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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文化交流概念范文

對中華傳統文化價值體系的研究一直以來是理論界的研究重點，各種觀點層出不群，但都脫離出儒學價值體系的大概框架，由此看來，儒家文化可是說是中華傳統文化的精髓。儒家文化一直是中國文化的主流。還有別的學者提出，中華文化強調倫理，社會成員關系主要以人倫關系為主，即“父子兄弟君臣”，追求群體互助，這和西方文化的“個體本位”和“自我中心”是截然不同的。在思維方式上，中華傳統文化重直觀感受，發散性思維，依靠解釋，以綜合總結為主，不像西方那樣重視理性推理，強調邏輯演繹，依靠嚴密的自然科學分析過程。在家庭關系方面，中國文化以社會本位價值體系為主，整個社會在家庭內部建立起了嚴格有序的尊卑關系，完全投射出“責任—義務”價值觀，按照一種由下而上的依附關系，強調的是集體的威嚴制度，個體是整體的一份子，依靠強烈嚴格的“忠，孝，仁，義，禮”道德倫理價值觀約束個體的獨立性，宗族關系將整體牢牢地捆綁在一起。這一套嚴格有序的關系，具有典型的“自我——群體”結構特征。而與此相比，西方文化則以個人主義和自我為核心，把人看作為單個的具有獨立思想個體，自己對自己負責。西方的個人——自我中心主義也催生了西方強烈的民主自由意識，偏重于對物質世界的關注和研究，具有敏感獨特的自我空間意識，隱私價值觀念。因此在各種社會關系和人際互動中，對自我隱私和空間的要求，對他人，對自己獨立精神的特別尊重等，是西方群體散發的特性。而物質主義則是西方人世界觀的集中體現。總而言之，中西方文化差異可以簡要歸結為以下幾點：注重群體互助—注重獨立自助；強調歸結集體—強調個體價值；注重親密關系—注重個人隱私空間；注重人情關系—注重規則關系；偏重群體和諧—偏重個人競爭；感性發散思維—理性直線思維；集體至上—個人至上等。

二、中西方跨文化交際的屏障

中西方文化中鮮明而強烈的差異性是造成兩種文化交流不暢的主要原因，大大增強了兩種文化交際的不適合摩擦，而這些種種不適的感覺直接來源于生活互動和交際中方方面面，從最基本的衣食住行，到更深一層的約定俗成的社會交際規則。

1、文化異質性引起的跨文化交際錯位

中西方文化的異質性在于兩種文化的根源性所反映出來的對自然，宗教，政治的態度。以商業氣息為主要特征的西方文化圍繞著海洋發展起來，而以農業氣息為主的中國社會經濟圍繞著土地發展起來。西方文化在其文化個體對海洋的探索中塑造出強烈的冒險精神，公平民主意識，重視私利。在處理人與自然關系上西方文化呈現一種尖銳對立關系，然而，西方人最終還是對自然采取俯首的態度，生活生產中，大自然時不時會展現出其冷酷強大的一面，各種超越人們認知的事件使人們愈發相信“神秘力量”的存在，“人主宰”的地位讓位于“神”，揭開宗教的面紗，各種虔誠的崇拜無不是建立在對自然詭異力量的敬畏，宗教，圖騰等的崇拜實際上就是人們對自然采取一種滿懷感激和尊崇的態度，感激自然所賜予的生存生活資料。對于宗教，中國人更相信“人”的力量，連孔子都對鬼神之事避而不談，宗教生活雖然也穿插在人們生活之中，但從來都不是主流和重點，沒有像正統的儒家文化一樣上升到整個國家的角度。中西方文化的這些明顯的異質性很容易導致兩種文化在跨交流中出現偏差乃至對立，作為深受文化熏陶的個體在交流過程中很容易在這些大的方面產生分歧和誤解，進而影響到交際細節，產生錯位對立，陷入困境。

2、文化特有概念

造成的跨文化認知障礙中西方文化的不同導致一些共有概念在雙方的文化語境下有著截然不同的意義，此外，兩種文化下的語言在某些方面總會有不同之處，當遇上了特定條件，一種文化的標準規范和另外一種文化的標準規范就出現了偏差，未經過這一特殊認知培訓的人當然不會察覺到，自然而然缺乏一種特殊條件語用的敏感性，往往會在交際中走入誤區，無意識地進行語用遷移，造成交際不暢。而在跨文化交流中，雙方個體很容易忽略和關注這些，除非一些特別明顯的忌諱。還有很多人在因這些原因引起的誤解和摩擦后很難做到“換位”和“包容”。僅憑著一些思維定勢去與另一種文化個體進行交流，結果可想而知，很容易造成交流不暢。因此，在中西跨文化交流中會出現這樣一個泥淖：交流雙方在對同一事物，有先天性的不同認知。同一概念或者詞語在兩種文化的語境下有截然不同的內涵和象征偏差。而問題就在于，交流雙方往往用自己的文化語境去衡量這種認知，站在自我中心的立場上看待另一種文化的認知，缺少一種換位的文化語境轉換。由此，雙方的交流就會出現“言此指彼”或者“各自言說”，無形走入跨文化交流的困境。

3、交流地位不平等造成的跨文化障礙

平等是適用于一切交流的最基本的準則和要求，而這正是中西方跨文化交流中所欠缺的。缺少平等，就會出現一種文化對另外一種文化頤指氣使。“文化杠桿”只會“一邊倒”。推行所謂的“普世價值觀”本身就是一種文化強勢，違背了最基本的文化概念。從歷史學的角度來看，近代的中西方文化交際在槍炮中就已經出現了地位偏差，西方文化一直在強調“普世價值觀”的概念，傳統的中國文化遭受著革命變換的巨大沖擊，中國文化“西方化”的進程大大沖刷了中國傳統文化的印記。而反思這些進程，無不是以西方近代的社會價值觀，科學觀作為標尺。過熱的“以西為鏡”，偏重西方體系，自然而然就會忽略自身文化體系中埋藏的巨大價值和潛力，以另一種文化的差異性去理解和對照自身文化，并追求“等同”，本身就將自身文化陷入了低一級的不平等地位。在這個過程中，本文化中的道德，哲學，藝術，科學，宗教，民俗會不可避免的受到偏差性的衡量。近代一系列的激烈社會變革和盲目的“文化潮”大大抹殺了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光彩，過度地否定了傳統道德文化的積極力量，造成了整個社會對中國傳統文化的輕視和不自信。中國傳統文化中的民族認同感，自豪感，民族價值感失去了原有的影響力和號召力，傳統的價值體系已然崩塌。從文化霸權和文化殖民的角度來看，“西方潮”的突進正昭示了傳統文化的缺口，為西方文化的“侵入”提供了良好契機。傳統文化喪失“話語權”，西方文化獨霸天下，用自我的“普世價值觀”衡量一切文化。久而久之，“普世價值”在本文化殘破的根基上生根發芽，為人們接受。西方人站在西方文化的立場上理解東方文化，這種自我文化中心主義導致的偏見必然會加深“不平等”的姿態，大大阻礙中西方跨文化交流進程。

三、提高中西方跨文化交流適應的策略

提高中西方跨文化交流無疑最先要從跨文化雙方的個體—人入手。無論涉及哪一個領域的跨文化交流，只要抓住了跨文化困境的主要矛盾，從主要方面，即中西方文化的特性和文化根源入手，逐漸深入理解雙方文化載體下的具體細節的不同，才能做到理解，進而做到包容，不再以“先入為主”的思維偏見去看待跨文化交流中的異質點。交流雙方的個體要帶著審視和好奇的態度去對待新文化，多去主動通過各種途徑加深對新文化的了解，有了了解，才能對交流過程中應該注意的問題和忌諱有所準備，避免跨文化交流過程中出現尷尬。培養文化寬容性，交流雙方在交流中要消除陌生感，在互相尊重對方文化特質的基礎上，適當的拉近心理距離，增強互動，對新文化要保持持久的興趣，進而加深雙方的自由交流，在對異國文化的情感體驗中加強跨文化交際能力。

四、結語

第2篇：文化交流概念范文

[關鍵詞]文化包容意識 文化感知能力 有效交流

交流素養和能力的構成，包括文化寬容態度和文化尊重意識，即尊重參與溝通，協調、進行信息分享各方的不同文化背景，包容不同于本國文化的思維方式、談吐表述模式；出于各自的立場，在各自的態度、意向上進行協調與溝通，表達各自的立場觀點，通過有意義的信息傳遞、接收與反饋，用包容的態度達成彼此間的理解；以對方的表述習慣和方式進行信息共享，使參與交流的各方在一定程度上，尋求某種共識，或者產生互動，由此實現各自的合理意愿，維持各方的進步和發展。一個國家或民族的文化傳統都是獨特的，它的形成有著的深遠的歷史背景、地域因素的影響；其中占重要影響地位的因素主要有：該國家或民族所經歷的特有的歷史事件、其獨特的歷史經歷；該國家或民族在自身所處的地理位置環境等等。這些諸多因素的不斷地交織、演變并逐漸積淀最終了形成某國家或某民族的特有的人生價值觀，思維方式、道德準則、宗教信仰、風俗習慣等，這一切構成了各民族之間特有文化，導致文化上的彼此差異。因此任何一個國家或民族所具有的文化都是其特定歷史發展的必然產物，都有它存在的合理性，都應當受到應有的尊重。這種對各種不同于自身文化的外來文化的尊重包容意識，是文化理解能力的一項基本要素。

一、文化交際中的語言能力和文化能力

這里所提的文化交流涵蓋了經濟文化、科學技術的交流。

日益頻繁進行的國際交流活動，使對于文化交流的基本概念也逐漸明確地分離出了文化交際和文化交流的不同層次，各有著不同的側重。

（一）文化交際的含義

從民間的、國與國之間的交際交流層面講，對于來自不同文化背景人們的個人之間，群體之間，組織機構之間交流活動，或是國與國之間的交際。它側重于各種形式的交際往來，其愿望主要是增進彼此間的相互了解和友好往來，和睦彼此間的關系，這種交流側重于是不同的文化交際，發生的層面廣泛多樣，是文化交流的基本形式和基礎。

（二）文化交流的實質目的：信息共享

從國家與國家之間或民族之間的角度講，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文化傳統的價值觀、思維方式、道德準則、宗教信仰、風俗習慣等的接觸，是在更深層次上的各種文化觀念，習俗、行為模式的對話、溝通、協調。在這個層面上的文化交際實際是各種文化信息的分享、交流。國際事務中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文化交流的最終目的是：信息共享，通過有意義的信息傳遞、接收與反饋，在各自的態度、意向上進行協調與溝通，表達各自的立場觀點，尋求某種共識，或者產生互動，由此實現各自的合理意愿，維持各方的進步和發展。

（三）有效的文化交流的能力要素：語言能力和文化能力

要實現有效的文化交流，文化交流者必須具備語言能力和文化能力。語言是人類歷史和文化的結晶。任何一種語言都必然植根于特定文化的環境之中，是某特定文化的有機組成部分，隨該特有文化的變化而發展變化，對自身文化又起著載體的作用：傳承特定文化的內涵，并使之不斷發展。各民族之間文化上的種種差異也必然在各民族的語言中表現出來（汪榕培 ，盧曉娟：《英語詞匯學教程》）。然而在與不同文化背景者交流實際中，人們更多地關注于語言的流暢度。文化的交流、交際能力諸多因素影響，它不僅僅取決于外語語言能力、語言技巧，它還涉及到語言以外諸如政治、社會、文化、心理、習俗等許多因素。常常有這樣的情況，母語不同語言的人在交際時，即使雙方都使用相同的語言交談，并且語言表述都流利到幾乎沒有語言障礙的程度，也同樣會產生語用的不得體或語言遷移的錯誤，究其緣由，是因為雙方母語文化背景的差異，最終導致交際中的文化性失誤，即一方不了解另一方的文化價值觀中的社會、文化、心理、習俗，甚至特有的身體語言所能提示的信息、意圖所至，歸結為交流者的文化能力有所欠缺。

二、實現“有效的溝通和交流”在于語言能力和文化能力同步發展

對于文化能力，H．H．Stern(1992)認為：它不僅包含諳熟社會的規范，約定俗成的行為規則，價值觀念和社會文化結構的構成定位，而且還包含從文化的視角辨認重要事實的能力以及具備區分可接受的文化成分和不可接受的文化成分。

文化能力具體表現為對其他文化的理解力。文化理解能力是文化能力的實質核心，是深層層面不同文化交流得以順利進行的保證。只有具備了文化理解能力，才能在各種不同文化交流中做到得體，減少不必要的曲解和誤會，它有力保障達成交流的愿望，從而提高交流的有效度。文化理解能力除去對其他文化特性特點的敏銳感悟力，而應包含以下方面的內容。

第一，在要樹立文化平等觀，承認各民族文化都具有合理性的。在文化交際交流中，對不同于本族文化的他文化具有包容意識。由此可見，實現有效的文化交流，在必須具備良好的目標語言的聽說能力的同時還要具備對其他文化特點的敏銳感受力、充分尊重同文化背景下的價值觀，思維方式，行為模式；不排斥與自身文化相異的其他文化意識中或價值觀中的合理成分。交際雙方變換視角，以對方文化的價值觀來看待和評價對方的所作所為，跳出自身文化價值觀的習慣性定勢，容忍、尊重并理解彼此間存在的不同。對其他文化在交流中應持有的態度是：既不妄自菲薄，也不妄自尊大。

由于文化能力所包括的最基本組成有：對其他文化特點的辨識力，即感受力；對不同于自身文化的包容意識，即對其他外來文化的理解和尊重意識，它們是有效地進行跨文化交流的有力保障；認知其他文化的先決條件是對其他文化的敏銳度，表現為在與他文化背景人士的交流過程中對對方的意愿、態度給予及時的反應和反饋；文化包容意識，這個文化能力的基本因素，即對與自身文化不同甚至差異很大的其他文化背景下的價值觀，思維方式，行為模式的充分理解和包容，影響著在跨文化交流過程中交流各參與方的所持的態度，認同感以及相互間的接納程度，對于跨文化交流的有效度有著重要的影響力。

由此外語教學不僅是要使學習者掌握目標語，而且還要使他們通過學習了解該語言所依附的文化，使語言能力和文化能力得到同步發展，才是避免與不同文化背景人們交流中的誤會、失誤，充分地交換各種交流信息，理解彼此的交流意圖、交流愿望，以達成真正意義上的“有效的溝通”和交流。

三、文化能力的培養：大學英語教學中需要更多的關注

2004年由高等教育司的《大學英語課程教學要求》（試行）明確地提出大學英語教學總體目標是使學生“用英語有效地進行信息交流” 。指出：“大學英語的教學目標是培養學生的英語綜合應用能力，特別是聽說能力，使他們在今后工作中能用英語有效地進行口頭和書面的信息交流，同時增強其自主學習能力，提高綜合文化素養，以適應我國社會發展和國際交流的需要。

與以往的大學英語教學大綱有明顯的兩大不同點：

其一，特別強調了聽說能力在大學英語教學中應占有的重要地位；

其二，突出強調大學英語教學的最終目的在于：實現有效的信息交流。

外語教學的核心目的在這里清晰地突出強調了大學英語教學的最終目的在于：實現有效的信息交流。外語學習者以按目標語言的思維習慣和交流模式，明確地表明態度、觀點，闡述理由，進行論證說明，采用來自不同文化的交流對方所習慣的思維方式和交流方式，才能循得有效交流的有效達成途徑，保障可能收獲的最大交流成效，才真正地體現了對其他文化的敏銳感受力和包容意識，外語教學決不僅僅是培養聽說讀寫四會能力，同時，讓外語學習者真正理解文化能力內涵，并實踐性地運用文化能力；為學生樹立起這樣的文化意識：既不能盲目模仿其他文化特別是西方文化，也不能看不起自身的母語文化；每個文化都有著其各自的特點上、歷史淵源和地理位置的成因，在跨文化接觸交流中正確地理解來自它文化背景的人們的價值觀念、思維方式和行為模式，從而實現在深層次上進行觀念、意圖上的有效溝通。

因此，我們的大學英語教學應以中、小學階段的英語文化背景知識教學為基礎，對于英語學習者的文化能力的培養和訓練要予以足夠的重視。要在堅持文化交流原則基礎上，采用對比分析形式，增強學生的跨文化意識，注意提高學生的文化感悟力和對文化差異的敏感性，使學生不僅掌握孤立的語法規則、詞匯或句型，而且了解不同語言的文化背景，學會并習慣在實際交流中運用不同文化背景的交際思維方式、行為模式。在課堂教學中，首先應立足于教材，將文化背景知識融入到課堂語言教學中去，讓學生在學習語言知識的同時了解西方文化，切實增強學生跨文化交際的敏感性和適應性，提高跨文化交際的能力。

其次，我們要注意教學內容的實用性，使文化因素的導人在與英語本族語使用者交往時應該非常實用。堅持相關性與實用性原則，著重選擇在跨文化交際中會經常用到，并可以促使這些交流順利而有效地持續進行的文化內容，結合語言的教學和訓練施教，使文化背景知識的介紹卓有成效。（郭紹波，董 燕：《寓文化教學于大學英語教學初探》）

四、文化能力培養：大學英語教學中需要更多關注

我國高等院校英語教學所要達到的主要目標是培養英語學生的文化交際能力。應在課堂教學中對學生的文化能力的培養給予足夠的重視。文化知識教學在語言學習中不是可有可無的第五種技能，教師必須使文化教學始終滲透在語言教學過程中。把文化教學融合進大學英語的課堂教學，培養對各種他語文化間的深層差異的敏銳感知和辨認力，對學生進行文化能力訓練，使它不游離于英語語言的聽、說、讀、寫等技能訓練，在學生中樹立起對其它文化的寬厚的包容意識，堅持以文化交流的原則為出發點，發掘教材的內容素材，加強對學生的文化能力的培養，使英語學習者在發展英語的語言技能的同時，樹立起不同文化交流中必需的文化意識尤其是文化包容意識，奠定良好的文化實際交流基礎，在交流過程中能夠以其它文化背景人士的思維方式、行為模式和習慣的從事習慣，進行不同種類信息的充分分享、交流。盡可能地減少因文化背景的不同而導致的交流誤會、溝通障礙，以達成卓有成效地進行溝通和交流。最終實現大學英語教學總體目標：使學生“用英語有效地進行信息交流”。

參考文獻

[1]趙厚憲，趙 霞：《論文化教學原則》（2002年9月， 外語教學第23卷第5期）

[2]吳文虎主編：《傳播學概論》（ P3-4.，武漢大學出版社）

[3]郭紹波，董 燕：《寓文化教學于大學英語教學初探》

[4]官希慧：《論語言能力、文化能力和交際能力之間的關系》

第3篇：文化交流概念范文

(一)文化融合的主要形式及表現的信息特征1．語言的融合不同的語言體系在交流過程中會產生主動或被動的融合現象。日本的語言體系是主動融合的典型代表之一。在1000年之前的中國漢語對日本平假名與片假名的創立影響，到現代日語的外來詞匯如英語、德語、法語形成的片假名詞匯等無不表現日語主動吸收外來語系，擴大并形成自己語言體系的主動融合特性。被動融合的現象在當前最突出的表現莫過于英語被融合到其他語言體系的過程。英語的被動融合現象是伴隨著互聯網的發展、信息技術的應用與經濟全球化的發展而發展的，體現了經濟、技術與文化的融合。在語言融合的過程中，除了豐富自身的語言體系，更關鍵的是提升了語言工具使用者的信息素養，進而促進了整個語系使用族群的技術、經濟和文化的交流與發展。2．民族與習俗的融合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習俗慣例，隨著國際交流范圍的擴大，各族群與民族的交流更加頻繁，生活習俗與慣例產生逐步融合的現象。例如，情人節、圣誕節等西方節日在世界的普及，以及中國的春節、端午節、中秋節等在世界范圍內影響的擴大等。民族習俗的融合是人們交流、信息源擴大的結果。3．專業知識的融合專業知識是基于專業理論基礎的知識與實踐體系，專業知識的融合能擴大習得者的知識結構，開闊學習視野，能運用不同的知識體系來進行決策實踐。如回歸概念與方法在經濟學、社會學、生物學、心理學等的廣泛計量分析使用是數據分析方法與專業融合的典型應用。專業知識的融合促進了整個知識系統的有機結合，使知識結構更豐富、合理，促進了信息轉化為有價值的知識。4．價值觀的融合價值觀是決策體系的風向標與基礎，不同的價值觀就會形成不同的決策選擇。信息意識與價值觀決定了決策中的信息源、信息域、決策方法與評價體系等。博弈論研究以及換位思考決策的廣泛應用，是價值觀融合的結果與表現。5．綜合形式文化的融合一般涉及的主體、客體復雜多樣，因而在實踐中的融合方式與表現也是多種多樣的。不但涉及上述的語言、民族習俗、專業領域和價值觀等等方面，還涉及創新與延伸領域。

(二)信息素養教育的特殊性分析學生作為一個具有獨立決策能力的主體，在學習與生活中必須具備一定的信息素養，這樣才能提高學生在多元化文化背景下的專業學習、科研與實踐鍛煉中的決策有效性。但是信息素養的培養與教育不同于一般的專業知識與技能訓練，其目標導向性、價值主導性、標準多樣性以及決策判斷貫穿于整個培養與實踐過程。信息素養培養強調的不是接受知識的學習能力，而是在開放背景下，知識搜尋的范圍廣、準確、快速與有效的能力。1．信息素養教育是基于價值判斷的教育信息素養的提升能促進決策者的決策效率與決策效果，而決策效率的提高和決策效果的提升需要決策標準的正確與評價方法的有效，而評價方法與標準的確立需要基于價值判斷的信息觀的確立。也就是說價值觀的確立是信息素養教育的基礎。2．信息素養教育是素質教育的基石信息素養為促進學生的綜合素質提升起到了導航的作用，是學會求知、學會做事、學會共處、學會發展和學會改變等終身學習的核心素養的基石，它為終生學習構建了持續上進的改變機制與判斷、決策機制。3．信息素養教育是能力教育信息源選取、信息域確定所表現的信息意識與信息能力，是當代信息技術發展背景下學生必須具備的能力基礎。如何選取與決策相關的信息，并選擇相應的方法進行有效決策是信息素養能力教育的體現。當前高校學生表現出的決策無語現象說明應用能力培養的缺失或不夠重視問題。4．信息素養教育是實踐教育信息素養一方面表現為信息文化，一方面表現為實踐操作與決策能力。它不單單是理論上的知識體系，需要掌握一定的理論基礎，還需要具有相應的實踐技巧與技能。例如，便利的信息技術的選取、安全的開放空間的交流技能、決策實施的效果與效率評價分析等，信息素養的水平是以實踐中的操作效果來體現的。多元文化教育是高等教育未來發展的重要領域，而有選擇的學習是會學習的主要標志之一。信息素養在多元文化融合與教育過程中為有選擇的學習與決策目標的確定起著決定性的作用。其特殊性在于與應試教育不同，更側重于決策能力的培養。文化融合過程的矛盾性、反復性與沖突性，需要信息素養的支撐與協調。信息素養的綜合信息技術能力又會在促進融合的效率的同時滿足目標的有效性。為了學生能夠在信息查詢和知識創新中做出符合預期的決策，那么培養學生的信息素養過程應是一個循序漸進、持續不斷的過程。

二、多元文化教育與多元文化融合過程中信息素養教育的需求分析

基于多元文化視野下的信息素養綜合能力的培養，主要是使得學生的學習視野拓展的全球范圍，利用信息檢索與學習軟件提高專業知識學習的廣度與深度，進而提高其研究能力、分析能力、決策能力與實踐能力。這樣培養出來的學生就會表現出在本科階段會學習，在研究生階段會研究，在工作階段會操作。因而信息素養教育的需求就體現出尊重需求、共生需求、包容需求和發展創新需求等。

(一)尊重需求經濟全球化、計算機技術以及國際交流的深化與發展為人們提供了快捷、突破性的視野范圍。尊重需求體現了和平、發展與進化的需求，不是存同扼異的文化侵略，而是的協同發展。尊重需求一方面表現為文化知識之間的跨度，也就是不同的知識體系具有不同的研究內容、運作機制與應用領域;另一方面表現為決策者的人文背景，也就是起碼的研究教養與學識風度。

(二)共生需求不同專業、語言文化甚至宗教，代表了不同的知識技術體系與價值背景。因此在文化交流過程中會產生依賴信息傳遞效率的共生需求。共生需求的表現為文化專業知識的互補性，而不是價值批判的斗爭性。

(三)包容需求學習與交流中的未知或難知問題，會以某種特定的形式留存在人們的潛意識之中，同樣在跨文化交流的多元文化背景下的一些與主體價值體系不一致或難以理解的認知等以留存狀態存在，體現了多元文化教育與融合過程的包容特性。

(四)發展與創新需求技術創新是推動社會進步的動力，文化是技術進步與擴散的傳感器，多元文化就像多通道系統會促進技術散播的效率，促進整個社會群體的共同進步。吸收其他文化的先進理念，完善決策主體的價值觀體系為文化與技術創新開辟了新的途徑。

三、多元文化融合與信息素養互動機制的概念模型

在多元文化教育過程中，某些指標如外語水平、學習視野的大小、教育的程度、跨文化學習的能力與動力等會促進學生的信息素養與多文化融合的提升。這些指標如外語水平可以是用大學英語四、六級水平或日語一、二級來表示的顯變量，而有些是無法測度的潛變量，如:價值觀的取向、評價方法的有效性等。因此需要設計調查問卷，獲取實證分析的數據，據此理清多元文化教育、融合與信息素養水平的作用程度與關系，進而明確大學生信息素養教育的重要性，并為當前我國高等教育的跨文化交流，尤其是中外合作辦學提供研究基礎。

(一)多元文化融合與信息素養教育互相影響的基礎分析在多元文化教育過程與多元文化融合過程中，學習視野、跨文化交流技能等指標會促進學生信息素養的提升。多元文化融合的表現是語言能力的提升、專業知識的拓展以及價值觀的多元性。語言能力、專業知識與信息素養的信息交流能力、信息獲取渠道、信息處理能力呈正相關關系。價值觀的多元性與信息處理工具、信息素養的決策方法選取為正相關關系。通過對天津理工大學2013屆221名畢業生的調查分析，學生在進行數據源分析時的獲取途徑一般為向老師或同學請教、教材、統計數據庫、網絡查找以及自己實踐或實驗獲得等5種常用方式。86%的同學獲取途徑為1～3種，12%的同學至少用到了四種以上且數據源定位率高。而數據源定位高的學生的專業學習成績也較高(以綜合績點為成績指標)，二者的相關系數為0.94，呈現強正相關的關系，印證了上述概念分析。數據源分析是信息素養的基礎，數據源的來源與數據域的定位準確與否是衡量信息素養的基本標準。多元文化融合與信息素養的指標之間存在著正相關關系，說明其存在著互相影響、互相促進的作用機制，但是否存在因果關系，需要數據驗證(另文通過實證分析論述)。多元文化融合所體現的文化融合、價值觀融合、習俗融合、專業知識融合等過程中，對于信息素養的數據源增加、數據域準確、信息處理技能以及信息決策方法等起到促進作用。反過來，信息素養的提升是由數據源增加、數據域準確、信息處理技能的提高以及信息決策方法的便捷有效等來體現的，同樣會促進多元文化融合的效果。由此體現了多元文化融合與信息素養互促共進的作用機理。

(二)多元文化融合與信息素養互相影響的概念模型從提升學生學習視野的開放性、多元化、全球化、現代化與信息化的角度著眼分析，多元文化教育環境與指標體系的變化與信息獲取途徑的多樣性，表現為多元文化融合與信息素養的互動機制。在影響多元文化教育與融合的因素中采取主成因法(閾值大于85%，下同)確定的主要指標為語言知識與能力、專業知識與能力和跨文化交流能力。在影響信息素養的因素中采取主成因法確定的主要指標為信息源決策、信息知識體系和信息技能。由上述二級指標建立的多元文化融合與信息素養互動影響的概念模型如1圖所示。由圖中M3跨文化交流能力為例，其包含的二級指標為溝通能力、知識獲取能力以及文化認知能力，分別與信息源決策、信息知識體系、信息技能互相影響，其余指亦然。通過分析多元文化融合與信息素養教育的作用機理，建立概念模型的目的是為實證分析建立理論假設的研究基礎。然后通過實證分析確定二級與三級指標間的因果關系，確定信息素養與多元文化價值取向的影響度指標體系。為實踐中的多元文化教育提供研究依據，提升學生的跨文化交流能力、學習能力與決策能力。

(三)多元文化融合與信息素養互相影響的動力機制通過對多元文化融合與信息素養的作用機理分析，二者呈現互促共進的表現為互動機制。多元文化融合對信息素養對學生綜合素質指標，如:跨文化學習能力、海量信息定向的選擇判斷能力、數據選擇與決策方法的便捷有效呈正向影響。因為多元文化融合與信息素養教育的互動機制，所以在高等教育的跨文化交流，尤其是中外合作辦學的過程中需要從二者的相關互動關鍵指標體系入手，引導學生在多元文化學習過程中進行價值觀維護、修正并形成成熟的價值觀體系。然后進行開放式、跨文化交流，才會提升學生的學習技能與決策能力。互動機制一方面表現為二者的互相促進與正向影響，如專業知識的融合與語言的融合對于信息源擴大及選取方法的正確有效是互相影響互相促進的關系。另一方面，表現為引導機制，如語言的融合過程中會促使學生了解跨文化的學習背景，擴大了學習視野，提高了學習效果，也就說，通過多元文化融合引導并促進了信息素養的提升，反之亦然。

第4篇：文化交流概念范文

近年，我國的日語教育蓬勃發展，取得了長足進步。新時期的日本文學教學研究也走過了30多年的發展歷程，但是“日本文學史”課程與其他各科相比相對滯后，很難反映中日文學交流的實際狀況。本文擬從日語學科建設的角度，從多方面對這些年來我國“日本文學史”課程的教學得失進行分析，探討建立“東亞漢字文化圈”視域內“日本文學史”課程教學的新思路。

一.漢字文化圈中的“日本文學史”

首先，日本文史具有不同于其他國別文學史的特性，這和中日文化、文學交流的特性是密切相關的。關于中日的文化交流，日本學者加藤周一有段精辟的論述：“在將近兩千年的日中交流關系當中，中國的影響在古代是壓倒性的，那以后就一直強勁地波及日本。進入近代以后，雖然從日本到中國的影響有一些回流。但是中國對日本壓倒性的文化影響，從文字，從建筑，從法律，從城市規劃，在一切方面，都進入到非常深的層次。而這又是不帶軍事占領的。這樣的例子恐怕是再沒有的。”他還舉出羅馬帝國來與對照，指出古代羅馬在征服整個歐洲的時候，就實行了軍事占領，甚至連英國也是。由于羅馬帝國統治了英國，當然文化上的強大影響也就進來了。就從語言上看，拉丁語進入了英語。然而，中國對于日本，并沒有軍事占領的企圖。從我國漢魏時代就已經開始的中日文化交流，是兩國人民共本文由收集整理同參與和推動的。從那時直到19世紀末，都可以算是古典型的中日文化交流階段。中日文化交流在這個相當長的時期內，都是以單向交流為主的模式。這一時期的日本文學，從“漢風謳歌”時代到“國風”文學的勃興，從平安時代初第一個“漢文學高峰”到“五山漢詩文”，可以說日本文學發展的每個時期都與中國文學、文化的東漸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一部日本文學史（尤其是日本古典文學史）就是一部中日文學的交流史、影響史，而且這種交流和影響往往又是單項的，她總是以日本文學、文化對中國文學、文化的攝取為中心。

需要指出的是，漢字在兩千年中日文學交流乃至在整個東亞文化交流中發揮了極其重要的媒介作用，從而形成了一個所謂“東亞漢字文化圈”。正因為如此，這使得中日兩國人們至今還能很輕松地閱讀對方一千五百年前的作品，而圍繞兩國文化、文學的某些誤解也因為漢字的隱蔽而延長了破解的時間。

中日文學交流的特性也是古代東亞文化發展的主要模式，我們應該拋棄狹隘民族主義的立場，從整個東亞各國文化、文學發展的角度對“東亞國別文學史”做出自己的解讀和闡釋。只有建立在“東亞漢字文化圈”整體范圍內的，反映這一漢字文化圈內部文學的橫流與縱變的國別文學史的教學和研究才是適應當前世界范圍內文學、文化交流碰撞的最為有效的方式。

二.“日本文學史”的教學與研究狀況

目前我國“日本文學史”的教學和研究又是怎樣的一個狀況呢？它是否能與日本文學史的性質相適應呢？下面我們就這些問題做具體的分析考察。

20世紀70年代以后，在中日關系正常化的大背景下，中國的日本文學教育和研究如枯木逢春，甘霖潤物，進入播種希望的季節。中國“日本文學研究會”的成立，《日本文學》和《日語學習與研究》的創刊，為熱心日本文學教育和研究的學人準備好一塊舉趾扶犁的田地。為數不多的老學者余興正高，初生牛犢的青年人樂在參與，日本文學研究邁出了學術化的第一步。

起步階段的日本文學研究主要以日本文學的翻譯、介紹為中心。這一時期，關于和歌、俳句翻譯的討論，猶如百鳥鬧春，為播種的季節帶來了滿天生機。其標志性事件便是八十年代初以《日語學習與研究》為陣地而展開的一場關于“和歌”、“俳句”的翻譯和欣賞問題的大討論。這場討論持續時間之長，參加的日語教學與研究人員之廣泛，影響之深遠可謂空前。從此開啟了我國日本文學教育和研究的新時期。

與老一代日本文學研究者以翻譯、介紹日本文學而開啟的我國日本文學研究的新篇相適應，三十年來，我國的高校日本文學教育也基本是沿著這樣一條主線進行的。教材方面，起初以使用日本原版文學史教材為主，其原因之一是當時的師資力量還不足以組織大量的人力物力編寫出自己的教材，另外，處于早期的各地方政府都與日本地方自治體建立了友好關系，幾乎所有高校都不同程度地接受日本的圖書資料援助，其重點之一便是教材的援助。近年來，隨著我國日語教育規模的不斷擴大，這一情況有所改觀，出現了一批自編教材，如《中日古代文學交流史稿》、《近代中日文學交流史》、《日本古典文學賞析》等。但是，這些教材要么編寫于上世紀八十年代，要么教材內容是以作者于上世紀八十年表于《日語知識》的“古典之心”系列文章為主改編而成，是我國早期受西方文史分科的學術方法和前蘇聯階級文學概念影響下的產物，不能全面體現中日文學交流的全貌。

進入新世紀，隨著日本教育的蓬勃開展，越來越多的留學人員不斷回到國內從事教學和科研工作，給我們的日本文學研究教育刮進了一股新風。他們把日本的學風引進國內，改變了國內日本文學長期以翻譯、介紹為主的階段。這一時期，一批中青年學者通力合作，編寫出了新教材，如《日本古典文學入門》、《日本文學》等，這些教材以日本學術思想為指導編寫而成，體現了國內日本文學研究的高水平。但也有與本土情懷結合不足而導致“水土不服”的情況。眾所周知，日本學術以精細考證，深入分析見長，但缺點是往往見小不見大，“精深”而不“博大”。從他們的教學和研究實踐來看，這一特征是十分明顯的。

可見，既要跳出翻譯、欣賞層面而進真正的學術研究領域，又要做到日本學術的精深與中國情懷的相互關照，這確實是一個值得深入探討的問題，也是我國當前日本文學教學研究所面臨的一個十分棘手的問題。

三.國際視野與本土情懷相互關照的日本文學教育模式探究

前面我們主要介紹了30年來我國日本文學史教育的現狀，所存在的問題基本表現在以下方面，一是教材編寫觀念問題，受制于西方文史分科以及在前蘇聯階級“文學”概念的束縛下的教材編寫原則不適合中日文學、文化交流的具體形態。二是師資水平，舊觀念囿于日本文學史而教日本文學史，視野狹窄，反映不了日本文學的全貌。新的，既體現本土情懷又關照國際視野的日本文學教學新模式的建立就顯得迫在眉睫了。

新的日本文學教學模式的建立，首先要立足于具體的中日文學交流的實際，努力構建反映東亞漢字文化圈范圍內中日文學交流全貌的文學史學科的建設。漢字是“東亞文化圈”形成的物質基礎，東亞文學交流，尤其是古典文學交流以漢字為中心展開。對東亞國家諸如朝鮮半島、越南等國文學史稍有了解的人都不會對這些國家歷史上曾經發達的“漢文學”陌生的。近年我國的“域外漢文學”研究正如日中天，如火如荼。這種建立在漢字基礎上的漢文學發展又與東亞各國的民族文學的“發生”緊密相連，因此，“東亞漢字文化圈”視域內的日本文學，甚至東亞各國別文學的探討才是全面而有意義的。

第5篇：文化交流概念范文

1995年全世界很多區域都在進行對于二戰結束五十周年的反思和紀念。在這個年頭里，和日本的知識界并沒有表現出對于這一事件的共同性立場，相反，除了少數有識者之外，在各種形式的合作中，中國和日本的知識分子基本上回避正面觸及這段歷史所造成的感情創傷，以知識的態度對待這段歷史。于是，自己管好自己的事，成了一個約定俗成的潛在前提。與此相關，1995年也是中國普通公民又一次強化戰爭記憶、燃起民族仇恨的年頭。各種形態的有關歷史的回憶，使得中國人特別是年輕一代中國人在感情上加深了與日本的對抗情緒。與此同時，全球化也已經進入了中國人的生活，它很快帶來了文化上的全球化要求，于是，中國人從日常生活到感情和文化選擇，都發生了潛移默化的變化。既有的價值觀念還在，但是它們已經被結構進一個完全不同的序列里，從而發生著不同的作用。

當全球化被語焉不詳地不斷復制為一個既定前提的時候，有關全球化的了解反倒被擱置起來了。特別是全球化與"普遍性"、"國際性"等概念聯系在一起的時候，對于中國人來說，最緊迫的任務被理解為與國際"接軌"，并由此衍生出所謂國際化與本土化兩種立場。但無論是哪種立場，都忽視了一個最基本的，那就是全球化過程將帶來的不是本土文化的開放或者消亡，而是本土文化的重新結構，在這個重新結構的過程中，本土文化的實體性將要受到挑戰。

本文所要討論的不是全球化本身的定義問題，而是在中國知識界普遍接受了全球化這一前提下所出現的一些基本狀況；我認為，這些狀況反映了某些誤區的存在，它們集中地體現在"跨文化"對話的活動當中。實際上，在近年來中國的"跨文化"活動中，本土文化與外來文化大多被理解為某種實體，開放文化和固守文化只是在對立的兩極上強調了文化的實體性而已，因而，全球化的過程所帶來的本土文化的自我否定和重新結構的可能性，被這種實體化的思維方式遮蔽殆盡，它基本上變成了一個輕松的敘述。

在這樣的背景之下，經過兩年的準備，在1997年，在少數中國和日本知識分子之間，開始了一個非常艱難的對話過程。我們給這樣一個對話的嘗試命名為"知識共同體對話"。不言而喻，主要發起人和參加者試圖在這樣的對話中建立的，是一種跨文化的共同性知識立場。這一嘗試所試圖面對的，則是在輕松的全球化敘述和謹慎的跨文化對話背后所隱藏著的、存在于中國和日本社會與知識界之間的尖銳的文化沖突。通過對這種文化沖突的觸及，我們希望能夠揭示全球化認識背后所隱藏的思維方式的誤區，從而勾勒全球化文化互動的真實狀態。我們非常清楚，文化差異的表述通常被一些似是而非的假象所遮蔽。這種遮蔽導致的后果恰恰是被遮蔽的差異和矛盾的深刻化和白熱化。僅就中國和日本而言，在兩國的知識界之間進行的"文化交流"一直令人目不暇接。特別是進入90年代，以各種面目呈現的學術交流和友好往來似乎達到了前所未有的熱鬧程度。但是，在各個層面的交流之中，有一些被自覺回避的問題總是會以人們最不情愿的方式爆發出來；而其中的核心問題，就是戰爭歷史的責任問題。這是一個始終未能在中國和日本的文化交流中獲得明確定位的問題。這樣說倒不是意指這個問題沒有得到討論，或者沒有得到注意，而是說這個問題一直沒有找到合適的和真實的表達途徑。所以，在各種正式和非正式的場合，有關戰爭責任問題的交鋒往往會突如其來地爆發，又被突如其來地壓抑。與此相關，如此頻繁的文化交流，其實卻是在非常狹窄的思路中進行的：所謂"專家式對話"是構成文化交流的基本模式。在這個模式中，只允許就一個方向展開話題，比如兩國中國學家的交流或者日本學家的交流是最典型的例子：這種交流只以話題所依賴的某一方文化為基礎，而相互之間的文化差異則僅僅被視為背景從而被虛化或擱置，只有當討論無法順利進展的時候，文化差異才被作為"退路"提出來，它的作用又往往在于以文化特殊論堵住另一方發言者的嘴：關于我們自己的問題，只有我們才了解。毋庸置疑，這樣的模式沒有給文化沖突準備余地，而且通常由于話題的設定是在一種文化內部，而這種文化又被視為是自足的，所以來自該文化的學者就無形中充當了"先生"的角色。也由于同一個原因，作為專家式對話的伴生現象，跨文化的學術交流常常會引起一些潛在的糾紛，而這些真正的文化沖突基本上被視為附加的問題被草率處理掉，從未構成討論的主要對象。這使得跨文化交流的友好表象建立在極其虛假的層面上。

出于上述種種原因，我們認為，建立一個真正意義上的跨文化知識空間，把一直被遮蔽的文化沖突和文化差異問題推到前臺，是一個迫切的課題。為此，我們在"知識共同體對話"的起點規定了如下幾個基本的前提：

第6篇：文化交流概念范文

文化外交成效的不確定性

文化外交可以有廣義和狹義之分，在廣義上它等同于對外文化工作，而在狹義上是指以文化為載體和手段來貫徹國家政府意圖的外交行為。文化交流則是文化外交的基本方式。不過，不管是廣義的文化交流和對外文化工作，還是狹義的文化外交，其成效都具有某種不確定性。其原因在于三個方面：一是文化影響人的心靈的機制獨特而復雜，影響后果具有一定的無法預料性；二是在國際關系中，以權力和利益為核心的現實主義仍然是主流觀念，國家間權力和利益的沖突容易造成一國民眾在心理上對另一國文化的看法扭曲；三是文化交流在當今時代的獨立性上升，國際文化交往的潮流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超出了國家自主管控的范圍。文化外交成效的不確定性意味著，不是文化交流活動越多，贏得的軟實力就越多，國家的形象就越好。

文化外交的基本目標之一無疑是冀通過文化交流而引起對象國民眾對于該國文化的喜愛，從而對于該國的國際形象產生積極的認知，或能從文化的角度理解該國的內外制度和政策的合理性，也即轉化為國家的軟實力。但文化交流是指向人的心靈的工作，其影響進程、機制和后果，都不會像商品交易那樣一目了然。文化交流影響人心既可能具有滯后性、回憶性、突發性，也可能適得其反，使原本喜愛一國文化、或至少對該國文化沒有什么偏向性感知的受眾產生懷疑和反感。有媒體曾報道，一位英國市民就投訴在倫敦舉辦的中國農歷春節活動因聲音喧囂而干擾了其生活。文化外交雖然通常有政府間相互認可的協議，但直接的受眾畢竟是大量的普通民眾。一國文化與對象國民眾既有的文化價值、認知水平、心理結構是否適應，是文化外交能否達成目標的重要因素。而現實主義的權利和利益關系，正是通過影響人的心理而影響到對一國文化的好惡，這一點無需多言。

在整個冷戰年代，中國文化外交的對象主要是兩類，一類是社會主義國家，另一類是其他友好的亞非拉兄弟國家，而與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的文化交流少之又少。政治關系和意識形態的考慮是那時文化交流的主導因素，國家間的政治關系決定著文化交流的基本狀況，說文化交流是政治關系的“婢女”似乎也不為過。但到了冷戰后，文化交流的角色發生了微妙的變化，逐漸彰顯出更多獨立性和自主性的特點，政治功利目的則被明顯淡化。這是由于跨國文化交流成為全球化背景下各國民眾普遍的愿望和潮流，而冷戰的終結使人們對于國際關系的關注焦點，也由政治與安全而偏向價值觀和身份認同，更多地去探尋政治和安全關系背后的文化原由。在某種程度上說，對于一個融入世界體系的大國而言，文化外交已不是其是否愿意實行的問題，而是在文化張揚的時代必須有所作為的事情。國家政府已經很難像過去一樣控制文化交流的進程與影響后果，這增加了文化外交成效的不確定性。

關鍵在于文化價值觀的認同

進入新世紀后，中國的文化外交呈現出蓬勃發展、遍地開花的態勢，文化年、文化季、文化月、文化周等多種形式的“走出去”活動頻繁舉辦，遍布五湖四海，具體的文化交流內容，更是從美術到音樂、從武術到電影、從京劇到民歌、從宮廷密宗到民間習俗、從儒家典籍到飲食烹飪、從甲骨文到兵馬俑，等等，幾乎包羅萬象。近年來中國的春節習俗也被推到海外，舞獅舞龍，熱鬧非凡。當然，除了“走出去”，還有大量的“請進來”，兩方面相結合構成中國文化外交的整體景象。如前已述，文化外交的基本目標之一是提升國家的軟實力。然而，多年來如此龐雜的文化交流項目、甚至是無比熱鬧的文化交流方式，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提升了中國的軟實力呢？

由于文化概念的外延可以“無所不及”，很容易造成文化交流的“無所不包”。但對于包含提升中國軟實力目的的一種外交政策和外交行為而言，卻必須搞清楚是哪些文化因素發揮了提升軟實力的功能，哪些沒能發揮這樣的功能。這就有必要對文化進行分類，盡管這本身又是一個見仁見智的問題。一種雖然粗略卻不失有效的分類辦法，就是將文化分為物質性文化、精神性文化和價值性文化。物質性文化就是以物質方式存在的文化，如建筑、瓷器、絲綢、兵馬俑等等；精神性文化，如宗教、習俗、文學藝術、審美等等；價值性文化，如倫理、道德觀念、社會規則、意識形態等等。這三種類型的文化共同構建了國家文化形象的豐富性，但是，只有價值性文化與國家的軟實力直接相關。這是因為，文化要轉化為軟實力，就必須使其文化的主流價值觀被認同。換言之，如果一國文化所包含的主流價值觀不能被認同與接受，那么即使其物質性文化與精神性文化再多姿多彩，也難以贏得軟實力。一個典型的例子，就是不管德國的建筑如何有特色、音樂如何動聽、哲學如何高深，這些都不會轉化為希特勒政權的軟實力，因為世界不認同其法西斯的政治文化價值觀。說到底，文化外交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價值觀外交。而我們中國現在的文化外交側重的卻是物質性的和精神性的方面，而非價值觀的方面，這就使我們的文化外交往往“費力不討好”，達不到將文化外交轉化為國家軟實力的目的。

文化價值觀的選取

在認識到文化外交提升軟實力的關鍵在于文化價值觀被認同之后，我們接下來的問題，就是該選取何種文化價值觀進行文化外交。之所以需要對文化價值觀作出選擇，是因為中國的文化價值觀并非是單一的或不言自明的，而是一個內在構成龐雜的、“博大精深”的體系。雖然說儒、道、釋構成了中國傳統價值體系的主流，但中國文化內在的價值沖突比比皆是。比如，中國文化的主體精神之一是“和諧”價值，但也有強調斗爭的，在講求人與自然和諧的同時，也頌揚“戰天斗地”、“人定勝天”精神；在社會與政治領域，講求“和諧”的同時強調恪守等級制（典型如三綱五常），希望把和諧秩序建立在權力和權利不平等的基礎上。又如，中國文化中既有“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的普世情懷，又有“人不為己天誅地滅”的信條；既有人心齊泰山移的集體主義精神，又有“各人自掃門前雪，莫管他家瓦上霜”的自私自利主張；既有“滿紙的仁義道德”，又有紙背后“吃人”的人倫禮教；既提倡“殺身成仁”，“赴湯蹈火在所不惜”，也提倡“好死不如賴活”；既有“餓死事小、失節事大”的衛道精神，也有“笑貧不笑”的功利主義傳統；既有儒家的修齊平治人生訴求，也有道家的出世思想，還有佛家的“萬物皆空”理念；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第7篇：文化交流概念范文

一、跨文化交際與跨文化敏感度

語言能力是跨文化交際能力的一部分，海姆斯（Hymes）最早提出外語教學中“交際能力”這一概念，使得外語教學的指導理念從傳統的語言能力逐漸轉移到跨文化交際能力。這是因為對于外語學習者來說，只有領會目的語文化所包含的內容，才能在此基礎上習得和應用相關語言知識。當前跨文化交際日益成為一門獨立的學科，其影響力隨著重要性的增加而擴大。跨文化交際在語言教育中扮演重要角色，如拉美地區就直接將雙語教育稱為跨文化教育。各方面相關研究結果也均表明跨文化敏感度與跨文化交際能力有強相關性，提高學習者跨文化敏感度能夠有效提升學生的跨文化交際水平。

美國著名學者Chen&Starosta將跨文化敏感度定位為個體通過激發自身認識，理解和接受不同文化差異的主觀能動性，培養跨文化敏感度是提升跨文化交際能力的重要手段。Bennett指出跨文化交際敏感度是一種對文化差異的識別和適應能力，而且這種識別和適應能力處于不斷發展之中。以Chen&Starosta為代表的跨文化交際研究學者認為跨文化交際能力主要包括認知、情感和行為三個方面，分別由跨文化理解力（interculturalawareness）、跨文化敏感度（inter-culturalsensitivity）和跨文化有效性（interculturaladroitness）三個維度構成。跨文化理解力強調的是跨文化交際能力的認知層面，跨文化敏感度突出的是跨文化交際能力的情感層面，而跨文化有效性則重在對跨文化交際預期目標的實現層面，三者既相互獨立又內在關聯，共同促成跨文化交流活動的順利進行。在其中，跨文化敏感度著重反映參與者在跨文化交流中情感方面問題，主要體現為個體欣賞和理解目的語文化而產生積極情緒的能力，它是完成跨文化交際活動的重要心理認知保障。

可以看出，跨文化敏感度包含了多層意義，首先對跨文化交流者來說是一種對異質文化的快速適應能力；其次是對跨文化交際場合的自我約束和控制能力，能夠較好地以目的語為中心；第三是保持一個開放的姿態，能夠利用移情和換位等方式感受對方思想。跨文化敏感度高的人能夠更好地留意語言行為的適應性，關注交流對象的反應表現，容易接納和包容不同文化群體的觀點，更能夠從目的語文化的立場理解言語行為意義，進而保持跨文化交流活動的通暢。跨文化敏感度關注學習者在學習目的語文化中產生的情緒反應，即如何通過激發積極的交往情緒促進不同文化群體間的建設性互動，這種建設性互動關系既是對目的語文化的一種尊重，也是對雙方交流的主動建構。

二、目的語文化與語言教學

隨著跨文化交際概念的興起，人們對語言與文化的關系得到新的認識，文化在語言教學中的重要性逐漸得到廣大教師和學者的認同。文化教學已經日漸成為外語教學中不可或缺的一個部分，國內外很多研究表明，目的語文化教學能夠對外語教學產生積極和正向影響。從事語言教學的工作者可以經常發現，學生視野語言實際應用中的錯誤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缺乏對目的語文化了解而導致。學生在母語強大的認知圖式背景下，會無意識地將母語文化橫向遷移到目的語的交流使用中，進而產生語言誤用和文化干擾現象。需要看到，目的語是目的語文化的載體，目的語的學習會受到其文化的制約，脫離目的語文化學習外語難以奏效。跨文化敏感度是跨文化交流能否有效實現的關鍵要素，只有對目的語文化有充分地了解和正確地態度，才能調動多方面交際技巧開展跨文化交流活動。

單純對目的語文化教學無法收到良好效果，目的語文化的學習需要在與本族語的對比中才能更好習得。以本族語文化為基礎建構文化比較的認知框架，能夠較好地提升學生對目的語文化的敏感度，進而更為有效地使學生掌握兩種文化的差異性，并在比較中獲得對異域文化的深刻理解。一些研究也表明，提高對本族語文化的理解有助于加深對異域文化的了解，同時也能夠促進學生對語言學習的主動性。大學英語教學需要重視培養學生對目的語與本族語文化差異性的感知能力，對目的語文化采取多元和包容態度，在與本族語的比對分析中理解目的語文化背后的價值內涵。因此大學英語教學應當合理地兼顧中國文化與目的語文化的習得，任何偏廢一端或顧此失彼都不是理性的教學選擇。

需要看到，導致學生跨文化交際的障礙并非完全出自對目的語文化的知之甚少，而是對兩種文化之間差異性缺乏了解。人們通常總是站在熟悉的本族語文化來認識世界，對目的語的認知也無所例外。如果對本族語這個認知出發點沒有充分理解，則難以對兩種文化的差異性有通透把握，進而無法在交際過程中去努力彌合這種差異。因此，對目的語文化的學習過程離不開本族語文化的理解，只有對兩種文化都具有深入的把握，才能真正做到“跨”文化，只熟悉和了解任何單一文化是無法實現文化間的“跨越”。學生只有基于本族語文化的透徹領悟之后才能對異域文化產生移情，進而在比較中形成文化認識觀和提高文化敏感度。

三、大學英語教學的改革策略

我國大學英語教學長期受結構主義語言學的影響，認為語言學習的最終目的就是掌握語言符號系統，語言教學任務也主要集中在單純語言能力的培養上。這使得大學英語教學過多重視對語言形式的習得，并使英語教學成為脫離目的語文化語境的語言技能訓練，而有關文化的教學內容沒有受到足夠重視。當前大學英語課堂教學基本以語言知識傳授為主，較少引導學生去主動關注目的語文化和培養學生的跨文化敏感度，語言學習中的文化問題被嚴重忽略。近年來，雖然很多大學在英語教學中都增加了跨文化交際的內容，但實際教學效果并不理想，其主要原因就在于沒有將目的語文化敏感度作為培養學生語言能力的重要目標。

我國大學英語教學應當注重補充目的語文化的相關知識，將有關目的語文化內容貫穿于大學英語的教學過程之中，鼓勵大學生通過多種方式了解目的語文化，進而提高學生的跨文化敏感度和跨文化交際能力。單純的語言知識教學不僅容易讓學生失去對語言學習的興趣，還會阻斷學生對目的語文化的理解，反過來限制對語言的學習。大學英語教學應當增加有關目的語文化的教學活動，擴大學生接觸目的語文化的機會。教師在課堂教學中，應該多設置有關跨文化交際的情景，使學生能夠身臨其境感受跨文化交流活動的真實狀態，避免紙上談兵或者是從概念到概念的羅列堆砌。大學英語教學中應當多講授一些跨文化交際方面的技巧，增加學生主動開口的機會，通過在課堂上開展英語演講、英語辯論、英語表演等帶有角色性的教學活動，讓學生能夠在真實性的交際場景中內化所學的目的語文化，進而使語言學習和文化學習相互促進和相得益彰。

第8篇：文化交流概念范文

關鍵詞：翻譯理論；文化交流；發展歷史

翻譯理論是一個世界范疇的研究概念，不是簡單的英語對中文翻譯，它是一個世界范疇中文化交流、社會經濟分工的重要工具。當前，全球化浪潮席卷全世界，任何一個國家都需要參與全球化的分工與協作，都需要進行文化等的交流。這種交流的加深讓翻譯成為必要的工具，也推動了翻譯理論的發展和完善。古羅馬文學翻譯、翻譯的人文主義思潮、改變觀念的反叛者、翻譯詩學、霍姆斯譯學的基本構思、雅各布遜與等值翻譯、卡特福德的等值轉換理論、奈達：翻譯科學的構筑、紐馬克：語義翻譯與交際翻譯、穆南倡導的翻譯的語言學轉向，這些翻譯界的學派和理論是世界翻譯理論發展的見證，這些理論無疑充實了翻譯界。

中國翻譯理論的發展起步很早，中國最早的翻譯可以追溯到漢唐時期。三國時期，支謙的《法句經序》中提出了“因循本旨，不加文飾”的譯經原則，這個原則被認為是最初的直譯說。晉、前秦時道安即在《革卑婆沙序》中提出了比支謙更為明確的主張，即

“案本而傳，不令有損言游字；時改倒句，余盡實錄。”在道家所處的時代，佛經的翻譯成為翻譯理論建構的主要依托，當時涉及譯論的佛經序文較多，最有名的是提出“三不易”“五失本”之說。其意思是，有三件事決定了譯事是很不容易的，翻譯佛經在五種情況下會失去本來面目，因此必須慎之又慎。隨后，隨著唐朝、宋朝、明朝等朝代經濟社會文化的大發展，與國外的文化交流越來越

多，勢必會推動翻譯理論的發展。

中國近代翻譯理論的誕生主要是在五四前后，這個時期伴隨文學革命運動，文學的翻譯與介紹國外新思想、新作品如雨后春筍般興起。五四前后最有名的多產翻譯家林紓，林紓譯外國文學著作達一百七十余種，如：《黑奴吁天錄》后譯為《湯姆大叔的小屋》（Uncle Tom’s Cabin）、《巴黎茶花女遺事》（La Dame aux Camelias）、

《王子復仇記》（Hamlet）等，這些作品極大地推動了中國文化事業的發展，促進了文化繁榮，也讓國人開眼看世界，了解更多外國的事情，這為發展以及民主革命奠定了基礎。林紓強調在翻譯時譯者應該投入自己的主觀感情，認為譯者是第一讀者，要

讓自己的主觀體驗作為翻譯的重要前提，譯者須與原作者或作品中人物的心靈相交流，這種交流是真實的感受。周桂笙是更早于林紓的重要翻譯理論家，他的譯作所采用的并不是古文，而是一種平易的報章體的文字，這種文字讀起來并不晦澀，普通民眾都可以閱讀。

廖七一教授在《當代西方翻譯理論探索》中指出，傳統翻譯理論時期的中國對于幾本沒有對外國翻譯理論著作的譯介，國外翻譯理論要比中國的發展體系完善，這套理論對于促進文化交流有明顯的促進作用，翻譯作為人類帶有普遍性的文化交流活動，其

中必然有許多共性或規律，各民族必然積累了可以相互啟發和借鑒的經驗，無視或鄙視國外譯論并不符合吸收人類一切有用文化成果的精神。如：解構主義及解構主義者就是打破現有的單元化的秩序，解構一切規則和理論，當然這一秩序并不僅僅指社會秩序，除了包括既有的社會道德秩序、婚姻秩序、倫理道德規范之外，還包括個人意識上的秩序，比如，接受習慣、創作習慣、思維習慣和人的內心較抽象的文化底蘊積淀形成的具有地域地理顯著特征的民族性，解構主義的誕生對學術界整個學術倫理產生了顛覆性的影響，同時，也影響到翻譯界，到底何種翻譯才是好的，翻譯的本質是否推動了世界交流，這些看似合理的理論基礎都在接受挑戰。解構主義對翻譯理論是顛覆性的創新，傳統的翻譯理論強調的是翻譯本體的唯一性。功能翻譯理論強調的是一種特殊的交際形式，這種交際形式涉及三種文本：原語文本、譯者的圖式文本和譯語文本，這三個文本相互影響和制約。

對于原語文本，最重要的是抓住作者的修辭功能正確理解原語的修辭功能，是產生理想圖式文本的關鍵。而正確把握原文的認知圖式又是正確理解原文修辭功能的基礎。理想的圖式文本來自原文的認知圖式，來自于對原文作者修辭意圖的準確把握。在這個圖式文本的基礎上，產生怎樣的譯語文本，除了修辭功能等之外，還應該考慮翻譯的目的和讀者對象。

參考文獻：

[1]楊曉榮.翻譯標準制約因素分析[J].上海外國語大學學報，2004（6）.

第9篇：文化交流概念范文

本文作者：蔡激揚工作單位：上海金融學院

聽說模塊聽說模塊是英語口頭交流的主要形式，主要有聽力和口語兩部分內容，教師布置適當的訓練內容，讓學生進行練習，教師觀察學生的練習過程，發現問題并給以反饋。聽說模塊在整個課程的比例應達到三分之一。筆者在教學中結合學生的專業方向商務英語安排了聽說的內容，聽力主要是采用BEC中高級模擬練習，主要有兩種形式，一種是根據較短的對話或陳述選擇正確的相關信息，例如:Youwillhearanotherfivepieces．Foreachpiece，decidewhatthemainreasonisforthephonecall．另一種是根據一則較長的訪談選擇回答相關問題，例如:Youwillhearpartofaninterviewwithaconsultantwhohasstudiedtheneedsofsmallcompanies．Choosethecorrectphrasetocompleteeachsentence．［1］所聽內容的語速和難度對學生聽力的提高較有幫助。口語練習主要采用了口譯和會話的形式，即要求學生根據一段模擬國際商務情景的中文會話進行口譯或根據中文提示用英語會話，在練習完成后，播放練習視頻，學生通過聽力對照回顧自己練習的質量，例如:———這張幻燈片顯示的是去年總的凈收入。藍色的線條表示的是來自量小的利基市場類的產品收入。紅色的線條代表的是來自低利潤率而量大的產品收入。———打擾一下，虛線代表的是什么?———對不起，這條虛線代表的是來自配件和附加產品的收入。筆者在教學中還借鑒了西方課堂常采用的presentation的教學形式，讓學生就有關題目進行準備并在課堂結合多媒體手段進行陳述，實踐證明，這種方法對培養學生的獨立思考和語言表達能力非常有效，也較受學生歡迎。當然，陳述的話題最好還是能與學生的專業方向結合，筆者給學生布置的題目舉例如下:“Theimportancetoacompanyofhavingwellmotivatedstaff．”“Whatisimportantwhenselec-tingthemostsuitableapplicantforamanager’spost．”［2］

寫譯模塊寫譯模塊是書面交流部分，因課程學時有限，寫譯模塊練習內容的設計應充分考慮學生今后在相關領域工作中常用的交流形式，從而使學生的書面交流能力的提高更具實用價值。筆者在教學中主要是從學生的商務英語方向出發，對商務組織內部常用交流形式(備忘錄、報告)和外部常用交流形式(商務信函)進行了針對性翻譯和寫作練習，翻譯練習如:如果你方價格有競爭性，質量上乘，裝運期可接受，我們將大量訂購。目前我們的一些客戶對你們的純毛地毯頗有興趣，并詢問其質量和價格。我們認為你方的海爾空調在這里會很暢銷，希望很快收到你們的樣品。貴方的刺繡在歐洲很受歡迎。我們欲訂購。請告知我們你們能提供什么樣的產品，以及你們的銷售條件，如支付方式，交貨日期，折扣率等。寫作練習形式較豐富，例如:Fillinblanksinthefollowingusefulexpressions．WehaveyournameandaddressfromtheCommer-cialCounselor’sOfficeofyourEmbassyinBeijingandarenowwritingtoyouforbusinessrela-tions．［3］又如:Readthefollowingletter，discusstheproblemsinitswritingandmakeimprovement．Gentlemen:YournameandaddresshasbeensecuredfromourChamberofCommercewhostateyouareinterestedinformingimportandexportconnectionsforvariouscom-moditiesandproducts…再如:Readthefollowingletterandwriteareply．DearSirorMadam;Weareimportersofindustrialchemicals，plasticsandfertilizersforresalewithinIceland．Althoughonlyasmallcountryintermsofpopulation，Icelandimportsconsiderablequantitiesofchemicalrawmaterialsasshehaslittleornobasicchemicalindustryofherown…［4］

跨文化交流模塊筆者在教學中發現，國際商務交流活動常常發生跨文化背景中，跨文化交流模塊似乎應成為英語專業實驗課程的必要組成部分。通過實踐，筆者覺得該模塊的設立取決于各校英語專業初級階段的課程設置，如已開設過跨文化交流課程，則可僅安排相關案例由學生進行討論，如未開設，教師可根據課時實際情況適當傳授基本知識。筆者所在高校英語專業的《跨文化交際學》課程安排大三下學期，而實驗課程是在大三上學期，所以在教學中需要先對個體主義和集體主義價值觀差異、權力距離、不確定性回避及男性女性維度等跨文化交際基本概念進行適當講解，學生理解這些概念和明白跨文化意識的重要性即可。在講授這些知識時，要注意兩點，第一，不應將這一模塊作為一門跨文化課程來講授，而是要讓學生在語言實踐的過程中來學習;第二，主要應采用案例式教學方法，例如:American:Mr．Sugimoto，Ihavenoticedthatyouaredoinganexcellentjobontheassemblyline．hopethattheotherworkersnoticehowitshouldbedone．Japanese:(Heisuneasy)．Praiseisnotnec-essary．Iamonlydoingmyjob．(HehopesotherJapaneseworkersdonothear．)American:Youarethefinest，mostexcel-lent，dedicatedworkerwehaveeverhadattheJonesCorporation．Japanese:(Heblushesandnodshisheadseveraltimes，andkeepsworking．)American:Well，areyougoingtosay“thankyou，”Mr．Sugimoto，orjustremainsilent?Japanese:Excuseme，Mr．Jones…mayItakeleaveforfiveminutes?American:Sure．(Heisannoyedandwat-chesSugimotoexit)．Ican’tbelievehowrudesomeJapaneseworkersare．Theyseemtobedis-turbedbypraiseanddon’tansweryou…justsi-lent．Question:WhywastheconversationbetweenMr．JonesandMr．Sugimotonotsopleasant?［5］在與學生交流討論過程中引導啟發和培養學生的跨文化意識，選用的案例可長可短，對于較長案例應提前布置給予閱讀，從而為課堂討論做好準備。

英語專業實驗課程的模塊化教學體系需要有相應的測試環節與之配套，換而言之，就是對于聽說、寫譯和跨文化三個模塊應分別進行測試，測試的成績按一定比例合成總成績。通過各個模塊的單獨測試既可以保證模塊化教學的完整性和科學性，也能注重學生的實踐過程，強化過程管理，從而切實提高學生的口頭和書面交流能力，為今后的學習和工作打下扎實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