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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農村稅費論文范文

[關鍵詞]消費水平消費需求農村經濟

農民消費是我國消費市場最重要的部分，只有農民消費水平的到提高，中國的經濟增長才能擺脫出口依賴型。目前農村居民消費水平較低，嚴重影響著農村經濟的發展。由此必須提高農民消費水平，使其成為拉動消費的新增長點，成為發展農村經濟的重要途徑。

一、提高農民消費水平，對農村經濟發展的作用

消費水平有狹義和廣義之分，我們通常所說的消費水平一般是狹義的消費水平，它是指按人口平均的消費品(包括服務)的數量，反映人們物質文化需要實際滿意程度。消費水平的提高，不僅要求增加消費品數量，而且要求不斷增加提高消費質量。因此，消費水平是一個綜合指標，最終會表現為人們的健康水平、科學文化水平和生活享受水平、消費環境的質量等等，反映人們物質文化需要的滿意程度。

1.提高農民的消費水平，有利于形成農村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動力

經濟增長依靠的是社會需求的拉動，必須通過調節社會需求以調節社會生產而達到發展社會經濟的要求。現在政府正不斷的出臺種種方案來刺激內需增長，其中有一點就是要擴大農村居民的消費，農民消費成為拉動農村經濟增長的首要動力。

2.提高農民消費水平，促進農村產業結構優化升級

農民消費水平的提高，可以改變消費需求，促進消費結構優化升級，通過消費品生產結構和相關產業鏈上附屬產業結構的調整促進產業結構的優化。

3.提高農民消費水平，有利于促進就業和提高農民的科學文化素質

在農村，農民消費的提高勢必帶來消費質量的提高，促使文化教育消費的增加，帶動經濟增長。提高消費中的科技和知識文化中的比重，提高消費質量，就能從根本上提高消費力，從而可以促進消費力和生產力之間、消費和生產之間的良性循環。

二、農民消費水平較低的原因分析

1.農民的可支配收入較低，消費水平差距持續擴大

弗里德曼認為，居民的持久性收入是決定其消費的重要因素，沒有可支配收入的增長，消費水平就不可能提高。我國現在還只是滿足了基本的生存需要，消費水平還沒有升級、消費結構沒有優化，消費水平還未得到真正的提高。

2.農村基礎設施薄弱，抑制消費水平提高

目前我國農村消費市場的公共配套尚處在低級水平，農民購物難、用點難、行路難、上網難等問題突出，影響了農民的購買積極性，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一是電力供應跟不上、電壓不穩定，收費較高;二是電視、通訊、網絡等信息基礎設施建設滯后;三是交通道路建設有待完善。

3.農村的社會保障體系不完善

目前，我國農村社會保障體系建設還不完善，農民儲蓄傾向較強。現在農村的醫療成本居高不下，農村醫療保健型消費出現被迫的大幅增長，醫療保健費用已成為農民消費支出中增幅最大的一項。近年來，隨著我國教育、醫療服務價格的上漲，農民對未來支出的預期大大增加，進一步降低了農民的現時消費，抑制了消費水平的提高。

4.農村市場體系尚未建成，商品流通渠道不暢

當前，農村市場體系尚未建成，商品的流通渠道也不暢，農民買、賣難的問題十分突出。一方面，許多商品在城市處于過剩狀態，而在農村卻難買到;另一方面，農民辛辛苦苦生產出來的農副產品由于距中心城市相對較遠，交易成本大，農產品難以適時賣出，不能轉化為農民的實際收入，制約了消費水平的提高。

5.消費環境不佳，嚴重侵害消費者權益

當前的消費環境不樂觀，制約了居民需求擴大，造成了居民消費不安全和對消費環境的缺乏誠信，這些都直接影響到消費者的消費心理和購買勇氣，抑制居民的消費欲望，影響居民消費力的提高。

三、提高農民消費水平的方法

1.增加農民收入，建立促進農民增收的長效機制

我國必須統籌城鄉經濟發展，建立促進農民增收的長效機制，切實增加農民收入，提高農民的消費力。擴大農民就業機會，增加農民收入，提高農民的有效購買力;加快農村基礎設施建設，促進農村的現代化建設，擴展農民的消費能力;建立完善農村教育服務體系，提高農民的素質，讓農民可以及時有效地掌握市場的信息，把握市場動向，推進農村產業化進程。

2.改善農村消費環境，加強基礎設施建設

要加大農村的電力、交通、通訊網絡、等基礎設施設的力度;還要加大力度整頓和規范市場經濟秩序，為廣大農民營造一個健康、安全的消費環境。同時在農村增加消費者投訴網點，運用法律武器維護農民的消費權益，為農民消費水平的提高提供可靠的社會保障。

3.完善農村社會保障體系，增強農民消費信心

必須建立和完善農村社會保障體系，提高農村社會保障水平。首先要加快推進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建設，保障農民群眾的健康安全;其次要建立農村養老保險制度，使農民消除后顧之憂，敢大膽消費;第三是要加大農村救助幫困力度，加快建立農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使貧困農民基本生活有所保障。

4.健全流通體制，加強農村市場體系建設

必須加大農村市場體系建設力度，形成多渠道全方位多層次的流通格局，搞活農村市場，支持城市流通企業經營網絡向農村延伸，從而全面提升農村的綜合流通能力;以小城鎮建設為依托，鼓勵各類投資主體投資農村商業設施建設，大力發展與農村消費直接相關的零售業。

5.大力發展農村消費服務業，增加消費熱點

農村消費服務業是帶動農村消費提高的重要領域，是促進農村消費水平升級的重要方式。首先鼓勵支持企業面向農村調整產品結構，開發和設計適合農民消費需求特點以及消費環境的產品系列;二是把向農民提供商品和提供服務結合起來，鼓勵生產流通企業在農村設立售后服務網點，優化農村消費環境;三是大力發展農村休閑旅游，拓寬農村消費領域，刺激農村形成新的消費熱點。

參考文獻:

第2篇：農村稅費論文范文

論文摘要：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出現了一些新情況、新問題，給鄉村基層工作帶來巨大的挑戰。文章旨在探討新形勢下鄉村基層工作的困境與出路，著重從三個方面論述：一是鄉村基層工作面臨的難題；二是影響鄉村基層工作的原因；三是鄉村基層工作的對策。

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是我國現代化進程中的重大歷史任務。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最艱巨最繁重的任務在農村。當前農業和農村發展仍然處在艱難的爬坡階段，農業基礎設施脆弱、農村社會事業發展滯后、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擴大的矛盾依然突出，給新形勢下農村基層工作提出了許多新的課題。

一、新形勢下鄉村基層工作面臨的難題

1.鄉村治理矛盾凸顯。在鄉村治理方面，鄉鎮和村這兩級組織各自都具有兩種職能：一是為本社區居民提供公共產品，鄉鎮、村兩級組織有責任為本社區居民提供適合其規模范圍的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二是執行從中央到省、市、縣布置下來的各項任務。履行這兩種職能都需要財政作保障。稅費改革盡管有鄉鎮機構、農村教育的配套改革，但財政缺口仍較大，鄉村兩級的財力受到不同程度的影響，執行上級各項任務的功能相對弱化，為本社區居民提供公共產品能力不足的問題凸顯出來。主要表現在：現行的以農田水利為主體的農村基礎設施，無論是存量還是增量上都顯得嚴重不足；農村科技的推廣運行和農村人居環境的改善將變得更加艱難。

2.人地矛盾糾紛日益嚴重，農民隱性負擔尚未涉及。針對農民負擔而言，稅費改革關注的只是農民的顯性負擔，而對農民的隱性負擔關注不夠。城鄉分割體制是農民隱性負擔過重的制度根源。農民隱性負擔重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一是工農業產品剪刀差問題；二是農民進城成本仍然過高，并且不能享受城市居民的各種福利；三是農民付出子女教育、醫療等費用過高；四是農村基礎建設等收費成為農民甩不掉的一大負擔。

3.鄉村收支缺口較大，社會不穩定因素增多。稅費改革，農民負擔明顯減輕，但與此相伴的是鄉村兩級財力大幅度減少。村級債務黑洞將是一顆隨時會引爆的炸彈。其特點為債務構成復雜，利息高，且多為短期。而且因管理上的混亂，至今仍未能有效遏制新的債務不斷增長勢頭，農村債務包袱有增無減，各種開支無法削減。鄉鎮仍必須按時應付以下幾方面的開支：鄉鎮干部的應發工資；鄉鎮中小學教師的工資。這一部分工資數額大，基數高，而且呈逐年上升的趨勢。還有最令鄉鎮財政和鄉鎮主要領導頭疼的大宗開支：鄉鎮退休人員的工資、醫療費用及其他社會保障費用；日常辦公經費，包括招待、車輛等必須的費用；訂閱各種上級要求的報刊、書籍的費用；處理各類突發事件的開支；等等。

4.鄉村兩級干部的待遇及走向成為鄉村基層工作成功與否的關鍵。鄉鎮干部面對鄉村工作職能的重新定位和角色的轉換，在部分干部中產生了失落感和盲目性的困惑。推進鄉鎮體制改革，由于相應的配套措施未能及時跟上，使目前鄉村干部的工作，一下子從原來的高度緊張的環境中進人閑暇無事的工作狀態，大多數干部都有一種失落感和不適應性，習慣的思維方式失去作用。于是，因職能的轉變，部分干部對新的角色一下子難以適應，導致干部責任心下降。由于鄉鎮職能轉制上的不完善，對農村基層工作的正常運轉也帶來了負面影響。

二、新形勢下影響鄉村基層工作的原因

1.農村經濟發展力度不夠、路子不準。當前農村基層組織建設的矛盾增多、難度增大，歸根結底是由于農村經濟的落后所致。農村義務教育的“普九”驗收；鄉村道路、農用電網等農村基礎建設的全面升級；農村飲水工程的全面鋪開以及以農業綜合開發為主體的農村產業結構的調整，劇增了村級集體資金的投入量。在農村集體收入本來就出現短收的情況下，不切實際的基礎建設項目的盲目上馬和少數人為撈取政治資本的形象工程和政績樣板的出現，給本來就不足的農村經濟積累雪上加霜。農村基層組織長期局限于財力的限制，只把注意力集中到收稅收款等瑣碎事務中，辦任何事情都把手伸向群眾，必然導致黨群、干群之間容易滋生矛盾。因此，農村稅費改革后基層組織建設遇到的種種問題，發展不夠是關鍵的癥結所在。

2.基層組織和基層干部的職能定位不準。農村稅費改革后，基層組織必須思考“干什么，怎樣干”的新課題，基層干部必須重視稅費改革呼喚“復合型”、“市場型”、“民主型”干部的新要求。但客觀地說，目前基層組織還沒有實現這種角色的轉換，基層干部還不具備這種能力素質。突出表現在工作職能、領導方式和工作作風上，仍然習慣于傳統的“種一管一收”、“催一征一罰”，沒有把工作重心定位在依法行政，以法律的手段、經濟的手段來管理村組事務上來；沒有定位到研究市場農業、規模經營和產供銷配套服務上來；沒有定位到積極發展農村經濟，自身示范做樣子，教育群眾換腦子，引導農民找路子，建立一個適應農村市場經濟發展的新機制上來。

3.改革的跟進措施不配套。農村稅費改革應該是一項系統工程，但目前把它作為一項系統工程，進行全方位的配套改革還考慮得不夠，帶來了基層組織建設上的難度。稅費改革后，財政轉移支付的改革力度太小，對于彌補日益擴大的財政缺口來說于事無補；鄉鎮部門機構改革還不到位，鄉鎮合并了，但是人員并沒有減少；教育體制改革嚴重滯后，教師工資的發放并沒有真正擺脫由鄉鎮負擔的做法；農民的素質偏低、農村基層民主政治建設還處于一個低水平上；等等。由于這些配套改革沒有及時跟上，農村基層組織建設處在夾縫中，暴露出來的問題就難以得到有效解決。

三、新形勢下鄉村基層工作的對策與思路

稅費改革為加強黨的基層組織建設既帶來機遇，又帶來挑戰。在新的形勢下，我們必須加強黨的基層組織建設，提高基層組織的執政能力。

1.抓發展，為鄉鎮基層工作打下物質基礎。改革帶來的功效是暫時的，即便實現了“零負擔”，如果群眾的收入沒有增長、經濟沒有真正的發展，群眾仍然不滿意。更重要的是通過加快發展致富，堅持發展這一主題，把發展作為第一要務來抓，才是解決農村問題的唯一出路。(1)必須看準市場抓調整、抓工業。在“農業保穩、工業致富”的格局下，把抓發展的著力點放到提高經濟運行質量上來，堅持集中精力培植支柱產業，大力涵養財源。一是著力轉變農業增長方式，加快農業產業化增財源；二是大力發展鄉村工業，扶持骨干增財源；三是大力發展民營經濟，壯大規模增財源。(2)盤活存量，變資產為資本，變資源為財源。一是鄉鎮、村如果在所在集鎮有閑置的土地，又適合于進行房地產開發的，應允許其以人股的方式聯合開發或出售長期使用權來增加收入。二是近年來通過布局調整，一些縣取消了許多所中小學，空出了不少土地和房屋，這些土地和房產等如果充分利用起來，又是一筆很可觀的固定收入。三是加大土地復墾整理力度。結合“空心村”改造，爭取國土資源部門的支持，將大量空置宅基地和集體所有的廢棄荒地進行復墾整理，使“生”地變“熟”，在目前實行最嚴格的土地保護制度的形勢下，這些土地的承包經營特別是轉變成建設用地后，無疑又是一筆巨大的財富。(3)規范“一事一議”制度，確保農村公益事業的發展。在當前沒有相關法規保障“一事一議”實行的情況下，可嘗試由縣政府出臺有關規范性文件，進一步完善管理規定，制訂具體操作細則，切實解決項目難議成、多數人同意的事情少數人不執行、外出人員籌資難收齊等弊端和問題。村級組織要掌握時機和方法，充分用好“一事一議”。2.抓改革，為減免農業稅提供體制保障。各項配套改革既是減免稅改革內容的深化和延伸，也是鞏固減免稅改革成果的保證。一定要按照“轉變職能、強化服務、精簡機構、減少支出”的目標，切實推進各項配套改革。(1)深化財稅改革，完善鄉村財政體制。按照鄉財鄉理、鄉事鄉辦、事權與財權相統一的原則，結合新一輪財稅體制改革的要求，進一步深化改革，完善鄉村財政體制。一是合理核定收支基數；二是適當調整縣鄉收支范圍；三是完善轉移支付制度，切實保證基層政權運轉和農民負擔不反彈。(2)繼續深化鄉鎮政府機構改革，合理調整鄉鎮事業布局。一是淡化鄉鎮政府職能，進一步深化完善鄉鎮機構改革。在機構設置上本著“強縣弱鄉”、“實縣虛鄉”的原則，重新定位鄉鎮政府職能，嚴格控制領導班子職數，嚴把人員人口關，大力精簡內設機構。二是減少鄉鎮政府事權，積極推進鄉鎮事業機構改革。按照“脫鉤、分類、放權、搞活”的思路，合理調整事業單位布局，大力壓縮編制，逐步建立起相應的管理體制、運行機制和自我約束機制。三是加快中小學布局調整步伐。按照規模、效益的原則，對鄉鎮中小學布局進行調整，適當集中辦學，同時對教師實行定員定崗，解決農村中、小學過于分散、師生比例不相稱、師資浪費等問題。(3)加快合組并村步伐，大力推行村干部公職化。一是按照“尊重民意、便于管理、規模適度、整建制撤并、所有權不變”的原則，在深入調查研究的基礎上，對人口少、規模小、地理位置相近的村莊，通過撤并達到“村級規模合理、資源配置優化、村級組織健全、服務功能強化”的基本目標。二是在此基礎上，從鄉鎮機構選派政治素質高、熟悉農村工作、懂農村經濟管理的年輕干部或轉業退伍軍人，下派各村掛任實職。三是培養選拔一批“富人村官”。農村圈子很小，村看村，戶看戶，黨員看干部，表率作用立竿見影，那些文化水平不高、致富能力不強的村干部，自己窮得叮當響，當然也無法贏得群眾的信任。因此，從治窮先治官的角度出發，培養選拔一批“能人村官”、“富人村官”，使其承擔起帶頭闖市場、帶頭致富的“領路人”作用。

3.抓減債，積極化解鄉村財政風險。農村不良金融債務的存在，直接關系著農村基層政權的正常運轉，成為縣、鄉各級政府關心、農村集體組織煩心和廣大群眾不放心的突出問題，也是制約農民增收的一個重要因素，必須采取切實可行的措施，清理防止并重。其途徑主要有以下幾種：(1)減息減債。農村因借、貸形成的債務，在認定核實本金基數和利息基數后，重新界定利息，禁止高利息或息轉本。對違反國家規定的高息借貸，按合同期法定利率標準，逐一核定本息，置換統一票據，嚴肅清理無本生息、少本多息、利滾利等違法行為。(2)變現資產，清償抵債。凡有負債的村委會、村集體經濟組織，應對其閑置資產(包括鄉、村集體企業在內)進行登記、評估，轉讓經營權或公開拍賣，所得收入用于還債。(3)壯大農村集體經濟。資源資本化償債，包括對五荒地、承包地、林地、果園的使用權實行招標承包、延長承包期、拍賣等辦法償債；資產資本化償債，包括拍賣生產性資產還債，租賃或轉讓水利設施、中小水庫閑置的固定資產經評估批準后用于償債。(4)清理核銷呆壞賬。農村債權債務形成原因復雜，僅靠集體經濟組織自身化解難度很大，需要在全鎮、全區乃至全市、全國范圍內統籌解決。建議盡快出臺化解鄉村債務的政策法規，采取各級財政適當補助、核減、劃轉等具體措施化解鄉村兩級不良債務。經認定確已無法收回的，形成專題材料，通過一定的程序經逐級審批后進行核銷。(5)中央財政加大轉移支付力度。由于農業屬弱質產業，又是關系國計民生的基礎產業。目前，我國通過財政反哺農業的條件已經成熟，國家應對村組債務和基層組織運轉進行轉移支付，由財政化解一部分因承擔政策性任務而舉的債。

4.抓節支，努力降低鄉村行政運行成本。嚴格管理，強化監督，挖掘潛能，提高效率，使鄉村行政運行成本與農業生產成本一同降低，從根本上減輕財政壓力。這就要求健全制度，嚴格控制支出。(1)加強鄉村財務管理，建立健全各項管理制度，推行鄉鎮、村政(村)務公開、財務公開，實行嚴格的預算控制和費用包干制度，加強民主理財和監督，打緊開支，量入為出，量錢辦事，大力壓縮辦公費、招待費等非生產性支出。(2)嚴格執行有關政策規定，約束有關職能部門行政行為，不得以任何理由擅自出臺涉及農民的行政事業性收費集資項目。嚴禁在農村開展由農民出錢、出物、出工的各種達標升級活動和創建活動，興辦公益事業，哪一級提出的項目哪一級出錢，不得要求層層配套資會。

參考文獻

[1]王學江，逐步取消農業稅將產生多重效應[N].國際金

融報,2004—03—09.

[2]石紹賓，農村稅費改革存在的問題與對策[J].山東財

政學院學報，2003，(5).

[3]理性看待全面取消農業稅[EB/OL].

第3篇：農村稅費論文范文

[論文摘要] 我國農村公共產品供給處于失衡狀態，和城市相比，農村公共產品供給總量短缺、質量低下。文章認為我國城市和農村公共產品供給的主體不同是導致公共產品短缺的主要原因，并提出應當使農村公共產品供給主體多元化

我國農村公共產品在取消農業稅后供給失衡問題更加突出，具體表現在農村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機制的不健全，如醫療衛生條件差、教育落后、水電設施落后等。農村公共產品供給的滯后及匱乏制約了農村消費需求的提高，影響了農村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因此，加強農村公共產品的供給體制建設，解決農村公共產品供給矛盾，對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具有重要的意義。

農村公共產品是指用于滿足農村公共需要的產品，具有非競爭性、非排他性的特點。它又可分為純公共產品和準公共產品。農村純公共產品是指在消費過程中具有完全非競爭性和非排他性，應當由政府免費提供的產品。如:農村基層政府(縣鄉級)行政服務、農村綜合發展規劃、農村信息系統、農業基礎科學研究、大江大河治理、農村環境保護等。農村準公共產品是指介于純公共產品和私人產品之間， 在消費過程中具有不完全非競爭性和非排他性的產品，主要包括:在性質上近乎純公共產品的準公共產品，如農村義務教育、電力設施、小流域防洪澇設施建設、農業科技成果推廣、公共衛生、社會保障等；一般準公共產品，如農村高中(職高)教育、水利設施、醫療、道路建設、文化館等;在性質上近乎私人產品的準公共產品，如農村電信、電視、成人教育、自來水等。

在我國現行公共產品供給體制下，城市居民的公共產品供給主要有中央和城市政府提供，城市居民可以享受到低廉的基礎教育，發達的交通，優越的市政設施；但農村公共產品供給條件遠遠低于城市的狀況下，農民還要為享用這些公共產品交納“三提五統”以及其他收費。同時農村不同地區間公共產品供給不平衡。市場經濟發達、財源豐裕的東部沿海地區，政府能夠提供較多的公共產品，而中西部地區由于經濟不發達，鄉鎮企業少，政府財政收入不足，公共產品供給自然就短缺。可見，目前我國公共產品在城市和農村以及農村各地之間的供給是不均衡，主要原因在于公共產品供給主體不同所導致的。

一、目前我國農村公共產品的供給主體

目前，我國農村公共產品的供給主體主要包括鄉鎮俯、村委會組織和農村居民。

1.我國農村鄉（鎮）政府承擔起本轄區公共產品供給的職責。按照1982年《憲法》規定，鄉級政府的職能是“執行本行政區域內的經濟和社會發展計劃、預算；管理本行政區域內的經濟、教育、科學、文化、衛生、體育事業和財政、民政、公安、司法行政、計劃生育等行政工作。”其職責范圍幾乎涵蓋了農村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但是，鄉鎮政府制度內財政收入不可能籌集到足夠的公共資源。l994年分稅制改革后，不但沒有增加鄉鎮政府的制度內財政收入，反而因共享稅分配比例低，稅源有限，使大多數鄉鎮財政收入陷入困境。再加上近年來農業經濟比較優勢的逐漸喪失，在農村實行稅費改革，取消農業稅后，以農業為主要稅收來源的縣、鄉政府制度內財政力量已大為衰減，縣鄉財政收支狀況更加失衡，尤其是削弱了縣鄉政府提供農村公共產品的能力。很多鄉政府赤字財政。在這種情況下，根本無力進行農村交通、農田水利等公共建設。由于沒有相應的稅收支持提供公共產品，于是，通過財政體制度外籌集供給公共產品的資源便成為必然的選擇。同時也導致了農村公共產品的匱乏，以及公共服務的缺位而且。在農村稅費改革后，針對農村公益事業采取的“一事一議”制并未能解決農村公共產品的供給問題。

2.村委會組織。村委會組織不是一級政權，現行政策規定村級組織可以對農民收取三項“提留”：公積金，公益金和管理費。公積金用于農田水利基本建設，購置生產性固定資產、興辦集體企業等；公益金用于“五保戶”供養，特困戶補助以及其他集體福利事業支出：管理費則用于村級組織干部報酬和管理支出。從政策規定的用途來看，這三項“提留”屬于村級組織提供公共產品的成本分攤。 轉貼于

3.農村居民。我國對農民實行的是既收稅又收費的制度和政策。農民既要繳稅又要收費。就稅收而言，主要問題在于稅制設置一直不盡合理，農民稅負總體一直偏高。就收費而言，各種政策性收費更是不盡合理，項目繁多，一些公共產品，如義務教育、計劃生育等方面的公共產品，本應由政府制度來義務提供，卻變成了由政策性提供和由農民負擔。除此以外，鄉、村兩級組織還以活勞動的形式向農民分攤公共產品的部分人力成本，即義務勞動積累工。按現行政策規定，每個農村勞動力每年應承擔5～10個義務工，10～20個勞動積累工，前者主要用在公路建筑、防汛搶險、修繕學校等，后者主要用于農田水利基本建設。農民既要承擔制度內公共產品供給成本，也要承擔制度外公共產品供給成本。已進行的農村稅費制度改革，雖使其向合理的方向取得了較大進展和成果，農民負擔過重問題有一定緩解，但改革任務遠未完成。可見，無論是稅費改革前的“三提五統”，還是稅費改革后的“一事一議”，都是農民對公共產品的成本負擔。

可見農村公共產品供給體制不合理，本應由中央和地方政府承擔的公共產品，但在目前仍由農民稅外負擔，通過向農民攤派等方式來完成。這使收入較城市居民低的人卻承擔著比城市居民多的多的公共產品的供給成本。

二、創新我國農村公共產品的供給主體

正如薩謬爾森所言：“一種公共產品并不一定要由公共部門來提供，也可由私人部門來提供。”因此，應構建多元化的農村公共產品供給體系。我國農村公共產品的供給主體不僅包含政府，同時還要激勵私人、企業和各種組織參與農村公共產品建設。

1.明確各級政府的財政職能，建立針對農村公共產品供給的轉移支付制度。由于公共產品的非排他性產生了搭便車問題，使私人部門不愿提供公共產品，而公共產品的非競爭性導致了私人部門的低效率，因此政府應當作為公共產品的主要供給主體。

(1)轉變政府職能，建立服務型政府，強化政府公共產品供給意識和公共服務職能，不斷提高政府供給公共產品的能力。

(2)政府應當直接提供屬于本級職責范圍的農村公共產品。應當重新界定中央政府、省級政府與縣、鄉基層政府的事權范圍，合理劃分各級政府的財政職能，凡受益范圍遍及全國的公共產品，由中央政府提供，而受益范圍主要是地方的公共產品，則應由相應層次的地方政府提供，而具有外溢性的地方性公共產品則由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或各個受益的地方政府共同提供。如諸如義務教育、國防開支、大型農業設施建設、農業基礎科學研究等全國性的農村“純公共產品”供給，由中央和省級政府財政負擔，并建立直接針對這些公共產品供給的轉移支付制度。加快建立和完善財政的轉移支付制度，加大國家財政對于不發達地區、農村地區基礎設施建設扶持的力度，以平衡各地區財力差異，實現公共產品供給均等化，以解決供給不足和地區間的不公平性問題。推進農村財政體制改革，規范農村公共產品的供給渠道。同時還要加大政府投入，加快歸還歷史欠賬，盡早實現公共產品供給的城鄉平衡和平等。

2.鼓勵企業、各種組織和私人參與農村公共產品供給，建立多元化的供給主體結構。公共產品需要有政府財政支持，但并不意味著所有的公共產品都由政府提供。農村公共產品的供給可采用以下方式：

(1)采取私人捐贈的形式。很多國家的公共設施就是利用私人捐贈而建立起來的，如美國個人慈善捐贈高達1750億美元，其中大部分用于公共產品的生產。現在我國部分農村小學校舍采用捐贈的方式建立起來。同時，農村的水利設施、文化館等公共產品等可以鼓勵私人或各種組織進行捐贈。應當制定一些能夠鼓勵個人或者企業出資參與農村公共產品供給的政策，如：利用冠名權、建碑立傳等形式鼓勵個人或企業參與公共產品供給。

第4篇：農村稅費論文范文

論文摘要：我國農村基礎教育的發展面臨諸多問題。解決目前農村基礎教育發展的難題，必須多渠道籌集資金，加大財政投入；端正辦學思想；加強農村基礎教育教師培訓；辦好家長學校，關心留守兒童的成長和教育。農村基礎教育的發展對解決“三農”問題有重要的意義。

農村基礎教育是我國教育事業的重要組成部分。受社會經濟發展水平的制約，農村基礎教育發展面臨多種挑戰。

一、農村基礎教育存在的問題

（一）經費問題

由于社會經濟發展不平衡，城鄉二元經濟結構使城鄉貧富差距拉大，造成城鄉教育的嚴重差距。其直接反映就是農村教育投入不足，教育資源貧乏。

農村稅費改革，取消農業稅，農村義務教育實行“兩免一補”的政策有效地減輕了農民的負擔，促進了農村建設和農業發展。但是，據有關專家調查分析預測，當前教育經費投入又一次呈明顯下降趨勢，農村教育經費短缺約100億元。經費嚴重短缺直接阻礙了農村基礎教育的發展和改革。在調查中我們發現，中央的有關政策并沒有真正落到實處，經費運行缺乏有效的監督機制，農村教育已經負債累累，教師幾乎沒有福利、獎金，基礎設施建設受限，公用經費入不敷出。稅費改革后，尤其是實行一費制之后，有些學校幾乎沒有經費來源，學校正常辦公經費無法開銷，加上財政應撥的辦公經費不能及時到位，學校運轉更加困難。

（二）城鄉教育差距不斷擴大

我國農村教育條件無法與城市比，先進的教育手段、教學設施、教學器材、教學條件無從談起；教師的工資、福利待遇相差越來越懸殊，致使農村的教學質量難以提高。同時，由于城鄉教育差距的存在，使得不少農村家庭將子女送到城市學校就讀，既減少了農村生源，又降低了生源質量。

（三）師資問題

一方面，農村教師不配套現象嚴重，不少學校聘請臨時代課教師，無法保障正常開課和教學質量；另一方面，由于一批學歷低、素質較差人員進入教師隊伍，導致教師隊伍整體素質不高，年齡結構也不合理。農村課程改革對目前的農村教師提出了巨大的挑戰，它要求教師的教育理念、教學角色行為必須實行全方位的轉變。由于農村教師隊伍年齡、資歷、學識能力、身心狀況差異較大，因此轉變過程困難很多。

（四）留守兒童對農村基礎教育提出嚴峻挑戰

近年大量農民外出打工，“留守兒童”教育問題日顯突出。據有關部門統計，全國留守兒童大約有2000萬。留守兒童由于平時缺乏父母管教，加之老人溺愛，極易出現學習困難、缺課、逃課甚至輟學傾向。

（五）“城市取向”的課程不適應農村基礎教育

新課程標準主要是以城市學生的學力為依據的，在一定程度上對于農村學生來說不切實際和偏難，致使部分農村學生難以勝任，成為學業的失敗者，最終失去學習興趣而被迫輟學。

（六）農村基礎教育不能實行真正的素質教育

由于條件所限制，面向升學仍然是農村基礎教育的一個重要取向。農村基礎教育偏向優秀學生，忽視大部分學生，同時也沒有辦法把辦學的注意力集中到全面提高學生的素質身上。

（七）新的“讀書無用論”開始盛行

新的“讀書無用論”在農村抬頭。農民送子女上學目的具有很強的功利性，即考大學，找一份好工作。而目前我國高校大規模擴招，學費增長速度快，相對居民收入標準太高。而且，當今大學生就業形勢嚴峻，來自農村的大學畢業生由于缺少有關社會關系，更不容易找到工作，這種情況直接影響了農民送子女入學的積極性。與其到時大學畢業找不到工作，還不如不上學早點去打工掙錢，這是一般農民的普通心理。

二、對策

（一）解決經費難題，改善辦學條件

要加大農村教育投入，調整轉移支付機制。農村稅費改革后，政府加大了農村教育財政轉移支付的力度，但目前一些地方農村教育經費仍存在不小的缺口。要解決好這個問題，首先要以法律的形式確定不同地區中央、省、地 、縣幾級政府的財政分擔比例，保證教育經費按時、按量落到實處；其次要建立教師工資由中央、省、地、縣幾級政府分擔的機制，加大中央和省級政府的財政轉移支付力度，確保農村教師工資按時足額發放。另外，對于中西部貧困地區和少數民族地區，國家可以在資金投入方面采取特殊措施，創造條件更早實現義務教育“免費制”，切實保障貧困地區學生接受義務教育的權利。

（二）加強教師隊伍建設，提高教師整體素質

1. 為農村教師提供培訓機會，提高教師的綜合素質；改善農村教師的福利待遇，保證工資按時足額發放；解決好代課老師工資待遇低的問題。

2． 利用有關鼓勵大學生支教、師范生免費教育的有關政策來帶動師資隊伍水平的提高。

3. 加強城鄉教師交流。安排城市優秀教師、特級教師定期到農村學校任教，特別到貧困地區學校任教，幫助農村教師盡快適應新課改的要求，努力實現教育理念、教師角色、教育能力、教育評價的全面轉變。

（三）端正農村基礎教育辦學思想

農村基礎教育要轉變觀念，必須面向全體農村，注重培養全體學生，不應把為高等學府輸送人才作為農村基礎教育的唯一目標。要端正農村教育的辦學思想，真正把農村教育的重點轉移到素質教育上來，轉移到為當地經濟建設和社會發展服務的軌道上來，使各級各類學校的畢業生都能在全面發展的基礎上適應社會發展的各種需要。

（四）縮小城鄉差距，實現農村基礎教育的均衡發展

在教育經費投入上，應當特別注重對區域內部薄弱農村學校的扶持，通過設立薄弱學校建設專項資金，使薄弱學校建設資金優先安排、重點保證，縮小學校之間的差距。通過建立“城鄉教育共同體”，使城區學校與農村學校建立起相互對應、相對固定的實體，促進城鄉學校之間的聯手合作，實現城市和鄉村優質資源共享。加強對農村中小學標準化建設的監督評估，有效規范中小學的辦學行為，使義務教育學校的校舍、設備和師資等條件大體相當。

縣(市、區)級教育行政部門要通過建立完善政府問責制度，加大義務教育均衡發展的實施力度。要建立和完善義務教育均衡發展的監測制度，定期對轄區內義務教育學校間的差距進行監測和分析。逐步建立規范化、科學化和制度化的義務教育教學質量監測評估體系和教學指導體系，逐步開展學生綜合素質的試點工作，不斷提高中小學的教育質量。

（五）辦好家長學校，加強對留守兒童的教育

學生的教育需要學校教育與家庭教育密切配合，相互支持。社會和學校要充分利用有限資源辦好家長學校、家庭教育指導中心，充分利用新聞媒體向社會廣泛普及家庭教育知識，推廣家庭教育的成功經驗，幫助和引導家長樹立正確觀念，掌握科學方法，提高科學教育子女的能力。

“構建和諧社會重點在農村，突破口也在農村”，這是崔琳委員在剛剛結束的“兩會”上提出的。農村活，全局活，而教育是解決這些問題的最根本、最重要的原因。要切實抓好農村基礎教育，就必須正確認識“三農”問題，“三農”問題最核心的問題就是農民的生活水平問題，要千方百計使農民富裕起來。從構建和諧社會的角度講，不提高大多數人群的收入水平，改善其生存情況，整個社會就不可能有更多的和諧。和諧社會強調：經濟的可持續發展，人權的平等和對生命的珍視，民主、平等、和平、發展，等等，這些都應以每一個公民最基礎的教育為前提。因此，我們應大力發展基礎教育特別是農村的基礎教育，為構建和諧社會創造一個良好的社會大環境。

參考文獻：

①劉華林，謝荷生.關于加強農村初中教育工作的幾點思考[C].中國教育研究論叢，2006，257~259.

②教育部財務司，國家統計局人口與社會科技統計司．中國教育經費統計年鑒［M］.中國統計出版社，2003．

第5篇：農村稅費論文范文

北京大學 劉明興等

“中國縣鄉政府績效

>> 學術觀點導讀 學術觀點 常見問題解答 當前所在位置：中國 > 管理 > 學術觀點 2013年29期 學術觀點 2013年29期 雜志之家、寫作服務和雜志訂閱支持對公帳戶付款！安全又可靠！ document.write("作者： 本刊編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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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學 劉明興等

“中國縣鄉政府績效考核的實證研究”

《世界經濟文匯》2013年第1期

基層政府干部考核的內容重點，同時受到基層政府自身偏好和中央政府政策目標變化的影響。

在基層兩級政府的考核目標中，提供公共服務一直處于相對次要的位置。縣、鄉政府對下級的考核，均未能充分體現近年來中央政府對新農村建設投入力度的不斷加大。兩級政府對于農村基礎設施建設的重視程度都沒有增強。縣政府對于農民增收的重視程度逐步衰減，而中央三農政策變革對鄉村考核的影響要大于縣鄉考核。

其次，縣鄉和鄉村考核的內容重點存在較大差異，農村稅費改革及其配套政策對于兩級政府考核的影響也是異質性的。稅改前后，縣鄉考核中經濟發展、社會穩定類指標不斷強化，財政壓力性指標沒有削弱，縣際之間的差異趨于縮小。

在鄉村考核中，財政壓力性指標逐步弱化，招商引資、農民增收、合作醫療等指標有所提升，而廉政建設、政治組織工作、發展集體經濟等指標均有所下降。鄉鎮政府對村兩委的考核指標在地區之間的變異在擴大，而這種趨勢在縣鄉考核之中并不明顯。

再次，縣鄉和鄉村考核之間并非簡單的壓力傳導關系。縣政府在招商引資、農業產業化、社會穩定等工作上不斷對鄉鎮政府施壓；但鄉鎮政府主要通過加大對村干部“一票否決”考核的力度，部分地分散自身維穩的政治壓力，但因鄉鎮干部和村干部在行政和財政能力上的固有差異，這種政治壓力難以完全轉嫁給村干部。

近年來，大量的社會不穩定因素源于市縣政府的政策不合理。若村干部自身利益在政策執行過程中也受侵害，他們可能會在維穩工作中起負面作用。這些均導致社會維穩工作難度增加，實際效果越來越差。單純依靠壓力型的考核體制來推動經濟發展，在長期內是難以持續的。 制度 政績考核誘發污染

廈門大學 蹤家峰等

“地區競爭、資本倚重與普遍污染”

《經濟研究》工作論文WP542號

在中國“政治集權、經濟分權”體制下，“自上而下”標尺競爭格局中以GDP為主的政績考核體制，使地方政府具有用降低稅收來爭取投資的動機。稅收優惠政策作為博弈工具在地方招商引資中的作用被不斷放大，造成高名義稅率、低征管效率的局面，由此引發的惡性競爭導致資源的極大浪費與環境的極度惡化。

對2003年-2010年中國271個地級市層面的數據進行實證檢驗發現：投資每增加一單位，污水排放、SO2排放、煙塵排放分別上升33.9151單位、22.5439單位和15.5032單位。地方政府實際稅率每提高一單位，污水排放、SO2排放、煙塵排放分別減少942.378單位、1149.82單位和425.066單位。

地方政府“為增長而競爭”的行為導致為增長而污染的現象，政府主導型的經濟導致政府引致型的污染。而降低污染排放量、提升環境質量，關鍵在于轉變經濟增長方式，改革現有分稅制體制和環境規制體制，建立更為科學的政績考核體制與公眾參與的環保機制。 觀點 災后的商品可得性

麻省理工學院 Alberto Cavallo等

“自然災害期間的價格和供給中斷”

NBER工作論文第19474號

2010年智利大地震和2011年日本大地震發生后，對超市商品價格和商品可得性會有什么影響？

對這兩次自然災害過后的研究發現，自然災害對商品可得性既有直接的影響，也有持久的影響。

第6篇：農村稅費論文范文

一、鄉鎮政府面臨的財政危機

自上個世紀年代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經濟發展日新月異，舉世矚目。但就在經濟不斷騰飛的背景下，的許多鄉鎮政府卻在近些年來陷入了越來越的財政危機。最近的許多統計和調查都表明，鄉鎮政府的財政危機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和嚴重性。

如據對較早進行農村改革的安徽省的統計，截至年底，全省鄉鎮政府債務總額為億元，平均每個鄉鎮負債萬元。該省宿州市甬橋區的資料表明，個鄉鎮中有個負債，負債面達。到年稅費改革前，該省太和縣僅一縣鄉鎮累計負債就高達億元。另據湖南省農辦、省財政廳的調查，全省多個鄉鎮共負債億元，負債面高達，一些負債比較嚴重的鄉鎮甚至在年就吃完了××年的財政預算。該省芷江縣年全縣個鄉鎮負債總額萬元，鄉鎮平均負債萬元，負債面。四川省農村社會經濟調查隊的調查研究表明，四川省近幾年鄉鎮負債呈急劇上升趨勢，多數鄉鎮陷入了嚴重的財政危機。據該省仁壽縣財政局對個鄉鎮三年負債情況的清理，仁壽縣鄉鎮負債總額由年的萬元上升到年的萬元，增長速度高達，至年平均每個鄉鎮負債萬元。另據對四川省個鄉鎮的調查，平均每個鄉鎮負債由年的萬元上升到年的萬元，增長了。據陜西省農村社會經濟調查隊對個鄉鎮的調查，不少鄉鎮每年的財政收入已不足以支付教師和干部工資，拖欠工資相當普遍，有的教師和干部已有好幾個月沒有發工資。由于多年積累，目前大部分鄉鎮都已背上了債務，有的高達數百萬之巨。河南省的情況最為嚴重，據河南省財政部門的統計，全省個鄉鎮目前總負債億元，平均每個鄉鎮負債萬元，全省以上的鄉鎮都有負債，其中負債萬元以上的有個。據資料披露，中國鄉鎮在上個世紀共留下了億元的龐大債務，其中最嚴重的河南省為億元，占到了。由此看來，除少數東部沿海發達地區不存在鄉鎮財政危機問題外，中西部各省區的鄉鎮政府普遍都存在較為嚴重的財政問題，鄉鎮政府的財政危機確實既普遍又嚴重。

政府負債并不是什么新聞，但是鄉鎮政府的財政危機具有不同于一般的政府負債的特點。一是負債面廣，很多省鄉鎮的負債面達到以上；二是負債額大，數百萬元的政府負債對于大多數鄉鎮來說實在是難以承受；第三是解決無望，目前很多鄉鎮對于自己所擔負的巨額債務根本沒有能力償還，甚至看不到能夠任何償還的希望，只能借新債還舊債。前兩個特點都不是致命的，最后這個特點是最要命的，這三個特點疊加在一起就更要命了。

這至少會產生一明一暗兩個嚴重后果。所謂“一明”，是指已經眾所周知的農民負擔過重的問題，目前鄉鎮政府解決財政狀況不佳的最方便的辦法便是向農民轉移財政危機，加重農民負擔，造成了一系列政治和社會問題。所謂“一暗”，是指有可能由此產生的金融危機，因為鄉鎮政府負債的債主絕大多數為銀行金融機構，如果長期無法償還，并且還不斷地繼續舉債，那么極有可能形成大量的呆賬、死賬。此外，如果說得嚴重一點，這對于鄉鎮政府自身的直接影響可能需要更加引起關注，因為這極有可能造成大量的鄉鎮政府癱瘓或崩潰。當然，中央政府肯定會極力阻止這種現象的發生，但是財政的崩潰足以使鄉鎮政府對任何政務都無能為力，如果不及早籌劃，恐怕后果將不堪設想。

二、與鄉鎮財政相關的兩項改革

自上個世紀年代以來，中國關于農村的改革就一直沒有停止過。最近的改革中與鄉鎮政府相關的主要有兩項，一是稅費改革，二是鄉鎮撤并。雖然從改革的目標來看，這兩項改革的主要出發點是為了解決在社會上影響較大的農民負擔過重的問題，而不完全是為了解決鄉鎮政府的問題的，但是它們都是與鄉鎮政府的財政問題密切相關的。因為稅費改革關系到鄉鎮政府的收入，而鄉鎮撤并則關系到鄉鎮政府的支出。

稅費改革

稅費改革的目的在于統一稅費，簡化手續，減少環節，最終減輕農民負擔。根據中央的部署，從年開始安徽省以省為單位進行稅費改革的試點，其他省級行政區可根據實際情況選擇少數縣市試點。按照原來的安排，在年稅費改革要在全國全面推行，但是由于在試點中暴露出不少問題，出于慎重的考慮，在全國推行的計劃就被推遲了。

這次稅費改革的主要可以概括為“三個取消，兩個調整和一項改革”。所謂“三個取消”，一是取消鄉統籌、農村教育集資等專門面向農民征收的行政事業性收費和政府性基金集資，二是取消屠宰稅，三是取消統一規定的勞動積累工和義務工。“兩個調整”分別是，調整農業稅政策和調整農業特產稅政策。調整后的農業稅按照農業生產用地計稅，而不再按照人頭征收，農業特產稅是把生產、收購兩個環節征稅都改在生產環節征收。“一項改革”是改革村提留征收使用辦法，將村里原先的公益金和管理費改為采用農業稅附加的方式統一收取，村里的公益事業還需用錢時，實行一事一議。

從試點的情況來看，稅費改革還是比較有成效的。農民負擔明顯減輕，據祝保平對安徽省十個鄉鎮的調查，農民每人減輕負擔元，每畝減輕元。廣大農民對稅費改革十分歡迎，在這些鄉鎮出現了多年未見的農民主動繳納稅費的現象。另據對山西省個縣稅費改革試點的調查，稅費改革后農民負擔大為減輕，人均減負元，平均下降。

但是稅費改革在試點過程中也暴露出不少問題，首先對于有些農民來說負擔沒有減輕反而加重了，如安徽省的茶葉特產稅兩個環節合并后，茶農負擔的特產稅比改革前加重了近一倍，湖南省由于對稻谷計稅價格與市場價格差距較大，農民負擔也反而加重了；同時也出現了稅負不公，使農民負擔由地少的農戶向地多的農戶轉移，而在中西部省份，地多的農戶卻正是相對比較貧困的農戶。

尤其是對于本文所關心的鄉鎮財政來說，稅費改革無疑是雪上加霜。平心而論，稅費改革并不是造成鄉鎮財政危機的原因，但是農村稅費改革無疑加重了鄉鎮政府的財政困難。如據何開蔭的調查，實行稅費改革使安徽省平均每個鄉鎮減少收入約萬元，湖南省長沙縣平均每個鄉鎮減少收入萬元，山東省肥城縣減幅更大，平均每個鄉鎮減收萬元。祝保平根據調查也提出，稅費改革使一些鄉鎮財政增長無望，平衡困難。

鄉鎮撤并

進行鄉鎮撤并的主要目的在于，國家希望通過減少鄉鎮的數量從而減少鄉鎮干部的數量，最終實現減少財政支出、減輕農民負擔。這一次鄉鎮撤并始于年前后，目前有的地方正在進行中，到××年初為止已有個省級行政區開展了撤并鄉鎮。這次鄉鎮撤并的力度非常大，使撤并后的鄉鎮數量大幅度減少。如截至年月，江蘇省已經開始鄉鎮撤并的縣市達到，撤并鄉鎮個，撤并后全省鄉鎮數減少了。通過這次鄉鎮撤并，山東省共撤并鄉鎮多個，占鄉鎮總數的四分之一，山西省原有鄉鎮個，共撤并個。根據各省、市、自治區撤并鄉鎮的資料，山西省撤并率最高，達到。

這次鄉鎮撤并的具體做法相對比較簡單，多數為整建制合并，即主要是把原來相鄰的幾個鄉鎮完整地合并為一個鄉鎮，江蘇省這種情況達到了。但是對于鄉鎮撤并后續問題的處理卻并不簡單，如對于被撤鄉鎮駐地如何管理的問題，目前就存在著兩種做法。一種是在被撤鄉鎮駐地設一個臨時辦事機構，稱為辦事處或管理區等，配備名工作人員。采取這種做法的主要有山東、浙江、江蘇等省。另一種做法是在被撤鄉鎮駐地不設任何辦事機構，鄉鎮以下不再設其他管理層次，實行鄉鎮對村的直接管理。目前主要是山西省采取這種做法。

由于鄉鎮撤并涉及行政區劃的調整、機構設置和人員的重大變化，是一項相對比較復雜的改革，其效果恐怕很難在很短的時間看得清楚。再加上有的地方剛剛初步完成，有的地方正在進行中，有的地方則還沒有開始，所以目前呈現出的效果和影響恐怕僅僅是初步的和表面化的。鄉鎮撤并的主要目標是通過減少鄉鎮干部的數量從而減少鄉鎮政府的財政支出，在這一點上改革確實產生了一定的效果，但是壓力仍然很大。據貢鳳濤等人對江蘇省個撤并鄉鎮的調查，只有個鄉鎮人員分流基本到位，占，個鄉鎮進行了部分分流，占，個鄉鎮未進行分流，占。在認為精簡機構、安置富余人員最困難的個鄉鎮中，目前共有工作人員人，少的鄉鎮人，多的高達人，平均每個鄉鎮人。對于減輕農民負擔的目標而言，通常情況下通過鄉鎮撤并在短期內減輕農民負擔是可以做到的，但從長期看這項改革能否真正減輕農民負擔仍需實踐的檢驗。

從關系到鄉鎮財政收入和支出的兩項改革來看，恐怕目前都不足以應對鄉鎮財政所面臨的危機，甚至稅費改革還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鄉鎮政府的財政危機的壓力。那么鄉鎮財政危機的根源在哪里，到底應該如何應對這種局面呢？

三、鄉鎮政府財政危機產生的原因

已經有很多學者和政策研究人員開始關注鄉鎮政府的財政危機問題，對于目前鄉鎮政府產生財政危機的原因很多人都有很詳細的討論，并且他們分析的原因都有很強的共識性。總結起來看，人們分析鄉鎮政府財政危機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一些方面：

機構臃腫，人員膨脹

根據的有關法律和制度，鄉鎮政府是農村地區最基層的政府，其機構設置不要求與上級政府的部門相對應進行對口設置，因而它同時也是機構設置最簡單的一級政府。但是法律對于鄉鎮政府機構設置的審批程序卻沒有嚴格的規定，造成機構設置隨意性大，機構和人員不斷膨脹，使得干部工資和公務費開支巨大。大量的調查研究都證實了這一點。如據國家統計局年對個小城鎮的調查，每個鎮的機構一般都在個，其中鎮屬機構的干部人數平均為名，上級政府派出機構的干部人數為名，都超出編制人數的數倍。何開蔭對安徽鄉鎮的調查也表明，鄉鎮黨委和政府的公務人員便有個，如果加上勤雜人員會達到多人。其他很多人的研究都支持這個分析，如孫自鐸、錢建凱、王安仁等人和四川省農村社會經濟調查隊等，都認為機構臃腫、人員膨脹是造成鄉鎮政府財政問題的一個重要原因。

管理混亂，干部腐敗

財務管理混亂和干部腐敗也是造成鄉鎮財政負擔重的原因之一。鄉鎮一級政府普遍缺乏預算意識，財政支出管理漏洞較多，不少鄉鎮不僅多個部門和領導有財務審批權，而且存在濫購、濫補、濫獎的現象。同時，鄉鎮干部的、大吃大喝現象也并不少見，如據這幾年新聞媒體的公開報道，僅由于鄉鎮干部賒賬吃飯而使飯店酒樓破產倒閉的至少就有十起上下。因此，許多研究者都把這一點列為形成鄉鎮政府財政危機的原因之一，如上述孫自鐸、錢建凱、王安仁等人的研究中都有這一認識。當然，不用多說，人員過多和干部腐敗不僅加重了鄉鎮政府的財政負擔，而且也必然要加重農民負擔，引起農民的不滿以及農民和干部的沖突。

升級達標，開支巨大

從世紀年代初以來，各級政府經常舉行大大小小的名目繁多的達標升級活動，象“普六”、“普九”、教育“雙基”達標、衛生“初保”達標、計生服務站達標、油路鄉鄉通、訂報、滅鼠、衛生室、改水、改廁、各類活動室達標等等。這些活動每一項達標驗收都要花費不少錢財、動用很多民力，而它們最終都要沉淀到鄉鎮，由鄉鎮政府具體落實。鄉鎮政府明知這些活動勞民傷財，鄉鎮財政無此實力，但是在政績考核“一票否決”的壓力下不得不“打腫臉充胖子”，硬著頭皮去完成這些達標項目，一方面加重了農民負擔，另一方面也加重了鄉鎮財政負擔。

分稅不公，職責過重

年以來實行的分稅制存在著收入向上集中、支出向下轉移的制度性缺陷。在分稅制下，重要稅種的收入有的全部歸屬中央，有的在中央與地方、或地方各級政府間分成。地方各級政府為了保障各自的財政收入，往往采取層層下壓的辦法，盡可能地從下級政府那里獲取更多的分成。甚至，上級政府每年下達給鄉鎮政府的財稅收入計劃還可能脫離鄉鎮實際，使鄉鎮政府根本無法完成。但是由于把財政收入完成情況與鄉鎮主要領導和分管領導的政績考核掛鉤，完不成任務便“一票否決”，甚至就地免職，迫使鄉鎮政府為完成計劃弄虛作假，拼命舉債。

同時，由于分稅制只解決了稅收的劃分問題，而對各級政府應該承擔的職責劃分卻不甚明了。這就導致上級政府盡可能地通過職責下移的辦法將財政支出轉移給下級政府，而鄉鎮政府作為最底層的一級政府沒有再轉移的余地，只好默默承受著這不公平的職責轉移。換句話說，鄉鎮政府在稅收分成中分得的是最沒有保障的小塊份額，但是卻要承擔本應由中央政府或其他上級政府應該的職責，如農村的衛生、教育、道路、水利、電力等公共事業和基礎設施建設，現在基本上是由基層政府來承擔。別的不說，單就九年義務教育而論，在城市地區是由國家負擔，而在農村地區校舍建設、教師工資都要由鄉鎮財政解決，鄉鎮政府對此實在是難以承受。因此有人將分稅制后各級政府間財政狀況總結為四句話：“中央財政很好過，省級財政也好過，地市級財政可以過，縣鄉兩級真難過。”當然，為了完成這些職責，鄉鎮政府只好或者大舉借債，或者向農民轉嫁負擔。

當然，具體到不同的鄉鎮，可能還有其他的原因會造成鄉鎮政府的財政危機，如鄉鎮所屬的鄉鎮企業的投資或經營失誤，農民拖欠稅費等。本文所引證的研究者的論文資料中不少都有不同程度的涉及，限于篇幅在此不再詳細介紹。

四、從政府間關系的角度對問題的再認識

應該說，學者、基層干部以及政策研究人員對于鄉鎮政府財政危機原因的分析是比較客觀、公正和符合實際情況的，具有較強的應用價值，值得重視和研究。本文在此試圖從一個更加學術化的角度，即從純粹政治學的角度和更加宏觀的層次加入到探討這個問題的行列，提出一點初步和不太成熟的想法，來作為本文的總結和結論。我認為鄉鎮政府財政危機反映出的問題實際上仍然是中國數千年來一直沒有解決的問題，即各級政府間的合理關系問題。

中國傳統上是一個中央集權的單一制國家，中央政府保留著比較大的權力，這是由中國的歷史文化特征和當前所處的特殊國情所決定的。盡管當前在中國也存在著中央與地方權力劃分的問題，但是上下級政府之間的僵化的自上而下的控制關系、基層政府相對自的過分萎縮等，仍然是政府間關系中的一個突出問題。

當前中國上下級政府間的關系呈現出高度僵化、向上集中的特征，下級政府對于上級政府層層下達的數量化的任務沒有任何商議權和保留權，只能按時完成，否則便會面臨“一票否決”的困境。這種層層傳遞甚至加碼的工作壓力最終都要全部由國家最基層的鄉鎮政府來完成。由于過分強調上級意圖和任務而忽視了鄉鎮下層政府的工作自，往往使鄉鎮變成了單純完成上級任務的工作機器。上級政府布置的這些工作有的是合理和必要的，有的則顯然是值得商榷的。如前面本文所述，從世紀年代初以來的大大小小的名目繁多的達標升級活動，象“普六”、“普九”、教育“雙基”達標、衛生“初保”達標、計生服務站達標、油路鄉鄉通、訂報、滅鼠、衛生室、改水、改廁、各類活動室達標等等，每一項達標驗收都要花費不少錢財、動用很多民力，使鄉鎮不堪重負。不僅如此，在許多鄉鎮財政非常困難的情況下，有些上級部門向鄉鎮伸手卻有增無減，一些地方政府出臺的收費、集資土政策和一些部門的亂攤派、亂罰款，使鄉鎮政府苦不堪言，這不僅加重了鄉鎮政府的財政困難，而且也加重了農民的負擔。

第7篇：農村稅費論文范文

論文摘要：近年來，農村在實施“低保”過程中還存在一些問題，需要采取相應的措施加以解決。

據國家統計局最新統計顯示，我國農村人口7.37億，占全國人口的56.1％。截至2006年末，農村絕對貧困人口有2148萬人，低收入人群為3558萬人。目前，已有25個省(自治區、直轄市)的2133個縣(市、區)初步建立了農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1509萬農民享受了農村最低生活保障。但農村實施“低保”制度過程中還存在一系列的問題，需采取相應措施加以解決。

一、農村實施“低保”制度存在的主要問題

(一)認識上的誤區。部分地區實際領取低保人數與省級轉移支付核定的領取“低保”數量有很大偏差，這主要是認識上存在誤區。2005年某些省進行了農村稅費改革，對領取低保人供養采取省級專項支付補助辦法。由于各鄉鎮未認真執行農村低保的有關規定，領取低保對象的評定和發證工作沒有正常開展，致使調查摸底人數偏少，影響其準確核定。造成這種狀況的主要原因是許多基層政府工作人員對“低保"-r作的認識不足。有不少地方的政府部門認為“低保”工作固然重要，但經濟發展相對落后、財政資金不足。所以，他們也不知所措。不少人認為，同是作為弱勢群體的農村居民與城市居民相比，前者還擁有賴以生存的生產資料——土地，而城市三無人員、下崗人員等，失去工作，就失去了任何經濟來源。所以。認為在農村建立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多余的。認為錢多就多保一點，錢少就可少保一點，沒錢就可不保。

(二)“低保”對象的界定標準需規范。首先，在“低保”資格確認上，最大的問題是對收入缺乏有效的審核手段，或者隱性收入問題比較嚴重，難以貨幣化。由于農村居民收入中糧食等實物收入占相當比重，在價值轉化過程中，存在較大的隨意性。其次，難以準確計算農民的個人收入。除農作物收成的季節性及受自然災害的影響較大等因素外，外出務工人員的增加也增大了收入的不穩定性。由于我國在農村主要采用人工手段進行收入審核，反映在審查、審核“低保”對象時，對困難家庭的收入計算雖有統計部門提供的計算農村家庭收入辦法，但實際計算時還比較困難；個別地方為獲得最低生活保障，存在嚴重的逆向選擇行為和道德風險問題，他們把年老父母與子女分開，單獨由父母申請農村低保，而把法律規定由子女承擔的贍養義務推向政府。

(三)縣、鄉負擔的最低生活保障資金難以落實。很多地區雖然已建立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但財政緊張。據調查，部分縣、鄉政府的“低保”資金來源渠道單一，完全依賴財政投入。這是制約農村“低保”工作整體推進的一個關鍵問題。

(四)農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配套措施不健全。從對部分省市的調查結果看，大部分地區只單純注重農村“低保”制度的實施，而相應的配套措施卻不完善。在政策銜接方面，與計劃生育政策相沖突。如，山東省某農村地區將因超生造成生活貧困的農村居民排除在農村最低生活保障之外，這樣雖然有利于計劃生育工作，但出現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與我國計劃生育政策“斷層”的現象。按照國務院有關規定，農村特困戶的補助由村公益金解決。但實施最低生活保障后，貧困對象的補助來源由村公益金擴大到鄉鎮財政。這樣，就出現與國務院有關規定不一致的現象。

二、對策

(一)確定合理的經費籌集辦法。農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經費籌集應有兩種辦法。一是地方各級財政與村集體經濟按一定比例分擔。二是由政府財政全部負擔。后一種辦法更切合實際。因為除我國東部沿海開放地區外，中西部地區集體經濟根本沒有能力負擔最低生活保障的經費。當然，第二種做法在沿海等比較發達的地區可以做到，在實施過程中兩種辦法可同時進行。中西部地區可實行第一種做法，沿海等比較發達的地區可實行第二種做法，這樣可減輕國家的財政負擔。

(二)增強低保人員的維權意識。農村享受“低保”的一般都是年齡比較大或疾病傷殘者，他們對“低保”制度不了解，大多是政府給多少就拿多少，沒有維權意識。可見，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實施不能停留在表面上，而應讓領取人知道他們應領多少以及讓他們明白領取“低保”是他們的權利，不是想給多少就給多少，從而增強他們對“低保”的維權意識。

第8篇：農村稅費論文范文

【摘要】解決地方財政困難的一個重要途徑就是加大縣級政府財力培育,發展適合各地實情的縣域經濟,以經濟的發展來促進財政問題的解決,走“經濟-財政-經濟”的辯證發展道路。本文以湖南省縣級政府財力培育為研究對象,在分析湖南省縣級政府財力困境現狀及成因的基礎上,提出湖南省縣級財力培育的宏觀政策。

【關鍵詞】縣級政府;財力培育;湖南

近年來,在國民經濟保持持續發展和國家財政收入連年快速增長的背景下,縣鄉財政困難越來越突出。這主要是由于農業、農村經濟和整個國民經濟結構實施戰略性調整,省以下財政體制改革不到位,增人增支剛性增長,國民收入分配格局調整滯后等體制性、政策性多種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是城鄉分割和地區間經濟非協調發展在縣、鄉財政上的集中反映。

一、湖南省縣級政府財力困難的主要表現

(一)縣級財政收支差額與赤字

近年來,隨著農村稅費改革和國家清費立稅改革相繼出臺,縣鄉預算外收入急劇下降,縣鄉財政的包袱大大增加。縣鄉政府作為一級政權機構,有其必須履行的政府職能,必須提供的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但由于縣鄉財政巨大的財政赤字和財政負擔,大多數的縣鄉財政很難支持一級政府的正常運轉,影響縣鄉政府職能的實現。

以長沙市縣級政府為例,2003年財政赤字為41502萬元,2008年達到166097萬元,擴大了4倍。不僅如此,縣與縣之間的財政收入與財政支出差距也呈擴大趨勢。在同一市內,以長沙縣與望城縣為例,2003年財政收入、財政支出分別相差15925萬元和19728萬元,2008年分別達到37021萬元和47953萬元。不同市域,差距就更大了。以長沙市長沙縣與湘潭市湘潭縣為例,2003年財政收入湘潭縣為長沙縣的37.51%,財政支出則為40.88%,2008年分別為25.97%和51.91%。可見財政收入差距不斷擴大,財政支出相對縮小,故地方財政承受能力即財政赤字的差距不斷擴大。

(二)文教體衛經費支出嚴重短缺

目前,工業化、現代化的進程確實使中國逐步躋身于世界強國之林。但長期以來,由于片面強調經濟的發展,忽視了微觀經濟主體對社會環境發展的需求,致使我國大部分城市存在經濟發展與社會發展不協調、經濟建設與社會文化建設不協調的問題,這不僅阻礙了經濟的發展,也加大了我國人口素質、社會環境等方面與發達國家的距離。要改變這種狀況,必須從轉變政府職能入手,對文、教、體、衛在社會發展中的作用給予充分的認識,并將科技和教育支出放到政府財政支出的首位,給予優先考慮。2000年至2008年,湖南省文教體衛財政總支出隨著經濟增長而增加,但占財政支出比例卻呈現出下降趨勢,2008年僅為19.69%,是近9年來的最低水平,大大低于發達國家35%—40%的水平。

(三)農村社會保障體系財政資金需求缺口巨大

農村社會保障資金嚴重不足,城鄉社會保障實施嚴重不平衡。目前,農村以養老、醫療為重點的社會保障工作僅在小范圍內試點實行,社會保障基金調劑范圍較小,用于農村的社會保障資金費用也較少。以湖南省為例,2001年用于農村的保障資金為912.4萬元,僅相當于城市保障資金的3.4%,若加上農村困難戶集體補助金487.0萬元和農村五保戶集體供養金14467.5萬元,也只有15866.9萬元,僅占湖南社會保障金總額的9.96%。可見,農村社會保障水平低下,支援不發達地區的財政支出比例逐年下降,但不發達地區卻是最需要財政公正支持的。

二、湖南省縣級政府財力困難的原因分析

(一)行政機構膨脹,事業管理費高

多年來,財政供養人口過多,增長過快,結構不合理的狀況并沒有多大的改善。人浮于事的結果直接導致財政支出中用于工資的比例在增加,但行政效率卻低下,加大了尋租行為出現的可能性,增加了財政運作成本。據調查,2001—2008年湖南省政府行政管理費占財政支出的9%—10%,并呈現穩步增長趨勢;部門事業費占財政支出比重高達30%;行政事業管理費占比高達55%以上。財政支出絕大部分花費在政府行政機構、部門管理事業費上,造成財政支持經濟發展和基礎設施建設不足,導致財源培育不足,制約了財政收入的增長。

(二)縣域、農村經濟發展不足

當前,縣鄉財政可用財力增長乏力,主要原因在于經濟發展不夠。湖南是農業大省,但農業基礎設施建設滯后,抵御自然災害的能力不強;農業產業結構調整慢,綠色、優質、高效的農產品基地規模小,農業龍頭企業帶動能力弱,農民增收的步伐緩慢。2008年湖南省農民收入中的73.8%來自農業,其中,農業收入中來自糧、棉、油、糖、煙葉的收入高達80%以上,來自果菜收入比重還不到10%。過去,在農產品短缺的情況下,農產品價格一直比較高,農業只要增產就能帶來農民增收。并且,湖南省農業稅收年增長幅度,從2000年的33%回落到2005年的9.6%直至近年才稍有回升。種種現象表明,農業增產、農民不增收和財政不增稅的問題對縣鄉財政經濟發展的制約作用已經顯露出來,并呈現不斷強化的趨勢。這是近幾年來縣鄉一級財政困難程度進一步加大的重要原因。

(三)城鄉資源占有不均等導致城鄉居民收入的不均等

1.城鄉人口結構對城鄉收入差距的影響。我國建國50多年來人口增長過快,農村人口總量也是在遞增的,到2000年才有快速相對下降的跡象,但至今仍有將近61%的人口聚居在農村,表明我國城市化水平仍然偏低,農業就業結構轉換仍然滯后于產業結構的轉換。農村聚居大量的人口,必然導致極低的生產效率,這也和我國工業化的程度極不相稱。造成這種局面的根本原因當屬我國計劃經濟時代的戶籍制度,到現在農民要變成城市居民的主要途徑還是升學。因此,打破城鄉人口滯留的格局,加快城市化進程,顯得尤為必要。

2.產業結構演進對城鄉收入差距的影響。1978年以后,我國經濟確實出現了高增長。而到上世紀90年代中期以后,高增長卻是由第二、第三產業拉動,而第一產業停滯甚至萎縮,這主要是由農業的稟賦決定的,但還夾雜著人口因素。1997年以后,我國農業產值占到GDP的20%以下。同期,我國農村人口仍占總人口的70%左右,結果就導致城鄉收入差距變得特別突出。1978年,從三種產業的產值結構來看,我國工業所占比重已達44.8%,具有人均GDP3000美元以上中等發達國家的特征;而從勞動力結構來看,農業勞動力比重高達73.3%,是人均GDP200美元以下農業國家的典型特征。這里面的關鍵因素是人口結構的調整跟不上產業結構調整的步伐。1999年,我國農業產值在總產值中的比重為17.7%,而就業比重依然高達50.1%。根據庫茲涅茨的統計分析,當人均GDP達到500美元時,第一產業的就業比重為31.4%。可見,我國農業勞動力比重過大導致農業相對勞動生產率過低。

三、培育湖南省縣級政府財力的宏觀政策研究

(一)精簡鄉鎮行政機構與成員

益陽市作為湖南省改革試點城市,2006年內,全市鄉鎮從144個精簡到96個,1294名鄉鎮干部精簡為705人,鄉鎮事業編制減少10035人,精簡率達63.4%。以益陽市2005年底人口總數460.6萬人為基數,幾乎每300人中就有一名政府辦事人員;年度財政收入總額92377萬元,而財政支出達到317808萬元。從種種事實中我們不難看出,湖南省縣級政府機構臃腫,基層行政機構人員冗雜,財政供養規模過大,使得縣級政府財力無法滿足社會對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的需求,無法促進縣域經濟和社會事業的協調發展。這就要求必須進一步推行縣級政府機構改革,精簡冗員。可以根據“一級政權,一級事權,一級財權,一級稅基,一級預算,一級產權,一級舉債權”的基本原則,考察各地實際職能需要與財力因素,配備工作人員,避免出現人多反而不辦事、辦不好的情況。并且,政府的編制也應該考慮一定時期內的財政情況,在集中財力求發展的時期可以適當縮減編制,等到經濟社會發展需要更多的人才時,再適當引進,以達到比一開始人員臃腫時更事半功倍的作用。

(二)推進鄉財縣管

自從實施稅費改革、全面取消農業稅等政策后,絕大多數鄉鎮已經失去其主要的財源。農業稅在整個湖南省的財政收入中占了比較大的比重,在絕大多數沒有自主產業,僅僅依靠農業稅等稅費收入取得財政收入的鄉鎮對上級財政轉移支付的依賴性也越來越強,“吃飯財政”的現狀都難以持續。在這樣的前提下提出逐步撤消鄉鎮財政,推進“鄉財縣管”也是必然趨勢。采取預算共編、賬戶共設、集中收付、票據統管的管理模式,逐步取消鄉鎮財政。

(三)提高農民在土地轉讓過程中的分享比例

在現行征地制度下,除鄉鎮企業用地、農村公共公益事業用地、農民宅基地外,所有新增建設用地需要占用農用地的,無論是出于基礎設施建設等公共目的的需要,還是出于房地產開發等私人目的的需要,都借助國家土地征用權來實現農地轉用,征地的服務范圍超出了公共利益的界限。同時,國家法律規定的征地補償標準過低,在征地補償中對農民的最低生活保障和就業保障未予足夠的考慮,特別是對于本來就很低的征地補償費用,集體經濟組織又要截留、分享,因此農民實際得到的補償更低。征地后失去土地的農民由于缺乏非農就業所必需的專業技能等原因,很難在短時期內找到合適的非農就業崗位,而貨幣形式的社會保障體系又很不完善,致使一部分農民的基本生活和就業都受到了影響。在土地用途管制下,農民承擔了耕地保護、國家糧食安全、可持續發展等方面公共利益的代價,卻不能全面分享農地轉用過程中的土地增值收益,不能得到應有的公共財政上的支持和補貼,農民的土地權益事實上集體性地受到了侵害。

(四)改革土地流轉制度和戶籍管理制度

要創新土地流轉制度,一是要打破國家對土地一級市場的壟斷,允許集體非農用地直接進入市場,對經營性用地實行市場定價;二是明確界定“公共目的”的內涵和外延、明確界定政府土地征用權限和征用范圍,提高農民轉讓土地的分享比例;三是建立能夠全面、真實地反映土地資源價格、資源成本和社會保障價格的科學的地價評估體系,對批準入市的土地進行全面的定價評估,為征地補償提供價格依據;四是在充分考慮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和農民的土地發展補償、未來收益補償、社會保障補償以及勞動力安置等因素的基礎上提高征地補償標準;五是對于有長期穩定收益的公益性占地,允許農民入股,允許經批準為建設用地的農用地以租賃形式轉化為工商業用地。

四、總結

第9篇：農村稅費論文范文

論文摘要：在西部貧困農村經濟社會發展過程中，公共產品供給理論出現了新變化，農業的弱質性、市場化、農村公共產品供給總量嚴重不足、城鄉差距不斷擴大。因此，加大政府對西部貧困地區基礎設施建設的投入力度，調整農村公共產品供給的政策取向，加大農村公共產品供給，是新階段解決西部農村貧困問題的有效措施。

20世紀八十年代開始，各級政府加大了對農村的投資，與過去相比在絕對額上大幅度增加，出現了快速增長的局面，但隨著西部經濟的不斷發展和農村社會經濟的不斷發展，農村公共產品普遍供給不足、社會保障水平低、社會援助體系覆蓋面小、義務教育和公共衛生等公共服務相對滯后日益顯現。農村公共產品的供給與農民負擔有很強的相關性，有效提供農村公共產品對減輕農民負擔、增加農民收入具有重要的作用。農村公共產品供給的普遍短缺，不利于農業和農村經濟的穩定發展，也制約了農民收入的增加。如何建立符合農村經濟發展需要的公共產品供給制度，已成為西部社會經濟發展中的突出問題。近年來，青海農業綜合生產能力不斷提高，但農民收入增長緩慢，其中農村公共產品的供給不足是其重要原因。因此，增加農村公共產品供給和提高農民的收入，對青海農業和農村經濟的發展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在青海，農業是自然風險與市場風險相互交織的弱質產業，加上農民生產的分散性組織形式，決定了農民生產私人產品對農村公共產品的強烈依賴，并且農村經濟市場化程度越高，這種依賴性就越大。特別是隨著西部大開發戰略的進一步落實，青海現有的農村公共產品供給體制越來越不適應新形勢的要求，公共產品供給短缺已成為制約農民收入增長的主要原因。

1、農村公共產品長期供給短缺制約著農民收入的增加。青海農業和農村經濟落后，農民收入水平低，農村公共產品長期以來供給短缺，行路難、就醫難、用電難、上學難、吃水難等在廣大農村地區普遍存在，造成發展農業和農村經濟的物質基礎嚴重不足，制約了農村生產力的提高和農民收入的增長。具體表現在:(1)交通運輸設施不發達，農民生產的產品運不出去，使豐富的動植物資源和特色農業的價值無法實現，不少地方的農民“抱著金碗討飯吃”;(2)政府對農村義務教育的投入。從青海總的情況來看，農村義務教育資源供給規模和質量依然遠不能同城市相比，這也直接導致農村學齡兒童越來越多地向城鎮學校轉移或干脆輟學的情況。在青海海東地區平安縣洪水泉鄉某村，盡管到城鎮中小學要寄宿借讀，教育投入會成倍增加，但還是有超過30%的學齡兒童到城鎮中小學借讀。這說明政府對農村義務教育投入還是不夠的，現有投入還不能滿足農村義務教育的需要;另一方面由于農村中小學的大規模合并，導致部分鄉村小學被裁撤的村子的兒童上學路程越來越遠，上學越來越不方便。這在一些山區鄉村尤為嚴重;(3)水利設施投入嚴重不足，青海由于特殊的地理地位，很多淺山地區農業靠天吃飯，新的水利設施很難建起來。一方面由于政府對于農田水利設施缺乏有效的管理維護;另一方面政府對地方性強的農田水利建設缺乏后續投入，使得大多數農田水利設施遭到破壞，特別是一些跨縣鄉跨鄉村的水利設施毀壞尤其嚴重，不少已經徹底喪失了水利功能。這進一步加劇了我國農業生產靠天收的風險，同時也提高了農業生產成本;(4)農民收入增長緩慢，面對不斷上漲的醫療費用，農民因病致貧、因病返貧的現象逐年增多。加之政府對農村醫療設施投入少，農民身體素質普遍下降，影響了農村社會的進步和可持續發展;(5)農村通訊設施供給不足，農民與外界聯系不順暢，無法獲取及時、準確的市場信息，使農業和農村經濟的商品化和市場化程度無法提高。

2、農村公共產品供給嚴重失衡。青海農村公共產品供給在產品供給結構上嚴重失衡，尤其體現在強調物質性公共產品供給的同時，忽視非物質性公共產品供給。這種失衡具體體現在:農村公共產品供給重視物質性公共產品供給，忽視精神文化類公共產品供給;注意到了道路橋梁等交通設施建設，忽視環境保護等公益事業的發展。另外，由于青海農村的農業生產條件和經濟社會發展水平不一樣，各村自己提供公共產品的能力也不一樣，在同一地域內各村公共產品供給也存在很大差異。青海農村公共產品的缺乏，意味著農村、農民在進行私人產品的生產和消費時要付出比城市居民更高的費用和成本。公共產品供給上的差異必然影響到公共產品消費者的生產成本和收入水平。好的基礎教育和衛生保健，可使潛在的窮人更可能有機會脫貧。而青海的基礎教育、衛生保健等公共產品在農村的缺乏，制約了農民提高個人獲得收入的能力。 轉貼于

筆者在調查中也發現了一些在解決農村公共產品供給中的有益探索和嘗試，這些舉措不僅大大提高了當地農村公共產品供給水平和效益，而且有力地推動了當地經濟社會的快速發展，對其他地區如何因地制宜地推進農村公共產品供給事業也是一個很好的參照和借鑒。這些做法主要包括:

1、通過移民搬遷、充分搭國家現有公共產品資源便車的辦法來解決農村公共產品供給。筆者在青海海北、海東等地農村看到，原來一些地勢低洼、經常遭遇洪水，或者被政府劃定為蓄洪、行洪區的村莊，在政府組織和補助下，整體搬遷到地勢較高而且交通便利的地方統一建設移民新村，使得這些村子的公共產品供給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也有一些山區鄉村，由于村民原來居住分散，不僅交通不便，而且像子女上學以及電話、有線電視等基礎設施都非常難以統一提供，他們就在附近公路邊開辟一個相對集中的位置進行集中建房，不僅在不投入交通設施的情況下大大改善了居住交通條件，方便子女上學，也使有線電視、電話等現代生活設施能夠迅速走進普通村民家庭;還有很多靠近國道、省道的村子干脆都搬到路邊成片建房，并逐步形成一些鄉村集市。

2、建立新的農村公共物品供給機制。經過改革開放二十多年的發展，我國農村公共物品建設陷入了一種困境:一方面是農村經濟發展和農民物質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對公共物品需求的不斷增強;另一方面是國家目前偏重城市而沒有能力為農村提供足夠的公共物品。又加之近年來農民收入增長緩慢，國家為了減輕農民負擔，推行費稅改革，使現行的農村公共物品供給機制受到限制。因此，當務之急是在新的情況下建立新的農村公共物品供給機制。應當主要著手于:(1)公共物品供給主體。考慮到農村的實際情況，農村地區各種層次的公共物品的供給應主要由省以上財政提供，地市級財政適當配套，縣鄉財政暫時不予考慮，以免進一步加重農民負擔。(2)公共物品需求區域性差異。由于我國東、中、西部農村地區的經濟情況和農民生活水平存在著一定的差異，因此各地區在公共物品的需求程度上也存在一定的差異。在有限的公共物品資源的分割中，按照區域性差異投放公共物品是一種最經濟、最有效的方式。(3)公共物品融資方式。公共物品供給資金來源應當以政府財政支持為主要，但在現實情況下，完全依靠政府財政解決問題是不可能的。因此，還應當由政府出面，動員全社會各方面力量，積極探索新的融資渠道。例如，發行農村公共物品建設特種國債;由私人提供政府補貼的方式;完全由私人或非營利組織提供等等。(4)監督管理。對農村公共物品建設資金應當設立專門的監督檢察人員，不僅要完善農村公共物品建設資金的管理，而且要監督資金使用情況和收益情況，防止農村有限的公共物品資源流失。

3、因地制宜，組織農民通過社會合作方式來提供公共物品。就我國當前的狀況來說，組織農民通過合作的方式來提供公共物品也面臨著一個極為尷尬的境地:一方面打破了“大集體”無效率，實行“單干”，提高了農村勞動生產率，“單干”渙散了農民之間的關系，使組織農民難上加難;另一方面國家無力提供足夠的公共物品，又要求農民組織起來通過社會合作的方式解決農村公共物品不足的矛盾。因此，現實的選擇就是因地制宜組織農民通過社會合作的方式進行農村公共物品的建設。因地制宜，是指根據各地農村經濟發展的不同情況，成立農民合作經濟組織或者通過農民合作的方式，在不過分增加農民負擔的前提下，進行一些區域性的、中小型的公共基礎設施建設。例如，進行中小型水利設施的建設和維護、鄉村道路的建設和維護、衛星電視接收設備的安裝、市場信息共享、農業技術推廣等等。這些投資少、見效快的農村公共基礎設施通過農民社會合作的方式來完成，一方面可以節省國家支農資金，進行大型的農村公共基礎設施的建設;另一方面可以融洽村民關系，建立農民經濟組織。

4、完善農村公共產品供給的配套措施。農村公共產品供給并不是孤立的，它涉及方方面面的配套機制，當前應做好以下工作:(1)完善農村稅制并統一城鄉稅制。完善農村稅制、統一城鄉稅制能夠為基層政府提供穩定的財政收入，可保證農村公共產品的供給資金。要通過全自治區的農村稅費改革，構建新的農村稅制，使城鄉稅制統一，既有利于全區稅收體系的完整統一，保護廣大農民的利益，保持農村的相對穩定，又有利于促進自治區市場經濟的發展，充分發揮稅收調節經濟的作用;(2)完善鄉村行政體制和政府官員政績考評體系。現行的鄉村型體制和政府官員政績考評體系嚴重影響了自治區農村公共產品供給的效率，有必要進行改革和完善。一是進一步完善鄉村行政體制。自治區鄉鎮一級普遍存在“小政府，大機構”的狀況，財政供養人員的支出負擔過于沉重，呈現典型的“吃飯財政”特征。這種狀況已嚴重影響了農村公共產品供給，使得供給資金不足、供給效率低下，因此改革鄉村機構、精簡人員，減少“吃飯財政”是關鍵;二是完善基層政府官員的政績考評體系。要重新構建績效評估體系，改革現行的以經濟數量指標為標準的政績考核體系。地方基層政府應在堅持以人為本、堅持科學發展的基礎上，將社區經濟的外部性、可持續性發展能力和本社區居民的滿意度作為評估標準。

主要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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