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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儒家哲學;家哲學;佛家哲學;中國古代建筑;建筑文化
在中國漫長的歷史中,逐步形成的傳統哲學流派對中國歷史影響相當深遠。
在建筑領域,這種影響同樣極其巨大。建筑,不僅要滿足人的物質活動需求,也必然要滿足精神活動的要求。建筑作為人實踐的產物,一方面是主體客體化,即人們按照自己的目的和需求建造建筑,另一方面,建成的建筑又會客體主體化,即建成的建筑作為客觀事物,又會反過來影響我們的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建筑不僅僅是時代的物質文化載體,同時也是精神文化的載體。那么,傳統哲學文化,作為傳統文化的核心,必然在建筑上得到體現。
中國歷史上逐步形成的哲學流派大致可分為儒、墨、道、法、禪(釋)等,它們都對中國的建筑和建筑文化產生了影響,其中,影響最大的當屬儒家、道家和佛教(釋)。
儒家文化源于先秦,肇始于春秋時期的孔子,雖經過了秦代的劫難,但經過后世的發展,在漢代已日漸成為中國文化的主流。
儒家文化以社會心理學和倫理學的結合統一為核心和基礎,把實踐理性引入世俗的生活、倫常感情和政治觀念中,在世界觀上是無神論,在人生觀上是在現實生活中積極進取。儒家六經(《詩》、《書》、《禮》、《樂》、《易》、《春秋》)是中國文化的軸心。從本質上說,六經是關于調協人與自然、人與人關系的學問,它突出彰顯了“仁愛”、“和諧”、“秩序”的價值。
道家是中國春秋戰國諸子百家中最重要的思想學派之一。道家思想起源很早,傳說軒轅黃帝就有天人合一的思想,一般公認起源于春秋時期的老子,其《道德經》是道家學說創建的標志。道家和儒家文化應該說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基本內核,在長期的發展中,道家文化和儒家文化呈現出互補的狀態,共同建構了中華民族的民族性格與民族心理。
儒家強調人與人的關系,著重的是倫理與秩序,道家則強調了一種自然觀,涉及的主要是事物關系,自然法則,側重于對自然規律的認知,以及人與自然的關系的探究。道家思想的核心是“道”,認為“道”是宇宙的本源,也是統治宇宙中一切運動的法則。老子曾在他的著作中說:“有物混成,先天地生。蕭呵!寥呵!獨立而不改,可以為天地母。吾未知其名,強名之曰道”(《老子》第25章)。
佛家文化,對中國來說是外來文化,東漢時期隨佛教的傳入進入中國。佛家強調現實的虛幻和對來世的期望,認為萬物有因果輪回,現世的人要為來世而修行。佛教在中國能得以發展,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滿足了中國自身傳統文化的一個空白,那就是對來世的一種精神寄托,因為儒家文化和道家文化本質上都是立足現世的。
一、儒家哲學的影響
1、天人合一的宇宙觀
儒家對建筑發展影響中,天人合一是根本性的。“天人合一”是西周以后,人們強調天與人緊密相聯,不可分割的觀點。《尚書·洪范》中提到“惟天陰騭下民,···天乃賜禹洪范九疇,彝倫攸敘”,認為上天保護民眾,把九類大法賜予禹,而使得人倫規范有序。從而逐漸形成了以追求天人協調為宗旨的社會觀念。同時,儒家文化又強調了天地人中,人居中的人本位思想,儒家文化的核心是現世的人,其思想是入世,所以才會強調人與人的倫理、禮與德,強調社會的秩序與和諧。
而天人合一對建筑的影響在于
1.1在類型上形成了中國自己的祭祀天、地的建筑,以創造一個與天及從屬于天的神靈的對話場所,并由此形成了中國建筑體系中的神圣核心和最具象征意義的部分。
1.2在很多城市建設乃至建筑中尋求與天象如星宿相對應。《周禮·春官宗伯》就記載“······以星圖辨九州之地,所封封域,皆有分量,以觀妖祥。”在都城、宮殿、陵寢的規劃與布局中也都力圖體現天人合一的追求。《吳越春秋》記載,伍子胥筑闔閭城,范蠡筑越城,皆有象天法地之舉。又如《三輔黃圖》記載,漢代的長安城“···城南為南斗形,北為北斗形,至今人呼漢京城為斗城是也”。
1.3通過進一步對自然環境的具體認知,及其它更低層次的事物中的規律的把握,使得天人合一的觀念逐漸轉化為建筑中的相互關系。
2、陰陽有序的環境觀
環境觀是指人對周圍環境、以及環境與人的關系的認識。在天人合一的宇宙觀定位下,通過對自然現象和社會現象的觀察,在商周時期就形成了后來概括為陰陽的一系列對立而又互相轉化的矛盾范疇。《易經》被儒家定為六經之首,并被道家與佛家等接受與弘揚,并由此對中國的社會和歷史產生深遠影響。
在建筑上的影響主要表現在:
2.1方位乃至色彩存在主從
戰國以前,大量的王侯墓葬以及后來某些少數民族廟宇以日出的方位東方為其主要軸線方位,明代以前的祖廟牌位也將始祖牌位立于坐西向東的位置。之后,隨著五行的發展,以及對天文的認識,形成了東青龍、西白虎、南朱雀、北玄武之說,中間為人,而四方的神獸則成為人的保護神,于是,居中為尊的方位觀開始逐步形成。在面南為尊以后,結合中國的院落空間,南北軸線開始逐漸成為主軸線。五行進一步與色彩等相對應后,色彩也開始有了主從與等級。
2.2將萬物陰陽有序的觀念與禮制對社會等級制度維護要求相結合,從而影響到建筑
比如在壇廟、陵墓、宮殿、廟宇等建筑中強調等級、尺寸、規模乃至形式,典型的如屋頂形式,廡殿頂的等級要高于其他形式屋頂,又如斗拱對等級制度的反映、用材制度等等。在居住建筑中也逐步產生影響,這些都可以看作是封建等級制度或者說禮制制度的建筑化。
3、內向、尚祖和中庸的社會心理結構
中國古代半封閉的大陸環境和以農立國逐步形成了古代中國自給自足的眷念鄉土的半隔絕生活方式,這樣的條件下形成的儒家文化帶有內向性,在建筑的營造上表現為防御性的內向性空間,圍合院落應該可以說是典型的代表,早自仰韶時期的姜寨遺址、三星堆遺址以及后來的城市、宮殿、住宅到園林等,大都以這種封閉或是半封閉的院落空間為基本單位,同時發展了門屋藝術與空間序列的組合藝術。
中國文化的早熟強化了早期文化的權威,而建立在血緣聯系與祖先崇拜基礎上的宗法制度進一步加強了祖制的權威。在建筑上,我們可以看到它集中表現在兩點:一是建筑類型上出現了在中國古代建筑中占有及其重要的地位的祭祀祖先的宗廟;二是在營造壇廟宮室城池的建筑活動中強調遵奉祖制,這是中國木構建筑在數千年的發展中,雖然工藝技術日趨成熟,但卻缺少在木構體系類型以及木構之外體系的突破的重要原因之一。
中庸是儒家文化的基本精神,這其實是儒家追求和諧,避免極端的一種反映,在建筑上則表現為建筑本身的對稱與均衡。
二、道家哲學的影響
道家文化的起源與儒家相同,也是在《周易》的基礎上發展創立,同樣也是以天人合一的宇宙觀為基礎。道家文化對于中國古代建筑的影響,主要表現在以下方面
2.1物我一體的自然觀
自然觀是人對所及的天然世界的認識。在中國古代文明中,原指自然而然,老子的《道德經》中講到“道法自然”,《莊子·齊物論》中也談到,“天然耳,······以天言之,所以明其自然”。道家文化將自然看作包含著人類自身的物我一體的概念,認為人、山水、花草、魚蟲等等都是從屬于物質世界體系的,認為世界的本原就是“道”。這種思想為確立人與自然和諧關系奠定了思想基礎。
在建筑領域,這種思想觀念比較集中地反映在園林建筑中,園林中“雖由人作,宛若天開”成為中國古代人工環境的意境追求。
其次,賦予環境的各種構成要素以互相依存同時主次有序的屬性。在《周易》的基礎上,道家發展出了五行之說,后世將其與儒家的禮制文化相聯系,使得方位、色彩等也有了主從和尊卑。
再次,道家文化在后來衍生出道教,在建筑類型上豐富了中國古代建筑,但是由于道家文化不是主張完全避世,所以道教建筑與世俗建筑在本質上和形式上并無大的區別。
2.2 以虛為大的哲學觀
在道家文化觀念中,虛為大,實次之,虛在中,而實在四周。比較典型的如老子在《道德經》中所述“三十輻共一牖,當其無,有車之用。埏埴以為器,當其無,有器之用。鑿戶牖以為室,當其無,有室之用。故有之以為利,無之以為用。”又如“致虛極,守靜篤。”“正則靜,靜則明,明則虛。”這種思想對中國建筑的影響是非常大的。
它首先說明了建筑的目的是虛的空間,而我們利用材料進行建筑只是手段。這個觀念對中國古代建筑產生極大影響,中國古建筑單體的逐步程式化,而追求建筑、建筑群乃至城市的一種空間營造,可以說和這種認識不無關系。
又如在中國古典園林中,相當多的園林以水為中心,認為園無水則不活,水恰恰就是虛。這種虛實相濟的例子在其它建筑上也有體現,例如我們常見的建筑立面,上為屋頂下為地,左右為實的山墻,中間為虛的門窗等等。
2.3對立統一的矛盾觀
道家認為萬物都有對立和統一的一面, “一陰一陽之謂道。”“凡物必有合,……有合各有陰陽”。“天地萬物之理,無獨必有對”,“萬物莫不有對”。“有無相生,難易相成,長短相形,高下相傾,音聲相和,前后相隨”等等。
而這種觀念對建筑的影響也相當巨大,中國古代的建筑強調對比與統一,比如中國院落空間的意境與空間氣氛,就是建筑相互之間的對立統一關系的顯現,典型的如北京故宮,在一條縱軸線上有序排列大大小小的院落,通過院落空間的對比,建筑尺寸規模的對比而烘托出皇家的威嚴。再如園林中常用的先抑后揚、以小襯大等等,都是對對立統一的具體應用。
2.4 追求意境的心態
道家文化追求的是一種心領神會的意境,而其外在表現又以靜為主,認為靜為大,動為輔,動次之。這與中國整個文化的內向性相融合,對中國建筑產生極大影響。
比如中國古代的居住建筑,內向性的院落空間,恰恰就立利于形成一種安靜的居所,利于人心態的平和與靜謐。
再如中國園林為什么稱為山水園林?就在于中國古典園林強調意境,是在有限的空間里包容無限的自然。
道家文化的許多思想,特別是在人與自然關系上,直到今天仍然有寶貴的價值。
三、佛家哲學的影響
佛教作為外來宗教,在中國長期的發展過程中,逐漸與儒家、道家文化相互融合,形成了中國的佛家文化。中國佛家文化傳承了佛家因果之說,一方面是報應、輪回,另一方面是極樂世界的凈土。佛教本來是主張完全出世、避世的,但是在中國的大環境下,受到中國的儒道文化熏陶,在諸多方面有了自己新的特點,對于建筑來說,佛家文化的影響主要表現在佛教建筑上,對世俗建筑的影響實際上很小。
3.1 佛教建筑類型在中國的出現
佛教自東漢傳入中國,之后,最直接的影響是在中國出現了佛教建筑,如石窟、寺廟等等。在其后的發展中,佛教建筑在中國的形態與世俗建筑產生了融合,典型的如塔,雖然塔應該說是佛教傳來的建筑類型,但是塔的形式、構件等等卻逐漸與中國傳統木構建筑靠近。而寺廟的布局、建筑、院落等等都與中國的世俗建筑相差無幾。
3.2 空無的現世觀念與避世哲學
佛家文化認為一切皆由心生,一切皆是虛幻,對現世的人生持否定態度,認為人應該放下心中雜念,拋棄對世事的執著,無取無舍,無我無他。同時,佛教也認為人應該滿心仁愛,主張眾生平等。從這個方面來講,佛家文化與中國的儒家文化及道家文化有類似之處。但是,佛家文化總的來說是出世或者說是避世的,它相對立足現世的中國儒道文化而言,恰恰滿足了對來世的一種期望。
3.3 因果循環與輪回
佛家文化認為萬事萬物的發生發展皆有因果相聯系,人此生受苦修行是為得到來生的福緣。
在建筑上,這些主要反映在建筑宗教式的無我氣氛。佛教建筑通常比較封閉陰沉,以突出佛的高大,鍍金的高大佛像與平淡陰暗的空間形成對比,而使人達到忘我和突出彼岸世界的目的。
同時,佛家文化對生死的看法和輪回之說恰好與中國的陵寢制度相結合,中國古代不少統治者在生之時就開始營造自己的陵墓,與佛家文化中視死如生的觀點似乎也有著某種聯系。
四、總結
總的說來,中國傳統哲學流派中,儒家和道家對建筑的影響是最大的,在兩千多年的漫長歲月里,儒家文化和道家文化一起建構了整個中華民族的性格和心理,成為一種強大的力量,從而在中國古代建筑及其發展中產生了深遠影響。
今天,傳統文化仍然對我們有著極大的影響,如何在現在的社會條件現重新認識傳統文化特別是傳統文化的核心——哲學思想,對我們今天的建設有重要意義,對于我們認識建筑、進行建筑創作和推動中國建筑文化的發展有著重要意義。
參考書目:
《中國古代建筑文化史》——沈福煦
《美學三書》——李澤厚
《大地上的“宇宙”——中國建筑文化理念》——王振復
儒家是中國古代最有影響的學派,由中國古代最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政治家孔子創立。
孔子所處的春秋時代,由于社會內部不可調和的矛盾而引起的深重危機,搖撼了傳統文化的權威性。人們對傳統文化的懷疑與批判精神與日俱增,這種情況到了大變革的戰國時代顯得尤為突出。未來究竟是個什么樣的社會模式,就成了舉世關注的大問題,并在思想界引起了一場百家爭鳴式的大辯論。當時代表社會各個階級、階層利益的諸子百家,紛紛圍繞如何對待傳統文化的問題提出各自的主張,儒、法兩大思想流派最有代表性,另外還有墨家、道家、陰陽家、兵家等學派。學術與言論的開明為儒家思想的形成創造了條件。儒家提倡德政、禮治和人治,強調道德感化;法家提倡“一斷于法”,實行法治,強調暴力統治;道家提倡順乎自然,“無為而治”。三者具有很大的互補性,經過秦、西漢初年的治國實踐從正反兩個方面證明:在動蕩年代,軍閥割據,難以用儒家路線實行全國大一統,而法家路線卻能收到理想的效果;在動蕩結束之初,人口凋敝,生產破壞,應該實行道家無為政治,與民休息,以恢復和發展生產;當國家穩定,走上正常運行軌道之后,不能再實行嚴刑峻法的暴力統治,而以儒家路線為宜。三者之間表現出了互相融合趨勢。
在漢武帝之前,秦朝、漢朝都是以法家思想為政權的統治思想。秦始皇焚書坑儒后,加之漢字尚處于雛形,不具備準確表達的功能,正統的儒家思想已基本消失。董仲舒提出“春秋大一統”和“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強調以儒家思想為國家的哲學根本,杜絕其他思想體系。漢武帝采納了他的主張,從此儒學成為正統思想,研究四書五經的經學也成為了顯學。此時,孔子已離世百余年。董仲舒在具體的政策上將道家、陰陽家和儒家中有利于封建帝王統治的部分加以發展,行成了新儒家思想。
漢武帝在位時期,國家十分強盛,這為封建統治穩定創立了前提。為維護大一統的局面,必須建立與之相適應的思想體系。董仲舒吸收了道家、法家等有利于君主統治的成分,對儒學進行了改造,增加了“君權神授”和大一統的思想,這在客觀上有利于封建中央集權的加強,也利于社會的穩定和鞏固儒家思想。從此,儒家思想逐漸成為封建社會占統治地位的正統思想。
縱觀兩千多年來儒家之所以能獨領,一方面是因其思想內核即哲學上的天人觀念、倫理上以“仁”為核心的“三綱五常”、政治上的大一統主張,在根本上都有適應了封建專制統治需要的因素。另一方面,是因為儒家具有強烈的社會責任感,能夠隨時代需要的變化而不斷改變面目。先秦儒家沒有為當時的統治者所接受甚至還遭到了秦始皇毀滅性的打擊,這是由先秦儒家初創時自身的理論缺陷導致的。例如,孔子的“仁學”,目的在于通過“正名”恢復“周禮”所代表的時代已一去不復返,所以孔子的思想不會為新興地主勢力所青睞。孟子的“仁政”說,雖已轉到新興地主勢力的立場上,但其“仁政”說是建立在“民為貴”、“君為輕”的基礎上的,過分突出了小農利益,因而也不會得到統治者的贊賞。歷史發展到漢武帝時期,封建國家強盛,儒學隨之有了恢復生機的條件。
關鍵詞:儒家思想;道家思想;個人發展
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作為重要的學說流派,一直在對中國人產生著影響,因此,很難去分析和判斷中國人是更加偏向儒家還是偏向道家。儒家思想一直是以正統學說思想的姿態展現給世人,不曾游離于廟堂之外,始終被統治階級所敬奉。但是,仔細觀察過往的歷史,道家也是如影隨行的,統治者也會不時的依據道家的學說來制定國政,實施自己的統治。由于儒家的正統地位,人民大眾大多以儒家的思想為自己的指導思想;道家的思想由于其出世、無為消極的特點,是游離于正統思想之外的。所以,在個人發展這一問題上,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分別給出了自己的答案。
一、儒家思想對個人發展的啟迪
在個人修養方面,儒家思想主張以“仁”立心、立身。“仁”是孔子的哲學觀點,是儒家思想的理論核心,“仁”不僅是社會政治、也是個人修養和倫理道德的最高思想和標準,要以終身行之。踐行“仁”的思想,就要求去行忠恕之道,“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1]72“己所不欲,勿施于人。”[1]139它強調人要有包容性,要寬以待人,自己的內心要從仁出發,然后自己的行為舉止是從內而外的去踐行“仁”。“仁,內也,非外也。”[1]197人以“仁”立心、立身,就要求自己的所有言行以“仁”為最高標準,孔子曾經這樣指出“仁”的重要性,“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不可以長處樂。仁者安仁,智者利仁。”[1]38“仁”是君子品德的基礎,在人格的塑造中,儒家特別強調人要具有君子般的品行,“君子上達,小人下達”[1]173,孟子說過:“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2]205重視和做好個人的內在修養,是人生取得成功的基石。
在社會實踐方面,儒家思想主張積極入世、有所作為。儒家思想更加強調人的社會責任,讓人清楚的認識到人的社會屬性,在反躬自省不斷提高自我的同時,還要實現個人對社會的貢獻和價值,實現從小我向大我的跨越。“古之人,得志,澤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見于世。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2]236儒家向來強調內以修身,外以濟民,要求人逐步依次做到“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最終達到內圣外王的狀態。儒家鼓勵人們積極入世,在當今仍然具有很重要的意義。在今天這個充滿競爭與挑戰的世界里,國與國、人與人之間的競爭是十分殘酷的,局勢瞬息萬變,因此,我們更需要用儒家的思想來指導我們的學習、工作和生活。
二、道家思想對個人發展的啟迪
在個人修養方面,道家強調人要效法自然、順應自然,達到天人合一的境界。“反者,道之動。”[3]98這里有兩層含義:一,世間萬物的運動變化規律是循環往復的。二,事物向著一個方向發展到一定的程度之后,就會轉向另一個方向發展。人生的處事態度也是如此,首先要認識事物發展的一般規律,然后按著規律去做事,不能走極端。“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3]79通過自我修養,讓人看清自己的內心、看淡世俗的物質利益誘惑,摒棄那些造成人性壓抑的東西;同時,它又激勵人們去爭取人性解放、讓人回歸真我,追求自己的內心真實想法,達到自我與自然的統一。道家的思想和自然的聯系最為緊密,道家一派游離于世俗以外,崇尚自然,向往無拘束的的生活,他們大多遠離廟堂,隱居于深山田野遠離世俗的羈絆,更加突出小我。
在社會實踐方面,道家主張“為而不爭”的態度。“天之道,利而不害;圣人之道為而不爭。”[3]150自然之道是利物而不害物,圣人的處事之道是施惠與眾人而不與眾人爭利,道家要求人們要以一種崇高的境界和精神去處事,要正確處理好個人利益和大眾利益的關系,不要計較個人的得失,要達到共贏的局面,而不是極個別人的盈利。道家面對名利、得失有著獨到的見解,“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德與亡孰病?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3]103道家認為過分的對財富和名利追逐并不能帶來自我成就的認同,這種不知滿足的貪婪追求反而會造成壞的結果,“甚愛”是絕對不可取的。知足是一種大智慧,只有適可而止才能長盛不衰。
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大體上構建了中國人的精神世界。到了今天,各種思想潮流在不斷地沖擊著這個社會,但是我們骨子里的文化基因讓我們難以和儒道思想割裂、分離,它們始終在影響著我們,我們的個人發展也無不受到儒道思想和道家思想的影響。儒家和道家一個出世、一個入世,兩者雖有差別,但更多的是相互補充。既然是儒家的思想占據了主導思想的地位,這就意味著,人們在日常的學習、工作和生活中,要不斷的從儒家思想中汲取營養,不斷地拼搏向上,不斷的積極進取,從中獲取正能量,這才是生活的主旋律。但是,天有陰晴、人有禍福,成功和失敗總是伴隨在人生左右。在人受到挫折失敗的時候,道家往往能給人以精神撫慰,舒緩失利的痛苦,能夠讓人暫時忘卻失敗帶來的苦惱,讓人心理以安寧和平靜。正如林語堂先生說的那樣:中國人成功時是儒家,失敗時是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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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家作為自然人,生活在一定的社會環境當中,理所當然地會打上社會文化的烙印,這些文化會對其思想產生潛移默化的影響,左右著他們對企業的決策。中國本土的企業家,長期受中華傳統文化的熏陶,很自然地體現在了企業家人生的方方面面。所謂中國傳統文化最主要的非“儒、釋、道”莫屬。研究儒釋道的主要觀點,對于解釋中國企業家的思想行為,塑造中國現代企業家精神,其重要性自然不言而喻。
儒家學說源于春秋,主要代表人物是孔子、孟子。與佛家和道家不同,儒家主張積極入世,所以儒家學說基本上都是經世致用之說;儒家提倡“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修身、齊家”的目的在于“治國、平天下”;關鍵時候,儒家還要求做到“舍生取義”;儒家的核心思想是“仁”,亦即愛人,主張愛滿天下,以人為本,孟子提出“人皆可以成堯舜”,以及“民貴君輕”的思想,影響了世代華夏子孫。在同仁堂的企業精神“同修仁德,濟世養生”里面,我們就能找到儒家提倡的這種仁愛的痕跡。儒家強調自強不息,奮發有為,將“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的艱苦磨練作為人生成功的必經之路,這些錚錚言語對于渴望成功者無疑指出了一條正確道路。
道家是中國本土文化之一,其影響僅次于儒家。道家的主要代表人物是老子、莊子。道家主張出世。其核心思想是順自然,因物性,無為而治,也就是《道德經》中所謂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這提醒我們,在企業管理中,要遵循規律,不要逆道而為,同時要與自然和諧相處,陰陽調和,達到一個對立平衡狀態。如果一味地破壞自然環境,過分地索取,造成環境失衡,在自然界尋求新的平衡過程中,人類必然要遭到自然界的“報復”。當然,作為企業,不應消極地屈服于自然,而是要積極地尋求與自然的協調和平衡。要明白:“為”與“不為”不是絕對對立的關系,關鍵是要搞明白何時何地“為”與“不為”,以及“為”什么和“不為”什么。
佛教是外來宗教,在兩漢之際傳入中國后,經過與本土文化的滲透與融合,已經成為一個不可或缺的本土宗教,與儒、道三分天下有其一。佛家主張超世,追求的最高境界是涅,就是“空”,從此擺脫生死輪回。惱煩不現,眾苦永寂,達到永恒和圓滿。佛家相信因果循環報應,《涅盤經》說:“業有三報,一現報,現作善惡之報,現受苦樂之報;二生報,或前生作業今生報,或今生作業來生報;三速報,眼前作業,目下受報”。這種思想應用到企業,具有十分重要的積極意義,就是企業要努力去做有利于社會發展和人類福祉的工作。
無論儒釋道,對于塑造我國現代企業家精神,都有其積極的一面,也有其消極的一面。三家之言,儒家入世,釋家超世,道家出世,用司馬遷的父親司馬談引用《系辭》“天下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的說法,他們都是為安邦治國,但各有所見,也各有所偏。特別是儒道兩家,可以說同出一源,都來源于號稱“群經之首,大道之源”的《周易》。我們常說的乾坤,喻指國家,在《周易》中,乾為天,坤為地。儒家智慧更多取自于乾卦,所謂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是一種太陽的精神,剛健、有力,生生不息。道家智慧則更多來源于坤卦,亦即“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是一種月亮的精神,柔弱勝剛強,無為無不為。所以儒道兩家雖然走的是不同的路數,從不同的角度解釋世界,一個兼濟天下,一個獨善其身,但其根本是一樣的,剛柔相濟,陰陽調和,共同構成中國文化既敦厚又空靈的美麗畫面。在歷史上,儒、釋、道既三者并立,又相互融合,既表現在形而上方面,也表現在形而下方面。但是,即使如此,他們的差異卻是消除不了的,無時無刻地從各自角度影響人們的價值取向和思想行為。作為企業家群體,當然也不例外地受此左右。
正如《漢書·藝文志》中所說:“諸子十家,其可觀者九家而已。皆起于王道既微,諸侯力政,時君世主,好惡殊方,是以九家之術蜂出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馳說,取合諸侯。”當時王室衰微,諸侯爭霸,學者們便周游列國,為諸侯出謀劃策,到戰國時代形成了“百家爭鳴”的局面。
“諸子”是指這一時期思想領域內反映各階層利益的思想家,也是先秦至漢各種政治學派的總稱,屬春秋后才產生的私學。“百家”表明當時思想家較多,也是一種夸張的說法。主要人物有孔子、孟子、荀子、老子、莊子、鄒衍、韓非子、商鞅、申不害、公孫龍、墨子、張儀、蘇秦、呂不韋、許行等。
關于對諸子百家的派別歸類,司馬談“乃論六家之要指曰:易大傳:‘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途。’夫陰陽、儒、墨、名、法、道德,此務為治者也(見司馬遷《史記·太史公自序》)。”劉歆的《七略》將諸子大致分為十家:儒家、道家、陰陽家、法家、名家、墨家、縱橫家、雜家、農家、小說家。除去小說家不談,所以稱“九流十家”。
由于春秋戰國時期的分裂局面,各個學派在建立時都有一定的地域性,如鄒魯(今山東省曲阜市)是儒家、墨家的發祥地,三晉(今山西省翼城縣)是法家的溫床,南方是道家生長的搖藍,而燕、齊(今河北北部、山東省淄博市臨淄區)是陰陽家的誕生地。
關鍵詞:傳統美學思想 儒家 道家 墨家
中國傳統音樂源遠流長,包含諸多審美品格,其美學思想博大豐富。豐富的音樂美學思想,對中國民族傳統音樂體系的形成產生了極其重要的影響。中國民族傳統音樂體系在與西方所謂專業音樂體系的對照與比較中,呈現出了鮮明而特有的審美特征。縱觀整部美學史,我們不難發現,中國音樂發展其問出現過入、道、墨、法、佛、陰陽等諸多美學流派,但大體都被儒道兩家所包融、吸收而失卻獨立存在的價值,儒道兩家美學思想從先秦產生至今,始終貫穿音樂發展中。
一、儒家音樂美學思想:善、和
儒家的音樂理論對音樂在社會生活中的作用給予充分的肯定。孔子認為思想的審美樸素之美,簡樸之美,含蓄之美,是自然與人心的交融,主張在音樂審美中保持一種“和”的情感態度。孔子曾評價《關雎》“樂而不,哀而不傷”。他認為,音樂審美中的情感態度及其表現是中正平和的,也應當是適度的,有節制的,這同他的“中庸”哲學思想是一致的。荀子認為音樂在動蕩年代可以鼓舞前方將士英勇善戰,而在和平環境中又能使人們以禮相代。在音樂內容與藝術形式上,儒家的音樂理論把內容的“善”“和”放在第一位,而藝術形式的美,則放在第二位。中國傳統的音樂審美以“和”為中心,對我國的音樂家發展有著極深遠的影響。儒家的音樂理論還把音樂家藝術看成是一種認識真理的途徑。
《樂記》是儒家的音樂家美學思想的代表著作。《樂記》論述了音樂的本源:“凡間之起,由人心也:人心之動,物之使用使然也,感于物而動,故形于聲。”音樂是由間組成,其根源是由于人的思想感情受到外界事物的激動,“物動心態”,是原始唯物主義反映論的觀點。《樂記》提出了自己的音樂美學思想,如書中寫道:“是故德成而上,藝成而下,行成而先,事成而后。”(《樂情篇》)。就是說,作品的思想內容是主要的,技藝是次要的,品德的修養是首要的,事情的完成是次要的這就給我們一啟示:在當代的音樂教學中,專業的音樂人才固然需要但通過音樂教育培養、擴展音樂素質,具有一定的藝術修養更為重要。
孔子(公元前511——公元前479)孔子是春秋時代的偉大思想家、政治家和教育家,作為儒家學派的創始人,孔子是中國音樂、文化史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他的音樂思想主要集中在《論語》中。孔子在政治上主張“以政以德”,提倡“禮治”,重禮、樂的政治作用,強調音樂從道德上能感化人。他曾說:“移風易俗莫善于樂,安上治民莫關于禮”。孔子認為音樂的思想性和藝術性是“善”和“美”。凡合于所謂仁德者為善,表現平和中庸者為美,形成了人類歷史上最早的音樂審美標準之一。推崇以歌頌舜的文德為內容的《韶》樂為盡善盡美的藝術,把表現武王伐紂的《大武》評為盡善未盡美的藝術。孔子認為音樂家反映人們的痛苦和歡樂情感要有節制,不應該超越中庸之道的論理準則。強調形式與內容要統一,推崇“樂而不,衰而不傷”的雅樂,不喜熱情奔放或具有反抗精神的民間俗樂“鄭衛之聲”,“惡鄭聲之亂雅也”,帶有封建統治階級的政治偏見。
荀子(約公元前313——公元238年)荀子在哲學上主張性惡論”,認為人的生性的惡習的必須教育才能變善,因為更加強調禮樂教育的重要性,是人的必然需要。他主張音樂從實際出發,并隨著時代前進而發展變化,但在音樂思想上仍有崇雅貶俗傾向。
二、道家的音樂美學思想:自然、天人合一
道家音樂美學思想自誕生之日起,就與中國的音樂文化揉合到了一起,它的核心是自然、虛靜,渴望達到“大音希聲”的境界。道家倡導“天地之和”的思想。老子崇尚樸素自然,追求平和;莊子認為主客體和諧產生美感,以內心純樸自然性情的復歸作為樂的實現,用樂調調和階級矛盾,追求人類平衡,認為合乎其理想社會的樂,是具有自然無為,平和恬淡屬性的“樂”。
道家學派以老子和莊子為代表,他們也不提倡音樂,甚至是否定音樂。老子的思想具有很多辨證的觀點,如“福兮禍所倚,禍兮福所伏”。
摘要:中國傳統音樂源遠流長,包含諸多審美品格,其美學思想博大豐富。豐富的音樂關學思想,對中國民族傳統音樂體系的形成產生了極其重要的影響。本文主要介紹中國傳統音樂美學思想當中的儒家、道家、墨家的美學思想。
中國傳統音樂源遠流長,包含諸多審美品格,其美學思想博大豐富。豐富的音樂美學思想,對中國民族傳統音樂體系的形成產生了極其重要的影響。中國民族傳統音樂體系在與西方所謂專業音樂體系的對照與比較中,呈現出了鮮明而特有的審美特征。縱觀整部美學史,我們不難發現,中國音樂發展其問出現過入、道、墨、法、佛、陰陽等諸多美學流派,但大體都被儒道兩家所包融、吸收而失卻獨立存在的價值,儒道兩家美學思想從先秦產生至今,始終貫穿音樂發展中。
一、儒家音樂美學思想:善、和
儒家的音樂理論對音樂在社會生活中的作用給予充分的肯定。孔子認為思想的審美樸素之美,簡樸之美,含蓄之美,是自然與人心的交融,主張在音樂審美中保持一種“和”的情感態度。孔子曾評價《關雎》“樂而不,哀而不傷”。他認為,音樂審美中的情感態度及其表現是中正平和的,也應當是適度的,有節制的,這同他的“中庸”哲學思想是一致的。荀子認為音樂在動蕩年代可以鼓舞前方將士英勇善戰,而在和平環境中又能使人們以禮相代。在音樂內容與藝術形式上,儒家的音樂理論把內容的“善”“和”放在第一位,而藝術形式的美,則放在第二位。中國傳統的音樂審美以“和”為中心,對我國的音樂家發展有著極深遠的影響。儒家的音樂理論還把音樂家藝術看成是一種認識真理的途徑。
《樂記》是儒家的音樂家美學思想的代表著作。《樂記》論述了音樂的本源:“凡間之起,由人心也:人心之動,物之使用使然也,感于物而動,故形于聲。”音樂是由間組成,其根源是由于人的思想感情受到外界事物的激動,“物動心態”,是原始唯物主義反映論的觀點。《樂記》提出了自己的音樂美學思想,如書中寫道:“是故德成而上,藝成而下,行成而先,事成而后。”(《樂情篇》)。就是說,作品的思想內容是主要的,技藝是次要的,品德的修養是首要的,事情的完成是次要的這就給我們一啟示:在當代的音樂教學中,專業的音樂人才固然需要但通過音樂教育培養、擴展音樂素質,具有一定的藝術修養更為重要。
孔子(公元前511——公元前479)孔子是春秋時代的偉大思想家、政治家和教育家,作為儒家學派的創始人,孔子是中國音樂、文化史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他的音樂思想主要集中在《論語》中。孔子在政治上主張“以政以德”,提倡“禮治”,重禮、樂的政治作用,強調音樂從道德上能感化人。他曾說:“移風易俗莫善于樂,安上治民莫關于禮”。孔子認為音樂的思想性和藝術性是“善”和“美”。凡合于所謂仁德者為善,表現平和中庸者為美,形成了人類歷史上最早的音樂審美標準之一。推崇以歌頌舜的文德為內容的《韶》樂為盡善盡美的藝術,把表現武王伐紂的《大武》評為盡善未盡美的藝術。孔子認為音樂家反映人們的痛苦和歡樂情感要有節制,不應該超越中庸之道的論理準則。強調形式與內容要統一,推崇“樂而不,衰而不傷”的雅樂,不喜熱情奔放或具有反抗精神的民間俗樂“鄭衛之聲”,“惡鄭聲之亂雅也”,帶有封建統治階級的政治偏見。
荀子(約公元前313——公元238年)荀子在哲學上主張性惡論”,認為人的生性的惡習的必須教育才能變善,因為更加強調禮樂教育的重要性,是人的必然需要。他主張音樂從實際出發,并隨著時代前進而發展變化,但在音樂思想上仍有崇雅貶俗傾向。
二、道家的音樂美學思想:自然、天人合一
道家音樂美學思想自誕生之日起,就與中國的音樂文化揉合到了一起,它的核心是自然、虛靜,渴望達到“大音希聲”的境界。道家倡導“天地之和”的思想。老子崇尚樸素自然,追求平和;莊子認為主客體和諧產生美感,以內心純樸自然性情的復歸作為樂的實現,用樂調調和階級矛盾,追求人類平衡,認為合乎其理想社會的樂,是具有自然無為,平和恬淡屬性的“樂”。
道家學派以老子和莊子為代表,他們也不提倡音樂,甚至是否定音樂。老子的思想具有很多辨證的觀點,如“福兮禍所倚,禍兮福所伏”。
老子在(《道德經》第十六)在政治上他主張“無為而治”,對統治階級主張無為,對被統治階級主張無知,因此,他反對一切欲望,而聲音、顏色、味道正是引起人們欲望的根源,他說:“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道德經》第十二)所以要統統取締。
而莊子對社會上的一切都不感興趣,希望能夠過一種“虛靜恬淡,寂寞無為”的理想生活,因此他對一切科學文化藝術都是抱著一種排斥、否定的態度,他說:“五音亂耳,使耳不聰”,(《莊子·天地》)對音樂也是采取了完全否定的態度。
道家既然崇尚清靜無為,愛好當然在題材上就偏重于山水美,它的“天人合一”觀必然向往宇宙和人的合一,歷史上凡道家思想濃厚的人,大多是超然物外的知識分子,他們或寄情山水、自然或借助于自然景物來自我觀照,琴曲《梅花三弄》就是一首代表性的作品,她借用了梅花的自然屬性,鋼筋鐵骨的性格,不畏嚴寒的精神,隱喻知識分子的人格美,用清虛朗暢的泛音,三次出現梅花主題B,穿插A、C、D音樂作為烘托陪襯。梅花的潔身自好,清雅高曠,是作者對人格美的物(樂)化表現,此曲是一首小型套曲,后部帶有戲劇性,似梅花笑綻枝頭,笑弄風霜,其韻昧令人回響不遺。道家不僅主張自然之美,而且追求境界無限,因此在音樂上就追求“神余言外”和“弦外之音”。同一時代一首詠梅詩句,可和此曲對照,銜霜當路發,映雪擬寒開(南朝梁、陳人何遜)。這首樂曲使我們不僅可以見到道家崇高自然,更可以體昧到道家主張自然和人的統一,以自然觀照人是道家的“天人合一”觀的組成部分。
三、墨家的音樂美學思想:非樂
墨子(約公元前468——前376年)。與儒家的音樂思想相對立的樂派墨子名,生于魯國。偉大的思想家、博學的學者和政治活動家。他在音樂上竭力反對儒家以禮樂治天下的主張。墨子禁止音樂。墨子再三強調:“為樂,非也!”意思是,“從事音樂活動是不應該的啊!”
太極拳――太極文化,是最代表中華文化精氣神的智慧了。
近代以來,由于西方文化的沖擊,人們的思維參照系中,沒有種植太極文化的種子,所以,對其不了解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們不應對中華文化里這樣好的東西視而不見。因為,太極文化關乎我們人生之路的質量和份量,關乎我們身心健康的純度和深度;關乎生命優化的寬度和長度。
既然是文化,就有了以文教化的意味在里邊。用什么來教化,主要用傳統文化中的圣賢思想、修身理念、太極修養。教是傳承、傳遞、傳播、傳人之意,指的是過程;化是融合、混化、鑄造、啟迪之意,指的也是過程。教化的指向是人心,目的是讓人心與圣賢為伍,牽手經典,親近自然,凈化身心,改變參照系,促進人的智慧和能力變成自由自覺。
有關太極文化的更全面的內涵,可閱讀本人編著的《太極拳與人類文化》、《太極拳經典著述選讀》、《太極拳發展簡史》等著作;更應該閱讀筆者恩師王壯弘老師口述,本人和師兄整理的《上善若水――王氏水性太極拳講記》和王壯弘老師親自撰寫的《太極拳的智慧》等著作。
有的老前輩不主張寫書,因為功夫到了一定階段,每天都有新的進展,甚至“以今(天)否(定)昨(天)”;不過,這只是進入了有無境界之后才發生的事情。
處在有為境界的時候,還是應該用語言表述的,也應該有入門的教程,這樣,學者才能有路徑而行太極之道啊!
在進入太極之道的時候,讓我們簡單的梳理一下太極拳的起源、基本要旨和太極智慧吧!
太極文化的起源
中華傳統文化,綿綿五千年。這期間,所孕育的儒家、道家、佛家文化,宛如支撐中華大地的三大支柱,日久彌新;每個中國人,都應與之親近,從中汲取生命智慧,尋找到成就事業的活力源泉。
太極拳的誕生,源于中華核心思維和思維模型――太極――伏羲“一畫開天地”,畫出了震古爍今的太極圖,從此中華有了核心思維;周文王推演八卦,使得中華后代子孫能以六十四種思維模型來認知世界;孔子注解《易經》,給中華核心思維和認知世界的模型安上了翅膀(十翼)。孔子還給中華核心思維命名了一個名字――太極。他說:“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
從此,太極這個“其大無外,其小無內”的智慧,融進中國人的血液中,成為中華的真正軟實力,并細雨潤無聲的營養了儒學、道學、佛學、中醫、風水、書畫、武學,乃至中國人日常的發明創造,比如,文言文和白話文之陰陽互濟、毛筆的一硬一軟、筷子使用時的一動一靜、中國書法的折疊往復、中國畫的“意象”氣韻、中國菜之煎炒烹炸的恰到好處、太極劍之劍穗和劍身的一剛一柔等等;甚至,還影響了韓國、日本、越南、泰國等國家人民的行為方式、生活習俗……
有了太極這個思想,一定會誕生獨屬于中華的武學文練之大智慧――太極拳。
而太極拳的創立者們,在中華核心思維和認知模式光芒的照耀下,以河洛之理為依托,汲取佛家《易筋經》、《洗髓經》內壯之髓核和明心見性之精微體驗;歸納儒家太極之理論內核和修身為本的心性學說;擷道家天人合一的主張和煉氣養性之方略,并以天地為師,法天擇地,道法自然,象形取義,終于釀造出震古爍今的太極文化――我們將之歸納為太極拳架(動作招式)、太極內功心法(神意氣之內在修為)、太極道統(儒釋道文化和太極理論)――含三為一是太極文化的重要特征。
太極拳是太極文化的重要載體。
其創始人為無數個“張三豐”――歷代的太極拳實踐家和實踐者。
筆者的一位師兄,根據恩師王壯弘先生的論述,對張三豐創拳之過程做了如下論述:
三豐這個“豐”字,是“”的簡體字,也是當時就有的俗字,三橫中間一豎,三橫是“乾三連”的乾卦,中間一豎斷開三連,成“坤六斷”的坤卦,“豐”其實是簡化了的乾坤。“三”代表“天地人”,“豐”代表“乾坤”,從“三豐”即“乾坤天地人”的意義來說,“三豐”實際上是宋明一個“道的符號”多于是一個“人物”的意義。
其實,追究太極拳到底是何人編創并沒有實際意義。太極拳是根源于中華乾坤天人文化,根源于中華儒家、道家、佛家、武學、醫道而混化形成的一門學問,是中華傳統文化,在唐宋禪學和宋明理學成熟之后,結合無極、太極、陰陽、五行、八卦、河圖、洛書等與道有關的思維方式而發展出來的。
太極拳是“儒家太和拳”。
太極拳是“道家無為拳”。
太極拳是“佛家如是拳”。
太極拳是“醫家治未病拳”。
太極拳是“武家十三總勢拳”。
名相是太極拳,而本性是中華傳統文化之智慧的結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