必須要創新，即應整合全校資源，站在全局角度，從頂層設計建立執行機構和獨立建制的牽頭單位，真正做到切實轉變觀念，加強對文化素質教育工作的領導。基地作為學校獨立建制單位，先后設立了“兩辦三中心”，即綜合辦公室、教務辦公室、大學生文化藝術活動中心、素質教育教學中心和書法攝影研究中心。此外，為了更好的落實學校制定的文化素質教育課程體系建設內容，加強文化素質教育工作的宏觀指導與管理，使我校文化素質教育教學管理工作更加科學化和規范化，切實提高管理水平、教學質量和效益成果，進一步建設文化素質教育體系(第一課堂、第二課堂)，指導文化素質教育課程教學，監控文化素質教育課程質量，形成全校統一的指導協調機構，學校在校教學督導委員會中增設專職文化素質教育委員，負責宏觀指導文化素質教育課程體系建設及質量監控工作。經過認真調研與分析，規劃素質教育開展從課程、跨學科講座、文化藝術活動三方面入手，構建我校文化素質教育模式。即堅持以“提升人文素質、培育科學精神、陶冶藝術情操、弘揚先進文化”為己任，以通識教育公共選修課程體系建設為核心、為突破口，以系列文化素質講座、讀書工程、文化與藝術教育活動等為載體，使理工科學生兼具人文素質的底蘊，文科學生獲得科學精神的熏陶，培養高素質創新型人才。我校文化素質教育基地，作為獨立建制機構，目前獨立運行近五年了，學校積極參加2008－2012年的“三北、四川片區”大學生文化素質教育工作研討會，虛心向專家、優秀素質基地學習。回顧發展歷程，我校基地初步實現了從建設初期的“五重五抓”到目前“一實二創三高四化”的努力發展方向。“五重五抓”:即重素質教育抓“機構建設”、重調查研究抓“課程體系”、重文化熏陶抓“啟航講壇”、重人文精神抓“讀書工程”、重校園氛圍抓“藝術拓展”。“一實二創三高四化”:一實:獨立建制實體;二創:理念創新、機制創新;三高:高質量課程、高水平講座、高品位活動;四化:課程精品化、講座課程化、活動人文化、競賽普及化。

三文化素質教育實踐效果

(一)構建文化素質教育課程體系，創建其核心地位

重新搭建通識教育選修課程體系“中外歷史與文化”“語言與文學”“哲學人生與社會科學”“藝術修養與審美”“自然科學與人類文明”“國防文化與船海史話”，新增受學生喜愛的文化素質課程近百門。《大學生心理健康教育》《市場營銷與能力提升》2門課程，首次作為學校選修課程獲得黑龍江省級精品課程。一批核心、特色、地域化課程不斷涌現，諸如:《走進海洋之三海一核》、《英語美文賞析》、《當代世界政治經濟與國際關系》、《國際政治關系與中國》、《科技創新學》、《中國傳統文化概論》等六門核心課程，以及《科技創新訓練》、《孫子兵法》、《朋輩心理輔導》、《情商與智慧人生》……等一批優質課程受到大學生的喜愛與歡迎。新版通識選修培養方案在學校教學指導委員會的指導下，梳理為文化素質類(六大模塊)、新生研討類、專業拓展類。2010年學校召開文化素質教育核心課程評審會，《現代海洋開發》、《科學精神的啟示》、《現代西方哲學》、《中國古典文學欣賞》等22門文化素質教育課程獲得首批核心課程立項［2］。同時，學校還開設名師講堂、網絡爾雅通識課程。學校學期末組織召開大面積中小型學生座談會，了解通識選修課程教師教學狀況。學校適時開展校院兩級教學大檢查，注重通識課程質量，停開一批課程。經過努力，學校在文化素質課程工作量、教學獎勵、質量監控等方面進行單獨體現。

(二)創建跨學科學術大講堂———啟航講壇

“啟航講壇”作為一門通識教育選修課程納入了本科培養方案，學生每聽五場講座即可獲得1學分，其定位是通識教育跨學科的學術大課堂，以培養學生的人文精神與科學精神為主，拓展學生視野，培養學生綜合素質與能力。尤其是“學會做人”，這一方面對18－22歲的大學生非常重要，將會影響他們的一生。講壇以“陶冶情操、提升境界、啟迪智慧，引領航程”為宗旨，重在知識性、前沿性、趣味性、哲理性，融入通識課程體系六大模塊。已與北京師范大學、國防大學等建成合作單位，定期選送優秀專家來我校講座。“啟航講壇”作為通識教育講座課程重要載體，不僅邀請國內名師、學者，也邀請國外有關專家，通過講座互動以及講座后座談的方式，讓學生有機會與專家“零距離”，達到典范教育，起到潛移默化的效果［3］。講座專家主要以國內外高校名師為主，走“高質量、課程化、精品化、制度化”路線。先后聘請到楊叔子院士、張豈之教授、王義遒教授，國家名師清華大學彭林教授、南開顧沛教授等，百家講壇主講鮑鵬山教授、馬瑞芳教授、康震教授，軍事專家金恩祥將軍、徐光裕少將，藝術家六小齡童、黃宏，以及來自臺灣地區、國外耶魯大學、美國加州州立大學等專家作客講壇。專家精辟獨到的見解，深入淺出的演講都能喚起聆聽著的共鳴，震撼的是學生的心田，滋潤的是學生的心靈，部分講座將以模塊化的形式固化下來，已被聘為學校的近20余位名譽教授、兼職教授和客座教授，每年將到我校講座至少一次。專家提前二周提供講座課程大綱或講座簡介或講座文稿;并提供與講座相關的教材或書籍以便學生延伸閱讀與學習。

(三)倡建藝術素質教育“一人一品”

建立“一人一品”，即一名藝術專業教師負責一個藝術精品社團的日常教學、訓練、演出節目的排練的教學模式。大學生藝術團相繼成立，諸如“愛樂”鋼琴團、“海之韻”大學生合唱團、“金帆”聲樂藝術團、“飛鷺”舞蹈團、“弦之樂”吉他團、“地平線”平面設計工作室、“啟點”美術工作室、“書法攝影”工作室等，這些藝術團在全國大學生藝術展演中展現佳績。基地自成立以來，始終堅持“第一課堂”與“第二課堂”同步建設的原則，注重課內向課外延伸，理論向實踐延伸，以文化素質教育活動為平臺，提供學生文化實踐機會。以文化素質教育活動為平臺，以提升大學生的藝術修養，豐富大學生的課余文化生活，提高大學生的審美情趣為目標，大力開展了內容豐富、形式多樣的高品質的校園文化活動。

(四)做好藝術素質教育普及工作

為了貫徹落實文化素質教育面向每一個學生的理念，學校于今日出臺“關于印發《哈爾濱工程大學藝術素質專項分級標準》”，此分級標準設計五大類專項，即藝術類音樂專項(合唱、鍵盤、聲樂、小提琴、銅管類、木管類)、藝術類繪畫專項、藝術類舞蹈專項、藝術類視覺設計專項和藝術類書法專項。

(五)建立文化與實踐體驗基地

學校利用社會資源，結合課程體系、素質講座、地域文化，建立校外人文素質教育基地，如《阿城金上京歷史博物館》、《蕭紅故居》、《哈爾濱文廟》等，作為大學生了解文化與實踐體驗基地，這些基地成為促進大學生全面發展的校園文化的延伸，形成學校教育與社會教育相結合的模式，共同推進文化素質教育。

四文化素質教育十大任務

文化素質教育是一項系統工程，哈爾濱工程大學國家大學生文化素質教育基地，堅持文化素質教育理念創新，機制創新，整合全校資源，在辦學理念、培養模式、課堂教學、實踐教學、課外活動等方面不斷地豐富著校園文化［3］。注重加強文化素質教育工作的科學化、規范化和制度化建設，形成具有特色的素質教育體系，給師生打上哈工程的文化烙印，并為文化素質教育的深入可持續發展做著不懈的努力。

(一)加強素質理論研究，探索人才培育的途徑和方法

素質教育依托文化素質課程體系，面向課程、面向活動、面向環境，以“高質量課程、高水平講座、高品位活動”為工作宗旨，努力實現“課程精品化、講座課程化、活動人文化、競賽普及化”。著力促進人文素質教育與科學素質教育相融合，努力提高大學生的文化素質，提高大學教師的文化素養，提高大學的文化品位與格調，推動學校文化素質教育工作科學發展。注重科學素質教育和人文素質教育的融合，提高學生綜合素質，培養學生創新能力，營造崇尚學術、追求卓越、治學嚴謹的學術氛圍。

(二)加強課程體系建設，發揮課堂教學主渠道作用

素質教育只有納入本課培養方案、進課堂，才能保證可持續發展。精選博雅課程，重視我校“短板”教育。在專業教學中滲透素質教育，探尋實施素質教育的新思路。采取政策引導、氛圍營造、典型示范等方式，調動廣大專業教師的積極性，力求取得突破與成效;圍繞核心課程進行教學團隊建設，從而為全面推進素質教育，提高人才培養質量奠定堅實的基礎。如建設藝術教育團隊、數學文化教育團隊等

(三)充分利用社會資源，舉辦高水平跨學科學術大講堂

結合學校文化素質教育課程體系，系統開設大學生文化素質系列講座，提升大學生的人文與科學素質，開拓國際視野。講壇以“陶冶情操、提升境界、啟迪智慧，引領航程”為宗旨，重在知識性、前沿性、趣味性、哲理性，講座專家主要以國內外高校名師為主，走“高質量、課程化、精品化、制度化”路線。部分講座將以模塊化的形式固化下來，專家提前二周提供講座課程大綱或講座簡介或講座文稿;并提供與講座相關的教材或書籍以便學生延伸閱讀與學習。高水平講座專家的到來，有利地推動學科建設，促進校際聯合，以及高校與企業間產學研合作。高水平、學術化的講座，發揮基地示范輻射作用。

(四)組織多層次、多樣化文化素質教育活動

文化素質教育要始終堅持“第一課堂”與“第二課堂”同步建設的原則，注重課內向課外延伸，理論向實踐延伸，以文化素質教育活動為平臺，以提升大學生的藝術修養，提供學生文化實踐機會，豐富大學生的課余文化生活，提高大學生的審美情趣為目標，大力開展了內容豐富、形式多樣的高品質的校園文化活動。

(五)組織文化素質師資培訓和教材建設工作

從事人文社會科學、藝術教育和自然科學普及工作的教師是開展文化素質教育的主要力量。學校要注重不斷提高全體教師的文化素養，并形成文化素質教育的骨干教師隊伍。積極組織教師編寫文化素質教育教材與讀物，以推動文化素質教育工作的開展。

(六)建設網站，編輯通訊，做好文化素質教育年報與靜動態宣傳工作，辦好大學生藝術團，舉辦豐富多彩的文化藝術活動

文化素質教育工作需要高水平特色網站的配合，包括要聞、課程建設、圖文講壇、理論探索、藝術活動、文史哲藝相關內容等，同時更要做好文化素質教育通訊，這樣不僅可以及時對工作進行總結，也可以起到宣傳、輻射作用。通訊的編輯，記載著歷史，還可以起到工具的作用。藝術團旨意在于提高大學生綜合素質，豐富和活躍學生校園文化生活。同時也培養了許多有專業特長的優秀人才，鍛煉出一批團結意識強，辦事能力強的優秀學生。同時藝術團通過開展豐富多彩的文化藝術活動，宣傳積極、健康、向上的思想，加強大學生的文化藝術修養，提高大學生的綜合素質。創建校園文化活動中具有廣泛社會影響力的特色品牌，力求使大學生藝術團成為學生提高藝術水平、展現藝術才能的陣地和學院對外宣傳交流、樹立良好形象的窗口。

(七)培養審美情趣和藝術素養，引進高雅藝術進校園，建設高校聯盟，積極推進校際文化素質教育資源共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