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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境內企業境外直接投資范文

企業如何辦理境外直接投資人民幣結算業務？

答：根據《境外直接投資人民幣結算試點管理辦法》（以下簡稱《試點管理辦法》），企業可以憑境外直接投資主管部門的核準證書或文件直接到銀行辦理境外直接投資人民幣資金匯出、人民幣前期費用匯出和境外投資企業增資、減資、轉股、清算等人民幣資金匯出入手續。企業首次辦理境外直接投資相關的人民幣資金匯出前，應到其所在地外匯局辦理前期費用登記或境外直接投資登記，企業之后辦理的其他業務應在30天內向外匯局報送有關信息。對人民幣前期費用已經匯出6個月，但仍未獲得境外直接投資主管部門核準的境外直接投資，企業應將剩余資金調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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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境外直接投資需要同時使用人民幣和外匯資金的，如何進行管理？

答：企業使用人民幣到境外進行直接投資按照《試點管理辦法》的有關規定辦理，需要同時使用外匯資金的，企業和銀行應當按照外匯管理相關規定，辦理境外直接投資外匯資金匯出入手續。在辦理外匯資金匯出入手續時，銀行應當登入直接投資外匯管理信息系統進行業務審核，確保相關業務的合規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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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行如何辦理境外直接投資人民幣結算業務？

答：銀行在辦理境外直接投資人民幣結算業務過程中，可選擇登入RCPMIS（人民幣跨境收付信息管理系統）和直接投資外匯管理信息系統查詢有關信息，幫助其進行交易真實性審核。業務辦理完畢后，銀行應向RCPMIS報送境外直接投資相關的各類人民幣跨境收付信息，由RCPMIS向直接投資外匯管理信息系統提供人民幣跨境收付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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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行在辦理境外直接投資人民幣結算業務時應履行哪些義務？

答：一是嚴格進行交易真實性和合規性審查。銀行在辦理境外直接投資人民幣結算業務時，應當根據有關審慎監管規定，要求境內機構提交境外直接投資主管部門的核準證書或文件等相關材料，并進行認真審核。銀行可利用RCPMIS和直接投資外匯管理信息系統對其進行交易真實性和合規性審查。

二是按照規定報送信息。銀行應當及時、準確、完整地向RCPMIS報送與境外直接投資及境外人民幣貸款相關的各類人民幣跨境收付信息。

三是切實履行反洗錢和反恐融資義務。在辦理境外直接投資人民幣結算業務時，銀行應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反洗錢法》和《金融機構反洗錢規定》（中國人民銀行令〔2006〕第1號）、《金融機構大額交易和可疑交易報告管理辦法》（中國人民銀行令〔2006〕第2號）、《金融機構報告涉嫌恐怖融資的可疑交易管理辦法》（中國人民銀行令〔2007〕第1號）、《金融機構客戶身份識別和客戶身份資料及交易記錄保存管理辦法》（中國人民銀行令〔2007〕第2號）等規定，切實履行反洗錢和反恐融資義務，預防利用人民幣境外直接投資進行洗錢、恐怖融資等違法犯罪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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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行如何辦理有關境外投資企業或境外項目的人民幣貸款業務？

答：銀行可以按照有關規定向境內企業在境外投資的企業或項目發放人民幣貸款。通過本行的境外分行或境外銀行發放人民幣貸款的，銀行可以向其境外分行調撥人民幣資金或向境外銀行融出人民幣資金，并在15天內向當地人民銀行備案。在辦理上述業務時，銀行應當向RCPMIS報送有關人民幣跨境收付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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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點管理辦法》對境外直接投資人民幣結算試點規定了哪些風險防范措施？

答：為保障境外直接投資人民幣結算試點的平穩發展，按照風險可控、穩步有序的原則，《試點管理辦法》主要規定了以下三方面的風險防范措施。

一是強化銀行的風險防范職責。《試點管理辦法》要求銀行以境外直接投資主管部門的核準為辦理有關業務的前提和主要依據，根據有關審慎監管規定認真審核企業提交的有關材料，如實向人民銀行報送人民幣跨境收付及有關信息，切實履行反洗錢和反恐融資義務。

二是加強監管機構之間的信息共享。為在有效防控風險的基礎上便利銀行和企業開展業務，《試點管理辦法》建立了人民銀行、商務部、國家外匯管理局等監管機構之間的信息共享機制。人民銀行和商務部定期交換人民幣境外直接投資的審批信息和境外直接投資人民幣實際收付信息。RCPMIS每日向直接投資外匯管理信息系統傳輸境外直接投資相關的人民幣跨境收付信息，直接投資外匯管理信息系統每日向RCPMIS傳輸境外直接投資相關的外匯跨境收付信息。

三是加大事后監管力度，強調監管合作。為將境外直接投資人民幣結算試點管理制度落到實處，《試點管理辦法》規定，由人民銀行會同外匯局對銀行、企業的人民幣境外直接投資業務活動進行監督檢查和處罰，督促銀行切實履行交易真實性審核、信息報送、反洗錢等職責，監督企業依法開展業務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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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行和企業違反《試點管理辦法》應承擔何種法律責任？

答：銀行、企業違反《試點管理辦法》有關規定的，人民銀行會同外匯局可以依法進行通報批評或處罰；情節嚴重的，可以禁止銀行、境內機構繼續開展跨境人民幣業務。銀行在辦理境外直接投資人民幣結算業務時違反有關審慎監管規定的，由有關部門依法進行處罰；違反有關反洗錢、反恐融資和人民幣銀行結算賬戶管理規定的，由人民銀行依法進行處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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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篇：境內企業境外直接投資范文

開放個人境外證券投資的風險

從資本項目開放的角度看，盡管QFII（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和QDII（合格境內機構投資者）已經平穩啟動，但開放境內投資者境外證券直接投資，對境內金融市場及香港金融市場等方面將產生巨大影響。從管理角度看，更需重視政策放開過程中的各種風險的預測和控制。

影響國內宏觀經濟風險。一是可能對我國宏觀經濟帶來沖擊。2013年以來，國際證券市場的收益狀況要優于國內證券市場，美國市場不斷創出新高，日本市場上漲超過20%，歐洲市場雖然經歷了塞浦路斯危機，但回報率依然接近6%。而我國證券市場表現平淡，且長期以來我國對境內個人證券投資基本限制，一旦渠道暢通，可能形成部分個人長期積聚需求的集中釋放，資本的大量外流，可能會引致外匯收支出現逆差，勢必對我國的宏觀經濟帶來一定的沖擊。二是增加我國調控人民幣匯率難度。由于境內個人對外投資，一定規模的境內個人資本積累于國外，但當國內匯率存在較為明顯波動趨勢時，由于資本的趨利性，這些資本就會順勢而動，增加我國調控人民幣匯率的難度。三是在一定程度上給我國實體經濟帶來影響。我國的實體經濟中，相當部分源于個人出資，實體經濟的發展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個人資本的持續支持。但當境外直接投資政策開放后，將引起境內個人資本分流，從而減弱對國內實體經濟的投資支持力度，從而削弱國內實體經濟的發展。四是一定程度上影響國內金融市場。境內個人為獲取投資收益，將一定資金用于炒股，購買國庫券，購買銀行理財產品，購買保險等投資項目，當個人境外證券投資放開后，面對境外更好的投資機會，一部分個人資金會從境內轉向境外，從而降低了國內資本市場融資能力。

加大違規資金流動風險。一是加大境外投機資金流入的動力。個人境外投資股票市場的放寬在暢通境內合規資金外流渠道的同時，也提供了投機資金的回流途徑，可能成為更大規模資金流入的動力。二是提供非法資金“洗白”的機會。境外證券市場風險和交易規則與內地有很大不同，加上人民幣升值狀況，謹慎型的投資者未必會積極參與，倒是出于非法目的的資金，比如洗錢資金，會不顧及成本積極參與，非法“洗錢”資金獲得了十分寬松的“洗白”機會。三是部分境內企業可能利用企業和個人外匯政策范圍的差異，利用境內個人對外直接投資達到其超范圍投資的目的。如境內個人可對外期貨期權投資，而對于企業一般境內金融企業或大型的企業沒有這種投資資格，這種情況下，為規避政策限制，境內企業就會借道境內個人投資境外期貨期權市場獲利。

加大投資者投資風險與匯率風險。一是境內個人投資者到境外進行證券投資，由于其信息、能力、知識等方面的不足，必然面臨一定的風險。二是投資本金和外幣投資收益的匯率風險，規避匯率風險的主要途徑是通過遠期、掉期、外匯期貨、期權等衍生工具鎖定遠期匯率，而國內個人投資者參與外匯市場受限，匯率風險則完全由個人投資者承擔。

政策應落實與跟進

目前我們正處在個人境外證券投資的第一步驟時期，即將推出的QDII2將進入第二步驟。QDII2是在人民幣資本項下不可兌換條件下，有控制地允許境內個人投資境外資本市場的股票、債券等有價證券投資業務的一項制度安排。面對高度市場化的境外證券市場，在政策開放的過程中，若沒有相對完善和健全的市場規則和監管機制，相應的風險很難得到有效地控制。個人境外證券投資的開放在技術和系統上其實比較簡單，重點是有關政策的落地和跟進，同時也需要相關配套制度安排。

制定境內個人境外證券投資的法律法規。制定《合格境內個人投資者境外證券市場管理辦法》及實施細則，明確監管者、投資者以及外匯指定銀行三者的權利與義務，規定適應境內個人直接投資境外資本市場的投資規模（初始投資規模及最高投資規模）、調高合格境內個人投資者個人結售匯年度總額。

第3篇：境內企業境外直接投資范文

關鍵詞：境外投資 “走出去”發展戰略備案制

隨著我國“走出去”發展戰略的實施，越來越多的國內企業到國外參與境外投資。“走出去”發展戰略是國家根據經濟全球化新形勢和國民經濟發展的內在需要做出的重大決策，是發展開放型經濟、全面提高對外開放水平的重大舉措。到境外投資也是實現國家經濟與社會長遠發展、促進與世界各國共同發展的有效途徑。

1、企業境外投資主要原因分析

近些年來，國際直接投資已經成為全球經濟增長的重要引擎，同時也加深了國際間的經濟合作。中國企業“走出去”發展戰略是適應經濟全球化的需要，也是打造跨國企業的必由之路。

境內企業到境外投資時，主要通過投入貨幣、實物、知識產權或專利技術、有價證券、股權、債權等方式，獲得境外資產所有權、經營管理權及其他相關權益的投資稱為境外投資。企業在決定到境外投資時，往往基于自身的特定優勢，如雄厚的資金、專業技術人才、專利技術壟斷、優秀的公司管理、拓展市場渠道的技能，但也可能受到所處的客觀環境的制約，如國內自然資源逐漸匱乏、市場規模縮小、經濟發展水平低、國內產業結構未完成轉型升級、技術水平落后、勞動力成本增加、政府政策等因素，導致不同類型的企業對外投資的出發點不同。綜上所述，企業到境外投資主要動機有以下幾種：

1.1、內外市場環境促使企業境外投資

境外投資企業在東道國投資，所生產的商品就地銷售，主要目的是為了維持原有的境外市場或開辟新的境外市場，并為客戶提供更多的服務以滿足當地消費者的需要，進而鞏固和擴大其市場占有份額。

1.2、有利于降低企業成本，提高企業效益

部分境外投資企業，在國內生產所需的原材料來自國外，為了穩定原材料供應，或是利用發展中國家廉價且有保證力的勞動力，或是考慮到低關稅使商品出口價格競爭力加強，規避匯率變動帶來的外匯風險對外進行境外投資。

1.3、獲取國外先進技術、生產工藝及先進的管理經驗

企業通過境外投資的方式可以直接獲取和利用這些先進技術與管理經驗，然后進行技術升級改造和提高管理能力，促使投資企業提高國際市場競爭力。

1.4、分散或減少企業經營風險

境外投資企業為了分散和減少企業面臨的各種經營風險，在全球范圍內進行投資生產與經營活動，不但可以擴大銷售，而且還可以帶來原材料、技術、人員以及資金融通等多元化的供應來源，從而使企業不再受到境內或者地區條件的多重限制。

1.5、優良的投資環境

東道國政府通過提供優良的投資環境，主要包括優惠的稅收和金融政策、優惠的土地使用政策以及優良的軟硬件基礎設施，在境內企業遇到這些相對于國內寬松的境外投資環境時，也可能會做出對外投資決策。

2、我國企業境外投資發展現狀

據商務部統計，2013年我國境內投資者共對全球156個國家和地區的5090家境外企業進行了直接投資，累計實現非金融類直接投資（下同）901.7億美元，同比增長16.8%。其中股本投資和其他投資727.7億美元，占80.7%，利潤再投資174億美元，占19.3%。截至2013年底，我國累計非金融類對外直接投資5257億美元。 對中國香港、東盟、歐盟、澳大利亞、美國、俄羅斯、日本七個主要經濟體的投資達到654.5億美元，占同期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總額的72.6%，同比增長9.1%。

2.1、境外投資行業分布日益多元化

近年來，我國企業對外投資行業分布廣泛，門類齊全且重點突出。境外投資早期主要集中在貿易服務業及其相關行業，中期向加工制造業等非貿易類行業延伸，行業布局重點繼續向生產加工領域拓展，資源開發領域逐漸成為新的熱點。如今以貿易型為主的境外投資結構開始變化，境外投資行業進一步拓寬，采用企業并購以及戰略聯盟等形式，向商務服務業、批發零售業、交通運輸業等其他行業發展。跨國并購成為對外投資的重要方式，行業分布呈現出多元化趨勢。從投資行業構成情況看，九成投資主要集中于商務服務業、采礦業、批發和零售業、制造業、建筑業和交通運輸業六大行業。2013年我國境外投資行業所占比重如圖：

2.2、投資規模存量不斷擴大，與發達國家仍有差距

據商務部《2012年度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統計公報》顯示，截至2012年底，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累計凈額（存量）達5319.4億美元，位居全球第13位。僅相當于美國對外投資存量的10.2%，英國的29.4%，德國的34.4%，法國的35.5%，日本的50.4%。由于中國對外投資起步較晚，與發達國家仍有較大差距。

2.3、民營企業作為境外投資主體比例升高

我國參與境外投資的企業中，國有大型企業繼續發揮其主導作用，“走出去”的大型和特大型項目不斷增多。除了國有大型企業之外，民營企業投資參與比重越來越大，非公有制企業逐步成為“走出去”的新生力量。聯想集團分別在2014年1月23日和29日，宣布以23億美金收購IBM x86服務器業務，29億美金收購谷歌旗下的摩托羅拉移動（Motorola Mobility）智能手機業務。通過收購IMB服務器業務和摩托羅拉移動業務，將使聯想集團具有更快的技術增長能力，以及能夠更為快速進入全球主要的手機市場。另一些優勢民營企業如華為、大連萬達、吉利等，也正在發展成為集內外研發、銷售、服務于一體的跨國企業，通過適當的投資機會，滲透海外市場以謀求企業的發展。

2.4、境外投資方式多元化

與傳統新建及改擴建項目投資方式不同，近年來大多數境內企業選擇收購、合并、參股、增資擴股的方式參與境外投資，跨國并購逐漸成為對外直接投資最重要的方式。這樣不僅可以充分發揮各投資方在資金、技術、原材料、銷售等方面的優勢，形成優勢互補，還有助于產品進入到新的國際市場，并且不易受到東道國民族意識的抵制，減少投資風險。投資方式多元化，有利于滿足我國對稀缺資源、國外先進技術及高端人才的需求，同時也可以利用境外公司原有的銷售渠道來銷售產品和把國內的產品推向國際市場，從而利用境外品牌開拓市場，擴大本企業品牌在國際市場的份額。

2.5、境外投資風險增大

近年來，我國企業到境外投資因國際局勢復雜多變，局部地區政局不穩定，所投入的固定資產設備與員工人身安全不能受到妥善保護，導致境外投資遭受巨大損失。截至2011年利比亞戰爭爆發，中國共有75家企業（包括13家央企）在利比亞投資，承包的大型項目一共有50個，合同金額達188億美元。利比亞戰爭爆發后，中國出口信用保險公司雖然啟動了針對在利投資企業的專項“理賠綠色通道”，但在75家承建利比亞項目的企業中，只有為數不多的幾家企業投保出口信用保險，大多數企業在利比亞的投資因戰。

3、實行投資備案制的必然性

隨著境內投資人赴境外投資越來越多，涵蓋了國民經濟的各個領域，企業赴境外投資需要完成境內審批程序，對外投資管理體制由原來的審批制轉變到備案制行政體系，將不再需要通過各部門辦理審批手續，只需要履行登記備案程序即可取得境外投資資格，使對外投資流程更為便利高效，這將會吸引眾多國內企業進入到國際市場。

由核準制轉為備案制，對政府投資體制管理來講是改革的一大突破，摒棄不必要的核準流程，將激發企業發展的活力和動力。企業在選擇投資項目時自主決策、面對市場風險自主分擔，把控項目盈虧，對企業來說實行境外投資備案制既可以提供便利使企業更加快速國際化，從國家戰略層面來講備案制的實施也可以推動國民經濟健康穩定發展。

3.1、政府職能轉變有利于企業走出去

十八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中明確指出加快轉變政府職能。要全面正確履行政府職能，進一步簡政放權，深化行政審批制度改革，最大限度減少中央政府對微觀事務的管理，讓市場機制有效調節經濟活動，對保留的行政審批事項要規范管理、提高效率。實行備案制也是政府深化行政審批制度改革的一個重要轉變，現行核準制改革方向就是進一步完善市場經濟機制，將投資者的境外投資自由權利逐步地歸還給投資者。

3.2、實行備案制是我國經濟發展的重要戰略

企業在境外投資資源開發項目時，通過備案制可以贏得項目開展時間，滿足國內對稀缺資源的需求。從這個角度來說，先行對資源項目實行備案制有利于國民經濟的正常運行。實行備案制行政管理體系，快中求穩，循序漸進，通過逐步放開使政府適應角色的轉變，進一步提高對我國企業到境外項目的監督管理能力。

3.3、企業成本壓力促使境外投資進展加快

境內企業正在面臨著人力及原材料成本上升的壓力，實行備案制行政管理體系，可以大大縮短企業在實施國外項目投資的時間，在國際市場上將會贏得更多競爭機遇，為克服成本上升的壓力找到一個新路徑，又為企業國際化戰略贏得了時間，這對于國內企業走出去也是一個直接利好消息。

近年來，國內企業到境外投資已經成為我國與它國開展國際經濟合作的重要途徑，商務部對境外投資擬實行投資備案制對國內企業實施“走出去”戰略既是機遇，同時也是挑戰。面對復雜的國內外狀況，國內企業應盡快熟悉東道國投資環境，并對對境外項目進行充分論證與投資方案可行性分析，才能夠更快更穩的把握住境外投資機會。

參考文獻：

[1]《2013年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簡明統計》，《2013年我國對外投資和經濟合作情況簡述》，《2012年度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統計公報》.引用來源.商務部網站.

[2]《國際商務理論與實務》.全國國際商務專業人員職業資格考試用書編委會.中國商務出版社.2008年3月

[3]引用來源.聯想中國網站.

第4篇：境內企業境外直接投資范文

一、中國企業對東盟直接投資的現狀及特征

（一）投資增長迅速，但規模偏小

伴隨著CAFTA的建設進程，中國企業對東盟的直接投資增長迅速。從流量上看，投資額由2005年的15771萬美元增加到2009年的269810萬美元，4年間增長了17倍。從增速上看，2005-2009年，中國對東盟直接投資的年均增長率達114.5%，遠高于同期中國對外直接投資52.5%的增長水平。

中國對東盟的直接投資雖然增長迅速，但總體規模偏小，投資額占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總額的比重偏低。2005-2009年，中國對東盟直接投資額占同期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總額的平均比重僅為2.47%。2009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總額達565.3億美元，但對東盟的直接投資所占比重僅為4.8%。不僅如此，中國對東盟的直接投資在東盟利用FDI中所占的比重也偏低。以2009年為例，中國企業對東盟的直接投資僅占東盟利用FDI比重的3.8%。

（二）投資領域拓寬，但產業層次不高

隨著中國與東盟國家經貿往來的日益深入，中國對東盟的直接投資領域也由簡單的加工裝配和生產型的小型項目逐步拓寬到電力、批發、制造、采礦、建筑、金融等多個行業。從投資行業分布的存量情況上看，截止2009年末，中國企業對東盟直接投資比重較高的行業有：電力、煤氣及水的生產供應業占19.4%；批發和零售業占17.1%；制造業占15.5%；租賃和商務服務業占10.9%；采礦業占9.5%。總體而言，中國企業對東盟直接投資主要以資源開發行業、制造業和對技術要求不高的商品流通業為主，而投資計算機服務和軟件業、科研和技術服務、金融等技術密集和資本密集型產業仍然相對偏少，產業層次總體偏低。

（三）投資遍及東盟各國，但國別差異較大

從存量上看，截止2009年末，中國對東盟直接投資額的70.5%投向了新加坡、馬來西亞、印尼、泰國、菲律賓、文萊等老東盟六國。新加坡是東盟所有成員國中吸引中國直接投資最多的國家，累計吸收中國直接投資存量已達485732萬美元；東盟新成員國緬甸排名第二，累計吸收投資額達92988萬美元；再次是印尼，累計吸引了79906萬美元的直接投資；文萊吸引中國企業的投資最少，僅為1737萬美元，與新加坡相差近280倍。從流量上看，2009年中國對新加坡的直接投資額達到141425萬美元，超過中國企業對東盟其余9國投資的總和，比緬甸多103755萬美元；同年，中國對印尼、柬埔寨、老撾、越南、馬來西亞、泰國、菲律賓的直接投資額分別是22609萬美元、21583萬美元、20324萬美元、11239萬美元、5378萬美元、4977萬美元和4024萬美元；對文萊的投資最少，僅為581萬美元，不到新加坡的0.5%。可見，中國對東盟各國直接投資的分布存在較大差異。

二、中國企業加強對東盟直接投資的現實基礎和條件

（一）中國企業有加強對東盟直接投資的內在需求

首先，投資東盟是擴大市場占有率和獲得先進技術的要求。通過對東盟不同經濟發展階段國家的直接投資，一方面帶動了國內生產設備、原材料和半成品的出口，擴大了市場占有率；另一方面也能從東盟較為發達的國家獲得先進的技術和管理經驗等戰略性資產。其次，對東盟投資是轉移落后產能、促進產業結構調整優化的需求。中國企業要能夠在日趨激烈的國際市場競爭中取勝，必須淘汰落后產能，推動產業結構的高級化進程。再次，投資東盟國家，參與開發和利用東盟國家儲量豐富而我國相對缺乏的石油、鐵礦、有色金屬等自然資源，有利于緩解國內資源供需矛盾。最后，中國企業對東盟的直接投資，還能在一定程度上規避歐美等發達國家對中國設置的貿易壁壘，減少與發達國家的貿易摩擦。

（二）中國企業投資東盟具有地緣、資源和人文優勢

從地理位置上看，中國與東盟互為近鄰，中國與東盟國家的海、陸、空交通均已打通，中國企業投資東盟具有交通運輸上的便利，符合國際對外直接投資中的“就近原則”。從資源條件上看，東盟國家豐富的自然資源和勞動力資源，成為中國企業投資東盟的重要基礎。中國經濟的高速發展，需要依靠大量的能源作為基礎，東盟國家儲量豐富的石油和天然氣等資源都是中國經濟建設中的短缺資源。此外，東盟國家中除了經濟發展水平較高的新加坡和文萊以外，大部分國家的勞動力價格便宜，特別是東盟新四國（柬、老、緬、越）擁有較低廉的勞動力資源。從人文聯系來看，東盟國家是世界上華僑華人最集中、人數最多的地區之一，不少東盟國家深受中國文化的影響，風俗習慣相近，這種相同或相似性能夠幫助中國企業盡快適應東道國環境，降低投資風險。

（三）東盟國家經濟發展水平和比較優勢的差異性為中國企業提供了廣闊的空間

東盟10個成員國處在不同的經濟發展階段，比較優勢也存在差異。新加坡和文萊在東盟中處于經濟發展的第一梯隊。新加坡在資本、高科技和知識等方面具有比較優勢；文萊是典型的自然資源依賴型國家，擁有豐富的石油和天然氣資源，但是經濟結構相對單一。處于第二梯隊的馬來西亞和泰國在中等技術和資本密集型產業有比較優勢。印尼和菲律賓處在第三梯隊，在自然資源和勞動密集型產業上有比較優勢。東盟新四國擁有豐富的自然資源和廉價的勞動力資源優勢，但經濟發展水平滯后，排在最后。東盟國家經濟發展的階梯狀分布特征和比較優勢的差異性，為不同類型的中國企業投資東盟提供了廣闊的空間。

（四）CAFTA的建成為中國企業加強對東盟的直接投資提供了便利

2009年8月，中國與東盟簽署的《投資協議》致力于在自貿區下建立一個自由、便利、透明及公平的投資體制，并為雙方創造更有利的投資條件和良好的投資環境，為雙方的投資者提供充分的法律保護，從而進一步促進雙方投資的便利化和逐步自由化。2010年1月1日自貿區成立以來，包括《投資協議》在內的有關協議的履行，為中國企業“走出去”到東盟投資、規避貿易壁壘帶來了便利，中國企業對東盟的直接投資增長迅速。據商務部統計，2010年1-6月中國對東盟的直接投資達12.21億美元，同比增長125.7%。可以預見，自貿區的建成將會促使更多的企業加強對東盟的投資。

三、中國企業加強對東盟直接投資的主要策略分析

（一）投資區位策略

鄧寧的國際生產折衷理論認為，區位優勢決定了跨國公司采取對外直接投資還是其他經營方式，并將對外直接投資活動劃分為資源尋求型、市場尋求型、戰略資產尋求型和效率尋求型四種類型。從近年中國企業對東盟直接投資的動因來看，主要集中在資源尋求型、市場尋求型和戰略資產尋求型三種。這三種類型的直接投資，也是中國企業今后需要進一步加強的。

具體而言，文萊、印尼、馬來西亞等國豐富的石油、天然氣資源；印尼、越南等國的礦產資源；印尼、馬來西亞、菲律賓、緬甸等國的農林資源以及東盟新四國的廉價勞動力資源適合資源導向型投資動機的中國企業。東盟新四國工業基礎相對薄弱，大量的工業制成品需要依靠進口，中國的家電產品、農用機械在這些國家很受歡迎，這些國家適合市場尋求型動機的中國企業。而對于以獲得先進技術、管理經驗等戰略資產為主要動機的中國企業來說，可以選擇東盟國家中經濟發展水平較高的新加坡、馬來西亞等國家為投資東道國。

（二）進入方式策略

企業進行直接投資的常見方式主要包括在東道國成立獨資企業、合資企業、合作企業或合作開發等。此外，以BOT方式和加工裝配等方式進入也較為常見。

目前，中國在東盟投資項目的境內主體以中小規模企業居多。對于這些境內投資主體而言，選擇以合資經營的方式進入，易于實現企業和東道國比較優勢的結合，有效減小進入的風險，達到共贏目的。而對于一些具有明顯技術優勢、國際競爭力較強的企業，可以選擇獨資的方式進入，以保持優勢。但是以獨資的方式進入，企業需要克服東道國設立的準入門檻。對于風險高、投入大、周期長的石油、天然氣、礦石、煤炭和森林等自然資源開發大型項目，中國企業宜以合作開發的形式，組織國內具有實力的企業與國際知名企業和東道國一起聯合開發，分擔風險、共享收益。對于一些大型的水電站、交通基礎設施等項目，則宜大力發展BOT等形式的投資。通過BOT項目的建設，提升中國企業的核心競爭力和直接投資水平。

（三）投資產業策略

中國企業對東盟直接投資的產業策略，既有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產業選擇的一般規律，也與企業的具體情況和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發展戰略相關。目前，除了要大力加強對東盟自然資源開發業的投資，以及利用好“中國―東盟投資合作基金”大力發展對東盟的工程承包和勞務合作外，還應當著重加強以下兩類投資：

一是適當向東盟國家轉移部分產能過剩產業。小島清的邊際產業擴張論認為，跨國公司進行對外投資的決定因素是比較優勢。投資國處于比較劣勢的產業如果在東道國是處于比較優勢的產業，那么投資國對東道國的投資，可以使東道國由于缺乏資金、技術等條件沒有得到充分發揮的比較優勢得以充分發揮出來，兩國的比較成本差異將會擴大，貿易量將得到提升。根據這一理論，我國的一些產業如家電、機械、輕工、紡織等產能過剩，正失去比較優勢，但是這些產業在經濟發展相對落后的東盟新四國中卻是處于比較優勢的產業。因此，投資東盟新四國的這些產業，將有利于中國企業獲得新的市場，使國內過剩的產能得以充分利用，從而延長傳統產業技術的生命周期，同時也能為國內產業結構的調整升級提供空間和資金。對于東盟新四國來說，中國企業的投資有利于合理配置資源，促進其經濟的發展。

二是加大對新加坡的高新技術產業和現代服務業投資。新加坡政府重視利用外資，鼓勵外商投資的政策法規健全，投資環境好。新加坡在高新技術產業具有比較優勢，政府鼓勵外商投資于生化醫療、航空航天、精密儀器制造等高科技領域。此外，新加坡地理位置優越，是東南亞的金融中心、貿易中心和物流中心，金融服務、商業服務、物流等現代服務業發達。中國企業投資于新加坡的高新科技產業和現代服務業，一方面能夠充分利用新加坡良好的投資環境和便利的融資渠道，降低投資風險，促進中國高新技術產業的發展；另一方面也能獲得先進的技術和管理經驗，提高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產業水平。

（四）融資策略

第5篇：境內企業境外直接投資范文

內容提要: 境外投資已經成為我國經濟轉型的重大戰略，我國的企業所得稅制度應當有適應這樣的戰略的轉變。在納稅主體方面：居民企業的確定應以成立地標準為主，補充適用資本控制標準；秉承企業所得稅為法人稅的理念，以實現邏輯上和現實中的自洽；受控外國公司的內涵有待進一步明確。在稅收抵免方面：我國稅法可以適當降低間接抵免的持股比例要求，將分國限額抵免改為綜合限額抵免，全面實施稅收饒讓。在稅收鼓勵方面：我國應建立海外投資風險的事先防范制度，完善資源、品牌和技術獲取型境外投資的導向性政策，允許企業境內外之間的盈虧相互彌補。如何

 

 

      近年來我國企業的境外投資增長迅速。根據商務部、國家統計局、國家外匯管理局聯合的《2009年度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統計公報》，2009年我國境內投資者共對全球122個國家和地區的2283家境外企業進行了直接投資，累計實現非金融類對外直接投資433億美元。截至2009年底我國累計對外直接投資已超過2200億美元。值得注意的是，這一現象的重要背景之一是我國的國際貿易環境嚴重惡化。根據克魯格曼等學者的“新貿易理論”， 要素秉賦差異較大的國家間主要進行產業間貿易，而要素察賦相似的國家間主要進行產業內貿易，如果要素秉賦差異太大且公平的市場交易無法使要素價格均等化時，跨國投資就會大量出現。[1]經合組織近年的一份研究報告表明,那些既吸收外資又對外投資的國家,則會因資本的流入和流出而取得更顯著的貿易增長。[2]由此可見，境外投資已經成為我國經濟轉型的重大戰略，我國的法制包括稅制應當適應這樣的轉變。如何

      關于境外投資的納稅主體

      我國現行《企業所得稅法》將企業分為居民企業和非居民企業。居民企業是指依法在中國境內成立，或者依照外國(地區)法律成立但實際管理機構在中國境內的企業。居民企業應就其來源于中國境內、境外的所得繳納企業所得稅。將實際管理機構作為居民企業的標準之一有其合理性：將注冊成立地作為判斷居民身份的唯一標準，納稅人就可以選擇企業的注冊成立地以規避居民稅收管轄權。如我國的居民企業在境外的避稅港設立企業，通過國內外關聯企業轉移定價將利潤轉移到避稅港企業，就可以達到逃稅的目的。按照我國《企業所得稅法》兼采的實際管理機構地標準，上述避稅港的企業仍被視為居民企業。實際管理機構標準也是經合組織和聯合國的稅收協定范本共同推薦的解決法律沖突的選擇標準。《企業所得稅法》確立此標準，有利于維護我國的居民稅收管轄權。但是，這一標準應當是補充適用，不應當和成立地標準并列適用，否則會對我國的境外投資產生消極影響。首先，盡管甄別居民企業的標準存在多項選擇，但采用注冊地標準的國家多將管理機構所在地作為補充適用的標準，《企業所得稅法》的這一規定無疑會增加稅收管轄權的沖突；平心而論，如果外國法律將在我國注冊成立的企業都定性為居民企業，我們也難以接受。其次，《企業所得稅法實施條例》將實際管理機構界定為對企業的生產經營、人員、賬務、財產等實施實質性全面管理和控制的機構。此在實際操作層面確存在困難：在法理上，管理機構所在地有控制中心所在地與管理中心所在地的不同理解；在股東會中心主義和董事會中心主義的不同治理模式下，實際管理機構是營業機構還是決策機構，也存在不同的解讀；實際管理機構是指母公司的實際管理機構還是子公司的實際管理機構，我國稅法也指代不明。根據1983年的聯合國跨國公司中心對跨國公司的定義，跨國公司是分設在兩個或兩個以上國家的實體組成的企業，而不論這些實體的法律形式和活動范圍如何，這些企業的業務是通過一個或多個決策中心，根據一定的決策體制經營的，具有一貫的政策和共同的戰略，企業的各個實體由于所有權或其他的因素，使得其中一個或一個以上的實體能對其他實體的活動施加重要影響，尤其是在分享知識、資源和分擔責任方面。可見跨國公司本來就是所有成員企業都在統一的策略下經營，如果對實際管理機構沒有明確界定，跨國公司的所有境外企業將都可以被界定為其母國的居民企業。這恐怕不應該是國際法制應當追求的目標。所以，我國《企業所得稅法》不應當將注冊成立地和實際管理機構地并列作為甄別居民企業的標準，而應當將注冊成立地作為首選標準，其他標準只能是補充適用；鑒于實際控制機構難以確定，我國可以補充適用資本控制標準。即法人國籍的確定首先要看法人的資本實際上被哪個國家的公民所控制，然后再根據資本控制者的國籍來確定法人的國籍。資本控制標準的適用不僅有利于我國對外資的管制，也可以防止國內企業利用跨國關聯企業轉移定價逃避我國的稅收居民管轄權。

      我國《企業所得稅法》將其他取得收入的組織也作為為企業所得稅的納稅人，納稅人并非必須具備法人資格。這和原《企業所得稅暫行條例》的規定類似：任何組織只要實行獨立經濟核算，即具備在銀行開立結算賬戶、獨立建立賬簿編制財務會計報表、獨立計算盈虧三條件，均為企業所得稅的納稅義務人。此規定在邏輯上不能自洽。既然企業不具備法人資格也是企業所得稅的納稅主體，《企業所得稅法》就不能規定合伙企業和個人獨資企業不適用《企業所得稅法》。此規定也割裂了稅法上的納稅義務人（稅收債務人）和民法上的獨立責任主體（法人）的聯系，使無獨立行為能力的主體承擔稅法上的完全義務。此規定還剝奪了我國到境外投資的企業稅負公平原則下的利益。根據《企業所得稅法》的規定，居民企業以企業登記注冊地為納稅地點；但登記注冊地在境外的，以實際管理機構所在地為納稅地點。根據二九年《關于企業境外所得稅收抵免有關問題的通知》，居民企業在境外投資設立不具有獨立納稅地位的分支機構，其來源于境外的所得，以境外收入總額扣除與取得境外收入有關的各項合理支出后的余額為應納稅所得額。在匯總計算境外應納稅所得額時，企業在境外同一國家（地區）設立不具有獨立納稅地位的分支機構，按照企業所得稅法及實施條例的有關規定計算的虧損，不得抵減其境內或他國（地區）的應納稅所得額，但可以用同一國家（地區）其他項目或以后年度的所得按規定彌補。按上述規定，我國居民企業設立的境外的不具有法人資格的分公司可以是獨立的納稅義務人，所以其利潤不可能沖抵其境內總公司的虧損，其虧損也不能抵消其境內中公司的利潤。而根據《企業所得稅法》的相關規定，居民企業在中國境內設立不具有法人資格的營業機構的，可以匯總計算并繳納企業所得稅。我國稅法應當秉承企業所得稅為法人稅的理念，以實現邏輯上和現實中的自洽，合伙企業和個人獨資企業等因不具有法人資格無需繳納企業所得稅，我國民法制度中的各類法人也都應當是企業所得稅的納稅主體。

      受控外國公司（CFC）制度是對延期納稅制度消極后果的糾正。美國1954年起對本國企業開展海外經營的國外所得實行延遲納稅制度，即公司的國外投資收入在匯回國以前不予征稅。[3]該制度在鼓勵對外投資的同時，也導致越來越多的美國跨國公司利用避稅地設立基地公司，并將利潤保留在基地公司以逃避稅收。在此制度下，居民企業不但能夠得到延遲納稅的好處，如其將關聯企業的利潤轉移到避稅地的基地公司，還能得到更多的稅收利益。因此，美國國會于1962年通過了其國內收入法典的F分部條款，提出了受控外國公司的概念。如果一家外國公司各類有表決權的股票總額中有50%以上屬于美國股東，而這些股東每人所擁有的有表決權的股票在10%以上，那么該外國公司即為受控外國公司。該條款規定，受控外國公司利潤歸屬于美國股東的部分，即使當年不分配，也要視同當年分配股息，分別計入各股東名下，并繳納所得稅。CFC法規既考慮了境外投資企業的國際競爭力，也維護了國家的稅收利益。日本于1978年采用了CFC法則。加拿大、德國等國也紛紛仿效。至2002年，已經有22個國家制定了受控外國公司稅制。[4]我國《關于企業境外所得稅收抵免有關問題的通知》也有CFC的規定：居民企業在境外設立不具有獨立納稅地位的分支機構取得的各項境外所得，無論是否匯回中國境內，均應計入該企業所屬納稅年度的境外應納稅所得額。居民企業來源于境外的股息、紅利等權益性投資收益，應按被投資方作出利潤分配決定的日期確認收入實現。我國《企業所得稅法》也規定，由居民企業和中國居民控制的設立在實際稅率明顯低于25%的國家（地區）的企業，并非合理的經營需要對利潤不作分配或減少分配的，此利潤應當歸屬于居民企業的部分，應當計入該居民企業的當期收入，繳納企業所得稅。上述規定初步確立了我國的受控外國公司制度，但缺乏可操作性。如：何為稅率明顯低于25%的標準？芬蘭、葡萄牙規定的標準是不足本國稅率的60%，西班牙的標準是不足本國稅率的75%，德國的標準是低于本國稅率25%。另外，我國稅法也需要對控制標準、非合理的經營需要、利潤等作明確界定。

      關于境外投資的稅收抵免

      不同于直接抵免解決分公司的重復納稅問題，間接抵免是解決子公司的重復納稅問題。所以直接抵免是解決解決法律意義上的國際重復征稅的方法，間接抵免是解決解決經濟意義上的國際重復征稅的方法。我國長期沒有間接抵免的相關法律規定。但我國簽訂的雙邊稅收協定中卻有間接抵免的條款。我國和日本、美國、馬來西亞等國的協定規定了間接抵免，我國和新西蘭的協定只規定對方企業可以可以享受間接抵免，中國和韓國、匈牙利和印度等協定則規定只有中方企業可以享受間接抵免。《企業所得稅法》首次規定了間接抵免，居民企業從其直接或者間接控制的外國企業分得的來源于中國境外的股息、紅利等權益性投資收益，外國企業在境外實際繳納的所得稅稅額中屬于該項所得負擔的部分，可以作為該居民企業的可抵免境外所得稅稅額。根據《企業所得稅法實施條例》的規定，直接控制是居民企業直接持有外國企業20％以上股份，間接控制是居民企業以間接持股方式持有外國企業20％以上股份。《關于企業境外所得稅收抵免有關問題的通知》還有多層間接抵免的規定，居民企業直接或者間接持有20%以上股份的外國企業，限于符合以下持股方式的三層外國企業： 第一層是單一居民企業直接持有20%以上股份的外國企業； 第二層是單一第一層外國企業直接持有20%以上股份，且由單一居民企業直接持有或通過一個或多個符合本條規定持股條件的外國企業間接持有總和達到20%以上股份的外國企業； 第三層是單一第二層外國企業直接持有20%以上股份，且由單一居民企業直接持有或通過一個或多個符合本條規定持股條件的外國企業間接持有總和達到20%以上股份的外國企業。上述規定將20%的持股比例作為間接抵免的條件，與我國簽訂的雙邊協定不符。我國簽訂的雙邊協定規定的間接抵免的條件是10%的持股比例，如中日稅收協定和中韓稅收協定都是如此。筆者認為，我國《企業所得稅法實施條例》可以適當降低間接抵免的持股比例要求，因為對股份比較分散的股份有限公司而言，20%已經是相當高的持股比例；通過證券市場收購上市公司，一般不可能達到20%的持股比例。如美國法律也規定，國內母公司擁有海外子公司 10%以上的股票表決權時可進行單層間接抵免；海外子公司擁有孫公司10%以上的股票表決權，母公司間接擁有海外孫公司5%以上的股票表決權就可以多層間接抵免。

      抵免限額根據限額的范圍和計算方法不同，分為分國限額法與綜合限額法、分項限額法與不分項限額法，我國采用分國(地區)不分項限額抵免方法。[5]根據《企業所得稅法》，抵免限額應當分國（地區）不分項計算。但，分國不分項的抵免操作復雜并且不利于鼓勵我國企業境外投資。如居民企業在多個國家投資，需分別計算出居民企業來自每一個非居住國的抵免限額；當居民企業設在幾個境外企業都有盈利但稅率不同時，其抵免限額不能調劑使用，導致境外投資企業總體稅負增加。另外，我國《境外所得計征所得稅暫行規定》還規定了定率抵扣的辦法：企業可以統一按境外應納稅所得額16.5%的比率抵扣，導致境外投資企業的稅負不統一。我國可建立綜合限額抵免制度，將納稅人獲得的所有不同國家的境外所得按照不同類別進行歸類，每一類按照不同的稅率計算抵免限額，直接抵免外國所得稅稅款。美國1918年最初實行的是分國限額抵免法，由于其不利于企業海外經營，20世紀60年代初至70年代中期，美國實行分國限額與綜合限額的選擇制。目前美國實行在區分不同所得類別的不分國綜合限額抵免法，將納稅人獲得的境外所得分為被動所得、高預提稅利息、金融服務所得、船運所得、非受控第902節公司股息、國內的國際銷售公司來源于美國境外的股息、對外貿易的應稅所得、出口融資利息、其他所得九類，按照不同的稅率計算抵免限額，直接抵免外國所得稅稅款。日本實行的是更加優惠的綜合限額抵免法:在綜合限額的計算上將虧損國排除，這可增大抵免限額，減輕境外投資企業稅負。

      超限抵免額和虧損彌補只能向后結轉不利于境外投資企業的利益。《境外所得計征所得稅暫行規定》允許超限抵免額向后結轉5年，與他國家相比，這對納稅人的補償不夠充分及時。日本和美國都允許同時向前與向后結轉，給予納稅人充分及時的補償。美國對于外國所得稅稅款超過抵免限額的部分，可向前結轉2年，向后結轉 5年抵免。日本企業在國外繳納的外國所得稅超過或未滿當年抵免限額時，都可以向前后結轉5年。我國《企業所得稅法》規定企業虧損只能向后結轉彌補5年，不能向前結轉彌補，也不利于企業在跨國經營中降低經營風險。其他國家的虧損抵補通常包括向前結轉和向后結轉兩種方式。向后結轉，指用結轉對外投資虧損來抵消未來幾年收入，如韓國為3一4年，美國為5年，德國對虧損向以后年度結轉甚至沒有時間限制；向前結轉是指企業發生海外經營虧損時可退還前幾年所得已繳的賦稅來補償其虧損，如美國結轉彌補的時間定為3年，德國、日本、加拿大結轉彌補的時間為1年。美國稅法規定，海外企業在一個年度出現經營虧損時，可將該虧損抵消前3年的利潤；也可向后5年結轉，抵消以后5年的收入。另外，我國境外應納稅所得額的計算也不盡合理。《企業所得稅法》和《境外所得計征所得稅暫行規定》都規定，企業的境外所得要依照我國有關規定，攤計成本、費用及損失，確定境外所得，計算應納稅額和扣除限額，不能以境外納稅資料、納稅憑證為依據。此規定的失當之處在于各國的成本、費用具有不具備可調整性；境外企業為滿足上述要求須準備兩種帳本，導致成本增加。多數國家如澳大利亞、新加坡等都承認本國境外企業按照東道國法律的規定核定成本費用，無需按母國法律調整。國際商會在《國際投資指南》中對域外管轄權擴張進行了嚴格的限制。該指南建議母國不應擴大適用其國內針對投資者在東道國的行為的法律、指令和法規，不應干涉東道國的法律秩序。

根據《境外所得計征所得稅暫行辦法》，只有兩種情況可以享受稅收饒讓：納稅人在與我國締結了避免雙重征稅協定的國家獲得的所得稅減免和納稅人承攬中國政府援外項目的國家(地區)所得稅減免。有些中外稅收協定也有稅收饒讓的規定。如中韓稅收協定規定，締約國一方居民申報稅收抵免時，其在締約國一方應繳納的稅額，應視為包括假如沒有按照該締約國為促進經濟發展的法律規定給予減免稅或其他稅收優惠而本應繳納的稅額。中日稅收協定中也有類似稅收饒讓條款。但我國簽訂的多數稅收協定沒有規定饒讓制度。至2006年，我國投資區域已經從歐美、港澳等發達國家和地區拓展到亞太、非洲、拉美等160多個國家和地區，但我國目前簽訂且生效執行的國際稅收協定只有82個。在已執行的 82個稅收協定中，只有19個國家與我國相互給予饒讓，有22個國家單方面給予我國饒讓。[6]我國稅法中有許多涉外稅收優惠措施，為使外國投資者享受到這種稅收優惠，我國政府往往單方面要求外國政府對其投資者在我國享受的稅收優惠給予饒讓抵免。但在多數情形中，對我國居民企業境外投資卻不給予饒讓抵免。我國現行的《企業所得稅法》甚至還沒有任何抵免饒讓的規定。這種重資本輸入輕資本輸出的觀念，和我國現在的海外投資的形勢大相徑庭。為了鼓勵我國居民企業境外投資，應當盡快全面適用稅收抵免中的饒讓制度。

      關于境外投資的稅收優惠

      我國稅法中的海外投資風險防范措施明顯不足。《境外所得計征所得稅暫行辦法》規定，納稅人在境外遇有風、水、火、震等自然災害，損失較大，繼續維持投資、經營活動確有困難的，或由于所在國(地區)發生戰爭或政治動亂等不可抗拒的客觀因素造成損失較大的，在取得中國政府駐當地使、領館等駐外機構的證明后，按規定可對其境外所得給予一年減征或免征的照顧。此規定只起事后彌補的作用。而許多國家的境外投資風險準備金制度則是有效的海外投資風險事先防范措施。境外投資風險準備金制度是準許企業在一定年限內，每年從應稅收入中免稅提取相當于投資額一定比例的資金計入準備金，積累年限內用于彌補風險損失，期滿后準備金余額按比例逐年計入應稅收入中進行納稅。日本的準備金制度包括1960年實施的對外直接投資虧損準備金制度、1971年的資源開發對外直接投資虧損準備金制度、1974年的特定海外工程合同的對外直接投資虧損準備金制度以及1980年的大規模經濟合作合資事業的對外直接投資虧損準備金制度。當日本居民企業的出資達到10%時，可以將對發展中國家的投資的50%作為虧損，對發達國家的投資的10%作為虧損，從企業收入中扣除作為準備金。若投資有損，可從準備金得到補償；若投資未損，該部分金額積存5年后，從第6年起，將準備金分成5份，逐年合并到應稅所得中進行納稅。法國國內稅收法典第39條規定，進行海外投資的企業每年(一般不超過5年)可在應稅收入中免稅提取準備金，金額原則上不超過企業在此期間對外投資的總額，期滿后將準備金按比例計入每年的利潤中納稅。韓國也設立了境外投資準備金制度。對外投資者可以將海外投資金額的15%(資源開發投資的20%)作為海外投資損失準備金而享受免稅優惠。海外損失準備金積存以后，如果沒有發生損失，那么過了3年之后分4年平均補交。[7]

      我國稅收政策缺乏境外投資導向性。在地區結構方面，我國的海外投資主要集中在亞洲和拉美。到2006年底，中國的對外投資60%流向了亞洲，16%流向了拉丁美洲，流向北美和非洲的各占7%，歐洲占6%，約有4%流向了澳大利亞和新西蘭。[8]在產業結構方面，我國對外投資過份偏重于初級產品的產業投資，忽視了高新技術產業的投資；偏重消費品的投資，忽視了生產資料的投資；偏重一般加工型項目的投資，忽視出口主導行業和支柱行業的投資。其他國家的相關經驗值得借鑒。為促進海外資源開發，韓國曾對境外資源開發事業(含農產品、畜產品、水產品、林產品、礦產品開發等)的投資所獲得的紅利免征所得稅。美國規定: 凡是飛機部件、內燃機部件、辦公設備、無線電裝備及零部件、照相器材等，如果是用美國產品運往國外加工制造或裝配的，在重新進口時只按照這些產品在國外增加的價值計征進口稅，即只征產品增值稅。[9]日本的海外礦產資源勘察補貼制度則規定政府承擔勘察所需全部經費：選點后企業進行礦床勘探時，就給予一定比例的補貼；海外礦產勘察支出在稅收處理時可以作為虧損。就我國境外投資的實際情況，資源開發的境外投資當然應當鼓勵；隨著我國境外投資進程，為取得技術和品牌的境外投資也應當鼓勵。事實上，我國企業的技術獲取型境外投資也已有十余年。如1998年，格蘭仕集團投資1億元在美國建立研發機構，1999年3 月，格蘭仕北美分公司成立，同時成立美國微波爐研究所。1998年，康佳集團在美國硅谷正式成立由康佳美國分公司控股的實驗室，用8個月時間就在此實驗室里成功研制出第一臺高清晰度數字電視。海爾目前在世界各地已擁有6個設計中心。在IT行業方面，2002年首信集團在美國新澤西州投資組建的 Mobicom公司，以跟蹤世界最新數字技術和移動通信終端技術。華為集團不僅與摩托羅拉、IBM、英特爾等企業成立聯合實驗室，還在海外設立了美國硅谷研究所、美國達拉斯研究所、瑞典研究所、印度研究所和俄羅斯研究所。2001年華為印度研究所成為我國第一個獲得CMM四級國際認證的軟件研究開發機構。聯想集團的全球化研發網絡以香港為軸心，橫跨北京、深圳、美國硅谷，在我國以至世界計算機行業確立了強者地位。2001年，萬向美國公司成功收購NASDAQ上市企業Universal Automotive Industries INC.。同年，華立集團收購了菲利浦公司CDMA手機的核心制造技術，成為國內完整掌握IT產業核心技術的企業。我國吉利集團對奧爾沃的收購既是技術獲取型境外投資，也是品牌獲取型的境外投資。但是，我國現在沒有完整的資源、技術、品牌獲取型境外投資稅收鼓勵政策。二〇一〇年，財政部和商務部《關于做好2010年對外經濟技術合作專項資金申報工作的通知》是少有的此類規定。其規定了對境外投資的前期費用的直接補助和貸款貼息，但限于投資境外農、林、漁、礦業合作等項目。另外，我國還應當制定鼓勵境外投資企業再投資的政策：一是按其海外投資資本的一定百分比退還對其國內所得課征的所得稅額；二是實行投資扣除，對以機器設備、商品等實物進行境外投資的，以投資額的一定比例沖抵其國內應稅所得額，以鼓勵企業多以國內設備和商品進行投資，提高出口聯動效應。

      企業境內外之間的盈虧不得相互彌補不盡合理。《企業所得稅法》規定，企業在匯總計算繳納企業所得稅時，其境外營業機構的虧損不得抵減境內營業機構的盈利。此規定可以上溯到1997年出臺的《境外所得計征所得稅暫行辦法》。《境外所得計征所得稅暫行辦法》第2條規定:企業境外業務之間的盈虧可以互相彌補，但企業境內外之間的盈虧不得相互彌補。我國稅法采用三種方法限制境外投資企業用盈利彌補虧損：一是境外虧損不得用境內盈利彌補；二是境內虧損不得用境外盈利彌補；三是發生在一個國家的虧損不得用發生在另一國家的盈利彌補。上述三種限制都可能導致對境外投資企業在某一納稅期間內全球所得的過高估算，增加其納稅義務。此規定也違反了公平原則，納稅人因盈利和虧損發生地點的不同承擔不同的納稅義務。若境內虧損無法用于抵減境外所得，則境外所得相比于境內所得就具有劣勢；若境外投資帶來的虧損無法用于抵減境內所得或其他境外所得，則境外投資相比于境內投資就處于劣勢。我國稅法應當取消上述限制。如，美國公司在境外發生的虧損可沖減其美國境內所得，但當境外虧損機構以后年度有盈利時，對相當于虧損額贏利部分要直接并入美國境內所得追補課稅，不得進行抵免，目的在于防止納稅人獲得雙重的稅收利益。[10]

 

 

 

注釋:

  [1]赫爾普曼，克魯格曼：《市場結構和對外貿易》，上海三聯書店1993年版，第316頁。

  [2] See WT/WGTI/M/8, para. 42.

  [3]陳繼勇:《美國對外直接投資研究》，武漢大學出版社1993年8月第1版，第93頁。

  [4] Brian J. Arnold, Michael J. McIntyre, International Tax Primer, Second Edition, Kluwer Law International, 2002, p. 89.

  [5]王鐵軍、苑新麗:《國際稅收》，經濟科學出版社2002年8月第1版，第83頁。

  [6]國家稅務總局:《我國對外簽訂避免雙重征稅協定一覽表》，httP://WWW.chinatax.gov.cn/ssxdjsP，2007年3月25日。

  [7]陳安主編：《國際經濟法學》，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年，第246－247頁。

  [8]商務部:《商務部、國家統計局聯合<2005年度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統計公報>(非金融部分)。

第6篇：境內企業境外直接投資范文

關鍵詞：外匯管理；移民投資

中圖分類號：F830.31 文獻標識碼：B 文章編號：1674-0017-2016（12）-0054-04

一、境內個人移民投資的現狀

（一）相關法規

現行有關境內個人境外移民投資方面的外匯管理政策規定較少，僅有對境內居民個人在境外設立特殊目的公司、境內個人參與境外上市公司員工持股和認股期權計劃等個別種類有明確的政策規定，而作為個人對外直接投資一種的移民投資，并沒有相關法律規定。對于移民境外的購付匯規定則涉及兩個文件，一是《國家外匯管理局關于印發操作指引（試行）》的通知（匯發〔2004〕118號，以下簡稱118號文），文件規定了移民購付匯的相關操作流程、申請人資格、有關申請材料要求等內容；二是《國家外匯管理局關于進一步改進和調整資本項目外匯管理政策的通知》（匯發〔2014〕2號，以下簡稱2號文），文件簡化了個人財產轉移售付匯管理。

（二）投資移民的渠道

由于對投資移民目前還沒有明確的規定，境內個人投資移民仍然無法通過正常渠道將資金匯出境外。目前，主要是通過以下渠道進行跨境匯款。

民間外匯借貸。具體做法是“境外借、境內還”，即境內申請人向境外的相關人員借用外匯，由境外人員將移民投資所需費用直接匯往境外的有關賬戶，隨后申請人在境內用等值的人民幣歸還給境外人員在境內的相關聯系人。這種方式申請人不用購匯，也不跨境匯出。

人民幣分拆購匯匯出。通過分拆的方式將所需資金匯款至境外。拿投資移民美國為例，需要匯款50萬美元，申請人找10人以上分拆購匯匯往美國，這樣就規避了外匯局對境內個人年度5萬美元購匯額度的限制，到達投資移民匯款的目的。

借助中介公司。目前，中介移民公司層出不窮，服務項目大多都是通過“投資移民項目”吸引境內個人將資金轉移至境外。客戶只需提供相應的人民幣資金，繳納中介費用，其余皆由中介公司操作完成。這些中介公司多有關聯公司，投資移民資金的轉移主要是這些關聯公司假借經常項目、資本項目轉移至境外。

通過地下錢莊。地下錢莊是一種特殊的非法金融組織，主要從事非法資金的跨境流動活動，地下錢莊營運方式繁多、保密性高、無記錄。地下錢莊辦理本外幣匯兌時，采取境內外收支兩條線，地下錢莊通過非法途徑幫助客戶實現跨境收付，再由客戶在境內或境外直接與地下錢莊進行清算。資金可能并沒有實質上發生跨境流動，規避了外匯管理，交易金額o法統計，游離于國家政策監管范圍之外。

二、境內個人移民投資存在的問題

（一）政策法規不完善

現行個人移民投資政策法規不完善，實際操作難。現有的《個人外匯管理辦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外匯管理條例》，只是對境內個人境外直接投資作出原則性的規定，而缺乏實施細則和指引，無法具體操作。118號文、2號文對個人移民財產轉移做出了相關規定，但針對的是從中國內地移居國外并取得永久居留權的自然人，即先移民國外，再將境內資產轉移移居國。對于投資移民來說，必須是先匯款至國外進行投資，滿足一定條件才能獲得永久居留權，即先匯款投資，再獲得國外身份（流程如下圖）。移民財產轉移是先移民再匯款，投資移民是先匯款再移民。

（二）監管難度大

盡管移民投資沒有政策依據，不被國家認可，但這種行為卻一直存在，主要是通過上述四種渠道完成投資移民。無論哪種渠道都是沒有經過或逃避了外匯管理或相關部門審批的。這部分資金有的游離于個人境外投資外匯管理政策之外，逃避了外匯監管；有的游離于跨境外匯數據統計之外，影響了統計數據的準確性。如果這部分資金規模逐漸變大，將加大管理部門監管難度，將會影響到外匯管理形勢的研判，對國際收支平衡管理也帶來一定影響，進而會影響到外匯管理政策的制定與執行，擾亂正常的外匯管理秩序。

（三）投資風險大

由于目前投資移民沒有政策依據，申請人只能通過非正規渠道進行操作。個人分拆匯出方式會受到外匯局的監測，如檢查發現違規，外匯局將會按規定對其進行處罰。其余方式投資款的匯出也都難以得到國內法律的保護，一旦出現糾紛或者欺詐，將會給申請人帶來潛在的風險。此外，境外國家的政策設計和執行操作與國內存在不同，加上本國利益的保護主義，也會因政策方面的問題導致風險的發生。總之，目前非合法化的操作會使得投資移民風險加大。

三、放寬移民政策的可行性分析

（一）個人投資移民市場需求大

就目前的情況來看，境內居民個人境外移民投資的真實需求量大，而通過正常渠道匯出量小，嚴重不相匹配。現行政策落后于個人移民投資的發展需要，實際上構成了抑制作用。改革完善境內居民個人移民投資外匯管理政策，適當滿足境內居民個人移民投資需求，縮小需求供給差異，有利于外匯局掌握外匯收支的真實狀況，也方便對跨境資金異常流動有效監測。

（二）僑匯是促進母國經濟發展的重要力量

僑匯是境外移民與母國經濟聯系的主要紐帶之一，逐漸成為經濟發展的重要驅動力。從印度移民投資情況來看，為了吸引海外印度人回國投資，印度政府制定了一系列富有吸引力的投資政策，比如復興公債等，使僑匯成為印度外匯最大的來源之一。根據世界銀行最新數據顯示，2015年印度僑匯收入達到722億美元，位居世界第一，中國639億美元緊隨其后；國內生產總值2015年中印兩國分別是108649億美元、20599億美元。中印兩國僑匯匯款總額占國內生產總值分別為0.59%、3.51%。許多海外移民進入移民國跨國公司中高層，由于他們的主導作用使這些公司促進了與母國公司的合作，不光對母國提供了資金支持，也提供了智力支持。可見，移民為兩國的經濟發展均做出了積極貢獻，實現了雙贏。

（三）與國際做法銜接

2號文雖然取消了對外財產轉移總金額超過等值50萬元人民幣報備總局、分次匯出、財產公證的要求，但國內居民個人主要移民國家對于投資移民的管理，均規定在取得本國公民身份之前，需將一定金額的資金匯至該國，以取得永久居留權。而境內申請人由于在對外轉移財產前不能取得移民國身份證明文件，也就無法進行對外轉移財產。可見，國內政策依舊與國際做法無法有效銜接。

（四）資本項目可兌換進程的加快

隨著人民幣加入SDR貨幣籃子，人民幣國際化邁出歷史性的一步。此外，自貿區試點范圍不斷擴大，從“金改四十條”提出研究啟動合格境內個人投資者境外投資試點上海自貿區；到福建自貿區允許區內工作或居住的境內外個人，可辦理直接投資項下的人民幣跨境結算業務；再到第三批新增7各自貿試驗區；都在不斷探索允許符合條件的個人開展境外投資。這必將會大力推動我國資本項目可兌換進程，加快境內個人境外投資步伐。再者，人民幣使用范圍、規模、地域的不斷擴大，人民幣跨境支付系統的逐步完善，這都為境內居民個人對外投資提供了良好的資源和平臺。

（五）堵不如疏

個人移民投資需求強烈，但受到法規政策的限制，資金無法通過正常渠道匯出，這就助長了個人分拆購匯的行為，以及中介公司、地下錢莊通過非正常渠道轉移資金的非法行為。這不僅增加了投資者成本，風險隱患也較大，擾亂了正常的外匯市場秩序。既然圍追堵截也較難防止資金流出，大量資金在地下非法化，還不如轉向地上合法化。資金流動透明了，不但能引導居民合法合規的移民投資行為，更好地疏導資金合法走出去；還有利于全面掌握境內居民個人移民投資情況，提高外匯交易數據的真實性，進而增強對資本流出的把控能力，更好的防范和化解金融風險。

四、境內個人移民投資的政策設計

（一）主要思路

將境內個人移民投資納入現有外匯監管體系，逐步放開境內個人移民投資的地域、額度要求等限制，初期做到總量可控、風險可控，在此基礎下逐步有序推進基于合理性動因的移民投資渠道的正規化。

（二）基本原則

穩步放開原則。先發達后全國。可以在發達地區或者民營經濟活躍的地區先行試點再推廣全國。就如跨境人民幣業務、自貿試驗區都是先在上海、廣東等東南沿海發達地區開展試點，積累一定的成功經驗和做法，再延伸到內陸較為發達地區，最后到全國開展。

便利原則。在簡政放權、資本項目可兌換趨勢下，對依法守法的個人提供更多便利，從而對主體合規移民投資產生正向激勵。

控制風險原則。境內個人移民投資先期可對個人移民投資購匯匯出金額做出限制，在移民政策、監管措施完善后，風險可控下可取消總量限制。

主體監管原則。以主體為單元，對境內居民個人移民投資業務實時、動態、持久跟蹤，實現常態化全方位監管。

（三）政策設計

額度管理。采用限制額度的形式開放個人移民投資，境內個人可以在限制的額度內進行移民投資，如可以一開始設定每個人年度100萬美元的總額限額，或者年度個人凈資產的50%以內；單筆20萬美元的限額或者個人凈資產的10%以內。根據年度外匯收支形勢，外匯局可以視情況逐步調高或調減限額，促使個人移民投資均衡流動。

審批管理。發改委、商務部門作為移民投資的主管部門，審批核準個人的移民投資，類似于外商投資企業的申請一樣，在確保投資對象真實、投資規模可控、資金來源合法的情況下，向申請人出具批準證書和批復文件。外匯管理部門根據主管部門的批復，再查驗銀行資金存款證明，要求移民投資者出具資金來源合法性承諾書，并向反洗錢部門備案后，辦理外匯登記，同時負責資金監測等。

風險管理。各主管部門要引導投資者加強境外投資前期風險分析和論證，有效防范境外移民投資風險。外匯管理部門要加強資金流出入的監管和動態管理，及時掌握投資的動態信息，加強投資的跟蹤管理。

差別化管理。可對個人境外移民投資在投資金額、投資范圍、投資區域、投資幣種等內容下實行差別化監管等管理模式。在投資金額上可簡化小額個人移民投資辦理流程。投資范圍上可采用限制投資項目的方式逐步放開個人移民投資，首先可以放開一些操作簡單、風險較低的直接投資項目，待時機較為成熟、風險可控的條件下再逐步放開證券、債券等的投資。投資區域可先放開港澳臺地區，然后到經濟發達國家，最后放開其他國家和地區。在投資幣種上先外幣后本幣。

匯兌管理。設計包括境內個人移民投資項下資金來源、購付匯限額等方面的政策要求，滿足正常的購匯需求。同時，建立收益合法回流渠道，確保境外合法投資收入的安全回兌。移民投資匯出及投資收益匯入，應開立個人專用賬戶辦理入賬，及時登記匯款人及相關交易信息，掌握投資的動態信息，確保外匯局對資金流動的可跟蹤監測和管理。

（四）風險防范

統計監測。境內居民個人移民投資業務并入資本項目信息管理系統進行登記管理。個人境外移民投資業務應實現與反洗錢、征信、務及公安、紀檢等相關系統的數據共享，銀行應實行身份證系統聯網核查以認定投資主體信用資格以方便外匯局與銀行對個人移民投資信息的真實性審核。同時，強化數據監測統計分析，建立事前、事中、事后監測統計機制。建立個人境外移民投資信息權益登記制度，將移民投資個人主體納入每年的境外投資權益登記進行管理，加強對境內個人移民投資的后續監管和風險防控。

微觀監管措施。建立商務部門、人民銀行、外匯局、海關稅務部門、公安、紀檢等部門的數據共享及權益保護協作機制，共同監測資金收付情況，防范異常跨境資本流動給國內經濟產生不良影響。運用個人結售匯監測、國際收支申報系統、跨境資金流動監測與分析等系統，加強對境內居民個人外匯資金跨境流出監測分析，設立預警指標，適時調整相關政策進行宏觀調控。加大非現場線索的挖掘深度和廣度，防范個人自有外匯通過非正常渠道進行轉移，規避外匯監管。同時及時對銀行報送的異常情況展開調查，提高對個人異常資金流動情況的監測水平，做好風險防控應對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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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olicy Design of Domestic Individual Immigration Investment

CHEN Gang

第7篇：境內企業境外直接投資范文

關鍵詞：跨境人民幣；金融管理

一、發展跨境人民幣業務的重要意義

（一）為企業的貿易和投資提供便利

首先，減少進出口企業的匯率風險。我國進出口貿易常以美元、歐元計價結算，企業以外幣結算要承擔匯率風險，而人民幣用于跨境貿易結算，有效緩解由于持有美元等外幣而導致的貨幣錯配，大大降低企業的匯率風險。其次，降低進出口企業的經營成本。企業可節省兩次匯兌所引起的部分匯兌成本。我國外匯管理規定，出口收匯須結匯，進口付匯須購匯，對銀行賣出和買進外匯必然產生匯兌成本，而以人民幣結算，將避免此成本的產生。例如，目前小型外貿企業的兌換成本平均2％，假設某企業每年的貿易結算量為1000萬美元，使用人民幣結算，就可節約兌換成本20萬美元。另外，企業對沖匯率風險而開展的外幣衍生品交易的有關費用也可以節省下來。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不納入核銷管理，出口仍可享受出口貨物退（免）稅政策，企業可根據實際業務需要將出口收入的人民幣貨款存放境外，使用人民幣結算后，相應的資金不用進入待核查賬戶，對進出口預付、預收貨款占總貨款的比例無上限限制，較之外幣結算出口收匯，采用人民幣結算后，資金到賬周期明顯縮短。再次，有助于企業“走出去”。隨著人民幣跨境貿易結算的開展，人民幣將為更多的境外投資者所接受和使用，上海企業以人民幣資金“走出去”對外投資的機會大大增加，更好地推進我國企業的國際化和全球化。

（二）為金融機構帶來新業務，推動金融市場創新

首先，跨境人民幣業務的開展，能夠為商業銀行創造新的市場空間，帶動銀行的清算、融資和理財等業務的發展。開展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業務，中資銀行可通過為外資銀行開設人民幣賬戶收取賬戶費，為外資銀行提供人民幣獲得匯兌收益，還可以經營境外企業的人民幣理財業務，收取中間業務收益。長遠來看，中資銀行還可以發展人民幣貸款、項目融資；境外機構的境內投資，包括債券投資和結算、境外債券籌資等獲取投行和結算業務收益。其次，跨境人民幣業務的開展，將會促進我國金融市場體系的對外開放和不斷發展。跨境人民幣業務的發展，要求我國為境外投資者提供境內的投融資渠道。一方面，我國需要增加境外投資者的人民幣投資渠道，境內的債券市場和股票市場都將擴大對境外投資者的開放程度，包括境外人民幣債券的發行、人民幣QFII制度、境外人民幣基金，從而提高我國金融市場的廣度、深度和開放度。另一方面，我國需要為境外投資者提供境內人民幣融資渠道。隨著境外投資者對人民幣需求的提高，產生了人民幣融資的需求，要求境內提供人民幣融資途徑。從長期來看，我國將逐步允許境外投資者參與銀行間市場（同業拆借、債券市場和外匯市場），到境內債券市場發行債券；股票市場也將為境外投資者開辟融資渠道，如“國際板”等。隨著人民幣雙向跨境流動漸成常態，通過吸引更多的境外市場參與者，我國金融市場的國際化程度將逐步提高，包括股票市場、債券市場、外匯市場、金融衍生品市場等都將在參與主體、業務品種和交易制度等方面得到發展。

（三）促進我國國際金融中心建設

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是以本幣的業務和市場為基礎的，跨境人民幣業務的發展，無論是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業務還是跨境人民幣投融資業務都將大力促進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首先，上海將有望成為人民幣國際清算中心。上海建有全國最先進的跨境支付清算體系，匯聚了大量境內外金融機構，尤其是外資銀行分支機構在中國的最主要聚集地，具有開展跨境人民幣清算的天然市場條件。其次，上海最可能成為人民幣金融交易中心。在跨境人民幣業務開展過程中，會派生出很多涉及非居民的結算、融資、投資等新業務，需要境內外銀行間加強合作進行創新，培育跨境人民幣業務的新增長點。這些跨境人民幣業務的開展可以促進銀行業的國際化，有力地促進上海人民幣投融資中心建設。同時，境外人民幣債權將越來越多，這將會促使我國資本市場的對外開放，推進人民幣產品的國際化。境外的企業或者政府機構將通過在岸金融市場或離岸金融市場渠道開展人民幣的投融資活動，境外居民對人民幣產品的投資需求將促進上海金融市場的人民幣金融產品創新、人民幣資產國際交易市場發展，有助于加快人民幣金融產品的創新、交易和定價中心建設。

二、我國跨境人民幣業務的發展現狀

第8篇：境內企業境外直接投資范文

第一，國家實施“走出去”戰略步伐加快，加大了扶持企業進行對外直接投資的力度。

商務部部長說，實施“走出去”戰略，開展對外經濟合作，有利于為我國企業的發展拓展更廣闊的市場空間，有利于加強我國與其他國家特別是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合作與互利共贏。今后一段時期，要按照黨的十六屆五中全會精神，全面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不斷提高對外經濟合作的質量與水平，要堅持以企業為主體，以市場為導向的原則。2006年商務部抓緊貫徹落實“走出去”戰略，繼續完善對外投資相關政策法規，推進對外投資便利化。2006年10月國務院常務會議原則通過了《關于鼓勵和規范我國企業對外投資合作的意見》，這是自中央提出“走出去”戰略以來第一個全面系統規范和鼓勵對外投資的綱領性指導文件。另外還相繼出臺了包括金融、財政、外匯、稅收、保險等一系列政策和措施，鼓勵有條件的企業“走出去”。例如：為方便境內投資者開展對外直接投資，促進國家對外投資產業政策的有效實施，國家外匯管理局決定取消境外投資購匯額度限制，自2006年7月1日起實施。根據國家外匯管理局發出的《關于調整部分境外投資外匯管理政策的通知》，此次政策調整主要包括：一是取消境外投資購匯額度的限制；二是境內投資者如果需要向境外支付與其境外投資有關的前期費用，經核準可以先行匯出。同時商務部還為企業“走出去”提供信息服務。陸續編制了《對外投資國別產業導向目錄》,進一步完善對國內企業對外投資產業國別協調和指導。2006年9月9日,商務部了《中國對外投資促進國別/地區系列報告》。該系列報告按國別撰寫，首批的是《投資埃及》、《投資泰國》、《投資波蘭》、《投資荷蘭》、《投資意大利》、《投資澳大利亞》、《投資巴西》和《投資瑞典》八個報告。報告針對每個國家的投資環境和特點，圍繞企業對外投資所關心和投資中可能遇到的問題,重點介紹了8個國家的宏觀經濟、產業結構、投資法律、政策及鼓勵措施、外國企業設立程序、生產成本、生活指南及投資服務等。毫無疑問該報告給想要投資于上述國家的企業提供了一個很有價值的參考資料起到了很好的指導作用。

商務部有關負責人就《商務發展第十一個五年規劃綱要》答記者問時指出，十一五”時期商務領域的主要發展目標包括六個方面其中第六方面就是“走出去”要實現較快發展。為此將采取三個新舉措，推動企業“走出去”。第一，加快發展對外直接投資，深度開拓國際市場。通過在境外投資建廠，形成若干基礎設施較為完善、產業鏈較為完整、關聯程度高、帶動和輻射能力強的境外經濟貿易合作區。鼓勵企業通過多種方式，開展對外投資合作，培育和形成一批具有國際競爭力的跨國公司。第二，推動企業在境外科技資源密集的國家和地區，設立研發中心和研發型投資企業，充分利用全球科技、智力資源，提高我國企業的自主創新能力。第三，鼓勵服務業“走出去”，開展工程承包、勞務、電訊、交通、技術服務等領域的國際合作。可以看出國家在實施“走出去”戰略的過程中作了大量相當細致的工作,有力的推動了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

第二，我國企業的實力明顯增強，相當一部分企業具備了對外直接投資的實力。

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主體仍是國有企業，占全國對外直接投資近五成。其次是民營企業，占全國對外直接投資近三成。一批有條件的大型企業和企業集團通過進行專業化、集約化和規模化的跨國經營，在更大范圍內優化資源配置，增強了參與國際經濟合作與競爭的能力，已成為具有較強國際競爭力的跨國公司。在美國《財富》雜志評出最新的2006年度世界500強公司名單上中國鐵路工程總公司、中國鐵道建筑總公司和中國建筑工程總公司成為新上榜公司。中國石化集團名列第23位，比去年提升8位，取得中國公司在世界500強排行榜上的最好名次。上汽集團重新回到500強，名列第475位。內地入圍公司涉及石油、電力、銀行、電信、貿易、保險、冶金、汽車、工程建筑等行業，均為大型國有控股企業。

民營企業的實力也不容忽視，部分地區民營企業對外直接投資不僅具有了相當大的投資規模而且在投資市場上更趨多元化。出現了像新希望集團、萬向集團、創維等一批知名企業。上海市的民營企業2005年首次成為占據上海市對外投資項目半壁江山的主力軍。2005年以來，越來越多的申城民營企業，將IT、IC產品研發中心、化工、輕工、服裝、軟件研究設計機構等企業，從上海搬到了發達國家和地區。2005年上海在境外設立的研發型企業9個，投資額超過4000萬美元。

第三，綜合國力的增強是中國企業走出去的有利保障和堅強后盾。

國富才能民強，對于走出去的企業也一樣,身后站著一個正在日益強大的國家走出去的步伐會更為有力。我國國內生產總值由1952年的679億元上升到2005年的183085億元，年均遞增7.9%。綜合經濟實力明顯增強。據中國人民銀行預計，2006年國內生產總值(GDP)增長將超過10%。

第四，境外中資企業商（協）會建設取得新進展，為走出去的企業提供服務和幫助。

第9篇：境內企業境外直接投資范文

當然，這并不意味著過去的這幾個月里所發生的事情對我們毫無參考價值。眼前的全球性經濟危機無疑將給國際市場帶來實質性的影響，中國的私募股權和風險投資市場也概莫能外。投資人和企業家們都不斷地在現有的行業和商業模式中遴選危機下活力尚存的那一些，找尋能夠逆市而上的投資對象。

而就每一個具體行業和商業模式來說，由于眼下的市場狀況已經完全受制于金融危機，因而最為核心的問題便是危機中如何自我救贖。目前人們熱衷的話題包括例如低成本食物和消費品在內的若干“反危機”行業，各種奢侈品牌和產品如何風光不再，以及由于中國（和其他國家）政府采取大規模經濟刺激措施而帶來的基礎設施領域的眾多投資機會。然而，這難道就意味著舍棄高端消費品而投資于快速食品和橋梁建設的私募股權/風險投資基金就能夠在未來三到五年的時間里成為行業的翹楚？投資這些行業所能獲得的回報能不能超過從技術、軟件等過去十年資金流向的熱點領域中得到的收益？包括律師在內，我們全都無法確定未來的日子里這樣的行業是否還會受寵，也不能確定這些領域中的企業之成敗。

投資人和企業家們要做的事情自然是尋求上述問題的答案，并且掌控其投資經營的特定行業和個人業務中存在的機遇和挑戰。盡管如此，作為一名律師，我依舊認為，中國私募股權和風險投資市場所發生的一項重要變化其實在過去的幾年里已經存在，并將在未來的三到五年內給市場自身的發展帶來至關重要的影響。而且，這一變化的出現幾乎和眼下的經濟危機沒有任何關系，經濟危機卻又正在對其推波助瀾。以人民幣為主導的境內投資而非外幣為主導的境外投資的這一風潮帶來的不僅是私募，風投啟動投資時跟過去大不相同的公司結構和交易模型，還有目標公司及其投資者努力尋求的各種退出方式。

直到近期，離岸模式仍占主導

在過去的十年里，由于“獨資企業”成為了合資企業以外的另一可行方式，因而外國投資者在中國進行私募股權/風險投資的模型建構時，往往傾向直接投資于中國境外的控股公司。這就是說：它們并不向作為最終投資目標的境內運營實體（即“境內實體”）作投資，而會選擇投資于某一家在中國境外設立的海外企業（即“海外特殊目的公司”）；當然，這家海外特殊目的公司會是上述境內實體的擁有者（或者，如果該境內實體的經營范圍屬于限制或禁止外商投資的領域，則海外特殊目的公司將會通過一系列合同實現對境內實體的控制）。在此基礎上，外國投資者還會為其注入資金設定這樣的條件：境內實體的原始擁有者負責設立海外特殊目的公司并轉移對境內實體的所有權/控制權，從而使外國投資人在實際注資時能成為與境內實體的原始擁有者并列的股東。

這樣的外商投資方式就是著名的“紅籌模式”，其優勢是多方面的（尤其對外國投資者而言）：很明顯，相比直接在中國進行投資，外國投資者可以從其購入的股權中獲得范圍更廣的權益及優先權利，而且行權更方便。同時，由于所有權位于境外，外國投資者將來轉讓自己持有的股份時也就不需要獲得中國政府的相關批準。而海外特殊目的公司往往會設立在開曼群島、英屬維爾京群島或者香港這樣一些司法區，因為，在上述地區投資可以以外匯為主導，公司可以向其他投資者發行含有優先權和其他派生性權益的“優先股”，此外，相關文件也無需根據中國法律制作（而且，與這些文件相關的爭議可以由當地法院管轄）。

新近法律帶來的變化

毫無疑問，在過去這十年里，紅籌模式被外資私募股權和風險投資者在其對華投資過程中廣泛采用。事實上，在2005年之前該模式一度主宰了市場。然而，2005年以來在中國先后出現的一系列管制措施變化開啟了我們現在看到的這個風潮。

首輪變化出現在國家外匯管理局公布的若干“通知”當中。外管局的這些“通知”不斷重復著某方面的要求，最終使得試圖設立或者擁有海外特殊目的公司的中國居民需要事先在外管局辦理相關登記手續，同時，（包括海外特殊目的公司獲取投資從而向境內實體注資在內的）大量交易也需要在外管局進行登記。縱使這些登記最終都是可以完成的，但卻已經使建立傳統紅籌模式的過程變得耗時、復雜。

此后，又有具有更深遠影響的其他措施出臺。在2006年，中國政府公布實施了《關于外國投資者并購境內企業的規定》（即“《并購規則》”）以及《境內企業間接到境外發行證券或者將其證券在境外上市交易的規定》（即“《證監會指引》”）。根據《并購規則》的要求，海外特殊目的公司對境內實體的重組需要獲得商務部批準，而沒有一家企業在實際中獲得過這類批準。同時，《證監會指引》要求中國投資者（包括中國公民和企業）所擁有或者控制的海外特殊目的公司在上市前應獲得證監會的審批。該審批也難以獲取。

以上這些管制在理論上并沒有讓紅籌模式的應用變得完全不可能，而且事實上已經有某些跡象表明，這些管制將會在未來顯著放寬。可是，人們普遍認為，上述管制措施已經把紅籌模式的運作變成了一個艱難、耗時又傷財的過程。因而，即便在外國投資者仍在他們開始進行某項投資時習慣性地查看紅籌模式以及其他離案模型是否合適，私募股權/風險投資行業自己便已覺察到它需要一些替代性的交易模式，否則投資者就只能目送眾多潛在的投資機會從身旁溜走。

回歸中國境內的直接投資

上述所有的情況對未來幾年私募股權/風險投資在中國的交易將會意味著什么？當然，我們無法預測它們帶來的影響和沖擊會發展到何種程度，但可以肯定，大家都希望能在更廣闊的范圍內繞過海外特殊目的公司直接投資于境內實體。

這個想法可以通過傳統的方式實現，即外國投資者直接從海外投資于境內實體，從而把境內實體變成一家中外合資企業。雖然在新世紀的前五年里，合資模式的應用呈現出大面積衰退，但隨著紅籌模式遭遇困境，合資企業的數量又不斷劇增。

然而，與十年前合資企業作為試圖直接投資于境內實體的外國投資者唯一的選擇不同的是，現在外國投資者們有了另一個途徑，那就是建立所謂的“人民幣基金”作為投資工具。這種模式不但能讓對境內實體的投資變得更快（因為可以避免合資企業管理法規的掣肘），還能用人民幣作為投資的主貨幣。而后者對于那些目標客戶鎖定為境內企業、希望避免接觸外匯問題的境內實體來說，是一個十分重要的賣點。

人民幣基金通常會以“外商投資創業投資企業”（即“外資創投”）的形式設立，它本質上是一種中國法人，只不過允許外國投資者在中國境內建立相類似的投資基金，并得以使用人民幣進行投資行為。此外，人民幣基金可以采用多種方式設立，但也有不少這方面的法律限制（包括最低投資額、出資期限以及合伙人的數量和種類等）；當然，這些限制的具體內容并非本文探討的范圍。無論采取何種方式，當中一個相同的關鍵問題是，此類基金不僅能讓外國投資者規避紅籌模式的各種風險和不確定性，而且還能讓他們更快捷有效地完成投資交易的全過程。雖然表面上人民幣基金是專門為對高新技術企業的投資而創設的，但其相關內容可以做更為寬泛的界定， 因此人民幣基金實際上可以被用在眾多行業領域。

其實好幾年前中國的法律就給人民幣基金提供了存在的依據（《外商投資創業投資企業管理規定》以及《創業投資企業管理暫行辦法》分別于2003年和2005年頒布），只是到了最近人民幣基金才為人們所熟悉并開始大量應用。目前，中國市場上存在著為數不少的人民幣基金，同時更多的此類基金正在籌建過程中。Zero2IPO 研究中心是一家專注中國私募股權和風險投資市場的的研究咨詢機構。其報告顯示，雖然最近幾個月私募股權/風險投資的累計募集幅度有所下降，但一項有力的數據表明，人民幣主導的基金占到2009年前三個月新設基金總數的90%左右。可以說，該類基金的發展勢頭并未減弱。因此，即便全球金融危機正在不斷肆虐中國以及全世界的私募股權和風險投資市場，相對而言人民幣基金在中國市場中的占有率卻不斷上升。

鎖定境內退出模式

正是由于傳統的離岸模式受到中國法律的眾多限制、并在實踐中遭遇不少阻礙，通過合資企業和人民幣基金形式在中國境內進行直接投資的風潮因此日見興盛，同時也使私募股權和風險投資者們把在境內進行交易看成他們考慮退出方式時必不可少的備選對象。傳統的投資者們往往習慣把境外上市視為首選的退出途徑，而次選則會是把窗口公司出售給某個著名的國際或中國本土買家。就此而言，離岸模式會是理想的投資方式，其原因在于：第一，海外公司通常可以在全球（而不是中國）的各家主要股票交易所上市；第二，如果以出售公司作為退出方式，那么無論國際買家在境外購入還是中國買家在本土受讓，都無需對現存的公司結構進行任何改動。

假如說過去幾年投資環境的變化僅僅是越來越難以采用離岸模式，那么投資者們確實可能無法找到直接從境內退出的有效途徑，但這也只會導致外商對華投資數額的大幅下降。而事實上，過去的十年境內退出方式在功效和吸引力方面都不斷提升。當然，境內上市正面臨著來自各家中國證券交易所的挑戰，例如在正式上市之前擬上市主體需要進行境內重組，對投資人的鎖定期也比較長，且中國證券交易所內部政策變幻頻繁。于是，境內上市也就沒有被眾多行業的投資者們作為可行的甚至優先的退出方式加以考慮。進而，隨著越來越多的中國企業活躍在國際并購市場上，向中國買家出售企業（資產）變得很有吸引力。

因此，理想狀態下，絕大多數投資者都會傾向認為，離岸模式是最靈活最可取的投資方式。而實際情況則是，由于境內退出方式極具吸引力，投資者們比之前更愿意考慮甚至努力找到境內直接投資的辦法。這也是他們投資眼光的一個基本變化。伴隨著該變化的出現，可能在未來的市場上，即便建構離岸模式比現在容易，但以中國本土市場為首選退出方式的境內投資仍舊會占據重要位置。

離岸模式的集體消亡？

那么，是不是可以說，私募股權/風險投資機構對中國企業進行投資時采用的所有離岸模式、包括紅籌模式在內，都已經成為逐漸走向滅絕的瀕危物種？實則并非如此。一方面，不少投資者手里握有在《并購規則》生效日（即2006年8月8日）之前就建構完成的離岸結構，這樣的結構不需要經過商務部批準。另一方面，建立和運營人民幣基金也是一件耗時傷財的事情，這可能導致部分戰略投資者（而不是金融投資者）繼續鐘愛離岸模式。與此同時，相關管制措施對離岸模式的監管時間越長，市場上的應對經驗也就越豐富。時至今日，一旦某個企業家明確了自己主要的資金來源是外國投資者、而且預計的退出方式為海外上市或出售，他就會馬上動手建構一個離岸控股模型以免將來需要進行重組。不過，最為關鍵的問題是，障礙總有一天會消失。最近已有跡象顯示，商務部審批這一最常見的投資瓶頸很有可能會被更改甚至取消。

結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