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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翻開臺灣關于華裔美國文學作品能夠清楚地看到其在研究華裔美國文學上呈現出一種過分依賴美國批評動向的路線,過多地采用美國多元文化中的后殖民主義、女性主義、少數族裔文化等研究理論去研究華裔美國文學,偏離了華裔美國文化的獨特價值和理論意義。這樣不僅沒有形成臺灣獨特的華裔美國文化的視角,也沒能抓住華裔美國文化的核心和主流,無法彰顯華裔美國文化的獨特魅力。產生這種現象的根本原因與學者本身的求學經歷有關,臺灣研究華裔美國文學的學者大部分都曾有美國留學經歷,或者在美國完成華裔美國文化的碩士、博士論文,深受美國文化的影響,他們對美國國內的批評動向非常敏感,聯系緊密。盡管如此,臺灣對華裔美國文學的研究也取得了較高的成績,對大陸研究美國華裔文學起到了一定的推動作用。臺灣學者開創性研究華裔美國文學并取得的諸多成績和創建的基礎框架,為后學者研究華裔美國文學奠定了基礎。
二、具有“文化中國”情節的大陸視角
大陸對華裔美國文學的研究較晚一些,主要在上世紀80年代開始有所了解,到90年代大陸所有關于華裔美國文學的論文一共不超過5篇。大陸最初對華裔美國文學的研究并不是純粹自己的見解,或多或少地會受到美國本土多元文化和臺灣學者對華裔美國文學理解的影響,這一階段屬于大陸研究華裔美國文學的探索階段。經過十多年的努力,大陸對華裔美國文學研究逐漸開始發出自己的聲音,為華裔美國文學多元化的發展注入新的思想。國內對華裔美國文學的研究并不像中國臺灣境內的學者那樣“步調統一”,在對華裔美國文學的思考研究方面,出現了兩類不同文學背景的研究學者:一類是以中文文學為研究背景主要研究海外文學的中文系學者,另一類則是以英語文學為研究背景研究華裔美國文學的英語系學者。大陸對海外文學的研究開始階段主要是對一些包括香港、澳門在內的小范圍的海外華人的中文作品進行研究。隨著對海外文學研究的不斷深入,除了對港臺地區的海外文學感興趣外,逐漸向世界范圍內所有華人文學研究擴展,包括東南亞文學、新加坡、北美、歐洲、澳大利亞、加拿大等華人聚集比較密集的國家和地區。相較于以英語系學者為主要研究人員的中文系海外文學研究,研究成員隊伍更加龐大,具有非常深厚的中國本土文學的文化內涵。他們在研究華裔美國文學的過程始終以“文化中國”的角度切入,分析、理解華裔美國文學,并且試圖將海外華人文學與母語文學緊密聯系起來。他們發表的多篇博士論文和文學著作一定程度上推動了華裔美國文學的多元化研究。與中文系研究海外文學研究隊伍不同,由英語系組成的研究華裔美國文學的研究隊伍最初是以翻譯華裔美國文學為主線,側重于將中國文學與華裔美國文學進行對比。恰逢21世紀初,大陸對華裔美國文學的研究進入到了持續升溫的時期,大陸境內各個大學、期刊紛紛設立華裔美國文學研究機構或者期刊專欄,關于華裔美國文學的論文和文學作品已增加到近兩百篇。這樣,華裔美國文學也漸漸進入到了國內大學英語語言學習的課程,為英語系培養了一批專門研究華裔美國文學的碩士、博士,并且取得了很大成績。無論是中文系的海外文學研究還是英語系的華裔美國文學的研究,都是從華裔文學的屬性入手,強調其與中國文化的淵源,分析中國文化對華裔美國文學的引導和向度。從近幾年發表的有關華裔美國文學作品可以看出,其主題已不再僅僅以華裔美國文學為主要方向,一般都要與“中國文化”、“中國文學創作”、“外國文學與中國文學的交融與沖突”等角度一同展開。在大陸,雖然對華裔美國文學的研究還在持續升溫,但都與國內本土文化的主流思想是一致的,那就是無論是美國還是其他地區,華人對自己故鄉的思念和中華文化的深深烙印是不隨時間和空間改變的。
三、美國多元文化下華裔美國文化的差異文化政治
人都是一樣的,無論到了什么地方始終不變的是自己民族文化的深深影響和思想觀念。美國自稱是一個自由國家,也是一個移民大國,隨著移民而來的是多元文化的相互碰撞、沖突、融合、創新,這就像一個文化熔爐維系著美國多元文化的發展。但是美國國土無論多么的開放、自由,美國社會各民族的特點、民族的文化價值思想和民族精神是無法完全融合、同化的。各民族都有自己的服飾、語言、思想和政治觀念,他們對一些主流的美國政治觀念并非完全能夠接受,因而形成了美國多元文化下的差異文化政治。在一個多元化語境之下,美國文化試圖通過同化的方式來消除民族的文化差異和不同的政治觀念。如果美國完全丟棄族裔的文化特點,而以白人種族文化作為文化同化的方向,勢必是一種文化霸權主義,所謂的文化多元主義只不過是一紙空談。差異文化政治最主要的特點是思想上的多元化,避免單一性和同質性,新時期的差異文化政治要求文化的知識性、文化性和政治性。對華裔美國文學,貫穿整個文化脈絡的是在中國文化中根深蒂固的儒家文化,對美國主流的文化來講,華裔美國文學是少數族裔的文化傳統。但是無論文化差異沖突和融合,華裔美國文化應該呈現出一種具有正面、正統中國儒家文化和獨特的政治思想。在美國多元文化的大背景下,開創出具有獨特地位、背景的自己族裔文化的文學成就,并能夠形成影響美國文化,贏得自己生存空間的獨樹一幟的差異文化政治。
四、中國文化與華裔美國文化
一、我國外匯積累現狀
我國自改革開放以來,整個八十年代,外匯儲備都很小,此時積極擴大外匯儲備規模成為整個社會的共識,因此有關外匯儲備規模問題未引起人們的關注。而進入九十年代以后,我國外匯儲備規模迅速擴大:從1990年首次突破百億大關,達到110.93億美元,到1996年突破千億大關,再到2004年位居世界第二(日本第一),2006年3月底我國外匯儲備達到8751億美元,位居世界第一。我國外匯儲備規模快速增長的局面是由各種因素促成的,主要原因有:
(一)歷史因素。在外匯短缺和計劃經濟條件下,長期以來,我國經濟形成了涉外經濟發展優先的非對稱管理政策模式。外貿“獎出限入”,資本“寬進嚴出”,外匯“增收節支”。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國際收支較大順差的剛性,成為實現國際收支平衡的體制約束。
(二)“雙順差”是外匯儲備增長的直接原因。雙順差是指經常項目和資本項目都實現了順差。在經常項目方面,進出口貿易順差在1994年以后一直保持著順差,而進出口貿易順差是我國經常項目順差的主要原因。因此,對外匯的增加起到了正向累積的作用。在資本項目方面,資本項目的流入主要是利用外資的增加。由于我國政府在吸引外資方面采取了各種優惠政策措施,投資環境得到很大改善,使得我國一直以來,在吸引外資特別是FDI方面位居世界前列。以2004年為例,我國實際利用外資606億美元,資本與金融項目順差1106.60億美元,同比增長110%。
(三)我國現行的人民幣匯率制度和外匯管理體制是外匯儲備規模大幅增加的主要原因。從1994年外匯管理體制改革以來,我國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的、單一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但實際上匯率浮動的幅度極為有限,雖然在2005年7月21日我國政府對匯率制度進行了改革,但短期內,匯率變動對大幅度調整外匯規模的作用有限。此外,我國調整匯率水平的其他經濟政策較少,決策時滯較長。這使得我國外匯規模可能會繼續以高速增長。另外,我國在外匯管理上實行的是強制結售匯制和限額管理制度,這就使得本應由企業和銀行持有的外匯資產轉移到了政府手中。
(四)投機資本的涌入。從2001年起“人民幣升值論”興起后,大量“熱錢”設法通過各種渠道(包括FDI在內),入境轉化為外匯儲備,以期從中獲利,也進一步加劇了國內外匯市場上外匯供大于求的矛盾,導致外匯儲備規模的急劇上升。
二、外匯儲備積累的利弊
外匯儲備充足,有利于增強國際清償力,維護國家和企業的對外信譽;有利于為經濟的發展提供堅實的物質保障,降低經濟轉軌的不確定性;有利于應對突發事件,防范金融風險。但根據外匯規模管理理論,一國的外匯規模既不能過多也不能過少,應該保持在合理水平,適度外匯儲備水平取決于多種因素,如進出口狀況、外債規模、實際利用外資,等等,但無論是從哪種指標來看,我國現有的外匯規模已遠遠超過了合理水平。這將帶來以下幾個方面的問題。
(一)機會成本。外匯儲備是對國外實際資源的購買力,若能得到充分利用,可以增加國內投資,加快經濟發展。但目前,我國的外匯儲備中有相當的比例用于購買收益率較低的美國國債,這實際上是用中國的錢去支持美國經濟的發展。同時,我國外匯儲備的增長是與人民幣國債的增長同時進行的,這就更加大了持有外匯儲備的機會成本。
(二)妨礙我國貨幣政策的獨立性。近年來,外匯占款已成為我國投放基礎貨幣的主要渠道,而基礎貨幣的增加就要貨幣當局采取手段對沖因購買外匯而增加的基礎貨幣。比如,可以通過發行票據對沖,但發行票據是有期限并且需要回購的,為了控制貨幣的增加,央行必須不斷發行票據規模,這又會增加央行的利息支出,而如果采用調高銀行法定存款準備金比率進行調控,商業銀行利潤將受損,影響銀行改革進程。
(三)過多的外匯儲備。以美元資產為主,在美元貶值時,我國的外匯儲備實際價值會大大縮水,由于資產金額巨大,進行幣種調節的空間也很有限。
(四)造成通貨膨脹壓力。持有過多的外匯儲備,使得由外匯占款形成的基礎貨幣投放量的增加,基礎貨幣的增加將通過乘數效應大大增加我國的貨幣供給,造成通貨膨脹壓力。
(五)不利于提高總體經濟運行效率。一方面我國面臨著諸多方面的巨額資金缺口問題,如社保基金缺口問題、“三農”資金問題等;另一方面高額的外匯儲備,意味著相應的國民儲蓄從國民經濟運行中沉淀下來,沒有為自己的經濟發展服務,卻以較低的利率讓渡給國外政府使用。從總體經濟上講,這是一種浪費,因為它不僅犧牲了國民當前的消費,也犧牲了回報率較高的投資機會。
三、應對外匯儲備激增的對策
我國外匯儲備持續增長并超出了合理水平,導致了我國大量地方經濟資源閑置或低效率的使用,從而給我國的經濟增長潛力和可持續發展帶來了一系列的問題。如何使龐大的外匯儲備在符合我國始終遵循的“安全、流動、增值”原則的前提下得到合理有效利用,增加收益,抑制風險。對此,筆者提出以下幾點主要看法:
(一)調節國際收支。當前,調節經常項目收支的重點在于調節進出口貿易差額,其主要措施是盡快改變從中央到地方的長期以來實行的大力鼓勵出口和限制進口的政策。其次,資本項目調節,主要是適度擴大資本流出自由度,有秩序的減少資本流出限制,實施國內企業走出去戰略,推動對外直接投資發展。
(二)采取有效措施擴大國內需求。我國經濟要想保持快速、穩定、健康的發展,就必須適當調整經濟發展戰略,降低對外部市場的依賴,積極擴大國內需求,為此我們要把多余的外匯儲備資金,逐步用于增加就業,完善社會保障制度等。這樣既擴大了內需,又緩解了外匯儲備過度問題,一舉兩得。
(三)改革現行的結售匯制度。目前,我國實行的是強制結售匯制度,在該制度下,企業必須無條件的將出口所得外匯賣給外匯銀行,企業不能持有外匯賬戶,并且中央銀行對外匯銀行持有的外匯額度也有嚴格的規定,企業用匯可以通過外匯銀行售匯來滿足,但要經過嚴格的審查。為了適當降低外匯儲備過快的增長速度,應該將強制結售匯制度改為意愿結售匯制度,放寬企業、銀行持有的外匯額度。這樣,商業銀行手中留一部分,企業手中留一部分,個人手中留一部分,從而緩解中央銀行由于持續增加的外匯儲備而產生的貨幣壓力。
國家外債就是政府外債,是一國政府或政府授權的部門、單位在國外舉借并承擔具有契約性償還義務的全部外債,一般由政府借款和在國外發行外幣債券兩部分組成。[1]按《外債管理暫行辦法》,外債按照債務類型劃分為:外國政府貸款、國際金融組織貸款和國際商業貸款[2]。我國政府對外借債又分為統借同還外債和統借自還外債。到2000年止,我國外債數額為2131.49億元,還本付息額為1222.17億元。[3]據悉,中國外債余額和新借入外債均有較大幅度的增長,特別是短期外債占比升高,國家外匯局表示,目前,中國外匯儲備資源充足,國際清償能力很強,短期外債占比較高不會對中國外債安全構成根本影響,中國外債總體上仍處于安全線以內。
我國現行外債管理體制是在多借外債、方便借債、加速發展本國經濟的指導思想下建立起來的。外債管理體制以1998年為界,我國政府外債的管理體制可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為分口管理階段,即由財政部、人民銀行、外經貿部、農業部按項目分別管理。而1998年機構改革后,政府外債由財政部進行統一管理,統一對外談判、簽約、轉貸和對外償還。
二我國外債制度存在的問題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借用外債的規模迅速擴大,為我國經濟的發展提供了有益的境外資源,但我國在外債管理上仍存在著一定的問題。目前存在的主要問題是管理體制過于分散,導致外債規模和結構管理的失控。我國外債管理體制改革的核心是統一政府外債管理,建立集中的外債管理體制。
具體來說,首先,地方政府外債管理方式有待改進。自2003年頒布《外債管理暫行辦法》以來,目前,地方政府的外債現在正處于從借款到還款的轉折點,全國基本上面臨償債高峰。例如2001年,安徽共審計外資項目22個,涉及資金總金額118億元,查處違紀違規資金9.74億元。這些項目中大多為政府外債貸款。“重引進、輕管理、重數量、輕質量”和“見資金就用”等現象為日后的管理和還款埋下了不小的風險。由競爭性領域轉向基礎設施和公益項目,這場上世紀九十年代中后期地方外債結構的調整,已經顯出正確性。不過存在的問題是:項目單位無力償還時,什么機制能最大限度地降低地方財政風險?
地方財政的風險來源于地方或然債務,即未來某個不確定事件的發生,將社會經濟生活中的風險直接轉化為財政風險而形成的負債。目前,地方政府擔保風險(包括擔保的外債)、地方金融機構呆壞賬、社會保障資金缺口、國有糧食企業虧損掛帳等是或然債務的主要內容。由于分稅制不完善,地方財政收入的穩定增長機制沒有真正建立起來,財政收入質量不高,加之公共財政支出體系沒有完全建立,地方財政抗風險能力還比較弱。外債的不良管理和利用所導致的對地方財政風險的增加,對于地方政府而言是一個重要的挑戰。
其次,在借用外債過程中,如何完善外債誠信制度是一個值得高度重視的問題。當前存在的突出問題就是借用外債務誠信不足,表現在借用資金時什么條件都答應,什么條件都具備;到了還款時,各種各樣的問題就出來了,最突出的問題是資金償還不及時。于是,在對地方政府財政采取扣款的形式時,就嚴重影響了財政收支平衡。
三完善外債管理制度的一點建議
我們認為,有必要在全社會建立包括外債借用還等一系列行為在內的誠信報告制度。在完善我國的政府信用制度中要把借用債信用作為一個重要內容。其次,要制定外債務借用、使用、擔保、償還等法律制度、辦法、規定和操作規程,納入法制化管理,特別是對外債的借用條件要有明確的規定,防止弄虛作假;要對外債擔保作出明確的規定,從嚴控制財政擔保行為;要對資金的使用效果進行檢驗、評估;建立嚴格的外債償還制度,對到期不能償還的要有處罰的措施和辦法。
在外債的使用上,努力提高外債的使用效益是作好外債管理工作的關鍵。外債的使用管理是我國整個外債管理工作的薄弱環節。應努力消除外債管理部門認識上的誤區、改變重借入輕使用的管理傾向,并注意約束一些借債項目領導者在利益趨動下的個人行為,切實抓好使用管理。
從《外債管理暫行條例》可見,中國對借入外債采取的積極而慎重的政策,這是符合國情的。中國實行的嚴格的計劃約束和幾個部門分工管理的外債管理體制,對于加強國家對外債的宏觀控制,保證國家外債在總體上不致失控是有益的,但由于缺少專職的統一管理外債的指揮中心,外債管理的統一性受到削弱,致使整個系統的自我約束性弱化,并使部門間的摩擦難以避免。因此,應盡快建立跨部門并能統一協調各部門行為的外債管理指揮中心,并應努力提高國家計劃的科學性水平。[4]在條件成熟時,可以對原先采取的凡是國內企業一律嚴格控制,凡是外資企業一律允許自由借款的政策進行適當調整,改為對公共部門(包括國有企業擁有50%以上股份的中外合資企業)債務或公共部門擔保的債務分別情況采用經濟手段進行控制,而對國有企業股份在50%以下的企業債務則較為放松的管理辦法,以保證公共債務不致失控,并可創造較為寬松的籌資環境。
綜上所述,在政府的外債管理上,要努力提高利用政府外債的償債意識、成本意識、風險意識和效益,實行政府外債的統一管理,完善外債的債務監控、核算體系和定期報表制度,在此基礎上,加強國內配套資金和還貸準備金的統一管理。
【注釋】
1劉劍文著《財政稅收法》第三版法律出版社2003年。
2《中華人民共和國外債管理暫行辦法》2003年3月1日起實行。
論文摘要:在經濟全球化、貿易與投資自由化的驅動下,抓住加入世貿組織和世界產業轉移的機遇,積極參與國際分工與合作,充分利用國內外兩種資源和兩個市場,大力發展出口貿易,加快國內產業結構調整與升級,促進出口商品結構優化。
一、要堅持國際收支的基本平衡,特別是經常項目的收支基本平衡。
因為在經濟全球化和國際資本流動加快的條件下,由于我們缺乏管理金融的經驗和方法,缺乏管理金融的法律和制度,金融資本實現調控是我們的薄弱環節,必須十分重視國際收支的基本平衡,同時,還要強調經常項目的收支平衡。因為我國是發展中的大國,沒有一定的外匯儲備,保證進口先進技術設備,促進產業結構調整升級,增強出口后勁,保證必要的海外投資,推進"走出去"戰略,保證西部大開發戰略的實施,要實現第三步戰略目標,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實現現代化不可能的。所以,在中長期計劃中和未來20年間,如何防范可能出現的金融風險和財政風是非常重要的。
二、政府管理職能改革,必須符合世貿組織法律體系框架和管理體制的要求。
政府管理職能,應是制定政策、制定發展戰略、經濟調節、組織協調、市場監管、公共服務等職能。以經濟調節為例,就是運用經濟手段,通過價格、利率、匯率和稅率等經濟杠桿進行調節。在財稅政策方面,堅持與完善財政資金支持制度和出口退稅制度。在貨幣政策方面,建立與完善進出口信貸、融資擔保、信用保險等金融支持體系,以及實施鼓勵出口的產業政策,來調控進出口貿易的運行,維護正常的市場競爭秩序。
三、企業制度改革:企業是市場競爭的主體,深化企業改革,特別是深化國有外貿企業的改革,是搞活進出口的關鍵所在。
企業制度改革的內容,主要是兩個方面:一是企業體制要有靈活的機制,諸如自主經營權;改造發展權、留利權(包括分配使用、職工的工資和福利)、企業組織結構自訣權等。二是企業在享有充分自的基礎上,建立企業的治理結構,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加強企業的制度管理,包括崗位責任制度、財務分配制度、經營管理(含技術管理)制度、民主監督制度等。
四、中介組織功能的改革:組建行業協會,替代政府行使一部分管理職能,是國外普遍行使的有效管理辦法。
它既符合世貿組織規則的要求,又有利于實現國內外市場一體化的需要。改革的總取向:弱化行業協會與政府管理部門的關系;強化行業協會與本行業企業的經濟利益關系,使行業協會真正成為政府與企業的橋梁和紐帶。改革的框架思路:(1)行業協會的組建和主要負責人的決定,不應由政府主管部門委派,而應由本行業民主協商選舉產生。(2)行業協會的經費主要應由會員單位按其經營收入的一定比率交納。(3)外貿進出口商會應當深化改革,逐步由依托外貿企業轉變為依托工業企業的行業化改造,才能克服工貿分離的弊端,提高外貿管理的有效性和行業管理的自律性。
五、堅持依法行政,加大外貿立法力度,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保障外貿可持續發展和推動經濟的不斷增長。
1.在審計線索方面。在會計電算化中,計算機的使用改變了會計記錄的存儲與處理方式,給收集審計信息和查找審計線索帶來了困難。首先,在案頭審計階段,稅務機關如何收集企業財務系統中的信息是一個關鍵問題。從目前情況看,存在兩大障礙,一是企業采用的數據庫不同;二是跨國集團公司全球使用統一的財務系統,多為英文記賬。其次,在現場審計階段,由于原始憑證或記賬憑證一經輸入計算機,賬簿登錄及匯總報表都通過程序自動完成,因而使審計人員難以像在手工操作環境下那樣對經濟業務進行直觀的對比追蹤審查。
2.在審計內容方面。電算化會計信息系統的特點及其固有的風險決定了審計的內容包括對計算機處理和控制功能的審查,具體應當包括系統的開發與設計,會計軟件的程序,數據文件以及內部控制的審計等。同時,以下情形的出現也會對稅務審計的內容產生影響:一是無紙化交易的會計確認和內部控制,以及無紙化數據的安全性給審計人員帶來重大挑戰;二是系統集成,使會計數據與管理數據聯系起來,導致審計范圍擴大了;三是現代信息處理技術和信息網絡技術為企業管理提供了快速信息聯系,企業外部信息的引入,使審計對象也發生了變化。
3.在審計技術方面。由于審計的內容擴大到電算化系統程序、系統的設計與開發、數據文件與內部控制方面,傳統手工審計已不能適應現行企業的實際情況,迫使審計人員采用相應的計算機技術。比如:利用計算機進行大量、復雜的分析性復核工作;借助計算機完成統計抽樣工作;對會計電算化系統的程序、內部控制制度、數據文件及計算機系統的可靠性進行測試等等。
4.在審計人員方面。企業現代管理技術的運用,給稅務審計人員的素質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稅務審計人員要有現代科技的觀念,否則是不可能完成有效的稅務審計工作。審計人員不僅要有豐富的財會、審計知識和技能,熟悉稅收政策,還應掌握計算機知識及其應用技術,掌握數據處理和管理技術,以及提高英語水平等。
二、電算化會計系統實施后的稅務審計對策
1.加快開發涉外稅務審計軟件。《涉外稅務審計規程》引入了全新的審計技術,要求采集企業大量的財務數據進行各種比較分析,通過對31戶大型企業電算化會計系統的調查及其對稅務審計的影響與對策分析,大家一致認為,對電算化企業進行稅務審計,僅靠手工操作幾乎是難以進行和完成的。因此,依靠計算機輔助審計已勢在必行,涉外稅務審計軟件的研制和開發已刻不容緩。
2.健全會計電算化系統有關稅務審計的法律規定。目前《中華人民共和國稅收征收管理法實施細則》只規定采用計算機記賬的納稅人,扣繳義務人將其記賬軟件、程序和使用說明書及有關資料抄送稅務機關備案,而對會計軟件系統在稅收管理上未作具體要求。建議在征管法中增加有關實施電算化審計的條例。明確規定審計人員和納稅人的法律權利和義務,對電子數據的合法性和采用的磁介質審計證據作出明確規定,以利于電算化審計的順利進行。
(一)資本項目外匯管制過嚴,阻礙了境外投資的發展
為了平衡國際收支,防止外部金融風險向國內傳遞,我國一直實行嚴格的資本項目外匯管制。在亞洲金融風暴中,資本項目外匯管制成為維護我國金融安全的重要手段。此后,資本項目外匯管制雖然有所放松,但對境外投資的管制仍很嚴格。目前,我國限制企業購匯進行境外投資,除戰略性項目、援外項目和帶料加工項目可以購匯進行投資外,其余項目的境外投資以企業的自有外匯為主。企業有自有外匯的,首先使用自有外匯進行投資;沒有自有外匯的,可通過貸款等進行投資。另外,我國鼓勵企業使用實物投資,或以設備投資,或允許企業不結匯出口。企業能用于境外投資的自有外匯和籌措貸款的能力十分有限,依靠實物投資也存在很大的困難,這些都不利于境外投資企業的經營和規模的擴大。調查中,企業普遍反映以現有設備投資難以符合項目的需要,因為有些設備技術落后,甚至是國內已經淘汰的設備,為適應東道國的競爭需要,許多投資項目需要購買新設備。而以貨物不結匯出口的方式投資,雖然可以部分解決企業投資資金的問題,但輸出的貨物必須銷售后才能變成資本,企業的投資能力受到其銷售能力的制約,結果許多項目因無法及時獲得外匯資金而喪失有利商機。
(二)利潤匯回保證金管理,對企業資金周轉不利
為保證企業境外投資資產不流失,我國要求境內投資者交納外匯匯出金額5%的利潤匯回保證金。利潤匯回保證金管理也屬于資本項目外匯管制的重要內容,其本意是鼓勵境內投資者將境外投資所得匯回國內,但對企業來說,卻占壓了大量資金,妨礙了企業競爭力的提高,尤其是在境外投資的初創階段,境外企業多半無法創造利潤,保證金的占壓增加了企業的負擔。調查中,許多企業反映保證金管理對促進利潤匯回的作用并不明顯,有時會迫使企業采用規避保證金管理的投資渠道。境外投資企業在獲得盈利以后,多半希望擴大規模,進一步提高盈利能力,如果將利潤匯回后再投資,則將再一次面臨繁瑣的審批程序。雖然利潤直接轉為再投資也需要主管部門的審批,但手續相對容易。許多企業為了降低擴大規模的成本,傾向于將利潤留存在境外。為解決保證金資金占壓問題,需要用現匯進行境外投資的企業,有時不得不轉向境外帶料加工貿易的投資方式,或是一些非正常的投資渠道,造成資源不必要的浪費。
(三)對國際商業融資的控制,阻礙了企業利用國際資金市場
境內投資者如果使用國際商業貸款進行境外投資,屬于我國外債管理的范疇,需要國家計委的審批。境外投資企業的境外借款則不受此規定的管轄。但如果需要境內投資者、金融機構或其他部門、單位提供擔保,則要經過外債管理部門的批準。對境內投資者使用國際商業貸款進行境外投資的限制,實際上阻礙了企業對外部資金市場的利用,而利用外部資金市場,企業往往可以獲得更有利的融資條件,對降低成本,提高其國際競爭力大有裨益。調查中有些企業反映,在其對項目進行調研論證的過程中,許多得到消息的外國金融機構也會對該項目進行考察,如果認為該項目有利可圖,則會為企業提供信息便利和附有有利條件的貸款承諾。但由于上面提到的原因,使用這部分資金非常困難。
二、我國對境外投資的外匯和外債管理
根據規定,國家外匯管理局及省、自治區、直轄市分局、深圳分局是境外投資(不包括商業銀行和其他信貸機構的境外投資。)的外匯主管部門。外匯主管部門依據《境外投資外匯管理辦法》、《境外投資外匯管理辦法實施細則》、《境外投資外匯風險及外匯資金來源審查的審批規范》、《關于援外項目外匯管理有關問題的通知》、《關于部分項目免繳境外投資匯回利潤保證金的通知》、《關于調整資本項下部分購匯管理措施的通知》等法律法規,負責審查境外投資項目的外匯風險和外匯來源,以及對投資資金的匯出和回收、投資利潤和其它外匯收益的匯回進行監督和管理。外匯主管部門對境外投資的管理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一)境外投資項目立項后審批前的外匯風險和外匯來源審查
境外投資外匯風險審查主要是審查投資所在國(地區)的信譽、投資風險等級,投資所在國(地區)有關投資項目方面的法律、法規,投資所在國(地區)外匯管制狀況,以及投資回收計劃的期限是否合理。外匯資金來源審查主要是審查境內投資者是否利用自有外匯進行投資,根據《境外投資管理辦法實施細則》規定,用于境外投資的外匯資金限于境內投資者的自有外匯,未經國家外匯管理局批準,不得使用其他外匯資金。使用國際商業貸款進行境外投資須報國家計委審批。外匯主管部門受理后30日之內出具正式批復。
(二)批準境外投資項目后的外匯管理
境外投資項目經有關審批部門批準后,境內投資者到所在地外匯管理部門辦理登記建檔、匯出投資資金等有關手續。隨后,境內投資者須向外匯管理部門定期報送境外投資企業的年度財務報表,接受外匯管理部門的監管。
(三)對境外投資利潤匯回保證金的管理
按照規定,境外投資企業在匯出資金前必須交納外匯匯出金額5%的利潤匯回保證金,但援外項目、不涉及購匯及匯出外匯的境外帶料加工裝配項目和中方全部以實物出資的境外投資項目,可以用境外投資利潤匯回承諾書代替保證金支付。保證金存入外匯局在指定銀行開立的保證金專用帳戶。
(四)對境外投資項目境外融資的管理
對境內投資者利用國際商業借款進行境外投資,需要經過國家計委批準。境外投資企業根據經營需要,可以在境外自行籌措和運用資金,對此不列入國家外債管理范疇,但如果需要境內母公司、境內金融機構以及其他部門、單位提供擔保,則必須經境內投資者所在地外匯管理部門審查,并報國家外匯管理局審批。
三、境外投資對國際收支的綜合影響
我國對境外投資進行嚴格的外匯管理的主要目的在于維護國際收支平衡,防范外部金融風險。短期內,境外投資增加了資本項目下外匯支出,對國際收支產生負面影響,但這只是境外投資引起的國際收支平衡表的直接變化。為全面評價境外投資對國際收支的影響,我們還要考察境外投資對國際收支的長期、間接影響,包括對國民經濟穩定發展的影響,對經常項目和資本項目的影響,子公司和母公司盈利能力的變化對國際收支的影響等方面。
(一)利用自有資金的境外投資對國際收支的綜合影響
對于資源類項目,境外投資雖然增加了外匯支出,但彌補了我國資源的不足,對國民經濟總體發展非常有益,而國民經濟穩定發展是國際收支平衡的根本保證。我國在境外投資開發國內稀缺資源,可以直接控制境外資源,保證國內資源的及時供應,而且在國際市場價格變動頻繁時,也可以起到穩定國內資源價格的作用。寶鋼在巴西投資開采的礦石就全部運回國內。進口到國內的資源,國內進口商支付的外匯最終會成為境外企業的利潤。這些利潤作為投資收益計入我國國際收支經常項目,因此國內企業控制的境外資源進口對我國國際收支不
會產生負面影響。而且有的項目在彌補國內資源不足的同時,也在國際市場上銷售,從而可以增加我國的外匯收入,有利于國際收支的改善。例如,農化集團公司每年可以為國內提供50~100萬噸磷肥,其余的大部分均銷往國際市場。
對于市場開拓類項目,境外投資有利于提高產品的知名度,促進出口的增加。如果境外企業盈利增加,境外投資收益的增加計入經常項目,國際收支得到改善。即便企業在境外的工廠虧損,只要能夠增加母公司的國際競爭力,帶動國內產品的出口,也會改善國際收支的經常項目。例如,海爾公司在美國建廠后,在國際市場上的商譽大大提高,其產品出口每年翻一番,2001年出口額高達4.2億美元,2002年計劃出口8億美元。在境外進行以加強技術研發、收集市場信息和加強售后服務等為目的的投資,也可以通過增加母公司的國際競爭力,促進國內產品的出口,對改善國際收支有促進作用。
對于尋求有利投資環境的項目,如利用當地廉價的勞動力,避開某些發達國家的配額限制等,只要這些項目不與國內生產商形成競爭關系,對國際收支的影響也將是積極的。目前華源在加拿大、墨西哥、泰國等國進行的紡織服裝加工投資就屬于此類。受當地勞工管理的限制,這些項目并不能帶來大量的勞務輸出。但由于這些國家的紡織服裝出口沒有受到像我國那樣的配額限制,我國企業就可以繞過發達國家的貿易壁壘。這些企業如果在國內擴大生產,產品根本無法出口或出口成本很高。可以說,這種項目不但不會與國內產品形成正面沖突,反而可以擴大國內原材料的出口,促進了我國出口的增加。
另外,還有一部分項目以帶動生產資料(包括設備、原材料、勞動力和技術)輸出為目的。這些項目對國際收支經常項目的改善效果是顯而易見的。
(二)利用國際商業融資進行的境外投資對國際收支的綜合影響
隨著金融全球化的發展,大型金融機構一般都在全球范圍內尋求融資對象,并形成了高效的投資決策機制,對可能投資的項目進行評估。如果項目收益前景良好,則這些機構愿意為項目的投資主體提供各種服務,如信息咨詢、優惠貸款承諾等,以此與這些投資主體保持良好的關系。一旦項目運行,這些機構通過提供貸款從中獲利。由于這些機構能夠提供比國內銀行更好的服務和更優惠的融資條件,且沒有換匯成本,我國企業很愿意利用境外融資進行境外投資。目前,我國少數優質大型企業,如中集集團已具備無需銀行擔保的國際融資信譽。
利用國際商業融資進行境外投資,雖然增加了外債,在償還時增加了外匯支出,對國際收支長期平衡產生負面影響,但企業在獲得有利條件的融資后,盈利能力提高了。企業境外投資收益的增加可以反映在經常項目上,有利于國際收支的改善。
四、政策建議
“走出去”戰略的實施旨在鼓勵企業擴大境外投資,利用兩個市場、兩種資源增強國際競爭力。改善外匯、外債管理可以為企業擴大境外投資提供便利,有助于更好地貫徹實施“走出去”戰略。為此,我們可以從下面幾個方面著手對現行管理制度進行完善。
(一)適度放寬對境外投資用匯的限制
這順應了境外投資發展的需要。在今后相當長的時期內,我國經濟仍將保持良好的發展勢頭,外匯儲備還將維持在較高的水平,從而為境外投資用匯的放開提供了有利時機。但是,出于我國資本項目開放總體進程的考慮,對境外投資外匯管制的放松必須是部分的、漸進的。可以考慮由計委主導,并綜合各部門的意見,制定一個年度境外投資額度的總盤子。在額度內,對符合境外投資鼓勵條件的企業和項目,從寬進行外匯審批,并簡化審批手續,允許企業開立用于境外投資的資本項目外匯帳戶。
在這種管理模式下,如何制定年度境外投資總規模成為關鍵。在制定總規模時,需著重考慮境外投資引起的資本流出凈額對外匯儲備水平和國際收支平衡的影響,及境內企業對境外投資用匯的需求。我國外匯儲備已經超過2300億美元,遠遠高于滿足3~4個月進口需求的水平,即使將資本外流、償債等外匯儲備支出需求因素考慮在內,比較保守的估計是,如果制定100億美元的境外投資額度,將不會降低我國的國際清償能力,而且可以滿足境內企業境外投資的需要。對此,我們可以以1998年的資本外逃對國際收支的影響情況作參考。盡管當年因外部沖擊,資本外逃情況相當嚴重(經查實在200多億美元的應收未收外匯中,有100多億屬于逃套匯),資本項目下出現了逆差,但由于經常項目有較大盈余,我國的國際收支仍表現穩健,當年外匯儲備增加50億美元,達到1450億美元左右。因此,如果我們將境外投資額度設定在100億美元左右,并不會威脅國際收支平衡。根據有關主管部門的分析,境內企業是否進行境外投資主要根據企業自身的發展狀況和條件而定。由于國內市場發展穩定,放開外匯限制并不會造成大量資本流出的局面。現在我國每年境外投資額穩定在20多億美元,如果放開對境外投資的外匯限制,那些過去沒有經過正常渠道出去的投資將浮出水面。將這部分境外投資需求考慮在內,估計我國每年的境外投資需求大約在30~50億美元。因此,100億美元的額度是可以滿足境外投資需要的。
(二)簡化境外投資外匯管理程序
根據有關部門的意見,外匯風險和外匯來源的審查可并入主管審批部門的職責范疇,無須指派單獨的部門進行審批。為簡化審批手續、提高效率,可考慮改變職能轉移后的外匯風險和外匯來源審查方式。由于外匯風險主要考查的是東道國的政治風險、匯兌風險等內容,因此可將外匯風險審查并入境外投資的國別政策管理。
外匯來源審查主要包括審查用于境外投資的外匯資金是企業的自有外匯,還是其它外匯資金(購匯,貸款等),外匯資金的來源是否合法等。原來審查外匯來源主要是在國家外匯短缺的歷史條件下考查企業的創匯能力或外匯平衡能力,將境外投資企業的外匯資金來源分為自有外匯和其他外匯資金(購匯和外匯貸款等),規定外匯來源以自有外匯為主。以購匯進行投資雖然會改變外匯市場的供求狀況,但在實行總量控制的前提下,這種影響可以被控制在一定范圍內,因此可取消以自有外匯為主的管理辦法,允許在額度內購匯進行境外投資。不再區分自有外匯和購匯以后,對企業只須進行資金來源審查。在進行資金來源審查時,對使用財政撥款、政策性銀行貸款的項目要嚴格,對使用自有(籌)資金的項目應放寬,而不論企業的自有資金是外匯還是人民幣,因為企業使用自有資金,投資風險由企業自己承擔。對外匯資金來源的合規性審查今后仍可由外匯主管部門執行。
剝離審批職能后,外匯主管部門只負責為企業辦理外匯支付手續,監督企業外匯收支情況。同時設立國際收支預警機制,由國家外匯管理局負責對國際收支進行監督。如果國際收支出現惡化,則應立即通知審批部門放緩或停止對境外投資項目的審批。
(三)取消利潤匯回保證金
企業盈利后存在強烈的擴大規模的傾向,而利潤即便留存在國外,同樣會改善國際收支狀況。因此,可考慮取消利潤匯回保證金要求,同時通過加強對境外投資項目的事后管理來防止國內資產的流失。
(四)允許有條件的企業以境外投資為目的從事國際商業融資
[關鍵詞]原料藥出口質量審計認證體系
長期以來,原料藥一直是我國醫藥行業的最重要的出口支柱之一。目前,我國已成為全球原料藥第一大生產和出口國。隨著我國原料藥出口的擴張,以及藥品市場全球國際化趨勢的進一步發展,在國外市場愈來愈依賴中國的原料藥供應的同時,愈來愈多的國外客戶開始注重對其中國原料藥供應商的質量審計,紛紛將其供應商納入其企業生產質量管理范疇,建立動態的質量管理體系。然而,質量管理恰恰是我國眾多原料藥出口企業較為薄弱且不夠重視的環節。因此,正確分析國外客戶為何對我國原料藥生產企業進行質量審計,研究國外客戶質量審計對我國原料藥企業出口的影響,不僅很有必要,而且能從國外客戶質量審計內容發現我國原料藥生產企業存在的問題,從而為我國原料藥出口企業如何主動去迎接國外客戶質量審計提供有價值的對策建議。
一、國外客戶對我國原料藥生產企業進行質量審計的緣由
原料藥的質量如何會直接影響成藥質量的優劣,并且隨著世界各國藥品準入機制的日益完善以及新法規的實施,對藥品生產和質量管理提出了越來越嚴格的要求,從而也使得越來越多的國外制藥企業開始注重對其原料藥供應商的質量管理,而制藥企業與原料供應商的關系又大多是相對長期的,因此,對原料藥供應商的選擇和管理已成為國外客戶質量管理的一項重要內容。
原料藥客戶質量審計就是將原料藥供應商納入本制藥企業生產質量管理的范疇,作為本企業質量管理體系的一個延伸,將其作為一個子系統來進行管理,對其質量體系的運行情況進行有效監督管理,從而確保其供應的原料藥質量,并通過對供應商的質量體系進行審計評估,確認該原料藥供應商的可靠性,是否具備穩定地供應符合質量要求的原料藥能力。
國外制藥企業對其原料藥供應商的質量體系審計包括對其供應商的廠房、生產設備、工藝流程、組織機構、生產管理人員、文件記錄、質量控制等因素進行審查,確信其具備供應符合質量標準產品能力的一系列活動。通過對供應商的審查評估、反饋、改進提高和再審查評估這樣一個循環過程,來獲得一個安全、穩定、可靠的供應商,從而為最終生產出符合要求的成品藥提供原料藥上的保障。
二、國外客戶質量審計對我國原料藥企業出口的影響
我國雖然是原料藥生產大國但并非強國。隨著這幾年我國藥品GMP規范的實施、發展和原料藥企業對GMP認識的不斷加深,在質量管理體系方面,特別是部分具有前瞻性的出口企業,一直在不斷完善和規范企業自身的質量管理控制,以順應國際市場質量管理規范的要求。但是,大多數的原料藥生產企業的質量管理體系還不是很規范,存在著諸多問題,對于國外客戶的質量審計的認識和準備也不夠充分,很多企業還未意識到國外客戶質量審計的重要性,甚至直接關乎企業的原料藥出口貿易。下面以江蘇某原料生產企業為例:
江蘇某原料藥生產企業和國外某家大型制藥企業一直保持著相對長期的供求關系。去年底,國外客戶根據自身質量體系管理需要,對這家原料藥企業進行質量審計。客戶審計的結果是江蘇這家原料藥企業由于缺乏規范的質量管理認證體系,特別是文書工作這一質量管理重要的環節,由于沒有完整的可追溯的文件記錄,對產品的質量存在著間接的危險隱患,因此,毫無疑問,被認定為不合格的供應商。與此同時,國外客戶立即終止接下來的訂單計劃,直到該生產企業獲得認可為止,再重新予以考慮,甚至考慮退回在進行審計前,該原料藥企業最近一批發運的貨物。
由此可見,一家規范的國外制藥企業,其質量審計非常嚴格,即使生產企業供應其的原料藥一直保持穩定的質量,只要被認定為不合格的供應商,國外客戶就有可能終止對該原料藥企業的訂單和未來的合作關系,這對于原料藥企業的出口貿易將產生很大的影響,特別是對于長期依賴供應于國外某家大客戶的這家國內原料藥生產出口企業,甚至可以說是致命的:除非是個別特別定制的產品,該制藥企業所需要的某種原料藥供應可能僅此一家,多數情況下,同一原料藥可能有多個供應商可供制藥企業選擇。原料藥的質量直接關乎最終成藥的質量,繼而影響其療效及使用的安全性,甚至會危及藥品使用者的生命,這也是為何越來越多的國外制藥企業已經不再僅從經濟成本控制的角度來考慮,更多的開始將對供應商的質量管理納入其中的原因所在。
三、從國外客戶質量審計內容看我國原料藥生產企業存在的問題
1.缺乏人員的配置和系統培訓機制
生產企業人員配置及對相關人員的培訓對于整個生產企業的質量管理控制體系的規范進行具有較大的影響,因此,客戶在對供應商進行質量審計時往往要對其進行考察。我國原料藥生產企業在這一方面的工作還不夠規范和重視,有些企業在人員配備方面缺乏明確的崗位職責分工,也沒有配備專人對文件系統進行控制,相關的生產人員也未進行相關規范化的操作培訓。
2.文件系統管理記錄不夠詳細和規范
文件系統能在一定深度上反映出一個生產企業質量體系的管理規范化程度及生產過程中的質量控制水平,因此,客戶審計時對其原料供應商文件系統的檢查往往都較為細致,以考核該企業質量管理體系的運行情況。我國原料藥生產企業雖然都有建立本企業生產管理記錄文件系統,但大多數企業的文件系統并不是很詳細和規范,特別是在SOP現場操作記錄方面,例如關鍵點的控制、偏差處理等。
3.多數企業缺乏有關的認證意識
對于原料藥生產企業最基本的要求是必須符合GMP,其他還有ISO9000、ISO14000系列標準。不同國家對于該國藥品市場準入的規范和要求又有所不同。以目前歐美市場為例,歐美是對原料藥管理最為嚴格也是最大的市場,取得COS證書、通過FDA或取得DMF認證是我國原料藥進入歐美主流市場的必經之路,這些要求也成了進入該市場的頗具挑戰性的非關稅貿易壁壘,而這種壁壘只會越來越高。因此,是否通過有關的認證,也成為國外客戶在對供應商質量審計時,必然要關注和考核的項目。而我們原料藥生產企業長期以來缺乏認證意識,這對企業出口貿易的發展產生不利的影響。
4.我國原料藥生產企業環保意識較弱
目前,歐美等發達國家在制藥行業中開始普遍推行健康、安全和環保管理體系,即HSE管理體系,并進行ISO14000認證。長期以來,我國原料藥生產企業環保意識較弱,隨著國家環保力度的不斷加大,雖然在這方面有所改善,但通過ISO14000認證的企業并不多,這對我國原料藥長期穩定的出口必將產生不利影響。對此,我國原料藥企業應該要未雨綢繆,及早推行HSE管理體系和ISO14000的認證,取得擁有國際化的“綠色通行證”來應對國外的綠色貿易壁壘。
5.工廠生產清潔管理存在的問題
工廠生產清潔管理也是供應商在對企業質量審計過程中考核的一個項目,這里的“清潔”不僅有清潔的一般含義,包括對生產環境、生產工藝以及生產人員的清潔管理,還包括對清潔劑、消毒劑或殺蟲劑及蟲害防治的使用制度,以及在防止微生物、微粒污染方面要達到一定的要求。我國原料藥企業很少有特別制定清潔管理方面相應的操作規程并進行相應的執行記錄。
四、解決企業質量管理存在的問題,主動去迎接國外客戶質量審計
1.建立完善的員工配置管理和培訓體系
首先,從上至下,從管理人員到具體的生產操作人員,建立相應的組織機構圖,明確生產過程中各個崗位人員的工作職責要求。其次,對相應的操作人員進行規范化的崗位操作培訓,配置相應合格的人員從事原料藥生產、質檢等各環節工作。并配備專門人員對相關的文件系統進行管理和控制。
2.建立詳細和規范的文件系統
現場記錄包括現場操作記錄、相關日志等,應及時填寫,若記錄中出現偏差,相關生產管理人員需按照相關制度進行及時處理、解決。客戶在對文件進行系統檢查時,特別是現場審查中,主要關注工藝路線、批次記錄、關鍵點控制、偏差的處理、產品中可能的雜質和污染、是否存在可能的交叉污染、以及清潔管理等問題,這些都需要有詳細和明確的記錄。
3.積極做好相關的認證工作
企業應及時了解國外市場原料藥的相關準入法規,積極做好相關的認證工作,這樣就不會因為認證問題無法出口相關國家,而丟掉訂單或者耽誤時間,避免這一類非關稅壁壘造成的損失。有些認證所要花費的時間較長,例如美國FDA認證,首先要申報DMF,然后從申報DMF到FDA,至少也需要3年的時間。如果通過了FDA檢查,那么標志著企業的質量管理達到了相當高的水平,搶得市場先機。
4.加強企業的環保意識
原料藥生產易造成環境污染,這是有目共睹的,也是發達國家進行“轉移生產”的主要原因之一。原料藥的生產反應過程中,容易產生廢氣、廢水、廢渣,它對環境造成污染,給操作人員身體健康帶來危害,甚至潛藏對藥品污染問題。企業應從環保角度出發,建立高效的廢氣凈化系統和污水處理系統,做好三廢處理工作,積極爭取通過ISO14000認證,拿到“綠色通行證”,走健康、持續發展之路。
5.抓好生產清潔管理工作和操作規程的制定
生產企業在應對生產環境、生產工藝以及生產人員制定相應的清潔管理操作規程的同時,要有相應的清潔執行操作記錄以及對清潔劑、消毒劑或殺蟲劑制定相應的使用制度,應保證清潔劑、消毒劑或殺蟲劑等的使用不會對物料產生污染問題,并應加強生產存儲區域的蟲害防治問題。
據食品商務網公布的數據顯示,2007年,我國原料藥出口已達135.6億美元,同比增長27.1%。要繼續這種快速增長的態勢,首先,制藥企業應從自身質量體系管理方面考慮,構建動態的質量管理體系,其次,要考慮當今世界各國對藥品生產和質量的要求日益嚴格,國外客戶必定會越來越注重對其原料藥供應商的質量審計如何應對。因此,要減少國外客戶質量審計對我國原料藥出口企業貿易的影響,必須建立一套完善的質量管理保證體系,遵循“質量是生產出來的”,并適時地順應各國不同市場對原料藥的規范化需要,認真地總結客戶在質量審計過程提出的意見,不斷地自我完善,這樣,不僅能夠從根本上保證企業所生產出來的原料藥的質量,成為穩定可靠的原料藥供應商,還能增強企業在國際原料藥市場上的競爭力,為企業在出口貿易中贏得更多的機會。
參考文獻:
論文摘要:本文介紹了紅外多路遙控系統。紅外多路遙控系統可實現16路的紅外開關控制。以碼分制多通道紅外遙控為設計的基本思路。通過鍵盤及代碼生成電路、編碼、脈沖調制振蕩和紅外發射構成紅外發射電路。通過紅外接收,解碼以及由單片機控制的醫碼控制電路組成紅外接收電路。
Abstract:Thepassagehasintroducedtheinfraredmultichannelsystemofremotecontrol.Theinfraredmultichannelsystemofremotecontrolcanrealizetheinfraredswitchcontrolof16roads.Withyarddivideintosystemthebasictrainofthoughtwithmuchpassagewayinfraredremotecontrolofdesign.Throughkeyboardandcodegenerationcircuit,codingandpulsemodulationvibrationwithinfraredprojecttoforminfraredprojectcircuit.Passinfraredtakeover,decodeaswellasthemedicalyardcontrolcircuitcompositionthatcontroledbysingleflatmachineareinfraredtotakeovercircuit.
Keyword:theinfraredmultichannelsystemofremotecontrol;MCU;infraredtoproject;infraredtotakeover
1.前言
1.1序言
隨著電子技術的飛速發展,尤其是跨入2000年后,紅外技術得到了迅猛發展。紅外遙控已滲透到國民經濟的各行各業和人們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在工業自動化、生產控制過程、信息采集和處理、通信、紅外制導、激光武器、電子對抗、環境監測、紅外育種安全防范、家用電器控制及日常生活各個方面都得到了廣泛的應用。
1.2國內外研究概況
目前國內外都在進行紅外的研究開發,已取得了相當不錯的成績。紅外技術的研究開發是自動化控制的主要方向。它的研究針對國民經濟的各行各業和人們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在工業自動化、生產控制過程、信息采集和處理、通信、紅外制導、激光武器、電子對抗、環境監測、紅外育種安全防范、家用電器控制及日常生活(如節能燈控制、自動門控制、節水節能控制、紅外醫療與美容、智能玩具、空調、彩燈遙控以及VCD、SVCD和DVD機錄放等)各個方面都在進行紅外研究開發和控制。
1.3論文主要工作概述
針對國內外的發展情況,可見紅外遙控系統是我國未來智能化發展方向。本課題要設計的紅外多路遙控系統,主要紅外發射和紅外接收這兩部分,本設計依托市面上常見的紅外發射和紅外接收元器件,使設計具有傳輸距離一般、硬件簡單、安裝方便、價格便宜的優點。本文所介紹的紅外多路遙控系統,是采用碼分制多通道紅外遙控系統裝置。早期的碼分制的脈沖指令編碼多采用分離元器件及小規模數字集成電路,編碼、譯碼電路弄得很復雜,可靠性也差。但隨著大規模數字集成技術的發展和日趨成熟,各種大規模專用集成編、譯碼集成器件的層出不窮,使元器件很少,電路簡單,功能完善。
2.系統總體方案設計
2.1方案比較
方案一:采用頻分制多通道紅外遙控發射和接收系統。頻分制的頻率編碼一般采用頻道編碼開關,通過改變振蕩電路的參數來改變振蕩電路的振蕩參數和頻率。當按下不同的編碼鍵時,振蕩器就會輸出不同頻率的指令信號。這些指令信號經驅動級放大后對高頻載波進行調制,并驅動紅外發光管發出紅外光脈沖信號。
紅外接收控制電路的組成框圖包括紅外接收光電轉換器、前置放大器、頻率譯碼電路、驅動級和執行機件等。當紅外光電檢測器接收到發射器發來的紅外編碼指令后,光電檢測管隨即將其轉換成相應的電信號,再經過前置電壓放大器放大后,加至頻率譯碼電路和選頻電路,選出不同指令的頻率信號,并加至相應的驅動級及執行機件。對應每一頻率的指令信號,應有一個相應的選頻電路。
在頻分制紅外遙控電路中,代表控制指令信號的頻率一般為幾百赫茲至幾十千赫茲。發射電路中的頻率編碼開關的位號應與接收電路中的選頻電路的位號相對應,以選出不同頻率的指令信號。
紅外接收、譯碼電路由紅外接收器、前置放大器、解調器、指令譯碼器、記憶和驅動級組成。紅外光電二極管將接收到的紅外光信號轉變成相應的電脈沖信號,再經高倍數電壓放大后加至解調器進行解調,然后由指令譯碼器解碼出指令信號。指令譯碼器是與指令編碼器相對應的譯碼器,用于脈沖指令信號譯出。譯出的指令信號加至相應的記憶和驅動級,驅動執行機件動作,實現紅外光遙控。
圖2-1:方案一的方框圖
方案二:采用碼分制多通道紅外遙控發射和接收系統。碼分制的遙控指令信號是由編碼脈沖發生器(一般由數字集成電路和少量元件組成)產生的。碼分指令是用不同的脈沖數目或不同寬度的脈沖組合而成的。
指令編碼器由基本脈沖發生電路和指令編碼開關組成。當按下S1—Sn中的某個指令鍵時,指令編碼器將產生不同編碼的指令信號。該編碼信號經調制器調制后變為編碼脈沖調制信號,再經驅動電路功率放大后加至紅外發射級,驅動紅外發射管發出紅外編碼脈沖光信號。
圖2.2:方案二的方框圖
2.2方案論證
方案一:采用頻分制多通道紅外遙控系統。主要用在單通道或者幾通道的紅外遙控系統中。能夠形成一個無線的短距離的遙控系統。主要由發射和接收并執行兩部分組成。先是發射部分,用戶根據需要按下功能鍵,在經過編碼后通過紅外發光二極管發射出信號。經過無線傳輸后,接收部分接收到發射信號,然后經過芯片內部譯碼并執行對應遙控路上的發光二極管發光
方案二:采用碼分制多通道紅外遙控系統。主要用在多通道的紅外遙控系統中,遙控系統抗干擾強。能夠形成一個無線的中距離的遙控系統。主要由發射和接收并執行兩部分組成。用戶根據需要按下功能鍵,先是指令編碼器進行編碼,在進行信號調制,在由紅外發光二極管發射出信號,經過無線傳輸后,接收部分接收到發射信號,先經過信號處理,在通過單片機軟件譯碼,查表控制對應遙控路上的發光二極管發光
2.3方案選擇
頻分制紅外光遙控電路比較簡單,通常應用在遙控通道數目不太多的控制系統中。當頻道數目較多時,選頻電路和相應電路的數目加多,電路復雜,且各頻道間的相互干擾加重,導致誤控或誤報。采用高品質因數的LC振蕩器或選頻回路,可提高選頻精度和穩定度,但會使LC回路的體積加大,電路便得復雜,調試困難,成本也加大。因此,這次我們設計的是16路遙控,遙控數目較多,所以不宜采用頻分制而采用碼分制遙控方式。
3.單元模塊電路設計
3.1紅外發射電路設計
紅外發射電路的設計包括4個部分:(1)鍵盤及代碼產生電路,(2)編碼電路,(3)調制振蕩電路,(4)紅外發射電路。
3.1.18421-BCD碼控制電路的設計
8421-BCD碼控制電路采用CMOS型16路模擬開關集成電路CD4067,它和S2-S17按壓開關等構成開關編碼控制電路,將輸入開關狀態編成8421-BCD碼,并由CD4067的第10,11,13,14腳輸出地址碼。CD4067的二進制編碼的十進制(BCD)與S2-S17接通通道之間的關系如表1所示。
3.1.2數據編碼電路設計
由集成電路MC146026組成的編碼電路如圖所示,虛線框內是MC145026的內部框圖,器件RS、CTC、RTC決定編碼器的時鐘頻率。在圖中:A1-A5是地址線,A6/D6-A9/D9是地址/數據復用線,即MC145026可對9位并行輸入數據進行編碼,并在接收到傳輸啟動信號(TE)時,輸出串行數據。TE是傳輸啟動信號的輸入端。當它為低電平時,器件開始啟動傳輸過程,為高電平時,器件完全被阻塞,無信號輸出。RS、CTC、RTC是內部振蕩器的外接元件,其參數決定振蕩器的振蕩頻率。通常RS、CTC、RTC取值為400pF<CTC<15μF,RS=2RTC,RS>=20KΩ,RTC>=10kΩ,振蕩器的頻率f≈1/(2.3CTCRTC),取值范圍為1KHZ-40KHZ。若頻率超過此范圍,精度將降低。DOUT是數據輸出端,依次送出經過編碼的數據。
圖3-3編碼電路
對外直接投資對母國就業的影響是圍繞著對外直接投資對就業的替代效應和促進效應以及對就業規模、結構和區位分布的影響來進行的。楊建清(2004)認為這方面的研究主要包括就業替論、就業補充理論、就業結構優化論、公司戰略論。目前來看,有關流出FDI對母國就業影響的經驗證據比較有限。Chen和Ku等人(2003)的研究表明,臺灣地區對所有國家流出FDI而創造的技術和管理崗位的工作超過了1993-2000年技術和管理工作數量的總和。Wu、Heng和Ho(2003)的研究認為,新加坡1996年到2000年期間流出的FDI在制造部門創造了33600個工作崗位。而EllingsenGaute和Win-fliedLikumahuwa等人(2006)的研究也得出了近似的結論,即沒有發現流出FDI對新加坡勞動市場造成負面的影響,尤其是不存在流出FDI替代母國出口的證據。戴翔(2006)通過對新加坡的研究表明,FDI對國內就業的影響是積極的,FDI型企業對不同的勞動群產生不同的影響,科技人員就業增長從FDI的發展中受益最多,其次為管理人員和體力勞動者,隨著對外直接投資的開展,公司內部的勞動分工會進行重新配置,從國內生產型向技術密集型和管理密集型方向轉變。王峰和王博(2007)運用協整方法對臺灣地區失業率上升的因素進行了分析,結果表明臺商對大陸的投資活動并非是造成臺灣失業率升高的主要原因;而且長期來看,對大陸的投資改善了島內勞動力就業質量,提高了企業的競爭力。同時指出,島內失業率上升的主要原因是產業結構升級和宏觀經濟環境低迷,加強兩岸經貿合作是臺灣改善經濟環境和降低失業率的明智選擇。
國內外專門探討日本對華直接投資對本國就業水平影響的文獻較少,多數是在探討日本對華直接投資對日本經濟影響及產業空心化的研究中略有提及。隨著日本90年代對外直接投資的增加以及國內產業向國外的轉移,日本就業人數逐步減少,因而一些日本學者認為本國出現了產業空心化問題,如日本經濟團體聯合會會長豐田章一郎就對日本大規模對外直接投資而導致的產業“空心化”表示憂慮(張國成,1994)。龐德良(1998)、中村吉明(2002)把產業空心化定義為一種外部性現象,跨國企業把生產基地轉移到海外后,由于其自身利益與社會利益的矛盾,造成國內制造業生產下降、就業減少、產業衰退,進而對本國經濟增長和發展產生不良影響。90年代以來,由于日本對華直接投資的增加以及國內制造業產業的大規模轉移,惡化了日本國內的就業狀況尤其是制造業的就業狀況,有關日本產業空心化的問題便自然而然地與“中國因素”聯系在了一起。然而,國內學者就日本產業空心化問題對日本國內就業水平影響這一問題有著不同的看法。傘鋒、曾浪(2005)通過分析日本直接投資的增長與日本進出口和就國際經濟合作2009年第7期業的關系得知,“中國因素”不僅不是日本產業空洞化的禍首,反而是新一輪景氣回升的重要動力。“中國因素”加快了日本逆工業化進程,盡管使日本制造業失業人數增加,但導致日本產業空心化的真正原因是服務業過多的規制和勞動力市場缺乏彈性,使逆工業化過程中制造業釋放出的失業人員不能向服務業進行有效轉移。王曉楓、郭遠芳、袁紹鋒(2006)采用格蘭杰因果分析和誤差修正模型,基于中日數據分析了FDI、產業轉移與母國就業之間的關系。實證檢驗表明當日本對華直接投資時,轉移了其國內的制造業產業,輸出了制造業就業崗位,但是由于服務業對制造業的替代彈性大于1,使得日本對華直接投資在總量上增加了就業機會,在結構上促進了日本國內就業結構優化。
二、日本就業變動與對華投資之間的關系——描述與分析
正如前文所述,在上世紀90年代日本對中國投資快速增長的同時日本國內的就業狀況迅速惡化。如圖1所示:在1990年以前很長時間內,日本的失業率基本上在2-3%之間波動,但在1991年以后其失業率卻迅速增加。根據2003年日本統計年鑒上的資料,日本的完全失業人數在1990年僅為134萬人,1995年已增至210萬人,2000年再增至320萬人,2002年3月最多時曾達379萬人。其完全失業率在1990年僅為2.1%,1995年升至3.2%,2000年再升至4.7%,2001年7月突破5.0%大關,截至2003年初仍在5.5%的水平上居高不下(江瑞平,2003)。再從作為對外投資主體的制造業來看,1992年以前就業水平一直呈上升趨勢,但此后發生了逆轉,1993年比1992年就業人數減少了39萬人,1994年比1993年減少了34萬人,1995年再比1994年減少了40萬人。尤其是海外投資率高的產業就業減少的現象最為明顯,其中紡織和電器機械產業最為嚴重(龐德良,1998)。1991至1994年,電器機械產業的就業人數減少18萬人,服裝和紡織產業減少10萬人。除此之外,一般機械產業減少了8.1萬人,金屬制品產業減少了6.9萬人,汽車及附屬產業減少了4.6萬人。就制造業與服務業就業人數對比來看,1992至2002年間,制造業失業者增加了347萬人,服務業就業者增加了322萬人(吉田惠美里,2006;日本總務省,2003)。由此可見,日本國內就業問題的日趨惡化確是事實,大量對外投資的產業就業問題較為嚴重也是事實。然而據此認為對外投資是日本國內就業狀況惡化的根本原因,進而說明對中國投資是這種原因的核心,理由并不充分。
首先的疑問來自于下面的比較。從縱向比較來看,上世紀80年代尤其是80年代中后期日本對中國投資同樣是迅速增長,但此期間日本的國內失業率卻很低。在此我們還可以做一個橫向比較。韓國同樣是一個在上世紀90年代以來對中國投資保持迅速發展態勢的東亞國家。韓國對華投資始于1992年,雖起步較晚但增長十分迅速,從1992年的1.19億美元到1997年的21.42億美元,年均增長78%。從1993年到2000年,投資項目和投資金額分別占其對外投資總量的48.2%和18.3%。尤其是2005年上半年,韓國對華直接投資較上年同期增長了54.4%,在投資規模方面超過了日本和美國。然而資料表明,韓國在同一時期內的國內就業狀況卻呈現日益改善的趨勢。在1993至2002年期間,韓國的平均失業率為3.6%,低于日本0.3個百分點,而且考慮到此前韓國失業率長期大大高于日本,這種轉變更是十分顯著。尤其是進入本世紀以來,在日本失業率一再上升的情況下,韓國失業率卻連續下降,其中2000年、2001年和2002年的失業率分別為4.1%、4.0%和3.5%。
其次的疑問在于,日本對華投資金額占其對外投資總額的比重并不高。以日本在90年代對中國投資最多和增長最快的1995年為例。這一年日本對中國的投資為44.78億美元,僅占日本對外投資總額的8.7%,占日本對亞洲投資總額的36.2%,而僅占日本對美國投資額的19.8%,也就是說,日本對中國的投資額還不到對美國投資額的1/5。如果有影響,也只能說明對華直接投資對日本就業水平的影響很小。特別值得注意的是,隨著近年來日本對華直接投資的增加,日本的失業率卻在降低。據日本總務省勞動力調查,2004年失業率為4.7%,2005年為4.4%,日本的正式工人數出現了1997年以來的首次增加,同時青年就業人數增加,2005年,25歲到34歲的失業人口同比下降3%。2006年5月份完全失業率為4.0%,6月份完全失業率為,完全失業者數比前年同月減少2萬人,就業人數比前年同月增加20萬人。由于日本對外直接投資帶來的“誘發出口”效果大于“出口替代”和“逆進口”效果,反而帶來了日本國內就業機會的增加(吉田惠美里,2006)。
三、對外投資對母國就業的影響——理論分析與日本的現實
在分析對外投資對國內就業的具體影響時,我們先來分析一般條件下的情況。所謂一般條件,就是指國內經濟的平穩發展。直觀地看,對外投資就是將國內即將用于或已經用于生產的資金或生產資料裝移到國外,我們將這些資金或生產資料統稱為資產。不難理解,如果這些資產在國內進行生產,勢必要在國內招募工人因而增加國內的就業,然而對外投資減少了這部分就業,這是對外投資影響就業的第一個方面。同時,這些資產的轉出就意味著已經存在的或即將存在的生產活動的轉出,則本來或潛在以這種生產為原料供給對象或產品銷售對象的生產者將會受到影響,進而影響它們的就業,這是對外投資影響就業的第二個方面。很明顯,以上兩者都是負面的影響。對外投資對國內就業還有一個正面的影響,即通過向國內購買原材料或中間產品增加本國的就業,這就是一些學者談到的擴大出口效應。不過問題是,如果這些生產者仍在國內,它將向國內購買更多的原材料和中間產品。即使考慮到對外投資使生產規模增加因而需要更多的原材料或中間產品,此時向國內的購買量也不會大于在國內時向國內的購買量。可見,擴大出口的效應是微不足道的,至少難以大于上述第二方面的負面影響。因此,總的來看,在經濟平穩發展的條件下,對外投資應該減少國內的就業。在此,我們特別強調經濟平穩發展的條件,因為如果不具備這個條件,上面的結論將不再成立。非經濟平穩發展的極端情況亦即經濟過熱和經濟低迷。在經濟過熱時,對外投資減少的就業會立即被吸收;在經濟低迷時,對外投資根本就不減少就業。也就是說,在這兩種情況下,對外投資不會對國內就業產生負面影響(在此意義上甚至應該理解為增加了就業)。
作者認為,基于90年代泡沫經濟破滅的背景,日本當時的經濟現實就屬于經濟低迷。從國內大環境來看,由泡沫破滅導致的不良債權問題日益突出,銀行惜貸現象嚴重,以致企業破產增加,就業環境惡化;就業環境的惡化,進一步加重了日本國民的不安心理,導致消費需求下降,企業生產國際經濟合作2009年第7期萎縮,雇傭人員進一步減少。可以想象,面對國內的經濟蕭條和需求不足,那些對外投資的企業即使待在國內也不可能創造就業,而只能造成資源的浪費。一個非常明顯的事實是,那些仍然留在日本國內的企業的開工率都十分低下,不僅不能通過擴大生產來增加就業,反而還在競相裁減員工。例如,到90年代中期,在日本中小企業聚集的東京大田地區,制造業的就業人數比泡沫破滅前的高峰期下降了40%,工廠數目下降了25%(國家信息中心,2004;傘鋒、曾浪,2005)。在這種情況下,可以認為日本對外投資的企業不存在對國內就業的前兩種負面影響,而其第三種正面的影響卻在整體上顯示出作用。因此,可以肯定地說,日本的對外投資沒有破壞國內就業,相應地,日本近年來對中國投資的迅速發展也沒有降低其國內的就業水平。如果一定要定性其影響,應該是它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就業。
四、對中國的直接投資沒有惡化日本就業:一個實證的證據
對于日本對中國直接投資引起日本國內就業惡化的言論,還可以在計量研究的基礎上提供反駁的證據。我們的做法由兩個步驟組成:首先考察日本制造業就業占總就業的比重是否下降,如果沒有下降則沒有必要進行下一步的工作;其次考察日本制造業就業占總就業的比重下降與日本對中國制造業投資增長之間是否存在聯系。之所以用制造業作研究對象,是因為近年來日本對中國投資以制造業為主體。而用上述比重作主要變量,則是考慮到,如果制造業就業占總就業的比重沒有下降,即使制造業就業下降也沒有必要關注海外投資對日本就業的負面影響,只有在上述比重下降的情況下,我們才有必要研究日本對中國投資是否影響了日本的就業。
首先來看日本制造業就業占總就業比重的變化。從圖2來看,在1979-2004年的很長的一個時間內,日本制造業就業占總就業的比重始終處于一個下降的狀態,這符合了上面所說的進行第二步工作的要求。但這里也有問題:長期持續的比重下降很難與對中國投資建立密切的關系,而總就業與制造業就業在90年代的下降也增加了進一步研究的必要性。對于第二步的工作,我們通過檢驗下面的
回歸模型來完成。
E1=β0+β1FDI1+β2FDIt-ll+β3FDIt-2+β4FDIt-3+εt
其中,E為日本制造業就業占總就業的比重,FDI為日本對中國的制造業投資,t為時間。考慮到日本對中國投資對其國內就業的影響可能具有滯后性,我們在模型中加入了3個滯后變量。經過對E和FDI的時間序列做平穩性檢驗,發現兩個變量都具有1階單位根(由于篇幅所限,檢驗結果不再列出),所以在模型估計中我們采用兩個變量的l階差分。下面是模型的估計結果(如表1)。
表1中的模型估計結果顯示:FDIt、FDIt-l、FDIt-3的系數均未通過顯著性檢驗,說明它們對日本國內的就業沒有影響;FDIt-2的系數在5%的顯著性水平上通過檢驗,但由于其系數為正值,不僅不能證明FDI對日本國內就業有負面作用,而且還顯示了FDI與日本國內就業存在某種正相關關系。也就是說,日本對中國的投資不僅沒有使日本國內的制造業就業甚至總就業下降,而且在一定程度上還對后者有一定的積極作用。
五、對日本就業下降原因的進一步認識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導致了日本近年來(主要是90年代)的就業惡化呢?首先,最主要的原因還在于其經濟蕭條和需求不足的狀況。經濟蕭條和需求不足使很多企業不得不減少生產,也就不得不產生裁減員工的要求。而且也正是日本國內經濟的狀況導致了以終身雇傭為主的原有雇傭制度的變化,使很多原來的全職工作變成了兼職工作。因此它使企業產生裁減員工的要求同時又消除了其裁減員工的障礙,故而導致了國內大量的失業。其次,在國內經濟狀況、自身發展要求、對外直接投資等因素的影響下,日本需要也正在進行經濟結構的調整,這種經濟結構調整的本身也會帶來一定量的結構性失業。正像一些日本經濟學家指出,日本的就業市場近年來處于一種失衡狀態,傳統產業由于設備更新和技術改造或資源轉移等原因存在大量過剩勞動力,而一些新興產業和高新技術產業卻存在勞動力不足。最后,由于日本國內生產成本的提高,原來日本經濟快速發展所賴以存在的外需條件已經發生了變化。
如果要說中國對日本就業有所影響的話,那么近年來中國經濟強勁發展奪走了日本的外需應是最為突出的因素。中國大量的物美價廉的產品吸引了世界的眼光,使日本國內的生產不得不減少,因而促使其就業水平下降,但這與日本對中國投資的變化無直接關系。所以,總的來看,導致日本失業增加的原因仍在其國內。對外投資是其必然的要求,產業結構調整也是其必然的要求,因此,只有解決自身經濟發展中的問題,使自身經濟重新步入一個良性發展的軌道,才能從根本上解決本國就業狀況惡化的問題。
內容提要上世紀90年代以來,日本對華直接投資造成母國就業狀況惡化的評論曾經甚囂塵上。本文通過理論與實證方面的分析結論表明,日本對中國的投資不僅沒有使母國的制造業就業甚至總就業下降,而且在某種程度上還對后者有一定的積極作用。總的來看,導致日本失業增加的原因仍在其國內而非對華直接投資。
關鍵詞日本對華投資就業
參考文獻
江瑞平:日本產業空心化的實態、癥結及其“中國因素”。《日本學刊》2003年第3期。
楊建清:對外直接投資對母國就業的影響。《商業時代》2004年第35期。
戴翔:對外直接投資對國內就業影響的實證分析——以新加坡為例。《世界經濟研究》2006年第4期。
王峰、王博:臺灣投資祖國大陸對島內就業的影響——基于制造業的實證分析。《世界經濟研究》2007年第11期。
龐德良:日本海外直接投資與產業空心化。《日本學刊》1998年第3期。
傘鋒、曾浪:中國因素對近年來日本產業空洞化的影響分析。《現代日本經濟》2005年第4期。
王曉楓、郭遠芳、袁紹鋒:外國直接投資、產業轉移與母國就業。《大連海事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6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