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一篇好文章的誕生，需要你不斷地搜集資料、整理思路，本站小編為你收集了豐富的監管條件主題范文，僅供參考，歡迎閱讀并收藏。

第1篇：監管條件范文

一、開放條件下中國金融監管體制的挑戰和問題

我國現行的金融監管模式是分業經營、分業監管模式,即以中國人民銀行、中國銀行監督管理委員會、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中國保險監督管理委員會為主體的“一行三會”的分業監管體制。隨著金融全球化和經濟一體化進程的加快,金融開放的進一步深入,現行金融監管體制面臨著巨大的挑戰,在實踐中也產生了諸多問題:

(一)金融監管法治環境薄弱

金融監管立法仍然滯后,立法技術亦不成熟。《中國人民銀行法》、《商業銀行法》、《保險法》、《證券法》等金融監管領域的基本法律至今沒有與之相配套的實施細則。一些重要領域仍然處于法律真空狀態。法律、法規、部門規章和規范性文件的規定并不協調,甚至存在嚴重沖突。盲目移植、照搬照抄、脫離實際的規定大量存在。金融監管執法不嚴、違法不究的情況也屢見不鮮。

(二)金融監管目標不合理

我國金融監管目標是既要保障國家貨幣政策和宏觀調控的有效實施,又要承擔防范和化解金融風險、保護存款人利益、保障平等競爭和金融機構合法權益、維護整個金融體系安全穩定、促進金融業健康發展。金融監管目標具有多重性和綜合性,實際上是對金融監管目標的弱化,從而制約了金融監管的功效。

我國的金融監管目標和中國人民銀行的貨幣政策目標是一致的。這使得中國金融監管的主要工作就是進行貨幣政策的執行和信貸規模控制的合規性檢查,并沒有真正從金融運行的安全性、高效性出發,形成獨立的、明確的職能。

(三)金融監管的內容和方式存在缺陷

重市場準入,輕市場退出。目前的監管大多對金融機構、金融業務的市場準入進行嚴格限制,而在問題金融機構的處理上則缺少詳細的可操作的市場退出規定。在金融機構的風險暴露時,“一行三會”的監管只能借助于行政手段來化解金融風險,違反了市場規律,進一步加劇了金融風險。

重現場監管、輕非現場監管。我國的金融監管主要采用現場監管。現場監管雖然能夠比較細致地了解、發現那些從金融機構公開的財務報表和業務資料中難以發現的隱蔽性問題。但是,它本身也存在許多不足,如,風險監管不足,隨意性、非規范性較大,人力不足以及重復檢查并存等等。

重合規性監管、輕風險性監管。先行金融監管的主要內容是對金融業市場準入、業務范圍、財務帳目、資本狀況等是否符合法律法規的合規性監管,而對金融機構日常經營的風險性監管尚不規范和完善。強調從資本充足性和資產流動性方面進行監管,忽視了金融機構自身經營能力、盈利能力和發展前景等指標的監管。重視傳統存貸業務,而對表外業務及其他金融創新業務監管較少。

(四)金融監管信息仍不透明

目前中國的金融監管仍處在起步階段,金融監管信息系統尚處于一種分割、低效、失真的狀態。中國金融監管信息不透明主要表現在:“三會”的監管信息系統處于分割狀態,不能實現監管信息共享;金融監管信息實行定時報送制度,使得金融監管信息收集效率很低;金融機構報送數據存在人為調整,虛報、瞞報現象屢有發生;缺乏社會監督中介機構如會計師事務所、審計師事務所對金融機構報表、資料的真實性審查,等等。

(五)金融監管機構之間缺乏協調,監管存在“真空”

我國的金融監管組織體系還不健全,整個金融監管組織體系仍按計劃管理模式設置,“一行三會”雖各有分工、各有工作側重,但是相互之間仍存在職責不清、相互扯皮的問題,有時出現職責沖突,有時出現監管“真空”,從而降低了整個金融監管的效率。我國的銀行、證券、保險等行業的混業經營趨勢正逐步加強,原有的以機構類型確定監管對象的監管模式難以發揮作用,進而出現金融監管“真空”。

二、我國金融監管體制改革的制度設計

前述問題產生的根本原因在于我國分業經營、分業監管的模式已嚴重滯后于國際發展與實踐需要。隨著金融全球化、經濟一體化和金融業混業經營的趨勢不斷深化,各國金融監管當局在金融監管體制上不斷做出相應調整,而我國仍采取根據既定金融機構的形式和類別進行監管的傳統方式。在金融機構的業務界限日趨模糊的情況下,這種監管方式的弊端日益凸顯。

國外的金融機構大都為混業經營。盡管加入WTO后對進入中國的外資金融機構仍可限制其經營業務,但外資金融機構可以利用其境外的后援體系,其混業經營的優勢仍能發揮,使我國金融機構在競爭中處于下風。混業經營已是大勢所趨,當前我國金融機構的諸多業務創新已具有部分混業經營的性質,光大控股集團、天津泰達投資控股有限公司等金融控股公司的組建事實上也拉開了我國金融機構混業經營的序幕。與我國實行的分業經營相適應的分業監管體制已不適應這一趨勢的發展。為適應混業經營的發展要求,我國應在現有的金融監管基礎上平穩過渡,依據金融體系基本功能逐步改革和完善監管體制,實現跨產品、跨機構、跨市場的協調。

中國人民銀行作為國務院直屬的政府機構應放棄金融監管職能,著重于貨幣政策的制定和實施,做好宏觀調控,這樣有利于金融監管效率的提高。在“三駕馬車”(即銀監會、證監會、保監會)的基礎上設立“中國金融服務監管局”作為整個金融業的最高監管機構,維護整個金融業的安全與穩定,對各類金融業予以全面監管。將銀監會、證監會、保監會集中置于中國金融服務監管局的統一領導之下,對各類分業經營的金融機構以及金融控股公司名下的子公司實施功能化監管,并定期召開由三大部門共同參與的聯席會議,加強“三駕馬車”之間的聯系。中國金融服務監管局則有權對各監管機構的職責和各種爭議予以界定和仲裁。金融控股公司母公司則由中國金融服務監管局直接監管,從而形成一個立體的、有層次的、有分工的、橫向與縱向并重的金融監管體制。

第2篇：監管條件范文

隨著我國經濟領域的開放，人們的生活水平、國家的競爭力都得到了提高。但長期以來，我國的金融業一直處

>> 開放經濟條件下的我國離岸金融監管 全面開放條件下銀行監管問題的研究 開放經濟條件下我國上市銀行效率評價與影響因素研究 開放條件下我國銀行風險監測模型研究 試論開放條件下我國金融監管的有效性 金融自由化條件下我國非正規金融問題研究 開放經濟條件下我國宏觀金融政策組合探析 金融脫媒條件下我國銀行業應對策略探究 開放條件下我國電信服務業產業安全問題 開放條件下我國財政政策轉型研究 開放條件下泰勒規則在我國適應性的實證研究 開放條件下我國物流業的發展研究 淺析開放金融環境下我國銀行監管的對策 我國現行條件下的銀行未來發展模式研究 開放條件下我國信用評級市場發展問題研究 試論開放條件下我國金融風險預警管理機制的構建 銀行業開放形勢下我國外資銀行監管問題研究 開放經濟條件下我國農產品價格動態調整的門限協整研究 開放條件下我國商業銀行中間業務分析 金融全球化視角下的我國銀行監管研究 常見問題解答 當前所在位置：l，2002.11

[9]戎生靈.金融風險與金融監管[M].中國金融出版社，2007，1

[10]新華網.中國人民銀行新聞發言人就我國加入WTO銀行業改革開放發表談話，2001，12

[11]楊春林.商業銀行有效監管論[M].人民法院出版社，2005，7，1

[12]佚名.試論銀行監管理念，2006，9，14

[13]張忠軍.金融監管法論[M].法律出版社，1995

第3篇：監管條件范文

        關鍵詞：金融監管;混業經營;綜合監管

        隨著全球經濟一體化，金融自由化和金融創新的發展，金融混業經營已成為現代金融業的發展趨勢。面對混業帶來的一系列監管新問題，大多數發達國家從分業監管走向綜合監管，紛紛修改或完善相關法律制度，加強各監管部門的協調、溝通與信息交流，有效控制金融機構的風險，實現有效監管并最大化地節約監管成本。

        一、世界主要監管模式比較

        從監管主體來劃分，金融監管框架主要有四種：(1)以美國為代表的混業經營、分業監管模式。主要是美國銀行以及儲蓄性金融機構的監管由國家財政部貨幣監管局、美聯儲和聯邦存款保險公司三大聯邦級監管機構和各州監管機構共同負責；證券交易委員會對證券經營機構、證券信息披露機構、證券交易所和證券業協會等履行監管職能；保險機構由所在各州的保險監管局負責監管。全美保險監督官協會負責協調各州保險立法，保證各州保險法和保險監管的統一性、協調性。(2)以英日為代表的統一監管模式。主要是對于不同的金融行業、金融機構和金融業務，不論是審慎監管，還是業務監管，均是由一個統一的監管機構如中央銀行或是單獨成立的金融監管局來負責。目前韓國、中國臺灣都開始采用這種模式。(3)以巴西為代表的牽頭監管模式，即在實行分業監管的同時，特指定一個監管機構為牽頭監管機構，負責不同監管主體之間的協調工作。(4)以澳大利亞和奧地利為代表的雙峰式監管模式，即設置兩類監管機構，一類負責對所有金融機構進行審慎監管以控制金融體系的系統性風險，一類負責對不同金融業務進行監管[1]。

        二、我國金融監管的發展情況

        中國開始是金融集中管理體制，中央銀行負責對整個銀行業金融機構的監督，從1998年開始實施人民銀行、證監會、保監會各司其責的分業監管，2003年4月，國務院成立中國銀行業監督管理委員會，由此形成了中央銀行代表中央政府對我國國有重點金融機構進行監督和管理，中國銀行業監督委員會、中國證券監督委員會、中國保險監督委員會分別對銀行業、證券業、保險業等金融業務實施監督管理的分工明確、互相協調的金融分業監管體制[2]。從我國實際情況看，由于我國經濟發展結構不平衡，整體經濟發展水平不高，資本市場還不成熟，市場投機成分仍然較多，金融機構的風險意識和相應的約束機制不健全，整體內控水平不高，金融法規也還不十分健全，金融監管人員綜合素質較低，金融創新處于較低層次，分業監管在我國金融發展初期是必要的。但是隨著我國加入世貿組織，我國金融業將逐步開放，金融混業經營已是發展趨勢，商業銀行進行包括金融衍生業務、各類投資基金第三方托管、各類基金的注冊登記、認購、申購和贖回業務、證券業務、保險業務等；證券公司股民保證金賬戶在一定程度上具有銀行儲蓄存款的功能。在保險業務方面，投資聯結險、萬能險等新的保險業務，既具有投資功能，又具有儲蓄功能[3]。這些金融混業發展的趨勢對我國傳統的分業監管體制提出了挑戰。

        三、我國分業監管模式存在的弊端

        (一)分業監管缺乏有效協調機制，不利于信息交流和資源配置

        在我國現行分業監管模式下，三家監管機構屬于平行部門，相互沒有隸屬關系，也缺乏為自己和對方約定義務和權利的法律效力，加之各監管主體均是負責其業務模塊下的金融監管，監管主體之間缺乏有效的溝通渠道，信息共享程度低；而且在分業監管體制下，多個監管機構的設立容易造成監管設施的重復投資，不利于監管資源的優化配置。盡管銀監會、保監會和證監會三家金融監管機構在2003年6月形成了《在金融監管方面分工合作的備忘錄》，旨在以金融監管聯席會議制度來避免重復監管和監管真空，但由于監管協調會不定期召開，并且透明性差而被普遍認為形同虛設[4]。

        (二)分業監管易造成監管效率低下

        混業經營使銀行業、信托業、證券業、保險業之間的業務劃分日益模糊，金融結構也趨于復雜，在分業監管體制下，多頭監管容易造成多個監管主體對開展某項交叉性業務公司的重復監管，導致效率低下。另一方面，各監管主體由于監管側重范圍不同易造成沖突，往往不能及時發現風險和有效控制風險，容易導致監管疏漏和監管缺位同時并存，不利于有效防范金融風險。

        (三)分業監管阻礙金融創新

        我國監管形式主要以審批制為主，目前的金融創新產品主要是融合不同領域的產品而研發的，而在當前分業監管模式下，由于各監管機構只對自己負責的范圍比較了解，需要通過部門間多次協調商討才能作出決定，增大了監管時滯和協調成本，在國際競爭日趨激烈的情況下，時間對金融創新尤為重要，這種低效率的監管將逐漸不適應國際金融的發展。同時，分業監管還容易造成監管部門因為業務的局限盲目擴大新產品的風險，抑制金融創新。

        (四)不利于監管業務多元化的外資金融機構

        2007年我國金融市場全面對外資開放后，大量外資銀行不斷涌入中國市場，或設立分支機構或辦事處，或參股中資銀行，外資銀行的混業經營模式給國內金融機構帶來巨大壓力，國內金融機構為提高競爭力，發展金融控股公司，實現混業經營。但金融控股公司在分業監管模式下存在許多監管空白和盲區。金融控股公司為逃避不同監管主體的監管，有可能利用自身業務的模糊界限在下屬各子公司之間轉移資產，或將某一特別的服務項目或產品置于監管成本最小或監管最寬松的領域，從而產生“監管套利”引起的監管真空。這對目前中國的分業監管模式來說，都是一個挑戰。

        四、我國當前金融監管的重要工作

        (一)更新金融監管理念，建立有效的信息協調與信息共享機制

        可以建立綜合大型的數據庫，由各監管機構提供監管中獲得的數據和信息，由牽頭機構負責維護該數據庫和向有需要的監管機構提供數據，通過法律加以約束，保證定期召開聯席會議制度，交流分析銀行、證券、保險業務發展與合作的新情況、新問題，建立公告制度、通報制度、督辦制度、咨詢制度、金融機構整體測評制度等，從而減少業務交叉和重復、提高監管效率。在信息披露方面，要充分發揮信息披露制度的市場化風險防范作用，重視輿論監督，依靠市場力量加強對金融機構的約束。

        (二)加強金融機構內部控制建設，控制金融機構經營風險，提高獨立監管機構的監管水平

        由于混業經營必將大大增加混業經營機構的操作風險和市場風險，而行之有效的內部控制機制可以起到防范和化解這些風險的作用。因此當前監管重點就是要督促銀行、證券和保險各監管機構努力改進和完善監管手段，通過建立科學有效的綜合評價體系和權責制衡機制，提高獨立監管機構的監管水平和監管能力，同時，各監管機構應加快監管方式電子化的步伐，努力實現監管標準的國際化和現代化。

        (三)加強國際合作，不斷創新監管制度

        中國的金融監管發展還不成熟，監管體系還不完善，相關法律制度也不健全，在向混業經營過渡和中國金融市場不斷融入全球市場的過程中，要加強國際合作，廣泛參加國際聯絡和信息交流，通過參加國際性金融監管組織，進行金融監管的雙邊或多邊合作，對跨國金融機構進行聯合監督及金融監管國際規范的推廣應用等，積累監管經驗，從而對我國金融監管制度不斷創新，完善監管體制。

                                  參考文獻：

[1] 朱宏晉.構建我國金融監管體制——兼談國際金融監管體制的發展趨勢[j].中國商界，2008，(4):29-30.

[2] 徐燕.對混業經營趨勢下我國金融監管體制的思考[j].今日南國，2008，(4):107-109.

第4篇：監管條件范文

[關鍵詞] 分業經營金融監管獨立性協調

2004年4月銀行監督管理委員會的成立標志著我國金融市場分業監管的“一行三會”體制的形成，但隨著商業銀行綜合化經營趨勢的出現，這對我國分業監管體制提出了挑戰。如何結合中國的實際情況，在保障各金融監管機構獨立性的前提下加強監管機構之間的協調與合作，是目前金融監管的重中之重。

一、保障各金融監管機構的獨立性

什么是金融監管機構的獨立性，根據巴塞爾銀行監管委員會公布的二十五條有效銀行監管的核心原則中的第一條原則可以理解為:在一個有效的金融監管體系下，參與監管的每個機構有明確的責任和目標，并且享有工作上的自和充分的資源。而在我國保障金融機構的獨立性關鍵就是要充分實現各監管主體有不受行政干預的獨立職權，從而有效發揮其監管職能。

1．分業經營的現實條件要求必須保障各金融監管機構的獨立性

實行分業經營，分業監管仍是我國現階段金融業發展方式的必然選擇，是與我國經濟發展水平，以及金融市場的發育程度相適應的。雖然國際上出現了混業經營的趨勢，但實行混業經營是需要一些條件的，比如金融主體產權明晰，自律能力強，金融法規體系完備等，否則可能造成金融秩序的混亂，甚至引起經濟崩潰和社會混亂。而在我國這些條件尚不具備，金融主體仍以國有制為主，雖然正在改制，但還需要一段時間，內控機制也不健全，金融法規體系不完善，還存在一些滯后或空白的地方，因此實行分業經營是必然的選擇。

分業經營的專業化也要求金融監管的專業化，而要保證金融監管工作的專業化，就必須首先保障各金融機構具有獨立性。我國現行的“一行三會”的監管體制是按照金融機構的類別來劃分監管對象的，銀行、證券、保險三個行業分別監管，保障這種監管體制的獨立性，就能夠使監管行為與目標擺脫政治上的干預和壓力，保證在監管過程中取得的信息真實和準確，并且更能有效維護各方市場參與者的正當利益，從而充分體現“公開、公平、公正”的三公原則。

另外，金融全球化和金融創新的浪潮也需要金融監管保持獨立性。上個世紀80年代以來出現的金融全球化和金融創新的浪潮大大增加了金融機構的風險，使金融風險更具有復雜性、傳染性，這也給金融監管工作帶來了新的挑戰，保障金融監管機構的獨立性可以更好地加強內部監督，完善內部稽核體系，建立有效的風險防范機制。

2.國際經驗表明各金融監管機構必須保持獨立性

保障監管機構的獨立性是被國際經驗所證明了的，也是國際社會所公認的一個原則。如日本2001年統一金融監管權的失靈就證明了監管機構具有獨立性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日本金融業的一個重要特征是與政治利益集團的關系極其密切，因此決定其監管效果的主要因素就是監管機構能否實現獨立性。1998年6月，日本開始金融監管體制改革，政府將金融監管權從行政權與監管權集于一身的大藏省中分離出來，成立金融監管廳（舊FSA），舊FSA在總理府直接管轄下，負責對大多數金融機構的監管。1998年12月，日本政府又成立了金融重建委員會（FRC），FRC與大藏省平級，負責對瀕臨破產的金融機構采取及時的校正措施。這一時期是日本金融監管相對成功的一個時期，舊FSA，FRC獨立設立于金融政策制定部門外，政治利益集團的干擾相對較少。2000年7月，舊FSA更名為金融廳（新FSA），接收了原屬于大藏省的金融政策制定權，新FSA同時擁有金融監管權和金融政策制定權。2001年1月，FRC解散，其職能也歸于新FSA，日本的金融監管權又再一次高度集中。但這時的新FSA由于權利過于集中，政監不分，很容易受到政治利益集團的影響，從而大大地降低了日本金融監管的有效性。可見，獨立性是監管機構發揮作用最為重要的前提和基礎，我國的“三會”必須保持相當程度的獨立性。

二、加強各金融監管機構的協調與合作

我國雖然實行的是分業經營、分業監管的模式，但綜合化經營已初露端倪。這不僅順應了國際金融業的發展趨勢，而且有助于金融機構增強競爭能力，滿足客戶綜合金融的需要。

中央“十一五”規劃綱要中提出要“穩步推進金融業綜合經營試點”，在2006年銀監會工作會議上，銀監會主席劉明康也明確提出“將研究穩步推進金融業綜合經營試點的措施，選擇有條件的銀行開展綜合化經營試點”。這些方針政策的確立，使金融業綜合化經營成為一個實踐的熱點。金融監管應順應環境變化，著力加強各監管機構的協調與合作，以保障綜合化經營的健康發展 。

1.建立監管機制之間的合作協調機制

目前實行的“聯席會議制度”不能解決金融綜合經營有效監管的問題。一方面，聯席會議制度是三方以備忘錄的形式進行協調的。2003年9月，中國銀監會、中國證監會、中國保監會召開了第一次監管聯席會議，討論并通過了《中國銀行業監督管理委員會、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中國保險監督管理委員在金融監管方面分工合作的備忘錄》，在實踐中備忘錄的內容主要是側重于信息收集與交流，并沒有涉及綜合經營的監管問題。另一方面，聯席會議制度作為監管協調機制運轉不暢。監管聯席會議制度只是論壇式的，還沒有上升到法律制度的層面，相關部門缺乏足夠的動力與有效的約束將各自的監管信息向對方披露，相關重要文件的會簽制度也沒有任何強制力。因此，建立一個適應我國國情的有效監管協調機制迫在眉睫。

在“2006年第三屆國際金融論壇年會”上，組建超部委金融監管協調機構成為一個熱點話題。筆者認為，目前較為可行的辦法是，建立以國務院牽頭，央行、財政部，以及相關監管部門參與的金融協調監管委員會，金融協調監管委員會負責確定金融體系的重大問題和趨勢，制定金融監管的相關政策，協調各監管部門之間的沖突，培養綜合監管人才，并監管目前金融活動中監管部門未覆蓋到的領域，如擔保。在設立金融監管協調委員會時，還可以借鑒國外的經驗，將監管的政策制權和執行權分離，從而保障三方監管機構的獨立性。

2.完善法律法規，構建金融業綜合經營的法律體系

我國現行的金融法律體系是在分業經營框架下建立起來的，主要由行業法以及相應的法規和規章構成，具體包括《中央銀行法》、《商業銀行法》、《保險法》、《證券法》、《銀行業監督管理法》等，在綜合經營及金融控股公司的立法上存在空白。由于我國金融綜合經營發展模式尚需深入探索，在法律體系的構建上，也應循序漸進，而當前迫切需要制定的是以下幾方面的法律：

首先，制定相關法律賦予金融綜合經營與監管合法性，明確綜合經營的模式和法律界限。我國現行的金融法制，從法律到部門規章都沒有對金融的綜合經營進行清晰的法律界定，三方監管備忘錄也只能對法律賦予的各自職責加以明確，不能跨越法律的授權規定綜合經營監管職責。銀行綜合經營缺乏合法性和有效的約束，各監管機構的監管界限和法律地位的不清楚導致了在很大程度上，銀行進行綜合經營是為了追逐利潤，從而大大增加了金融風險。

其次，制定金融控股集團監管方面的相關規定。目前我國不僅存在光大、中信、平保等金融企業直接控股金融企業的公司，還存在通過各種形式參股保險、證券、城市信用社等金融企業的工商企業集團。從趨勢發展來看，建立金融控股集團是我國未來金融綜合經營的一個主要方向，這就需要制定相關法律對其性質、市場準入和退出條件、監管機制、資本充足率和標準、內控制度管理、法人治理結構等方面進行明確的規定，保障金融控股集團的法律地位。

再次，制定應急措施和危機處理方面的法規。我國《商業銀行法》中雖然規定了“接管”和“破產”制度，但“破產”制度還只是一些原則上的規定，而且對于銀行出現緊急和危機狀況時采取何種措施未作規定，如銀行無足夠自有資本出現短暫的流動性困難時如何處理等。這方面的法規可以包括存款保險制度、風險預警機制的規定、問題金融機構救助處置、突發事件的處理預案等。

3.建立綜合化經營的信息技術平臺

先進的技術信息平臺，是實施綜合化經營的技術條件，也是實現監管機構之間協調與合作的技術保障。目前的信息系統在業務、客戶關系、風險管理等多方面都無法滿足綜合化的需求。從中長期看，隨著金融市場的不斷發展，各方參與者相互依賴的程度也會不斷提高，這就更需要各方監管機構的相互配合，從制度上形成信息共享和監管協調的機制，一方面可以滿足各金融主體和監管機構的需要，另一方面又能減輕金融機構統一數據報送系統和信息共享平臺的負擔，以較低的成本獲取數據和信息。共享的信息可以包括法規信息、政策信息、機構信息、業務信息、統計信息、風險信息、客戶信息以及處罰信息等。

建立綜合化經營的信息技術平臺中要注意這樣兩個問題：第一，信息共享的主體不僅包括“一行三會”，還應包括其他金融監管部門和部分宏觀經濟部門，建立高效的信息交流和共享機制，加強政策協調；第二，建立這樣大型的綜合數據庫，必須明確各方在信息技術平臺建立中的職責分工，如由誰收取信息、由誰維護等，從而減少業務交叉，降低監管成本，確保參與協調機制的各方都能獲取履行職責所需的數據和信息。

4.積極培養實施綜合經營監管的綜合型人才

目前，我國金融綜合經營監管中面臨的一個重要問題就是綜合型人才的缺乏。所謂綜合型人才，就是指那些熟悉金融法律法規、具有銀行、證券、保險等行業的業務知識、操作技能和操作經驗的人員。在分業監管體制下，金融從業人員在不同行業之間的流動性不強，各監管部門也很少注意培養熟悉各個金融領域又具有法律知識的人才，尤其是高級監管人員。

要培養出這樣的人才，可以在金融監管的協調機制中組建一個專門的機構來加強各行業之間人員的流動，充分利用現有的人員，讓各領域的管理人員和專業法律人員相互滲透。一方面，注意加強管理人員熟悉相關領域的業務知識和學習法律法規，提高其處理有關法律問題的能力;另一方面，加強內部專業法律人員熟悉銀行、證券、保險、信托、電子技術等領域的業務，從而建立起一個有效的人才庫，保障實行金融綜合監管的人才需求。

參考文獻:

[1]侯林萍王蕾蕾:論金融監管機構的獨立性．金融與經濟，2006,(8)

[2]崔明峰:商業銀行綜合化經營和監管問題探析．中國金融，2006,(12)

[3]王卉彤何德旭:日本統一金融監管:教訓及啟示．中國金融，2006(4)

[4]王小平:分業監管體制下金融綜合經營的監管．保險研究，2006(7)

第5篇：監管條件范文

第二條開展發電權交易，應當遵循電網安全、節能減排、平等自愿、公開透明、效益共享的原則。

第三條開展發電權交易，應與電力市場建設工作統籌考慮，納入市場建設規劃，做好發電權交易與其它電力交易品種之間的協調與銜接。

第四條發電權交易是指以市場方式實現發電機組、發電廠之間電量替代的交易行為，也稱替電交易。

發電權交易的電量包括各類合約電量，目前主要參照省級人民政府下達的發電量指標。

第五條發電權交易原則上由高效環保機組替代低效、高污染火電機組發電，由水電、核電等清潔能源發電機組替代火電機組發電。

納入國家小火電機組關停規劃并按期或提前關停的機組在規定期限內可依據國家有關規定享受發電量指標并進行發電權交易。

第六條發電權交易可以在省級人民政府當年發電量指標的基礎上進行。在小水電比例較高的省份，原則上以多年平均發電量為基礎進行。

第七條發電權交易一般在省級電網范圍內進行，并創造條件跨省、跨區進行。

第八條發電權交易可以通過雙邊交易方式或集中交易方式進行交易。

雙邊交易是指發電企業交易雙方自主協商確定交易電量和交易價格；集中交易是指電力交易機構通過統一的交易平臺進行集中撮合交易。

第九條發電權交易應在滿足電網安全校核有關條件后實施。電網安全校核的相關參數條件應向市場主體公布并向電力監管機構備案。

第十條交易周期內，發電企業被替代的電量不得超過其所擁有的發電量指標或合約電量的分解電量，替代電量不得超過滿足安全約束的發電能力。

第十一條交易雙方按照電力交易機構確認后的成交結果簽訂發電權交易合同（或發電權交易確認單），明確交易周期、成交電量、成交價格、結算方式等。

第十二條發電權交易引起網損變化時，應當按照核定的網損率或交易各方協商的網損補償方式進行有關網損補償。

第十三條國家電力監管委員會及其派出機構依法對發電權交易實施監管。

第十四條發電權交易結果應報所在地電力監管機構和當地政府有關部門備案。

第十五條電力交易機構應按月、季、年匯總分析發電企業由于開展發電權交易產生的能耗和污染物排放變化情況，結合交易電量和價格、電費結算、網損補償等信息，及時報所在地電力監管機構，并定期向相關交易主體披露。

第6篇：監管條件范文

參股國內商業銀行是當前外資的重大利益所在

外資看好中國市場已是不爭的事實。為什么外資金融機構在擴張本身網點的同時，愿意花大力氣參股國內商業銀行，且參股比例控制在24．9％以內？原因在于參股能繞過國家有關限制，能為外資帶來最大的商業利益。

繞過國家入世承諾中的客戶限制和地域限制。

按入世承諾，我國將在5年內逐步放開對外資銀行的地域限制、客戶限制，參股國內商業銀行可以縮短這一進程。匯豐銀行上海分行行長林熙語稱，“外資銀行可以借參股跳過很多限制，從而進入內地銀行業”。

繞過獨資設立網點監管嚴格的限制。

2002年初開始實施的《外資金融機構管理條例》、《外資金融機構管理條例實施細則》規定，外資銀行設立新的分支機構，必須在人民銀行總行前次批準設立分行之日起一年后方可提出申請；申請經營人民幣業務，應當在擬開辦或擴大人民幣業務的城市所設分支機構開業三年以上，申請前連續兩年盈利。這些措施有效地限制了外資金融機構在華的擴張速度，迫使那些急切想在國內增設機構、擴大經營范圍的外資走上與國內商業銀行的合作之路，以充分利用國內銀行的營業網點迅速開展業務。

繞過出資比例高于25％按合資企業法報批的限制。

如外資出資比例高于25％，按《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規定，需獲得外經貿部等國家主管部門同意后，才能向央行提出參股申請，從而會面臨繁瑣的申報手續，時間也長。而外資比資比例低于25％，央行有權直接批準外資參股國內商業銀行，手續相對簡單，可以極大地降低外資金融機構進入國內市場的交易成本。

繞過國家規定的巨額運營資金要求。

《外資金融機構管理條例》規定，外資銀行經營全面外匯業務和全面人民幣業務要求具有6億元人民幣或等值可自由兌換外幣的運營資金，并要求外資銀行的人民幣業務遵守8％的資本充足率的規定，這大大提高了外資銀行的經營成本。參股國內商業銀行則不僅可以繞過這一限制，還能擴大人民幣資金來源。

發揮金融資本“以小博大”的杠桿作用。

上個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新興股份制商業銀行紛紛增資擴股，城市商業銀行紛紛清產核資，一些商業銀行紛紛上市融資，股權已相對分散，許多股份制商業銀行、城市商業銀行的第一大股東的持股比例（含關聯公司）不到25％。這意味著，外方可以用不到25％的股權，用較少的資金就能取得國內商業銀行的絕對控股權，從而全面貫徹實施其戰略意圖。這在深發展參股案別顯著。深發展全部股份中，流通股占72．5％，其余法人股中，美國新橋持股15％，比其它全部股東12．5％的股份高出2．5個百分點，美國新橋用僅僅15億元人民幣的投資，就控制了深發展50多億元資本、1327億元的資產，直接經濟效益相當顯著，在國際資本市場中的“黑馬”效應相當顯著。

外資參股挑戰金融監管體制

雖然國家正采取措施加強對外資金融機構的監管力度，但按何種標準、何種方式、何種手段對外資參股國內商業銀行行為進行監管，國家主管部門尚無有效措施。當前突出的難點在于：

一是參股股份比重高限不影響外資絕對控股國內銀行。

國家規定外資參股比例不能超過25％，否則按中外合資企業法進行審批。之所以如此規定，是為了避免國內銀行被外資絕對控股，防止國內資本受國際資本尤其是投機資本的控制。但從深發展收購案來看，規定外資最高參股比例并不是限制外資控股國內商業銀行的有效手段，國家主管部門亟需制定其他更有效的監管手段。

二是如何對被收購商業銀行，尤其是被投資銀行收購的商業銀行進行監管尚屬政策空白。

美國新橋是一家戰略金融投資機構，類似于風險投資公司，投資銀行的本性其進入是為了將來的退出。新橋唯一的商業銀行經營管理經驗是在東南亞危機中，用5億美元收購了即將破產的韓國第銀行——第一國民銀行51％的股權。雖然新橋與深發展簽訂了為期5年的合作協議，但據稱作為投資銀行的新橋已找到了下家。屆時如果這一現象真的發生，作為國內主要大盤股之一的深發展可能會對中國股市帶來不利影響，由此要求國家加強對這一方面的監管。

三是如何對國際金融控股公司進行監管。

我國金融業實行分業經營、分業監管的政策，而目前國際金融混業集團已在國內混業經營方面取得實質性進展。2001年底，允許匯豐控股下屬匯豐商業銀行收購上海銀行8％的股份，2002年10月8日，中國保險監督管理委員會批準匯豐控股出資6億美元收購平安保險公司10％的股份。在國家尚無有效法律法規對金融控股公司加以監管，國內金融機構尚不能混業經營情況下、允許國際金融控股公司及其子公司分別參股國內金融企業，不利于創造公平競爭的經營環境。

改善監管，穩健發展

1．加強不同金融監管部門的協調和溝通。

借鑒日本、英國金融大爆炸后的經驗，可考慮成立權威性的超級金融監管機構。各監管主管部門定期召開聯席會，協調、溝通國內金融機構的跨業經營問題。對全球知名的金融控股公司進行重點管理，對其各類參股方案必須經監管部門會簽同意。

2．加快相關的法制建設。

國家各有關部門積極協調，抓緊制定和修訂有關法律法規，可考慮：

修訂《商業銀行法》中與實際情況、國際慣例不相符合的條款，可以允許國內金融機構有條件地跨業經營。加快制定《外資參股國內商業銀行管理辦法》，對外資金融機構在國內商業銀行的股份購買、轉讓、退出進行規范。制定《外資金融控股公司參股國內金融企業管理辦法》，對外資金融控股公司在國內經營業務進行全方位監管。制定《外資金融機構從事數據外包業務管理辦法》，允許國內中小商業銀行直接利用國外商業銀行在國內建立的數據處理中心、帳務處理中心、作業中心，避免重復投資，減少巨額資金沉淀。

3．選擇好合作伙伴。

明確參股目的。目的之一是改善股權結構，提高經營管理水平。目前國內資金充足，大量社會資金都有參股國內商業銀行意向。因此，資金不是問題，引資的關鍵在于通過境外資本改善股權結構，引進科學的治理結構和經營決策機制，運用國際上先進的經營管理技術提高經營能力，增強產品創新能力和市場開拓能力。目的之二是提高資本運作的能力，為國內銀行業即將到來的混業經營、為未來業內大規模的收購兼并積累經驗，積累人才，提高“與狼共舞”的能力。

第7篇：監管條件范文

關鍵詞:電力監管 協調監管 環境監管

中圖分類號:TM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3791(2011)03(b)-0145-01

電力市場化改革的目的在于引入競爭，以提高資源配置水平和效率。因此，在電力市場條件下，電力企業的主要目的就是利潤最大化。在沒有人對電力 企業污染排放進行監管的情況下，它是不會考慮自身生產對環境的負面影響的，這樣，在對環境的使用問題上就產生了Hardin(1968)所提出的“公共地 悲劇”，即對環境的使用水平，超過了社會最優的水平。為了控制污染、保護環境，我國出臺了一系列的相關法律、法規和政策，對包括火電廠在內的工業污染源提 出了更嚴格的要求。環保標準的規定，對控制電力行業的環境污染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是，目前這些手段基本上還是停留在傳統的命令—— 控制階段，而基于市場經濟的污染控制手段，如排污稅和排污權交易的進展并不理想。一方面，中國目前的排污稅征收標準過低，如排放每公斤的收費標準為0.6 元，遠低于其所造成的環境損害成本，也低于電廠的脫硫成本，嚴重影響了電廠治污的積極性;另一方面，在國外被廣泛采用的排污權交易手段一直還處在試點階 段，沒有得到大范圍的推廣實施。另外，電力產業的經濟性監管措施中也缺乏對環境因素的統一考慮。主要表現在電力定價機制沒有完全考慮污染損害和治理的成 本，這不僅影響了電力市場的公平競爭，更不利于電力產業的環境保護。

1 考慮環境因素的必要性

(1)實現經濟利益與環境利益的均衡。環境利益是指在滿足大多數人需要的同時保護和優化生態系統，保持生態生產力可持續運行的能力，以滿足全 人類整體和長遠需要的效益。環境利益與經濟利益均為同質同源正當利益，不能輕言環境利益優先或經濟利益優先，應當強調兩種利益的共生協調。環境監管正是注 意到環境利益與經濟利益沖突的特殊性，通過對環境具有的多樣性利益予以確認和平衡，立足于環境利益的維護和增進，成為一個獨立的管理機構。

(2)環境改善。通過加強電力監管中的環境監管力度，在追求社會經濟發展目標的同時考慮環境因素，即環境監管部門參與制定經濟規劃目標，能夠 對環境進行事前控制，而不是“先污染后治理”。在近30年的環境管理和污染防治實踐中，電力行業的環境保護已經形成了由政策法規、排放標準、管理辦法和若 干規定組成的環境管理體系，形成了一套相對完善的管理體制。同時，電力行業的污染防治技術也得到了發展，特別是火電廠煙塵和二氧化硫的治理技術已經逐步成 熟和完善。(3)實現電力行業的可持續發展。電力行業的可持續發展不僅關系到電力部門本身，而且涉及到能源和環境的可持續發展，加強電力行業的環境監管是 協調中國經濟發展和環境保護所必須的。

2 計及環境的中國電力協調監管

從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中國電力產業的發展面臨著嚴峻的環境約束，因此，在電力市場化改革的過程，要充分重視電力產業的政府監管體系建設，在 對電力產業中的壟斷行為進行監管、保證電力市場公平競爭的同時，還要加強對電力產業的環境監管，以保證電力產業的協調發展。當然，監管的思路要符合中國的 國情和電力產業改革的實際。

2002年，國務院關于電力工業體制改革的5號文件提出了電力工業發展的戰略性目標:就是通過建立競爭性的電力市場來提高電力工業的效率，為國民經濟提供經濟、可靠的能源供應，并加強環境保護。具體來說，中國電力監管的目標主要可以分為以下兩大方面。

經濟性目標:促進競爭、提高效率。通過建立一個高效的、競爭的電力市場，來促進電力企業提高效率，為經濟發展提供高效的能源保障。環境目標:加強環境保護。電力行業作為中國最大的污染行業，應該為加強環境保護作出更大的貢獻。

從國務院關于電力體制改革的5號文件出發，計及環境的中國電力協調監管應該遵循以下一個基本思路。

(1)通過加強經濟性監管來保證電力市場的公平競爭、促進電力企業提高效率，以增加整個社會的福利水平。市場化是包括中國在內的世界多數國家 的電力產業改革的基本方向。因此，中國應該構建與電力市場條件相適應的電力監管體系，以保證電力市場的公平競爭。這主要包括兩個方面:一是對發電商市場力 的監管;二是對電網企業網絡接入和普遍服務的監管。

(2)設計與電力市場條件相適應的監管措施，加強電力產業的環境保護，以保證電力產業與環境的協調發展。需要注意的是，市場化是今后電力產業 發展的方向，加強環境保護應以電力市場競爭為基礎，監管措施也應該更多地考慮市場競爭的需要，不應損害電力產業的經濟性。從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為了實現 電力產業與環境的協調發展，中國需要從兩個方面進行努力:一是加強對燃煤火電廠的環境監管，控制其和煙塵等污染物的排放;另一方面，通過政府監管來降低燃 煤火電在整個發電組合中的比例，優化發電結構。當然，這些監管措施應該與電力市場條件相適應，不要影響市場的公平競爭。另外，經濟性監管措施的實施也應該 考慮環境保護的需要，特別是在對發電商的市場準入和電網企業的網絡接入服務進行監管的過程中，需要考慮鼓勵清潔能源發展的相關措施。

(3)構建與中國國情相適應的、協調的電力監管組織框架，以保證電力產業與環境的協調發展。考慮到工作的復雜性，電力監管需要有多個不同的監 管機構共同參與。從前面協調理論的觀點來看，為了提高電力監管的整體效果，政府不但需要建立起不同監管機構間的信息共享和自我協調機制，還應該建立一個強 有力的協調委員會對各監管機構無法自我協調的問題進行第三方協調。

3 結語

通過對電力行業經濟和環境的協調監管，可以有效避免以往的一味追求經濟利益，使環境利益與經濟利益均衡發展。電力行業的可持續發展不僅關系到 電力部門本身，而且涉及到能源和環境的可持續發展，加強電力行業的環境監管是協調中國經濟發展和環境保護所必須的。通過加強對電力行業的污染控制，減小和 弱化電力行業對環境的影響，內部化電力生產和輸配的環境成本，實現電力行業經濟發展和環境保護的雙贏。

參考文獻

[1] 任玉瓏，甘文媛，唐松林.現代電力監管新視角—— 協調監管[J].科技管理研究，2007(7):54～56.

[2] OECD.Recommendation on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Government Regulation[Z].OECD，1995，Paris.

第8篇：監管條件范文

1.老夫少妻更長壽。研究發現，結婚有助于延年益壽。志同道合的快樂夫妻比仿佛生活在兩個不同星球的夫婦壽命更長。研究還發現，老夫少妻型夫婦更長壽。相差15～17歲，男性早亡危險會降低20%；相差7～9歲，男性早亡危險降低11%。而老妻少夫則沒有類似“功效”。

2.宣泄怒氣有益血壓。美國卡內基梅隆大學最新研究發現，遭遇不快之事時，與平心靜氣“自我消化”相比，在適當的場合宣泄心中怒氣其實有助于降低血壓，促進全身健康。另一項研究發現，與對911事件感到恐懼的人群相比，對該事件持憤怒態度的人日后能更加樂觀地面對生活。

3.發牢騷有益身心。美國明尼蘇達大學精神病學系教授約翰·布蘭特納博士的最新研究發現，在參試癌癥患者中，與強忍疼痛的人相比，對疼痛抱怨不停的人活得更長。這些患者會要求醫護人員采取更多措施幫助其鎮痛。研究還發現，發泄心中不滿有助于提高心理健康，改善免疫系統功能，有助延年益壽。其機理是，人畢竟是社會動物，大家聚集在一起發發牢騷，即使不能改變任何現狀，至少也有益身心健康。

第9篇：監管條件范文

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國際貨幣合作已經得到來自經濟學家和各國政策制定者們的越來越高的重視。早在1978年的波恩峰會上，七國集團就已經達成了一套非常詳備的合作方案，使我們不能再對該領域內的重要進展無動于衷。在研究中我們常常將貨幣政策合作（PolicyCooperation）和貨幣政策協調（PolicyCoodination）交替使用，用以指稱涉及兩個或兩個以上國家的貨幣決策機構或決策當局之間某種形式的合作關系。對國際貨幣合作的基礎和有效性問題，從來都存在廣泛的爭議，支持者麥金農和威廉姆森宣稱，目前國際貨幣體系中無節制的匯率浮動對國內宏觀經濟管理和物價穩定非常不利，而一國貨幣政策的目標恰恰是宏觀經濟和通貨的穩定，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并不是目標本身而僅僅是達成目標的手段，對開放經濟體而言，有效的國際貨幣合作值得優先追求。而反對者則陣容更強大，國內穩定是匯率穩定的前提條件已根深蒂固，哈伯勒等則將支持者的論點反轉過來，聲稱應該優先考慮國內的貨幣穩定，唯其如此這些國家才有能力遵循一種更穩定和更富有預見性的匯率政策，進行國際貨幣合作才有起碼的基礎。至今，如何形成有效的國際貨幣合作機制，并防范其向逆效合作滑落仍是國際經濟學有待探索的前治理論。

一、國際貨幣臺作的原因：市場溢出和政策溢出

如果我們承認全球化導致各國在貨幣經濟領域的相互聯系和相互影響日益加深，那么一國資本市場的異常波動就可能影響和波及國際資本市場，而國際資本市場危機也可能無法充分隔疫而困擾國內資本市場，這通常被稱為市場的“溢出”和“溢入”（MarketSPill－over）。一國貨幣政策也既可能傳遞到也可能受制于它國的貨幣政策，這通常被稱為政策的溢出和溢入（PolicySpill－over）。顯然市場或政策溢出及相關命題都僅對開放經濟體才有意義。鑒于對全球資本市場和對國際貨幣體系的管轄權的歸屬模糊不清，人們試圖通過國際貨幣合作來降低上述溢出效應。

基于“貨幣政策溢出”的國際貨幣合作理論的代表人物有庫珀等。經濟全球化的加深導致只有小型開放經濟才可以基本不考慮政策的溢出效應，而大國在制訂貨幣金融政策時，就不能不事先考慮相互間的政策溢出并進行政策協調。一般認為，政策溢出效應主要通過貿易渠道和資本流動渠道傳遞。以貿易渠道為例，一國緊縮性貨幣政策可能導致進口需求的下降，而其政策溢出則給予其主要貿易伙伴一個外源性需求緊縮；以資本流動渠道為例，一國緊縮性貨幣政策意味著本幣利率上升，而政策溢出則導致向這個國家的資本流動，他國因資本外流而有意外緊縮。庫珀的大致結論是：在開放經濟下如果不考慮貨幣合作，則一國政策效能將大為削弱。此后庫里，列文和維達里斯等（1987）研究了近年浮動匯率制發展歷程后指出，各國力圖確保它們宏觀政策的獨立性可能對世界經濟具有破壞性，溢出效應的存在說明各國可以通過國際貨幣合作來分享合作體系帶來福利增進。富蘭克爾的基本思路是：所謂政策溢出，是指在經濟相互依存不斷加深時，一國的政策行為將影響別國的福利函數，而它國的政策行為同樣將影響本國福利函數的達成，因此各國彼此割裂和相互沖突的貨幣政策是不可取的，必須通過貨幣合作降低整體福利損失，富蘭克爾尤其主張以建立起較大的貨幣區（CurrencyBloc）來作為國際貨幣合作的手段。

基于“資本市場溢出”的國際貨幣合作理論的代表人物歸功于蒙代爾，他分別討論了在固定匯率制和浮動匯率制下，資本流動帶來的溢出效應，以及一國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的搭配問題。目前基于市場溢出的貨幣政策合作大致有以下幾種思路：一是主張國際貨幣合作可以降低市場和匯率的不確定性，即浮動匯率制在確保了各國貨幣政策獨立性的同時，并不能完全隔疫資本市場的溢出效應，其頻繁波動反過來將削弱各國貨幣政策的效能，各國讓渡部分貨幣進行合作可以降低外匯市場和匯率的不確定性，并最終使貨幣合作參與者受益；二是主張國際貨幣合作應該有恰當的水平和方式。S．漢和C．瑞因哈特等認為，估計在1992年時，1．7個百分點的利率差才會因溢出效應而引起貨幣市場間的波動，而現在0．7個百分點的利率差即可達到類似效果，甚至股票市場等其它資本市場的溢出效應也在增加，因此各國必須在會計準則、銀行監管、信息披露等方面進行適當的國際貨幣合作。可見，各國產生在貨幣領域進行合作的初衷，就在于通過貨幣合作降低政策或市場的溢出效應，并改善本國貨幣政策的效能及資本市場的穩健性。

二、國際貨幣合作的霸權穩定論

基于霸權穩定結構的貨幣合作理論的始作傭者可能是金德爾伯格（P．C．Kindleberger），霸權穩定論（HegemonicStabilityTheory）并非由金氏提出，而是另一位學者克歐亨尼（R．Keohane）提出的，但金德爾伯格首先將其運用到國際貨幣合作領域。在其《1929－1939世界性經濟蕭條》一書中，金氏認為在國際貨幣領域需要一個霸主以杜絕政策或市場溢出效應，霸主的作用不僅僅局限于充當發行世界貨幣和充當全球最后貸款人角色，也應為國際貨幣體系的穩定發揮作用。但除了霸主和附從者之間以霸權穩定結構維持國際貨幣秩序之外，金氏甚至否認其他形式的國際貨幣合作的有效性。1973年正是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之際，但金德爾伯格仍然堅稱霸權穩定結構是唯一途徑，實在具有諷刺意義。此后，克拉斯納（S．Krasner）和吉爾芬（R．Gilpin）等對霸權穩定論進行了發展。一般來說，霸權穩定結構必須滿足下列條件：1、關鍵國具有足夠的經濟規模，在國際經濟關系中居于主導地位；2、他國相對于關鍵國地位的明顯遜色和對關鍵國地位的不言自明的普遍默示；3、體系創立伊始關鍵國通貨穩定，且附從國認為其自身貨幣政策相對于關鍵國貨幣政策的從屬性和被動性未對自身利益構成威脅；4、霸權體系內的成員存在一定水平的經濟發展趨同性。而霸權合作體系則具有一下特點：1、霸權體系的貨幣合作體現為霸主決定霸權體系的貨幣政策，其他附從國認同和接受，一旦默示的接受性受到懷疑，霸權結構就從穩定向非穩蛻變；2、霸權體系的貨幣合作通過制度予以維持和協調；3、霸權必須能夠產生類似“公共產品”的收益以抵補附從國犧牲貨幣政策獨立性的成本，當霸權穩定結構的合作收益趨于枯竭時，該體系就將崩潰。

金德爾伯格等提出的霸權穩定結構的缺陷是顯而易見的，克歐亨尼隨后提出了后霸權合作論。最早運用霸權穩定結構一詞的克歐亨尼在其《霸權衰落之后：世界政治經濟中的合作與傾軋》中指出：“霸權性合作并不構成唯一可能的合作方式”，“霸權后合作也是可能的”，他指出后霸權穩定結構（Post－HegemonicStabilityTheory）的特征是：1、從邏輯上看，霸權不是寡頭合作體系中出現貨幣合作的必要條件，而后霸權體系則是大國間的寡頭合作博弈過程，大國間“可以自己提供集體利益”；2、不管是否屬于霸權性質，國際體系所依賴的是共同的或互補的利益關系，頻繁的政策和市場溢出將促使貨幣合作的規模和程度更深更廣，盡管著重寡頭合作的信譽是可質疑的；3、霸權體制本身具有慣性，霸權的衰落并不意味著合作體系的消亡，但體系中霸主將受到寡頭的挑戰，從而導致霸權穩定結構向后霸權合作體系漸變。此后庫納（R．Copper）、艾治格林（B．Eichengreen）等一起發展了后霸權合作理論。他們將國家分為兩類，一類是小型開放經濟體，對于它們，其參與國際貨幣合作的可能選擇只有兩種對角選擇（TwoCornerSolu－tions），要么保持徹底的浮動匯率制度，要么通過釘住單一貨幣或貨幣局制度（CurrencyBoardSystem）固定其匯率。這也被形象地比喻為“暴風雨中的風葉”理論，一個國家的匯率安排就好象風葉一樣，在金融全球化的暴風雨中，除了將風葉和風車完全脫鉤，讓風葉隨風而轉之外，就只有把風葉和風車完全固定，讓風葉和風車靜止不動。另一類是大國經濟，對于它們，沒有一國在貨幣體系中處于支配地位，國際貨幣事務必須通過合作來解決。這潛在地反映了世界多極化的趨勢，此方面典型的例子是西方七國集團的政策合作體系。

從全球角度觀察，霸權和后霸權的貨幣合作模型可以用以下模型概括。如假定全球由n國組成，且各國均有自己的貨幣和中央銀行，并通過固定彼此之間的匯率建立貨幣體系，假定第n國的貨幣匯率為1，用Si表示i國貨幣相對于第n國貨幣的匯率，Fi是i國用本幣表示的外匯儲備變動，由于全球國際收支差額必為零，則有：S1F1＋S2F2十S3F3＋……Sn－1Fn-1十Fn＝0。為了維持該系統的相容性，第n國必須既不為其國際收支變動Fn規定獨立的目標，也不應干預市場，以試圖確定S1、S2、S3、Sn-1中的任何一個匯率，結果第n國的唯一選擇，就是采取“有益疏忽”政策，把Fn作為國際貨幣體系的“殘差”來決定。因此包含n國成員為了維持匯率和系統的相容性，其可能的路徑只有三種：第一種是后霸權合作體系。在n－1國選擇其對于第n種貨幣的匯率并自主國際收支時，第n國必須成為和體系中其他寡頭采取合作姿態的“無為的霸主”，放棄其國際收支和匯率政策的自主性；或者相反，第n國執行獨立的貨幣政策，而其余n－1因為維持對n國貨幣的穩定，它介1的國際收支和本幣供給被動地由n國的貨幣政策所決定，n國成為要求其余附從國服從霸主的“穩定的霸主”。第二種是霸權穩定結構，即在S1、S2、S3，Sn-1、Sn等被貨幣同盟所確定時，為維持系統相容，各國必須建立區域內的中央銀行，并授權它以統一的貨幣政策保證S1F1＋S2F2十S3F3＋……Sn－1Fn-1十Fn＝0的條件；或者至少在貨幣政策、匯率和國際收支方面進行非常密切的政策協調，這正是歐盟的德洛爾解法（Delors’SApproach）。第三種，為n國引入第n＋1個約束變量，即“外部駐錨”（ExternalArchor），這樣n－1個匯率和外部駐錨的價格是外生的，第n種貨幣供給才可能成為內生，系統方才具有相容性。但既然全球是n國組成的，故已不可能引入第n＋1個約束變量，這種解法只有在n國是趨于貨幣同盟而不是全球貨幣聯盟時才可能存在。

三、國際貨幣臺作的博弈分析論

在國際貨幣合作分析中引入博弈論工具的代表人物是濱田宏一（Y．Hamada）等。從廣義上講，國際經濟政策協調在貨幣領域的表現，指“各國充分考慮國際經濟聯系，有意以互利的方式調整各自經濟政策”的過程，而國際貨幣合作則是政策協調在貨幣領域的表現，這一過程在協調范圍上有較大的可伸縮性，濱田定一（Y．Hamada，1985）用博弈論直觀地說明了兩國條件下的政策協調過程。下圖中，橫軸代表國1的政策工具I1；，越右表示國1相對貨幣政策越為寬松的財政政策；豎軸代表國2的政策工具I2，越上表示國2相對貨幣政策越為寬松的財政政策。{U*｝是國1的具有同等福利程度的無差異曲線的集合，即在每一條無差異曲線U*1；上各點的福利是相同的，但距離最佳福利點B*越遠的無差異曲線所表示的福利程度越低，即U*i＋1＜u*i；類似地，{U^i}表示國2具有同等福利點程度的無差異曲線的集合，B^表示國2的最佳福利點，并且在圖中依然有U^i＋1＜U^；成立。由圖可知，濱田宏一分析的依據是相對于一定的貨幣政策，財政政策越寬松的國家越能獲益。

如果不存在政策溢出效應，則各國的無差異曲線可能是直線。在圖中，國1的無差異曲線（包括最佳福利點）表現為一系列垂線，而國2的無差異曲線（同樣也包括最佳福利點）表現為一系列水平線。這意味著兩國自己的政策不會造成對對方的影響，即每一國最優政策的選擇是獨立于別國最優政策的，各國不必考慮對方采取什么樣的政策就能夠制定自己的政策以達到最優福利安排。此時各國沒有必要展開國際貨幣合作。但現實中無政策溢出幾乎是不可想象的，經濟全球化程度越深，一國政策對別國福利的影響更加顯著，表現在圖上則是使兩國原本為直線的無差異曲線變為圍繞各自最佳福利點的橢圓形曲線。此時只有使兩國無差異曲線相切的貨幣政策才是有效的，在切點上的政策實現了帕累托最優。因為此時一國福利的改進必須以犧牲另一國福利為代價，這些切點構成的曲線如圖所示就是連接兩國最佳福利點的契約線B*B^。契約線上的點所代表的政策是國1國2協調的結果。故從博養論角度看，各國必須進行貨幣合作。

問題是，如果各國拒絕合作會導致什么樣的后果？先以國1為分析對象。如果缺乏合作，則對國1而言，國2的政策就是一個既定的函數，其造成的福利結果表現為一條條水平的無差異曲線U^i，由于政策的外部性的客觀存在，國1的無差異曲線呈橢圓形曲線。所以，對每一個U^i，國1必須選擇一種政策，使得自己的無差異曲線U*i；與水平線U^i相切，切點組成的軌跡構成直線R*，這就是不合作時國1的對策函數。類似地，對國2來說，國1的無差異曲線U*i為一組垂直線，國2為使本國福利最大化必使自己的政策所決定的無差異曲線在與U*i有接觸的前提下盡量接近本國的福利最佳點，也即是取與每條垂直的U*i相切的U^i，切點構成的直線R^就是不合作時國2的對策函數。博弈的最終結果是使兩國福利的取值在各自反映函數R*和地的交點N上達到穩定。N點是一個穩定的納什均衡點（NashPoint）。從圖一上我們看到，這一點所對應的政策是無效率的，它代表的福利比契約線上進行適當的國際貨幣合作所對應的任意一點都更遠離帕累托最優狀態。這說明，在存在政策溢出的前提下，進行國際貨幣合作將有助于改進參加協調國的福利。

四、國際貨幣合作的兩難：有效合作和逆效合作

除了霸權和后霸權貨幣合作理論、貨幣合作的博弈理論之外，還存在其他一些國際貨幣合作的理論流派，但國際貨幣合作并不總是有效的，有時反而是無效甚至逆效的。所謂有效的貨幣合作（ProductiveCooperation），是指成員們通過規則協調或隨機協調來參與貨幣合作時，貨幣合作的福利產出不僅可以抵銷各國所付出的貨幣政策獨立性部分喪失的成本，還可以完全或部分抵銷政策和市場溢出帶來的損失；所謂逆效的貨幣合作（Counter-ProductiveCooPeration），是指隨著國際經濟格局和貨幣秩序的變遷，貨幣合作的福利產出逐步下降，當下降到不足以抵補各國所付出的貨幣政策獨立性部分喪失的成本時，貨幣合作就成為逆效的，此時各國參與貨幣合作不僅沒有降低市場和政策的溢出性，反而還付出了貨幣政策獨立性受損的代價，結果合作不如不合作，原有國際貨幣合作的制度安排或隨機安排在慣性消失后崩潰。人們就不得不經常對貨幣合作作出評估，以判定其是有效的或逆效的。

基于成本收益法來判定貨幣合作屬于有效或逆效的代表人物是的歐迪茲（G．Oudiz）、J薩克斯（J．Sachs）和羅高天（K．Rogoff）等人。對國際貨幣合作可能帶來的收益并不表示樂觀。其開創性研究表明，1984－1986年間，美日德三大國從完全和充分的貨幣與財政政策協調中的獲益還不到GDP的1．5％。這樣的結果顯然并不能令政策協調的支持者滿意。而羅高夫則指出如果政府在貨幣合作過程中放松了對通貨膨脹型貨幣擴張的約束，那么國際貨幣合作不僅不能改進福利反而可能使參與國福利降低。在此基礎上，列文（P．Levine）＆居里（D．Currie1987）通過使用OECD互連模型的兩集團簡化版本研究了無信譽政策的不穩定性，指出不講信譽的政策容易導致過度通貨膨脹，從而使福利呈現不升反降的趨勢。

基于博弈論來判定貨幣合作屬于有效或逆效的代表人物有濱田宏一和克萊恩（B．Klein）和萊福勒（F．Leffler）等。從博弈論角度觀察，貨幣合作成為逆效的原因有兩個：一是搭便車行為。為防止政策溢出，各國采取合作可能改善各國的福利函數，但是貨幣合作是有成本的，如果合作體系本身缺乏制度化的監督機制，那么合作帶來的福利增進就成為類似公共物品的東西，那么貨幣合作將可能因搭便車行為缺乏制約而失敗，即合作為逆效合作。二是國際貨幣合作的持續性和可置信度問題。由于政府間的貨幣合作往往時分時合，矛盾重重，因此私人部門對其可持續性持懷疑態度，這在對匯率的聯合干預方面尤其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