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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經濟學研究論文范文

第一，社會經濟發展過程表現為生產、分配、流通和消費四個環節同時存在并且相互轉化的過程。這四個環節之間存在著互相聯系、互相制約的對立統一關系，但是生產在其中始終起著支配的作用，社會生產過程的性質和特點始終決定著經濟發展的性質和特點。因而，必須始終重視生產在社會經濟發展過程中的決定性地位，同時又必須高度重視分配、流通和消費對于生產的巨大反作用。認識經濟發展問題，必須始終堅持從生產出發去進行分析的方法論原則。顛倒生產與其他幾個環節的關系的觀點是錯誤的。第二，在社會生產中，始終存在生產力與生產關系兩個方面及其對立統一關系。從人類社會發展的總過程來看，生產力的不同發展階段決定著生產關系的不同性質；但是，在一定的社會形態下，生產關系及其具體形式對生產力具有巨大的能動作用甚至決定性作用。因而，片面強調生產力的決定作用是一種庸俗機械的唯物主義觀點，片面強調生產關系的反作用或決定作用則是一種唯意志論和唯心主義觀點。第三，社會經濟發展是一個歷史的范疇，其中既存在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對立統一運動這樣的一般規律，同時，不同性質和階段的社會條件下的經濟發展又具有不同的特殊規律。因而，僅僅從抽象的、一般意義上去談經濟發展是沒有意義的；僅僅從經濟發展的一般規律出發去解釋和解決特殊條件下的經濟發展問題則是無效的。第四，資本主義條件下的經濟發展是一種特殊的社會現象，其特殊性在于它以追求無止境的價值增殖或賺錢為目的，因而，剩余價值規律支配著資本主義經濟增長的全部過程，剩余價值規律是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基本規律。發展生產力是資本獲得剩余價值的手段，與此同時，生產力的發展又與資本的內在要求相矛盾。第五，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內在矛盾表現在各個方面：（1）生產力發展的基本含義正在于同一勞動時間內生產的商品更多，從而單位商品的勞動量及價值量必然下降，可是資本追求的恰好是剩余價值，而不是物質財富。這樣，資本生產的商品越多，單位商品的價值以及剩余價值就越少，從而平均利潤率具有一種下降的內在趨勢，這就迫使資本更快地積累并進一步提高勞動生產率，而勞動生產率的進一步提高，使同一單位的資本獲取的剩余價值會更少，平均利潤率進一步趨于下降。這就形成一種循環，正是這一循環推動著資本主義的技術創新和經濟發展。（2）資本主義條件下的商品的實現以及剩余價值的實現需要一系列嚴格的前提條件，這些條件最重要的是：必須有足夠的市場購買能力能夠消化或購買大量生產出來的商品。可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生產關系恰好不能保證這一點，原因在于資本主義條件下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與生產供給相比總是不足的，因為資本積累和勞動生產率的提高以及資本有機構成的提高必然造成財富占有在資本一方和勞動一方的兩極分化。除此之外，資本主義生產表現為一種無政府狀態，即使是資本之間的相互需求也具有不確定性和經常的不平衡。因而，生產之間的矛盾以及生產與最終消費之間的矛盾，是一個標準的資本主義經濟模型無法解決的問題。于是，這些矛盾總是以周期性的經濟危機的方法來進行一種強制性的解決。（3）資本為了獲得利潤或收益的最大化，在職能資本的基礎上又發展出一個龐大的信用制度和信用系統。信用的發展一方面促進了資本的集中和一定階段的經濟增長，但是另一方面它又創造出一套投機和欺詐機制，使現實資本更多地轉化為虛擬資本，從而產生了國民經濟金融化，并進一步加劇了社會的兩極分化，最終必然產生金融危機并進一步引發經濟危機。從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實踐來看，自1825年以來，正是由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自身的矛盾產生了周期性的經濟危機，于是，產生了資本主義國家政府對經濟的干預和凱恩斯主義宏觀經濟學。但是，凱恩斯主義經濟學以及資本主義國家政府對于經濟的干預并沒有從根本上消除資本主義的內在矛盾，所以，出現了1970年代長達十年的滯脹。滯脹之后的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又采取新自由主義政策，雖然短時間內經濟增長狀況有所改觀，但是最終又產生了新的國際金融經濟危機和經濟發展的持續低迷。政治經濟學關于經濟發展的基本理論和資本主義經濟發展實踐都表明：迷信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是沒有出路的。因此，在我國當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中，必須堅決反對新自由主義的理解和思路，必須堅持以政治經濟學為指導，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只有這樣，才能找到解決問題的正確方向。

二、經濟體制的改革才是治本之策

之所以必須堅持運用政治經濟學的基本理論來看待中國經濟發展和改革問題，不僅是因為政治經濟學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提供了理論依據和理論基礎，而且是因為改革開放以來所形成的中國經濟發展狀況越來越接近于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所做的分析。概括起來說，由于中國選擇了市場經濟的發展方向，同時又發展出大量的私人資本，并且公有的生產資料也采取了資本的形式，市場與資本疊加，使中國的經濟發展狀況更加接近于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所進行的分析及其所得出的基本結論。因而，運用政治經濟學的基本理論分析中國經濟發展和改革問題，比以往任何時候更加具有現實性和有效性。但是，我們不能將中國經濟完全等同于資本主義經濟，這是因為中國不僅存在大量的公有企業和農村土地集體公有制，而且我國政府在經濟發展中始終起著主導性作用。這正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本質特征。實踐表明，必須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同時又必須全面深化經濟體制改革。從理論上來說，經濟制度和經濟體制決定了一定的經濟增長和發展模式。從中國經濟發展模式的角度來看，其中一個非常重要的特點在于地方政府在實際職能上的企業化。這種經濟發展模式一方面造就了中國經濟在一定階段的高速增長，另一方面又是產生一系列問題的體制性根源。自2012年以來，中國經濟發展表現出一系列問題：對外貿易增長乏力、部分產能嚴重過剩、產業結構失調、技術創新能力不足、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脫節、資源生態危機等等。從一定意義上來說，這些問題都具有供給側的性質。因而，提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符合實際的。但必須深究的問題是，產生供給側問題的原因又是什么呢？不找出產生問題的真正原因，必然只能是治標不治本。對于當前的中國經濟問題，可以從多種不同的角度去分析，但是，必須抓住中國經濟發展的“牛鼻子”，這個“牛鼻子”就是改革開放以來所形成的特殊經濟體制以及由此產生的特殊經濟增長模式。正如十八屆三中全會決議中指出的那樣，全面深化經濟體制的核心問題是進一步處理好政府與市場的關系，其中，如何處理好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以及地方政府與市場的關系尤為重要。因而，改革經濟體制和經濟增長模式才是治本之策。因而，改革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的關系，特別是改革地方政府的行為模式，如何通過改革，使地方政府一方面在經濟增長中繼續發揮積極的推動作用，另一方面又能夠貫徹落實中央制定的綜合改革和發展目標，這是能否解決供給側問題以及能否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戰略目標的重要環節和關鍵。

三、全面理解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第2篇：經濟學研究論文范文

一、經濟學的分析框架

經濟學的理論分析框架由三個主要部分組成:視角(perspective)、參照系(reference)和分析工具(analyticaltools)。第一,現代經濟學提供了從實際出發看問題的視角。這些視角指導我們避開細枝末節,把注意力引向關鍵的、核心的問題。經濟學家看問題的出發點通常基于三項基本假設:經濟人的偏好、生產技術和制度約束下可供使用的資源稟賦。用經濟學的視角看問題,消費者想買到物美價廉的商品,企業家想賺取利潤,都是很自然的。經濟學就是要探討在個人自利動機的驅動下,人們如何在給定的機制下互相作用,達到某種均衡狀態,并且評估在此狀態下是否有可能在沒有參與者受損的前提下讓一部分人有所改善(即是否可以提高效率)。以此為出發點,經濟學的分析往往集中在各種間接機制(比如價格、市場供求因素等)對經濟人行為的影響,并以“均衡”、“效率”作為分析的著眼點。以這種視角分析問題不僅具有方法的一致性,且常常會得出出人意料,卻合乎情理邏輯的結論。第二,經濟學提供了多個參照系。參照系對任何學科的建立和發展都極為重要,經濟學也不例外。這些參照系的重要性并不在于它們是否準確無誤地描述了現實,而在于建立了一些讓人們更好地理解現實的標尺。經濟學家的頭腦中總有幾個參照系,這樣,分析經濟問題時就有可比性。比如討論資源配置和價格問題時,充分競爭下的一般均衡理論就是一個參照系;討論產權和法的作用時,科斯定理就是一個參照系。參照系的建立對經濟學的發展起到了有效的推動作用。第三,經濟學采用了一系列強有力的“分析工具”,它們多是各種圖象模型和數學模型。比如:供需曲線圖象模型,它以數量和價格分別為橫、縱軸,提供了一個非常方便和多樣化的分析工具。經濟學家用這一工具來分析局部均衡下的市場資源配置、市場扭曲、市場失靈等問題和政府干預市場的政策效果。這種工具的力量在于,用較為簡明的圖象和數學結構幫助我們深入分析紛繁復雜的經濟行為和現象。

二、數學工具對經濟學發展的影響

現代經濟學的一個明顯特點是越來越多地使用數學(包括統計學)作為分析工具,絕大多數的經濟學前沿論文都包含數學或計量模型。從經濟學的分析框架來看,這并不難理解,因為參照系的建立和分析工具的發展通常都要借助數學。但是,在部分經濟學家的理論研究中,逐漸形成了一個基于唯數主義的數學化傾向,這種傾向偏離了經濟學研究的基本視角,不僅不能為非西方世界的經濟學家所接受,而且在西方經濟學家內部也頗存異議。因此,我們必須一分為二地看待數學工具對經濟學發展的影響。

(一)數學在經濟學中的應用從理論研究角度,借助數學模型有三個優勢:第一,數學語言可以清楚地描述前提假定,這使得經濟學的推理與分析過程呈現出數理邏輯的嚴謹性。例如,邊際效應價值實際上是在對效用函數進行測定的基礎上,運用一系列聯立方程組推導的結果。社會資源最優配置的帕累托最優理論,也是運用聯立方程組對生產和交換均達到最優配置下社會福利最大化的闡述。第二,數學方法使經濟學擁有了一個統一的語話體系,并進而使經濟學的發展具有了一個共同的基礎,讓后人較容易在已有的研究工作上繼續開拓,也使得在深層次上發現似乎不相關的結構之間的關聯變成可能。西方經濟學就是在這一共同的話語體系下獲得長足的發展。第三,數學表述具有文字性表述所不具備的確定性與精確性。數學推導具有數理上的邏輯性,運用數學模型討論經濟問題,學術爭議便可以建立在這樣的基礎上:或不同意對方前提假設;或找出對方論證錯誤;或是發現修改原模型假設會得出不同的結論。這樣就可以有效地避免經濟學理解上的歧義,避免基于不同理解而發生的毫無意義的爭論,因此,從整體上有利與提高經濟學家工作的效率。從實證研究角度看,使用數學和統計方法的優勢也比較明顯:其一是以經濟理論的數學模型為基礎可以發展出用于定性和定量分析的計量經濟模型;其二是證據的數量化使得實證研究具有系統性;其三是使用精致復雜的統計方法可以讓研究者從已有的數據中最大程度地汲取有用的信息。因此,運用數學和統計方法進行經濟學研究可以把實證分析建立在理論基礎上,并從系統的數據中定量地檢驗理論假說和估計參數的數值。這就可以減少經驗性分析中的表面化和偶然性,并分別確定它在經濟意義下的顯著程度。

(二)經濟學數學化的誤區在肯定數學在經濟學中的重要作用的同時,更需要指出的是:經濟學不是數學。首先,經濟學并不是一些數學模型和概念的簡單匯集,經濟學家的工作也不是開拓數學理論前沿,而是運用這些理論所代表的分析框架來解釋和理解經濟行為和現象。經濟學發展的關鍵絕不在于其對數學的運用是否精通,而是取決于經濟理論分析和實證分析的深度。比如經濟學家應用統計回歸方法,不僅關心變量的估計值和變量間的相關性,更關心變量間的因果關系、模型假定對預測的影響以及計量結果背后的經濟含義,這是計量經濟學不同于數學或統計學的最重要方面。其次,經濟學理論的發展必須從經濟學獨有的研究視角出發,數學和計量方法只是體現和執行經濟想法的一種工具,而不是唯一的工具。目前,英美許多經濟學雜志取舍稿件的重要標準之一就是是否建立了數學模型,是否采用計量分析,如果論文不是有意的使用一組代數符號的話,那么,該論文便會自動被視為毫無價值而遭拒絕。這種作法排除了其他解決問題的思路,使運用其他研究方法解決經濟問題的個人沒有得到應有的尊重。這種過分數學化的趨勢,標志著經濟學在逐漸失去其作為社會科學應有的特征(如對現存的社會經濟結構的批判性,對人和人之間生產關系的揭示,對社會經濟制度的揭示,對社會經濟生活的直覺性感悟等),標志著經濟學在唯科學主義道路上走過了頭,以至于逐漸喪失了對活生生的人的關注與分析,同時在一定程度上也標志著經濟學分析工具的貧乏與單一。因此,我們不能以數學水平的高低來衡量一名經濟學家的水平,我們也不能以運用數學的多少和它的難易程度來作為評判經濟學論文質量的標準。同時,經濟學中的過度數學化傾向還表現在,一些經濟學家把數學當作經濟分析的唯一手段,不顧條件地加以運用。這種運用很大程度上是一種形式主義的運用,導致了經濟研究的資源誤置。經濟學研究人類的生產、消費和分配的社會經濟活動,而人類活動受道德、歷史和社會的諸多因素影響,許多環節之間都有或明或暗的聯系,這使得經濟活動變得相當復雜,如果用數學變量來表示,那么必將形成一個極端龐大而又難以處理的數理模型,這就給使用帶來了困難。而心理學的研究結果表明,在一些情況下人的決策與模型中的嚴峻假定有系統性偏差,修改某些有關數理模型條件下市場中人的經濟行為,將得出很多與已有的理論不同的結論。要想使嚴峻假定下建立的模型具有可行性,就必須要不斷的放松假定,加進新的變量,這樣做會使問題變得越來越復雜,直到超出數學能力所限,使得數學方法的運用陷入死循環。必須承認,經濟運行中存在著許多無法量化的因素,如果一味地追求對經濟現象的數量分析而忽視數學分析方法本身的局限性,將必然會陷入“數字游戲”的怪圈。事實證明,單純使用數學工具解決經濟問題具有明顯的局限性。超級秘書網

三、運用經濟學分析工具的幾點建議

應該說,在經濟學中系統地運用數學方法是不應受到過多指責的,但是,任何方法的運用都需要遵循適度的原則,過度化只能造成相反的效果。第一,經濟學是一門以現實中的經濟行為和現象作為研究對象的社會科學,對理論的現實性非常關注。一方面,所有的經濟學理論最終都要接受現實的檢驗;另一方面,新理論的創立和舊理論的發展也要受現實的啟發。包括數學在內的任何分析工具都不能脫離這一范疇而孤立存在。經濟學過度數學化使經濟學家在研究問題時不自覺地接受了數學家的價值取向,把經濟學變為基于一系列超現實抽象假定的科學,實際上忽視了經濟學作為一門社會科學的特征。因此,解決經濟問題必須考慮到經濟學研究不同于自然科學研究的基本困難,是可控實驗的不可行性和用經驗數據直接檢驗結論的有限性,必須摒棄以主觀局限的數學推導進行客觀經濟規律探索的方法論。第二,經濟理論是描述一個理性的人如何在給定的條件下做出選擇,以達到其目標最大化的過程,而選擇結果便是理論所要解釋的現象。因此,一個經濟理論能否解釋現實的關鍵就在于模型中限制當事人選擇的給定假設條件是否合適。所謂合適,是指模型中的限制條件要盡可能地具有“普適性”(Robustness),也就是要具有一般性。例如,要素稟賦決定了一個經濟中的各種要素的相對價格,是社會中任何經濟決策都必須考慮到的條件,因此,要素稟賦是一個非常“一般”的條件,以發展目標和要素稟賦的矛盾來解釋計劃體制的產生,也就有了較強的“普適性”。運用要素稟賦理論就可以解釋為什么不同社會性質的國家采用了類似的計劃體制以及為什么我國的社會性質未變,而改革后卻從計劃體制轉型到市場體制的現象。所以,我們要將經濟理論的探討建立在經濟運行各個環節之間普遍聯系的基礎上。第三,從經濟學引入數學以后100多年的歷史來看,作為一種分析工具,數學的確顯示出諸多值得充分肯定的優越性,我們應該不斷加強經濟學數學分析方法自身的完善,拓展其應用領域,進一步發揮其在經濟理論研究和實踐中的作用。在繼承和發揚傳統數學分析方法的基礎上,學習和應用最新的數學分析方法,如博奕論方法、對策論方法、模糊數學方法、非線性系統方法等,使數量分析由單變量向多變量發展,由單目標向多目標發展,并且大力拓展計算機等相關技術領域,提高數學解決經濟問題的能力。第四,經濟現象本質上一種社會現象,其發展受到許多無法量化的因素制約,這要求我們進行經濟研究的時候必然要經過一個定性到定量的分析過程。如果舍棄那些不可定量卻對經濟行為產生重要影響的因素,生硬地把經濟現象抽象到數學模型當中,就會歪曲經濟事物的本來面目,影響結論的科學性和有效性。因此,在加強數學工具運用的同時,我們絕不能局限于數學的分析方法,更不能局限于形式上的數學化,簡單否定和排斥定性分析的作用。行為經濟學之所以逐漸被主流經濟學接受,正是因為它合理運用定性分析的方法,并且將通常的理性假設的情況包涵在其中,而不是單純的依靠嚴峻假設下的數學模型來解決問題。

主要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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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趙凌云.經濟學數學化的是與非[J].經濟學家,1999(1).

[3]曾康霖.略論經濟學研究的幾次革命[J].經濟學家,2001(5).

第3篇：經濟學研究論文范文

長期以來，西方經濟學理論一直受到“休謨命題”的影響。西方哲學家，也是歷史學家和經濟學家的大衛·休謨，在《論人的本質》一書中，提出了一個著名的哲學命題，即“一個人不能從是中推論出應該是”，這就是所謂的“休謨命題”。休謨依據“是——應該是”的二分法的區分，對本來存在密切關聯的事實領域和價值領域之間，來了個一刀切的區分，因此，被人們喻為“休謨的鍘刀”。因此，西方經濟學圍繞經濟學的研究要不要或說應該不應該涉及倫理道德和價值判斷的問題，展開了長期而又激烈的爭論。實證經濟學是西方經濟學的主流學派，他們強調經濟學不是倫理學的“奴婢”或附屬品，認為經濟學主要是研究經濟發展過程的客觀規律，而不是制定或實踐道德規范，同時，作為市場經濟行為主體的人，也是一種“純經濟動物”，因此，經濟學家無需重視“道德關懷”。

規范經濟學，作為西方經濟學的異端學派，他們批評主流經濟學派對道德的“遺忘”，強調經濟學不可能擺脫道德的“糾纏”，不可能離開倫理道德原則和回避價值判斷。如新劍橋學派的主要代表人物，英國著名經濟學家瓊·羅賓遜夫人和當代新制度經濟學派的岡·繆爾達爾等，認為實證經濟學與規范經濟學之間并不存在一條不可逾越的鴻溝，經濟學決不可能是一門“純粹”的科學。

那么，經濟學與倫理學之間可以溝通的橋梁又是什么？或者說兩者之間的交匯點在哪里？這也正是我們探討經濟倫理學的切入點。

199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阿馬蒂亞·森在《倫理學與經濟學》一書中對這一問題作了有益的探索。喬治·恩德利教授在《面向行為的經濟倫理學》一書中指出：“他（指阿馬蒂亞·森，作者注）在倫理學和經濟學兩方面的學術成就都是杰出的。而且，他非常精細地探索了兩者之間的交匯處，建立了一些橋梁，這些橋梁使得不同的觀點彼此之間更有意義。”約翰·勒蒂奇在《倫理學與經濟學》一書的前言中這樣講：“對于那些關心當代經濟學與道德哲學之間的經濟學家、哲學和政治學家們來說，這本書可謂是一個思想‘寶庫’。”“在全新的意義上，他闡述了一般均衡經濟學能夠對道德哲學分析所做出的貢獻，道德哲學和福利經濟學能夠對主流經濟學所做出的貢獻。”

1.阿馬蒂亞·森首先論證了經濟學與倫理學這一嚴重分離，以及這一分離如何鑄就了當代經濟學的一大缺陷。阿馬蒂亞·森認為，隨著現代經濟學與倫理學之間隔閡的不斷加深，現代經濟學已經出現了嚴重的貧困化現象。揭示這一隔閡的本質，就顯得特別重要。他認為必須澄清兩點：一是正確認識和評價“工程學”方法在經濟學中的應用問題。“工程學”的探索主要專注于邏輯的問題：在一些非常簡單的行為假定中，為了最大效率地達到從別處給定的目標，一個人應當選擇什么手段。正是由于“工程學”方法的廣泛應用，使經濟學可以對很多現實問題提供較好的理解和解釋，因為經濟學中確實存在大量需要關注的邏輯問題，即使在狹隘解釋的非倫理人類動機觀和行為觀的有限形式中，這些邏輯問題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有效的解釋。如一般均衡理論所研究的是市場關系中的生產和交易活動，雖然這些理論非常抽象、簡單，而且對人類行為的看法也非常狹隘，但是，它們畢竟使我們對社會相互依賴性本質的理解更加容易了，這一點是毫無疑義的。同時，他還認為，即使那些回避了倫理考慮的、極為狹隘的行為動機描述，也有助于我們對經濟學中許多重要的、社會關系本質問題的理解。也就是說，他并不認為，“沒有倫理考慮的方法就必定使經濟學失效”。但是，他所強調的是，“經濟學，正如它已經表現出的那樣，可以通過更多、更明確地關注影響人類行為的倫理學思考而變得更有說服力，我的目的并不是要列舉經濟學已經取得的成就和正在進行的研究，而是要提出更高的要求”。

需要澄清的第二點是，由經濟學與倫理學之間不斷加深的隔閡所造成的損失具有兩面性。因忽視“倫理相關的動機觀”和“倫理相關的社會成就觀”而給經濟學所帶來的損失；經濟學中的“工程學”方法，也是可以用于現代倫理研究的，因此，兩個學科的分離，對于倫理學來說也是一件非常不幸的事情。

2.經濟行為和動機。阿馬蒂亞·森指出，“理”假設在現代經濟學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但他認為，即使標準經濟學關于理的描述被認為是正確的，從而被人們普遍接受，也不一定意味著人們一定會實際地按照其行為。因為現實世界是豐富多彩的，人的行為動機也是多樣的。他說，一種理性觀會承認其他行為模式，在這種情況下，即使最終目標和約束條件被充分認定，理假設自身也不足以把握某些‘必需的’的實際行為；必須把理等同于實際行為（無論理如何定義）的問題與理的內容問題加以區別，這兩個問題雖有聯系，但它們之間的差別還是相當大的。這兩個特征在標準經濟學中，實際上是作為一種補充的方式被使用的。通過一個共生的過程，這二者都被用于描述人類實際行為的特性：(1)把理等同于實際行為；(2)以一種相當狹隘的方式限定理的性質。

一般來說，在主流經濟學中，定義理的方法主要有兩種：第一個方法是把理性視為選擇的內部一致性，第二個方法是把理性等同于自利最大化。這里的一致性指的是選擇和目的的一致。在他看來，理必須要求一定的一致性，但是，一致性自身并不是理的充分條件。因為選擇是否具有一致性，不僅取決于我們對這些選擇的解釋，而且還取決于這些選擇的某些外部條件，如我們的偏好、目的、價值觀和動機。

定義理性的第二種方法是自利最大化。理性的自利解釋有著非常悠久的歷史，在好幾個世紀中，它一直是主流經濟學的核心特征。自利理性觀意味著對“倫理相關”動機觀的斷然拒絕。阿馬蒂亞·森對此作了有說服力的批評。他說：“把所有人都自私看成是現實的可能是一個錯誤；但把所有人都自私看成是理性的要求則非常愚蠢。”日本市場經濟在生產效率方面所取得的成功，曾經被當作是自利理論的證據，但是一個自由市場經濟的成功根本不可能告訴我們，在這樣的經濟中，潛伏在經濟行為主體背后的行為動機到底是什么。事實上，有大量的經驗證據表明，責任感、忠誠和友善這些偏離自利行為的倫理考慮在其工業成功中發揮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他想著重提出的是，說自利行為在大量的日常決策中不起主要作用肯定是荒誕的。事實上，如果不是自利在我們的選擇中起了決定性的作用，正常的經濟交易活動就會停止。真正的問題應該在于，是否存在著動機的多元性，或者說，自利是否能成為人類行為的惟一動機。這里，他觸及到了一個人們似乎都知道但尚未徹底澄清的大問題，即對亞當·斯密提出的追求個人利益的“經濟人”的重新討論。

長期以來，亞當·斯密被不少經濟學家尊崇為自利的“宗師”，但這與他實際提倡的正好相反。在討論自利行為問題時，區分以下兩個不同性質的問題是非常重要的：第一，人們的實際行為是否惟一地按照自利的方式行事；第二，如果人們惟一地按照自利的方式行事，他們能否取得某種特定意義上的成功，比如這樣一種或者那樣一種的效率。這兩個問題都與亞當·斯密有關。因此，人們常常引用亞當·斯密關于自利行為的普遍性和有效性的觀點。事實上，并沒有證據表明他相信這兩個命題中的任何一個。首先，同情心和自律在亞當·斯密的善行概念中起著重要的作用。如他所說，“根據斯多葛學派的理論，人們不應該把自己看作某一離群索居的、孤立的個人，而應該把自己看成是世界的一個公民，是自然界巨大的國民總體中的一員”，而且，“為了這個大團體的利益，人們應當隨時心甘情愿地犧牲自己的微小利益”。“人道、公正、慷慨大方和熱心公益是最有益于他人的品質”。但在擁護亞當·斯密關于自利以及自利成效的經濟學家們的著作中，亞當·斯密的“同情心”不見了。斯密看到的，也是任何一個人都能看到的，大多數人的行為確是受自利引導的，其中一些行為也的確產生了良好的效果。而且，在論述市場中，正常的交易活動為什么會發生？如何被完成及為什么會有分工等，斯密強調了互惠貿易的普遍性，但這些并不表明，對于一個美好的社會來說，對于挽救經濟來說，他并沒有滿足于建立在某種單一的動機之上。他曾指責伊壁鳩魯試圖把美德視為精明，并斥責某些“哲學家們”試圖把所有事情都簡化為某種單一的美德。通過上述分析，阿馬蒂亞·森認為，在現代經濟學的發展中，人們對亞當·斯密關于人類行為動機與市場復雜性的曲解，以及對他關于道德情操與行為倫理分析的忽視，恰好與在現代經濟學發展中所出現的經濟學與倫理學之間的分離相吻合。“實際上，道德哲學家和先驅經濟學家們并沒有提倡一種精神分裂式的生活，是現代經濟學家把亞當·斯密關于人類行為的看法狹隘化了，從而鑄就了當代經濟理論上的一個主要缺陷，經濟學的貧困化主要是由于經濟學與倫理學的分離而造成的。”

3.經濟判斷和道德哲學。阿馬蒂亞·森在依據人們對福利經濟學與預測經濟學不同關注程度上的分析，指出經濟判斷與道德哲學相通的方面和不同的方面。在古典經濟學中，本來并不存在福利經濟學和其他經濟學研究的嚴格界限，后來，隨著對在經濟學中所使用的倫理學的懷疑不斷增加，福利經濟學變得越來越不明朗了。現代福利經濟學的標準定理是建立在一個結合體中，它包括兩個方面的內容：一是追求自利的行為假設；二是一些以效用為基礎的社會成就判斷準則。傳統福利經濟學準則曾經是簡單效用主義者的準則，即判斷成功與否的依據是效用總和，除此之外，其他任何東西都不具有內在價值。由于離開了倫理分析，這些理論顯得非常膚淺和狹隘。在19世紀30年代，以羅賓斯為代表的一些學者激烈批評個人之間的效用比較，認為這是“規范的”或“倫理的”考慮，是沒有意義的，從此，福利經濟學走上了更為狹窄的道路。隨著反倫理主義的發展，福利經濟學拒絕了個人之間的效用比較，剩下的準則，只有帕累托最優了。

帕累托最優是經濟學家們普遍認同的一種對經濟運行理想境界的經濟學描述，這是由19世紀意大利經濟學家帕累托用嚴密的邏輯和數學方式作出的。帕累托深受英國功利主義哲學的影響，它認為功利主義創始人邊沁提出的“最大多數人的最大福利”的原則，也是經濟學家應該追求的理想境界。在帕累托最優中，資源和財富在每一種用途和每一個人之間實現了最優配置，社會福利實現了最大化，以致沒有人愿意改變這一狀態。帕累托最優有時也被稱為“經濟效率”。阿馬蒂亞·森認為，有時這種稱謂是恰當的，因為帕累托最優所涉及的僅僅是效用范疇內的效率，而不重視效用分配方面的考慮。這一術語又是不幸的，因為這里分析的焦點仍然是效用，這是早期效用主義傳統留下的遺產。那么，在為福利經濟學所限定的狹窄范疇內，由于帕累托最優成為判斷的惟一準則，追求自利的行為成為經濟選擇的惟一基礎。他進而揭示了福利經濟學基本定理，將完全競爭條件下的市場均衡結果與帕累托最優聯系起來，深刻地描述了價格機制運行的規律，清晰地說明了建立在人們追求自利基礎上的貿易、生產和消費的互惠本質，解釋了市場機制中的有關的主要經濟關系。所以，盡管帕累托最優有著普遍的重要性，但這一準則僅是評價社會成就的一個極有局限的方法。就福利經濟學基本定理的意義，他特別提出有一點需要澄清。關于總體社會最優必須是帕累托最優的理論基礎是，如果某一種變化有利于每一個人，那么對于這個社會來說它就必定是一個好的變化。在一定意義上，這一概念是正確的，但是要明確地把效用與利益區分開來卻是不容易的。相反，如果利益被解釋為效用之外的其他東西，那么，帕累托最優——用個人效用來定義——不僅不是總體社會最優的充分條件，甚至連必要條件也不是。這些分析表明，帕累托最優在福利經濟學中的神圣地位是與功利主義在傳統福利經濟學中的神圣地位密切聯系在一起的。比如，對權利概念的理解也是這樣，這是經濟理論中常常涉及到的，如自然稟賦、交換和契約都會涉及到不同類型的權利。然而，在功利主義的傳統中，這些權利只是被當作獲取其他東西的工具，尤其是當作獲得效用的工具。也就是說，傳統功利主義只是按照權利取得理想的結果的能力來判斷權利，而并沒有賦予權利的滿足以內在的重要性，可以說，權利滿足本身被忽視了。這一傳統已經被帶入福利經濟學的后功利主義階段，在這里，人們所關注的只是帕累托最優和效率。在經濟分析中，較為典型的看法是，權利僅被當作純粹的法律實體，只具有工具價值而沒有任何內在價值。

第4篇：經濟學研究論文范文

經濟倫理學的研究在斯密、韋伯、馬克思、阿馬蒂亞·森（199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以下簡稱森）等學者那里，已經進行了論述。斯密難題就是圍繞經濟與道德的關系問題展開的，至今仍然是經濟倫理研究的“千年難題”。

經濟倫理學研究的方法，如果按照經濟與倫理的相互關系來分類，我們可以將之歸結為三種：第一，從倫理學到經濟學的路線；第二，從經濟學到倫理學的路線；第三，經濟學和倫理學的綜合路線。

  從倫理到經濟

倫理思想，作為先導意識，在歷史上和現實中，是與國家的治理聯系在一起的宏觀方略。經濟作為“經世濟民”的手段，一直服務、服從于社會倫理大思路。一種經濟政策、實務的出臺、運行，都需要得到倫理的首肯、支持、辯護。所以，從倫理來觀察、說明、論證經濟的合理性，是人類思維的一貫傾向。

中國先秦儒家就是按照“德主刑輔”的指導思想進行國家經濟管理的。孔子的《論語》在倫理學說的基礎上，描繪了治國安邦方略，包括對于經濟活動的原則性對策。儒家圍繞人學、倫理中心問題，在人與人之間、個人與家庭、個人與社會之間的倫理關系上，提出了“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社會理想，以此做指導，進行經濟活動，主張“以義導利”、“以義制利”、“義利雙行”、“君子愛財，取之有道”的經濟倫理模式，爭取實現“富而仁”的境界。倫理規范決定、限制著經濟利益的分割。它強調家庭血緣人倫關系，以親子、長幼等家庭關系為孝悌的出發點，并進而將孝悌理解、擴展為仁道這一普遍價值倫理原則的根據。從小范圍的家庭、親戚血緣關系，延伸到社會、國家、政治生活中，嚴格規定君與臣、官與民、上級與下級的相互關系等等，已涉及到每個人在社會復雜關系中的獨特；從生命的生產與再生產在人的存在過程中所具有的本源意義看，儒家以家庭血緣人倫為軸心，展開其倫理體系，來說明經濟活動這些人類事務性工作對于倫理的實現的工具作用，勾畫了經濟倫理的原則性框架——為仁而富（目的）、“富而仁”（要求）、富中有仁（過程）。

古希臘的柏拉圖，第一次提出建立“正義”、“美德”的“理想國”。他的經濟、政治理論，有意識地建立在理想倫理思想構架體系上。在其著作《理想國》中，社會不同人等都有對應的職位、角色，從事天份，就是服從正義。他把人分為三等，認為政治的意義是神用金子做的哲學家管理國家，這些人是“杰出”、“最優秀”的人物；而由神用銀子做的武士則管理軍隊。這兩類人的工作就是支配人民，實現正義，為民謀利，這樣政治就達到最高“善業”程度。最下等的人是神用銅和鐵做的，那就是農民、手工業者和商人，他們的唯一責任是勞動生產。經濟活動是《理想國》理念、政治藍圖的具體體現，個人嚴格按照天份，進行自己應該做的事情，就是正義的，既符合經濟上的職業倫理，又符合社會和人生倫理。當時的所有城邦之中，公民都可以分成為三個部分，即富人、窮人和介于兩者中間的中產階級。富人由于生活奢侈，只會發號施令，不能審慎地考慮問題；窮人則往往由于卑賤而自暴自棄，只知服從而不堪為政；同時，貧富兩階級互不信任，不管它們中的哪一個階級執政，都會引起黨爭而發生動亂。只有以中產階級為基礎才能形成最好的政體；因為中產階級較為穩定，他們既不象窮人那樣希圖別人的財物，也不象富人那樣引起別人的覬覦；既不對別人抱有陰謀，也不會受人謀害；所以最適于當富人和窮人之間的“仲裁者”。在這種中產階級統治的國家中，為了維持社會的穩定，還要實行以下幾條原則：第一，財產應私有公用，這樣可以防止貧富兩極分化；第二，公民（這里主要指中產階級）應輪流執政，不得搞終身制；第三，必須實行法治，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第四，城邦不能太大，也不能太小。對于柏拉圖的社會倫理、經濟定位理想，波普爾在《開放社會及其敵人》一書中進行了批評，認為是頑固的專制主義、與西方現代自由、平等思想大相徑庭。“柏拉圖的道德準則是嚴格的實用主義；它是集體主義或政治實用主義的準則。道德的標尺是國家利益。道德不過是政治的保健術。這是集體主義的、部落主義的、極權主義的道德理論。”（注：波普爾著，鄭一明等譯：《開放社會及其敵人》，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209頁。）但是，無論如何，柏拉圖在倫理體系對于經濟問題的貫通上，是有杰出貢獻的。

亞里士多德的倫理學是政治學體系中的組成部分，在論述國家在經濟活動中的作用時，就堅決主張“國家的目的”是“美好生活的普遍促進”。在《尼各馬可倫理學》的開篇，亞里士多德在論述經濟學對財富的關注時，就將經濟學的主題與人類行為的目的聯系起來。在亞里士多德那里，經濟研究就與人類行為所追求的目的相聯系。而經濟動機是工具理性、形而下之學，尋求幸福才是價值理性、目的因、形而上之學、智慧之學、高貴之學。他認為“人天生要過城邦生活”。經濟活動應該遵循愛、中道、友誼、國家正義（合法、恪守法律的好公民）、公平交易、比例平等等一般人性特征和道德規則。

新教運動從宗教的、道德的意義，說明經濟、世俗的勞動現象。道德主動參與、影響經濟生活，只有在高級信仰與日常經濟活動相互結合，寓高尚、神圣于世俗、平淡之中，提倡勤儉、節約、慈善、謹慎、勇敢、寬容、正義等美德，進行持續不斷的艱苦的勞動、創造、達到富裕，才是符合上帝的旨意的行為。世俗勞動是一種“典型”的禁欲活動，上帝本身對其選民的賜福表現為他們的勞動取得了成就（即他們通過勞動獲得了財富）。如果娛樂是為了一個合理的目的即如果它是增強身體機能所必要的娛樂，那是可以接受的。而如果它成為一種純粹享樂的手段，或者成為喚醒自豪感、原始本能或邪惡的賭博本能的一種手段，則應受到嚴厲譴責。清教徒的新道德（禁欲主義、經濟合理主義思想、自由主義）與經濟活動相結合，使得西方資本主義的發展成為事實。新的宗教倫理作用于經濟生活，造就了第一批數量眾多而且異常勤奮儉樸的近代企業家和科學家，為資本主義的發展奠定了思想基礎。

沿著傳統文化的演繹思路，從倫理的“主義”到經濟的“問題”，自然包容、形成了經濟倫理的統合。“從《圣經》到蘇格拉底，再到20世紀的存在主義者，‘我們是否應該信奉倫理價值？’和‘我們怎樣才能最好地區分正確與錯誤？’，一直是縈繞著不可回避的，并且明顯是難以處理的。這些問題不僅在我們每天的個人生活中出現，同樣在我們的職業活動中產生。”（注：Edward  J.Ottensmeyer,Gerald  D.McCarthy.Ethics  in  the  workplace.New  York:McGraw-Hill,Inc.,1996.1.）

在經濟倫理學界，大學哲學系、宗教學科的學者，看待經濟學，進行經濟倫理研究，一般采取了從倫理到經濟的認識模式。他們成為研究經濟倫理學的重要力量。例如，美國哈佛大學哲學系的羅爾斯《正義論》對于正義理論在經濟領域的應用，哈佛大學哲學系的諾齊克《無政府、國家與烏托邦》對于分配正義的審視，美國堪薩斯大學哲學系的狄喬治(Richard  T.De  George)，就是主要代表。

從倫理到經濟的認識路線，存在著自己的優勢。倫理學以哲學領域的世界觀高度，對于經濟問題有高瞻遠矚的把握；對于經濟現象，有獨到的見解，有深入的學理上的分析、論證；經濟活動的具體實踐，都可以在倫理學人類社會幸福的目的、宗旨下，得到體現，顯示了倫理學作為理論的強大包容、解釋力量。

但是，它存在的欠缺也是不可回避的。倫理學的研究，偏重于理論思辨的邏輯推理和演繹，以致于使得其中的許多理論存在著空泛、不實用、不具體、不精確的傾向。而市場經濟與道德的研究，是特別需要面對經濟生活復雜的內容的，不能光從市場經濟的理論出發進行簡單的邏輯推定。過去我們運用抽象概念、判斷、推理，來論證市場經濟與道德的關系，常常造成某些結論和社會現實不相符的后果，對于社會、群眾的認識造成誤解，甚至在實踐上帶來預想不到的危害，是值得認真反思的。

  從經濟到倫理

經濟生活、經濟研究中，經常面臨倫理問題，導致了經濟學、管理學等應用學科學者們思考、探討經濟中的倫理問題。例如：美國圣母大學工商學院的恩德勒(Georges  Enderle)、我國經濟學家厲以寧、茅于軾、汪丁丁等。

經濟倫理學應該關注、研究的內容，其實質就是運用倫理理論進行觀照、解決經濟活動所遇到的實際問題。經濟問題導致倫理的追問，使經濟倫理得到重視。德·喬治先生認為，經濟倫理學主要包括五個方面的內容。“第一個方面是一般倫理學原理在經營活動的具體案例與事件中的應用；……第二個方面是元倫理性有關內容；……第三方面內容是對企業預先假設前提的分析；……第四，對經濟倫理學的研究有時會超出倫理學的范疇而涉足于哲學、經濟學或組織理論等其他知識領域；……最后一項內容是對值得推崇的道德標準和典范式道德行為的描述。”（注：理查德·T·德·喬治，李布譯：《經濟倫理學》（第五版），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32-33頁。）經濟活動中的職員與企業、企業與消費者、企業與環境、利潤與社會責任所關聯的生產、交換、消費、分配、服務環節，都與倫理發生密切關系。企業宗旨、價值觀、企業內部管理、外部經營，都需要從倫理的觀點加以認識。

經濟注重效率，同時自然帶來倫理上的問題，需要加以解決。它給人們帶來的福祉是明顯的，充裕豐厚的物質財富，為人的全面發展這一社會最終的倫理目標的實現提供了物質條件；同時，它隱含著對人的尊重。效率的提高，其核心內容即是“人盡其才”。這也正是市場經濟帶來的正效應之所在；另外，它破天荒首次撕破了遮掩在人們面孔上的虛偽紗布，將功利請到人們議政的殿堂里，功利作為道德的內涵終于得到輿論的認可，效率則是道德功利性的外在表現。市場經濟背景下，不僅僅是言利和競爭，它同樣需要互助友愛，同樣需要人們具有較高思想境界。民族道義、古道熱腸、仗義執言、助人為樂等等，到什么時候都是需要的。在人文關懷與市場競爭、效率優先之間，應該有這樣一種更高更純的“黏合劑”——公平機制。追求效率與公平的結合，成為經濟倫理的關鍵內容。“涉及到利潤、增長、技術進展的問題，都有倫理上的維度：這些包括污染和自然資源的減少對社會總體的影響，工作環境的質量和特征，以及消費者的安全。”（注：W.Michael  Hoffman,Jennifer  Mills  Moore.Business  Ethics[M].New  York:McGraw-Hill,Inc.,1990,1.）

今天經濟倫理學之所以能夠興盛，甚至成為經久不息的社會運動，其根本原因是現實經濟的發展和改革。有什么樣的經濟秩序，必然會有與之匹配的道德要求。遙想當初，計劃經濟時期，道德內容與當今時代有著巨大的反差和變異。彼時，人們崇尚的是中庸平和，重義輕利。知識分子恥于言名利，科技人員不敢自詡專家，農民去市場賣個雞蛋都要像做地下工作。這就是所謂“道德的自身合理性”。從道德產生根源看，合理的道德體現著合規律與合目的的統一。從道德的社會性看，合理的道德是合價值與合工具的統一。德國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從他的“合理性”概念所特有的含義出發，將人的合理性行為分解為價值合理性行動和工具合理性行動兩種。再從道德自身看，合理道德是功利性和超功利性的統一。而從發生學的角度看，任何一種形式和社會道德都源于人的利益及其利益現實的需求。市場經濟產生的道德必然性就在于，任何一種經濟形式的生成或建立，都是與一定的道德觀念指導相關或符合某種道德要求。市場經濟取消自然經濟，既體現經濟自身運行規律的客觀必然性，也蘊含著社會倫理中推陳出新的道德必然性。“經濟倫理學是關注今天經濟世界的最重要的學科之一、也許是最容易誤解的學科。經濟倫理學領域面對特定的經濟實踐是否可以被接受的問題。”（注：O.C.Ferrell,John  Fraedrich.Business  Ethics.Boston:Houghton  Mifflin  Company,1991.3.）

市場經濟確定的社會動機與目的，就是試圖為社會中大多數人的利益實現，找到一種合理、有效的方式。這就是市場經濟產生的道德必然性之所在。效率原本是個經濟學范疇，是資源有限前提下資源的有效使用和有效配置。市場經濟推出一系列與自然經濟、計劃經濟迥然不同的道德內容，但注重效率的全新的道德內容卻是必然的，不可逆轉的。就像現代作家沈從文筆下的田園風光，一旦受到商品經濟的侵襲，竟也變得古道不再，至少也是摻雜了許多世俗的東西。經濟秩序發生了裂變，又何必苛求道德的亙古不變？

從經濟來認識倫理問題，有自己的特長。實證分析，細致入微，比較嚴密，改變了倫理學的空洞缺陷；效率的引進，使倫理問題的解決，找到了在實際生活中的可行途徑。

但是，經濟中的倫理研究，存在著不少弊端。尤其是在經濟學忽視、否認倫理維度時，就更加明顯暴露出來。有的經濟學家甚至完全拋棄了道德的考慮。“作為經濟學家，對人的價值偏好和道德標準是‘管不著’的，經濟學家只是在人們已有的價值標準條件下研究人的行為和人的行為的后果，以及人的行為對其他人的影響……原則上，經濟學家就其職業本身來說，可以為希特勒服務，也可以為丘吉爾服務；可以為黑幫服務，也可以為政府服務。就這個意義上而言，經濟學是‘道德中性’的學科，經濟學家是‘不講道德’的。”（注：劉偉等：《沖突與和諧的集合——經濟與倫理》，北京：北京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7頁。）

講究效率，使經濟學成為功利主義獨霸的園地。功利價值、效用意識，逐漸被拔高到至上的地位，成為衡量行為的唯一標準。這樣，美德、正義等人類社會許多不能或者不好確定現實價值的東西，被置若罔聞，人們的行動在狹隘的圈子旋轉，為了暫時利益，忽視長遠利益；重視物質利益，忽視精神價值；強調自己利益，忽略他人利益。森一針見血地指出，長期以來的經濟學已淪為工程學，沒有人性內容了。“‘工程學’方法的特點是，只關注最基本的邏輯問題，而不關心人類的最終目的是什么，以及什么東西能夠培養‘人的美德’或‘一個人應該怎樣活著’等這類問題。在這里，人類的目標被直接假定，接下來的任務只是尋求實現這些假設目標的最適手段。較為典型的假設是，人類的行為動機總是被看作是簡單的和易于描述的。”（注：阿馬蒂亞·森著，王宇等譯：《倫理學與經濟學》，北京：商務印書館，2000年版，第73頁。）

  尋求經濟與倫理融合

在古代的人類知識與智慧學說中，保持著經濟與倫理原始樣態的自然結合。作為經濟倫理學，它是演繹與歸納方法、分析和綜合方法、抽象與具體的方法論上的整合，是經濟學和倫理學的雙向交融。其研究內容既有“主義”，又有“問題”。“主義”是涉及倫理價值、經濟學理論體系的東西，“問題”是聯系實際的經濟現象、倫理困惑。經濟倫理學就是在經濟學和倫理學之間進行聯系、加溝通、搭架橋梁，使其最終融合起來。

到近代，亞當·斯密覺察到了經濟與倫理的難題，并且開創了試圖將兩者相結合的思路。

斯密經濟學上的《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以下簡稱《國富論》），建立了“富國裕民”的古典經濟學體系；倫理學上的《道德情操論》，闡明了以“公民的幸福生活”為目標的倫理思想。他希望自己能夠圓滿地解決經濟上利己與道德上利人的矛盾，也就是早在19世紀中葉德國歷史學派的經濟學家就提出了所謂的“亞當·斯密問題”（有的叫作“斯密難題”、“斯密悖論”），即《道德情操論》表達的利他主義和《國富論》利己主義的論述相互矛盾的問題。

其實，斯密是把《國富論》看作是自己在《道德情操論》中思想的發揮。經濟學和倫理學，按照斯密時代蘇格蘭大學中的學科分類法，屬于“道德哲學”這一門學科，而且不是這門學科的全部，只是該學科的兩個構成部分。在《道德情操論》中，斯密談到本性貪婪和自私的地主的行為動機時說，富人只是從這大量的產品中選用了最貴重和最中意的東西。他們的消費量比窮人少；盡管他們的天性是自私的和貪婪的，雖然他們只圖自己方便，雖然他們雇用千百人來為自己勞動的唯一目的是滿足自己無聊而又貪得無厭的欲望。在《國富論》中，斯密又談到唯利是圖的資本家的行為動機。他說，把資本用來支持產業的人，既然以牟取利潤為唯一目的，他自然總會努力使他用其資本所支持的產業的生產物能具有最大價值，換言之，能交換最大數量的貨幣或其它貨物。

斯密從人與人之間的倫理關系出發，來解釋人類經濟活動的動因。也就是說，經濟上的欲望，歸于道德的、情感的因素。《道德情操論》寄重托于同情心和正義感，而在《國富論》中則寄希望于競爭機制，只是論述需要的側重點不同；但對自利行為動機的論述，在本質上卻是一致的。在《道德情操論》中，斯密是把“同情”作為道德判斷核心的，而其作為行為的動機則完全是另一回事。他承認有種種行為動機，不僅有一般的行為動機，而且有善良的行為動機。這些動機包括自愛，這也就是《國富論》開頭所說的自利，而不是“自私”。斯密在《道德情操論》和《國富論》中，從利己主義倫理原則來說明“經濟人”的活動，他認為，每個人追求財富，就是為了引人注目、被人關心、得到同情、自滿自得和博得贊許，是由于“虛榮而不是舒適或快樂”，富人因富有而洋洋得意，窮人因為貧窮而感到羞辱。

經濟與倫理的結合，是通過神奇的市場機制——“看不見的手”——公平的承擔者的“紐帶”聯結的。《國富論》中這樣來論述：“像在其他許多場合一樣，他受一只看不見的手的指導，去盡力達到一個并非他本意想要達到的目的，也并不因為事非出于本意，就對社會有害。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真正出于本意的情況下更有效地促進社會的利益。”（注：亞當·斯密著，郭大力，王亞南譯：《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下卷）》，北京：商務印書館，1972年版，第27頁。）在這里，這只“看不見的手”是用來比喻說明競爭過程的有益后果的。而在《道德情操論》中，這只“看不見的手”被用來說明對財富的獲取欲本身，如何實現促進人類福利這一更大的社會目的：“一只看不見的手引導他們對生活必需品做出幾乎同土地在平均分配給全體居民的情況下所能作出的一樣的分配，從而不知不覺地增進了社會利益，并為不斷增多的人口提供生活資料。”（注：亞當·斯密著，蔣自強譯：《道德情操論》，北京：商務印書館，1997年版，第230頁。）可見，在《道德情操論》中，這只“看不見的手”所起的作用比在《國富論》中所起的作用更為基本。在斯密看來，人們從事經濟活動是從個人利益出發的，而在那只“看不見的手”的指引下，對個人利益的追求必將促進社會繁榮。社會利益就是以個人利益為基礎的。正是由于那只“看不見的手”的存在和發生作用，使經濟達到“自然平衡”。同時，它可以實現人類社會政治、文化上的平衡。斯密通過互利交換的現實，來闡明其觀點。社會法規正是作為那只“看不見的手”的具體表現，使不同利益的人得以和平共處、各得其所。

在當代，試圖恢復古代、近代思想家對于經濟倫理全面思考的學者中森是杰出代表。

森積極探索了經濟倫理的貫通，深刻揭示和論證了倫理學與經濟學的分離，以及由此導致的現代經濟學的貧困和倫理學的缺陷，進行了經濟與倫理相輔相成的創造性勞動。森指出，經濟學和倫理學相得益彰、工具性與價值性相統一。經濟學在歷史上是作為倫理學一個分支而發展起來的。如果經濟學關注真實的人，而不是被狹隘的描述方式扭曲和抽象化了的人，那么，經濟學研究就不僅與人們對財富的追求直接相關，而且與人們對財富以外的追求有關。經濟學跟倫理學的這種關聯，規定了對人類社會更基本的目標的評價和增進。

第5篇：經濟學研究論文范文

制度主義經濟學的誕生，被認為是由于正統的新古典經濟理論的理論假定與它的形式論證的范圍和方式是不可接受的，因此，要了解制度經濟學的研究范式，必然不能不了解作為主流派的新古典經濟學。新古典經濟學的理論核心，通常由一系列與理性、知識、邊際、均衡和人類當事者有關的思想組成，主要包括：

1、所有經濟當事者的理性的、最大化行為。這是因為這些當事者被假定為根據外部給定的偏好最優化。

2、沒有嚴重的信息問題[1]。包括與未來有關的根本不確定性、對復雜世界的結構和參數的廣泛無知、以及個人對普遍現象認識的分歧。

3、理論的焦點為趨向或達到了的靜止均衡狀態，而不是整個歷史時期中的連續的轉變過程。

但是，關于個人選擇和理性最大化這些核心的新古典結構，以及信息問題易于處理的連續假定，都已受到最近某些經濟理論發展的很大影響，如斯科特、威廉森、阿爾欽、西蒙等經濟學家的理論思想，盡管他們在對待主流經濟理論的態度和與主流經濟理論的距離方面存在差異，但他們還是存在許多共同的主題，他們普遍觀點包括：

1、根據已知的或確定的選擇進行理性的最大化這一假定，日益被抨擊為過于狹窄和簡單。這些批評有的是直截了當的，如指出取得相關信息費用的困難（威廉森），有的則比較激烈，甚至涉及比教深的信息和知識問題及理性本身的性質。

2、在對新古典時間和均衡概念不同程度地日益感到不可逆返的同時，把經濟現象視為很大程度上取決于經濟當事者在不可逆返的時間過程中學習的結果這種觀念，正日益加強，人們越來越把經濟現象看成是進化和動態的，而不是新古典經濟學所謂的均衡。

3、對于經濟生活中制度的概念意義和實際重要性的認識，正在不斷提高。一種新觀念正在形成，即經濟協調不可能只是市場上的價格信號問題，而且還必須得到廣泛范圍的其他經濟的、社會的制度的支持。盡管后者有舊時盛行的新古典的反對，但還是被看作是經濟研究的重要而理所當然的主題。

正是對新古典經濟學基本理論假設和前提的質疑和否定，以及對新的因素如時間、信息、不確定性，以及非理性的考慮，才使得一種更加復雜但卻與現實更近的一系列經濟思想被提出來。

正如上面所分析的，在經濟分析的諸多因素中，對于經濟生活中制度的概念意義和實際重要性的正逐漸的提高，人們對制度的認識不斷深入，在新古典經濟理論之外，把制度作為經濟發展的“內生變量”納入經濟分析已經被普遍接受，這樣一種經濟分析在現代被稱作新制度經濟學。

新制度經濟學與新古典經濟理論之不同除了在假設前提及方法論[2]上背叛作為主流的個體主義、理性、最大化思想外，分析工具也不同。新制度經濟學以制度、交易成本、產權、意識形態等分析取代了新古典理論對時間、均衡、價格機制及邊際的信仰。

新古典經濟理論為了使復雜的世界便于認識和分析，把世界想象成只有大炮和面包，把市場想象成只有冰淇淋和蛋糕，制度主義者認為簡化世界的復雜性并不能解決真正的問題，可行的辦法是通過制度行使一種簡化識別負擔（cognitiondask）的關鍵功能（制度經濟學，史漫飛，142頁）來解決問題。因為制度的一個功能就是使復雜的人際關系過程變得更易于理解和更可預見，從而不同個人之間的協調也就更易于發生。以這樣一種方式來解決問題是人類思維方式的成熟和進步。它通過制度這一中間變量來約束和簡化原來復雜的變量，而不是從復雜的變量中選取幾個代表性的變量。如果這一思維方式能為廣大經濟學家所接受，也許會有一場經濟學的革命隨之發生。

我們可以想象，在社會的混亂和無政府狀態中，由于信息、監督和執行問題常常難以解決，勞動分工是不可能的，可靠的約定無法作出，人們相互淪為他人機會主義行為的囚徒而難以自拔。

因此，略為思考一下，我們就能體會到制度對于化解變化莫測的社會關系所帶來的好處。制度使他人的反應更可預見，世界更加有序，從而使一個人更加容易與一個復雜的世界打交道，也使個人更加易于避免“超負荷識別”（cognitiveoverload）。

舒爾茨把制度定義為行為規則，這個定義已為制度經濟學家所接受。因此，普遍認為制度是一系列為社會所認可的非正式約束和政府以法規形式所制定的正式約束的規則網絡，它約束人們的行為，減少專業化和勞動分工發展帶來的交易費用的增加，解決人來面臨的合作問題，創造有效組織運行的條件。

在制度限制他人的行動并排除某幾類未來事件時，它們也減少著“遠期無知”（forwardignorance）它為人們創造一種信心，使人們感到，生活中的常規很少變化，全在掌握之中。所以，它們限定了指向未來的風險。

并且，用制度降低復雜性的效果可以相當泛化（non-specific），一些好的制度，它能給人們以心理上的舒適感和安全感：感到自己屬于一個文明的、有序的共同體，在這個共同體中生活，協調成本很低，風險有限，人們能有在家的感覺，周圍的人都是可以信任的。

同時，制度能增強生產要素—如勞動—在滿足人類需求上的效能，這種作用的方式類似于其他一些生產要素，如資本，資本使勞動更加有效率。因此，我們沒有理由不把制度視為一種寶貴的生產性資產，制度經濟學家因此把制度稱為“制度資本”（institutionalcapital）。

制度經濟學家把制度在經濟分析中貫徹到底的最佳分析工具是產權在市場理論中的運用。新制度經濟學家運用產權作為分析經濟的工具就象新古典理論運用價格機制一樣駕輕就熟，左右逢源。

資本主義系統以建立和保護排他性私人產權的制度為基礎。但令人奇怪得失，用以解釋資本主義經濟運轉，指導資本主義經濟發展政策的新古典經濟理論中卻沒有系統的有關產權的理論。原因在于新古典經濟理論預先假定了產權的既定性和永恒性，既然它是確定的，那么就不用考慮它在經濟運轉中的作用了。

實際上，產權在經濟運轉中具有多種功能，產權是一個社會所強制的選擇一種經濟品的使用的產權，它能使人們的交易形成合理的預期，它界定人們如何受益和如何受損，引導人們實現將外部性教大地內在化的激勵（將受益和受損的效應內在化）。

如果指出產權的經濟功能還不能說服新古典經濟理論家把產權納入經濟分析的視野，新制度經濟學家還指出，產權并不想新古典理論所假定的那樣，是確定的，不變的，而是不斷變化，而且從來沒有一個產權是完整的，產權實際上是由一系列的權利束所組成，它分成不同的權利，并由不同的人行使不同的產權。而且產權功能的發揮并非無條件的，它需要一系列的文化和制度背景支持，不同類型的產權，如私有產權、公共產權、國有產權，在不同的時期，不同的背景下，其經濟功能是不一樣的。但一般地，競爭的邏輯表明，對一個人產權的更完整的界定減少了不確定性，并會增進資源的有效配置與使用。但由于交易成本的存在，以及信息費用與原因，產權從來沒有被完整而清晰的界定過。正如科斯定理所言，如果交易成本為零，產權的初始界定就不影響交易，正因為交易成本不可能為零，所以經濟資源的的有效配置與使用必須以產權界定為前提。

到目前為止，我們可以簡單的歸納新古典經濟理論與制度經濟學的分歧不在于新制度經濟理論對正統理論的否定與背景，而是對其的擴展。新古典經濟學家認為，社會經濟發展是知識，技術，財富，自然資源，和人口的函數，而新制度經濟理論的經濟函數還包括例如制度、交易成本、產權、不確定性、意思形態等因素。

但就目前的發展而言，制度經濟學盡管有其優點，但它過去并沒有卡爾-馬克思或約翰-凱恩斯那種提供理論體系的能力。因此，制度主義在新的發展中，可以有效地把馬克思在例如經濟制度的性質和生產理論方面的一些思想和凱恩斯及后凱恩斯主義者在例如不確定性和貨幣理論方面的成果吸引近來。

二、研究的趨勢：是統一，還是并行？

在我們認為正統經濟學把他的分析限定于交換或資源配置，以及有關的決策，忽視社會和經濟環境對于個人偏好的塑造，無視生產技術始終是不斷變化的時候，新古典經濟理論也不是一直毫無進展。實際上遠非如此，它一定程度上表現出生機勃勃的氣勢，有時候甚至在經濟理論領域出現攻城掠地的勢態。

戰后新古典經濟學研究的擴展，主要表現在研究的范圍上的擴展，必須肯定的是這種發展是積極的。新古典理論這種研究范圍的擴展可以從邊際主義分析[3]在公共選擇領域的運用和最大化假設在集體行動分析的鋒芒中看出來，新古典經濟理論在戰后的發展還表現在經濟理論在公共管理理論嫁接移植的杰出表現。

我們首先要區分公共選擇理論和集體行動（或集團理論）理論，因為他們在當前的一些理論著作中常被混作同一理論來看待，因為他們的研究在相當程度上具有很大的共性，實際上他們是新古典理論中不同分析工具的運用，它們所要解決的問題也是不同的，研究的是公共領域的兩個不同方向。

丹尼斯-謬勒對公共選擇作如下定義：“公共選擇理論可以定義為非市場決策的經濟研究，或者簡單地定義為把經濟學應用于政治學。”可見，公共選擇研究的是理想狀態下的政治市場主體依據公共價值和政治規則作決策選擇。決策選擇實際上是價值選擇，而價值問題正是新古典邊際分析的用武之地，邊際效用價值理論是新古典經濟理論研究市場決策理論的有用工具。因此，公共選擇理論是用邊際分析去研究非市場決策行為，安東尼-唐斯于1957年通過把正統的邊際分析運用于政治領域而進行了這種擴展。

如果說公共選擇理論研究的是集體（政治集體）的價值選擇，集體行動理論研究的則是構成集體（政治組織中的政治家和官僚）的成員對于這一價值激勵的響應的理論。傳統理論認為可以從個體理性和最大化假設邏輯地推出集團會從自身利益出發采取行動。而事實上由于“塔便車”[4]行為的存在，除非一個集團中人數很少，或者除非存在強制或其他某些手段以便個人按他們的共同利益行事，否則，有理性的、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個人是不會采取行動來實際他們共同的或集團的利益的。它是新古典理論個體主義方法論和最大化假設分析在集體行動理論中的運用，研究的是作為個人的行為，區別于公共選擇理論研究的公共價值選擇。但共同的是他們確實都是新古典理論分析范圍的擴展，更不能把他們視為制度經濟學所攻下的又一坐城池。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新古典學派的這些發展，在上述領域的邊界上很快悄然停止了。他們既不想也不喜歡把技術的決定因素導入分析系統，再可以與新制度經濟學會師與政治學這樣的情況下悄然卻步，在根本上反對考慮這些塑造或影響個人嗜好與偏好的因素。雖然少數正統經濟理論家的路標指示的方向是正確的，但要跨越這種邊界就要求形象、范式和基本意識形態相應地作巨大的變動，這顯然是新古典主流派經濟學家所不能接受的。

以上兩個方面是新古典理論分析的主動出擊，同時新古典經濟理論的擴展還表現在新公共管理學者對新古典經濟理論的原封不動的全盤引進。從政治學中分離出來的行政學發現自己除了一些規范性的概念闡述外，實在沒什么分析工具能讓人信服它作為科學管理理論一員的地位，于是通過對新古典經濟理論從人性假設到邊際分析、競爭市場理論的全盤引進，掀起了一場“新公共管理”運動。

在不作嚴格區分的情況下，以上三種情況都被稱作新制度經濟學的研究擴展，這是因為在目前的狀態下，制度經濟學派的成分混雜不純。但從研究的方法和所運用的分析工具做深入的區分，不難看出，不管是公共選擇理論還是集體行動理論他們所堅持的仍然是新古典經濟分析的框架，一般認為這是主流派對其反對者制度學派的滲透，他們試圖在新古典理論的框架中去實現制度主義的目的。正如他們正在和已經所做的，如貝克爾對社會組織和習慣的分析，奧爾森的集團理論，不坎南對政治決策的過程的分析，斯蒂格勒對政府管制的分析，以及波斯納對法律的系統分析等。就某些方面來說，他們甚至已經作出了比制度經濟學家更深層次的制度分析。

而考察當代西方新制度經濟學，可以看出它越來越把經濟現象看成是進化和動態的，而不同于新古典經濟學所謂邊際、均衡的分析。塞謬爾斯認為，“制度學派思想的主要特點是它的整體主義和進化主義”（《制度經濟學》，《新帕爾格雷夫經濟學大辭典》，中文版，第二冊，933頁）。制度經濟學家們傾向于避免求助于方法論上的個人主義，并且戒絕在缺乏制度的體現而強調均衡、最優和純粹競爭市場的模型中進行解難研究。他們寧可參加現實世界的理論和經驗分析，例如特殊制度的運行，企業——政府關系和經濟發展的條件。他們傾向于把現代經濟生活當作一個整體觀察，相對于方法論上的個體主義，它具有以下特點：

1、它是一種質的分析，而不是單純量的計算，它所進行的是案例分析和歸納，而不是進行邏輯推理。

2、它試圖建立的模型是結構性的，而不是預言性的。結構模型在解釋人類行為時總是仔細地把它納入其制度和文化背景，而預言性模型在解釋人類行為時總是仔細地陳述假設和演繹的含義。

3、它所采用的心理學觀點是行為主義的，而不是個人主義的。行為主義把人類行為的根基建立在制度結構（標準，工作規則，用法和習慣）上，而不是建立在個人偏好上，這種個人偏好由于其內省式主觀特征而被看做是不可靠的。

因此，新制度經濟學家在批判新古典經濟學家所使用的靜止的，機械的均衡研究方法只研究資本主義社會關系的外表的時候指出，正如社會經濟發展是一個過程，而不是一個均衡的常態，經濟學應該研究的是社會經濟結構的歷史變遷與制度的演進，研究由于技術變化所致的社會、文化、心理、法律和組織形態的變遷，研究的應該是變化的過程，而不是歷史的橫斷面，進而解釋這些制度的作用，和他們所適應的社會經濟關系，以及預測社會經濟的發展方向等[5]。

三、新制度經濟學對政治科學的影響

如果把新古典經濟理論對在制度的框架內去實現制度主義目的的嘗試和新制度主義經濟理論統稱為新制度經濟學，那么它的研究內容被認為包括以下四個層面：

第一層面是社會理論層面。從制度的角度看，是指鑲嵌在社會制度之中的非正式制度，主要包括習慣、傳統、道德、信仰等，主要體現為一個社會的某種意識形態。

第二層面是社會的制度環境層面。主要包括生活于一個社會的正式的游戲規則，體現在產權制度、政治制度、司法、官僚、行政體制等正式制度。

第三個層面是對組織治理機制的分析。因為社會正常運行是有成本的，而契約治理是通向秩序的有效途徑。因此，有效的治理結構能重新形成激勵。

第四個層面就是新古典經濟理論分析的范疇所在。新古典經濟理論注重技術創新分析，而忽略了組織創新的研究。新制度經濟學試圖通過尋找組織創新與技術創新相結合的方式來糾正它。

新制度經濟學主要關心的是前面所說的制度分析四個層面中的前三個層面，即關于意識形態、制度環境和治理結構的制度問題。而制度環境包括法律、政治、司法和行政體制等，它們都是國家發展中的關鍵因素，并且可以就其進行國家內部和國家之間的相互比較。同時，許多公共政策問題也與制度的第二、第三層面相關。包括意識形態在內，它們都是傳統政治科學的研究范疇。因此，新度經濟理論發展對政治科學研究的各個領域都產生了廣泛的影響。

國家一向作為傳統政治學研究的主要對象，國家理論也是多數政治思想家理論體系的核心內容。而試圖在新古典經濟理論的框架內進行制度分析的新制度經濟學家將國家作為影響經濟績效和制度變遷的內生變量納入分析框架，并運用經濟理論進行研究和探討，從而形成其獨特的國家理論。這一理論的主要內容包括國家的起源、特征與目的，國家與產權制度的形成，國家在制度變遷中的作用，意識形態與國家的相對穩定性等問題。新制度經濟學在把經濟分析的研究方法導入國家理論，從而形成國家理論研究的新范式的同時，也為政治學研究科學化提供了一個嶄新的視覺與途徑選擇。

長期以來，意識形態一直是者所關心的主題，一直到最近，西方主流經濟學家才較多地關注這一問題。而新制度經濟學家則把他完全納入經濟分析的變量行列。新制度經濟學家認為意識形態是減少提供其他制度安排的服務費用的最重要的制度安排。作為關于世界的一套信仰，意識形態傾向于從道德上判定勞動分工、收入分配和社會現行制度結構。因此，意識形態構成一種人力資本，它幫助個人對其他人在勞動分工、收入分配和現行制度結構中作用作出道德判定。因為較大的意識形態擁有量（ideologicalendowment）能減少消費虔誠的影子價格；個人的意識形態是相對穩定的；意識形態具有貨幣時間價值；對現行制度安排的合乎理性的意識形態信念能淡化機會主義行為。新制度經濟學對意識形態的重新闡述提醒了人們對政治理論思想的科學價值的重新再認識。

新制度經濟學對政治科學研究的影響還表現在如把經濟分析運用與政治市場的公共選擇理論以及集體行動理論等，他們被認為是開辟了政治科學研究的微觀領域走向科學化的光明途徑，建立可驗證和可預測的系統化的微觀政治科學成為可能。此外，將制度分析方法運用于政治行為研究提供了分析政府機構中腐敗與反腐敗問題的視角，提供了加強政府公務員職業道德建設、提高政府結構效率的依據，開辟了政府機構行政改革的新途徑與新思路。這些都對政治科學的研究發展產生了廣泛的影響。

參考書目：

1.《關于制度變遷的經濟學理論：誘致性變遷與強制性變遷》林毅夫收于《制度變遷與財產權力——產權學派譯文集》，上海三聯書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2.《制度變遷的理論：概念與原因》Douglass.C.North收于《制度變遷與財產權力——產權學派譯文集》，上海三聯書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3.《制度經濟學——社會秩序與公共政策》，柯武剛、史漫飛，商務印書館，2000

4.《制度經濟學派》，傅殷才，武漢大學出版社，1996年第一版

5.《公共選擇理論》，方福前，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1年第一版

6.《制度經濟學》，塞謬爾斯，《新帕爾格雷夫經濟學大辭典》，中文版，第二冊，933頁

7.《現代制度主義經濟學宣言》，（英）G-M-霍奇遜，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

8.《威廉姆森談新制度經濟學》，劉鳳義，《國家行政學院學報》2002年，第一期

9.《新制度經濟學》，彭得琳，湖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10.《政治科學》（第六版），（美）邁克爾-羅金斯等，華夏出版社，2001年出版

11.《新制度經濟學的國家理論探析》，黃新華，《廈門大學學報》，2000年第一期

注釋：

[1]信息問題：新古典理論認為個人的完全理性及所掌握信息的全面性、完整性被認為是作出正確的決策選擇的前提條件。但現實中不僅信息的獲取是困難的，而且個人處理信息的能力也是有限理性的。

[2]新古典的研究方法被認為是個體主義和靜止均衡的，而新制度主義的研究方法則是整體的和演進的。

[3]在接下來的文中將會提到，安東尼·唐斯于1957年在其《民主的經濟理論》一文中通過把正統的邊際分析運用于政治領域而進行了這種擴展。

第6篇：經濟學研究論文范文

關鍵詞：國際貿易與經濟教學方法雙語課程。

一、高等教育國際化與雙語教學

（一）高等教育國際化。

高等教育國際化是指在經濟全球化、貿易自由化的大背景下，充分利用國內和國際兩個教育市場，優化配置本國的教育資源和要素，搶占世界高等教育的制高點，培養出在國際上有競爭力的高素質的人才。可見，教育國際化的最終目的是培養具有國際意識、國際交往能力、國際競爭能力的人才。教育國際化的深度和廣度直接影響著高等教育的質量。正如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二十一世紀高等教育宣言》所指出：“國際化是高等教育質量的一個有機部分”。

安徽財經大學也十分重視高等教育的國際化，并已進行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探索與實踐。如引進海外留學人員回國從事教學工作、外派師資接受培訓、與國外開展多種形式的合作辦學、進行專業課程的雙語教學等。然而和高等教育比較發達的歐美國家相比，在教育水平和教學效果上仍然存在較大差距。

（二）雙語教學的界定。

通過長期的教學實踐，我們認為雙語教學是特指在專業學科教學過程中，采用外語（英語）作為教學語言開展和組織教學的活動。雙語教學應包括以下要素：

1.采用原版教材。授課教師應了解國外相關專業的教材使用情況。由于不同國家在政治、經濟、文化、法律、技術等宏觀環境方面存在差異，原版的教材可能存在部分章節不適用的情況，但這并不影響教學活動的組織。授課教師可同時指定多本參考教材。

2.使用外語授課或課堂講授以外語為主。如果只是使用原版教材，而還用漢語授課，筆者認為這不是雙語教學。教師必須使用英語完成備課、多媒體幻燈片、課堂講授、課堂活動組織才是我們所說的雙語教學。在講授過程中，必須堅持使用外語。筆者認為，對一些術語的表述可以適當使用漢語，但使用中文講授的時間不宜超過總授課時間的20%。

3.學生考試形式的設計和成績的評估。雙語教學課程的考試形式可以根據課程需要靈活設計，采取英語口語面試和英文筆試相結合的方式是比較理想的選擇。

二、國際經濟與貿易專業雙語教學的實踐

（一）雙語教學課程教材的選用。

在教材的選用上，我們一直都選用國外優秀的原版教學用書。如《國際經濟學》課程的固定教材Dominick.Salvatore的《InternationalEconomics》以及《國際市場營銷》課程的固定教材WarrenJ.Keegan編寫的《GlobalMarketingManagement》。我們選擇這些教材的理由是：首先，教材的語言表達比較規范、簡單，用詞準確；其次，教材同經濟學科核心課程中的國際貿易和國際金融的內容聯系比較密切；第三，相比較而言，教材的內容更具有客觀性，作者能從學術的角度去研究、探討和解釋國際貿易和國際金融的理論與政策，“大國主義”的思想較少；第四，教材和我國在職研究生經濟學專業的國際經濟學課程內容十分相似，可形成較好的接軌事態。當然，國外教材有它的長處，也有它的短處。如在一些內容上說明得過于詳細。因此，在備課的過程中，因此，教學中我們對教學內容進行了有效的選擇，抓住主要的內容，對于那些與國內教材重復的教學內容、章節和報道等一律刪除，或讓學生自行閱讀。

（二）雙語教學課程的設置。

各高校大學英語一般開兩年，到了大學三年級，相當一部分學生已通過全國大學英語四級統考，還有一些學生達到了大學英語六級的水平，學生普遍已有了較好的英語基礎，這時采用雙語教學對學生來說困難相對要小些，可避免學生一開始就產生畏難情緒。另外，在大學三年級上學期開始連續、合理地部署和安排雙語教學，可延續英語學習，使英語學習四年不間斷，對學生的英語學習可起到一定的促進和提高作用，而且可在基礎英語學習之后，將學生的英語學習興趣轉移到自己的專業上來。因此，我們把雙語教學的時間安排在大學三年級，并選擇合適的專業課程連續安排雙語教學。目前國際經濟貿易專業已經開設了國際經濟學（英）、國際貿易（英）、國際市場營銷（英）、電子商務概論（英）、特許經營（英）、國際商法（英）等六門雙語教學課程。[論-文-網]

（三）雙語教學課堂實踐。

1.雙語教學方法的使用。

在課堂教學中，我們主要采用了英語沉浸式教學法（Englishimmersion）和參與法（Participationmethod）。所謂沉浸法就是完全使用英語授課，教師用簡單淺顯的語言進行教學，使學生能順利的掌握英語，掌握教學的內容和其它知識。當然，對于一些比較專業的經濟術語，教師用漢語給出其準確的含義，以使學生對術語和定義有準確的理解，但是漢語解釋十分有限。

所謂參與法就是在教學中首先提供一些分析問題的必要條件，通過引導和啟發，讓學生積極參與課堂教學，讓學生利用已經掌握的專業知識和西方經濟學等基礎知識，自己分析、討論，找出問題的答案。以學生為中心，讓學生扮演主要角色，教師的主要任務就是組織學生討論、引導學生思維，循序漸進，由淺入深，使學生理解起來比較容易，掌握也比較牢固。比如在講解國際貿易理論中的要素價格均等化理論時，我們就讓學生按照這樣的思路進行：要素豐裕的國家——要素價格較低——具有生產和出口密集使用該要素產品的優勢——出口增加——要素使用增加——要素相對價格上升——要素價格均等，然后配以圖形予以解釋。這樣，學生積極參與，發言踴躍。

2.多媒體在雙語教學中的應用。

國際經濟與貿易專業課程雙語教學過程中，我們還充分利用現有的多媒體教學設備，制作了豐富多彩的教學課件。課件由任課教師自行設計制作，教學課件采用全英語，這有利于進行沉浸式教學，給學生制造全英語環境。同時，用英語制作課件可以避免因教師對個別單詞發音不準帶來的不利影響，上課時我們逐條、有時甚至是逐詞顯示講授的內容，讓學生看起來更加容易方便，重點更加突出，讓學生在課件的幫助下理解的更容易、更深刻、更全面。另外，采用多媒體教室上課，節省了板書所花費的時間，從而可改善教學進度。多媒體課件可集聲音、動畫、文字、圖像為一體，因此在講課時，生動活潑、引人入勝，可調動學生的學習積極性，達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四）雙語教學的考核方法。

國際經濟與貿易專業課程雙語教學過程中，我們靈活運用多種考試形式。為適應高校素質教育的發展，我們努力改革當前高校中以百分制閉卷考試一統天下的局面，靈活運用筆試、口試、閉卷、開卷等考核方式，以考查學生的綜合能力。我們增加了雙語教學課程考試中的口試比重，采取筆試與口試相結合的方式。

學生平時在課堂上的發言次數、質量和水平也都可被計入考試成績，以此來鼓勵學生的學習積極性，提高他們的語言表達能力、思維水平及知識掌握程度。雙語教學的成績評定注重平時考核，使成績構成多元化，力爭改變“一次性閉卷考試”的局面，加強對學生的平時考核，避免“一考定成敗”。我們注重平時考試，并不是頻繁增加考試次數，而是由任課教師在教學過程中，根據不同階段的教學要求，靈活運用提問、討論、作業、小測驗等方式了解學生學習狀況，并通過測驗獲取教學信息，指導教學更好地開展。對于學生成績的評定，結合課程總結性考試與平時考核進行綜合評價，并逐步加大平時考核成績在總成績中所占比例。同時對采用雙語教學課程的學習成績予以注明，從而給學生畢業后的就業提供較好的條件。

三、加強國際經濟貿易專業雙語教學的建議

（一）制定長期的雙語教學規劃。

開展雙語教學是一項持續工作，必須有全面長期的規劃，體現在教學中就是人才培養目標、專業教學計劃的調整。在人才培養目標上，要適應WTO要求，加快培養適應全球化的、有國際意識、有國際交往能力、有國際競爭能力的國際貿易人才。國際經濟與貿易專業具有專業性強和實踐要求標準高的特點，在專業教學計劃的制定上應采用同國際相關專業（國際商務）接軌的教學計劃。在課程體系設計方面，在現有的雙語課程基礎上，考慮增加一批適應于全球化的專業課程，使用雙語教學。并且要特別注意這些雙語課程之間的層次銜接，形成合理的國際經濟貿易專業雙語教學課程體系。在課時安排上要充分考慮原版教材的特點，安排足夠的學時，以保證能保質保量的完成教學計劃和教學內容。

（二）加大雙語教學師資培養力度。

雙語教學的任課教師不僅要掌握一定的授課技巧和較高的專業水平，更重要的是還需要較好的英語水平。然而，在高校的雙語教學實踐中，能流利自如地使用英語進行專業課程教學的教師比較缺乏。一方面，外語教師的專業知識不足；另一方面，專業課教師知識豐富，但英語功底不深。或者部分專業課教師的英語水平比較高，閱讀文獻與看專業雜志的能力較強，但口語和寫作能力較差，進行課堂教學困難仍然很大。因此，培養既能熟練使用英語，又具有豐富專業知識的復合型人才，是提高雙語教學水平的關鍵。

雙語教學師資的培養可以采取“走出去，請進來”兩種途徑。

一是自己培養。對于英語基礎較好的教師，可以采取短期集中培訓的方法，也還可以選送一些教師到外語院校進行進修，由外國教師任教，采取封閉式的訓練，使他們的英語水平在短期內有較大的提高。另一種方法就是引進雙語教學人才。學校可以采取特殊政策引進國外人員歸國進行教學工作，或者聘請其它外籍教師（相關專業的專家）進行教學工作。

（三）傳統和現代教學方法相結合。

雙語教學對于教師和學生都是一個挑戰。利用多媒體進行教學，演示教學內容，就可以節省板書的時間，從而提高教學的效率。同時，教師也應努力把平常在專業課程教學中所總結與積累的教學方法，如案例分析、小論文競賽、課堂小組辯論等方法有機地結合雙語教學中，使學生真正感受到它所具有的純漢語教學所無法比擬的優越性，使它在實踐中不斷發展成長。另外，有條件的地方可以利用“走出去、請進來”的方式，把與實際結合比較密切的專業課程直接開到實習基地，同時也可以邀請一些國外的專家或專業化人士到學校，進行學術講座等活動，使學生體會到既懂英語又懂專業的優越性和緊迫性，激發他們學習雙語教學課程的主動性。

（四）建立雙語教學課程評估體系，加強對雙語教學的監督和管理。

目前，雙語教學仍然處于初級階段，在實施過程中仍然存在許多問題。這與沒有建立起完善的雙語教學質量監督和管理體系不無關系。我們認為應盡快建立雙語教學課程的特定評價體系，以保證雙語教學的質量。

雙語教學課程評價體系應該包括兩個方面的內容。首先，做好雙語課程的認定工作。根據大家普遍認可的高校雙語教學的三種模式對雙語教學的層次做好界定，并根據不同層次給予不同的工作量補貼，以激勵教師開展雙語教學的積極性。其次，制定雙語教學質量認證體系，加強對雙語教學中各個環節的質量監督和管理。如不定期地在院系、教研室內部開展雙語教學交流與研討，開展教學競賽、組織觀摩教學，邀請專家、外籍教師，包括外語專業人員對雙語教學的效果進行考核，組織學生評教等。

（五）完善雙語師資認證制度，嚴格雙語教學準入。

我們認為，申請雙語教學資格的教師應具備以下基本條件：

具有一定教學經驗，教學水平較高，已用漢語主講有關課程兩輪以上；能熟練閱讀外文版教材，準確理解教材中的知識內容。

符合基本條件要求的教師可向教研室提出承擔哪種形式雙語教學任務申請；教研室審定教師條件，報系（部）審核；教學系（部）審核后將符合條件要求的教師報教務處；教務處組織評議小組聽申請教師試講并給出評定意見，符合要求者報主管校長批準；取得雙語教學資格的教師，由學校頒發資格證書，并具有優先參加校內各種評選和評優活動；具有雙語教學資格的教師，在完成一（或二）輪雙語教學任務后，才可申請高層次教學形式資格的認定。

參考文獻：

[1]張紅霞，李平。論雙語教學在國際經濟與貿易專業中的應用[J].山東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9，（7）。

[2]何志勇，陳偉，張秀華。漸進式雙語教學法在國際經濟與貿易專業教學中的應用[J].高教研究，2007，（7）。

第7篇：經濟學研究論文范文

關鍵詞：新制度；經濟學；市場內部

Abstract:Theinternalmarketordersystemitselfdoesnotchangethepurpose.Ifthechangesinordertoinsistthatthesystemasaspontaneousoutcomeofthegamemarketispurposeful,itistheonlypurposeofmarketparticipants(includinggovernmentpolicymakers).Thepurposeofmarketparticipants,oftennotonlyreducetransactioncosts,buttoseekmoretradeopportunitiesforabetterdealorderandtherulesofthetransactiontothenetmoreintheremainderofthetransaction,thatcorporateprofits.Effortstoreducetransactioncosts,onlyforthemtoachievethemeanstoanend.

Keywords:thenewsystem;economics;internalmarket

前言

經濟學人（包括筆者），常犯一種職業病：一旦形成一個核心概念，一個“套路”，就喜歡用這種概念和套路，去“丈量”和“解釋”世界。更有甚者，有的經濟學人，一旦發現一種“解釋世界”的套路，就下意識地運用這一套路，去“套”一切，從而形成了許許多多貌似正確但實為悖謬的命題。新制度經濟學家所常說的一句話，“制序變遷（institutionalchange）是旨在降低交易費用”，就是其中一例。

這句常掛在新制度經濟學家（尤其是諾思）嘴邊的話，乍看來十分在理。多年來，筆者也一直信這一命題，覺得它絕對正確，天經地義。然而，最近讀一些學界同仁對我那篇“如何看待交易費用的社會功用”的評論時，使我突然意識到，這個命題可能有問題，甚至會“誤人子弟”。

要理解這一點，就必須先這樣發問：“在現實世界中，人們進行制序變遷的實際目的，只是旨在降低交易費用么”？如果問經濟學家，可能絕大多數回答是“是”。如果問實際參與市場制序變遷的任一主角--用諾思的話語，各種“政治的和經濟的企業家”，以及市場博弈的各方參與者--，回答可能是“不是”。并且，大多數市場經濟活動參與者還會反問道：“交易費用？那是什么玩意？”

當然，我們說在現實中大多數市場參與者并不知道交易費用這個概念，并不是說市場交換中的當事人就不在市場活動中努力降低各種交易費用。每個廠家，都會盡力尋找價格便宜的物流系統和運輸公司；任一廣告人，都會與廣告商就降低交易費用討價還價；每個使用律師服務的人，也會盡量尋求低的律師費，如此等等。這些都是市場參與者追求自己利益最大化的自發行為。市場參與者不尋求最低的交易費用，才怪呢！但這里問題在于，每個市場參與者尋求每筆交易的低費用，與為降低交易費用而有目的地進行制序變遷，并不是一回事。

事實上，“人們為了降低交易費用而進行制序變遷”這一命題本身，就含有哈耶克所批評的建構主義氣味。因為，這一提法本身就意味著所有市場制序都是人們刻意設計的結果。然而，現實中，經濟秩序（如市場習俗），多是人們自發博弈的結果。商業慣例和工商行規，也一般是在市場參與者討價還價過程中自發形成的。就連政府為規范市場而制定的某些市場法規，肯定也不是政府的政治企業家拍腦袋拍出來的，而是他們與市場參與者行為互動的產物。因此，與其說是人們為了降低交易費用而進行制序變遷，毋寧說是人們對降低交易費用的自然追求導致了制序變遷。

這里，也許有人會這樣問：“市場習俗和商業慣例的形成，工商業行規的確立，市場法規的制定，難道不是都旨在降低交易費用么？”這樣提問題的方式本身，也許就有問題。對此，我們不妨反問道：“以上這些難道都僅僅是為了降低交易費用才發生的？”如果我們說制序變遷一般來說并不是人們為了降低交易費用而發生的，也許有人馬上會問：“不降低交易費用，還進行制序變遷干什么？”這一問法也有問題。因為，如果我們仔細思考一下，就會發現，人們通過討價還價而改變市場結構、交易方式和交易規則的直接目的，往往是確保市場交易（更加）順暢地進行；最終目的，則是為了實現更多交易的好處，即交易惠利。至于制序變遷的結果，是否達至交易費用的節約，那倒另當別論。換句話說，降低交易費用在大多數情況下并不是制序變遷的直接動因。當然，我們這樣說并不排除有時人們會為降低交易費用而對經濟組織和市場的資源配置組合方式（configuration）進行調整和改變。而這種調整和改變，雖然可以被視作為制序變遷的一部分，但至少不是全部。

另外，正如沒有免費的午餐一樣，也沒有免費的制序運作和制序變遷。制序變遷本身就需要成本，而這個成本本身也是一種交易成本（費用）。然而，如果有預期的制序變遷所帶來的巨大商機和交易惠利存在，制序變遷即使有成本，也會發生。并且，一般來說，只有在預期的制序變遷所帶來的收益大于制序變遷的成本和現有制序安排本身的運行成本時，制序變遷才會發生。由此看來，把制序變遷的動因僅僅視作為交易費用的節約，豈不荒唐？

當然，我們說“人們進行制序變遷，實際上是旨在獲得更多的交易惠利”，與說“制序變遷是旨在降低交易費用”一樣，也只是一個經濟學的理論命題。因為，在現實中，更沒有多少市場參與者知道“交易惠利”和“凈交易剩余”（netgainsoftransaction）這些概念。但在現實中，交易者會在頭腦中進行總銷售價格和各種成本（包括只有制度經濟學行家們才知道的“轉型費用”和“交易費用”）的平衡計算，這卻是事實。在此平衡計算和市場決策中，他們會尋求價格便宜、服務優良和有商業信譽的交易中介，從而導致不同的市場服務體系和商業組織的出現，并導致新的市場規則的生成。于是，市場本身的制序變遷就內在于其中了。

第8篇：經濟學研究論文范文

經濟法規體系主要由市場主體法、宏觀調控法、市場規制法以及社會保障法構成的，該體系進一步規范了以往法律部門當中涉及經濟的各項規范，并在此基礎上綜合了市場經濟體制的構成，最終重組而成的法律體系框架。在市場經濟體制中，很多的經濟糾紛根據這種框架能夠顯示其特殊性，從而打破傳統的行政訴訟與民事訴訟兩分格局的局限性。一些難以用民事訴訟或行政訴訟解決的案件，如稅務征管糾紛、勞資糾紛、企業的兼并糾紛等都很難達到公平解決，設置處理以上難解決的糾紛案件機構，制定相關的法律程序，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實踐上都有重要意義[2]。

二、“主體—行為—責任”框架

經濟法作為法學的一種，涵蓋了多類關系、多種行為以及多方主體復雜系統的調整對象，不同的社會關系有著不同的屬性和運行規則，他們之間相互聯系同時又相互制約，由此可見，經濟法中的各個對象雖各自扮演著不同的角色，在實施的過程中也各自有不同的形式與內容，收到不同法律的規范性作用。但是它們都共同包含在同一個整體當中，并且由多種關系共同組成了復雜的多維關系。傳統法律關系理論框架的涵蓋范圍是比較狹窄的，僅僅從權利和義務兩個方面對法律關系進行了解釋，但是，單純的從這兩個方面無法對權力因素進行全面的概括，也就是說，無法多維度的對法律關系做出解釋。而經濟法域中的社會關系，除了公共關系，還有公私法混合關系，而傳統的法律關系理論不能夠很好的對其闡述。很多經濟立法如《產品質量法》、《反不正當競爭法》也都沒有按照法律關系框架來設計，而是以主體、行為、責任三個基本要素構成。這個框架結構對各個法律部門都可以通用，因此對于經濟法學研究中也可以把“主體-行為-責任”框架作為主要框架，把法律關系框架作為輔助框架。

三、“政府—社會中間層—市場”框架

近年來，我國法學界一般是以“政府-市場”研究框架為主，主要體現在公共經濟與私人經濟、權力與權利、公共欲望與私人欲望、公法與私法等方面，但是運用這種框架不能全面的分析現代市場經濟體制中的法律問題。因為非政府公共組織在現代社會大量存在著，它們的某些職能既履行了政府的一些職能，同時又與市場主體的職能相同。這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政府和市場的一些職能缺陷，因此“政府-社會中間層-市場”研究框架實質是對“政府-市場”框架的修正。因為它既保留了“政府-市場”框架的相關聯的研究優勢，同時又引導人們在宏觀大背景下把握經濟法的社會公共性。很多立法中已經開始采用這種框架結構，如《消費者權益保護法》中的“工商行政管理部門一消費者協會一消費者和經營者”框架《；證券法》中的“中國證監會一證券交易所一上市公司和股民”框架；《勞動力市場管理條例》中的“勞動行政部門一工會職業介紹所一勞動者和用人單位”框架等，這些框架中都是“政府-社會中間層-市場”框架的具體體現。在運用“政府-社會中間層-市場”框架的研究中，還應注意一下幾點：（1)對于該框架的使用范圍要把握好，并不是任何的經濟法律問題的研究都適用于這一框架，但是其對于主題研究有很大的優勢，因此，其適用重點應置于主題的制度設計。（2）彌補社會中間層的主體缺陷，社會中間層的主體也有其本身的缺陷，因此，對于其主體缺陷的原因以及表現形式要進行研究，同時還要研究對其進行彌補的策略，讓其平衡發展。（3）探析不同社會中間層與市場主體及其政府之間的互動。社會中間層的主體是多種類型的，其職能、任務以及同政府、市場主體之間的互動也各不相同，因此，要注重區別，注重研究各種互動關系的個性。

四、法益主體框架

所謂的法益是指法律所承認的、確定的、并且實現和保障的利益。法益是各個法律部門協調各種沖突利益的前提，因此，法益主體框架的構建具有重要意義。

（一）代表主體—歸屬主體框架法益主體包括法益代表主體和法益歸屬主體，二者的主體并不一定都是一致的。法益歸屬主體的利益并不一定都是由自己為代表，有時還可能由他人代表。比如個人利益，一般情況下都是由個人代表，歸屬主體是個人，但是在特殊情況下也可以由他人代表。這里主要指的是政府機構或者是非政府公共機構。而對于社會利益，一般都是由政府來代表，其歸屬主體是社會公眾，但是在特殊情形下也可以由非政府公共組織或者個人為代表。歸屬主體分為單個歸屬主體以及共同歸屬主體，例如，公司法中對于股東的利益和勞動者的利益的差異則可看做為自益權以及共益權區分。

（二）當事人與相關人的框架區分法律界限下，當事人和相關人之間可以分為兩種，其一為同質當事人與異質當事人，這兩種人雖然均為當事人，但是兩者之間的關系卻存在著嚴重的差異。所謂的異質當事人主要是人與組織之間的關系，當然也可以看做為強者和弱者當事人的關系。雖然當事人之間存在著強弱之分，但是其在特定的環境和特定的市場主體和產業區域之間的關系以及行業與區域之間的當事人關系之間均存在著這種差異性。當事人與相關人二者之間的關系實際上是社會關系內部與外部的關系。而社會關系與各個利益主體的關系是相互依存的，所以，在調整某種社會關系時，不僅要注重內部當事人之間的利益配置還要考慮到相關人與當事人之間的利益配置。還應注意的是相關人與當事人的劃分是相對的，不是絕對的。并且二者之間的相互影響也有正負、大小以及主客觀之分。對于二者的利益也要從內容、方式上進行合理的協調。

（三）當代人—后代人框架所謂當代人、后代人是代際關系的主體，而代際關系是可持續發展中的關系。二者之間存在著嚴重的地位差別。當后代人“缺位”時，當代人可以擁有對資源的先占與壟斷，因而當代人具有“經紀人”的屬性，其會損害后代利益。而可持續發展是一種注重長遠發展的經濟增長模式，其目的是實現經濟、生態、社會共同可持續發展，因而基于這一目的，當代人就必須對后代人承擔起不損害后展并為后展創造條件的責任。因此在一定程度上也決定了經濟法要不斷創新其調整手段，法律的調整功能也要與時俱進。

五、比較框架

（一）經濟法與相關法律部門的比較隨著經濟的發展，經濟法也應運而生，在對經濟法進行定位這一問題上，其前提是應該處理好經濟法同其他法律部門之間的關系，只有進行全面的比較，才能更加清晰的明確經濟法在眾多法律關系中的定位。但是，對于二者之間的比較往往是集中在總輪層次而沒有作具體制度層次的深入比較，更多的作表層的比較卻沒有作深層的比較，更多的是比較研究部門法律之間的區別而忽略了部門法之間的聯系，對于行政法、民生法與經濟法的比較較多，但是很少相關專業人士研究經濟法與社會法之間的關系進行深入的研究，并且研究成果也較少。

（二）經濟法的國際比較與區際比較國際比較是指中國的經濟法與外國的經濟法相比較，而區際比較則是中國大陸與港、澳、臺的經濟法比較，但是目前的經濟法比較研究中，人們更多的是研究本國經濟法與外國經濟法的比較，卻忽視了中國的區際比較。中國實行的是“一國兩制”的制度，因此，在我國港、澳、臺地區除了有中國大陸社會主義法系的傳統，同時又有其他國家法系的傳統，其特殊性值得我們更深層次的去研究。因此，在進行區際比較時，應該從世界各大法系入眼，并且在區際比較當中，也包含了不同發展水平、不同市場成熟度等方面的比較，其中，尤為凸顯的便是經濟法在我國不同區域之間的本土化比較，這很好的體現出了我國獨具特色的經濟法體系。在比較研究中，要考慮到中國的國情，我國的市場經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有著東方文化的背景，尤其是加入WTO之后，更要與時代接軌，重視與發達國家的法制比較，從而找尋適合我國經濟法發展的策略，在機遇與挑戰面前，能夠保護本國的經濟利益。

（三）經濟法的“法條一背景一效果”比較在比較框架中，要實現對法條本身的比較，并且對于其社會經濟背景以及法條實施的社會經濟效果進行比較。

六、可訴性規范與不可訴性規范相結合框架

所謂可訴性簡單來說是指法律所具有的一定主體請求法院或仲裁機構通過訴訟程序來判斷糾紛的屬性。而不可訴性與其相對，法律規范不具有可訴性。目前，我國的經濟法領域存在著可訴性不強的問題，如《反不正當競爭法》中規定，各級人民政府應當采取措施，制止不正當競爭行為，為公平競爭創造良好的環境和條件。而當某政府對不正當競爭行為制止不力時，則無法對其提訟。這就表明了其缺陷性。因此對于經濟法研究框架中應考慮可訴性規范與不可訴性規范的問題，同時還要考慮二者之間的聯系性。在研究經濟法的可訴性規范要注意一些問題，如評估經濟法可訴性的效果、對于經濟法可訴性缺陷的彌補對策及其相關問題的探討，如勞動法院的建立、經濟審判庭的存廢等。對于不可訴性規范要注意其現狀、成因、評價，也要考慮不可訴性的彌補對策。經濟法有可訴性規范和非可訴性規范，在進行案例研究時就要注重制度案例研究，不能只局限與審判案例研究。而且經濟法是現代法學的一種，與傳統的法律部門有很大區別，其中不可訴性規范較多就是其中一點，因此，更應該重視制度案例研究。

七、結束語

第9篇：經濟學研究論文范文

管理心理學從管理出發，將心理學的原理和成果與其他相關的學科成果應用到管理活動中，分析和研究人的心理活動和行為規律，研究組織管理活動中的社會心理現象，以及個體、群體、領導、組織的具體活動的規律性。它包括豐富的內容，涉及組織管理中的各種心理問題，探索激勵人的心理和行為的各種途徑和技巧，提高對人的行為的預測、引導和控制，是以調動人的積極性，協調與建立組織良好的人際關系，在實施管理的過程中注意不斷滿足人的心理需要，進而發揮組織成員的主動性、創造性，提高工作效率，優化組織效能為目的的學科⋯。有明確的研究對象和學科性質是各門科學獨立的標志，管理心理學是心理學的分支學科，也是管理科學的重要組成部分。管理心理學是建立在心理學、行為科學、社會心理學、系統科學、管理學、經濟學等學科基礎之上，并運用這些學科的理論、方法研究管理中的心理現象的一門學科，因而也是一門跨自然科學、社會科學的邊緣性學科，是一門應用心理學科J。概括地說，管理心理學要義是以組織中的人作為獨特的研究對象，研究如何調動人的積極性的學問。

2管理心理學的學科特色與應用價值

(1)學科特色

任何組織都是由人組成的，任何組織又都是離不開管理的，管理是追求效能的，管理的主體是人，而管理心理學研究的是組織管理活動中個體、群體、領導、組織心理和行為規律的發展。這就表現出這一學科對人類生產和生活的涵蓋性、維度和寬廣的應用空間。管理心理學重視組織中個體心理與管理的關系，重視組織中群體心理與管理的關系，重視領導心理與管理的關系，重視組織心理與管理的關系。可以說，它的發展是所有組織成員的需要，所有管理者的需要。現代化的組織處于社會這個開放的復雜系統中，無時不在與其他組織相互聯系，相互作用。管理心理學注重與外部組織的聯系，注重與外部組織人的聯系，使組織在社會復雜系統中達到自適應。一個理論如果沒有特色，就沒有地位；沒有基礎，就沒有水平；沒有應用，就沒有發展。管理心理學可以說具備了特色、基礎和應用幾方面的特征，尤其是管理心理學的產生和發展的基本點，正是對“組織是一個復雜的社會系統”這一認識。經濟全球化背景下，一系列個體、群體、組織等亟須解決的理論課題和現實問題，呼喚新的研究成果為之服務。需要是理論發展的動力。管理心理學發展和應用空間廣闊，特色和魅力彰顯。

(2)開發人的潛能。調動人的積極性

人具有物質和精神雙重屬性。德裔美籍思想家，著名的精神分析醫生E．弗洛姆(E．Fromm)曾指出：“心理學的進步并不在于把稱之為‘自然”’的領域和稱之為‘精神“的領域相區分，而是從‘物質一精神’的整體上把握人。”‘‘人，認識你自己”這句名言，成為歷代心理學家為之奮斗的目標。心理學的研究表明，人有巨大的潛能，這種潛能需要開發。對于每個人來說，充分挖掘人的潛能，是創造積極人生、走向成功的重要條件。創造力是人類巨大潛能的表現。據研究表明，用來進行心理活動的大腦容量有100億個比特，可以裝下全世界圖書館的藏書內容。《美國心理學會年度報告》載，任何一個大腦健康的人與一個偉大的科學家之間，并沒有不可逾越的鴻溝，他們的差別是用腦程度和方式的不同，而這個鴻溝不但可以填平，甚至可以超越，因為從理論上講，人腦的潛能幾乎是無限的。美國心理學家威廉·詹姆士在《行為管理學》中得出如下的結論：按時計酬的員工僅能發揮其能力的20％～30％，而受到充分激勵的員工其能力可發揮至8O％～9O％。可見，調動人的積極性是個極為重要的課題。在現代組織管理中，應用心理學研究成果，會有效地發現和開發員工的替能，提升員工的創造力，進而使組織中的人往和合作達到1+1>2的效能。把心理學的研究成果應用到管理，為開發組織中人的潛能，進而提高組織的管理效能提供了理論基礎。

(3)提升管理現代化效應。順應經濟全球化

現代化管理，是以人為中心的管理，是現代化的管理，科學的管理，它同單憑個人主觀臆斷的管理、經驗主義的管理，單純依靠行政手段進行的管理是不同的。隨著經濟全球化，管理的內容越來越復雜，生產的社會化已超越了國界，分工協作也從組織內部、國內組織之間向跨國之間發展。跨國公司作為與現代化生產相適應的組織形式，在全球經濟化過程中扮演重要角色，而跨文化交流在全球經濟化過程中是必須面對的。了解民族差異的管理者在與其他國家的人共同工作時，可以適時地調整管理風格，使組織中的人為實現組織目標和自身目標而努力工作。例如，他們知道英國人很注意保護自己的隱私，所以會避免問英國人個人問題；而希臘人對個人問題卻是可以接受的，這表明你對他感興趣。管理心理學在發展中關注了這些新課題。在經濟學教科書中，人被抽象為勞動力，并被作為與資本、土地地位等同的生產要素；而在管理心理學中，人性假設理論是基礎兒n叭。美國管理心理學家道格拉斯·麥克雷戈認為，在每一個管理決策或每一項管理措施的背后，都必須有某些關于人性本質及人的假定。管理的主體是人。管理心理學強調推行“順乎人性“的管理，強調尊重員工的心理和行為規律，增進與組織員工的感情聯系；強調各種激勵機制，滿足職工的各種合理需要去激發人的積極性、創造性；強調根據人的個性差異有效配置人力資源，人盡其才；強調民主管理，提倡員工參與決策和管理；強調管理是種服務。管理心理學的研究，對于順應全球經濟化，提升各類組織的管理現代化效應，理論意義和應用價值都是彰顯的。

3經濟全球化背景下管理心理學研究新視野

我們正處在瞬息萬變的時代。從2O世紀9O年代蘇聯解體，到計算機網絡風靡全球，從亞洲經濟危機和復蘇，到歐洲統一貨幣，跨國集團、跨國組織的跨國經營，促使全球經濟朝著全球化的方向發展生產要素在世界范圍流動和配置的加速是經濟全球化的突出表現，主要表現形式為跨國經營模式。一個大的企業公司往往在其他國家、地區開設子公司，如可口可樂要在4O多個國家和地區行銷。經濟全球化促進了跨文化交流。民族文化是有差異的。跨國組織中的跨文化差異對組織中個體、群體及組織自身正產生著深刻的影響。學科研究要為時展服務。管理心理學在這場變革中面臨著新的機遇和挑戰，并呈現出新的研究特點。我國學者凌文輇、鄭曉明等撰文概括了近2O年管理心理學的研究特點和發展趨勢：管理心理學的研究從個體理論向整體組織理論擴展；在理論發展上，重視吸收認知心理學的研究成果；在學科體系上，更強調組織的動力學和人力資源的系統開發；在研究領域方面，突破了傳統的框架，管理培訓與發展、工作業績評估、管理決策、組織文化、跨文化研究已成為熱門領域，并取得了有價值的研究成果。經濟全球化背景下，管理心理學的研究出現新的研究視野：

其一，重視精神和物質激勵有機結合的研究。激勵問題是管理心理學的核心內容之一，也是自管理心理學誕生以來研究最多的領域，曾產生了內容學派、過程學派及行為學派等諸多理論。進入2O世紀8O年代以后，雖然很少有新的激勵理論提出，但在前人的基礎上，越來越重視激勵研究的應用性和可操作性。新型的激勵是賦予員工更多的權利和責任，使員工意識到自己也是組織管理者，進而發揮自己的自覺性、主動性和首創性，充分挖掘自己的潛能，實現其自身的人生價值和對社會的貢獻。正如著名未來學家托夫勒在《未來的激蕩》一書中所說，“人類正從一種飽肚子的經濟走向心理經濟。”當代管理思想家、英國商學院教授韓迪(C．Handy)特別提出“企業會員(membership)的概念，強調建立組織與個人之間的心理契約。他認為，如果員工被視為企業的“工具”，無論再怎么賦予員工活力，充其量只能增進效率，而無法對企業的長遠發展有更進一步的貢獻。只有將員工看成企業的會員，給予他們決定企業未來的權利，他們才會將自己的利益和企業的利益連在一起。正如美國學者馬斯洛等認為的那樣，追求需要是人類的一種本能，追求各種需要的滿足，是人類的天性。員工進入組織工作，為的就是組織能夠提供機會滿足需要。人，都是需要被激勵的。唯有受到激勵，人才有干勁，盡其所能，甚至于不眠不休。員工在組織所受到的激勵，大致可分為兩類，即外附激勵與內滋激勵。外附激勵如公司的政策和公司的管理以及待遇、工作保障等；內滋激勵如工作的認可、工作的成就、工作本身是否符合個人的能力與興趣和發展等J。提供外附激勵與內滋激勵，也即是物質激勵一精神激勵相結合。管理心理學的新發展更加重視人在組織中的這種物質與精神的雙需求。

其二，重視組織文化建設和學習型組織建設的研究。組織文化是組織的個性，是組織的核心價值。培育充滿創新精神的組織文化離不開組織人員能力的培養和發揮。為了有利于創建一個基于能力的企業文化，應該盡一切努力確保新聘用的管理人員和員工具備更多的能力。傳統的企業一般只重視規章制度建設，而新型管理還同時強調組織文化建設和學習型組織建設。每一個成功的企業必定有自己的企業精神，用一種共同的價值觀來熏陶全體員工。獨特的組織文化和學習型組織建設，正在全面影響著現代組織各項管理職能的實現和組織效能的發揮。在跨文化和本土化的組織文化中，全球經濟化帶來的組織管理中的人際交往和文化摩擦等問題，已引起學者的廣泛注意。科學技術的進步、人類知識的積累和創新，使現代組織更加重視對知識和人才的管理，終身學習的理念已蔚然成風。在管理心理學的新視野中，把現代組織看成是學習型組織，要求員工不斷獲取新知，發揮知識或團隊的整合效能。學習型組織是通過培養彌漫于整個組織的學習氛圍。充分發揮組織成員創造性思維的一種高度柔性、符合人性發展的組織。美國著名管理學家彼得-圣吉在《第五項修煉》中，把自我超越、改善心智模式、建立共同愿景、團隊學習、系統思考看作是學習型組織的技能。傳統組織把人看作是管理的客體，對人的假設是“經濟人”；學習型組織則把人既看作是管理的主體，又看作是管理的客體，對人的假設是“學習人”。美國排名前25家的企業中，幾乎全部是按照學習型組織的模式改造的。

其三，重視以人為本和人文關懷相滲透的領導方式轉型研究。傳統工業管理，往往“管理過度”而忽視對人的關注。現代組織管理需要領導方式轉型，關注組織中人的發展，讓每個成員都有參與管理的機會。美國學者布萊克和穆頓在《管理方格理論》中描述了對人的關心程度和對生產的關心程度五種風格，證明對人的關心程度和對生產的關心程度最高的9．9型管理方式，是現代組織管理最有效的。現代組織與個人之間、領導與被領導者之間呼喚一種心理默契。這種心理默契，無疑是建立在以人為本和人文關懷相滲透的領導方式轉型的基礎之上的。以人為本、以德為先，乃管理行為之本質，文化激蕩、管理創新、激勵行為，乃世界進化之動力¨。以人為本、人文關懷應是領導者與被領導者之間的相互尊重和認同。人是有情感的，情感是人對客觀事物的態度和體驗，人文關懷是對人的情感和內心世界的敬重。無論是領導給員工過生日，送蛋糕，還是節假日到員工家中慰問；無論是領導的一句夸獎，還是領導輕拍一下員工的肩膀，都會給員工一種情感上的慰籍。對員工表示私下的人文關懷，會產生出乎意料的效果。美國通用電氣公司總裁專程去醫院探望生病的公司推銷員的妻子的案例，已被收人多本教科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