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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近年社會勞動力市場對中職畢業生的需求情況,歸納起來主要有以下三個特征:
第一,社會對中等職業技術人員需求數量規模大,但中職畢業生的就業形勢仍不容盲目樂觀。
中等職業技術人才是金字塔的人才結構模型的塔基,我國經濟發展、產業結構調整與升級,需要大量中等職業技術人才。
1978年以來中國進入經濟起飛階段,工業化迅速推進,服務業的比重也不斷上升,農業比重持續下降,中國經濟開始崛起,并出現向發達國家趨同現象。
2001至2020年,中國將進一步推進工業化,特別要以信息化帶動工業化,最終完成新型工業化,使工業部門的就業人數占總勞動力的比重達到歷史最高水平。服務業也將加速發展,服務業就業人數占總勞動力的比重持續上升。農業勞動力大量向工業和服務業轉移,農業就業人數占總勞動力的比重迅速下降。21世紀的頭20年,中國經濟發展進入經濟起飛中后期,對受過職業教育、具有良好的技能和技術與管理素質的人才將會有巨大的需求。這就需要數以億計的能夠掌握和運用現代技術的高素質勞動者,從而對中級的人力資源開發產生巨大的需求。在這一階段,經濟保持很高的增長速度,是我國實現經濟崛起或者經濟追趕的重要時期,此后,中國經濟發展就將進入成熟期。
部份經濟發達地區調查已表明,有就業愿望的中職畢業學生就業率基本上都是100%。原因主要是國家和地區經濟的快速發展催生了越來越多的企業,就業機會的絕對數量在增加。但企業“人才高消費”的現象在逐漸“退燒”,接受職業教育的人才有時比大學教育出來的人才更能勝任某些崗位。許多動手能力強的初中畢業生其實有充分的理由選擇中職,走上高級技能型人才發展之路,而不是讀普通高中,擠理論研究人才培養的獨木橋。
中職學生就業形勢嚴峻,就業競爭壓力大,就業形勢仍不容盲目樂觀。
根據國家統計局第五次人口普查數據,測算出我國人口變化趨勢,高中階段和高等教育的學齡人口變化情況如下表所示。
我國是一個人口大國,預計到2040年我國人口將達到14.8億的高峰,根據學齡人口數量的統計,每年新生勞動力有七、八千萬人,這些新生勞動力將有相當大的部分隨著中國城市化的發展轉移到城市,經過職業教育和職業培訓后進入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工作。我國人口大國的特殊國情,經濟發展的現實水平,使得中職畢業生就業形勢不容樂觀。中等職業教育是典型的就業教育,中職畢業生必須以本地區、行業的勞動力人才市場對人才的需求為導向,培養自身成為生產、管理、技術和服務第一線工作的高素質勞動者和技術專門人才,適應日益激烈的勞動力就業競爭市場的需求。
總之,正如美國著名經濟學家阿瑟?奧肯提出,“勞動力需求的水平,在動態意義上主要決定于經濟增長。經濟增長速度快,對勞動力的需求量相對較大,就業崗位增加,就業水平高,失業率低;經濟增長速度慢,對勞動力的需求量相對較少,會直接制約就業崗位的增加,就業水平低,失業率高。”這就是著名的“奧肯定律”。根據這個規律,社會對人才的需求呈現出金字塔的模型,越是基層的人才需求量越大,以培養中初等應用型技術人才為目標的中等職業教育無疑成為就業市場最大的供應者。隨著我國社會經濟的快速發展、經濟高速增長,社會需要大量高素質中職人才,創造了許多地區中職生95%以上的高就業率奇跡。雖然,我國目前中初等教育就業人才需求數量大,但是近年新增勞動力人口數量也在不斷攀升,且所針對中職學生提供的崗位工作條件較差,工資收入較低,中職生畢業后往往頻繁更換崗位、就業并不穩定。
第二,勞動用工單位更看重中職畢業生的職業素養和品德
按照舊式工廠中工人等級晉升的慣例,一個初級工成為中級工需要五到六年的時間,中級工成為高級工要七到八年的時間,這樣的人才成長速度明顯不符合現代經濟發展速度的要求。
現在,中等職業學校中求學三年之后,就能夠通過勞動部門的考核達到中級技工的水平,中職畢業生通過一部分學校開設的兩年制高級技工班的學習就可以考取高級技工等級證書,再加上高等職業學校的深造,一個高技能人才約五年左右就可以快速打造完成。中等職業教育在高技能人才培養過程中優勢突顯,但勞動用工單位更看重中職畢業生的職業素養和品德 。
曾有地區的中職教育主管部門通過問卷方式,調查了解勞動用工單位對中職畢業生的在校學習成績、思想品德修養、責任感和吃苦耐勞精神、社會活動能力、職業技能等13項指標的重視程度,按非常重視、比較重視、不太重視、不重視等四個層次進行選擇。結果表明,在“非常重視”的選項中排名前四位的分別是“責任感和吃苦耐勞精神”,占78% ;“誠信品格”,占69.2% ;“實踐和創新能力”,占65. 6%;“專業技能”,占49.2%。顯然,用工單位更看重員工的職業道德素養和品德。
第三,信息社會要求中職勞動者具有不斷適應勞動力市場變化的能力。
【關鍵詞】勞動力市場;人才培養;對策研究
1.勞動力市場的需求現狀與發展趨勢
隨著新型經濟和現代企業的發展,對人才的需求提出了新要求,不再是簡單地注重學歷學位或是畢業院校的知名度,而是需要能夠創造實際價值的實用型人才。實用型人才必須具有合格的職業資格、動手能力強、工作經驗豐富、智商和情商都較高,越來越多的企業愿意聘用操作能力強、能夠直接創造經濟價值的實用型人才。隨著我國經濟的迅猛發展,對高技術、高技能人才的需求呈遞增趨勢,因此未來勞動力市場的供給態勢也要發生變化,對勞動者也有了更高的要求。
勞動力市場需求的發展一直是各行各業發展的風向標,隨著新興經濟的發展,勞動力市場也產生了新的變化趨勢:
1.1技術性人才短缺,高技能人才供不應求
2012年第一、二季度部分城市公共就業服務機構市場供求情況不難分析出,高級工程師、技師、高級技師的用人需求缺口較大;與去年同期相比,對初、中級技能勞動者的用人需求有所增長。①從宏觀層面分析,目前我國已顯現出“結構性短缺”的趨勢,中國勞動力過剩的時代即將結束,勞動力不足的時代即將到來,尤其是高技能、高技術人才更是如此。
1.2第三產業人才需求旺盛
我國高技能人才的總量和結構未能跟上產業發展升級和產業轉型快速發展的需要。人才的行業分布嚴重失衡,從事傳統教育和衛生產業占據了人才總量的半壁江山,導致新興第三產業人才嚴重不足,數據顯示全國十大城市崗位需求和求職排行榜中,第三產業的需求非常旺盛,酒店服務業、推銷展銷人員、營業收銀人員等職業需求量大。
1.3職業教育背景大學生得到青睞
高技能人才和現代服務業都需要有職業教育背景的人員擔任,隨著經濟發展和企業用人需求的變化,有職業教育背景的大學生正逐漸地得到社會的普遍認可,與本科教育一同成為當今社會就業的兩股力量。②擁有職業教育背景的大學生一般來說在校期間已經接受了正統的專業技術方面的教育,并取得了相應的職業資格證書,在畢業后擇業中對職業的選擇面較寬,尤其是在設備生產及商業服務這兩個傳統勞動密集型行業方面都有其自身的就業優勢。越來越多的企業看重大學生的動手能力和實踐能力,高職教育必須適應這種需求,否則就背離了高職教育人才培養的目的和意義。
2.高職教育適應勞動力市場的對策
現代高職教育與傳統學歷教育有著明顯的區別。高職教育的人才培養模式不僅是對專業知識的講授,更強調職業素養和專業技能的塑造,現代勞動力市場對某種職業或工種的需求將直接影響著高等職業教育人才的培養方向。在當代新的經濟發展時期,如何打破學校與企業的界限,培養具有深厚職業素養和文化底蘊的專門人才,實現高等職業教育與社會的完整對接,走人才培養的創新形式,是擺在高職教育面前的重要問題。
(1)調整專業設置,適應勞動力市場動態需求。良好的專業建設是學校與企業聯系的橋梁,緊貼市場需求、完善和建設現有專業設置是高職院校健康發展的核心競爭力之一,它決定著高職教育人才培養方案的制定和走向。高等職業教育能否培養出具有高度社會銜接性的人才,主要體現在各高校能否根據自身的教育條件和教育資源適應勞動力市場的需求,從各學校的專業設置入手,緊貼企業的用人需求來進行有針對性地人才培養和輸送。然而,當前各高職院校的專業設置還不能完全滿足市場的需求,還存在著這樣那樣的問題,主要體現在:一是專業名稱老化,不能適應當今社會發展需要,尤其是各用人單位對于人才的要求;二是專業設置雷同,不同類型、不同層次的學校的一些專業運用同一個人才培養模式,沒有加以區別;三是專業名稱設置死板,學生可選擇面偏窄,靈活度不高。③綜上,高職院校的專業設置首先必須符合社會發展的需要、引領經濟健康發展,同時應突出面向市場、面向企業、面向未來,確定好專業設置方向,體現專業設置的崗位針對性和人才培養方式的多樣性,從而可以更好地適應勞動力市場的發展。
(2)加強校企合作,創新人才培養體制。高職學校的學生社會適應性和職業能力最終應在真實的工作環境中形成,而學校不可能提供全部的真實工作環境,此時應充分發揮企業、行業和社會的力量。而辦學資源的整合最有效途徑之一是建立產學結合、工學交替的培養機制,這也是創新人才培養模式的有效方式。校企合作人才培養模式最大的特點是學校與企業合力完成人才培養任務,按照學生成長和職業規劃的邏輯規律確定課程授課排序,強調實踐與理論一體化的學習方式。充分利用國內大中型企業在設備、技術和管理方面的優勢,實現學校實驗實訓與企業生產實際的接軌,使學生置身于職業氛圍之中,得到基本的實踐技能訓練,提高學生實訓的質量與效果。同時,該運行機制有利于實現學校與企業間信息的互通和資源的共享,開展技術合作,進行文化合作,使學生逐步理解企業的管理理念和價值取向,培養學生樹立良好的企業文化。這既是高職院校的辦學特征,也是提高辦學實效性的重要舉措,更是增強職業院校學生社會適應性的重要途徑。
(3)擴大區域合作,拓展人才培養空間。我國新型工業化道路的必然選擇就是要大力發展職業教育,培養職業人才,加快人力資源開發利用,適應當今社會勞動力市場的需求。當前我國東西部地區的勞動力培養不均衡,東部沿海地區經濟發達,就業需求量大,但其勞動力培養和培訓成本較高;而中西部地區,勞動力資源豐富,廣大學生的求學和就業愿望強烈,但教育基礎比較薄弱,難以滿足需求。為了逐步克服高職教育發展不均衡現象,實現教育事業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開展東西部跨區域合作辦學勢在必行,這也有利于拓展人才的培養空間。在合作辦學過程中促使西部合作學校樹立起先進的教育理念,學到先進的教育教學方法,提高教學質量和辦學水平,逐步縮小教育在東西部發展中的差距,推動高職教育在全國的均衡發展。同時,也為東部沿海地區提供大量技能型緊缺人才,實現了合作雙方的雙贏。
綜上所述,勞動力市場的健康發展和高職教育息息相關,高職院校應當了解市場需求,了解企業需求,將各種因素結合在一起,突出辦學優勢,將企業的用人要求應用到日常教學工作來,通過校企合作、聯合培養等方式讓企業了解學生,也讓學生熟悉企業,形成市場與人才的良好互動關系,真正實現雙贏。總而言之,高職教育必須以勞動力市場的需求為方向,按照勞動力市場之需求來適時調整高職教育定位,從專業設置、招生規模、課程體系、師資隊伍建設等方面進行統籌安排,確保高職教育的持續、健康、良性發展。
【參考文獻】
[1]魯昕在教育部校企合作簽約儀式上的講話:大力加強校企合作深化職業教育人才培養模式的改革創新[J].職教園地,2012(3).
關鍵詞:農村,就業,剩余勞動力
中國是一個農業大國,人口的70%是農民,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得到了快速的發展,一些沿海的大中城市都成為了國際的大都市。但是從客觀上講,中國的農村還很貧困,農民收入水平普遍偏低。而農民收入低的核心就是農村勞動力的就業問題。由于我國經濟是從計劃經濟時展過來的,我國的勞動力市場也是在這個階段逐漸發育起來的。計劃經濟體制下的城鄉二元結構造成的城鄉分割至今仍然深刻地影響著我國的勞動力市場。這已成為了中國經濟進一步發展的阻礙,同時也制約了我國產業結構的調整。
從目前來看,最需要解決的主要問題就是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就業問題。而勞動力市場的兩方,需求方和供給方就是解決問題的切入點。同時勞動力市場的運作機制也是不可忽視的因素。因此本文從這三個方面提出建議。
1. 勞動力需求
1.1農業內部轉移
由于農業人口基數大,以及我國現在各地的發展狀況,是無法一下子把所有的剩余勞動力轉出農業部門,流向非農部門的。同時,我國的農業產業科技含量較低,還有很大的發展空間,因此可以大力挖掘農業產業的潛力,增加就業,提高勞動生產率,不但可以大大緩減偽裝失業,還可以吸納一部分返鄉的勞動力。讓農民“不離土不離鄉”。。
1.1.1 引進先進科學技術,提高土地資源利用率
我國的農業還屬于傳統的農業,機械化程度低。在國外,農產品的科技含量已占到60%-80%,而我們現在還不到40%。因此我們應該對農業進行全方位的開發,如農村大棚技術的應用,反季節蔬菜等,使農民一年四季在土地上都可以有所收獲,既能夠提高收入,又能夠安置更多的勞動力,使農業部門更加有效地利用資源。同時,應該開墾宜農荒地及其他資源,對目前尚待開墾的宜農荒地、宜林荒山、荒坡等資源進行綜合性開發建設,可吸收大量農業勞動力,并且提高復種指數。我國目前的耕地復種指數為 152%, 如能提高到159%, 可增加耕種面積 0.104 億公頃, 可多使用勞動力 1000多萬人。
1.1.2 積極推進農業產業化,發展農業第二、三產業
農業產業化通過延長農業產業鏈,可以使農業各個環節上形成新的經濟增長點,從而解決農業長期存在的分散經營的問題,提高農業的組織化程度,增強抵御市場風險和自然風險的能力。同時推動農業產業化,可以打通農業各個再生產環節的聯系,提高農業發展的效益,增加農產品的附加值。例如可以積極發展種苗培育,加工運輸等專業化部門,實現農業向產中深化和向產前、產后延伸,擴大農村勞動力就業空間。
1.1.3 加大農業投資,增強農業基礎設施建設
在擴大勞動力需求方面,政府應當積極發揮作用,引導農村基礎設施建設、農田和水利建設,如利用農閑季節,加強以防汛抗旱為中心的水利建設和控制水土流失為中心的農田建設,可以緩解農村季節性剩余勞動力的壓力。同時針對我國環境破壞的現狀,應加大國土整治力度,積極推進退耕還林,防風固沙的戰略,而這些工作需要大量的勞動力,又不需要復雜的技術,既可為農村勞動力提供大量的就業機會,同時保證了農業的可持續發展。同時改善投資環境,培育各種大中型批發市場,提供交通便利,促進農村經濟的蓬勃發展。
1.2 向外轉移
如果說農業內部轉移是提高產業生產效率而增加就業,那么向外轉移就是促使勞動力向生產率較高的產業主動轉移流動。主要表現為向小城鎮轉移,向大、中發達城市轉移以及向國外輸出勞務。
1.2.1 大力發展小城鎮,扶持鄉鎮企業,促進城市化進程
由于長期以來我國農村勞動力向城市流動受到限制,迫使農民尋找新的就業門路,因而造就了鄉鎮企業的異軍突起。為解決農村剩余勞動力做出了重大的貢獻。而進入90年代以后,鄉鎮企業吸納勞動力的能力大大減弱,主要原因就在于,一方面鄉鎮企業與城市工業的同構性導致了鄉鎮企業的競爭弱勢,另一方面一部分鄉鎮企業為了提高自身的競爭力,加快了技術進步,減少了對勞動力的需求。但是我們可以看到鄉鎮企業是吸收農村剩余勞動力最重要的途徑,因此還要繼續發展和扶持鄉鎮企業的發展。
1.2.2 向大中型城市轉移,促進城市經濟發展和農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大中型城市經濟較為發達,各種基礎設施完善,因此許多農民選擇流往大中型發達城市,希望能夠增加收入,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平。同時,城市中的第三產業較為發達,大部分為勞動密集型的產業,勞動力需求大,也有利于農村勞動力的就業。但是在我國建國初期由于歷史條件的因素,實行了城鄉分割的戶籍制度和就業制度,嚴格地限制了由農村向城市的流動。雖然從2000年以后國家政策取消了對農民進城就業的種種不合理限制,促進勞動力的公平流動,但在執行過程中,由于制度的慣性和地方政府的利益需要,仍然存在著許多對農民進城和進城后的各種歧視現象。。如戶籍障礙,社會保障歧視,教育和就業制度歧視等方面,因此在積極促進農村勞動力向大中型城市轉移的過程中,應當注重解決這些阻礙勞動力順利流動的因素。一方面,應深化制度革新,推進戶籍制度改革,消除各種制度上的歧視,促進勞動力的徹底轉移。另一方面,應積極發展第三產業,創造第三產業對農村勞動力的需求。
1.2.3利用我國勞動力優勢,積極向國外輸出勞務
向國外輸出勞務,也是轉移剩余勞動力比較有效的手段,同時可以緩解國內的就業問題,將問題外移。目前世界上的發達國家都存在的一個問題是勞動力短缺并且勞動力成本高,因此國外對于廉價勞動力有著十分旺盛的需求。目前,我國勞務輸出不僅落后于發達國家, 而且落后于許多發展中國家。我國勞動力資源是世界勞動力資源的20%,而勞務輸出僅占世界勞務輸出總量的3%左右,兩者極不相稱。有關資料表明,目前中東地區有上千億美元的巨大勞務市場,俄羅斯開發遠東地區也需要從國外輸入幾百萬勞動力。因此,向國際市場輸出勞動力的潛力是相當大的。政府和有關部門應放寬政策,開辟多種渠道,積極開拓國際勞務市場。
2. 勞動力供給
2.1 控制農村人口增長,降低農村勞動力供給數量。
農村剩余勞動力的不斷增長非常重要的一個原因就是農村人口的過度增長。而這主要是農民生育觀念落后和農村社會保障不完善所致。因此政府要加強宣傳教育,轉變觀念,盡快建立覆蓋廣大農村的社會保障措施,嚴格執行計劃生育政策,加強農村流動人口管理,控制人口增長,降低農村勞動力供給數量。從根本上緩解剩余勞動力的就業壓力。
2.2 發展農村基礎教育事業,加大農村職業教育和培訓力度,提高農村勞動力供給素質。
在解決農村剩余勞動力就業的過程中,勞動者的素質不高成為了他們流向高生產率部門的一個非常大的障礙。通過大力發展教育,提高勞動者素質,使他們具有更強的適應經濟變化的能力,是農村勞動力長期持續就業的關鍵。同時,產業結構的調整對于勞動者素質的要求越來越高,通過人力資本上的投資,增加勞動力價值,可以提高農村勞動力選擇的能力。。一方面,保證農村勞動力的義務教育年限,有條件的話還可以延長勞動力受教育年限,減少無效供給。另一方面,大力發展高等教育和各種類型的非義務教育。要進一步開拓教育市場,在大力發展高等教育的同時,積極鼓勵社會力量辦學,發展各種類型的非義務教育,使我國高等教育由精英型轉向大眾化。
3. 勞動力市場
除了從勞動力供給和需求方入手解決農村勞動力問題,我國還必須重視作為配置勞動力的市場的完善,加速勞動力市場的培育,建立統一、開放、有序、競爭的勞動力市場。
3.1 要大力發展勞動服務中介組織,并成立受政府保護的維護城市農民工的民間組織,作為溝通、銜接剩余勞動力的新的就業崗位的橋梁,使得農村勞動力可以獲得充分及時的信息,降低尋訪成本和流動的盲目性,提高勞動力流動的效率。同時可以形成一個統一的勞動力市場,提高競爭力,更好地實現勞動力的優化配置
3.2 強化對勞動力市場的監督管理,通過建立和健全市場規則與管理制度,加強立法和執法力度,保障勞動力市場的高效有序運轉。并且能夠切實地保護農村勞動力的合法權益,保障勞動力市場健康、全面地發展。
4.結束語
在我國經濟飛速發展的時代,農民作為中國最龐大的一個群體,卻無法很好地分享到經濟發展的收益,反而被城市所排斥。對比城市的繁華,鄉村里面朝黃土,背朝天的農民們和在城市的車流中盲目穿梭的農民工仍然只是與富裕無緣。社會中貧富差距的日益擴大已經成為了阻礙經濟進一步發展的障礙。因此為了解決這一問題,首先要立足于農村勞動力就業問題,面對農村勞動力就業困難問題,關鍵就在于如何將剩余勞動力進行轉移,如何保持轉移的渠道暢通無阻。在我國現階段經濟的發展情況下,不僅要通過提升農業部門的競爭力來吸納剩余勞動力,還要積極促進勞動力的轉移,實現農村的城市化進程。在強調市場調節的同時,還應該重視政府的宏觀調控功能,減少市場失靈,兩者順暢地結合起來,從而促進農村勞動力的優化配置。
參考文獻:
1、張雋. 淺談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J]. 山東勞動保障, 2003,(5).
2、李煬. 淺析我國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出路. 西南大學民族學報(人文社科版)[J],2003,(8).
3、周元福. 我國農村勞動力就業問題及對策. 經濟師[J],2003,(3).
4、劉甲朋、尹興寬、楊兵杰. 中國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問題討論綜述. 人口與經濟[J],2004,(1).
5、楊輝、羅素清. 我國農村勞動力嚴重過剩的原因及出路. 山西高等學校社會科學學報[J],2003(8).
6、 中國農村年鑒[M],(2006).
關鍵詞:農村,就業,剩余勞動力
中國是一個農業大國,人口的70%是農民,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得到了快速的發展,一些沿海的大中城市都成為了國際的大都市。但是從客觀上講,中國的農村還很貧困,農民收入水平普遍偏低。而農民收入低的核心就是農村勞動力的就業問題。由于我國經濟是從計劃經濟時展過來的,我國的勞動力市場也是在這個階段逐漸發育起來的。計劃經濟體制下的城鄉二元結構造成的城鄉分割至今仍然深刻地影響著我國的勞動力市場。這已成為了中國經濟進一步發展的阻礙,同時也制約了我國產業結構的調整。
從目前來看,最需要解決的主要問題就是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就業問題。而勞動力市場的兩方,需求方和供給方就是解決問題的切入點。同時勞動力市場的運作機制也是不可忽視的因素。因此本文從這三個方面提出建議。
1. 勞動力需求
1.1農業內部轉移
由于農業人口基數大,以及我國現在各地的發展狀況,是無法一下子把所有的剩余勞動力轉出農業部門,流向非農部門的。同時,我國的農業產業科技含量較低,還有很大的發展空間,因此可以大力挖掘農業產業的潛力,增加就業,提高勞動生產率,不但可以大大緩減偽裝失業,還可以吸納一部分返鄉的勞動力。讓農民“不離土不離鄉”。。
1.1.1 引進先進科學技術,提高土地資源利用率
我國的農業還屬于傳統的農業,機械化程度低。在國外,農產品的科技含量已占到60%-80%,而我們現在還不到40%。因此我們應該對農業進行全方位的開發,如農村大棚技術的應用,反季節蔬菜等,使農民一年四季在土地上都可以有所收獲,既能夠提高收入,又能夠安置更多的勞動力,使農業部門更加有效地利用資源。同時,應該開墾宜農荒地及其他資源,對目前尚待開墾的宜農荒地、宜林荒山、荒坡等資源進行綜合性開發建設,可吸收大量農業勞動力,并且提高復種指數。我國目前的耕地復種指數為 152%, 如能提高到159%, 可增加耕種面積 0.104 億公頃, 可多使用勞動力 1000多萬人。
1.1.2 積極推進農業產業化,發展農業第二、三產業
農業產業化通過延長農業產業鏈,可以使農業各個環節上形成新的經濟增長點,從而解決農業長期存在的分散經營的問題,提高農業的組織化程度,增強抵御市場風險和自然風險的能力。同時推動農業產業化,可以打通農業各個再生產環節的聯系,提高農業發展的效益,增加農產品的附加值。例如可以積極發展種苗培育,加工運輸等專業化部門,實現農業向產中深化和向產前、產后延伸,擴大農村勞動力就業空間。
1.1.3 加大農業投資,增強農業基礎設施建設
在擴大勞動力需求方面,政府應當積極發揮作用,引導農村基礎設施建設、農田和水利建設,如利用農閑季節,加強以防汛抗旱為中心的水利建設和控制水土流失為中心的農田建設,可以緩解農村季節性剩余勞動力的壓力。同時針對我國環境破壞的現狀,應加大國土整治力度,積極推進退耕還林,防風固沙的戰略,而這些工作需要大量的勞動力,又不需要復雜的技術,既可為農村勞動力提供大量的就業機會,同時保證了農業的可持續發展。同時改善投資環境,培育各種大中型批發市場,提供交通便利,促進農村經濟的蓬勃發展。
1.2 向外轉移
如果說農業內部轉移是提高產業生產效率而增加就業,那么向外轉移就是促使勞動力向生產率較高的產業主動轉移流動。主要表現為向小城鎮轉移,向大、中發達城市轉移以及向國外輸出勞務。
1.2.1 大力發展小城鎮,扶持鄉鎮企業,促進城市化進程
由于長期以來我國農村勞動力向城市流動受到限制,迫使農民尋找新的就業門路,因而造就了鄉鎮企業的異軍突起。為解決農村剩余勞動力做出了重大的貢獻。而進入90年代以后,鄉鎮企業吸納勞動力的能力大大減弱,主要原因就在于,一方面鄉鎮企業與城市工業的同構性導致了鄉鎮企業的競爭弱勢,另一方面一部分鄉鎮企業為了提高自身的競爭力,加快了技術進步,減少了對勞動力的需求。但是我們可以看到鄉鎮企業是吸收農村剩余勞動力最重要的途徑,因此還要繼續發展和扶持鄉鎮企業的發展。
1.2.2 向大中型城市轉移,促進城市經濟發展和農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大中型城市經濟較為發達,各種基礎設施完善,因此許多農民選擇流往大中型發達城市,希望能夠增加收入,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平。同時,城市中的第三產業較為發達,大部分為勞動密集型的產業,勞動力需求大,也有利于農村勞動力的就業。但是在我國建國初期由于歷史條件的因素,實行了城鄉分割的戶籍制度和就業制度,嚴格地限制了由農村向城市的流動。雖然從2000年以后國家政策取消了對農民進城就業的種種不合理限制,促進勞動力的公平流動,但在執行過程中,由于制度的慣性和地方政府的利益需要,仍然存在著許多對農民進城和進城后的各種歧視現象。。如戶籍障礙,社會保障歧視,教育和就業制度歧視等方面,因此在積極促進農村勞動力向大中型城市轉移的過程中,應當注重解決這些阻礙勞動力順利流動的因素。一方面,應深化制度革新,推進戶籍制度改革,消除各種制度上的歧視,促進勞動力的徹底轉移。另一方面,應積極發展第三產業,創造第三產業對農村勞動力的需求。
1.2.3利用我國勞動力優勢,積極向國外輸出勞務
向國外輸出勞務,也是轉移剩余勞動力比較有效的手段,同時可以緩解國內的就業問題,將問題外移。目前世界上的發達國家都存在的一個問題是勞動力短缺并且勞動力成本高,因此國外對于廉價勞動力有著十分旺盛的需求。目前,我國勞務輸出不僅落后于發達國家, 而且落后于許多發展中國家。我國勞動力資源是世界勞動力資源的20%,而勞務輸出僅占世界勞務輸出總量的3%左右,兩者極不相稱。有關資料表明,目前中東地區有上千億美元的巨大勞務市場,俄羅斯開發遠東地區也需要從國外輸入幾百萬勞動力。因此,向國際市場輸出勞動力的潛力是相當大的。政府和有關部門應放寬政策,開辟多種渠道,積極開拓國際勞務市場。
2. 勞動力供給
2.1 控制農村人口增長,降低農村勞動力供給數量。
農村剩余勞動力的不斷增長非常重要的一個原因就是農村人口的過度增長。而這主要是農民生育觀念落后和農村社會保障不完善所致。因此政府要加強宣傳教育,轉變觀念,盡快建立覆蓋廣大農村的社會保障措施,嚴格執行計劃生育政策,加強農村流動人口管理,控制人口增長,降低農村勞動力供給數量。從根本上緩解剩余勞動力的就業壓力。
2.2 發展農村基礎教育事業,加大農村職業教育和培訓力度,提高農村勞動力供給素質。
在解決農村剩余勞動力就業的過程中,勞動者的素質不高成為了他們流向高生產率部門的一個非常大的障礙。通過大力發展教育,提高勞動者素質,使他們具有更強的適應經濟變化的能力,是農村勞動力長期持續就業的關鍵。同時,產業結構的調整對于勞動者素質的要求越來越高,通過人力資本上的投資,增加勞動力價值,可以提高農村勞動力選擇的能力。。一方面,保證農村勞動力的義務教育年限,有條件的話還可以延長勞動力受教育年限,減少無效供給。另一方面,大力發展高等教育和各種類型的非義務教育。要進一步開拓教育市場,在大力發展高等教育的同時,積極鼓勵社會力量辦學,發展各種類型的非義務教育,使我國高等教育由精英型轉向大眾化。
3. 勞動力市場
除了從勞動力供給和需求方入手解決農村勞動力問題,我國還必須重視作為配置勞動力的市場的完善,加速勞動力市場的培育,建立統一、開放、有序、競爭的勞動力市場。
3.1 要大力發展勞動服務中介組織,并成立受政府保護的維護城市農民工的民間組織,作為溝通、銜接剩余勞動力的新的就業崗位的橋梁,使得農村勞動力可以獲得充分及時的信息,降低尋訪成本和流動的盲目性,提高勞動力流動的效率。同時可以形成一個統一的勞動力市場,提高競爭力,更好地實現勞動力的優化配置
3.2 強化對勞動力市場的監督管理,通過建立和健全市場規則與管理制度,加強立法和執法力度,保障勞動力市場的高效有序運轉。并且能夠切實地保護農村勞動力的合法權益,保障勞動力市場健康、全面地發展。
關鍵詞:江西省;“十二五”;農業剩余勞動力
中圖分類號:F812.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4-0432(2011)-03-0022-2
江西省作為農業大省,農業曾在全國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截止2009年末,江西省4432萬人口中,約有56.8%的農業勞動力。隨著江西省農業產業結構的不斷調整,農業科技含量的不斷提高,對農業勞動力的需求將越來越少。“十二五”期間,發展生態農業,走農業產業化之路,是江西省富農強省的必由之路。而江西省農業勞動力眾多,如何轉移大量的農業剩余勞動力是江西省“十二五”期間亟待解決的一個重要難題。
1 模型構建
1.1 理論基礎
根據劉易斯的“二元經濟結構”理論,只要從事農業與非農產業的邊際收益不同,農民為追求收入最大化,必然要在城鄉之間、發達與欠發達地區、中西部與東部之間發生流動。只要從事非農產業的收入大于從事農業的收入,這種流動便會發生。所以,要實現農業與非農業之間勞動力的最優配置須滿足均衡條件:
(也即: )
其中,為農村農業勞動力從事農業的邊際收益;為農村農業勞動力從事非農業的邊際收益;為農村農業勞動力從事農業平均工資;為農村農業勞動力從事非農業的平均工資。
1.2 江西省農業勞動力的邊際收益與江西省非農業勞動力的邊際收益
這里用江西省農業勞動力的年平均工資收入表示農業勞動力的邊際收益 ;用江西省非農業勞動力的年平均工資表示非農業勞動力的邊際收益。1986-2007年22年間,江西省農業勞動力的邊際收益從1986年的395.63元/年增加到2007年的4097.82元/年;江西省非農業勞動力的邊際收益則從1986年的744.12元/年上升到2007年的11754.16元/年。1978-2007年江西省農業勞動力的邊際收益 與非農業勞動力的邊際收益 ,見表1。
注:圖中虛線為江西省農業勞動力的邊際收益趨勢,實線為江西省非農業勞動力的邊際收益趨勢。
由圖1可知,江西省農業收入和非農業收入均呈現大幅度增加的趨勢,但不可否認的是,農業收入的增速要明顯小于非農產業的收入增速,隨著時間的變化,農業收入與非農業收入的差距在不斷的放大,這必將導致大量農村勞動力涌向非農行業。
1.3 農業勞動力剩余率(ALSR)的估計
農業勞動力剩余率(ALSR)為非農業勞動力的邊際收益(非農業勞動力的年平均工資收入)與農業勞動力的邊際收益(農業勞動力的年平均工資收入)的差值比上非農勞動力的邊際收益(非農業勞動力的年平均工資收入):
筆者查閱了2008年江西省統計年鑒,收集整理了1986-2007年江西省農業與非農業勞動力年平均收入,代入公式(2)中,計算得到1986-2007年江西省農業勞動力剩余率,繪制散點圖,由散點圖可知江西省農業勞動力剩余率(ALSR)呈現出比較明顯的一元線性函數模型特征,故使用SPSS11.5可得估計模型如下:
(3)
1.4 江西省農村農業勞動力估計
根據江西省統計年鑒統計1978-2007年江西省的農村農業勞動力人數,見表2。
根據1978-2007年江西省農村農業勞動力數據,分別采用Linear(一元線性)、Quadratic(二次函數)、Compound(復合函數)、Growth(生長函數)、Logarithmic(對數函數)、Cubic(三次函數)、S(S形曲線)、Exponential(指數函數)、Inverse(逆函數)、Power(冪函數)模型進行估計,以下為SPSS11.5中的模型估計結果(表3):
其中,Mth表示模型形式,Rsq表示R2,d.f.表示自由度,F表示F檢驗值,Sigf表示F檢驗值的實際顯著性水平即p值,b0表示常數項,b1、b2、b3表示回歸參數。由表3可知,模型CUB(三次函數)形式時的R2=0.965、F=241.26值最大,QUA(二次函數)次之。所以,筆者選用三次函數模型擬合江西省農村農業勞動力人數隨時間的變化。構建函數模型如下:
(4)
Y為江西省農村農業勞動力人數;T為時間年份。
構建的三次函數模型與原數據的擬合程度見圖2:
圖2中,實線為原始數據,虛線為擬和值。可以看出,絕大部分擬和值與原始觀測值是非常接近的,所以采用三次函數模型是合適的。
2 “十二五”期間江西省農業剩余勞動力預測
農業剩余勞動力(ALS)為農業勞動力(Y)與農業勞動力剩余率(ALSR)的乘積,即:
(5)
根據模型(3)、(4)和公式(5),可估算2011-2015年期間江西省農村農業剩余勞動力人數如下表(表4):
3 結論
3.1 農業剩余勞動力人口基數大
從2011至2015年這五年間,江西省的農業剩余勞動力人數雖然有所下降,從2011年的2236.36萬人降至2015年的2030.86萬人,但各年的農業剩余勞動力人數仍然維持在2000萬人以上,這對一個總人口只有4000多萬人(截止2009年年底,江西省人口4432.16萬人)的省份來說,無疑是十分龐大的。
3.2 農業勞動剩余率在不斷增大
可以看到,隨著江西省農業結構的不斷調整,農業產業化的不斷升級,借助生態農業的發展模式,江西省農業對勞動力的需求必將越來越少,農業剩余勞動力也將越來越多。
3.3 待轉移人口多,任務艱巨
“十二五”期間,江西省總共要轉移農業剩余勞動力2236.36-2030.86≈205萬人,平均每年要轉移農業剩余勞動力41萬人。
4 建議
4.1 戶籍制度放開需先行
長期以來,戶籍制度一直是限制農村剩余勞動力在城鄉之間轉移的主要因素,江西省亦不例外。首先必須要從制度層面上保證農業剩余勞動力轉移后具有一個新的“身份”。筆者認為,對于江西省的三線城市和中小城鎮可以完全放開戶籍的限制,鼓勵農村剩余勞動力的流動;而對于一、二線重點城市(如南昌、九江等),可以參照國外“技術移民”的做法,鼓勵有技術、有才能的農村剩余勞動力中的精英轉移,實現市民化。
4.2 職業技能培訓是關鍵
江西省作為農業大省,農業剩余勞動力長期從事農業生產,非農業生產技能缺乏。這就為農業剩余勞動力的轉移造成了障礙。江西省應積極開展農業剩余勞動力的職業技能培訓和提供教育補貼,使每一個農業剩余勞動力都有一技之長。
4.3 第二、三產業轉移是重點
第二產業中的制造業等,第三產業中的服務業、建筑業等是吸納勞動力的重點行業。2006年,中國第二、三產業的勞動力需求人數所占比重分別達到32.9%和64.9%,對勞動力的需求旺盛。江西省應結合自身特點(截止2008年7月,江西省共有世界遺產4處、世界地質公園2個、8個國家級自然保護區、11個國家級風景名勝和39個國家級森林公園等),發展扶持生態旅游業、觀光農業等特色服務業,吸收大部分農業剩余勞動力,實現本省內的轉移;除了省內吸納之外,江西省應積極籌措組建就業咨詢公司,輔助就業中心等就業機構,收集就業信息,促進農業剩余勞動力出省就業。
參考文獻
[1] 江西省統計局.2008年江西省統計年鑒[M].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2008.
[2] 國家統計局.2010年中國統計年鑒[M].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2010.
[3] Wall, F.J.Statistical data analysis handbook, Donnelley & Sons Company,1986.
中國經濟體制的轉軌過程是按照兩個改革戰略向前推進的,一是在傳統的計劃體制部門中逐步地引入市場機制,使其逐漸地轉化為市場引導型的經濟部門,這一戰略的主要表現是在轉變國有企業運行機制方面作出的種種努力和嘗試。二是在傳統計劃體制之外發展新型的市場主導部門,改變過去的部門和企業的單一所有制結構,以創造更加充分的競爭環境。雖然這兩種經濟體制改革的戰略是相輔相成的,構成了中國漸進式經濟改革的一大特征(樊綱,1993),但是從改革戰略的成本—效益分析上看,也正如中國十幾年來經濟改革的實際經驗所顯示的那樣,我們不能不承認后一種改革戰略是更為成功的①。新的市場主導部門的快速發展既是產業和企業的所有制結構的變化過程,同時也是生產要素資源的重新配置過程。因而,在現有的經濟制度條件下,對勞動力和資本兩大生產資源是如何從傳統的政府控制部門流向新興的市場主導部門的過程和機制進行研究和描述,對于我們理解中國經濟體制的轉軌過程和一般意義上的漸進式經濟改革過程都是有意義的。本文選擇勞動力的流動機制作為中國經濟體制轉軌過程的一個范例進行分析和研究,是為了使得研究的主題相對集中,具有分析的邊界和研究上的可行性,同時又不乏有一般意義。正是出于這種考慮,我們把勞動力流動與經濟發展過程中的農村城市二元經濟結構和城市經濟中的二元體制結合起來進行考察,從中試圖發現勞動力流動與經濟結構變遷和經濟體制變遷之間的關系。
二、中國勞動力就業和工資的制度性特征
從經濟發展的角度來看,與中國城鄉二元經濟結構相適應的是中國勞動力就業的二元結構。在經濟改革初期的1980年,占全國勞動力75%的農村勞動力被限制就業于農村這塊土地上;僅占全國勞動力25%的城市勞動力在城市中享有就業優先權。這種優先權是以限制農村勞動力流動和排斥農村勞動力在城市中的就業來實現的。到了80年代后期,隨著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增加,城鄉收入差距擴大,農村勞動力流動限制的放松和勞動力流動經驗的積累,農村勞動力向城市的流動形成了一定的規模。但是應該看到的是,這種流動并非意味著城市勞動力統一市場的形成。雖然農村勞動力流動得到了中央政府的認可,但是并沒有得到地方政府,特別是城市政府的認同,各級城市政府對外來農村勞動力的就業或者采取“總量控制”的措施,或者采取“劃地為牢”的政策。因而農村勞動力進入城市就業的機會是有限的,也是不公平的。對農村勞動力就業的限制僅僅是一種城市政府行為,并非是企業行為。對于企業來說,農村勞動力除了具有供給價格低這一絕對優勢之外,還具有品質和行為上的一些相對優勢。因而企業對農村勞動力有著更大的需求。由于制度和相應政策的限制,只有那些較少受到限制的,新興的市場化程度高的部門和企業才有可能為農村勞動力提供較多的就業機會。
在中國經濟體制轉軌中,城市經濟中不可避免地存在著兩種體制部門。一種是政府控制部門,一種是市場主導部門。這兩種部門在勞動力就業和工資制定方面都存在著明顯的制度性差異。政府控制部門所吸收的就業者主要來自城市勞動力,在招收農村勞動力方面受到嚴格的限制。政府控制部門中的就業者一般都享有長期的,甚至終身的就業保障。部門內部的工資受到統一的控制,職工之間的收入差距較小,個人人力資本的報酬得不到應有的補償。職工的一般工資水平具有剛性的特點。與此相反,市場主導部門對農村勞動力的就業不采取歧視的做法,按照市場法則招收和使用勞動力。對就業職工不實行終身雇傭制,企業和職工都可以根據雇傭合同保留著解雇和辭職的自由和權力。企業有充分的制定工資的自利,根據職工的勞動生產率和貢獻的大小實行有差別的工資水平。
與任何現代經濟社會一樣,中國城市經濟也存在著勞動力的異質性的現實。造成勞動力異質性的最主要的因素是勞動力之間人力資本稟賦的差異。勞動力就業前受到的教育程度的高低,就業后技術培訓和工作經驗積累都是產生這種差異的直接來源。中國傳統的勞動管理體制對勞動力異質性的重視程度在某種程度上超過了一般市場經濟的國家。“干部編制”與“工人編制”的嚴格劃分,“人才市場”與“勞動力市場”的分離都是其具體的表現形式。
三、基本理論模型
1·模型的假定條件
以上討論的中國勞動力就業和工資決定的制度因素是我們理論模型建立的背景條件,同時也是我們模型所依據的假定條件的經驗前提。據此,我們可以進一步抽象出以下四個假定條件。它們不僅是我們理論模型必不可少的前提,可以說又是中國勞動力就業制度的特征表現。(1)城市經濟中存在兩個部門,一個是政府控制部門,該部門的特點是政府實行統一控制的較為平均的工資率,并且不考慮或者低估人力資本的收益率。另一個部門是市場主導部門,該部門就業人員的工資完全是由市場決定的。(2)城市經濟中存在著兩部分異質勞動力。一部分是專業技術人員,這部分人員基本上受到過專業教育和訓練。擁有較高水平的人力資本。另一部分是非專業技術人員,是指無需專業訓練,或經過簡單訓練就可以從事生產活動的工作人員。在短期內,后者對前者不產生替代效應,即替代率=0。因此,即使在完全競爭的市場環境中,由于勞動力人力資本的差異性,勞動力市場仍被“分割”為兩個分市場。兩部分人員的市場工資率完全是由兩個分市場的勞動力的供求決定的。(3)農村勞動力在城市就業的工資率明顯高于其在農村就業的工資率,其差異足以誘使他們無限地流向城市勞動力市場。在這里我們有必要進一步明確假定農村勞動力流動在我們的模型中僅僅被看作為一個外生變量。(4)農村勞動力基本上都是非專業技術型。他們流入城市后,主要進入市場主導部門。而政府控制部門對他們的進入采取了嚴格限制的措施。因而他們的流入只對市場主導部門的工資率產生影響,不會直接影響到政府控制部門的工資率。
2·市場主導部門模型
首先討論的是計劃體制部門和市場體制部門之間不存在勞動力流動情況下的市場主導部門的勞動力價格的決定。在以上假定條件下,首先我們可以用圖1中的勞動力價格決定模型描繪出城市經濟中兩個勞動力分市場中的價格決定機制。橫軸為勞動力數量,縱軸為勞動力的價格(工資率)。Dp為專業技術人員的需求曲線,同時也表現為這部分勞動力的邊際生產率LMPp;Sp為專業技術人員的供給曲線;均衡點Ep決定了專業技術人員的工資率為wp,就業量為Lp。同樣,Dn和Sn分別為非專業技術人員的需求和供給曲線。它們所決定的工資率和就業量分別為wn和Ln。專業技術人員和非專業技術人員之間的工資率差異為wp-wn(=0wp-0wn)。它一方面反映了兩部分勞動力的人力資本的差異,以及由此帶來的勞動力邊際生產率和人力資本收益率的差異。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兩個勞動力分市場供求的相對變動情況。對于非專業技術型的勞動力分市場來說,由于存在著農村勞動力無限進入的問題,其結果是使得Sn曲線向右移動,工資率wn也就相應地存在著不斷下降的趨勢。因此,在農村勞動力無限進入和非專業技術人員對專業技術人員的替代率為零的假定下,我們可以得出結論認為,兩個勞動力分市場上的工資率差異是在不斷擴大的。這種情況的出現,除了上面提到的農村勞動力的無限進入壓低了非專業技術型勞動力價格這個原因之外,另一個原因是由于兩種異質勞動之間的互補性,非專業技術型勞動力就業的增加會擴大市場對專業技術人員的需求。
當兩種勞動力市場上的工資率分別為wp和wn時,我們可以計算出人力資本的個人收益(privatereturns)為wp-wn,收益率為(wp-wn)/wn。根據上述判斷,我們不難推論出這樣一點,隨著農村勞動力的大量進入,城市經濟中勞動力人力資本的收益率是不斷上升的。這一論點也是與大多數發展中國家的實際情況相吻合的。
3·政府控制部門模型
計劃部門的工資制度的特點是,(1)在工資制定時基本上不考慮或很少考慮勞動力人力資本的差異,因此一般實行無差別的工資率;(2)工資率的決定并不取決于勞動力供給的變化。這樣我們可以畫出一條政府控制部門的勞動力需求曲線或工資線,它應該是一條水平直線,即圖2中的直線Dg。由于這條需求曲線與專業技術型勞動力的供給曲線Sp和非專業技術型勞動力的供給曲線Sn分別相交于p點和n點,由此決定的兩種勞動力的就業量分別為Lp和Ln,而決定的工資率是相同的,為wg,這樣一種情況更符合于傳統體制下的工資制度。在該種體制下,勞動力的人力資本的個人收益率被壓得很低。改革以后,勞動力人力資本的作用受到了一定的重視。但是其重視程度遠遠低于市場的評價。更為重要的是,專業技術型和非專業技術型勞動力價格的決定機制并沒有截然分開,仍處在一個統一的“計劃”機制管理下。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可以畫出另一條稍為傾斜的直線Dg’①。它與兩條供給曲線的交點分別為p’和n’,由此決定的兩種勞動力的工資率分別為wg1和wg2,就業量為Lp’和Ln’。由需求曲線Dg’決定的勞動力人力資本的收益率是大于零,即(wg1-wg2)/wg2。
4·政府控制部門和市場主導部門共存的模型
進一步的研究是把政府控制部門和市場主導部門的勞動力工資率放在一個模型中進行考察。為了避免復雜化,我們在模型中假定政府控制部門對專業技術型和非專業技術型勞動力實行統一的工資率。由圖3中可以看出,政府控制部門的需求曲線Dg或工資率wg是處在兩種市場工資率wp和wn之間。由此而引出的問題是,這種情況是必然的嗎?我們的回答是肯定的。這是因為政府控制部門制定的統一工資率既不可能在專業技術人員的市場工資率wp水平之上,也不可能在非專業技術人員的市場工資率wn水平之下。當wg>wn,意味著非專業技術型勞動力的工資率遠高于他們的邊際生產率,其差額是政府控制部門難以負擔的。同時,根據我們上面對非專業技術型勞動力市場的分析,工資率wn是不斷下降的,而政府控制部門的工資率是剛性的。因此,即使政府控制部門制定的非專業技術型勞動力的初始工資率wg等于wn,只是由于wn的下降也會使得wg>wn。
第二個相關的問題是政府控制部門的統一工資率究竟應該處在wp和wn之間的哪一點上?對這個問題的回答將取決于對政府控制部門行為的分析。一般而言,政府控制部門會將統一工資率wg確定在這一點上,使得其從專業技術人員那里獲取的人力資本的收益能夠補償其對非專業技術型勞動力支付的高出市場價格的那部分支付額。換句話來說,統一工資率是根據所有勞動力的平均勞動生產率制定的,而與勞動力內部的勞動生產率的差異無關。
四、進一步修正的模型
在上述模型的討論中,我們隱含的另一個假定是政府控制部門勞動力的勞動生產率是不受其工資率影響的。也就是說同一勞動力不論在政府控制部門就業還是市場主導部門就業,其實際勞動生產率是相同的。顯然,這一假定是與經濟現實有差距的,也是與勞動力的理不符的。因而我們這里將討論這一假定放松后工資率的決定情況。首先討論專業技術型勞動力的情況。如果專業技術型勞動力的勞動生產率對其工資率的反應是敏感的,特別是對其工資率與市場工資率的差額要作出反應,那么他們的勞動生產率可以看作為是這一差額的函數。用上圖來說,LMPp=f(dw),其中dw=wp-wg。從勞動力的理的假定出發,f(dw)應該是一個遞減函數。計劃部門對專業技術型勞動力的工資率壓低程度越高,他們的實際勞動生產率下降的幅度就會越大。這種解釋也是與“效率工資假說”相一致的①。它是“效率工資假說”的一個反論。在圖4中,勞動生產率的下降會使得整個勞動邊際生產率曲線LMPp下移。這樣我們可以畫出一條下移的曲線LMPp’。這條曲線與專業技術型勞動力的供給曲線Sp也有一個交點Ep’。該點所決定的工資率為wp’。該工資率是指專業技術型勞動力在政府控制部門就業時貢獻的勞動生產率的市場價格。在這種情況下,同一勞動力的市場價格與計劃價格的差額dw是由兩部分組成的,一是勞動邊際生產率的價格差異,即圖4中的wp’-wg,二是同一勞動力在兩部門之間的勞動邊際生產率差異,即wp-wp’。用公式表示為dw=wp-wg=(wp-wp’)+(wp’-wg)。
這里我們有必要對dw的兩部分差額進行分別討論。勞動生產率的價格差額(wp’-wg),對于專業技術型勞動力來說,構成了一種價格上的損失。但是對于全社會來說并非是一種損失,因為這個差額被政府部門拿去后,用于支付非專業技術型勞動力的高估的工資,實際上是一個收入再分配過程。然而,對于勞動生產率差額(wp-wp’)來說卻有不同意義。政府部門沒有得到這部分差額,專業技術型勞動力也沒有得到這部分差額。實際上對于整個社會來說,這部分差額白白損失掉了②。我們把它稱之為制度效率損失,并且可以知道制度效率損失率等于xp=(wp-wp’)/wp(1)既然“效率工資假說”可以用來解釋政府控制部門中專業技術型勞動力的勞動生產率的變動,那么它是否也可以用來解釋非專業技術型勞動力的勞動生產率的變動呢?如果回答是肯定的,那么對非專業技術型勞動力實行高于市場工資率的工資率就會激勵他們努力提高勞動生產率。如果他們提高勞動生產率后產生的效益能夠補償由專業技術型勞動力降低勞動生產率帶來的損失,那么對于整個社會來說,是有“得”也有“失”,因而上述提到的制度效率損失可能是不存在的。應該說這種情形在完全競爭的勞動力市場中是可能出現的。但是對于我們這里討論的兩部門模型來說它是不可能出現的。理由有兩點。第一,政府控制部門對勞動力進入實行控制,存在著制度上的進入障礙。這樣農村勞動力的大量涌入不會沖擊到政府控制部門的勞動力供給,更不存在對原有勞動力替代的可能性。其次是政府控制部門實行的“鐵飯碗”就業制度。這對于就業于政府控制部門中的非專業技術型勞動力來說,意味著市場工資率不會成為他們現在就業的機會成本,他們現有的工資率也不會成為其將來失業的機會成本①,因為他們失業的可能性幾乎是不存在的。
五、理論模型的經濟含義與結論
根據以上對幾個模型的描述,我們可以得出以下幾點經濟含義和結論。
(1)由于政府控制部門制定的統一工資率與兩個勞動力分市場的工資率之間形成兩個落差,這會引起勞動力在兩部門之間的流動,從而進一步引起兩部門勞動力供給的變化。這里勞動力流動的主要特征是專業技術型勞動力受到市場主導部門較高的人力資本收益的吸引,會紛紛從政府控制部門向市場主導部門轉移。相反,政府控制部門中的非專業技術型勞動力則不會流向市場主導部門,因為對于他們來說,市場主導部門中的工資率低于他們已有的工資率。更可能的情況是市場主導部門中的非專業技術型勞動力卻有著想進入政府控制部門的強烈動機。
(2)政府控制部門中專業技術型勞動力的工資率低于其市場工資率的另一個結果是他們在受到流動制度障礙時會降低自身的勞動生產率,從而造成整個社會的一部分制度效率損失。由于這部分損失起因于勞動力流動的制度障礙,因而它的規模和程度是會受到勞動力流動限制條件強弱的影響。具體來說,如果專業技術型勞動力流動受到的限制越大,因此而產生的制度效率損失就越大。
(3)政府控制部門的工資率會直接造成勞動力配置上的偏差。從圖4中不難看出,專業技術型勞動力的工資率低于市場工資率,他們的勞動力供給量會相應地從wpEp降低為0Lp’。這意味著政府控制部門中專業技術型勞動力的就業量低于其在市場規則下的應有水平。相反,對于非專業技術型勞動力來說,他們的工資率高于市場工資率使得他們的勞動力供給量從wnEn上升到0Ln’,這一點表明就業量超出了政府控制部門在市場規則下的需求量。這兩種情況都意味著勞動力資源的配置不當。
(4)由于政府控制部門中專業技術型勞動力的工資率低于其勞動生產率,非專業技術型勞動力的工資率高于其勞動生產率,這會激勵政府控制部門去努力發展使用較大比例專業技術型勞動力的資本密集型產業,以獲取較多的財政收入和發展資金。同時忽視那些使用較多非專業技術型勞動力的勞動密集型產業的發展。這樣一種發展戰略所產生的消極效應是多方面的。政府控制部門一方面對專業技術型勞動力有著很強的需求動力,另一方面對這部分勞動力進行低效率使用。這不能不說是政府控制部門的一大難題。政府控制部門對勞動密集型產業的忽視,加上市場主導部門中同類產業的競爭,會使得政府控制部門中的勞動密集型產業或企業的境況每況愈下,這可以說是政府控制部門面臨的又一大難題。
(5)模型隱含的收入分配的含義是,在現行收入分配政策不變的情況下,與經濟體制轉軌相伴隨的勞動力轉移過程會加速城鎮職工的工資差距擴大的過程。應該指出的是,這一過程是以人力資本收益率的上升為主導因素的。因此,它是對傳統的工資政策和分配政策的一種修正。
六、相關體制和政策選擇的模擬分析
上述的模型分析揭示了這樣一個事實。一方面農村勞動力的無限進入會壓低非專業技術勞動力的工資率,也就意味著拉大了政府控制部門與市場主導部門之間非專業技術勞動力的工資率差異。另一方面政府控制部門的專業技術勞動力不斷地外流。這不僅降低了該部門專業技術人員的比重,也導致了該部門的平均勞動生產率的不斷下降。由于這兩方面的因素,政府控制部門中的平均勞動生產率與平均工資率會分離開來,也就是說在前者不斷下降的同時,后者卻會由于其剛性而保持不變或上升。這在圖4中政府控制部門的勞動力需求曲線和平均工資線不再是一條直線wgDg,而是如圖5所示的那樣,分離為兩條直線wgwg’和DgDg’。
政府控制部門中平均勞動生產率與工資率的分離給該部門帶來的困難是顯而易見的,因為這種分離或者會導致該部門利潤率的不斷下降,或者表現為部分企業的虧損。在后一種情況下,政府為了維持虧損企業的正常運行,不得不拿出一定的補貼。不論是利潤率的下降,還是補貼虧損企業,都會給政府部門帶來財政上的壓力。有了壓力也就有了改革的動力。因而,我們接下來逐一地考察政府部門可能做出的幾種相關的政策選擇。
(1)政府部門采取控制實際工資的辦法,使得工資率的增長不超過勞動生產率的增長。這也是目前普遍采用的辦法。這種辦法適用于勞動生產率不斷提高的情況,但是對于我們所考察的勞動生產率不斷下降的情況,政府部門是難以下調實際工資的。另外,這種辦法并不能阻止專業技術勞動力的外流和由此引起的勞動生產率不斷下降的趨勢。
(2)政府部門采取凍結名義工資的措施。在通貨膨脹的情況下,凍結名義工資也就意味著壓低實際工資。在上圖它表現為wgwg’和DgDg’兩條直線的不斷接近。這樣做可以減少對虧損企業的補貼,以緩解財政上的壓力。但是它也可能帶來另一個問題,即非專業技術勞動力會對實際工資的下降作出消極的反應,從而會引起政府控制部門平均勞動生產率的下降。此外,它也同樣不能解決專業技術勞動力的外流和由此引起的勞動生產率下降的問題。
(3)政府部門對虧損企業采取積極破產的辦法,以提高整個部門的平均勞動生產率,從而減少政府的財政補貼。這樣一來,破產企業的職工被迫進入勞動力市場或市場主導部門。應該看到,在工資決定機制不進行調整的情況下,這樣一個過程將是長期的。
(4)按照市場工資率的水平,政府部門采取微調的辦法使得專業技術勞動力和非專業技術勞動力各自的工資率不斷地接近于其平均勞動生產率。這在上圖中表現為工資線wgwg’逐步地傾斜,wg端逐漸上移和wg’端逐漸下移,直至與Ep和En兩點相交。這樣做的結果可以抑制政府部門中專業技術勞動力的外流和激勵非專業技術勞動力的自愿流出。同時政府控制部門可以逐步放松對外來勞動力進入的控制,這樣至少在城市經濟中可以形成一個統一的勞動力市場。
“勞動力管理是指對員工的工
作時間和出勤進行跟蹤,對業務運營與任務進行規劃,并通過合理的排班使員工高效地完成工作任務的一種方法。”Kronos國際市場運營副總裁Mick Adamson是這樣定義勞動力管理的。
在不斷地從后勤以及供應鏈等環節提高工作效率之后,企業更需要優化自己的人力資源管理,從而應對日益激烈的市場競爭。而勞動力管理就是通過對勞動力進行預測、計劃、排班以及跟蹤來滿足企業這樣的需求。
澄清“勞動力管理”
相信勞動力管理對于很多人來說還是一個比較新的概念,提到勞動力管理很多人就會想到人力資源管理,在這里我們首先就要澄清“人力資源管理”與“勞動力管理”在概念上的不同。
在企業中,從人力資源管理(HR)的角度通常把員工分成三種狀態:人事管理、人力管理和人才管理。當企業僅僅把員工等同于成本時,HR只是“人事管理”,只要把人數點清楚,給他們發工資就可以了;當企業把員工視做資產時,就會追求更高的投資回報率,這樣的企業很重視人均產值,關心的是“如何讓1000人去完成1500人的工作”,這時的HR是“人力管理”;當企業把員工視做資本時,就會希望員工能夠創造更大的價值,這時的HR是“人才管理”。
雖然勞動力的三種狀態是并存的,但是不同類型的企業對勞動力的需求的側重點是不同的,因此,管理的重點也是不同的。從IT的角度來看,IT就是要服務于企業管理的某種需求。
Kronos把人力資源管理定義為三部分:人才管理、職員管理和勞動力管理。“人才管理”是企業人力資源管理三個層面中最高的一層,這一層面的管理的重點是獲得和激勵,不用對他們進行考勤;“職員管理”就是現在大家所泛指的“人力資源管理”,目前市場上大多數的HR管理軟件都是專注在這個部分,而往往忽視了第三個層面的“勞動力管理”。
“目前的‘人力資源管理軟件’解決的是中層管理的問題,定位在職能部門的管理,然后進行系統分析。可以說,這樣的系統是斷層的,因為其并沒有涉及到基層的勞動力。”Mick Adamson說。
事實上,在“勞動力管理”中,“勞動力”可以是零售商店里的店員;可以是餐飲業的服務員;可以是工廠里的操作工;也可以是研究所里的研究人員。只要是把企業資產與企業業務結合起來的人,都可以稱為“勞動力”。
新勞動法
成為推動力
當然,不可否認,目前國內用戶對于“勞動力管理”這個概念的接受程度還很低,雖然有像Kronos這樣的國外廠商在積極地推動,不過這還并不足以讓用戶有所心動。相比廠商市場宣傳推廣的微不足道,需求可能會成為更大的推動力,在新勞動合同法頒布之前的討論和觀點碰撞無疑為勞動力管理軟件的發展注入了催化劑。
新的勞動合同法在2008年1月1日已經正式生效了,但它的頒布和實施所產生的更大效應到現在還并沒有完全地顯現出來。對于企業來說,怎樣提高對勞動力的管理效率、怎樣保護弱勢群體、怎樣規避潛在的勞動爭議,甚至是如何降低法律成本,都是值得深思的。
“在新勞動合同法的背景下,國內企業已經逐漸意識到,以后再也不可能依靠擠壓勞動力的方法來提高企業競爭力了,比如降低工資收入和福利、延長工作時間等都已經不太容易實現了,或者更嚴重地說已經是非法的了。”Mick Adamson表示,“企業現在要做的是,在合法范圍內提高勞動力的生產效率,而勞動力管理軟件就是幫助企業完成這樣的工作。”
勞動力管理軟件最重要的三個功能是記錄、調度和控制、分析和優化。首先是記錄,勞動力管理軟件可以讓任何勞動的變化都有所記錄、任何事情都有數據可依,這就給新勞動合同法實施后的“取證”提供了非常好的條件。其次是調度和控制,這不但可以增強企業的控制能力,還可以幫助企業降低成本。第三是分析和優化,自動根據企業的需要來判斷勞動力的部署計劃,并進行優化,幫助企業在合法的前提下降低勞動力的成本。
舉例來說,一個大型的連鎖超市,擁有很多連鎖店,總部對各連鎖店的考核是績效,而績效通常的計算方法是利潤除以成本,那么,成本如何降低呢?零售業的成本主要包括采購成本、店面成本和人力成本,在這三個方面的成本中,最容易降低的就是人力成本。因此,零售業就對合理合法地降低人力成本有很高的要求,當然,這也就有了勞動力管理軟件的用武之地。
不只是零售業
勞動力管理軟件的主要特點讓很多人誤以為其只適合于零售行業,或者再擴大一點范圍,只適合于那些勞動密集型的企業。事實上,在國外,零售業、餐飲業、制造業、醫療衛生、服務業、運輸與物流、政府和教育等都已經開始應用勞動力管理系統。
什么樣的企業更適合應用勞動力管理軟件,或者說是什么樣的企業會更早地應用勞動力管理軟件,并不應該是以“勞動密集型”來定義,像零售業、餐飲業和制造業這些目前應用較廣的行業確實是屬于勞動密集型的企業,但醫療衛生、教育等就不屬于這個范圍了。
準確地說,勞動力成本在企業總成本中所占的比重才是決定性的因素。如果企業能夠在勞動力的需求和調度之間找到更好的匹配,勞動力管理軟件的效益就會非常明顯。就像我們前面所提到的,如果企業把員工視做資產、很重視人均產值,并追求更高的投資回報率,那么,勞動力管理軟件就會給企業帶來實際效益。
關鍵詞:農村剩余勞動力 公共經濟學 就業機會舉措
中圖分類號:F241.4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2-3791(2012)02(c)-0000-00
農民問題是“三農”問題中的核心問題,長期影響著農村經濟的發展,制約了現代化進程。而農民問題的根源則是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就業問題。據資料顯示,目前我國農村剩余勞動力約占1.22億~1.65億,占農村勞動力總數的25%[1]。因此轉移農村剩余勞動力,為農村剩余勞動力增加就業機會,是目前亟待解決的問題。
1 理論視角下就業機會的物品分析
在找出問題解決的方案之前,首先應清楚所要研究的對象的實質是什么。從公共經濟學的角度分析,就是要了解所要研究的對象是什么物品。文章旨在解決農村剩余勞動力,增加農村剩余勞動力就業機會。其理論依據具體闡述如下:
1.1 就業機會是混合物品
在公共經濟學中,根據物品是否具有排他性和競爭性,可將物品分為以下四類:一是純公益物品:既無排他性,也無競爭性;而是俱樂部物品:有排他性,而無競爭性;三是共同資源:無排他性,但有競爭性;四是私益物品:既有排他性,又有競爭性。除了第四類私益物品外,其他三類都是公益物品。混合物品是指兼具私益物品和公益物品特性的物品,或者說混合物品是具有較大的正外部效應的私益物品,這些物品的非排他性和非競爭性是不完全的。[2]屬于此類物品的有科技、教育、醫療等。根據該概念界定,就業機會屬于混合物品研究范疇。
其一,就業機會在一定程度上滿足了私益物品的特征,既具有競爭性,也具有排他性。一方面是有限的就業機會,也即滿足了就業機會在消費上具有競爭性。現實社會經濟中,大量失業問題的存在,實際上也就是就業機會的需求與就業機會供給之間的矛盾。另一方面,增加就業機會的邊際成本不可能為零。一般來講,當勞動市場上的就業供給與需求之間存在著密不可分的關系,當需求小于勞動力的供給時,就會出現失業。所以,增加勞動力需求是新增或創造就業機會的前提,而增加的勞動力需求則要求用人單位花費一定的成本(如工資成本)[3]因此,新增加的就業機會成本不可能為零。而且,就業機會的獲得也與一個人受教育程度和能力等條件有非常大的關系。從此層面上講,就業機會也符合私益物品的特征。
其二,就業本身就是人的立足之本,沒有獲得就業,社會人就不具備能實現精神和物質方面需求的條件。從這個角度分析,就業就具備了私益物品的特征。從社會角度來看,妥善的就業,能有效的整合社會資源,實現最優的資源配置,同時也能更好的讓每個人為社會發揮自己的能力,最終可使整個社會獲益。所以,就業機會是一種較大的正外部效應的私益物品。
其三,從實踐角度分析,把就業定義在混合產品的研究范圍內,也有利于政府在解決就業問題和協調市場管理中的合理定位。
1.2 混合物品的提供可采取政府與市場相結合的方式
根據混合物品所具有的私益物品和公益物品的雙重性質,在其提供方面,從理論的角度分析,可采用政府與市場相結合的供給方式。因為混合物品具有私益物品的特征,所以在開始階段,私人總能發揮其充分的激勵來提供這種物品,這也就表明,在市場經濟下,市場本身就可以發揮其特長,創造一些可供就業的機會,也即是,為了實現勞動力需求方的利益最大化,勞動力需求方對勞動力有一種內在需求。然而,當勞動力的需求量到達飽和時,也即雇傭勞動力的邊際收益等于其邊際成本時,勞動力需求方就不會在增加其勞動力,于是就會出現市場在提供就業機會中的失靈現象。[4]如果廣大的勞動者失去了就業機會,不僅其個人無法獲得其物質和精神上的需求,同時社會也會為此付出較高的代價,如社會不安定因素和社會失業保險金的增加等。從經濟發展的角度來看,我國是一個發展中國家,且人口眾多,社會資源相對有限,勞動力供給過剩。而我國目前正處于結構升級和體制轉軌的關鍵時期,就業問題在社會轉型的背景下顯得尤為嚴峻。雖然市場機制在就業問題中能發揮著積極作用,但面對我國的剩余勞動力的絕對過剩,市場的調節作用顯示出了很多局限性。這也就表明了通過市場的調節所提供的就業機會是有限的,它只能根據市場規律的變化在一定的條件下發揮其效應。
市場調節在勞動力資源配置中的失靈為政府干預提供了機遇。從理論的角度分析,市場與政府相結合是為混合物品提供的最佳方式,市場調節在資源配置中發揮其主導作用,政府干預可以矯正就業的正外部性,從而在一定程度上矯正其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失靈。也就是說,我國勞動力的供求一方面要充分發揮其市場的調節作用,但也不能完全聽之任之。
2 農村剩余勞動力就業難的公共經濟學解釋與根本原因
為什么會產生農村剩余勞動力就業難的現象呢?從公共經濟學的角度來看,它是由市場無法有效地矯正外部性導致的。根據公共經濟學理論所說,市場經濟體制中,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基礎性作用。不過,該結論有一個前提,那就是信息需充分、交易費用應該是零、理性經紀人并且必須是完全競爭。可是這個假設條件在實際的經濟生活中基本無法滿足,如此市場就會失靈,也就無法有效地矯正外部性了。我們知道,在正外部性存在的基礎上,該物品的私人價值會小于其社會價值,如此,就業作為一種私益物品,并且它的正外部效應還比較大,自然而然的,因為它的正外部性,就業一直是過少供給的,也就是它的社會最適量遠多于私人市場決定的數量。由此我們說它是農村剩余勞動力大缺就業機會的前提。
細化而言,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來說明農村剩余勞動力就業難的原因:
2.1 從農村剩余勞動力自身角度來看,總體就業能力較欠缺。其一,由于他們偏低的文化水平、偏弱的職業技能,導致在就業市場上農村剩余勞動力根本毫無競爭力;再則,經常會有這種現象,某用人單位培養出的熟練工過段時間又會流失到其他用人單位,也就是農村剩余勞動力的流動性較大,這樣用人單位就必須重新招聘、重新培養,使得用人單位的成本大大提高,利潤也就相應降低。因此企業就必然會減少雇傭農村剩余勞動力的比例。
2.2 從社會制度上來看,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受城鄉二元戶籍制度與社會保障制度的制約。因身份限制,古往今來,農村人口大多被束縛在其戶籍所在地,這樣就極大限制了資本和勞動力的自由組合,使得資源得不到優化的配置,因此必須廢除城鄉分割的二元戶籍制度,使得農村剩余勞動力能夠自由遷移,這是一種大勢所趨。此外,和城市居民所擁有的各種福利待遇(例如住房、醫療、退休金和最低生活補助等),農村社會保障制度上不成熟,盡管這些年,我們對它進行了一些試點探索工作,但是如何更好地統籌城鄉社會保障,還是我們目前需面對的相當艱難并重要的任務。
2.3 從農民進城的現實情況來看,存在著各種壁壘。其一,如果農民進城,相應的生活支出、住房支出、教育支出尤其是經營資本的高昂支出,導致大量農村剩余勞動力因為沒有大額財力的支撐,又回流到農村。其二,現有的用工政策(國家的或地方的)還不夠完善,例如和城鎮職工相比,農村人口無法同工同酬、同工同時和同功同權,甚至還有一定的行業限制,這些都對農村剩余勞動力進城就業大大不利。
3 增加農村剩余勞動力就業機會的幾點建議
根據前述的原因我們可以得出,若想排除農村人口進城就業的難度,增加農村人口進城就業的機會,必須要解決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身份轉換問題,切實打破其自由流動的壁壘,這是一個關鍵所在。具體來說,我們可以考慮先排除農村勞動力的顧慮,各個方面(住房、醫療、教育、養老等)都要建立一些有效地制度,如下所示:
3.1 政府應建立有效的政策激勵機制。
針對用人單位,政府可以制定相應的稅收優惠政策或財政補貼政策來減少其雇傭成本,例如若是雇傭了農村剩余勞動力可以提供稅收優惠或進行適量補貼。針對農村剩余勞動力,政府應提高農村教育投入(包括基礎教育和職業教育),用以切實提高農村勞動力的文化的素質,提升其就業能力。提高農村人口素質是我國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迫切需要[6]。農村勞動力文化素質低下,學習能力薄弱,這已經極大的限制了農村經濟社會的發展。若是綜合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和農民工整體素質這兩個問題,我們就可以得出更為銳利的問題:大量文化素質低弱的并且流動性大的農村勞動力如何適應我們期望的企業從 “三高”企業(勞動密集型)向低碳時代的技術密集型企業轉換。因此,企業若是想轉變經濟發展方式,首先要重視勞動力素質的提高。[7]
3.2 改革戶籍制度,完善社會保障。
如前所說,要改變二元戶籍制度,建立起以身份證管理為主的統一的一元戶籍制度。例如,不再對農村剩余勞動力落戶城鎮和進城就業(通過勞動部門和勞務市場)進行限制,并且,要切實考慮進城農民工(包括其所攜家屬)的經濟適用房申購問題、教育問題、勞動就業問題、養老醫療問題以及治安管理問題,將這些工作列入各有關經費預算,以便有效地實現城鄉人口和勞動力的合理流動。
對于農村社會保障制度的建立和健全問題,首先要建立農村“低保”,使得特困農民的最低生活保障由政府和社會提供。其次要在政府的支持和指導下,建立并健全以大病統籌為主的覆蓋各個農村的農村合作醫療制度。然后改變以往普遍存在的農民將土地經營當作“生活保障”的情況,建立并健全以個人出資為主,國家、集體扶助的農村養老保障制度。
3.3 推進城鎮化進程,加快小城鎮建設。
首先,還是要繼續堅持大中城市并舉發展的道路。相比而言,我國的大中城市在數量上比較少,因而所需的農村勞力并不多;況且,我國的大中城市分布極為不均,大多集中在東部沿海地區,這就使得農村剩余勞動力無法就近轉移。因此,我們要以繼續發展大中城市,并且有重點的發展中西部地區的大中城市。其次,要尤為重視小城鎮的發展。因為如前所說,我國大中城市少導致能吸納的農村剩余勞動力也相應有限,所以更為有效地并且是更為經濟的方法是利用發展小城鎮的第二、三產業進行吸納。
3.4 建立完善勞動力市場和公平、公正的制度環境。
目前第一、二產業能夠提供的就業能力已經下降,第三產業發展空間還很大,且在第三產業中女性所占的比例日益增加,所以,為安排農村多余的勞動力,應在第三產業上好好下功夫。與此同時,要建立健全完善的勞動力市場制度,使就業信息公開,建立公正、公平、自由合理的勞動力市場,為營造公平、公平的就業制度環境,監查部門應對勞動力中介組織進行監管督查。
3.5 拓展勞務輸出;增強鄉鎮企業活力。
鼓勵農民到境外就業,是轉移農村剩余勞動力,提高就業機會的非常行之有效的措施。這樣以來,農民的收入不僅能夠得到大大提高,還能夠使農民學習新技術、拓展新理念、增長新視野。
自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鄉鎮企業為農村剩余勞動力提供了很多就業機會,大大緩解了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就業壓力。根據鄉鎮企業的特點,其資金密度低,就業能力比大中城市國有企業高,在安排農村剩余勞動力方面,將一如既往的發揮其作用。“充分利用農村各種資源和生產要素來發展鄉鎮企業,是發展農村經濟、拓展農村內部就業空間的主要途徑”[8]
安排好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不僅關系到社會發展的進程,而且也是關系國泰民安。我國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問題,不僅需要勞動者勤勞肯干提高技術跟上社會的發展,而且也需要各級政府機構領導部門提供更多可行性政策和方向進行引導。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是一項任重道遠的工作,需要我們認清國情,開拓思維,積極提高農民工素質和培養其技能,促進農村剩余勞動力就業。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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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農業技術偏向; 勞動力調整; 勞動節約型指標; 廣東省
中圖分類號 F303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2-2104(2011)01-0115-06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1.01.020
改革開放三十年,農業機械、雜交種子、良種種植、化肥和農藥等這些現代化的農業生產資料的進步,使我國農業產出不斷增長,農業的基礎地位得到大幅的鞏固。農業技術偏向上的差異對農業勞動力的影響有多大以及這些影響在多長時間內反映出來?哪種類型的農業技術偏向主導了農業勞動力的變化?這些問題是轉型時期農業經濟發展中不可回避的。問題的合理解決可以豐富20世紀90年代以來理論界關于農業技術對勞動力調整影響的爭論,也可以為我國農業和農村經濟的發展尋求有效途徑。
1 文獻綜述
農業技術及其對農業和農村發展的影響是近年來新農村建設中勞動力流動問題研究中頗具爭議的領域之一。爭論的焦點主要集中在不同的農業技術生產要素的偏向對勞動力調整和對農業和農村發展造成了什么影響。對此,學者們持不同的觀點。一部分學者認為不同類型的農業技術生產要素偏向增加了勞動力需求。速水佑次郎[1]把技術被分為兩種類型:一種是機械技術,被稱為勞動節約型技術;另一種是生物和化學技術,被稱為土地節約型技術。農業增長被看作是人造的投入品替代勞動和土地的過程,因此,勞動節約型技術就成為對勞動的替代品。勞動節約型技術的進步,勞動力使用總量下降。相比而言,土地節約型技術成為土地的替代品。土地節約型技術的進步,土地使用總量下降,而單位土地上投入的土地節約型技術上升,與其相應的勞動力需求上升,土地的總產量增長。常向陽[2]指出農業技術選擇對農業生產具有顯著影響,且相對增加機械投入對農業生產具有正效應,單位耕地面積勞動力投入量和化肥投入量對農業生產都具有正效應。李淑穎[3]認為我國科技進步對農業產值增長的貢獻率也僅為40%左右。而在發達國家如美國的農業產出增長率中,科技進步所占的比率已達到81%左右;一部分學者相信農業技術生產要素偏向促進了勞動力的供給。Minten[4]把區域地理特性作為外生變量,通過對馬達加斯加實證研究表明鄉鎮可以通過勞動力使用型技術和資本使用型技術,提高農作物的產量,從而帶來更低的糧食價格。提高非熟練工人的真實工資,增加勞動力供給,社會福利指數上升;一部分學者深化對農業技術生產要素進行研究。陳開軍,賀彩銀和張永麗[5]認為剩余勞動力的轉移會通過資金、勞動間的替代效應,引起漸進累積的資本偏向型技術創新,在短期增加農業產出,在長期形成農業生產的資本深化過程。還有一部分學者認為我國勞動力調整的原因是多方面的。Chen[6]指出中國各地的農戶邊際土地產出、邊際勞動力產出、邊際資本產出和邊際化肥產出都是顯著不同的。東部地區、西南地區和東北地區,農業勞動力具有低彈性的特點。農業中村莊過剩的勞動力導致更低的邊際勞動生產率。李仙娥[8]認為在經濟發展的起飛階段,發達國家以及新興工業化國家或地區主要靠工業的高速發展來解決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而在經濟發展的后期階段,主要靠第三產業吸納農村剩余勞動力。
綜上所述,國內外學者在農業技術偏向對勞動力需求和供給的影響農業技術生產要素以及農業勞動力調整等方面作了大量的研究,這些研究側重于從投入產出角度分析農業技術和勞動力對農業產量的影響,忽視農業技術偏向本身對就業結構調整;突出了獨立的特定分析,并未對相互關系如何作用進一步深入說明;更注重其定性的分析,沒有定量對各地區的農業發展的不平衡性進行探討。農業作為我國的基礎產業,如何處理好農業技術偏向與農業勞動力調整的關系是農業可持續發展亟需解決的問題。本文旨從農業技術偏向與農業勞動力調整的關系角度出發,為農業政策的制定以及農業生產要素資源配置的預測提供具有價值的參考。接下來的結構安排如下:第二部分對農業技術偏向與勞動力調整機制進行理論基礎分析;第三部分建立描述兩者關系的模型并對廣東省農業進行實證檢驗;第四部分得出相應的結論與政策含義。
王雅俊等:廣東省農業技術偏向與勞動力調整的定向分析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 2011年 第1期2 農業技術偏向與勞動力調整機制:費景漢-拉尼斯模型的擴展農業技術偏向與勞動力調整的機制可從費景漢-拉尼斯的模型中進行挖掘。費景漢-拉尼斯[7]-[10]對傳統的劉易斯模型進行修正和完善,建立了在二元經濟條件下的資本積累和技術變革的模型。該模型的中心思想是:為了獲得經濟發展,農業部門必須生產足夠多的農業剩余,才能維持工業部門的發展。經濟體制的重心逐漸從農業部門轉移到工業部門。兩部門資本、勞動和技術得到迅速發展。農業技術進步促進了剩余勞動力的轉移,農業部門和工業部門的二元經濟獲得同步發展。本文采通過此模型,把側重點從工業部門轉到農業部門,提出相應的假設條件,并擴展該模型的適用范圍。
2.1 農業技術偏向的實質衡量
假設農業部門的生產函數:Q = F(K,L,t),其中資本為K,勞動為L,時間為t。εLL為邊際勞動率對產量的彈性,εKK為邊際資本率對產量的彈性。εLL+εKK=ε,ε代表兩個生產要素的綜合強度。按照生產函數的構成,本文將農業技術偏向按照農業技術的生產要素偏向劃分為勞動力使用型技術偏向和資本使用型技術偏向。希克斯定義技術要素偏向是:HL= fLt/fL ,表示單位時間勞動力邊際生產力(MPL,記為fL)的增長百分比;HK= fKt//fK,表示是單位時間內資本邊際生產力(MPK,記為fK)的增長百分比。J代表技術進步的密集度,表示在假定資本、勞動力投入不變的條件下,完全由于每單位時間的消逝而出現的產出的部分增加。為了將創新的要素偏向區分出來,引進衡量任意時間t上的創新偏向程度指數:BL=HL-J,表示是創新的勞動力使用偏向程度,BK=HK-J,表示是創新的資本使用偏向程度。農業技術的生產要素偏向衡量標準就是:
(1)中性技術偏向:BL=0或者BK=0;
(2)勞動力使用型技術偏向:BL>0或者BK<0;
(3)資本使用型技術偏向:BK>0或者BL<0。
2.2 勞動力調整與農業技術偏向關系的理論模型
勞動力轉移就是勞動的重新配置過程,從二元經濟的角度分析此問題就是農業部門轉移勞動力,被工業部門吸收。對t求微分fL=fL(K,L,t),符號η表示一定時間內變量的變化率。例如ηL代表一定時間內勞動的變化率。單位時間勞動力邊際生產力ηf的計算過程具體如下:
dfLdt=fLLdLdt+fLKdKdt+fLT
ηfL=dfL/dtfL=fLLLfLηL+fLKLKfLηK+fLtfL
=-εLLηL+εLLηK+HL
=εLL(ηK-εLLηL)+BL+J(1)
農業部門不斷轉移勞動力(η=0)。在二元結構中,農業部門的勞動調整取決于資本積累的速度和技術創新活動的強度和特點。由(1)就推導出:
ηL=ηK+BL+JεLL(2)
假設資本積累的速度是外生的,農業部門的勞動調整取決于技術創新的強度η≠0。較高的技術創新強度和勞動使用偏向促進勞動創新的轉移。由此可見,盡管農業部門剩余勞動力大量轉出,但由于資本偏向型的技術創新持續進行,農業部門的產出仍然增加。勞動力調整依賴農業技術偏向,勞動力的調整是技術偏向的直接相關。在二元現實經濟下“農業部門的成功發展必須實現關鍵性最低努力”[8],即資本積累率的提高可以迅速帶動創新強度,而創新的資本使用偏向必將致使勞動力報酬遞減規律。
3 模型及實證分析
3.1 模型設定與數據說明
為了研究我國勞動力調整依賴農業技術偏向實證研究,本文建立如下回歸模型:
Labort= c +α1CapTecht + α2LabTecht +εt
這里Labor、LabTech和CapTech,分別在下文中簡稱為勞動力、勞動使用型技術偏向和資本使用型技術偏向,下標t代表時間變量,ε為回歸殘差。本文的樣本為廣東省從1990至2008年期間時間序列數據。以第一產業勞動力作為衡量農業勞動力的變量,這樣能更好反映農業勞動力的水平;從勞動力使用型技術偏向中選擇農業機械總動力實物量為代表變量;從資本使用型技術偏向中選擇農業化肥使用實物量為變量。樣本截取范圍為1990年至2008年,共選取19年的數據。本文所用數據均來自《廣東省農業統計年鑒》。對所選取指標及其取值做如的處理是分別取第一產業勞動力、機械總動力和農業化肥使用實物量的自然對數,得到Labor、LabTech和CapTech,分別在下文中簡稱為勞動力、勞動型技術和資本型技術,并且用這三組數據進行實證分析,以消除數據的劇烈波動。從表1中可以看到,廣東省從1990至2008年期間,第一產業勞動力的最大值是1990年的1 600.8萬人,最小值是1995年的1 432萬人。機械動力最大值是2008年1 847萬kW,最小值1990是1 279萬kW。化肥使用量的最大值是2008年的700萬t,最小值是1993年的536萬t。
表1 變量的描述性統計量
Tab.1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variables
變量Variables均值Mean中位數Median最大值Maximum最小值Minimum標準差
Standarddeviation觀測個數Observations勞動力(萬人)1 519.821 532.21 600.81 43255.6419機械動力(萬kW)1 652.751 6841 8471 279160.5819化肥使用量(萬t)602.52603.17700.22536.237.9819
3.2 平穩性檢驗和協整分析
在EViews6的環境下,對Labor、CapTech和LabTech及其差分形式進行平穩性檢驗,滯后長度的選擇依據赤池信息準則。即在AIC值最小時,滯后長度為最佳。在確定選取何種類型單位根檢驗時,我們通過對相關數據的時間趨勢圖的觀察來予以確定,檢驗表明變量CapTech和LabTech在1%、5%、10%三個顯著水平下都存在單位根,并且為一階單整時間序列I(1);變量Labor在1%顯著水平下不顯著,在5%、10%三個顯著水平下都存在單位根,并且為一階單整時間序列I(1);所以在5%、10%兩個顯著水平下滿足協整分析的前提條件。
根據Engle和Granger[11]的協整理論,對于各I(1)序列,雖然它們本身不平穩,但卻可能存在一個向量,使各I(1)序列的線性組合成為平穩序列,這時序列就存在長期均衡關系。按照兩元協整方法,對于兩向量CapTech和LabTech,首先進行最小二乘回歸,然后對殘差序列進行平穩性檢驗。若序列平穩,則存在協整。協整關系對應著誤差修正模型(ECM)。當我們考察農業勞動力和農業技術水平的關系時,如果多元序列存在協整關系,則說明農業技術水平對農業勞動力表現出相對穩定的一致運動。由于Labor、CapTech和LabTech都是一階單整時間序列,所以可以進行協整分析,根據兩步法建立協整關系。
[JP2]Labort=6.637746***+0.428766**CapTecht+-0.277611**LabTecht+ε
[8.482001] [2.69063][-2.840898]
R2=0.41795 F=4.667424 adj R2=0.328404 DW=0.692564
[JP][HT9.5SS]其中,***為1%水平下顯著,**為5%水平下顯著并由此得到殘差序列:
[HT9.5,7.]εt=Labort-6.637746 -0.428766CapTecht+0.277611LabTecht[HT9.5]
對殘差序列進行平穩性檢驗,變量ε在1%顯著水平下不顯著,在5%和10%兩個顯著水平下都不存在單位根,為零階單整時間序列I(0)。
3.3 誤差修正模型
通過上述平穩性檢驗和協整分析,可以得到更加一般化的向量誤差修正模型:
由D(Labor)=ECM+D(Labor (-1))+D(CapTech (-1))+D(LabTech (-1)) +c[HT9.5]得出:
由[JP3]D(Labor)=-0.142559+0.527529-0.189755*-0.165999**+0.005472***[JP]
[-1.27782] [2.03992] [-2.22953] [-0.67252] [0.78851]
R2= 0.754681adjR2=0.64565 F-statistic= 6.921733
其中,***為1%水平下顯著,**為5%水平下顯著,*為10%水平下顯著。從誤差修正模型可以反映出動態調整過程:當t-1期勞動型技術提高時,對t期的勞動力需求偏離均衡,勞動型技術對勞動力產生影響,這反映在ECMt-1值為負,在負的調整系數的作用下,勞動力需求下降。這里的調整系數預示著上一期的失衡將有多大比例在下一期的到糾正。調整系數絕對值相對較小,存在有限的傳遞。同理,當t-1期資本型技術提高時,勞動力需求下降。
從實證結果可以看到,勞動力與勞動型技術、資本型技術存在明顯的協整關系。資本型技術的系數為正,說明資本型技術有同向趨勢,勞動型技術為負,說明勞動型技術有反向趨勢。勞動型技術與農業勞動力顯著正相關,而資本型技術與農業勞動力顯著負相關。這說明農業在發展中更多的使用了資本使用型技術偏向技術。誤差修正模型的調整系數確實為負,說明了勞動使用型技術偏向和資本使用型技術偏向對勞動力存在自我校正的機制。實證印證了速水佑次郎[1]的觀點:化肥被當作替代土地的要素的代表或指標。拖拉機馬力被當作替代勞動的要素的代表或指標。每個勞動力所擁有的拖拉機馬力相聯系的土地勞動比率的變化與每公頃土地投入的資本型技術相聯系的土地生產率的變化之間的正相關。表明通過增加每個農業勞動者所擁有的機械可以增加其耕種土地的面積,減少農業生產勞動力的需求。
3.4 格蘭杰因果關系檢驗
格蘭杰因果關系檢驗可以確定一個變量的滯后項是否包含在另一個變量的方程中。如果VAR模型中所有的變量都平穩,則可以直接使用標準F檢驗來檢驗。
在這里,F*=F*(p,t-2p-1),其中p表示滯后期數,t表示時間序列的跨度。我們這里給出的是5%顯著水平下的F*值。當時F>F*,我們認為在5%顯著水平下,拒絕零假設,即認為變量間存在格蘭杰因果關系。從表2中可以看出,從第二期到第四期的滯后期中,勞動型技術偏向和資本型技術偏向的始終互為格蘭杰原因,科技進步對勞動型技術和資本型技術都有著直接的影響。在第三期的滯后期中勞動力和勞動型技術偏向的互為格蘭杰原因,但是到四期的滯后期中只有勞動型技術是勞動力的格蘭杰原因,所以認為勞動型技術是勞動力的格蘭杰原因成立,即只有勞動型技術是替代勞動力的重要原因,資本型技術不是替代勞動力的重要原因。
3.5 脈沖響應分析與方差分解
協整檢驗主要是考察勞動力和資本型技術偏向與勞動型技術偏向的狀態,而誤差修正模型則初步刻畫了物價的動態調整。為了進一步從動態角度考察勞動力和化肥與機械的跨期相互影響,我們對誤差修正模型進行變換,進行脈沖響應分析和方差分解。脈沖響應分析和方差分解并稱為新息合算,它們是檢驗經濟變量之間關系的有用工具。
(1)脈沖響應分析。從實證結果來看,我們把資本型技術和勞動型技術序列對勞動力的影響(脈沖響應函數)表明:脈沖響應在t+8期后,系統平穩。勞動力的沖擊使得資本型技術需求上升,而勞動型技術的需求下降。當在第三期勞動力沖擊達到0.02個單位最大值時,對資本型技術的沖擊只有其的五分之一,而在第七期對資本型技術的需求量迅速提高,由此可見,資本型技術偏向對勞動力的吸收需要一個滯后5期的吸收過程。沖擊后只有其資本型技術偏向的沖擊對勞動力和勞動型技術偏向的沖擊并不顯著。而勞動型技術偏向的沖擊使得勞動力需求迅速下降。從第一期到第四期勞動型技術的沖擊增加一倍,機械技術對勞動力的替代使得勞動力需求減少一半。
(2)方差分解。考察在第t期做關于t+s期的預測,由于這s期中發生的沖擊是預測不到的。因此,預測誤差就是由這段時間內各個新息變量的沖擊造成的。將總預測方差歸因于各個新息變量的過程就是方差分解。
當我們把勞動力作為資本型技術偏向和勞動型技術偏向序列作為VAR模型的變量時,脈沖響應分析的經濟含義在于,在某一時刻受到資本型技術偏向和勞動型技術偏向的沖擊,對以后各期勞動力的影響。方差分解則說明了從某時期起的一段時間內,勞動力受到資本型技術偏向和勞動型技術偏向沖擊而產生了波動,該波動中有多大比例是由資本型技術偏向沖擊造成的,又有多大比例是由勞動型技術偏向沖擊造成的。從表3所示的方差分解中可以看出,隨著考察期的延長,勞動力沖擊在總方差中的比重逐漸趨于穩定。以第10期的考察期為例,有以下結論:來自勞動力自身的沖擊在總方差中逐漸下降,而來自資本型技術偏向的沖擊在總方差中仍居主導地位,表明資本型技術偏向對勞動力的沖擊遠遠超過勞動節約型技術的影響。勞動力的波動主要受到自身和資本型技術波動影響,而資本型技術的波動更多的受到自身的影響,具有相對慣性,勞動型技術的波動受到資本型技術波動影響。
表2 格蘭杰因果關系檢驗表
Tab. 2 Granger causality test tables
滯后數Lag Num零假設Null hypothesisF值F ValueF臨界值(5%)0. 05 Critical Valuep值P Value結論Conclusion2勞動型技術不是資本型技術的格蘭杰原因4.083.980.05接受2資本型技術不是勞動型技術的格蘭杰原因4.583.980.04接受3勞動型技術不是勞動力的格蘭杰原因3.973.860.07接受3勞動力不是勞動型技術的格蘭杰原因8.083.860.02接受3勞動型技術不是資本型技術的格蘭杰原因55.363.86
農業勞動力的調整是改革開放三十年間中國轉型經濟成功發展過程中最引人矚目的經濟社會現象之一。農業技術偏向在改變農村就業人口結構的同時,也對我國的農村經濟和二元經濟結構的發展產生著深遠的影響。本文借助于對“拉尼斯―費景漢模型”的擴展,分析了農業部門的技術進步偏向與勞動力調整這一關鍵性問題。本文認為勞動使用型技術偏向與勞動力顯著正相關,而資本型使用型技術偏向與勞動力顯著負相關,資本使用型技術偏向對勞動力的沖擊超過勞動使用型技術偏向的沖擊。勞動力和勞動使用型技術偏向與資本使用型技術偏向在長期內存在穩定的均衡關系,勞動力與資本使用型技術偏向有同向趨勢,與勞動使用型技術偏向有反向趨勢,這就說明資本型技術與勞動力顯著負相關,勞動型技術與勞動力顯著正相關。農業在發展中更多地使用了資本使用型技術偏向的農業技術。在格蘭杰因果關系檢驗中,在勞動使用型技術偏向和資本使用型技術偏向的始終互為格蘭杰原因,農業技術進步對勞動型技術和資本型技術都有著直接的影響。勞動使用型技術偏向是勞動力的格蘭杰原因,說明了勞動使用型技術偏向是替代勞動力的重要原因,但是資本使用型技術偏向不是替代勞動力的重要原因。同時,資本使用型技術偏向對勞動力的吸收需要一個滯后5期的吸收過程。機械技術的沖擊可以使得勞動力需求在滯后4期內減少一半。勞動力的波動主要受到自身和資本型技術波動影響,而資本型技術的波動更多的受到自身的影響,具有時間的連續性。
從理論分析和實證的結果來看,廣東農業技術進步位于全國農業的前列,農業技術的跨越式發展使得農業勞動力調整日益凸現。因此,正確處理好農業技術進步與農業就業需要從以下幾個方面入手:
(1)加大土地節約型技術偏向生產要素的投入,加快農業科學研究的速度。由于人口對土地的強大壓力,考慮效率與公平兼顧問題,開發那些偏向土地節約型或者勞動使用型技術,或者至少在勞動力使用上是中性的技術是至關重要的。從發展中國家的歷史經驗來看,新的種子化肥技術是偏向土地節約型技術。在勞動力使用問題上基本是中性的。土地生產率提高的原因在于生物技術的進步,因為生物技術通過改良農作物,充分供給和利用農作物自身的特性,有利于把照射在土地上的太陽能更多地轉化為農作物的更高水平的產量。廣東省人口稠密,人均耕地稀少。糧食耕種面積稀缺,高科技農業必須走土地節約型的農業技術路線。加大土地節約型技術的實際投入,以種子改良、化肥和農藥等流動性生產資料的開發、栽培和飼養方法的改善為主要特征的技術進步模式,培育高產、耐肥作物兩種,提高化肥和生物技術對土地的邊際替代,提高土地的生產率,穩定農業生產水平。
(2)提高勞動者素質,加大資本使用型技術偏向生產要素對勞動力的吸收。由于勞動使用型技術偏向與農業勞動力顯著正相關,推廣勞動型技術要求更多勞動力參與農業生產。同時,資本使用型技術偏向對操作者技能的要求提高。種子、農藥、化肥、飼料、農機、灌溉設備等資源的合理使用,經濟作物的田間管理,產品加工,市場推銷,信息咨詢等都需要一支精通業務,善于管理,洞悉市場的隊伍。只有健全農業教育培訓機構,通過多種渠道,鼓勵農民參加農業教育培訓,提高勞動者素質,才能使得土地節約型技術落到實處。
表3 預測方差分解(%)
Tab.3 Variance decomposition (%)
時期PeriodLabor方差分解Variance Decomposition of LaborCapTech方差分解Variance Decomposition of CapTechLabTech方差分解Variance Decomposition of LabTechLaborCapTechLabTechLaborCapTechLabTechLaborCapTechLabTech11000024.8375.1709.8367.88A22.29299.5800.4214.8466.3518.814.2164.1131.67398.101.590.3215.6866.0318.292.2470.5427.22490.478.421.1115.6368.5615.811.5274.0024.47580.0417.232.7313.6469.7916.572.0474.2023.76669.5826.204.2212.3471.0216.642.8574.2522.90759.9934.365.6611.2072.4216.373.6474.0622.30852.2340.836.9410.1273.3716.514.3573.6422.01946.3145.777.929.2974.1216.594.9173.3121.781041.7849.548.688.6474.7616.605.3473.0521.62
(3)多渠道調整農業勞動力,穩步增進農民收入。由于勞動節約型技術與農業勞動力顯著負相關,所以農業勞動力調整是一個必然的結果。農業的科技推廣降低農業對勞動力的需求,解決這部農業勞動力的就業問題就擺在自然面前。提高農業技術水平就必然需要加快農業剩余勞動力轉移。如何解決農業剩余勞動力轉移和轉移的速度都會影響農業技術推廣的主動性。針對當地的產業結構、城鄉結構、就業結構和收入結構,加快農業勞動力向二、三產業及城鎮的有效轉移,合理配置勞動力,增加農民收入,使科技興農真正落到實處,農民得實惠。多樣化經營利用農業中閑置資源,吸引農業勞動力轉移到非農部門,才能對農業勞動生產率和收入產生立竿見影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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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ool of Economic, Jinan University, Guangzhou Guangdong 510632, Chin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