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一篇好文章的誕生，需要你不斷地搜集資料、整理思路，本站小編為你收集了豐富的考古入門知識主題范文，僅供參考，歡迎閱讀并收藏。

第1篇：考古入門知識范文

與此同時，提起考古學，我們總會覺得考古工作人員會私藏文物。可是從我剛一接觸考古學專業課的時候，老師就會對我們進行職業道德方面的教育。客觀地說，不排除順手牽羊這種事情在極少數情況下才會發生的可能，但是這種事情將會成為一個考古工作者極大的污點，并且涉及到刑事犯罪。另外，考古界有行規，考古工作者不搞收藏，道理正符合一句俗語：“瓜田不納履，梨園不正冠。”電視上鑒寶節目出現的“專家”也只是收藏家而非考古學家。可以說考古學是典型的窮學科，國家的文物系統更是出了名的“清水衙門”。

我也曾被盜墓小說吸引，當我經過考古專業學習之后，再親身參與考古工作中，我才發現，事實上的考古，與書中的驚險故事大相徑庭。

珠寶遍地的地下王國？并不會出現！

盜墓小說或電影中描繪的往往是一群人深入地下王國，遇到各種暗道機關，過程驚險刺激，然而考古的實際情況與小說差距甚遠。

首先，墓葬規格截然不同。古代的平民墓葬和今天的普通墳墓沒有多少區別，達官顯貴的墓室也無非是十余平方米，轟動全國的滿城漢墓中山靖王墓也僅僅是全長51.7米、最寬處37米（該數字包含墓道長度）。

其次，關于機關暗道。考古工作與盜墓不僅工作性質完全不同，工作方法也是完全不一樣。考古工作基本都是采用用大揭頂的方式，從墓葬的頂端開挖，且普遍使用探方法發掘。這種方法一方面宏觀地觀測墓葬，方便信息提取;另一方面由于古代墓葬年代久遠，進入其中會有很大的風險，甚至可能面臨塌方。讓人心驚膽跳的機關暗器還是鮮有遇到，即便有暗器，在這樣的發掘方式下也基本無法起作用的。同時，按照目前的技術水平和國家政策，考古學者是不能主動發掘帝陵的。盡管像秦始皇陵、武則天乾陵、明十三陵等未被盜的帝陵中都可以預見有著數量驚人的珍貴文物，但是因為技術條件不成熟，貿然打開地宮會給文物毀滅性的打擊。

中國迄今為止唯一的一次帝陵的主動發掘――打開了明神宗的定陵，墓葬打開后盡管隨葬品琳瑯滿目，然而大部分珍貴文物的璀璨光澤在暴露于空氣中幾分鐘后便毀于一旦。這次慘痛的教訓讓中央政府毅然叫停了所有帝陵的主動發掘。

發掘同時也意味著一種不可修復的破壞，作為考古人我們能做的就是盡可能地從發掘材料中提取更多信息，努力地去還原古人的社會狀況與文化面貌。我還記得一位老師在考古工地的一次晚餐中的酒后的話，他說做學問盡管可以生活無憂，卻也并不能帶來多少財富，但是這就是他人生所追求的，人生的價值不能完全用金錢來衡量。他愿意帶著一群更年輕的學生在安徽偏僻的小村莊中面朝黃土背朝天，在探方中追尋古人的腳步。平常他很嚴厲甚至暴躁，但他告誡我們，要對得起三千三百年前在這里創造過文明的先人。如果我們的考古工作不認真或是出錯誤，那些遺跡被挖掉了就再也無法復原。

考古并非只有挖墓：墓葬是考古重要內容，但不是全部內容

有人竟認為，考古就是官方盜墓，可能是因為很多人覺得考古的人就是每天在和價值連城的寶貝打交道，在土堆里挖掘出精美的文物。然而，實際上考古人與盜墓者關注的點還是很不一樣的。

盜墓者只需要關注文物的經濟價值，而且重點在那種容易搬走的文物。盜墓者根據個人喜好不一樣，和市場價格不同，會偏好不同的文物，一般而言金屬器最受歡迎。當然，前提是那種不必耗費大量人力物力就能搬走的金屬器，而考古人則更關注文物帶來的學術價值，通過出土文物，還原當時的社會面貌。

很多人以為只要是歷史久遠的東西在考古人眼里都是寶貝，然而實際上，流散文物、傳世文物（如傳家寶）對考古學研究沒有很大價值，因為這些文物已經失去了出土環境。這里說的出土環境，一方面指自然環境，一件器物剛出土的時候可能是色澤明亮且有彩繪的，而在空氣中暴露幾分鐘文物迅速氧化，彩繪脫離，黯淡無光。其中最脆弱的是紙張、紡織品和木制品，大多會迅速變成灰燼，加之經過長期流轉，也會造成一定的損壞。針對這些流散的文物，考古人并不能看到其真實相貌。另一方面是社會環境，例如一件精美的傳世漆器，考古人并不知道這是出現在王侯墓里還是出現在富人家，出現在宮殿里還是出現在殷實平民宅院。因此也不能通過此文物去了解當時的社會狀況。

大眾意義上的“寶貝”，在實際考古工作中還是比較少見的。但在文物富集區，也會發生很多“巧遇”文物的故事。記得以前曾聽說一個研究生學長在陜西周原遺址調查，在小道上走路被樹枝刮到了頭，但恰巧卻發現樹枝上掛著一片西周甲骨。另一位學長在武漢盤龍城遺址工作，走在小路中被絆到了，然而回過頭來仔細看竟然發現是一件青銅器……但這樣的遺址屈指可數，絕大多數情況下我們發現的大型墓葬早已被盜墓賊光顧，十室九空。

說到考古一詞，大家最先想到的可能是挖墳。雖然墓葬是考古重要內容，但并不是全部內容。大眾之所以有這樣的誤解，是因為墓葬出土文物比較豐富，所以人們對墓葬的考古有更直觀的感受。古代村莊、城市的珍稀物品會因為各種原因不斷流動，而墓葬則是最終的歸宿。然而考古并不僅僅停留在這些文物的發掘上，考古學是研究如何尋找和獲取古代人類社會的實物遺存，以及如何依據這些遺存來研究人類歷史的一門學科。因此，考古人要做的，是通過對古人生活的器物、場所的研究，還原當時的社會面貌。

墓葬雖然是考古的重要內容，而為了研究過去人的生活方式，考古人還會對古代村落、城市遺址等進行發掘，了解當時的生活面貌。發掘古代村落、城市遺址，基本都是在與破碎的陶片打交道，極少出現經濟價值很高的文物。但這些貌似不值錢的東西卻是重新構建起古代社會面貌的基本元素。

同時，地層分布研究對于考古而言很重要，因此我們需要拿著手鏟在探方內一點點地刮面，通過泥土的不同顏色判斷不同的地層。有時候刮面的時候看到了文物的一角，仍需要一個層面一個層面地挖，一點點把不同地層清理干凈，才可以把文物拿起來。因為直接把文物挖出來，會破壞其附近的地層結構，影響記錄。

明清考古？太現代了！

在入門之前，我喜歡這門學科，更多的是靠著感性認知。這主要得益于一些電視上的紀錄片。隨著專業學習的開始，考古學于我而言不再是那個在面紗后若隱若現的少女。考古專業學分成舊石器時代、新石器時代、商周、秦漢、六朝隋唐、宋元，六個時間段，通過對這六個時間段的學習，系統地學習考古學基礎知識。

大多數同學對舊石器時代考古不太感興趣，畢竟從感性上覺得當時的人類還沒有創造出什么文明，倒更像古生物學。隨著新石器時代開始，大家的興致逐漸高漲起來，仰韶文化、龍山文化、良渚文化……很多博物館里熟悉的器物就會浮現在腦海中，如人面魚紋盆、鸛魚石斧圖彩陶缸等等。

夏商周則是我最喜歡的時代，從小對于考古學的最初認知就源于充滿了莊重威嚴的青銅重器。后母戊鼎、四羊方尊、曾侯乙編鐘……精美的紋飾、莊重的造型、沉甸甸的質感，一件件鎮國重器映在腦海中，遐想著古代王侯的生活。上古先民為后人留下的僅有只言片語，等待去發現的還有大片未知的輝煌。備受爭議的夏朝激發著考古學者們不懈地探索和考證，父死子繼家天下的王朝時代自此濫觴，其影響甚至比秦王掃六合更重大。尋找讓西方信服的以文字為載體的夏文化何其艱難，中國考古學者們對夏朝的存在深信不疑，并不僅僅是出于民族自尊心：商代的甲骨文是一種體系成熟的文字，目前為止發現的甲骨文之前的與文字有關的線索，只有一些陶器上零星的刻畫符，而處于刻畫符與成熟文字之間的過渡性文字還未發現。

同時，商周考古學，曾經拯救了中國人對于自身歷史的認知。五四開始了中國人第一次徹底地反思中華文明，然而這場運動在某些方面卻有些過激，顧頡剛為代表的古史辨派提出“層累疊加的中國古史”，因為對于堯舜禹、夏商時代的歷史記錄，是年代越晚的文獻描寫得越清晰，可見是越到后代杜撰越多，從而靠想象代代疊加起了中國古史。這一論斷幾乎否定了整個中國古史，動搖了整個中國對于祖先的認知。然而正是這時，安陽的殷墟出土了大量的有字甲骨。甲骨片上的商王世系與《史記》所載幾乎完全吻合，這足以證明我們流傳數千年的商湯、紂王的故事確有其人，司馬遷等史官們沒有用子虛烏有的人物杜撰。

第2篇：考古入門知識范文

？眼中圖分類號？演G63 ？眼文獻標識碼？演B ？眼文章編號？演0457-6241（2014）17-0016-05

我國一般將夏朝以前的歷史階段稱為史前時期。由于沒有文字記載，證據的使用對這一時期內容的學習就顯得特別重要，初中歷史課程標準（2011年版）對此做了一些安排。本文以修訂稿①中史前時期的課程內容為例，就歷史學科中重證據的要求和教學中證據使用的方法培養問題作一探討。

證據是指那些能夠證明某事物真實性的事實或材料，有實物、文字證據和證人證言幾種類型。歷史學是有關過去的學問，過去的人和事無法重現，史料就成為了解過去的媒介，真實的史料對歷史知識的建構具有證據作用。“史料為史之組織細胞，史料不具或不確，則無復史之可言。史料者何？過去人類思想行事所留之痕跡，有證據傳留至今日者也”。②歷史學科的證據意識，指的是對史料證據的重視，并將其自覺運用于確認史實、理解和評價史事之中的心態和能力。

鑒于史前時期課程內容的獨特性，修訂稿在實驗稿③的基礎上加強了證據意識培養的要求。

如表1所示，遠古居民、糧食生產和祖先崇拜是史前時期課程內容不可或缺的三個要素。修訂稿與實驗稿都以此為學習要點，不同之處在于所選擇內容的知識范圍、類型和學習視角。

實驗稿選擇的知識范圍比修訂稿要大得多。遠古居民除“北京人”外還有山頂洞人等“早期人類”，先祖除炎帝和黃帝外還提到了堯、舜、禹，糧食生產則涉及與農耕文化特征有關的諸多問題。修訂稿在精選歷史事實的同時增加了與史料證據有關的知識，如“考古發現”以及“傳說和神話”等。學生借此可以知道史前時期的歷史主要是在考古發現和傳說材料的基礎上形成的，進而認識到證據在歷史研究和歷史學習中的重要性。

與實驗稿相比較，修訂稿雖然也以遠古居民、原始農業、人文始祖為要點，但學習重點由知識和情感轉向了方法，從而與內容的學習價值更為匹配。從知識層面來說，史前時期的歷史事實主要由歷史遺存和傳說推斷而成，存在時間常以千年或萬年為單位，相關的知識點沒必要形成精確的記憶。從情感層面來說，若以我國是人類發祥地而自豪并將其作為主要目標的做法并不合適。因為學術界在我國是否是人類起源地的問題上爭議較大，也不主張中華文明的歷史可以追溯到元謀人和北京人時期，課程標準修訂稿就認為“中華文明誕生于考古學上的新石器時代”。但從重證據的學習視角來說，由于史前時期的歷史知識源于考古學家對古人遺物等證據的解釋，相關內容的學習容易使學生把握知識的形成過程與方法。從考古發現和傳說了解我國境內早期居民的生產和生活方式，可使學生從一開始就懂得證據在歷史學科中的重要性以及歷史這門學科的特點。

通過課程內容培養學生證據意識的目的和要求是什么？證據意識與學科知識、能力之間有著怎樣的聯系？修訂稿的“課程目標”部分對此作了一些規定。

知識與能力目標方面，證據意識的要求體現在歷史理解和歷史解釋的相關內容之中。“歷史理解”著重在設身處地地認識過去，以盡可能地接近無法再現的過去。初中階段，主要是通過對教科書等文本材料信息的解讀，“初步學會從多種渠道獲取歷史信息”，并在處理相關信息的基礎上辨識史料、史實和史論的特點與相互關系。“歷史解釋”以歷史理解為基礎，有意識地對過去建構合情合理的、系統性的因果聯系。對初中生而言，主要在于“了解以歷史材料為依據來解釋歷史的重要性”，“初步形成重證據的歷史意識”。過程與方法目標方面，培養證據意識的要求與探究和表達歷史問題的活動有關。修訂稿指出，“搜集資料”和“掌握證據”是問題探究的前提，“言而有據”和“推論得當”是問題表達的基本要求。價值觀方面，“樹立求真求實和創新的科學態度”明確了證據意識培養的原則和方向。證據意識的內核是真實，這是歷史學習的基礎和歷史教學的底線。中學歷史教育的本質屬性是公民教育，憑證據說話是處理社會生活的基本準則，也是現代公民意識的基本內容。

修訂稿在課程目標的范疇中對史料證據的運用問題提出了基本的要求，涉及知識與能力、過程與方法以及情感態度價值觀各個領域，“初步形成重證據的歷史意識”是其核心。史事的確認、解釋和評價需要具有以史料為證據的觀念，歷史思維能力的培養則離不開以史料為證據的方法訓練。正如英國史學家柯林武德所言：“歷史學是通過對證據的解釋而進行的……歷史學的程序或方法根本上就在于解釋證據。”①可以說，證據意識是史學知識、能力和價值觀中不可或缺的要素，也是歷史學科的基本素養。只有具備一定的證據意識才能獲得科學的歷史知識和能力，也只有在歷史學習的過程中才能逐步形成歷史學科的證據意識。

從課程目標的要求出發，結合初中生歷史學科入門學習的特點，史前時期內容的教學應當將學習證據使用的方法作為重點，教學目標的設計可從以下幾方面展開：

①通過北京人的發現、半坡與河姆渡原始農業的產生，以及炎帝和黃帝的傳說等內容的學習，知道我國史前時期歷史發展的大致進程。

②通過北京人以及河姆渡和半坡居民歷史遺存內容的學習，知道化石和考古發現是了解史前歷史的重要依據；通過炎帝、黃帝的傳說故事，了解傳說和神話中蘊含著一定的歷史信息，認同“我是炎黃子孫”的說法。

③通過對教材、教學中敘述與證據關系的辨析以及史料證據的搜集和處理等活動，了解歷史學習中證據使用的常用方法，知道諸如想象、質疑和推斷等有利于證據意識培養的思維方式。

歷史學科重證據的意識主要有兩層含義：一是指重視史料的證據作用，知道對任何史事的說明和解釋都要有一定的依據；二是指具有使用史料證據的能力，即面對歷史問題時能夠以史料為證據對相關歷史現象做出正確的理解、解釋和評價。在史前時期的課程內容中，以下幾種方式有利于學生把握證據使用的方法。

1.引導學生了解教材敘述與證據之間的關系

從內部結構看，歷史教材內容大體上有相互聯系的三個部分所組成。第一部分為歷史材料，主要由文獻史料和圖像方式呈現的實物史料所組成；第二部分是歷史敘事，涉及與時間、地點和人物有關的史實；第三部分是歷史解釋，如歷史現象產生的原因、作用和影響等結論。后兩個部分的內容可稱為歷史敘述。教學中，通過教材敘述與證據之間關系的展示，可加深學生對史料證據特點和作用的認識。

例1.北京人復原圖及其化石照片的比較

北京人的發現對研究人類起源的價值，一是證明了人類進化過程中直立人的存在，二是為遠古時期亞洲大陸的人類社會提供了罕見的歷史證據。如表1所示，相關的課程內容是從強調證據作用的角度切入和建構的。從邏輯上看，要“了解北京人發現的意義”，就要“知道北京人的特征”（包括體貌特征和文化特征），這就得借助于相關考古發現的證據。

對北京人體貌特征的敘述，多數教材配有復原圖及其考古現場的照片，教學中可對此加以充分的運用。如，教師可在展示以下圖片和設問的基礎上，引導學生通過觀察和比較等活動理解證據在復原北京人頭像中的基礎作用。

思考：

①從復原圖上看，北京人的長相與我們有何不同？

②三幅圖之間有怎樣的關系？它們在證明北京人體貌特征的過程中各自起著怎樣的作用？

③北京人的長相與復原圖是一模一樣的嗎？為什么？

經過1927―1937年的考古發掘，北京周口店地區共發現6個比較完整的古人類頭蓋骨化石和200多塊骨化石，分屬于40多個男女老幼個體。上面左圖就是其考古現場發現的骨骼化石碎片，中間的圖是由碎片拼接而成的頭骨模型，右邊的則是在其基礎上形成的復原圖。通過北京人復原圖形成過程的展示，有利于理解化石在研究人類起源中的證據作用。

為幫助學生理解古人生產和生活的場景，人們常依據史前時期的歷史內容制作相關的示意圖。如，北京人頭部復原像和用火想象畫、半坡人與河姆渡人房屋復原圖以及生產和生活的示意圖等。復原圖、想象畫與相關的文字表述一樣都是歷史敘述，雖有事實依據但也有一定的想象。初一的學生容易將復原的歷史與真實的歷史相混淆，教學中還原相關示意圖的形成過程，有利于認識歷史敘述與證據之間的關系。

2.引導學生證明或質疑相關的史實和結論

教材上所說的歷史現象是一種歷史敘述，課堂中與講課、討論有關的歷史話語也是一種歷史敘述。教材和教學內容體現了編者、教師和學生的立場，其說法不一定完全正確。但很多人并沒有認識到這一點，如有的同學不知道教材和課堂上的歷史知識是哪來的，對其完全接受。教學中通過對相關史實的質疑和結論的證明，有利于學生在知其然并知其所以然的基礎上形成言必有據的證據意識。

例2.證實河姆渡人會種水稻的課堂討論

浙江余姚河姆渡遺址的考古發現，展示了六七千年前我國長江流域原始農耕文明的圖景。遺址中出土了大量的稻谷、稻稈遺存，以及許多用水牛等動物的肩胛骨制成的骨耜和石斧，還發現了干欄式房屋的遺跡和刻畫有動植物圖形的陶器。教材中的這些材料運用得當，可引導學生掌握使用證據的方法。如，有的老師以教材①中河姆渡遺址的考古發現為材料，要求學生在閱讀課文內容的基礎上，通過課堂討論展開了以下的教學過程。②

師：為什么書上說河姆渡遺址已經出現原始農業？

生：因為河姆渡遺址中有碳化水稻粒。

師：你是怎么知道的？

生：書上有實物照片。

師：這些水稻粒可能是人工栽培，也可能是天然形成，你怎么知道是人工栽培，而不是天然的？

生：圖片上的注釋明確指出這些碳化稻粒屬于人工栽培。

師：很好，所以我們讀圖時不僅要觀察圖像本身，還要注意圖上的文字說明。除此之外，還有其他證據嗎？

學生沉默。

師：種地需要什么？

生：農具。

生：對了，骨耜是用來種地的。

師：你怎么知道骨耜是農具，而不是其他？

生：外觀像鏟子，估計是挖土的。

教材上有“河姆渡遺址已經出現原始農業”的結論表述，教師以此為話題，要求學生以相關的史料為證據予以證明。先啟發學生尋找直接的證據，即遺址中保存下來的已經炭化的水稻粒。并通過是天然形成還是人工栽培問題的辨識，引導學生對證據進行質疑和證實。后引導學生從種地的工具出發，尋找其間接的證據――骨耜，并從外形和功能上推測其與農業的聯系。這樣的教學較好地展示了證據使用的方法和要求。一是關注證據的多元性。證據學上有孤證不立的說法，意思是說如果只有一條證據支持，其結論是不可接受的。為證明河姆渡原始農業的產生，老師要求學生從稻谷遺存中尋找其直接證據，又從“骨耜”遺物中尋找間接證據。二是質疑證據的真實性。真實是證據的生命，不真實的證據是偽證，無法起到證據證明的作用。老師通過一系列反問和質詢，提醒學生注意證據的真實性問題，如你是怎么知道的？為什么是這個而不是那個？這些問題的討論，有助于學生對證據的真實性和適當性的重視。

教材、教學中涉及的史實和結論都是一種歷史敘述。以“史料”為證據辨認“史實”和證明“觀點”的做法，可使學生知道史實性內容所依托的史料以及結論性內容所憑借的史實，還能促進學生學習使用史料證據的方法，并從中理解“史由證來”“論從史出”的道理。

3.引導學生嘗試搜集、處理和運用史料證據

史料提供證據，但史料本身并非證據，史料只有轉化為證據才有意義。為此，首先要建立史料與相關問題的聯系，知道史料可從哪些方面對相關問題的解釋和說明提供證據；其次要對史料進行辨析，使選擇的史料真實有效。嘗試史料證據的搜集、處理和運用工作，有助于學生逐步把握史料轉為證據的方法和能力。以史前時期的內容為例，可通過實地參觀來感受文物的證據作用；可以古人的生產和生活用品為對象，在觀察、想象或仿制中認識證據的特點和價值；還可以通過故事會等相關活動，在圍繞主題搜集和處理史料證據的過程中體驗相關的過程與方法。

例3.炎帝和黃帝故事小報編輯活動的設計

炎帝和黃帝時期有許多反映其創業活動的故事。如，炎帝教人農耕、發明醫藥的傳說，黃帝造車船、令倉頡造字和其妻嫘祖發明養蠶繅絲的傳說等。這些人物和事件是否真的存在尚需證實，但其中蘊含著我們祖先過定居生活、走向農耕文明的歷史信息。

炎帝和黃帝的傳說是史前時期教學單元的最后一課內容，可結合單元總結以兩節活動課的方式安排教學活動。第一課時幫助學生了解傳說故事的基本內容，并布置搜集和整理故事的作業；第二課時展示和交流活動成果。

（一）活動目標：

1.結合史前時期的知識理解神話和傳說中蘊含的歷史信息，能夠解釋“我們都是炎黃子孫”的理由；

2.初步學會從網絡、報刊資料和圖書中搜集和整理故事材料；

3.知道故事小報的編輯方法和基本要求，認識到小組成員合作的重要性。

（二）活動準備

1.指導學生閱讀教科書中與炎帝黃帝故事有關的文字和圖片內容；

2.介紹從圖書、報刊雜志和網絡等途徑搜集故事材料的方法；

3.以具體事例呈現故事小報的內容、形式和編輯中要注意的問題。

（三）活動過程與建議

1.小組分工：按照故事的內容或類型將全班同學分成四五個小組，每組負責一個版面的內容；

2.材料的搜集和整理：各組成員按要求分別收集材料，將之整理成有故事色彩和歷史信息特點的短文，注明編寫者的姓名和資料來源；

3.版面的編輯：各組在分工合作的基礎上將同學整理的故事編輯成一個版面的報紙內容，編排的形式力求圖文并茂；

4.活動總結：在課堂展示時，每組推舉一人簡要介紹本組故事選擇的內容、說明的歷史現象，以及編輯思路和特色。課后將各版面匯編成整份報紙，并在教室或學校中展示。

傳說和神話對認識史前時期的歷史具有重要的作用。錢穆先生認為：“各民族最先歷史無不從追記而來，故其中斷難脫離‘傳說’與帶有‘神話’之部分。”通過編輯故事小報的活動，一方面可在了解傳說和神話中歷史信息的基礎上加深對炎帝和黃帝時期歷史的認識，知道我們都是“炎黃子孫”的道理；另一方面可促使學生掌握證據使用的方法，親身感受資料收集、處理和運用的途徑、策略和要求。

第3篇：考古入門知識范文

最需要考研之醫學類

在對2013屆本科各學科門類讀研比例調查中可見，醫學生讀研比例最高，占16.8%。僅有本科文憑的醫學生很難在較好的醫院找到對口的工作，這是醫學生考研大熱的表象，其本質原因在于整個社會對醫學人才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現在老百姓反映的“看病難”，一定程度上可以說是“看好醫生難”。由此可見，對以救死扶傷為己任的醫學生來說，讀研深造既是為了應對社會外在壓力，也是提高自身的內在需求所在。

專業例：2014年底，針對醫學類中最重要的臨床醫學專業，教育部、國家衛生計生委等六部門明確規定：自2015年起，不再招收七年制臨床醫學專業學生，而是實施以“5+3”為主、“3+2”為輔的臨床醫學人才培養體系。由此可見，要成為一名合格的臨床醫生，讀研幾乎已經是必走之路。

選擇醫學類專業，無論是否打算讀研，你都應當記住，從學校畢業并不是學習的完結，工作后還要在臨床工作中不斷積累經驗，不斷更新知識，學習先進的技術或理念，才能最終讓自己成為一名合格的醫生。

最適合考研之人文學科類

人文學科類專業即通常所說的文（文學、語言學）、史（歷史學、考古學）、哲（哲學、邏輯學、美學、宗教學）等專業。所謂“最適合”，一方面是因為這類專業是以人類社會發展過程中的文化產物為研究對象的學科，專業方面的文獻資料浩如煙海，選擇考研會為自己的未來發展打下一個堅實的基礎；另一方面，與熱門專業相比，這類專業在研究生招生培養名額中占有很大的比例，且競爭也不太激烈。

專業例：基于對歷史的濃厚興趣，每年都有相當一部分的人跨專業報考歷史學專業研究生。下一個黃仁宇（以39歲的“高齡”從新聞系轉至歷史系學習，并以一本《萬歷十五年》一舉成名，提出大歷史觀，主張要“從技術上的角度看歷史”的著名歷史學家），也許就在他們之中。

眾多人跨專業報考，也從另一個側面說明歷史學專業屬于門檻較低的專業之一。究其原因，不外乎有三點：一是入門相對容易，中國文化非常注重歷史的延續，電影、電視、小說……處處都有歷史知識的滲透，對于一個受過高等教育的大學生來說，即使是跨考，所要面對的專業知識并不生澀；二是專業范圍明確，盡管各種歷史事件紛繁復雜，相互交織，但歷史年代首先限定了它的考試范圍；三是英語要求低，從近幾年的考研初試分數線來看，歷史一直是外語要求較低的專業，這對于許多英語水平不是很高的同學來說，無疑是個福音。

最“左右逢源”之理學類

理學類相關專業主要包括數學、物理學、化學等及其分支學科。這些傳統專業的社會總體需求量雖然有限，但由于其多年積累的、嚴謹的知識體系，理學類專業對學生的綜合素質的培養是其他專業難以比擬的。在對2013屆本科各學科門類讀研比例調查中，理學類以16.6%的比例緊隨醫學類之后，另一個重要的數據是理學類學生跨專業報考的比例高達31%。這兩個數據的背后，一方面是理學類專業本身在研究生招生培養名額中占有很大的比例，且競爭也不太激烈的結果；另一方面，理學類學生深厚的基礎學科功底，使得他們在跨專業報考中獨具優勢。當然了，理學類專業雖適合考研深造，但考生若選擇這類專業，一定要有長期坐冷板凳和甘于清貧的研究精神，才有可能取得成就。

如若選擇跨專業報考，數學專業學生的優勢應該說是很大的。首先，很多專業都需要考數學，而且數學可以算得是一門“定生死”的科目；其次，數學知識在眾多學科方向上的廣泛應用也使得數學專業學生跨考時選擇余地較大，經濟類、計算機類和管理類，對于數學專業的學生來說，門檻都不算太高。值得一提的是，數學專業的學生報考經濟類的研究生是很受歡迎的，因為經濟類的專業課大多都涉及數學，例如高級宏觀和高級微觀，基本上都是數學模型。很多經濟類的研究，也都是建立在數學模型上的。

最“高、精、尖”的專業

第4篇：考古入門知識范文

《看歷史》：四川省“4.20”蘆山強烈地震，再次令舉國心痛。您在《悵望山河》108頁曾寫道：汶川之后，下一個強震會出現在哪里？需要十分關注、高度重視的，不是龍門山斷裂帶的東北方向，也可能不是川陜交界處，而恰恰是余震很少發生的映秀——北川斷裂的西南方向……

朱幼棣：雅安7級地震的發生，證實了當初的預測，不幸言中，感到無比悲痛。五年后被鎖住的活動構造終于打開了……

《看歷史》：根據您的專著和建樹，您算得上是當今中國頂尖的歷史地理學者，也是中國最好的環保和水利專家之一。能否簡單描述下您的學術研究重點？

朱幼棣：我只是相關社會領域問題的一個研究者，就真正的專業技術來說，可能有許多方面還未入門。也許正是因為未入門，或者說沒有進入到職業和行業層面，我受到業內觀點的影響也比較少，才得以保持了獨立的思考和比較宏觀的視角來觀照這一領域。我作過中學的數學老師，當過礦山的技術員，在大學讀的是漢語言文學，在新華社做了十多年的工業記者和編輯，后來又分管過科技文教衛生和政治新聞的采訪，這些都是命運的眷顧。如果不是因為一串偶然的機遇，我對許多領域也茫然無知。我是由環境和生態保護、大江大河的污染治理開始對一些水利工程進行思考的，在這里又與我曾經從事過的工業經濟新聞領域相遇。知識邊界可能就這樣一點一點地擴展并打通了。思想和真實的闡明，實際上比工程技術所涉及的領域更為寬廣。現在我關注的仍以這些領域為主，比如資源和能源問題等。在歷史地理方面，我又開始觸及佛教文化及其傳播路徑，為此我在前年還去了一趟印度。

《看歷史》：您的幾本書都涉及了歷史文化遺跡和遺產的保護，請問您是如何將關注點聚焦在這一領域的？有過怎樣的心路歷程？

朱幼棣：我關注歷史文化遺產有很長一段時間了。我在20世紀90年代初曾寫過一個關于文物破壞和走私的報告文學《五千年流失的迷徑》，并在此期間閱讀了考古專業和大遺址保護相關的書籍。我在擔任新華社國內教科文采編室主任時，聯系的部門就包括文化和文物，也參加過國家文物局組織的元上都遺址的調查等。2004年在國務院研究室工作時，國務院領導在關于文物古跡的破壞的報告上有過多次批示。此后，我參加了對我國世界文化遺產、自然遺產保護的調查，并參與起草國務院有關文件。就我個人而言，關心的領域比較多，文化遺產保護是其中之一，但二十多年來幾乎沒有中斷。

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是中國有史以來發展最快、變化最大的時期。但應當看到，重經濟輕文化、重開發輕歷史的現象普遍存在，這就使我們在房地產開發、舊城改造中，出現了無序和混亂狀態。當今，對歷史名城、文化街區、古鎮、古村落等這類文化遺產造成的嚴重破壞，也是幾千年來所未有的，實在令人痛心。

《看歷史》：您曾經采訪過許多本應被保護的歷史遺跡，卻由于各種原因被毀壞。在您過往的采訪中，哪一個是讓您最感到痛心疾首的？

朱幼棣：這種情況很多，比如古潼關城和陜州古城，在三門峽水庫建設中，因規劃和設計不當，它們不是被水淹沒，而是無端地被拆除，但還有不少遺跡。潼關老縣城在80年代還存有幾條古街道，我2003年再次去看時，已經被“改造”得面目全非了。有些該保護的并沒有被保存下來。河北懷來的雞鳴驛毀壞嚴重，離北京很近，成了瀕危的世界文化遺產。

還有一些城市在建設中，不但拆除原有的文化街區，而且大拆大建，搞假古董，搞仿古街、旅游風景區。這其實已經喪失了原有的文化價值。

《看歷史》：在城鎮現代化建設中，一些地方政府和相關部門的古代文化遺產保護意識淡薄，重開發輕保護的現象普遍存在。什么是文化與自然遺產？它有怎樣的核心價值？保護的意義何在？

朱幼棣：自然遺產是指自然景觀和生態環境，文化遺產則是人文方面的，這些都具有獨特性和不可再生性。在我國也有自然和文化雙遺產，比如泰山、峨嵋山、武當山。自然遺產主要是保護自然景觀和生物多樣性，不允許進行大規模的開發。在泰山修建多條索道、在黃山北海大量建商店、賓館，都影響了自然遺產的保護。文化遺產則有物質和非物質的雙重屬性，文化是我們中華民族的根，是我們有別于世界其他民族的“基因譜序”——它回答和決定我們從哪里來的，又到哪里去。世界各國各民族的文化有共性也有獨特性，而文化遺產則屬于獨特性的部分。

《看歷史》：其他國家在保護古代文化遺跡方面，有哪些值得我們借鑒的方法？

朱幼棣：按國際上通行的做法，保護古代文化遺跡有多種方式。多數做法是原地保護，適度開發利用。因為文化遺產既是有形的，又是無形的。它不僅是古建筑、古街區，還與居住生活在這里的人群所保有的風俗文化聯系在一起。改善當地居民的居住條件，比如水電煤氣等設置，要在不影響古建筑外觀的情況下實現，不能將危房作為借口，成片大拆大建。如果成了危房，政府是有責任的。歐洲的一些國家和城市，對居住在文藝復興時期和幾百年前的老街區、老城堡中的居民，有相應的補助政策，比如在老城中開商店可以免稅。這是許多古城保持長盛不衰的原因之一。

當然，有些大遺址主要以保護為主，如果條件不成熟，最好不要輕易去開發挖掘。

《看歷史》：您認為什么樣的歷史文化遺產值得我們下大力氣保護？現在有沒有建立一些這方面的標準？

朱幼棣：新與舊只是一個相對的概念。我們今天所做的一切，也將成為明天的歷史。對城市和村鎮而言，不同時期、不同地域特色歷史文化的建筑或街區，如明清時期、民國時期，江南水鄉、西南少數民族的村寨，甚至梯田，都應該有保護的價值。因此，無論民居、公共建筑，還是寺廟驛站、會館園林，只要是典型的、有代表性的，都應當保護。是連片保護還是單獨保護，要根據實際情況來確定，總之要使其具有完整性。現在這些保護管理，分屬幾個政府部門，文物屬文物部門，文化街區屬文化部門，風景名勝和公園屬住建部，還有寺廟等宗教場所屬國家宗教局管理，很多情況下職能交叉，許多應管的事又沒有管好。與房地產開發和商業相比，歷史文化顯得相當脆弱和無奈。于是，中國從南到北，出現了千城一面的景象。中國幾千年城市文化或文明的傳承與演變，在當代幾乎被徹底打斷了。在世界七大古文明中，目前只有中國文明仍然延續不斷。因此我特別不希望因為現代化和城鎮化，付出中國文明被“全盤西化”的代價。

《看歷史》：您認為，對于歷史文化遺產，我們應該用什么樣的方式來保護？您有什么建議和忠告？

朱幼棣：我想首先在于人們要認識到歷史文化遺產的價值和意義，并且意識到延續五千年的文明是今人的義務與責任。如果我們今天未能在理性認識上向前邁出決定性的一步，造成中國五千年文化的流失和湮沒——就像歷史上幾個古文明消亡一樣，將會是我們這一代人與這個民族最大的失敗。

活在當代的中國人，對自己和國家的歷史往往有一種疏隔感。一個人能說出爺爺的名字，但有幾個人能說得出自己曾祖父的名字？——三代也不過是五六十年的光景。一些“戲說”之類不是歷史，只是娛樂。我們需要與發生過的歷史、與日漸被湮沒的傳統文化重建關系。只有這樣我們才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底氣。

其次，需要糾正一些似乎成了真理和革命口號的老生常談。比如說“破舊立新”，其實立新不必全要破舊，破字當頭，立未必在其中。至于說保護和利用，現在世界上有多種方法和路徑值得我們去學習與參考。

此外，我們還要動員社會力量參與進來。現在社會上的收藏熱持久不退，民間各類博物館亦如雨后春筍。但收藏對于歷史文化遺產來說，只是一些“小件”，如果有價值的園林老屋被拆毀了，只搶救出若干家具用品，作用終究有限。

《看歷史》：有人評價您好古敏思，謙謙君子，頗有名士風范。您理解名士風范是什么？

朱幼棣：我想古代中國的知識分子有勤于學習、善于思考的傳統，有一種家國情懷，就像范仲淹在《岳陽樓記》中所說的那樣，所謂“進亦憂、退亦憂”。我想自己可能是憂思型的，希望有獨立的思想、自由的精神，往往思考和研究一些和自己的工作和職業不相干的大事。至于“名士風范”則說不上。我驚異于古代的大師和大家，比如郭守敬，集天文學家、數學家、大地測量工程師、儀器儀表工程師、水利專家/內河航運與港務設計師、城市規劃師于一身，與歐洲文藝復興時代的大師相比毫不遜色，甚至還有多方面的超越。郭守敬為京航大運河、元大都水系的規劃與整治作出過巨大貢獻，在西北主持了寧夏灌區的水利修復重建。像郭守敬這樣的人還有不少。這種人才“造就”的奇跡，今天的大學是培養不出來的。

《看歷史》：聽說，您目前正在撰寫《書法風雨》？能否簡單說幾句？

第5篇：考古入門知識范文

一、實證精神

作為一門社會科學學科，歷史有其自身的學科規范。有人說“歷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以圖否定歷史的真實性；一些歷史教師和學生也認為歷史課就是講歷史故事而已，絕無真實性可言。“歷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一句出自于先生，筆者以為胡先生此言并非是在贊成對歷史隨便曲解，而是說每個人都可以基于自己的生活環境和角度對歷史作出不同解讀。其實，先生是一個很實事求是的人，他對歷史的態度非常認真，他提倡說話要有證據。歷史需要證據，歷史源于史料，因此，歷史是一門實證的嚴謹學科。

從第一節歷史課開始，筆者便入手培養學生的實證精神。先問學生：“我國境內最早的人類生活在哪里呢？” 隨后出示《我國遠古人類主要遺址的分布》圖，并特別將元謀人三個字用紅體字標出。繼而設問：“距今170萬年的元謀人是我國境內已知最早人類，你知道他們生活在哪里嗎？為什么要強調是‘已知最早人類’？”第一個問題在書中就能輕松找到，是知識習得與鞏固；第二個問題則從強調歷史語言表達的準確性入手，力圖使學生入門之始便養成正確學習歷史的嚴謹態度。

在解答完上述兩個問題后，筆者接著設問：“遠古人類的歷史距今年代久遠，我們怎樣還原歷史呢？”隨后向學生展示了元謀人考古挖掘圖片、牙齒化石及出土石器的等圖片，讓學生根據這些圖片作答。在講解北京人和山頂洞人的時候，筆者引導學生從實物史料來發現歷史，如北京人的“頭蓋骨”、山頂洞人的“骨針”，讓學生根據史料有所發現。筆者最后指出：通過以上過程，我們懂得了歷史研究需要史料支撐、通過史料還原歷史的道理，“門齒化石”“石器”“炭屑”“頭蓋骨”“骨針”等考古發現都屬于實物史料，我們可以從中獲取歷史信息。從而強調了文字史料的作用，培養了學生的史料意識，使他們明白歷史是一門需要實證的學科，論從史出，不能空談，為后續的教學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人教版八年級（下）《中國歷史》主要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以來的歷史，內容上自成體系，但從整個初中歷史教材來看，八年級（下）的課本內容大多涉及政治史，內容抽象，意識形態化明顯，難以激發起學生的學習興趣。《全日制義務教育歷史課程標準》中對中國現代史板塊的教學活動建議如下：訪問家庭和學校附近的老人，獲得對近代社會生活的感性認識；訪問長輩，記錄他們在“”中的經歷和感受，學習整理口述史料的方法；對改革開放以來人們在衣、食、住、行、用五個方面變化進行社會調查，撰寫調查報告，等等。[1]表明歷史史料除了文字史料、實物史料，還應包括口述史料。口述史面向大眾，具有把歷史“生活化”的功能，引導學生深入社會生活中，接觸“沉默的大多數”，傾聽普通人的故事， 通過對普通人生活狀況的了解，建構起原生態的歷史，學會將這些內容放在宏觀的歷史背景中進一步去認識，獲得對社會生活的歷史面貌及其變遷的深刻體驗。例如，學生通過訪問周圍上了年紀的長輩，了解改革開放以來人們的服飾變化，就能獲得中國人在以往曾有過一段只穿或藍或灰單色調衣服的歷史知識，進而從如今五顏六色、個性十足、日新月異的新潮服飾中感受到改革開放對人們生活方式的沖擊和影響，更具體地認識到我國三十多年來社會生活發展的歷史進程。口述史教學，讓學生對歷史的了解不再浮光掠影，而是深入其中，在參與對歷史的實證過程中真正走進歷史。我們應該相信學生的能力，通過一定的訓練他們是能培養起歷史實證精神的。

二、質疑精神

受篇幅限制，歷史教材只能反映歷史事件或者歷史人物的某個層面，編寫往往是“定論”式的，如果我們在實際教學中把歷史教材當成了萬寶書，唯其馬首是瞻，缺失質疑精神，教學中畏首畏尾，不敢超越教材，必然會使學生的歷史學習成為對教材內容的機械記憶，阻礙了思維的發展，甚至終身難以跳出教材“定論”的束縛。歷史是一成不變的嗎？當然不是，歷史沒有萬能的公理，它是一門動態的學科，允許百家爭鳴。

例如，在講解“貞觀之治”的時候，筆者發現人教版教材對此的敘述有失偏頗，只寫了太宗統治好的一面，但是對他的統治不足一面卻完全沒有涉及。唐太宗的統治是否真的是完美無缺嗎？在其《中國史綱要》中對此略有談到，“貞觀后期，唐太宗不再能很好地納諫，逐漸拋棄了輕徭薄賦的政策，他甚至說：‘百姓無事則驕逸，勞役則易使。’戰爭和徭役逐漸頻繁起來。貞觀二十一、二十二年，唐東征高麗，西犯龜茲，西南征服了松外蠻，北邊攻滅了薛延陀。同時，太宗又令營繕翠微宮（在今西安終南山）和玉華宮（在今陜西宜君境）為避暑之用；征發江南、劍南民工造船，以備遠侵高麗。劍南一帶， 州縣督迫嚴急，既役人力，復征船庸，‘民至賣田宅，鬻子女不能供’。官吏們還擴大征發范圍，役及山僚，終于激起了雅、邛、眉三州僚人的反抗。”[2]

在一綱多本的情況下，其他版本的初中歷史教材對這部分內容的處理又是怎樣的呢？岳麓版教材雖在條理性上優于人教版，但是其內容也僅僅涉及唐太宗貞觀前期的政策。北師大版教材是三個教材中唯一一個提到了唐太宗晚期統治的瑕疵的，認為“唐太宗晚年滋長了驕傲自滿的情緒……政局大不如前”[3]。對照課標本課對“列舉‘貞觀之治’的主要內容，評價唐太宗”的要求，三個版本教材在處理上都無不妥，但北師大版教材不足百字的補充卻為學生提供了一個更全面的歷史情景。基于此，在講解到唐太宗的時候，筆者為學生補充了兩段史料，一段是太宗干預史官修史，一段是太宗晚年統治的不足。然后讓學生通過課本和筆者提供的兩段史料來對唐太宗作出全面評價。筆者認為，學生要創新，就要先學會質疑，而質疑必須是用史實來說話的，即通過不同角度的史料來全面評價歷史人物，分清一個人物歷史的主流和支流。歷史不是一種簡單的定論，而要幫助學生構建自己的理解，教師要盡可能地給學生提供多方面的史料。歷史課為學生提供了歷史史實，如果學生能在此基礎上形成自己的判斷，并敢于質疑，形成獨立見解，這在本質上與史學家并無不同。

又如，現行人教版歷史教材，張衡地動儀的介紹出現在七年級上冊中，將地動儀作為東漢時期的主要發明予以重點介紹。原先關于地動儀的工作原理，《后漢書》中的介紹只有語義模糊的196個字，直到1951年，時任文化部文物局博物館處處長的王振鐸，借鑒日本地震學者原尊禮的直立桿原理，才設計并復原出1∶10比例的木質“張衡地動儀”模型，這個模型也長期被運用到了歷史教材中。很長時間內，筆者在向學生解釋地動儀工作原理時也采用了直立桿原理的說法。一次，有學生提出這種說法不對，大膽地結合網上查得的資料與筆者爭辯，但是筆者仍然堅持己見，因為教參對地動儀工作原理的解釋就是直立桿原理。然而，地動儀直立桿原理的說法確實存在著錯誤，中國地震局和國家文物局組織專家從2002年開始了新的科學復原研究，新的研究工作取得了一系列新發現并糾正了過去的誤解，把地動儀的工作原理改為懸垂擺。到了2011年教材修改了地動儀部分內容，對地動儀工作原理的解釋也發生了變化。可見，質疑于完善歷史教學是多么的重要，必須予以應有的重視。

三、反思精神

歷史課不是單純教給學生歷史知識的，這已成為所有歷史教師的共識。但是，一節課的“情感態度與價值觀”該如何具體落實呢？很多教師把中國史教學定位于“培養學生的愛國精神”“民族自豪感”等固然沒錯，但培養學生的反思精神也很重要。

中華文明源遠流長，即使是自然科學，中國在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內，處于世界領先地位，對人類文明作出過重大貢獻。例如，代表我國古代科學技術水平的四大發明，在中世紀末期傳入歐洲以后，改變了整個人類歷史的進程。歷史教材所呈現的就是這樣的歷史，即中華文明在古代比西方發達，只是最近這幾百年落后了。于是在教材中，我們看到的是祖沖之算出的圓周率值要比歐洲早一千多年，趙州橋比西方同類型的橋早七百多年，活字印刷術比歐洲早四百年……在為古人取得的輝煌成就喝彩的同時，我們是不是應該更多地反思：中國后來為什么漸漸落伍了？于是，在講完“四大發明”后，筆者引用了魯迅在《電的利弊》中“外國用火藥制造子彈御敵，中國卻用它做爆竹敬神；外國用羅盤針航海，中國卻用它看風水……”[4]一段文字，啟發學生思考。隨后，筆者播放了余秋雨評四大發明的一段視頻，“四大發明實在是不錯，但實在是太早太早了。對祖先的創造發明當然應該尊重……一個民族的創造力就像一個人的生命力一樣，要通過長期的延續來證明。你如果永遠地在說自己幼年時期的聰明和強壯，而后來一蹶不振，聽來聽去會讓人聽不下去的。而且在我看來，中國人在古代最重要的創造發明一定不在那四項……一個精耕細作的農耕文明，天文歷法肯定是它的第一發明；一個人口眾多的民族，中醫中藥肯定是它的第二發明。近代以來，我們國家的科學技術水平早就落后于西方了。不信，大家看一看我們周圍，電燈、投影儀、電腦、手中的圓珠筆、外面的汽車、工廠里的機器、我們家中的電器產品，哪一樣是中國人發明的。再看看我們手中的課本，這也都是西方現代印刷術的成果……這是讓我們汗顏的問題。”兩段文字讓學生陷入了深深的思考，有的學生聯系到了諾貝爾獎，雖然中國作家莫言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但是在諾貝爾獎最重要的科學領域，中國人依然沒有實現零的突破。歷史借鑒、歷史智慧，都不是可以輕松得到的，需要對歷史不斷感悟、理解和反思。學生學習歷史的過程，應是反思歷史、尋求借鑒的過程。歷史的經驗只有與學生的認識產生共鳴，通過主觀反思，才能最終內化為學生的智慧。

在最后的結語中，筆者拿出一張白紙，告訴學生：四大發明曾經對世界文明起到了巨大推動作用，但是這都已成為過去，無論是在人文還是科技領域，我們與世界最先進水平還有差距。如果我們還沉醉于自己往日的輝煌歷史，只能是夜郎自大。紙是祖先為我們留下的偉大發明，但對于今天的中國人來說，現在的一切如同這一張白紙，將來究竟會寫下什么要依靠每一位當代中國人的努力。今天的一切就是明天的歷史，當后人在看我們現在歷史的時候，我們為他們寫下的應該是中國崛起的新輝煌。

總之，歷史學習過程不僅僅是知識學習，更是史學思維與精神培養過程，不是背過了歷史就學好了歷史，而是看學生是否掌握了一定的史學方法、史學思維，并從歷史人物與歷史事件上有所感悟，對自己的人生有所啟發。我們的課堂需要一種精神，我們的教師需要一種精神，我們的學生需要一種精神，它們共同構成了歷史教學的魅力。

參考文獻：

[1] 馮長運. 歷史課程標準教師讀本[M]. 武漢：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2003：161-164.

[2] . 中國史綱要（上）[M]. 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285.

第6篇：考古入門知識范文

關鍵詞：金銅佛造像；封底；裝藏

1 金銅佛造像的產生

印度北部的犍陀羅地區佛教信徒眾多，并且在古希臘雕塑藝術的影響下，這里最早出現了佛造像。但是，這個時期佛造像的材質是石頭，一直到犍陀羅晚期，大約在公元4世紀至5世紀，開始出現了銅材質的佛造像，但數量極其稀少。銅造佛像繁榮在笈多王朝，而且題材亦隨之變得豐富起來。金銅佛造像的發展變得多樣化大約是在公元7世紀密教產生后。

釋迦牟尼在公元6世紀時創建了佛教，他帶領著他的弟子們用大眾化的語言在恒河中游地區推廣佛教教義，并且不斷擴大佛教的傳播范圍。最開始，他們采用四處游歷的方式，走到哪里就將佛教的理念帶到哪里。隨著佛教信徒的大量增加，傳播者們開始修建寺廟，在寺廟內講佛。佛教造像藝術在不同的歷史時期都有不同程度的發展，受到政治格局的影響，每個時期的佛教造像都有其獨特的風格。再加上佛教藝術與傳入地的審美需求相融合，佛教造像表現出各自的地域特色。

2 金銅佛造像的封底

早期的佛教造像都是沒有封底的。現在我們見到的高古佛像的封底大多數都是后代為了方便儲存、運輸以及收藏等加上去的。目前發現的最早的佛像封底出土于。所謂封底，就是用來裝藏金銅佛造像的底板。金銅佛造像的裝藏分為從佛座處裝入、從佛像背部裝入、從頭部開孔裝入三種，但絕大多數金銅佛造像的裝藏都選擇從佛座處裝入。

通常佛像鑄造完成后，都會在其內膛放置一些有宗教價值的圣物。這些圣物主要就是法身和生身舍利，除此之外還要填充五寶、五甘露、五藥、五香等金銀珠寶和香料。對于大型的佛教造像，內部還要放置一根塔狀的木棍，這根木棍俗稱“命根”。對佛像裝藏完以后，要用紫銅板來封底。

古代佛像制作按宗教程序為佛像加持、裝藏、開光，佛像有法力后才可為修行者供奉，成為佛教徒供奉的神像。

3 封底技藝的分類

在金銅佛造像的底部裝填完圣物后，要用一塊蓋板封住，這塊蓋板就被稱為“底板”。底板的材質是銅，到了后期，人們開始使用木質或泥質的封底。經過幾百年的發展，底板的制作方法也有所增加，主要有以下幾種：

3.1 包底法

許多藏傳佛造像的封底用到了此種方法，即敲打佛像的底沿，使其向內收以包住底板，是為包底法。歷史上這種方法最為常見，大約從8世紀一直被人們沿用到18世紀，即便在當今社會，地區仍能見到這種佛像封底的方法。

包底法又分為寬邊包底和窄邊包底。使用寬邊包底法的金銅佛造像在甘肅、青海等地很常見到，它是在圈足和底板之間有近1厘米的寬邊。而窄邊包底法被和尼泊爾大部分地區采用，它是把金銅佛像的底沿向內敲打很窄的一小截，用以固定住底板。通過包底的方法，我們可以判斷出金銅佛造像的產地。

3.2 剁口法

剁口法是用刻刀把佛像的底沿剁出銅刺，銅刺是用來固定底蓋的。一般情況下，底蓋都要用陰線刻上十字金剛杵，表示這尊佛像可以不被其他邪魔外道所襲擾。當然，十字金剛杵的圖案紋樣也會受到時代和地域的影響。在我國歷史上，元明清時期的宮廷金銅佛造像多采用這種封底法（圖1）。國際上公認的最早使用剁口法的造像是永樂宣德宮廷造像。由于清朝的皇帝大多信奉藏傳佛教，北京城內興起了廣建喇嘛寺的風潮。為滿足佛像高效生產的需求，使用垛口法封底的佛像大批量涌現。

3.3 嵌板法

這一種把銅板鑲嵌在佛座的內膛的方法，不同于包底法中敲擊底邊來包住封底，而是先鑄好固定底板的凹槽，在放置底板后敲擊凹槽的下邊緣包住底板。可以說，這是對包底法的改良，它更加有利于保護佛像內封藏的圣物，防止圣物受潮。這對于逐水草而居的蒙古游牧民族的信徒來說特別重要。

3.4 粘膠封底法

粘膠封底法不像上文中提到的三種金銅佛造像的封底方法那樣很常見到，它常被用作應急之需，多使用瀝青和樹脂等天然粘合劑粘合。

3.5 雙層包底法

使用雙層包底法封底的金銅佛造像多見于13世紀左右，它就是在包底的中央另有一個小的封底。

4 佛像封底的意義

在我國的元明清時期，銅鑄造像繁榮發展，其形式多樣、內容豐富，并且鑄造工藝非常精湛。但清朝的佛像封底還出現了一種在邊口刮封鐵紅膩子的技法。本文中所探究的金銅佛造像的封底技法除了有利于佛像的儲存和運輸外，還有助于考古學家甄別佛造像的出土朝代，完善歷史資料，同時也為收藏家們鑒別金銅佛造像的真假提供了有力的證據。當今一些古玩市場上出現了許多偽造的金銅佛造像，如贗品的封底上十字金剛杵刻畫的線紋刀功不夠，且線條不順暢。還有就是新做的佛像封底包漿不是經過歲月的變遷而自然生成的，而是人為做舊做上去的。

5 結語

金銅佛造像藝術為我國文化藝術寶庫添加了非常華美的一章，它為佛學文化的研究奠定了堅實的基礎，是佛學文化傳播的載體，更是我國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金銅佛造像的封底為現當代專家學者們的研究提供了最有利和最可靠的依據，能夠幫助現代人了解歷史，學習歷史。

參考文獻：

[1] 扎雅?諾丹西繞.宗教藝術[M].謝繼勝，譯.人民出版社，1989.

[2] 陳兵，徐湘靈.佛教與密宗入門[M].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

[3] 趙象，先巴東知.佛教造像的鑒定與分類[J].中國（中文版），2000.

[4] 劉寧.金銅佛像知識30講[M].榮寶齋出版社，2004.

[5] 羅桑開珠.藏傳佛教造像藝術的結構體系及其象征意義[J].中央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9.

[6] 李雪揚.淺議藏傳佛教藝術中的金銅造像藝術[J].絲綢之路，2009.

[7] 王昕.藏傳佛像鑒賞與收藏[M].湖南美術出版社，2010.

第7篇：考古入門知識范文

論文關鍵詞：張舜徽,中國文獻學

“文獻學”一詞始見于1920年梁啟超的《清代學術概論》中所言“全祖望亦私淑宗羲，言文獻學者宗焉”。1930年，鄭鶴聲、鄭鶴春兄弟所著《中國文獻學概要》首以“文獻學”標著書名。時隔半個世紀后，又有三部文獻學著作相繼問世。王欣夫的《文獻學講義》，吳楓的《中國古典文獻學》，張舜徽的《中國文獻學》。三者成鼎足之勢，促使文獻學的新發展，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當屬張舜徽所著的《中國文獻學》。

1 簡評《中國文獻學》的學術價值及影響

張舜徽（1911-1992年），現代史上著名文獻學家。他所著的《中國文獻學》于1982年由中州書畫社出版，此時中國的文化事業正值百廢待興時期，作者“將整理文獻必須具備的基礎知識詳加闡述于前。俾學者由此入門，以得整理文獻之術。”本書把傳統的歷史文獻學從偏狹的領域中解放出來，拆除了“文獻學”與“史學”森嚴的壁壘，恢復了漢唐歷史文獻學“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的宗旨，確定了總體的文獻研究，劃定了文獻學的范圍，這是文獻學學科史上的一次質的飛躍；且以敘述式闡明內容，注重最新材料指引證，論斷富有前沿性、創新性、啟發性，是一部重要的研究性著述，標志著當代文獻學系統的構建。對文獻學教育、研究和文獻整理工作發揮了相當重要的作用。首先，在文獻學教育方面，這部書作為教材，在很多大專院校被廣泛采用；其次，20世紀80年代，文獻整理工作有較快發展，大批的古籍被整理出版；再次，在文獻研究上，這部書的出版起到了標志性的作用，標志著中國文獻學的最后確立。

2 簡評《中國文獻學》的體例

全書共十二編、六十章。第一編概述文獻學的范圍和任務；第二編介紹著作、編述、抄纂三者的區別；第三、四、五編分別論述整理古代文獻的基礎知識——版本、校勘和目錄；第六編介紹前人整理文獻的具體工作；第七編總結了前人文獻整理的豐碩成果；第八編介紹一些杰出的校讎學家整理文獻所取得的成就；第九編專門介紹清代考證學家整理文獻所取得的業績；第十編羅列近代學者對整理文獻的重大貢獻；第十一編提出今后整理文獻的重要工作；第十二編指出文獻學的主要任務及最終目的是“在對文獻進行整理、編纂、注釋工作的基礎上,去粗取精,刪繁就簡,創立新的體例,運用新的觀點,編述成有系統、有剪裁的總結性的,較全面、較完整的中華通史”。

3 簡評《中國文獻學》的內容

3.1 對古典文獻學知識體系的構建

作者圍繞“文獻整理”構建文獻學學科的理論體系，首先介紹文獻的載體，接著是文獻整理的重要方法，再輔以考證、翻譯、抄寫等方面的知識和方法，就構成了文獻學方法論的完整內容，這是此書的重點內容之一；另一個重點是介紹前人整理文獻的具體工作和豐碩成果，分歷代校讎學家、清代考證學家、近代整理文獻的著名學者三部分來敘述，重點突出、詳略得當。另外，作者始終站在文獻學研究的角度，用心收集大量的文獻材料，更好的論證觀點；最佳版本的應用也是一大亮點，使得著述具有可靠性、真實性、最佳性等功效。

3.2 明確文獻學的基本要求和任務

首先，作者從“文獻”本義出發，嚴格區分其研究范圍與古生物學、考古學的不同，得出結論:“文獻既是一個舊名詞，自有它原來的含義和范圍。我們今天既要借用這一名詞，便不應拋棄它的含義而填入別的內容。近人卻把具有歷史價值的古跡、古物、模型、繪畫，概稱為歷史文獻，這便推廣了它的含義和范圍，和‘文獻’二字的原意，是不相符合的。”作者從狹義上來解釋文獻，把是否有文字記載作為文獻的重要標志。

其次，他贊同梁啟超“廣義的史學，即文獻學”的論斷，闡述：“要很好地繼承過去校讎家們的方法和經驗，對那些保存下來的和已經發現的圖書資料（包括甲骨、金石、竹簡、帛書），進行整理、編纂、注釋工作，是雜亂的資料條理化、系統化；古奧的文字通俗化、明朗化。”尤其是將非書籍古代文獻排除，一改前人對“文獻”論述的偏失，“并且進一步的去粗取精，去偽存真，條別流源，甄論得失，替研究工作者提供方便，節省時間，在研究、整理歷史文獻方面，做出有益的貢獻，這是文獻學的基本要求和任務。”——這是作者第一次闡明了文獻學的基本要求和任務，是對文獻學做出的一大貢獻。

3.3 批判地總結和繼承相關學術成果

作者對中國學術史上整理研究歷史文獻的積極成果，有所舍取，兼收并容，形成了自己的文獻觀。用大篇幅將前人整理文獻取得的卓著成加以總結，由遠至近：歷代校讎學家、清代考據學家、近代學者。讀者從中可以了解中國古代思想流變、學術特色、師承關系；也可以了解到作者的文獻觀，即把“辨章學術，考鏡源流”作為整理歷史文獻的最終目的和最高學術境界，把為人民大眾服務、寫出能為一般人民所接受的《通史》視作歷史文獻學家的天職，這是作者歷史文獻觀的社會落腳點與最后的歸宿。

3.4 對文獻學方法的新探索

全書立論以學術史為依托，扎實理清學術史中的基礎知識，對文獻學方法總結的新探索。以文獻學而言，古代即稱校讎學，其主要方向為目錄、版本、校勘三者，因此該著作的第三、四、五編以此作為整理文獻的基礎知識，第六編又從前人整理文獻的具體工作中，抽繹出抄寫、注解、翻譯、考證、辨偽、輯佚六種，這實際上是基礎知識的延伸與補充。

尤其是第六編第三章介紹的“翻譯”方法。20世紀30年代二鄭兄弟在《概要》把“翻譯”列入文獻學研究體系——突破了古典文獻學的研究范圍，作者亦對此問題認識深刻，論述詳盡。本書有言“我國學者對于域外文獻之整理，在兩個大時期內，進行了大量的翻譯工作。一是隋唐以前由印度傳入的佛典；二是明清以來由西歐輸入的科學書籍。”“翻譯”既與古典文獻學的研究密不可分，對現代文獻學的研究更是題中應有之義。隨著科技的發展，傳播信息載體的變化，翻譯作為世界文化的橋梁，是現代文獻學的重要內容之一。作者此舉不僅總結了古典文獻學，更開啟了現代文獻學的研究。

4 結語

張舜徽不愧為中國現代文獻學的開創者和奠基人，他的文獻學觀不僅為中國學術思想寶庫增添了新的遺產和光輝，而且為中國現代學術的創新、為廣大文獻學工作的發展指明了方向與道路。他在《中國文獻學》該書中所表達出的扎實的基本功、廣博的知識面、頑強的鉆研力，更應為廣大文獻工作者所努力學習。

參考文獻:

[1] 鄭鶴聲,鄭鶴春.中國文獻學概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2] 張舜徽.中國文獻學[M].鄭州:中州書畫社,1982.

[3] 吳 楓.中國古典文獻學[M].濟南:齊魯書社,1982.

[4] 胡軍，曹慧.簡評張舜徽的《中國文獻學》[J].河南機電高等專科學校學報，2004（11）：

107-108.

[5] 趙海麗，王希平.“鄭”“張”中國文獻學著述之比較[J].重慶交通大學學報，2008（6）：

76-79.

[6] 何林夏.試評三部歷史文獻學著作的學術傾向[J].古籍整理研究學刊,1992（1）：32-36.

[7] 田方斌，李惠明.文獻學學科體系論略[J].圖書情報工作,1997(10)：3-7.

[8] 韋順莉.試論張舜徽的文獻學觀[J].廣西民族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版),1995(2)：92-94.

[9] 楊溢.中國文獻學發展歷史軌跡[J].文獻學與目錄學研究,2005(4)：37-40.

第8篇：考古入門知識范文

瓷器玩家大抵會有同感，古瓷上某些現象，有時心里明白，嘴上卻難以表達，故有“只可意會，不可言傳”之說。這“意會”，實際上講的是“悟性”。

悟性在鑒識上無處不在，卻又處處在。所以，有人覺得識瓷難，有人覺得不難。比如面對一真一假兩件器物，入門三個月的人只憑一兩個基本要點便判定了真假，學三年的人，雖然可以講出三條、五條理由，則不見得真正能抓住要領，這就見出了悟性高下。筆者不是拿“悟性”唬人，之所以如是說，是因為許多人的眼力和心力原本是夠用的，只因在許多時候失去了平常心，便迷失了悟性。

因此，在古陶瓷鑒定上，“悟性”未必一定就同智商、同懂得相關歷史知識成正比，有時還可能成反比。例如有位高學歷的事業有成者，以較高的價位，擁有了一件外底署“永樂年制”篆款的青花龍紋盤，說是國寶級文物。其知識面極廣從我國首見的三國時期于腹部處刻紀年款的越窯青釉虎子，到元代署“后至元戊寅五月二十三日”青花款的釉里紅樓閣式瓷倉；從明洪武二年朝廷在景德鎮建御窯廠時官窯瓷上不落款，至永樂朝偶爾在圓器的器內署上四字年號款，以及終永樂一朝沒有出現一件帶底款官窯器的年款情況和歷史，無所不詳，無所不曉。唯有一點欠思索，倘若外底部帶款的此件永樂盤系真的，當時這位寫款人會就此犯下對圣上不恭之死罪則他根本沒想到。官窯瓷器上冠以帝王年號的做法始自永樂朝，作為第一個吃螃蟹人，明成祖朱棣只是在自己所用的一些碗、杯的內底內壁處，留下了帝王尊號(圖1)。這些署款器，盡管燒造數量極為有限，因前無古人，已堪為壯舉。朱棣沒敢把自己的年號倒扣于外底，是基于傳統思維和皇帝的尊嚴。試想，至高無上的帝號豈能隨處張揚!又系張揚于器皿底部，將給文武百官及天下黎民作如何感想!所以，永樂款采用了深奧又不易懂的篆書、且字體顯得十分模糊，這系受時展的限制所致。因此，瓷器的早期落款形式，便帶有了時代印痕。而此件于外底大大咧咧署上了永樂年號的青花龍紋盤，由于超越了歷史進程，無疑為假冒品。

在中國陶瓷史上，把年號書于器物外底部的第一位帝王是明宣宗。宣德的年款，不但字體以堂堂正正的晉唐小楷居多，還多數帶上國號“大明”，且書寫部位遍器身：從器內底到外底，從內腰部到內口邊、外口邊，乃至頸部、肩部、外腹部、折沿下、柄或流上(圖2)及蓋內等，均屬落款處。帶款的宮器數量之多，以及如此無定規的落款本身，充分顯示宣德帝對署年號款有濃烈的興趣，同時，亦反映出其不知往哪兒落的無奈。然而，憑借朱瞻基不落俗套愛玩蟋蟀及喜歡揮擊丸的個性，最終把神圣的帝號一舉定格于器物的外底部(圖3)，開創了標準年號款的先河。此河一開，使宮廷瓷器的整體藝術趨向完美，亦讓官窯瓷器愈添皇家氣派。此后，帝王年號款定位于外底部的格式，不僅為明清兩代官窯器物在署款上的主要模式，還成了官窯器物的重要標志。

如今，瓷器上司空見慣了的底部年號款，已天經地義得不會讓人回頭去思考古人在580年前的想法。諸如永樂瓷，為什么要把款識寫在花心里，寫在獅球內；為何四字篆款的字跡，幾乎都顯得模糊、若隱若現；為什么器物帶款的數量十分稀少，又都局限于一些明顯為御用的杯、碗內或祭器上。這些同后世宣德朝有極大反差的寫款情景，究竟意味著什么?而能在心底讓時空倒轉，并透過歷史長河中一些有意味的跡象，例如洪武朝宮窯的無款、至宣德時宮窯瓷的款多、遍器身，感悟明皇朝最初幾位皇帝在署款上的心態，這一靈感，即為悟性。

與此相反，日常鑒定中，時有發生的所謂犯低級性錯誤與常識性錯誤的“吃藥”、“走眼”，則為缺乏悟性的表現。換句話說，人們的很多失敗，其實都不是發生在未知的世界里，而是跌倒在常識里。因為越是淺顯的道理，就越容易被忽視、被忘記。若能將歷史常識、書本知識、鑒定技能，運用得靈活，并時時保持一顆平常心，善于總結與比較，悟性也就常在了。因而，古瓷鑒定說難不難，說不難似乎又非常的難。揚州博物館“鎮館之寶”的元代祭藍釉淺刻白龍紋梅瓶(圖4)，在入藏之前，當文物商店專職人員錯定成雍正瓷之后，出人意外地讓上海一位名叫沈勝利的鑒玉專家從龍紋上認出廬山真面目，堪為難與不難的典型一例。

精品收藏與回報收藏是一項高雅的文化活動，毋庸諱言，它又屬藝術品上的一種投資行為。翻翻各家拍賣圖錄可發現，許多拍品讓人眼熟。這些古瓷，不是異地間的拍來拍去，便是數年或數十年投資的索回。由此說明“古董不傳三代”，不僅僅因為世事難料、人生苦短，不僅僅因為個人的志向，不時要越遷，不時會有新的定位，還因為收藏者對生活的追求或者是繼承人對古瓷認知的程度，都可能出現不可預見的逆轉。所以，即便一些珍品今天被收藏者秘藏，卻難以確保若干年以后不被用來換成鈔票，甚至被其后代當做普通品賤賣出去。于是，在以往的三十年里，許多收藏愛好者至江浙一帶的中小城市淘古董或在北京、上海、南京等一些大城市的古玩市場撿漏，每每會有值得炫耀的收獲(圖5、圖6)。近十多年來，國內的貨源越來越少，一些行家與藏家經常光顧歐美、日本等地的古玩店，并不時買回以前被流散出去的中國古董(圖7)，還有的則通過瀏覽海外的拍賣網站，從網上或直接沖到當地拍場“拾漏”、頗多成果，他們循著的亦正是這條思路。因而，收藏活動永遠會撲朔迷離，永遠有演繹不完的故事。

仇炎之于20世紀50年代初，以1000元價格從香港同行手中購得成化斗彩雞缸杯一事，時至今日仍被收藏界視為“撿漏”的范例。筆者從中看到的卻屬另一面：收藏不分先后，關鍵看藏品的品質，以及收藏者的綜合實力。1980年，該件雞缸杯在蘇富比拍賣行的易主價為480萬港幣。1999年時，同樣在蘇富比，此杯成交價已高達2917萬港幣。仇炎之慧眼識寶，不隗為贏家。可第三位得主，扣除投資的本金，19年增值2437萬港幣，當屬大贏家。扼腕的是第一位賣主，他的所作所為似乎在印證古董業上一句俗話：“賣者不發財，藏者可發財”，并讓人們由此懂得，精品的收藏，比起即時的買進賣出，甚至比起驚心動魄的“捉漏”，更具爆發力。

不怕買貴，就怕至歸韻不是最好的

當今，中國藝術品的交易，已跨入億元時代。去年，成交價過億的藝術品就達十數件，其中5億元一件，4億元一件，2至3億元的三件。昔日讓人覺得驚心動魄的過百萬過千萬價位，如今比比皆是、已不成新聞。藝術品價格上升之快，驗證了美國國家畫廊負責人布朗早些年調查市場后所得出的結論：中國古陶瓷精品的回報率為40％，遠遠高于回報率25％的股票和15％的珠寶鉆石。

上述雞缸杯是一例。上海博物館于2003年斥巨資450萬美金購回的中國最早的一部匯集各家書法墨跡的法帖――《淳

化閣帖》宋代原版，亦是一例。這套有“中華第一帖”之稱的《淳化閣帖》，美國收藏家1995年從嘉士德買入價為28萬美元。8年間，從28萬元到450萬元，飆升16倍，為此，不少人以為上博買貴了。但就這套法帖本身而言，由于在中國文化史上的地位非常顯赫非常重要，況且又是存世唯一的原版祖帖，決定了在書畫方面，它的文化價值、藝術價值和稀缺性，簡直是無與倫比。倘若要以價格衡量的話，至少可以這么說，流失海外的這部中華遺珍，其總體價值遠高于前不久以3.7億元在嘉德春拍成交的齊白石《松柏高立圖及篆書四言聯》。還可以肯定的是，倘如上博當初不出手，八年多前的買人價放到今天，充作傭金也不夠。于是，對于有魄力有眼光的上博人，國人似乎應該心存感激，感謝他們做了件利國利民的好事。說起有眼光有魄力，值得一提的還有2000年蘇富比春拍時被北京市文物公司原總經理秦公先生以1980萬港元(約合人民幣1800萬元)價格拿下、現為首都博物館鎮館之寶的“乾隆粉彩鏤空花果紋(內心繪青花纏枝花卉)六方套瓶”(圖8)，無疑，這亦屬經典一例。

套瓶，又稱轉心瓶，流行于乾隆時期。由于作品系乾隆時期巔峰之作，故在工藝上極盡奢華之能，并巧妙運用描金、鏤空、轉心、浮雕、淺刻等技法，致造型富有變化、內外兩瓶互動、妙趣橫生，長年來，受到藏家熱捧。2010年11月11日，英國倫敦郊區的一家小型拍賣公司上拍的一件“乾隆粉彩鏤空開光青花魚紋套瓶”(圖9)，最終以5160萬英鎊成交，折合約5.5億元人民幣，成為目前最貴的中國瓷器。

第9篇：考古入門知識范文

關鍵詞： 易學，科學，認知結構，獨知，共識，境界，視角

On Yi Theory and Science

Abstract: The Yi theory and science all originate from ancient sorcery. They are different structures of cognition. Science is based on common sense， and Yi tends to self-realized state. The scientific Yi of 20 century is a new annotation about the classic Yi theory under the new background.

Key words: Yi theory， science， structure of cognition， self-realized state， common sense， perspective

從中國幾千年錯綜復雜的歷史來看，二十世紀無疑是中國的社會格局由內到外發生根本性改變的一個百年。在這個世紀里，相對獨立自足的中國思想和社會系統在保持幾千年后隨著世界各個文化體系的交互運動被動性地被帶入了全球性的格局之中，原有的文化和經濟基礎隨之發生動搖和裂變。這些改變迫使原先支撐整個中國社會精神和文化的傳統哲學不得不面對一個新的語境的“甄別”，因此，在新的語境下“更新”話語就成了二十世紀中國思想界的一個重要“時尚”。易學也不例外，其中最具時代特征的就是被稱為“科學易”的新易學的勃興。

現代意義上的“科學”應該說產生于近代歐洲。但是，無可否認，科學的歷史起點與人類文化的起點同出一源。文化人類學的相關研究表明，在原始社會時期，科學與巫術并沒有明顯的界域分野，并且，“巫術與科學在認識世界的概念上是相近的，都認定事件的演替是完全有規律的和肯定的，并因而是可準確地預見到和推算出來的。對那些深知事物起因并能接觸到宇宙奧秘的人，巫術與科學這二者似乎都為他開辟了有無限可能性的前景。于是，巫術與科學都強有力地刺激著對于知識的追求” 。巫覡是人類知識最早的總結者和掌握者，他們的職業與天象和地形有關，而關于天象和地形的種種知識構成了人們精神世界中時間與空間的基本框架。古代中國關于天圓地方、天道左旋、中央四方、陰陽變化、四季流轉的意象，通過巫術操作象征的暗示和儀式的神化，逐漸沉淀在基礎結構之中，成為各種具體知識共同的背景。由于在“絕地天通”后巫覡是溝通天地人神的唯一使者，因此，他們的關注對象必然是天地宇宙的結構和運動變化的規律，人類的生老病死以及人神交通的儀式、規則和語言，這樣的關注和相關的實踐活動促成了早期中國的知識系統的形成。這些知識包括：與“天”有關的天文歷算、占星望氣、式法選擇、龜卜筮占、風角五音；與“地”相關的形法；與“人”相關的占夢、招魂、厭劾、服食、房中、導引等等。顯而易見，這些知識也就是中國古代天文學、地質學、醫學、數學等學科的最初源頭，而《周易》則是對這些具體知識所體現的宇宙觀和方法論的一個哲學化的總括。

《周易》，特別是《易經》的性質，古往今來一直是人們爭論不休的一個話題，這與《易經》本身內容的豐富和雜駁有很大關系。就《易經》的卦、爻辭而言，無論選擇怎樣的詮釋角度，都無法否認和忽略其中明顯的占卜成份，結合近幾十年的考古發現和古代文獻的研究成果，有理由認為：歷代圍繞《周易》所展開的多層次、多向度的詮釋和衍說——易學是作為華夏文明的精神起源和內核的巫史傳統的典型體現。所謂“易道廣大，無所不包，旁及天文、地理、樂律、兵法、韻學、算術，以逮方外之爐火，皆可援易以為說，而好易者又援以入易，易說至繁” 。今天這個被稱為“易學”的知識體系如果按照現在的學科分類標準，很難將其歸入某個界域分明的專門知識之中，究其原因，乃是由于以“仰則觀象于天，俯則觀法于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為方法論基礎的“易道”“廣大悉備，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包含了先民在人生、社會、自然各方面的實踐經驗。這些經驗經過具有高度智慧的哲人的加工和提煉，最終形成了一套以陰陽五行八卦的流轉遷化、循環往復、生生不息為核心內容的，關于人與其生存所依托的世界關系的“圖示”結構系統。這樣的一個“圖示”結構系統是植根于華夏民族精神深層的“天人合一”觀念的具體反映，并且與巫史傳統緊密結合在一起，構成了一種獨特的認知結構和思維模式。兩漢以后，隨著作為中國思想元典的“五經”在話語權力的霸主地位的確立，“五經”之首的《周易》中所蘊含的上述思想和結構模式得以延續和發展，并在更廣的范圍內影響到其它各個知識門類的形成和發展。

從《周易》的文本來看，《易傳》顯然較之《易經》更具哲學思辨性，它通過對《易經》的筮法和卦爻象與卦爻辭的解釋，揭示出其內在的整體性原則、變易性原則、陰陽互補原則、和諧均衡原則以及象意合一與象數合一原則。這些原則對于人們如何觀察和認識世界，如何體認自身與環境的關系具有很強的指導意義，特別是《易傳》中所表述的“一陰一陽之謂道”的命題對于中國古代科學范式中宇宙秩序原理、方法論原則的形成和發展無疑具有導向性的影響。明末方以智所謂“格致研極之精微，皆具于《易》”應該說是他對當時的天文地理等自然科學主要學科的成就“極深研幾”后的深切體會。

從易學發展的歷史來看，易學與其它門類知識的發展具有明顯的互動關系。《易經》中有不少關于天文和氣象的記載，《易傳》所記述的筮法也明顯受到當時歷法天文學的影響。在易學以后的發展過程中，每一次重大的思想轉變都受到時代思潮的影響，而隨著時展而發展的科學技術也就自然地對這些轉變起到一定的促進作用。漢代的卦氣說就是以當時氣象物候方面最新成果為基礎而形成的，以易學為主干的宋明理學的形成也與當時的數理科學的發展有著密切的關系，而理學家們將《大學》的“格物致知”嫁接在《易傳》的的“窮理盡性”上而提出“格物窮理”的主張后，這種認識方法在宋明以降經過不斷的演進，對祖國科學理性精神的影響也日益顯著。宋代易學的數學派、理學派、氣學派之間關于數與象、數與理、數與物或氣的討論中所發展出的數理哲學，作為宋元數理科學家創造性思維的一部分，成為把數學和物理學推向中國傳統科學最高峰的一大動力源泉。明代中國科學技術的一些重要成就，如李時珍的本草自然分類法、朱載 十二平均律的發明、徐霞客的地形觀察與分析學說，以及宋應星在聲學、方以智在光學等方面的重大發展都與之密切相關。

明代以后，隨著中西文化交流領域的拓展，西方近代科學的一些成果陸續開始被系統地介紹進來，并在知識階層有了一定程度的傳播。出于不同的動機，在這幾百年間有不少人在不同的背景之下嘗試中西這兩種不同文化體系之間的會通努力。在明清兩代，雖然中國文化已經與西方文化正面遭遇，但中國文化的根基尚很穩固，以儒學為代表的主流話語依然能夠控制整個社會的意識形態，因此，這個時期的中西文化會通不可避免地只能在“西學中源”、“中體西用”之類的觀念指導下進行。由于易學在傳統思想領域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將易學與近代西方科學進行會通一直是人們努力的主要方向。這其中以徐光啟、方以智、江永、焦循為代表。以方以智為例，他出身三代易學世家，二十歲就立下以易學為終身之志，試圖實踐中國傳統文化諸領域之間的會通。同時，他對當時傳入國內的西學也懷有濃厚的興趣，并結交了包括湯若望在內的多位西方傳教士，廣泛研讀了由這些傳教士帶來的西方天文、地理、數學等專著。在此基礎上，他試圖調合中西，以易學改造西學。他的“質測”兼“通幾”的方法論見解所反映的正是一種會通意識。其代表作《通雅》和《物理小識》中包括了天文、地理、算學、動植、礦物、醫學、聲音文字、文學藝術等多方面的“志藝”之學，其中充溢著易學“彌綸天地之道”的精神。然而，從結果來看，他的努力并不成功。近人任道斌有著中肯的評價：“在西學東漸過程中，方以智對西學采取批判吸收的態度，同時對中國的文化科技作了調查整理。方以智試圖改正西學的不足，然而，三代學《易》家庭的影響，雖給他帶來了自然的樸素辯證法，但這不能完全解釋宇宙，以至使他陷入了形而上學。由于先天的不足，他不可能像牛頓那樣，從科學實踐中去尋求三大定律式的科學觀，只能從《周易》、《河圖》、《洛書》中檢出神秘主義作為改進西學的武器，所以他的嘗試歸于失敗” 。從現代角度來看，方以智的失敗是中西文化內在差異相互沖突的深刻體現，其個人身上所反映出的不足是整個文化某些缺陷的折射，具有相當的普遍性。 如果說明清兩代方以智等人會通易學和西學的努力還是局部的個人行為甚至被排斥于主流話語之外的話，二十世紀易學研究中易學與西方科學的會通則已經凸顯出來，并成為易學的一個新的分支——即所謂的科學易。大批的研究專著在此期間先后涌現出來，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有：沈仲濤的《易卦與科學》、薛學潛的《易與物質波動力學》、劉子華的《八卦宇宙論與現代天文學》、周士一、潘啟明的《周易參同契研究》、黃本英的《易經科學》、沈宜甲的《科學無玄的周易》、烏恩溥的《易經——古代中國的世界圖示》、楊力的《周易與中醫學》、江國梁的《周易原理與古代科技》、徐道一的《周易科學觀》和《周易與當代自然科學》、鄭軍的《太極太玄體系》、董光璧的《易學與科技》、《易圖的數學結構》和《易學科學史綱》等。嚴格說來，科學易是從傳統的象數易學中演化而來，象數易學中的一些圖式和規則與自然科學的某些知識結構相類似，很容易使人將二者聯系起來。從目前科學易的研究狀況來看，大致有三種傾向：一是研究易學與古代科學技術的相互關系；二是用現當代科學的某些成果重新解釋傳統易學；三是用現代科學比附傳統易學。

所謂的科學，其本質特征在于運用諸如范疇、定理、定律等思維形式反映現實世界各種現象的屬性和規律，是人類的一種知識體系。科學的發展，如愛因斯坦所指出的那樣：“是以兩個偉大的成就為基礎，那就是希臘哲學家發明的形式邏輯體系（在歐幾里德幾何學中），以及（在文藝復興時期）發現通過系統的實驗可能找出因果關系” 。邏輯思維是科學的基本思維模式，它以抽象出事物的特征、本質而形成概念，并在認識過程中借助概念進行判斷和推理來反映現實過程為其特征。因此，如果撩去人為籠罩在科學上的種種神圣光環和面紗，“科學只不過是知覺的顯現、意圖的說明、常識的完善和精確的語言表述” 。換言之，科學是人類的認知結構模式之一。十七世紀以后，科學思想由于掙脫了中世紀神學的束縛，在歐洲取得了長足的發展，進而極大的擴展了人類的視域，并帶動各門類的專門技術，從根本上促進了工業革命的發生，從而創造出人類歷史上從未有過的巨大物質財富，成為社會生產力的中堅力量。這些輝煌的成就以及科學思想所依托的概念的精確性和邏輯演繹的條理性使得科學的觀念得以在最廣泛的范圍內傳播并取得大眾的共識，這種共識隨著科學技術創造出越來越多的神話般的驚人成就而不斷得到強化，最終在現代社會中成為無可匹敵的霸權話語。

正如本文開篇所指出的，二十世紀是中國社會發生翻天覆地變化的一個百年，科學觀念在強大的物質力量的裹挾下迅速登陸中土，并且隨著中國社會原有經濟基礎的瓦解而在新誕生的社會意識形態中占據統治地位。在這樣一種態勢下，原有的一些思想和話語為了求得生存，或主動或被動地進行話語的“更新”以求在新的語境下得到新的“共識”也就很自然了。從這個角度說，二十世紀易學所取得的許多發展，包括文字和歷史的考據在內，與科學易試圖以科學重新詮釋易學（這與方以智等以易學詮釋西學的努力方向已有了根本的改變）的嘗試一樣，自覺不自覺地都是在科學求真務實的觀念指導下為易學在新的話語體系中重新定位的一種努力。

雖然科學易的研究方法得到很多人的積極響應，雖然科學和易學一樣有著共同的古代巫術的源頭并且兩者之間確有不少可以相互契合互釋的領域，但是必須正視這樣一個具有本質意義的差異：易學和科學嚴格說來是兩種不同的思維模式下兩種不同的認知結構，它們是人類看待世界所選取的不同的視角。科學思維中最重要的一個環節是對觀察結果的邏輯分析，這種分析是在一系列嚴格的規則引導下進行的，這些規則經過了最大限度的共識檢驗因而保證了分析推理結果在共識中的可驗證性。與之有著本質不同的，代表易思維最典型特征的易象思維是意象性的，它在很大程度上不可解析，其演化的結果具有很強烈的個人色彩，是思想者個體在某種目前尚不能解釋的特殊心理狀態下所獲得的認識。《易傳》中所謂“《易》無思也，無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說的正是易象思維這種與眾不同的“感通”特征。這種思維模式是“天人合一”觀念最根本的體現，而“天人合一”本身與其說是一種觀念，不如說是一種“境界”，所以《易傳》的作者才接著說：“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于此”？傳統易學中有許多今天看來是神秘主義的東西，一定程度上就在于易象思維所達到的境界是獨知性的，某種現象、狀態或感受之所以“神秘”，就是因為它們超出了受現實局限的“共識”可以理解的范圍。

有了“獨知”和“共識”這樣的一個視角，我們對科學易也就有了一個相對客觀的認識。應該說，科學易是在新的語境下重新詮釋傳統易學，以期為易學建立一個新的“共識”基礎。這其中雖然有生拉硬扯甚至生吞活剝的成分，也有被學者批評的“丑科學”、“偽科學”現象出現，但它畢竟使得易學在新的形勢下獲得一個新的立足點，并且為越來越多在科學話語中熏陶下成長起來的人們了解和認識易學提供了一個切實可行的入門之道，并為中西文化的交融提供了新的途徑。

注釋:

弗雷譯：《金枝》，轉引自蔣廣學等編《二十世紀文史哲名著精義》，江蘇文藝出版社1992年版，第695頁。

永容、紀昀主編：《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海南出版社1999年版，第2頁。

任道斌：《方以智簡論》，轉引自董光璧：《關于科學與易學研究的回顧與展望》，《國際易學研究》第四輯，華夏出版社1998年版，第10－1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