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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范文

關鍵詞：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金融危機；困境

一、全球金融危機折射出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改革的迫切性

2007年，隨著房地產行業經濟泡沫的破滅，美國次貸危機爆發。2008年9月，先后經歷了雷曼兄弟倒閉，華盛頓互助銀行告急，美國國際集團（AIG）國有化，危機急劇惡化，并進一步演變為20世紀30年代以來最為嚴重的金融危機。然而在全球性的金融危機面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作為國際貨幣金融體系的監管機構發揮的作用卻顯得不盡如人意。一方面IMF未對以美國為首的發達成員國的國內金融體系進行嚴格有效的監管，致使歐美等發達國家過度發展金融衍生產品、過度使用杠桿，以謀求資本利潤的最大化，這最終導致了金融市場的道德失控。另一方面，IMF在救助危機國家方面也少有作為，這主要源于IMF貸款資源的匱乏、貸款條件的僵硬以及對國家經濟的入侵，都阻礙了成員國向其尋求救助。此外，由于IMF中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權利結構的失衡從而導致的IMF治理結構的失衡,也制約了其防范危機發生、遏制危機蔓延的能力。IMF在全球危機下的無能為力更多地折射出IMF改革的迫切性。要徹底改革IMF，必須在重新審視各國基金份額的配比、廢止少數發達國家事實上的一票否決權、提升發展中國家的話語權的基礎上，建立起一個反應迅速、卓有成效的國際金融救援機制，擔負起危機救助及促進世界經濟發展的重任，成為真正意義上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存在的主要問題

（一）不公平的份額制及投票表決制

IMF的決策采用加權表決方式，每一成員國的投票權都是由250票的基本投票權與各國按照出資比例及份額計算公式得到的加權投票權所構成的。在布雷頓森林體系下建立的承擔戰后經濟重建重任的IMF，采用加權表決方式能夠真實地反映出各個成員國在經濟實力、貢獻大小等方面的差異，因此在當時的國際環境下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隨著牙買加體系的更替，新興市場國家對于全球經濟發展的影響越來越大，由于早期發達國家出資較多，擁有了超半數的投票權，進而對IMF實施了絕對的控制，這種發達國家主導下的份額計算公式的不合理導致新興市場國家及發展中國家無法獲得與之經濟實力相匹配的份額。IMF決策機制的不公平還體現在投票表決方式上。目前IMF的表決方式有兩種，一種是多數表決方式，另一種是特別表決權表決方式。《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協定》(后簡稱《協定》)規定：“IMF的重大政策決定（如份額的調整、特別提款權的分配、章程的修改等）必須有85%以上的投票權通過方可實施”。然而根據IMF2009年的資料顯示，歐美這些發達國家直接或間接控制的投票表決權比重超過60%，這就意味著無論是采用哪一種表決方式，發達國家能夠實質性地決定IMF的重大決策。而美國則更為特殊，其對于特別投票表決事項享有一票否決權。這種決策機制導致了新興市場國家及發展中國家對IMF各事項的態度表達變得無足輕重，一項決議的命運實質上掌控在少數發達國家手中。

（二）危機救助機制存在缺陷

在當前金融危機的背景下，IMF的職能之一就是通過貸款方式的資金援助幫助受災成員國控制危機。然而隨著其運用貸款條件次數的增加，該危機救助機制越來越受到成員國的詬病。首先，貸款條件僵化。IMF在對成員國進行救助時缺乏對成員國國內經濟狀況與經濟結構的具體分析，也未依據客觀情況的變化審視其援助方案的客觀性與合理性。在以往的救助中，IMF為了達到國際收支好轉以及維持對外償付的目的，都傾向于迫使受援國接受實施經濟緊縮政策、減少財政赤字、抑制需求增長。這些措施將會帶來短期內的經濟蕭條、失業上升甚至社會動蕩。同時，IMF在經濟危機中的政策指令也未能充分考慮各國金融危機的新特點。其次，貸款條件干預成員國經濟。《協定》對使用基金普通資金的條件做出了規定，政府必須承諾在政策上做出某些改變以換取IMF的財政援助。但在實踐中，發生危機的成員國往往只能被迫地接受IMF附加的一系列結構性政策條件。近年來，貸款條件不僅涉及一國宏觀經濟的改革與調整，甚至還涉及到一國的社會及文化政治領域。最后，貸款額度有限，不能有效發揮救助功能。隨著金融危機的進一步深化，陷入危機的國家越來越多，IMF的資金短缺問題日益凸顯。IMF的救濟貸款主要來源于成員國繳納的配額，而該配額與一國在國際貿易中的權重成正比，與資本流動量卻遠遠不配比。

（三）監管機制不足

IMF在監管方面的問題主要表現在，首先是危機預警能力較差，目前IMF的援助主要在危機發生以后，只是盡可能的減少損失，并不能做到事前避免損失。其次是在政策監督職能上的兩難，《協定》中賦予了IMF政策監督的職能，但協定并未對監督的程序及法律效力進行明確的規定，因此，在實踐中政策監督職能往往是通過IMF與成員國之間進行協商完成的。這樣的“軟機制”也就導致了IMF的監督通常是以貸款條件的方式進行，從另一個角度來看，IMF也只有通過對成員國提供救助資金，才能實現其監督職能，因而對于非救助國則不具有強制力。

（四）監管機制、調節國際收支平衡能力不足

美國國際收支巨額逆差，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國際收支巨額順差，全球國際收支的嚴重失衡。而IMF不但對逆差國國際收支的調節沒有任何約束力，還將全球國際收支失衡歸咎于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指出造成全球國際收支失衡的主要原因是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采取本幣低估等政策。

三、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改革的法律建議

（一）改革治理結構，完善決策機制

如前所述，IMF在決策機制上的改革應從份額分配和表決方式兩方面入手。在份額分配方面，IMF應當按照新興市場國家在全球經濟中的比重，增加其份額與投票權。美國當前的份額與其經濟比重基本相當，大幅讓渡份額的可能性不大。而歐洲一些中小國家所持有的份額與其經濟實力并不相當。但當前改革IMF決策機制的一個悖論是：改革決策機制也必須由現行的決策機制來決定。要讓利益既得體出讓其既得利益，可能性并不大。所以針對這種狀況，可以通過讓歐洲國家將自己分散的份額合并成歐元區國家與非歐元區歐洲國家兩個大的份額，這樣歐元區國家就可以獲得與美國同樣的一票否決權。合并之后歐洲國家還可以適度的讓渡多余的份額。在表決方式方面，降低特別多數投票的門檻。可以通過采取雙重多數的表決方式，即在某些重大決議的表決上，采用兩種方式結合的共同表決。一種是傳統的投票表決，另一種是每個國家只用基本投票權進行表決，然后將兩種表決結果賦予一定的權重，加權平均后決定是否通過決議。這種改革方案可以兼顧基本投票權和各國認繳基金組織份額比例兩方面的因素，從而有效地把決策權從持有大額投票權成員國手中轉移到持有較少投票權成員國手中。2010年11月12日，二十國集團通過了首爾峰會宣言，確認了IMF的份額改革方案。該方案在數值上有三個大的變化：一是發達國家向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轉移超過6%的基金份額；二是新興市場化國家中的金磚四國全部進入前十名；三是中國持有的份額從3.72%升至6.39%，投票權也將從3.65%升至6.07%。至此，中國的基金擁有份額躍居全球第三，將揭開中國在國際金融舞臺上的新篇章。

（二）改進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貸款條件

IMF的貸款條件雖然受到了很多批評，但仍有其存在的必要性，應當進行改革。相比較言，事后的貸款條件比事前貸款條件更合理。盡管某些受援國面臨的危機具有一定的共性，但其初始條件及經濟結構千差萬別，因此經濟調整政策也要根據受援國國內狀況量身制定，不能一成不變。另外，在一些涉及到國家范疇的調整政策方面，IMF應當充分尊重受援國的國家，加強溝通與協調，不能貿然強制執行。此外，在考察貸款發放的依據時，要多方面考量受援國的經濟條件，制定出切實可行的階段性目標。還有一些學者提出貸款條件不應該由IMF和成員國的非正式協商來決定，而應該由受援國自己設定貸款條件，IMF執行董事會則履行審查這些條件的特定權力。除其他一些程序上的要求，條件應符合合理性的標準。若受援國提出的貸款條件達到合理性標準，IMF執行董事會則可以按照其條件對其發放貸款。但這僅僅是單方面的陳述，IMF要想做出全面、公平的判斷，必須建立在更加客觀、公證、科學的分析基礎之上。因此，給各成員國建立詳細的經濟金融檔案非常有必要的，這使得基金組織可以親自掌握第一手詳盡的資料，更加有利于IMF考察借款國的真實狀況、評估調整計劃，也更加有助于該貸款條件的有效執行。針對貸款額度有限的問題，首先，可以向新興市場國家增發特別提款權，這種方式不但可以將新興市場國家閑置的外匯儲備聚集起來，而且可以增加新的經濟增長體在IMF中的份額和投票權，這既符合現有的國際經濟狀況，也能夠在一定程度上改善IMF現有結構的缺陷。其次，作為一個超國家的機構，IMF的融資能力不應僅局限于對于動員和催化官方機構，還需要催化其他私人資本參與到危機的救援中來。私人資本參與危機救援可能有雙重效應，這就要求IMF一方面發揮國際金融市場中介和人的功能，盡可能地將債權人與債務人聚集到一起，對受援國原有債務進行重組；另一方面，提供更加合理可行的經濟改革方案，進而讓私人投資者重拾信心。2009年3月，IMF批準了對基金組織的貸款框架進行一系列重大改革，其中一項內容就是使基金組織針對所有借款人的貸款條件現代化，通過推出一個新的靈活信貸額度，實現既能保證撥付貸款的條件有所側重，又能增強向低收入成員國提供短期融資和緊急融資的需要，從而保證救助效率，幫助發展中成員國更迅速地走出危機。

（三）強化監督機制，提高透明度

為保證基金組織與各成員國的有效合作，IMF有權對國際貨幣制度進行監督，主要是對成員國匯兌安排和儲備資產政策合作義務的監督。與此同時，IMF的監督職能不能僅限于成員國的匯率政策與貨幣政策。當前形勢下，加強金融監管是防范金融危機的一個重要環節，國際社會需要一套權威、高效的國際金融監管準則。因此IMF在對全球金融市場進行監測時，應加強與相關國際機構的合作，制定一套有約束力的最低要求的金融監管規則。IMF在發表監測結果方面也應當保持更大的獨立性，使得監測結果對發達國家具有更強的約束力。同時，在《協定》中專設一條詳細地列舉出IMF的職能，并增加兜底條款，以適應發展國際金融活動對IMF的職能的需求。此外，IMF應當建立一個宏觀審慎的監督框架，將其宏觀監督職能擴展到對成員國貨幣政策及其他宏觀經濟政策的監督，使得衡量金融風險的范圍涵蓋系統性金融風險，并進一步加強了對全球宏觀經濟和金融市場的多邊監督。

作者:李昱臻 單位:山西財經大學法學院

參考文獻：

[1]王晶．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改革探析．吉林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0．

[2]藺捷．金融危機背景下IMF貸款條件性改革．國際商務研究．2011（5）．

第2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范文

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和世界銀行在華盛頓舉行的本年中期會議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面臨著一項惱人的任務：為讓機構存在下去，必須取信于自己的股東（許多代表各國政府的財政和央行官員出席了會議）。

在持續了30年的“救”和“結構調整”貸款后，出于“感恩”的目的，貧困國家開列了一大堆改革清單以示回報：自由化經濟改革、加速私有化進程、收緊銀行信用入口門檻、迅速縮減預算和公共部門服務――但近兩年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已經面臨巨大的信任危機，服務需求正在萎縮。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對東南亞和阿根廷金融危機災難性地干預使自己的信譽遭受前所未有的損失，至今未能恢復。

2005年12月中旬，巴西出人意料地宣布將提前償清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貸款，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便結束了長時間的自我滿足狀態。兩天后，阿根廷表示將采取巴西同樣的做法。與巴西相比，在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打交道的過程中，阿根廷并沒有采用更多的外交手段，阿根廷總統內斯托爾?卡洛斯?基什內爾(Nestor Kirchner)明確表示，在經歷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令人氣憤的長時間欺騙后，阿根廷終于可以從這種窘境中解脫出來。

解脫

隨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最大的債權國緊步這兩個南美國家的后塵，其他國家也競相效仿，塞爾維亞、印度尼西亞、烏拉圭和菲律賓宣布了同樣的決定。在印度尼西亞加入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四個最大的債權國中的三個已經解脫出來。據傳，四大債權國的土耳其也將在2007年年底采取同樣的政策。由于債務提前償清，可以確定的是，那些“中等收入國家”將不再給予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更多的商業機會，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也將由此面臨支付危機。今年，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將遭遇10年來的第一筆損失――100萬美元。

在結束了針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角色定位的6個月高規格討論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股東去年4月聚集在華盛頓聽取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主席羅德里戈?拉托(Rodrigo Rato)對機構定位的決定：該組織將召集全球主要經濟體討論如何減少最近出現的全球經濟巨大的不平衡問題，其中兩項重大議題將被作為討論對象，一是中國人民幣匯率，二是美國赤字――而美國由于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最大的股東，有關美國的議題一向被當作重頭。在會議上，部長和政府官員都露出微笑，宣布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將開始新的征程。

開列空頭支票

現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年終會議上機構角色定位成為世人矚目的焦點，所謂“新角色“將不能再處于不受審查的狀態。在去年會議上，與會者愉快握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關注的5大經濟體――美國、歐盟（歐盟國家使用歐元作為貨幣單位）、沙特阿拉伯、日本和中國坐在一起，對一些久拖不決的困難問題爭論不休。沒有人對媒體宣布會談結果，甚至根本沒有人提及此事。

而再華麗的外套都遮蓋不了皇帝的病態尷尬，可現在的吹捧者還在以另一種方式看待這個問題。至少日本明白，今年4月的會議還是不會達成有價值的協議，也不會出臺有價值的報告。機構的新角色定位表面上看上去能夠平息眾人的批評，但實際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失敗的記錄在這次會談上延續。

當然，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原來的一些功能將繼續保留。在許多亞洲和拉丁美洲國家宣布退出的時候，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仍將在世界最窮的國家――非洲國家，以及南美洲的哥倫比亞和東南亞國家扮演經濟總督的角色。這些國家沒有能力提前償付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貸款，仍將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正式認可”下吸引信貸資金和其他資源。

所以，拉托和他的伙伴在上兩個月里向媒體透露的兩份高回報管理報告并不是什么鼓舞人心的消息，一名由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共同任命的官員以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內部監察人員甚至都在抨擊這份報告，因為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低收入國家，特別是非洲國家的記錄不佳。

這名官員由巴西財政部長佩德羅?馬蘭(Pedro Malan)推薦，目睹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的操作過程。他建議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應該停止向低收入國家發放貸款，這樣才能切實履行世界銀行的責任。報告還提出討論“金融緩沖”問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認為低通脹目標必須堅持，而置當事國經濟增長受到損害和健康、教育問題處于危急狀態于不顧――這已經導致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摩擦日益加深。

隱情自日暴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獨立評估辦公室主持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撒哈拉非洲援助評估》，這份報告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過去30年來的邏輯體系和操作實踐提出了更多的質疑。事實上，這是自2001年機構外部和內部其他部門壓力加大后，來自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財務總監最強烈的批評意見。

在沒有采取報告所說的更多的外交手段的時候，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向非洲和全世界撒謊，吹噓自己在非洲大陸上做出業績。1999年，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結構性調整計劃”吸引了100多個國家參與，該機構還宣布了聯系到貸款的政策條件的改變。機構以新的“減貧與增長貸款”(PRGF)取代了“加強結構調整貸款”(ESAF) 計劃，政策需經過政府和社會組織的磋商才能決定。

報告顯示，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宣稱將改變機構功能，但現在機構真正做到的只是改變一下計劃名稱而已。在“加強結構調整貸款”轉換為“減貧與增長貸款”過程中，無論是操作過程還是最終的結果，都沒有發生什么分歧。而來自“股東”政府的強硬措施在反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中也沒起到什么效果，除了財政部門以外的社會組織甚至政府組織都被忽視掉了。

報告揭示，“除了制度層面上的花言巧語外，（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減少貧困和收入差距問題上并沒有采取多少切實有效的措施”。和馬蘭報告（Malan Report）一樣，在提到“金融緩沖”這一議題時，報告得出結論：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以過分保守的宏觀經濟計劃妨礙了針對撒哈拉地區援助項目的利用”。增加的大量援助常常在85%的受援國家導致超過5%的通貨膨脹。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要求下，這些援助項目徒增了受援國的外匯儲備，對這些國家人民的健康和教育并沒有帶來多少好處。

報告說，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已經在“主動動員援助資源”上面臨失敗，“在分析援助政策和援助特定對象，以及與權威人士和捐助者分享成果方面也沒有達到目的”。即使全世界的輿論都贊同“發展目標”的重要性，對國際援助有影響的基金組織內部人士也不過是世界級小丑。

而現在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合法性、中立性、信心和償付能力危機在4月份的會議上是否進行討論，我們還不得而知。但可以確定的是，這些問題將成為與會者私人談話的主題。作為國際組織的巨頭，華盛頓的指揮大樓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生存問題看來還很難確定。除非與會者中有人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值得信賴的新角色定位，否則，這個充斥著經濟學家和華盛頓房地產商的會議將給全球市場帶來災難。

作者：Soren Ambrose

第3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范文

“生存還是死亡，這是個問題。”這是莎士比亞筆下《王子復仇記》中哈姆雷特王子最經典的一句臺詞。顯然，多哈回合也陷入“哈姆雷特式”的困惑，正如印度貿易部長納斯所言，多哈回合“并未死亡，但卻處于重癥看護室與火葬場之間”。

當美歐之間為農業補貼問題糾纏不休時，當傲慢的歐洲制鞋商們為“中國鞋”奪走市場高呼制裁時，當美國國會的議員們為巨額貿易赤字耿耿于懷時……這些都直接或間接地鼓勵著談判桌上的政治家們選擇一種傾向于貿易保護主義的策略。而全球貿易額最大的成員美國也已經從世界貿易組織最強有力的推動者，變得對多邊自由貿易不那么感興趣了。美國的這種態度，對于深諳世界政治和經濟博弈格局的談判家們來說，經常具有決定性。

世界貿易組織、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這三者歷來被稱為當今世界經濟體系中的“三大支柱”。與世界貿易組織日前經歷的尷尬相比，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的日子也好不到哪里去。隨著資金狀況日益捉襟見肘，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對全球經濟決策的影響力在逐漸減弱。曾經主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美國人對其表現越來越不滿，因為它沒有辦法讓中國按照它的要求來改變貨幣政策；長期被這個多邊組織邊緣化的亞洲國家，正在通過建立自己的外匯儲備體系來使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最后擔保服務成為多余；阿根廷和巴西因為資金充裕又急于重新掌控自身經濟政策，早已提前還清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貸款。沒有了大筆利息作為主要收入來源，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預算危機也就在所難免了。

再來看看世界銀行。如今，世界銀行正在保羅?沃爾福威茨行長的帶領下，苦苦尋求出路。作為布什政府中高層智囊的沃爾福威茨，從被布什提名的那一刻起，來自歐洲與中東國家的反對聲就延綿不絕。平心而論，沃爾福威茨治理腐敗問題的主張本身合情合理，但其上任后主要的政策言論都沒有征求過手下專業人士的意見，這令不少員工對世界銀行的運作方式感到不滿。同時，他還疏遠了董事會中一些提供政府捐助的成員，令這些政府不再愿意通過世界銀行開展援助，使其作為全球性援助機構的執行力大打折扣。

第4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范文

隨著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的爆發，西方發達經濟體紛紛進入衰退期，世界經濟重心逐步向發展中國家和新興經濟體轉移。由于這些發展中國家并未在現行國際貨幣體系中獲得相應的話語權，因此他們對國際貨幣體系改革的意愿極為強烈。隨著近年來其影響力的逐漸擴大，改革的呼聲也更加高漲，發達國家已無法再忽視發展中國家的聲音，改革已勢在必行。

一、金融全球化下現行國際貨幣體系引發的問題

(一)導致短期國際資本流動加劇。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以后，國際資本流動的增長速度已超過國際貿易和國際生產的增長速度。而且隨著金融全球化的發展，短期國際投機資本數額仍在不斷膨脹。跨國資本流動，尤其是短期性國際資本規模的增長主要得益于現有的國際貨幣體系，正是現有的國際貨幣體系為短期性國際資本的流動提供了便利。反過來，跨國資本流動尤其是短期性國際資本的快速流動又強化了現行國際貨幣體系的不穩定性。這些基于套利性動機的短期國際資本總是對一國金融體系的缺陷伺機攻擊，并導致貨幣危機的爆發。隨后，當短期國際性資本大批逃離該國時，又會將貨幣危機放大成銀行危機、金融危機、甚至整個宏觀經濟的衰退。

(二)導致國際儲備供求矛盾深化。國際貨幣體系決定國際儲備體系，在現行的多元貨幣體系下，一國的儲備資產中的特別提款權、儲備頭寸和黃金儲備是相對穩定的，這時，外匯就成了一國增加國際儲備的主要手段。通常來看，外匯收入的增加來源于國際收支盈余，這樣在國際收支差額與外匯儲備的關系上，一些國際收支長期盈余的國家外匯儲備需求較低，卻出現了外匯儲備的過剩，而赤字國雖有強烈的外匯儲備需求，卻出現了外匯儲備的短缺。于是，就出現了國際收支差額對外匯儲備供給和需求兩方面的矛盾。

此外，國際儲備的供求矛盾還體現在儲備貨幣發行國與非儲備貨幣發行國的不平等上。對于儲備貨幣發行國來說，他們可以輕松的通過貨幣發行和貨幣互換來取得外匯儲備，但是他們作為發達國家往往又都是國際收支順差國，有大量的外匯儲備積累。對于非儲備貨幣發行國來說，他們只能通過增加出口來取得外匯，但是這些國家往往是發展中國家，出口能力有限。這樣，在國際儲備的管理中，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的處境形成強烈反差，迫切需要儲備的國家面臨儲備短缺，而不需要儲備的國家反而出現儲備過剩。

(三)導致國際收支調節混亂。多元化的國際收支調節機制允許各國在國際收支不平衡時可采用不同調節方式，但除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的調節外，其他幾種調節方式都由逆差國自行調節，并且國際上對這種自行調節沒有任何的制度約束或支持，也不存在政策協調機制和監督機制。雖然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的調節有一定的作用，但是在現行國際貨幣體系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職能已經發生了異化，他的主要義務由布雷頓森林體系下維護固定匯率、為嚴重逆差國提供資金援助及協助建立成員國之間經常項目交易的多邊支付體系，轉移到了維持貨幣的自由匯兌，因為他假定自由浮動的匯率具有自動調節國際收支的功能，無需過多干預。這樣，當部分逆差國出現長期逆差時，由于制度上無任何約束或設計來促使逆差國或幫助逆差國恢復國際收支平衡，逆差國只能依靠引進短期資本來平衡逆差，而大量短期資本的流入為金融危機的爆發埋下了隱患。在國際收支調節問題上的這種混亂狀態，成為了現行國際貨幣體系與經濟全球化發展趨勢矛盾的集中體現。

二、國際貨幣體系改革構想

(一)提高特別提款權的地位和作用。早在1969年布雷頓森林體系的缺陷暴露之初，基金組織就創設了具有超貨幣性質的特別提款權，以緩解貨幣作為儲備貨幣的內在風險。超儲備貨幣不僅克服了信用貨幣的內在缺陷，也為調節全球流動性提供了可能。由于特別提款權具有超儲備貨幣的特征和潛力，它的擴大發行有利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克服在經費、話語權和代表權改革方面所面臨的困難。當一國貨幣不再作為全球貿易的尺度和參照基準時，該國匯率政策對失衡的調節效果會大大增強。這些能極大地降低未來危機發生的風險，增強危機處理的能力。因此，當前改革國際貨幣體系的首要任務是著力推動改革特別提款權的分配，考慮充分發揮特別提款權的作用，實現對現有儲備貨幣全球流動性的調控，這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方面改革不合理的份額制，應綜合考慮一國國際收支狀態和經濟規模來調整份額，以此來降低某些經濟大國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絕對控制;另一方面繼續增加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基金份額，擴大其資金實力，以便有足夠的可動用資金來應對危機。

(二)改革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職能和作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作為現行國際貨幣體系重要的載體，理應發揮更重要的作用，但現行國際貨幣體系的演變，使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職能被弱化和異化，因此有必要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進行廣泛的改革。(1)擴大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提供援助的范圍，強化其國際最終貸款人的職能。在經濟全球化大背景下缺乏一個國際的最終貸款人，顯然是難以應付國際貨幣危機的;(2)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實行資金援助時，不僅要考慮恢復受援助國的對外清償能力，還要考慮促進其經濟發展。這就要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應改變將短期內恢復受援國償付能力作為唯一目標的做法，并把重點放在危機防范而不是補救上;(3)增強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監測和信息功能。當成員國經濟出現問題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有義務對成員國內經濟政策提供建議，并為投資者和市場主體提供準確及時的信息;(4)促進交流與合作。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加強與成員國交流的同時，還應積極促進成員國之間或成員國與其他組織之間的交流與合作。

第5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范文

關鍵詞:SDR 國際儲備 貨幣體系

我國在20國峰會上提出要改革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特別提款權(SDR)，建議拓寬其使用范圍，使其能成為國際貿易和金融交易公認的支付手段，以增加人民幣的發言權。本文旨在對現階段SDR作為基礎國際儲備的意義、存在問題及發展建議三個方面進行探討。

SDR作為基礎國際儲備貨幣的意義

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金融計劃和運作處提供的資料說明，SDR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于1969年創設的一種儲備資產和記賬單位，亦稱“紙黃金”，最初是為了支持布雷頓森林體系而創設，后稱為“特別提款權”。經過多年調整，目前以美元、歐元、日元和英鎊四種貨幣綜合成為一個“一籃子”計價單位。

成員國擁有的特別提款權可以在發生國際收支逆差時，用來向基金組織指定的其它會員國換取外匯，以償付國際收支逆差或償還基金組織貸款。特別提款權還可與黃金、自由兌換貨幣一樣充當國際儲備。SDR涉及國際結算作為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記價單位，SDR并不是真實的貨幣，使用時必須先換成其它貨幣，并且不能直接用于貿易或非貿易的支付。

雖然，多數專家和學者認為美元資產在國際儲備中的地位依然牢固，但美元作為主權性儲備資產在金融動蕩中推波助瀾的角色扮演是不容質疑的。構建全球性的儲備體系，從擴大SDR的作用入手，當然是美元到非主權貨幣的過渡，畢竟SDR還是參考了一籃子貨幣。因此，SDR在國際儲備中的意義不僅僅限于維護金融的穩定，也在于增加兌換貨幣的流動性。在國際貨幣體系一旦發生嚴重危機時，SDR的特性使得它能提供一道極有價值的防線。正因為SDR通用于全世界，促使它區別于一直構想中的亞元，可以逾越區域貨幣在政治上的隔閡。

SDR作為基礎國際儲備的問題

(一)SDR分配困難

目前，IMF的SDR僅集中分配了兩次，且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的分配比例極不平衡。1994年，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總裁庫德勒及其高級官員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臨時委員會馬德里會議上主張進行第三輪SDR分配，但是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存在著很大分歧，發達國家認為分配具有通脹性，而目前不存在對補充國際儲備資產的長期全球性需求。為此，發達國家主張盡可能限制SDR的廣泛分配。發展中國家主張盡可能廣泛分配，反對選擇性分配。

(二)SDR用途有限

SDR方便了各國政府間的交往，但在各國官方機構持有SDR時，其主要目的是為了干預外匯市場以維持利率穩定，這就注定SDR無法直接用于商品的或是金融的市場進行交易，SDR是由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自行創設，并沒有充足和真實的價值后盾，它只是一種觀念上的“貨幣”資產，因而不能成為各國普遍接受的“世界貨幣”，其本質特征限制了它更好地發揮作用。特別提款權它具有價值尺度、支付手段、貯藏手段職能，而沒有流通手段職能，因而不能被私人直接用于媒介國際商品，所以它不是一種完全的貨幣。

(三)SDR的利率水平低

雖然SDR的利率是短期的，但其使用可以是無限期的，因而可以這么理解:SDR的使用國僅需支付短期利息，卻可以獲得長期貸款，而與之相對應的SDR的放款國必然要蒙受利息上的損失，即持有超額的SDR的國家，必將面臨利率的損失，這就限制了SDR的使用。

SDR作為基礎國際儲備的發展建議

拓展SDR的使用空間。要使SDR成為主要的儲備資產，當務之急是擴大SDR的使用，使之成為能直接對外支付的交易媒介，其關鍵在于增強SDR的流動性，為此，應該允許官方部門和私人部門之間相互轉讓SDR，鼓勵私人部門持有和使用SDR，從而消除流通障礙。在這個過程中還可以建立SDR的緣起市場，以促進其流動性。

應該提升IMF的權威性。SDR作用的進一步擴大，有賴于IMF作為世界性中央銀行權威地位的確立，這意味著各國放棄部分貨幣主權，而且應有相關國家的合作與政治經濟支持。

讓發展中國家擁有更多SDR份額。擴大發展中國家SDR的擁有份額，能夠提高SDRs的邊際效用，從世界資源的開發、利用的角度講，有利于達到資源配置的帕雷托最優。隨著發展中國家實際持有的國際儲備量的增加，其資信也能改善，穩定也能改善，籌資能力相應提高。這對于防止債務危機的進一步深化，穩定國際金融局勢必將起到有力的推動作用。作為世界第三大經濟體，GDP權重的做法將大為提高中國的影響力。

參考文獻

1.吳曉靈.中國外匯管理[M].中國金融出版社，2002

第6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范文

最近幾個月，中國加快了人民幣加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特別提款權（SDR）成分貨幣的步伐。特別提款權是一種合成的準貨幣，由一籃子廣泛交易的貨幣組成。它被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用于記賬，并作為在成員國之間分配資產的一種工具。它幾乎不用在私人交易和融資上。然而，特別提款權代表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認可，證明有關貨幣具備成為國際儲備貨幣的必備特質。

中國政府曾經對人民幣的使用實施嚴格限制。當局似乎認為一種與外界隔絕的貨幣對國內貨幣和財政政策所帶來的控制要比全面參與全球金融市場所帶來的潛在好處更加重要。但近年來，政府態度發生了轉變，推行以市場為導向的經濟改革和更加外向的外交政策，包括采取鼓勵人民幣廣泛使用等措施。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最近對特別提款權結構的回顧，中國政府在2010年已經爭取把人民幣納入特別提款權，但當時被投票否決。我們認為，在預定于2015年10月舉行的會議上，人民幣成功通過的希望似乎較高。

對中國的潛在利好

儲備貨幣地位和人民幣國際化可能為中國帶來諸多重要好處，包括潛在降低借貸成本及促進中國企業的海外擴張，允許鐵礦石等主要大宗商品的跨境合同以人民幣作為計價貨幣，從而減輕美元定價所引起的外匯風險，最重要的是，為中國龐大的外匯儲備中的一部分以更具經濟效益的方式調整部署開放了大門。可想而知，后者能夠刺激中國乃至全球范圍內更進一步的經濟增長。與中國相比，其他儲備貨幣國家的儲備占其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遠遠更少，美國當前無需儲備也能有效運作，而中國的“一帶一路”和“新絲綢之路”宏偉倡議等旨在修建與鄰國相連貿易基礎設施的海外投資項目，以及各種私營部門計劃，能夠為捆綁在外幣存款和美國國庫債券中的資源帶來有吸引力的新用途。

要成為特別提款權貨幣，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主要要求是在全球貿易中占有重要份額，并要求可以“自由使用”。而“自由使用”進一步細分為“廣泛使用”和“廣泛交易”兩重涵義。2010年，人民幣已經在全球交易中廣泛使用，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認為該貨幣尚未達到“自由使用”的標準。當時，人民幣不是國際上自由兌換的貨幣。人民幣對其他貨幣的匯率受到中國政府的嚴密操控。人民幣的另一種形式被稱為“離岸人民幣”，可在少數幾家位于香港的銀行使用，但用在交易時相比其他貨幣顯得較為繁瑣，而且其幣值也不同于在岸人民幣在外匯市場上的幣值。

自2010年以來，情況發生了重大變化，改革的進程不斷加快。采用人民幣交易的離岸中心數目激增，而在上海自由貿易區（簡稱“自貿區”），內地企業和關聯離岸公司之間只需遵循少量限制就可以進行貨幣交易。與此同時，在邁向國內銀行體系改革的進程中，中國人民銀行（簡稱“中國央行”）實行了放寬利率和引入存款保險制度的措施，從而在創建一個全面參與國際金融資金流的系統進程中樹立了兩個重要里程碑。重要的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許多權威機構相信人民幣具有公平的估值。儲備貨幣地位將意味著當前人民幣與美元掛鉤的關系終止。

貨幣新聯系

在2014年下半年開通的滬港通被視為人民幣國際化進程中的一項重大舉措。該機制允許外國投資者自由投資于原先僅限具備特定許可的中國公民或外籍人士才能投資的中國A股市場，以及允許內地投資者在面向國際交易的香港市場上買賣股票。然而，初期的影響力低于預期，在獲準的每日交易額度中，只有小部分得到利用。2015年4月，隨著政府宣布允許內地基金公司買入香港股票（估值明顯更低）的措施，情況發生了轉變。而個人使用滬港通的限制也得到放寬。隨著該措施的細節公布，滬港通的使用量急劇上升，使得交易額度在某些情況下出現超量的情況，并持續遠高于過去的水平。五月份，政府也宣布計劃推出“基金互認”方案，為內地與香港兩地的基金公司在對方市場上推出基金開啟了渠道。隨著基金互認生效，我們相信中國內地投資者將最為受益，因為帶來了更多的投資選擇。最近的這些改革進展也有助于上海股票市場更緊密地融入全球金融市場，從而顯著擴大人民幣在全球范圍內的有效使用。

展望未來，中國央行將于2015年下半年推出全面“有管理的可兌換”措施，預測將會開通香港和深圳股票交易所之間的股票互通，并把上海推出的貨幣交易自由措施擴大到其他自貿區，并最終覆蓋全國。此外，我們認為中國國際支付系統（CIPS）計劃的引入，為人民幣國際支付創建了一個全球結算場所，顯著提高了人民幣使用的寬松度，進一步把人民幣放到了與其他全球貨幣平起平坐的位置。在這方面，某些管制措施可能會保留，如反洗錢和恐怖融資的監控、避免外債過剩和貨幣錯配、短期投機資金的管理、以及改善國際收支平衡統計和監測等。

此外，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可能會意識到，成為世界金融體系中的正式成員是推動中國金融改革的一個重要因素，中國政府不會冒險去為國內反對改革的人士提供機會，避免使得看似極其符合西方投資者和中國投資者自身利益的這樣一個過程變得復雜化。國際企業似乎已經用實際行動支持了人民幣國際化的趨勢。由經濟學人智庫為安理國際律師事務所（Allen&Overy）所作的調查顯示，大約50%的受訪高管預期人民幣使用量至少增長一倍，而45%在去年已經使用人民幣進行跨境交易，而此前12個月的比例僅為21%。我們認為，人民幣進一步走向完全自由兌換將有助于推動該進程的加快發展。

因此，隨著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新開發銀行和中國國際支付系統的出臺，并伴隨人民幣納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特別提款權，為其成為世界主要儲備貨幣之一清除障礙，到2015年年底國際金融格局可能發生改變。與此同時，中國A股市場可能很快就會成為全球股市指標的一個組成部分。因此，中國與全球金融體系的聯系將會變得比目前遠遠更加緊密，并成為當中的重要組成成分。我們相信，這些事態發展和促成這些事實的一系列改革為國際投資者帶來了重要的長線機會，并將大幅提升新興市場經濟體的整體地位。

第7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范文

關鍵詞：超主權貨幣;國際貨幣;儲備體系

一、美國是否愿意放棄美元國際貨幣的地位

一國貨幣充當國際貨幣有哪些好處呢？簡單的講，該國可以避免匯率風險，如果一國用自己的貨幣來做對外貿易的結算，就可以避免匯率波動的風險，而把風險留給他國。熟不知，這只是國際貨幣的蠅頭小利，鑄幣稅收入才是它的第一大利益。

鑄幣稅為政府由于印制貨幣的壟斷權而獲得的收入，主要指政府通過印制貨幣所獲得的購買力。這不難理解，想想中國正是通過低廉的勞動力，透支的環境資源來換取不斷增長的巨額外匯儲備，拉動了中國30年的GDP高速增長，一舉成為“世界工廠”。而美國只需開動印鈔機，印制鈔票來購買中國的制成品和中東的石油。在眼下金融風暴的關鍵時期，美國更是大肆印制美元來購買其國內金融機構的有毒資產，在全球引起了廣泛的討論。與鑄幣稅相關的是通貨膨脹稅，它指貨幣持有者由于通貨膨脹而遭受的資本損失。在居民持有的經物價調整后的實際貨幣數量不變的場合，鑄幣稅就等于通貨膨脹稅。政府鑄幣稅的實質就是收入從居民手里向政府轉移，這正是全世界討伐美元的原因，美國發出大量基礎貨幣，其他國家的財富就隱蔽地流向了美國政府，為美國的金融危機買單。

國際貨幣發行國的利益還體現為，增加發行國金融服務業的需求和收益，因為發行國的金融機構在國際上經營本幣業務的競爭力比其他國家的金融機構占優勢；國際貨幣的地位可以大大提高發行國在世界經濟和政治中的影響力。

當然，充當國際貨幣也是有成本的，比如發行國有責任維護全球金融體系的穩定；全球的國家都需要國際貨幣，那么發行國就需要通過貿易赤字輸出貨幣，但貿易赤字的過度積累，必然會導致各國對國際貨幣的擔憂，進而引發國際貨幣的危機和國際貨幣體系的崩潰。

總的來講，充當國際貨幣的角色是利大于弊，而且是利遠大于弊。這也就決定了美元絕不會輕易讓出國際貨幣的地位。 轉貼于

二、目前有沒有其他貨幣能替代美元

我們看現在的世界經濟格局，美國雖然深陷金融危機中，但瘦死的駱駝比馬大，它仍然是無可爭議的超級大國，一方面，它有成熟的金融市場和完善的金融監管，是世界上吸引外資的最多的國家；另一方面，美國有強大的高科技實力和軍事力量，這足以為美元的國際貨幣地位保駕護航。其實，在美元擔當國際貨幣的時期中，美國已成功地阻止了日元和歐元的國際化，使得日本陷入長達十余年的經濟衰退期，歐盟各國財政政策分而治之，而美元依然在國際貨幣的寶座中巋然不動。美元的強大由此可見。

三、超主權儲備貨幣是否切實可行

既然單一的貨幣不足以替代美元，為什么不用一籃子貨幣去完成這個任務呢。這就是超主權儲備貨幣的核心思想。按照央行行長周小川的設想，可以擴大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特別提款權，將其變為超主權儲備貨幣。收支盈余的國家將部分外匯儲備交由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集中管理。不能說超主權儲備貨幣有多么的新穎，畢竟它只是對特別提款權的發展。特別提款權創建于1969年，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支持的一種合成貨幣單位，代表一籃子實際貨幣。它的價值按美元、歐元、日元和英鎊等貨幣的加權平均來計算。

超主權儲備貨幣是否能實現，通過特別提款權40年來在主權國家的國際儲備體系中的變化就能瞧出一些端倪。主權國家的國際儲備主要由黃金、特別提款權、和外匯構成，在1970年代，各國國際儲備中黃金儲備普遍超過了40%，特別提款權也一度占據了5%—8%的份額，其余為外匯。由于美元泛濫，到目前為止，國際儲備體系中外匯儲備超過了85%特別提款權被邊緣化到約0.5%。既然特別提款權的40年如此慘淡，那么由它演變而來的超主權儲備貨幣又真的有實力替代美元嗎？

第8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范文

[關鍵詞]SDR；人民幣；外匯資產管理

doi：10.3969/j.issn.1673 - 0194.2017.06.072

[中圖分類號]F832.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3-0194（2017）06-0-02

SDR（Special Drawing Right）即特別提款權，它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早在1969年就創立的一種儲備資產與記賬單位，設立SDR的主要目的是解決國際金融流通性及貨幣體系不對稱等問題。20世紀60年代，美國爆發金融危機，當時的布雷頓森林貨幣體系（美元體系）在危機中暴露出了嚴重的缺陷，這讓業界明白，單純以一種貨幣作為國際貨幣體系主體組成部分是不夠穩定可靠的，它已經無法適應當時的國際貨幣體系及金融發展新形勢，因此，SDR應運而生。

1 關于SDR

1.1 SDR的基本概述

SDR首次出現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1969年重新修訂并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協定》中，它的出現不但解決了貨幣體系中國際流動性不足這一問題，也為資產儲備的合理、公平分配提供了更多契機。相比于其他儲備資產，SDR是存在不同之處的，首先，它本身不具有任何內在價值，它僅代表賬面資產，不代表真正貨幣；另外，SDR不會像黃金外匯一樣通過各種貿易或非貿易手段交易獲取，更不像頭寸一樣以繳納份額為基本基礎，它是由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以份額形式圍繞會員國進行無償分配的；再者，SDR其功能僅作用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成員國范圍內，而且嚴禁私人部門持有并用于他用。

1.2 SDR的基本功能

從金融經濟角度講，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設置SDR就是希望以此來分配給會員國相應的國際收支逆差資金使用權限。當會員國獲得SDR權限以后，他們可以將其列為本國的外匯儲備資產，即國際儲備。一旦國家發生國際收支逆差，就可以采用SDR付逆差、換取外匯，甚至償付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支付利息及貸款，實現遠期交易、貸款擔保等重要金融活動。可以這樣講，SDR是一種超的國際儲備貨幣形式，目前它已經在部分上取代了美元的國際貨幣職能，逐漸轉型為世界貨幣的角色，為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會員國之間提供無障礙的交易及業務實行環境。

2 人民幣加入SDR為我國金融資產管理帶來的變化

SDR在出現以后就與黃金脫鉤，并被賦予了“一籃子貨幣”的屬性，它完全按照官方比例計算貨幣比例。例如在人民幣加入SDR之前，美元、歐元、英鎊及日元的占比分別為41.9%、37.4%、11.3%和9.4%，人民幣加入之后，這一比例則變為41.73%、30.93%、8.09%和8.33%，各大貨幣均有一定降幅，而人民幣占比則為10.92%。可以見得，人民幣剛剛加入SDR后，就對世界經濟格局演變起到了一定的推動作用，同時它也加快了國內金融改革的前進步伐。

在人民幣加入SDR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及美國都敦促中國要進一步放寬資本項目管制，建議中國取消有關證券交易、個人跨境投資、衍生品交易等方面的經濟限制，而且，加入SDR也使我國經濟正式進入了“新常態”，它預示著我國人民幣單邊升值周期的環境已經告一段落，國家政策也必須基于金融穩定與金融自由開放之間尋找平衡點，以利于對金融改革節奏的合理掌控。從外匯資產管理的角度看，我國在2014年的人民幣跨境收支僅占外匯跨境收支的23.2%，但到了2016年，這一比例已經上升至34%，這說明SDR加快了人民幣金融的多層次資本市場的發展步伐，它也明顯提高了我國金融直接融資的比重，化解了高概率風險，并實現了金融資源的國際市場化優化配置。在人民幣加入SDR后，我國外匯資產管理安全性與流動性將得到進一步提升，金融市場雙向化開放水平也會得到大幅改善。

3 人民幣加入SDR后的外匯資產管理分析

人民幣加入SDR后，從本質上改善了其在國際貿易結算中的有效范疇，也相對大幅緩解了人民幣所引發的通貨膨脹壓力。現如今，我國正在倡導實施“一帶一路”政策，人民幣加入SDR這一利好，也將便于“一帶一路”中諸多國際化戰略的有效實施。當然，人民幣國際化雖然利好較多，但它也為我國外匯資產管理帶來了新問題，筆者認為只有做好以下4點內容，外匯資產管理工作才能將人民幣國際化之于我國金融發展的現實優勢發揮到最大。

3.1 防范進出口貿易結算風險

我國需要在出口業務中選擇以美元進行結算，或者為結算貨幣匯率變動簽署相應的損失分擔條約，確保貨幣結算風險能夠由買賣雙方共同承擔，做到真正有效的開展貿易融資業務并控制風險。具體來講，對于進出口貿易結算風險的防范，我國應做到以下3點。第一，要做好對進出口客戶的資信調查，對于那些資信狀況較差且經營狀況較差的進出口企業，應該拒絕辦理相關融資或擔保業務。必要時，也可以基于相關擔保或抵押手續來保證意外狀況不會發生，且發生時也要做到依法追索。第二，要爭取時效，強化復核及業務全過程監控，我國對進出口貿易結算風險始終要保持清醒頭腦，嚴格按照規定要求來辦理各項業務，對于特別批注條款要做到小心謹慎。第三，要做到對出口商品的運輸保險管理，為進出口貿易結算風險提前掃清障礙，避免任何危及貿易融資損失問題的出現。

3.2 對外匯儲備幣種的合理配置

人民幣加入SDR后，我國企業更要強化對外匯儲備幣種的合理配置，以此來間接強化對外匯資產問題的有效解決。從全球經濟體系來看，貨幣統治地位與國家經濟實力息息相關，諸如美國的經濟市場體系在發展方面彈性十足，其企業創新能力也比其他國家更強。因此，美元在各國外匯儲備及外匯資產管理上也占有本位位置。為此，我國企業在持有并管理外匯資產時，應該做好對外匯儲備幣種的合理配置，結合自身的業務需求，對外匯幣種實施多樣化管理，以為企業在進出口貿易過程中獲取最大的經濟收益。

3.3 提升國際化投資管理水平

我國企業應該在人民幣加入SDR后，進一步提升國家化的投資水平，因為人民幣加入SDR本身就為國內企業帶來了全球化投資的便捷途徑，企業自身更應該加以合理利用，在海外尋求優良資產，擴大自身的全球化經濟陣營，解決傳統海外投資可能存在的對沖經營風險。以李嘉誠為例，他從2000年便開始投資英國企業，并斥資36億英鎊在英國買下電信運營牌照，通過電信企業直接深入英國水務、電網、管道燃氣、鐵路包括機場等領域，實現了對英國經濟市場的全面抄底。這種做法對眾多中國企業而言，無疑是一種莫大的啟發，但實際上他的行為也非常大膽，這是因為中國企業在進行海外投資時，也必須注意投資風險的有效規避，選擇適合企業自身經營項目及狀況的投資地區或國家、規范的市場和相對寬松的金融環境，抓住區域優勢并進行合法投資。就目前來看，許多國內企業更愿意聯合海外企業共同打造海外產業園，共同發展連鎖企業，形成集群式新經營模式，比如我五礦聯合的中信金屬，其投資了秘魯、厄瓜多爾等南美國家，為企業國家化投資水平的提升奠定了強大的海外經濟基礎。

3.4 優化國際化融資管理

國際化融資管理是國內企業必須在新形勢下進行優化的項目。由于人民幣加入SDR，利率市場化發生了變革，許多企業可能在傳統融資困境中無法自拔，因此，國內企業應該考慮借助國際化資本項目拓展經營發展路徑，在海外尋求更多的低成本融資機會，并在保外貸款業務方面進行有效優化，為外匯資產進行有效的擔保，為企業國際化融資開路。當然，國際化融資對企業而言并非全是利好，因為一旦人民幣貶值，國際化融資在計算還款成本之余，還必須要考慮匯率損失部分，這可能會為某些中小企業帶來人民幣貶值的損益，不利于其穩定發展。

4 結 語

人民幣能夠加入SDR就目前看來，對外匯儲備及相關資產管理應該是水到渠成的發展過程，它對我國的經濟規模、貿易規模以及金融體系發展都具有推動作用。當然，伴隨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政策的正式實施，人民幣國際化政策也將越來越多，其國際化程度必然會日益加深，這對我國未來的進出口貿易乃至整體經濟格局優化都是非常值得期待的。

主要參考文獻

[1]劉志鵬.人民幣加入SDR后的外匯資產管理[J].今日工程機械，2016（1）.

第9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范文

【關鍵詞】布雷頓森林體系 外匯管制 匯率 離岸金融市場 國際金融法

第二次世界大戰導致了國際資源的嚴重枯竭，國際社會秩序混亂不堪，貨幣秩序更是無從談起。在國際經濟結構受到巨大沖擊之后，各國在美國的促成下，為重建國際貨幣金融秩序展開積極討論，并共同簽訂了《國際貨幣基金協定》和《國際復興開發銀行協定》，簡稱“布雷頓森林體系”。這一全新的貨幣體系在確定了美元在國際貨幣制度中霸權地位的同時，也為國際金融法制度的完善加入了一劑強心劑。

一、對外匯管制制度的影響

任何國際貨幣體系的基本原則是促進實際貿易和投資[1]，因此，一個體系的成功與否可用有多少投資限制，以及與其密切聯系的外匯管制來衡量。布雷頓森林貨幣體系的建立，使美國成為資本主義世界的主要國際支付手段和儲備貨幣，既彌補了國際清償能力的不足，也消除了影響國際商品流通的障礙，促進了當時的國際貿易發展[2]。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自成立起就致力于推動成員國放棄外匯管制，基于時局考慮，也給予會員國一定的“喘息期”。按照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協定，成員國應承擔義務——自協定生效后的3～5年過渡時期終了之日起廢除外匯管制，實行貨幣自由兌換。但是，直至1952年3月過渡時期結束時，基金組織為此進行的努力仍然無法得到認可。直到1958年12月的末幾天，西歐10國終于宣布恢復其貨幣可兌性，以“兩掛鉤一固定”為特征的多邊自由匯兌體系才投入正常運作。然而，由于在1958年12月以前，絕大多數國家的貨幣不可自由兌換，基礎不牢靠，“兩掛鉤一固定”體制雖勉強設立但仍形同虛設，使得布雷頓森林體系處于近乎癱瘓的狀態[3]。

然而我們遺憾地看到，布雷頓森林體系之后，許多國家雖然放棄了對經常性項目的管制，但仍保持著對外匯資金的嚴苛管制，外匯管制法的地位不減反增，得以鞏固——各國清楚地認識到，作為保護本國新興工業和國內金融市場的一個重要手段，外匯管制制度同時在保護貨幣以及穩定物價上也起到了相當重要的作用。布雷頓森林體系的教訓告訴我們，如果不及時減小各國外匯管制的力度，制度不夠開放，國際金融的一體化進程寸步難行，甚至使國際金融秩序陷入無序。

二、對匯率法律制度的影響

依照國家貨幣原則，國家獨立自主地確定和條橫本國貨幣與他國貨幣的關系，包括建立同他國貨幣間的關系、管理本國與外幣的交易、調高或者調低匯率以及定值方法的確定，這是一國的行為，他國不得輕易干涉和反對[4]。但隨著布雷頓森林體系的產物——國際貨幣基金協定——的誕生，匯率問題被納入了國際法的調整范圍，形成了匯率的成文國際法律制度。

布雷頓森林體系建立起來的固定匯率制，避免了國際投資中的匯率風險，由此資本在市場上的流動性，促進世界經濟的高速發展。正因如此，歐洲、日本以及許多東南亞國家在二戰后經濟才得以迅速復興并騰飛。另外，按照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協定，除非系糾正根本性不平衡所必需，成員國不得擅自改變匯率。這一規定使得處于國際收支困難的國家可以接受基金組織的援助，改變匯率又不致引起他國競爭性貶值的報復。這也使固定匯率制并未顯得過于僵化。

與此同時，雖然美國因布雷頓森林體系的推行掌握了世界貨幣體系的主導權，但實行固定匯率制使得美國無法隨意大規模增發貨幣進行世界范圍內的掠奪，成了對國際金融制度最好的規制，也給其他成員國服下了定心丸。

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之后，主要經濟大國開始實行浮動匯率， 一個動蕩不安的時代就此開始——國際金融的無序狀態愈演愈烈，套匯、套利等短線投機活動大量泛濫，動蕩和混亂不時侵擾金融市場，貨幣債務危機層出不窮[5]。于是，各國開始反思匯率法律制度的改進，也意識到固定匯率制雖較為死板，但畢竟能夠維持金融、經濟發展的穩定。因此，作為人類歷史上第一次通過正式法律文件進行國際貨幣合作的成果，固定匯率制雖然因美元獨霸地位而使其失去公正的基礎，但也不可否認，為各國恢復受戰爭重創的經濟發揮過積極作用[6]。

在體系崩潰之后的很長一段時間內，多數亞洲國家實行“軟釘住”匯率制度以規避風險。在97年亞洲金融危機之后，雖然各國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呼吁下“從側重釘住匯率制度逐步向富于彈性的匯率制度轉移”，但事實上大多數亞洲國家依然實行的是釘住美元的固定匯率制度。對這些國家來說，這不僅有利于投資者和商業銀行規避外匯風險，也有利于中央銀行穩定國內物價[7]。即便匯率法律制度參照一籃子貨幣、根據市場的基礎供求關系來進行浮動，在布雷頓森林體系之后，各國仍須以美元為中心展開國際金融、貿易交易。

三、對離岸金融體系的建立起到推動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