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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擴張性財政政策的措施范文

    關鍵詞:積極財政政策財政風險

    一、積極財政政策出臺的背景和深層次原因分析

    1997年7月爆發的亞洲金融危機,嚴重打擊和損害了亞洲各國經濟,對我國的經濟也造成了嚴重的外部沖擊。在這種情況下,我國政府采取了對內啟動內需、對外擴大出口的宏觀政策組合,消除外部沖擊可能帶來的各種連鎖反應,積極財政政策是其中最重要并且最有效的政策手段之一。

    但是,從當時我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情況看,這些政策的出臺還有著更深層次的背景。首先,我國宏觀經濟的態勢已由供給短缺轉化為生產的全面過剩;由通脹轉變為通縮。其次。我國經濟發展的目標已由實現傳統的工業化轉換為實現工業化和信息化的雙重目標;由追求以人均GDP增長為主要標志的經濟增長轉變到追求經濟、社會和生態環境的全面協調發展;由強調效率優先的市場化改革轉變為同樣重視社會保障和公平。再次,我國已經進入建立比較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階段,重視法治和規則,提升國際競爭力和綜合實力,改善經濟增長的效益和質量是新階段提出的新要求。在這種情況下,客觀上就要求我國的財政體制和收支結構進行更大范圍、更深層次和更有效率的改革,以實現經濟體制和增長方式的轉變。因此,積極的財政政策不能簡單看作是一項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它更是一項結構性的財政政策。

    二、積極財政政策的內涵

    積極財政政策首先是一項應急措施,是為了化解外部沖擊,擴大內需和支持出口,確保經濟增長的短期擴張性措施:但是,積極財政政策的實施從一開始,就不僅是一項短期擴張性措施,而是包括了更多和更重要的中長期內容;它不僅是一項總量政策,同時又是一項結構性政策。

    (一)積極財政政策是擴張性政策和結構性政策的組合

    在規范的經濟理論中,有幾點是既定的:一是給定了比較完善規范的市場經濟體制;二是結構和技術問題只在中長期才發生變化。在這些條件下,以解決總有效需求不足為目標的擴張性財政政策,主要是通過增加財政支出或減稅等,來刺激需求并帶動整個經濟增長。

    因此,從中國實際出發來界定積極財政政策的內涵,就不能把它簡單看作是規范濟理論中相機抉擇的財政政策。其作用也不是簡單地像西方發達國家那樣通過擴張或緊縮性財政政策來刺激有效需求。要真正使財政政策有效,就必須有結構性政策的配合。

    (二)積極財政政策包含公共財政的體制改革

    在一般意義上,財政職能主要包括以下內容:一是對宏觀經濟調節的職能。即反周期政策。這種政策只能在短期內使用,而且受財政紀律和政策規則的約束。二是提供公共產品的職能,即提供市場不能提供或提供數量不足的公共品和準公共品。三是社會公平職能。通過財政轉移性支付、收入再分配等政策手段來調節地區和個人的收入差距。四是激勵和引導職能。通過財政支出和稅制激勵調節微觀主體(企業)的行為,從而引導經濟資源配置的方向及效率。

    三、積極財政政策的性質和特點

    (一)政策的階段性

    積極的財政政策,是在當前我國出現了需求不足,投資、出口和經濟增長乏力。亞洲金融危機的影響加劇等特殊情況下,在政策環境允許的限度內,所采取的一種階段性或暫時性的適度擴張政策。

    (二)政策的定向性

    從我國的現實情況看,在政府職能轉變尚未完全到位,企業機制轉換也尚未完成。體制性和結構性矛盾依然十分突出等情況下,不宜也不能實行全面擴張的財政政策,而只能實施既有利于增加投資、開拓市場、擴大內需,又有利于調整和優化結構,促進體制改革深化的財政政策,即應該實行定向性的財政政策。

    (三)政策的復合性

    擴大內需是多方面、多層次的,因此,積極財政政策的運用,就其自身而言,沒有局限于擴大財政對基礎設施投資這一個方面,而是以擴大需求為主旨,注重多項政策手段的綜合運用,體現了政策復合性。

    四、積極財政政策的財政風險

    (一)幾年來積極財政政策導致赤字率和債務率不斷增加。我國幾年來連續實施積極財政政策,導致各項反映財政狀況指標呈現逐漸惡化的趨勢,赤字率(財政赤字占GDP比重)已經由1997年的1.18%上升到2002年的3.03%:債務率(國債余額占GDP比重)由1997年的8.16%上升到2002年的18.2%。

    (二)歐盟《馬約》確定的赤字率和債務率標準不是公認的國際警戒線。赤字率和債務率并不是判斷財政風險的唯一標準,要結合具體國情主要是經濟增長和利息支出進行綜合考慮。

    (三)中國財政短期內風險不大,但長期實行積極財政政策確有財政風險。按照前面的分析,雖然幾年來財政支出迅速增長。赤字率和債務率上升較快,但由于同期經濟增長和財政收入增長也較快,目前財政風險并不大。但如果從中長期看。中國財政風險有累計增加的可能性。首先,由于大規模增加稅收的條件并不具備,未來財政收入基本只能保持在略高于經濟增長的水平上。其次。由于中長期內仍需要堅持積極的財政政策,財政結構性職能要求財政支出規模不能減少。支出壓力較大。

    (四)中長期財政風險的限度。在中長期內實施積極財政政策必須考慮財政風險是否有可持續性的問題,即未來政府能否償還到期債務。如果隨著債務積累。政府既無法利用財政節余償還債務,也無法通過發行新國債償還舊國債,政府只剩下兩個選擇:使國債貨幣化或宣布廢除舊的債務。前者意味著征收了通貨膨脹稅,后者意味著國家信用破產。無論哪種情況出現。都意味著財政風險轉化成為財政危機。

    五、積極財政政策下一步調整的方向

    無論積極財政政策發揮了什么樣的作用,它僅僅是一項階段性的措施,不可能長期持續下去,當其初始目標完成后,就應當考慮它的淡出、轉型和調整的問題。

    (一)積極財政政策在總量上的投入應逐步由擴張轉為適度調整。從現階段的實際出發。積極財政政策中以反周期為主要目的的擴張功能應當淡出。

    (二)積極財政政策應加快向體制性、結構性政策轉型。積極財政政策由擴張性轉為體制性、結構性政策后,為保證政策調整力度,仍有必要在一段時間保持一定規模的赤字,來達到加快推動經濟結構的戰略性調整,繼續擴大對外開放,促進攻堅階段的經濟體制改革,建立和完善社會保障體系。提高基礎設施的公共保障能力之目的。

    (三)積極財政政策在機制上應逐步由應急性決策轉向“規則化政策”,建立正常的政府投資機制。自實施積極財政政策以來,人們最關注的是財政風險、國債投資效率以及公共財政的功能性改革等問題。要防范財政風險以及可能引發的金融危機,推進公共財政體制改革,在反周期擴張性財政措施淡出后,積極財政政策的重點一方面為國家重大戰略實施提供資源引導力的保障:另一方面。應加強財政政策的規則化管理,制定并遵守國債投資進入、退出的標準。保證財政政策的連續性、規范性和公開性,堅持法治和依法行政,提高財政資源和國債投資的使用效能。

    (四)積極財政政策在投資領域應縮短戰線,并按照貫徹“五個統籌”要求調整投向。積極財政政策的一項重要使命,是逐步把擴大內需的主角讓位于消費和民間投資,公共投資的范圍是不與民爭利,在建立公共財政的體制框架的同時,掃除消費和民間投資增長的相關障礙。因此,適度規模的國債投資只可能有限解決目前最緊迫、最根本的發展問題,而把其他的發展問題留給市場和民間投資。

    (五)積極財政政策要進一步強化社會保障職能。社會保障支出是財政的基本職能之一。從中長期看,我國社會保障壓力是由三個因素組成的:一是隨著工業化和城鎮化的推進。社保覆蓋面將大大擴展,不但農村剩余勞動力向非農產業轉移之后應該被納入到社會保障體系中,而且社保范圍也應該延伸到農村:二是企業改革進入攻堅階段,在較長的一段時間內,我國就業情況不容樂觀,社保壓力也相應增加;三是我國在人均收入較低,養老保險體系建立時間不長,特別是一部分退休較早的職工沒有交納個人保障基金的背景下進入老齡化社會,社保支出呈快速增加的趨勢。下一步積極財政政策的重點之一,是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繼續提高社會的保障能力。重點完善相應的保障制度。

第2篇：擴張性財政政策的措施范文

關鍵詞：財政政策；經濟波動；股市波動

20世紀80年代后半期，日本經濟發生了嚴重的泡沫經濟，地價和股價出現暴漲，個人消費迅速上升，銀行帳面資產“一夜之間”變大。但是，1990年以后股市泡沫和房地產泡沫相繼破滅，最后導致整個泡沫經濟的崩潰。泡沫經濟崩潰以后，日本經濟出現了勞動力過剩，設備過剩，不良債權迅速增加，個人消費停滯等嚴重現象，使日本經濟陷入了十年的長期低迷。日本的教訓值得世界各國汲取。

那么，在20世紀80年代后半期的那次經濟波動中，日本的財政政策究竟發生了怎樣的變化，起到了什么作用?為什么日本股市從1985年的11000多點漲到1989年的39000多點，然而又滑落到2002年的8000多點?換言之，日本的財政政策是如何影響股市波動的?帶著這些問題，我們展開研究。

一、財政政策對股市影響的內在機理

現代經濟生活中，宏觀經濟運行情況的變化與股市波動之間存在著緊密的聯系。從長期來看，經濟周期決定著股市波動的周期，經濟波動是股市波動的基礎。在一般情況下，投資人會通過觀察宏觀經濟景氣情況的變動，來決定自己買賣股票的行為，從而經濟波動影響著股市波動。那么影響經濟波動的因素也就會直接或間接地影響到股市的波動。宏觀經濟政策的變動是引起經濟波動的一個重要因素，會引起投資者心理預期的變化，從而引起股市波動。西方發達國家的實踐證明，宏觀經濟政策的變動對經濟運行趨勢的影響確實很大。經濟波動的周期決定著股市波動的周期，股市波動雖然有時會與經濟波動的趨勢發生背離，但最終會趨向于經濟波動的走勢。

經濟政策的變動和經濟波動與股市波動，三者是相互影響，相互作用的：當政府發現經濟出現問題時，會采取經濟政策進行干預，這時股市通過對政策的預期率先做出反應，表現為短期波動；當經濟政策對經濟波動發生作用后，股市又對經濟波動產生反應，產生新一輪波動并對前一次波動進行修正。從經濟政策變動到股市波動的路徑有兩個，一是經濟政策的變動直接影響股市波動；二是經濟政策變動通過影響經濟波動，進一步影響股市波動。

本文重點分析財政政策對股市波動影響的內在機理。財政政策從實施方向上可以分為兩大類：緊縮性財政政策和擴張性財政政策。當經歷了長時期的良好的經濟增長及經濟活動后，整個經濟會出現投資的增長速度連續幾年明顯快于GDP的增長，消費的迅速增加引發物價水平迅速上升，社會資金出現流動性過剩等情況。為了避免由于過度投資造成生產能力過剩、過熱的需求引發高通貨膨脹，從而阻礙經濟增長，甚至有可能導致經濟衰退的不良影響，這時政府通常會采取緊縮性財政政策來為經濟降溫。一方面減少政府購買來縮減財政支出，另一方面開征新稅種或提高原來的稅率來增加財政收入，從而達到為經濟降溫的目的；與此相反，當出現經濟增長徘徊不前，投資和消費長期低迷，通貨緊縮等情況時，政府會采取擴張性的財政政策來提振經濟，通過增加財政支出，減免稅收等方式來刺激經濟增長。

財政政策變動對股市波動的影響的具體路徑從圖1上可以看出：當政府采取擴張性財政政策時，在心理預期作用下，股市已經開始上漲；隨著經濟增長和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導致消費需求增加，物價水平開始上漲，人們為了保值進行股票投資，股市會進一步上漲；當政府為了控制經濟過熱和抑制通貨膨脹，而采取緊縮性財政政策，特別是緊縮性政策的作用開始顯現時，如一些經濟指標開始出現下降時，投資者預期經濟形勢走壞，股市開始下跌。

二、日本1985－2002年間的財政政策回顧

從戰后開始，日本一直運用凱恩斯主義理論，不斷采用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對經濟運行進行干預。在20世紀50年代至80年代期間，日本的經濟政策運用地非常成功，促進了經濟的高速增長。到80年代初，日本已經成為一個“世界工廠”，成功地擠身于世界經濟強國之林。本文這里主要回顧一下1985―2002年期間日本的財政政策。

為了更好地說明上述時期日本財政政策的變化，首先我們了解一下1980―1984年期間的財政政策。為了抵抗石油危機對經濟沖擊的影響，日本自1975年開始發行了大量的國債，采取擴張性財政政策，結果導致赤字增加，財政狀況逐步惡化。為了挽回局面，日本政府在上世紀80年代初提出了“財政重建計劃”(張2005)，其核心內容是：在不增加稅負的條件下，縮減財政開支，逐漸擺脫依靠發行巨額國債來維持財政的困境，最終實現財政預算平衡。主要措施有：嚴格控制財政支出規模的增長速度，一般會計支出的增長控制在名義經濟增長率之下；精簡機構，壓縮社會保障支出；實行稅制改革；推行公有企業民營化。其核心內容就是力爭在不增加稅收的前提下，減少財政支出，到1984年實現擺脫依靠發行特例國債來維持財政的目標。具體過程為：1980年，以壓縮國債發行額為前提，制定了比1979年度減少1萬億日元的國債預算，邁出了財政再建的第一步。1982年開始“零增長”計劃，日本政府對財政預算提出規定：各省廳的支出不得超過上年度。然而，由于這時期世界經濟不景氣帶來的沖擊，導致日本經濟增長率降低，因此稅收收入也大幅度下降。日本政府不得不再次通過增加國債的發行來解決資金來源，其結果是當初制定的，到1984年實現財政預算擺脫依靠發行特例國債的目標落空。最后把實現這一目標推遲到1990年，實際上到1991年才實現，這就為1987年以后產生泡沫經濟埋下了伏筆。

在1985―1900年期間，財政改革繼續以緊縮開支為方向，但日本政府為了避免1985年“廣場協議”以后日元大幅度升值給經濟帶來的沖擊，分別在1985年10月、1986年4月、9月、1987年5月四次實施了擴大內需的政策，特別是1987年5月事業支出規模達5萬億日元，所得稅減稅1萬億日元(張玉棉2005)。同時，在1987年和1988年實施了兩次稅制改革，所得稅由原來的10.5％－70％、15段降到10％－50％、5段；法人稅從42％降到37.5％(童適平2002)。這實際上表明1985年末到1987年間日本實施了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加之擴張性的貨幣政策，從而成為引發房地產市場和股票市場出現泡沫的一個誘因。股市在政策基本面和宏觀經濟基本面都向好的情況下，開始一路上漲，發展成股市泡沫。股市的大漲，又刺激了國內需求的迅速增長，整個經濟都出現了泡沫。面對一片繁榮的景象，日本政

府的機會來了，1989年開始增設稅率為3％的消費稅，這雖然為1991年實現赤字為零的“財政重建計劃”立了大功，但卻和隨后的緊縮性貨幣政策一起把經濟泡沫擊破。股市泡沫率先破裂，到1989年底股市開始崩潰。特別是1992年開征了“土地持有稅”，結果人們紛紛拋出地產，房地產經濟迅速衰退，股市也是進一步下跌。

面對泡沫破滅后的經濟衰退，為了刺激經濟增長，日本政府在1992年3月開始了“經濟景氣對策”，又開始了新一輪的擴張性財政政策。具體措施是：圍繞公共投資，多次擴張財政支出和減稅政策。這一時期財政政策的主要特征是：以恢復經濟增長為目標，擴大財政支出和減稅，財政收入和支出的缺口通過發行國債來刺激經濟低迷。財政支出方面的具體措施詳見表1；減稅方面的具體措施詳見表2。

三、日本財政政策變動對經濟和股市波動的影響

1985―1990年期間，日本財政政策實行財政重建計劃，但為了防止經濟增長放緩，日本政府開始增加財政支出，在1986年和1987年先后出臺了財政刺激措施，日本經濟1986年出現了小幅調整以后，1987―1990年開始出現加速增長，GDP的增長率分別達到了4.2％、6.2％、2.8％和5.1％，平均為4.6％，比1986年的2.9％高出了約50％。日本的股市也開始節節上揚，從1985年末的12000點左右上升到1989年末的最高點39600多點，在短短的4年的時間里，上漲了2.3倍，年均漲幅約為60％，遠遠超過了GDP的平均增長速度，是GDP的平均增長率4.5％的13倍多，參見表3。

在1991―2002年間，GDP增長率從1991年的3.8％迅速下降到1993年的0.3％然后出現反彈，在擴張性財政政策的刺激下，到1996年恢復到3.4％；看到經濟開始復蘇，日本政府停止了擴張性財政策，再加上東南亞金融危機的影響，GDP增長率又開始下降，到1998年為－1.1％；為了挽回局面，1998年4月日本政府又開始加大財政支出，GDP增長率在2000年反彈到2.8％，然后又下降到2002年的－0.5％。這期間從1993年的第一個低點到2002年歷時整整9年，這就是著名的“失落的10年”。從1990初開始，日本股市開始一路下跌，到1992年7月跌到了16000點以下，然后開始了調整期；從1992年7月到1996年6月，四年時間內在14500―22500點之間振蕩徘徊，從1996年7月又開始下跌，到1998年9月下跌到13400點左右，跌幅高達40％；從1998年10月開始出現反彈，反彈到2000年3月的20300點左右，然后又開始下跌，到2002年底跌到了8500點左右，跌幅58％。

為了進一步形象地說明日本財政政策對經濟和股市的影響，我們把1985―2002年期間日本財政支出變化、GDP增長率和股市走勢做成一張圖來進行觀察研究，參見圖2。

從上圖中我們可以看出，在1985―1990年實施財政重建計劃期間，日本的經濟和股市都處于上升之中；在1992―1996年期間，財政政策刺激了經濟的小幅反彈，股市也一樣，1996―1998年期間，政策效應消失后，經濟開始滑落，股市也隨之下跌；1998年4月一2002年，開始重新采取措施后，經濟和股市都有所反彈但又很快下降。由此可見，在1985―2002年期間，財政政策先是刺激了經濟與股市的大幅度上漲；但在1992年以后的財政政策對經濟增長的刺激作用越來越小，到2000以后已經基本失效。

四、結語

1980年以前的日本財政政策對刺激經濟增長起了良好的作用，但卻留下了“赤字問題”。在1980―1900年期間，日本的財政政策在解決赤字和刺激經濟增長之間徘徊不定，最后導致了泡沫經濟的發生。特別是在1985年廣場協議以后，日本開始實施略帶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加大了財政的支出。這與它的財政重建計劃相矛盾，這也說明政策制定者沒有考慮到未來會出現經濟泡沫和股市泡沫。從表面上看，到1991年日本完成了財政重建計劃，但也存在著一定的偶然性，泡沫經濟帶來的豐厚的稅收收入對日本的一般會計預算平衡起到了關鍵性的作用。實際上在1985―1990年期間，日本的財政政策是從泡沫中抽出的資金又放回到了泡沫之中從而導致了泡沫的不斷膨脹，最終導致股市泡沫的發生。為防止經濟過熱而采取的緊縮性財政政策和緊縮性貨幣政策一起擊破了泡沫。并在泡沫破滅后，繼續加征土地持有稅，結果了導致經濟走向衰退和股市進一步下跌。

第3篇：擴張性財政政策的措施范文

淡化經濟政策色彩，強化財政政策的社會政策功能，2011年財政政策步入歷史性的功能轉型。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2011年繼續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一時各方意見紛紜。

這看似與2010年的財政政策一樣，實際上并不是簡單地延續2009年以來實行的以公共投資擴張為主要特征的財政政策，而是在總結前兩年經驗的基礎上，以積極主動的姿態，使財政作用更寬廣、更有效、更長遠。從政策的連續性來看，主要表現在財政手段的運用上依然是積極主動的，而不是淡出，更不是退卻。而從積極財政政策的內容、重點、措施來看，不會“濤聲依舊”。

2011年積極財政政策將在四個方面發揮作用，即穩定增長、改善結構、調整分配、促進和諧。顯而易見，與前兩年的積極財政政策相比，其政策目標已主要不是保經濟增長，而是從上述后三個方面來重點發揮影響力。因為2011年的經濟增長已經不需要財政來“保駕”。

由此可看出，2011年的積極財政政策預期將有四大轉變：

一是從以總量擴張為主轉變到以結構調整為主。2009年、2010年全國財政赤字分別達到9500億元、10500億元，與2008年1800億元財政赤字相比實行了跳躍性的財政擴張。顯然，2011年按照8%的經濟增長速度預期目標，不用財政擴張投資需求即可實現。2011年財政重點轉向結構調整，即通過財政收入結構、支出結構的調整來促進和推動產業結構、分配結構、需求結構、城鄉結構、區域結構等各方面結構的合理化。

二是從以公共投資擴張為主轉變到以公共消費擴張為主。前兩年實行4萬億元的投資刺激計劃表明，財政政策的著力點主要是投資。例如2009年中央政府公共投資支出達到9243億元，比2008年預算增加5038億元。2011年公共投資新開工項目嚴格控制，顯然投資不再是主要的著力點。不言而喻，公共消費成為明年的財政政策主要著力點，即通過擴大各項社會性消費支出來提供更多的公共消費，改善私人消費預期，帶動居民消費，提升國民消費率，為宏觀經濟平衡、內生性增長的形成創造條件。

第4篇：擴張性財政政策的措施范文

判斷財政政策狀況應考慮三個因素：赤字絕對額、赤字占GDP比重和財政自動穩定器。中國自*年至今，事實上已經實行兩輪積極財政政策(*—*年和*年)，并非連續6年都是積極的財政政策。

判斷財政政策狀況應考慮三個因素：赤字絕對額、赤字占GDP比重和財政自動穩定器。根據預算所處的不同狀況，即赤字、平衡和結余，財政政策可分為擴張性、中性和緊縮等三種形態。但是，考慮到長期存在著亦字這一現實，赤字的減少，同樣應被看作是財政緊縮。反之，亦字的增長則意味著進一步擴張。維持原有規模，則是保持中性。然而，引起赤字(或結余)增減的原因，除實施相機抉擇財政政策時主動調整之外，還有財政自動穩定器帶來的變化。如經濟蕭條時，累進制的稅收(主要是所得稅)會相應減少，失業津貼類支出會自動增加，從而擴大財政赤字，自動擴張；相反，在經濟復蘇過程中，所得稅會自動增加，失業類津貼會自動減少，從而減少財政赤字，自動緊縮。因此，判斷財政政策狀況的標準不是實際存在的赤字(或結余)，而是扣除自動穩定功能影響之后的財政赤字(或結余)。這需要進行十分復雜的計算。所幸的是，中國近幾年并未出現真正意義上的蕭條(GDP始終保持7%以上增長速度)，實施積極財政政策實際上是一種以應對外部沖擊為主要目標的預防性政策措施。也就是說，在實施積極財政政策期間，財政自動穩定器根本沒有啟動的機會。這一點可以從近年來所得稅不減反增的事實得到印證。因此，中國的財政自動穩定功能相當微弱，在判斷財政政策狀況時，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計，可以用實際赤字及其占GDP的比重作為判斷依據。

根據上述判斷標準，結合財政政策的實際執行情況，我們發現，中國自*年至今，事實上已經實行兩輪積極財政政策(*-*年和*年)，并非連續6年都是積極的財政政策。

第一輪積極財政政策為*年至*年。為了應對東南亞金融危機的沖擊，*年增發了1000億元中長期建設性國債，赤字規模相應擴大到1673億元，比上年增加542億元。*年經濟形勢仍然嚴峻，當年分兩次增發國債1100億元，同時增加赤字689億元。年初預算只列入600億元國債，年中根據經濟形勢調整預算再增加500億元，說明政府在赤字問題上保持高度謹慎。*年經濟形勢出現好轉，雖然為了保證在建項目的資金需要，繼續增發了1500億元建設性國債，但是，當年赤字只增加129億元，財政赤字占GDP的比例還有所下降，說明積極財政政策開始淡出。*年年初預算的赤字雖然繼續有所增加，但執行結果卻比前一年減少了22億元。根據前述判斷依據，不難發現，始于*年的積極財政政策已經表現出了退出痕跡。從積極財政政策的出臺目標和實施結果分析，同樣可以證明退出的判斷是正確的。眾所周知，*年政府實行一整套財政擴張措施，主要是為了應對1997年下半年開始的東南亞金融危機造成的外部沖擊。經過連續三年實行擴大內需和鼓勵出口政策，投資、消費和出口均成功保持穩定的增長態勢，說明積極財政政策已經達到了熨平經濟周期的預期目標。同時，得益于美國經濟的強勁增長，東南亞國家以及其它受危機影響的國家也開始逐步復蘇。至*年初，由東南亞金融危機引起的外部沖擊基本消失，客觀上已經沒有繼續實施積極財政政策的需要。

第二輪積極財政政策始于*年。“911”恐怖襲擊事件之后，美國經濟走勢呈下拋物線，增速顯著下降，人們對美國及國際經濟不景氣的悲觀看法，使國際經濟形勢再次嚴峻起來。當時，中國經濟雖然并未明確顯現出國際經濟變冷帶來的不利影響，但為了防微杜漸，*年的經濟政策中或多或少地反映了國際共識的悲觀氣氛。其中最有力的見證是，財政赤字由前一年韻2473億元增加到3098億元，絕對額增加了625億元；財政赤字占GDP的比重由2.6%提高到3.0%，提高了0.4個百分點。對于再次大幅度擴大財政赤字，合理的解釋只有一個，即為了應對外部經濟環境的明顯惡化以及入世帶來的新的競爭不確定性，政府靈活運用了相機抉擇原理，再次啟動了新一輪擴張性財政政策。

中期內，中國應堅持穩健的財政政策，即在保持赤字絕對額不增加的情況下，使赤字占GDP比重隨著GDP的擴大而逐步降低。

特型財政政策只是反周期的宏觀調控手段，只能在特定情況下短時間實施。中性財政政策是常態，可以作為中長期政策取向。考慮到宏觀經濟業已出現的過熱跡象，財政赤字占GDP的比重已接近3%的國際公認的警戒線，數量巨大的銀行不良資產和社會保障資金缺口，以及普遍存在的非均衡發展問題，中國在中長期內應實行穩健的財政政策。即在不出現大的新的不可控因素的情況下，明確提出中期內(3—5年)不擴大財政赤字絕對額，并通過GDP的快速增長相對壓縮財政赤字占GDP的比例。

需要注意的是，穩健的財政政策并非是“不作為”的財政政策，如果設計和操作得當，不僅可以解決當前面臨的一些短期困難，而且可以著眼長遠，解決社會經濟發展中的一些長期存在的深層次問題。今后五年內，財政應大力調整支出結構，重點解決四個方面的問題。

一是支持經濟結構調整。周期性經濟波動的頻繁出現，雖然有外在不可預測因素的影響，但根本原因是經濟結構不合理，是內因和外因相互作用的結果。*年下半年以來的部分行業投資過熱說明，經濟結構不合理矛盾開始突顯。一些價高利大的行業，如鋼鐵、水泥和電力等，很容易成為投資者追捧的目標。另外一些不易引起投資興趣的領域，如政府大力支持和鼓勵發展的農業、服務業、高新技術產業和中小企業等，由于經營風險較高和價低利薄，僅僅依靠市場力度很難獲得應有的發展。同時，種種跡象表明，這些“過冷”領域在宏觀調控過程中，由于承受著更大的邊際調控效果，往往更容易受到傷害。保護和扶植政府鼓勵的弱勢產業或企業的發展，擴大就業，以實現均衡發展目標，也是一種公共服務，財政應制定相應的政策措施予以支持。

二是支持社會經濟均衡發展。今后五年還應進一步加大扶貧和有利于均衡發展方面的投入，實行益貧均衡的財政政策。由于歷史原因和轉軌經濟的特點所致，一些有利于社會經濟長期穩定發展的領域，面臨嚴重的投入不足問題。這些領域包括“三農”、社會保障、扶貧救濟、西部開發、東北老工業基地振興、教育、衛生，以及生態環境保護等。增加對這些領域的投入，既是解決當前問題和矛盾的需要，也是建立公共財政框架所必須的改革。這些問題都是長期存在的，近年來政府一直非常重視這些問題的解決，但解決的程度仍然不夠理想。因此，財政應在制度創新方面有所突破，不能只考慮政府直接掌握的資金，而應綜合運用政府的資源，調動多方面的積極性加速社會發展。

三是支持中小企業發展。在市場經濟國家，中小企業在創造GDP和提供就業機會方面，發揮著舉足輕重的作用。各國政府都有專門針對中小企業發展的政策支持安排，如信用擔保、信息提供、政策優惠等，以改善它們在與大企業競爭時所處的不利地位。中國的中小企業不僅沒有得到政府應有的支持，相反，由于體制和觀念上的原因，中小企業連一些本來可以得到的市場資源都難以獲得，如金融服務和政策信息。為了更大程度滿足市場對政策的期待，中國應實行更為親商的財政政策，重點幫助中小企業解決融資難和政策信息獲取難的問題。

四是鞏固財政基礎，降低財政脆弱度。從財政管理現狀分析，中國的財政基礎并不十分堅實，離建立平衡穩固強大的財政還有相當的距離。首先，財政管理體制還處于分散狀況，預算內與預算外還沒有完全統一起來，在此之外還存在著其它準財政行為，如“三亂”現象尚未杜絕，對壟斷行業或企業的利潤分配和投資行為約束較弱等。其次，對政府財產總量缺乏有效的計量和統計，對政府擁有和可動員的資產家底不清，存在著嚴重的資產資源管理松散和流失損失現象。第三，對地方政府通過借入和各種擔保形成的大量地方債務，目前既沒有正式的統計，也沒有有效的管理機制，更為嚴重的是，使預算法中的有關規定失去了應有的嚴肅性和約束力。第四，大量存在的銀行不良貸款和社會保障資金缺口，很大一部分可能會成為財政的支出負擔。實施擴張性財政政策需要穩固的財政基礎支持。如果這些問題在中期內沒有明顯的改善，一旦新的突發事件發生，財政將面臨嚴峻考驗。應抓住當前經濟與財政承受能力較強的機遇，加速處理包括國有銀行不良資產、地方債務、社保資金缺口等政府或有債務。

*年財政政策應推進六個方面的工作：開征能源消耗稅；逐步推行差別性地區財政政策；增加財政貼息；加大社會保障和社會救濟等針對低收入人群的支出；實行對可再生能源、節能和煤代油的鼓勵政策；進一步完善中小企業擔保體制。

*年是能否成功實現經濟軟著陸的關鍵年，財政政策除了必須考慮上述四個方面中長期任務之外，還應配合宏觀調控政策，有針對性地強化宏觀調控的政策效果。基于對當前和*年財政經濟形勢的分析判斷，建議*年采取以下六個方面的政策措施。

第一，開征能源消耗稅。這項措施可以進一步有針對性地強化宏觀調控的政策效果。高耗能行業是引起此輪過熱的始作俑者。然而，事實證明，由于這些行業價高利厚，一般性的調控措施很難達到預期效果。從中國能源供給的遠景分析，限制高耗產業不僅是治理過熱的近期需要，同時還是緩解能源供應緊張的長期戰略需要。

第二，逐步推行差別性地區財政政策。在分稅制財政體制下，地方政府的財政收入多少主要取決于其經濟發達程度，發達地區和欠發達地區之間的財政收入能力差別是顯而易見的。然而，由計劃經濟時期遺留下來的全國統一支出標準卻沒有因此而作出相應的調整。地方政府的財政支出大頭，如工資、辦公費等，其支出標準不是由地方政府制定的，并不反映當地的經濟發展水平和生活費狀況，也不與財政收入能力掛鉤。這種畸型的地方財政管理模式，一方面破壞了“以收定支”財政管理定律，形成事實上的“以支定收”。在收入跟不上和融資渠道不暢的情況下，一些地方政府不得不以拖欠工資和工程款等方式間接舉債，或是亂收費，進而違反預算法和財經紀律。另一方面，也不符合市場經濟條件下的政府雇員制度要求。政府管理屬于公共服務，是由接受服務者共同出資雇請專門的管理人員。因此，公務員的工資水平應由當地的經濟和生活水平決定，應與當地的勞動市場的工資水平大致相當。在工資標準全國統一制定的情況下，出現了一些沒有辦法解決的困難：發達地區的公務員工資水平太低，而欠發達地區公務員的工資水平又太高。因此，有必要逐步實行差別性地區財政政策，首先可考慮從工資和辦公費開始。

第三，增加財政貼息和加大中小企業擔保基金建設。這是針對“過冷”領域，采取財政對沖措施，軟化貨幣政策對這些領域的邊際影響。扶持對象主要是農業、中小企業等“過冷”領域。

第四，加大社會保障和社會救濟等針對低收入人群的支出。這些支出不僅具有很高的消費傾向(比高收入人群高出40%以上)，而且具有很強的社會穩定功能，也是財政自動穩定器的組成部分。近年來，政府雖然大大增加了這方面的支出，但相對于大量存在的低收入人口總數來說，這類支出仍顯得相對不足。*年應重點考慮實行農村“低保”制度，從根本上解決人均年收入在627元以下3000萬農村低收入人口的溫飽問題。國際經驗表明，當貧困率降至總人口的3%以下時，開發式扶貧的效果將很難顯現。原因是，這些貧困人口大多是沒有自我發展能力的，投入的扶貧資金一是難以保證得到正確使用，二是即使按規定使用，也會因執行能力不足而無法達到預期的目標。因此，這部分貧困人口的根本出路不應是扶貧，而應是救濟。具體措施包括建立農村低保制度，完善社會救濟制度；進一步加大教育扶貧投入，對貧困戶子女實行全免費上學。

第5篇：擴張性財政政策的措施范文

國內研究方面，不少學者從理論和實證的角度分析了我國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相互關系。姚大鵬（2005）基于IS-LM模型分析認為，從微觀和中觀層面上改革我國的經濟結構，可以使我國的IS曲線和LM曲線更加平緩，從而使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調節效果加強，增強兩者之間的協調性。李穎（2007）認為僅依靠貨幣政策并不能夠有效治理我國流動性過剩問題，只有配合相應的財政政策，建立起消費主導的良性經濟發展模式和合理的國民收入分配格局，才能有效抑制流動性過剩帶來的通貨膨脹。苗艷芳（2008）認為我國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配合方面存在三大問題：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缺位”和“越位”并存、財政部門和金融部門合作不默契、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缺乏高水平和深層次配合。李穎（2010）提出應該從四個層面加強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配合效果：共同目標、相對作用、實施主體以及搭配方式。曾倩（2011）總結了從1998年到2010年間我國每年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文件內容，發現我國的財政政策措施和貨幣政策措施之間缺乏配合，而且當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相互配合時往往出現“一邊倒”的調整模式，這為宏觀經濟帶來了過強的刺激，很容易導致經濟“過冷”或“過熱”，不利于宏觀經濟的平穩健康發展。張志棟和靳玉英（2011）利用1980年~2009的年度數據為樣本建立MS-OLS模型研究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在價格決定方面的政策效果，實證結果證明，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在物價穩定方面能夠有效互補。

從上文文獻綜述中我們發現，無論從理論上還是實踐上，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效果并不一定是相互加強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能否相互配合取決于經濟結構、宏觀調控體系、經濟發展水平以及時間等多種因素，分析影響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協調性的重要因素，對于增強我國宏觀調控體系的科學性和有效性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但是，國內學者大都從理論和政策層面分析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之間的協調性問題，忽視了對兩者之間配合效果的實證研究。張志棟和靳玉英（2011）僅分析了價格層面的配合效果，研究角度比較有限，而且利用29年的年度數據時間序列較短，建立的模型并不具有很好的穩健型。為了彌補目前學術研究的不足，本文采用1999年1月至2014年1月的月度數據建立了VAR回歸模型，對我國財政政策貨幣政策之間的互動效果進行了分析檢驗，希望就政策組合的效應和政策制定的效果得到清晰的結論，并針對性地提出改進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協調性的有益建議。

二、計量模型

1.計量方法。VAR模型可以用下式表示：其中Yt為時間序列構成的向量，p為自回歸滯后階數，ut~IID（0，Ω）是隨機誤差列向量，其中每個元素都是非自相關的，但不同方程對應的隨機誤差項之間可能存在相關。

2.樣本與統計數據說明。本文利用財政預算收入完成額、財政預算支出完成額、貨幣供給M2三變量構成的VAR模型研究財政貨幣政策之間的影響關系，為消除變量之間的異方差，將統計數據取對數后進行分析。樣本取自期間為1999年1月~2014年1月的月度數據。本文以lnczsr和lnczzc作為代表財政政策效果的統計量，以lnm2作為代表貨幣政策效果的統計量。Lnczsr表示取對數的財政預算收入完成額，lnczzc表示取對數的財政預算支出完成額，lnm2表示取對數的廣義貨幣供給量M2。所有數據均來自CCER經濟金融數據庫。模型利用軟件EViews7擬合。

3.VAR模型的設定和估計。（1）以（lnczsr，lnczzc，lnm2）變量構成一個三變量的VAR模型。在得到正確的模型估計結果前我們需要確定VAR模型的滯后階數。根據SC準則和HQ準則確定最優滯后期為4期。并對VAR（4）模型中的殘差是否服從獨立同分布進行了檢驗，通過診斷檢驗。（2）從水平的VAR（4）模型可以得到估計表達式。

三個方程的可決系數（R2）分別是0.9258，0.8696，0.9998，擬合優度較高。從第一個方程來看，度量貨幣供應水平的lnm2的滯后二階的系數為負（-1.790），但是所有lnm2變量的系數之和為正（1.0052），可見總體上增加貨幣供給速度將增加財政收入增加速度。從第二個方程來看，所有lnm2變量的系數之和為正（1.2655），可見總體上增加貨幣供給速度將增加財政支出增加速度。從第三個方程來看，度量財政政策的財政收入增長速度的總系數為負（-0.023），說明財政收入增長速度的增加將降低貨幣供應量的增加速度，而度量財政政策的財政支出增長速度的總系數為正（0.0189），說明財政收入增長速度的增加將增加貨幣供應量的增加速度。綜合以上的分析，我們得出如下結論：當貨幣政策擴張時，由于稅收制度的穩定機制導致財政收入也相應增加，這將削弱貨幣政策刺激經濟的效果；但是擴張貨幣供給是同時配合增加財政支出，可以抵消掉財政收入增加的負面效果。（3）格蘭杰因果關系檢驗。檢驗結果如表1所示。檢驗結果發現lnczsr，lnczzc，lnm2三個變量互為格蘭杰因，說明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協調性較強。（4）脈沖響應函數。脈沖響應函數是描述一個內生變量對誤差的反應，也即在擾動項上加一個標準差大小的新息（innovation）沖擊對內生變量的當前值和未來值的影響。圖1是對VAR（4）模型的脈沖響應函數曲線，橫軸表示滯后階數，縱軸表示內生變量對沖擊的響應程度。從圖1中可以看出，對對數的財政支出施加一個單位的正向沖擊，6個月內引起對數財政收入的小幅波動，在10個月之后沖擊的作用消失，財政收入和財政支出逐漸一致，但引起對數貨幣供給量的大幅度波動，前5個月波動幅度在-6至4個標準差之間，10個月后波動以一個正的標準差為均值上下波動，且波動幅度逐漸減少，30個月后對數的貨幣供給大致穩定在1.0個標準差處。對對數的財政收入施加一個單位的正向沖擊，在6個月內引起對數的財政支出的小幅波動，在10個月之后沖擊的作用消失，財政收入和財政支出逐漸一致，但引起對數的貨幣供給量的大幅度波動，前5個月波動幅度在-2至4個標準差之間，10個月后波動以一個正的標準差為均值上下波動，且波動幅度逐漸減少，30個月后對數的貨幣供給大致穩定在1.0個標準差處。對對數的貨幣供給施加一個單位的正向沖擊，對數貨幣供應量的正向沖擊雖然會隨著時間的延長有所減弱但是其影響卻會長期存在，在15個月之后穩定在0.7個標準差的位置，而且該沖擊在5個月之后將導致對數的財政支出的小幅增加和對數的財政收入的小幅減少。由此我們可以得到如下結論：第一，財政政策的沖擊將對貨幣政策產生長期影響，具體而言，擴張性的財政政策會增強貨幣政策的效果，而且增加財政支出和增加財政收入對于貨幣政策的增強效果是一致的。第二，貨幣政策的正向沖擊對財政政策的影響作用非常小，而且還會引起財政赤字。（5）預測方差分解。VAR方差分解能夠分析影響內生變量的結構沖擊的貢獻度，圖2是對VAR（4）模型的方差分解曲線，橫軸表示滯后階數，縱軸表示內生變量之間的對結構沖擊的相對作用。從圖2中可以看出，對數財政收入變動中，自身波動的解釋部分大概占到75%~100%，自身波動的影響逐漸減弱，穩定在75%左右；0%~20%由對數的財政支出的波動解釋，且影響逐漸增強并穩定在20%左右；0%~5%由對數的貨幣供給量波動解釋，且影響逐漸增強并穩定在5%左右。對數的財政支出變動中，自身波動的解釋部分大概占到74%~82%，自身波動的影響逐漸減弱，穩定在74%左右；18%~18%由對數的財政支出的波動解釋，且影響逐漸增強并穩定在18%左右；0%~8%由對數的貨幣供給量波動解釋，且影響逐漸增強并穩定在8%左右。對數的財政支出變動中，自身波動的解釋部分大概占到65%~100%，自身波動的影響逐漸減弱，穩定在65%左右；0%~25%由對數的財政支出的波動解釋，且影響逐漸增強并穩定在25%左右；0%~10%由對數的貨幣供給量波動解釋，且影響逐漸增強并穩定在10%左右。由此我們可以得到如下結論：財政政策對貨幣政策的影響效果要大于貨幣政策對財政政策的影響效果。

三、結論和建議

第6篇：擴張性財政政策的措施范文

實施擴張性的財政政策是以社會上存在著一定數量的閑置資源為前提。也就是說，這部分閑置資源依靠市場力量不可能得到有效的利用，必須依靠國家的力量，運用國債的形式，才能得以有效的利用。但是經濟資源的總量畢竟是有限的，伴隨著經濟不斷擴張，資源的瓶頸約束遲早是會到來的。如果累計的財政赤字和累積的發債規模已經很大，而擴張性財政政策受慣性影響又收縮不下來，財政從金融市場籌集過量資金，就有可能導致經濟過熱，引發通貨膨脹。因此，經濟資源的有限性，決定了積極財政政策不可能長期實行下去，換句話說，從長期看，我們仍然必須實行適度從緊的財政政策。況且，從理論上說，作為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經濟行為的重要組成部分之一，積極財政政策本來的定位是對國民經濟運行過程中短期性的總量失衡進行反周期調節，調控的對象主要是總供給與總需求之間的關系。但從1998年以來，我國已經連續5年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短時間內仍無法淡出，這個時間跨度顯然已經超出“短期”的范圍。

連續5年的擴張性財政政策，其實施的目標主要放在刺激投資需求上，也可以這樣說，即擴張性的財政政策所籌集來的國債資金，其政策導向是積極地擴大固定資產投資，來拉動國民經濟的適度快速增長。由于我國投資增長主要依賴于政府增發國債和由國債投資而帶動的貸款所拉動，社會投資增長則相對緩慢。這種性質的投資，主要是靠政府政策性投資行為的推動，市場機制的內在驅動因素較少。它一方面說明政府主導型的投資增長格局仍未有根本改變，另一方面也反映經濟增長對政府政策性投資的依賴過大，社會投資明顯不足。由于政府投資在一定程度上會對民間投資產生“擠出效應”，這將部分抵消財政政策所產生的“乘數效應”。與此同時，財政投資主要是面向基建投資，技改投資明顯減少，且銀行配套資金的貸款部分，也是以中長期貸款為主，因而造成流動資金的明顯不足，即長期資金“擠出”短期資金。同時由于國內大多數企業面臨“相對過剩”的市場環境，且它們的創新能力較低，在“低物價、高成本”的雙重約束下，絕大部分行業的利潤很低。這是當前難以啟動民間投資的一個重要原因。無論從防范財政風險，還是提高投資效率來說，我們都不能再走政府主導型的投資路子，而是應當在穩定市場的同時，促進貨幣市場與資本市場的有機結合，大力發展資本市場，使企業可以在市場競爭中實現有生命力項目的融資投資。所以，持續擴大投資需求的根本途徑，是以增加政府投資來帶動和擴大信貸投資，以增加基礎產業投資來帶動和擴大其他方面投資，最終形成全社會“投資乘數效應”。

伴隨固定資產投資的快速增長已經成為擴大內需的主要因素，使得連續多年的國民收入分配格局中，固定資產投資的增長速度明顯超過GDP的增長速度，使得投資占GDP的比重已經達到近40%的水平。與此相對稱，消費占GDP比重呈現逐步下降的趨勢。連續多年我國居民的人均收入增長速度明顯低于GDP的增長速度，這也是國民收入分配中存在的一個必須引起重視的問題。從投資與消費對經濟增長的作用特點看，投資需求對經濟增長的短期拉動作用是很明顯的。但從社會再生產角度看，只有消費需求才是經濟增長的真正的持久的拉動力量。消費啟動是以家庭為支柱的消費性需求，投資啟動則是以擴大企業投資為支柱的生產性需求。雖然在全部投資中會有一定份額形成居民收入，但這并不會改變投資啟動的基本屬性，即投資啟動主要是著眼于擴大生產性需求。消費需求既是社會再生產的終點，又是社會再生產的起點，投資需求歸根到底是由消費需求派生出來的，在消費需求沒有明顯回升的情況下，投資需求的大幅度回升，只能是行政力量的推動。如果沒有消費需求的支持，不能將行政啟動轉變為市場啟動，這種投資增長與經濟回升是不會持久的。

2002年1月至4月，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分別比2001年同期增幅回落4.4、0.1、1.2和1.5個百分點。從市場發展趨勢看，國內消費增幅確實出現令人不安的下滑跡象，必須引起人們的高度關注。2002年4月，全國固定資產投資增長28.7%，增速同比提高10.1個百分點。而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僅增長8.2%，投入和供給資源的增長明顯大于國內消費的增長。2002年4月末，城鄉居民儲蓄額高達近8萬億元，同比增長15%，其增速遠遠超出城鄉居民收入的增長，反映出城鄉居民投資和消費傾向降低。2002年4月，全國消費品價格水平同比下降1.3%，是自2001年11月份以來連續5個月同比出現下降。2002年4月商品零售價格總水平繼續下降，同比下降2.1%，是自2001年6月份開始連續11個月出現同比下降。流通環節的生產資料價格下降4.4%，是自2001年5月份以來連續12個月出現下降。工業品出廠價格下降3.8%，原材料、燃料和動力的購進價格下降4.5%，降價幅度繼續擴大。所有這些都反映近兩年我國宏觀經濟運行中，通貨緊縮的趨勢不僅沒有得到緩解，而且還進一步加深。

實施積極財政政策5年來，宏觀經濟運行所面臨的突出問題，就是城鄉居民消費需求增長的市場驅動力明顯不足，使得投資增長缺乏市場機制的內在推動力。怎樣才能使投資需求旺盛起來呢？關鍵在于消費需求的持續增長。如果沒有消費需求的支持，不能將行政啟動轉變為市場啟動，這種投資增長和經濟回升都是不會持久的。從中長期看，只有把投資建立在消費的有效需求上，共同拉動經濟增長，才能有效擴大內需。消費的拉動歷來在我國GDP增長中占居主導地位，消費每增長一個百分點，就可拉動GDP增長0.6個百分點。

二、積極財政政策的調整與淡出

自1998年起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主要是通過增加財政支出及調整稅收政策，更直接、更有效地刺激經濟增長，促進社會穩定發展。從某種意義上說，這是一種適度擴張的財政政策。它是針對國際國內經濟形勢的變化而采取的熨平經濟周期的調節措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實施多久，不能以具體時間界限來確定，只能根據國際國內經濟發展形勢和國民經濟的運行狀態來確定。由于積極財政政策是一種以需求管理為主的擴張性財政政策，它是以國民經濟中存在閑置資源為前提，以擴大政府財政赤字和增加債務為代價，不僅受到社會閑置資源有限性的制約，還受到財政承受能力的制約。因而不可能一直實行下去。

結合我國實際情況，積極財政政策的淡出，必須具備如下幾方面的條件：

（一）通貨緊縮趨勢得到扭轉，物價實現一定幅度的正增長，并保持一定的穩定性。2002年以來，我國居民消費價格和工業品出廠價格雙雙走低。到6月份，全國居民消費價格已連續7個月出現同比下降，商品零售價格連續13個月同比下降，生產資料價格連續13個月同比下降，這種現象值得人們高度關注。

（二）國內經濟發展的內在動力增強，民間投資和居民消費穩定增長，并成為拉動經濟增長的主導力量，對政府財政投資依賴減弱。統計數據顯示，1996年以前我國民間投資一直保持較快增速，1991-1996年年平均增速在20%以上，增速明顯放慢是從1997年開始的，當年僅8.4%，增速比1996年的16%減緩近一半，此后的幾年間也基本上在10%左右的低位徘徊。1998年以來我國經濟發展速度較快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投資增長比較快，而投資增長主要又是靠發行國債，增加基礎設施的投資。但是，連

續搞了5年，很多人都提出，這種積極財政政策應該淡出，財政部長項懷誠也在2002年4月份的國務院新聞會上表示，中國的積極財政政策要淡出。但淡出后如沒有其他投資來頂上，經濟增長速度肯定會掉下來。誰來頂上呢？最關鍵是靠民營經濟。雖然我國目前的經濟增長速度較快，但經濟效益差，所有制結構不合理。僅僅依靠國有經濟的效益來支撐經濟的長期發展是不可能的。

第7篇：擴張性財政政策的措施范文

    從理論上說，當總需求不足時，一般采用擴張性財政政策。財政政策的運用可以從收入和支出入手，通過二者的共同作用有效地影響消費、投資，擴大總需求，以達到供求平衡。可見，財政政策對投資總量的調節是通過財政收入和支出兩方面來實現的。收入方面對投資總量的調節主要是減稅和稅收優惠。通過減稅和稅收優惠可以增加個人可支配收入和企業利潤，增強了他們的投資能力，擴大其投資需求，從而增加投資總量。支出方面對投資總量的影響首先表現為財政自身的投資支出，這項支出規模占總投資比重的大小決定了對投資總量的影響程度；其次財政投資的帶動效應，通過財政投資帶動其他投資主體的介入，進而引起其他經濟主體的投資擴張來影響投資總量。可見，財政政策對投資總量的作用過程如下： 政投資支出增加 財政支出帶動社會投資增加財政政策的運用投資總量的擴大減稅和稅收優惠社會投資能力增強，投資增加當然，確保財政政策能夠有效地影響投資總量需要滿足一系列的約束條件，一是啟用擴張性財政政策進行大規模的財政投資要有充裕的財力作保障且只能在短期內使用，不能指望長期通過無節制發債、大規模減稅、擴大赤字規模來保證國民經濟的持續增長。中國和國際經驗一再表明，持續較大規模的財政赤字是引發通貨膨脹和造成本幣幣值不穩定的重要因素，我們應從中吸取教訓。二是在國家財力有限、財政投資不足的情況下，如果財政投資帶動社會投資效應不明顯，財政政策對投資總量的影響效果必定大打折扣。當今各國財政支出主要集中于公共品的供給，財政直接投資的份額在全社會總投資的比重不可能占據主導地位，財政的直接投資關鍵在于帶動社會投資，進而擴大有效需求，促進經濟增長。三是財政投資擴張要避免對其他社會投資主體投資的“擠出效應”。

    二、積極財政政策在影響投資總量中存在的問題

    從1998年下半年我國開始實施積極財政政策，其主要內容是通過增發國債，擴大基礎設施投資來拉動經濟增長，確保了近兩年經濟增長速度不至于大幅下滑。但與此同時，財政投資擴張對投資總量的影響也存在著一些問題，主要表現為：

    1.受國家財力約束，財政投資支出在總投資的比重過低，對投資總量影響作用甚微。改革開放以來，財政困境日益加重，滿足了行政、科教等支出以后，直接用于建設的比重日益降低。近幾年來，財政基本建設支出在財政支出的比例一直在10％左右徘徊，基本建設支出占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的只接近％。1994年、1995年、1996年、1997年分別為3.7%、3.9%、3.9%、4.0%？。1998年實施的積極財政政策，增發的1000億元國債用于基礎設施投資也只占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額的3.5％。可見，財政基本建設支出占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很低，即使在短期內可以通過增發國債、增收節支，增加一部分基建投資，但對投資總量的影響不會很大。

    2.財政投資擴張未能有效調動非國有投資的積極性。1998年增發1000億元國債增加基礎設施投資，本不想財政包打天下，而是以此帶動其他投資主體的介入，通過其他投資主體的擴張最終拉動經濟增長。令人遺憾的是，財政投資擴張只帶動了國有部門投資大幅增長，民間投資未作相應跟進。1998年國有經濟固定資產投資增長率為19.6％，而城鄉居民個人投資僅為6.1%，集體經濟下降了3.5% ？ .從過去幾年的狀況看，在經濟處于低谷時，國家啟動經濟，國有投資率先增長，非國有投資隨后跟進，二者共同的投資擴張帶動了經濟的高速增長。比如1989年、1989年經濟增長率分別為4.1％、3.8％，經濟的低速增長迫使國家1991年下半年重新啟動經濟，國有投資率先增長，非國有投資隨后跟進，1991年國有和非國有投資分別為14.8％、13.4％，1992年分別為32.8%、21.9%，1993年分別為17.5%、72.8%？。可見國有投資起著經濟啟動的先導作用，隨后非國有投資大規模擴張，二者共同的合力作用推動那時的經濟高速增長。反觀1998年國家擴大財政投資啟動經濟時，只帶動國有投資大幅增長，非國有投資沒有明顯跟進，在當前非國有投資占近“半壁江山”的格局中，單靠國有投資投資的增加來拉動經濟的快速增長是不現實的，也正說明了財政投資率先擴張未能有效地帶動社會投資，從而對投資總量的影響作用有限。

    3.乘數效應遞減導致利用投資擴張刺激經濟的作用不明顯。乘數效應說明了投資增加刺激國民經濟增長的作用。當投資增加時，經濟擴張，國民收入增量大于投資增量，投資刺激經濟增長的倍數等于投資乘數；在投資減少時，經濟收縮，國民收入減少量大于投資的減少量，投資減少導致經濟收縮的倍數也等于乘數。具體表達式為：k＝1/（1-mpc）=1/mps式中k表示乘數，mpc表示邊際消費傾向，mps表示邊際儲蓄傾向。乘數公式表明，投資乘數的大小與邊際消費傾向或邊際儲蓄傾向有關。

    從表1可以看出，90年代以來，投資乘數一直很低，最高的1996年也僅為1.70。也就是說，通過擴張性財政政策增加1000億元投資，最高只能形成1700億元需求，說明投資刺激經濟增長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受到限制。因此，1998年積極財政政策依靠擴大投資來拉動經濟增長，遠遠答不到人們原來樂觀的設想。

    表1 90年代以來我國投資乘數的

    單位：億元

年份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gdp 21617.8 26638.1 34634.4 46759.4 58478.1 68593.8 74772.0 79553.0 gdp增量 8245.7 5020.3 7996.3 12125.0 11718.7 10115.7 6278.2 4781.0 城鄉居民消費品總額   9704.8 12462.1 16364.7 20620.0 24774.1 27198.9 29152.9 城鄉居民消費額增量   1459.1 2757.3 3902.6 4255.3 4154.1 2424.8 1954.0 邊際消費傾向   0.29 0.34 0.32 0.36 0.41 0.38 0.40 投資乘數   1.41 1.52 1.47 1.56 1.70 1.61 1.67     資料來源：根據《中國統計摘要》（1999）有關資料計算。

    4.公共投資對私人投資的擠出影響不可忽視。根據經濟學中的“擠出效應”，如果政府靠借款支付公共投資，就會推動金融市場利率上升，通過發行債券形式籌集資金也會造成債券價格下跌，從而引起利率上升，進而使私人融資成本上升，導致私人投資萎縮。這樣，公共投資擴張結果卻引起整個社會投資支出的縮減。目前，我國公共投資擴張排擠私人投資的現象主要表現為：一方面政府龐大的投資計劃需要銀行信貸的支持，在銀行資金有限、風險約束增強的情況下，銀行“惜貸”勢必壓縮其他企業或私人投資信貸，部分企業或私人只能尋求較高利息的資金來源，從而增加資本成本，降低盈利能力和再投資能力，還有相當部分企業則由于項目收益水平較低既無緣在銀行內也不可能在銀行外獲得融資；另一方面還表現在政府部門及其下屬機構把某一產業領域作為本單位的勢力范圍和領地，通過行政手段限制其他投資主體的進入，即使進入也對其業務進行嚴格的限制。這種行政性壟斷排擠了其他投資者的投資介入，減少了其他投資者的投資。同時，非國有經濟原來準備對某一項目進行投資，后來因國家投資同樣的項目，非國有經濟的投資被“擠出”，這在中央加大公共交通建設和基礎投資之后，地方項目準備不足，但又不愿意放棄中央的無償投資，便把原來與外資和私人投資合作的項目改為中央投資項目。這時，財政投資只是取代了原有的非國有投資，形成“擠出效應“。近一年多來，中央銀行存款準備金率下降、貨幣供應量一直增加，銀行的貸款能力應該說大副增強，但企業實際投資并未同步前進，從中可以看出財政投資”擠出“了私人投資。

      三、我國實施的財政政策對投資總量作用有限的因素分析

    1. 財力不足、財政風險加劇制約了財政投資的全面擴張。我國在改革開放以前，財政收入占國民收入的比例較高，財政分配是國民收入分配的主渠道和投資的主要來源。如今情況發生了相當大的變化，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僅為11％左右，無論與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相比都明顯偏低，在安排了“吃飯”之后，能夠用于經濟建設的投資極其有限。在目前“兩個比重”仍沒有改觀的背景下，無論是通過減稅還是增發國債都面臨著國家財政承受能力的制約。其一是擴大國債規模進行財政投資面臨著當前財政債務依存率和國債償債率都偏高即國家財政的債務承擔能力不足的影響。國債的財政承受能力主要通過債務依存度和國債償債率來反映。由于在中國國債的發行和償還有中央政府承擔，所以，中央財政債務依存度更能準確地反映國家財政的承受能力。從我國中央財政債務依存度來看，自1994年以來均超過50％，1997年高達57.77％，這意味著中央財政支出的一半以上是靠舉債來維持的。同時，國債償債率也相當高，1997年財政債務的還本付息的支出高達1959億元，國債償債率達23.3％？ ，換句話說，當年財政收入近1/4要用來償債。由于國債與稅收在性質上有根本的不同，即國債的有償性，到期必須償還，因此目前過量增加國債的發行規模會加大財政運行風險。

    2.全面減稅的空間有限。減稅是世界各國通行的刺激投資需求、拉動經濟增長的一項重要政策措施。從宏觀稅負國際間比較看，目前發達國家稅收收入占gdp的比重基本上都在30％以上，有的高達50％。發展中國家一般也在20％－25％之間。相對寬裕的稅收收入為其實施減稅政策提供了財力支撐。改革開放以來，我國財政基本上走的是一條減稅讓利的路子，“兩個比重”不斷下降。近年來，工商稅收收入占gdp的比重僅維持在11%左右，無論與發達國家還是與發展中國家相比，都明顯偏低。在這種情況下，對于我們這樣正在向工業化國家邁進、亟需資金積累的發展中國家來說采取減稅來刺激經濟投資需求、拉動經濟增長是不現實的。

    3.去年稅收增收1000億對企業增加投資的抑制作用不能忽視。通常來說，在其他條件不變時，增稅是實行財政緊縮的重要措施之一，因而經濟衰退的情況下，即使不能減稅，至少也不應增稅，從這個意義上說，1998年稅收收入增加1000億是與當前背景下實施積極財政政策意向背離的。雖然這些年來我國稅收負擔不是重而是輕的實證分析不時見諸報端，就現行稅制規定的稅負的確不重，但如果把各種稅外收費納入總體稅負的計算范圍，我國目前的總體稅負約占25％（楊斌，1998年），這個比例與中等稅負國家的基本水平持平，以致于企業負擔過重的呼聲不絕于耳。況且稅收增收1000億主要來自于效益較好的企業，在當前物價

    連續下跌、經濟景氣預期看淡的情況下，這對效益好的企業無疑增加了額外負擔。過重的企業負擔意味著企業需求的萎縮，降低了企業的投資意愿，尤其對硬預算約束的非國有企業更是如此。

    4.“不安全預期”增強了居民的儲蓄傾向，造成了投資乘數的下降，弱化了政府投資的作用。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建立和發展，各種投資主體在投資方面的責任意識明顯增強，投資需求有原來的政府擴張機制逐步轉變為市場調節機制，由于目前國內外經濟形勢較為嚴峻，因此除政府外的其他投資主體的投資意愿均減弱，從而導致投資乘數下降。更為重要的是政府機構改革的逐步推進、人員分流和國有企業改革下崗人員的增加，迅速改變了廣大消費者的收入預期；而住房、醫療、教育等體制改革又大大改變了廣大消費者的支出預期。因此，未來收入和支出的不確定性的增強，形成了當前的“不安全預期”，造成居民儲蓄傾向增強和消費預期降低，引起投資乘數偏低，政府投資擴張效應難以充分顯現。

    5.政府投資于產業鏈條較短的基礎設施，引導社會投資的效果不明顯。政府投資支出的增加，不僅會因投資拉動收入增長和消費增長而形成乘數效應，還有可能因投資于某一產業而引起關聯投資，即投資的波及效應。投資的波及效應大小取決于產業鏈的長短。投資于產業鏈長的項目，雖然形成有效供給的時間跨度大，但在一定時序內，由投資波及效應所激發的投資需求乘數也相應較大，對于國民經濟增長也相應較大。而投資于產業鏈條短的項目，則波及效應相對較小，就不可能激發更大的投資乘數。1998年和1999年實行擴張性財政政策的投資，主要用于水利工程設施、糧食倉庫建設、公路交通等基礎設施。這些投資的產業鏈條短、關聯度小，所需要的投資品主要是鋼材、木材、水泥，投入使用需要的相關零部件、配套件極其有限，只帶動了相關部門和行業的投資。因此，它就不可能引起像前幾年在發展輕紡工業、家電工業、汽車摩托車工業時所出現的波及效應。

    四、當前我國的財政政策選擇

    為了充分發揮財政政策對投資總量的積極調節作用，緩解當前有效需求不足的狀況，同時確保國民經濟長期持續增長，建議當前財政政策實施主要采取以下措施：

    1.財政支出政策的選擇應遵循支持產業結構的調整和優化、促進產業升級為原則，在促進經濟增長、擴大需求的同時，加快產業結構的升級換代，為經濟的持續增長奠定基礎。我們知道，總量和結構問題是經濟生活中兩個最基本的方面，經濟增長表現為總量問題，但經濟增長必須建立在經濟結構合理和協調的基礎上，否則，增長就失去了堅實的基礎，經濟的大起大落難以避免，我國幾十年的經濟發展實踐也充分印證了這一點。當前的總需求不足、經濟增長乏力，不簡單地表現為總量問題，更為重要的是我國多年來盲目投資、重復建設，引起的供給不能有效地滿足需求的結果。因此，財政投資的擴張如果不遵循優化產業結構的原則，很可能把本已不合理的經濟結構復制并放大出來，反而加劇經濟生活中的深層次矛盾。財政投資最能體現國家意志，它不僅可以直接集中社會資金進行重點配置來解決經濟結構問題，而且能間接起到示范作用。1998年下半年開始實施的積極財政政策不是簡單地緩解需求不足的制約，國家更注重了結構優化這一原則，加大了對農業、能源、交通、水利設施等基礎產業和基礎設施的投入，這對緩解我國多年來的基礎設施“瓶頸”大有裨益。同時國家還應加大技術改造和高新技術企業、先進技術企業投入，增加產品的技術含量，促進產品的升級換代，提高產品的國際競爭力。

    2.加快費改稅步伐，增強國家財力，切實減輕企業負擔，發揮企業的投資潛力。我國預算內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較低和企業實際負擔并不輕并存局面的出現，其中主要原因是當前政府收支不規范、稅外收費現象嚴重。因此，加快費改稅步伐，將某些行政性收費和基金納入規范的稅收軌道，堅決取締一些不合理的收費。這樣既可以保證我國國家財政收入有所提高，強化財政投資的財力保障，另一方面又可減輕企業負擔，增強企業的投資能力。

&bsp;   3.在全面減稅不具備的情況下，可以嘗試結構性減稅和稅制的完善來刺激企業的直接投資。雖說我國現階段大規模減稅既不可能，又不現實，但是，我們可以采取有選擇的局部性減稅措施。豁免中小企業的舊欠稅款，采取加速折舊、投資抵免、給高新企業減稅的方式，以刺激企業直接投資，刺激經濟增長。我們可以在有條件的地方逐步實現增值稅的轉型，完善我國增值稅制度；降低或取消固定資產投資方向調節稅，確保稅制不應成為企業投資的障礙。

第8篇：擴張性財政政策的措施范文

一、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協調配合的方式與內容

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的協調配合如果從配合的形式上分析，主要包括以下四個方面的內容[1]：

第一，政策工具的協調配合。我國貨幣政策工具和財政政策工具協調配合主要表現為財政投資項目中的銀行配套貸款。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的協調配合還要求國債發行與中央銀行公開市場的反向操作結合。也就是說，在財政大量發行國債時，中央銀行應同時在公開市場上買進國債以維護國債價格，防止利率水平上升。

第二，政策時效的協調配合。在西方經濟理論中，通常把政策時滯分兩類三種，即認識時滯、行動時滯和外部時滯三種，其中前兩種時滯又稱為內部時滯。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的協調配合也是兩種長短不同的政策時效的搭配。貨幣政策則以微調為主，在啟動經濟增長方面明顯滯后，但在抑制經濟過熱、控制通貨膨脹方面具有長期成效。財政政策以政策操作力度為特征，有迅速啟動投資、拉動經濟增長的作用，但容易引起過渡赤字、經濟過熱和通貨膨脹，因而，財政政策發揮的是經濟增長引擎作用，只能作短期調整，不能長期大量使用。

第三，政策功能的協調配合。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功能的協調配合還體現在：“適當的或積極的貨幣政策”，應以不違背商業銀行的經營原則為前提，這樣可以減少擴張性財政政策給商業銀行帶來的政策性貸款風險。財政政策的投資范圍不應與貨幣政策的投資范圍完全重合。基礎性和公益性投資項目還是應該以財政政策投資為主，而競爭性投資項目只能是貨幣政策的投資范圍，否則就會形成盲目投資，造成社會資源的極大浪費。

第四，調控主體、層次、方式的協調配合。由于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調控主體上的差異，決定了兩大政策在調控層次上亦有不同，由于貨幣政策權力的高度集中，貨幣政策往往只包括兩個層次，即宏觀層面和中觀層面。[2，3]宏觀層面是指貨幣政策通過對貨幣供應量、利率等因素的影響，直接調控社會總供求、就業、國民收入等宏觀經濟變量，中觀層指信貸政策，根據國家產業政策發展需要，調整信貸資金存量和增量結構，促進產業結構的優化和國民經濟的協調發展。而財政政策由于政府的多層次性及相對獨立的經濟利益，形成了多層次的調節體系，可以分為宏觀、中觀、微觀三個層次。宏觀層是國家通過預算、稅率等影響宏觀經濟總量，影響社會總供求關系。中觀層則主要是通過財政的投資性支出、轉移性支出等，調整產業結構、區域經濟結構，解決公平、協調發展等重大問題。微觀層則是指通過財政補貼、轉移性支付中形成個人收入部分對居民和企業的影響。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的協調配合還可以從宏觀調控目標、結構調整和需求調節方面的協調配合三方面進行分析。

二、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協調的實踐分析

政府在對宏觀經濟調節過程中，要使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配合達到預期的效果，首先要根據宏觀經濟調節目標、國民經濟運行狀況和經濟管理體制的特征來選擇某種財政貨幣政策的配合方式。政策配合是否恰當，將直接影響到宏觀調節效果。

（一）改革開放以來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協調配合運行的基本軌跡

初略統計，改革開放23年間，實行“雙松”政策組合的達13年，實行“雙緊”政策組合9年，實行“松緊”組合只有1年，具體可分為以下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改革初期（1979～1984年）。這一階段，總體上說執行的是“雙松”的政策搭配，即“松”的貨幣政策與“松”的財政政策的搭配。在“雙松”政策模式中，銀行系統通過降低存款準備率，降低利率，擴大貸款規模，增加貨幣供給。財政系統通過減少稅收，增加財政支出，擴大社會總需求[4，5]；社會總需求因而能在短期內迅速擴張起來，對經濟的發展產生強烈的刺激作用。在改革初期，特別是1984年以前，在社會總需求嚴重不足、生產能力和生產資源未得到充分利用的條件下，利用這種政策配合，能夠推動閑置資源的運轉，刺激經濟增長，擴大就業。但是1984年以后，由于經濟中不存在足夠的閑置資源，“雙松”政策注入大量的貨幣則會堵塞流通渠道，導致通貨膨脹，對經濟產生不利的影響。

第二階段（1985～1997年）。1985年后，一方面中央銀行體制的建立，確立了貨幣政策作為一項宏觀經濟政策工具開始具有了特定的內涵和應有的作用，銀行在現代經濟中的核心地位開始得到確立。另一方面過渡投資、經濟過熱的癥狀越來越明顯。在這一階段中執行的是“雙緊”的政策搭配，即“緊”的貨幣政策與“緊”的財政政策的搭配。在“雙緊”政策模式中，銀行系統通過收回貸款，壓縮新貸款，減少貨幣供給量，從而使社會總需求在短時間內迅速收縮；財政系統通過增加稅收，削減財政開支，增加財政在中央銀行的存款，減少市場貨幣流通量，壓縮社會總需求。

（二）轉型時期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組合作用的基本估價

“轉型”是近幾年我國經濟金融改革與發展的主題和主線，任何政策措施都不能離開這條主線，并在服務服從于這條主線的前提下，實現自身的發展和完善，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地位作用的發揮亦離不開這個基本前提。

第一，公共財政理論及政策框架的確立，標志著政策本位的徹底回歸，是轉型時期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組合的顯著特征。從改革初期的大財政、小銀行，到上個世紀80年代中后期90年代中前期的“大銀行、小財政”，到90年代末期財政政" 策在治理通貨緊縮過程中主體地位的確立，財政政策本身從行為而言經歷了一個“強——弱——強”的過程，從職能上講也經歷了一個由金融財政到吃飯財政、由建設財政到公共財政的轉軌和演化過程，公共財政理論及政策框架的初步確立及分步實施，標志著我國財政體系及建設開始與國際慣例全面接軌，是財政政策本位的徹底回歸，是市場經濟建設的最重要內容之一。

第二，政策搭配的方式是多種多樣的，但必須與當時的經濟運行機制和宏觀調控的重點緊密聯系起來，相機抉擇，協調推進，才能收到最好的政策效果。近二十年來，我們在宏觀調控建設方面雖然有很大的成就，但仔細總結檢驗，宏觀調控的政策績效與預期政策目標相差較大。時至今日，尚未形成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相適應的宏觀調控理論與政策規范，“相機抉擇”變成了“隨意選擇”，宏觀調控在上個世紀的80年代中后期政策目標不明確，基本處于“一松就亂，一緊就死，緊緊松松，松緊交替”的怪圈之中，滯延了經濟發展的步伐和經濟體制轉軌的步伐。甚至在90年代末期把“實行雙緊”的政策搭配作為我國既定的一項中長期宏觀經濟選擇寫入了我國的許多重要文件之中，在一定程度上證明我們的決策部門以及理論界對宏觀調控認知的膚淺，自主運用能力與水平較差。政策搭配缺乏權威部門，往往政出多門，形成政策效應的相互抵銷，在1998年就呈現出了財政政策擴張效應被稅收的制度收縮效應抵銷，積極的貨幣政策效應被整頓金融秩序、治理三亂的制度收縮效應所抵銷等局面，形成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宏觀調控理論及政策搭配框架還有相當長的距離。

第三，財政政策的擴張效應呈現遞減態勢，在宏觀調控中的主體地位有所下降。眾所周知，財政政策的主要內容是收入政策和支出政策，財政政策的目標是通過其收支的規模和結構來實現的。因此，政府有能力改變財政收支的規模和結構，是有效實現財政宏觀調控的前提和重要保證。近幾年來，我們加大了財政體制改革的力度，實行積極的財政政策，收到了明顯的政策效果。但是，擴張的財政政策已經持續了將近5個年頭，通貨緊縮的勢頭開始得到遏制，實施擴張財政政策的經濟運行背景有了較明顯的變化。按照經濟學的一般公理，繼續實行擴張的財政政策，需要進一步加大財政政策的擴張力度，刺激效應要呈下降趨勢。如何保持財政政策的擴張效應是宏觀調控體系建設、政策搭配與選擇迫切需要解決的課題。

第五，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協調配合的機制有待進一步完善。貨幣政策已經形成了以“公開市場業務操作、再貼現、存款準備金”等三大傳統工具和“窗口指導”為主體的政策工具體系，但由于上述工具的使用及運行尚缺乏必要的制度載體和完善的市場運行機制，利率市場化的步伐舉步維艱，金融系統及金融體制存在明顯的“雙軌”并存特征，完善的貨幣政策調控機制缺乏制度保證和運作機制的支撐，貨幣政策效應特別是對財政政策擠出效應的修復作用，往往受制于行政或決策者能力、操作者能力的制約，特別是作為兩大宏觀經濟政策聯結的重要工具——國債在運行及市場化運行中還存在一些突出矛盾和問題，尚未形成全國性的有效的國債市場，加上國債種類、期限中存在的問題，中央銀行能夠買進賣出的國債數量不大，因而難以達到利用國債市場進行微調的目的。為此，今后的改革應當通過完善國債的品種、期限結構，逐步建立健全國債市場，為擴大中央銀行公開市場業務創造條件。總而言之，只有存在一個高效流動的國債市場，才能既為財政提供巨額資金來源，又能為中央銀行提供調控經濟的手段，充分實現其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結合的作用。

「參考文獻

[2] 陳銀娥。凱恩斯主義貨幣政策[M].北京：中國金融出版社，2000.

[3] 朱忠明。中國貨幣市場發展新論[M].北京，中國發展出版社，2002.

[4] 巴曙松。中國貨幣政策有效性的經濟學分析[M].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2000.

[5] 胡海鷗。中國貨幣供給機制轉軌研究[M].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98.

[6] 王朝弟。轉型時期中國金融熱點問題探索[M].北京：新華出版社，2001.

第9篇：擴張性財政政策的措施范文

關鍵詞：財政政策；貨幣政策；政策協調

文章編號：1003-4625(2011)06-0035-04　中圖分類號：F822.0　文獻標識碼：A

為有效應對金融危機，我國迅速實施了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協調配合有效地刺激了經濟的回暖。但在后危機時期，我們將面對更為復雜的環境。怎樣科學退出刺激政策以及我國的財政、貨幣政策又應怎樣協調?這些是我們急需解決的問題。

一、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協調的理論基礎

(一)財政、貨幣政策協調的必要性研究

目前，經濟學主流觀點認為：盡管財政政策在長期內會影響經濟增長，但從短期來看，相機抉擇的“反周期”財政政策無助于經濟穩定；貨幣政策更適合于作為宏觀調控的工具。因此，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無須協調配合。然而，一些經濟學家并不認同上述觀點。薩金特和華萊士(sargent和Wallace，1981)在他們的經典論文中闡明：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不可能完全獨立，因為兩者共同受到一個統一跨時政府預算方程約束。如果財政政策導致財政赤字無法持續，最終勢必迫使中央銀行通過發行貨幣為財政赤字融資。諾德豪斯(1994)運用博弈模型開創性地證明：中央銀行和財政部的不合作對宏觀經濟穩定的損害相當之大，中央銀行和財政部政策目標是不一致的。財政部的目標側重于增加產出和提高就業，傾向于擴張的財政政策；而以穩定物價為目標的中央銀行預料到這一點后就會采取緊縮的貨幣政策并且提高利率，以圖消除或者緩解因財政擴張造成的通貨膨脹壓力。這時納什(Nash)解的特征是很高的財政赤字和很高的利率并存，高利率抑制了民間投資，結果財政赤字并沒有降低失業率和提高產出。Luca Lambertini和Rieeeardo Rovelli(2004)考察了在宏觀經濟穩定條件下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之間的關系。他們的分析表明，如果財政政策考慮到產出和通脹福利函數(通脹福利函數與中央銀行定義的相一致)，那么，兩個當局都會從合作中獲利。

總之，大部分研究表明，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應該協調配合，否則會損害經濟效益。

(二)財政、貨幣政策協調的分析框架

凱恩斯從有效需求不足和市場機制無法使經濟達到充分就業均衡的論斷，提出以需求管理為主，通過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對經濟進行干預和調節。當一國經濟處于非均衡狀態，出現通貨膨脹或通貨緊縮時，只有采取相機抉擇的經濟政策，才能使之趨向于物價穩定或充分就業水平。在通貨膨脹和經濟過熱時期，財政政策的效用不明顯，要通過緊縮性貨幣政策抑制通貨膨脹；在嚴重的通貨緊縮和經濟衰退時，貨幣政策的效用不明顯，要通過擴大政府支出、減稅、增發國債等來應對通貨緊縮，拉動經濟復蘇。同時，凱恩斯理論認為，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作用機制和效用不相同：財政政策作為政府的收支政策，主要作用于產品市場，進行結構調整，而貨幣政策的調節功能主要作用于貨幣市場，適合總量調節；財政政策調整有法定的程序和規范的審批手續，時滯性長，貨幣政策相比則更為靈活和富有時效性。因此，在具體運用以上兩種政策時，要根據宏觀經濟的不同目標適當選擇，合理搭配，以便起到理想的宏觀調控效果。

英國經濟學家希克斯在凱恩斯基本模型之上建立了IS-LM模型，它描述產品市場和貨幣市場同時均衡時，利率與收入的決定，分析揭示了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變化可以影響經濟中總產出水平的條件，使得政府能夠通過IS-LM框架(以某種精致的數字化形式包含在一國經濟的大型計量經濟模型中)來選擇能使政府實現特定產出目標的宏觀經濟政策。

(三)財政、貨幣政策協調配合的重點

一是宏觀調控目標的配合。我們知道，無論財政政策還是貨幣政策，其最終目標都必須符合國家宏觀調控目標的要求；而宏觀經濟調控的目標包括經濟增長、充分就業、物價穩定和國際收支平衡等。貨幣政策可以增加貨幣供給量來促進經濟增長，可以通過穩定幣值創造良好的經濟增長環境，中央銀行可以用靈活多樣的政策工具對經濟進行有效的微調；而財政政策具有強有力的稅收政策杠桿，能夠調節企業利潤水平和居民收入水平，能夠保證一國的就業和經濟增長水平。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的協調配合，能夠達到既可以掌控經濟增長總量、又能夠優化經濟結構的目的。而在經濟發展的特殊階段，兩者就一定有所分工、有所側重。在經濟過熱時期，要更多地通過緊縮貨幣政策使經濟迅速降溫；而在經濟不景氣的蕭條時期，則要更多地倚重于積極寬松的財政政策的強刺激作用來拉動經濟的增長。

二是經濟結構調整的配合。貨幣政策通過對信貸資金流向和流量的引導和控制，能夠促進產業結構的不斷升級；財政政策通過直接投資、財政補貼、稅收優惠等舉措，不僅能夠直接影響產業結構，而且可以引導金融部門和民間的資金流向，進而影響整體經濟結構。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的協調配合，既有利于經濟結構的調整和優化，又有利于新的經濟增長點的形成，以保障經濟的可持續發展。但是，一般情況下，在結構調整方面，財政政策的功效往往高于貨幣政策而且見效更快、更直接。

三是政策操作機制的配合。政策操作機制的配合，主要包括政策工具、政策時滯和政策功能的配合。政策工具的配合，涉及財政投資項目中的銀行配套貸款、國債發行與央行公開市場的反向操作結合等；政策時滯的配合，是指貨幣政策的長時滯與財政政策短時滯的相互搭配；政策功能的配合，主要指貨幣政策具有抑制經濟過熱、控制通貨膨脹并與財政政策相互配合和協調迅速啟動投資、拉動經濟增長。

二、擴張性宏觀調控背景下我國財政政策、貨幣政策配合中存在的問題

(一)政策功能定位不準確，影響了宏觀調控目標實現

從兩大政策的長期目標來看，我國財政政策的基本目標主要有：經濟穩定和增長目標，財政收入目標，公平分配目標，總量平衡目標和結構調整目標。貨幣政策的目標是：保持貨幣幣值穩定，并以此促進經濟增長。但回顧我國宏觀調控的歷史，實際上兩大政策一直發揮著促進經濟增長的重要職能。長久以來，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在宏觀調控中的目標都定位于經濟增長，而經濟增長目標只是側重于總量調控。在兩種政策的實際配合中，無論是財政政策還是貨幣政策都沒有發揮結構調節的作用，兩大政策在經濟結構調整中缺乏明確的目標界定和分工，使得整個宏觀調控目標的實現缺乏體制上的依托，導致內需結構失衡及調整緩慢，成為困擾我國經濟發展的突出問題。在我國應對國際金融危機過程

中，積極的財政政策和寬松的貨幣政策也再次被運用，促進了經濟的短期增長，但結構的矛盾進一步加劇，影響了宏觀調控目標實現。

(二)政策職能混淆，導致了貨幣的財政內生供給

長期以來，兩大政策在宏觀調控中缺乏明確的目標界定和分工，形成財政政策的貨幣化。如我國的銀行絕大多數都是國有獨資或國有控股的，銀行信貸的行政色彩比較濃厚，逐漸形成了財政資金和信貸資金配合的財政模式，造成了貨幣的內生供給。亞洲金融危機后，我國累計發行長期建設國債9100億元，而國債項目的銀行配套貸款達1.32億元，為國債投資的2倍。美國次貸危機后，我國實行了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雙擴張”，并安排4萬億元的財政刺激政策，但是如此龐大的支出并不完全由中央政府直接出資，而是由財政資金配套信貸資金的模式實現，由此產生了地方政府融資平臺的融資模式。2010年6月末地方融資平臺貸款余額為7.66萬億元。由此可見，我國財政擴張導致了信貸擴張，而信貸擴張導致了貨幣擴張。因此，財政擴張在一定程度上也意味著貨幣擴張。

(三)政策傳導機制欠佳，量化效應明顯

一是兩大政策調控的量化效應明顯，機制效應欠佳。財政政策無論收縮與擴張，都是超經濟增長；貨幣政策無論收縮與擴張，僅顯著促進貨幣供應量的增減，疏于虛實經濟協調和調節。

二是傳導渠道不暢。如國家實施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以增強流動性，但企業資金緊張而股市過度膨脹，形成“流動性誤導”。

三是財政、貨幣乘數的變異。隨著改革的深化，我國逐步形成分層式財政收支分配，并且逐漸深化金融創新，這樣一來財政分配乘數與貨幣乘數都在發生著深刻變化，在儲蓄不斷提高的作用下，我國近年的邊際消費傾向逐年下滑，財政、貨幣政策乘數逐漸降低，不維持較高的貨幣供應量及市場流動性，經濟難以啟動，始終難以擺脫“一收就死，一放就亂”的怪圈。

(四)政策工具操作不規范，加大宏觀調控難度

以常用的兩大政策協調配合工具財政存款、國債為例。

1.財政存款。一是部分財政存款游離于財政存款繳存體系之外對全社會流動性影響較大。據調查，近年來財政部門有相當多的現金并未存放國庫，而是通過企業定期存款形式存于商業銀行。部分地區抽樣調查顯示，近幾年來這樣的財政存款占全部存款的比例在10％至14％之間波動，數額較大，這部分財政存款向金融體系注入巨量流動性，增加了中央銀行在公開市場進行對沖操作的壓力。二是財政存款數額的季節性波動明顯對中央銀行貨幣政策操作帶來一定的影響。近年來，財政存款數額季節性波動明顯。以月為周期衡量，財政存款庫存波動率平均達到10％，以季度為周期衡量，庫存波動率平均達到20％左右，以年度為周期衡量，庫存波動率平均達到30％左右。這使得中央銀行在制定和實施貨幣政策時還必須根據財政存款的季節性變化特點，有針對性地采取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貨幣政策調控的復雜性和難度。

2.國債。在西方國家，公開市場操作的主要工具是短期國債。然而，國債在我國的貨幣市場上只擔當著次要角色，原因在于財政部發行的短期國債有限，1年期及1年期以下的國債因為其特有的靈活性，是中央銀行公開市場業務操作的主要工具，但在我國短期國債所占比重較小，中長期國債所占比重較大，致使中央銀行持有的短期國庫券數量偏少；而且，商業銀行將持有的大量國債視為優質資產，不愿出售。所有這些，導致市場交易不旺、國債二級市場運行不暢，使公開市場業務缺乏交易的基礎，嚴重影響了中央銀行進行公開市場操作的政策效果。

三、后金融危機財政、貨幣政策選擇及協調策略

在后危機時期，我國宏觀經濟受輸入性通脹、結構性矛盾以及全球性金融危機的影響，已經進入長期高速增長路徑下的短期波動下行區間。因此經濟調控政策的正確選擇是，保持政策的連續性，減弱政策擴張力度，促進經濟增長，管理通脹預期；以財政政策為主體推進結構調整，調整收入分配結構，改善供給；大力推進市場化改革，靈活運用政策工具提高協調效率，保證經濟發展的可持續性。

(一)明確政策協調的目標：調節經濟總量平衡，促進經濟增長，管理通脹預期

后危機時代恰逢我國的工業化、城市化的攻堅階段，集于“高儲蓄、高失業及高產能”的現狀，極易引發通縮和速度抑制型就業。因此，該階段必須依靠一定的速度、一定的通脹才能支撐發展與就業，同時在發展的過程中防止資產泡沫。因此兩大政策要保持一定的連續性和穩定性，并要在以下方面進行重點配合：

一是配套促進經濟以穩定的態勢均衡增長。兩大政策要合力調節經濟增速、增量與增質，以發展化解需求不足、就業等矛盾。以內需逐步增長為退出起點，協調實施財政、貨幣政策，財政上堅持積極的財政政策，但支出的投向應適度調整，貨幣政策退出已是大勢所趨，但退出不宜過急。根據發展適時選擇速度克制性配套(緊縮貨幣政策、適度擴張財政政策)、通脹允諾型配套(適度緊縮財政、貨幣政策)和通縮抑制型配套(同時擴張財政、貨幣政策)，提高政策調節的靈活性與準確度。

二是以貨幣政策為主，控制資產價格膨脹，管理通脹預期。中央銀行應采取適當的“緊縮”措施，合理地控制貨幣信貸增長，進而控制通貨膨脹和資產價格的過快增長；同時，要加快貨幣供給制度改革，積極引入貨幣政策規則。財政政策要在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實現收入的合理化和均等化，縮小貧富差距，完善社會保障體系等方面擴大有效需求，從而實現物價穩定目標的實現。

(二)突出政策協調的核心：以積極財政政策體系為主，改善供給管理，推進結構調整

凱恩斯主義的需求管理對于各國應對金融危機起到了很大作用，但是在后危機時代，面對緩慢的經濟復蘇及全球經濟再平衡，單純依賴需求管理的總量擴張會帶來滯脹的風險。因此要通過供給面的管理進行結構調整(賈康，2008)，特別是供給面的結構與效率。一是優化投資結構，加快產業結構調整升級，大力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和現代服務業，堅持淘汰落后產能。二是加快推進資源要素價格改革，使經濟增長客觀反映資源環境成本。三是加快環境保護力度，增設環境稅，堅持“誰污染，誰治理”，實施全民環保計劃。四是更加注重推進自主創新，有效提高產出效率的財政政策安排。五是加大金融支持結構調整的支持力度，落實有保有控的信貸政策。積極支持民營經濟發展，改善儲蓄結構和發展消費信貸。

(三)完善政策協調的機制：健全體制基礎，深化財政金融改革

市場經濟體制的發展、完善和成熟是財政政策、貨幣政策充分協調配合、充分發揮效用的基礎。并且，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還伴隨著金融體系、財政體制、國有企業制度等一系列的改革。

一是要深化財政改革提高財政政策調節能力。在健全財政體制方面，在合理界定事權基礎上，按照

財力與事權相匹配的要求，進一步理順各級政府間財政分配關系；調整財政分配結構，強化均衡服務，提高民生支出占比，建立健全社會保障網；建立健全稅收分配格局，推進結構性增支，加強初次分配與再分配調節，加強資源性、財產性分配調節，建立分層分級的稅收、公債、財政體制與預算調節體系；健全統一規范透明的財政轉移支付制度，提高轉移支付資金使用效益。

二是要深化金融改革提高貨幣政策調節能力。健全中央銀行調控機制；加速推進金融市場化，也即資產價格市場化、業務經營自由化、市場準入市場化和資本流動自由化；建立健全金融監管機制；穩健推進人民幣國際化進程，合理調整匯率水平；加強資本市場建設，提升資本市場的效率和規模。

(四)靈活運用政策協調的工具：系統協調總量、速率與結構手段

提高協調效率的基礎在于手段的協調。一是總量手段的協調。注重財政收支規模、債務率與赤字的控制，注重金融借貸差、貨幣流動性的控制，共同構筑總量增速、總量增效調節體系。二是速度調節手段的協調。注重財政收支增長速度、貨幣供應量與國民收入遞增速度的協調。三是結構調節手段的協調。注重發揮財政性稅收、補貼、公債、金融性利率、匯率的結構調節的協調，協作調節使經濟、產業、區域乃至階層的國民收入結構進一步優化。逐步將兩大政策的經濟增長貢獻率提高到50％以上，使其成為宏觀調節最有力的手段。

(五)加強逆周期風險、預期的調節：超前防范、超前導向

進入后危機時代后，風險與導向性調節將成為兩大協調的另一重點。風險調節的重點在于防范債務風險、停漲風險及國際貿易失衡風險；而導向性調節的重點，則在于根據政策的時滯，建立財政、貨幣政策預期系統，涉及總量、結構及預期導向指標等，實施窗口導向，使其成為國民經濟較為靈敏的導向標。

(六)把握財政貨幣政策協調的背景：要與當前世界和我國的經濟形勢相適應

隨著全球經濟的初步復蘇，我國的財政、貨幣政策的實施要把握好度，要考慮到中國經濟趨勢變化對世界的影響，同時還要考慮到世界經濟變化趨勢對我國經濟發展的影響。因此，財政、貨幣政策的協調組合不僅要視中國經濟狀況而定，還要根據國際金融、經濟的發展形勢而定，要保持實時地檢測與變更，以期達到政策協調配合的最佳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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