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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新聞傳播核心論文范文

大前研一是“世界趨勢大師”，對世界趨勢的預測一直受到全球關注。邀請他作為大師趨勢論壇的第一人，“如新大師趨勢論壇”的定位就此四兩撥千斤地得以確立。但NU SKIN如新絕不只是看中了大前研一“世界趨勢大師”的頭銜，當年啟動大師趨勢論壇并邀請大前研一，更在于大前研一當時的預測與如新抗衰老產品文化的高度契合。

大前研一應邀出席此次論壇，除了對金融危機后的亞洲經濟發展做出趨勢分析，而且對“老齡化社會到來的今天，如何做到周期性重設人生”進行獨到的闡釋，以引導人們從容應對。大前研一指出，全球正在快速步入老齡化社會，而中國有可能成為老人最多的國家。后金融經濟時代，大前研一看到的不僅僅是經濟實體面臨的發展瓶頸，還有人類社會步入老齡化的發展趨勢，后者既制約前者，也蘊藏著機遇，對個人是“重設人生的黃金定律”，對企業則是“抗衰老的無限商機”。

而與此主題高度契合的是，早在2009年10月，NU SKIN如新推出抗衰老套裝系列，主打的就是抗衰老成分。論壇主題與產品結合緊密，不僅為產品進行了充分的宣傳，也對產品定位以及銷售做了充分的鋪墊。NU SKIN如新抗衰老系列產品在2009年10月舉行的如新全球年會上，僅上市兩天，銷售額就高達1700萬美元，是過去所有如新年會新產品上市銷售額的兩倍多。之所以能取得如此高的銷售額，與NU SKIN如新精心制定的品牌傳播策略有關。在2010年大師趨勢論壇上，NU SKIN如新以“重設人生黃金定律”為切入點，做出老年化社會論斷，與NU SKIN如新抗衰老產品結合，切中品牌傳播要點，而論壇作為NU SKIN如新價值營銷的載體，則確立了價值導向。高端的大師趨勢論壇，以潛移默化滲透產品理念，NU SKIN如新抗衰老系列產品熱銷也就在意料之中了。更具價值的是，NU SKIN抗衰老系列產品的推出，以及后續的研發與發展，把NU SKIN如新定位為全球領先的抗衰老公司，而大前研一對老齡化社會趨勢的預測，則給NU SKIN如新的定位做了一個很好的背書。

第二屆大師趨勢論壇邀請約翰·奈比斯特作為嘉賓，更是匠心獨運。

主講嘉賓奈斯比特擅長趨勢觀察，30年前他在《大趨勢》一書中指出一些影響深遠的世界發展趨勢，30年后一一得到證實。奈斯比特被贊譽為當前世界“具有敏銳觀察力的趨勢專家”。這位20世紀第一位趨勢預言學者，從1986年至今做出的預測從不失誤。邀請奈斯比特可以擴大大師趨勢論壇的影響力，使之成為名副其實的“第一趨勢論壇”。

而邀請奈斯比特，NU SKIN如新可以清晰地傳達自己對中國市場的信心、決心甚至是野心，借助奈斯比特吹響快速拓展中國市場的號角。

在此次大師趨勢論壇上約翰·奈斯比特指出，目前中國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遲早有一天中國經濟總量會超越美國，現在大家爭論的只是什么時候的問題。對此，他的判斷是2035年。而在中國經濟迅速發展迎來新的機遇與挑戰的同時，NU SKIN如新的發展也是緊跟時代的步伐。NU SKIN如新公布的2011年財報顯示，2011年度其營收為17.4億美元，較上一年增長13%。由于外匯匯率波動，其年度營收金額提升了6%。不計2011年與日本海關規定有關的3280萬美元非現金費用，2011年如新每股盈余為2.38美元，較2010年的2.69美元增長13%，或提高了27%。

如此快的增長勢頭，各項資料表明2011年是NU SKIN如新創下新紀錄的一年，除了NU SKIN如新抗衰老系列產品受到市場歡迎，其銷售隊伍，特別是在大中華區和南亞/太平洋地區以及韓國地區的銷售隊伍在不斷壯大。在財務報表的同時，NU SKIN如新決定在2011年業務增長和資產負債表表現不俗的基礎上將季度股息上調25%。

此外，在2011年1月9日舉辦的第二屆中國經濟發展論壇上，NU SKIN如新(中國)榮獲“2010中國經濟最具發展潛力企業”稱號。而此前NU SKIN如新兩度被美國《猶他商業雜志》評為大型企業類“年度最佳雇主”。對于NU SKIN如新來說2011年是豐收的一年，也是面臨全新挑戰的一年。對于NU SKIN如新來說，此屆大師趨勢論壇的主題，輸出了其階段性的價值屬性。

2012年大師趨勢論壇邀請的重量級嘉賓是小額信貸創始人，2006年諾貝爾和平獎得主，有“窮人的銀行家”之稱的默罕默德·尤努斯，他的演講主題是“一個人，可以改變世界”。

此屆論壇邀請尤努斯可謂是“一箭雙雕”，尤努斯是小額信貸創始人，而如新正在推動小額信貸項目。尤努斯創辦的格萊珉銀行，作為一家社會型企業在世界上享有盛譽，而NU SKIN如新的社會企業屬性理念也亟需推廣。在論壇上，NU SKIN如新大中華區域總裁范家輝與尤努斯教授進行對話，探討可持續公益模式和“社會型企業”在中國的實踐經驗。

此次大師趨勢論壇探討小額貸款理念，強調了如新的社會屬性。NU SKIN如新在業績漲勢迅猛的前提下，開始將關注的重點放在自己企業社會屬性的影響上。NU SKIN如新的企業文化是“善的力量”，在企業文化對員工形成積極影響的“善”的氛圍之外，NU SKIN如新通過一系列“善”的行動履行社會責任，比如蜜兒餐、汶川5年小額信貸、汶川地震救災、建造希望小學等等。

NU SKIN如新通過一系列行動踐行企業社會責任，這是NU SKIN如新作為一家優秀的外資企業，在企業發展中的階段性前進的需求。此屆大師趨勢論壇主題的設定，反映了如新在階段性發展中不斷完善、充實自己的企業理念與價值觀，讓NU SKIN如新的社會企業屬性得到強化。

以前三屆大師趨勢論壇作為鋪墊，尤其是NU SKIN如新今年業績大幅攀升，讓如新輸出“軟實力”的沖動變為行動。今年邀請“軟實力之父”約瑟夫作為演講嘉賓，可以視為NU SKIN如新“軟實力”的亮劍出鞘。

經過多年錘煉，NU SKIN如新在產品文化、企業文化、公益文化、團隊文化等方面，都形成了獨特的“如新氣質”，以及NU SKIN如新完整的價值觀，并且在企業員工、營銷人員隊伍中進行貫徹，甚至通過營銷人員向眾多消費者輻射，產生了良好的社會效益。今年NU SKIN如新業績大幅增長，預計可步入“百億企業”俱樂部，成為名副其實的“大企業”。

當然，僅有業績支撐是不夠的，正如法國一位外交官所說：“如果一個國家無法輸出自己的價值觀，那么它不可能成為一個大國。”企業亦如此。要成為“大企業”，就要用企業獨特的價值觀形成社會影響力。

其實NU SKIN如新一直在向社會傳播自己的價值觀，也就是其獨特的企業文化理念。如果說以前可能是考慮到企業還處于發展階段，那么今年業績大幅提升，則給了NU SKIN如新亮劍出鞘的底氣，因此本屆論壇主題詞要凸顯“軟實力”。

約瑟夫?奈是國際關系理論研究領域新自由主義學派的代表人物，以最早提出“軟實力”概念而聞名。 　 曾出任卡特政府助理國務卿、克林頓政府國家情報委員會主席和助理國防部長的他，此次作為大師趨勢論壇主講嘉賓，將分享他對“軟實力”的獨特見解。

第2篇：新聞傳播核心論文范文

關鍵詞：媒介融合;傳統文化;傳播;創新

中圖分類號：G2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8122（2015）07-0008-02

以往，傳統文化傳播依托傳統媒體，隨著媒介的不斷創新，傳播方式由傳統媒體向新媒體迅速轉化。新舊媒體融合使傳統文化擴大了傳播效果和影響，提供了新的轉化平臺和載體，以及新的途徑和方式。所謂“媒介融合”，是指“在計算機技術和網絡技術融合的基礎上用一種終端和網絡來傳輸數字形態的信息，由此帶來不同媒體之間的互換性和互聯性”[1]。利用媒介融合，可以充分利用新舊媒體的各自優勢，實現傳播內容融合和傳播方式融合。

一、媒介融合給傳統文化傳播帶來的機遇

（一）傳統文化傳播內容融合

傳播內容融合是指將不同形態傳播內容如報刊、書籍、雜志、廣播、電視、電影等的文字、圖像、聲頻、視頻等形式的內容加以數字化整合，形成跨平臺、跨媒體的使用和傳播，利用數字化終端，生成多形式、多層次的內容融合產品。對于將傳統文化由傳統媒體傳播轉向媒介融合并加以傳播，同志曾要求“系統梳理傳統文化資源，讓收藏在禁宮里的文物、陳列在廣闊大地上的遺產、書寫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來”[2]，為傳統文化傳播內容例如文物、古籍等文化遺產的數字化、融合與轉化提供了高屋建瓴的指導。

我國傳統文化內容博大精深，如何在媒介融合中實現“取其精華、棄其糟粕”，在新的傳播方式、傳播途徑中必然要對傳統文化內容進行新的整合、選擇、開發、規制，以便于符合傳播發展的新趨勢。內容融合，雖然面臨著巨大的困難，但是能夠使得傳統文化在傳播時如虎添翼，使得其在傳播中更好地展現傳統的民族性和原創性以及時代的延展性和創新性，也能夠更好地在當代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傳播中占有一席之地。

（二）傳統文化傳播方式融合

首先，內容融合的目的是實現不同媒介之間的信息共享、平臺結合，報紙、書籍、廣播、電視和網絡可以以一種“多媒體編輯”的方式進行傳播，這種“資源共享、傳輸融合”的方式是當前媒介融合的最大顯性表現，將傳統文化的資源應用在各種傳播媒介，是其弘揚光大、傳播傳承的最新方式;其次，傳播平臺在一個大平臺上實現有機整合，從而使得傳統文化傳播方式在平臺整合基礎上最終以網絡為主要平臺以數字化大容量、高速度、高清晰、綜合性、廣受眾的方式得以進行。指出：“大力推進傳統媒體與新興媒體融合發展”[2]，媒介技術日新月異，媒介融合將會與時俱進，兼具幾種甚至全部媒體的傳播方式的優點，“加強網絡新技術新應用的管理”[2]，掌握媒介融合傳播方式的新特點、新優勢給傳統文化傳播提供了新的機遇，也提出了新的課題和新的挑戰。

二、媒介融合給傳統文化傳播帶來的挑戰

（一）傳統文化傳播內容的規制挑戰

在我國媒介融合剛剛起步而又迅速發展的階段，迫切需要對于融合中的各種媒介進行選擇與使用，以達成傳統文化內容的有序、規范、高效、深入傳播。但是在傳統文化內容的多種媒介傳播中，已經造成了高雅文化與通俗文化、現象與本質等對立的傳統文化的分化邊界被消除，“傳媒所產生的擬像鋪天蓋地，形成一個比現實更現實的超現實獨立領域”[3]，這種超現實會給傳播內容的受眾教化功能的效果造成“雙刃劍”的影響和后果。傳統文化作為“軟實力”核心內容，體現在其“創造性轉化與創新性發展”[2]、實現其在媒介融合視域下的傳播效果評價與傳播功能的最大、最佳化，充分發揮傳統文化在當代的“根”與“魂”，“發揮正面宣傳鼓舞人、激勵人的作用”[2]。傳播內容的“創造性轉化與創新性發展”決定于媒介融合的選擇與控制，而選擇與控制取決于傳播的管控規制與發展規制，在媒介融合視域下的傳播規制給新舊媒體的選擇與控制提出了很大的挑戰。如何實現“管控”規制與“發展”規制的融合與有機結合是傳統文化內容傳播的一個嶄新的課題。

（二）傳統文化傳播方式的技術挑戰

數字化技術發展使得技術更新換代十分迅速，媒介融合正是在技術發展中不斷拓展與模糊傳播邊界、細分和擴大受眾。這種技術發展與挑戰要求傳播者具備高度的傳媒素養;也要求受眾在接受傳統文化傳播中需要不斷隨著技術的發展掌握新技術、新技能，尤其是IT技術。隨著“知溝”的擴大，不同受眾的認知能力與傳播方式對傳統文化傳播提出技術挑戰;同時，媒介融合在傳統文化傳播中具有技術先導性，隨著數字技術、衛星技術、多媒體技術與互聯網技術的日新月異，在極大推動傳統文化傳播的同時，由于新舊媒體的各自特點與優勢也構成了一定程度上的技術“異化”的問題，造成人們對于媒介融合技術尤其是新媒體的過度依賴，所構成的“是一種‘真實’的虛擬空間”[4]。這種面對新技術的“主體性”缺失的“異化”會給傳統文化的受眾的辨別能力、接受能力和傳播效果的廣度與深度帶來不利影響。

三、媒介融合語境下傳統文化傳播的創新

（一）應對傳播內容規制的挑戰，實現“創造性轉化”與“創新性發展”

媒介融合對于傳統文化內容的傳播傳承既是機遇、又是挑戰。在傳統文化傳播的媒介融合中，最重要的是內容融合，傳播內容的開發發掘作為新媒體產業的核心與支柱，要求在媒介融合中遵循傳統文化傳播“內容為王”的管控規制原則與發展規制原則，這是傳統媒體傳播中的“基石”，也是新媒體傳播中的“鐵律”。

首先，“創造性轉化”就是把以往的媒介形式的傳統文化內容“創造轉化”為新媒體文化，使傳統文化內容具備新媒體文化傳播的特點，尤其是新媒體文化的傳播優勢，這就要求在媒介融合的基礎上，更加重視挖掘傳統文化在新時代的文化內涵，并利用媒介融合實現傳統文化的傳播形式、載體、內容轉化，使傳統文化在新的時代語境下煥發新的生命力。“管控”規制要求對于媒介融合做出政策調整，對于傳統文化傳播內容來說就是無論是在傳統媒體還是在新媒體傳播中都使其不脫離民族屬性和傳承性，具備民族特色的傳統性與意識形態的控制力。因此，在管控規制原則中，要求我們在汲取傳統文化的精髓后，既要堅持傳統文化內容轉化的原創性，獲取原始的第一手的文化資源，保持傳統文化轉化內容的獨特性，轉化為不同受眾的獨特個性化的文化資源;又要保證傳統文化內容轉化的實用性，體現轉化內容的特色與深度;還要有的放矢，具備可信度，吸引受眾，拓展轉化內容廣度。

其次，“創新性發展”就是對于傳統文化的傳播功能通過新舊媒體融合向著正面的因素即傳統文化的精華部分、“正能量”的傳播提供支持。“發展”規制要求既為傳統文化傳播內容提供傳統媒體的發展空間，又使其發展遵循新媒體內在的規律，最大程度地實現傳統文化傳播內容有機融合、發掘開發與傳承創新。因此，在發展規制原則中，要以傳統媒體傳播中傳統文化的精華作為核心價值與內容基體，又要以新媒體的創新創意為激活要素，推陳出新，增強感染力、豐富和創新傳統文化內容的表現與存在形式;同時必須具有與時俱進的內容與平臺的創新性和先進性，使傳統文化轉化成為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有機部分，順應時展與創新的趨勢。

在媒介融合中，通過管控規制和發展規制，傳統文化在媒介融合的傳播過程中“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通過對于傳統文化傳播的管控規制求得規范與有序，以發展規制求得繁榮與豐富，從而使得傳播傳統文化在與媒介融合的政策規制的調整創新中相互促進、共同發展。

（二）應對傳播方式的技術挑戰，推進“數字化改造”與“數字化傳播”

數字化是應對媒介融合中的傳統文化傳播發展的必然方向，數字技術是提高傳播效果的利器，也促成傳統文化的傳播新模式。新媒體的大傳輸量、高速率、移動性的特點，實現了傳統媒體與新媒體相結合，形成基于多種媒介整合的“立體式”、“集成式”的數字化、網絡化、信息化的多功能傳播，例如實現報刊與網絡的融合，形成電子出版;廣播與網絡的融合，形成網絡廣播;網絡電視媒體的產生，形成衛星電視以及IPTV。數字化技術完全顛覆以往的單向性的傳輸技術，轉而以融合的媒體實現自身的技術轉型，走出技術困境，實現傳統媒體利用新技術的改造升級。

首先在傳統文化的數字化改造中，應針對不同傳統文化資源及時進行多種融合媒介的搶救、發掘、保護、開發，通過各種數字技術手段如拍照、錄音、攝影、攝像、復制、記錄，使得這些優秀文化資源不至于因為歲月流逝而消失;其次要通過數字化進行多媒介融合式的研究與傳播，使得這些沉寂、靜止、古老的傳統文化資源獲得新生，并在媒介融合的時代通過不同媒體技術的數字化發揮其作用;再次是通過發揮數字化技術優勢，在媒介融合建設中實現全社會、全方位、全領域、全時段的傳播，在傳播效果“子彈論”逐漸式微的今天，傳播學更強調受眾對于傳統文化的“使用與滿足”;數字技術能夠較好地通過媒介融合使得受眾“浸潤”在數字化時空全覆蓋、數字化傳受互動、數字化自主選擇的傳統文化傳播中，走出“異化”的困境，主動“使用”、“選擇”、“接受”和“滿足”，使得傳統文化產生積極的傳播效果。

第3篇：新聞傳播核心論文范文

七年磨一劍

黃旦教授接下撰寫這本書稿的任務，還是在1998年的夏季，成書卻已到了2005年暑期。陸曄教授稱之為“七年磨一劍”。她說，很多人在做研究寫論文時若需要使用一些理論，都選擇直接從中文教材中引用，而不是去閱讀原著。當年我目睹黃老師逐字逐句地“摳”原著，把這些理論放在當時的歷史背景下，與相關的社會、文化和哲學思潮相關聯，通過觀照大的線索去理解和把握具體的理論。這樣的治學態度值得敬佩，這種方法在純粹的理論研究里也是非常必要的。再比如，內部新聞自由、把關人和新聞專業主義的關系以及新聞媒體的社會控制等問題，在以往很多研究里，尤其是國內的研究里，都只是輕描淡寫就帶過。而在《傳者圖像》一書中，給予了這部分內容一個分析視角，而且把它們整合到了傳播思想史的發展過程當中，借此得以彌合新聞與大眾傳播之間的理論縫隙。

孫瑋教授也認為，黃旦教授的治學方法在新聞傳播學界是非常少見的，其視野已經遠遠超過了傳統新聞學（美國和歐洲傳播學可能還有這樣的做法：從本學科之外的領域來看該領域的問題），目前新聞學理論研究比較缺乏這樣的視野。但是，若跨過新聞傳播學來看，這種做法就有些共性。

曹晉副教授說，黃老師用七年寫一本書的精神令人崇敬。目前盲目求量的評估體系影響了本土學術專著的出版水準，希望有更多這樣原創的優秀著作能在國內出版社出版，慢慢擺脫我們全盤購買西方學術著作的局面，維護我們的文化邊界，樹立學界的良好風氣。

呂新雨教授認為，《傳者圖像》最重要的兩個特點，一是把新聞學與傳播學打通，這在方法論上是首創，該書很成功地消除了新聞學與傳播學之間的壁壘，這是我們內部的跨學科。其二是該書的歷史感，它把新聞專業主義和客觀性的問題放在一個歷史框架下來理解，給我們以前熟悉的理論以新的視野。

黃芝曉教授說，我們曾經提過我們創造了復旦學派，新聞學和傳播學的融合是這個學派的特點。在怎么融合的問題上，《傳者圖像》做了很好的探索。如何用傳播學的理論來解答新聞學的現象，比如內部新聞自由問題等，這是業界感受最深的，本書從傳播學的角度來論述這個問題，就是對實踐的關懷。

框架與邊界

《傳者圖像》一書別開生面的，是它的獨特視角和理論框架。黃旦教授介紹說，現在新聞傳播史的研究更多的是進行史料的梳理，少的是通過一個邏輯線索，對它進行一個邏輯辨析。因此，我寫這本書時，就希望找到一個點，能夠把現有的傳播理論都梳理一遍，于是找到了新聞專業主義理論。雖然希望從這個點切入，然后貫穿所有傳播理論的野心沒有完全實現，但是我覺得，在這個點上存在著彌合新聞學和傳播學兩個學科的可能。有人說我的這個角度比較取巧，從新視角看老理論就呈現出新的東西。但我覺得不僅如此，其實通過這種梳理，肯定能加深對這些理論的認識。

對于這本書獨特的理論框架，與會學者表示贊賞，但也提出了自己的意見。

孫瑋教授認為，《傳者圖像》用新聞專業主義這個線索來串是個比較奇特的想法，但這個做法本身有個疑問：這種描述是對歷史的還原還是一種重新建構，即歷史研究是去還原理論在那個歷史現實情境中的意義，還是通過這樣的梳理建構出一套新的傳播學理論框架？另一個疑問是：這本書把社會科學其他視域引進到新聞傳播學科的研究當中，造成視野過大，那么邊界在哪里？比如講到新聞客觀性時，若把視野再擴大，客觀性問題就可與現代的政治制度（政治機制）的運作在美國及歐洲的變化密切相關，若把這個角度引進來看客觀性，可能又會有新的結論。但是邊界究竟在哪里？大家常說新聞無學，它沒有基本的概念和理論框架來支撐整個學科。我們是要建立這個邊界呢，還是要像文化研究一樣打破這個邊界？

黃旦教授解釋說，從主體的角度來講，任何的還原都是建構。但我的理解是，任何建構都應該是立足在還原的基礎上，而非為了建構而歪曲原來的面貌，至于能不能達到這個還原的目的是另外一回事。至于學科邊界，是個需要根據不同研究的主題在技巧上把握的問題。例如新聞客觀性問題，它不僅是新聞的問題，也是各個學科的問題。我的任務是從新聞傳播范圍內進行闡釋，是我們自己學科視域內的客觀性。在這方面做到清楚明白，即是邊界確立的依據。做研究應該有個目標，即通過研究去說明什么，不是無謂的掉書袋，為說而說。邊界過于擴大后，討論的就可能不是我們行內的問題了。我不贊同很多人利用其他學科的理論把新聞傳播學科內的一個概念疊床架屋，然后層層地推演出來。比如從新聞真實里推出很多很多真實，作為個人愛好興趣未嘗不可，但繞來繞去，互相之間的邏輯關系和必要性不明確，反而容易使人看糊涂。

針對《傳者圖像》的理論框架，呂新雨教授批評說：該書命名為《傳者圖像》，從媒介組織的內部和外部來討論新聞客觀主義，賦予它新的理解，這對新聞客觀主義所作的辯護在某種意義上是成立的。但是這個成立只是一半，到框架理論為止，問題出在此后。首先，應該在這本書的名字前加一個定語：西方的。這本書里沒有處理中國的問題。雖然在讀此書的前半部時（法蘭克福學派前），我們都明白，它的問題意識是隱含在里面的，它和中國的新聞實踐有內部的對話關系。但是到法蘭克福學派之后就開始斷裂，法蘭克福學派這個章節基本上變成一個綜述，這是一個比較大的遺憾。從法蘭克福學派到傳播政治經濟學，這個問題同樣存在。怎么樣繼續從傳者圖像，即從媒介組織生產的這個角度去看法蘭克福學派和傳播政治經濟學，沒有一以貫之。這種斷裂也中斷了和我們之前批判性視野間的聯系，包括對議程設置、內部新聞自由和媒介管理組織之間的張力的論述。這些實際上都是為我們通向批判學派打通道路的。路雖已通，卻停滯不前。

呂新雨教授認為，此書在處理框架理論的時候，作者已經非常清楚地看到，在新聞學的內部是無法解釋新聞學的。此書對框架理論非常重視，但是框架理論最強調的是從它來看社會的、政治的和經濟的影響。民主和公共性是此書的主線，政治話語和框架隱含其中，并都可通過傳者這個框架議題來體現。但在處理法蘭克福學派和傳播政治經濟學時，這個框架議題沒有得到很好的實現。沒有吸收傳播政治經濟學和法蘭克福學派從社會、政治和經濟的綜合視角去討論傳者，即媒介組織的問題。

孫瑋教授認為如果按照呂新雨教授的意見，可能就是另外一本書，因為這并不是作者試圖要表達的。

思想的碰撞

圍繞《傳者圖像》涉及的具體理論，與會學者也就自己感興趣的話題展開交流與探討。

陸曄教授著重對內部新聞自由的問題提出自己的意見。她說，在西方，新聞報道的選擇不得不考慮來自廣告主的直接壓力。但是在一些比較具有批判視野的學者眼中，這些所謂的從知識的新聞到娛樂的新聞到廣告的新聞的這個過程當中，所謂的廣告的影響不在于來自廣告商的直接的壓力，即報道因觸犯廣告商的利益而不得刊出；而是在于整個商業化、消費主義的消費傾向，帶來了很多影響，首先是影響了新聞報道的形態，使之越來越像廣告，尋求感官刺激。另外，這種潛移默化的控制其實和消費主義有關。因此，在法蘭克福學派的很多研究里，也會談到這些話題。但是《傳者圖像》中論及社會控制這一章的時候忽略了這個問題，卻在后面講文化研究的章節中提到這點。黃旦教授對此回應說：來自信源的壓力（包括廣告主的信源）和來自消費主義的壓力分屬兩個層面。消費主義按照麥奎爾的《大眾傳播理論》來說，屬于文化的層面，來源于消費社會產生之后帶來的整個社會的消費傾向，其中對符號消費影響了新聞的形態。這是從文化的層面上去談。如果這樣來展開，就可能越出了此書要闡述的基本主旨。

《傳者圖像》一書在論述便士報對于新聞客觀性的貢獻時說，客觀性是一輛馬車，拉動它的兩匹馬一匹是商業，一匹是政治。因此便士報也強調公共性，而并不像通常新聞理論所說的只強調商業利益，或者是進行了一些技術的處理，為了迎合市場上不同的主體，它不得不把政治意識形態的東西抹掉。《傳者圖像》中提出，這兩個秩序應該調換一下或者至少并排，實際上便士報首先是以自己的公共利益來贏得自己的讀者，然后才贏得了市場。孫瑋教授表示贊同這一觀點，并認為本書中類似的許多論斷顛覆了傳統新聞學中長久以來被認同但并沒有被仔細探究過的觀點。但她也指出：事業化和商業化、市場和政治（或公共利益）之間也未必是兩股沖突的力量，市場有時候就是為公眾利益服務的，雖然有時也為政治服務。

對此，黃旦教授解釋說：兩架馬車的提法是席勒提出的。便士報的興起是以工人報刊的沒落為代價的，便士報接過了工人報刊在啟蒙時期對理性啟蒙的重任。這和傳統新聞學中提到的民主政治還不是一個層面上的東西。市場和政治兩者不可偏廢，不能說哪個為先哪個為后，這是對席勒說法的一個小小糾正。

曹晉副教授說，西方媒介在與商業浪潮抗衡時，還創造了另類媒介，這在《傳者圖像》一書中沒有提到。在商業沖擊之下，新聞業內部的人員想到了另外一種改革的途徑，去創辦沒有商業機制約束也沒有權利控制能讓弱勢群體來參與的媒介，被稱之為另類媒介或者獨立媒介、激進媒介。期望通過去資本控制、去商業化和去本質化，并把專業主義的精神部分轉到另類媒介的創辦當中，使專業主義在媒介轉型過程當中彰顯其力量。現在另類媒介的聲音已經非常響亮，這方面的研究論文也引起了關注。

曹晉副教授還提到，《傳者圖像》一書很有針對性地對傳播政治經濟學作了概括，但是對于傳播政治學是否能稱之為“學”，仍抱有疑慮。

第4篇：新聞傳播核心論文范文

【關鍵詞】報紙消亡 新媒體產品

一、“報紙消亡”研究緣起

“報紙消亡”的話題發軔于20世紀90年代。1994 年，美國未來學家邁克爾?克萊頓（Michael Crichton）就將報紙稱為“媒介恐龍”；華盛頓郵報的媒介批評家霍華德?庫茲（Howard Kurtz）則稱報紙產業正彌漫著“死亡的氣息”。1997 年，報業經濟學家羅伯特?G?皮卡德（Rob-ert?G?Picard）認為“報紙產業整體印刷數量”已經下滑，“許多觀察家們得出這樣一個結論：即報紙正在走向死亡”。2004 年，美國北卡羅來納大學的菲利普?邁耶教授明確提出：“到2043 年第一季度末，日報的讀者將歸零”。他的依據是全國民意研究中心（NORC）的數據和他制作的“日報讀者數量變化趨勢圖”。2005 年，紐約時報發行量下滑和逐年裁員引起了業界的恐慌。接著，美國報紙出現“倒閉潮”。2014年，上海報業集團相繼關張了《新聞晚報》、《天天新報》和《房地產時報》，引起了媒體業界的軒然大波。世界范圍內的報紙行業風聲鶴唳，有關“報紙消亡論”的討論再次成為熱點。

二、“報紙消亡”研究設計

（一）研究對象

本文基于“報紙消亡”論爭研究，以“報紙消亡”為主題詞，以2000-2014年為時間段，以新聞傳播學科核心期刊為搜索范圍進行高級檢索，剔除重復、不符合主題的論文，涉及“報紙消亡”的論文有47篇。

（二）研究方法

本文基于文獻資料，對樣本進行定量統計和內容分析。此外，本文以“篇”文獻為單位進行“被引用量”的引證統計，即某篇文獻被引證次數的多少。對文獻資料進行統計，統計依據CSSCI和CNKI兩大數據庫。

三、“報紙消亡”論爭研究文獻描述性分析

（一）研究階段

大體上，我國“報紙消亡”研究經歷了“寒冬論”、“兩分論”和“拐點論”三個發展階段。觀點上針鋒相對，時間上兩相交替（如圖1所示）。

如圖1所示，“報紙消亡”論爭研究近年來熱度波動上升，大體上經歷了數量的反復增減，呈現W形變化。從研究視角和學科背景來看，除了新聞與傳媒熱衷討論“報紙消亡”話題外，出版學、中國政治與國際政治等多個學科也開始涉獵相關議題。

通過對刊登47篇樣本論文的期刊進行歸納統計，根據刊登“報紙消亡”研究論文的篇數多少進行排序（見圖2）。《新聞與寫作》成為刊登“報紙消亡”研究論文最多的期刊，該刊物也成為研究“報紙消亡”的重要陣地。

（二）引證分析

在借鑒多篇引證分析論文關于被引論文的影響力測算公式的基礎上，本文對“報紙消亡”研究文獻及核心期刊進行分析。計算公式如下：被引論文影響力=CSSCI被引用綜合分+CNKI被引用綜合分，其中被引用綜合分按被引用數從高到低排序，被引用數排序為第一的為100分，接下來按被引用排序依次打分，同時分配不同的權重。由此本論文計算出排名前10的被引文獻，見表1。

這10篇文獻均以“報紙消亡”為核心論點，觀點涉及“寒冬論”、“兩分論”和“拐點論”等多個方面，大多采用質化的個案研究法或量化的內容分析法，結合具體論文內容進行分類整理，可以看出研究者不同的研究視角和范式。

四、“報紙消亡”論爭研究視角與主要議題

（一）“寒冬論”：報紙走向消亡

2005年，京華時報社原社長吳海民斷言“整個報業的冬天”已經來臨，并預言：“具有400年歷史的傳統報業，作為工業化時代的產物，將在信息化時代一步一步走向深谷。一個時代就要結束了。”與“寒冬論”相呼應，2005年7月，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劉建明提出了“報紙消亡論”。同年11月，他根據報紙讀者的代際老化規律，做出了“大約在2025-2035 年間報紙就要消亡”的預測。2008年，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匡文波教授在《紙質媒體還有明天嗎？》一文中指出，紙質媒體永遠不可能具備新媒體在閱讀習慣、便攜性、經濟性等方面的優勢，紙媒會在50年至100年內消亡。

（二）“兩分論”：報紙不會消亡

“報紙消亡”的論題一經提出，立即遭到了密集的質疑和批評。紐約時報執行總編比爾?凱勒（Bill Keller）、瑞典地鐵報業集團前CEO派里?湯恩伯格（Pelle Tornberg）都表示極不認可，默多克則對此報以嘲笑，并表示：“與報紙末日論者和失望論者不同，我相信報紙將在21世紀達到一個新的高度”。朝日新聞前總編中馬清福認為：“正因為出于多媒體時代，報紙才應該繼續存在下去。報紙不會消亡。”2009年，中國人民大學新聞與社會發展研究中心陳力丹教授在《報紙印刷版停刊不等于“報業消亡”》中，列舉了全球報紙發行量上升的事實，提出《基督教科學箴言報》印刷版的停刊只是媒介形態的改變，中國報業仍有很長的路要走。

（三）“拐點論”：報紙轉型發展

2003年，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喻國明教授基于對北京報業廣告收入下滑趨勢，提出著名的報業“拐點論”。他在《“拐點”的到來意味著什么》一文中，認為中國報業并非進入衰退期，可以通過機制創新、贏利模式再造、數字化表現形態等迎來新發展。

部分學者從報紙自身出發，分析了在媒介融合的新語境下，報紙的劣勢、經營模式、生存現狀和困境等，提出報媒未來的發展應注重發揮自身的內在優勢，在內容、公信力等方面下功夫。例如，劉琴、張金海的《傳統報業的價值回歸與現實判斷――基于價值論的分析視角》從報業價值論的角度出發，提出傳統報紙核心價值回歸是使其成為輿論性媒介的精英報，并對報業的數字化變革提供了指導與借鑒。另一部分學者從媒介融合的新語境對報紙的沖擊這一視角出發，提出報媒的發展應充分借鑒新媒體的經驗和優勢。比較有代表性的文章有：吳輝的《冬天到了，春天還會遠嗎――試論新媒體時代報紙面臨的挑戰和機遇》，文章分析了新媒體在互動性、用戶群以及傳播手段等方面的優勢，并提出報紙應與新媒體互動融合，在生產和傳播模式上進行創新。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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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崔保國.走進日本大報[M].南方日報出版社，2007.

[3]劉建明.關于報紙消亡的對話[M].新聞界，2006.

第5篇：新聞傳播核心論文范文

關鍵詞：高等教育;人文素養;素質教育;專業核心課程;專業拓展課程;綜合素質培育課程;課程規劃模式

一、引言

早在十九世紀，美國威斯康辛大學校長就曾提出，高等教育的目標不應與社會實際需求脫節。在追求職業需求、滿足個人的興趣愛好、職業志向的同時，高等教育還應該為國家培養服務型人才、促進學生人性和理性方面的健康發展。擔任耶魯大學二十年校長的里察•拉維因(RichardCharlesLevin)認為，擁有某種很專業的知識和技能，這是耶魯教育最大的失敗。他倡導的教育是追求自由的精神，負責任的公民，具有遠大的志向，和獨立思考與批判的能力。威大校長和耶大校長的高等教育理念都在強調，作為負責任的公民應該為社會的需要服務。當今美國的高等教育，不論是理工科或文科專業均特別重視人文教育與專業技能的平衡發展。早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美國大眾傳播學術界已經開始探索高等教育究竟應該培養什么樣的新聞人才的問題。曾經開創大學培養職業技能性新聞記者的密蘇里大學，也終于在九十年代初開始培養具備高人文素質、廣博知識，但仍具備專業技能的新聞傳播人才。隨著時代的變遷和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等各方面的發展，國家迫切需要大量的應用型專業人才。高等教育(highereducation)步入大眾化也迫使當今高等教育的基本理念伴隨著社會的發展進程進行相應的調整。那么作為一所應用型的高等學府，我們培養出的學生應該具備什么樣的素質和技能，才能符合現代社會的需要？本論文是以目前美國與臺灣地區的新聞傳播學高等教育培養人才的教育理念為參考基礎，以新聞傳播學專業為例，提出一個課程規劃模式方案，并為大陸培養應用型新聞學專業人才，規劃一個為期四年的本科新聞傳播學專業課程案例。

（一）高等教育人才培養

高等教育的主要目標是培養具備高綜合素質、敬業精神、判斷能力和國際視野的“人”，培養具備專業知識的“才”。高等教育擔負的職責不僅是培養高層次人才的精英教育，更大的使命應該是為國家培養社會建設與改革需要的人才。這種人才不僅必須具備扎實、全面的專業基礎知識，具備專業實踐經驗與技能，并且能夠充分掌握和運用其專業知識。但同時也必須具備廣博的人文素養與深厚的知識積累，以及具備獨立思考與批判的精神。高等教育本科應用型人才的培養與職業院校教育人才的培養有基本理念上的差異：高等教育是以培養高層次的人才為目標，是培養為社會各行業提供未來的領導階層的人才；而職業學院教育則為各行業培養基層的技術性專業人才，這種人才發展的潛力主要是在其專業領域成為未來的“工程師”。那么目前海峽兩岸培養的新聞傳播學專業人才具有何種發展方向上的特征？目前海峽兩岸的高等教育多往實用性、職業化的方向發展。為了培養應用技能型人才，現今兩岸許多大學校都不約而同地開設大量專業性、實踐性的課程，傳授狹窄的專業理論知識，兩岸的高等教育機構已逐漸成為職業培訓的場所[1]。在課程規劃方面也呈現出缺乏培養人才理念的辦學現象。開設課程往往不是以培養現代專業人才的目標為導向，而是以任課教師的個人能力或興趣開設課程，其結果是規劃出的大學四年課程如同一個“大雜盤”，缺乏教育的方向感。那么，新聞傳播學課程規劃的理念應以什么為建構的依據？我們應該培養具備哪些方面素質的新聞傳播人才？當今社會的發展對于現代人的素質提出了什么樣的要求？我們應該依據什么標準來確定新聞傳播學教育的課程內容？

（二）新聞傳播學專業課程規劃

教育的核心是課程，而課程的規劃與設置應該考慮到社會的需要。為適應二十一世紀社會發展與改革的要求，課程設置的理念必須同時代的發展步調相一致。當今我們需要培養的不僅是新聞傳播學專業人才，而且是具有智慧的專業人才。智慧是人的綜合知識和判斷事物的集中體現。自然科學向我們提供知識，但是它無法為我們提供智慧，是人文社會科學知識為我們提供了智慧的養分。因此我們需要從人文社會科學的知識中獲取智慧。人文素質的養分主要取自于文學、歷史、哲學、藝術等眾多領域的肥沃土壤。文、史、哲知識不僅可以培養我們全方位的、廣博的知識基礎，也為培養我們獨立判斷與批判能力提供條件。素質教育的目標是培養學生具備較為寬廣的視野，培育廣博的文化素養和深厚的知識基礎，也為培養學生好學善思的素質提供養份。通過人文素質的養成教育、通過廣博的知識文化積累，和高雅的文化環境氛圍的熏陶，學生不僅可以拓寬其知識面，還能在思想、道德、文化、審美、身體等多方面得到全面的提升，也為培養人的自主創新的能力提供條件。創新能力并不是與生俱來的，而是通過后天訓練開發出來的。創新人才的培養依賴有針對性的教育，是可以通過后天的訓練和鍛煉獲得的[2]。要想培育學生的創新能力，首先要注重提高學生的文化素養。學生的文化水平高、知識面廣，融會貫通的能力就強。其次要培養學生的想象力，想象力是指人們能夠在自己已有的知識、經驗基礎上，在頭腦中構成自己從未經歷過的事情的新形象[3]。豐富的想象力是創新的基礎。人文學科中的文學、歷史、哲學、藝術、政治學、社會學等課程為培養人的文化素質，及培養學生的創新能力打下基礎。素質教育的培育需要整合學習專業化和學習職業化的教育目標。素質教育與技能教育兩者間應該是一種有機的結合。素質教育是學生技能培養的延伸和提升，它不應局限于教授學生如何解決問題，而是需要幫助學生如何思考問題，如何看待問題。對素質教育與實踐性課程的授課比例需要進行合理的配置與均衡的發展。在規劃課程時需要了解專業課程與實踐課程之間的內在聯系，并考慮課程與課程間相互滲透的設計。開設每一課程應明確認識該課程存在的目的和意義。每門課程的安排必須能充分體現出應用型的教育理念。在撰寫教學計劃時需要明確說明開設每一門課程預計達到的目標，并根據這個目標設計每一門課的具體內容和撰寫課程大綱。此外，需要具體說明學生學習某一專業課程后應該“掌握”、“具備”何種能力。例如，具備獨立進行創作的能力等，并且說明在技能的訓練上要達到何種程度。在課程設計的過程中要把握處理好技能訓練與文化素質、人文素質、審美素質間關系的問題。基于上述理念，本論文以莆田學院新聞學專業四年本科修讀172總學分，設計以修讀83學分的專業課程為案例，提出一份“新聞學專業四年學習課程規劃表”（見表—）。此表根據學生對不同傳播媒體的興趣，區分為A、B兩個專業軌，供學生選讀。不論選擇A軌或B軌作為未來發展方向的學生均須修讀至少47學分的專業核心課程，以及必須修讀至少36學分A、B兩專業軌共同選修的專業性課程。此項新聞傳播學專業課程的規劃可大致歸納為“專業核心課程”、“專業拓展(延伸)課程”和“綜合素質培育課程”三類。

二、專業核心課程

專業教育是一種系統性、專門化的知識培養。專業核心課程是指在專業范圍內要求學生學習的課程，旨在幫助學生掌握該專業領域的基礎知識和最新的專業發展動態，同時也在培養學生分析運用專業知識的能力。[4]為滿足傳播業界對于人才技能之要求，學生需要系統地學習本專業所需要的基礎理論和原理等知識，并掌握對該專業應用所需的基本技能。此類課程包含所有專業所需修讀的基礎理論，或專業技術原理性課程。為滿足新聞傳播業界對人才技能方面的要求，課程規劃方案要求新聞傳播學專業學生在四年內必須修讀一定學分的專業理論與技能性訓練課程：專業必修學分：47學分（包括實習學分）專業選修學分：36學分（可選擇修讀的學分為68學分）專業拓展（延伸）課程：必修學分：32學分專業拓展（延伸）課程：必修學分：32學分綜合素質培育課程：必修學分57學分新聞專業本科四年必須修讀總學分：172學分1.專業素質培養課程：此方向著重傳授傳播學理論性與原理性、傳播史、傳播法規等課程。此課程也包含專業實踐性的基礎課程。此類課程均為必修課程。2.專業技能性課程：此類課程以實踐為導向，主要是培養學生操作影視媒體器材與相關設備的能力。

三、專業拓展(延伸)課程

新聞媒體報導所呈現出內容的質量與媒體工作者自身的知識水平、品德、和能力有直接的關系。新聞傳播學專業的學生除了必須修讀上述83個專業核心課程學分外，我們進一步要求本專業學生需要自行選擇修讀拓展其志趣的“專業拓展課程”。這是屬于專業知識培養性質的課程。它是培養學生能夠掌握某一科學、或某一個領域，并且具備該領域一定深度的專業知識，在進行采訪時能夠提出具有專業性、深入性的采訪問題，并能做出具有深度的新聞報導。例如，對未來有意在體育方面發展的新聞專業學生可到體育學院修讀相關的課程，以培育學生在此領域的專長。學生亦可在其他領域如社會學、經濟學、政治學、醫療、自然科學、環境科學、藝術、地質學、海洋學、生理學、人類學、生物學、信息科學等領域，拓展其專業知識。此課程要求學生在其興趣拓展的領域至少修讀兩個專業領域，且每一領域修讀不得少于12個學分的課程，修讀拓展性課程的總學分不得少于32學分。

四、綜合素質培育課程

此課程設置的目的旨在全面提升學生的基本素質，開拓其視野，使其對世界的政治、經濟、文化等有基本的了解。課程內容也應包括培養學生健康的人生觀，正確的價值觀、世界觀，并培養他們分析事物和創新的能力。此類課程包含工具性知識的培養，如外語、基礎研究方法等。這一模塊要求新聞傳播學專業學生在四年內必須修讀文學、歷史、哲學、藝術、社會學、政治學等領域的課程至少57學分，其中修讀文學、歷史、哲學，每一類不得少于12學分的課程。根據上述理念，本論文更進一步提出由三個模塊組成的“新聞學專業四年課程規劃模式”（見表二）。

五、結語

以應用型高等教育新聞傳播學培養專業人才的理念為基礎，本論文提出一個“新聞學專業四年課程規劃模式”的案例。形成此模式的概念亦可運用到其他應用型本科教育的其他專業領域。此模式的有效執行，除了需要學校各院系彼此共同配合方可達成外，也需整合如中文、歷史及目前開設的公共課程等，并須重新規劃設置如目前臺灣各院校普遍設置的“通識教育中心”。此中心的設置可向全校所有科系學生提供各類綜合素質培育課程，供不同專業學生選讀。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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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張力.面向二十一世紀教育振興行動計劃[M].北京：開明出版社，1999.

第6篇：新聞傳播核心論文范文

關鍵詞：新聞媒體；企業發展；發揮作用

隨著社會經濟的不斷進步和發展，當前已經進入了一個大眾傳播過度的時代。企業需要在傳播理念、傳播模式和傳播內容上進行創新，對現有信息源進行深度和廣度上的強加工和強輸出。現代企業在重構社會理念、公眾形象、品牌策略上如果能夠充分借助新聞媒介的力量，不僅能夠擴大企業和企業產品的知名度，消除已有的企業危機公共關系，而且更能增強企業的公信力、美譽度，解決廣告的可讀性與可信度，這也是突破廣告傳播“瓶頸”的唯一選擇。筆者從新聞的視角思考企業如何與社會公眾建立良好的公共關系和塑造良好的組織形象，借以構建理論探討的平臺。

1 客觀看待新聞媒體帶來的管理機遇

1.1 全媒體時代的新變化

隨著手機、網絡等新興媒體的迅猛的進程，我們已經進入了全媒體時期。全面運用媒介以及終端，以圖、文、聲、像等元素多層次、迅速的傳播信息已變成當下時代的發展一個環節。對于勢不可擋的媒體潮流，傳媒領域的迅猛進程促使新聞報道的一些新特點逐漸顯露出來，還有社會民主法治的普及，新聞宣傳以及輿論監督的作用就顯得十分必要。不同層次及不同愛好的受眾能夠隨意的選擇與自己匹配的媒介，去接受信息且隨時實施反饋，因此完成傳播效果的優化。對于這種全新的改變，各層次各系統在這樣一個大的時代環境中，在媒介高度有機結合的全媒體環境里，怎樣更好的樹立一個企業的光輝形象，怎樣合理的去宣傳以及解決輿情，怎樣合理的提升企業措施的改變，變成目前全新的問題。

1.2 抓住新機遇尋找新發展

新聞媒體有利也有弊，針對企業來說既是機遇也是挑戰，信息傳播介質的無序化、傳播載體的多元化與空間及時間上的優勢，提升了輿論導向及宣傳的繁瑣性。目前社會是一個開放的載體，除去自身針對新聞媒體的抵觸情緒，自主的學習及掌握新聞媒體的一些概念，理解新聞媒體在宣傳、社會情況、民眾需求等方面所擁有的優勢，針對企業內部進程的構建，就顯得十分重要。利用新聞媒體進行信息，利用暢通宣傳的途徑，提升企業的形象樹立企業文化，新聞媒體載體的全面運用，提升企業的公共服務。只有全面的完善且適應外在條件，對媒體有較為合理的運用，才可以抓住機遇，更深入的促進企業的發展及創新。

2 利用新聞媒介推動企業的發展

企業中的新聞公共關系是以新聞化的模式及措施，對常規傳播體系實施革命性的革新與改革，處理了長期以來消費者對廣告的抵觸及逆反情緒。結合國內外的一些新聞公關案例能夠發現，各企業在對外宣傳環節采用了差異化的新聞公關措施。

2.1 利用正面啟導模式

所謂的正面啟導模式指的是企業公共關系人員向媒體投發新聞信息宣傳企業核心經營模式、商品的一些相關信息，或者進行“制造新聞”拉動媒體，主動為其制造正面的新聞消息，因此去擴大企業的知名度及產品的宣傳。此模式是企業新聞導向里較為多見的一種模式。因為新聞媒體所做的新聞宣傳及報道、專題信息等都擁有客觀性以及可信性，要比直觀的商業廣告更能得到公眾的信任，其效果也會非常理想。因此，正面啟導模式是一種主動且積極的傳播體系，是企業控制一切可利用的機遇“制造新聞”，以吸引新聞媒體的關注，最終達到讓新聞媒體自覺不自覺的為企業做宣傳的一種主動的新聞媒體活動。

2.2 利用參與啟導模式

參與啟導模式是讓消費者參與到企業的新聞傳播之中，因此影響社會輿論，構成對企業及企業文化的認同。在傳播社會學里有 “社會參與論”的概念，也稱作是受眾介入，它的主要理念是促進受眾的主動參與，且認為受眾親身參與出現的概念要比被動的從外界聽到的概念更容易被認同，而不易輕易動搖。

2.3 利用開放啟導模式

一般開放是為了強化新聞傳播的真實性，讓新聞受眾能夠感受到一些社會現象的進程，吸收對事件的深層次的認識。在實踐活動過程，企業通常會利用開放的新聞公報模式去解決一些相關事件。真實性的原則是時代進程的需要，企業一定從根本上、組織上與信息上做到以誠信為原則，勇于擔當負責的理念，就是讓企業及時面對危機，也要有實施變危機為機遇的能力，強化輿論監督的真實性，提升管理以及經營理念革新、文傳播的更新，用以處理危機與打造企業文化。

2.4 利用典型啟導模式

通過長期的新聞工作實踐，具有代表性的報道擁有很強的說服力及影響力，在公眾輿論導向里有著核心意義。目前企業生產經營模式里一定會存在一些有代表性的事件以及人物、典型經驗或者是典型理念，這都蘊藏著新聞價值的信息源，更深層次的挖掘這些新聞信息，找出公眾的所想所需，能夠實現構建企業形象的目標。新聞媒體公共關系是企業營銷的核心措施，目前一些成功的企業如聯想與海爾等都在借助新聞媒體，持續深化良好且有代表性的品牌形象，因此也帶來十分理想的銷量額，或很客觀的股票市值，且在合作里贏得了非常好的價碼。在借助有代表性人物宣傳企業方面能夠全面利用名人效應，可以特意強化將某些權威名人與新聞事件有機的進行結合，盡可能擴大影響力，因此提升新聞事件的宣傳效果。針對媒介事件的制定，也可和一些盛大節日進行有機的結合，因此推動有代表性的社會輿論效應。

3 總結

總的來說企業的管理系統為了打造企業文化及構建良好公眾形象要有目的、有意識的按照新聞事件的特性，合理的制造一些宣傳的新聞實踐，用以吸引新聞媒體前來廣泛報道，造成一定程度的社會影響力，為企業的知名度與企業文化的樹立所服務。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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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篇：新聞傳播核心論文范文

（一）課程設置與社會需求不吻合

原新聞出版署署長柳斌杰接受采訪時曾指出：“一種信息要通過多種傳播方式、傳播載體進行傳播，這是國際新聞傳播的基本規律。”在傳統人才培養模式下，專業課程內容過分拘泥于傳播媒介機械與技術的使用，忽視專業基礎教育與綜合素質的養成，這是目前新聞傳播類專業人才培養及課程體系中較為普遍的一個問題，影響了人才培養質量。新聞傳播類專業畢業生與其他專業學生相比，存在專業能力不突出與文化素養缺失并存的弊端，不能滿足全媒體背景下新聞傳播實務對課程設置的要求。而在新聞一線，有的報業集團根據社會需求自發變革，提升新聞記者的全媒體應用能力。而地方院校新聞傳播類專業大多從中文系、教育技術系分離出來，發展時間短，相關教學經驗缺乏，專業教學科研人員匱乏，往往根據現有師資特點設置課程，缺乏與當前社會需求的對接。轉型較早較快的新聞傳播類專業通過引進師資、完善新聞傳播實踐教學體系，走上了發展的快車道。但近幾年媒介環境的發展速度超過了學科本身的發展，媒介營銷、廣告營銷、網站編輯、數字拍攝、后期編輯、媒體策劃等課程充實到新聞傳播類專業的教學體系中，新聞傳播類專業的課程開設要與主流媒體環境下的人才需求相吻合。

（二）實踐教學體系與媒體需求脫節

在新聞傳播類專業實踐課程體系及實踐教學方面，國內外一直存在兩種不同的觀點。一是強調新聞傳播類專業人才的綜合素養，主張弱化職業技能類課程，這種觀點在美國、加拿大等新聞傳播教育發達國家較為普遍；二是強調專業技能和媒體實務技術教育，注重與媒體用人單位職業崗位對接的職業能力培養，強化實踐課程與實踐教學環節。這種觀點在國內新聞傳播教育界較為普遍，尤其是得到地方高校新聞傳播教育界的普遍認可。全媒體時代要求新聞傳播專業人才培養必須樹立大新聞、大傳播的理念。當前新聞傳播類工作崗位對人才的需求是“一專多能，能寫能編”，需要學生在掌握新聞傳播基礎理論的基礎上能熟練運用多媒體設備采集新聞素材，并根據新聞傳播載體加工成不同的新聞產品。大部分地方高校新聞傳播學院建立的多媒體實驗室、新聞錄播室、平面媒體設計室等實驗室設備相對比較落后，學生到媒體實習實訓不能與當前應用機器軟件有效對接。另一方面，實驗教學資源不足，缺乏實踐課程模塊教學經驗，實驗實踐方式單一，實習實驗課程效果評價機制不到位，相關課程的課業評價標準與現行實踐不一致。全媒體時代要求學生具備跨媒體的工作能力，現在大部分地方院校新聞傳播類專業缺乏跨專業的綜合實踐技能訓練。以地方廣電系統、新聞媒體為依托的實踐基地流于形式，大部分地方院校僅在寒暑假小學期組織部分學生去地方媒體以實習見習的形式完成綜合實訓。常態化、循序漸進的實習體系落實不到位，多元化、融合性、操作性強的實踐教學平臺亟待建立。目前地方高校的新聞傳播類專業人才仍機械沿襲傳統的專業課程體系，忽視了人才培養的實用性，人才培養與社會人才需求脫節，難以做到學以致用、學用結合。由于課程體系建設的制約，學生職業能力被切割為片段性、局部性的具體操作能力，缺乏流程性的系統訓練。

（三）教學質量考核和評價體系不完善

新聞傳播類學科專業教育的發展與媒介環境的變化關系密切。地方院校依據不斷發展的傳播技術，不斷調整教學內容和教學方法，但教學質量考核和評價體系滯后，沒有和學科發展和媒介發展保持同步。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一是考試考核方法單一，不同課程采取一刀切的考核方法，專業必修一般采用考試方式，選修課一般采用考察方式進行。以書面考試形式為主的考核方式主要考察學生對知識點的背誦能力，雖有部分案例分析題目，但學生多是紙上談兵，沒有系統地在行業內部實習，對問題理解的深度和廣度不夠，僅用理論解決理論。除了通過行業實習理解相關新聞傳播理論，新聞傳播類專業學生應具備實踐操作能力，在具體實際操作中加深對理論的理解，超越課本，并形成對獨立判斷、獨立思考的能力。學生的新聞采編成果、學生通訊社的實踐成果、頂崗實習實習報告及學生自發承擔的社會工作成果等成果評價機制不完善，缺乏統一、全面的量化標準。教學質量考核和評價體系的另一環是對教師的評價，大部分地方院校對教師的教學質量評價停留在學生打分及同行評教層次，缺乏新聞傳播業務實體部門對教師教學質量的考核。教師的上課內容、教學大綱、教學成果需要一線的媒體工作者檢驗，這樣，才能做到教學活動不脫離社會需求的實際。

二、地方高校新聞傳播類專業人才培養模式創新的思路

（一）優化通識教育課程體系人才培養模式的缺失是新聞教育存在的內在危機。

在此背景下，復旦大學與清華大學推行通識教育改革，走在了新聞傳播類人才培養改革的前列。復旦通識教育的三個維度分別為：以共同核心課程進行持續的心智訓練；按人文社科大類培養拓寬知識面；專業教育重在培養一專多能的復合型人才。清華大學采取寬口進入、文理交融的人才培養模式。其通識教育有兩個基本特點：一是重在知識面的拓寬，二是重視新聞專業學生的自然科學素養。通識教育適應了全媒體背景下媒體對新聞傳播類人才的知識結構要求。但通識教育不能簡單地等于開設通識類課程，它是一種理念，著眼于人格與心智的培養;是一個系統工程，是知識傳授與技能訓練并舉的人才培養模式。通識教育是拓展知識面與提高人文藝術及專業素養的素質教育。結合地方院校的辦學條件實際，根據用人單位對人才知識結構的要求，將經濟、人文、政治、藝術、自然科學等領域知識進行梳理歸類，按照從出口往回找的思路，將其具體整合為單門課程，形成大類平臺課程模塊。在保證專業核心課程的前提下，加大選修課程在專業課程體系的比重，拓展選修課程內容，最大限度地滿足學生個性化培養的需要。此外，在學分制管理模式下，將專業選修課程與學校各相關專業各類課程全部打通，在學業導師的指導下，利用學校整體課程資源，鼓勵學生選修經濟學、社會學、管理學、文學、藝術類等課程，最大限度地完善知識結構、拓展知識面。此類課程較為注重能力與素質協調發展，瞄準社會用人需求和學校人才培養總體目標，確立了“一專多能型”人才的培養規格和目標定位，提升新聞傳播類學生的知識厚度，從而使課程體系建設與人才培養模式創新有機結合，適應社會對人才多層次、多類型、多規格的需求。

（二）強化以“能力內斂”為特征的實踐課程體系

所謂“能力內斂”，是指以各專業職業崗位能力為核心的專業技能與實務能力集中強化的教育教學改革。全媒體背景下需要的是復合型新聞傳播類人才，實踐教學體系要求把采、寫、編、評、攝、錄、制、播實踐能力培養落到實處，將新聞傳播類專業所對應的相關職業崗位能力進行分解，構建相對獨立的實踐教學體系，并通過學年綜合技能訓練課程形式或實踐模塊教學模式強化落實。在全媒體、復合型人才培養理念下，搭建實踐能力遞進型課程群。同時，通過實踐教學周、寒暑假小學期等相對獨立的實踐教學環節，實現技能培養全程化的實踐教學設計。此外，改革傳統的畢業論文課程模式，將以理論為主的畢業論文改為以能力訓練為主的畢業創作（設計）。因此必須高度重視實驗實踐教學體系建設，把教學實驗引入課堂教學，同時把實驗室作為工作室，始終把學生的應用能力培養作為根本任務來完成。媒介融合的業態背景要求學生熟悉和掌握多元化的新聞業務，對于報紙、廣播、電視、網絡，從平面媒體到電子媒體再到新媒體，要熟悉各種媒介形態的操作流程，掌握各種媒體的差異性。因此，實踐教學體系的實施就必須是多元的，需要搭建多元化、融合性的實踐教學平臺，為實踐教學提供保障機制。在具體操作過程中，可以借鑒“媒體融合實驗室”的建設理念，按照情景化要求進行課堂教學。教師和學生按照就業后工作環境設計，按照工作后職業角色進行教學，真正縮短了學生與社會的距離。地方高校在學院內部，通過創辦期刊雜志，承辦新聞傳媒類比賽等活動，為學生搭建自己的實踐平臺；通過與媒體單位合作，在校內成立記者站、實現與當地相關媒體單位的無縫對接；在校內設立大學生創業基地，鼓勵學生開展各類創業項目；在校外建設穩定的實習基地，充分滿足學生實習需要，積極建設高端實習基地，在國家媒體及知名傳媒企業建立穩定的實習點。在全媒體背景下，鼓勵學生在不同的媒體、不同的崗位實習，掌握多種本領。

（三）建立多元化的考核評價體系

全媒體背景下新聞傳播類課程要素配置多元化，教學質量評價體系應隨之調整。新的課程體系、新的教學內容、新的實施手段必將需要新的考試考核方法與之對應。必須摒棄傳統的期中、期末考試制度，根據新的培養模式下的課程結構體系建立合理的新的評價體系。按階段、分層次確定考核細則，并堅持以技能考核為重點確定評價標準。在考試考核形式上，設置筆試、專題策劃、以任務為驅動的技能操作考核與現場問答等多種形式，使之與用人單位的用人標準和學生的知識掌握情況相匹配銜接。同時改革成績結構比例，構建以項目操作效果為主的期末綜合成績評價機制。這種評價機制既是一種教學抓手，還能有效地引導學生把知識轉換為能力，能引導學生動手實踐，培養學習興趣。堅持推行成果評價方式，學生的學業成果接受同行業界的專家評價，也可以掛在網上，接受不同學校的老師評價，通過受眾反饋的信息給予綜合評定。各地方新聞傳播院系可以因地制宜，結合實際，研究如何構建教師、學生、學校、合作單位等多種評價主體共同參與的質量監控體系建設，處理好課程建設質量評價指標體系的科學設置與評價方式的科學化與客觀化問題，完善通過過程管理加強實時信息反饋機制的建設。

（四）加強新聞理想教育

“重器輕道”一直以來是我國新聞傳媒類的人才培養模式的核心，但此模式對學生的人文社科與自然科學知識的重視不夠，導致了部分新聞傳播類學生人文精神的與新聞理想的缺失。日本的新聞教育“重道輕器”，很少開設新聞職業技能方面的課程，新聞從業者的業務素質訓練主要由媒體承擔，這樣單純理論取向的課程體系走向了另一個極端，也出現了一些問題。當前地方高校新聞傳播類學生大部分不愿意選擇從事新聞行業的工作，從事新聞行業的人又面臨新聞理想與現實脫節的矛盾。一些學者認為，新聞傳播類專業是應用學科，新聞傳播理論應定位于解釋和評價新聞傳播現象，幫助學生樹立新聞職業理念，指導學生從事新聞實踐。另一些學者認為新聞傳播學理論就是新聞哲學，其價值在于培養學生的理性思辨能力。盡管兩種觀點存在差異，但針對新聞傳播類理論課程在傳播新聞專業核心價值，培養學生職業理念和評判精神，形成職業道德觀念，樹立新聞理想，激勵就業熱情的認識是統一的。在全媒體背景下，地方高校應通過相關課程、學術講座報告、實習實踐等環節加強學生的新聞理想教育。

三、總結

第8篇：新聞傳播核心論文范文

【關鍵詞】全媒體；新媒體；新聞傳播

【中圖分類號】G210 【文獻標識碼】B

第十屆中國新聞傳播學科研究生學術年會2010年底在復旦大學新聞學院舉行。本屆年會共收到來自中國人民大學、清華大學、同濟大學、中國青年政治學院、復旦大學、山東大學、西南政法大學、蘇州大學、四川大學、上海大學等十余所知名高校的來稿118篇，最終入選宣講論文30篇。

2010年無疑是各種新媒體迅速發展的一年，借著2010上海世博會的契機，報網互動、博客、微博、SNS、手機媒體、車載移動電視、移動互聯等蓬勃發展。在這樣一個媒體行業激烈的變革與轉型、機遇與挑戰并存的時期，本次年會以“全媒體時代的新聞傳播”為主題，特設學界和業界專家組成的高峰論壇，旨在推動全國新聞傳播學科研究生對于全媒體時代新聞傳播學科相關研究的關注，為全媒體傳播環境下的新聞傳播學科的發展提供啟發和思路。

一、全媒體時代：新聞生產與受眾研究

在全媒體的新聞傳播環境中，參會的嘉賓和入選的論文首先關注的都是理論部分的新聞生產與受眾研究。

臺灣傳播管理研究協會理事長、原臺灣銘傳大學新聞傳播學院院長楊志弘博士認為，數字信息傳播的融合趨勢包括內容融合和渠道融合，在人人都是導演、記者、專家的時代，新聞生產者和消費者的界限已經模糊，媒體已經走向公共理性，即由“中心控制”走向“協同服務”，由“同質競爭”走向“異質競爭”，由“利潤最大化”走向“價值最大”。

復旦大學新聞學院碩士生王云娜把關注點著眼于符號學原理及敘事系統上，通過《新聞調查》中的“網癮之戒”的例子，進行微觀樣本分析。

而復旦大學新聞學院碩士生傅盛裕則以20世紀80年代、90年代和21世紀的歷史分期為時間規制，將深度報道作為分析對象，透過新聞生產社會學的視野對深度報道由“啟蒙”到“監督”再到“記錄”的功能轉型進行了宏觀研究。

清華大學新聞傳播學碩士生鄭恩重點關注借由新媒體造勢而發展起來的新媒體，在研究中提出，新媒體作為與傳統媒體互補的媒介渠道，在今后的發展中應該首先提升“公共性空間”，強化“言論平臺”。

同濟大學傳播學碩士生陳慧琳認為公民媒介素養的高低，不僅影響到傳媒業本身的發展，更關系到公民科學正確地使用傳媒，由此建立了一個科學的有關媒介素養測量指標的測量模型，并在此基礎上驗證了其正確性。

山東大學傳播學碩士生張夕從媒介環境入手，分析闡述了全媒體時代的受眾特點、受眾研究的核心以及跨學科的研究視角，進而得出了“在全媒體時代，受眾研究的最大成果，可能是顛覆‘受眾’這個詞本身”的結論。

二、全媒體時代：媒介報道與社會責任

在全媒體時代，如何使媒介報道與社會責任達到和諧統一，是學界一直關注的問題，全媒體時代中的媒介報道因其影響力增大，應當更加注重社會責任的闡釋。

北京大學新聞傳播學院副教授胡泳闡釋了公民新聞的幾種形式：新聞評論、另類編輯、事實核查、草根報道，并總結了公民新聞在“政治責任”“信息政治”“抗爭政治”和“象征政治”等方面的獨特創造和意義。

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博士生董晨宇、黃彪文將關注點集中在了大眾媒體在公共事件報道中的敘事邏輯，并且試圖利用敘事學視角解剖這一邏輯特點。他們發現，在新聞故事的敘述中，新聞文本偏愛尋求事件背后的“母題”，將某一社會沖突事件與公眾熟悉的民生、民權、民族等故事母題相結合。

復旦大學新聞學院碩士生劉燁鑫和吳薇通過研究對比上海世博會的報道，看到了黨性統一原則下不同媒體，由于地域不同、特色各異以及媒體級別的高低，地方媒體在報道中也會靈活處理，各有側重，關注程度和新聞著眼點都有不同。

復旦大學新聞學院碩士生周豪從分析歷史語境的角度，在還原提出“政治家辦報”背景的基礎上，考察了其思想脈絡和主要所指，沿著我國社會主義改革和發展軌跡，賦予其時代創新元素和不同政治承載。

上海大學影視學院博士生王建磊運用框架理論對收集的公民視頻新聞樣本展開了試驗設計，通過各種假設及實驗，最終證明了公民視頻新聞的傳播結構引起了受眾信息接受量（認知層面）的變化；公民視頻新聞被認為具有較高的可信度，其傳播的價值觀點能夠引起受眾態度和看法（心理層面）的改變。

中國青年政治學院新聞與傳播系碩士生莊孜運用制度經濟學原理中的路徑依賴理論、交易成本、囚徒困境等理論框架，對新聞腐敗現象原因及對策的問題展開研究，認為尋租方與新聞從業者間存在一種“合理”的交易成本，這種個人或集體的歷史尋租的錯誤元行為，成為后期行為的依賴路徑與行為慣性，并最終成為一種無效的鎖定狀態。

中國青年政治學院新聞與傳播系碩士生盧江南把關注點放在了傳媒與中國社會變遷的互動關系上，認為根據社會的新變化，及時調整經營體制，熟悉市場運作法則，更新報道理念，方能重塑黨報在傳播市場中的主流地位。

上海大學影視學院新聞傳播學碩士生樊中華對知識分子在《南方周末》評論版上的新聞實踐進行了系統分析，考察了知識分子對網絡等新興媒介的利用，發現了新媒體對知識分子獨立性言論的擴散及影響力建設，以此呈現全媒體時代知識分子影響力的全生態景觀。

三、全媒體時代：媒介發展與媒介變革

隨著科技的進步，媒介的發展是全媒體時代不變的規則，媒介發展到一定程度導致的媒介變革是全媒體時代的常態。

復旦大學新聞學院博士生劉兆明認為傳統報業在數字化方面的種種探索，基本上都是以“報”為核心、為基礎形態來展開的。他通過研究傳統報業應對新媒體沖擊下的不同數字化轉型模式選擇及其得失，探尋到了建立適應于新媒體時代的傳播環境的報業運作模式：以數字化的技術手段為依托，反周期出版、受眾中心與個性化定制。

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博士生馬海燕認為中國社會應當構建弱勢群體話語權有效表達的訴求和保障機制，對特權階層的話語權要進行必要限制以及擴大知識階層的表達權，這樣才能使媒體話語權做到更好地再分配。

復旦大學新聞學院碩士生單穎文從全媒體化情境下手機媒體所展示的特性出發，分析了手機媒體在全媒體中所承擔的功能，主要包括了與傳統媒體更有效融合以及使傳者與受者間迅速進行了角色轉換。

復旦大學新聞學院碩士生常惠惠、劉燁鑫、吳微、方兆玉選擇了“世紀佳緣”這一交友網站作為研究對象，基于卡茲的使用與滿足理論，分析得出這類的交友網站主要是因其網絡相親特性、網站品牌服務、方便有針對性等優勢吸引著單身男女，越來越成為婚戀市場上的主流。但其也存在著一些亟待改進的問題，比如隱私信息的泄露、信息審核不夠嚴密等。

四、全媒體時代：媒介呈現與大眾文化

在全媒體時代，不同的媒介形式呈現出不同的媒介圖景，進而影響到不同的大眾文化。

復旦大學新聞學院陸曄教授認為，報紙、電視等大眾媒介對應的社會空間分別的個人的、家庭的，而大屏幕將對公共空間和社會生活產生巨大影響，她以紐約時代廣場、香港旺角商業區、上海五角場等擁有大屏幕的區域為例，歸納了大屏幕的私人表達、集體消費等功能，并嘗試探索“新媒體技術對物理空間的重塑折射出什么樣的政治、經濟、文化與權力的關系及其互動過程？”這一問題。

復旦大學新聞學院碩士生邱悅通過分析《斗牛士》和《色，戒》這兩部電影的表現手法，并結合當代心理學對片中人物與情節設定進行初步的心理分析，力圖探討西方與東方視角下的這一共同主題的內涵及其異同點。對這兩部成功先例的研究。

復旦大學新聞學院碩士生李想采用文本分析的方法來比較《淹沒》與《沿江而上》，從主題、視角、導演情感表達和鏡頭運用四個方面闡述兩部影片的異同，考察中西方鏡頭里的中國樣貌，并進一步探討兩位導演的拍攝動機、立場和身份意識。

四川大學文學與新聞學院傳播學碩士生羅雪晴以《成都商報》、《湖南日報》、《羊城晚報》自1998年1月1日至2009年12月31日期間的所有報紙為樣本框研究，認為媒體在城市流浪乞討人員議題呈現中的偏向以及一系列的媒體排斥行為，最終造成了城市流浪乞討人員在媒體的視野內被代言、被邊緣化的社會處境。

西南政法大學新聞傳播學院碩士生劉金麗以《人民日報》對于政府形象的報道為主要研究對象,通過對其十六大大以來的政府報道進行框架分析和內容分析，考察在社會結構日益分化的轉型期,我國主流媒體如何構建政府形象，并揭示在宏大敘事和簡單概括的理論背后，政府形象再現過程中存在的問題。

復旦大學新聞學院碩士生陰良以“使用與滿足”為理論背景，以“人人網”為例，通過各種數據分析得出孤獨感和SNS使用之間是有正向相關關系，社會認同的某些方面和SNS的使用也是有關系的，而和“娛樂”、“搜集信息”等相比，“孤獨”、“社會認同”能否被確定為網絡使用動機的一種，還有待驗證。

蘇州大學鳳凰傳媒學院碩士生陸國靜對準了在網絡發展下不斷壯大的同人女群體與耽美文化，運用了內斯特•鮑曼（Ernest Bormann）的“幻想主題修辭批評”方法，對網絡場域中的耽美文化進行觀察和詮釋。

復旦大學歷史系博士生許靜波通過三十年代中期香港的《工商日報》，文本中存在著大量對于上海都市文明的描繪和想象，呈現出兩個不同的趨向，指出一方面來自于《工商日報》管理層和編輯層自身對于上海文化的觀感，另一方面則更深反映了香港社會凝聚過程中的“無根”狀態及對都市化及其所引發的消費主義、享樂主義等附加影響的復雜心態。

中國青年政治學院新聞系碩士生畢琳選取《申報》社會新聞中的女性形象進行分析，認為不僅要關注媒體塑造了怎樣的女性形象，還要探究媒介塑造出此種女性形象的影響和深層原因，論證大眾傳媒在兩性平衡發展中應該發揮積極作用，做到及時地反映社會現實，創造積極的輿論導向的作用。

五、全媒體時代：人際傳播與健康傳播

除了大眾傳播以外，人際傳播和健康傳播也是當下新聞傳播學科研究的熱點，在全媒體時代的今天，論文的入圍作者也把關注點投向了它們。

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碩士生何睿、任德舉認為寢室空間作為大學生日常的生活、學習等綜合區間，對大學生人際傳播以及心身發展有著重要作用。

復旦大學新聞學院碩士生董依明從人際傳播學角度出發，以“人人網”為研究對象，解析了在Web2.0時代，中國SNS社交網絡之所以能吸引用戶眼球，不斷提升用戶對社交網絡的粘著度與忠誠度，主要是因為它確保了虛擬交友網絡的真實性，更新加強了人際互動，滿足用戶情感與心理需求以及其高效率的傳播信息渠道。

復旦大學新聞學院碩士生李怡認為人際傳播是在培養與維持目標受眾關系時，一種可控性強且雙向對稱的、利于達到樹立組織形象以及危機管理目的的公共關系手段。

復旦大學新聞學院碩士生陳思認為全媒體時代的到來，迫使傳者機構進行自身的調整，引入全新的媒介組合方式和信息的渠道，需要一個能包含數字化特質的研究模式。她采用AISAS模型，對艾滋病預防知識的傳播效果進行了一個評估，并對以高學歷和較高社會地位人群為對象的戰略傳播策略提出了建議。

第9篇：新聞傳播核心論文范文

“甩掉”幾個“包袱”

舉辦新聞傳播專業刊物的主體，是中央和省市新聞媒體。但這些刊物在舉辦過程中，也逐漸背上一些不應該有的“包袱”。新華日報報業集團董事長周正榮，就曾一針見血地指出它們是“官樣文章包袱”、“人情稿包袱”、“評職稱論文包袱”，由于這些“包袱稿”的存在甚至充斥，新聞傳播專業刊物的質量無疑要大受影響。也正因此，周正榮明確要求《傳媒觀察》借更名改版之機，“甩掉這幾個包袱”，辦一份“能夠與時代合拍，代表新華報業水平，為新聞業提供和傳播新思想、新觀念、新做法的高質量新聞學刊”。在這樣的思想指導下，《傳媒觀察》的更名改版，方向明、力度大，效果也就比較明顯。

一本優秀的新聞傳播專業期刊，要想發揮其指導新聞傳播實踐和促進新聞傳播研究的積極作用，首先須進行自身科學、合理的定位，從新聞傳播實踐和學術發展的宏觀態勢、合乎目標受眾的客觀需求方面找到自己恰當的位置。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我國新聞傳播業出現了許多前所未有的深刻變化，總之，無論是新聞傳播理論還是實踐，無論是業界還是學界，20世紀90年代以來，都出現許多新情況、新變化以及新問題，需要新聞傳播專業期刊與時俱進，創新辦刊的模式和思路，進行同步的探索。

較之更名改版以前，《傳媒觀察》對自身定位作了大幅度的改變：一方面，刊物所要吸引和鎖定的目標受眾，水準提升，范圍拓展；另一方面，刊物不再滿足于新聞業務操作層面的經驗總結和心得交流，而旨在將新聞傳播業置于改革開放的大環境，放在更加開闊的視野，以新觀念、新視角進行全新“觀察”，力圖豐富和創新新聞傳播思想，引領新聞業探索和發展的潮流。

跟蹤發展透視熱點

甩掉幾個“包袱”的《傳媒觀察》，在其扉頁即道明辦刊宗旨：“關注新聞前沿，追蹤新聞發展，透視新聞熱點”。這其實也就是改版后該刊的三大追求：一是追求辦刊的前瞻性，注重研究新聞傳播業界和學界的前沿性課題；二是追求辦刊的針對性，強烈關注新聞傳播發展中的現實問題；三是追求辦刊的深刻性，試圖對新聞傳播領域的熱點、焦點話題作出透視和解讀。具體來說，該刊在如下幾個方面作了很大的努力：

1.優化組合的欄目板塊

《傳媒觀察》根據自身的新定位，對原有刊物欄目進行了大幅度調整。在較低層面上探討新聞業務的文章，一般性的知識介紹和經驗總結，數量和篇幅大大壓縮。與此相對應的是：拓展觀察視野，加強理論探討。為此，專門開辟了“名家論壇”、“傳媒視點”、“學術園地”、“觀察與思考”等固定欄目，注意刊載有見解、有分析、質量較高的學理性文章。

2.頗具匠心的專題策劃

《傳媒觀察》以其獨特的選題和內容編排實現其在學術研究、業務探討領域的議程設置。其中，專題策劃是議程設置的重要手段之一。選定的專題，往往都是理論研究或新聞實踐中重要的現實問題，經編輯部的策劃而形成先發之勢（體現前瞻性）、聚集之態（體現側重點）。其次，編輯部成員發揮自己的聰明睿智，就專題進行策劃，整合各家言論、各方意見，形成了互補效應。2003年春，發生在廣州地區的非典疫情，使廣州乃至中國的新聞媒體在應對突發性災難事件方面的嚴重弊端在短時間內暴露無遺。《傳媒觀察》敏銳地意識到這一事件所涉及的緊迫而沉重的話題，迅速作出反應，立即在第4期上推出極具價值的專題策劃，特約刊發了《危機干預與媒體失語》、《透視危機事件傳播鏈的斷裂》、《突發事件中報道機制的科學調控》等一組文章，對關涉突發事件新聞報道的一些主要方面進行聚集式的透視，不僅闡述了大眾傳媒在監測環境、干預社會生活方面應有的作為，而且提請政府有關部門在突發性事件過后對相應機制加以改進。

2002年12月，《新華日報》正式實施了繼1995年、1999年兩次大規模改版之后的新一輪改版。《傳媒觀察》以此為契機，策劃組織了一系列評論文章，就黨報改革問題展開了持續深入的討論。從2003年第3期起，這些文章以每期一至兩篇的節奏在刊物上發表，并以“本刊特稿”、“特別報道”等形式推出，引起了各界對《新華日報》連續改版的廣泛關注和對于黨報改革經驗啟示的日益深入的研討。分散于連續不斷的各期中的專題專劃，突破了一期容量的局限，空間更為廣闊。雖然每一期的章篇文章并不構成專題，但連續的編排實現了時間順序上的累計效應，“形散而神不散”。

3.引人注目的新鮮見解

《傳媒觀察》能在紛繁復雜的新聞傳播業發展態勢中，抓住前沿問題，刊發具有新鮮見解的文章。在這一方面，有三點值得稱道――

一是開拓新視野。《傳媒觀察》的“域外傳真”、“海外傳媒”等欄目，對全球新聞傳播發展態勢進行研究。無論是引進別人的經驗，還是分析他國的教訓，始終結合我國國情。如“他山之石”板塊曾刊載的《講故事創造36年輝煌》、《觀察德國集團的成功運作》等，都力圖將國外管理中的先進經驗與技術中具有普遍意義的內容剝離出來，進行創造性的改造與借鑒吸收。

二是研究新態勢。例如，在新聞傳播業走上市場化道路之后，《傳媒觀察》敏銳地抓住了媒體資本運營等前沿課題，設置了“傳媒資本運作”、“媒介經營與管理”等專欄進行討論，所刊載的文章既有對傳媒產業化之路的研究也有對傳媒市場化運作后諸多矛盾與困難的探討所刊發的論文，觀點新、分量重，富于啟迪性。

三是傳播新觀念。《傳媒觀察》提倡新觀念、新思維，第9期刊出了《給媒體品牌延伸降降溫》，2004年第10期刊出了《研究中國報刊發行量認證制度》。這些文章大膽觸及了全新的、敏感的、尚無定論的話題，并展開了科學的、合理的、符合實際的討論。

4.自由活躍的觀念碰撞

《傳媒觀察》所體現的學術精神，其核心是學術自由。《傳媒觀察》努力為研究者們提供思想觀點爭碰撞的場所，“一家之言”、“說說議議”、“學術爭鳴”等欄目的設置與文章的選擇，都旨在營造學術爭鳴的氛圍。

近年來新聞界流行“讀圖時代”這一新概念。2003年第1期“一家之言”欄目所刊發的《報紙的讀圖時代真的到來了嗎？》一文，對此提出了質疑。緊接著，第5期的“學術爭鳴”欄目又刊登《“讀圖時代”：從粗放走向集約》一文，與前文進行商榷，重新界定“讀圖時代”的內涵。

彰顯專刊各種功能

具有生命活力和社會影響的刊物，應當是預設的功能都能得到全面彰顯和成功實現的刊物。《傳媒觀察》對此進行了積極探索。

1.彰顯和實現學術積累與學術交流功能。

學術積累是學術創新、發展的基礎。經過選擇、加工和規范，新聞傳播學研究者的創造性思維成果大量地凝聚在《傳媒觀察》上，得以發表并保存，成為新聞傳播學研究的重要學術積累。同時，通過構建“名家論壇”、“學術園地”、“業務探討”等三大板塊，學界的理性思辨和業界的實踐經驗得以匯總、交流、碰撞，從而更好地實現理論與實踐的有機結合。

2.彰顯和實現理論導向與決策咨詢功能。

《傳媒觀察》充分發揮其所在報業集團辦刊的優勢，敏銳地發現來自新聞一線的前沿動態、發展趨勢的信息，及時地對新聞事業改革中出現的重點、熱點、難點問題進行剖析、追蹤、評價和解答，用科學的、發展的理論引導實踐健康發展。如，《研究傳媒產業區域發展戰略》（2004年第3期），以當時影響較大的媒介運作個案作為切入點，對區域傳媒業戰略進行了分析，并進一步提出了傳媒產業區域發展的三大戰略構想，體現了刊物較強的前瞻性和指導性。

3.彰顯和實現隊伍培養和力量凝聚功能。

《新聞通訊》孜孜不倦地給予讀者以切實有用的新聞業務指導，提升讀者理論素養，它匯集了一批富于實踐經驗和理論思考的業界和學界人士，給讀者奉獻學理性和應用性兼備的思想成果；與此同時，刊物也為思想敏銳的新秀們（高校新聞院系的學生及其他初涉新聞傳播學的研究者）提供了發表學術見解的廣闊空間。從某種角度說，它已成為“大學之外的一個課堂”，除了業界人士之外，還很受新聞傳播院校師生、專業研究機構人員的親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